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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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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秋，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满，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骑都尉，权知密州军州事，升任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从杭州赴任密州的路上，他赋词《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密州时属京东东路，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北至潍州，西接沂州，州府治所在诸城。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鲁东南历史文化名城，曾先后为琅琊郡治、城阳郡治、胶州治、高密郡治、密州治所，因境内密水而得名密州。有人说密州贫瘠，实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乃恐龙之乡、舜帝故里、千年古州。当时人口32万，超过齐州、青州、潍州等州府，为京东东路第一大州。苏轼有诗赞曰：“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苏辙也赞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苏轼到任时，恰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等现象，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写到当时景象：“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从中可见对灾民痛苦感同身受的为民情怀。下车伊始，苏轼顾不上鞍马劳顿，随即深入民间，明察暗访，直言上书皇帝、宰相，为民请命。请求朝廷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为了尽快消除蝗灾，苏轼身先士卒，亲自指挥捕蝗救灾，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他访问农夫野老，汲取经验，主张采取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铲除蝗害，并动用官仓之米奖励捕蝗人，以工代赈，开仓赈灾，以激励机制激发百姓灭蝗积极性，取得了灭蝗斗争的胜利。由于连年饥荒，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不少贫困家庭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嗷嗷待哺的婴儿弃之道旁。有一次，苏东坡与通判刘廷式在城墙附近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婴儿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苏轼为官清廉，与民同甘共苦，时常采摘野生枸杞和山菊花食用。他在《后杞菊赋》里自述：“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知州拔野菜与民同苦和救济弃婴爱民如子之事，一时传遍全城。州里的开明乡绅被感动，纷纷拿出粮食救济灾民，使全城度过灾荒。又遇春旱，苏轼亲登常山祈雨。常山位于城南十余里，海拔297米，形似卧虎，附近有龙骨涧，山上有龙神庙，藏龙卧虎，祈雨常灵。据《唐十道四蕃志》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率吏民前往祈雨，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果然感动上苍，当晚得雨，旱情缓解。他兴奋地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常山山神信英烈，捴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经实地考察，苏轼在常山发现水源地。他在《常山雩泉记》中写道：“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成为邞淇河的一个源头。于是，“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政声人去后，古迹越千年，至今泉亭犹在。苏东坡在密州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他和王安石政见不同，就结合实际，对新法持实用主义态度，对老百姓有利的就积极推行，不利的暂缓执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灭蝗赈灾、扶贫济困、兴修水利、缉盗维稳，苏轼无事不尽心竭诚，“勤于吏职”“凡百劳心”“朝衙达午，夕坐过酉”。经精心治理，密州灾情消退，盗贼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民生问题解决后，苏轼又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修筑城池，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荒废楼台修葺一新，请其弟苏辙为楼台命名。苏辙取老子《道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赋名“超然台”。苏轼很喜欢超然物外的老庄观，亲笔题写了“超然台”三个大字，留下了著名的《超然台记》，还请苏辙、李邦直、文与可等文人墨客各写《超然台赋》，使超然台一时名闻遐迩，成为密州八大胜景之首。苏轼性喜自然，足迹踏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晏驾山、潍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篇，盛赞“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也”。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登临琅琊台，发现秦始皇东巡琅琊留下的李斯刻石，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损毁严重，乃请著名篆书家文勋根据残石拓片临摹刻石于超然台上，并亲撰《书琅琊篆后》跋文于其后，使这一国宝得到了传承和保护。熙宁九年（1076年）冬，苏轼调任河中知府。除夕，在离任密州的路途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苏轼恋恋不舍地写下了“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不顾大雪封路，依然心系密州百姓。苏轼在密州两年，不仅政绩卓著，文学创作更是成绩斐然，留下不少传世名篇。密州地处鲁东南沿海，山川秀丽，民风豪爽，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126首诗，18首词，文赋59篇，共计203篇，平均3天即有一篇新作问世。苏轼为旷世奇才，博通经史，才华横溢，22岁与其弟苏辙同榜进士。他少年得志，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八州知州，先后升迁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和吏部、兵部、礼部尚书，颇有政绩。且多才多艺，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成就，成为千古词圣和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位列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子。相比诗文而言，苏轼作词较晚，其处女词是作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华清引·感旧》，直到熙宁二年（1069年）才有第二首词问世，至熙宁七年（1074年）词作渐增，于密州期间达到高峰。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词中，《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均作于密州，并称“密州三曲”。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夜，孤馆灯青，夜有所梦，苏轼与离别十年的爱妻王弗梦中相会。王弗出身进士门第，聪明贤惠，知书达理，16岁嫁给苏轼，郎才女貌，伉俪情深，年仅27岁英年早逝。梦醒之后，苏轼思念万分，泪如雨下，挥笔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该词字字伤感，句句深情，戳人泪点，令人泪奔，真切反映了苏轼对亡妻的一往情深，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熙宁八年（1075年）秋，密州大旱，苏轼率随从到常山祈雨，归途射猎习武于黄茅冈。周围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助威，一时人声鼎沸，马嘶犬吠，斩获颇丰。激情澎湃的苏轼，即兴吟诵出惊世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该词豪气冲天，气象恢弘，一改宋词偎红倚翠、儿女情长，赋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豪迈之气，一扫传统缠绵绮靡之风，慷慨激昂，充满阳刚之美。苏轼自豪地对朋友说：“近却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该词不但是苏轼词作上的重大突破，也是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创作开拓了崭新道路，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代词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所在密州离苏辙任职的齐州并不算太远，但因公务繁忙亲兄弟一直未能相见。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苏轼在超然台上，欢饮达旦，想起已经七年没有见面的苏辙，思绪万千，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该词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开创了词史清旷词风，把有唐以来词的艺术美发展到极致，是李白之后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最美中秋词，成为千古绝唱。宋人《苕溪渔隐丛话》评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萌芽于南朝，原为“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初称“曲子词”，是配合乐曲词牌演唱的歌词，至晚唐、五代，一直被视为“小道”而不能登大雅之堂。苏轼在密州的创作，首开宋词豪迈之风，创新了宋词的形式，突破了宋词的风格，将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跃升为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抒情文体，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为宋词的发展和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认为，苏轼到密州是遭贬，实际上是升迁重用。宰相韩琦曾向宋英宗荐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自古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苏轼，风华正茂，壮志凌云，豪情满怀，因此成就了其豪放词风。乌台诗案被贬后，苏轼亲身体会到了仕途险恶和世态炎凉，方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俗家弟子东坡居士，词风亦为之一变。苏轼成就于密州，密州也成就了苏轼。来源：大众日报

