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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此刻倍思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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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苏东坡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公认的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治水名人，诗、词、散文、书、画成就极高。他与父苏洵、弟苏辙史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坎坷命运、风雨人生让苏东坡阅历丰富、见多识广，豪放豁达、为人真诚让他挚友广众、深得人心。好书画、交友、美食、品茗、山水、歌舞……天南地北，被流放到哪一个地方都不会寂寞。从眉州到汴京，从杭州到密州，从徐州到湖州，从黄州到汝州，从二任杭州到流放颍州、扬州、定州、惠州，又从海南岛的儋州到最后回朝廷复命途中卒于常州。虽然历尽千辛万苦，但苏东坡衷心不改：报效国家、为民办事、勤奋创作。苏东坡各类朋友甚多，红颜知己不少。“明媒正娶”的先后有王弗、王闰之、王朝云。三位佳人均姓王，王闰之还是王弗的堂妹。陪伴苏东坡到晚年的只有王朝云，但她到34岁谢世时都没有“夫人”的名份，只是侍妾。苏东坡有多少个儿子？据查有4个。王弗为苏东坡生了苏迈，27岁去世。3年后，王闰之续房，生了苏迨、苏过，37岁去世。1083年，王朝云22岁那年，为苏东坡生了苏遁。苏东坡给小儿子取这个名字，是想他远离纷繁复杂的官场、躲开你死我活的争斗，不要像自己那样身为朝廷命官也颠沛流离、四处流浪。1084年7月28日，因酷热下长途跋涉，只有半岁的苏遁中暑夭折。17年后的7月28日，苏东坡在奔波忙碌中仙逝，与苏遁同忌日。苏东坡写过多少作品？有据可查的，诗有2700多首，词有300多阕，还有1500多篇赋、记、序、歌、辞等各类文章，他流传于世的作品最少4500件。苏东坡与王朝云的爱情故事为什么感动后人？来到惠州西湖，参观六如亭、拜谒朝云墓，一切有了答案。惠州西湖风光旖旎，四季如春，充分显示出南国湖泊景致的迷人魅力。因苏东坡与爱妾王朝云、儿子苏过在此度过了近3年峥嵘岁月，惠州西湖更加名扬天下。有诗为证：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孤山是惠州西湖古迹景点最集中的地方。王朝云墓位于孤山东南麓，面向碧波荡漾的湖水。墓前是为朝云遮风挡雨的六如亭。亭的两边有一副源于朝云念经的对联：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朝云墓坐西北朝东南，为一般的青砖结构，但形制独特。苏东坡亲自为平时喜欢诵《金刚般若波罗蜜心经》的爱妾写了墓志铭“……浮屠是瞻，伽蓝是依。如汝宿心，惟佛是归。”苏东坡还写了很多怀念朝云的文章：《惠州荐朝云疏》《悼朝云》等，足见他对朝云深沉的爱恋和深切的缅怀。苏东坡与王朝云相识于一次偶遇。苏东坡35岁那年，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贬杭州。某日与文友游西湖，宴饮时歌舞助兴。一位12岁的歌女以其精湛的表演、艳丽的姿色闯进了苏东坡心扉。湖上美景如画，身边美女迷人。苏东坡诗兴大发，写下了千古传颂的佳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艳抹总相宜。”后来，苏东坡把12岁的王朝云收为侍儿，侍候继室王闰之。朝云出身贫寒却聪明伶俐，十分懂事，也非常敬佩仰慕东坡先生。进入苏家后，朝云与他日夜相见，爱慕之情日渐加深。能和这样一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又和蔼可亲的大人朝夕相处，死而无憾。东坡也十分疼爱朝云，经常教她读书识字、吟诗弹琴。一日，饭后，苏东坡摸着肚皮问身边的侍儿们：我肚里是何物？一曰文章，又一曰见识。但朝云说，先生满肚子不合时宜。从此，苏东坡特别看重朝云，把她视作红颜知己，“知我者，唯朝云也”。朝云过世后，他还写了这样一副挽联：不合时宜，唯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琴，每逢暮雨倍思卿。“乌台诗案”苏东坡几乎命丧黄泉，更加印证了王朝云“满肚不合时宜”的用心良苦。苏东坡虽然躲过一劫，但跌入了人生低谷。然而，不管苏东坡被贬何处，王朝云痴心不改、生死相随。朝云墓是惠州西湖著名景点，前来拜谒的游客络绎不绝。惠州人民更是把王朝云敬奉为善良美丽、忠于爱情的女神。

张伟棠

2021-12-05
日藏宋刊《东坡集》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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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增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东渡日本，历经转徙，藏存公文书馆内阁书库，成为“日本重要文化财”。清末民初著名学者杨守敬、董康、傅增湘赴日访书。继1999年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十行十八字版《东坡集》复制回国，2015年11月徐州老土又访得此版，仿印赠郏县、黄冈和眉山三苏祠博物馆收藏，使世上仅存的四套宋刊《东坡集》残帙在国内得以“合璧”。世上仅存的四套苏轼曾孙苏峤刊印的《东坡集》，继1999年经中日双方达成协议由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十行十八字版《东坡集》复制回国，由线装书局影印出版之后，2015年11月徐州苏轼文化爱好者张振刚号徐州老土，访得藏在日本公文书馆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的电子版，自费交由大道公司用宣纸仿印完成。除自己收藏外分赠郏县、黄冈和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各一套收藏。苏峤，字季真，苏轼三子苏过之孙，苏籥之子，过继苏迨之子苏篑为后，历官建州知州、给事黄门、待制显谟阁。其祖父苏过、父亲苏籥和曾祖苏轼同葬郏县小峨眉山。1972年6月郏县苏轼墓地出土的苏辙次子苏适夫妇墓志铭，其中黄氏墓志铭就是由苏峤的祖父苏过题盖、苏峤的父亲苏籥书丹。“沧海何曾断地脉。”徐州是苏轼的任职地，郏县是苏轼的长眠地，黄冈是苏轼的贬谪地，眉山是苏轼的出生地。可以说，徐州老土此举，使漂泊海外宋刊《东坡集》今天终于回“家”！●内阁文库藏宋刊《东坡集》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苏轼曾孙苏峤刊印的《东坡集》四十集分为十行十八字版和十行二十字版两种，是现存最早苏轼作品集残帙。其中十行十八字版，日本国天皇的皇家藏书机构宫内厅书陵部（缺卷三十四至三十六）、北京图书馆（残存者有三十卷）各藏一套；十行二十字版日本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残存有二十三卷）、上海图书馆各存一套，上海图书馆藏《东坡集》仅七页半。四处藏本“合璧”可补为全本。北宋末年“元祐党争”，苏轼诗文曾两次遭禁，刊版亦被焚毁。南宋苏文弛禁之后，苏轼曾孙苏峤守建安时据家传旧本刊刻，宋孝宗于乾道九年（1173）还特地“御制（苏轼）文集赞并序”，“书赐苏峤”。建安本当刻于孝宗乾道九年或淳熙（1174-1189）初。当为最接近苏轼诗文原貌的刻本。建安（今福建建阳）与临安、眉山并称南宋三大刻书中心，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速售”著称，史称建本或建安本。今保存在内阁文库的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列为“汉籍门”“特四十一类”，编号10222，函号为“重2”。这标志着《东坡集》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保存。“日本重要文化财”相当于我国的一级文物。据严绍璗先生考证，内阁文库有九种宋刊列为“日本重要文化财”，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是其九种之一，受到《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的保护。●宋刊《东坡集》在日本收藏的流布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共十二册。第一册《序目》卷首钦有“仁政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内阁文库”五颗藏书印，卷末有“文化新元甲子七月廿二日黄雪山人识”的手识文。其余各册首末“昌平坂学问所”“浅草文库”“日本政府图书”“内阁文库”四颗藏书印。第十二册末有市桥长昭的跋文。各册卷首题下有手书“西禅寺常住”字样。黄雪山人“识文”如下：“此书原藏洛阳西禅寺，其后归于妙心寺大龙院僧懒庵之插架，标上录见几册失几册，其笔迹非百年以来人所为，盖懒庵手书。懒庵距今垂二百年，其插架之日，即系阙本。以古版难获，不问散佚，当时尚为秘籍也。予获之于都下书肆，伏水卯兵。文化新元甲子七月廿二日，黄山雪人识。”第十二册末有市桥长昭《寄藏文庙宋元刻书跋》，全文如下：“长昭夙从事斯文经十余年，图籍渐多。意方今藏书家不乏于世，而其所储大抵属挽（晚）近刻书，至宋元椠盖或罕有焉。长昭独积年募求，乃今至累数十种。此非独在我之为艰，而即在西土抑或不易，则长昭之苦心可知矣。然而物聚必散，是理数也，其能保无散委于百年之后乎？孰若举而献之于庙学，获籍圣德以永其传，则长昭之夙愿也，虔以宋元椠三十种为献，是其一也。”跋文落款为“文化五年二月”，“下总守市桥长昭谨志，河三亥书”。“黄山雪人”是日本江户时代近江西大路（今日本滋贺县辖内）总守市桥长昭的号，封“仁政侯”。河三亥是日本富山潘主儒臣市河宽斋之子。文中的“洛阳”，乃江户时代人对日本京都的雅称。“新元甲子”公元纪年为1803年，即清嘉庆八年。从这篇识文可以看出，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传入日本后，藏“洛阳西禅寺”，其后归于妙心寺大龙院，“即系阙本。”大龙院僧懒庵在各册封面上手书“见几册失几册”，“懒庵距今垂二百年”，当为明万历年间。这样《东坡集》传入日本，当在明万历年间或在万历年间之前。收藏在“洛阳西禅寺”应有一段时间，姑各册卷首题下有手书“西禅寺常住”字样的印记。《东坡集》从妙心寺大龙院后流入京都书肆。市桥长昭从书肆中发现后收藏，这就是有了“仁政侯长昭黄雪书屋鉴藏图书之印”的藏书印。文化五年（1808）二月，市桥长昭将包括《东坡集》在内的宋元椠三十种汉籍古书捐献江户汤岛圣堂的昌平坂学问所。●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赴日访书“书运”即“国运”，流传海外的古籍折射百年沧桑。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远涉重洋，几赴日本展开访书之旅。赴日访书第一人杨守敬。杨守敬（1839-1915），湖北省宜都市陆城镇人。光绪六年（1880），应驻日公使何如璋之邀，东渡扶桑，任公使随员。第二年，版本学家、藏书家黎庶昌接任公使，杨守敬继履原职。公使随员。此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之际，西风东渐，举国士大夫弃古书如敝屣。得日本汉学家森立之的《经籍访古志》抄本，此书收编日本六十多家藏书处的汉籍善本。杨守敬遂不惜重金，按目访书。杨守敬在日本逗留四年，得书万卷，宋刊十行二十字本《东坡集》在《经籍访古志》卷六中有载，虽见到原书却未能购得。杨守敬千方百计支持因家贫无力的森立之刊刻，促成《经籍访古志》光绪十一年（1885）初刻成书。光绪十四年（1888）杨守敬携所购船载运归国，特意在湖北黄冈赤壁北筑藏书楼，名邻苏园，取意谓与苏东坡为邻之意，自号邻苏老人，自编有《邻苏老人年谱》。光绪十六年（1890），成都杨寿昌任黄冈知县时，故将县署西侧辟为景苏园，委托邻苏园主杨守敬经手选刻苏轼书法102块镶嵌园内，编为《景苏园帖》。2003年6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经籍访古志》列入《日本藏汉籍善本书志书目集成》第一辑再版。董康赴日本访书。董康，字授经，自署诵芬室主人，江苏武进人，进士，清末民初一直任高级司法官，曾与梁启超共办《时务报》。董康和当年许多士大夫一样，公职之余是常逛厂肆的。董康曾七次到日本，居停间访书不辍。民国二十四年（1935）5月6日，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终于在内阁文库中看到这套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并辨出首页副页的楷书朱文木记一字有误。傅增湘赴日访书。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县人，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现当代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因得宋、元两部珍版《资治通鉴》，名其藏书楼为“双鉴楼”，晚年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取苏轼《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中的“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又名之“藏园”。受杨守敬、董康的影响，“知沧瀛咫尺，古籍多存，目想神游，卅年于兹矣。”1929年秋，傅增湘挂职故宫图书馆馆长后，至日本作了一次访书畅游，得见这套宋刊十行二十字版《东坡集》。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载：东坡集四十卷，宋苏轼撰。缺卷三至六，十一、十二，十五至十八、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六、三十七，共存二十三卷。宋刊本，大本。版心高七寸七分，宽五寸八分。半叶（页）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鱼尾下记“东坡集第几”，次记页数，下记刻工姓名，有王政、王璋、朱富、朱贵、李政、李忠、李政、李询、李时、李宪、李师正、李师顺、周彦、周宜、沈懋、洪坦、宋圭、宋昌、陈用、陈兴、陈昌、陈绍先、徐高、高彦、卓允、许昌、叶青、黄常、蔡中等人。前有乾道九年御制序，半页八行，行十六字。分卷次第与别本同。按：此本行款版式与余所见宋刊数本皆不同，审其结体方整、雅近率更，自是南渡以后浙杭风度。陈氏《直斋书录解题》述《东坡集》有杭本、蜀本、吉本之别，此断为杭本无疑。此为市桥下总守献书之一。“纸寿千年”，也就是说，纸张顶多保存大约一千年时间。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刘尚荣、杨忠、曾枣庄、安平秋先后撰文对宋刊《东坡集》的文献学和版本学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引起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随着散佚海外的一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家图书馆，流传海外的古籍何时能够回“家”的呼声再次高涨。（本文图片均由刘继增提供）宣纸仿印本宋刊《东坡集》共12册此本序行款版式为半页八行，行十六字苏轼文化爱好者徐州老土所赠

