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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过隙：千年诗歌里的光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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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琳“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自《庄子·知北游》开始，白驹用它的速度，一次次交集于无数人的生命历程，诠释着岁月的变迁与光阴的流逝。寸阴与分阴日晷是中国古代一种测日影定时刻的计时仪器。日晷由晷盘和晷针组成，晷盘常为石质，四周刻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度，用来表示时辰。晷针常为铜质，立于晷面正中并垂直于晷面。晷针的日影指向晷盘的某一位置，便可知道是某一时刻了。“寸晷”指一寸长的日影，“寸阴”就是晷针的影子在晷盘上移动一寸所耗费的时间。《淮南子·原道训》里有载：“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时难得而易失也。”勤于治水的大禹，是极为爱惜光阴的人。“时不久留，日月其除。玄景蹉跎，忽沦桑榆。惜此寸阴，念彼白驹。昔齐骥踪，今则异涂。”西晋诗人曹摅在其《赠韩德真诗》中，抚今追昔，由寸阴而想到了白驹。对于生命中美好的瞬间，我们是否可以捕捉住它并想办法让它停留，而不是毫不在乎地任其溜走？曹摅不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更是一位宅心仁厚的政治家。以信敬畏于生命，以情救赎于灵魂。“曹摅岁夕，纵囚归家。克日皆返，诚感靡涯。”“曹摅约囚”的故事，至今传颂。比曹摅稍晚的东晋名将陶侃，借“禹惜寸阴”激励自己：“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一寸等于十分。只有分阴，才能表达陶侃对时间的珍视。陶侃聪慧灵敏，对人谦逊有礼，做事尽心尽力。军中府中大小事情，陶侃都亲自管理从无遗漏，尽量不给自己留一点点的空闲。在他看来，活着的时候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死了以后不能被后人传颂，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糟践自己。潘岳《哀永逝辞》里有“逝日长兮生年浅，忧患众兮欢乐鲜”，陆机《叹逝赋》里有“川阅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阅人而为世，人冉冉而行暮”，谢灵运《伤己赋》里有“始春芳而羡物，终岁徂而感己。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晋人对生命荒芜、流光速逝的感受，远比今人敏锐。后主多情“勒移码瑙色，鞭起珊瑚扬。已同过隙远，更异良弓藏。且观千里汗，仍瞻百步杨。非为从逸赏，方追塞外羌。”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在《五言同管记陆瑜九日观马射诗》中这样描绘马的速度与激情，而速度与激情的背后，是他与宠臣的王朝，以及王朝里被挥霍的光阴。陈后主当然不会只宠陆郎，他生活奢侈，不问政事，极爱艳词。每在皇宫后庭举行宴会时，必唤来一些舞文弄墨的近臣，与贵妃张丽华及多位宫女杂坐一起，饮酒赋诗，相互赠答。然后选诗中特别艳丽者一一配曲，分发宫女，轮流演唱。如“壁月夜夜满，琼树朝朝新”，如“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而陈后主的好日子也仿佛玉树后庭花一样短暂，仅在位六年多，便在隋兵进入建康时被俘，后病死于洛阳。《玉树后庭花》遂被称为“亡国之音”。“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首晚唐杜牧的《泊秦淮》，如丝线一般，千百年来串联起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场景与思考。陈王朝是南北朝唯一没有出过暴君的政权。公元582年，陈叔宝的父亲宣帝陈顼病逝，十三年前就被封为太子的他，本可名正言顺地即位。但弟弟叔陵却趁他为父亲进行小殓之时，掏出暗藏在衣袖中的锉药刀，猛砍他的后颈，幸有太后柳敬言、太子乳母吴媪、四弟陈叔坚扑上前去，拦腰抱住陈叔陵，陈叔宝才免于一死。他在丧父的悲痛与被弟弟刺杀留下的重伤中即位，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视事，政无大小，悉委叔坚决之”。后来的宫廷争斗的伏笔，也就此埋下。陈后主在隋军入城时说：“锋刃之下，未可与争，我自有计。”他的不战而亡国，是否也有爱护民生、保全和平的意思呢？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无独有偶，在三百多年后的南唐，也有一位多情的后主——李煜。“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在李后主看来，一生之长不过一梦之短而已。“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场景忽的就被光阴换作了“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只是不知，他匆忙拜别祖先时，是否有时间听完一曲教坊里的离歌？李煜显然不是一个好皇帝，但却是“好一个翰林学士”。词至南唐，因他而豁然开朗。词里真实地写进了他的那些爱恨情仇、喜怒哀乐，使他作为一个词人可以傲然屹立于历史的混沌中。虽然在这混沌中，“林花谢了春红”，显得“太匆匆”。兄弟论道苏轼，常被人称作“坡仙”，顾名思义，他的诗文与为人都有种仙气。苏轼与道家的渊源可追溯至他幼年，“吾八岁入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苏轼一生都深受道家尤其是庄子的影响。苏辙曾评其：“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有关“道”的诗词多达百余首，苏辙的诗词中有关“道”的句子也很多。从兄弟二人的诗词中，几乎可以窥见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道教全貌，如人们的道教信仰、道家修炼、道士生活、道观情况、道行传播等。“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千秋，速如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家山归未能，题诗寄屋壁。”“高人隐陋巷，至药初无方。心知无生妙，运转开阴阳。才如淩云松，岂受尺寸量。气如幽谷兰，时送清风香。嗟我本病肺，寒暑随翕张。丹砂苦落落，青春去堂堂。清诗堕云雾，至音叩琳琅。山海信多士，世俗非所望。远游居临安，间出从诸王。他年解冠佩，共游无边疆。仪麟既委照，永谢过隙光。”苏轼的《司命宫杨道士息轩》与苏辙的《次韵姚道人二首其二》，不约而同地在参禅悟道中感叹光阴犹如白驹过隙，在逆境樊笼里寻见水阔天高。兄弟二人的好友黄庭坚，更是喜爱谈玄论道，如《观道二篇》中有“短长略百年，共是过隙马。事来磨其锋，意气要倾泻”；如《戏答赵伯充劝莫学书及为席子泽解嘲》中有“身如朝露无牢强，玩此白驹过隙光。从此永明书百卷，自公退食一炉香”。寿星才子除夕夜明代“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徵明，活了九十岁，无疑是诗人中的寿星了。从他二十五岁那年除夕一口气写下五首除夕诗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咏叹除夕好像成了他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功课。也正是有了他的执著，才能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地追寻他赠予除夕的盎然诗意。“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阔，一年功课在文词。”二十五岁的诗人除夕忙着挑灯拣诗，总结自己的创作成就。“莫笑”一句，可见诗人是怎样一个不随波逐流、风格高标的才子书生。才子书生回想自己过去的二十五年，时光如流水一般。或许他并没有想到，自己漫长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六十多个除夕夜在等待着他呢。“拨尽炉灰夜欲晨，不知飘泊潞河滨。灯花自照还家梦，道路谁怜去国人。浩荡江湖容白发，蹉跎舟楫待青春。只应免逐鸡声起，无复鸣珂候紫宸。”这是五十多岁的文徵明在外多年屡试不中之时的作品，羁旅思乡之情浓郁。仕途不顺，辞官归乡。年近花甲的文徵明以戏墨弄翰自遣，继而名满天下。这之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几乎每年除夕都写诗纪念，甚至将自己的年龄写入诗中。年逾杖朝的文徵明以诗人独有的精微与敏感，面对岁月的催促。“残灯明灭照头颅，八十三龄过隙虚。一岁又从今夕尽，余生消得几番除。老知无地酬君宠，贫喜传家有父书。独有梅花堪慰藉，春风消息定何如。”“百岁匆匆过隙驹，等闲八十七回除。蹉跎日月前无几，俯仰乾坤乐有余。白首诗书重结课，青春草木旧吾庐。由来多病还多寿，一笑残痾未负余。”如果说诗人八十三岁那年的《壬子岁除》仍有淡淡的幽怨的话，那么八十七岁那年的《丙辰除夕》则透出满满的豁达。时光如马，不舍昼夜。两首诗里，是同一匹马，只是这马跑得越来越快，跑着跑着竟然飞了起来。皇帝的昼漏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是谁？是“六十年间万首诗”的陆游？还是作诗两万首的“一代诗宗”杨万里？都不是。