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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何以在湖州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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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方德“乌台”即御史台，在宋朝京师（即开封）东澄街，是大宋王朝关押犯罪官员的地方：御史台，因为松柏遮阳蔽日，乌鸦成群啼叫，人们又称“乌台”。“乌台诗案”的主人是苏东坡，而“诗案”却发生在苏东坡湖州任上，奇也怪也？历史到了今天，诸多档案、宋人笔记都公开了，再来梳理“乌台诗案”，似乎比历史任何时候都清晰了。时机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受皇帝宋神宗的重用，苏轼由徐州任上移知湖州，任职全称是：“（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我们还是俗称他为知州或太守吧。苏轼于元丰二年四月二十日抵达湖州仕所。湖州风俗阜安，山水清远，通判杭州时，苏轼曾到这里考察堤岸工程，如今重来，倍感亲切。卸下行囊，他便兴致勃勃地乘上软轿或舟船绕城漫，游为这“环城三十里，处处皆佳绝”（《与王郎昆仲及儿子迈，绕城观荷花，登岘山，晚入飞英寺……》）的好山好水所沉醉。新的环境，新的开始，苏轼的心里也酝酿着许许多多新的计划。就像在杭州、密州、徐州一样，他将为湖州的百姓办一些实事，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的政治打击会彻底打碎他的这些美好愿望。元丰政局与熙宁年间已经大不相同，当年在朝中如火如荼地论战的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核心人物，如今都已不在其位。王安石于3年前第二次罢相后退居江宁，号称“传法沙门”的韩绛和“护法沙门”的吕惠卿，也在三四年前罢相、罢执政；韩琦、欧阳修、吕诲去世多时；富弼退休，司马光闭门著书，不问政事。但是朝中人事纠纷却丝毫不见缓解平息，相反地日见激烈，斗争的焦点显然不再是变法问题，而纯粹是官场上的倾轧。因为，就两位丞相而言，吴充在变法问题上基本持中立态度，而王珪则是著名的“三旨”相公：请圣旨、得圣旨、传圣旨，毫无政见可言。善和稀泥的王珪虽无政治才干，却不乏政客的手腕——从熙宁到元丰，朝政起伏跌宕，朝臣更替有如走马灯，唯独他一帆风顺，始终不倒。王珪为人为相，嫉贤妒能，不能容忍有才华的人脱颖而出。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与几位亲信权御史中丞（御史台代理长官）李定、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御史舒?等人结成攻守同盟，随时关注，以防有不合他们心意的人出头。王珪亦好，李定亦好，他们借助王安石新法上台，虽为“新进”，资历、才能都压不住台。因此终日惴惴不安，深恐神宗在无人可用时，转而起用在野的反变法人士。威胁他们地位的首先是司马光，反变法派的领袖，深受反变法派和受苦受难的老百姓拥戴，可他深居洛阳，一门心思著书。直接构成对他们政权威胁的，却是“新星”一般的反变法派二号人物苏轼。苏轼自嘉祐二年进士考试名震京师以来，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尚未获得朝廷重用，但他在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卓越才华以及广博的学识、无与伦比的性格魅力，在士林的声望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近五六年更是如日中天，声名远播。正如当年欧阳修所预言的：“他日必将独步文坛”，已经成为全国上下妇孺皆知的人物。神宗平日最喜读苏轼的文章，每当得到一篇苏轼的文章，他总是一读再读、爱不释手。宫中嫔妃都已知道神宗这一癖好，所以只要见他用餐时忽然停下筷子聚精会神地阅读，不用打听，她们就会说：“噢，一定又是苏轼的文章。”有时候，读着读着，神宗就会情不自禁地击节称叹：“奇才！奇才！”临朝听政时也常常向身边近臣夸赞苏轼，令一般嫉贤妒能的小人颇感不快。当然，如果仅有文名尚不足以构成太大的威胁，偏偏苏轼连续三任地方官都政绩斐然，深得百姓拥戴。尤其是徐州任上，在抗击洪水中苏轼临危不惧，当机立断，身先士卒，指挥无误，表现出一般地方官所罕有的才干和品质。神宗皇帝亲手下诏称赞说：“民人保居，城郭增固，徒得汝以安。”此后又拨款修堤，颇有器重之意。而且，听说苏轼离开徐州时，百姓痛哭流涕，遮道拦马，追送数十里，神宗为了奖励他，竟将江南交通便利、富裕出名的湖州委任给他，而且又一次提起宋仁宗“苏轼兄弟是宰相之才”一语，朝廷正传说他将入“翰林”之事：如果他在湖州任上再做出新政绩，宋神宗肯定要起用他，所有这些消息都令王珪、李定等变法派不由得妒火中烧，嫉妒又恐慌……看来，苏东坡调湖州时机不对，对变法派“新进”们是一种刺激。《湖州谢上表》苏轼于元丰二年五月二十日到湖州任，按例，进谢上表，而由于苏东坡生性放达，不喜欢掩饰自己，他在给皇上《湖州谢上表》中又一次刺激了朝廷这帮人物。因而《湖州谢上表》便成了“乌台诗案”之导火索。全文不长——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悚惶激切之至。这份《湖州谢上表》像以往的每一份表章一样，在邸报（朝廷官报）上发表，供群臣传阅。其中有几行字令王珪、李定等人觉得特别刺眼，同时又特别适合大做文章：他说湖州名邦“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岂不是以得湖州自豪？！交通便利、物阜民安，这么好的州地，“优贤”之才随意治理，便能做出政绩。“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岂不是正言若反，自我表彰？“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岂不是大摆老资格，提醒苏东坡先帝之“双相”之才，向朝廷邀功请赏？最气人的是“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一词从熙宁以来已成为突然升迁的无能之辈的代名词，苏轼公然以这样带污辱性的词语指称现朝廷百官，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是生非？读着苏轼的谢上表，一帮小人且怒且喜，于是，再三酝酿，一个周密的围剿计划，便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出笼了。“小人们”的“厉害”查史志，看东坡全集，再阅宋人笔记，方知“乌台诗案”始作俑者，竟是湖州德清人沈括。沈括，自称钱塘（今杭州）人，德清史志说其出生武康，或祖籍德清武康，各种版本县志均记载着他。这与他才能卓越而早年甚不得意有极大的关系。沈括家贫，迟至三十一岁才中进士，自入仕途，即被冠盖荣华所眩惑，使他热中利禄，竭力营谋进用。熙宁之初，王安石变法，沈括也曾参与过三司条例司的工作，当时，安石权势正盛，沈括有心依附，竭力拥护新法，安石初亦相当器重他的才能，但是不久就看穿了他的人品，保甲法将行时，神宗有意委任沈括专主其事，而安石对曰：“沈括壬（小）人，不可亲近。”熙宁六年，沈括才开始得意起来，先是入馆阁，为集贤校理，奉诏详定三司令束力，继复被派为两浙路察访使，口衔天宪，出为钦差大臣了。陛辞请训时，神宗面谕中，有道：“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沈括到了杭州，与苏轼交往论旧，非常热络，将去，要求苏轼手录近诗一通，留为纪念，这也是朋友间的常事，苏轼也不疑有他，就抄写一份送他。其实，沈括心里非常嫉妒苏轼，神宗请他代看苏轼的殿谕，对他是一个强烈的刺激，而他又知道安石甚恶苏轼，所以回京后，除出极口赞扬青苗、助役诸法，绝无不便于民之外，随即将苏轼的近诗编刻成钱塘诗集，逐首加以笺注，附在察访报告里，签贴进呈，告他“词皆讪怼”。神宗置之不问，但是满朝的人，都已知道有此一事，自然有人告诉苏轼，苏轼认为这种捕风捉影的忌谤之言，英明的皇上，不会信他，并不放在心上。这出把戏，经过五六年，一直没事，不料元丰二年，李定、舒?等人媒孽诬害，所用的手段，就完全是从沈括学的。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中提到：“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指的就是他，所以说，乌台诗狱案的始作俑者，实是半为钱塘、半为湖人的沈括。（见王文洪《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六月二十七日，何止臣首先发难，上章弹劾，并附上当时流行的一卷本苏轼钱塘诗集一册作为罪证。奏章引文摘句，妄加分析，指责苏轼谢上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说“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而且，“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板（印刷）而鬻于市者进呈”。要求对苏轼“大明刑赏，以示天下”。何正臣，在宋史上找不到他为何要弹劾苏东坡的动机。翻看宋史笔记、特别是桂园著《苏东坡官场笔记》才知道：他调御史台之前，任的就是密州知州，在任上他推广新法，报喜不报忧，致州政风败坏、蝗灾连年、强盗横行、民众极苦。而苏东坡知密州，恰好是接他的任，对密州的苦与穷，特别是新法的流弊、方田均税之患、役法和盐法之祸，水利失修、民间盗行之事一一上报告了朝廷，无形中揭露了何正臣治理密州的“真相”，使何难以升迁。这使何对苏恨从心起，现在王珪、李定等人要整苏东坡，他便感到“报仇”的时机来了，带头上书弹劾，指责“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苏氏“归咎新法”之事。七月二日，舒?接着进奏，这可是个厉害小人，他语言刻薄，为了激怒神宗，他开头一段正与何正臣相呼应。接下来，则煞费苦心地选取一组可以附会为“谤讪君上”的排比文字，以刺激皇帝：陛下为救济贫困贷款于民，苏轼讥之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为推行新法令百官学习法令，苏轼则讥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为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苏轼则讥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为增加国家收入实行官盐专卖，苏轼则讥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是，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小则镂板，大则刻石，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可谓大不恭矣，虽万死不足以谢圣时！”