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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是吾乡豁达当如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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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豫视频记者霍坤峰文洪波郭双景摄影大河报·豫视频与河南诗词学会联合推出的大型文化视频栏目《厚重河南诗歌走廊》第三站，走进平顶山市郏县三苏园，并特邀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平顶山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杨晓宇，平顶山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彦超，郏县三苏园景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郏县三苏纪念馆馆长丁国辉，就三苏的故事和诗词文化进行畅谈，由此也掀开“诗歌走廊”崭新的一页。《厚重河南诗歌走廊》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冠名。漫步三苏园寻访平顶山诗词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文化圣地三苏园，位于郏县城西23公里小峨眉山下。据郏县三苏纪念馆馆长丁国辉介绍，小峨眉山由大文豪苏轼命名，本地人称之为中顶莲花山。三苏园占地680亩，主要包括三苏纪念馆、广庆寺、东坡碑林、东坡湖、三苏坟等。走进三苏园，高大的松柏挺拔高耸，直插云端。竹林掩映的东坡碑林幽静壮观，诗意盎然。据了解，东坡碑林是为纪念苏轼逝世900周年而建，其中汇集了国内190多位知名书法家的书法作品，书写内容均为苏轼的诗文，共计136篇（首）。其间，最具创意的应数“大江东去”碑廊，整整100块石碑，由100位书法家以风格迥异的书体，将《念奴娇·赤壁怀古》以不同书体进行呈现，或敦厚朴拙，或雄浑苍劲，或气势磅礴，形成了百家齐唱“大江东去”的恢宏场面。据说，因此也常常吸引书法爱好者和诗词爱好者在此逗留、打卡。在翠柏掩映的三苏陵园，门口一副对联很是惹眼：一门三学士如天如日如月，四海五大家无左无右无前。很明显，这就是后人对三苏的崇高评价。平顶山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彦超介绍说，受三苏文化的影响，平顶山的诗词文化一直比较浓烈，平顶山市诗词楹联学会成立于1993年6月，30年来举办了很多诗词楹联赛事，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诗词楹联的创作热情，学会现拥有会员500多人。三苏家乡在四川眉州河南郏县为何成了三苏的归焉之地？三苏，是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的合称，三人出生于四川眉州，均居“唐宋八大家”之列。中国人崇尚魂归故里，那么三苏为何安葬在了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境内呢？作为平顶山市三苏文化研究会创会会长，杨晓宇谈起三苏的故事时如数家珍。他说，苏氏父子与今天的平顶山都有缘分，仅苏轼一生中就多次来到平顶山，并留下了很多诗、词、赋、文。第一次来平顶山，是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二人，从四川眉州到河南开封赶考；第二次是苏轼的母亲去世，苏轼回家守孝三年，路过叶县时还写下了诗作《双凫观》和《昆阳城赋》。第三次苏轼又到开封，再次路过平顶山。据杨晓宇介绍，苏轼第二次被贬的时候，苏辙在汝州做知州。于是，苏轼专程到汝州看望苏辙。在参观龙兴寺时，得知苏辙出资修缮了龙兴寺，保护了寺中吴道子的壁画，于是苏轼写下诗作《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表达了兄弟情深意笃。也是这一次来到平顶山，苏轼在小峨眉山周围采风看景，并在这里购置了一片土地。杨晓宇介绍，据考证，苏轼选这里做墓地的原因，是这里位于嵩山之下，土厚水深，适合墓葬。另外，宋代有规矩，苏轼已官至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去世后应该葬在京城周围500里之内，即京畿之地。在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的时候，一直体弱多病，他就给苏辙写信：“即死，葬我嵩山下。”小峨眉山是嵩山的余脉，指的就是他购置的这一片土地。苏辙按照苏轼遗嘱，把已病故在常州的苏轼遗体转运到郏县，安葬在这里。三苏纪念馆馆长丁国辉补充说，公元1102年，苏轼从江苏常州迁葬到郏县，10年后其弟弟苏辙在许昌去世，也葬在此处，当时这里被称作“二苏坟”。公元1350年，又将苏洵的衣冠葬在了苏轼墓和苏辙墓之间，从此“二苏坟”就变成了“三苏坟”。直到1986年，为了更好地保护三苏坟，才成立了郏县三苏纪念馆。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为何还能成就诗、词、书、画、赋全才？苏轼之于今天，人们了解更多的是他的诗、词、书、画、赋等万丈才情。其实，苏轼的一生是颠沛流离、一波三折，甚至面临杀头的险境。“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就是苏轼对自己宦海沉浮的总结。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苏东坡仍然在诗、词、书、画、赋等领域取得了深厚的造诣，并且被誉为北宋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这就不免让研究者对苏轼产生了更加深厚的兴趣。“苏轼非常有才华，可以说是全才，不仅在诗、词等文学领域造诣深厚，哲学、医学、饮食等领域也都出类拔萃。”杨晓宇说，很多因素成就了苏轼，一是“三苏”都名列唐宋八大家即可见其文学造诣，二是他从小受到母亲的教育、父亲的教育和岳父的教育，三是他还受到佛家、道家、儒家的熏陶。他的才情，从他的文学、书画作品中就能看得真切。苏轼笔下具有哲学思想的诗词很多，为人所熟知的有：《临江仙·送钱穆父》：“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西江月·平山堂》：“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水调歌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而且，虽然苏轼的一生中不乏“生死两茫茫”的悲情时刻，但更多的是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苏轼的乐观豁达都体现在他的诗文之中。”杨晓宇表示，一般来说，官员被贬之后，就进入了人生的低谷，尤其是对被贬者的思想意识有很大的影响和打击，好多人会破罐破摔，一蹶不振，无所事事。而苏轼不是这样，他第一次被贬到黄州5年，在黄州赢得了诗词大家的声誉。《赤壁赋》《水调歌头》《石钟山记》等都写于黄州，从诗词中就可以看到苏轼的豁达。若在异乡谋生存，此心安处是吾乡忆往昔，看今朝。如果用苏轼的一句诗词来勉励现在的年轻人，哪一句最有现实意义呢？杨晓宇略加思索后说，苏轼的诗词中，可以用来勉励年轻人的好句子非常多。如果只说一句，那就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他表示，苏轼不管是做官，还是被流放，尤其是被贬至荒僻的黄州、儋州、惠州期间，仍然能够安心地生活、学习、写诗、作词，把工作地作为自己的家乡，并最终赢得了“词圣”的美誉，成就了豁达的人生。“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年轻人离开家乡，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去学习、工作、生活。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像苏轼一样，把‘此心安处是吾乡’作为生活和工作的座右铭，将学习、工作、生活的地方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第三故乡，学习苏轼的豁达精神，成就自己的辉煌人生。”杨晓宇语重心长地说。

