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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咋个耍？踩线眉山旅游送上详细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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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由眉山市旅游局、眉山日报社共同举办的“媒体走进眉山旅游”活动落下帷幕。本次活动以“走进新眉山寻找新体验”为主题，邀请到新华社、光明日报、四川日报、四川电视台、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腾讯大成网、乐山日报等20余家知名主流媒体记者走进东坡故里踩线，亲自体验眉山旅游线路及产品。在此，记者将眉山的旅游线路及产品汇集成攻略，为市民朋友带来最详细的旅游指南。东坡区游故居尝泡菜耍公园第1站：三苏祠三苏祠——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眉山市区古纱縠行，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故居。景区红墙环抱、绿水萦绕、古木扶疏、翠竹掩映。记者前往时，该景区正封闭升级打造中，只能从大门口见到园内一部分美景，依然雅致，负责人表示预计该景区将在春节期间重新对游客开放。第2站：中国泡菜博物馆味聚特、吉香居……原来平时我们餐桌上的“下饭菜”都是眉山的，不仅全国人民吃得到，而且还出口欧洲。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岷东新区的中国泡菜城，展示了东坡泡菜的悠久历史、独特工艺，传播舌尖上的美味，传承东坡美食文化。第3站：东坡城市湿地公园位于眉山市区东坡岛，面积964亩的城市湿地公园，集湿地保育、科文教育、游憩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有景点32个。该湿地公园与东坡外滩、远景楼交相辉映，与独具特色的东坡岛大型音乐水舞喷泉完美融合，成为眉山一道靓丽的风景。每到周末，来看西南最大音乐喷泉的游客众多，听听歌，看看斑斓的喷泉，很是惬意。青神县东坡初恋地国际竹艺城第1站：中国竹艺城中国竹艺城是中国竹编艺术之乡的标志，被国际竹藤组织授予竹手工艺培训基地。整个园区风景秀美，环境幽雅，竹艺产品赏心悦目，竹文化氛围浓厚，是集竹艺展示、竹编生产、竹艺旅游观光为一体的生态园林。竹艺城博物馆陈列着3000多种古今竹编艺术精品，《中国百帝图》、竹编巨著《清明上河图》、《隐形观音》等一批精品，堪称中国民间艺术奇葩。这里可品竹肴、听竹乐、观竹景、赏竹艺、购竹品，感受编竹编乐趣。第2站：江湾神木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在青神县，有商务区、古韵街、游客接待中心、船型综合大楼、枕水别墅、水上旅游等六大功能区，是集休闲娱乐、餐饮服务、住宿为一体的旅游景区。园内有水上游乐、玻璃江、龙泉山、神木馆等特色景点，其中神木馆珍藏有“东方神木”——乌木和热带珍贵树木雕刻而成的艺术品。洪雅县巴适的藤椒油文艺的柳江古镇第1站：藤椒文化博物馆在洪雅县止戈镇的藤椒文化博物馆，是眉山市第一家民营企业筹建的博物馆，以展现地方历史文化和藤椒物种发源历史文化为主，集观光、购物为一体，免费向世人开放。占地3000平方米，由“天下第一钵”观光林苑区、主展馆、老榨房、藤椒油家庭作坊、洪雅历史文化展馆、全国旅游门票展馆和现代生产厂房及洪雅特产展示购物中心等部分组成，通过全面系统地展示藤椒的溯源、栽培、应用等方面将两千多年藤椒文化呈现在我们面前。全馆收藏有一二三各级文物千余件。第2站：烟雨柳江果然文艺柳江古镇，四川十大名古镇之一，入选“四川100个最美观景拍摄点”。位于眉山市洪雅县，距成都150公里、瓦屋山50公里、峨眉山36公里，始建于南宋，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享有“云南丽江，四川柳江”之称。古镇历史悠久、景色优美、民风淳朴，有吊脚楼、曾家园、水码头、老街、古栈道、圣母山碑林、睡观音、108棵千年古树等特色景观。■小贴士交通高铁：眉山东站、眉山汽车客运站、眉山公交车站“三站合一”的眉山客运中心，能让游客方便快捷地乘车，到达眉山周边省市、各区县。同时，眉山城区到各区县主要景区点仅半小时左右车程，各景区可进入性强。乐山到眉山只需要20多分钟，乐山到青神10多分钟，听几首歌的时间就到了，是不是很方便？自驾：从乐山出发—成乐高速—眉山出口—眉州大道—三苏祠—府街—湖滨路—东坡城市湿地公园—湖滨路—岷江一桥—中国泡菜城—成乐高速—青神出口—中国竹艺城—江湾神木园—洪雅—眉山—成乐高速—乐山食宿美食：东坡肘子、东坡肉、龙眼酥、甜皮鸭、九大碗、羊肉汤、原汤牛肉、青菜圆子、眉山火锅、烧烤等，可到杭州路、赤壁路美食一条街,东坡外滩美食一条街,珠市西街美食一条街等地品尝美食。住宿：岷江东湖饭店、眉山宾馆、润丰大酒店。游客也可在网上提前预订酒店，如家、7天等快捷酒店在眉山都有。特产：东坡泡菜、龙眼酥、东坡翠竹（绿茶）、东坡烘肘、苏东坡酒系列、青神竹编等、幺麻子藤椒油、幺麻子钵钵鸡。

2015-11-26
“苏轼文集”校注：苏轼研究史上的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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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说他写作《红楼梦》的辛勤过程是“十年辛苦不寻常”，今人也常用“十年磨一剑”来评说一部沉潜多年方告成书的著作，但是这两句话都不足以形容《苏轼全集校注》这部皇皇大著。2010年6月，由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三位先生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在河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时距离该书编纂工作的启动已经二十四个春秋了。作为苏轼的热烈爱好者，笔者对这部著作企盼已久。去年打开寄书的纸箱初睹书脊上“苏轼全集校注”字样的激动心情，至今难忘。笔者虽然没有像北宋的章元弼那样在新婚之夜就急着阅读新刊的《眉山集》至于废寝，但也连忙清掉案头的其它书籍，开始阅读此书。《苏轼全集校注》的次序是诗集在前，词集次之，文集殿后。由于苏轼的诗集和词集都已有过多种全注本，而文集却是首次得到全面的校注，所以笔者以先睹为快的心情从文集开始阅读，本篇书评也仅以文集为评说对象。也许是由于卷帙浩繁的缘故，苏轼的文集从未有过完整的校注本。南宋苏文盛行，甚至出现了“苏文生，吃菜羹；苏文熟，吃羊肉”的俗谚，但并未有人对苏文进行全面的注释。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是南宋惟一的苏文注本，但此书选录苏文不足五百篇，文字时有疏漏，注释则甚为简略。到了后代，虽然苏文的刊刻络绎不绝，到了明代还出现了收罗相当完备的《苏文忠公全集》，但仍然无人为苏文作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孔凡礼先生广搜众本，精心校勘，完成了《苏轼文集》，堪称传世苏文最权威的全集。但是孔本虽然在校勘和辑佚方面贡献巨大，却未作注释，也未作编年，所以全集性质的苏文校注本仍付阙如。可以说，在《苏轼全集校注》的整个编纂工作中，《苏轼文集校注》的任务格外艰巨，因为它在注释方面几乎是白手起家，在编年方面也仅有部分篇目有前人论著可供参考（苏文的编年，以前只有清人王文诰的《苏诗总案》中有较多涉及，此外吴雪涛先生的《苏文系年考略》曾做过比较系统的工作，但是两书的编年皆不尽可靠，况且还有数百篇苏文未予编年。）与前人的注释已相当详尽、编年也相当完备的苏轼诗集、词集相比，苏轼文集的校注堪称是苏轼研究史上筚路蓝褛的重大事件。《苏轼全集校注》前言中说：“苏文除了略参考《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注释外，大多为首次自作新注，考订编年，探究本事，解释词义，都有所创获。”诚非虚言。下面分别就这三个方面来评说《苏轼文集校注》（下文简称为《文集》）的成就。一、考订编年首先，《文集》进行编年时往往广泛地搜求证据，例如卷一九《谷庵铭》，《文集》据《全宋文》所载孔宗翰《题东坡书谷庵铭后》以定此铭之作年。孔宗翰文名不著，此条材料可谓相当冷僻，要不是《文集》编写组的成员大多参加过《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恐怕很难得知。有的苏文仅凭一条材料尚不足支撑准确的编年，《文集》就运用多种材料，反复推求，以求证据之充分与结论之周匝，有时一则校注竟等同于一篇短论。例如卷一九《远游庵铭》，正文并序不足三百字，关于编年的一则校注却长达一千余字，论证非常周密。对于此铭，《苏诗总案》系于绍圣三年（1096），其时苏、吴两人重逢于惠州；《文集》则系于熙宁十年（1077），其时苏、吴两人初识于济南，两种编年前后相差几二十年，所考定的写作地点则南北相去数千里。《文集》首先指出《总案》的编年是在臆改正文的基础上得出的，也即将原文中对编年起着关键作用的“今子野行于四方十余年矣”改成“三十余年”，而这种改动没有任何版本依据，不足为训。然后从四个方面证实旧说之谬：一是据苏轼在黄州、惠州时给庵主吴复古的书信考知两人初遇事在熙宁十年，又据苏辙答吴复古诗参证之；二是据苏轼在黄州与吴书及苏辙赠吴诗考知吴复古与苏轼在济南相别后随即南归潮州，与此铭所叙吴之行迹相合，故此铭当作于是时；三是以郑侠《岁寒堂记》叙及吴复古行迹及苏轼此铭之内容为旁证，证实此铭必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前；四是据此铭中多处涉及吴复古南归而自己不能追随之句意，反证此铭不可能作于绍圣三年苏轼与吴复古重逢于惠州之时。总之，此条校注分别以铭文的内容、作者及庵主的行迹及交游、作者的其它作品、别人的相关作品为参证材料，既细究内证，又广搜外证，用多重证据细加考订，终于导出合理的结论。如果将它抽出来作为一篇独立的短文，也完全合格。其次，《文集》的编年体现出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故能对原有编年的舛误予以驳正。例如卷一一《净因院画记》，孔本此文之末句云“元丰三年端阳月八日苏轼于净因方丈书”，从表面上看，将此文系于元丰三年（1080）确凿无疑。然《文集》于不疑处有疑，先是指出：“然细绎文意，此文当作于文同出守陵州之前。元丰三年文同早已去世，又其年苏轼已贬赴黄州，而净因院在汴京城内，亦无于净因方丈作记之可能。今考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上，《苏诗总案》卷六，均言文同知陵州为熙宁三年（1070）事，则本文作于是年无疑。”然后又细究原文之异文：“西楼帖有此文，文末作‘□□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三载文同熙宁三年七月降一官，出知陵州当在七月后。苏轼《送文与可出守陵州》诗有‘素节凛凛欺霜秋’之句，可与西楼帖中时日相参证。……以此推测，此文当作于熙宁三年十月初五。”原来，孔本的末句是据《盛京故宫书画录》卷二所载而改，并以之置换了“□□三年十月初五日赵郡苏轼□，笔冻不成字，不讶”之句。虽说两种异文都有书录为根据，但是苏文的内容当然是最重要的内证。况且《文集》还细考文同与苏轼两人的行事，以及此事在苏诗中的反映，合而证之，遂成定谳。即使原有的编年曾见于数种文献，《文集》也决不人云亦云，而是本着穷究底蕴的精神细究其实。