最后强烈主张将苏轼交付有关部门，严加惩处，“以戒天下之为人臣子者”。舒?，字信道，慈溪人，治平二年进士，初为县尉，坐手杀人罪，已被停废多年，张商英为御史，言其才可用，始得改官。舒?得张商英的推荐，始从废籍中钻出头来，重入仕途，办了苏轼诗狱案后，他就得意起来，接了张璪知谏院的后任。其时，商英为中书检正，给他写了一封信，并将他的女婿王沩的课业，送请察看，总不外是私人之间请托的小事，谁知他翻脸无情，立即上章举发，曰：“商英官居宰属，而臣职在言路，事涉干请，不敢隐默，将各件缴进。”商英因此降为馆阁校勘，贬监江宁酒税小官。舒?之为不折不扣的小人，其为士大夫所不齿，非仅苏轼一案。紧接着是权御史中丞李定的压轴戏，七月三日上剳言苏轼有可废之罪四，略曰：“知湖州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有可废之罪四。昔者尧不诛四凶，至舜则流放窜殛之，盖其恶始见于天下也。轼先腾沮毁之论，陛下犹置之不问，容其改过，轼怙终不悔，其恶已著，一也。古人有言曰，教而不从，然后诛之，盖吾之所以俟之者尽，然后戮辱随焉。陛下所以俟轼者，可谓尽矣，而狂悖之语日闻，二也。轼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所谓言伪而辨；当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顽愎不服陛下之化，所谓行伪而对；先王之法所当首诛，三也。刑故无小，盖知而故为，与夫不知而为者异也。轼读史传，非不知事君有礼，讪上有诛，而肆共愤心，公为诋訾，而又应制举对策，即已有厌弊更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已，遂一切毁之，以为非是，四也。罪有四可废，而尚容于职位，伤教乱俗，莫甚于此”。伏望断自天衷，特行典宪。李定这件札子，句句紧扣着苏轼怨望和谤讪的对象，都对皇帝陛下，极富挑拨性，神宗当时也不免被激怒了，他尚不明这是“围剿”阴谋，只想勘问一个明白，遂下旨道：“送御史台根勘闻奏。”李定，是王安石一手所提拔出来的新政派，初欲引为谏官，被中书舍人封还词头，后又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仇氏之丧，台谏给舍，纷纷论其不孝，司马光诋之为“禽兽不如”，成了反对变法派攻击变法“新进”的“靶子”。不管怎么说，谏官们或者说“小人们”终于让皇帝气愤起来，杀鸡儆猴，打击反变法派、以诗论罪的“乌台诗案”就在苏东坡的湖州任上爆发了。

2017-01-08
持其本心不负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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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祖应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强调要做好东坡文化的研究传承。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廉洁从政。东坡文化转型重构于黄州，熔铸成熟于黄州，开宗立派于黄州。苏东坡清正廉洁的故事，已在黄州百姓心中留下“不思量，自难忘”的文化记忆。有如梅玉荣之《婉拒富商赠礼》、罗与之的《苏东坡买水》、邱风之《武昌罢官席》，一篇篇无不体现苏东坡清风正气的君子风范。所谓“清正”，被封建士大夫奉为立身处世的君子之道，是自古以来为文人君子的道德准则。应该说，苏东坡是时只是一介“不得签书公事”的闲职编管人员，但他无论为官为民，仍“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知其不肖之躯，未死之间，犹可以洗濯磨治，复入于道德之场”。“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实乃“挺然不倚，视退如进。持其本心，不负尧舜”。写于雪堂门窗的三十二字四道警言“四戒”，不仅体现了苏东坡以史为鉴、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的养生防病之道，而且也充分显示了他尊道贵德的高度自觉，其清正廉洁、守身如玉的节操历历在目。他将“四戒”写在不论坐卧都能看得见的地方，时刻提醒自己：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出入都用车轿代步，名叫“下肢瘫痪的征兆”；幽深的房屋和阴凉的宫殿，名叫“感寒受热的媒介”；美女佳人，名叫“砍人性命的斧头”；美味饮食，名叫“腐蚀肠胃的毒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的困境下，书“四戒”，以“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念念不忘自警自律的生动范例，不仅印证了古人“仁者寿”的箴言，也成为苏东坡“人生有定分”哲学，即“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的注解。写于元丰五年正月的《雪堂记》，是苏东坡思想和人生观的里程碑；是“苏轼”与“东坡”不同人格个性的重要分水岭。没有“东坡”的躬耕，就没有“雪堂”；没有“雪堂”，就没有东坡居士；没有东坡居士，就没有文化符号意义上的黄州。总之，想要深度理解苏东坡在黄州的人生，《雪堂记》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篇。在《雪堂记》作者笔下，东坡居士不会逃避士人的职责与义务，只在回避名利争夺的机锋。眼下，他就选择回到老百姓当中做个普通的识字“农夫”，他决定在嗜欲深重的人世间，随缘自适，豁达率真地活下去。《雪堂记》中说得好：“势利不足以为籓也，名誉不足以为籓也，阴阳不足以为籓也，人道不足以为籓也。……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权势利禄不足以称为籓篱，名声赞誉不足以称为籓篱，阴阳寒暑不足以称为籓篱，人世道德不足以称为籓篱。……游历是为了适意，南望是为了寄托情怀。心意适应了游历，感情适应了眺望，那么心意顺畅感情流露，忘掉了纯真的道。其阐明的处世哲学：“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诚然，《雪堂记》是苏东坡建构儒释道禅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是他“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寓意于物，清正廉洁贬谪文化之根。苏东坡谪居黄州五年间，受到前后三位郡守的特别关照，还与府衙的僚属相交甚欢。如曾任著作佐郎、时任监酒的乐京、主簿唐年、黄州通判孟震等，都有脍炙人口的交友故事。尤其是孟震的“君子泉”（位于东坡赤壁右旁），至今黄州人还口耳相传。黄州通判孟震居室庭院中有一泉眼，“泉水清澈，大旱不竭，大雨不溢”，感其孟君笃学清正，“克有常德，信于朋友”，朝中士大夫谓之“孟君子”。苏东坡对孟震之风节感同身受，曰：“真不忝此名也。”故将其泉名之曰“君子泉”。苏辙于欣喜中为孟震作《君子泉铭》，东坡题跋其后。经苏轼、苏辙为其撰文彰显其德的“君子精神”，已成为千古美谈。苏东坡何以对孟震的这一泉眼如此看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有诗赞曰：“云梦泽南君子泉，水无名字托人贤。”此泉不仅因孟君子而得名，更是穷不忘道，释然自勉，以平生名义为至重，常怀“复入于道德之场”“不得复为君子乎”清正廉洁东坡精神之写照。黄州贬谪时期清明正直的东坡，对孟震君子的惜爱，真乃“自古英雄惜英雄，惺惺相惜两相知”。苏东坡敏锐地看到君子磨砺，重在养成“无私”的品质。他认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苏东坡说，他从黄州迁往汝州时，也承蒙别人给他很多馈赠。当时他穷得像乞丐，尚且辞谢不受。于今虽为识字的“扶犁叟”，岂能冒然接受，受之则若饕餮然。信哉斯信！这就是苏东坡“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君子品格，这就是“非其有，然后为冤业”“澹然无求，抱洁没身”的东坡清正风骨。东坡文化蕴含的清风正气，历久弥新，光照古今。

2022-07-16
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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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刘乾辉鲜于侁这个名字，今天的我们，有点生疏了。但在北宋，却是大名鼎鼎。一代名相文彦博在《送子骏朝议归阙诗》中褒誉：为有仙才生阆苑。一代文豪苏轼在《题鲜于子骏八咏后》中慨叹：子骏以其所作八咏寄余。余甚爱其诗，欲作而不可及，乃书其末，以遗益昌之人。一代画家文同在《子骏运使八咏堂》中夸赞：扫除闲景物，健笔当大帚。岁月流逝。鲜于侁这三个字，沉淀在历史的长河中，没被湮没。他在广元为政，心系于民。政余为诗，引来和声一片，成为文坛佳话。1鲜于侁，字子骏，1019年生于阆中，和王安石、司马光、文同、苏轼、苏辙是同时代人。鲜于侁在宋仁宗景祐五年中进士，刚好二十岁。斯时，苏轼兄弟的伯父苏涣在阆中为官。称赞这个年轻人“君异日学为名儒，仕为循吏。”在神宗熙宁初(1068年)，50岁的鲜于侁从绵州通判任上到利州，作转运判官。转运使李瑜规定利州老百姓向朝廷缴纳助役钱四十万缗。鲜于侁看见利州土地瘠薄，物产不阜。遂向皇帝陈述，交一半就可以了。神宗认为子骏说得对，就罢黜了李瑜的官职，升鲜于侁为转运副使。周永懿守利州时，贪脏枉法。前任使臣惧怕他的凶恶残暴，不敢拿他是问。鲜于侁把他打入大牢，随后流放到湖南偏远之地。王安石在金陵时，名声很大，一些士大夫希望他出任宰相。鲜于侁却不以为然，认为王安石性格褊急，靠激烈的说辞取得皇帝的信任。如果按王安石说的那一套治理国家，天下必将大乱。王安石大怒。关键之时，神宗说：“鲜于侁有文学才能，可以任用。”不仅鲜于侁对王安石有看法，新法推行后，朝野一直争论不休。不仅本朝，宋以后争论的声音也没停止过。更有观点认为，北宋灭亡，王安石脱不了干系。在王安石看来，利州推行青苗法不积极，就派官员查问。鲜于侁说：“青苗法规定，要从实情出发，百姓愿借就借，不能强迫。”春天借青苗款，秋天就要偿还，不仅时间紧迫，利息也高。鲜于侁不照搬条款执行，从实际出发，又为利州百姓做了一件好事。鲜于侁在利州任职的九年间，正遇王安石暴风骤雨般推行变法。利州处四川盆地向秦岭山脉过渡地带，境内崇山峻岭，肥沃之平地难觅，民贫役重。苏轼说:“刻急则伤民，宽厚则废法。”