乾隆皇帝一生中写下约四万五千多首诗，当之无愧成为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正如皇帝自己所说的“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写诗写得如此勤奋，很是吓人。乾隆诗作中，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无所不包。虽然在诗歌数量上足以碾压古今，但是在诗歌质量上，却让后世诟病不已。而皇帝的诗真的一无是处吗？“予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词，每有关政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作为杜甫的忠实信徒，学杜甫、爱杜甫的乾隆，有些诗作还是很有“诗史”的模样。而这些“诗史”中，以白驹过隙说光阴者，比比皆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白驹本就被赋予了太多象征意义，比如帝王、君子、贤良、忠诚、迅捷、威武、饱满、欲望、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秀木千草绿阴锁，间间远峤青莲朵。三百六旬过隙驹，弃日一篇无不可。墨林义府足优游，不羡长杨与馺娑。风苍雪月各殊宜，四时潇洒松竹我。”这首《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之四宜书屋》中，言松柏之有心，言竹箭之有筠，两者皆如“我”之潇洒。“四时潇洒松竹我”自苏东坡“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化出，尤见功力。“兰风荡画凫，银蟾在华渚。烦暄既已涤，夜色凉如许。雨后蝉韵清，飞烛辉芦浦。载月泛昔舟，狎鸥挈今侣。飘泊任其然，潇洒实我与。谁云过隙驹，旧岁今宵睹。”这首《泛月有作》里，同样赞美了旧岁今宵里潇洒的自己。“辰序不相藉，过隙惊羲娥。未悟赵州柏，安觅鲁阳戈。几馀聊止静，古井曾不波。游心竹素园，翘首德行科。左图而右书，仿佛安乐窝。因怀子半诗，何殊话禅那。”这首《冬夜遣兴三首之一》，感叹了时节的流逝与空间的幻变。“过隙光阴岁已周，龙舆朝驾痛难留。缵承任重何由报，顾复恩深未少酬。”“音容五载隔，思慕百年深。徒抱终天恨，何堪过隙阴。”在《丙辰十月十六日恭送皇考梓宫至泰陵奉安隆恩殿告祭还京悲慕如疑呼抢欲绝途次敬成长律以志深痛》与《庚申孟冬恭谒泰陵敬成六韵》两首诗里，从一年到五年，从丙辰到庚申。这其间，不仅有儿子对亡父的思念，更有帝王对江山的壮心。“对月最宜秋，此言良不易。已去三之二，流光迅过隙。”《香山对月》里，处在一年中的三分之二处，皇帝感叹着良辰美景的短暂，想尽力抓住些流光。“蔓老霜壶坠，花稀风蝶寻。白驹惊过隙，抚景愧君临。”《晚圃》里，皇帝对老蔓稀花，叹愧待光阴。“听法浮潜鲤，忘机狎语禽。十年过隙易，何以惜分阴。”《舟过万寿寺小憩禅院忆旧有作》里，皇帝借陶侃之“分阴”，说禅机之“十年”。“昼漏丁东朝复暮，驹过隙里百年度。”《昼漏》里，皇帝再次借用“陶公运甓惜分阴”之典，表达自己对陶侃的敬慕之心。“流水落花红，林亭罨画中。韶华诚过隙，诗思亦飘蓬。”《御园暮春》里，皇帝不再年轻，作诗也没那么稳重了。“谁能吊古论兴亡，但觉光阴如过隙。”《过拒马河》里，皇帝似乎已经看淡、看远、看破，千秋兴亡，在光阴的故事里，也许只值几句笑谈。既是笑谈，哪能无酒？“人生一世间，忽若过隙驹。有酒不解饮，问君谁与娱。”人生一世，白驹过隙，有酒都不喝，谁跟您玩儿啊！说这话的当然不是乾隆，是比乾隆早五百多年的元好问。

2019-02-28
华夏家训四千年文脉在巴蜀的薪火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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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继和习近平总书记6月8日视察眉山市三苏祠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从大禹算起，华夏家训、家教、家风有四千年薪火相传的历史文脉，是子孙后代最宝贵的历史遗产，它把中华民族传统核心价值观浸润、体现和落实在每个时代的精神中和每个家庭的细胞里，是今天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养料之一。而巴蜀家风家教文化对传承和发扬华夏家训、家教、家风四千年文脉作出了重要贡献。“大禹之戒”是华夏第一家训●大禹的家训萌生于蜀，到中原正式形成，衍变为“国训”，因此，大禹作为国家文明的始祖，他的家训不仅是巴蜀第一，也是华夏第一家训，这是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文脉的一大源头贡献历史上最早的家训是大禹创立的，见于《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康失国，五子作歌”的故事。夏禹的孙子太康荒淫逸游无度，田猎不恤民事，因而失国，夏政权被有穷氏后羿、寒浞夺去。太康的五个昆弟流落在洛汭岸边，遂记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五子之歌》共五条，第一条就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在大禹看来，人民应该亲近，而不可轻视低下，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太康把皇祖大禹这条“家训”抛诸脑后，祸害百姓，遂被推翻。直到后来少康又牢记祖训，励精图治，终于复国。由此可见，我们的老祖宗自古就认为家训、家教、家风关乎家国的兴衰荣辱，需要代代传袭。到西周时，成王的叔叔周公用五子之歌传承大禹精神，作《诏太子发》，教导年幼的周成王行冠礼，学习“敬民以保社稷”的祖训。春秋时，《国语·周语》又引用《夏书·五子之歌》。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就是来自大禹的祖训。唐太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论述，阐释君主与民众的关系，也是大禹这一思想的转型发展。宋代理学家提出的整套“修、齐、治、平”的理念，都继承了大禹的祖训精神。1925年，闻一多在纽约作《七子之歌》，痛惜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等七地如祖国“七子”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分割。总之，由夏朝《五子之歌》到现代《七子之歌》，可以看出大禹家训演变为“国训”的传承和发展过程，有四千年不间断的历史文脉。这悠久的文脉，同时也是历代华夏祖先对家国同构的文化认同和精神追求的过程，因此，它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家教家训。大禹兴于西羌，生于汶山郡石纽，他是蜀人。大禹率领的“夏后氏”以汶、岷为发迹之地，到中原建都，会诸侯万邦于会稽，并葬于会稽，这是夏禹文化西兴东渐的历史进程。大禹的家训萌生于蜀，到中原正式形成，衍变为“国训”，因此，大禹作为国家文明的始祖，他的家训不仅是巴蜀第一，也是华夏第一家训，其文脉传承发展、不绝如缕，这是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文脉的一大源头贡献。华夏家教根本精神是“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义方”家教的发展体现了亲和家教观念的源远流长，这是以“家国同构”的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治理社会结构在古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巴蜀文明对中华家国同构文化作出了重要的实证贡献华夏四千年家教文脉传承的根本精神和宗旨是“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这是由春秋时期卫庄公的大夫石碏总结祖宗家教经验提出，意为爱孩子就必须教育孩子走正道、走义道，而不能走邪道，这叫做“义方”教育。根据《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卫庄公的儿子公子州吁好武斗、不学好，而庄公不但不阻止，还宠爱他，准备立他为太子。大夫石碏因此进谏，说：“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泆（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其骄奢淫逸是卫庄公宠幸太过带来的，而骄奢淫逸的个性一旦养成，则“无事不邪”，作恶坏事。如果立为储君，必将“阶之为祸”。石碏进一步解释，“义方”的内涵就是指“六顺”：“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如果违背这“六顺”就必然是“六逆”，“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可惜卫庄公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引起卫国内乱。在整个春秋时期，这“六顺”加上母族，又演变为“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这里的‘内’指家，‘外’指乡党）”。鲁国大夫太史克将这“五教”观念的兴起推到五帝时的高阳氏颛顼和高辛氏帝喾时代：“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左传·文公十八年》），可见，中国“义方”家教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春秋时，随国大夫季梁又把这个“五教”思想由家庭推广到乡族，叫做“修其五教，亲其九族”（《左传·桓公十六年》）。到两晋时期，潘岳写出了历史上第一首以“家风”为题的《家风诗》:“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在这首诗中，他肯定“义方”教育就是家训，“义方”家训才能使家道颖颖闪亮，放射光芒，流芳百世。