例如卷一二《方丈记》，南宋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苏诗总案》以及《韶州府志》均系于元符三年（1100），即苏轼从海南北归途经曲江时所作。然《文集》并不盲从，改系此文于绍圣元年（1094）苏轼南迁经过曲江之时。《文集》先引《曲江县志》卷二云：“月华寺，在城南一百里。……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曰……”然后案曰“县志所云，正为此文。可见此文实为曲江县月华寺重建方丈而作。绍圣元年苏轼适谪惠州，九月过曲江。县志谓‘绍圣初重建，东坡为题梁’，可知此文必作于是时”。如果说这仅是对史实作了不同的取舍，那么接下去的“以苏证苏”就是深入细密的考订了：“又诗集卷三八有《月华寺》诗一首，编于绍圣元年南迁途中。诗题下自注云：‘寺邻岑水场，施者皆坑户也。百年间盖三焚矣。’诗中亦云：‘月华三火岂天意，……暮施百镒朝千锾。’据此可知，月华寺所以重建者，乃因遭火焚之故，而坑户施捨者亦众。据县志，并参以苏诗，知苏轼南迁过月华寺，适逢该寺火后重建，故应寺僧所请，为其方丈题梁。”《文集》还进而对《鹤林玉露》等三书的错误进行剖析、驳议，从反面证实己说。第三，《文集》对原有的不同编年进行考辨取舍，例如卷一二《盐官大悲阁记》，《乌台诗案》与《东坡纪年录》俱系于熙宁八年（1075），《苏诗总案》则系于熙宁五年（1072），对此，《文集》取前而舍后。由于熙宁五年苏轼正任杭州通判，而八年则已改任密州知州，故《文集》指出：“考此记文中大谈科场今昔之变，且云‘余尝以斯语告东南之士矣’，显然其时苏轼已不在东南，故当以《乌台诗案》所言为是。《总案》意谓此记必作于游安国寺之时，遂加附会，今不从。”《文集》还进而指出《苏诗总案》曲解《东坡纪年录》的错误：“又《总案》卷一三亦引《纪年录》，而谓熙宁八年所作乃《成都大悲阁记》。今考《成都大悲阁记》，《全蜀艺文志》卷三八题为《大圣慈大悲圆通阁记》，苏籀《栾城先生遗言》则谓《大悲圜通阁记》为苏辙所作。是以知该文既无《大悲阁记》之简称，又无出自苏轼之明证。是以知《纪年录》所云《大悲阁记》，乃《盐官大悲阁记》，而非《成都大悲阁记》，《总案》不足为据。”无论是考核作者行事，还是探究篇题之异同，都可谓心细如发，故结论坚确可信。总而言之，《文集》对存世苏文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编年，而且大多坚确可信，这为人们了解每篇苏文的写作背景以及苏轼古文创作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厥功甚伟。二、探究本事苏轼虽然不像王安石那样强烈地主张文贵致用，但也认为“有意而言，意工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策总叙》，《文集》卷八）。所以苏轼作文虽然善于想落天外，甚至无中生有，但从整体来说，苏文基本上都是有为而作的，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所以注释苏文，探究本事属于非常重要的内容，《文集》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首先，《文集》的注释非常详密，有些叙事性质的篇章尤其如此，例如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这是苏轼用力甚巨的大文章，传主司马光的事迹又非常复杂，文中涉及的史实、人名、地名，乃至制度（职官、朝仪等），都非常繁复，有些内容非注莫明。《文集》关于此文的校注多达388条，篇幅达128页，达到了应有尽有的程度。有了这些注释以后，读者不但省去了翻检之劳，而且增进了对传主生平的了解，因为有些注文中的内容是原文有意无意地省略的。这样的注释，其价值颇近《三国志》的裴松之注和《世说新语》的刘孝标注了。毋庸讳言，追求详尽也为《文集》的注释带来了一些缺点，主要体现在贪多求全，遂至引文过繁，例如卷二三《谢中书舍人表》中有“除书德音，又乏唐人之誉”一句，《文集》注云：“《旧唐书·杨炎传》：‘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并掌纶诰。衮长于除书，炎善为德音。自开元以来言诏制之美者，时称常、杨焉。”此注相当准确，也堪称完备，但它接着又引《旧唐书·封敖传》中所载封敖为中书舍人时善为制诰，深为李德裕所赏之事，篇幅长于前段文字，其中又未出现“德音”一词，实为蛇足。当然，从整体来看，《文集》注释之详尽是瑕不掩瑜的。其次，《文集》在注解苏文本事时善于考订事实、辨析事理，体现出较强的学术功力和深入细致的学术作风。例如卷四七《贺韩丞相再入启》，郎晔旧注云韩丞相乃韩琦，《文集》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考知韩琦生平未曾两度拜相，故此文所云之韩丞相应指韩绛。又如卷六八《书蜀僧诗》一文叙及“王中令既平蜀”之事，《苏诗总案》以为王中令即王彦超，因王彦超曾仕中书令。《文集》则指出王彦超生平无平蜀事，故注王中令为王全斌，此人宋初平蜀有功，卒赠中书令。又如卷五七《答刁景纯二首》，此文虽无旧注，但苏诗中屡次言及刁约字景纯者，其人为苏轼之忘年交，故读者很容易误以为即此人。《文集》则注云：“刁景纯，未详。”并据苏轼《哭刁景纯》、《刁景纯墓文》等诗文，考定其人已卒于熙宁十年（1077），而《答刁景纯二首》则作于黄州时期，故此人“当是与刁约同字者”，甚确。又如卷六一《与佛印十二首》之七，此书又见《苏轼佚文汇编》卷四，题作《与东林广慧禅师》，孔凡礼先生案曰：“未敢定为谁作，姑互见于此。”《文集》则指出此简内容与苏诗《赠东林总长老》一诗相符，而总长老即广慧禅师，故考定此简非与佛印者。又如卷六十《与人三首》，原本无注，读者无从得知收信人为谁。《文集》检出其第一简与卷五二《与赵德麟十七首》之八文字基本相同，又从而指出此三书内容均与赵德麟事迹相符，遂考定收信人为赵德麟，结论可信。从表面上看，上文所举的例子都是一些细枝末节，但它们直接有关对苏文写作背景的掌握，也有关对苏文内容的理解，所以非常重要。而且这种考辨虽然细小，难度却很大，因为它们往往始于对蛛丝马迹的敏锐察觉，终于大海捞针式的搜集证据，此类注释的写成，不但有赖于注者的学识和眼光，而且需要辛勤和耐心。例如下面一例：卷四七《与迈求婚启》，此书中仅有“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一句涉及对方家庭，收信人究竟是谁呢？《文集》注云：“启中云‘远有万石之家法’，万石君指西汉石奋，故知所为求婚之家为石氏。近年出土之《苏符行状》云：‘父讳迈，母石氏，故中书舍人昌言之孙。’则知所求为石昌言家也。”应该说，注出对方姓石的难度不算太大，因为万石君石奋是较著名的历史人物，但是运用新出土的《苏符行状》作为旁证材料来考知对方为石昌言，就非深厚的学识积累不能办到。发表在1986年第二期的《中华文史论丛》上的曾枣庄先生的《三苏姻亲考》一文中即已用到这则材料，而曾枣庄先生曾任《苏轼全集校注》工作组的负责人，可见此类注释不是朝夕之功所能见效的。此外，《文集》在文献不足的情况下就存疑求阙，并不勉强求解。例如卷六八《记谢中舍诗》，此文中的“谢中舍”究系何人？《文集》注云：“未详。《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有《送谢中舍二首》，或此人乎？不可考。”今检欧集，“谢中舍”乃指太子中舍人谢缜，但苏文中所记之“谢中舍”乃附魂于某人而吟诗者，并无生平可考，故《文集》虽注引欧集，但仍曰“不可考”，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称许。三、解释词义注释的一大功用就是解释词义，当然，所谓“词义”不是仅指语词，而是与文意有关的所有文字，包括成语、典故、名物等内容。《文集》的注释多半与此有关，值得注意。首先，与前文所论的探究本事类的注释一样，《文集》解释词义的注释也是十分详尽的。例如卷一三《杜处士传》，此文的真伪尚难断定，但《文集》的注释则相当详尽，注中所解释的药名达八十种之多，引文出处除了《本草纲目》、《政和证类本草》、《金匮要略》等医药典籍外，还引及《博物志》、《梦溪笔谈》、《南方草木状》、《竹谱详录》、《古今注》等博物类典籍，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诗经》、《礼记》、《西京杂记》等文史典籍，连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都引用多次。要不是如此旁征博引的注释，此文真是很难索解。其次，更值得注意的当然是《文集》注解文意的准确性。比如苏文的用典，就给注者带来很大的困难，因为苏轼才高学富，苏文与苏诗一样，都是大量用典，典故出处则遍及群书，其中不乏出处相当冷僻者。此外，苏文中的典故有时并不是简单的直接运用，而是暗用，更增加了注释的难度。《文集》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需要多用一些篇幅予以说明。例如卷二三《到常州谢表》有句云：“今此管蒯之微，庶几簪履之旧。”《文集》注先引《韩诗外传》卷九：“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向者刈蓍薪，亡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又引贾谊《新书》卷七《谕诚》：“昔楚昭王与吴人战，楚军败，昭王走，屦决背而行，失之。行三十步，复旋取屦。及至于随，左右问曰：‘王何曾惜一踦屦乎？’昭王曰：‘楚国虽贫，岂爱一踦屦哉？思与偕反也。’自是之后，楚国之俗无相弃者。”由于苏文中把两个典故合成“簪屦”一个词汇，要是简单地运用电脑检索手段来作注，也许会引用《魏书·于忠传》中的“簪屦弗弃”，或是《旧唐书·高士廉传》中的“不遗簪屦”，便算完事。但是那样的注释无助于读者理解文意，而《文集》这种追索原始出处的注释才使苏文的旨意昭然若揭。苏文中还有一些典故既出于多种源头，又含有多重意蕴，若不明前者，则难解后者，例如卷六八《记郭震诗》云：“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替名哉！’虽平生诙谐之余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而不乱也。”这里的“正身”一语，如只从字面上理解，也可讲通，因为郭震“侧卧欹枕”，故其友戏使其摆正身体。但《文集》注云：“正身：端正自身；修身。《荀子·法行》：‘君子正身以俟。’另谓确系本人，非冒名顶替者。《通典·选举五》：‘故俗间相传云：入试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由此可见友人运用《荀子》之语，意含双关：既要郭震摆正姿势，又令其端正品行。而郭震则运用当时官场的俗谚来进行双关，意谓自己病重将归地下，此行不能如赴官者之冒名顶替也。这样一来，郭震与友人相与戏谑的情景栩栩如生，郭震的“平生诙谐之余习”及“临死不乱”也跃然纸上。要是没有《文集》的注释，读者很难领会苏文的运思之妙。正因《文集》对典故的注释有穷本探源之功，所以甚至能订正原文在文字上的舛误，例如卷六二《葬枯骨疏》：“起燋面之教法，设梁武之科仪。”此二句各本皆无异文，故孔本亦未出校。但是后句指梁武帝曾下诏掩埋枯骨，且曾制《慈悲道场忏法》之事，其义甚明，而前句所云之“燋面之教法”究竟何指？读之莫知所云，堪称苏文注释中的一大疑难。对此，《文集》指出“‘燋面’乃‘向雄’二字之倒且误”，且引《晋书·向雄传》：“司隶钟会于狱中辟雄为都官从事，会死无人殡敛，雄迎丧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责之……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当时岂先卜其功罪而后葬之哉！今王诛既加，于法已备。雄感义收葬，教亦无阙。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何必使雄违生背死以立于时！’”