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新法真是难上加难啊。鲜于侁任职的利州，和他的家乡阆中，一衣带水，亲戚朋友要他“照顾”的地方一定不少。“以亲则害法，以法则伤恩”。法、民、亲，三者怎能兼顾？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但鲜于子骏做到了，“其声蔼然，闻之四方”。苏轼评价甚高，称他所作所为“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用时下一句流行的话，体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1077年，鲜于侁调任京东路转运使。在任时，治理水患，辖内冶炼业发达，不许官府与民争利，老百姓获利丰厚。他的继任者却不然，要取缔民办，让官方经营兴旺的冶炼业。这一作法，差点引发矿工暴动。斯时，神宗已薨，哲宗继位。哲宗无奈，只得任命已在京师任职的鲜于侁再次担任京东路转运使。司马光不禁感叹，子骏本该在朝延为官，以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东部地区又为役法所累，也需要他这样有才能的人去治理。如果天下有一百个鲜于侁该多好啊。2北宋文人爱吟亭台楼榭，最有名的莫过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一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传唱千年。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于宋仁宗天圣年间在利州作转运使。公余，在宝峰山（又名东山，凤凰山）增建亭榭。四五十年后，鲜于侁也任这个职务，也有这个雅趣。在凤凰山培修、新建亭台八处，并因其特点，赋予雍雅之号，分别名桐轩、竹轩、柏轩、巽堂、山斋、闲燕亭、会景亭、宝峰亭。这些“休闲”之处，有的在山腰，有的在山东南面。而最高处，当是宝峰亭，与现今的凤凰楼位置差不多。遗憾的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它们都未曾保留下来。进士出身的鲜于侁，时常登临凤凰山，并作诗纪其行抒其感。子骏登高一唱，引来司马光、文同、苏辙和声一片。公元1038年，既是仁宗景祐五年，也是宝元元年。那一年，司马光和鲜于侁都金榜题名。“知君栋梁材，大匠偶未度”(《柏轩》)，司马光赞扬鲜于侁是治世之才。“主人政多暇，步赏常从容”（《桐轩》），子骏政存宽简，不以扰民为要。“谁知使者尊，常著野人服”(《山斋》)，鲜于侁没有官架子，与民同乐，心中装着老百姓。有这样的情怀，人民安居乐业，四方商贾云集，把利州建成了一方大都会——“景物浩无穷，兹为一都会”（《会景亭》）。鲜于侁大有老庄之风。“幽兴遇物惬，高怀随处安”（《竹轩》），“琴棋间壶觞，赋咏杂歌呼”(《巽堂》)，“无私席宾少，忘机林鸟还”(《闲燕亭》)。公事之余，登东山，赋诗饮酒，在鸟儿声中，忘怀得失。在与鲜于子骏唱和中，童年随父亲在利州生活的点点滴滴，顿时涌现在司马光眼前。“先君昔乘轺，名题古寺壁。侍行尚垂髫，孤露今载白。读君登临诗，旧游皆历历。永无膝下欢，终篇涕沾臆”（《宝峰亭》），童年司马光跟随父亲司马池游览宝峰亭，司马池在寺壁上题了诗。如今，自己的头发也已花白，父亲也已作古，在他面前撒欢的日子再也没有了。想到人生失亲之痛，不禁泪如雨下。3比鲜于侁年长一岁的文同，也加入唱和的队伍之中。写了八首诗，名曰《子骏运使八咏堂》。三国时曹丕曾说：“文人相轻，自古亦然”。但文同与鲜于侁，却是同道相惜。“大厦须良材，相期早千尺”（《柏轩》），“吟笺摘奇胜，画笔写纷杂”（《会景亭》）。文同说他这位老乡是大材，才思敏捷，那些奇景胜景，在他笔下，韵味独特。在文同眼中，他的这位朋友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还爱才、惜才、荐才（“种者意自远，岂并群木论”《桐轩》）。是啊，鲜于侁向朝廷举荐的苏轼、苏辙、刘攽、范祖禹等才俊，不仅学富五车，且都是耿介忠直之人，真可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古代士大夫，在自己的心中，都有一块“田园”。在文同心目中，鲜于侁也不例外。“自无车马尘，飞来泊琅玕”（《竹轩》），“宾来获清欢，吏散生野思”（《巽堂》），“松雨润书奁，竹风吹酒盏”（《山斋》），“六尺局脚床，解带就横肘”(《闲燕亭》），“钩帘拂坐榻，隐几缓衣带”（《宝峰亭》)。通过文同的诗句，鲜于侁超凡脱尘的形象跃然纸上。在东山，宾客散去之后，鲜于侁无拘无束地漫步，思绪翩飞。累了，宽衣解带，席地而卧。没有尘世的烦恼，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没有钟鼓馔玉，没有香车宝马，人间有味是清欢!鲜于侁在利州为官时，1075年夏天，文同罢知兴元府。十月，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大画家文同到知洋州(今陕西洋县)任上。文同在洋州时，如鲜于侁，也喜自建亭榭，加上其他景点，命名为“洋州三十景”，并一一赋诗。来而不往非礼也。文同吟弄风月，鲜于侁当然要和之。《洋州三十景》，三十首诗，占了鲜于侁留传下来诗歌总数的一半。“晖晖蓝田山，山下多绿玉。安得结茅茨，林间许容足”(《筼筜谷》)，“春归阆风家，功入天匠手。能将五色云，点缀当户牖”(《披锦亭》)。只读子骏这两首和诗，就知文与可喜竹，爱画竹。文同的洋州三十景诗，另一位唱和“大咖”是东坡居士。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文同丁父忧除服，经蜀道入朝，初识苏轼于凤翔。苏轼收到文同的诗，欣然作《洋州三十咏》。“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在《筼筜谷》诗中，天性诙谐的东坡先生，戏谑文同太穷，穷得只能吃竹，而且是天天吃，把洋州千余亩修竹吃光了，肚子里只有翠篁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在《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这首诗里写道：”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神宗年间这帮文人的“大合唱”，催生了现今使用率颇高的一个成语——胸有成竹。4唐宋八大家，眉山苏氏父子占三席。三苏之名，在文坛上如雷贯耳。苏轼苏辙兄弟，一生三次经过广元。可以这样说，没有鲜于侁，三苏过剑门蜀道，就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春天，苏老泉带着21岁的苏轼19岁的苏辙，进京赶考。这是三苏第一次过广元。第二年，兄弟俩双双高中进士。远在家乡的母亲还没听到让人艳羡的喜讯，就撒手人寰。来不及候官，父子三人匆匆回家奔丧。这是三苏第二次途经广元。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腊月，苏轼苏辙丁父忧期满，带上老婆孩子，经剑门穿秦岭，返回京都。这是兄弟二人第三次过广元。这次之后，他们宦游天下，再也没踏上四川这片土地。剑门关、葭萌关、石柜阁、龙门阁、七盘关，剑门蜀道上这些名关险隘，凭苏轼苏辙对山水的兴趣，凭兄弟俩的才学，题咏广元风光，可谓举手之劳。但不知何故，面对崇山峻岭，还有滔滔嘉陵，他们没有放歌。还好，有鲜于侁，有他的亭堂。苏辙的《和鲜于子骏益昌官舍八咏》，苏轼的《题鲜于子骏八咏后》，诗八首文一篇，是苏轼苏辙兄弟刻在利州山水间的唯一诗文。在和子骏的诗中，利州的一草一木，都令苏辙陶醉。“夜声疏雨滴，午影微风转”(《桐轩》)，高大的梧桐树，若夫雨意缠绵，滴答之声悠远;若夫艳阳中午，硕大的枝叶，洒下清凉一片。“崎岖脱岩石，拥塞出棼翳”(《柏轩》)，绝壁悬崖，挺拔的柏树挣脱岩石的束缚，彰显顽强的生命力。“亭高众山下，胜势不自收”(《会景亭》)，“盎盎云出山，溜溜泉垂坂”(《闲燕亭》)，“今闻宝峰上，缥缈凌朝阳”(《宝峰亭》)，白云在东山上飘荡，瀑布从山涧飞奔而下，登上宝峰亭，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凤凰山之灵，在苏辙笔下，栩栩如生。子骏不是一介庸吏，不仅有书卷气，而且颇有仙风道骨。“幽轩离纷华，惟有一丛竹”(《竹轩》)，“谁言幽室居，近在使者宅”(《巽堂》)，“简书日填委，杖履每幽独”(《山斋》)，处理好繁琐的政务，主人离开车水马龙的市区，穿上木屐，杵着拐杖，徘徊于茂竹下，独自寻幽览胜。这些登临之所，与主人的官宅并不远。而鲜于侁何以能如此超然呢?心远地自偏。苏轼的《题鲜于子骏八咏后》，夸赞鲜于侁有高超的执政能力，所吟咏的八首诗，境界高雅，令他无法再作。只好写一篇文字，附在寄来的诗稿后面，“以遗益昌之人，使刻于石，以无忘子骏之德”。5肇始于鲜于侁的这场诗歌盛宴，无疑成为北宋中后期文坛的一段佳话。遗憾的是，鲜于侁本人所作的八首诗，仅有两首流传下来，分别是《宝峰亭》和《会景堂》。其他六首，散佚在历史的长河中。“舟航日上下，车马不少闲。近邑辏商贾，远峰自云烟”。《宝峰亭》这首五言诗，意境悠远，道尽了广元的繁华。鲜于侁还写了一首《大剑山》，见解颇深。“自古存亡关付咤，谁言双剑系安危”，蜀地兴亡，在人之德，而不是天然屏障。鲜于侁现存诗六十首、文十一篇，而宋史专门为之作传，评价颇好。可见这个不为我们所熟知的鲜于侁，在民间、在官方，“粉丝”不少，认可度高。

2017-10-15