2016-02-03
那个最懂苏东坡的女子以及两人患难与共的惠州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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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最懂苏东坡的女子以及两人患难与共的惠州岁月王朝云墓旁的朝云塑像。周彬摄王朝云墓历代都有修葺。周彬摄早春二月的广东惠州，在阴云之下显出几分朦胧的美感。此时，来到位于城市中心的西湖景区，就能看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隐现于树木葱茏之中。走过苏公堤，再跨过横于平湖与丰湖之间的西新桥，从西湖孤山的东麓拾级而上，就能一路抵达王朝云墓。近千年前，王朝云逝于惠州，遵从她的遗愿，苏轼将爱人葬于丰湖之上栖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至此，这位千古大文豪的“红颜知己”、苏轼潦倒时期的生命支柱，便长眠在惠州的山水之中。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几经起伏，晚年更是一路被贬至岭南。可在他曲折跌宕的人生境遇中，王朝云始终陪伴左右，陪他走过颠沛流离、潦倒落魄的岁月，更精心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鼓励着落入人生低谷的苏东坡。如今，在惠州西湖之畔，在泗洲塔下，再到王朝云的墓前，走过苏轼与王朝云曾行经之处，可以联想到几百年前，两人相伴游湖，相互扶持着度过在岭南的清贫时光。初春的下午，在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教授、博士（博士后）申东城的讲述中，仿佛能看到苏轼与王朝云在惠州的情深岁月。千古文豪的红颜知己“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古至今，在关于苏东坡与王朝云的轶事传闻中，最为有名的应是那一则“不合时宜”的故事。在古籍记载中，曾这样写到：“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识见。’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苏轼与王朝云的初次相遇，始于熙宁七年(1074年)，彼时已经三十九岁的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遇见了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王朝云虽是歌女，却天性聪敏、善解人意，让苏轼心生好感。“现在有说王朝云是苏轼买回家中的，也有说是朋友买来送给苏轼的，说法不一。相传，王朝云到了苏家后，就成为了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的使唤丫头。”在王朝云与苏轼相识不过五年后，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下狱，险些丧命，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随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之下，他与长子苏迈凄凉前往黄州。在被贬黄州的第二年，也是苏东坡人生旅途最为艰难的时期，征得王闰之的同意后，彼时十八岁的王朝云，正式成为了苏轼的侍妾。“苏轼在娶了王朝云后，心里应该是很开心的。”申东城说，苏轼曾写下不少诗词，用以赞赏王朝云的美貌。譬如，苏轼《朝云诗》曰：“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诗中，苏轼用晋人刘伶元与樊通德的典故，说明了他与朝云的生死相依、心灵相通，更赞美王朝云的美貌。流放的岁月贫苦动荡，但有了王朝云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苏轼自然能够体会到对方的爱意。元丰六年（1083年），王朝云在黄州为苏东坡生下一子，苏东坡在欢喜中将其取名为苏遯，“遯”即“遁”也。对于这个孩子，苏东坡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惜天不遂人愿，苏遯在元丰七年（1084年）病亡于金陵，王朝云在丧子的悲痛中久难愈合。尽管如此，她仍强撑着身子，执意陪伴苏轼去往更为偏僻之地，一路追随左右。“苏轼人生中的三位伴侣，可以说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聪慧谦谨，知书达理，更有‘屏后听语’的故事，她可以说是苏轼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深受苏轼弟弟苏辙的喜爱敬重，他对这个嫂嫂赞美有加，认为其本性淳厚、贫富不惊。可见王闰之贤良淑德，是位贤内助。而王朝云，可以说是苏轼人生的知音，她能够知道苏东坡‘不合时宜’的性格，更陪伴他走过了艰苦的日子。”颠沛流离流放岭南“一生辛勤，万里随从”广东惠州，在古时是极为偏远的岭南之地，在中原人看来，这里瘟疫、瘴气流行，蛇虫出没，更是十足的荒蛮之地。在绍圣元年（1094年），已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踏上了颠沛流离的贬谪路途，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苏轼郁闷、失望的心情，在《到惠州谢表》中流露出了不少。虽是不幸之旅，但好在还有亲人的陪伴，苏轼带着王朝云与幼子苏过来到了惠州。苏东坡曾在《朝云诗序》中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在惠州的日子清贫，身为罪臣的苏轼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从这些诗句中，都能看到他在惠州生活的不易。但好在还有多才多艺的王朝云，她任劳任怨，悉心照料。不仅与苏东坡共担祸福，还能诗词唱和，更与苏轼漫步西湖，沉醉在惠州的山水之中。“我们都知道王朝云是歌女出身，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于是在惠州，就演绎出了很多故事。”申东城描述了一则两人相处的趣事，王朝云在惠州时，常会弹奏乐器大白，吟唱苏轼所作的《蝶恋花》，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不胜伤悲，哽咽到唱不下去。东坡问是何缘故，朝云说：“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因这首词所写是春景，东坡开玩笑说他正悲秋，而朝云又开始伤春了。“其实王朝云那么悲痛，也是对自身这种悲惨境遇的感触。而在王朝云病逝之后，苏轼就极少听这首词了，也不怎么来西湖了。”申东城说。在惠州的日子虽然缺衣少食，但苏轼仍关注民生，不仅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力，更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王朝云的心肠也非常好，有说法提到她常去照料生病的患者，后人也因此感念王朝云。”更有传言说，王朝云正是在照顾感染瘟疫患者的时候，不幸染上了瘟疫。绍圣三年（1096年）的仲夏，岭南闷热难捱，染上瘟疫的王朝云，不幸因病去世，年仅三十四岁。在临终之时，她吟诵着《金刚经》的“六如偈”而逝，因为在幼子去世的打击后，王朝云潜心修佛。而佛教中的“六如”，以梦、幻、泡、影、露、电，喻世事之空幻无常。“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到王朝云的人性之美，更能看到她的豁达与通透。这与苏轼的思想也有契合之处，也愈发能明白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了。”申东城说。对于当时的苏轼而言，朝云的离去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悲痛之中，苏轼将王朝云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苏轼在亭柱写下楹联曰：“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在王朝云去世后，苏轼写下《惠州荐朝云疏》：“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王朝云所给予苏轼在生活、精神上的陪伴，是他贬谪路上的支撑和慰藉。“在惠州时，苏轼写了很多关于朝云的诗词作品。我想，他与朝云朝夕相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他更多的是得到了一种来自家庭的情感上的温暖。”申东城说。后人做“朝云会节”以铭记“朝云墓上去烧香”“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在苏轼的笔下，惠州西湖的美沁人心脾。如今，朝云墓仍在孤山南麓，远眺着这一湖碧水，在近千年的岁月中凝望这座城市的变迁与兴盛。申东城说，朝云墓历经朝代更迭，历代都有维修，至今墓葬保存完好，又在1984年再次重建。“相传历史上这里曾遭匪患，可是土匪也敬重苏轼人品，连着对与他有关的事物存有敬重之意，他们到了朝云墓之后未加损毁，而是绕王朝云墓而去。”申东城还提到，在古时更有在朝云诞辰来朝云墓祭拜的民俗，流传了上百年，称之为“朝云会节”。因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五，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侍妾王朝云诞日，惠州城内未婚女子习惯拜祭朝云，汇集于惠州西湖王朝云墓前，祭祀祈福、补种梅花。据介绍，清代惠州名士江逢辰的诗句“士女倾城补种花”，描写的就是“朝云会节”的情景。“很多女子来拜祭王朝云，也是希望能像她一样秀外慧中，才情俱佳。”申东城解释道，在江逢辰另一首诗《惠州西湖棹歌》中也写道：“六如亭路多垂杨，红菱翠藕开野塘。郎坐船头妾船尾，朝云墓上去烧香。”而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期，可见惠州民间对苏东坡以及王朝云的怀念，这是东坡文化在惠州的一种延伸，更是当地人们对东坡精神的认可和喜爱。从钱塘到惠州，从侍女到爱妾，从相识到情深……苏轼与王朝云是人生知己，是患难与共，更是生死相依。从昔日杭州西湖畔的初见缘起，到惠州西湖旁的生离死别，一切看似巧合又像是命运使然。那个最懂苏轼“不合时宜”的女子，最终葬于惠州西湖旁的松林之中，二十余年的相知相伴，也化作了西湖上的一缕云烟，飘散在了这座城市的空中。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心雨周琴广东惠州报道