霍坤峰文洪波郭双景影

2023-10-13
苏东坡的悲哀与旷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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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松勤苏轼一直为人们所喜爱推崇。林语堂写苏轼，是“一个乐天派与另一个乐天派”。王水照写苏轼，“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每次都经过激烈的感情冲突和心绪跌宕，都经过‘喜—悲—喜（旷）’的变化过程”。在苏轼的人生中，“悲”与“乐”或“苦”与“旷”是互为依存、相互作用的；“悲”与“苦”赋予其“乐”与“旷”的深度与广度，若无“悲”与“苦”的作用，其“乐”与“旷”也就失去了深刻的内涵和诱人的魅力，也难以深入把握苏轼文学作品的意境。乌台诗案与人生转折苏轼一生三次被贬：神宗元丰二年（1079），44岁时被贬黄州，元丰八年还朝；哲宗绍圣元年（1094），59岁时被贬惠州；哲宗绍圣四年（1097），62岁时再贬儋州；66岁逝于放还途中。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以苏轼在通判杭州时期所写诗歌《钱塘集》为罪证，弹劾苏轼。《钱塘集》继承了儒家诗学中讽刺的传统，批评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弊端。这时，王安石已退居金陵，神宗全面主持变法新政。新法弊端日趋严重，反对新法的声音也日趋强烈，加诸西北边事的困扰，给试图通过实施新法、富国强兵，解决西北边事的神宗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与考验；根治乌台诗案，不失为抑制异论，保证新法实施的有效举措。因此，神宗不惜背负以言罪人的恶名，以“特欲申言者路”——辅拂台谏，广开言路为由，指控苏轼以诗文讥讪新法。立案后，台谏通过勘治，审定苏轼讥讪新法就是“指斥乘舆”，属于《宋刑法》“十恶不赦”中的第六恶“大不敬”，主张应予“特行废绝”；而大理寺却遵循法理，判苏轼“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应予赦免，负责复核的审刑院也支持大理寺的判决。但苏轼的生死予夺，无论御史台、抑或大理寺与审刑院，均无权决定。苏轼贬谪黄州，最终取决于神宗超越法理的“特责”。黄州、惠州、儋州三地贬所。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越来越艰苦，年纪也越来越老大，凶险不断，变化无常。贬谪途中，经过金山寺时，有人给苏轼画像，他很喜欢，始终带在身边，并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谪居心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首词也写于谪居黄州时期，有序曰：“（元丰五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清代词人郑文焯评：“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有人说：既然如此，应像王维《终南别业》所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才是真正的“任天而动”，旷达自适，词中“莫听”“谁怕”云云，却分明依然纠结于被贬黄州的苦难现实，故非“坦荡之怀”。诚然，苏轼并没有完全摆脱对现实际遇的执念，但破除这一执念，力求不以己悲，不为外物牵萦，却是真实的。岭南至海南，以及西南黔州、郴州等地均为瘴疠之域。唐代谚语：“鬼门关，十人九不还。”说的就是这些地区瘴疠的险恶。宋代也有谚语称岭南“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在唐代，朝廷采纳出生于岭南张九龄的“建言”，有意识地将犯错误的官员贬往岭南。贬往岭南，对于不杀文人士大夫的宋代官员来说，无疑是极刑。然而，身处困境，面对苦难、甚至死亡，苏轼具有挑战命运的强大意志，他既能正视苦难，在孤独与悲愁中，又能化解悲愁，悲而不伤，自适自乐，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其能力则来自他在相对性思考中形成的应变处世之道。谪居惠州期间，苏轼在给孙志康的信中说：今北归无日，因遂谓惠州人，渐作久居计。正使终焉，亦有何不可。给程正辅的信也说：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举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忧。因而在惠州，他向世人宣布：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在儋州则又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在这一相对性思考下的人生实践，则明显体现为以变应变之道，其《书海南风土》一文便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该文开篇描写“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但笔锋一转，转出“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的事实，故据而认为只有“习而安之”，适应其环境气候，“百余岁岂足道也”。因此，也就有了“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浓芬”的自适自安之乐。如果说，相对性思考所形成的以变应变的策略，是苏轼谪居时期消解悲苦的一贴良药，型塑了其寄“悲”于旷，寓“苦”于“乐”谪居心境；而其以变应变的策略便来自他的易学思想。驰骋翰墨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写：“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总结了苏轼谪居期间的文学创作特征，由文学观人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苏轼笔下的赤壁，词境壮阔，气度豪迈。江山、历史、人物，逐一奔入眼底，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词的最后，自笑“多情”与“一尊还酹江月”中，心与江游，神与月交，“我”与江月同在，消解了执念，排遣了悲愁，呈现出一派明澈旷达的胸襟与情性。这番心境，谪居黄州期间的《记承天寺夜游》也可见一二。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松竹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月色下由竹柏之影构成的这一清明澄澈之境，令人心旷神怡。其实，这一风月佳景无处不有，但为“忙人”所忽视，唯有“闲人”能领略。对此，苏轼在《临皋闲题》中作了进一步说明：“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所谓“闲者”，即苏轼自指。