作为家长，当勤恳思虑践行，不敢稍有懈怠荒宁，应有孔子“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日夜反省是否做到了“义方”。可以说，潘岳的《家风诗》是对春秋时期“义方”教育的传承和推广，进一步肯定了家教家风的文化内涵必须是代代遵循的“正道义方”，它是家教文化的“根”，是家风文化的“魂”。总之，从五帝时代到夏商周、春秋时代萌生和形成的“六顺”“五教”“九族”的亲和家教观念源远流长，这是以“家国同构”的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国家治理社会结构在古代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个观念源自五帝、夏商周家长制家族公社和农村公社的宗法制度。巴蜀考古发现证实，4500年前在郫都区宝墩文化的古城遗址内，其中心聚落建筑布局由中央5个祭祀台大房子和周围环绕的14间家庭小房子组成。这种众小家围绕共同信仰的神圣祭祀中心，就是“家国同构”的雏形，这是古巴蜀文明对中华家国同构文化的一个重要实证贡献。从部族邦国联盟时代起，酋长首领在中心祭祀台高举旌旗成为凝聚众家众户的中心，这是甲骨文“中”字的来源。众家围绕中心而成中国，中国由最初指国君的京师而扩大为指四裔在内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全中国，中国又凝聚万家而守护和造福每个小家。这就是历代祖宗传承下来的对于文化大一统中国共同体的价值共识。治家与治国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家教家风是整个家庭立世做人的风范，也是民风和社会风气形成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庭建设的根基在家风，怎样的家风才算是好家风？古人的“义方”教育给出了最好的回答。华夏家教家风就是由“义方”教育为宗旨传承和发展起来的。虽然每个家庭情况千差万别，家教家风也会各有特色，但一定是正义、健康的内容。从五帝和大禹时代起，“义方”为宗旨的华夏家教，经历千百年来光阴的长河，从未变更底线，而是浸润在家庭、家族和社会各个层面，从待人接物、为人处事到赤子之心、人格境界，从孝悌家庭、亲仁睦邻到造福社会、热爱祖国、公忠体国等层面都贯穿着讲求正道正义、合礼制讲文明的教育精神，成为根植内心的行为准则。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脉传承的贡献●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脉传承的贡献可分为六个时期。巴蜀在华夏家训形成的源头时期做出了源生性的重要贡献；秦汉魏晋巴蜀家教文化将华夏家训厚植于心；唐宋时期，巴蜀文化主要体现在重清白文化；明清时期，巴蜀重视耕读传家的学术家族、书香家族对文化的世代传习；近代，以刘沅为代表的新心学启蒙思想，推动华夏家教文化的近代化；新中国时期，体现在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家风四千年薪火相传的文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体现在六个时期。除上述巴蜀作为以大禹为“华夏第一家训”文化符号和文化源头的诞生地，在华夏家训形成的源头时期做出了源生性的重要贡献外，下面看一看另外五个时期的主要贡献。秦汉魏晋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把华夏家训植根于家庭、家族和宗族，努力成为每个家庭成员心中的行为准则。西汉大儒扬雄是四川人，他教育其9岁儿子扬乌，就是从娃娃抓起、植根于心灵的典型范例，他的蒙学读本《训纂篇》是为儿子扬乌识字启蒙而著的，让儿子从中懂得尊师重道、站立听讲的规矩。凡扬雄讲课，扬乌必定避席肃立、仔细笔记、不敢或忘。他教会扬乌吾日三省吾身，辨别忠奸善恶，行好事，乐吃亏，豁达人生。诸葛亮是廉洁自律的典范，也是公忠体国、鞠躬尽瘁的典范。他的《诫子书》仅用86字写出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的高尚励志语，表明这才是典范的“君子之行”，告诫儿子要好好学习。他身体力行教育子女，“两表”（指“前后出师表”）淡泊明素志、“一篇”（指“隆中对”）珠玉是生涯，正是他以浩然正气“修身养德，成学广才”为生涯来教育子女的写照。唐宋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清白文化。优秀家教如明月当空，优良家风如清风徐来，如苏轼诗云“泠然洗我心”。此特点体现者仅举两例。一是赵抃祖父赵湘的家教。北宋“铁面御史”赵抃四次入蜀，两次任成都知府，是提倡清白文化的典范。他一琴一鹤入蜀，经过湔江时发誓“吾志如此江清白，虽万类混淆其中，不少浊也”，这段湔江也因此改名为“清白江”。他能成为宋代清白廉吏的典范，与他把其祖父赵湘的人生轨迹作为身体力行的家教有关。赵湘为资政殿大学士，最后任庐江尉。赵湘“其文拔邪扶正，蔚有鲠议”（北宋吴俦评语），是传统家庭“义方”教育的优良教科书，对赵抃扶正祛邪清白精神的形成有直接影响，故为赵抃手抄珍藏，奉为家传至宝。其中，赵湘的代表作《正性赋》《扬子三辨》影响了赵抃一生，被赵抃奉为座右铭。赵抃《清献集》首篇《奏疏论邪正君子小人》，就是直接承传赵湘“拔邪扶正”的“义方”家教理论而运用的实践。赵抃正是沿着赵湘言教和身教的指引而成长为“铁面御史”“清白廉吏”，其“‘铁面清白’文化是历史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廉政遗产，是华夏家教家训发展史上闪光的一页”。二是程氏对苏轼之教。三苏家庭是优良传统家教家风建设的典范。苏轼自幼受其母程氏夫人古今成败的历史文脉教育和自励坚贞的气节教育而牢记终身。他能成长为“千年第一文人”，一生守正无私、公忠体国，不畏艰险挫折，兼具才、学、识、德于一身，与其家庭“义方”教育的熏陶和培育分不开。程氏夫人通经史，有气节。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古今成败的历史文脉教育，正是家教的最佳教材，程氏均能言其精要。有这样的母亲，是苏轼一生的幸运。一次程氏读《后汉书·范滂传》慨然叹息。苏轼请教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里，程氏用东汉范滂母教子的故事来激励苏轼。范滂受母教，少年即被举荐为“敦厚、质朴、逊让、节俭”四行卓越的乡贤。因他为官清廉，反对宦官专政，被阉宦视为清流党人，欲加以大诛。当时汉灵帝宠信宦官，下诏急捕范滂等清流。范滂与母亲诀别时，滂母叮嘱范滂：“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李膺、杜密是范滂前辈。范滂母就用当时清官李膺等人持正守节、勇赴国难的故事来教育范滂生死不重、气节为重。程氏以此为训，鼓励儿子持正立节、为国奉献。苏轼一生谨遵母训，践行母教，以范滂君子之行为榜样，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坎坷挫折面前，坚守家教准则、保持操守，虽累经挫折打击而不失其节操。另一方面，苏轼作为巴蜀文化发展史的里程标杆和巴蜀北斗星辰的文化符号，对中华家教家风文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升华作出了杰出贡献。苏轼因其父母家教而总结出他对家教文化的独特认识，所归纳出来的“不羡千金买歌舞，一篇珠玉是生涯”的人生格言和奉献精神，就是其父母以“义方”为主旨的家风家教的结晶。明清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视耕读传家的学术家族、书香家族的文化世代传习和将宗族祠堂作为家教最佳信仰地的建设。这里举杨廷和、杨升庵、杨有仁学术家族为例。杨升庵是有明一代天下文宗，他的一生坎坷被贬、漂泊流离，但仍坚持初心，无私奉献于学术和民族文化提升，其高尚人格和高贵情操是优良家风熏陶培育出来的。升庵曾祖母熊氏夫人留下了“四重”祖训：“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家礼重敦伦，家法重教育。”升庵不仅自己一生奉行，还在临终遗训里教育后代：“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身。”其祖训记载在杨氏族谱中，传承至今，杨氏宗祠已成为四川家风建设重要基地。近代，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重家庭的人伦教化与“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教育。以近代开端时期西部启蒙思想家刘沅的《豫诚堂家训》和《蒙训》为楷模性代表。他把“天理即良心”、重民本重人伦的新心学学术思想通俗化、蒙童化，用少儿语言写出“家训”与“象训”，深入浅出地讲述“唐虞夏商周”以来大一统中国的历史，灌输“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的儒家理念；讲述“民命系天心，时时要儆惕”“五伦果然敦，天地一气接”，贯穿“天理良心，人之所以为人”的大道理，会通“正心乃修身，齐家而治国”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治理的大道理。他的意图是用自己的家训、蒙训“以训儿曹”，代替《三字经》。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最先批判宋代编成的《三字经》“惟导以求名，殊非圣人养正之道”。他要“儿童初识字”即明白中华祖宗的正统家教，而不能再受以引导求功名为鹄的《三字经》误导。刘沅在近代启蒙时期所展示的对家教文化历史传统又继承又批判、又转化又发展的新心学启蒙思想，为华夏家教文化的近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时期，巴蜀文化对华夏家教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朱德、邓小平、陈毅、王右木、张澜、吴玉章、车耀先、赵一曼、李硕勋、江竹筠等革命先辈、先烈留下的重视家教家风的历史遗产和激励人心的示范，正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和作用。