苏轼与青年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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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61年十一月十九日的中原大地，风萧水寒，郑州西门城外，苏轼与骑着瘦马即将远行的弟弟子由告别。一个穿着粗布大衫的僮仆站在苏轼的身后牵着一匹白马，伫立凝望。远行之路苍茫悠远，当苏轼等人行至渑池，风物依旧在，当年与弟弟第一次出川的往事飘忽心头。苏轼遂停驻风中吟咏而发。这位僮仆的耳畔清晰飘着曲调深沉苍凉、往事不再、怅惘眷念的诗歌，当所有诗句拖着尾音如白云漂浮在天空，依恋难舍的色彩深处涌动着苏轼淡然达观的心胸。他一遍遍吟咏这首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的眼角已经沾湿，此次，他要跟随苏轼前往凤翔府，内心难舍的自然是母亲。他眼前浮现苍颜白发的母亲站在村头古槐树下，向他挥手；想起了破败的草屋内油灯如星，他手捧借来的《孟子》一书细读，那句“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宛如一支重锤不断敲击他的心胸。十几年夜以继日的苦读，他耐得住青灯寂寞，此去陕地，他怎能不牵挂日渐苍老的母亲呢？而他临行前，母亲对他说：我再给你讲一遍范文正公“断齑画粥”的往事吧！他怎能体会不到母亲希望他效仿先贤的一番良苦用心呢？贫寒的家庭，想改变现状，唯有苦读。他咽下苦涩的泪水，与母亲告别。不过，自己眼下的人生经历或许也像“雪泥鸿爪”吧？能够成为苏轼的僮仆，看似卑微，不过，每一天可以有机会俯身请教，聆听作文之法与修养之术，不亦乐乎？这个僮仆是董传，家在洛阳郊区。苏轼离开汴京前往郑州，一听说以文章令文坛大咖欧阳修大为欣赏的文坛新锐苏轼来了，如闪电划过天空，许多士子俊杰从四面涌来，欲一睹风采，寄希望与之交流。董传也来了。雅集城郊，春柳雁鸣、草萌溪畅，苏轼想考一考围坐一旁的士子们。他便问：韩愈先生的《赠别元十八协律六首》大家熟悉吧？其中韩愈老先生最担心士子们什么呢？“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患足已不学,既学患不行。”董传张口而出，并侃侃而谈自己的学以致用的见解。这一下令苏轼不禁暗暗称奇，他想当面夸奖，心想，还是寻一个更合适的机会吧！那次雅集，苏轼收下了年轻的董传暂时做他的僮仆，跟随他一起去凤翔府。苏轼在凤翔府为官奔走地方时，董传有很多机会追随苏轼，他可以清晰地看见倜傥潇洒的苏轼骑着白马驰骋于山野，侠客如风；驻足田畔与农人谈话、身处河役之中倾听……一双关心民瘼的眼睛时时凝视。苏轼带给董传的不仅仅是放归自然、心如飞雁的行旅体验。还有“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的一次基层践行，这份体察民情、心系黎民百姓的济世情怀永远温暖怡人。二1062年二月里，朝廷一纸诏令飞来，苏轼开始了府下四县减决囚禁之旅。这是苏轼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草根，深入民谟。苏轼公务之余，还不忘开启“盛游”模式。董传真佩服苏轼角色转换之快，刚才还在县衙正襟危坐，口谕圣令，与知县等人巡视囚狱，查勘过往审判存档，与小吏、囚徒谈话。而政务一旦完成，便将心灵放飞于广袤的河山。他们登临石鼻寨，寻觅历史遗落的碎片。夜晚仰望星空，几百年前孔明带领军民筑寨的英雄神色时隐时现，出祁山夙夜为公的背影如此清晰。董传也不会想到，当他正与苏轼如辽阔苍远的旷野中的一粒浮尘，渐渐消释浓重的历史之思，孤镇夜幕星河只带给他们短暂的沉浸于梦乡的安谧之际，一声惊呼“快看啊！”划破黑夜。那是一幅凝重悲怆的景象:遥远的天际，疾风似箭，大火如魔，铺天盖地。苏轼与董传心忧如焚，真希望有几匹千里马，一己之力再微小，也救出烈焰中仓皇的乡亲。奈何，奈何，只有痛心垂泪。彻夜难眠，天一亮，他们急急赶路，至陈仓县，满目乱瓦残壁，止余一酒楼无言悲怆。年轻的苏轼与董传那一刻对于民生意义有了一翻锥心刺骨的理解。二月十五日，董传与苏轼行至眉县。早春轻盈，只是踏马乡间未见一丝丝雪影，旱剥泥土，干裂成纹，几十株春麦秧苗缩了不少精神。苏轼跪下来，手抚麦苗，仰望天空，董传也跪下，这虔诚向天的姿态在苏轼出仕杭州、汝州、定州等等之地也曾一次次出现，并写出许多炽情饱满的祈雨祈雪文字，那是农人跃动的生命之魂。就在此次行旅至太白山，他立即写了一篇《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董传向众多乡民高声诵读:维西方挺特英伟之气，结而为此山。惟山之阴威润泽之气，又聚而为湫潭。瓶罂罐勺，可以雨天下，而况于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祈望天降甘霖惠泽民生的深挚之情打动了董传的心，乡民即使听不懂苏轼的行文，也能感受苏轼心忧苍生的赤诚。十八日，他们来到了仙游潭。溪水淙淙，野鸟栖枝，清潭旖旎，怪石嶙峋，董传再一次领略苏轼钟情于自然山水的闲适姿态。在董传看来，既已事物缠身，不能自已，哪还有像他那样如脱笼之鹄一样旋即飞入山野？一竹一花、一寺一观、一山崖一古洞、一湖一翠……无不带给他立体多样、新鲜悦目的感触。他有时候简直像一个顽童，天马行空，毫无厌倦，哪儿都想去。偶然发现前面石壁间似存一石室，遂大呼小叫招呼董传等人攀登，探个究竟。待走进石室，苏轼便向董传说，这里曾是马融年少时读书的地方。读了《后汉书》的董传瞬间想起了一些句子，便脱口而出“为人美辞貌，有俊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苏轼赞叹道，你也是当世一俊才，如玉石，若长久打磨，必然粲然夺目。董传内心感动，向老师逊谢。有时，苏轼好像坠入历史的深渊，面色凝重。眼前的石鼻城寂寞无言，蜀人残山皆如风飘逝，苍茫天涯，时空如此浩渺而短暂；斜阳远山，断碑残页，当年清晰的文字已模糊了历史的几许真实，但掩不住光影的无声雕刻，流水一样的年华如何抓住它？三苏轼不会停下青春脚步，他这个驴友似乎转遍了陕地关中之景，留下众多诗赋。董传也不闲着，澄湖婉溪、修树茂竹、飞雁岍岩、疏星懒月、耕农泥匠……那散落的碎片在妙笔生花的董传手里编织出一行行俊秀舒朗的文字，当最后一个字定格于深宵灯火的竹纸页，吟咏品味，不无得色。他希望这时空在那一刻停下，任他捕捉天籁一样的飞舞精灵，让他好好享受作文意趣。第二天，他将几篇散文作品呈给苏轼，苏轼观览，喜上眉梢，不禁击掌慨然赞曰: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董传欣喜之余脑子非常清醒，老师当年一篇《刑赏忠厚论》雄隽敦厚，峭拔于众多举子，文辞精炼畅达名动京师。现在文坛，像自己这般朝气如阳的士子们又有几人不以亲近苏轼、俯身请教得一二点拨为荣？若能投之门下，成为学生，那真是人生幸事！今日得苏轼好评不过云烟耳，前路邈远，自当努力，对得起老母与老师，实现济民之志。想到此，董传请老师批评指点，苏轼沉吟片刻，建议董传书斋苦读之余，还要勤出户外，接近草根，关注世事，做到文气贯通，文道合一。董传思忖自省，想起前些日子苏轼带着他诏令四县减决囚禁的经历，猛然醒悟，老师用心良苦，正是试图弥补本属草根的自己却常常忽略关注民事的缺陷。人生并非只有苦读求仕一条路可走，即使执着前行，也要心系百姓安危，执笔作文，冲塞浩然正气。这是文章的底色，亦是为人的根基。身为凤翔府判官，苏轼并不像有的人那样逍遥自在，只坐府衙。他善于总结深入基层考察的得失。董传有时感到不解，董传最初以为有些的事儿应该是知县知州责任，老师怎么如此上心呢？苏轼笑道：至和（董传字至和）也许知道我故乡为蜀地眉州，只是世间哪里知道“朝生于草茅尘土之中，而夕与于州县之小吏”才是我早年的真实生活？我与你一样生于农耕之家，父亲领着我和子由出川之前，家尚有十多亩农田，非力耕无以生活。宅院前还有一处蔬圃，稼穑的艰难，农民的辛苦，我深有体会。今有幸代替朝廷来到关中，岂能作壁上观，得多且过呢？这一年秋雨连绵，风寒萧瑟，苏轼来到了终南山伐木林区。每年，都有一大批林木从这里起运，经渭河浮黄河抵达汴京。当时政府规定，服役人不仅负责押运，还得包赔损失。只是入汛期，河水暴涨，时如猛虎，常常造成伐木冲走、船毁人亡等等惨状。苏轼一来，役人见他年纪轻轻，官职卑微，一肚子苦水欲吐出来，又犹疑不决。董传见状，走上前，招呼大伙先不要走，直截了当地说：苏判官早就了解到各位从事“高危职业”，常常“荡民产业,忽如春冰。”他今日前来，是与你们一起寻找办法，大伙若都沉默不语，那就辜负了苏判官的一片关心了。此话宛如电光火石，众人开始敞开心扉，倾诉这些年的困局。苏轼说，何不“自择水工以时进止”呢？我们避开汛期，不就可以将损失减少到最小了吗？这一建议宛如一一阵清风，吹走了众人郁积内心许久的愁绪与痛苦。不过，有人表示怀疑，我们哪有权利随便更改河运的日期呢？上面不批准，岂不是一厢情愿而已。重传捏了一把汗，擅改时间，那可是风险极大的事。苏轼则胸有成竹：各位乡亲不必担心，我即刻修书一封给韩魏公（韩琦，当时的宰相），我想，这利国利民之举，岂有不通之理？何况，韩魏公纯正而质直、贤明豁达，他一定会站在民众这一边的。众人鼓掌欢庆。董传也情不自禁为苏轼一心为民的热诚坦荡而感动，他日若为官，再低微，也要与民共甘苦。四麦熟了，董传见小吏催积欠，遇见有的农户交不上，常常鞭打他们，甚至给他们戴上枷锁、拘禁，见此情景，他心如刀割。他不禁担心远在洛阳的母亲那几亩薄田是否可承受，眼泪潸然而下。官职卑微的苏轼明知这样的行为侵害农户，阻止多次未果，他向董传形容道:这欺下瞒上与暴戾的盗贼何异呢？在凤翔府三年的时光里，苏轼写下了大量的诗词歌赋，吟咏品味，放归山林郊外的欢快调子难以掩饰内心的焦虑与忧郁，他曾写诗表达内心: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郁闷归郁闷，向来倡导“守之以宽，忠恕仁厚”的苏轼继续深入基层之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要改革流弊、替民发声，不怕贬官甚至流放。董传见苏轼鞍马劳顿，心力疲倦，劝其悠着点，夜晚早些休息，以防像折木断石。苏轼哪有心思安眠，他吩咐董传铺开桑皮纸、仔细研墨。苏轼手握鼠毫笔，淡黄色的纸页如研磨的米粟，乡农的身影一个个从暗处显影出来，或手捧谷穗悲戚无语或手握木舵、竹筏如一叶扁舟沉浮涛涛江水里，与苏轼倾诉衷肠……董传步出门外，窗棂上闪现苏轼泼墨挥毫的身影。苏轼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语词恳切:今之所论，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上蔡省主论放欠书》认为减役轻赋社会效益显著: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安其黎糗，养其老幼。他的心理装着百姓生活安危。不久，韩琦采纳了苏轼的建议，终南山伐木林区役人“衙前之害减半”。董传明白，这已经是苏轼替百姓争取到的最好结局了。至冬天，安闲下来，董传依旧苦读。寻隙，他将与苏轼一同下乡考察写就的诗词交给苏轼点评，短短几月，董传的作品令苏轼欣喜异常，他给了一个高评：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1064年，董传决定要参加科举考试，与苏轼分别。河畔春柳披拂，春麦翠绿铺畦，怡人心胸，思绪宛如天空纸鸢自由自在。苦读经年，幸得苏轼细心培育，董传为苏轼深施大礼。苏轼感慨时光疏忽如闪电，众多意象如乱蛙飞跃，现于脑海。他随即赋诗一首。董传接过竹纸。吟咏而出:“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昨日如初，历历在目。知我者子瞻也，董传不禁感慨道。

2019-11-15