“乌台诗案”前，苏轼潜心“济民”而“为口忙”，很少顾及风月，而今被幽禁赋闲，真正成了江山风月的主人，也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发现和欣赏夜月、竹柏、山川草木鱼虫的天地风月之美。苏轼在钟情江山风月时，表现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孤僻，而是贴近大众的亲和，并因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愉悦自我，致使其生命个体如同一件充满张力的艺术品，格外动人，令人感佩，即便在饮酒、理发等凡俗的生活中，也概不例外。如作于惠州的《真一酒》：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晓日著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这首诗描写真一酒酿就的材质与成色，也生动地描绘了饮者的形象。如果说，“晓日”句画其形色，那么，“春风”句则写其神情，形神兼备，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仿佛是高明的画家绘就的一幅《东坡饮酒图》。苏轼在儋州所作《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谪居三适》，以及《次韵子由浴罢》《汲江煎茶》等诗篇，从理发、午睡、洗脚、沐浴、煎茶之类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刻画了身处困境时充满生命活力的安适形象。他通过贬谪时期具体的日常生活来体现他亦悲亦乐的旷达，这成了他的心境，也是他的文学意境。（作者沈松勤，杭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与中国词学研究。）

沈松勤

2023-09-01
打造“东坡宴”名片传承惠州美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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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西湖伫立着东坡食荔枝的雕像王锭铨摄惠州厨师以东坡为主题创新制作“荔枝肉”受访者供图梅菜扣肉是惠州当地名菜，传说从“东坡肉”演变而来受访者供图惠州市烹饪协会拟推出“东坡宴”受访者供图苏东坡受惠州太守詹范邀请品尝荔枝（雕塑）李海婵摄东坡食荔枝的雕像，东坡右手持芭蕉扇，左手持一荔枝，神态怡然自得王锭铨摄“东坡宴”中的“东坡西湖莲”，传说是苏东坡为王朝云所创受访者供图高燕来积极推广东坡美食受访者供图高燕来改良的惠州版“东坡肉”受访者供图“东坡宴”中的“东坡醋鱼”，添加了惠州陈醋，以解油腻受访者供图策划/统筹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马勇文/羊城晚报记者李海婵苏轼，不仅是一代大文豪，还是享有盛名的美食家。寓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苏轼留下了很多美食佳句和饮食故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脍炙人口。惠州美食经过东坡之手，平添文化味道，甚至依托东坡盛名，成为地方名菜。可以说，苏东坡是惠州美食“代言人”。惠州“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度挖掘东坡寓惠文化。作为惠州美食的一扇窗口，东坡美食情况如何？近日，记者走访获悉，历经千年的“更新换代”，目前惠州关于东坡相关的美食说法繁杂，民间传说更是难以考究，东坡美食资源“宝库”有待进一步活用推广。惠州知名餐饮人高燕来一直关注研究东坡美食，创新线上推广方式，引起人们关注；惠州市烹饪协会正在打造“东坡宴”，在挖掘还原东坡美食的基础上，加以创新改良，适合大众口味，作为惠州美食文化新名片对外推广。未来，游客市民或将体验到更多东坡美食，参观东坡寓惠美食博物馆。尝试传统食物自创美味佳肴千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惠州荒僻野蛮，有着湿瘴之气，不适宜居住。然而，苏东坡在给老朋友陈慥的信里写道：“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苏东坡不仅为惠州风物正名，寓惠期间更是不忘“吃货”本性，品尝、自制了不少美食，并写诗赋词，使之流传千古。据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介绍，苏东坡真正吃过的便有盘游饭、谷董羹，还自制了烤羊脊骨、烤芋头等美食，均有据可查。苏东坡在《书陆道士诗》中云：“江南人好作盘游饭，鲊脯脍炙无不有，然皆埋之饭中。故里谚云：‘撅得窖子。’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诗人陆道士，遂出一联句云：‘投醪谷董羹锅里，撅窖盘游饭碗中。’东坡大喜，乃为录之。”这里的“盘游饭”“谷董羹”，是什么东西呢？林慧文介绍，盘游饭即现在的焖糯米饭、焖麦豆饭等，至今家家户户都在做。至于谷董羹，著名粤剧编剧家杨子静在著作《粤语钩沉》中，据引《大清一统志》指“好作谷董羹”，是“惠州习俗”，始见于宋，当为近代火锅之祖型。对此，惠州文史专家吴定球表示认同，“谷董”是象声词，相当于“咕咚”，是食物投放汤中发出的声音。苏东坡所说的这种“食杂烹之”，就是指围坐吃火锅的意思。苏东坡不仅尝试当地传统食物，还勤于自创美食。烤羊脊，便是苏东坡寓惠期间创制的一道名菜。苏东坡喜欢羊肉美食，在给弟弟苏辙的书信中说：“惠州市井寥落，然犹日杀一羊，不敢与仕者争，买时，嘱屠者买其脊骨耳。骨间亦有微肉，熟煮热漉出……渍酒中，占薄盐炙微焦食之……如食蟹鳌，率数日辄一食，甚觉有补。”彼时，惠州“日杀一羊”，市场零落稀少。苏东坡对待羊脊骨十分用心，先煮熟，抹上薄薄一层酒和盐，在火上烤至微焦。羊脊骨上的丝丝肉星，酥脆焦嫩，入味三分，吃起来仿佛有蟹肉香味。对自己发明的美味，苏东坡很得意，还特意叮嘱让苏辙有空的时候，就照他的方法做，只是“众狗不悦矣”，因为骨头都被拿去烤了吃了。民间有说法称，如今的“羊脊煲”等一系列砂锅菜便是由此衍生而来。苏东坡更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尝试新的美味佳肴。苏东坡在《记惠州土芋》中写道：“《本草》谓芋，土芝，云：‘益气充饥。’惠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瘴。吴远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当去皮。湿纸包，煨之火，过熟，乃热啖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坚顽少味，其发瘴固宜。’丙子除夜前两日，夜饥甚，远游煨两枚见啖，美甚，乃为书此帖。”以前惠州老百姓普遍不懂芋头的正确吃法，一般将其连皮用水煮后食用，才会“发瘴固宜”。按照吴远游的办法，苏东坡用火来烤芋头，结果香松无比，苏东坡非常高兴，故书此帖。从此，在苏东坡的美食中又多了一款精品。“根据民间记载，现在惠州老百姓吃的‘糖沾芋头’就是由此而来！”林慧文说道。依托东坡盛名名菜流传至今盘游饭、谷董羹、烤羊脊骨等都是苏东坡在惠州品尝的美味，有据可查。而惠州东坡肉、梅菜扣肉、东坡醋鱼、东坡琵琶虾、东江苏圆、东坡西湖莲等则被冠以东坡之名，依托东坡盛名流传至今，有的甚至成为地方名菜。但上述菜品是否真与苏东坡有关，已难以考证。谈及东坡美食，梅菜扣肉是绕不开的。惠州是中国梅菜之乡，梅菜扣肉更是与盐焗鸡、酿豆腐被称为“惠州三件宝”，大街小巷餐馆处处可见梅菜扣肉的身影。这道地方名菜传说起源于杭州的“东坡肉”。惠州人模仿其做法，加以当地特产梅菜制成“梅菜扣肉”。从外观来看，扣肉的颜色是酱红色的，油亮油亮，汤汁比较粘稠，令人食欲大开。最重要的是，先炸后蒸的扣肉软烂，肥而不腻；蒸过后的梅菜呈金黄色，香气四溢，清甜爽口。