特别是巴蜀特色、巴蜀风格、巴蜀气派的新家规、新家风正在涌现，以家风建设推动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以培育和树立良好家风作为人生必修课，正蔚然成风。其中，一个好家训、好家规、好家风的范例就是成都市金堂县五凤溪镇贺麟家族。“锄经种德”四个字是贺氏家族的家教，蕴含耕读传家、书香家族的“义方”教育精神，体现了巴蜀好文雅、好书香、诗意栖居生活美的传统特色，培育出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翻译家贺麟，养育出贺氏学术乡贤家族。另一个典型范例是宜宾市南溪区裴石镇将家风传承与廉洁文化融入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三位一体，传承宜宾家教和乡贤文化薪火，建设了包括中华家风馆、巴蜀家谱馆、宜宾名人馆与家风讲堂在内的巴蜀家风传承示范基地。如今该基地已成为四川省首批24个省级廉洁文化基地，走出了家风与廉洁文化同文化旅游融合的新路。在巴蜀大地上，优良家教如明月，优良家风如清风，世代传习，沁人心田，照亮着我们的精神家园。（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杰出研究员、省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重点学科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

谭继和

2022-10-24
苏轼与常州，三十年生死相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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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常州，三十年生死相依常州苏东坡纪念馆（藤花旧馆）。苏东（左）、苏慎在“寻路东坡”采访组带去的纪念册上留名。魂牵梦绕之地江苏常州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位于前后北岸文化街区80号，青瓦白墙，曲径通幽，在周围的现代繁华中独辟一方静谧。当地百姓更喜欢称它的另一个雅名——藤花旧馆，因大文豪苏轼寓居此地时手植紫藤树而得名。2月中旬，“寻路东坡”采访组来到常州，在两位苏轼后人——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副馆长苏东、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顾问苏慎的带领和讲解下，我们在藤花旧馆了解到了苏轼与常州的不解之缘。走进藤花旧馆正门，苏轼为常州留下的名句“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被镌刻在墙上。自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通判杭州的路上第一次途经常州，至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病逝于此，苏轼曾14次到常州，并最终选择在常州终老、离去，与这个他魂牵梦绕之地生死相依30年。青年时期即定下在常州养老之愿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常州自古文脉绵延不绝，留下了许多美谈。苏轼自幼熟读经史，对吴地一直心有倾慕。不过让苏轼真正对常州产生向往之情的，当是他与常州文人蒋之奇等的相遇。在《次韵蒋颖叔》中，他回忆了这段往事：“琼林花草闻前语，罨画溪山指后期。岂敢便为鸡黍约，玉堂金殿要论思。”嘉祐二年（1057年），彼时的苏轼还是一名春风得意的新科进士，在琼林宴上，他与常州来的同年进士蒋之奇、胡宗愈、单锡等相谈甚欢。席间，蒋之奇详细给苏轼讲述了常州地界的风物之美。这让天生想象力丰富的苏轼大为震撼，当即与蒋之奇立下“鸡黍之约”：以后退休了，咱们比邻而居。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请外放，被朝廷安排到杭州任通判。途中，他终于有幸第一次踏上了常州的土地，惊叹蒋之奇所言非虚。此后任职杭州三年间，他又多次到常州赈灾，并在空余时游览常州及周围城镇。常州宜兴丁蜀镇有一山，原名“独山”，苏轼到此游览后，感叹“此山似蜀”，从此当地人改此山名为“蜀山”，沿用至今。除了风光美景外，苏轼喜爱常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常州文脉深厚，自古就有许多德高望重的君子。苏轼的至交好友中，也有许多常州人士。虽然彼时正值壮年的苏轼距离“退休”还遥不可及，但他已经拿出多年积蓄的俸禄，请蒋之奇为他在宜兴购置了田产。事情办妥后，他欣喜地留下了“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等句。从此，苏轼与常州结下半生不解之缘。两次上书朝廷希望定居常州“乌台诗案”后，苏轼以戴罪之身被贬谪至黄州，一待就是五年。五年间庙堂之上风起云涌，元丰七年（1084年）的一天，一直对苏轼大为赏识的神宗皇帝突然下诏，将苏轼改授汝州团练副使，并说：“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在黄州接到诏令的苏轼百感交集，虽然看似自己的身份没有太多改变，但“人才实难，不忍终弃”八字足以让他感受到神宗对他的眷顾。于是，苏轼从黄州再次启程，前往汝州任职。汝州即是今河南汝州市，与黄州距离遥远，苏轼一直流连在江南的路上，并四处求问田舍，希望朝廷能恩准他在江淮一带安家。这一次，他又途经了常州。此前，他已经在常州购置有一些田地，如今再次委托蒋之奇新购置一处小农庄，加在一起，养活一大家子不在话下。他随即写下《乞常州居住表》，渴望朝廷恩准。此后，苏轼带着家人慢慢北上，等待朝廷批复，一边沿途访友。但请求迟迟未有回复。一个月过后，苏轼再次写下第二封《乞常州居住表》，言辞更加恳切。两次上书之后，苏轼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朝廷批准了他居住于常州的请求。到达常州时，已经是元丰八年（1085年）的五月，他自黄州启程后，前后奔波于路途已达400余日。双向奔赴苏轼与常州百姓感情深厚苏轼与常州的感情很深，这种感情是相互的。细查史料，可见大大小小苏轼与常州的故事。在和两位苏轼后人的交谈中，他们的言谈之间也倾注了传承千年的情感，令人惊叹。其中有两则故事尤为动容。一是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通判杭州时，受命前往常州、润州发放灾粮，任务重，时间紧。半年间他频繁奔波在常州和润州之间，就连除夕夜也不能回家团年。除夕下午，苏轼所乘的船抵达常州城东，他当即下令泊舟，不再前进。船家大惑不解，因为这里距离常州城不过几里，只要命人通报常州官府，即能上岸享受接待。但苏轼深知，这一天本是阖家团圆之时，若让城中官员百姓知道自己来了，必将打扰。于是，他独自在城外的荒野中守岁，并写了名篇《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留下了“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的感人之语。今天，在常州市区的东坡公园中设有东坡舣舟亭遗址，以纪念这段故事。另一则，是苏轼被贬往海南儋州后，常州人对苏轼的万里寄情。常州江阴人葛延之与苏轼素不相识，因仰慕苏轼为人，担心他在海南缺衣少食，于是他独自带着江南的特产，走了一万里，跨越海峡，前去看望苏轼。在宋人费衮的《梁溪漫志》中就有此记载，云：“担簦万里，绝海往见，留一月。”苏轼与葛延之在儋州一起生活了一月，还教授了葛延之写作之法。临别时，葛延之赠给苏轼龟冠以祝福他长寿，苏轼回诗一首《葛延之赠龟冠》以示感谢。这两则故事，一直在常州城乡传为美谈，感人至深，足见苏轼与常州之间的双向奔赴。最后时日将父子三人手稿交给好友出版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病逝，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彼时，垂帘听政的是神宗之妻向太后，这对被贬至海南的苏轼而言是个好事。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朝廷就大赦天下，苏轼得到诏令，自己终于可以从谪居三年的儋州北归，至廉州安置，不多时朝廷又命他迁移到湖南永州。奔波的路途还未结束，他又接到另一则命令：“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其中“任便居住”四字给了苏轼莫大的欣喜，这意味着去哪里安顿余生，他自己有了决定权。此时，弟弟苏辙居住在河南颍昌。兄弟二人历来感情深厚，在得知苏轼放还北归后，苏辙再三写信极力劝说苏轼到颍昌与他共度晚年。但汴京城里局势尚不明朗，种种不利于他的消息纷至沓来。苏轼最终打消了前往颍昌的念头，并在写给苏辙的信中提到：“今已决计居常州，借得一孙家宅，极佳。”此“孙家宅”，即是他最后在常州的住址，后来的“藤花旧馆”，今天的常州市苏东坡纪念馆。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慢慢游历前往常州。彼时已经进入六月，酷暑难耐，苏轼也已经66岁，在古代算是高龄，而且他从海南返回不多久，一直在路途上，生活极不安定，早已体质虚弱。六月初三，他因吃了些许生冷食物，半夜拉起了肚子，一连几天腹泻不止，这些都记录在了他给米芾的信中。他自感命不久矣，强撑着身体，给苏辙写信，其中云：“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自此之后，苏轼的病情时好时坏。六月十五日，苏轼终于抵达常州，多年好友钱世雄早早在码头等候，将他接入孙氏馆。此后一月，苏轼的病情开始恶化。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长逝于常州。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四方震悼，山河同悲。在最后的时日，苏轼将苏门父子三人的三部手稿《论语说》《易传》《书传》交由好友钱世雄，请他在自己离世后帮忙出版。彼时，政局尚有变数，苏轼作品无法公开于世。但常州百姓皆知，这就是苏轼的遗稿。不久后，一本名为《毗陵易传》的书籍在民间流传开来，作者毗陵先生，即是苏轼。而毗陵，正是常州古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刘可欣邓景轩江苏常州报道