李心雨周琴

2023-02-22
跋苏轼《留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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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培军一张良为圯上老人拾履的故事，是见载于《史记》的。这件事当然很奇，读起来也甚有趣，但若追究起来，其真实性却是可疑的。苏轼有一篇《留侯论》，为自来传诵的名篇，坊间流行的《古文观止》也收入了——借此大发其议论，以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方可成就大事。这样的持说，虽不无掉弄之嫌，却也不妨一听。但另外的一段，就非得加以驳正不可了：“夫老人者，以为子房才有余，而忧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何则？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间，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惊，而项籍之所不能怒也。”（据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第一册104页）说得凿凿如见，乍读之下，字字在理，你不能不首肯，但一经查考，就知其实是想当然的谬悠之说，经不起覆按。老人让张良“下取履”，《留侯世家》中明明说“良愕然，欲殴之”（此六字《汉书》并同，《史记集解》引徐广所见的古本，作“良怒，欲骂之”），只“为其老，彊忍”了而已，而苏轼却说是“油然而不怪”！真可谓咄咄怪事。尤其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为大谬不然的话。张良的年岁，虽然史无明言，不能确知，但据《留侯世家》的所记，是可以估算的。在逢圯上老人之时，张良早已不是什么“少年”了。《留侯世家》开头云：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中华书局本，第六册2033页）按张良之祖父张开地（《史记索隐》引王符、皇甫谧说，以为子房为韩之公族，本姬姓，以秦购索急，变名姓为张良，故开地不姓张。此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近人王叔岷《史记斠证》说，姑以张字冠之），为韩相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昭侯二十六年，即周显王三十六年（前333年，据《韩世家》、《六国年表》。陈梦家《六国纪年表》作“釐侯二十九年”，釐侯即是昭侯；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则作“昭侯三十年”。其为昭侯的最后一年，及在显王三十六年，则并无不同）；可能的时间，则为昭侯二十三年（前336），因为据《韩世家》及《老子韩非列传》，昭侯八年至二十二年，韩相为申不害（按钱穆以不害相韩，前后得十九年，见《先秦诸子系年》七七《申不害考》；以其无确据，姑仍从《史记》）。其为韩相的时间下限，最晚可至襄王的最后一年，即襄王十六年、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假设开地初为相时，年三十岁，至襄王十六年，他也就是年近七十的老人了，按人世的一般情形，其孙张良也已在抱了。可是历史不凑巧，偏偏是小概率，那时张良并未出生。何以言之呢？很简单，因为前230年韩为秦所灭，张良正“年少”。张良若在前296年已生，则至前230年时，其年已六十七，皤然一公，何得谓之“年少”？那么，张良之生究在何年，为有最大的可能？据张良之父张平，为韩相而卒之年，是在悼惠王二十三年（前250年。《韩世家》、《六国年表》作“桓惠王”），可知张良之生，再晚也不得晚于此年；前230年秦灭韩，《留侯世家》明言其“年少，未宦事韩”，以此上推，至前250年，其间凡二十年，换言之，也就是韩灭之际，张良若二十岁，谓之为“年少”，是可以的。所以以最保守的算法，张良必不晚于前250年而生，考虑张良另有一弟，若其年长弟仅一岁，则张良之生，最晚也必在前251年，而不得更晚于此年了。若张良最晚生于前251年，那么在其雇力士用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棰行刺秦始皇时，是多大的年岁？刺始皇的具体时间，《留侯世家》中未言及，《留侯世家》只说“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但这是可以考得的。据《史记·始皇本纪》及《六国年表》，其事在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始皇本纪》云：“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狼沙中，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史记正义》云：“狼音浪。”“博狼”即“博浪”，《汉书·张良传》正作“博狼”，不过是古字的异写而已。此虽未及张良之名，但合《留侯世家》以观之，可知为一事。从前218年溯至前251年，为三十三年，换言之，张良在与力士刺始皇的时候，已是古人例以虚岁算的三十四岁的中年人了。这还是最保守的算法。如放宽五六年，实在说来，这也是最有可能也最接近历史之实际的，——因为假设张良之父生于前333年，也就是其祖父初为相时，那么到前251年，张良之父也就有八十余岁了，以八十余岁的老人而生子，在医学上是有绝大困难的，所以张良之父的生年必须后移，而张良的生年则须前移，如此才接得上——则彼时张良四十岁。对于年已四十的张良，苏轼还能说他是“少年刚锐之气”么？晚于苏轼近九十年的洪迈，在其《容斋五笔》卷八“白苏诗纪年岁”条讨论及苏轼诗中的年岁之感云：白乐天为人诚实洞达，故作诗述怀，好纪年岁。因阅其集，辄抒录之：“此生知负少年心，不展愁眉欲三十”，“莫言三十是少年，百岁三分已一分”，“何况才中年，又过三十二”，“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我年三十六，冉冉昏复旦”，“非老亦非少，年过三纪余”，“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鸾”，“我今欲四十，秋怀亦可知”，“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忽因时节惊年岁，四十如今欠一年”，……苏公素重乐天，故间亦效之，如“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岁暮日斜时，还为昔人叹”，正引用其语。又“四十岂不知头颅，畏人不出何其愚”，“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满梳”，“忆在钱塘正如此，回头四十二年非”。（上海古籍出版社本，893-895页）人生不过百年，三十三岁，为百年的三分之一，就算从宽算作“少年”，四十岁的或者至少三十四岁以上的张良，也不可能是“少年”了。其实，洪迈所引的白居易的诗，不是也把“过三十二”，算作“中年”了吗？而“三纪余”，也就是三十六七，——一纪为十二年——不更明言是“非老复非少”？苏轼本人的诗，在三十九岁时，也就自叹“岁暮日斜时”了。从洪迈所引的这些诗，不难看出人生的年岁，在苏轼意中的分别，如果他意识到张良在为老人拾履之时，已大于三十四岁，而极可能是四十岁时，料想他不至于写出那一句“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的。尤其是，在嘉祐六年（1061）作《留侯论》而大发议论的苏轼，据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本，上册93页），其本人也才二十六岁，要非说是“少年”，苏轼是更合适些的，但想来苏轼本人一定不同意。他二十七岁作的诗，就在未老而屡屡言老了，如嘉祐七年（1062）写的：“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纵违”（《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之一）；“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三）。及至熙宁二年（1069），苏轼也到了三十四岁，他诗里就更写着“如今各衰晚，那更治刑名”（《次韵子由初到陈州二首》之一）了。所以，苏轼若知张良此时比其作文时要大得多，他是必不如此着笔的，他只是犯了未考据的错，而想当然地逞其聪明了。二也许有人要说，《史记》中圯上老人对张良本有“孺子，下取履”、“孺子可教矣”、“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之类的话，所以《留侯论》中说：“故倨傲鲜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苏轼也是语出有据，不能算错的。其实呢，苏轼所以有此误谬，就在“孺子”一词。他读《留侯世家》，一定是以为“孺子可教也”的“孺子”，就是指小孩子。按“孺子”作小孩子解，固是通义，《孟子·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离娄上》：“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两处的“孺子”，都是指小孩。这也是苏轼自幼所烂熟的。但是，若只作小孩之解，那就不能以之称呼成年人的张良了。古人之用“孺子”，另有其义。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二“孺子”条云：今人以孺子为童稚之通称，盖本于《孟子》。考诸经传，则天子以下嫡长为后者乃得称孺子。《金縢》、《洛诰》、《立政》之孺子，谓周成王也。《晋语》里克、先友、杜原款称申生为孺子，里克又称奚齐为孺子。晋献公之丧，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称为孺子，而舅犯亦称之，是时秦欲纳之为君也。孺子☐之丧，哀公欲设拨，亦以世子待之也。齐侯荼已立为君，而陈乞鲍牧称为孺子，其死也谥之曰安孺子，则孺子非卑幼之称矣。栾盈为晋卿，而胥午称为栾孺子。《左传》称孟庄子曰孺子速、武伯曰孺子泄。庄子之子秩虽不得立，犹称孺子，是孺子贵于庶子也。齐子尾之臣称子良曰‘孺子长矣’，韩宣子称郑子齹曰‘孺子善哉’，皆世卿而嗣立者也。《内则》：‘异为孺子室于宫中，母某敢用时日，祇见孺子。’亦贵者之称。唯《檀弓》载有子与子游立，见孺子慕者，《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此为童子通称，与《孟子》同。又《左传》季桓子之妻曰南孺子，则又以为妇人之称。（上海书店本，25-26页；“秦穆公使人吊”句，原误标作“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称为孺子”，今改）钱大昕的这一条考辨，引证甚博，发明亦确，但于一般读者，必须加些注，才能读得明白。如“《金縢》、《洛诰》”那一句，凤凰出版社本的《嘉定钱大昕全集》第七册69页，将其标作了“《金縢洛诰》‘立政之孺子’”，就是错得厉害的。这可见虽在专家，也有读不懂处。大概言之，钱大昕此节所言，是以为“孺子”一词，除指小孩之外，在经传古籍中，还可指年轻的或不年轻的嗣君，以及贵家的妇女。指年轻的嗣君，如《尚书·金縢》：“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孺子，幼少之称，谓成王也”（见《尚书正义》598页，上古本）。《洛诰》、《立政》中，也都有“孺子”，所指并同（可参看《尚书校释译论》第三册1236页、1475页及第四册1687页）。指不年轻的嗣君，则重耳之称孺子是。这是见于《国语·晋语二》及《礼记·檀弓下》的。据《史记·晋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晋献公二十一年，杀太子申生，次年又欲杀重耳，重耳出亡，“是年重耳年四十三”。献公之丧，在二十四年（前651），那时重耳四十五岁，而穆公称之为“孺子”。这是不年轻的嗣君，称为“孺子”的古例。虽然如此，但无论作钱氏的哪一义，也还不能移注圯上老人的称呼张良。《汉语大词典》第四册252页“孺子”条又云：犹小子、竖子，含藐视轻蔑意。《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吾事之去留在张君，孺子岂有客习于相君者哉？”司马贞索隐引刘氏云：“盖谓雎为小子也。”按《索隐》所引刘氏，指唐学者刘伯庄，其解亦非是。《大词典》就更不足为据了。范雎更名姓为张禄，去秦国为相、封应侯，前后凡五年，须贾使秦，赠以绨袍的事，是在周赧王四十九年（前266），揆之事理，范雎就是再年轻，也必在三十外了。一般说来，较为可能的，应是在四五十间。以如此年岁的故人，而呼之为“孺子”，则“孺子”之称，在当时的社会，是不至有什么轻蔑的。不然，既有前仇，又加此辱，范雎便放不过他了。范雎说的：“公之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之意。”绨袍之赠，固然是可念，但其口中的“孺子”，若为轻蔑藐视之称，则所谓的“故人之意”，也就大打折扣，不值得多感了。以范雎的为人，其事之不如此作了，可想而知。《史记》中另有一处，亦涉及“孺子”之称，可为旁证；《陈丞相世家》云：（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及平长，可娶妻，……平既娶张氏女，赍用益饶，游道日广。里中社，平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中华书局本，第六册2051-2052页）按陈平及长而娶，为分肉均故，得父老称“善”，而亦呼之为“孺子”，这就可见不是“藐视”，也非语带“轻蔑”了。此正如须贾对范雎之称，为彼时的一种通行的称谓，可为老人施之于晚辈的成年男子，且是颇客气的，至少在《太史公书》中，是必如此的。圯上老人之呼张良，也当作如是解。《汉语大词典》的那个义训，亟须修订。而所以有此一称谓，猜想起来，或即缘于嗣君之称“孺子”。古时的不少称谓，皆自上而下，僭窃而用之，一般人之乐于此，就仿佛妇女的“梳头学京都样”，这也就使得这些称呼，往往失去原义。“孺子”一词，自是其一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漂母，呼落魄的韩信为“王孙”，则另是一例。“王孙”为美称，所以那时的人，就多取名作“王孙”，如专研《周易》的周王孙、田王孙及文君之父卓王孙、与田蚡合传的窦王孙、以裸葬著名的杨王孙等，都是。而名字“孺子”的，也屡见于史，最有名的，则是那位“下陈蕃之榻”的徐孺子了。以此而言，“孺子”之为佳称，是可以无疑的。三附带提一下。《太平广记》卷六引杜光庭《仙传拾遗》改写张良此事云：“张子房，名良，韩国人也。避地于南阳，徙居于沛，后为沛国人焉。童幼时，过下邳圯桥，风雪方甚，遇一老叟，着乌巾、黄单衣，坠履于桥下，目子房曰：‘孺子为我取之。’子房无倦色，下桥取履以进，老叟引足以纳之。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中华书局本，第一册38页）改作“童幼”，固可与“孺子可教也”一句照应了，但顾此失彼，却忘了张良童幼时，韩国还没有亡，以张良的家世，他又何至徙居于楚国的沛呢？杜光庭到底也还是不解“孺子”之称，不仅可呼童子，也可以施之成人，他所犯的错，是和苏轼差不多的。据说读了七遍《汉书》的翦伯赞，在《秦汉史》中叙项羽之死云：“项王走至乌江之滨，乌江的亭长，檥船以待，劝项王渡江。……于是这一位‘一声叱咤，千人皆废’的少年英雄，就用了带着敌人鲜血的宝剑，自刭而死了。”（北京大学出版社，115页）把项羽称作“少年英雄”，虽可表示“于项羽不胜其钦佩”之意，但现代的读者读了，一定是要疑怪的。项羽的年岁，是经前人考定了的，自刎时年三十一，确切无疑（见《史记集解》：“徐广曰：汉五年之十二月也。项王以始皇十五年己巳岁生，死时年三十一。”），并有虞姬在侧，如何可称得“少年”？不记得哪本书，说李肖聃痛恨白话文，学生作文若用“青年”，他必代改为“少年”，并批之云：‘“青年”两字不见经传，故改。’”《秦汉史》不是古文写的，还不能援此为例，不写“青年”两个字，也不能比于苏轼所仰的白居易，可以说三十还是“少年”。