梅菜垫在扣肉下面，吸收了扣肉的油香和汤汁，扣肉又携带着梅菜的清香，让味道更上一层楼。此外还有东坡醋鱼，这与杭州的“西湖醋鱼”来历不同，相传苏东坡有意改良东江菜的“肥、咸、热、香”，下厨烹鱼时，特意滴了几滴惠州陈醋，以解油腻，成就了这道与杭州“西湖醋鱼”齐名的佳肴。流传至今的东坡美食，不少还与王朝云有关。据林慧文介绍，苏东坡携王朝云来惠州时已年近花甲，朝云也憔悴不堪，苏东坡用芦荟、西湖莲子等颇有养颜功效的原料，独创了“东坡西湖莲”这道名菜，常亲自下厨烹与朝云享用。类似的还有东坡琵琶虾，又名曰“西湖听韵”。苏东坡被贬惠州后，姬妾大多散去，惟侍妾王朝云紧紧相随。王朝云善歌舞、音乐，常在惠州西湖泗洲塔下为东坡奏琵琶、读乐填诗。东坡常感怀于此，遂以虾为原料，自创了这道“琵琶虾”，以示知音、佳肴、美景与雅乐同韵。苏东坡生性豁达，随遇而安，入乡随俗。他对惠州的民间小吃十分青睐。相传每逢中秋佳节，他对月抒怀，通宵达旦，与百姓月下饮酒赏月，品茗尝饼，共度良宵。就连惠州人中秋佳节必食之炒田螺，他也饶有兴趣。相传他第一次食田螺时不懂吸吮，无从下口，只有用竹签挑着食，虽然费劲却食得津津有味，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语佳谈。后人还流传着一条歇后语：苏东坡食田螺——慢慢挑。改良“东坡美食”展现文化魅力苏东坡是惠州重要的文化名片，其笔下描绘的食物令无数人垂涎，成为惠州美食对外宣传的一大“窗口”。惠州“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及要深度挖掘东坡寓惠文化。目前，东坡美食资源仍有待进一步统筹利用，资深行业人员呼吁相关部门共同参与，联动打造东坡美食新IP。“河虾剥壳以后，打成虾泥，用刀背来锤口感更好……虾泥做成一个琵琶的形象，开盖蒸5分钟，这就是东坡琵琶虾！”被誉为“惠州食神”的高燕来不仅详细展示了东坡美食做法，还站在东坡祠前，精心介绍了菜品背后的东坡故事，视频发布到网上，便获得了不少网友关注。“东坡美食与惠州美食、惠州文化密切相关，我们要创新美食的推广形式，讲好饮食背后的文化！”高燕来说道。高燕来数十年如一日烹饪和研究惠州美食，宣扬惠州美食文化，2017年开始着手研究制作东坡美食。为了尽量还原东坡美食，他查阅有关记载、走访相关专家，并根据大众的口味进行改良。高燕来表示：“纵观惠州菜的发展历史，都是与时俱进，需要不断进行创新改良，东坡美食也是如此！”在研究东坡美食的过程中，他也获得了很多的“灵感”，不断研发创意新菜品。苏东坡曾总结了炖煮“东坡肉”的技巧，需要“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高燕来反复地钻研这句话，创新烹饪出光醡大肉、缸烩大肉等，备受老百姓欢迎，这也是东坡美食促进惠州菜发展的缩影。近年来，民间有意识整理推广东坡美食。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前惠州烹饪协会正在组织开发“东坡宴”，由十道菜组成，既有东坡美食也有经典惠州菜。据惠州市烹饪协会会长梁富杰介绍，每一道菜品都有故事传说，并在遵循传统料理手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人的口味，精心研发打磨而成。“事实上，民间一直传承着很多与东坡有关的菜肴，这是惠州菜的一大特色。”梁富杰认为，东坡美食是在漫长历史中演变而形成的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烹饪技艺和风味，既有文化内涵，又有名人效应，可作为擦亮惠州“美食之城”品牌的核心品牌之一。与此同时，从业者不约而同地表示，打造东坡美食品牌，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支持，需要共同深挖地方特色文旅资源。梁富杰表示，目前东坡美食都没有形成统一对外推广体系。如果能通过“东坡宴”，来打造城市美食新品牌，将可以丰富惠州美食内涵，推动传承惠州菜文化，还能促进消费，激发游客对惠州美食、城市韵味的无限想象，是展现惠州文化魅力、提升惠州城市形象的重要途径。“未来东坡美食大有可为！”虽然东坡宴目前处于初步组织推广阶段，但梁富杰充满信心，“如果社会反响良好，我们也计划打造一个东坡美食博物馆，更好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

李海婵

2022-03-18
苏辙：四海一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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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才子的苏轼与苏辙，没有相煎何急，更休提手足不睦，苏轼未曾恃才傲物，苏辙也没有成为嫉妒的化身，他们互为知己，生死与共，一同诠释了什么是“兄弟”。苏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弟弟。拥有一个优秀的哥哥，是骄傲，或许也有无奈。岁月流逝，物换星移，哥哥在文艺世界中的光环愈发耀眼，经过了漫长岁月历代读者的反复品味，他已经成为一枚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而苏辙的名片上渐渐只剩下了一句——“我的哥哥是苏轼”。哥哥的光环基于实力。无论揶揄他不拘格律时常“破韵”，或是感慨他下笔从无章法与套路可循，难以琢磨不可模仿，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他就是北宋文坛最亮的星，而且是罕见的全能型选手，诗、词、散文无一不精，他像一位寂寞的武林高手，触及了高处不胜寒的境界，又能放下包袱行走人世间，一蓑烟雨任平生。命运交给苏辙的第一道题目，是如何做苏轼的弟弟。他与哥哥一起，在故乡眉山的山水怀抱中，度过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少年时。18岁那一年，苏辙与父亲和兄长结伴来到了汴京，揭开了“三苏”名震天下的序幕。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同榜题名考中进士，苏辙因为在应试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错失了名列前茅的机会，但无论如何，他们携手为科举史写下了非凡的一页。眉山的日子宁静而悠长，但汴京气候多变风云诡谲，从眉山男孩成长为北宋臣子，俩兄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的天赋个性与人生轨迹，也恰好印证了名字的寓意。“轼”是古代车前用作乘车人扶手的横木，仿佛没有实际作用，却又不可或缺。老爸苏洵寄望这根用于装饰的“轼”，能够低调自知，遇事冷静。至于苏辙之“辙”，虽然天下的车没有不顺着辙走的，论功劳，车辙却是没有份的，但如果车翻马毙，也怪不到辙的头上。毫不起眼的“辙”，往往却能保全自身。苏洵是这样一个热爱旅行、爽朗直率的老爸，谋划两个儿子的未来也煞费苦心，虽然自己未能考取功名，但博古通今善于思辨，深知个人于时代之微渺，他似乎预知了两个儿子步入仕途后那份身不由己的无奈。人如其名，苏轼才华盖世锋芒毕露。是不断地认知自我与挑战自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和对人生起伏的豁达，成就了他文学创作的高度。自信与自由是他的座右铭，低调与冷静是他最难做到的事。好在他并不孤单。因为他身边有苏辙。身为弟弟的苏辙就像那一道沉默的车辙，少年老成，性格坚毅，苏轼一次次主动或被动地站到了风口浪尖，而苏辙甘当哥哥的守护者，成为他最坚强的后盾。他们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自幼形影不离感情深厚，在成年以后的宦海沉浮中，却不得不各奔东西，饱尝分别之苦。两兄弟在漂泊不定的人生旅途中遥遥相望，以诗词唱和慰藉相思，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所言：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才能写出最好的诗。