如此，不但此句的旨义获得了准确的解释，而且与下句对仗工整，原有的疑难迎刃而解。此类注释，体现了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堪称苏文之功臣。《文集》对字义的注释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例如卷六一《与参寥子二十一首》之十七：“大略只似灵隐天竺和尚退院后，却住一个小村院子，折足铛中，罨糙米饭便吃，便过得一生也得。”这是苏轼自表旷达乐观的生活态度的名言，《文集》引《传灯录》所载汾州无业国师之言为注：“看他古德道人，得意之后，茅茨石室，向折脚铛子里煮饭，吃过三十二十年。”非常确切。此外，《文集》对“罨”字字义的注解也也值得注意。孔凡礼先生在校记中怀疑“‘罨’义似不通”，故正文取“”而不取“罨”。《文集》则注云：“‘罨’有久盖使熟之义，与‘折足铛’相应。”不但准确地注出了“罨”字的字义，而且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原旨。四、其他上述三个方面都是传统的诗文注释应有的主要内容，也是《苏轼文集校注》的重要成就。此外，《文集》还有其他优点，不可忽视。首先，《文集》在阐释苏文旨意或考订苏文写作背景时常常运用“以苏证苏”的方法，也即注意在苏轼的其他作品中寻找内证。例如卷一二《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文集》注引卷一九《思无邪斋铭叙》：“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且按曰：“其意可与此参见。”此注不但帮助读者理解本篇苏文的旨意，而且引导读者前后对照，从而认识苏轼思想的连贯性，大有裨益。又如卷一七《司马温公神道碑》：“异时薄夫鄙人，皆洗心易虑，务为忠厚。”《文集》注云：“‘虑’，底本从茅本作‘德’，误。案：‘德’不可易，‘易德’者难为忠厚也。文集卷八《策略二》云：‘盖自近岁，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涤虑。’正以‘心’、‘虑’并举互文。今从郎本卷五五作‘虑’。”从表面上看，此注仅为一条取舍异文的校记，但其中包含着两点有价值的思考：一是从字义自身来推敲斟酌，证明“易德”与“忠厚”自相矛盾。二是以另一篇苏文中的“心”、“虑”并举为文为据，以证明此处应作“虑”字。后者正是“以苏证苏”的妙用。《文集》的“以苏证苏”并未局限于苏文的范围，而是涉及苏诗乃至苏词，例如《司马温公神道碑》：“士大夫知之可也，农商走卒何自知之？”《文集》注引苏诗《司马君实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之句作为旁证。又如卷二一《李潭六马图赞》：“画师何从，得所以然？”《文集》注引苏诗《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不但符合原作旨意，而且得以简驭繁之妙。又如卷五九《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文集》注引苏词《哨遍》之序言及黄州雪堂初成之事，遂考定此书作于元丰五年二月，甚确。其次，《文集》附录于正文之后的集评等材料也很有价值，例如卷一七《表忠观碑》，文末的集评多达二十二家，且选择精当。又如卷一一《石钟山记》，文末的集评有九家：刘克庄、李东阳、杨慎、茅坤、郑之惠、吕留良、沈德潜、方苞、刘大櫆，皆为历代著名文论家，其评语皆相当精到。集评之后又附有苏轼的《跋石钟山记》、罗洪先《石钟山记》、同准《石钟山记》，以及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与俞樾《春在堂随笔》中涉及石钟山的片断，这些材料不但有助于读者理解苏文，而且对苏文的内容颇有订补之功。又如卷一一《南安军学记》，文末集评虽仅三家四则，但是其中朱熹《朱子语类》一则指出苏文“使弟子扬觯而叙点者三”一句乃误解《礼记射义》中之人名“序点”为动作，《文集》之注释也随之指明苏轼此误，此种评语决非可有可无者。总而言之，《苏轼文集校注》是一部质量很高的古籍整理著作，它充分体现了当代苏文研究所达到的学术水平，值得重视。至于本书在校注方面的错误和缺点，当然也以难免，限于篇幅，笔者将另文论述。

莫砺锋

2012-04-04
惠州苏东坡祠陈列布展将对外“借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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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讯（记者/徐乐乐实习生/李文轩）第六届东坡文化节暨第八届惠州旅游节12月2日继续升温。当天上午，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信息发布会暨东坡文化专题座谈会在中信汤泉拉来序幕。惠州市政府副市长刘冠贤出席活动，并向儋州、黄冈、眉山三市代表赠送《2000—2014年苏东坡研究成果信息和新编东坡寓惠集》。检索苏轼研究成果专著100多本文献6035篇作为本届苏东坡文化节的东道主和承办方，惠州当天正式发布了苏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信息。此次发布的成果信息主要关注的是2000年至2014年有关期刊、报纸、博硕士学位论文、国内国际会议论文中关于苏轼的研究成果及相关专著，由惠州文化遗产研究所会同惠州慈云图书馆共同收集完成，主要以中国知网、维普科技期刊数据库、OPAC检索系统为依据。经过选取“苏轼”“苏东坡”等关键词，分别通过主题检索、分类检索、跨库检索，并经过初步查重、筛选，最终检索到各类图书专著100多本，文献6035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和公开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献四种类型，整理而成。惠州市文广新局局长罗川山在信息汇总点评时表示，通过此次检索整理发现，目前国内东坡文化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东坡研究的文献指数分布居于平衡。国内对苏东坡思想、文学、艺术、中医理论及中医养生学等各领域均有涉猎，并且关于东坡佛学思想、政绩方面的研究近年也逐渐增长。此外，举办东坡文化节的4个城市在研究文献上也较为突出，眉山、儋州、惠州、黄冈四地以苏东坡为主题的论文共有252篇，其中又以黄冈居多。罗川山表示，国内东坡文化研究文献资料庞杂，研究主题、视野进一步多元化，希望通过此次集中检索和整理，对惠州及各地东坡文化学习研究提供一定的信息指引，进一步拓展选题视野，推动东坡文化研究成果深化。聘请专家把关惠州苏东坡祠布展陈列大纲编制作为国内唯一可以明确考证的苏东坡亲自筹建的故居场所，惠州苏东坡祠12月1日迎来重修动工庆典。据了解，该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3.3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为5.3亿元，计划一年后完成一期工程。景区内增设东坡纪念馆，纪念馆整体风貌与东坡祠风格相协调，采用岭南建筑风格。将林婆酒家、东坡祠核心区、东坡纪念馆规划在一条东西向主轴线上，在空间上形成一组强烈的景观序列，将建设成为集东坡生平事迹和文物陈列、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苏学研究和文化创意园区为一体的综合性纪念馆。动工仪式后，惠州市四套班子主要领导随即召开碰头会，要求提前做好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在项目重修的同时，同步有序开展陈列布展设计工作。记者了解到，由于惠州市目前专业研究队伍有限、研究能力相对不足，要高质量完成布展陈列设大纲编制仍是一大难题。当天，惠州正式对外发出“邀请函”，广泛邀请社会力量、专家献计献策。据介绍，征集内容不仅包括惠州东坡祠布展陈列设计及布展陈列大纲编写的意见建议，还包括以捐赠、购买、借展、复制、调剂等多种方式征集关于东坡具有标志性和典型意义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物品，如文物史料，各种版本的东坡诗词著作、书画，专家学者的手稿、专著、书画作品等东坡文化研究成果，以及反映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服饰等生产、生活物品，宋代岭南地区生活、生产工具、物品等。同时，为了提高东坡祠的“软件”水平，惠州将聘请一批苏学研究专家、学者作为惠州苏东坡祠布展陈列大纲编制工作的顾问团队，加强与眉山、黄冈、儋州等地市以及国内苏学研究团队、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共同做好东坡文化资源挖掘工作，把惠州苏东坡祠项目打造成能够呈现东坡珍贵遗迹、反映东坡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岭南地区东坡文化传习中心。众专家阐述东坡文化的现代意义当天，东坡文化专题座谈会同步召开，邀请了国内众多知名苏学研究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东坡文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柳春蕊，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四川）副秘书长刘清泉，海南省苏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苏子营，眉山、儋州、黄冈以及惠州本地专家学者代表悉数到场。座谈会上，结合苏东坡寓惠事迹，众专家畅所欲言，围绕东坡人文精神、东坡品牌建设等主题作了交流。袁济喜结合东坡寓惠经历，从宋型文化、人生论与美学精神、现代人文价值三方面详细阐述了东坡文化的现代意义。他说，苏轼不仅追求人生境界与世俗精神的统一，而且享受生命的永恒性与当下性，苏轼的人生哲学相对于老庄与魏晋间的阮籍、嵇康，外表似乎没有他们那么高远超离，而从内在意义来说，却是更为超脱，独立性也更强了，并演化成一种真正的孤独悲凉，由此而获得思想与精神的自我解放与解脱，即“心安便是吾乡”，这给后人留下了极宝贵的精神财富。柳春蕊则把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比喻为如水一般流动，认为东坡旷达的情怀和豁达人格应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他同时表示，苏东坡惠民的政治思想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改善了当地的民风民俗，这对于商业化的现代社会更具现实意义，建议应切实做好乡镇县的文化教育推进工作，推动地方文化、民俗民风建设。

徐乐乐;李文轩

2015-12-03
