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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学习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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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简介】李东海，1983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睢宁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获奖入展】“瘗鹤铭奖”全国书法作品展2012中书协培训中心优秀作品奖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展首届“西狭颂”全国书法大展首届“钟繇奖”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王安石奖”书法作品展第三届“四堂杯”全国书法大展“金山岭长城杯”全国书法展“朝圣敦煌”全国书法大展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素壁联题分韵句红炉巡饮暖寒杯朝游诗书圃夕憩翰墨场行书黄庭坚《论书》草书苏轼《江城子·别徐州》小楷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李东海草书需要学习吗？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跋鲁直草书中》苏轼和黄庭坚两位书法大家居然探究这个话题。“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一生虽然短暂，却屡建奇功名垂史册。汉武帝时，匈奴攻扰北方诸郡，他曾六次出击匈奴，制止了匈奴的掠夺。《汉书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说他打仗从来不学古代兵法。黄庭坚认为草书如果不学，像霍去病不学古兵法也能打仗那样，也是可以的。草书不学亦可，但有一个前提，要得笔法。就是说，只要有笔法作为前提，草书无需朝夕临摹古人书迹。只通过临摹前人草书来学习草书，这条路在黄庭坚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黄庭坚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细察其两种书体，用笔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楷书和草书的节奏韵律不同而已。黄庭坚说，书法不学亦可，他并没有说，连笔法也不需要学。相反，他特别重视笔法的学习。“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黄庭坚觉得自己二十年临摹周越来学习草书，是失败的。失败根源是没得到草书的笔法。只要得到古人的笔法的真髓，周越以及其他前人字不学也罢。学习书法不是一味地规模古人，一味地去临摹。要给看留出时间，给悟留出时间。所以他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就是告诉我们学习书法，整天在那临摹是没有用的。就算整天临摹，最多只能得到外形的相似。得形似是次要的，对形成自己风格反而是障碍。必须通过多看来领悟笔法，进而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态势才是硬道理。黄庭坚说草书不学亦可，其前提是得到笔法，尤其是要有真书笔法作为铺垫，而剩下的学习只是识草、自运就行了。这是黄庭坚总结自己学习周越失败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学习草书的路径。因此他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这种论调与苏轼同频。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跋陈隐居书》）看来由正入行而为草，是学习草书的非常便捷的路径。这个路径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已经为我们总结出来了。有一代草圣之誉的于右任，也赞同这种学习的路径。他说：“书法是一种崇高的美术，要从篆、隶、楷入手，然后进入行草，用笔才有神韵。”清代大书法家赵之谦自云：“生平因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行书未曾学，仅能稿书而已。”赵之谦未曾学习行书。他只是从正书入、得笔法再以稿书自运最终写出了自家面目。当代印刷技术精湛，得到历代行草字帖，十分便利。问题是我们还有必要临完这家再临那家？我们给看、给悟、给自运留出多少时间？黄庭坚意思是得真书笔法后，草书便是识草自运罢了。难怪如于右任说的那般轻松“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得法后，一切顺乎自然的书写比临摹更重要。针对黄庭坚不学亦可，苏轼说，霍去病在士兵乏粮的情形之下。踢球游戏正是他不学兵法的弊病。苏轼认为，从书法上来说，单纯有意于学不是完全的好办法，但不学也是不行的。抛出“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的观点。这是对黄庭坚不学亦可的认可和补充。既肯定了黄庭坚的见解。又担心完全不学会重蹈古人失败的覆辙，而不自知。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中也提出相似的理论。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通其意就是打通正书与行草之间的关隘。学习书法要在正书上用功，外溢而为行草即可。这就界定了学和不学的界限。学即是学古人笔法，有了笔法的修为，还一味地遍临行草诸家，甚至精临、背临，头脑中贮存古人大量的形迹，就无暇天然自工了。“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得法后最要紧的是求字外之意，就不要再贮存古人的字形了。苏轼这句话，带给我们更多的警醒。岁月不逮，古人很早就朝着写出自家规模方向稳步前行。我们在艺术道路上，如果没有古人的气息，说明学得不对，如果全是古人的面目，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在苏黄探讨学与不学之间，找到生发的路径，最终写出即古即我的面目。

李东海

2022-01-14
如何学习行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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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家简介】李东海，1983年出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书法家协会理事，睢宁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获奖入展】“瘗鹤铭奖”全国书法作品展2012中书协培训中心优秀作品奖全国第三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第二届册页书法展首届“西狭颂”全国书法大展首届“钟繇奖”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王安石奖”书法作品展第三届“四堂杯”全国书法大展“金山岭长城杯”全国书法展“朝圣敦煌”全国书法大展第十一届全国刻字艺术作品展素壁联题分韵句红炉巡饮暖寒杯朝游诗书圃夕憩翰墨场行书黄庭坚《论书》草书苏轼《江城子·别徐州》小楷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李东海草书需要学习吗？这个看似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跋鲁直草书中》苏轼和黄庭坚两位书法大家居然探究这个话题。“草书只要有笔，霍去病所谓不至学古兵法者为过之，鲁直书。”“去病穿城蹋鞠，此正不学古兵法之过也。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子瞻书。”霍去病官至骠骑将军，一生虽然短暂，却屡建奇功名垂史册。汉武帝时，匈奴攻扰北方诸郡，他曾六次出击匈奴，制止了匈奴的掠夺。《汉书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说他打仗从来不学古代兵法。黄庭坚认为草书如果不学，像霍去病不学古兵法也能打仗那样，也是可以的。草书不学亦可，但有一个前提，要得笔法。就是说，只要有笔法作为前提，草书无需朝夕临摹古人书迹。只通过临摹前人草书来学习草书，这条路在黄庭坚看来是行不通的。我们知道，黄庭坚善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细察其两种书体，用笔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楷书和草书的节奏韵律不同而已。黄庭坚说，书法不学亦可，他并没有说，连笔法也不需要学。相反，他特别重视笔法的学习。“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黄庭坚觉得自己二十年临摹周越来学习草书，是失败的。失败根源是没得到草书的笔法。只要得到古人的笔法的真髓，周越以及其他前人字不学也罢。学习书法不是一味地规模古人，一味地去临摹。要给看留出时间，给悟留出时间。所以他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学书时时临摹可得形似，大要取古书细看，令入神，乃到妙处。”就是告诉我们学习书法，整天在那临摹是没有用的。就算整天临摹，最多只能得到外形的相似。得形似是次要的，对形成自己风格反而是障碍。必须通过多看来领悟笔法，进而大胆地写出自己的态势才是硬道理。黄庭坚说草书不学亦可，其前提是得到笔法，尤其是要有真书笔法作为铺垫，而剩下的学习只是识草、自运就行了。这是黄庭坚总结自己学习周越失败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学习草书的路径。因此他说：“欲学草书，须精真书。知下笔向背则识草，书法不难工矣。”这种论调与苏轼同频。苏轼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跋陈隐居书》）看来由正入行而为草，是学习草书的非常便捷的路径。这个路径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已经为我们总结出来了。有一代草圣之誉的于右任，也赞同这种学习的路径。他说：“书法是一种崇高的美术，要从篆、隶、楷入手，然后进入行草，用笔才有神韵。”清代大书法家赵之谦自云：“生平因篆而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行书未曾学，仅能稿书而已。”赵之谦未曾学习行书。他只是从正书入、得笔法再以稿书自运最终写出了自家面目。当代印刷技术精湛，得到历代行草字帖，十分便利。问题是我们还有必要临完这家再临那家？我们给看、给悟、给自运留出多少时间？黄庭坚意思是得真书笔法后，草书便是识草自运罢了。难怪如于右任说的那般轻松“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得法后，一切顺乎自然的书写比临摹更重要。针对黄庭坚不学亦可，苏轼说，霍去病在士兵乏粮的情形之下。踢球游戏正是他不学兵法的弊病。苏轼认为，从书法上来说，单纯有意于学不是完全的好办法，但不学也是不行的。抛出“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的观点。这是对黄庭坚不学亦可的认可和补充。既肯定了黄庭坚的见解。又担心完全不学会重蹈古人失败的覆辙，而不自知。他在《次韵子由论书》中也提出相似的理论。即“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通其意就是打通正书与行草之间的关隘。学习书法要在正书上用功，外溢而为行草即可。这就界定了学和不学的界限。学即是学古人笔法，有了笔法的修为，还一味地遍临行草诸家，甚至精临、背临，头脑中贮存古人大量的形迹，就无暇天然自工了。“心存形声与点画，何暇复求字外意？”得法后最要紧的是求字外之意，就不要再贮存古人的字形了。苏轼这句话，带给我们更多的警醒。岁月不逮，古人很早就朝着写出自家规模方向稳步前行。我们在艺术道路上，如果没有古人的气息，说明学得不对，如果全是古人的面目，也是错误的。我们要在苏黄探讨学与不学之间，找到生发的路径，最终写出即古即我的面目。