探苏氏家训传德尚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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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庭是国家的基本组成单元，个人是家庭的一分子，立家训家教、传家规家风，功在国风兴、国礼荣。“苏洵家训”就是立足个人立身修性，建立美德家风，成就一代名人的典范。唐宋八大家之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世称“眉山三苏”，清雍正宰相张鹏翮给蜀中名胜眉山三苏祠写过一副门联：“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表达了对“三苏”的仰慕之情。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他是西汉苏建（苏武之父）的第35代孙，唐代武则天时期宰相苏味道的第11代孙。苏洵在修编的《苏氏族谱》中告诫子孙：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笃于爱，与朋友笃于信。“苏洵家训”作为古今二十四篇名门家训中的第八篇收入《名门家训》一书，足见其可贵。眉山苏氏宗亲在广泛查阅资料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认为眉山苏氏家规家训家风的核心内容是：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苏轼苏辙母亲程夫人孝顺长辈，言传身教，时常济民救困，续传慈爱。苏轼遇赦从海南北返路经雷州兴廉村时赠砚捐资，勉励重文兴教；谪居惠州时生活已十分困难，仍捐出皇帝赏赐的犀带修桥筑堤；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道“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以“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律己。苏氏家规浸润了苏轼的骨血，使其具有中国文人最难能可贵的高尚人格，具有不畏权势、以民为本的人文情怀，具有求真求实的独立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苏洵家训”已成为中国好家风好家教好家庭好家礼的榜样，特别是在当下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少年强则国强，父母的言传身教，少年的耳濡目染，从细微处见真谛。高德的家风孕育明德笃行的精髓，严谨的家教塑造知学明理的习惯，和谐的家庭筑就博大兼爱的胸怀，贤达的家礼传播知行合一的文化。万民皆幸福、千家俱美满、国家定强盛，我相信这股股涓涓细流终将汇聚成泱泱磅礴的中国精神，强我中华、兴我中华。

全国政协委员、正高级工程师苏洵

2020-01-22
以俗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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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曾说：“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再次韵并引》）南宋初年，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三引述此说，后来成为江西诗派重要的诗学理论。然而此说实出自苏轼，他于熙宁八年（1075）《题柳子厚诗二首》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可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是苏轼论诗之语，但诗学史自来对此忽略了。我们如果比较苏轼与黄庭坚诗的书写特点，则不难见到苏轼诗是以俗为雅见长，黄庭坚诗则以故为新取胜。苏轼曾对一位诗僧谈诗法时说：“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竹坡诗话》）冲口而出的“常言”实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口语或通俗的语言。苏轼认为使用常言，遵循艺术法度，此即是诗歌创作的奥秘所在。这补足了他对“以俗为雅”的解释。中国古典诗体的艺术形式发展至宋代已出现明显的雅正倾向，苏轼提出“以俗为雅”非常有助于诗艺的创新和宋诗特色的形成，这意味着对唐诗所建立的范式的破坏。北宋后期诗坛即有诗人发现并高度肯定了苏轼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朱弁《风月堂诗话》载：（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使用。如街谈巷说、鄙里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他人岂可学耶？”释道潜（参寥子）是苏轼的友人，他认为使用世间俗语以至街谈巷说入诗，只有苏轼能够熔铸，以俗为雅；这不是一般诗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纵观苏轼的诗作，他在创作实践中确实以此为创新，成功地实现了以俗为雅的诗学宗旨。以日常口语入诗，使诗歌通俗自然，极为流畅，这是苏诗中常见的。苏轼《题沈君琴》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此诗通俗易解。《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此乃戏语，以常言写来，更具自我嘲讽意义。苏轼晚年在惠州谪所，作《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云：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诗的首两句是冲口而出的常言，叙述凡庸生活细事，但诗意的发展出人意料，深刻地表现了贬谪于岭南的痛苦心情。此是以常言与典雅诗意结合的范例。此外如“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和子由蚕市》），“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当我们细品这些以通俗常言写的诗句，它们虽然浅俗，却有很深的人生意义。在诗史上以通俗明白的常言入诗并不足奇，而以俗事、俗物入诗则是苏轼的大胆尝试。苏诗《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表现苏轼在杭州任时对雨中服劳役的民众的深深同情，诗有云：“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苏轼自述：“言百姓劳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劳民，转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无异鸭与猪。又言某亦在泥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若归田岂至此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诗中所描述的民众在泥水里劳动如鸭与猪之投泥，长官与牛羊在狭道上争路，这皆是不雅的粗劣的俗事。此外如《秧马歌》咏插秧农具：“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肋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除夕访子野吃烧竽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以上诗中的“两足四蹄”“牛粪烧芋”“懒残”等意象皆是极不雅的和极不美的粗恶事物，但苏轼却使用了这些意象。在苏诗中我们易于见到方言土语或戏言的使用，若非作者加以自注或时人的说明，我们便难了解它们的含义。周紫芝记述：“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云：‘野饮花前万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竹坡诗话》）“错著水”与“为甚酥”是苏轼一时的戏言，竟以入诗。王直方记述：“顾子敦有顾屠之号，以其肥伟也。故东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诗》云：‘我友顾子敦，躯胆多雄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经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至于云‘平生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语也。”（《苕溪渔隐丛话》）诗中“磨刀向猪羊”和“批敕手”皆是当时屠宰行业的行业语，苏轼以之与友人相戏。苏门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述：“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意头”意为心意，“巴鼻”意为来由：它们皆是宋时方言俗语。此外如“诗句对君难出手”（《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句中“出手”为卖出或脱手之意。“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取便酸生涎”（《和蒋夔寄茶》），作者自注：“山东喜食粟饭，饮酸酱。”又山东人埋肉于饭下而食，谓之饭瓮。“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答王巩》），“村”为宋人俗语，为粗俗之意。“不怕飞蚊如立豹”（《次韵孙秘丞见赠》），作者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豹脚乃一种蚊子。“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五禽言》其二），作者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东坡八首》其四），作者自注：“蜀人谓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苏诗使用民间方言土语及戏语入诗，这是诗史上出现的很奇特的现象。苏轼使用生活中通俗的常言，使用俗事俗物，以及使用方言土语和戏语的例子，皆可说明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存在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这些诗句虽然俗气，甚至粗俗，但我们了解其写作的具体环境和所表达的诗意之后，则可见到在俗的表象之后有一种宋人的风雅情趣。此种情形并非苏诗的个别现象，我们还可在苏轼许多博雅深奥的诗篇里见到某些粗俗的意象。如苏轼通判杭州时作的五古长篇《监试呈诸试官》之第一段：“我本山中人，苦寒盗寸廪。文辞虽少作，勉强非天禀。既得旋废忘，懒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每闻科诏下，白汗如流渖。”诗甚典雅，又具自嘲，如“麻衣”“墨水”两句似俗语而实有出处，而“白汗”则是俗语。以俗为雅是苏轼诗的基本的艺术倾向。南宋后期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指责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和以议论为诗，认为这是诗弊，有违诗体之特性。苏轼和黄庭坚与唐代诗人比较，他们确实存在以文字、才学和议论为诗的现象，而且较为严重，造成他们作品的博雅艰深的特点。自严羽批评之后，这成为后世诗学家攻击与否定宋诗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展开长期的唐宋诗优劣之争。然而严羽以来之论诗者都忽视了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存在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以及在此风的影响下出现的许多通俗的白话诗。因此由苏轼开启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很值得我们关注，并应引起我们对宋诗艺术特征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张承凤，作者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张承凤