1056年，苏轼与苏辙赴京应试途中曾寄宿奉贤僧舍并题诗僧壁。五年后，苏轼赴任凤翔签判，再过渑池，苏辙作《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寄予兄长，追忆往昔一路相伴的时光，感慨流年似水，而时过境迁，兄长如今只能独游，还要独自面对迷茫不可知的前途，骓马走累了尚可鸣嘶，尘世中的人面对命运是多么无能为力。依依不舍的离别之情尽在字里行间，对哥哥的牵挂与思念，苏辙从不掩饰。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苏辙的诗，像一个引子，牵出了苏轼那一首令人拍案叫绝的《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到底是苏轼，致力于化腐朽为神奇的苏轼，于漫不经心的闲话平生中，完成了从“共道长途怕雪泥”到“应似飞鸿踏雪泥”的转折。往日时光中的点点滴滴，都值得珍惜铭记，但毕竟一去不返，何必沉湎其间不可自拔。过往的足迹，无论轻松或是艰难，于漫长一生，都是如“飞鸿踏雪泥”一般的偶然影迹，作为世界的旅人，始终还是要面对未来，思考未知。他提醒苏辙别忘了路长人困的事实，而所有顺利与崎岖，也都将成为过眼云烟。珍藏回忆而并未给回忆添加滤镜，让苏轼成为苏轼。但贯穿于苏轼一生中那无可救药的豁达，离不开苏辙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回想当日金榜题名时，兄弟二人曾被视为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令朝堂上下为之振奋，连宋仁宗都欣喜感叹“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但造化弄人，在此后数十年的官宦生涯中，两人经历了新旧党争，几番贬谪，为人直言不讳的苏轼与政治风波多有牵连，还曾因乌台诗案入狱，每当苏轼身处危难，苏辙都毫无怨言地奔走照顾，苏轼每每能以不变的豁达应对复杂的人生，因为苏辙就是他的底气。身为哥哥的苏轼，负责光芒四射洒脱不羁，而身为弟弟的苏辙，承担了更多守护家人的责任。他知道他的哥哥是个天才，也知道该如何去成就一个天才。苏轼的笔端从不吝表达对苏辙的感激与敬重。“嗟予寡弟兄，四海一子由。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手足之爱，平生一人。抚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辙于他，是亦师亦兄、世间无二的知音。在俩俩相望的日子里，怀念苏辙是苏轼创作的重要缘由。脍炙人口的中秋词杰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题记便是对苏辙的表白，“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那些年的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但这个心愿始终无法实现。1076年中秋之夜，苏轼面对当空皓月，怀想已暌违七年的苏辙，情意饱满笔墨酣畅，写下了这一首中秋词的巅峰之作。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自勉，也是安慰和鼓励子由。第二年，苏辙送苏轼赴徐州任，在徐州相聚的日子里，他写下了组诗《逍遥堂会宿二首》，依然是怀旧，梳理兄弟半生离别，感伤之情愈发深切。“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仕，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其一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其二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不知漂泊在彭城”，“风吹松竹雨凄凄”。与无理由豁达的苏轼相比，苏辙的诗中总是萦绕着悲观与无奈，是心甘情愿为哥哥遮蔽风雨，让他对于客观世界有了更清醒的认知，也是多年如一日地担负责任，让他有了老成持重的心性。苏轼对苏辙的付出是感激的，他将自己的心意写在了诗里，那是一个文豪最珍贵的回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兄弟团圆的心愿，在生前未能，死后终得实现。苏轼去世后，苏辙在颍川闭门著书11年，于宋徽宗政和二年去世，享年74岁。兄弟二人合葬于河南郏县小峨眉山下，再也不必为对方的独自伤神而忧心了。同为才子的苏轼与苏辙，没有相煎何急，更休提手足不睦，苏轼未曾恃才傲物，苏辙也没有成为嫉妒的化身，他们互为知己，生死与共，一同诠释了什么是“兄弟”。《宋史·苏辙传》中如此评价这段兄弟情：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苏辙，不只是苏轼的弟弟。作为苏轼的弟弟，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够不被遗忘在时光中。苏辙也确实做到了，唐宋八大家，他与父兄齐名，合称“三苏”。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尤其秉承父亲苏洵的散文观，擅长政论和史论。“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十九岁写下《上枢密韩太尉书》，直指作文者需有“浩然之气”“周览四海”“交游豪俊”，恍惚是又一个少年苏洵从字纸间意气风发走来。“天下皆怯而独勇，则勇者胜；皆暗而独智，则智者胜。勇而遇勇，则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则智者不足恃也。夫惟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难蜂起而难平。盖尝闻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后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见也。”《三国论》则立意新颖，抑扬顿挫，可见受诗文革新的影响之深。苏辙也擅长记叙与杂议。《黄州快哉亭记》借景抒怀，以三国风流人物的胸襟来破解“快哉”的真意，而更深的内涵是劝慰身处逆境中的哥哥苏轼。“盖亭之所见，南北百里，东西一舍。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昼则舟楫出没于其前，夜则鱼龙悲啸于其下，变化倏忽，动心骇目，不可久视。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举目而足。西望武昌诸山，冈陵起伏，草木行列，烟消日出。渔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数。此其所以为快哉者也。至于长洲之滨，故城之墟，曹孟德、孙仲谋之所睥睨，周瑜、陆逊之所骋骛，其流风遗迹，亦足以称快世俗。”苏辙在苏轼的光环下笔耕不辍，留下了《诗集解》《春秋集解》《老子解》《诗论》等著作，总共94卷。没有人比苏轼更了解他的为文为人。“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刘睿

□刘睿

2021-07-18