李东海

2022-01-14
苏轼的艺术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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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地受到光明讲坛的邀请，给大家讲讲我心目中的文化巨人——苏轼。苏轼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是文化最发达的时代。公元十一世纪中叶，经历过晚唐长期的战乱，宋王朝建立之后就致力于文化复兴，经过了将近100年的时代积累，逐渐产生了一大批文化巨人。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里面有一段话，“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由此可见，这两位著名国学大师都不约而同地把宋代看作文化的高峰。对于苏轼的文化成就，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苏轼在散文、诗和词各方面都是宋代的大家。文是唐宋八大家，诗是苏黄并称作为宋诗的代表，词有苏轼和辛弃疾，是豪放派的代表。另外苏轼是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而他的绘画又是文人画的代表。除此之外，苏轼在思想上、政治上、哲学上、社会伦理学上、博物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思想的包容思想的包容跟苏轼从小受到的教育分不开。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历史上四川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文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书不光看儒家之书，其他的诸子百家、小说、杂记等都要博览，所以这里出现的司马相如、杨雄、李白等人，都跟中原地区的文人有很大不同。”苏轼是一个非常具有好奇精神的文人，他的博物学知识很渊博。他和北宋著名的科学家沈括二人在医学、药物学上都有很高的造诣，讽刺的是，他们生前敌对，而死后两人的药方被后人合编为《苏沈良方》。这说明文化的意义是可以超越政治派别的，他们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被后人所认可，所以在流传过程中，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的力量。苏轼和韩愈被后人并称“韩潮苏海”，韩愈是一个正统的儒家学者，他曾经写过《原道》，把老庄和佛教都视为异端，他认为要把其他思想都统一到儒家正统思想之下，这难免显出他思想的狭隘。苏轼就非常不同。他认为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积累中，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华。他曾写过一篇《祭龙井辩才文》，是苏轼为僧人龙井辩才做的一篇祭文。辩才大师属佛教天台宗，苏轼既喜欢天台宗又喜欢禅宗，当时两宗之间互相有矛盾，所以苏轼在写这篇祭文的时候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他反对儒家和佛家之间互相斗争，也反对佛教内部宗派之间相互攻击。苏轼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自己的精彩之处，而且他们所提倡的都是人类精神的普遍原则，就像每一条江河都要流到大海，无论是浩瀚的大江还是潺潺的小溪，都有它自己的意义和价值。宋代两位文豪苏轼与王安石在政治上是相互敌对的，但更主要的是，苏轼不喜欢王安石的文化观念。苏轼在写给张耒的书信里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王氏即王安石，说王安石的文章固然精妙，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好使人同己”，让大家都要跟他一样。苏轼指出“自孔子不能使人同”，说孔子门下每个弟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和长处。苏轼还做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片肥沃的土地，可以生长各样的植物。相同之处是它们扎根的土地，不同之处在于这些草木各自不同。但只有一种土地上可长出统一的植物，那就是盐碱地，即“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样一来，文化变得单一，思想受到禁锢。这种禁锢是非常悲哀的，所以王安石本人的艺术成就很高，但是他的学生里却并没有几个真正的文化巨人。这对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最大的启示就是思想的包容。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而愤怒，他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芬芳，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的形式呢？”后来王安石政治上的失败，也在于他太好使人同己，听不进批评意见。他的新法成了贪官污吏牟取私利的工具，他的接班人都是祸国殃民的乱臣。这就是“王氏之同”造成的文化和政治的荒漠。反观苏轼，他的思想包容性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人性的尊严苏轼爱好玩乐，却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苏轼小时候和母亲一起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因为反对豪强将被杀害，他对母亲说：“我不遗憾，只是不能养老了，但弟弟可以伺候母亲您。”他母亲却对范滂说：“一方面要有美好的名声，另一方面又要享受长寿，这不可能，母亲支持你。你能够跟当今名士一同赴难，作母亲的感到荣耀。”读至此处，苏轼对母亲说：“如果我成为范滂，母亲能同意吗？”母亲程氏就对苏轼说：“如果你成为范滂，难道我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这个故事见于苏轼弟弟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和《苏轼本传》，少年时就受到这样的儒家政治品格的熏陶，对苏轼的影响非常大。苏轼兼济天下的原则是他不能屈服于君王个人的权势，而是尊崇一种道义的原则。苏轼在几篇文章中都流露过这样的思想。比如《张文定公墓志铭》里的最后一段写道“大道之行，士贵其身。维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区区仆臣，以得为喜。功利之趋，谤毁是逃。我观其身，夏畦之劳。”就是说，一个士大夫要遵循天下大道。儒家的道就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道一定是为人民之道。一个士大夫就一定要看重自己的所作所为，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人格是有尊严的。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士大夫认为，哪个君王有道我们就为哪个君王服务。而秦汉之后这个情况改变了，从焚书坑儒开始，很多文学家成为了帝王豢养的人。所以苏轼认为秦汉以来“士贱君肆”，君王的权力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原因在于士大夫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区区仆臣，以得为喜”，皇帝赏赐一个官职就感到非常高兴，人格萎缩、失去底线，就会变成“功利之趋，谤毁是逃”。苏轼认为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哪怕是“谤毁”也要勇于承担。历史上提到苏轼往往会说他“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对一切看不惯的东西都敢于说出自己的观点。在王安石政坛当红时，苏轼敢于写万言书，对其新法提出批判。后来王安石调他去当开封府推官，想让杂务把苏轼羁绊住，但苏轼仍坚持批评王安石为政不当之处。苏轼说话得罪了很多人，但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他在《思堂记》里说：“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意思是我的语言发自于我的内心，如果吐出来就得罪人，但吞进去就得罪了自己。苏轼认为，我宁愿得罪人也不要得罪自己，要一吐为快。这是他非常可爱的地方。照理说写《思堂记》就要写三思而后行，而他写《思堂记》的时候却说就是要“不思”才对。为什么呢？他说“君子之于善也，如好好色；其于不善也，如恶恶臭，岂复临事而后思，计议其美恶，而避就至哉？”作为一个君子，本能的反应就是对善事就喜欢，对恶事就厌恶，这还要思考什么呢？一旦前思后想，你就会想到怎样去逃避。人一旦有了反复的思考犹豫，私心杂念就会萌生。所以苏轼就说“是故临义而思利，则义必不果；临战而思生，则战必不力。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福祸，则吾有命矣”，我从来不思考这个事有利还是有弊，错误的我就要反对，像本能一样根本不需要思考，遇到生死祸福就是命运，我也不会去回避它。苏轼的这样一种精神，可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很多中国人的处世智慧，就是怎样变得油滑世故，怎样见人说三分话，或者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而苏轼是心怀坦荡、光明磊落的君子，他是靠自己直觉的厌恶和喜好来对待自己的人生。所以，他总是那么自信潇洒，对物质方面没有什么追求的兴趣，而追求内心人格的升华。下面的这两句诗虽然是写给年轻朋友的，但也是苏轼的自画像，叫做“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所谓的诗书是一个文化的代名词，文化品位越高，气质就自然不凡，并不靠外在的化妆、修饰而得来。我们评价一个人，可以说漂亮，但也会说很有气质，漂亮是外在的，气质则是内在的。所以中国要建成一个文化大国，就要在内在气质方面有所开拓。例如国人出境旅游，衣着光鲜阔气，但做出的许多不雅行为却暴露出素质问题。这就是太追求外在而放弃了内在的升华。这种内在精神就是人格的尊严，自己的人格尊严并不是以践踏他人的人格而获得的，人格的尊严一定是相互的，只有有人格的人才知道尊重他人的人格，所以苏轼的人格对我们非常有启发。超然的审美苏轼在《宝绘堂记》里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作为一个君子，我们可以把精神寄托在某件东西之上，但是我们不要过于地留意这件东西。这个“物”是对我们人生有好处的“物”。他说如果我们把精神寄托于物上面，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外物我们都可以得到快乐；尤物是非常美的东西，那么它也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一种病。但是反过来如果是留意于物，如果你把你的心智全部都放在这件东西之上，那么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东西，都足以造成你玩物丧志的病。