2016-08-12
辉映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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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军读宋史总感觉有点“吃力”，因为它是一个反差很强的朝代。一方面文武簪缨、人才辈出，一方面积贫积弱、备受欺凌。没有人否认，宋朝是中国文化的一座高峰，明人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曾高度赞扬宋朝之文化：“岂止夏、商、周，即使汉、唐，也不能同宋朝相提并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英国史学家汤恩比说：“如果让我选择，我愿意活在中国的宋朝。”宋朝的文运如此昌盛，可同时，朝廷中那种“党争不断、对垒攻讦”的文人权斗，也堪称历朝之最。于是，我放下书本，望向窗外，去想象一种人性的还原和内心的本源，并试图借助袅袅的词气、悠悠的文气，回探那一张张温润、高洁抑或沧桑的脸。苏轼、王安石和秦观，既是北宋年间三大杰出的文人，又都曾作为朝廷的官员。他们之间有恩怨、有交集，也有惺惺相惜和冰释前嫌，让人感悟到的，是一片胸襟气象的高华。可以说，他们之间发生的故事，也是我读古代公案的泪点之一。就从秦观说起吧！秦观（1049—1100年），婉约派词宗，为“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之一。《宋史》言其“少豪隽，慷慨溢于文词”，又言其“尝有系笞二虏回幽夏故墟之志”。乍看这两句话，好像秦观是一位性情豪放的侠士，文风定然畅快淋漓，其实不然。这两句话指向的应是少年的秦观。其实，他天生多愁善感、气质优柔，是个少年丧父、居家苦读、体质文弱的书生。所幸者，他遇到了“命中贵人”。与大文豪苏轼的交游，深刻影响其一生。秦观是个“一根筋”的人，无论政治风云、个人遭际如何动荡变幻，他从不站在为己谋算的角度去揣度人，而是秉持自性，抱持立场，终身奉苏轼为师，故苏轼称其“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足证法眼如炬。秦观吟有两句诗：“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别子瞻学士》）诗的背景是这样的：熙宁十年，秦观怀着仰慕之情，拜谒徐州新任太守苏轼，是为初次相识。次年，应苏轼之请，写了一篇《黄楼赋》，想必苏轼看出了秦观惊人的才华，赞其“有屈（原）、宋（玉）之才”，当然，这是苏轼蔼蔼长者之风的体现，虽对秦观有明显拔高，应属可以会心的对晚辈的奖掖。正是这样一种知遇之恩，使秦观刻骨铭心。后来，他和苏轼的缘分穿越了时间的风雨而贯穿始终，即为明证。两人曾同游吴江、湖州、会稽等地，于湖光山色中，谈诗论道，藏否人物，算是正式结交。古人有“考志”一说，即通过接触和交流了解对方的器识、才华和志向，秦观作为关门弟子，苏轼对其若有“考志”之意，也属正常不过。在苏轼的引导下，秦观发奋苦读，却两度应试，皆名落孙山。情绪低落之际，苏轼特意作诗予以勉励。这还不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途经江宁时，向王安石力荐秦观的人品才学，后又致书道：“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王安石也赞许秦诗“清新似鲍（照）、谢（灵运）”，予以肯定。我再三品读这件事的过程，颇有感慨，甚至感动不已，觉得有稍加深入解读的必要。首先，苏轼当时已经名满天下，官职也不低（徐州太守），秦观只是一名尚未成名的文学青年，但苏轼却以雍容的名士风度，不但接受了秦观的拜访，且与之结伴出游，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和爱才之心。其次，1084年，47岁的苏轼离开贬所黄州，奉诏赴任汝州（今河南汝阳，后未成），途经江宁（南京），专程拜访昔日政敌、63岁的前宰相王安石，欲为当年“新旧两党”由于不同政见所导致的不和及误伤向王安石表达内疚之意。不曾想，已经下野七八年、时在病中的王安石听说苏轼到了江宁，竟风尘仆仆赶到渡口等候，这是多么入画的场景啊！江宁数日，两人多次作诗唱和，谈玄说妙，其乐融融。苏轼游钟山后吟到“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王安石读罢，谦称“老夫平生所作诗，无此二句”。苏轼离开后，王安石又对人说：“不知更年几百，方有如此人物。”历经宦海浮沉的政治对手，而今捐弃前嫌，惺惺相惜，这是一种“放下”的境界。另外，苏轼把秦观托付给王安石，按寻常逻辑看，应属所托非人，毕竟秦观已列入自己的门墙，再则过去和王安石又有那么多的隔阂和互伤，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深知王安石这等人物，必有恢恢的气度，岂可以寻常之情视之？我以为，性情如王安石、苏轼这样的人物，于公可以势同水火、寸步不让，于私却可以把酒言欢、肝胆相照。下面这个例子，正是泪点：“乌台诗案”发生时，王安石已罢相三年，正在江宁隐居，当他知晓苏轼遭此劫难后，竟连夜写信派人飞马进京呈神宗，信中有这么一句话，份量很重：“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看了王安石的信，思之再三，决定放过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试想，当时苏轼已经被定罪，自忖凶多吉少，甚至给胞弟苏辙写信交代了后事。入狱后，在“天下之士痛之”却“环视而不敢救”时，没曾想赋闲在家、不问世事却声望犹在的昔日政敌王安石，振臂一呼跳出来解救苏轼，吁请神宗刀下留人，这是何等磊落的胸怀和高贵的人格啊！而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屡试不中、一介无名词人的秦观，也是他有情有义和注重才学人品、不计门庭出身的气度使然，秉持的还是那份扶持晚辈、唯才是举的古风，故而我在另文中说过：文人相轻不是大文人所为，大文人看见别人有美妙的才华，非但不会忌妒，反倒会倍加呵护，给予方便，所以，才当得起一个“大”字啊！另外我思忖，苏轼之所以向王安石推荐秦观，也可能考虑到自己即将赴任汝州，相距遥远，对居住高邮的秦观关照不上，而秦观却与江宁的王安石有地利之便。把秦观推荐给王安石，以王安石的崇高威望，定能使秦观在文坛上“有所增重”，也算了却了作为师长的一份心愿，这又是多么深厚的一份师生之情啊！苏轼当然不会忘记，自己当年应试科举，也曾得到前辈欧阳修的极力举荐，才使得宋仁宗关注到他，并高兴地说“吾为子孙得两宰相”（另一个指苏辙）。以后，苏轼的延誉、王安石的勉励，终于使秦观脱颖而出。仅过了一年（元丰三年），37岁的秦观三度应试，高中进士。还是由于苏轼的举荐，秦观先后担任太学博士、国史院编修等官职。令人唏嘘的是，两年后，王安石离世。与苏轼江宁一别，此生已是永诀。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秦观因苏轼的一路扶持而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但毋庸讳言，也正是由于他是苏门弟子，故而从政后随着苏轼政治生命的起落而备尝世道的艰辛。贬职、起复、流放；再贬职、再起复、再流放。且在彼此的流放途中，与他的恩师苏轼时有书信辗转往来。不过在宋朝，几乎没有不曾被弹劾的官员，比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黄庭坚甚至蔡京等，都曾体验过贬谪途中的落寞和凄凉。元符元年（1098年），秦观由郴州编管横州（今广西横县），“编管”是一种失去人身自由的重罚。元符二年又徙雷州。元符三年在雷州自作挽歌，五月得赦令，八月十二日卒，可以讲死在了流放途中。苏轼得到消息后，“两日为之食不下”，并在信中提到：“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天下惜此人物。”行文至此，我未引用一句秦观的诗词，虽然他的词作是那么打动人，而且和他的贬谪生涯密切相关，因为本文的用意并非谈论他在文学上的非凡成就，这方面的表述和研究成果可用车载斗量来形容了。我所叙述的，仍然是一种力透纸背的人性。说句实在话，作为男人的秦观，在生命的承压上，远没有他的老师那么豁达，也比不过同一师门、同样被贬谪的黄庭坚。如果说“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苏轼的洒脱，那么“付与时人冷眼看”则是黄庭坚的傲然。而且苏轼的流放地比秦观更为荒僻，远贬海南是当时最严厉的惩罚，据统计，先后贬谪海南的高级官员共有27人，其中就包括苏轼，至于他遭受过的诽谤、打击甚至死亡威胁也远比秦观更为险恶、更为严重。但用一句现在的话来说：苏轼的心理素质十分过硬，他吃得下、睡得着、看得开，且照样能活出一份自己的精彩。相形之下，秦观却是一颗多情而纤弱、敏感而忧郁的“词心”（冯煦《蒿庵论词》），稍有一点痛苦，他就痛彻难当，划开一道小口子，他就流血不止。但话又说回来，不谙官场、词才超绝的秦观，却终身甘愿追随苏轼，哪怕这意味着更多的苦难，而从没有像其他一些人那样见风使舵、落井下石，搞政治投机，这就很不简单！他真的就是“一根筋”，认定了就走下去，选边站了就永远选边站，已经追随的就永远追随，至死而未悔；却把所有的伤痛和哀愁、落寞和心碎，填进一首首凄美的词中。谁能否认：貌似柔弱的秦观，不是人中的君子和世间的大丈夫呢？有人认为，“文人相轻”是自古以来的一种恶习。有一个传说，堪称比较极端的事例：初唐诗人刘希夷写过“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他舅舅宋之问读罢击节赞叹，要外甥把诗让给自己，外甥不同意，竟出狠招致其死，可见宋的人格卑劣。但同样在唐朝，也有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的并称和深厚友谊的载传。如果唐朝主流文人不具备这样高华的胸襟和气度，又怎能造就唐诗的大气象和大境界？北宋的王安石、苏轼、秦观之间相互映衬、彼此照耀的星辉，是一种人格精神、士子风范的传承。唯其如此，才温暖了后世无数人心，使得中华千古文脉中那点真骨血历经万劫，却香火不绝。