2022-07-18
诗咏青山绿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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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刘永加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保护，古已有之。我们不妨穿越到北宋，去看一位一生歌咏环保的诗人，他一生写了大量的涉及植树和环保的诗歌和文章，他就是积极倡导青山绿水的“环保达人”——苏轼。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苏轼从少年时代起就有很强的植树情结，那时他每年都在家乡栽植松树，10多年里，亲手栽的松树有数万株。他不仅带头植树，还笔耕不辍，记下他的山水情。《东坡杂记》中有载：“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此后，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无论是到哪个地方，苏轼都能坚持植树造林，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时，看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他带头并发动民众植树造林，绿化黄州。他筑室东坡，自号“东坡雪堂”，在住宅四周广种柳、桑、竹、枣、栗等树木，并诗记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在《东坡八首》中也写道：“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这些都是苏轼投身植树绿化环境的真实写照。苏轼被贬定州刺史时，仍不忘植树造林。他鼓励农民改良土壤、治理荒滩，广为植树造林。尤其是北方的槐树，木质坚实、枝叶茂盛，春季里槐花满枝清香怡人，并且耐严寒抗风雪。苏东坡在定州他的“雪浪斋”院里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苏轼走到哪里就把植树造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到哪里。大量的植树造林体验使苏轼对改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在任徐州知府时，苏轼曾到辖区滕县视察，对当地的植树造林成效十分满意。这次，苏轼留下了诗作名篇《滕县时同年西园》：“西园手所开，珍木来千岑。养此霜雪根，迟被鸾凤吟。池塘得流水，龟鱼自浮沉。幽桂日夜长，百花乱青衿。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苏轼通过写诗来表达他的生态环境观，他认为植树不仅可以减少水土流失，能使“池塘得流水”，还能促进植物生长，使“幽桂日夜长”，引得凤凰来。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苏轼从少年起就身体力行创造好的生态环境。《东坡志林》载，少年时期的苏轼十分注重生态保护，他们家里栽着竹子、柏树以及各种花草，丛丛簇簇，布满整个庭院，引来许多小鸟在树上筑巢。苏母教育他们包括家里的仆从，不得捕捉小鸟。几年间，鸟雀都把窝建在低枝上，里边的雏鸟，人抬头就能看见。甚至有一种叫“桐花凤”的鸟，隔四五天就飞到院子里。这种鸟的羽毛极为珍贵奇异，十分罕见，街坊邻里也都觉着很新鲜。苏轼则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以诚实取信于动物罢了。显然，那时的苏轼家是人鸟和谐相处的典范。长大从政之后，苏轼对生态环境保护更加关注和重视。在巡视陕西凤翔期间，他特别关注当地的森林生态效益。当时，凤翔一带的达官贵人喜欢大兴土木，造成岐山一带滥伐森林、破坏森林生态的行为发生，苏轼看到后，甚为痛惜。他在自己的诗歌里表达了关切，他在《凤翔八观·东湖》中写道：“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的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秦陇山区由于过量采伐森林而呈现出山石裸露、“有山秃如赭”的悲惨景观。也正是由于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致使渭河“有水浊如泔”，与长江“江水绿如蓝”形成强烈的反差。可见，苏轼对森林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感到无比痛心。为了保护森林、倡导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苏轼在《凤翔八观·真兴寺阁》诗中指名道姓抨击了当地权贵王彦超大兴土木、滥伐林木的行为：“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这是苏轼对于滥伐森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行为的愤慨和抨击。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万松亭并叙》，同样对麻城县令张毅早年植树遭到后人破坏的行为予以谴责，其叙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正因为深知植树造林保证成活很不容易，苏轼才发出了这些感慨，诗句体现了苏轼的森林生态保护思想。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不仅如此，苏轼更把自己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付诸实际行动，尤其是他每到一处为官执政，总是对当地的生态环境进行考察了解，对遭到破坏的生态环境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改造修复。元祐四年（1089年）四月，苏轼担任杭州知府时，西湖荒废，久不治理，湖中积葑田有二十五万丈之多。葑田就是湖泽中葑菱积聚，年久腐化变为泥土，水干了就变成了田。因此，湖水没有了，运河有时就取钱塘江的潮水来补充水源。潮水浑浊又多淤积，运河流经市区，遇到大雨就形成内涝，群众苦不堪言，成为城市的大患。唐代的六井也荒废了，城里百姓吃不上甜水，杭州西湖的生态环境因此遭到破坏。苏轼到杭州后，分析了这些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决定先疏浚茅山、盐桥两条河流，用茅山河接受钱塘江的潮水，用盐桥河接受西湖水，再修建一座堰闸，以便控制湖水的储积和放出，避免了内涝的发生。从这以后，潮水不再流入市区了。同时，苏轼修缮了六井，把引水管道由竹管改为瓦筒，使用持久，避免了经常更换，不仅保证了供水，也扩大了供水范围，使得“西湖甘水，殆遍全城”，这应该是最早的自来水工程了。《宋史》记载了这件事：“轼见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复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江潮不复入市。”接着，苏轼决心彻底修复西湖的生态环境。他在上递皇上的奏章《乞开西湖状》中指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他组织开挖葑田，对于挖出来堆积如山的淤泥如何处置，苏轼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用无处安置的湖草、淤泥在湖中筑起一道长堤，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岭，上建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映波六桥，沟通里湖和外湖，从此南北往来便利，人们再也不必绕湖而行。经过半年整治，西湖面貌一新，水草淤泥全部被铲除，湖面豁然开朗，一条长880丈、宽5丈的南北长堤屹立湖中。随后，苏轼又命人在长堤两侧栽植芙蓉、杨柳，修建了亭阁。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杭州人民将其称为“苏堤”。为了使西湖的生态环境得到永久改善，他又出台政策，鼓励百姓在西湖规定范围内种植菱角，避免湖草疯长，再次封湖。从此，西湖成为生态环境优美的知名景区。就连苏轼自己欣赏西湖的美景时，也禁不住感慨万千，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一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他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诗中，则惟妙惟肖地描写了西湖的雨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到广东惠州，他听说广州百姓没有清洁水源，喝的都是苦咸水，造成了瘟疫流行，于是便给广州太守王敏中写信，建议他采纳罗浮山道士邓守安的意见，将离广州20里的蒲涧山滴水岩上的水引入城中。王太守听从了苏轼的建议，立即组织人力，动工兴建引水工程。这样一来，广州城的百姓都饮上了清洁的山泉水。为此，苏轼写下了《广州蒲涧寺》一诗：“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千章古木临无地，百尺飞涛泻漏天。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卜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就是这样，大诗人苏轼走到哪里，都会把他的满腔绿色情怀，写进他的诗词文章中，融进祖国的大好河山里。苏轼的诗词文章中真是生机盎然、绿色无限呐！