比如年轻人整天沉溺于游戏之中，就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就是最美好的东西你都不会感到快乐，因为你过分注意它了，你想占有它的时候，你心中就有一种怕失去的担心。因为你得到了尤物后就怕失去它，成了心病，就得不到快乐。苏轼说“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圣人也喜欢五色、五音和五味以及驰骋田猎，这四者没有问题，主要是看对待它们的人是什么态度。接着苏轼又举了几个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故事。刘备喜欢结髦、魏晋名士嵇康喜欢打铁，另一个名士阮孚喜欢蜡屐。这些爱好在一般人看来很无聊，但是他们各自却很喜欢，从中得到了快乐。苏轼又说“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他说书画就是最好的艺术，书画使人感到愉悦，但书画仍可以使人产生病，为什么呢？我们说对于书画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欣赏者的态度，书画可以使我们感到很多审美的愉悦，但另外一种是收藏家的态度，收藏家拍卖坊的态度，平时都把书画卷起来藏起来，就是作为一种财富，这样书画就成了人的负担，而且不光有负担，还可能造成灾祸。“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这就是留意于物的后果。近年我国反腐取得很大成就，查处的很多贪官就是如此，很多东西并未欣赏，只是埋藏起来或者收藏在家，结果呢？自己“害其国”，也“凶其身”，锒铛入狱。一个人一辈子很多财物对你来说没有价值，最有价值的是快乐，什么可以使你快乐？还是财富，但这个财富是精神的财富，它比物质的财富不知道可贵多少。现在有一些青年人比较追求物质方面的财富，但我还是要劝告大家，腹有诗书气自华。有时候如果过分留意于物，殊不知人生短暂，那些东西实际上对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当然这不是说一点钱财都不要，基本的生活资料还是需要的。下面讲苏轼潇洒的人生。即他超然的审美态度，是如何使他的人生过得非常潇洒的。苏轼著名的《赤壁赋》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审美是一种什么东西？是一种不带任何欲求的，超越功利的活动，只要带着欲望和功利心，审美就离开你了。有欲望，就有烦恼和悲苦。苏轼写《赤壁赋》的时候是以一个带罪之身写的，他所说的“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是我们审美的对象，而不是欲望所要占有的对象。我们在讲他潇洒人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苏轼的一生是波澜起伏的。苏轼晚年走到金山寺的时候，有给人他画了一幅画像，他在画像上题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人生的滑铁卢，是他最倒霉失意的三个阶段，那怎么成了平生功业？其实，他在政治上的失败恰恰成就了他文化上的成功，黄州、惠州、儋州是他在文化创造上最丰富的三个时代，也是他对人生看得最透的三个时段。他在黄州留下了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这样一些优美的作品，比如《定风波》这首词，写自然天气变化，同时又暗示人生遭遇。人一生有很多风雨，但也有风和日丽的时候，对于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来说，外在的风雨都不足为道，“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你自己就是你自己，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乐观地坚守道义和人生的立场。在惠州，苏轼的政敌很想听到苏轼抒写痛苦失意的诗文传出，但苏轼在惠州的日子过得十分愉快。于是政敌就把他贬到更远的儋州，儋州就是现在的海南。然而，苏轼从海南岛遇赦北归时，却写下了从苦难中超脱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把在儋州这几年看作最奇绝的游览，这与唐代被贬的韩愈柳宗元相比，人格境界就高出许多。苏轼在儋州还写过“年来万事足，所欠唯一死”的诗句，说自己一生什么都很满足了，所欠缺的只有死去而已。在时人心目中，说死亡是犯讳，但苏轼直面死亡，这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伟大。智慧的观照苏轼内心的强大除了因为有范滂这样的儒家典范之外，还来自老庄和佛教的影响，共同形成了苏轼观察人生的独特的智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耳熟能详的诗说出了人类认识的困境。之所以不能认识真面目，就是因为当局者迷，我们在此山之中。苏轼在此提出了这种困境，但是他解决这个困境却是在另外的地方。解决这个困境的方法就是他提出的“以大观小”之法，就是站在一个很大的立场，甚至是站在宇宙的立场上，重新来看庐山。我们设想庐山就是一座假山，欣赏假山的时候山前山后都可以看的很清楚，这就是宇宙的立场，一种散点的透视，一种以大观小的立场。这种以大观小的立场来自《华严经》，《华严经》里讲站在大千世界的立场来看每一个微尘，每一个微尘里面又可以看到大千世界，小中蕴大，以大观小，所以苏轼看庐山的时候可以跳出庐山。还有一个人生的困境是我们怎样对待人生短暂的问题。不舍昼夜，这是儒家的看法。而佛家有另外一种看法。《楞严经》讲波斯匿王62岁时问佛说，现在我已经62岁了，人生过得真快，一下子我的皮肤都皱了。佛反问他，你看过恒河吗？波斯匿王说，我三岁的时候就看过恒河了。佛问，现在看恒河跟你三岁看恒河有什么不同？波斯匿王回答说，现在的感觉和三岁时看的感觉一样，恒河还是那个恒河。佛说，对了，虽然你由三岁变成老人，但你看到的恒河是不生不灭的，一点没有减少，一点没有增加，还是不变的。可见，对待人生，如果站在佛教的立场来看，人生就是一个永远不生不灭的状态。《赤壁赋》就倾诉了人生短暂的悲哀——当年赤壁战场上的周瑜和曹操都不存在了，何况你我这样的小人物，完全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但话锋一转，苏轼对客说起了水中的月亮：“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水不断流淌，月亮不停地阴晴圆缺，天地还没有一瞬间那么长。如果我们换一个立场来看，从不变的立场去观看世界和人生，之前的短暂和消逝就完全不一样了。苏轼这样的思想是受到了东晋高僧僧肇的论著《肇论》的启发。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里说，“东坡水月之喻，盖自《肇论》得之，所谓不迁义也。”《肇论》中说，“不迁，故虽往而常静”，我们以不迁的态度来看，任何事物在变化的时候都是在静态的。如果我们以变化的眼光来看，任何一个静态的东西它都是变化的，哪怕我们现在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因为地球在动，我们也在动，就像蚂蚁在磨盘上一样，磨盘在动，蚂蚁实际上也在动。所以，僧肇说“旋岚偃岳而常静，江河竞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日月历天而不周”，风其实是一种静态的，江河不断奔流，但实际上是不流的，尘埃在飘的时候也是不动的，日月每天在天上东升西落，实际上并没有循回。由此可见，苏轼的思想是有佛教来源的，这个来源使他的人生充满了智慧。苏轼在写作时提倡一种自由的写作态度，所以他有那么丰富的思想，可以滔滔不绝地写出很多生动的比喻。他曾经评价自己的文章“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对于文人来说，写作都是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然王国的过程，必然王国就是艺术的必然规律，自然王国是对这种规律完全的突破或驾驭。苏轼这一段话就提到了艺术的自由与规则问题。他说自己的文章写出来就像泉水冒出来一样。灵感的泉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冒出来，形成了小溪之后就涛涛汩汩形成江河。这个水冒出来并不是泛滥，像洪水一样冲毁一切，而是有自己的规则的，即“随物赋形”。水是液体，它的形态取决于装它的器皿。水装在一个圆的罐子里就是圆的，装在方形的箱子里就是方的，水在江河里就随着河道而行，所以水是随物赋形，什么样的事物承受它，水就变成什么样。苏轼的文章也是随物赋形，没有特定的规律，怎么写要看描写的对象是什么，抒发的感情是什么，论述的道理是什么，他根据这些来选择自己书写的方式。所以苏轼的文章是最自由的，他不仅可以写政论文，写那些哲学论文和史论史评，他也写了很多小品，写生活中的小事。他说“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就是说该写的时候就写，写完了就停止，如是而已。苏轼提倡的文风就是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样的写作跟自由的心灵有关系。很难想象一个人的心灵受到桎梏，受到压抑，还可以写出这样自由的东西。所以，苏轼给我们最震撼的就是自由人格的力量。会通的艺术苏轼在各个方面都是大家，诗词文书画无所不通。他具备一种认识艺术，认识人生的共通眼光。我们看苏轼有三段非常有名的话，这三段有名的话在宋代以及整个中国古代后期（宋以后）的艺术史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第一段是“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主张不同艺术形式之间有不同的艺术趣味，共同的艺术规律。他的绘画是主张写意的画，而不是追求形式的画，如果一个人论画的时候要看画的像不像，这个人的见解就跟儿童差不多。一个艺术家要看精神意韵而不是形象本身。“赋诗必此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写诗都要给一个题目，始终围绕题目来写。如果是要从离不离题来判断一个诗人的诗写的好不好，这个人就不懂诗。苏轼就认为一个诗人可以冲破他的题目来写。苏轼在诗与画不同艺术之间找到了共同的规律，就是“天工”，天工就是天然而形成的艺术，而“清新”就是有创新又天真的艺术。第二段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摩诘就是唐代的诗人兼画家的王维，有两派学者曾经争论，有一派说王维的诗哪一句中是诗中有画，比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因此构成了一幅绘画。另外一派认为诗和画本来是不同的艺术，诗中不可能有画。但这些争论其实都忘记了一个事实，王维自己的诗中有没有画不重要，重要的是观察和欣赏王维作品的人何以能有此看法。不是王维自己的诗画本身具有那样的诗中有画的素质，而是苏轼从王维的诗中听出了画，从王维的画中看出了诗。我们知道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诗歌是听觉的意识，因为诗是吟诵的，而画是视觉的意识。苏轼打通了眼睛和耳朵的功能，这在佛教来看是“六根互动”，眼耳鼻舌身意，互相打通之后才能从诗中看见画，画中看见诗。第三段是“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从杜甫的诗中看到画的因素，从韩干的画中看到诗的因素，这句话影响很大，后来出现“有声画”、“无声诗”、“无色画”、“有形诗”等种种说法，超越媒介的界限去欣赏艺术品。苏轼还有一句话：“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别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对于画家来说各种绘画的规律也是相同的，但是后来绘画分了工笔画、水墨画和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个画就变得很糟糕了，所以苏轼认为古时的名医不别老少，而曹、吴之画，不择人物。曹不兴是三国时的画家，他的画是“衣不出水”，衣服裹的很紧。而吴道子的画是很有力道，即“吴带当风”。总之，会通各门艺术，在各种艺术中发现共同的规律，是苏轼的一贯思想。(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周裕锴