2019-02-08
苏轼的《木石图》与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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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2018年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秋季拍卖中，备受关注的苏轼《木石图》最终以4.1亿港元落槌成交，刷新了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拍卖纪录。佳士得公司的宣传材料称，《木石图》为“中国书画旷古烁今之作，文人先驱苏轼传世真迹”。一时，苏轼的《木石图》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这幅图曾流传到润州（今镇江）后，得到了米芾等的题跋。关于苏轼是什么时间创作《木石图》的，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苏轼任徐州知府时所画。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在知徐州时，与“苏门六君子”的晁补之、陈师道前往萧县圣泉寺，在隐居于此的乡贤窦沔的陪同下，苏轼饮用该寺的“菩萨泉”后，感觉清冽甘甜，心情愉悦，乘兴挥笔泼墨，画下了《木石图》。当地至今有“东坡品茶识圣水”的佳话。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苏轼在1089-1091年在杭州任太守时完成的。苏轼一生仕途蹭蹬，在“乌台诗案”中险些丧命，屡遭贬谪，竟一个月内三贬其官，最终将他贬至海南的儋州。苏轼喜欢画枯木竹石，大概与他的命运多舛、纵横恣肆、旷达高迈的文风有关。这幅《木石图》画面上的枯木状如鹿角，虬曲刚劲，犹如扭曲的身躯，盘根错节，有气冲云霄之势，至树枝杈桠，线条渐渐舒缓，枝叶直冲画外。怪石状如蜗牛，盘旋如涡，似有运动感，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怪石后点缀星点矮竹，让人感觉暗藏生机，看到了希望。除竹叶和一些树枝外，全画大都用淡墨干笔画出，用笔简率，飘逸灵动，不求形似，颇具神韵。此幅《木石图》堪称是文人画的典范。北宋文学家、书法家黄庭坚赞道：“折冲儒墨阵堂堂，书人颜扬鸿雁行。胸中原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苏轼的画在当时名气很大，有“枯木竹石，万金争售”的景象，但苏轼所作的画作多见于著录，传世真迹极少。根据佳士得拍卖行官网信息，苏轼《木石图》手卷上有四幅题跋和41枚鉴藏印，由此也可看出此画的流传脉络非常清晰。此画后有跋文曰：“润州棲云冯尊师弃官入道三十年矣，年七十余，须发漆黑，且语貌雅适，使人意消见，示东坡《木石图》，因题一诗赠之，仍约海岳翁同赋。上饶刘良佐。”据佳士得公司考证，上饶人刘良佐与苏轼、米芾为同时期人，为一方文人，但没有从政，旅居润州。当润州冯道师得到此画后，如获至宝，邀请刘良佐和米芾题诗。刘良佐题写了上面的跋文，并作了一首诗：“旧梦云生石，浮荣木脱衣。支离天寿永，磊落世缘微。展卷似人喜，闭门知己稀。家林有此景，愧我独忘归。”跋文中的“海岳翁”即米芾，字元章，其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元祐二年（1087年）迁居镇江丹徒定居。他题诗云：“四十谁云是，三年不制衣；贫如世路险，老学道心微。已是致身晚，何妨知我稀；欣逢风雅伴，岁晏未言归。”苏画米跋，相得益彰。冯尊师已无可考，同时代的诗人王禹偁有《送冯尊师》一诗云：“前日访潘阆，下马入穷巷。忽见双笋石，卧向青苔上。云是冯尊师，秋来留在兹。今说东南行，问我坚乞诗。”看来这位冯尊师喜欢向文人雅士求诗倒是实情。画中鉴藏印中有宋高宗赵构“绍兴内府”的印、南宋金石学家王厚之的印。宋以后，元末诗文家俞希鲁有题跋，其中说：“今观坡翁此画，连蜷偃蹇，真有若鱼龙起伏之势……上饶刘公、襄阳米公二诗亦清儁，而米书尤遒媚可法。皆书画中奇品也。”至明代，此画曾为朱元璋养子沐英家族、藏书家李廷相所藏，明代学士郭淐在跋语中说：“苏长公枯木竹石，米元章书，二贤名迹，珠联璧映，洵可宝也。”现代书画鉴定大师张葱玉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绘画一》中介绍了《木石图》的流传情况：“此卷方雨楼从济宁购得后乃入白坚手，余曾许以九千金，坚不允，寻携去日本，阿部氏以万余得去。”北洋时期，《木石图》与苏轼的另一幅《潇湘竹石图》皆为方雨楼所藏。方雨楼为民国时期“北漂”的安徽著名古董商，对书画鉴赏、金石、碑版、古钱币均有研究，徐悲鸿曾聘请他到艺专授课。曾做过吴佩孚秘书长的白坚夫从方雨楼处买下了苏轼的两幅画作。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白坚夫将《潇湘竹石图》以5000元的价格卖给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的邓拓。邓拓又捐赠给中国美术馆，收藏至今。《木石图》则让白坚夫的日本太太在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之前，带到日本，收藏于阿部房次郎爽籁馆,此后便踪迹难觅。直到被佳士得公司从日本找到，进行拍卖。据佳士得称“买家来自大中华区”。看来，这幅旷世名画又回到中国人手中。

2019-01-11
趵突泉边独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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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问月。观澜胜迹。苏轼书《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局部。苏轼济南品茗图。苏轼兴修水利图。苏轼密州春望图。熙宁九年（1076年）底，在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任上刚两年，苏轼就又接到调令，改知徐州，次年4月到任。赴任路上，苏轼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是济南，因为弟弟苏辙在那里。与君今世为兄弟苏轼和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高手，兄弟情谊之深“近古罕见”，称得上中国文学成就的范本和手足之情的楷模。他们哥俩虽然性格迥异，但心灵相通。一起读书，一起科考，二十多年“未尝一日相舍”，直到苏轼第一次做官任陕西凤翔签判，才有了兄弟俩的第一次分离。这次分离，苏辙百里相送，遥望兄长渐行渐远；苏轼也是“纵马高岗”回望弟弟，一步三回头。自此聚少离多，兄弟之情成了苏轼毕生歌咏的题材。从此，苏轼每去一个地方，在路上就开始给弟弟子由（苏辙字子由）写诗。触景成诗，生情成诗，疼惜成诗，叮嘱也成诗，子由也回应和之。翻看一下两人的诗集，两人唱和之作竟多达七八百首。兄弟情深正如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用情至深的留言：“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苏轼一言以蔽之，“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这是真正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直至若干年后，苏轼临终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见弟弟一面；苏辙在痛失兄长之后也哭诉“抚我则兄，诲我则师”。1074年，苏轼从湖光山色称美的杭州，自请“移守胶西（密州）”，愿意“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行桑麻之野”，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亲情的召唤，因为弟弟在济南（时亦称齐州）为官。苏辙在《超然台记叙》中也说：“子瞻（苏轼字子瞻）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既得请高密，五月乃有移知密州之命。”就这样，苏轼为了兄弟之情，放弃了湖山秀丽的杭州，来到密州任职。苏轼的想法是，同在山东为官，可以离苏辙近一点，能时不时与弟弟聚个餐。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此后几年，兄弟二人既没能在密州相会，也没能在济南见面。思念这东西，一有缝隙就钻进心间。从杭州赴密州的路上，苏轼又开始思念子由，一首《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表露心迹。想起旧事，“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如今，“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流露出对功名的淡薄，感受到了官场的冷暖，慨叹“袖手何妨闲处看”。如果你信了这位乐天派的牢骚，那你就错了！情系百姓的苏轼，心忧天下的苏轼，也仅仅是兄弟间发发感慨而已。既在其位，必谋其政。初到仕地，兄弟俩面临的局面相差无多。1073年，赴齐州任掌书记的苏辙到任之时，正赶上齐州“大旱几岁，赤地千里”；而次年到密州的苏轼，不仅面临春夏连旱，还要应对蝗虫之灾，“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灾情就是命令，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的苏氏兄弟并无二致，立即全身心投入了“致君尧舜”的抗灾济民工作。作为一方行政首长，苏轼的日程安排满满。济南与密州，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二人却始终无法见面。“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画堂春·寄子由》），在兄弟相念却难相聚的愁绪里，苏轼先后写出多首传之千古的佳作，《水调歌头》中秋词就是最厉害的代表。来密州第二年的中秋节，苏轼呼朋引伴在超然台上饮酒赏月，不由得又想起济南的子由，想起子由写的《超然台赋》。