2023-09-14
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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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仙6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三苏祠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这揭示了三苏家风对三苏父子的影响，也是对新时代共产党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出的明确要求。“三苏家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其核心内容是“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三苏家风”不仅成就了中国的“三苏”，也积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应弘扬“三苏家风”，以“三苏家风”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做新时代家风建设的典范。一、以“读书正业”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学习上进之风在宋代，眉州十户人家九户藏书，家家户户、人人皆以读书为荣。苏洵在《上富丞相书》中写道“窃有志于今世”。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知书达礼，她不仅勉励丈夫苏洵发奋读书，还是苏轼、苏辙的启蒙老师，亲自教授他们诗书，经常给他们讲古今成败治乱的故事，培养他们的品德、情操和气节。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写道：“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为非，虽薄刑小罪，终身有不敢犯者”。在母亲的教育下，苏轼10岁时就立志把汉代与贪官污吏作斗争而牺牲的范滂作为自己的榜样，发出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少年壮语，写下了“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的青春豪言。苏洵27岁发奋读书，十多年后名扬京师，晚年也凭荐举踏入仕途。苏轼苏辙兄弟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双双高中进士，故而入朝做官。为官后，三苏父子“以民为本”，主张德治仁政的施政理念，一心一意为国家谋安宁、为百姓谋福祉，尽管历经坎坷，仍初心不改。古人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做到学以增智、学以立德、学以强能、学以致用。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过了光辉的100年，也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新时代共产党人须涵养学习上进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并付诸实践，把读书学习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日积月累，内化于心，逐渐积淀，提升能力，积累经验，形成智慧。在传承良好家风中，争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和不断学习的表率。二、以“孝慈仁爱”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爱党爱民之风孝慈仁爱，是苏家最典型的家风。欧阳修在《苏洵墓志铭》中评价苏洵，“君善与人交，急人患难，死则恤养其孤，乡人多德之”“纯明笃实之君子也”。苏洵对族人进行孝悌教育，使苏轼苏辙亲身感悟善待他人之举；以身示范，以培养兄弟二人君子的浩然之气。苏轼在《异鹊并序》说苏洵“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嘉祐二年（1057），母亲病逝，刚刚进士及第的苏轼兄弟，即刻返回眉山，为母亲守孝；治平三年（1066），苏洵病逝于京师，苏轼苏辙又立即辞去官职，将其灵柩运送回眉山，为父亲守孝。苏轼一生几经大起大落，从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权重一时，到三次遭受贬谪困顿潦倒，一生仍豁达而通透，始终胸怀家国天下、坚守“立天下之大节”。在密州拿出库粮收养弃儿，在杭州整治西湖、捐钱设免费病坊，在扬州废除生事扰民的“万花会”，在定州惩治贪污吏胥和骄横军将。谪居惠州时生活已十分困难，他把皇帝赏赐的犀带捐出来修桥筑堤，还动员苏辙家史夫人把进宫朝见时所得赏赐的黄金也“助施”出来。在他晚年所作的诗中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是他被贬蛮荒之地的写照，更是自己一生政治生涯的精准概括。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在过去的一百年激荡的历史中，始终以人民为中心，形成了爱党爱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爱党爱民之风，就是要在家风建设中，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积极传播中华传统美德，让“孝慈仁爱”的家风代代相传。三、以“非义不取”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坚守正道之风苏轼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中回忆，说是在苏家故宅，两个丫鬟无意间从地里挖出一个瓮，瓮里可能装有金银珠宝，迫不及待想打开看看。而程夫人却命人用土重新埋好，并把土夯得严严实实，告诉大家那东西是前人埋下的，不属于苏家的东西，谁也不准去挖取。她用此事教育启发苏轼兄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这是做人的准则。后来，苏轼在《赤壁赋》中也说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意思是只要不是属于我的东西，哪怕就是一丝一毫也不会去拿。苏轼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当年御史知杂事谢景温，曾诬奏苏轼在父病故后扶丧返川时，在舟中贩运私盐谋利，后经朝廷派人查无实据，还其清白。“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这是人们难以回避的名利问题。新时代的共产党人从政不应为利所困，而是在施政中以人格力量凝聚民心、造福一方。在家风建设中弘扬真善美、抑制假恶丑，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家人和孩子，引导他们培育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始终牢记一个“正”字，不断涵养正气，教育督促亲属子女坚守正道，让孩子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四、以“为政清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廉洁奉公之风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认为：“事有六者，本归一焉。各以廉而为首，盖尚德以求全。”“乃知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举其要兮，廉一贯之。”他的这番话告诉我们：为官从政，要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廉洁不保，再大的功劳也毁于一旦。他在《东坡易传》中说：“君子之顺也，岂有他哉，循理无私而已。”苏轼因为清廉自持，在出任密州太守时，困顿到了想吃顿饱饭都拿不出钱来，只好吃菊花充饥。被贬黄州时，一度过着“向人乞米何曾得”的日子。在杭州任职时，发现当地老百姓看病困难，便自己拿出了五十两黄金，还筹集了一些资金，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公立医院，取名为安乐坊，为杭州民众防病治病，至今被传为佳话。他从政为官40年，以民为本，始终坚守为政以廉为首的崇高人格魅力和人格文化精神，一直受到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推崇和普通百姓的爱戴。廉洁从政、秉公用权，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第八条明确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要“廉洁齐家，自觉带头树立良好家风”。新时代的共产党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忠诚、干净和担当、廉洁齐家，要求子女不得在其工作的领域从事经商活动，不允许任何人打其旗号谋私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在查处的案件中，反映出了在家庭家教家风方面的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新时代共产党人应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弘扬三苏家风，自觉培养高尚道德情操，保持秉公用权、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担当起国家强盛、民族复兴历史重任，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王涛仙

2022-07-01