苏颂与苏轼的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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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喻世华苏颂（1020－1101）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北宋著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1037－1101）是宋代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1苏颂与苏洵联宗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祐、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嘉祐、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苏洵去世，苏颂曾有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苏洵与苏颂的联宗，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40多年的密切交往史。2杭婺间诗歌唱和熙宁初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变法的初衷无可非议——富国强兵，王安石本人不贪财不好色，就个人品质说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王安石在人事任免上凭个人好恶晋升和贬黜官员，如亲信曾布3天晋升五级，特别是秀州判官李定擢太子中允、除监察御史里行的任命，更是属于破坏程序和规定的做法，这招致了按规则办事官员的反感。苏轼与苏颂当时都在朝廷任职，对于王安石的做法进行了公开批评和抵制。苏颂与宋敏求、李大临时为朝廷撰写任命文告的中书舍人，拒绝草写任命李定的诏书，为此遭到神宗皇帝撤职，苏轼称颂苏颂为“三舍人之冠”，显示苏轼与苏颂在政治操守上“凌厉高躅”的一致。王安石对于政治对手的处理手法是简单而粗暴的，支持者晋升，反对者贬黜。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苏颂相继被贬出朝。熙宁四年(1071)，苏轼出判杭州，苏颂出知婺州（今浙江金华）。杭州、婺州相邻，苏轼与苏颂交往密切。苏轼到官三日访惠勤、惠思二僧，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颂有“腊日不饮独游湖，如此清尚他人无。唱酬佳句如连珠，况复同好相应呼”（《次韵苏子瞻学士腊日游西湖》）；苏轼随即有《再和》。二苏之间诗歌唱和，其关系的亲密由此可见一斑。3相期来访蒜山东元丰二年（1079），苏轼、苏颂都遭受无妄之灾，同入一个监狱——被关进御史台监狱。苏轼时任湖州知州，因李定、舒亶、何正臣构陷，发生了宋代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颂时任濠州（安徽凤阳）知州，因在开封府任上判陈世儒案过轻被秋后算账，何正臣监督办案，这实际上是变法派向保守派发起的一次清算，将普通刑事案迅速上升为政治案件的结果。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的人格操守是有问题的，比如李定不孝，舒亶贪污学生伙食费。二苏在御史台监狱隔墙相望，苏颂相比苏轼的处境稍好，在诗歌中对苏轼在狱中受折磨的情况有真实的记录：“却怜比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苏颂还对相互交往的历史做了深情的回溯：“源流同是子卿孙，公自多才我寡闻。谬见推称丈人行，应缘旧熟秘书君。”“杭婺邻封迁谪后，湖濠继踵絷维中。”对于未来出狱相会也抱有期待：“他日得归江海去，相期来访蒜山东。”“乌台诗案”后，苏轼贬谪黄州，与苏颂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比如听说苏颂坠马，苏轼献上家传“极有神验”的“接骨丹”（《与苏子容四首》之二）；得到量移汝州之命，也向苏颂通报，并推荐庞安时为苏颂治病（《与苏子容四首》之三）。元丰七年（1084），苏轼由黄州出发，过润州适逢苏颂母亲去世，苏轼作《苏子容母陈夫人挽词》。这是苏轼与苏颂在润州的唯一一次相见，实现了二苏在御史台监狱“相期来访蒜山东”的愿望。苏轼的挽词对苏颂母亲给予了很高评价：“夫人高节称其家，凛凛寒松映修。”对苏颂同样有很高评价：“忘躯殉国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愠喜。”元丰八年（1085），苏轼回常州时，苏颂还在润州守孝，苏轼对苏颂“广陵令侄出所赐教，劳问备至”非常感激。4俯仰之间四十年元祐时期，是苏轼、苏辙兄弟与苏颂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这在苏颂的《苏魏公文集》中保留最多，如《次韵苏子瞻题李公麟画马图》《次韵子瞻锁院赐酒烛》《次韵刘叔贡舍人从驾》《重次前韵奉酬子由、子开、叔贡三舍人二首》等。而在苏轼诗集、文集中也保留了一鳞半爪，比如苏轼出守杭州时，还有诗提到“苏、李、广平三舍人（苏子容、宋次道与先公才元，熙宁中封还李定词头，天下谓之三舍人）”（《送李陶通直赴清溪》），有书信表达对苏颂的怀仰之心：“违去左右，已逾周岁矣，怀仰之心，惟日深剧。”而在《东坡志林》保留的《记告讦事》（元祐初）、《记盛度诰词》（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真宗仁宗之信任》（元祐三年兴龙节）以及《书陆道士镜砚》（绍圣三年，即1096年）有关苏颂的记载则保留了苏颂更为鲜活的形象，保留了苏颂讲的不少珍贵历史掌故。南宋周必大《二老堂杂志》卷四引陆游说：苏子容闻人引故事，必就令检出处；司马温公闻新事，即录于册，且记所言之人。故当时谚曰：“古事莫语子容，今事勿告君实。”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是时扬州州守为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伏以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俯仰之间，四十余年。在熙宁初，陪公文德殿下，已为三舍人之冠。及元祐际，缀公迩英阁前，又为五学士之首，虽凌厉高躅，不敢言同，而出处大概，无甚相愧。”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苏轼与苏颂家族的苏坚及其子苏庠也有相当密切的交往。苏轼守杭与苏坚为上下级关系，苏坚时为临濮县主簿监在城商税，为苏轼治理西湖立下汗马功劳，苏轼在《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引述了苏坚的大段建议，杭州的“苏堤”“三潭印月”等景致都饱含了苏坚的贡献和智慧。苏轼对苏坚之子苏庠更是赞赏有加：建中靖国元年三月二日，苏轼《书苏养直诗》有“此篇若在置太白集中，谁复疑其非也。乃吾宗养直所作《清江曲》云”。从嘉祐、治平年间苏洵与苏颂同在馆阁时的联宗开始，直到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润州作《荐苏子容功德疏》，苏轼家族的苏洵、苏轼、苏辙与苏颂家族的苏颂、苏坚、苏庠之间“俯仰之间，四十余年”保持着相当密切和紧密的联系。这是镇江历史文化中值得认真探究的一段历史佳话。

2019-10-12