徐语杨刘可欣邓景轩

2023-02-24
徐州抗洪雪堂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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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抗洪。雪堂遗韵。身临其境见证苏轼徐州抗洪天空中乌云密布，电闪雷鸣，雨猛烈地下着，风疯狂地吼着，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势不可挡。这是为了烘托“徐州抗洪”的雕像，而采用多媒体投影技术所营造的闪电雷鸣、滔天洪水袭来的环境效果。雕像本身由苏轼以及身旁的两位部下组成，只见苏轼浓眉微微皱起，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远方，似乎在思考抗洪方案……这让人仿佛亲眼见证苏轼率领军民疏浚河道，抵御洪水的感人事迹。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苏轼刚奉命调任徐州太守，就面临突发洪水的严峻考验。“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七月中旬，徐州暴雨成灾。黄河突然决堤，洪水滔滔，直逼徐州。城里富人纷纷收拾东西，准备出逃。苏轼见状，匆匆赶到城门口，挡住去路，劝阻逃离的富人，同时向百姓们保证：“我在城在，决不让徐州毁于洪水！”大家看到太守这样保证，惊慌的情绪才逐渐平静下来。作为太守的苏轼，指挥城内的军民连夜加固城墙，又在城墙里面再做一道土堤，把以前的船都系在城墙外面，防止水直接冲进城墙。苏轼日日夜夜都在城墙上面奔走，搭了一个草棚住在城墙上不回家，半个月以后，洪水仍没退，然而城内抗洪人力不够了。仓促之间，苏轼走到只有皇帝才能调动的禁军军营中对他们说：“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禁军首领被这个憔悴不堪却一直坚守在抗洪前线的太守所感动：“太守犹不避涂潦。”率领自己的士兵，拿上土筐铁锹，连日奋战抗洪。苏轼战斗在抗洪现场，亲自挑畚箕，百姓大受鼓舞。苏轼睡在大堤上40多天，过家门而不入，直到洪水退去。徐州城保住了，百姓欢声雷动，朝廷颁赐重奖。此后，苏轼上书朝廷，请求增调明年的夫役，在徐州老城增建木岸，以防洪水再来。朝廷听从了苏轼的意见。于是，第二年苏轼就在徐州城外修理抗洪工程，防止以后的洪水。为纪念此次抗水经历，苏东坡和徐州百姓在城东门建筑高楼，涂上黄土，名之曰“黄楼”。黄色代表五行中的土，土能吸水，水来无患，并题名“黄楼”以志纪念。这不仅是象征着苏东坡守徐州的政绩，也是一座历史的丰碑，给后世留下了历史的见证。“与三苏祠古朴厚重的传统展示风格不同，三苏纪念馆则力求突出展示内容和展示形式的创新。我们根据现有展示空间和展示资料进行合理规划，大胆突破传统的‘年谱式’展示方法，通过场景化的构建，将三苏人生中最有代表性的故事集中展示。‘徐州抗洪’就是我们构建的经典场景之一。”三苏纪念馆设计团队代表李林详细地介绍了三苏纪念馆的设计理念。见景生情品味东坡雪堂遗韵在“徐州抗洪”雕像的斜对面，还有一尊名为“雪堂遗韵”的雕像，这座雕像展现的是苏轼坐在书桌前认真看书的情景。而苏轼所坐的地方正是有名的“东坡雪堂”。此时的苏轼贬官黄州，便在这里开垦了一块地，并修建房子，并将房子命名为雪堂，还亲自写了“东坡雪堂”四字匾额。苏轼刚到黄州时，因“贬黄州任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家境非常困难。所幸苏轼结交了许多的朋友，而黄州太守徐君猷就是其中一个，他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和为人处世的风格。于是在苏轼的好友马正卿请求下，徐君猷把城东一块大约有50亩的废弃兵营坡地划拨给苏轼开垦。苏轼就率领全家开荒种地，除荆棘、捡瓦砾、挖水渠……通过辛勤的劳作和四邻的帮助，初春一片新绿，入夏满目金黄。苏轼将这片新垦荒地取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由于苏轼当时躬耕东坡时，居住在临皋亭，距离很远，劳动休息很不方便。再加上苏轼生性豁达好客，为了著书和接待友人，便在这里搭建了五间草棚。建草棚时正逢天下大雪，苏轼看到棚外大雪纷飞，画兴勃起，拿起画笔，在草棚里画满了雪景，还给草棚起名为“雪堂”。雪堂建成之后，朋友们纷纷提酒拎肉亲往祝贺。苏轼在一片“东坡居士”的称呼中，将朋友们送来的酒混装一个大容器之中，称之为“雪堂义樽”。苏东坡常用“雪堂义樽”招待朋友，来访者大多酩酊大醉。他们在酒意朦胧之际，常有佳作问世。苏轼把自己的东坡雪堂打扮成了人间仙境，将东坡雪堂演绎成了世外桃源。他也在此完成了在人生的低谷中的诗意安居，将人生与文学推到了辉煌的极致。专门来纪念馆感受三苏文化的王女士在欣赏“雪堂遗韵”雕像后感叹：“以前参观过很多名人纪念馆，但展陈大多是简单的图片和文字，没看头。三苏纪念馆的布置很特别，尤其是这个‘雪堂遗韵’雕像，甚至能让我体会到苏轼当年在雪堂度过愉悦的时光。”

2018-03-25
第十三届（诸城）东坡文化节在山东诸城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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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9月25日-27日，以“赓续中华文脉，弘扬东坡文化”为主题的第十三届（诸城）东坡文化节在山东省诸城市举行。来自儋州、惠州、黄冈、眉山、常州等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浙江杭州、江苏宜兴等部分东坡足迹城市，古密州区域县市区的嘉宾、专家，以及诸城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劳动模范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2010年，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湖北黄冈三市签订友好合作框架协议，结为东坡文化节城市联盟，开始轮流举办东坡文化节。2012年四川眉山加入，2019年诸城加入，2022年江苏常州加入。2023年，在第十三届（诸城）东坡文化节期间正式公布平顶山市（郏县）加入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目前，东坡文化节成为七市轮流举办、每年一届的大型文化节会活动。诸城古称密州。在密州为官的两年，是苏轼文学创作的转型期、成熟期和辉煌期，共创作诗词文赋200余篇，其中《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千古传诵。为打好东坡品牌，诸城市先后成立诸城市地方文化研究学会、诸城市苏轼文化研究会和市文化艺术中心（苏东坡纪念馆），重修超然台，修缮了雩泉亭、黄茅冈等相关东坡遗迹，新建11处“东坡文化”主题口袋公园。本次节会期间举办“东坡文化”联盟城市推介访谈、签约发布东坡联盟城市文化旅游优惠政策、东坡文化节会旗发布及交接、东坡文化主旨演讲、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名胜古迹主题书画作品展、东坡遗迹考察、东坡文化节招商推介暨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仪式等系列活动。同时，诸城市还将举行潍水非遗成果展示、“千古风流人物”——密州东坡采风活动、“苏轼杯”诸城诗词创作大赛、“苏轼诗词作品朗诵”大赛、“超然·赋”国风文艺大赛书画展、迷你马拉松全国邀请赛等系列配套活动，通过举办东坡文化节，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本次节会期间，眉山作为“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和其他联盟城市共同签约发布东坡文化节联盟城市文化旅游优惠政策，并参加城市推介访谈等活动，携手共促东坡文化传承弘扬。

罗端

2023-09-27