大量东坡文献史料将入驻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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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惠州市博物馆发出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文献学术中心征集启事，得到中国苏轼研究会、北京苏轼文化研究会、惠州慈云图书馆、惠州东坡文化协会及海南儋州、四川眉山、湖北黄冈、山东诸城、江苏徐州、常州等单位及各地苏轼文化研究者大力支持与关注。据悉，中国苏轼研究会刘清泉特地寄来有关苏轼书籍、研究成果汇编等资料图书100多本；中国台湾专门研究苏东坡的学者李常生，自费100多万元，多次从中国台湾往返大陆重走苏轼行踪路线，今年已70多岁的他，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愿意把自己历年来收集有关东坡的书籍30多箱全部捐给惠州；潮州苏锦和通过邮箱，提供了清陈明卿太史订正的《苏文忠公全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末文盛堂刊原版本影印电子版），共32册75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已征集到有关东坡的古代文献电子版约70种640多册，共计约2000余卷，涵盖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20多种清代之前各种版本的文献史料。另有实体书350种约500本，从林语堂1947年著的第一本外文版的《苏东坡传》，到目前正式出版的各类版本的《苏东坡传》《东坡评说》等，所有这些文献史料及书籍，都将在惠州东坡纪念馆汇集。据了解，惠州市博物馆将依托已经建成的惠州苏东坡祠、苏东坡纪念馆，在东坡纪念馆内打造一个全国最重要的东坡学术文献信息中心，所有资料信息将免费提供给读者查询参阅。纵观历代苏东坡历代文献史料，体现的不仅是东坡学术文化，从不同版本的古籍中，也可窥见宋、元、明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东坡文献的构建，对今后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的传承发展、学术探讨和史料、资料查阅都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惠州市博物馆正在不断充实完善各类史料图书，工作人员也正在统计整理文献目录、计划编印史料清单，谋划阅读空间，准备便于观众阅读的古籍史料查询设备，有望尽快对外开放。

2022-06-03
苏轼与徐州汉文化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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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谭敦容苏轼与徐州汉文化二三事吾州下邑生刘季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二十一日，苏轼来到徐州任知州。徐州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汉文化的发源地。苏轼早在青年时代就写过著名的史论《汉高帝论》，认为“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高帝”，对刘邦有很高的评价。他对自己有机会主政徐州颇感自豪，在《答范淳甫》诗中写道：吾州下邑生刘季，谁数区区张与李。重瞳遗迹已尘埃，惟有黄楼临泗水。而今太守老且寒，侠气不洗儒生酸。犹胜白门穷吕布，欲将鞍马事曹瞒。(《苏东坡全集》第622页)刘季即刘邦（刘邦字季），下邑：小县。张与李：张指张建封，贞元四年（788）拜徐泗濠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李指李光弼，封临淮郡王。张与李均系唐代名臣，皆镇守徐州。范诗以张、李誉苏轼，苏轼写此诗戏答。重瞳指项羽。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又闻项羽亦重瞳子。”吕布为三国时名将，白门指吕布被曹操生擒之处白门楼（白门楼遗址在今徐州市睢宁县古邳镇境内）。曹瞒指曹操。在苏轼知徐期间所写的作品中，除《答范淳甫》外，还有多处提到刘邦。如《送郑户曹》一诗中有“隆准飞上天，重瞳亦成灰”之句。隆准即指刘邦，语出《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此句的意思是，刘邦做了皇帝，项羽兵败垓下，在乌江拔剑自刎。当然，此句也可以理解为二者都已灰飞烟灭的意思。在《徐州上皇帝书》中提到：“汉高祖，沛人也。”苏轼知徐州时，徐州的管辖范围为五县一监：彭城、滕、沛、萧、丰县和利国监。今天我们知道刘邦的出生地是丰县金刘寨村，但今天丰县的地域和苏轼知徐州时是否相同，我们一时难以弄清楚，只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送君直过楚王山元丰二年(1079)二月，蜀人张师厚从四川来到徐州。他此行的目的是希望得到苏轼的举荐，赴京殿试。张师厚是四川眉州人，苏轼的同乡，经由张方平介绍来到徐州拜谒苏轼。苏轼是个很重乡情的人，他离开家乡很多年了，现在有家乡的青年才俊远道求见，自然要热情相待。张师厚离徐时，苏轼在放鹤亭为他饯行，并写了《送蜀人张师厚赴殿试二首》。第一首云：忘归不觉鬓毛斑，好事乡人尚往还。断岭不遮西望眼，送君直过楚王山。(《苏东坡全集》第933页)楚王山原名同孝山，因楚元王刘交葬于此而得名。该山位于徐州市西北约20里，在今铜山区大彭镇境内。彭城（今徐州市）是汉代楚国和彭城国的治所。西汉时共封十二代楚王；东汉重设楚国，至第二代时改为彭城国，共传六代。刘交是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刘邦兄弟四人，大哥刘伯早死，二哥刘仲在家侍奉父亲，只有刘交随刘邦转战南北，先被封为文信君，高祖六年（前202年）被封为楚王，在位23年，谥元王。刘交作为第一代楚王，是刘邦死后刘氏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由于元王特殊的政治地位，加之楚国多山，他选择了依山为陵的葬制。从此，十二代楚王皆仿之，使得徐州周围出现了数量众多的汉墓，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汉墓群。楚王山不仅因为有楚元王墓而闻名于世，还盛产用于祭祀的五色土，故又名“赭土山”。古代帝王、诸侯有祭祀土神和谷神的习俗。“五色土”为青、赤、白、黑、黄五色，用以象征东、南、西、北、中五方之土，称之为“社”，“稷”代表所有谷物，有了土地和五谷，就有了天下，因此，“社稷”成为国家的代称。“稷”易得，“五色土”难寻。《尚书·禹贡》在记载九州贡品时说：“徐州厥贡惟五色土”。《汉书·郊祀志》中有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命“徐牧岁贡五色土各一斗”的记载。远愧知己穆生醴元丰元年（1078）十月，杭州著名诗僧道潜来徐州看望苏轼。一天，苏轼和道潜坐在泗水岸边，欣赏百步洪的壮观景色。有渔民送鱼给苏轼，以表敬意。苏轼却令人将鱼放入了河中。道潜对此举十分赞赏，赋诗一首予以赞颂。苏轼写了一首和诗《次韵潜师放鱼》：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随尘尾。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况逢孟简对卢同，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泥沙底。(《苏东坡全集》第627页)苏轼写诗好用典故，在此诗中连用十个典故，在古今诗歌中是比较少见的。为节省篇幅，本文只解释第三联：“哀哉若鱼竟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作者在这里感叹自己如鱼坐在锅口，处境很不妙(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相左，在朝廷受到排斥)。远愧不如古代见机而作的穆生。为此，苏轼专门写了一篇杂文《穆生去楚王戊》述说此事(《苏东坡全集》第2174页)，大意为：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才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伯者，孙卿门人也。及秦焚书，各别去。刘交被封为楚王后，任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对他们非常尊重，穆生不耆酒，每置酒时，常为穆生设醴（醴为甜酒或甜美的泉水）。刘交死后，儿子刘郢客继位。刘郢客仍像父亲刘交一样尊重他们三人。刘郢客死后，儿子刘戊继位。刘戊是个酒色之徒，开始还能尊重穆生等三位老者，后来就不再给穆生设醴了。穆生认为，这是忘道的表现，他以老病为由先行离去，白生和申公继续留下。他们发现刘戊与吴王刘濞串通图谋不轨，实行劝谏，刘戊不但不听，反而让他们两个穿上囚服，在集市上用棒槌捣臼舂米。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刘戊因参与七国之乱，兵败自杀。申公感到很耻辱，就回到鲁国，传授学业，闭门不出。后来赵绾与王臧向汉武帝介绍他，于是他被武帝征召入京。王臧等人因得罪窦太后而入狱，被迫自杀。申公最终因与王臧的关系而获罪。他由于病重被免予处罚，几年后便死去了。穆生在灾祸还未萌生之前就能远远地避开，但申公却在已经悔恨之后仍然眷顾留恋官职。有人说连老天都难以躲避或接近祸福，看来未必正确。苏轼认为这件事可以作为座右铭，引起士君子们的终身警戒。楚人恣食黄河鱣熙宁十年（1077）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埽决口。八月二十一日，大水抵达徐州城下,苏轼率领全城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洪斗争，终于战胜洪水，保住了城池。在大水逐渐退去时，苏轼写了《河复》一诗：君不见西汉元光元封间，河决瓠子二十年。钜野东倾淮泗满，楚人恣食黄河鳣。万里沙回封禅罢，初遣越巫沉白马。河公未许人力穷，薪刍万计随流下。吾君仁圣如帝尧，百神受职河神骄。帝遣风师下约束，北流夜起澶州桥。东风吹冻收微渌，神功不用淇园竹。楚人种麦满河淤，仰看浮槎栖古木。(《苏东坡全集》第606页)诗的前两联，向人们披露了西汉年间，徐州曾连续遭受过二十多年大水灾的历史。《史记·河渠书》：“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于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汉书·武帝纪》：元光三年（前132）“河水决濮阳，泛郡十六。”元封二年（前109），“还祠泰山，至瓠子，临决河。”自元光三年至元封二年，共二十四年。瓠子：地名。在今河南濮阳县南。徐州地处泗水之滨，正是属于重灾区。“楚人恣食黄河鳣”，鳣：大鱼，大者长二、三丈。人任大鱼吞食，灾情之惨，可想而知。牵挂着王陵母墓与刘向墓苏轼任职徐州期间，本打算为王陵母墓与刘向墓修筑祠堂，但一直没有顾得上。离开徐州后，心里仍牵挂着这两件事。元丰二年（1079），他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谪居黄州时，对此事仍念念不忘。他写信给徐州教授李昭玘说：“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刘向字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已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苏东坡全集》第3525页)这里的“莘老”指时任徐州知州的孙觉（字莘老）。元祐元年（1086）六月，杨绘知徐州，苏轼又写信给杨绘：“城北有刘子政墓。昔欲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余力，为成之，亦佳。”(《苏东坡全集》第3852页)

2016-01-29