谁似我醉扬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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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是宦海沉浮的一生，是诗酒风流的一生，是清廉高洁的一生，也是与扬州情缘笃厚的一生。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江城子》：“……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华干林我亦化身东海去苏轼在他朝思暮想的常州府属西南部的阳羡山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还时常走出山中，往返于真州（仪征）、润州之间走亲访友；与老友、扬州人杜介同游金山；与江天寺住持佛印谈禅论道。然而，这种超然物外，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几天，苏轼便嗅到朝中风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要员们，时常惦记着苏轼。司马光向皇上进言道：“苏轼兄弟等，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望朝廷各随器能，临时任使。”果然，六月底，朝廷便下诏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蓬莱）军事州。”本以为今生今世就过着“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田”的生活而老死于阳羡了，没想到朝廷又要启用他。于是，苏轼身不由己地再一次被卷进那令他生畏的宦海中。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苏轼从阳羡启程北上，前往登州，八月中旬到达扬州。苏轼去石塔寺拜访了择老。择老，此前为竹西寺住持，此时移住石塔寺。苏轼专程拜访，并留诗《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在扬州逗留数日，继续北行，至邵伯暂住。邵伯古镇，乃东晋谢安所建邵伯埭，其地有古迹名斗野亭，是一座以天文星宿命名的古亭，建于北宋，宋代文人曾多聚于此，诗文雅集，一时之盛。最早在斗野亭题诗的北宋文人是高邮人孙觉。孙觉是苏轼的老朋友，见故人诗作，苏轼兴而和之。其诗中有“吾生七往来，送老海上城”之句，清楚地表明了这是苏轼第七次往来于江淮之间，也是他第七次经过扬州。自苏轼和孙觉诗之后，北宋黄庭坚、秦观、张耒、苏辙、张舜民等亦相继题诗唱和。千百年来，邵伯斗野亭一直浸润在宋代七贤的诗意墨香中。还来一醉西湖雨虽然经过“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已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那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依然在苏轼的血脉贲张着。到任登州才五天，又接到新的任命，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元丰八年（1085）底，苏轼赴京就任礼部郎中，此后，又连续升任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位居正三品的翰林学士知制诰并兼任帝师。苏轼被重新启用后，官阶快速提升，本来就引起了同僚们的嫉妒，加上朝中党派纷争严重，而苏轼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在党争的漩涡中进退维谷。为了回避矛盾，苏轼仍然请求外放任职。在他一再要求下，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苏轼五月启程赴杭，六月十二日到达扬州，这是苏轼第八次经过扬州。但因与时任润州知州的著名书画家米芾有约，故苏轼此次经过扬州行色匆匆。七月三日，到达杭州。蓦然回首，离杭州通判任已经过去了十五年。珠帘十里卷香风苏轼甫一到任，就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因为是第二次任职杭州，工作上熟马旧路。他带领杭州人民抗灾救灾、疏浚西湖、防病抗疫；他热爱百姓，体恤民情、提携后学；他处置诉讼、秉公执法、同情弱者；他热爱自然、讴歌山水、访僧问道……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任期已满。元祐六年（1091）二月，朝廷下诏，招苏轼还朝。尽管他十分不情愿，多次向皇上请求继续外放，但却未得恩准。苏轼只好将家眷留在杭州，只身赶赴京城。四月四日夜，苏轼从润州过江来到扬州，这是苏轼第九次经过扬州。扬州知州王存设酒相待，此时的苏轼，人虽然离开了杭州，但心仍在江南。且看他到达扬州后写的这首《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这次朝廷招苏轼回朝的职务是翰林学士。苏轼忌惮于朝廷党争激烈，又因为此时他弟弟苏辙已担任宰相，为了避免树大招风，从接到诏令起，他就反复向朝廷申请辞免。到了扬州，他继续向朝廷提出请辞，上书了《辞免翰林学士第二状》：右臣近者奏乞辞免翰林学士知制诰恩命，伏蒙降诏不允者。天地之恩，义无所谢；父母之训，理不可违。而臣至愚，尚守所见。再倾微恳，不避重诛。非独以学问荒唐，文词鄙浅，已试无效，如前所陈。实以劳旧尚多，必有积薪之诮；兄弟并进，岂无连茹之嫌。诚不自安，非敢矫饰。伏望圣慈亮其悃愊，特许追还。庶免人言，俾得自效。所有告命，臣不敢祗受。谨录奏闻。这次苏轼经过扬州时，有一种疾病正在流行，苏轼与王存商讨并实施控制疾病的方法。扬州百姓听说苏轼到了扬州，十分兴奋，争相一睹他的风采。由于苏轼的请辞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在扬州稍事停留，便继续北上。谁似我醉扬州苏轼怀着十分忐忑的心情回到朝中，但正如他所担心的一样，到任没几天，朝中针对苏轼的风波又起，而且这次风波与扬州有关。苏轼在元丰八年第六次经过扬州时，曾在竹西寺作有《归宜兴，题扬州竹西寺三首》绝句。其中有一首是：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本是当时苏轼听了老百姓对新皇帝哲宗的赞扬，而抒发内心情怀诗句，但是，以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为首的苏轼政敌们，企图再制造一次“乌台诗案”，他们无中生有地说，苏轼这首诗中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当时神宗皇帝去世幸灾乐祸。苏轼感到，朝中环境太险恶，再度坚决要求外放。在他一再坚持下，朝廷同意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在颍州任上才半年，元祐七年（1092）初，又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事州。苏轼知扬州期间，忠于职守，执政为民。除了本文开头所述呼吁减免人民群众的“积欠”之外，还有两件事史书有载。一是为漕运船工分忧解难。由于长江与大运河在扬州交汇，自隋唐以来，扬州便是官府控制的漕运集散中心，原本相关从业人员甚多。苏轼到任后却发现，漕船数量减少，漕运事业受到严重影响。于是他深入船工中间了解情况，发现根本问题是由于当时漕运管理制度死板，漕船员工收入甚微，生存艰难，很多人不愿意从事漕运。于是苏轼向朝廷提出了《论纲梢欠折厉害状》奏议，建议允许漕船员工在完成政府漕运任务的同时，可以私自代运一些其他物品，以提高他们的收入。这项奏议也得到朝廷批准，漕船员工无不称赞苏轼是体察民情的好官员。二是罢除万花会。苏轼本是风流浪漫之人，棋琴书画、诗酒花茶，文人雅士之好者，他无不精通，而且均为神州五千年来天花板式的存在。但他到扬州任上之后，却干过一件“煞风景”的事。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扬州作为当时东南中心城市，有很多全国性的活动在此举行。比如“万花会”，这是苏轼的前任们在此举办并延续了多年一项以花事为主的节庆活动。苏轼春天到任，扬州城上上下下正在全力筹备一年一度的“万花会”。但是苏轼通过走访发现，万花会只注重文化搭台，毫无经济唱戏之意。更由于万花会搞得太隆重，太繁琐，劳民伤财，民众怨声载道。于是苏轼果断做出决定，罢除万花会。苏轼的做法当时有人不理解，但他在给好友王巩的书信中说出他的心声：“花会乃扬州大害，已罢之矣。虽杀风景，免造业也”。虽然苏轼罢了万花会，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位人文素养丰沛、艺术情趣盎然的人。在扬州，公务之余，他交名流，访古迹。与晁补之等文人墨客“曾共广陵花下醉”，诗酒人生，风雅卓然。苏轼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最有价值的是在此开始了他的《和陶诗》的创作。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星，苏轼也曾有过自己的偶像，这就是陶渊明和白居易。年轻时代，他的诗追慕白居易现实主义风格和人民性情怀。“乌台诗案”之后，经历了宦海几度沉浮，再加之人生已经进入中晚年时期，陶渊明的那份出世逍遥、恬淡自在的诗风，深得苏东坡钟爱。在扬州任上，他有计划地开始了和陶渊明诗的主题系列创作，简称“和陶诗”。苏轼“和陶诗”总共134首，从扬州到惠州、儋州，一发不可收地写下如此数量繁多的类型作品。最早的20首，就是在扬州完成的，余皆作于岭海之间。也就是说，苏轼的“和陶诗系列”起笔于扬州！后人一直低估了苏轼“和陶诗系列”的重要价值。甚至很少有人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作过2700余首诗作的中国文学大师，在他的余生，为什么如此乐此不疲地、以一种近乎模仿的姿态追和陶渊明的诗歌，从韵律形式到心性神思上努力接近陶渊明？其实答案十分清楚，这就是说，苏轼在扬州任上，是他人生观的又一次重要转变时期。如果说“乌台诗案”将苏轼变成了苏东坡；那么，扬州任上“和陶诗”系列的写作计划启动，则标志着由“看破红尘”的苏东坡，向“天人合一”的苏东坡转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重要的思想转变，才使得后来苏轼在面对人生再度遭受厄运时，能做到从容不迫，应付裕如。在扬州工作期间，苏轼有感于恩师欧阳修对他的提携，还在欧阳修当年所筑平山堂后面建了谷林堂，并赋诗纪念。“谷林堂”堂名就取自苏轼诗句“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苏轼的一生，是宦海沉浮的一生，是诗酒风流的一生，是清廉高洁的一生，也是与扬州情缘笃厚的一生。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完）

2022-11-14
在历史的回望中群星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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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吴雅婷吴亦铮/文党的十八大以来，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实施以来，分两批共选出了20位历史名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印记，其中大多与成都有着深深浅浅的缘分。近年来成都对他们的故事进行了活化表达，用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挖掘他们的当代价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今日，《逐梦十年·我们的“两创”故事》系列报道重点关注小说《汤汤水命》、舞剧《杜甫》、川剧《落下闳》等文艺作品的创作实践，听创作者讲述他们如何通过创新创造，让这些“熟悉的陌生人”走进今天我们的生活。诗意李冰的虚构与真实提要：成都作家魏平以小说塑造李冰，填补史料空白缺憾2000年前的李冰修建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让水患丛生的成都平原变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从此“李冰”这个名字就镌刻在了成都平原之上，让一代代后世的人享受着他的遗泽。可惜的是，属于李冰的记载实在太少，翻尽史料也仅有寥寥数人、寥寥数言，这让李冰成了一位“最熟悉的陌生人”。纵观史料，只有司马迁、扬雄、应劭、常璩、杜光庭等几位汉唐时期的史学家寥寥数言比较具有可信度，到了明清，包括近现代史学家的记载，也都存在着争议，甚至于李冰到底叫不叫李冰都有存疑，再加上生卒年未知、出生地不详、长什么样、性格如何也无记载，除了治水以外的生平全是一片空白。如何刻画李冰的形象，挖掘他身后的价值，让他的精神再次闪耀光芒，让李冰其人再次走进21世纪人们的心中？这些成为摆在文学创作者面前的难题。为此，李冰的家乡人——作家魏平（凸凹）以李冰的事迹为主线，将非虚构与小说有机结合，塑造了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李冰，填补了诸多史料空白下的缺憾。“田野考察一般在非虚构写作时应用较多，但为了还原真实的李冰，我在《汤汤水命》中也做了大量田野考察，力图让虚构向真实步步紧逼。”回忆起创作过程，魏平显得有些唏嘘。为了让李冰的形象在文字中鲜活起来，让“传说”走出文字的冰冷，魏平在写作中充分发扬了“工匠精神”，整整两个月时间，将秦灭巴蜀到两汉这数百年历史的资料翻了个遍，对细节把握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他把与李冰可能存在交集的人物、事件统统摘录下来备用，然后再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设计组合，再通过合理的想象和虚构，终于构建起了《汤汤水命》的框架。框架有了就要填补血肉。魏平通过人物关系的交织、矛盾的设置以及历史事件的发展，合理地构建起了李冰的平生岁月。对这本书展现的核心内容，魏平解读说：“人们关心的问题在书中都有相对合理的解答，比如，李冰出生在哪里，死在哪里？