见不到子由，苏轼举杯邀月，大杯喝酒，“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成就超然台上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仅达到了苏轼文学上的新高（此中秋词一出，余词尽废），“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是超越了兄弟之情，化作对人类情感特别是美好爱情的最好祝福。枯木一枝写槛泉很快就要和弟弟相见了，苏轼是多么兴奋！结束了密州的任期，苏轼经潍州、青州，一路向西，向他的弟弟奔去。也许命运就爱捉弄有才有爱的人。熙宁十年（1077年）正月，苏轼到达济南的时候，苏辙却在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就已罢齐州之职回京述职。信息不畅是多么误事！兄弟俩失去了一次团聚的欢乐，济南山水也失去了一页“双子碰撞”的瑰丽华章。苏轼此次在济南逗留月余。此间，他在亲友的陪同下游览了槛泉（即今之趵突泉），观赏了梅花，还在槛泉亭墙壁上画了一枝寒梅。据《济南金石志》载：“熙宁十年，东坡先生过济南，写枯木一枝于槛泉亭之壁。”可惜手迹未能传承至今。济南春好雪初晴，该是轻松快意好时光。尽管初到时有“三子出迎残雪里”三个侄子（苏辙的三子苏迟、苏适、苏元）迎接的喜悦，也有好友李公择（时任齐州知州）同游时“行到龙山马足轻”的轻松自在，但没见到分别近七年的弟弟，加上仕途的艰难，苏轼的心情始终是黯然的。即使有大明湖美丽的风景，依然“天气乍凉人寂寞，光阴须得酒消。”（《浣溪沙·荷花》）面对槛泉的激湍，也曾“诗成独寄我，字字愈头痛。”（《次韵李公择梅花》）或许正是这种浓浓的骨肉愁思，让苏轼觉得“聚散细思都是梦，身名渐觉两非亲”，寻弟不遇的遗憾在他心中打下怏怏不乐的烙印。毕竟这是第一次到济南，亲友相伴，观泉赏梅，寻幽探胜，苏轼渐渐忘却了生活的不快。槛泉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后来所作的诗文中，苏轼曾多次提及。在给李公择的诗中写道：“更忆槛泉亭，插花云髻重”；在《与几道宣义》书札中，苏轼又感言：“每思槛泉之游，宛在目前。”槛泉也是苏辙的最爱，真是兄弟所见略同。苏辙对济南名胜古迹咏吟甚多，也多次吟唱槛泉亭。其自题《槛泉亭》诗曰：“连山带郭走平川，伏涧潜流发涌泉。汹汹秋声明月夜，蓬蓬晓气欲晴天。谁家鹅鸭横波去，日暮牛羊饮道边。滓秽未能妨洁净，孤亭每到一依然。”后来“槛泉亭”倾圮，“观澜亭”横空出世，“趵突泉”沿用至今。明朝天顺五年（1461年）于泉旁重建观赏亭，名为“观澜亭”，亭南水中立碑一通，上刻“趵突泉”3字，为明朝嘉靖年间山东巡抚、都御史胡缵宗书。西侧墙壁嵌碑两通，一曰“观澜”，明嘉靖年间山东左布政使张钦书；一曰“第一泉”，清同治年间历城王钟霖题。这些皆是后话。此次苏轼在济南未能见到分别七年之久的胞弟苏辙，只能“趵突泉边独观澜”，应了弟弟“孤亭每到一依然”之慨。直到熙宁十年二月底，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才得以在澶濮之间（今河南濮阳）久别重逢。苏轼惊呼“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苏辙亦叹“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令人唏嘘。苏轼苏辙虽然没有在济南留下“双星齐辉”的佳话，却让我们看到了兄弟情深的典范。再踏鲁地又十年苏轼在密州从政期间，常忧百姓冷暖，也得百姓拥戴。天降大雪，他便欣喜“今年好风雪，会见麦千堆”；遇到灾情，他又自责“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1076年底，苏轼调离密州，离别时百姓遮道哭泣，依依难舍。转眼再来山东，已是遥遥十年。元丰八年（1085年）六月，苏轼奉旨担任登州（今山东蓬莱）军州事。赴登州途中，苏轼第二次踏上密州的土地。在熟悉的超然台上，苏轼情不自已，写下《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百姓听说后也都来看望，“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那些曾被苏轼救助的弃儿及其养父母，都相继赶往超然台拜谢救命恩人，“当时襁褓皆七尺，而我安得留朱颜”……与密州父老乡亲别后重逢的情景是那样感人，沉寂近十年的超然台再次出现了短暂的欢乐。自从父亲苏洵给自己取名和“车”有关，苏轼的命运，注定是奔波。1085年十月，在登州任上仅仅5天，苏轼又接到了要他进京担任礼部员外郎的任命。于是，他只好匆匆离开登州，赶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在赴京途中，苏轼第二次路过济南。苏轼这次在济南，主要做了两件事。他先到龙山镇（今属章丘）看望了时任龙山监镇的好友宋宝国。这位宋宝国也不一般，是北宋著名诗人宋祁的儿子，颇受王安石器重。当时，宋宝国把王安石所书的一卷《华严经解》给苏轼看，并请苏轼为之作跋。苏轼也不推辞，作了《跋王氏华严经解》一文，收入《苏轼文集》。另外，苏轼还办了一事，就是去长清真相院为父母祈愿。他一改洒脱率性书风，严谨不苟用楷书写下《齐州长清县真相院释迦舍利塔铭并叙》。宋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书迹被刻勒于石，该石刻1965年在全阳塔地宫出土流传于世。泰山之巅，泉城之畔，齐鲁大地的湖山美景让他魂牵梦萦。苏轼两次驻足济南的时间虽短，却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一道悠远的文化底蕴。由于皇命在即，不得不告别了。在济南作短暂停留后，苏轼重又踏上了潜伏着险恶、倾轧、贬谪的漫漫仕途，再也没有回来。本组图片摄于常山苏轼文化长廊。下期敬请关注：夜看金轮出九幽。

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

2018-07-22
追忆东坡平生功业推动东坡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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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寓居惠州的苏东坡，喜见白鹤峰新居落成，举家从嘉祐寺迁入，践行他“长作岭南人”的心愿。惠州官员、父老登门称贺，宾主唱和。然而，不到两个月，苏东坡便前往海南儋州。苏东坡白鹤峰新居后来演变为惠州苏东坡祠。3月5日，926年后的农历二月十四日，在广东省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指导下，惠州市博物馆（惠州苏东坡祠、苏东坡纪念馆）联合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举办“纪念苏东坡迁居惠州白鹤峰926周年”系列活动，以此追忆苏东坡平生功业和人格魅力，推动东坡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日，在白鹤峰惠州苏东坡祠德有邻堂前，惠州市民、四方游客嘉宾相聚，与苏东坡来一场时空交会。在苏东坡迁居惠州白鹤峰926周年之际举办系列活动，既是惠州人纪念苏东坡的历史传统的延续，也表达了惠州人对东坡文化的无比珍视。系列活动分三个环节，首先是文艺表演，惠州市水北小学学生朗诵《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迁居》，东坡艺术团团长曾英杰独唱《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艺术顾问谭跃华京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节目依次上演，集中展示惠州大中小学师生及东坡文化爱好者的艺术水平，表达对苏东坡的追忆，展示影响深远的东坡文化魅力。专题分享会上，惠州市东坡文化协会名誉会长王启鹏分享《苏东坡修建白鹤峰新居研究》，并与观众互动，签名赠书《苏东坡寓惠传》。惠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市东坡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申东城带来《透过迁居看东坡》的分享，从苏东坡的迁居轨迹，诠释其思想嬗变，窥见其人格之光。活动还举行了专题讲座，主讲嘉宾、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李公羽以“传承东坡文化涵养家国情怀”为主题展开讲述，进一步讲好东坡故事、弘扬东坡文化。“与四川眉山三苏祠作为东坡文化的地标一样，惠州苏东坡祠也被历代人奉为‘百代观法’之地。这里不仅是最早建祠祭祀东坡的地方，也是第一处可以明确考证的东坡先生亲自筹建的故居。”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苏东坡在寓居惠州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为民谋福、寄情山水、快意文章，对惠州产生了无法用时间丈量的影响。他用如椽巨笔点化惠州湖山，惠州西湖成为唯一由他命名的西湖；他做了大量有口皆碑的民生实事，留下了敦厚待民的惠民理念；他品鉴并记载了惠州的多种美食，发出了“不辞长作岭南人”的感叹；他的足迹遍布惠州，留下了近20处珍贵苏迹，塑造了惠州独特的人文美景；他在惠创作了587篇诗词文章，离开惠州后，又引发了洋洋大观的颂苏文潮，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历史热度。今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挖掘“东坡寓惠”等特色文化内涵，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工程，焕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推动和弘扬东坡文化，惠州市文化部门高度重视，通过申报文物保护单位、非遗项目，开展学术研究，举办展览，开展活动等，进一步传承和发掘东坡文化，如推动东坡井和东坡朝云传说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级非遗项目，根据东坡寓惠文献打造惠州的“东坡宴”等。“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秉承东坡人文精神，探索更多有效的载体，进一步擦亮惠州的东坡文化名片，让东坡文化传下来、融进来、活起来、火起来，使更多的人因东坡爱上惠州。”

2023-03-17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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