东坡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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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飞苏轼，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大文豪，可以说无人不晓；但苏轼也是中国赏石文化之巨匠，则鲜为人知。苏轼祖籍河北栾城，他在定州任职时，发现了中华第一名石“雪浪石”，并作文铭之。所以说，苏轼与河北、与赏石文化的“缘”，深厚而长远。苏轼祖籍栾城，因唐宋时期归赵州管辖，故常以“赵郡苏轼”自谓。苏轼、苏辙与父亲苏洵被尊称为“三苏”，同在唐宋八大家行列。“三苏”从没忘记祖籍赵州，为表达对故乡的怀恋，苏洵在自己著作《嘉祐集》中署名赵郡苏洵，苏轼常以“赵郡苏子瞻”“赵郡苏轼”“赵郡苏氏”署名，苏辙则把自己平生所作命名为《栾城集》《栾城后集》《栾城三集》和《栾城应诏集》。苏轼曾担任定州知州，劝农、治军、整边功勋卓著，受百姓爱戴。他在治理定州期间，在州衙后圃得黑石白脉奇石，命名为“雪浪石”，置于书房前。苏轼还亲自到曲阳，定做汉白玉雪浪石盆，将雪浪石置于盆中，激水其上，观赏雪浪翻滚之纹理变化和雄姿。苏轼命好友、同僚滕希靖赋《雪浪石》诗，自己次韵。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辛酉日，苏轼作《雪浪斋铭》，并将其铭刻于芙蓉盆口沿上。雪浪石，又称“东坡雪浪石”“前雪浪石”。雪浪石，被赋予悠久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燕赵豪气，堪称中华第一名石。苏轼的赏石情怀，既受到了前代文人名士的感染，也受到了家庭的熏陶。石头是人类最早认识和利用的自然资源之一。除去作为工具使用，很多石头也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目前，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赏石文化雏形形成于商周时期，到魏晋南北朝则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开始从皇家贵胄走向寻常百姓，寄情山水，崇尚隐逸，淡泊明志，返璞归真成为众多文人墨客的追求。唐宋时期，伴随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园林的繁荣与发展，赏石文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成为了中国赏石文化的鼎盛时期。恰恰，苏轼赶上了这一如火如荼的赏石文化的洪流，并投身其中。苏轼的赏石情怀，既受到了前代文人名士的感染，也受到了家庭的熏陶。陶渊明曾经有一块大石，常常醉卧其上，进入梦乡，因而命名为“醒石”。作为赏石名家的白居易，不仅写下了著名的《太湖石记》，还首次提出“怪且丑”的赏石观。这些，都对苏轼赏石观起到激励作用。苏轼赏石，自幼就受到其父苏洵的熏陶。十二岁时，苏轼在自家宅隙中挖到一块美石，苏洵谓之“天砚”，遂做成砚而赐予苏轼。此砚在苏轼的幼小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他一生珍爱此砚，随身多年，并以其为传家之宝赠以儿孙。苏轼与石头的缘分自天砚始。苏轼一生赏石的例子很多，其赏石经历和成就，对中国赏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轼《怪石供》的创新，不仅在赏石方式，同时在赏石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居黄州贬所。在赤壁江边小儿手中换取到很多细美的河卵石，回到雪堂把玩，他发现将这些怪石放在盆中，再注入清水，其纹理更加清晰，美观与灵性骤现，认定这是此类怪石玩赏的最好方法。于是，他选择了298枚怪石，放在铜盆中，注水以供佛印，并作《怪石供》一文。之后，又收集250枚并二石盘，作《后怪石供》。苏轼还曾将这些怪石盛在石斛中，寄给朋友鲁元翰，并赋诗一首，其中广为流传的名句有“清池上几案，碎月落杯盘”“坚姿聊自儆，秀色亦堪餐”。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在登州，仅任五日州守。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还挤时间到蓬莱阁下，东海之岸，收集到很多白色卵石，并用之养菖蒲。并欣然写下“我持此石归，袖中有东海”的佳句，展现了其坚韧的品质和广阔的胸怀。这种用怪石养植物花卉的赏石行为，也被后人所青睐和效仿。自从苏轼将细小河卵石用作怪石供及诗赋传出后，这类怪石遂成为爱石者追捧和寻觅的目标，相继有黄州石、齐安石、赤壁石、六合石、五色石、纹石、绮石、灵岩石、雨花石等新的怪石名称出现。实际上，这些繁杂的名称同属一类，只是质地有别，纹饰有变，产地有异而已。同时，也涌现出一批热衷于此类怪石赏玩的名家。对于苏轼的发明创造，社会给予了充分的认可，自古至今的石谱、著作、论文大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宋代杜绾《云林石谱》称之为“黄州石”，言“顷因东坡先生以饼饵易于小儿，得大小百余枚，作《怪石供》，以遗佛印，后甚为士大夫所采玩”。清代收藏黄州石（齐安石）的宋荦曾言：“齐安怪石名天下，自苏子瞻始。”杨复吉为沈心《怪石录》所作跋云：“怪石之名昉于《禹贡》及《山海经》，迨苏文忠公作《怪石供》，遂成艺林佳话。”中国赏石对象，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体量较大，不可移动，天然生长的风景名胜石，如河北承德的磬锤峰和蛤蟆石、路南石林的“万年灵芝”等。二是广泛用于园林中筑山、叠石，以及点缀于园林景观的孤赏石等园林用石，如上海豫园的“玉玲珑”、苏州刘园的冠云峰等。三是供石，是个体小巧，可移动的精美奇石，即通常所称石玩、观赏石、雅石等。供石适于陈设于室内厅堂、案几之上，可贴近观瞻，信手把玩。苏轼首先开启的怪石供，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赏石方式，被归于供石类。因此，苏轼怪石供的创新，不仅在赏石方式，同时在赏石理论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石虽不能言，而大美在焉，审美是赏石文化的灵魂。山石之美，在于山石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于人们心灵对山石及其环境的认知和品评，即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具有至美和灵性的奇石可喻人，可喻物，可喻诗，可喻画，人们欲在追求其孤傲的情操和坚韧不拔的品质。石之坚韧，风吹浪打，岿然不动；石之孤傲，不攀不附，不媚不俗；石之秀灵，淡泊清雅，诗情画意；石之含蓄，触景生情，托物明志；石之丑怪，怪则稀奇，丑则雄秀。苏轼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赏石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无石不雅”已是社会和各个阶层人士的共识和期待。在赏石行为极大普及，赏石品味不断提升的状态下，赏石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需要认真地总结与提高，首先面对的是赏石的标准问题。米芾有旷世之才，琴棋书画无一不精，还是宋代最知名的鉴赏家。米芾堪称石痴，一生癖石如命，酷爱灵璧石、太湖石，其拜石抢砚，传为妇孺皆知的佳话。在前人赏石的基础之上，米芾总结出的皱、瘦、漏、透的赏石标准，为世人普遍认可，这是他为赏石文化理论做出的重大贡献。苏轼大米芾十几岁，基本生活在同一时代，二人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苏轼作《咏怪石》诗时，米芾还不到十岁，由此可知，苏轼涉足赏石的时间早于米芾。米芾首见苏轼，系元丰四年（1081年）于黄州东坡雪堂，米芾自长沙过黄州来访。之后，米芾在评论苏轼的《枯木怪石图》时曾言：“子瞻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看来，米芾对苏轼赏石画石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苏轼在青年时期所作《咏怪石》诗，是他赏石诗文的开篇之作，诗中“天地之生我，族类广且蕃”“居海岱者充禹贡，雅与铅松相差肩”“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歘去不可攀”等诗句，不仅阐释怪石分布广，品类多，往往似禹贡铅松怪石，留名青史，更为重要的是明确赞赏丑石观。在苏轼之后的诗文中，这一观念不时得到充实完善。苏轼的丑石观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借鉴前人所得。白居易《双石》诗曰：“苍然两片石，厥状怪且丑。”诚然，其“怪且丑”的丑石观被苏轼继承并发展了，“丑”字成为赏石的标准之一。后“丑石观”被历代文人和赏石名家传承下来，在皱、瘦、漏、透之后加一丑字，成为赏石标准之共识。清代郑板桥对苏轼的丑石观极为赞赏，并予以发扬光大，他在《板桥题画兰竹》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东坡曰，石文而丑，一丑字则石之千态万状，皆从此出，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妙也，东坡胸次，其造化之炉冶乎，燮画此石，丑石也。丑而雄，丑而秀。”郑板桥赏石“丑而雄，丑而秀”的观念，无疑是对苏轼赏石理论的阐释与发展，拓宽了赏石的视野，提高了赏石的品位。苏轼是以诗文咏石的集大成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他人能够超越，其影响力亦无人可及。苏轼继承发展了唐以来文人赏石的文化传统，他将诗文和绘画艺术与赏石行为融会贯通，以文咏石，以画咏石。白居易不仅写出了第一部山石专著《太湖石记》，提出“怪且丑”的赏石观，还是赏石诗作最多的伟大诗人，他的《双石》《太湖石》《磐石铭并序》等诗为其代表之作。江油市李白纪念馆移来一具牛石，李白曾赋生动而形象的《咏石牛》诗：“怪石巍巍巧似牛，山中高卧数千秋。风吹遍体无毛动，雨打浑身有汗流。芳草齐眉难入口，牧童扳角不回头。自来鼻上无绳索，天地为栏夜不收。”宋徽宗酷爱书画、园林、怪石。他以举国之财建造的“寿山艮岳”，怪石林立，玲珑满目。宋徽宗在成千上万的怪石中，挑选六十五枚，御题刻铭，依形绘图，定名为《宣和六十五石》。宋徽宗的所作所为，影响极大，对中国赏石文化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宋徽宗收集天下奇石，被认为是劳民伤财之举，使得人民怨声载道而误国。元代郝经留有“中原自古多亡国，亡宋谁知是石头”的诗句。苏轼是以诗文咏石的集大成者。至今，似乎还没有他人能够超越，其影响力亦无人可及。苏轼依托《怪石供》《仇池石》和《雪浪石》而营造的三次赏石文化盛事，在中国赏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苏雪痕先生曾对苏轼赏石的特质做出过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说：“苏轼的赏石，不在乎石本身如何……以明志、比德、言情、状物，借之寄托情思，把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融糅在一起，处处表现着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与生死观，借赏石发挥之。”但是，苏轼的赏石诗文，也对赏石文化产生了更深层次的影响。