千古兄弟的手足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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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文友、诗人、官员，在苏东坡的朋友圈中，有一个人十分特别，他们既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又是情投意合的朋友，既是灿若星河的文人，又是政治上共进退的官员，这就是弟弟苏辙。在中国历史上，兄弟齐名的官员、文人有不少，但却少有诗书唱合，甚至有的兄弟反目、政见相左，能够像宋代苏轼、苏辙兄弟俩那样手足情深的，少之又少。因此有人这样说：古来兄弟相亲相爱相知相念之乐，未见有过“二苏”者。更有意思的，兄弟两人的性格，似乎发生了错位：哥哥苏轼个性鲜明、旷达洒脱、疾恶如仇又不拘小节，颇具浪漫情怀；而弟弟苏辙却性格内敛沉稳，为人随和练达。从行事的方式与为人的性格上看，苏轼更像是弟弟，而老练深沉的苏辙倒像是哥哥。在苏轼与苏辙一生的亲情友情中，角色定位十分有趣：一方面，苏辙自认才情才华输于兄长，对哥哥永远只有景仰的份，在一生的兄弟交往之中，他从来都是附属、是随从，或者说是听众、是观者、是学习者，哥哥是高山、是大海、是难以企及的榜样。另一方面，性格决定着命运，苏轼豪爽洒脱不羁的性格，常常让妒忌他才干的人欲置之死地而后顾，而沉稳拘谨、内敛淡定的弟弟就成了上天特意派来守护哥哥的使者，即使哥哥惹了祸，当弟弟的不但没有什么抱怨，反而搭命相救。青少年时期一起在老家眉山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在苏辙的眼中是这样的：“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苏轼不仅是兄长，还是老师。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始于刚入仕时的公元1061年，苏轼被任命为陕西凤翔府签判，苏辙被任命为商州军事通官，但苏辙为陪伴在京城为官的父亲而辞职不就。距离产生思念，思念诱发情思。苏氏两兄弟由此拉开了诗书唱和的帷幕，在这4年的信件往来中，苏东坡不经意间写出早年的千古名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也就是在这次分别，让苏东坡想起了与子由“夜雨对床”的约定，但终其一生，却没有实现。早年，东坡和弟弟共读唐朝诗人韦应物的诗“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时，就相约博取功名报效朝廷时不能贪恋官位，应早日退官回乡，以求兄弟团聚闲居之乐。“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在兄弟俩后来的诗词唱和中，两人都不断提到这个年轻时的约定。最能体现兄弟俩坚如磐石的兄弟感情的，莫过于“乌台诗案”带来的严峻考验，弟弟子由从驸马王诜差人送来的情报得到消息后，派人快马加鞭赶到苏轼刚上任的湖州通风报信。与此同时，积极展开营救，他向朝廷请愿：只要能为兄长赎罪，愿免一身官职。在监狱中，自感来日不多的苏东坡心情十分低落，给子由写了两首诀别诗，把一家十口都托付给弟弟照顾，“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世未了因。”苏轼出狱以后，苏辙去接，特捂其嘴，以示三缄其口，不得作诗。但苏东坡前脚刚走出牢狱，就“好了伤疤忘了伤”，开始吟起诗来。在黄州与筠州的4年间，苏氏两兄弟诗文往来不断，也是佳作的高产期。苏辙在筠州因为喝酒过度犯了肺病，苏轼写诗相劝说，你小时肺部就不好，现在更要注重身体，好自保养。你看几十年过去，老朋友们还有几个活着的。并告诉了一个治喘的偏方，劝苏辙少饮酒。听说苏辙在筠州与官长不和，恐要被革官，苏轼写诗劝苏辙不必太委屈自己，哥们儿是有抱负的，实在不行，回黄州，兄弟俩一起在东坡耕地。哥哥劝弟弟，不是苦口婆心，而是直来直去。苏氏兄弟在艰难的时局中，就这样相互支持与勉励，渴望守得云开见天日。公元1076年，中秋之夜，东坡由于怀念弟弟，想起在弟弟家曾经度过的中秋节，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喟叹。那年中秋之夜苏东坡因思念弟弟子由宿醉而成的诗，让后世感慨，关于写中秋的诗，“东坡词一出，余词尽废”。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谪于海南儋州，苏辙被贬谪于广东雷州。农历五月十一日，兄弟二人相遇于广西藤州，苏辙送苏轼出海，6月11日诀别于海滨。苏轼作诗云：“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这是苏氏兄弟的最后一次面别。其后直至子瞻病卒于常州，他们再无缘相见。子瞻卒前亦以不见子由为大憾。依苏东坡的遗言，由子由给其撰写墓志铭，款款深情可见一斑：“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亦在写给好友李常的一首诗中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吾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还常常说他实不如苏辙，“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由。”苏轼、苏辙兄弟，经历了五代帝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生宦海沉浮，颠沛流离，好在二人甘苦与共，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持，彼此魂牵梦萦，写诗互赠以通音讯。《宋史·苏辙传》称赞苏轼兄弟的情谊说：“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生命是一段充满缺憾的旅程。人生天地之间，终有一些遗憾不可预料，对苏东坡和苏子由这对千古难遇的真性情兄弟而言，对床夜雨听萧瑟、终老于山水之间的朴素愿望，却因时代的洪流对命运的裹挟而身不由已，这不禁让人想起苏东坡曾经感怀的诗句：“此事古难全。”

2017-09-15
宋韵湖州②：苏东坡眼里的湖州（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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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文苏轼到湖州五次，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游历了湖州的飞英塔、白苹洲、红寥汀、道场山、何山、岘山、卞山、黄龙洞、骆驼桥、碧澜堂等名胜古迹，寻幽探胜、登高望远、观花赏月、吟诗宴游。湖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姓名、诗句命名一些山、堤、亭、台。在湖州，苏东坡的诗歌创作中出现了全新的内容，那就是直接描绘人民的辛勤劳动，同情人民生活的艰辛。《画鱼歌（湖州道中作）》，是一首描写渔民辛勤劳动的，用白描手法写出了一幅“寒天画鱼图”，“天寒水落鱼在泥，短钩画水如耕犁……偶然信手皆虚击，本不辞劳几万一……岂知白挺闹如雨，搅水觅鱼嗟已疏”，渔民们忙碌劳累却是所获无几，表达了对渔民深深的同情。《吴中田妇叹（和贾收韵）》描写吴中农民在天灾人祸逼迫下“卖牛”“拆屋”的苦况：“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鎌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赪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粃。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这里，诗人写了湖州秋季常见的淫雨、早霜等自然灾害，写了在天灾面前农民眼枯泪尽的痛苦，露宿获稻的辛勤。进一步叙述了农民贱价乞售直至卖牛拆屋来缴纳赋税的苦况，这就把农民的痛苦提到了社会问题的高度，最后，“不如却作河伯妇”的血泪控诉，就成了最强烈的控诉，这可以说是苏轼诗歌中很宝贵的篇章。熙宁五年（1072年）冬，苏东坡在任杭州通判时，受江南转运司差遣，来到湖州帮助知州孙觉勘察堤堰、治理水患。当时孙觉建筑一座墨妙亭，苏轼在《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序中说，“孙莘老移守吴兴时，作墨妙亭于府第之北，取凡境内自汉以来古文遗刻以实之。”苏东坡还应邀写了《墨妙亭记》。全文420字，精辟论述了王羲之、颜真卿等的书法艺术，成为千古以来书坛的名作，在飞英公园内重建的墨妙亭刻有这篇记文。道场山的北侧学士山，又名苏台山，山下也唤名苏湾，就是为了纪念苏东坡其人其政。苏湾东临碧浪湖，南依苏台山，北为岘山。明万历《湖州府志》载“苏湾鱼钓”是岘山八景之一。苏湾村南侧的苏台山，又名学士山，清同治《湖州府志》载：“学士山府城南苏湾，与岘山相对，苏轼尝游此，故名。”据《东林山志》的记载，东林山东麓的回仙桥就是苏轼命名并手书刻石，他还专门赋有《回先生过湖州东林沈氏，饮醉，以石榴皮书其》诗，诗前有题记云“回先生过湖州东林沈氏，饮醉，以石榴皮书其家东老庵之壁云：‘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西蜀和仲，闻而次其韵三首。东老沈氏之老自谓也，湖人因以名之。其子偕作诗，有可观者。”诗歌的全文如下：“世俗何知贫是病，神仙可学道之余。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符离道士晨兴际，华岳先生尸解余。忽见黄庭丹篆句，犹传青纸小朱书。凄凉雨露三年後，仿佛尘埃数字余。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半月泉在德清县乾元镇北门外石壁山之阳，晋咸和年间开凿，石罅如半月，泉清冽，初名灵泉，后更名半月泉，泉畔曾有慈相寺、然泉寺。宋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任职杭州期间，曾携友游玩至此，并题诗纪游。现留有苏轼纪游碑刻一方，是徐秉愿等人于清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十日重摹。碑之前半部分有楷书“苏轼、曹辅、刘季孙、鲍朝懋、郑嘉会、苏坚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等字；后半部分用行书题诗一首：“请得一日假，来游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款署：“东坡”。赵孟頫、俞曲园都曾来观赏。现长兴碧岩山上遗存的“清空世界”四字，据传为苏轼所题。清初诗人施润章所写的《游碧岩记》有“苏文忠尝题字其上，今剥落犹仿佛可辨……”的记载。苏轼到湖州五次，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游历了湖州的飞英塔、白苹洲、红寥汀、道场山、何山、岘山、卞山、黄龙洞、骆驼桥、碧澜堂等名胜古迹，寻幽探胜、登高望远、观花赏月、吟诗宴游。湖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姓名、诗句命名一些山、堤、亭、台。