2015-06-11
苏轼诗中的美味“江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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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港一带出产的江瑶贝海滩景色龚国荣摄□陈黎明奉化《忠义乡志》载有苏轼的《江瑶柱传》一文，文中曰：“生姓江，名瑶柱，字子美，其先南海人。十四代祖媚川，避合浦之乱，徙家闽越……媚川生二子，长曰添丁，次曰马颊。始来鄞江，今为明州奉化人，瑶柱世孙也。性温平，外悫而内淳。稍长，去襮颣，颀长而白皙，圆直如柱，无丝发附丽态……”粗阅此文，会以为“江瑶柱”是奉化一位江姓古人。其实，苏轼老人家用的是史传笔法，拟人于物，以物言志。《辞海》里，对“江瑶柱”（也即干贝）这样解释：一种名贵海味，扇贝、江珧贝、日月贝等闭壳肌的干制食品。江瑶也叫江珧，用江珧贝闭壳肌制成的叫“江珧柱”。看来江瑶柱属于海鲜一类。从苏轼的几首诗作可知，这位“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大文豪，对江瑶柱也相当偏爱。在《和蒋夔寄茶》一诗中如是说：“扁舟渡江适吴越，三年饮食穷芳鲜。金齑玉脍饭炊雪，海螯江柱（江瑶柱）初脱泉”。苏轼于宋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出知杭州，到吴越之地后，穷尽芳鲜，却难忘“江瑶柱”。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诗中则自注：“予尝谓，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瑶柱河豚鱼近之耳。”在赞誉荔枝美味同时不忘提及江瑶柱。荔枝、江瑶柱、河豚鱼都是东坡居士的口腹至爱，自然要相互比较一番。只是如今，荔枝、河豚盛名依旧，江瑶柱却已淡出世人的视线。苏轼还曾拿江瑶柱来形容挚友黄庭坚的文章格调，《苕溪渔隐丛话》有一段记录：“（苏轼言黄庭坚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足见苏轼对江瑶柱情有独钟了。苏轼钟爱江瑶柱固然与其鲜美可口有关，也因当时社会风气所致。在宋代，江瑶柱备受皇族和士大夫青睐。据宁波大事记载：“绍圣三年（１０９６），朝廷令明州岁贡车鳌玉柱五十觔（斤）。”车鳌玉柱属于江瑶柱一种。当时，皇室司膳内人所开列的食单中常见有“江瑶生”、“江瑶炸肚”等菜肴。一些豪门贵族用金银打造仿江瑶外壳形状的餐具，盛上烹饪好的江瑶柱菜肴接待贵客，以示气派和客气。此种做法，估计是开了现代餐具制品模仿动植物外形的先河。因此，在宋代，不独苏轼，其他文人墨客也竞相作诗赋文赞誉江瑶柱。奉化三石诗人陈著作诗《送江瑶与人》赞美其珍美滋味，同时也谈及烹食方法，诗云：“玉瑶分自海仙奁，藜腹新来约束严。入手颇忧穷鬼捩，流涎已羹老饕餍。何妨带甲归庖惯，相与调珍助齿甜。要识淡中滋味永，多加椒酒少施盐。”江休复在《江邻几杂志》中评价江瑶柱：“四明海物，江珧（即江瑶）柱第一，青虾次之”。在晋唐时期江瑶柱已有美名，郭璞在《江赋》中曾将“玉珧、海月、吐肉、石华”并列为四佳，玉珧即是江珧柱。五代吴越人士“天馋居士”毛胜在《水族加恩簿》中对江瑶柱百般推崇，赞誉其“鼎鼐仙姿，琼瑶绀体，天赋巨美，时称绝佳”。直至清代，还有文人念念不忘江瑶柱。“乾隆三大家”之一的钱塘人袁枚以“好吃、好诗”名世，其在《续同人集》中引钱维乔诗句“明州数海物，最美江瑶夸”来夸赞江瑶柱。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在《粤东笔记·安南异物名记》中云：“江瑶如蚌而稍大……四肉牙佳耳，长四寸许，圆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鲜脆美，不可名状。”记述了江瑶柱的外形和滋味。海宁人王士雄在《随息居饮食谱·鳞介类》中称：“江瑶柱……鲜脆胜之，为海味冠”。彭逊遹的《食江瑶柱偶题》则曰：“平生耳热江瑶传，十载空寻江海游。”自晋唐以来，众多文化名人竞相以诗文唱和江瑶柱，使得江瑶柱不仅仅作为美食珍味而享誉天下，更是积淀成为一种文化意蕴而传承下来。需要指出的是，江瑶柱虽然在我国沿海均有出产，但以奉化沿海所产为最佳。明代海洋生物学家屠本畯在《闽中海错疏》中言：“江珧之美在柱，四明奉化县者佳。”《闽中海错疏》主要记载福建沿海一带的海产动物，是中国最早的海产动物志。屠本畯是宁波人，曾在福建任盐运司同知，后应太常少卿余寅之请撰写《闽中海错疏》。福建江瑶柱早有闻名，宋人刘弇的《莆田杂诗》有：“瑶柱春刳玉，蠔山夜凿霜”之句。屠本畯应该知道福建有江瑶柱，也知道奉化出产江瑶柱，两相比较，“四明奉化县者佳”，这位治学严谨的海洋生物学家口出此言，当成定论，不存在偏袒家乡美味之嫌。奉化其实很早就是江瑶柱的著名产地，由于古代文人墨客的宣传，加之江瑶柱确为海珍美味，喜食江瑶柱之风盛行，明州的野生江瑶柱资源早呈衰竭趋势。自北宋末，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明州江瑶柱有二种，大者江瑶，小者沙瑶。然沙瑶可种，逾年则成江瑶矣”。明代兰溪人胡应麟在《艺苑巵言》中记载了奉化象山港沿岸盛产江瑶的场面：“奉化四月间，南风乍起，江瑶或一再上，可得三四百枚”。由此可知，奉化象山港沿港海涂该是江瑶盛产地。据桐照、栖凤一带老渔民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渔民在落小海（渔民在海水退潮的时候在滩涂上抓捕小海鲜）时，还能摸到江瑶贝，现在则近乎绝迹。奉化江瑶柱在古代盛名远播，作为奉化人，内心自然感到自豪，但也不免遗憾，毕竟，奉化江瑶柱在餐饮界的殊荣地位已一去不返，至于为何名气渐衰，何时淡出世人视线，似已成为一个谜题。历代文人笔触下呈现的江瑶柱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记忆，给与后人些许慰藉。

2014-01-19
如果苏东坡真的来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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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凝绘王祖和绘罗琪绘当一天“上帝”两头难楼滨正今年是宁波三江口建城1200周年，把时间的窗口前移，追寻城市发展的脉络，一个个鲜活的知名人物从历史深处走来。这些历史名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外来者”。他们或为官从政，或传道授业，或领兵驻防，或悬壶济世，或深耕实业，或归隐山野，与宁波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结下不解之缘。当然，也有错失机遇、擦肩而过，留下无比遗憾的——苏轼便是一位。一苏轼（1037-1101），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也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在才俊辈出的宋代，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文学艺术方面均取得了极高成就，但其仕途颇不得志，一生饱经忧患，遍尝颠沛流离、贬黜放逐之苦。苏轼漂泊一生、为官多地，对宁波却是情有独钟、心向往之的。为“来”宁波，他甚至是颇费心思。史料记载，苏轼自第一次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后，就有心想来明州任职，并为此专门写信给亲家范子丰，请求运作，但不知为何，一直未能如愿。尤其在徐州知州任上，苏轼似乎已经“胸有成竹、势在必行”，并为此做足了准备。在给亲家范子丰的信函中，苏轼这般表述：“小事拜闻，欲乞东南一郡。闻四明明年四月成资，尚未除人，托为问看，回书一报。前所托殊不蒙留意，恐非久，东南遂请，逾难望矣。无乃求备之过乎？然亦慎不可泛爱轻取也。人还，且略示谕（《苏轼集》卷七十九）”。字里行间，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但命运弄人，北宋朝廷最终指派来宁波的并非苏轼，而是与他同年中进士的曾巩（世称“南丰先生”，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广德湖记》）。从历史上看，城市与名人，通常是互相成就的。名人因城市有了归宿，城市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生平抱负的平台和载体。同时，城市也因为有了名人，平添了它的气质和文化内涵，并因此扬名天下，为世人所熟知。那么，如果苏轼真的“来”宁波，会给宁波这座“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带来什么样的“化学反应”？二苏轼是一位政治家，他通过科举入仕，“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的追求。特别是早年，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对他影响极大，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他与王安石等朝中重臣政见不合，而且屡受排挤和贬黜，但他所到任之地，莫不是夙夜在公、一心为民。他的诗词充满豪放之气，体察民情却是细致入微的。他始终以严格的自我操守，展现一个士大夫宠辱不惊、俯身为民的从政之德。如果天遂人愿，让苏轼“知”明州，他一定会用脚步丈量民情，走遍四明大地的山山水水，用悲天悯人的情怀，为老百姓办实事、解难事、行善事。“义正词严锄强扶弱，剑胆琴心救困济危”，宁波千余年建城史上，不仅多了一位勤政奉公的廉吏，也会留下一段段佳话和美谈。苏轼是举世公认的“诗词大家”，存世的诗词多达三千余首（有说四千余首）。其诗词风格多样、意境广阔，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豪放和浪漫主义色彩。他的不少诗作，皆与游历与从政之地有关。比如，他曾为江西庐山和杭州西湖两大游览胜地分别做了“绝版广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如今，人们登庐山，谁不会联想到这样的诗句？又有多少游客慕名游杭，正是奔着苏轼笔下的西湖而去的？如果东坡先生能“来”宁波，想必也会写下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诗篇。比如，面对奔流不息的三江，是否会生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类的感慨？又如，闻听陶朱公与西施归隐钱湖的动人故事，会有怎样的灵感和诗作奔涌而出？凭借苏诗强大的“气场”和感染力，一定会让更多的世人了解宁波、走近宁波、爱上宁波。那些被苏轼诗意“点化”的地方和景致，也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苏轼书法造诣深厚，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被称为最能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书法家，合称为“宋四家”。存世的《黄州寒食诗帖》，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三行书”。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其书法早年取法王羲之，后期融入颜真卿、杨凝式等人的风格，用墨丰腴，结字扁平，笔画恣意，落字错落，率意天真。值得庆幸的是，宋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曾为宁波阿育王山广利寺（今阿育王寺）撰写碑文，全称《明州阿育王广利寺宸奎阁碑》，影响甚广。《宸奎阁碑》乃苏氏楷书之精品，此碑书成后数年，碑石因党争曾遭损坏，有宋拓本传世。想象一下，如果生性好游的苏轼“结庐”宁波、四方巡游，我们的四明山山麓、雪窦山千丈岩下，抑或是月湖、东钱湖、象山湾畔，会不会留下他的墨宝？再则，汲取了苏轼书法精髓的“苏粉们”，会不会让“浙东书风”的形成提前若干个世纪，在书法界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如是，宁波或将增添不少独特的人文景观和文化气息。