试想，如果没有诸如陶渊明、白居易、李白、苏轼等文人诗情画意的表白和颂扬，赏石文化的内涵及品质绝不会如此高远。在苏轼赏石诗文中，确实能够找到许多例子。例如，苏轼经常以怪石寄托思乡之情，在《仇池石》诗中的“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与《雪浪石》诗中的“离堆四面绕江水，坐无蜀士谁与论”等诗句，都抒发了他对家乡的留恋和思念。同时，苏轼的赏石诗中，其坚韧不拔，淡泊明志，归隐山林的思想无处不在。苏轼作为极具个性、独具风骚的赏石名家，其在“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被他深邃豪放的文学成就淹没了。苏轼更大的贡献，是将赏石、诗文、绘画融为一体，开创了以绘画艺术为赏石文化服务的先河，这一崭新途径的开辟，对赏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绘画史上，苏轼是第一个提出“文人画”的绘画大师，他极力赞赏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绘画风格，提倡诗画相通，本为一律的文风。“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趋，以其皆能传生写似，为世之所贵珍”。苏轼绘画，多以竹、石、枯木为题材，作为文人画的引领者，坚持写意而不求神似的风格。单国强先生对苏轼的《枯木怪石图》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主体形象之一就是一块颇为独特的怪石，石状尖峻硬实，石皴却盘旋如涡，方圆相兼，既怪又丑。他并非如实的应物象形，但也不是凭空臆造，而是画家借熟悉的奇石之姿抒写‘胸中盘郁’，并将怪石与同样盘折奇倔的枯木画在一起，更鲜明地表露了作者耿耿不平的内心。”苏轼画枯木怪石多，人们对他的画作评论也很多。宋孔武仲《东坡居士画怪石赋》云：东坡居士“观于万物，无所不适，而尤得意于怪石之嶙峋。或凌烟而孤起，或绝渚而罗陈，端庄丑怪，不可以悉状也”。苏轼对自己画作也非常得意，他在郭祥正家做客，酒醉画壁题诗曰：“枯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留，写向君家雪色壁。”此后的元、明、清各朝，文人山水画一直占据主流，画法日趋多样化。尤其明清两朝，既是赏石的普及时代，也是文人画提高创新时期。其中，郑板桥的赏石观和竹石画作最具代表性。郑板桥不仅以墨竹著称，也喜爱藏石，善画怪石，还是苏轼文人画继承光大者。坊间流传着郑板桥在石砚上题“难得糊涂”的故事。据说，那一年板桥去莱州文峰山观郑文公碑，日暮借宿山间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出语不俗，自云“糊涂老人”。其室中一方桌面大的砚台，质、刻俱佳，板桥大喜。老人请板桥题名，板桥便题了“难得糊涂”四字，钤“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因砚石大，留白过多，板桥便请老人写一段跋文。老人挥毫立就，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也用一印，印文是“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退隐官员。有感于糊涂老人的雅号和跋文，板桥又补写了一段：“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郑板桥“难得糊涂”无人不晓，但知其为砚铭者却不多见，知其题铭过程与赏石相关者更少。苏轼作为极具个性、独具风骚的赏石名家，其在“石文化”上的巨大成就，被他深邃豪放的文学成就淹没了。元丰五年（1082年），四十五岁的苏轼在赤壁下，雪堂中，既写下了赏石三部曲《记赤壁》《怪石供》和《后怪石供》，也创作了赤壁三咏《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前者默默无闻，后者妇孺皆知。由此看来，苏轼的赏石观、赏石精神和品质，均亟待发掘和弘扬。

2018-06-01
《木石图》是苏轼真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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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图》谈晟广在秋拍前曾近距离观摩《木石图》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秋拍中，北宋文豪苏轼的《木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以4.636亿港元成交，刷新中国古代书画拍卖最高历史纪录。《木石图》描绘了一株枯木和一颗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有几株矮竹，整幅画“若鱼龙起伏之势”。这件作品没有苏轼名款，但画后附有刘良佐、米芾等人的题跋，它是非常少见的“苏米合璧”之作。从这能看出此画的珍贵。甚至有说法认为，《木石图》是苏轼的唯一真迹。其实，在国内，还有几幅传为苏轼的作品，但历来说法不一。不管如何，那几件作品都不如《木石图》受到如此的关注，这也与《木石图》的坎坷旅程有莫大关系：整幅手卷上所见的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明的收藏家，唯独在清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直到北洋政府时期，这幅画才重新被提及。1937年，此画又流入日本，被日本著名藏家阿部房次郎所藏。时隔八十余年，这幅古画终于回归祖国。《木石图》拍出天价后，关于它的真假，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不少专家学者从它的流传、题跋等角度，展开了论争。清华大学谈晟广博士，通过还原北宋时期的历史语境，为人们审视这幅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早在今年8月，当《木石图》确定参加佳士得秋拍的消息传出来时，就在艺术界掀起过一股热潮。当时正在撰写《墨竹小史》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谈晟广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15年前，他在写关于苏轼画作的硕士论文时，苦于没有可以参照的资料，只能浅尝辄止。如今，《木石图》现身，谈晟广“不禁为之一振”。因为机缘巧合，他也得以到香港近距离观赏《木石图》原作。当“亲密”接触原作后，他对于这幅画的看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接近苏轼的原作，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它是伪作的铁证。”谈晟广抛开围绕着这幅画的题跋以及藏印等方面的论争，直接从《木石图》这幅画本身说起。《木石图》的画面非常简单：一株枯木，屹立于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这是非常典型的“枯木墨竹”题材。根据文献记载，苏轼常以类似题材入画，他对这一题材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轼喜爱墨竹是受同时代的艺术大家文同（1018-1079）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成语“胸有成竹”，就是源自苏轼对文同画竹的评价。墨竹当兴起于唐代，“墨竹自兴起，就带有强烈的仙道观念属性，而文同和苏轼同样深受道教的濡染。”竹子在数千年前，就被看做是龙的象征。东晋时期葛洪《神仙传》和《后汉书·方术列传》都记载了这样一个“竹龙互化”的故事：东汉汝南（今属河南）人费长房跟随仙翁学道未果而被遣归，仙翁赠其一根竹杖，费长房骑着它，一会便回到了家里，他又按照仙翁的说法，将竹杖投入到葛陂（竹丛）之中，费长房回头一看，杖化成一条龙飞去。这个故事在后世的很多诗文中被化用。因为竹的特殊意义，墨竹的形成和流传，可能和道教中的祈雨仪式有关。曾有明确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少府监冯绍正开始画龙求雨。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季夏，京兆大旱，韩愈向竹林神求雨，作《祭曲江龙》和《祭竹林神文》二文。由于竹与龙之间的天然联系，比如竹笋被称为“龙孙”，后来渐渐在艺术作品中，以竹代龙。文同，号石室先生，石室就是仙室之意，他还与道士交游，服用丹药。文同如此虔诚，爱画竹可以理解，那么苏轼呢？谈晟广说，虽然苏轼受儒佛思想很深，但实际上，他从小便受到道教的濡染。苏轼八岁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成年后，苏轼思想中一直带有浓重的道教倾向，也保持着与众多道士的往来。这幅《木石图》正是苏轼送给镇江一位冯姓道士的。同样，枯木也有非常强的仙道观念。在北宋时，“张骞乘槎（chá，枯树枝之意）过黄河源”的神话传说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典故。黄河源被认为是“天河”，枯槎便被视为龙的化身（龙角形似枯木）。北宋时，经文同之手，枯木与墨竹成为仙道思想的表现形式，苏轼将其定型。1080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来到黄州。有一次，米芾路过黄州看望苏轼，“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枯木、怪石以及竹子，开始成为苏轼失意之时借绘画抒发胸中块垒的常用意象。在不断的创作中，苏轼在画枯木墨竹图时，涌现出“前者未有此体也”的感受。根据同时代文人的记载，苏轼虽受文同的影响，但他的画法与文同又有区别，苏轼更喜欢以遣兴的方式来画竹，因此当时有人评论，“戏笔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苏轼的枯木墨竹开始自成一派。谈晟广说，“用这上面句话来形容《木石图》，非常贴切。但尚不能以此确定这就是东坡原作。只有将《木石图》放在枯木墨竹题材的传承中来观察，才能了解这幅画是东坡原作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苏轼去世后不久，宋徽宗下召，苏轼“片纸只字，焚毁勿存”，“苏学”在北宋末期遭遇了巨大阻难。1127年，金军在攻破开封之后，收集了很多苏轼等人的文集、墨迹。此后，金代的北方，成为“苏学”的大兴之地，而南宋，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阵地，后世有所谓“苏学盛于北，程学盛于南”之说。王庭筠（1151或1156-1202）是金朝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的诗和墨竹皆学苏轼，他也被称做“金源之苏东坡”，王庭筠在艺术史上颇有盛名的《幽竹枯槎图》（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便是宋金元期间枯木墨竹题材承上启下的重要画作。金朝于1234年败亡后，蒙元时代的北方汉人基本承袭了北宋和金朝的文化和思想。在北方出生、成长的高克恭（1248-1310）和李衎（1245-1320）的艺术创作受王庭筠的影响，枯木墨竹这一谱系也得以延续。南宋灭亡后，高克恭和李衎南下为官，他们在艺术中所追求的源于王庭筠的旨趣，也伴随着他们政治影响逐渐扩大。