实物佐证牌匾揭秘苏学专家鉴别后称真实度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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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杨晓江“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父子闻名天下，千百年来，人们为“三苏”故事津津乐道，他们的文学名篇被争相传诵，至今四川省眉山市仍建有“三苏”纪念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每读到这些诗词，我们总会想起一代文豪苏轼。有专家学者通过长期考证发现，在西充县鸣龙镇有苏轼后裔定居于此。3月6日，带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西充县鸣龙镇宫子山村一探究竟。A百年“苏氏宗祠”坐落偏远山村西充县鸣龙镇位于西充县西北部，与南部、盐亭两县交界，地理位置偏远。日前，一则有关苏轼后裔定居鸣龙镇的消息传出，这个偏远乡镇顿时多了几分热闹。传出消息的地方名为宫子山村。宫子山村6组、7组、9组、10组、12组的村民中，苏姓占到了70%。当地苏姓村民一致认为，他们是苏轼后裔。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他们这里保存着具有百年历史的“苏氏宗祠”。苏式宗祠坐落在小山丘上，四周青山环绕、翠柏簇拥。祠堂呈三合院结构形式，保存有堂屋一间和左右耳房、左右偏房、左右侧房各一间，共七间房屋。祠堂柱子、门窗重新上漆，屋顶部分檩条经过更换，但是古老的格局依然可见。尤其是正堂挑梁下的镂空雕垂花柱，技艺精湛，引人注目。鸣龙镇的苏正怀老人告诉记者，据祖辈口耳相传，清光绪三年（1877年），鸣龙镇苏姓人曾在任甘肃省隆德县县令苏国泰的倡议下，于鸣龙镇李桑坝建立了祠堂，在光绪六年（1880年）建成。此后，每年清明节，苏氏族人和迁居外地者均派代表，在苏氏宗祠举行祭祖仪式。2017年6月，苏氏后裔在对祠堂进行修缮时,发现堂屋内脊梁有“大清光绪六年庚辰孟冬月廿九日穀旦，四房共建宗祠世代荣顯科第緜長者矣謹題”的文字。同时，托梁上存有家族分为四房共计166人的姓名、族人分居地和迁居地等文字记载，从而更加确定该建筑是苏氏家族祠堂的地位。这些文字记录与祖辈的讲述不谋而合。鸣龙镇苏氏后裔、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苏克和介绍，该祠堂修缮前，在祠堂正厅的房梁上，还存有清晰的楷书文字，记录了建祠堂的总领、督工和书写记录之人24人的姓名，主要人员都能在苏氏族谱中查到。B一块清代牌匾揭秘“苏氏史迹”仅一座清代修建的宗祠，还不能说明鸣龙镇的苏氏后裔与大名鼎鼎的苏轼有直接关系。“这块牌匾是证明我们是苏轼后裔的重要证据。”在深入采访中，双凤镇苏氏后裔苏敬业向记者展示了一块清代牌匾。苏式宗祠保存着一块篆刻着“眉山一脉”四个大字的牌匾，“脉”字大部分丢失，仅存最后一笔末梢。“这块牌匾因改作门扇而丢失了‘脉’字，但是也因此幸存下来。”苏敬业说。仔细观察牌匾，除了幸存的三个大字外，周围还刻有若干小字。小字记载：“我祖三苏，昔居成都眉州，自宋由元及明，迁居川北白马铺鹁鹄嘴李桑坝；远祖凤山公后裔嘉祯，子仕英，孙正还偕胞弟正权、正元、正林，自圣朝康熙二十二年卜居於西乡万张沟，至今传十一世矣，而合族建祠于兹。恐代远年湮，数典忘祖，特竖匾额，以溯其本源云”。祠堂管理者之一的苏典海介绍，李桑坝即现在的宫子山村，西乡万张沟即现在的西充县双凤镇龙台院村。“这段文字记载，说明我们为‘三苏’后裔，在历史上族人首先迁移到宫子山村，在康熙年间其中部分苏氏族人分迁到双凤，两地族人共同修建了这个祠堂，作为纪念。”苏典海说。苏敬业告诉记者，在上个世纪40年代前，他的祖辈每年都要到李桑坝来“吃清明会”，从双凤镇走路到鸣龙镇，要花近两天的时间。苏克和分析，虽然匾额有破损，但是根据留存匾额序文的书写格式和文字内容，可以首先确定树匾时间在清代，从匾额木材的老化程度、磨蚀、裂痕等判断，此匾额已有百余年历史。原西充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何凡曾带领鉴定小组对苏氏宗祠、牌匾进行鉴定。其鉴定结果为：均为清代文物。何凡认为，苏氏宗祠毁损严重但牌匾保存较好，上面记载有苏轼后裔迁居当地的历史，是“三苏”后裔迁居于此很好的历史实物佐证。C苏学专家考证判定牌匾非旁人所立“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父子闻名天下，成为不少历史学家长期研究的对象。长期以来，关于苏轼子孙最后的居住聚集地大致在哪些地方，确实难以分清楚，但形成了眉山派、毗陵派、四明派等比较公认的说法。之前历史界一直有“三苏”四川无后人的说法，但前些年眉山市发掘的文物《苏符行状》碑让此说法得以改变。苏符为苏轼的孙子，他的生平在《宋史》中没有更多的记载，其他书籍记载也很少。20世纪70年代眉山市城南修文乡出土的《苏符行状》墓碑中记录，苏轼之嫡孙苏符(苏轼长子苏迈之次子)晚年归蜀，他生有六子。同时，绵阳市梓潼县苏家湾保存的“苏家支派碑”，也记载有“三苏”后裔早在明朝就已在当地定居。著名苏学专家、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兼古籍所所长、教授舒大刚，对祠堂相关资料和图片进行鉴别后认为，西充发现的苏氏祠堂牌匾与“三苏”故里眉山市发掘文物《苏符行状》碑中记载苏符晚年归蜀，形成了历史连贯。“从牌匾记录来看，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当地就有苏氏族人定居并迁徙他乡。苏氏后裔所题写的祖籍牌匾表明，当地苏姓为苏轼后裔的真实度极高。”舒大刚表示，对这块清代牌匾进行分析，其题写内容为自书传世体例，基本可判定非旁人所立。同时，西充县鸣龙镇“苏氏宗祠”为进一步证实“三苏”后裔归蜀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文献资料。明末清初，鸣龙镇苏氏第四房后裔苏鸣龙在当地栽桑养蚕，缫丝织绸，使得当地丝绸业颇为繁盛，并在鸣龙场镇所在地建立集市。后人为纪念苏鸣龙的功绩，便以“鸣龙”为集市命名，这也是后来鸣龙镇的由来。苏敬业说，在眉山当地苏氏祖茔墓志上记载有“金、银、凤、集四祖（‘三苏’后裔）迁入梓潼城，再迁川北跑马坪，以滤布纺织为业”，也证实了“三苏”后裔迁居川北的事实。对于苏轼后裔多次迁移各地，苏敬业分析，主要是与战乱有关。“尤其是明末清初，四川战乱，苏氏族人分别迁居西充罐垭、青狮、双凤、古楼等多个地方。”苏敬业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祖辈采取的迁移居住是英明的决策，使得大量苏氏族人在战乱年代得以保全性命，繁衍生息。苏克和称，为传承“三苏”家族历史文化，鸣龙镇苏氏族人自筹18万余元将残破不堪的古苏氏祠堂主体按“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了初步修缮，对发现的房梁文字原样保留，祠堂内按古法恢复了布局、摆设、陈列和祭祀场所，悬挂了相关牌匾、完善了“家规家训”等，以缅怀先祖、敦亲睦族、倡导孝道文化、激励后人。◆相关链接“三苏”与南充的缘分深于草木浓于亲情“三苏”与南充有着诸多缘分，苏轼曾与果州知州李修孺交好，与阆中蒲宗孟有着姻亲关系，都有诗文为证。同时，在蓬安县银汉镇与广安市接壤的地方还有座山，名叫“来苏山”。山上有座寺，唤作“来苏寺”。因为苏轼曾游此山，流寓山寺，因此得名。苏轼一生辗转，为地方官时几乎走遍大江南北，远至“天涯海角”。他走一处爱一处，南充的好山好水吸引苏轼，也在情理之中。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刘清泉称，“三苏”与南充的渊源颇深，苏轼的伯父苏涣就曾在阆中为官。“苏轼、苏辙兄弟受伯父苏涣的影响很大。”刘清泉说，苏涣聪慧过人，宋初中进士，他人品好、尊敬父兄、谦虚礼让，苏轼和苏辙兄弟两人视苏涣为偶像。苏涣在阆中为官期间，苏洵曾到阆中探望兄长，后来苏洵带着苏轼、苏辙赴开封考试时也途经阆中。“苏轼前往开封必经阆中，后来苏轼三次经陆路往返开封与眉山，水路有可能会走嘉陵江。”刘清泉说，有关苏轼赴京赶考一事，清代学者王文诰著有《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据他考证，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三月，苏洵带着苏轼、苏辙兄弟俩前往开封应试，他们从眉山出发至成都，又“自阆中出褒斜，发横渠镇，入凤翔，过长安，五月抵京师。”刘清泉分析，苏氏父子两人当年赶考途经阆中，其线路应该是精心选择的。苏涣当时在阆中为官，无论出于兄弟情、还是叔侄情，苏洵与儿子顺道看望他乡亲人，都属情理之中的事。由此可见，“三苏”与南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故事和诗文是我们今天对“三苏”的一种牵挂，这份情感深于草木浓于亲情，永远值得怀念。