2019-06-03
劳动能手苏轼将生活过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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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苏轼（1037~1101）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是历史上公认的文学大家，但他没有一些读书人常有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病”，而是一个全才，在各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尤其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勤劳乐观的劳动能手，他热爱劳动、享受劳动，无论为官从政，还是受到贬谪，他都怀着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歌颂劳动诗赞丰收。植树造林绿化环境苏轼的劳动首先体现在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上。从少年时代起，苏轼就有很强的植树情结，那时他年年在家乡栽植松树，十多年里，苏轼亲手栽的松树有数万株。《东坡杂记》载：“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此后，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无论是到哪个地方，苏轼都能坚持植树造林，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时，看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便带头并发动民众植树造林，绿化黄州。他筑室东坡，自号“东坡雪堂”，在住宅四周广种柳、桑、竹、枣、栗等树木，并诗记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在《东坡八首》中也写道：“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这些都是苏轼投身植树绿化环境的真实记载。苏轼被贬为定州刺史时，仍不忘植树造林。他鼓励百姓改良土壤、治理荒滩，广为植树造林。苏轼尤其推荐百姓种植北方的槐树，其木质坚实、枝叶茂盛，春季里槐花满枝清香怡人，并且耐严寒抗风雪。苏轼在定州他的“雪浪斋”院里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苏轼不仅亲自植树，而且无论走到哪里就把植树造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到哪里。大量的植树造林体验使苏轼对改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了保护森林、倡导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苏轼在《凤翔八观·真兴寺阁》诗中指名道姓抨击了当地权贵王彦超大兴土木、滥伐林木的行为：“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这是苏轼对于滥伐森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行为的愤慨和抨击。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万松亭并叙》，同样对麻城县令张毅早年植树遭到后人破坏的行为予以谴责，叙中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正因为深知植树造林保证成活很不容易，苏轼才发出了这些感慨，诗句体现了苏轼的森林生态保护思想。深耕细作笔耕不辍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开荒种粮上。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因为官俸停发，加之家中并无什么积蓄，所以一大家人吃饭成了难题。于是，苏轼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挂在屋梁的三十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当时黄州米价约二十钱一斗，他家日用米约二斗，每天需要米钱约三四十钱，剩下一百余钱用来买菜买鱼买肉。当日倘有盈余，则丢进另行准备的一个大竹筒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招待宾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苏轼在城东坡弄到一片营防废地，但多瓦砾杂草丛生，不宜耕种。苏轼就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他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由于这块荒地不是农田，尽管苏轼一家很努力去耕种，收成仍然不是很好。第一季种大麦，勉强还收了一些，第二年种水稻，收成很不好，打下来的稻子刚刚够全家人糊口。有了亲自耕种的体验和收获的喜悦，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东坡八首》，他在序中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这个序言把苏轼开荒种粮的经过说得很全面了。不只如此，苏轼在劳动之余，还笔耕不辍。我们知道，“笔耕”这种脑力劳动也是非常辛苦的。我国知名画家、作家蒋勋说过：“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就这样，苏轼在黄州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耕作、刻苦读书、勤奋写作，不仅收获了粮食蔬果，其文学创作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四年来，他写诗200多首、词66首、赋3篇、文章（包括小品）170多篇、书信280多封。还写了9卷《易传》、5卷《论语说》。兴修水利躬身为民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为百姓打井找水兴修水利上。苏轼的命运的确是多舛，屡次遭到贬谪。绍圣三年（1096），已经被贬到惠州两年的苏轼，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得知广州人苦于饮用水含碱。对此，苏轼针对当时广州实际地形及水源情况，建议“于岩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苏轼还建议不论贫富均可享受，由专人管理，并推荐勤于事务的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为工程“总官”。王敏仲十分重视苏轼的意见，立即将此建议付诸实施。苏轼虽远在惠州，但他仍然很关心工程进展。不久，他又写信给王敏仲建议，引水的竹竿“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因为引水路远，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的情况，而有了这些小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而不至于盲目地拆除竹竿来检查。于是广州人吃上了“自来水”。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它是苏轼设计的。在惠州，苏轼更是关心身边百姓的吃水问题。当时苏轼在白鹤峰上买了几亩地，自建了20间房子，解决了住所问题。由于苏轼所住的白鹤峰是一个制高地，从峰顶下到东江河挑水也很艰难，地高水远，许多百姓吃水都不方便，苏轼经过勘探，雇人一起凿了一口水井，一举解决了许多人吃水难的问题，并作诗记之：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不想绍圣四年，苏轼再次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岛儋州。漂洋过海来到儋州后，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育人才，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据载当时的儋州“饮食百物艰难”“百井皆咸”，当地百姓多饮沟渠腐水，常因饮水不洁而患病。目睹此状的苏轼十分难过，他经过一番考察，在桄榔庵旁择地带头凿井。清冽甜美的井水从此源源涌流，直到今日井水尚清。据《儋县志》载，东坡寓居桄榔庵时，曾“夜与诸生王霄携壶汲水于此”。乡亲们为了纪念苏轼便把这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九百多年来，清甜的井水从未干涸过。不仅如此，苏轼还带领当地百姓开荒地、建桥梁、搞卫生，等等，至今在儋州还流传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桥、东坡帽等。后来，苏轼离开儋州后，听闻当地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欣喜之时提笔写下了一首《儋耳》诗：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诗中野老之喜，是指苏轼初到儋州时，遇上连年灾害，直到元符三年(1100)儋州的粮食喜获丰收，苏轼怎么能不高兴呢？苏轼歌颂劳动歌唱丰收的心情溢于言表。苏轼一生曾担任过凤翔、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等地方行政主官，他每到一地，都要躬身为民，重视农业，治理水利，抗洪救灾，先后留下了治理凤翔东湖、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佳话，这些地方至今仍是当地著名的景区。可以说，苏轼是一路风雨兼程，一路勤劳耕耘，将劳动生活过得诗意盎然。（据《天津日报》）