三苏轼，号东坡居士，与佛教渊源甚深，是北宋士大夫中参禅开悟最有成就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或许与他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有关。在参透荣辱得失、苦乐进退、利害安危等世俗烦恼之后，他的思想有了超凡脱俗的升华。他的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并互有诗文往来。针对宁波，苏轼心心念念的是“禅宗宝地、弥勒道场”雪窦山。在登庐山圆通寺时，便留下“此生初饮庐山水，他日徒参雪窦禅”的诗句。宁波有着“四明三佛之地”的美誉，除了如今已成全国佛教五大名山的雪窦山之外，还有保留着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阿育王寺、历史悠久的保国寺和天童寺等千年名刹，那一时期也不乏参禅悟道、声名远播的高僧。苏轼“来”宁波，会与当时的高僧大德发生怎样的际会？会不会留下“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之类的典故？又会对“东南佛国”禅宗文化的传播产生怎样的影响？苏轼是治水能臣，在治水方面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和见解。他在《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一文中提出：“治河之要宜推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意思是，如果人类活动过度地挤占了水的活动空间，与水争地，那么水就会“激而作之”向人类实施报复。他认为，治水的关键是在“水理”和“人情”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在徐州，他以“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决绝治理水患，一战功成，有诗云“自公去后五百载，水流无尽恩无穷”。在杭州，他大兴水利，整治六井，疏浚西湖，畅通航运，为后世留下了让人流连忘返的西湖美景。而宁波本就是水系纵横、河网密布、通江达海之地，与苏轼同时代并从政、主政宁波的王安石、曾巩都曾建立治水的功绩。如果苏轼“来”宁波，也一定会在治水方面有一番作为的。那么，以苏轼之眼界，“盖湖之大五十里”，面积为东钱湖三倍的广德湖，是不是会得到更好的治理，从而改变后来被人为填埋、废湖为田的结局？宁波“东乡”的钱湖，会不会得到进一步疏浚，也成就一条宁波的“苏堤”（苏东坡在古杭州、颍州、惠州曾筑过三条苏堤）？这完全是有可能的。苏轼还是一位“乐天派”的美食家。从西南边陲到中原京城，从胶东半岛到西北内陆，从“人间天堂”到“天涯海角”，但凡苏轼涉足的地方，都留下了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生足迹，也从未停止对美食的关注和偏好。在历史上，宁波的物产便引起过“吃货”苏轼的注意。北宋年间，宁波（明州）沿海开始养殖江瑶贝，并成为朝廷岁贡，明州江瑶柱成为贵族宴席上的佳肴，苏轼写过一篇《江瑶柱传》，其中便提及了明州。民间有一种说法，苏轼仰慕宁波，抑或有“美食因素”。以苏轼对美食的偏好和钻研程度，如果他“来”宁波，会不会有“苏氏烤菜”“东坡蟹糊”“东坡米酒”问世呢？宁波能否由此自成一派，形成更具影响力的“甬菜”系呢？四“宦海沉浮如漂萍”。苏轼与宁波“有缘”，但终究没有“来成”宁波，这是苏轼的遗憾，更是宁波的遗憾。不过，研究梳理他的生平，也能受益良多——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融合着儒、释、道三家的血液。儒家的“入世”，道家的“忘世”，佛家的“出世”，三家思想的融会贯通，形成其“外儒内禅”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在苏轼的性格中，既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也有“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婉约；既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的得意，又有“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窘迫；既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顿悟，又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绝唱。人生得此大开大悟，夫复何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真的希望：苏东坡来宁波！

2021-03-11
苏轼贡献的经典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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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喷饭］形容事情、行为或说话让人可笑。出自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胸有成竹］比喻做事之前早有通盘的考虑和谋划。文与可非常擅长画竹子，苏轼所作《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有这样的句子：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水落石出］原指一种自然景象，后多比喻事情终于真相大白。出自苏轼的《后赤壁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明日黄花］比喻过时或无意义的事物。出自苏轼的《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词：“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不合时宜］一次，苏东坡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婢：“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一答：“文章。”一说：“见识。”苏东坡摇摇头，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都是不合时宜。”苏东坡闻言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人生如梦］这是苏轼对人生的无限感慨，有大彻大悟、超脱尘俗的味道。出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俗不可医］比喻人若庸俗，则不可救药。语出宋·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诗：“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龙肝凤髓］比喻极难得的珍贵食品。苏轼《江瑶柱传》：“方其为席上之珍，风味蔼然。虽龙肝凤髓，有不及者。”［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比喻微小而没有作用的名声，非常微小的利润。出自苏轼《满庭芳》词：“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坚韧不拔］形容信念坚定、意志顽强。出自苏轼《晁错论》：“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难能可贵］指难以做到的事情居然做到了，值得珍视。出自苏轼《荀卿论》：“子路之勇，子贡之辩，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谓难能而可贵者也。”（《科教新报》）

2023-09-18
寻路东坡那个最懂苏东坡的女子，和他们的惠州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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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位于惠州城市中心的西湖景区，就能看到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隐现于树木葱茏之中。走过苏公堤，再跨过横于平湖与丰湖之间的西新桥，在西湖孤山的东麓拾级而上，就能一路抵达王朝云墓。近千年前，王朝云逝于惠州，遵从她的遗愿，苏轼将爱人葬于丰湖之上栖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至此，这位千古大文豪的“红颜知己”，苏轼潦倒时期的生命支柱，与他从此生死永隔，长眠在惠州的山水之中。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几经起伏，晚年更是一路被贬至岭南。可在他曲折跌宕的人生境遇中，王朝云始终陪伴左右，陪他走过颠沛流离、潦倒落魄的岁月，更精心照料着他的生活起居，鼓励着落入人生低谷的苏东坡。如今，在惠州西湖之畔，在泗洲塔下，再到王朝云的墓前，走过苏轼与王朝云曾行经之处，可以联想到在数千年前，两人相伴游湖，相互扶持着度过在岭南的清贫时光。在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教授、博士（博士后）申东城的讲述中，能看到苏轼与王朝云在惠州的情深岁月。千古文豪的红颜知己“知我者，唯有朝云也”从古至今，在关于苏东坡与王朝云的轶事传闻中，最为有名的应是那一则“不合时宜”的故事。在古籍记载中，曾这样写到：“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东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机械。’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坡捧腹大笑。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可见在千古大文豪苏轼的心中，王朝云是能理解自己的“红颜知己”，她知晓自己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更理解和崇敬苏轼。苏轼与王朝云的初次相遇，始于熙宁七年（1074年），彼时已经三十九岁的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遇见了年仅十二岁的王朝云。王朝云虽是歌女，却天性聪敏、善解人意，让苏轼心生好感。“现在有说王朝云是苏轼买回家中的，也有说是朋友买来送给苏轼的，说法不一。相传，王朝云到了家里后，就成为了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的使唤丫头。”在王朝云与苏轼相识不过五年后，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发生，苏轼被捕下狱，险些丧命，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随后，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之下，他与长子苏迈凄凉前往黄州。在被贬黄州的第二年，也是苏东坡人生旅途最为艰难的时期，征得王闰之的同意后，彼时十八岁的王朝云，正式成为了苏轼的侍妾。“苏轼在娶了王朝云后，心里应该是很开心的。”申东城说，苏轼曾写下不少诗词，用以赞赏王朝云的美貌。譬如，苏轼《朝云诗》曰：“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诗中，苏轼用晋人刘伶元与樊通德的典故，说明了他与朝云的生死相依、心灵相通，更赞美王朝云是天女维摩一般貌美。流放的岁月贫苦动荡，但有了王朝云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苏轼自然能够体会到对方的爱意。元丰六年（1083年），王朝云在黄州为苏东坡生下一子，苏东坡在欢喜中将其取名为苏遯，“遯”即“遁”也。