他治水的本事是在哪里学得的？凭什么当上的蜀郡守？修都江堰这么大的水利工程，钱从哪里来？技术难题如何攻克？蜀郡守李冰除了治水外，还做了些其他什么事？”回答了这些问题，李冰其人就有故事、有个性，经历波折坎坷，足以打动人心，李冰这个名字不再显得虚幻和遥远，而是实实在在就在读者眼前。除了刻画李冰其人，魏平也在书中传递蜀地先贤身上那种恭谦有礼、坚韧不拔、精益求精的精神，与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契合，给人以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汤汤水命》完成后，魏平意犹未尽。对他而言，仅以一本小说表达对李冰的敬意，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再次提笔，完成了四千行长诗《水房子》，以诗人的独特视角、诗词的悠长意境，再度向李冰致敬。《水房子》完成后，魏平透露他接下来要为李冰再创作一本散文集，这样，以小说、诗歌、散文三种主流文学创作形成矩阵，让李冰摆脱“熟悉的陌生人”的尴尬，全方位地深入人心。川剧演川人川腔扬川韵提要：成都市川剧研究院打造川剧史上首部科学家题材的作品《落下闳》对中国人来说，或许你在生活中不经常使用农历，但一定会过春节，而春节的起源，来自西汉时的四川科学家——落下闳。汉武帝时落下闳创建了《太初历》，确定了“以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历法制度，至今沿用了2000多年。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人并不认识这位“春节老人”，落下闳不仅姓氏“落下”冷僻而陌生，其生平事迹也是鲜为人知。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出品的新编历史川剧《落下闳》，作为川剧有史以来第一部科学家题材的作品，取得良好的社会反响，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春节老人”落下闳，日前还登陆央视戏曲频道，以多机位近距离的方式，展现川剧艺术的魅力，备受戏迷好评。落下闳确实是一位隐者，创建太初历后他就辞官归隐，从此音讯全无，以至于史册中只留下了“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武帝征待诏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拜侍中不受也”寥寥数语。对这样一位“隐者”，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如何让他在舞台上鲜活再现？这成为扮演落下闳的川剧艺术家蔡少波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创作之初，蔡少波感到最棘手的就是资料极度匮乏，虽然落下闳的成就遗泽至今，可创作剧本时不可能从成就反推出如何取得成就的过程，这样的话，人物塑造不丰满，剧情设置无起伏，情感也无法引起共鸣。于是在2016年，蔡少波和吴泽地一起来到落下闳的家乡阆中，现场走访了很多与落下闳有关的地方，对他的生长环境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之后创作团队又请教相关学者，收集到更详细的资料才开始创作。为了让舞台上的落下闳有血有肉，蔡少波和创作团队巧妙地在剧本中加入了矛盾冲突。蔡少波举例说：“‘落下’这个姓氏，今天已经找不到了，传承的断绝会不会和落下闳无后有关呢？所以我们设置了一个爱情悲剧，落下闳的妻子腊月因难产而死，最后还设置了一个落下闳与想象中的儿子对话的情节，以此丰富情感主线。此外，落下闳创建《太初历》是否一帆风顺？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当时不仅有人反对改历，而且一同改历的还有其他17家，如能入选，则意味着功成名就。为了功成名就，背后有些什么龌龊和陷害？我们在这里也进行了反派的设置，来加强矛盾的冲突、情感的碰撞……”《落下闳》川剧剧本从初稿到定稿，修改了20多版，“既要让观众看得进去，看得开心，同时也要让人们了解、接受我们演绎的落下闳。”为此，蔡少波和创作团队挖空心思，强化了对他科学家身份的表达。对于科学非必须部分，尽量用有趣易懂的语言来增加趣味性，对一些必要的科学术语，则用字幕来表示。最典型的例子是《落下闳》演出舞台上安排了四位演员来演计算用的工具——“算筹”，并加入了与主角的互动，在体现科学家身份的同时，又增加了趣味性。对于川剧《落下闳》的创作，蔡少波认为，如何用时代的语言来演绎优秀文化是文艺创作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也是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们的审美也在不断更新，因此创作时要打破以往的固有思维，加入时代的亮色，这样的创作才能让优秀的历史文化和年轻一代产生连接。“顶流”苏东坡打开文旅新链接提要：观众在成都文殊坊看完演出，可乘直通车游三苏祠2022年9月10日起，话剧《苏东坡》文旅驻场版每周六在成都市文殊坊二期妙剧场驻场演出。据悉，演出结束后，观众可直接搭乘成都至眉山三苏祠的直通车，进一步沉浸式体验东坡文化。《苏东坡》重点讲述苏轼从44岁到64岁逝世期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展现苏轼乐观豁达的精神，以及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非凡成就。由文殊坊直达三苏祠的成眉文旅景区直通车随之开通，观众观看完表演后，可就地乘车前往三苏祠游览，进一步感受“苏东坡”这一历史文脉资源IP的魅力。这一模式为游客提供了一种文化旅游新体验、新选择，也是舞台艺术作品和文旅消费市场打开链接的一次尝试。话剧《苏东坡》主创团队负责人之一邓滢说起内容上的创新，是以苏东坡仕宦生涯展现人物生活、思想、情感，又以具体人物来交代时代环境，可以说是以新的剧本写作方式呈现人物传记，这种方式更有利于塑造为官中的苏东坡、爱情中的苏东坡、写诗的苏东坡、劳动的苏东坡——一个更加全面真实的苏东坡。同时充分利用假定性的诗意戏剧，将贯穿诗人一生的气象和诗意呈现于舞台，创造性地加入川剧的帮腔以及戏曲中串场人角色、加入苏东坡故乡眉山的方言俚语，两者足以彰显出巴蜀地区的人情风味。两个杜甫的隔空对话提要：川妹子周莉亚与搭档韩真导演舞剧《杜甫》大胆创新舞剧《杜甫》是国内首部“诗圣”题材舞剧，通过聚焦杜甫的人生经历，结合其笔下诗歌，展现了杜甫眼中的唐朝，细腻地刻画了杜甫为理想苦苦追寻、为百姓大声疾呼、为人格绝不屈尊的一生，以大写意的手法浓缩了杜甫从宦游、为官到弃官的全过程。这部剧是由川妹子、“80后”编导周莉亚和搭档韩真联袂导演的作品，虎年春晚，她们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成为爆款，此后热度一直持续。而此前的《杜甫》亦荣获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等多项大奖。自2016年首演以来，《杜甫》收获了专家和观众的众多好评。“不能辱没诗人是我们创作的决心和初心。”为此周莉亚与韩真请了7个杜甫研究专家给她们讲课，“创作者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是一种本能。”杜甫的一生跌宕起伏，艰难坎坷的经历打磨出了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如何以舞蹈的方式展现杜甫人生的多面性、多层次？周莉亚与创作团队做出了一次创新。“杜甫一生的坎坷和他心怀天下的情感，是我们最希望呈现的部分，也是最难演的部分，为此我们做了大胆尝试——在舞台上呈现两位杜甫，分别是‘杜甫本甫’和‘另一个杜甫’。”于是，在舞台上“两个杜甫”隔空对话，对比强烈的舞蹈动作，增强了剧情张力，凸显了杜甫内心思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独特的表现方式能让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杜甫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辞官前的自我嘲笑、批判、鄙视，转换到自我的拷问与怜悯，到和解，最后说服自己弃官西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公元759年，杜甫携全家来到成都，在成都居住四年，写下了400多首诗，差不多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成都浸润了杜甫的灵魂，杜甫为成都留下了一个璀璨的诗歌宝库。“舞剧中处处都是杜甫的诗，却并未明显以具体诗歌划分段落。很难说它里面有多少首杜诗，我们只是用了诗词这个线索去铺垫，没有特定用哪个舞段表现哪句诗词，但如果了解唐朝、了解杜甫，就可以找到很多杜诗的影子，比如在某些段落里可以看到《哀江头》，某些段落看到‘三吏’‘三别’。我们希望不是‘演’他的诗，而是窥探他的所思所想。”在中国传统诗歌的历史长河中，杜甫是一座千年屹立不倒的丰碑。一生历经动荡漂泊，面对贫穷、饥饿、病危所唱出的痛歌、哀歌与浩歌，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瑰宝。他用诗歌表达对战争的厌恶与痛恨，亦用诗歌发出对安定生活极度渴望的呐喊。跨越千年的时光，舞剧《杜甫》经杜甫之所历、感杜甫之所叹，以舞立像、以舞传情、以舞吟诗、以舞致敬，用舞蹈“复活”历史文化名人，让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深刻感知诗圣跌宕的一生，回望诗圣笔下的唐朝。“杜甫身上有着中国文人的气节，他的悲悯之心，苦人民之苦，至今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我想这就是这部剧能够成功的原因，也是我们的创作初衷。”周莉亚说。

2022-09-30
唐宋两朝有27位京官迁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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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表/杜卉插图/杜卉统筹策划/陈骁鹏马勇作者/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编者按从隋代驸马柳述开始，地处岭东、古称“循州”“祯州”的惠州就不断迎接来自王朝行政中枢的京官名宦。在他们的推动下，惠州日益崇文重教，从化外之地逐渐变成诗情缭绕的人文名城。这些先贤来惠原因多样：或左迁至此，像唐代有三位宰相寓惠，苏轼左迁惠州两年零七个月，写下诗文近600篇；或转战至此，如文天祥毁家纡难、领兵勤王，为惠州留下正气与丹心；更有本地士人出仕京城后再度返乡，像明代大儒张萱，“草衣木食轻王侯”，在惠州开门收徒、著书立说。“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究竟是怎样的魅力，让他们在惠时文思泉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羊城晚报·惠州文脉》推出《京官名宦与惠州》栏目，梳理古往今来的京官名宦与惠州的关系，本期我们将目光聚焦在唐宋两朝……宋绍圣元年，苏轼谪居惠州，在来惠路上听人介绍惠州风物之美，欣然写下诗句：“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这“香案吏”“玉堂仙”分别是起居舍人、翰林学士的雅号。确实，除了苏轼之外，唐宋年间还有众多京官因各种原因到惠州“插队落户”。从唐宋两朝开始，谪官文学和谪官助学，成为古代惠州文化教育史上的独特景观。刘禹锡、陈尧佐、苏轼、唐庚和陈鹏飞等，就是这道景观上空熠熠生辉的“文曲星”。他们助教兴文，为惠州和中原搭起了一座文化桥梁。谪官南来提升了惠州知名度惠州地处粤东海隅，交通不便，唐宋前常被中原人认为是蛮荒之地。加上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气候又与岭北有很大差别，官员来此多为谪居，往往谈粤色变。当然，也有不少寓惠官员对惠州山川民俗持积极乐观的态度，比如陈尧佐和苏轼。大批朝廷贬官的到来，客观上为儒学在惠州的传播提供了优质师资和示范文本，他们与地方学子交流互动，共同推进文化教育的发展，构成了惠州唐宋时期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将唐宋两代谪居惠州之较著名者简单列举出来，就足有27位。