2020-05-06
学习交流相互促进联合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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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竹眉山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李幸千百年来，以苏东坡为杰出代表的眉山三苏以锦绣文章和器识胸襟，成为了中国士大夫高山仰止的典范，名扬海内外。而三苏文化，也如一泓恒久清流，滋养了华夏大地世道人心，厚植了亿万国人那份“何妨吟啸且徐行”的文化自信。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三苏祠，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2022年8月30日，市委五届五次全会确立了“打造东坡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建设全球苏学研究高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知名人文旅游胜地”的目标，向全市发出了感恩奋进的动员令，开启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征程。雪泥鸿爪寻迹东坡党委所向即政协所往。市委决定甫一出台，眉山政协同频共振。弘扬东坡文化，自有不少当务之急，而以“学习交流、相互促进、联合弘扬”为主旨的“雪泥鸿爪寻东坡”学习考察活动成为市政协首推之举，迅速得到市委首肯。自2022年10月起，东坡先贤宦游所至十一省十八地成为“雪泥鸿爪寻东坡”学习考察行的寻访拜谒之地。截至目前，学习考察组的足迹已抵达了海南、广东、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六省九处东坡宦游地。因为苏东坡，知交遍天下，所到之处，学习交流收获良多、相互促进如切如磋、联合传承发展齐头并进。传承发展，所来何为？眉山政协以万里笃行的“雪泥鸿爪寻东坡”作答。多轮学习考察活动，均由市政协主席黄剑东带队，相关副主席、秘书长及相关委室、区县政协负责人及部分苏学专家参加。学习考察组先后前往儋州、惠州、凤翔、开封、郏县、栾城、定州、诸城、蓬莱等九地。在实地学习考察中，学习考察组成员与当地政协领导及文化文史和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广泛交流，学习考察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经验、分享东坡遗迹遗址保护与活化利用心得、探讨新时代传承弘扬东坡文化之道，知无不言，闻过则喜。学习交流收获良多重走东坡路，再养浩然气。学习考察组将自己摆在东坡文化传承者、传播者和学习者的位置上，意在通过学习考察，找差距补短板。每到一处，在与对方政协的友好交流氛围中，考察组都会传达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在三苏祠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并就眉山如何落实及一年多来取得的实效与对方深入交流。同时真诚地邀约东坡遗址遗迹所在地政协领导，参加四川省政协即将举办的东坡遗址遗迹地协商协作座谈会。7月24日，学习考察组来到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三苏祖籍地栾城区，当地在传承三苏文化、打造“三苏祖籍”文化品牌上的不遗余力令人印象深刻。栾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王立珍陪同学习考察组，在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客串起了讲解员，作为东坡“超级粉丝”的她对三苏文化了然于心，特别是对东坡先祖栾城苏味道的事迹典故更是如数家珍，全程娓娓道来。考察组也了解到，栾城区久久为功，打造了引人入胜的“苏东坡祖籍纪念馆”及其风情片区，为市民带来了显著幸福感的同时，更成了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全球苏氏宗亲寻根认祖的重要目的地。在东坡初仕之地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诸多的东坡遗迹遗址均得到了较好保护与活化利用，特别是著名的东湖景区已经成为当地群众与各地“苏迷苏粉”流连忘返的人文景区。凤翔政协组织专业力量创作编撰的《苏轼在凤翔》一书资料掌握翔实，考据严谨，以生动晓畅的文学化表达收获了众多读者，也启示了学习考察组，将原有《苏轼在眉山》史料工具书的编撰定位调整为面向大众喜闻乐见的创作定位，并启动了相关工作。在山东省诸城市，专业修缮后巍峨耸立的超然台成为东坡遗址遗迹中的特色亮点，吸引八方游客登临怀古。诸城市苏轼文化研究会还开发了以苏轼在密州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望江南·超然台作》四大名作融汇一处的《密州四曲》书法长卷，文化气息厚重。并引导当地餐饮龙头企业研发了“密州灭蝗”“密州出猎”“东坡五柳鱼”“春鸠脍”“忆十年”“食荔枝”等四十多道具有浓郁东坡文化特色的菜品，考察组当即拍照留念以作学习参考。河南省郏县的三苏园里安葬着苏轼苏辙兄弟。近年来郏县深挖三苏文化内涵，突出抓好三苏文化传承展示，实现了三苏文化精神内涵的活态传承，成绩可圈可点，也已成为全球苏迷寻迹三苏凭吊东坡的当然之选。通过实地查看和学习交流，所见所闻都给学习考察组留下深刻印象，带来较大启示，增进了眉山作为三苏文化东坡文化发祥地文化自信的同时，更为全国东坡遗址遗迹地保护提供了良好借鉴。相互促进如切如磋东坡先贤行程万里半天下，十一省十八地东坡遗址遗迹地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发展均各具特色，亦各存短板。作为东坡文化发祥地和总书记来川留下殷殷嘱托之地，眉山自当担起首位责任。眉山政协以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笃定的文化自信，与东坡遗址遗迹地同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2022年10月，市政协“雪泥鸿爪寻东坡”学习考察组飞赴海南，肩负的主要任务便是向海南省学习推动东坡文化传承发展的做法和经验，更好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2021年3月，海南省委便提出明确要求，“系统梳理研究苏东坡文化”，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文化支撑。2022年4月，海南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保护和利用好东坡文化”，在省党代会的报告中明确写入“东坡文化”，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这，极大地启示了眉山。学习考察组在吸纳海南经验基础上，迅速形成了给省政协的专题报告。报告站在大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地落实的高度，提出了学习海南，将三苏文化写入省委文件、整体联动加快推进的建议。2022年11月7日，眉山市委主要领导定稿；11月11日，省政协主要领导对报告作了肯定性签批；半月后，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决定正式出台，“三苏文化”赫然在目。在河北省定州市，学习考察组考察了位于定州武警医院内的东坡雪浪石遗址遗迹。由于雪浪石没有专业的文物保护措施，石上东坡题款真迹经年磨损，局部已模糊难辨，亟待保护，但囿于文物所在地特殊原因，暂无解决之道。学习考察组向定州市委、市政府建议，可以政协委员提案走民主党派直通车的形式，向省、向中央建言，争取相关支持，早日让雪浪石回到博物馆去。在山东省蓬莱区学习考察中，了解到蓬莱区对挖掘抗倭名将戚继光史料，弘扬海防文化十分着力，新近还出版了一套《威震海疆戚继光》史料，相比之下，对东坡在蓬莱的史料挖掘整理不足。便建议蓬莱区政协及相关部门重视东坡在蓬莱的史料挖掘和整理升华，两手抓两手硬地打造好苏东坡、戚继光一文一武两大品牌，做到“文武双全”。针对蓬莱区登州博物馆没有苏东坡专门展区的情况，学习考察组建议蓬莱区创造条件加以解决。当地政协领导介绍，新建登州博物馆正在立项申请中，并明确表态，新的登州博物馆里一定会开辟出专门的东坡展区。学习考察组表示，眉山将为蓬莱区挖掘整理东坡文化提供一切必要支持。在河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里，叫好叫座的大型实景诗词歌舞《东京梦华》也引发了学习考察组同感，认为眉山也需要类似高水平的三苏文化特色大型实景歌舞节目，这既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化形式之一，也是传承弘扬三苏文化的现实选择。联合弘扬齐头并进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三苏先祖河北栾城苏味道，以“模棱两可”“站位不佳”的形象示人，但当深入了解栾城区“苏东坡祖籍纪念馆”的全面考据信息后，考察组了解到这样的认知存在片面——栾城区文史工作者多年深入挖掘史料，为我们呈现了苏味道奋厉有为、举贤任能的士大夫形象。眉山政协及时联系三苏祠，主动对接苏东坡祖籍纪念馆，以便两地统一苏味道相关史料信息。栾城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明桥建于唐开元、天宝年间，是苏味道后代扫墓必经之桥，学习考察组认为，应将遗址遗迹的专业保护与活化利用相结合，建议栾城区将距离不远的苏味道墓与清明桥有机联通，借两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做强人文旅游带。7月，成都大运会前，习近平总书记再度来川，前往广元、德阳对翠云廊和三星堆博物馆进行考察，强调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好。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眉山自我加压，市政协上下笃行不怠，全力以赴。“雪泥鸿爪寻东坡”正在进行时，市政协正认真总结前几轮学习考察经验，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将最终形成高质量调研报告和全面的图文集，以此作为各地传承弘扬三苏文化东坡文化的可信依据与有益借鉴。全力组织好今年10月由省政协主办的十一省十八市（县）东坡遗址遗迹地协商协作座谈会，市政协在当好东道主的同时，积极深化跨区域合作，共同培塑文化品牌，精心创作编撰好一组书籍史料，围绕打造东坡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和全球苏学研究高地的目标，组织专门力量，创作编撰好《苏轼在眉山》等书籍史料。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时提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东坡文化，正是这一论断的生动体现。时间之河，川流不息。先贤之风，山高水长。东坡文化薪传不绝，这份定见已厚植于眉山政协人的意念深处。

李幸

2023-08-04
“三苏故里”苏邱村栾城归葬苏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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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冰在中国，只要问到历史上的“三苏”是谁？相信很多人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苏洵、苏轼、苏辙。是的，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当然，这除天资禀赋之外，苏氏一脉代代相传的家风渊源，也是他们的重要基石。三苏故里河北栾城苏邱村那么“三苏”故里在何处？苏氏一脉源于谁？就成了历史文化追溯的重点。然而，没有任何争议的是“三苏”故里，就在今天的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的苏邱村。据《栾城县志》记载：“唐苏鸾台味道墓在城西北十八里苏邱村。”这就明确记载了苏氏祖籍在河北栾城。武则天临朝时期，宰相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其后苏味道卒于眉州，他的二儿子苏份留在眉山。苏份的第九代子孙是苏洵，苏洵的二儿子叫苏轼，三儿子叫苏辙，父子三人成为一代文豪。苏味道死后，归葬栾城苏邱村。因此，三苏故里，就在今天的栾城苏邱村，苏味道，是“三苏”先祖。走进苏邱村拜谒苏味道墓出石家庄南二环，顺石栾路南行不远，就到环城水系，从水系南侧的大路拐向西直行几华里，就到达苏邱村。苏邱村，原名为苏丘（苏家冢的意思）。《栾城县志》记载：“唐苏鸾台味道墓在城西北十八里苏邱村。”苏邱村置自唐代，因唐代宰相苏味道墓而得名苏丘，清雍正初改为苏邱。苏味道墓位于苏邱村中部，有1300多年的历史，占地3500平方米。封土高约4米，直径约10米，四角有四座井亭，墓台周围有翠柏和白玉栏杆环绕。墓前立有3通石碑，正中的石碑上书“大唐苏味道之墓”，左右两块碑上书“三苏发祥”、“眉山发迹”字样，还有一块《苏味道墓修复碑记》卧碑。站在墓前，思绪随风而动，历史中的苏味道立体起来。苏味道三度拜相诗风清正苏味道，字守真，生于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卒于705年)，苏邱村人，唐代政治家、诗人。苏味道九岁能诗文，少年时，便和赞皇李峤以文辞著名，时称“苏李”，十九岁进士及第。在武则天时期，苏味道三度拜相，居相位九年。在初唐时期，他与同时代的李峤、崔融、杜审言并称“文章四友”。在诗人中，“苏李”往往又与“沈宋”，也就是沈佺期、宋之问相提并论。沈佺期18岁中进士，宋之问19岁中进士，同属凤毛麟角之才。他们都大力创作近体诗，对唐代律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苏李”的成就虽不及“沈宋”，但由于他两人身居高位，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苏味道诗风清正挺秀，绮而不艳，多咏物诗，流传的有《咏井》、《咏霜》、《咏虹》等，特别是那首《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更是被誉为“古今写元宵节诗之首”。苏味道诗写的好，但从政却很谨慎，特别是在武则天强权当政时，他采取明哲保身方式，避免得罪各方，处事便模棱两可。常对人说：“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有“苏模棱”之称，这也就是“模棱两可”一词的来源。“三苏”感恩虽居眉山不忘栾城苏味道有四个儿子，老大、老三、老四都“子承父业”做了官，只有老二与众不同。这个老二叫做苏份，苏味道死后，苏份就在眉山县，也就是现在的四川眉山东坡区娶妻生子。“自是眉州始有苏氏”。苏味道死后，归葬苏邱村。作为后人的“三苏”，虽居于眉山，并在眉山开枝散叶，但对于祖籍河北栾城，一直念念不忘。他们在文章、诗词、书画经常署名为“赵郡苏洵”、“赵郡苏轼”等，苏辙更是被朝廷授予“栾城县开国伯”，他的作品集叫《栾城集》。苏东坡的墓志铭上也写道“苏自栾城，西宅于眉”。苏洵之孙苏籀撰录苏辙语录一卷，取名《栾城遗言》“以示子孙”也说明苏氏一门源于栾城。亭台掩映诗词长廊在苏味道墓前左侧，建有碑刻与亭台，高大的亭台，显然是备给拜谒者临时休息用的。碑刻的诗词长廊分布均匀，细细读来，让人沉浸在那些隽永的词句之中。这里是苏东坡祖籍，自然也是“东坡文化”的源头，因此在苏味道墓对面的一处古旧房屋墙上，就会看到画着一些苏轼的轶事，这也是人们把苏氏后裔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方式。苏轼的轶事里，既有“出人头地”的来历，又有“水落石出”的演化，还有“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趣说，更有“沧海一粟”的来源。更有意思的是，竟然特意把“东坡肉”的传说进行了重点介绍，想来美食是人人割舍不开的最爱。原来，“东坡肉”是苏轼在徐州任知州时，带领徐州人民抗黄河之灾，筑堤保城，百姓感恩，杀猪宰羊，上府慰劳，苏轼推辞不掉，收下后，研制成红烧肉，又回赠给抗洪的百姓，肥而不腻，酥香味美，被称为“回赠肉”。后苏轼被贬黄州，自己在一个东山坡上开荒种地，便自封“东坡居士”，又把红烧肉进行完善，成为“东坡肉”了。虽是轶事，也因此说明苏氏一门，清正廉洁、醉心诗学、淡泊新心性的生活态度。清明桥上雨纷纷离苏邱村不到1公里，有座清明桥。因此桥是苏味道后人清明祭祖的必经之路，而得名“清明桥”。清明桥坐落于洨河故道上，建造年代比较久远，与赵州桥一样，同为李春修建，全长44.2米，宽5.08米，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石拱桥，如今洨河早已干涸改道，清明桥也已经成了文物，被文保部门保护了起来，是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那些桥上来来往往的苏氏后裔和路人，已定格成历史影像。苏邱村依旧熠熠生辉苏邱村，作为“三苏”祖籍，也见证着苏氏家风代代相传，甚至已经超越了一宗一脉的意义，载入中国人的口碑，深深地融入了中华文化之中。“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苏氏一门的成就，虽穿越岁月而依旧熠熠生辉。袁冰山河行袁冰河北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河北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会员，“北方以北围读会”联合发起人，“书多多”原创自媒体公众号联合创始人。热爱自然万物的行者，醉心历史文化的学人。