据同治本《湖州府志》所载，就有苏堤、苏台、怀苏亭、学士山、爱山台、爱山书院、六客堂、四贤堂等，苏轼在湖州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湖州是中国雕版印刷重镇，苏东坡传世的版本都出自湖州之手，南宋的王十朋曾四任湖州知州，仰慕苏东坡的他，专门纂集了一本《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是宋代重要的苏诗分类注本。明代湖州人茅维对它进行了删改与补充，题名《东坡先生诗集注》，是明清时期十分流行的苏诗分类注本。茅维还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刊刻了七十五卷的《东坡先生全集》，其取材丰富，搜罗比较完备，编排分类也较为合理，是收入苏文、苏词最为齐全的版本，影响最大，明清多有翻刻。茅维的这两个版本都在“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展出。苏东坡绝对不会想到，“尚爱此山看不足”会被湖人提炼出“爱山”两字，以此珍惜和纪念他的足迹。清同治《湖州府志》载：“爱山台在府治后西北隅，宋郡丞汪泰亨所创，取自东坡名句‘尚爱此山看不足’”。其后历代文人对此台题诗作文，篇什甚多。明苏士润《重建爱山台记》中写道：“薄暮四眺，则道场一峰峭拔峰岩，山顶有浮图，高可数百丈，耸然而峙，烟村云树，郁郁芊芊，竞献奇于台前……”此描述概括了爱山台的景观特色。先后历元、明、清三朝，屡有修建，台上建筑湮废无存，爱山台遗址犹存。1962年，吴兴县人民政府拨款维修爱山台，后因台基下沉，拆台上建筑物。1975年，市城建部门对台基进行加固，湖州籍著名书法家沈尹默为重修爱山台书写了匾额。无论土墩高低，“爱山”之名世代相传下来，就是湖州人对苏东坡念念不忘的一个见证。

2022-09-01
苏轼与第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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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长淮而伫的第一山，有古树名木掩映，也有亭台楼阁点缀。这山中的精华之所在——除了可以看到苏轼、米芾、黄庭坚、蔡元长“宋朝四大家”诗词书法碑刻外，还留有杨万里、陆游、陶澍等宋、元、明、清及民国时期大家的诗词和书法上百篇。第一山题刻之多，这从历代文人诗句中就能略见一斑：“匹马秋风两章泥，摩挲石壁看留题”“古今登台多题咏，遗刻摩挲藓石斑”“临风欲认前朝事，重洗苍苔石上看”。这真可谓是“古人题刻几满”“山腰有石皆诗草”。第一山题刻甚多，文人雅士的故事亦多，在本文里只说一说大家最熟知的有关苏轼与第一山的情结。穿过第一山牌楼拾级而上，掩映于幽深林木中一道继续攀升的古典石阶旁，高耸着一块由当代书法家尉天池撰写的苏轼《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碑刻，这首六十六字的原迹之作摩崖石刻在山腰的石壁上。苏轼曾在泗州和盱眙期间，留下了20多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大作。苏大人如此这般钟爱这里的山水和人情，实属罕见。世人皆知，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诗词深邃豪放，并且又擅书法行楷和绘画，是中华文学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奇才。苏轼是往来盱眙最多的古代名人，他的一首《淮上早发》便可为证：“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苏轼一生中十多次行进淮河途径泗州与盱眙，写这首诗的时候他在泗州和盱眙逗留好多日。苏轼其名“轼”字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苏轼生性豁达，为人率真，这也许是他深得了道家风范。苏轼曾先后任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四州知州，他在宋元封二年（1079年）因“乌台诗案”被陷入狱。之后，在王安石等人力救下才免于死罪，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的一个从九品小官“团练副使”。在这无奈之时，苏轼还时常在公余带领家人去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以种田来帮补家里的生计，他那“东坡居士”的别号，也就是在这时兴起的。苏轼经此一劫，虽然心情郁闷、心灰意冷，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闲游后，竟然十分奇妙地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宋神宗元封七年，苏轼又离开黄州调任汝州团练副使。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举家生病，其子不幸夭折，苏轼便上书朝廷自己暂时不去汝州而去常州休整一段时间。宋代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载：苏轼“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七月过金陵”；“逼岁到泗州”。苏轼年底到达泗州的时候寒风潇潇地刮着，淮水结冰，船不能行，他滞留泗州和盱眙有十多日。泗州太守刘士彦，字倩叔，也是一个性格开朗喜交朋友的人，他早对苏轼怀有崇敬之情。苏轼的小船一到泗州，刘太守就立即前往拜访，设宴为其洗尘。刘太守理解苏轼当时的忧伤和愁绪，几乎天天陪伴苏轼游赏泗州和盱眙的秀水青山，他们登泗州僧伽塔，浴淮水，过长桥（淮水上的浮桥）、游龟山、登南山、听晚钟，常常饮酒赋诗。苏轼这次逗留泗州和盱眙时，刘太守陪他上第一山多次。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太守和苏轼从泗州过长桥，在细细的冬雨中登上了南山（第一山）。他们在南山之巅上欣赏淮河两岸泗州与盱眙美景的同时，刘太守沏泡了都梁清茶，摆上韭黄、果品、饼饵等食品“春盘”为苏轼驱寒解忧。苏轼欣然挥毫写下“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的妙笔绝句。虽然当时的苏轼已是一副“故人惊怪，憔悴老青衫”的穷困潦倒之态，但苏轼毕竟是一代豪放而超凡脱俗的大诗人，他的这首《浣溪沙·元丰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从泗州刘倩叔游南山》，不仅呈示了他面对这番优美山水城景的无比喜爱和愉悦之情，也充分表达了他能和刘太守结君子之交的百般感激之意。难得苏大人在如此境遇下，还有这样的一份清欢。又一日，是晴空万里之气象。古人记载的某年某月都说的是农历，此时已就临近来年的正月，有一股暖洋洋春风拂面的感觉了。刘太守约苏轼到南山去寻春。在南山之上，两人或闲庭漫步或品茗观景或抒发衷肠。天色向晚之时，苏轼按捺不住内心复杂而激动的心情，欣然提笔为第一山留下了《行香子·与泗守过南山晚归》绝妙好词：“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雾萦鬟。正酒酣时，人语笑，白云间。孤鸿落照，相将而去。澹娟娟，玉宇清闲。何人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这首“行香子”是镌刻在第一山山腰摩崖集中区的传神之作，虽然历经千年风雨洗浊已看不太清了，但这方不足50平方厘米的摩崖石刻，依然不失为第一山珍贵之作，或许还可称之为镇山之宝。这块十分珍贵的摩崖石刻，从文学角度上说是妙语连珠，意境优美，蕴含深邃，呈示了大师热爱自然、锋指时弊、忧国忧民的精神情操；从书法角度上看是端庄中有秀丽，浑厚中有潇洒，最为第一山摩崖书法的精品之大作。多次与盱眙和泗州结情缘的苏轼，这次真的是沾上了这里的山水灵气了么。苏大人离开这里的第二年，便忽然时来运转地逐渐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中的第二度春风，先后担任了礼部员外郎、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而其官职是一次比一次大。是巧合？还是与他那次在淮水中洗浴有关？苏轼那天和刘太守在淮河边散步时，他看到很多百姓在冰冷的河边洗浴，甚感不解地请问太守。刘太守告诉他：这里的老百姓有个“有钱没钱，洗个澡好过年”风俗习惯，每年腊月十八这一天，老百姓都会取淮河水来沐浴，以洗去身上的污垢和不祥，祈求来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苏轼感同身受这当地的民风，当时也欣然脱履除衫，与老百姓一起共浴在冰冷刺骨的淮河水中。苏大人此举，更让一代文豪名传后世，让后人倍加敬仰。

2016-04-27