他们或高居朝廷要职，仅宰相就有三位；或出身官宦世家，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不少人与文化界交往密切，或者自身就是全国性的文化名人。他们以特殊的身份和原因走进惠州，引起了仕宦阶层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惠州的名声也因此逐步走向全国，吸引了中原士人的视线，成为他们了解和描述的对象。自京官谪居惠州，唐人作品中关于惠州的记述日渐增多。据粗略统计，《全唐诗》中提及循州（即今惠州）的有6首，提及博罗的有5首，提及罗浮的则有60多首，这是惠州知名度不断提升的一个明显标志。岭东山姜花传递情谊至京城著名文学家刘禹锡，诗集中有多首与官谪惠州的人事有关，《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遗山姜花以诗答之》即是其中的一首。崔元受曾任行营粮草督办，唐元和年间因事贬为博罗尉，赦还时带了一些土产山姜花回长安分赠亲朋。刘禹锡收到礼物写诗答谢，开头便是：“故人博罗尉，遗我山姜花。采自碧海上，来自谪仙家。”因有了这首诗，山姜花得以“传名入帝里”。后来，广州司马刘恂在《岭南录异》中对山姜花作了专门介绍，人们因此认识山姜花，也因此花更了解博罗。苏轼在惠州写信感谢博罗县令林抃馈赠杨梅时，就特别抄上刘禹锡这首诗，说：“闻山姜花欲出，录梦得诗去，庶致此馈也。”苏轼对山姜花有如此兴趣，无疑也是受唐人作品影响。此外，刘禹锡的《罗浮山夜半见日》诗亦为墨客骚人津津乐道，及至宋代，“罗浮见日”已成典故常被诗人文士引用。裴夷直、施肩吾、李群玉、曹松、殷尧藩、卢纶等唐代诗人，在各自的作品中描述古循州“地说炎蒸极”“瘴雨出虹蝀”“犀象满城邑”的生态环境以及“越女收龙眼，蛮儿拾象牙”的地方风俗。刘恂《岭表录异》还记录了古循州“野象牙小而红”“循人争食象鼻”及用枹木作油画履等风物。唐人的这类作品，文字优美，形象生动，起到了向外界宣传惠州的作用。柳宗元苏轼同书罗浮仙境历代寓惠者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为巨大深远的当数苏轼，他谪居惠州940天，写下各类作品近600首（篇），内容涵盖政治经济、人文风物等，在当时已盛传于海内外。其中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更成了岭南风物千古不易的广告词。很少人知道，苏轼与唐代诗人柳宗元在不同时空里“共同”描绘过罗浮仙境。柳宗元所撰《龙城录》记述了一则隋代赵师雄游罗浮在梦中与梅花仙女相遇的美丽故事。苏轼初到惠州时也曾写下几首咏梅诗，诗中有道：“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横昏。”又说：“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有论者指出，苏轼这是暗用了赵师雄“罗浮梦梅”的典故；也有人认为，这是宋人假托柳宗元之名而作，专门为苏轼这几首著名的咏梅诗提供浪漫奇幻的故事背景。无论如何，自苏轼之后，“罗浮梦梅”的典故便频频出现在我国的诗词文赋中，罗浮山也因此有了广植梅花的“梅花村”，凡游罗浮的文人骚客，大多会前往探胜寻幽，抚今怀古。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山语》中介绍：“梅花村……人多以艺梅为生，牛羊之所践踏皆梅也。冬春之际，以落梅醅酒，于村南麻姑酒田卖之。一茅茨有碑曰：‘师雄梦处’。”可见，直至清代，罗浮梅花村在扑朔迷离中充满着诗情缭绕的人文气息，为游客所向往。宋代宰相言必称惠州山水在宋代谪官中，积极向外界宣传惠州的，陈尧佐是较早的一位。北宋咸平二年（999年），陈尧佐以太常丞典祯州（今惠州）。他酷爱惠州溪山胜景，于府署东侧临江处筑野吏亭并一再题诗；又“召画工，相与立山之阳，审望详视，作罗浮图”。后来他入宰朝廷，与宾客论天下奇胜必称惠州山水。另一位北宋诗人唐庚谪居惠州近五年，所作诗文300余篇，“曲尽南州景物，略无迁谪悲酸之态”。写风景如“水裁偏岸直，云截乱山平”，“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写市况如“道路鱼盐去，樵苏竹木还”；写人情如“蟹黄嗔止酒，鸡白劝加餐”；写风物如“笋蕨春生箸，鱼虾海入盘”，“竹根收白叠，树杪得黄封”；写节俗如“残梅诗兴晚，细草梦魂春。挑菜年年俗，飘蓬处处身”等等，皆隽永有味，像一幅工笔彩绘的长卷图画，形象细微地展示了北宋年间惠州古城的风土民情。除了诗词歌赋，还有谪官为惠州出版集子。南宋崇政殿说书陈鹏飞，因忤逆奸相秦桧于绍兴年间贬逐惠州。他在归善县城铁炉湖居住直至病逝，著有《罗浮集》十卷及《书传》《诗传》等经术著作。南宋嘉定年间太学正王胄被劾判惠州，他在此编纂了《罗浮图志》一书，“一草一木、一禽一虫之有异于人间者，靡不详访而备录之……”此外，北宋诗人彭汝砺、刘贡父，抗金名将李纲，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和刘克庄、词人白玉蟾、也先后踏足惠州，写下不少好作品。

徐志达、吴定球、何志成

2020-06-05
千载清风：湖州竹派的源与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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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苇文同之所以能创造出高超的墨竹艺术，是与平常对竹的细心观察分不开的。文同对竹，达到一种痴迷的境地。苏辙在《墨竹赋》中记述他通过细致观察而领悟到：“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胸有成竹”与“身与竹化”文同的墨竹艺术在历经岁月的磨练中达到极致，吴镇曾说：“独文湖州挺天纵之才，比生知之圣，笔如神助，妙合天成，驰骋于法度之中，逍遥于尘垢之外，从心所欲，不蹄准绳。”又说：“古今墨竹虽多，而超凡入圣、脱去工匠气者，惟文湖州一人而已。”“胸有成竹”一词出自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晃补之在《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亦云：“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这里所说的“胸有成竹”就是要整体地把握表现对象，生命是整体的，能把握到竹的整体，才能把握到竹的生命。这种把握不是分解性的认知，而是反映在精神上的统一性的观照，这在道家叫做“玄览”。由这种观照所得到的竹的形象不是很确定，比较模糊，所以必须“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庄子所说的“运斤成风”“解衣盘礴”，正是这种艺术创造的情形。文通苏轼在墨竹的艺术实践中，体认到了中国文化的精微之处，并确切地阐述了自己体悟与认识，深化了湖州竹派与传统思想的联系，提高了湖州竹派的文化品质。文同之所以能创造出高超的墨竹艺术，是与平常对竹的细心观察分不开的。文同对竹，达到一种痴迷的境地。苏辙在《墨竹赋》中记述他通过细致观察而领悟到：“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遂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苏轼在《墨君堂记》中也说：“与可之于君，可谓得其情而尽其性也。”但心中之竹不是手中之竹，当内在的理想君子外化成高超墨竹艺术时，还得有心手相应的本领。这需要长期的锻炼、需要领悟、也需要天赋。苏辙在《墨竹赋》中还有一段记述文同画竹的情形：“始也余见竹而悦之，今也悦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笔之在手与纸之在一前，勃然而兴，而修竹森然。”当审美的主体和客体达到和谐对应时，产生了物我两忘的契机，进而产生了“身与竹化”的境界。苏轼在《书晃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之一云：“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著名学者徐复观从庄子“物化”思想来论述苏轼的“身与竹化”。他说：“因为是虚静之心，竹乃能进入于心中，主客一体。此时不仅是竹拟人化了，人也拟竹化了；此即《庄子·齐物论》中的所谓‘物化’。”也有学者认为，苏轼在这里所阐述的“身与竹化”与佛教中禅定的“思专致一”比，有着更为相似的一面。身与竹化的一个明显特征是画家摆脱外在的束缚，集中思想，专心致志，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之中，这方面与禅定对主体的“思专致一”的要求很相似。这两种说法都表明了中国传统的释道思想给湖州竹派带来了一种创作时的精神状态，这也是中国文化精神在湖州竹派中的具体体现。苏轼说文同画竹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此时墨竹创作因技以进于道，并化解技以浑然合于道，把“不学之过”的领悟推进到道家的美感关照，墨竹技术才能反复锤炼至炉火纯青的地步，在专一心神的审美趣味中体味到道的真谛，才能创造出自成一家的清新风格。文同画迹传世稀少，宋宣和内府只收藏了11幅他的作品。到了元代，汤垕在《古今画鉴》中曾言：“文与可竹，真者甚少，平生只见五本，伪者三十本。”目前传为文同的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墨竹图》绢本、《墨竹图》纸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墨竹图》绢本；广州市美术馆收藏的一件题款为文同的《墨竹图》；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墨竹图》绢本，清末收藏家将此卷与苏轼、柯九思、王佑、钱载、罗聘的画幅合装成《六君子图卷》。海外尚有一些传为文同的墨竹，均不足信。“东波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苏轼从小就生活在“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环境里，且四川墨竹绘画从唐以来就很兴盛，大概苏轼从小就耳濡目染的对墨竹有一种亲近感。擅长画墨竹的文同打开了苏轼涉猎绘画的新视野，加深了苏轼的审美品味，提升了苏轼的艺术理念以及后来墨竹创作，促使苏轼从绘画的欣赏者进而成为参与者。从此，苏轼对墨竹画达到痴迷的境地。文苏两人经常书信往来，作诗唱和，文同有时于画幅留下空白等苏轼题咏，因为只有苏轼最解画中意，“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吴妙处。”“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米莆亦云苏轼的画：“运思清拔，出于文同与可，自谓：‘与文掂一瓣香。’”“吾为墨竹，尽得与可之法。”在苏轼所有的题画文学作品当中，有十五题，十七首诗是为文同的画题写的，数量仅次于题写李公麟画的十六题，十九首，这些题咏显示了苏轼与文同的友谊以及两人对绘画的见解。苏轼后来以墨戏的态度创作墨竹，而且对自己的画艺相当狂傲，自我称许道：“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在文同去世后，又题写了许多关于文同墨竹的诗文，可以想见，他的自信来源于与文同的交往和指导，而文同的墨竹艺术因苏轼的宣扬而为后世人所瞩目。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说：“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者矣……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在苏轼看来，文同的墨竹是符合法度的；而苏轼画竹，一任思绪渲染于笔墨线条，带有很大的游戏成分在内。苏轼曾在李龙眠所画《憩息图》上题诗道：“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时画师今姓李，不妨还作辋川诗。”十分清楚自己与文同墨竹画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文同有高超的墨竹绘画艺术，苏轼提倡的是文人墨竹画。苏轼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不提倡写实的画风，但文同的墨竹作品恰恰有写实的风格，这与宋代的绘画风格还是相近的。但文同的墨竹作品在后世之所以产生深远的影响，绝不仅仅像以前或同时代的墨竹画仅仅止于物象足够的画面效果，而是在物象本身之外所流露出的君子品性寓意和画面以外的想象空间，画家本人的德行与胸襟更使墨竹的意义臻于完美。