对于这个孩子，苏东坡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可惜天不遂人愿，苏遯在元丰七年（1084年）病亡于金陵，王朝云在丧子的悲痛中久难愈合。尽管如此，她仍强撑着自身，执意陪伴苏轼去往更为偏僻之地，一路追随左右。“苏轼人生中的三位伴侣，可以说都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他的第一任妻子王弗，聪慧谦谨，知书达理，更有‘屏后听语’的故事，她可以说是苏轼事业上的得力助手。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深受苏轼弟弟苏辙的喜爱敬重，他对这个嫂嫂赞美有加，认为其本性淳厚、贫富不惊。可见王闰之贤良淑德，是位贤内助。而王朝云，可以说是苏轼人生的知音，她能够知道苏东坡‘不合时宜’的性格，更陪伴他走到了艰苦的日子。”颠沛流离流放岭南“一生辛勤，万里随从”“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广东惠州，在古时是极为偏远的岭南之地，在中原人看来，这里瘟疫、瘴气流行，蛇虫出没，更是十足的荒蛮之地。在绍圣元年（1094年），已近花甲之年的苏东坡踏上了颠沛流离的贬谪路途，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苏轼郁闷、失望的心情，在《到惠州谢表》也流露出了不少。虽是不幸之旅，但好在还有亲人的陪伴，苏轼带着王朝云与幼子苏过来到了惠州。苏东坡曾在《朝云诗序》中写道：“予家有数妾，四五年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在惠州的日子清贫，身为罪臣的苏轼的日子过得也是紧巴巴。“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未敢扣门求夜话，时叨送米续晨炊”。从这些诗句中，都能看到在惠州生活的不易。但好在还有多才多艺的王朝云，她任劳任怨，悉心照料。不仅与苏东坡共担祸福，还能诗词唱和，更与苏轼漫步西湖，也沉醉在惠州的山水之中。“我们都知道王朝云是歌女出身，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于是在惠州，就演绎出了很多故事。”申东城描述了一则两人相处的趣事，王朝云在惠州时，常会弹奏乐器大白，吟唱苏轼所作的《蝶恋花》，每当朝云唱到“枝上柳绵吹又少”时，就不胜伤悲，哽咽到唱不下去。东坡问是何缘故，朝云说：“妾所不能竟（唱完）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因这首词所写是春景，东坡开玩笑说他正悲秋，而朝云又开始伤春了。“其实王朝云那么悲痛，也是对自身这种悲惨境遇的感触。而在王朝云病逝之后，苏轼就极少听这首词了，也不怎么来西湖了。”在惠州的日子虽然缺衣少食，但苏轼仍关注民生，不仅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力，更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还对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王朝云的心肠也非常好，有说法表示她常去照料生病的患者，后人也因此感念王朝云。”更有传言说，王朝云正是在照顾感染瘟疫患者的时候，不幸自己也染上了瘟疫。绍圣三年（1096年）的仲夏，岭南闷热难捱，染上瘟疫的王朝云，不幸因病逝世，年仅三十四岁。在临终之时，她吟诵着《金刚经》的“六如偈”而逝，因为在幼子去世的打击后，王朝云潜心修佛。而佛教中的“六如”，以梦、幻、泡、影、露、电，喻世事之空幻无常。“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到王朝云的人性之美，更能看到她的豁达与通透。这与苏轼的思想也有契合之处，也愈发能明白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了。”对于当时的苏轼而言，朝云的离去是一次沉痛的打击。在悲痛之中，苏轼将王朝云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之东南，筑六如亭以纪念。苏轼在亭柱写下楹联曰：“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在王朝云逝世后，苏轼写下《惠州荐朝云疏》：“轼以罪责，迁于炎荒。有侍妾王朝云，一生辛勤，万里随从。”王朝云所给予苏轼在生活、精神上的陪伴，是他贬谪路上的支撑和慰藉。只是到此，这位才情俱佳的女子，她曼妙的歌吟与窈窕的身姿，最终消失在了惠州的西湖畔、孤山下，只留给苏轼无尽的怀念和哀伤。“在惠州时，苏轼写了很多关于朝云的诗词作品。我想，他与朝云朝夕相处于这样环境中，他更多的是得到了一种来自家庭的情感上的温暖。”申东城这样说。后人做“朝云会节”以铭记“朝云墓上去烧香”“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在苏轼的笔下，惠州西湖的美沁人心脾。如今，朝云墓仍在孤山南麓，正远眺着这一湖碧水，在近千年的岁月中凝望这座城市的变迁与兴盛。申东城说，朝云墓历经朝代更迭，历代都有维修，至今墓葬保存完好，又在1984年再次重建。“相传历史上这里曾遭匪患，可是土匪也敬重苏轼人品，连着对与他有关的事物存有敬重之意，他们到了朝云墓之后未加损毁，而是绕王朝云墓而去。”申东城还说到，在古时更有在朝云诞辰来朝云墓祭拜的民俗，流传了上百年，称之为“朝云会节”。因每年的农历十二月初五，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侍妾王朝云诞日，惠州城内未婚女子习惯拜祭朝云，汇集于惠州西湖王朝云墓前，祭祀祈福、补种梅花。据介绍，清代惠州名士江逢辰的诗句“士女倾城补种花”，描写的就是“朝云会节”的情景。“很多女子来拜祭王朝云，也是希望能像她一样秀外慧中，才情俱佳。”申东城解释道，而在江逢辰另一首诗《惠州西湖棹歌》中也写道：“六如亭路多垂杨，红菱翠藕开野塘。郎坐船头妾船尾，朝云墓上去烧香。”而这样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期，可见惠州民间对苏东坡以及王朝云的怀念，这是东坡文化在惠州的一种延伸，更是当地人对东坡的认可和喜爱。从钱塘到惠州，从侍女到爱妾，从相识到情深……苏轼与王朝云是人生知己，是患难与共，更是生死相依。从昔日杭州西湖畔的初见缘起，到惠州西湖旁的生离死别，一切看似巧合又像是命运使然。那个最懂苏轼“不合时宜”的女子，最终葬于西湖旁的松林之中，二十余年的相知相伴，也化作了西湖上的一缕云烟，飘散在了这座城市的空中。

2023-08-25
放逐与回归（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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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感回归但苏轼终于超脱不起来。苏诗中的“骂格”便出现于这段时间。在《送刘道原归觐南康》中，他赞扬刘恕：“孔融不肯下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虽无尺棰与寸刃，口吻排击含风霜。”（《汉书·汲黯传》载：张汤因更定律令，升为廷尉，汲黯在皇帝前，面责张汤：“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必汤也。”）诗中以孔融、汲黯比作刘恕，以曹操、张汤比作王安石。“口吻排击”指刘恕对王安石“面刺其过，介甫怒，变色如铁，道原不以为意”。总的讲，居丧、困于繁琐事务和卷入党争，造成了苏轼这段时期创作上的歉收。作诗仅五十六首，为他编年诗中的最低数字（凤翔三年达一百三十余首），而且质量大多平平。其中《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一诗，又遭到没有知人之明的讥讽。安惇也是蜀人，考试不中西归，苏轼加以勉慰。安惇后来成了章惇、蔡卞手下的猎犬，大兴冤狱，积怨天下。但细观全诗，似也是借此以浇自己胸中块垒。苏轼回忆青少年时代：“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园葵。朅来东游慕人爵，弃去旧学从儿嬉……故山松柏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这种情绪，在《石苍舒醉墨堂》那首论草书的诗中，发展到“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那样的愤语。接下来是“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令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诗中既赞美草书的神速，又指出它“惝恍”的缺陷；称许友人的爱好，又认为它是一种病癖，正如他以前在凤翔任上所作的《次韵子由论书》一样，是带揶揄意味的戏笔。但也只能借艺术的“至乐”“逍遥游”来化解忧愤。诗，不失为一首佳作，王文诰以为苏诗之纵笔，“实发端于此诗”。熙宁四年（1071）秋，苏轼过陈州（今河南淮阳）晤子由，并同往谒欧阳修于颍州，这种“纵笔”风格的诗，已接连产生。如《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何人遗公石屏风，上有水墨希微踪。不画长林与巨植，独画峨眉山西雪岭上万岁不老之孤松。崖崩涧绝可望不可到，孤烟落日相溟濛。含风偃蹇得真态，刻画始信天有工。我恐毕宏韦偃死葬虢山下，骨可朽烂心难穷。神机巧思无所发，化为烟霏沦石中……”石屏上的天然石纹，一经诗人想象，竟变成水墨妙品，且是唐代两位画松名家的神思郁积所化，实在匪夷所思！这里也寄寓了苏轼胸中的不平之气和对故乡的思念。另外《陪欧阳公燕西湖》中也有“纵笔”之句：“谓公方壮头似雪，谓公已老光浮颊……湖边草木新着霜，芙蓉晚菊争煌煌。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这是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年秋天，欧阳修便去世了。“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只需将首句改为“新秋召我以清景”，似乎便可切合苏轼离开京城后的情状。政治的流放与灵感的回归，仿佛是一对孪生兄弟。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3-30
“二苏”与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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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像宋版《东坡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书影苏辙像北宋的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苏氏父子在唐宋八大家中独占其三，堪称我国文坛的千古佳话，而“二苏”即指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宋史·常安民传》载：“董敦逸再为御史，欲劾苏轼兄弟，安民谓‘二苏’负天下文章重望，恐不当尔。”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和答子瞻和子由常父忆馆中故事》诗曰：“二苏上连璧，三孔立分鼎。”诗题中的“子瞻”为苏轼的字，“子由”为苏辙的字。由是可见，“二苏”之称宋已有之。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一生手足情深。在仕途上，二人大道相同，进退一致。在性格上，二人迥然相异，苏轼恃才傲物，耿介直率；苏辙恭谨内敛，深沉稳重。二人学养丰厚，才高八斗，毕生相持相依，顺则彼此成就，不羡不妒，逆则患难与共，互藉互助。特别是苏轼一生数迁，屡遭贬谪，而“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人生寄一世，骨肉能几人？况乎“二苏”兄弟间的这种亦师、亦友、亦知己的友爱之情，堪为古往今来兄弟之典范，无怪乎人们常常感慨“惟愿此生此世，有兄如轼，有弟如辙，足矣”。