袁冰

2020-11-29
2019·第十二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大学生诗人眉山之行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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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盘陀座像。张磊摄眉山夜雨□王向威（同济大学）你空出街道，让一滴雨，代替你的行走。紧接着的，是另一滴，不断如此。你待居室内，视线中的那些雨滴，终于跌落下来。淋湿的那部分，面积慢慢扩大到你的心里来。青神山速写□李柏荣（南通大学）你随江水离去的时候满面的秋风正从一片虚构中醒来我们之间怀有九百年的夜晚，此刻它们已悉数在月色中被打开薄云，群山，红土……雨水，青苔，马蹄……这些史书中携有回音的事物被我们逐一指认——太过古老，有的已与倒影重合在青神山，流水与禅寺相继开始沉默水面缓慢，菩萨们陷入虚无摇晃的人间里，万物传来低沉而短促的寂静空隙中青色的明月落下只有一只水鸟无声填补了我的呼吸青神修辞术□张媛媛（中央民族大学）青苔，长牌，剥落的漆新石填满雨水侵蚀的旧迹神像无首，挥动着刑天的细竹针，绵密雨线织进失神的江心。神话失效时，我们不断堆积着新地层用红土、锈渍与氧化词语吹入过路人耳中新传说的灰尘——青色的边界在哪里呢？山脉绒毛是被吞噬的峰顶顶楼常青树或山茶的果实方言如青涩诗人表达着情绪茶馆里遗留几元赌资。神秘花色如谶语，牌面洗褪虔信的祝辞。彩色漆印渗入公告栏上新标语下山之路滑向我滑向我被重新赋色的名字。七月雨中访三苏祠及青神山麓□王年军（北京大学）穿过一重重树木、田野和秦岭、巴山之间的隧道，隔绝了远古的食人者和用于刀耕火种的石头，我们不再是一块母体褶皱中的探险者，面对无法辨识的空白区域。在它的历史上长满茂密的竹子、草木，盖住了竹筐、篾片和古镇上手工性质的记忆，农民的脚印和车轮的辙印交叠、变形，就像在寺庙和祠堂的深处，悬挂着大型的蜘蛛——偷吃泥塑上的颜料、蛀空宋朝文官紫色的袍子。在大陆的中部，季风往往也会迟到，正如我们作为迟来的变异者，和辣椒、玉米一起，完成于一场横的移植。庭院里的丹荔枝高高地悬挂于纬度中的河谷，在诗句中被剔皮，露出晶亮的果肉，正如亚洲大陆的西部，车轮和青铜器都曾在毛细血孔中堵塞，流通，凝结成一个不断与外界交换呼吸的肺，直到藏彝走廊打开硕大的天井，上面亚热带的气旋漂荡不息。岷江浑浊的水把红军的脚步、气候变暖的雪山和峨眉山月冲走，这个土地上的磷正被稀释，在沉积岩和全景地图的比例尺中重新构造，等待下一个时代，人们在河畔建筑房屋，往地幔深处掘铁，在岩芯中抽取资源，胜过珍稀的井盐。仿佛是有人在墙壁后敲打，遥远的眉山埋在水下，在烈日中风化，而雨中的苏轼穿过七月青神的山麓，鞋上沾满青苔，顺着江流而下。与众师友访汉阳古镇有感□安文（南阳师范学院）微雨一路从苏祠斜逸至岷江河畔。苏东坡慨而踏歌，而忘形时也会一脚跌入杜工部的破敝茅屋，袒胸手谈如何？两个诗人互相放逐对方的流离岁月，坐破仕途的牢狱却回头，隔着同一幕雨帘溅起蜀地的几寸浮土，遂扯开一缕苔丝般印刻山水的急就章。小镇的居民从未留意这一册文人的山水经，他们三五成群，散落在棉花街或其他街巷的纸牌馆，售卖油纸伞的小店铺，竹编的宽椅子或一户种有紫藤萝的小庭院内。面对这小楷般的日子，我情愿做一处清贫的闲笔，允许被指认，圈点，勾抹，但我更愿意赞美你——踯躅在湿滑山道，逼仄的出租房，大平原流泻的诗稿抑或水稻田里汗水涔涔的面庞。虫洞□熊志彪（韩国国立釜山大学）C6258号虫洞把我引到汉阳镇来，它附着在一颗湿润的花生米上，使停留包裹上一件喜庆的外衣。停留的事物多如形容细雨的比喻，一把门口的竹椅一节熄灭的烟屁股，一处闲置的徽派建筑。安徽人的马头墙，防着现世的火上世纪的戏台子，在超光速的旅程中静止着水袖还拂动着，遗忘的曲词太白，子美和子瞻他们出发的渡口，依然在静默中，送出一截截流水和背影我不安着，怀想着如何赶上他们将他们晚年的送别诗，装进他们年轻的包袱里听江□陈航（海南医学院）我听见岷江内部的颤抖，这相当于，我窃取了他的秘密河里岸上，呼吸的余音，是水花的此起彼伏。而深处，你吞咽落日，将黄昏消灭。每一天，都是这样，每个时刻，我们都得打败体内的异物。地平线表面的平静，是危险的伪装有战争，就会有伤害我是岸上的石头，面对碰撞，□本报记者陈甜收集整理