《宣和画谱》评价文同：“非天资颖异，而胸中有渭川千亩气压十万丈夫，何以止于此哉。”吴镇也赞美文同墨竹：“独文湖州挺天纵之才，比生知之圣，笔如天助，妙合天成，驰骋于法度之中，逍遥于尘垢之外，从心所欲而不逾准绳。”总之，文同墨竹风格是不失于法度，又能在规矩内驰骋纵横，这种墨竹画风对元人的影响很大。文同去世不久，苏轼奉命前往湖州接替文同之职，没多久就遭遇了“乌台诗案”，后又贬谪黄州，仕途坎坷，诗文酿灾，心中抑郁。为了宣泄心中的烦闷，更多地以画抒怀，“吐向君家雪色壁”，这种潇洒为之、即兴而作的墨竹，正如米芾所形容的：“子瞻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皺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更兼酒醉后态意而为，方向不定，笔触纵情奔放，无定法可言。而他的墨竹画法也是自出机抒、别有新意，米芾《画史》记载：“苏轼子瞻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另外，由于“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没有文同高超的绘画技巧，只能以墨戏的态度崇尚写意，不求形似，展现一种纵逸狂放的情思。苏轼作品中饱含水墨，以一种墨戏的态度任意挥洒。黄庭坚在《题东坡水石》云：“东坡墨戏水石活润，与予草书三昧，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汤垕云：“东坡先生，文章翰墨，昭耀千古，复能留心墨戏。作墨竹师文与可，枯木奇石，时出新意。”黄公望《苏东坡竹》云：“一片湘云湿未干，春风吹下玉琅轩。强扶残醉挥吟笔，帘帐萧萧翠雨寒。”苏轼喜用湿笔浓墨、尽情挥洒，更具神韵气魄，也形成了竹叶结构多样化，轮廓不规整，产生纷乱感。和文同“以深墨为面，淡墨为背”的井然有序是不同的。文同运用墨色的浓淡变化来表现竹叶的翻转向背，使得虚实相间，疏密有致，很有层次感，达到了生趣盎然的效果。孙承泽在《庚子销夏记》中云：“东坡悬崖竹一枝倒垂，笔酣墨饱，飞舞跌宕，如其书、如其文，虽派出湖州，而神韵魄力过之矣。”

2021-05-07
登上八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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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光辉一到赣州，原部队报道组的战友就告诉我：到了赣州，一定要登八境台，不上八境台，等于没到赣州。三次到赣州，三次上了八境台。登上八境台，我记住了两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大才子苏东坡；另一个虽然名气不像苏东坡那样大，可他的才华和业绩也是了得。尤其是在赣州，说起他，大家都会伸出大拇指为他点赞。他就是北宋名臣，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瀚，他在虔州（今赣州）任知州期间，行仁取义，务实为民，披肝沥胆，造福一方。修筑了既能抵御洪水，又有利于军事防守，并保存到现在的宋代古城墙。还在章、贡两江交汇处筑造了既能看景又能养心的八境台。八境台原称石楼,始建于北宋,据嘉靖《录州府志》记载，嘉佑年间，“知军孔宗瀚,鉴于江水岁岁环城,故以石筑成，并建楼台于城上。”石楼与章贡台、白鹊楼、皂盖楼、郁孤台、马祖岩、尘外亭、峰山相呼应，合称“虔城八景”。登上此台，八景一览无余，犹如身临其境。在他眼里,八景美如皓月当空,静如菩提明镜。花开有姹紫嫣红,花落有润地无声。他兴奋,遂将见到的景致绘制成图，名为“虔州八境图”。有图没诗，不足以表达其内心世界。孔宗瀚想到了苏轼，便携图亲往拜会。苏轼见图，赞叹不已,思潮涌动,笔下有神,欣然作诗八首并序,题于图上以志。17年后,苏轼贬官岭南,途经虔州,他登上了八境台,见此地着实风光旖旎，妙不可言，深感原诗“未能道其万一”,于是,补作了《八境图后序》。“当年孔南康，八境罗画屏。东坡题妙句，一一传其名。”从此，八境台成了历代文人墨客唱和不绝的诗画台，孔宗瀚所绘的八景与苏轼的《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珠联璧合的这段佳话开创了赣州乃至中国八景文化的先河，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一层、两层、三层，边爬石台，我边在想，八境台与苏轼是不是也是一种缘？苏轼在赣州时间虽短，留下的故事却很多。在这里，他思考着自己雪鸿泥爪的人生，有年少得意，有官场沉浮，还有人生如梦的初醒……一路烟雨凄然的他，到了赣州，让他备感温暖，官绅士子对他特别友好，文朋诗友对他非常敬重，从沧桑历尽到淡然相对，他感叹：官臣沉浮已如明日黄花，友谊至交才能亘古不变。站在八境台的顶层，极目远眺，章、贡两江汇合处的风景尽收眼底，茫茫赣江，水天一色。远处山间田舍烟云缥缈，近处街坊鳞次栉比，让人有时空穿越的感觉。900多年前,是什么样的感悟让苏东坡写出那么精彩的妙句，以致后人无法逾越？离开八境台时，在底层的一隅，传来一年轻女孩的声音:“顶楼有什么好看的？看看手机得啦。”几个年轻人全在那里看手机。我不明白，手机里真能读懂苏东坡诗中的八境台？

罗光辉

2018-04-27
舜作五弦琴　歌咏起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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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舜庙中的舜帝像。古琴关于古琴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三千多年前的《诗经》,而最早的实物琴是在距今约二千五百年,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中发掘出的五弦琴(五弦筑)和十弦琴。五弦琴长度与现代古琴相仿,而十弦琴长度是现代古琴的一半,琴体较高,且琴面不平,无徽位。战国中期和西汉则有比现代古琴短些的七弦琴出土,由此可以推测出几千年来古琴由多形到定形的过程。在中国乐器中,古琴的声音是特别的,不似二胡如泣如诉,却比二胡委婉缠绵,是那种回旋往复的缠绵,有点让人心痛；不如古筝响亮欢快,演奏效果立竿见影,却平和沉稳,有一种往心里去的吟哦；也不像琵琶那么锋芒毕露,大珠小珠落玉盘式的直截了然。古琴是细腻含蓄的,指法不动声色地控制着轻缓急重。这样的声音决定了它不宜作合奏乐器,而适合独奏。能与古琴相和的,惟有箫了,箫的幽怨迷离和琴的古雅通脱糅成林下之风,超脱现实之境,说起来这也正是古琴为传统文人们所偏好的原因。舜作五弦琴,以歌《南风》教化于民《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不得已在西城县设空城计,于城楼之上用“瑶琴三尺胜雄狮”。其所弹奏之乐器就是古琴,诸葛亮能用此乐器赶走司马懿的15万大军似乎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更给古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古琴简称“琴”,被尊为“国乐之父”、“圣人之器”,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也是世界文化中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据《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而孟子所说的诸冯,就位于诸城城北15华里处的潍河西岸。可以推定,在虞舜时代就有了琴,虞舜当是第一个接触弹奏古琴的诸城人。据先秦文献记载,琴是舜帝发明的。历史学家、琴学家经过大量典籍的分析和推论,认为“‘琴’是原始‘工’匠们在虞舜时代的杰作。”虞舜即位于公元前2255年,在位48年,崩于南巡途中的苍梧之野。舜帝一生非常喜爱音乐,尤为擅长弹五弦琴自唱,因一曲《思亲操》而名扬天下,并得到尧帝的赏识,命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为妻。舜继位后无不以天下百姓为念,既勤劳又俭朴,跟老百姓一样劳动,劳作之余弹奏古琴,随着琴音唱起自己新作的《南风》以祈福教化于民: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意思是“和熙的南风呀吹来,可以消除人民愁闷啊。及时的南风呀吹来,可以增长人民的财富。”在舜的精心治理下,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清代琴家徐祺《五知斋琴谱·上古琴注》载:“视琴听音,可以见志观治,知世道之兴衰。故舜弹五弦之歌,歌《南风》之诗,以平天下之心,为太平之乐也。”舜的时代成为儒家理想社会的黄金时代,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德为先,重教化”,也就成为儒家文化精神核心。琴曲《南风》也就是几千年来儒家琴文化的文化标志,备受世人推崇。《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是此曲意义的重要注释。此曲被奉为古琴道典范,恐怕是由于它“德如泉流”、“以平天下之心”、“以古琴道致和平也”的缘故。“和”是中国古代音乐审美意识中最为人崇尚的理想境界,而古琴音乐恰恰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南风》正是“心平德和”的平和之声,对后代的影响堪称泽被万代。密州太守苏轼曾经多次为琴歌填词早在孔子时代,琴就成为文人的必修乐器,人们常说的“琴棋书画”中的“琴”指的就是古琴。在潍坊大地上,也留下了许多琴事的记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女婿公冶长世居诸邑公冶场村(今诸城市近贤村),公冶长于孔子处学成归故里后,与妻子携琴在安丘的城顶山上结庐授徒传艺,琴艺就是主要科目之一。公冶长专心致志传艺,直到老死山中。为了纪念他,后人把他居住的山改为“书院山”,并立公冶祠。在密州(今诸城)当过太守的苏轼,不只是开创了豪放派词风的著名文学家,他在琴学方面的修养也很深。苏轼在《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中,提及熙宁年间安徽庐江文勋来密州看他时,带来了古谱《阳关三叠》,此谱苍凉深远,与诸城古乐府《东武吟》颇有相通之处。苏轼离任时,在写给继任者孔宗翰的《和孔密州五绝》中有“阳关三叠君须秘,除却胶西不解歌”之句。他曾经多次为琴歌填词,仅给琴曲《阳关曲》填的歌词就有三种。俞樾《湖楼笔谈》卷六中说:“东坡集有《阳关曲》三首。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中秋月。”苏轼说:“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苏轼著有《杂书琴事》十三则,其中一则说:“琴非雅声,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皆乃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苏轼指出了琴曲和民间音乐(郑卫之音)的联系,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结予琴曲的影响,是很有见解的。到南宋时,寄居北海的玉清宫道教大师丘处机的古琴演奏最为著名,他还整理了顺和真人马丹阳所创的《马丹阳琴曲》,并将琴艺传给了徒弟尹志平。明代时有潍县拔贡于养盛,其曾任陕西省宜川知县,自幼好琴,常于林中“古调独弹”。在清代,诸城清爱堂刘氏弹喜琴者也不少,刘墉《刘文清公遗集》卷九有《琴意写照》,写自己弹琴,卷十三有《弹琴次七弟韵》,写其堂弟弹琴。卷十六有《仙人抱琴图》:“湘娥愁对九嶷青,却抱朱弦下紫庭。太古遗音谁识得,洛滨弹向玉妃听。”诸城清爱堂刘氏与世德堂王氏、李家、丁家、潍县陈氏是世亲,姻亲稠叠,琴学在几家之间相互交流。诸城刘、王、李、丁诸大族,有丁惟宁、丁耀亢、刘墉等善琴者,潍县也出了陈鸿飞、陈子懿、陈介生、王石经、徐琼林等琴家。

2012-02-12