紫燕归来春耕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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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时节，燕子归来，陌上花开，人勤春早。一如宋代欧阳修描写的春分景象：“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又如唐代韦应物所写春分“冥冥花正开，飏飏燕新乳”的诗句。谁家新燕啄春泥春分正当春季3个月之中，平分春天。此日，昼夜平分，寒暑平衡。春分有三候：“一候元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元鸟即指燕子，春暖花开时节，在南方越冬的燕子飞回北方，为春天带来了热闹和诗意。唐代白居易诗曰：“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生动再现了春日里燕子衔泥筑巢的景象。宋代刘次庄有“何处飞来双燕子，一时衔在画梁西”的诗句；元代乔吉有“莺莺燕燕春春，花花柳柳真真”的吟唱。穿花拂水、燕子争飞、落英缤纷……显现出春天一派勃勃生机。唐代刘禹锡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民间还有“燕子不进恶人家”之说。燕子是“择良木而栖”的益鸟，古人称其为“紫燕”，它会将紫气的吉祥带给筑巢的主人家。《诗经·商颂·玄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传说帝喾的次妃简狄与别人外出洗澡时吞下玄鸟蛋，怀孕生下契，所以燕子筑巢繁衍生息，预示主人家多子多福；燕与宴、晏同音，又有安乐之意，燕子啾啾报平安。如果燕子能在谁家屋檐下筑巢，表明主人家和气致祥、和谐相处；燕子以蚊虫为食，可减少蚊虫的侵扰，驱毒祛病；燕子还能感知天气变化，为主人预报阴晴冷暖。可知早有绿腰肥宋代徐铉《七绝·苏醒》诗曰：“春分雨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归。时令北方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肥。”其实何止南方“绿腰肥”？在北方春分过后也是桃红柳绿，燕语莺声。春分三候还有对应的花信风三候：“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春分，正是百花竞放、风送花香的时节，此说只对应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花卉。海棠花姿潇洒，花开似锦，自古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有“花中神仙”“花贵妃”“花尊贵”之称。北宋苏东坡据唐明皇“海棠春睡”的典故写了一首《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梨花洁白如雪，盛开时幽香四溢。唐代岑参咏唱：“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苏轼也有“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的感叹。木兰花又称“辛夷”，盛开时丰润肥厚，赏心悦目，典雅清新。白居易描写木兰花开的春景：“山吐晴岚水放光，辛夷花白柳梢黄。”“日月阳阴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从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放纸鸢。”刘长卿的《春分》描写了春分的特征和流传于民间的习俗，在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季节里，人们纷纷外出踏青、送春牛、挖荠菜、簪花饮酒、立蛋等，而放风筝尤为众人喜爱。清代高鼎的《村居》写道：“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清代郑板桥《怀潍县》更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人们放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地绵万里尽春耕宋代苏辙《春日耕者》描绘农民在春耕时分的忙碌之景：“阳气先从土脉知，老农夜起饲牛饥。雨深一尺春耕利，日出三竿晓饷迟。”宋代陆游也有“雨足郊原正得晴，地绵万里尽春耕”的诗句。春分节气后，华北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增多，日照增长，正值春耕春种春管的大忙季节，民间向来有“春分乱纷纷，农村无闲人”的谚语。华北地区是小麦生产基地，春分正是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农谚云：“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麦过春分昼夜忙”。沉睡一冬，小麦返青生长，日夜不停，势头强劲，一天一个样。谚语云：“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小麦生长，离不开肥水。人勤春来早，农民把积攒一冬天的农家肥也开始往麦田里运，为小麦送去养分。越冬小麦进入生长阶段，需要加强春季田间管理，浇透拔节水，施足拔节肥，中耕保好墒，这就是农谚说的“追肥浇水跟松耪，三举配套麦苗壮”。由于气温回升快，小麦生长需水量相对较大，农谚说“春分有雨是丰年”，但往往是“春雨贵如油”，时有春旱出现。“春分无雨划耕田”就是说做好中耕，加强蓄水保墒，要及时做好春灌，确保小麦健康生长。春分正是播种的好时机。农谚说：“一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春分后，气温回升较快，是春播春种的大好时节。关于春种的谚语很多，如：“春分前后，种瓜种豆”“春分雨多，有利春播”“春分前好布田，春分后好种豆”“春分有雨家家忙，先种瓜豆后插秧”。春种要抢在晴天进行，争取播种后有三五个晴天，确保一播全苗。农谚“冷尾暖头，下秧不愁”即谓此理。春分还特别适合植树造林。清朝宋琬《春日田家》诗曰：“野田黄雀自为群，山叟相过话旧闻。夜半饭牛呼妇起，明朝种树是春分。”谚语云：“二月惊蛰又春分，种树施肥耕地深”“春分日，植树木”“春分至，把树接；园树佬，没空歇”。这些都说明了春分特别适宜植树造林。谚语说：“节令到春分，栽树要抓紧。春分栽不妥，再栽难成活。”从气温和水分上讲，春分植树最容易成活，春分过后再栽树就很难成活了。春分要防“倒春寒”。谚语有“春分降雪春播寒”“春分前后怕春霜，一见春霜麦苗伤”之说。春分过后时遇较强冷空气，温度明显降低，形成连续数天低温阴雨，出现“倒春寒”，民间故有“前春暖，后春寒”一说，并时有降雪现象。苏轼曾有《癸丑春分后雪》描写此景：“雪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威。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柳絮飞。不分东君专节物，故将新巧发阴机。从今造物尤难料，更暖须留御腊衣。”春分下雪，对正在返青的小麦危害极大，影响到小麦孕穗，造成大面积的不孕或降低籽实质量。农谚“冬雪宝、春雪草”就是这个道理。倒春寒还会影响油菜花的开花授粉及角果发育不正常，降低产量，使早稻、已播棉花、花生等作物造成死苗或烂秧烂种。因此，春分时节加强冻害防御十分重要。常用方法有选用抗寒良种，小麦种子播种深度合理，增施钾肥，灌水或喷雾等。唐代李绅《悯农》诗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人们播种的不仅是万紫千红、莺歌燕舞的春天，而且播下了硕果累累、五谷飘香的金秋。郑学富

2022-03-18
探苏氏家训传德尚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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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组成单元，个人是家庭的一分子，立家训家教、传家规家风，功在国风兴、国礼荣。“苏洵家训”就是立足个人立身修性，建立美德家风，成就一代名人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之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世称“眉山三苏”，清雍正宰相张鹏翮给蜀中名胜眉山三苏祠写过一副门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表达了对“三苏”的仰慕之情。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他是西汉苏建（苏武之父）的第35代孙，唐代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的第11代孙。苏洵在修编的《苏氏族谱》中告诫子孙：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苏洵家训”作为古今二十四篇名门家训中的第八篇收入《名门家训》一书，足见其可贵。眉山苏氏宗亲在广泛查阅资料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认为眉山苏氏家规家训家风的核心内容是：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苏轼苏辙母亲程夫人孝顺长辈，言传身教，时常济民救困，续传慈爱。苏轼遇赦从海南北返路经雷州兴廉村时赠砚捐资，勉励重文兴教；谪居惠州时生活已十分困难，仍捐出皇帝赏赐的犀带修桥筑堤；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道“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以“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律己。苏氏家规浸润了苏轼的骨血，使其具有中国文人最难能可贵的高尚人格，具有不畏权势、以民为本的人文情怀，具有求真求实的独立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苏洵家训”已成为中国好家风好家教好家庭好家礼的榜样，特别是在当下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少年强则国强，父母的言传身教，少年的耳濡目染，从细微处见真谛。高德的家风孕育明德笃行的精髓，严谨的家教塑造知学明理的习惯，和谐的家庭筑就博大兼爱的胸怀，贤达的家礼传播知行合一的文化。万民皆幸福、千家俱美满、国家定强盛，我相信这股股涓涓细流终将汇聚成泱泱磅礴的中国精神，强我中华、兴我中华。

全国政协委员、正高级工程师苏洵

2020-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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