与此同时，赵孟頫应召北上，他在京师参加北人的雅集，拓宽了视野，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观念转变的因素之一。1300年，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上作跋，赵孟頫也作跋一篇。受该画的启发，赵孟頫创作了《秀石疏林图》，他在自题中提出了闻名后世的“书画同源”理论。谈晟广介绍，现存可信的赵孟頫枯木竹石题材约有10件左右，无一不是以书法入画：石头用近乎草书的线条写出，古木便似笔力遒劲的篆书，竹子则像缓缓写出的隶书。枯木墨竹题材，经北宋文同、苏轼和金代王庭筠，到元代赵孟頫形成一个分水岭：在赵孟頫之前，有恣纵而无法度，纯游戏之作，如苏轼和王庭筠；在赵孟頫之后，艺术家便自觉地运用书写性线条以书入画。有了这种流传体系，再来看世面上如今传为苏轼的其他作品，就会发现《潇湘竹石图》（现藏中国美术馆，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认定为真迹，后来学界提出不同意见）的竹石，石头近乎飞白，竹子如八分写出，书写性太强；《六君子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中传为苏轼的《枯木丛篠》，画面虽然缺少书写性，但过于拘泥、死板，不太符合宋人文献记载的苏轼墨竹“一点成月，一抹成蛇”的曲尽妙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传为苏轼的《古柏图》，徐邦达先生认为画法略为接近赵孟頫。只有《木石图》，技法性较弱，既符合苏轼所说的“前者未有此体也”，又符合宋人记载的苏轼墨竹的游戏性，且绝无赵孟頫以后墨竹的书写性。至此，谈晟广有一种畅然之感，“在整个枯木竹石题材的谱系中，《木石图》的时代坐标无疑是最早的，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或许就是苏轼的原作呢？即便不是苏轼的原作，它能够如此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值得好好研究。”姜宝君

2018-12-03
“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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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他的光芒不仅照亮了宋代文学的天空，也点燃了滁州文化的星火。他给滁州留下醉翁亭、丰乐亭等历史遗迹，留下《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不朽诗文，留下心怀天下的醉翁精神，留下“文以载道”的千年理想……醉翁文化的产生，标志着滁州文学真正融入了儒学的大潮流，在中国文化史中占据一席之地。他知滁时间虽不长，但是滁州文学的发展史一直伴随着景欧传统。斯人虽已逝，吾辈当永怀。欧阳修仙逝于1072年9月22日，在先生离开我们950周年之际，本刊特开设“纪念欧阳修逝世950周年”专栏，选取与欧公有关之文，追寻其足迹，感怀其风骨，以承欧公风雅，传滁州文脉。“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一）○骆跃泉近日陪友人再访二贤堂，耳畔飘过苏轼“凭君试与问琅邪，许我来游莫难色”的吟咏，笔者心中一个长期存疑的念头又浮出水面：“次韵”是旧时古体诗词写作的一种方式，按照原诗的韵和用韵的次序来和诗，苏轼此作标题随处可搜，显示的绝大多数都是《次韵王滁州见寄》，那么苏轼此作是给谁的和诗？如果像“韦苏州”“薛嘉兴”那样名有所属，倒也好理解，可滁州并无“王滁州”这一约定俗成的称谓。所以笔者怀疑后人辑录文章时，是否在标题上漏了文字。一念缘起，顺兴一探，果不其然，原来完整的标题应该是《次韵王滁州诏见寄》，二者区别在于有无一个“诏”字，这一考证，无意中引出了不少“欧文苏字”背后的故事。宋碑三刻一刻其碑。北宋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被贬谪滁州时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两年后的庆历八年（1048）三月，当地书法家陈知明（字退蒙，滁州人）首次将《醉翁亭记》书丹刻石于亭内。朱熹《朱子考欧阳文忠公》记：“欧阳公记成，远近争传，疲于摹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舍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亦多求其本，所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这则山僧拓碑、拓文抵税的故事，很能反映《醉翁亭记》初次刻石，拓印流传的盛况。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居颖，有《答陈知明书》。据此书知，欧阳修庆历八年知扬州时与陈知明相识于公宴结束之际，考欧公二月庚寅到郡，二人相识当即此日或略后，虽二人很快即分别，但互有书信往还。《答陈知明书》谓“客之来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当指《醉翁亭记》由陈氏书丹刻石一事。由此可证，首次刻石是陈知明所书，并非坊间所传欧阳修自书。二刻其碑。宋仁宗嘉祐年间，苏唐卿担任费县令，苏唐卿是北宋著名书法家，尤其擅长篆籀，嘉祐七年（1062），苏唐卿篆书了好友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篆书《醉翁亭记》完毕，特地送给欧阳修亲自审阅订正。此时的欧阳修已由滁州太守入京转任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欧阳修给苏唐卿回信，对自己的姓名用字提出修改意见：“‘脩’字望从‘月’。虽通用，恐后人疑惑也。”苏唐卿又多次将篆文石样寄送欧阳修审阅，几经修改，终于定稿。篆文定稿之后，苏唐卿亲笔书丹于石，治平元年（1064）镌刻成碑。碑的阳面是苏唐卿篆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全文，文末特地注明“大宋嘉佑七年冬十月庚寅苏唐卿上石于费之县斋”；碑的阴面是以行、草书迹，刻下了欧阳修、赵概二公的谢简手迹，以及苏唐卿与张会宗、邵忱等友人唱和诗七首。欧阳修曾寄书《与费县苏殿丞》云：“某启，特承书问，兼惠篆碑。阳山泉，诚为胜绝，而率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烦俊笔以传于远，明喜斯亭之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宁复宣陈。专人还，谨此叙谢。旧用龙尾砚一枚、风茶一斤，聊表意。”可知欧阳修对苏氏镌刻此文颇为感谢，希望借“俊笔”书写刻石“以传于远”，而此时距此文第一次刻石已有十六年。但此方石刻向不见于宋人石刻书目记载，亦未见有关此碑传拓情况的记录，可见在当时影响并不大。由于交通不便，这方石碑没有送到滁州，而是留在了费县。苏唐卿特地在县署西侧修建了一座高达三仞（大约5.5米）的“醉翁堂”，将《醉翁亭记》石碑置于堂内，使其免受风雨侵蚀，永久保存。此碑后来历经风雨，毁于抗日战争时期。三刻其碑。《醉翁亭记》在北宋的第三次刻石就是家喻户晓的苏轼书丹刻石本。至元祐六年（1091），时任滁州太守的王诏，见陈书亭记碑字画较浅，担心日久磨灭，偶闻开封府的刘季孙与苏轼私交甚好，便拜托刘季孙回开封途中，路过颍州时，代请苏轼重书此文，以期重刻于滁州，《丰乐亭记》约书于同时。今苏书《醉翁亭记》后题记中有“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短短数字，道出了对已故恩师的情意，而在书写先师遗文时，苏轼可谓一笔不苟，倾尽所能，为后人留下了文书双绝的《醉翁亭记》《丰乐亭记》两个名碑。楷书《醉翁亭记》被带回滁州后，太守王诏请工匠精心镌刻，使佳作得以碑石传世，日日观者如云，前来拓印者络绎不绝。美景、美文、美书三者兼备，终使醉翁亭以“欧文苏字”名满天下，成就中国文坛一桩不可多得的佳话。苏轼书丹的石刻对《醉翁亭记》的传播作用最大，宋代徐度《却扫编》云：“欧阳文忠公始自河北都转运谪守滁州，于琅邪山间作亭名曰醉翁，自为之记。其后王诏守滁，请东坡大书此记而刻之，流布世间，殆家有之，亭名遂闻于天下。”然而与苏轼的坎坷人生一样，在元祐党祸影响下，苏书碑刻也命运多舛。先是崇宁三年（1104）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请毁天下苏碑，后政和年间潭州倅毕渐请碎元祐中诸路所刊碑，致使苏碑在北宋时尽毁，滁州两亭记碑也不能幸免。至南宋，才开始大举重刻，董史《皇宋书录》载：“张淏《云谷杂记》云，往时禁东坡、山谷书，令下之日其书焚烧殆尽，碑刻则例皆毁仆，韩子苍云，士大夫有其书者皆深藏，遇好事者，相引入宻室中，屏人相示，犹惴栗恐有窃窥者，其禁严如此。髙宗方弛其禁，近日滁州醉翁亭记，九江狄梁公碑，皆是用模本重刋。”岁月沧桑，《醉翁亭记》石刻到宋末因战乱被毁，只有拓片留传下来，洪熙二年（1425），南太仆寺卿赵次进，寻得拓本，重新刻制碑石，竖立醉翁亭下。《丰乐亭记》石碑为明嘉靖二年（1523）知府陈则清重修丰乐亭时所覆刻。天启二年（1622），南太仆寺少卿冯若愚，出于对欧苏的仰慕和对文化瑰宝的珍爱，备砖运瓦，在《醉翁亭记》碑石四周，垒墙造屋，建成了宝宋斋，一代艺术珍宝，方得永避风雨。因文受贬王诏，字景献，祖父王化基官至副宰相，父亲王举元官至给事中，“官三代”的“恩荫”，王诏被朝廷授予官职，先后任职多地，在开挖黄河河道、加固河堤时两次仗义执言，为老百姓免除劳役之苦，深得民心。宋元祐六年（1091），王诏由右朝奉大夫出任滁州知州，与欧阳修同有仁者之心的王诏，看见陈知明版《醉翁亭记》碑刻日渐模糊，遂写下书函及诗作，托请刘季孙面呈苏轼，苏轼除了欣然应约书丹两亭之记，还回信给王诏，这就是那首著名的《次韵王滁州诏见寄》。王禹偁、欧阳修都曾在滁为政，二人都以天下为己任，体恤民情，政善民安，使滁州生产发展，四境丰登，百姓温饱，人民感怀，滁人并称二贤以感念其德。苏轼此番回复继任滁州的王诏，实是见贤思齐，与君共勉。徽宗崇宁元年党祸再起，崇宁三年（1104）苏轼的名字被刻上元祐奸党石碑。《清波杂志》载“臣僚论列：司农卿王诏，元祐中知滁州，谄事奸臣苏轼，求轼书欧阳修所撰《醉翁亨记》重刻于石，仍多取墨本，为之赆遗，费用公使钱。诏坐罪。”白话一下，就是有御史指责“王诏在滁州任职的时候曾请苏轼书写《醉翁亭碑》重新刻石，还动用了公款给苏轼送了财物。”崇宁四年（1105），朝廷因此罢免了已经由大理卿调任司农卿的王诏的职务，贬他做了闲职“崇福宫使”。其后，朝廷任命王诏为秘书省官员“直秘阁”，但言官再次指责王诏在滁州请苏轼写碑文的事，王诏再次被罢职。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王诏因为求书苏轼两度受贬，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王诏不幸滁州幸，我们今天回头看“欧文苏字”力贯千秋的影响，滁州应该记住王诏。良师诤友除了“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的门生之谦，滁州知州王诏又是请何人出面托付苏轼？此人又缘何能担此重任不负所托呢？此人即是碑文跋语中所记的刘季孙。北宋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到杭州当太守，这是他第二次在杭州任职（十六年前曾任杭州通判六年），苏轼甫一上任，在疏浚西湖、修建大堤（后世著名的“苏堤”）的浩大工程中，得到了时任左藏库副使并两浙兵马都监的刘季孙的大力支持。刘季孙，字景文，北宋诗人，博通史传，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刘季孙交游广阔，与王安石、米芾、张耒等文人雅士相知。