苏轼与丹阳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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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国清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苏轼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巨匠，他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书、画、散文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成就。苏轼一生与丹阳有着不解之缘，他从1071年11月第一次途经丹阳起，到1101年6月最后一次经过丹阳前往人生终点站常州，30年间先后往来丹阳达17次。其间，他曾舟行丹阳过大年，在丹阳赈灾并留下千古名篇《行香子·丹阳寄述古》。他一生还交往了多位丹阳籍挚友及苏姓宗亲，其中包括丹阳乡贤宰相苏颂与王存，副宰相翟汝文，著名诗人苏坚、苏庠父子，著名画家蔡肇及苏颂之子苏嘉等。他与这些丹阳好友交游往来，留下的诗、词、书信、碑帖和公文多达上百篇。舟行丹阳过大年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奉命来到常州、润州（今镇江）一带赈灾，于除夕夜系舟常州城外，为不惊扰地方官吏，宿于舟中，彻夜守岁的苏轼写有《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熙宁七年（1074年）大年初一一大早，苏轼离开常州进入丹阳境内。一路上，翻越吕城闸，过萧梁河陵口，入云阳驿……大年初一冬日暖阳下的丹阳运河两岸,已露出春天的景象。想到明日是立春，心情好转的苏轼在船上给同事鲁元翰写下了诗作《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堆盘红缕细茵陈，巧与椒花两斗新。竹马异时宁信老，土牛明日莫辞春。西湖弄水犹应早，北寺观灯欲及辰。白发苍颜谁肯记，晓来频嚏为何人。这是一首饶有情趣的诗，前四句描写自己大年初一在丹阳所见之景，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江南早春画卷，极富乡野气息。后四句则是想象杭州的情景，最后两句更展示出苏轼特有的幽默，他先是自嘲已苍颜白发，心想：“恐怕没人肯想起我吧！但是呢，今早起来我忽然打了个喷嚏，是不是鲁兄在想我了？”赈济丹阳留名篇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丹阳过完大年后，前往润州金山送别一路同行的姻亲柳子玉。二月，由润州南下宜兴视察，途中在丹阳赈灾停留。当时丹阳正值梅花似雪的季节，睹物思人，苏轼在这里创作了诗词名篇《行香子·丹阳寄述古》：携手江村，梅雪飘裙。情何限、处处消魂。故人不见，旧曲重闻。向望湖楼，孤山寺，涌金门。寻常行处，题诗千首，绣罗衫、与拂红尘。别来相忆，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这是苏轼酬赠词中的千古佳作,词中“述古”说的是时任杭州知州陈襄（字述古），苏轼的至交诗友，他们都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被排斥而外任地方官。前半段，以追念两人去年同游杭州西湖时的难忘情景开始，最后连用三景，回味无穷。后半段，苏轼先述说自己出差在外的情景，进而表现其思念之情。结尾处“湖中月、江边柳、陇头云”则是与陈襄的友情相约。忆人与忆景融汇为一，诗意盎然，含蓄蕴藉，情深意切，也反映出苏轼的幽默，诙谐和雅趣。往来丹阳十七次从苏轼36岁第一次途经丹阳起，到他66岁去世前最后一次经过丹阳前往人生终点站常州，30年间曾先后往来丹阳达17次。第一次：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36岁的苏轼从汴京赴任杭州通判，乘船沿运河南行。约十一月十八日首次途经丹阳。第二次：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苏轼以转运司檄赴常、润道中赈灾。熙宁七年（1074年）正月初一经过丹阳，写下诗作《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第三次：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由润州前往宜兴视察，途中在丹阳赈灾停留，并作词《行香子·丹阳寄述古》。第四次：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下旬，由宜兴返回润州，途经丹阳。第五次：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下旬，在润州赈灾毕，再过丹阳回杭州。第六次：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苏轼杭州通判任满，过丹阳北上升任密州知州。第七次：元丰二年（1079年）由徐州赴湖州任，四月上旬途经丹阳。第八次：到湖州三个多月后，发生著名的“乌台诗案”，约于八月上旬途经丹阳北上赴诏狱。第九次：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离开黄州赴汝州就任团练副使。后迁常州团练副使。过金陵与王安石晤谈，九月中旬过丹阳赴宜兴。第十次：元丰七年（1084年）十月中旬，离开常州过丹阳北上，十月十九日于扬州拟《乞常州居住表》。第十一次：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神宗卒，五月六日于南都（今商丘）舟行，五月二十一日过丹阳前往常州。第十二次：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下旬，离开常州过丹阳赴登州上任。第十三次：元祐四年（1089年），朝廷党争激烈，苏轼三上奏章，乞越得杭。六月中旬过丹阳南下杭州。第十四次：元祐六年（1091）七月，离开杭州过丹阳，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第十五次：元祐七年（1092年）8月被朝廷召回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赴任前，八月底从扬州南下，过丹阳前往常州会见好友。第十六次：同年九月初，离开常州过丹阳北上赴汴京朝廷任职。第十七次：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结束海南流放生涯，六月十五日，过丹阳至常州。七月二十八日，一代文豪苏轼仙逝。结交丹阳众好友苏轼一生，经历很多患难，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患难之友。这其中，就包括多位丹阳籍的好友，特别是苏轼与丹阳苏氏苏颂、苏嘉、苏坚、苏庠一门三代四个人共结情缘，堪称文坛佳话。苏颂：字子容，北宋中期宰相，天文学家、药物学家，原籍泉州，青少年时落籍丹阳，遂为丹阳人。其子苏京曾任丹阳知县，苏颂退休后被苏京接回丹阳，住在为其专门建造的“寿堂”（又名相公堂）安度晚年。南宋初，苏颂被列为丹阳三位杰出乡贤之一，祭祀在丹阳夫子庙旁的“三贤堂”中。苏颂与苏轼的交往始于嘉祐五年（1060年），两家同住汴京西岗，他们认同宗，叙家谱，开始了亲情往来。他们除了是同宗外，还同过事，同一个恩师，政治立场也大致相同，先后入同一个监狱，最后又在同一年去世。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二十日，苏颂病逝于润州，当时苏轼刚从海南北返，一路劳顿加病痛，已卧病不起，但他仍亲写祭文《荐苏子容公德疏》，从中可看到两人情谊之深厚。苏嘉：字景谟。苏颂次子。元丰中（1081年）任杭州富阳知县，该县为大县，历来难以治理。苏嘉上任后，“究心民事，辨滞诉数十，遂以大治”。这事被曾任职杭州的苏轼知道后，大为赞许，评价其为：“闻富阳之政，虽古循吏无以过”。苏轼与苏嘉书信往来甚多，关系密切，以至于后来苏嘉也被列入元祐党籍。苏坚：字伯固，号后湖居士，原籍泉州，与苏颂是同族叔侄关系，父辈起移居丹阳西门外练湖，遂为丹阳人。苏轼与苏坚交往颇密，苏坚尊苏轼为宗兄。他们从元祐初相识开始，至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去世为止，苏坚一直追随着苏轼。两人常以诗酒唱和方式，互坦心胸，互诉衷肠，互相激励。苏轼在《归朝欢》一词中，深情勉励和盛赞苏坚文才能“继灵均（屈原）、比梦得（刘禹锡）”。苏坚为了大力协助苏轼治理西湖，曾在杭州三年未归家，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绍圣元年（1094年）七月，他们又在九江见面，并作诗相赠。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徽宗上台，朝廷大赦，特别恩准苏轼北归，苏坚专程前往韶州南华寺等候迎接，并一路陪伴。可以说，苏坚是苏轼一位真正的患难挚友。苏庠：苏坚长子，字养直，号后湖病民，丹阳人。宋代杰出词人，宋代丹阳三位杰出乡贤之一。由于家学渊源，少时即工于诗，苏坚督开西湖时，随父居于杭州。一日，苏轼赠送一个端石砚给他，并作铭引：“苏坚伯固之子庠，字养直，妙龄而有异材……”。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苏庠随其父迎苏轼于韶州。三月二日在虔州（今江西赣州）时，苏轼还亲自题写苏庠本人所作《清江曲》送他，并高度评价苏庠的诗作才情。由此，苏庠名声大振，有评论家甚至比之为李白。王存：字正仲，丹阳人，北宋名臣，元祐初年任宰相。王存家在丹阳练湖畔，曾有诗作《过丹阳旧居》。苏轼与王存的仕宦经历多有交集，两人的政治立场、政策取向也大致相同。熙宁七年（1074年）十月，苏轼途经润州时与正在家中守孝的王存相会，两人同游多景楼，苏轼所作《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的词序中提到的王正仲，即王存。元祐六年（1091年）四月，苏轼从杭州任上被召回朝廷，赴京途中过扬州，时任扬州知府王存设宴，苏轼写下了《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表达了对好友王存的夸赞和情感。苏轼留下的与王存有关的诗文有：诗1首，词1首，书信3封，上状及公文12篇。蔡肇：字天启，丹阳人，北宋著名画家，能画山水人物木石，善诗文，著有《丹阳集》，曾任吏部员外郎、中书舍人等职。蔡肇是苏轼的学生，一开始他师从王安石，受到器重。后又师从苏轼游学，声誉益显。元丰初年，他曾与苏轼、米芾、王诜、李公麟、黄庭坚、秦观、晁无咎等十六位文坛大咖集会在京城西园，史称“西园雅集”，传为文坛之盛事，可媲美晋代王羲之“兰亭集会”。翟汝文：字公巽，丹阳人，绍兴年间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翟汝文自幼聪慧好学，随父习诵汉、宋儒学。少年时代，以“风度翘楚，好古博雅”闻名。他精于书画，尤擅篆、籀。传世作品有行楷《书札》《宣抚帖》等。元符元年（1098年），22岁的翟汝文考中进士。性至孝的翟汝文以“亲老”为由，在丹阳侍奉双亲整整十年后，方出仕为官。因为他与苏轼、黄庭坚是好友，其书法在一定程度上受苏、黄的影响，形成了自己沉着、苍劲、豪放的艺术风格。后来，因为有人说他“从苏轼、黄庭坚游，不可当赞书之任”，与苏轼是一伙，从而被赶出京城，曾先后外放襄州、济州、唐州任知州。仿苏高手出自丹阳高述：字季明，丹阳人。宋代绍兴年间书画家。哲宗元祐三年进士，官临海令。有《图绘宝鉴》《山谷集》《书史会要》等传世。高述是苏轼的代笔人，模仿水平极高，他仿制苏轼的书法及竹石画十分逼真，时人评价：“或能乱真，遇至鉴，则亦败矣”。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一文中说：“古书名家，皆有代笔，苏子瞻代笔，丹阳人高述。”苏轼《渡海帖》，也称《致梦得秘校尺牍》《安陆张梦得简》。该帖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四家小品》卷之一，被誉为苏东坡书法代表作之一。但考证文献，此件实乃高述托名苏轼之作。黄庭坚在《跋伪作东坡书简》中曾评论此帖：“似是丹阳高述伪作，盖依傍糟山芋帖为之，然语意笔法皆不升东坡之堂也。高述、潘岐皆能赝作东坡书，余初犹恐梦得简是真迹……”斗转星移，苏轼往来丹阳距今已近千年，当年遗迹已湮灭难寻，但他留在丹阳运河沿线的文化乡愁印记却永久存在，这些印记是丹阳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资源，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保护和传承。

2021-02-10