陈甜

2019-07-28
苏门三父子文章传千古，家风润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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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传家门毓秀，博爱处世人长久。”纵览中国历史，没有哪一家，能像苏氏家族一样，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个席位，传为千古佳话。除了天资禀赋外，苏氏一脉代代相传的家风，无疑也是他们成长的重要基石。最好的家教是言传身教子女是父母的影子，从子女身上，总能看到父母曾经的模样。三苏家学源远，祖籍赵郡（今河南赵县），后迁至河北栾城，唐朝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其后代遂定居于眉山。至苏洵出生（1009年），已历三百余年。苏轼的曾祖父苏杲，善于生产经营，但他从不聚敛财富，一直到死，家里的田地不满两顷，房屋破旧了也不修葺，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可他帮助别人毫不吝啬，经常拿出粮食、衣物救济贫困乡邻，且做了好事从不张扬。苏氏家族再度兴起的重要人物，是苏轼的祖父苏序。明郑瑄《昨非庵日纂》记载，苏序曾言：“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意思是希望子孙读书做官，而不希望子孙经商致富。后来苏洵的哥哥苏涣24岁高中进士。在其影响下，苏洵“窃有志于今世”（苏洵《上富丞相书》），晚年也凭荐举踏入仕途。苏轼兄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双双高中进士，达到了苏氏家族科举求仕的顶峰。苏涣子孙辈、苏洵的孙子辈进入仕途者也不在少数。苏序为人仗义，性情上还多了几分疏达不羁的豪侠之气。有一年饥荒席卷眉山，苏序开仓无偿救济饥民，颇受乡民们称赞。到了苏洵这一代，其妻程氏更是发挥了出色作用，作为贤母，后世将其与孟母、岳飞母亲一起并称为“三大贤母”。苏东坡的母亲程夫人出生于眉州青神县一个名门世家，父亲程文应进士出身，官至大理寺丞。在优渥家境长大的程夫人不仅生活富足，而且自幼喜读诗书。程夫人知书达理、端庄贤淑的性格，在苏轼、苏辙两兄弟成才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宋史《苏轼列传》，开篇就讲了一个程夫人育子的故事，寥寥几笔，却极为传神。苏东坡十岁的时候，父亲外出游学，母亲程夫人亲自担任老师，教其读书，凡讲到古今成败之事，总能说出其要害本质。一天程夫人在读到东汉史《范滂传》时感慨不已，一侧的苏东坡说：“我如果成为范滂，母亲会同意赞许吗？”程夫人听此言后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这样的忠臣义士，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从那时起，苏东坡就发奋进取，博阅群书，心怀天下。最好的学区房是家中书房北宋时的西蜀眉州是名副其实的诗书之乡，这里民风淳朴，男女老幼都好学习，都要读书用礼。眉山城里有一处“孙氏书楼”闻名天下，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创建人是眉山读书人、藏书家孙长儒。从开元到唐僖宗光启年间，孙家的藏书楼越建越大，成了全国最大的私人图书馆，唐僖宗亲题“书楼”褒奖孙氏。北宋印刷术发达，眉山因为诗书之风很盛，成了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之乡（杭州、建阳和眉山）之一。在苏东坡求学赶考的年代，眉山城中的学子、士子有上千人。同年赴京赶考的学子50多人，考中进士的有13人。两宋时眉州出的进士上千人，有名有姓者达886人。难怪宋仁宗会如此惊叹：“天下读书人皆出眉山。”陆游则称赞眉山的诗书奇观：“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在家乡如此浓厚的学风影响下，眉山的苏氏家族自然对培养孩子们读书成长尤为用心。苏洵的二哥苏涣、岳父程文应都是进士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丰，苏氏兄弟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苏洵引导两个儿子看书学习的方法总是不走寻常路，却往往会收到奇效。比如藏书，对一些好书奇书，苏洵自己看后故意藏起来，引得苏轼兄弟二人因为“猎奇”而偷来看。或者以奖励的方法，鼓励兄弟俩读书并提问。又如抄书，他让二人以抄书来读书，规定古籍经典须抄一遍阅一遍。这种学习方法，苏轼日后也用来教育三个儿子。还有游学，苏洵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坚定践行者，他也经常带着两个儿子走访名师高仕。尽管自己屡考不第，但在教育两个儿子写文章上，苏洵却颇为得法，他知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大力改革文风，而自己也不喜欢华而不实的风格，于是将写作经验倾囊相授：写文章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切不可因袭他人；要“言必中当世之过”，像五谷能充饥、良药可治病一样，能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他经常和两个儿子一起搞同题作文比赛，以激发他们的写作欲望，并通过不同视角的探讨交流，共同提高写作水平。最好的家训是有规可训苏氏一门笃厚的家训家风，既有一代代润物无声的传承，也有一代代先祖苦心孤诣的经营和引导。为东坡兄弟俩取名（当时两兄弟都是先有小名，及至读书时才正式取名），苏洵用心良苦。《名二子说》中，他写道：“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知子莫如父，苏轼性格外露，父亲担心他在社会上生存口无遮拦，不会隐藏自己的锋芒；苏辙性格沉稳，却是十分让人放心的。不仅如此，三苏皆留下大量与家风家教相关的文字、诗词。苏洵撰有《苏氏族谱》一卷，概述了苏氏家族的起源发展，记述苏氏先祖的嘉言善行，教育后代不忘祖宗先人，孝悌忠信、和睦友爱，继承和发扬先辈优良传统。比如关于孝慈仁爱方面，苏洵在《苏氏族谱亭记》中写道：“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诮让也。”在为人处世方面，苏洵在《族谱后录下篇》中这样忠告后人：“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小家的修为，族亲的家传，到兼济天下的义举，就这样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从苏轼兄弟和妯娌对父母亲的孝顺也可见一斑。嘉祐二年（1057年），程夫人病逝，刚刚进士及第的苏轼兄弟，即刻随父亲一起返回眉山，为母亲守孝。嘉祐六年（1061年），苏东坡以京官大理评事的身份，到陕西凤翔任签判，本来苏辙也要外放任职，因不能让老父亲独自在京，苏辙索性辞官不做，与妻子史氏留在汴京照顾父亲。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病逝于京师，苏轼兄弟又立即辞去官职，将其灵柩运送回眉山，为父亲守孝。兄弟俩的仁爱和孝心，子孙辈给予了很好的回报，苏轼在被贬黄州惠州儋州，尤其是乌台诗案发生时，三个儿子均在不同时期陪伴在他身边，度过艰难的时光。苏轼也非常重视总结家族优良家风。他还通过书信、诗文的形式，教育三个儿子和苏辙的几个儿子，甚至还要写信问候苏辙孙子的学业情况，向他传递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苏轼的后人深得其风范。他的三个儿子苏迈、苏迨和苏过，皆恪守做官先做人的道理，风骨卓然。最好的家风是两袖清风“公生明，廉生威。”清正廉洁的家传，对苏氏家族而言，有着很好的传承，他们祖祖辈辈都乐善好施，以义为利，非义不取。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在京病逝，苏轼兄弟带着父亲的灵柩回眉山丁忧。朝廷中的同事纷纷凑出份子钱，以示悼念。英宗皇帝赠银一百两，宰相韩琦、副相兼恩师欧阳修各赠银三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加起来至少也是两三千两的大数字。但苏轼兄弟意见高度一致：坚辞不受，唯独提了个要求，希望皇上能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老人未竟之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官六品。短命的英宗当政不到五年就驾崩了，年轻的神宗继位，希图通过改革恢复仁宗时的荣光，大胆起用王安石变法。除了神宗的鼎力支持，王安石还需要更多坚定的追随者、践行者，他向苏东坡兄弟伸出了橄榄枝。但有着基层工作经验的苏东坡看到了变法的一些危害，他用犀利的笔，写出了《上神宗皇帝万言书》，先后两次论新法之不便，预言“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这样对新法立场鲜明而激进的反对，对位高权重、大刀阔斧改革而主动示好未果的王安石而言，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一场灾难向苏东坡悄悄靠近，但他浑然不知。于是，在王安石铁腕改革中坚力量吕惠卿、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等人操作下，神宗皇帝收到了这样的弹劾奏折：苏轼四年前护送父亲灵柩回川妄冒公差，往还以舟载物，贩卖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淮南、江南、湖北、成都诸路转运司，严加调查，搜集证据，并逮捕篙工水卒。当然，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调查很久也没有结果。尽管苏轼对这种诬陷没有进行任何辩解，但已感到在京处境的困难，只好坚决请求外补。很快，朝廷就批准苏东坡通判杭州。早在苏东坡兄弟刚科举入仕进入官场以来，叔叔苏涣就谆谆教导他们，传授为政之方，苏辙在《伯父墓表》中深情写道，“其为吏，长于律令，而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一时称为吏师。”苏涣作为皇帝认可的循吏，是子侄们从政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播下了以民为本的种子。后来，苏东坡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下了八个字：“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认为，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千百年来，苏氏兄弟，尤其是苏东坡的美政理念以及爱民忠君情怀，依然令人津津乐道：杭州治理西湖，勇战疫情；密州捕蝗抗灾，收养弃儿；徐州抗洪守城，寻找煤炭；惠州引泉入城，化缘建桥；儋州改进民风，教化民众；八任太守三次贬谪，无论是经手大工程大项目，还是面对老百姓的柴米油盐等生计问题，均不见苏氏兄弟的贪墨之处，反之慷慨解囊，拿出私人俸禄办百姓的事……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例不胜枚举，屡遭贬黜而无怨无悔勇于担当的品质为后世景仰。最好的牵挂是兄弟同契北宋是文人辈出，星河灿烂的时代。在北宋的历史星空中，有好多“双子星座”兄弟，比如程颢和程颐，曾巩和曾布，蔡京和蔡襄，王安石和王安礼、王安国，但兄弟间发自心底的政见相同，同进退共患难，却没有哪一对能超过苏轼、苏辙兄弟。入仕后，兄弟二人聚少离多，只有为父母丁忧的近六年和当京官的九年时间在一起。但两兄弟从未中止过联系，诗文唱和伴随着他们的一生。二人一生仅诗词交流就达二百多首，那些诗词佳句，是他们兄弟情深的明证，也是研究宋史的宝贵资料。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始于刚入仕时的公元1061年，苏轼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通官，为陪伴在京城为官的父亲而辞职不就。子由为兄嫂送行，送了一程又一程，直到离开开封一百四十里的郑州，兄弟二人才生平第一次分开。在这几年的信件往来中，苏东坡写出早年的千古名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也是在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中，苏东坡第一次在诗句中提到了两兄弟毕生的追求和向往：“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从嘉祐六年（1061年）兄弟俩初次分手，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东坡去世，长达40年的岁月中，“夜雨对床”萦绕在二人心中，成为他们人生沉浮中一直念念不忘的约定。有人做过大数据统计，苏氏兄弟一生有13次大的分离，在诗词唱和中，16次提及“夜雨对床”。在两兄弟被贬黄州与筠州的四年间，诗文往来不断，也是佳作迭出的高产期。苏辙在筠州因为喝酒过度犯了肺病，苏轼写诗相劝。听说苏辙在筠州与官长不和，恐被革官，苏轼写诗劝他不必太委屈自己，实在不行回黄州，兄弟俩一起在东坡耕地。在艰难的时局中，苏氏兄弟就这样相互支持勉励，渴望守得云开见天日。苏轼在杭州三年任期届满，即请调至密州，就是因当时苏辙正任职济南，两兄弟可以多联系走动。密州是贫穷之地，与富庶的杭州无法相比。到了密州，想起不能见面的弟弟，苏轼心中感触万千，公元1076年的中秋之夜，他发出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喟叹。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谪于海南儋州，苏辙被贬谪于广东雷州。农历五月十一日，二人相遇于广西藤州，苏辙送苏轼出海，六月十一日诀别于海滨。苏轼作诗云：“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这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见。依苏东坡的遗言，由子由为其撰写墓志铭：“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氏兄弟，经历了五代帝王，一生宦海沉浮，颠沛流离，好在二人甘苦与共，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持，写诗互赠以通音讯。《宋史·苏辙传》称赞苏轼兄弟的情谊：“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氏文章擅天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皆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三人在文学上造诣极深，虽同出一源又各具特色，人称“凝练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颍滨”，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三人的立身操守也都光明磊落、清廉正直、循理无私，关心国家命运，同情民间疾苦。苏氏父子三人为文、为人、为政，都被后人推崇为理想的标杆。■据《新华每日电讯》

2020-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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