史载，苏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少年时“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苏辙曾夸苏轼“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苏轼去世后，苏辙在为亡兄所作的墓志铭中深情地说子瞻“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曾说苏辙“岂独为吾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在乌台诗案中，苏轼入狱险些丧命，在狱中作诗以遗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兄弟二人风神俊秀，各有千秋，芝兰同芳，相得益彰。苏轼的才华自不待言，他的诗豪放自然，开创了豪放词派，他的文章行云流水，随物赋形。而苏辙的诗词“意境闲澹，情趣悠远”，文章“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数十年间，苏轼与苏辙兄弟俩宦游在外，聚少离多，“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苏轼《感旧诗·序》）。两人只能以诗代书，锦笺频递，鸿雁传讯，唱和成趣，洋洋洒洒，传为佳话。据不完全统计，二人往来的诗词多达200余首，仅苏轼以“子由”为题的诗词作品即超过100余首。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与苏辙之间有一组唱和诗与商州（北宋商州辖境约相当于今商洛市）渊源颇深。北宋嘉祐六年（1061）秋，已于四年前进士及第的苏轼、苏辙兄弟俩又同时参加了制科考试。宋代科举考试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设的进士科考试，我们常说的科举考试一般就是指进士科考试；另一种则是不长设的制科考试，是由皇帝下诏临时设置的“制举无常科”考试科目，目的在于选拔各类特殊人才。北宋仁宗一朝的制科考试设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详明吏理可从政科等10科。制科考试参加者首先向两制（即掌内制、外制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中书舍人）呈送平时所作策论50篇，两制选取词理俱优者参加阁试。阁试试题为试论6篇，目的是考察应试人的学识，“盖欲探其博学”。题目通常取自经史，每篇要求500字以上，一日之内完成六论。阁试合格者才能参加皇帝亲自主持的御试，题目通常都是试策问一道，要求应试者就皇帝所问提出对策，当日内完成一篇3000字以上的策论。通过皇帝御试后，就算完成了制举，其成绩分五等，第一、第二等从未授予任何人，形同虚设，实际上只有第三至第五等。黜落者不入等，因此入第五等即为登科。在这次制科考试上，苏轼的策论“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苏轼《应制举上两制书》），最终入三等（苏轼之前仅有吴育一人曾入）。而苏辙却在其策论《御试制科策》中对当朝仁宗皇帝赵祯颇多指责，历数其施政之得失，“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其中如“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陛下无谓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也”“陛下择吏不精”“陛下赋敛繁重”“臣恐陛下以此得谤，而民心之不归也”“臣以为陛下惑于虚名，而不知为政之纲也”“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等语比比皆是，并连用历史上的六位昏君以喻宋仁宗，直指时弊，正气凛然。策入，苏辙自谓“必见黜”。果然，苏辙这篇无所顾忌的策论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考官司马光以苏辙“其指陈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参加御试）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主张列入三等，而蔡襄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考官胡宿却认为苏辙以致乱之君况当今之盛世，文辞不逊，故力主黜落。然而，宋仁宗赵祯却并不同意，他说：“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以上引自《宋史·苏辙传》）。关于这段，苏辙自己也记忆犹深：“上独不许，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非但如此，宋仁宗甚至为得遇贤才而喜不自胜，“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最终，苏辙入了第四等。其实由此来看，遇到宋仁宗这样宽厚的皇帝，苏辙无疑是幸运的。作为一名封建皇帝，宋仁宗对苏辙的狂悖直言多所包容，并未怪罪甚至治罪，其“为政宽仁”也可见一斑，故有史家所谓之“仁宗盛治”。“二苏”制科高中，曾为其二人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时主考官的欧阳修闻之欣喜不已，“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欧阳修《与焦殿丞〈千之〉书》）。制科及第之后，朝廷授予官职，苏轼获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府治在今宝鸡市凤翔区）判官，取得京朝官身份。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为正八品，签书判官是州府幕职，掌管文书，佐助州官。嘉祐六年（1061）12月，苏轼赴凤翔上任。苏辙则获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校书郎专司校勘宫中所藏典籍诸事，为从八品，军事推官是州府幕职，助理军政，佐助州官。孰料，余波并未就此平息，知制诰王安石“疑辙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为词。”意思是说，王安石认为，苏辙的策论偏袒宰相，而一味抨击皇帝，他就像是依附权臣的西汉大臣谷永一样，因此拒绝为他撰写制词（即任命文书）。宰相“韩琦笑曰：‘彼策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遘亦考官也，乃为之辞。”（以上引自《杨畋年谱》。娄师德、郝处俊均为唐代大臣，二人为官清廉，以功名善终，“世之言长者”，称“娄郝”）。最终，改由考官沈遘为苏辙撰写了制词。其时，已是嘉祐七年（1062）秋。然而，苏辙却并未就此赴商州上任。“是时，父洵被命编修《礼书》，而兄轼出签书凤翔判官，旁无侍子，辙乃奏乞养亲。诏从之。”（以上引自《苏颍滨年表》，苏辙晚号“颍滨遗老”）。意思是说，当时，苏辙的父亲苏洵被朝廷安排编修《礼书》，他的哥哥苏轼又远在陕西凤翔任职，如果苏辙再去商州上任，将无人侍奉父亲，于是苏辙要求留在京城（开封）奉养父亲，得到了朝廷准许。其实，苏辙是对朝廷不容直言感到失望，故而辞不赴任的，“养亲”并非主要原因，不过是他的托词罢了。苏轼在凤翔判官任上对弟弟颇为挂念，仅任期内与苏辙唱和的诗作就多达70余首，占其一生寄怀子由诗的三成左右。嘉祐七年（1062）初冬，远在凤翔的苏轼闻知弟弟苏辙未赴商州上任一事后，抱病连写了3首诗寄赠弟弟，这就是著名的《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著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漫去乡。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商”即指商州。“著行”即排列成行。“王城”指都城，北宋都城为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市），苏辙时与其父苏洵居于此。制科考试后，苏辙的任命诏书迟迟未下，故而一直滞留都城。这首诗的尾联，也是这组诗中最著名的一联“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便是指弟弟隐于都城之意，这既是对苏辙行为的解读，同时，将其解读为“大隐隐于市”也是一个慰藉性的诠释，即唐代白居易《中隐》诗所谓“大隐住朝市”。其二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作者于诗后自注：“章子，惇也。”由此可知，“章子”即指章惇。史载，章惇，字子厚，为北宋中期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书法家，与“二苏”兄弟为嘉祐二年（1057）同榜进士（该科名士辈出，如张载、曾巩等），时任商洛（北宋时商州所辖县）县令。北宋著名理学家、数学家、诗人邵雍在商隐居期间，曾与章惇过从甚密，其《伊川击壤集》中即有《和商洛章子厚长官早梅》诗。可惜苏辙未能来商就任，否则，此三人间必将往来唱和，留下更多的吟商诗文和趣闻雅事。“渠”为方言，指他，在此即指章惇。苏轼似是从商洛县令章惇处首先得知苏辙未赴商州就任一事的。“商人”即指商州人。“二苏”兄弟素负盛名，故而商州人期待着苏辙来商就任。“说客”本指游说之士，在此当指战国纵横家张仪，其人曾以商於之地六百里诈楚绝齐。“逋翁”本指避世之人、隐士，在此当指商山四皓。史载，秦末汉初之际，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四人隐居商山，以避秦乱。“夷音”指这里的人口音较重，方言难辨。商州自古多移民，加之地兼南北，所谓“南蛮北侉”，口音驳杂。“瘿俗”指一些人长有“瘿瓜瓜”（山区水中缺碘，人们脖子上常长有球状赘生物，即地方性甲状腺肿，系一种地方病）。颈联两句夸张说明商州其时条件之艰苦。“答策”自然是指苏辙制科御试时所上策论《御试制科策》，“上书”则是指苏辙“奏乞养亲”辞不赴任一事。其三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双髭。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策”依然是指苏辙的策论，“易”则指《周易》。苏洵对《周易》颇有研究，曾“作《易传》百余篇”（苏洵《上韩丞相书》），惜之未成，遗命苏轼继书，苏轼承其衣钵，著《东坡易传》传世。当然，这是后话。在此，苏轼建议弟弟向贤父苏洵学《周易》，既是治学，亦资“忘忧”。尾联两句“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兄弟二人间的深情。在这组诗中，苏轼对弟弟辞官不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多所宽慰，并给予了读书治学的建议，体现了对弟弟苏辙的关爱之情。唱之而必和，况乎以“二苏”兄弟手足之情深、往来之频密。果然，收到兄长苏轼的诗不久，苏辙即次其诗韵复诗三首，对自己未赴商州就任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这就是《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其一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学从社稷非源本，近读诗书识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诗后自注：“雉藏不能尽尾，乡人以为谚。”诗题中的“商幕”是指商州知州幕府，苏辙所任的商州军事推官一职是商州知州的属吏，即州府幕职。“才疏”自是诗人的谦辞。“周行”本指周官的行列，后用以泛指朝官，即仕宦行列。“避谤”指防人毁谤。这首诗简要交代了兄弟二人分别后，自己在都城开封期间的生活及读书情形，解释了自己不赴商幕的原因（避谤）。其二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厌从贫李嘲东阁，懒学谀张缓两腮。知有四翁遗迹在，山中岂信少人哉。“南商”指位于南山一带的商州。“西洛”在此指作者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后，曾在嘉祐五年（1060）获授河南府渑池县（在洛水之西）主簿一事。“虚署”指自己两次获官均未到任。“妄语”指自己的策论《御试制科策》言辞激切，系作者自嘲之辞。