秀州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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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版“西湖图”姜青青修复版“西湖图”曹晓波南宋咸淳《临安志》附图，有“西湖图”一幅，说是西湖，周边却画得真真切切。尤其余杭门（今武林门）外到艮山门外方寸之地，标识密集，几无空隙。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地名，讲究简略的古人，却连续标注了两处。这就是“秀州舡步”——我的手上有三个不同版本的咸淳“西湖图”：明朝嘉靖版、清朝同治版、当今姜青青先生的电脑修复版。嘉靖版标的是“秀州舡步”与“秀州船”，同治版两处标的都是“秀州船埠”，姜青青版两处标的都是“秀州舡步”。“舡”是“船”的古字，“步”与“埠”相通。应该说，姜青青版的“秀州舡步”，更接近咸淳《临安志》附图的原版。拨开时间的迷雾，“秀州舡步”，这一古杭州船埠，曾经见证过南宋王朝一段历史的转折，也让老市长苏东坡魂牵梦萦过。余杭门外“秀州舡步”是京城临安人的大型候船处江南水乡，非河即流。看“西湖图”，余杭门外到艮山门外，密布了纵横弯曲的线条，其实都是河流。道路当然也有，史载，出武林门去往北郭市、半道红市、江涨东市、湖州市（如今湖墅）、江涨西市，有一条路相连。路不宽，“市”是市场的“市”，由货物集散的船埠形成。直到一百多年前的清朝，相对“西溪”，这区域也称“东溪”。时人厉鹗有诗：“菰蒲低处见船行，弭棹无人能一访。”可见，没有船与桨，无法造访这里相邻的农家。到了六十多年以前，路倒是有了几条，大块还是湿地。回头说大宋，“西湖图”上出余杭门，有“马驿”。那时出远门全是船，稳当悠哉，文士赏景吟诗，乡人闭目养神。军务、信使就得跑马了，有持金字牌递，有持雌黄青字牌递，到马驿，不进门，只换马匹、驿差。持金字牌的，马驿要提供一昼夜至少能跑四百里的好马，譬如催岳飞班师。驿差登鞍上马，狂奔而去。持雌黄牌的，次一点，跑三百五十里。一般送信的官差，持黑漆红字牌，马就更次。譬如，苏州府去严州府送公文的，就胡乱换一匹马了。羁放马匹是马驿的主业，无特权的骑者，马是不能进城的；羁放马驿的马，哪怕数天、半年不取，只会长膘不会掉肉，这也是古人的职业操守。说“秀州舡步”，先说余杭门外的“北郭税务”和“北上隅”。“北郭税务”，史料也称“北郭税务亭”，一座余杭门外标志性建筑，南来北往的税赋征收处。“北上隅”，紧临北郭亭。“隅”，《汉典》释义从“埠”，在此可视作“秀州舡步”，也就是船埠的配套地，可见当年“秀州舡步”的规模。“秀州舡步”东接上塘河，上塘河就是六百八十年前纵横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南端。“秀州舡步”，青石驳岸，两侧泊满大小船只，桅杆高大，船头鹢（音：yì，水鸟名）首，上、下船的人，熙熙攘攘。所以，“北上隅”也是京城临安人的大型候船处，后人也称集散地。从规模来看，这“秀州舡步”应该还是泊粮处，停靠苏、常、湖、秀等地来的粮船，以供百万人家的临安。去秀州的船埠，为什么要单独标出？因为秀州（今嘉兴）是临安府最边缘的一个州，过了秀州就是苏州府地界。单独标出，显示的是本府对府属交通的重视，也告诫所有船家，这是去秀州的专用船埠，他船不得停靠。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说到许仙犯事，发配苏州府，是在东新桥下坐的船。这虽然是话本，说的是南宋，倒也符合事实。“北上隅”和“秀州舡步”，大致在如今的白马公寓和西湖文化广场南侧一段。赵构的第一次东征，御船出了余杭水门绍兴四年（1134年）农历十月二十三日一早，小雨淅沥，寒风习习。宋高宗赵构在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赵鼎，签书枢密院事胡松年，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侍御史魏矼、刘锡等文武臣僚、亲卫禁兵的扈从下，出和宁门，在如今中河的六部桥边，分批坐船，浩荡北行。赵鼎在《忠正德文集》卷三中说：“今日扈从车驾，登舟出余杭门，窃见道旁观者，无问老幼，皆以手加额，咨嗟流涕。以陛下冒犯风雨，亲总师徒，激励将臣，抗御彊敌，为宗庙生灵之计。自靖康用兵以来，未尝有此举措，故得民心如此。”“亲总师徒”，说的是指赵构亲率师从之人。这是靖康年间赵构南奔来到杭州（临安）后的第一次东征，面临生死存亡。因为一个月前，女真族铁骑加伪齐刘豫部队，号称六十万，由金国左元帅完颜宗弼率领，要杀向江南。完颜宗弼，女真名兀术，一代骁将，他避开襄阳的岳飞防地，直奔淮西那外号“溜溜蛋”的刘光世宋军。金兀术的七十万兵马虽是虚数，了不起也就三十万；但宋军的淮西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江东张俊三支兵马相加，也就三十万。谍报一到临安，凤凰山皇城日夜不安，满朝文武，有说南奔的，有说再看的。好在当时抗战派占了上风，赵鼎提出：赶紧启用已被罢免的宰臣张浚，要他立即从广东起程，沿途招兵买马赶来。又提出要赵构前往长江亲征，给前线将士增加信心。赵构也作了最坏打算，他要后宫的女人先撤，顺钱塘江南下温州，万一有变，下海坐船前往泉州。赵构又诏令岳飞速援淮西：“朕非卿到，终不安心。”这一系列操作，更显赵构北上的悲壮。所以，士民一早沿河垂立，恭谨肃穆，无论老幼，以手加额，唏嘘流涕，切切指望苍天保佑。御船出了余杭水门，赵鼎的《忠正德文集》没有写明是“北郭税务亭”下“秀州舡步”启的程。好在赵构第二次东征，赵鼎写清楚了。御船从“秀州舡步”浩荡启航，当晚就到临平绍兴六年（1136年）的仲秋，天高气爽，从凤凰山皇城看滔滔钱江，一览无余，赵构心情好极。尤其是尚书右仆射兼都督军马府都督张浚从长江巡视回朝，禀报说各路将帅砺戈秣马，斗志昂扬，忠心向上，赵构更是欣慰。见赵构龙颜大悦，张浚不失时机提出：据各路谍报，今年秋冬，金、齐会有一次南侵的可能，为鼓舞三军勇气，希望圣上再临驾建康（今南京）一次。赵构听后，频频颔首，满朝文武又叽叽喳喳开了：有欢呼雀跃的，有为圣体考虑坚决反对的。就在这时，湖北襄阳传来捷报，岳飞的前军统制牛皋率部攻下了刘齐的镇汝军（地名），王贵、郝晸、董成、杨再兴等佐将，也分别向淮北的虢州、蔡州开进。赵构一兴奋，当即决定九月一日起程，再次巡幸长江。这一次出皇城，不是坐船。赵构要先去北高峰的上天竺，烧香三柱，为羁押在金国的父亲徽宗和兄长钦宗祈福。上天竺看经院，年头虽不长，供奉的观音大士极是神灵。九月一日，五更二点，在引从舍人的金莲烛炬和绛烛灯笼导引下，銮舆出了和宁门。大街上，也就是如今中山南路到中山北路一段，早一日已由“三衙”的兵士突击铺撒了潮沙，也称“黄道”，让銮舆的车轮不用在青石板大街上辘辘颠簸。这一回，临安城的士民喜形于色，当銮舆在三衙太尉、御带、环卫、内侍的前呼后拥下徐徐而来时，天武官高声提醒观者：“躬身不要拜，唱喏直声立，奏圣躬万福！”那些坊巷中的人家，就没有沿街的幸运，他们被殿前步军三司的“摆龊”兵丁阻拦在了坊巷口子，只能鸭似的伸长了脖子，看黑压压人头。銮舆人马沿大街往北行到观桥，折西走了新庄桥大道，出得钱塘门，沿西湖西行。九月深秋，白沙堤依然杨柳依依，起得早的渔民，正敲响船帮，满湖的“咄咄”声响，赶得鱼儿飞出水面，直往撒了渔网的一面跑。銮舆过灵隐寺山门，折南进入天竺山道。当队伍行到中天竺，有快马执了黄旗，在宿卫亲兵的引导下，从后面赶了上来。那快马赶过銮舆一箭之步，信差滚下鞍来，左侧半跪作了一揖，候在道边。内侍上前禀告：湖北、京西宣抚副使岳飞所遣武翼郎李遇有奏！大内侍邓琮接了奏折，示意信使随后跟了。进得上天竺，赵构不等坐定，当即打开岳飞奏折，原来是岳军大将王贵、郝晸、董先，攻取了伪齐的虢州治所卢氏县，斩敌无数，获降兵万余，得粮食十五万斛（石）。捷报同时告知，大军正在向伪齐的商州（今陕西商县）、伊阳（今河南嵩县）、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前进。另一路往东，也在向蔡州进发。赵构读完岳飞的战报，一时喜形于色。跟随在旁的右仆射张浚当即进言：“我看这次岳飞的措画相当大，河南太行山一带，多有大宋旧日的忠勇民军，现今仍踞险要山势，依然扎寨，和金、齐兵相持。这一次岳飞北上，那地的民军，必定会内应外合，多有奇胜。”说完这话，张浚看喜色过后的赵构，清瘦的脸上倒是凝重了起来，也不再多说。上天竺祈福完毕，赵构本打算到灵隐歇晌进膳，他担心香客甚众，多有打扰，说还是改在下天竺进膳。赵鼎的《忠正德文集》对这一段记载如下：“回幸下天竺，进膳，宰执赐素食。驾至灵隐北山，云起雷震，微雨作，少顷即止。薄晚还城，登舟，泊城外北郭税亭下。迫暮，雷电大作。”这说的是从下天竺回程时，銮驾在灵隐北山遭遇了雷雨，好在少顷即止。这一天傍晚，銮驾并没有返回凤凰山皇城，进了钱塘门，直出余杭门，马匹羁放马驿，众人登船。那御船就停泊在北郭税务亭下，北上隅的“秀州舡步”。“初二日，发北郭亭，晚泊临平镇。奏事舟中，方论奏岳飞之捷。上顾谓右揆浚曰：‘岳捷固可喜，但淮上诸将各据要害，虽为必守之计，然兵家不虑胜，唯虑败耳，万一小有蹉跌，不知后段如何。’复顾某曰：‘卿等更熟虑。’某等奉命而退。是日，微雨终日，夜大风雨止。北风，舟行稍缓。”这说的是九月初二，御船从北郭亭“秀州舡步”浩荡启航，五十多里水路，当晚就到临平。经过上塘河上一天的深思熟虑，晚膳后议事，赵构和右仆射张浚说：“岳飞的捷报确实可喜，但淮上诸将各据守要害之处，要求是以守为上。择机出击，当然必不可少，但兵家最大的考虑不是胜，而是败。岳飞虽然连连获胜，孤军深入太远，就怕蹉跌，不知后段有何措置？”赵构又回顾左仆射赵鼎说：“爱卿，你要为朕好好熟虑。”赵构这一番话，表示出他对岳飞这一次不等请示朝廷，贸然出兵的隐隐郁结。半月以后，当岳飞的部队因深入敌后太远，负责粮草的运司调运不及，留守士兵出现饿毙，才不得不退了兵。当然，这是题外话。九月初五，御船到达秀州。江涨桥东也有一个“秀州舡步”，苏轼首次来杭上岸处“西湖图”第二处“秀州舡步”，在江涨桥东，方位即如今胜利河到德胜新村一段。如今这河流的两岸，酒楼亭廊相连，绿地连绵，往东直通到南北向的潺潺上塘河，也就是当年大运河。宋时的这一段“秀州舡步”，与北郭税务亭东的“秀州舡步”，功能到底有何区别？仅凭手头史料，还是没法厘清。尽管这一段河道的两侧，有米仓、酒库，以及做酒的糯米仓，但没有“北上隅”那样的集散地，看“西湖图”的河道示意线条，也远比北郭税务亭东的“秀州舡步”要窄。可见这一段，停泊的是普通客船、渔船，还有货船，以及小型粮船。苏轼第一次到杭州，就是在这“秀州舡步”上的岸。那是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36岁，朝廷任命他为杭州通判。这职务虽然在太守之下，是二把手，但也是皇帝耳目，有弹劾太守的权力，可见朝廷对苏轼的信任。那年头，一把手上任坐的也是民船，水路上被人放倒的也有，这就是“江湖”，“让子弹飞一会”只是老江湖翻版。所以，苏轼上任也低调，模样就一个文人。大约在冬季，一夜的鼓帆行舟，铁定寒冷。自带了铺盖的苏轼，也是钻进被窝美美睡了一夜，船家叫“到杭州了”，他才伸出头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高高的江涨桥。于是，有了“一夜到江涨”的诗句，而不是“一夜到武林”，也不是“一夜到北郭”。这就是苏轼到杭州上岸的“秀州舡步”，在江涨桥东。苏轼写这诗是在元丰四年（1081年），诗题《杭州故人信至齐安》，载于《东坡全集·卷十二》。这是苏轼遭遇冤案，也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以后。苏轼入狱一百零三天，又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齐安郡监居。这是苏轼一生最低落的日子，一家十几口入不敷出。多亏故人马正卿，疏通上司拨了块废弃的旧营地，十几亩，给苏轼一家耕种。那是一片“久荒为茨棘的瓦砾之场”，好在是向阳的东坡，捣腾了二年，聊以稼穑糊口。苏轼也曾是好人家出身，老爹有过几挂拿得出手的马车，要不，兄弟俩也不会有“轼”“辙”如此炫富的名字。这苦日子一天一天熬，苏轼自嘲“东坡居士”。也就在那一段苦日子中，苏轼收到杭州来信，即情写下：“昨夜风月清，梦到西湖上。朝来闻好语，扣户得吴饷。轻圆白晒荔，脆酽红螺酱。更将西庵茶，劝我洗江瘴。故人情义重，说我必西向。一年两仆夫，千里问无恙。相期结书社，未怕供诗帐。还将梦魂去，一夜到江涨。”故人是谁？不知其名，但能在一年中派仆人从杭州来齐安问候苏轼两次，还带来吴饷（飨）“轻圆白晒荔，脆酽红螺酱”，以及洗却胸中瘴气的好茶，肯定是患难之中最情深的杭州朋友。故人“说我必西向”，“西向”即“西乡”，暗指杭州西湖。戴罪之人，苏轼不敢明说必定会重返西湖，只能在梦魂之中，期望再见“江涨”。这诗的末尾，苏轼注释：“江涨，杭州桥名”，一个魂牵梦萦的地名。苏轼第一次到杭州任通判，将唐朝李泌挖掘、又经白居易疏通的六口水井的水源，重新铺设管道，为杭州人再续了清水。元祐四年（1089年），复出的苏轼又来到杭州任了太守，他率众疏浚西湖，为杭人留下了似锦的苏堤。苏轼在杭州，两次相加共五年。元祐六年，离任的苏轼仍念念不忘杭州，自称“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东坡文集·卷二十一》《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

2022-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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