二次守杭之前，苏、刘二人是否相识不得而知，但在造福杭州百姓的共同事业中，苏轼与刘景文一见如故，刘景文曾作《寄苏子瞻自翰苑出守杭州》。元祐五年(1090)三月八日，苏轼得见刘景文所藏欧公书，写有诗文《题刘景文所收欧阳公书》《题欧阳帖》《跋刘景文欧公帖》等，可证此时苏、刘已经相知相惜，此后二人诗文往来，相交甚密。刘季孙父亲刘平曾经是朝廷重臣，担任过宋仁宗朝的太尉，刘平因战事原因不受待见。刘季孙很有才华，也深怀抱负，但受父事影响，生活困窘、壮志难酬。面对充满人生挫败感的刘季孙，作为同道和知己，格局更大的苏轼深知好友心中的苦与痛，于是寄书刘季孙，希望他能够忘掉心头的阴影，振作起来，坚强起来。这就是后来流传于世的《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在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北宋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苏轼特意写了《乞擢用刘季孙状》举荐刘季孙。苏轼赞誉刘季孙为“慷慨奇士”，将他比作孔融，举荐他担任隰州知州，仕至文思副使。查阅史料可知，刘景文存世诗作不多，但其中与苏轼诗词唱和所占比例不少，《陪东坡中和堂赏月》《西湖泛舟呈东坡》《次韵东坡赏枇杷》《题子瞻扬州借山寺》《寄苏内翰》《和东坡送仲天贶王元直六言韵五首》等，情真意挚。苏轼对刘景文也是惺惺相惜，留下了《和刘景文雪》《和刘景文见赠》《刘景文家藏乐天身心问答三首戏书一绝其后》《次韵刘景文见寄》《喜刘景文至》等诸多回应。元祐七年(1092)，60岁的刘季孙死于隰州任上。刘季孙死时，“家无儋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食晋州，旅榇无归。”苏轼又上书《乞赙赠刘季孙状》，请求朝廷解除刘景文后事之忧，可谓重情重义。元祐六年(1091)三月，苏轼自杭州还朝。八月，为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军州事。十一月初，刘景文自杭州经大运河过高邮西赴汴京，原本就有拜会老友苏轼的念头，中途折经滁州，又受滁守王诏请托,劳请苏公俊笔书丹《醉翁亭记》以传远，遂迂道访颍与苏轼重逢。留颍期间，苏、刘相谈甚欢，苏轼特为刘景文撰诗六首。诗文之中，苏轼与挚友重逢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相看握手”，暖意融融，“千里一笑”，尽在不言中。故友重逢，恰在故地（欧阳修晚年在颍州归养，苏轼二次赴杭前曾专来拜访），又是对先师敬表尊意，此时欧阳修的三子欧阳棐（与苏轼儿子苏迨是儿女亲家）、四子欧阳辩也刚巧居颍，整日朝夕相处，诸君相遇，情谊交融，苏轼对王诏所请欣然允诺。苏轼草书《醉翁亭记》

2022-09-22
市博物馆受赠10种东坡古籍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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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惠州市博物馆举办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惠州市博物馆藏东坡文献史料特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惠州好人”、传统文献收藏家白瑞强先生将其收藏的有关10种“苏东坡历史文献史料”无偿捐赠给惠州市博物馆(惠州苏东坡祠纪念馆东坡文献史料信息中心)，这批古籍文献为清代《加批三苏策论》《经史百家杂抄》《御选唐宋诗醇》《苏文忠公诗集》及民国《苏东坡文》《苏诗精华》《广注四部精华》《元曲选花间四友东坡梦》《评注古文观止》(2册)。这些古籍文献，有效补充并进一步丰富了惠州市博物馆馆藏，同时结合惠州市博物馆在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筹建的东坡文献史料信息中心，增加了古籍文献数量，对其研究清代及民国时期有关东坡的文献信息提供了基础。记者了解到，这一批古籍文献皆和苏轼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中，《加批三苏策论》（清光绪二十七年）为苏轼父子三人的文章大全，由善化伯舆张绍龄编次，由会稽峭庵王纬勘，由善化张绪龄序于会稽之水师防次。《三苏策论》的文章都不长，正如苏东坡偶尔自夸的“吾文如万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耳”。《经史百家杂抄》（清光绪三十二年）则由湘乡曾国藩纂，合肥李鸿章校刊，内收录三苏有关文章若干。《经史百家杂钞》一书，是从清末到民国，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较大、继姚鼐《古文辞类纂》之后的又一部有名的古文选读本。全书共分论著、词赋、序跋、诏令、奏议、书牍、哀祭、传志、叙记、典志、杂记十一类。《御选唐宋诗醇》（清）是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选的一部唐宋诗歌选本，在唐宋诗坛中，这一御选唐宋诗选本以宗唐为基调，兼容宋诗。《御选唐宋诗醇》由乾隆御定了六位唐宋诗人，唐诗四家：曰李白、曰杜甫、曰白居易、曰韩愈。宋诗二家：曰苏轼、曰陆游。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亦惟两代之诗最为总杂，於其中通评甲乙，要当以此六家为大宗。每篇首有总评，后常引正史、杂说加以考订，附录各家评语，资料价值甚高。《苏诗精华》于1915年由中华书局初版刊行。该书长约20cm，宽约12.9cm。定价（时价）二角。该书封面竖排三行字，从右到左依次为“教科自修适用”“苏诗精华”“中华书局印行”16个大字，由此可见此书为民国教科书籍。书中开篇“例言”写道，“苏诗篇帙繁富，珠玉杂糅”“苏诗长于古风，短于律体”“五古中之神似渊明诸篇，七古中之神似太白昌黎诸篇”。该书从历代名家评本中，主要采取了查初白（“清初六家”之一）、纪晓岚（清代名臣、文学家）的评本。全书按照先五言古诗、后七言古诗，再后五七律诗绝句的顺序排版。全书收苏东坡五言古诗27首（组），七言古诗43首（组），五言律诗9首（组），七言律诗37首（组），五言绝句3首（组），七言绝句19首（组），基本收录了苏东坡诗的精华。该书对每首诗都进行了言简意赅的点评，比如点评《题西林壁》为“善言名理”，点评《金山梦中作》为“一气浑成，自然神到”，点评《梅花二首》为“以梅自比”，这些点评对于苏诗初学者有很大的裨益。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钟雪平表示，该馆将集中收藏、保管好有关东坡的文献史料，同时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古籍文献内容进行充分研究，充分发掘古籍中的东坡故事，特别是有关惠州的东坡文化和东坡故事，提升惠州东坡研究水平，助力惠州文化建设。文/图惠州日报记者龚妍谭琳通讯员林俊辉

龚妍谭琳

2023-01-26
坚持不懈苦学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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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像。【核心提示】苏辙的一生是努力的一生，更是传奇的一生！苏辙的资质不如其父兄，而且身体还不好，但他有大志向，一直坚持学习，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十九岁进士及第，可谓少年得志。对此，苏辙并没有沾沾自喜，更是加强了对自己的要求，努力锤炼文章，使其强化了“沉静简爱”“老成持痛”的性格禀赋，养成“汪洋淡泊”的文章风格，并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本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苏辙，一起去探知他苦学成才的故事。坚持苦学畅游浩瀚书海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十二日，苏辙出生在眉山苏家，父亲苏洵为他取名为辙，其兄苏轼已经三岁了，少时，兄弟俩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只是，苏辙从小身体素质就不如其兄苏轼，体质瘦弱，他患有胸疾和哮喘，后来又患上了肠炎，可以说是一个病体之身，但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处处流露出了好学的秉性。“幼而无师，授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在苏辙看来，他没有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那样的天纵之才，必须通过勤学苦读才真正有所收获。而这也作为一种原动力，始终促使着苏辙好学上进。而翻阅苏辙的诗文，有很多回忆年幼时刻苦学习的记录，而细品这些学习记录，也不难看出他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出苏辙、苏轼小时候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南轩”书屋中度过的，一本接着一本地读着经史之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很少走出书斋外出游玩，交结朋友。“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他所有的乐趣都在书中，连做梦都在读书。为了读书，苏辙不仅谢绝宾客，长年在书屋读书，更是到了除学习之外任何事物均不管，并且茫然无知的程度。这对于一个患病少年来说，能够持之以恒，坚持学习已属不易，但苏辙并不满足自己的现状，而是一直在进行反思。苏辙的童年、少年，几乎都在书斋中度过的，虽然他并不是读死书之人，却仍有不足，他成年后，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因从小就缺乏坚实的生活体验，会导致行文虚浮的现象。这其实也是苏辙善于发现、弥补自己不足的表现，他这一态度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而他总结的自己的学习经验，更是为天下学子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嘉佑五年，苏辙年仅二十二岁，他写的《上两制大臣书》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他十年苦读的历程和学习经验，实际上就是一个较为全面的学习总结。一开始，苏辙只是对文章作了大致了解，着重研读经书的文义，没有太大的收获，也没有感受到文章的奇妙，后来，他认真探讨推敲各家对这些经义的“传”和“疏”，还对比着各家说法，继续研读经书，才发现文章的奥妙。靠着这样的学习方法，苏辙和其父兄一起发愤苦读，“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为学识、思想、政治、道德上的成熟及苏辙能成为“一时之杰，百世所宗”的历史名人奠定了基础。

2016-07-17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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