这篇策论对苏辙毕生影响深远，苏辙晚年在其《遗老斋记》一文中说“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远人未信本非才”说自己因“非才”而“不来”商州就任，也就是第一首诗中所说的“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这自是作者谦辞，实则是自知因“妄语”而遭“见弃”。“贫李”指唐代诗人李商隐，他卷入了晚唐时的“牛李党争”，因之被恩师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时充翰林大学士承旨，职掌禁密，次年即为宰相，李商隐故友）日渐疏远，遭其冷遇、排斥。“东阁”指古代宰相招致、款待宾客之地，适逢重阳节，李商隐又一次谒之不得，感慨而作《九日》一诗“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谀张”指唐代开元时期的张说，他曾三拜宰相，执掌文坛三十余年，成为开元前期一代文宗。其人素有直言，唐玄宗曾下诏褒奖张说：“动惟直道，累闻献替之诚；言则不谀，自得谋猷之体。”但后来“承平岁久，志在粉饰盛时”（以上引自《旧唐书·张说传》），诗中不乏奉承讨好上司之辞。“缓两腮”即缓颊，指婉言阿谀。颈联两句用唐代的两个典故，表明自己虽遭“见弃”，但既不会像李商隐那样仰人鼻息，酸叹自嘲“东阁无因再得窥”，也不会像张说那样由直转谀，逢迎朝政。“四翁”即指商山四皓。本句意指商州不缺人才，不少我一个，这既是作者的谦辞，也是对“商人望汝来”的回答。其三埙动篪鸣只自知，忧轻责少幸官卑。声名漫作耳中瑱，科第空收颌底髭。西鄙猖狂犹将将，中朝闲暇自师师。近成新论无人语，仰羡飞鸿两翅差。“埙”“篪”均为古代的乐器。“瑱”是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用以塞耳的装饰物，多用玉、石、贝等制成。“髭”本指嘴巴上边的短须，口上为髭。因唐代韩愈《寄崔二十六立之》诗有“连年收科第，若摘颔底髭”句，故谓。“西鄙”指西面边境。北宋仁宗时，西北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脱宋自立，建立西夏，后屡犯西境，朝廷被迫纳贡求和。“将将”同“锵锵”，象声词，多形容金玉之声，在此当指金戈铁马之声。“中朝”即朝中。“新论”指苏辙于嘉祐七年（1062）所作的《新论三首》，分上、中、下三篇古文，其文纵谈天下大事，建议朝廷革新政治，论断相当确切。然而，兄长苏轼却远在陕西凤翔，无人与语，因之“仰羡飞鸿”，恨不能身生双翅，飞去哥哥身边，一诉别情，共议“近成”之“新论”。尾联表达了对朝政的关切以及对兄长的思念，体现了兄弟二人亦师、亦友、亦知己的特殊感情。史册所见，“二苏”兄弟终其一生，未曾到过商州。仔细思之，北宋都城远在河南开封，“二苏”兄弟又家居四川眉山，故而二人毕生未曾历商，不似唐代都城长安地便，以致李白、韩愈、白居易、杜牧等众多名士途经商州，从而留下了璀璨的吟商诗篇。然而，“二苏”兄弟却又因苏辙曾获充商州军事推官一职，留下了这样一组唱和诗，使我们得以从其笔下略知彼时之情事。

2021-12-23
劳动能手苏轼将生活过成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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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苏轼（1037—1101）才华横溢、学富五车，是历史上公认的文学大家，但他没有一些读书人常有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病”，而是一个全才，在各个领域都有卓越的贡献。尤其可贵的是，他还是一个勤劳乐观的劳动能手，他热爱劳动、享受劳动，无论为官从政，还是受到贬谪，他都怀着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歌颂劳动诗赞丰收。植树造林绿化环境苏轼的劳动首先体现在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上。从少年时代起，苏轼就有很强的植树情结，那时他年年在家乡栽植松树，十多年里，苏轼亲手栽的松树有数万株。《东坡杂记》载：“予少年颇知种松，手植数万株，皆中梁柱矣。”此后，无论是在什么环境下、无论是到哪个地方，苏轼都能坚持植树造林，打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北宋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贬到黄州做团练副使时，看到当地的生态环境非常恶劣，便带头并发动民众植树造林，绿化黄州。他筑室东坡，自号“东坡雪堂”，在住宅四周广种柳、桑、竹、枣、栗等树木，并诗记之：“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他在《东坡八首》中也写道：“我在东坡下，躬耕三亩园”“种枣期可剥，种松期可斫。事在十年外，吾计亦已悫”。这些都是苏轼投身植树绿化环境的真实记载。苏轼被贬为定州刺史时，仍不忘植树造林。他鼓励百姓改良土壤、治理荒滩，广为植树造林。苏轼尤其推荐百姓种植北方的槐树，其木质坚实、枝叶茂盛，春季里槐花满枝清香怡人，并且耐严寒抗风雪。苏轼在定州他的“雪浪斋”院里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苏轼不仅亲自植树，而且无论走到哪里就把植树造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到哪里。大量的植树造林体验使苏轼对改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了保护森林、倡导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苏轼在《凤翔八观·真兴寺阁》诗中指名道姓抨击了当地权贵王彦超大兴土木、滥伐林木的行为：“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赪。”这是苏轼对于滥伐森林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行为的愤慨和抨击。与此同时，苏轼还写了《万松亭并叙》，同样对麻城县令张毅早年植树遭到后人破坏的行为予以谴责，叙中说：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芘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正因为深知植树造林保证成活很不容易，苏轼才发出了这些感慨，诗句体现了苏轼的森林生态保护思想。深耕细作笔耕不辍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开荒种粮上。元丰三年，苏轼在黄州因为官俸停发，加之家中并无什么积蓄，所以一大家人吃饭成了难题。于是，苏轼把夫人王闰之离京前变卖的些许家产换成铜钱，每月初取出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每份一串分挂在屋梁的三十颗铁钉上，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然后将画叉藏起。当时黄州米价约二十钱一斗，他家日用米约二斗，每天需要米钱约三四十钱，剩下一百余钱用来买菜买鱼买肉。当日倘有盈余，则丢进另行准备的一个大竹筒里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或招待宾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苏轼在城东坡弄到一片营防废地，但多瓦砾杂草丛生，不宜耕种。苏轼就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刈割荆棘，深挖细整，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他冬种麦，夏种稻，还种了一些蔬菜瓜果自用。由于这块荒地不是农田，尽管苏轼一家很努力去耕种，收成仍然不是很好。第一季种大麦，勉强还收了一些，第二年种水稻，收成很不好，打下来的稻子刚刚够全家人糊口。有了亲自耕种的体验和收获的喜悦，苏轼有感而发写下了《东坡八首》，他在序中写道：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这个序言把苏轼开荒种粮的经过说得很全面了。不只如此，苏轼在劳动之余，还笔耕不辍。我们知道，“笔耕”这种脑力劳动也是非常辛苦的。我国知名画家、作家蒋勋说过：“这段时间是苏轼最难过、最辛苦、最悲剧的时候，同时也是他生命最领悟、最超越、最升华的时候。”就这样，苏轼在黄州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努力耕作、刻苦读书、勤奋写作，不仅收获了粮食蔬果，其文学创作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四年来，他写诗200多首、词66首、赋3篇、文章（包括小品）170多篇、书信280多封。还写了9卷《易传》、5卷《论语说》。兴修水利躬身为民苏轼的劳动还体现在为百姓打井找水兴修水利上。苏轼的命运的确是多舛，屡次遭到贬谪。绍圣三年（1096），已经被贬到惠州两年的苏轼，接到广州太守王敏仲的来信，得知广州人苦于饮用水含碱。对此，苏轼针对当时广州实际地形及水源情况，建议“于岩下作大石槽，引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苏轼还建议不论贫富均可享受，由专人管理，并推荐勤于事务的罗浮山道士邓守安为工程“总官”。王敏仲十分重视苏轼的意见，立即将此建议付诸实施。苏轼虽远在惠州，但他仍然很关心工程进展。不久，他又写信给王敏仲建议，引水的竹竿“每竿上，须钻一小眼，如绿豆大，以小竹针窒之，以验通塞”。因为引水路远，日久肯定会出现堵塞的情况，而有了这些小孔，就可以查知堵塞位置，而不至于盲目地拆除竹竿来检查。于是广州人吃上了“自来水”。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自来水工程，它是苏轼设计的。在惠州，苏轼更是关心身边百姓的吃水问题。当时苏轼在白鹤峰上买了几亩地，自建了20间房子，解决了住所问题。由于苏轼所住的白鹤峰是一个制高地，从峰顶下到东江河挑水也很艰难，地高水远，许多百姓吃水都不方便，苏轼经过勘探，雇人一起凿了一口水井，一举解决了许多人吃水难的问题，并作诗记之：今朝僮仆喜，黄土复可抟。晨瓶得雪乳，暮瓮停冰湍。我生类如此，何适不艰难。一勺亦天赐，曲肱有余欢。不想绍圣四年，苏轼再次被贬到更偏远的海南岛儋州。漂洋过海来到儋州后，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他在这里办学堂，育人才，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据载当时的儋州“饮食百物艰难”“百井皆咸”，当地百姓多饮沟渠腐水，常因饮水不洁而患病。目睹此状的苏轼十分难过，他经过一番考察，在桄榔庵旁择地带头凿井。清冽甜美的井水从此源源涌流，直到今日井水尚清。据《儋县志》载，东坡寓居桄榔庵时，曾“夜与诸生王霄携壶汲水于此”。乡亲们为了纪念苏轼便把这口井命名为“东坡井”，九百多年来，清甜的井水从未干涸过。不仅如此，苏轼还带领当地百姓开荒地、建桥梁、搞卫生，等等，至今在儋州还流传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桥、东坡帽等。后来，苏轼离开儋州后，听闻当地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欣喜之时提笔写下了一首《儋耳》诗：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野老已歌丰岁语，除书欲放逐臣回。残年饱饭东坡老，一壑能专万事灰。诗中野老之喜，是指苏轼初到儋州时，遇上连年灾害，直到元符三年(1100)儋州的粮食喜获丰收，苏轼怎么能不高兴呢？苏轼歌颂劳动歌唱丰收的心情溢于言表。苏轼一生曾担任过凤翔、密州、徐州、湖州、杭州、颍州等地方行政主官，他每到一地，都要躬身为民，重视农业，治理水利，抗洪救灾，先后留下了治理凤翔东湖、杭州西湖、颍州西湖的佳话，这些地方至今仍是当地著名的景区。可以说，苏轼是一路风雨兼程，一路歌唱劳动和丰收，将劳动生活过得诗意盎然。

陈保琳

20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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