2018-03-08
苏东坡与海南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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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晗溪近日，设在海南儋州东坡书院的东坡香文化馆揭牌，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在中国香文化发展史上，苏轼注定难以被绕过。因为他不仅品香、用香，并亲自制香，还留下“雪中春信”“二苏旧局”等合香典故。尤其是谪居海南期间，苏轼更是成就沉香般性格，历难而不屈，借由其咏香诗文的书写，与海南结下不解的香之缘。尚香是宋代文人出于对群体身份的认同而形成的共同趣味和文化品位，东坡将传统香道提升到明德悟道乃至立身修性的高度，以尚香正心慎独、濡养德性，其实质是对儒家“修身养性”理想人格的躬行实践，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西园雅集：无香何以为聚古代文人的聚会被称为“雅集”，历史上最著名的雅集有两次，一次是发生在东晋绍兴的“兰亭集”，一次是发生在北宋汴京的“西园雅集”。兰亭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王羲之的字，而西园雅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李公麟的画和米芾的题记。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宅第花园。宋神宗元丰初，王诜曾邀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以及日本圆通大师等16位文人名士在此游园聚会，会后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米芾书写了《西园雅集图记》，成为仇英、张大千等后世名家摹写赏玩的典范之作。《西园雅集图》水墨纸本，白描入画，以写实的方式描绘了宋代文人雅士聚会的情景，他们或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案头上有几缕淡淡的炉烟萦绕其间。中国用香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之前，盛唐时期调香、熏香、评香已成为高雅艺术，香文化俨然成形。到宋代，香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发展到鼎盛，文人雅士相聚品香读书，一边享受氤氲香气，一边读经谈画论道，甚至有文人感叹“无香何以为聚”。对宋代文人雅士来说，香炉里焚爇名香，是24小时不能间断的一项常规设置，氤氲的香氛差不多就和当今某些公共场所或咖啡厅的环境音乐一样，是人生展开的一个基本背景，仿佛没了它，生活便不能正常流动。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梦粱录》记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点出了宋代文人雅致生活的“四事”或“四艺”。此四艺者，透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品味日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并将这些观念和行为反映在大量的诗词、散文、随笔、札记，甚至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作品中，成为文人群体一致认同的生活情趣与文化品位。苏黄唱和：烧香赋小诗唱和诗是古代诗人相互应答酬谢所作的诗词，士大夫间更是以香中雅趣题诗互答为文坛佳话。宋元祐年间诗人相互唱和十分风行。元祐年间，苏轼、黄庭坚二人以黄庭坚酬答别人送的香品（帐中香）为引子写了几首唱和诗，不单写香，且以香激赏对方之文辞、智慧，乃宋人香事风流。黄庭坚自称“天资喜文事，如我有香癖”，爱香如痴，他的《惠江南帐中香者戏赠二首》中“百炼香螺沉水，宝熏近出江南”一句历来为人称赞，苏轼读此诗后和作《和黄鲁直韵》，称“四句烧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苏轼诗中提到的香并非具体的香品，而是黄庭坚为酬答别人送的香品礼物而做的诗，意指黄庭坚的四句“偈子”，就像妙香一样四处飘散，为了更好地体会黄庭坚诗中的智慧，应用心参悟，就像品香一样，最好用鼻子“观”。苏轼在《答黄鲁直书》中写到第一次在孙觉座上见到黄庭坚的诗文，“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苏轼对黄庭坚称赞有加，而黄庭坚更是投书苏轼，恭执弟子之礼。两人交往莫逆，常常“互怼”，如，苏轼调侃黄庭坚的字是“树梢挂蛇”，黄则说苏轼的字是“石压蛤蟆”。他们都是爱香之人，也因“香”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据《陈氏香谱》记载：一次，以画梅著称的花光长老派人将两幅新作送给黄庭坚，黄庭坚便与好友惠洪一起在灯光下欣赏。望着绢素上寒姿凌欹的梅影，黄庭坚不禁感叹道：画面如此生动，让人仿佛真的置身初春清寒的梅林间，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花香。结果惠洪当即笑着从随身包囊中取出一小粒香丸，焚于炉内。很快，黄庭坚当时所栖宿的舟中便有鲜明的梅花香气轻浮暗溢。这一种芳韵于黄庭坚来说乃是首次体验，绝妙的效果引他赞叹不止，见此，惠洪也就很有兴致地道出了此款“韩魏公浓梅香”的来历。原来，它的配方与工艺竟是名臣韩琦府中创制出来的成果，又由苏轼掌握后传授给惠洪。黄庭坚闻言不禁玩笑地抱怨道：苏轼明明知道他有“香癖”，当年居然不曾告诉我，真是不够朋友。黄庭坚还将此香易名为“返魂梅”。海南香事：金坚而玉润“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钗翻；重闻处，余薰在，这一番气味胜从前。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沈水暗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断头烟。”这首《翻香令》，是苏轼第一任妻子王弗死后，苏轼怀念其所作，描写了苏轼在妻子灵柩前焚香之景。从词中也可看出，宋人很少采取焚烤沉香片、檀香片，多是使用精心调制的“合香”。宋时的合香工艺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把多种香料经过加工处理，捣成碎粉，混在一起，用蜂蜜、白芨、蔷薇露（天然玫瑰香水）等加以调和，然后封闭在容器内，埋入地下静置一段时间。最终将香料取出，做成小饼、小丸乃至捣成粉末，即得到成品，或宜于熏衣，或宜于待客，或宜于户外，或宜于夜晚的寝帐，乃至解酒的、安神的。苏东坡玩香可谓已到极致。据说古代有三款香最美，分别是“雪中春信”“黄太史四香”和“返魂梅”香。其中，“雪中春信”便是苏轼所调制，需专门收集梅上雪水进行合香，能于雪天闻到梅花开之意境，雪落无声，梅香盈室。这款香的诞生，有一段如同传说般的故事。当年苏轼为合出早春梅花初绽时的香气，整整用了7年，一直不满意。直到北宋元祐五年正月初七的一场突至春雪，苏轼取出御赐的羊脂玉碗，吩咐侍女取梅花的花心之雪放于其中。再将炮制好的香料按顺序配好，才终于找对了味道，合成“雪中春信”。东坡对海南沉香也十分喜爱，在《沉香山子赋》中咏道：“既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故把握而兼斤。”寥寥数语，把海南沉香的特征写得形神毕现。沉香的形成机制，是沉香树干被真菌侵入寄生，发生变化，经多年沉积形成的香脂。树龄几十年的沉香树，如果没有受伤，便不会结出沉香。沉香实际上是树受伤后在愈合过程所产生的油脂，其生成过程，充满变故、磨难和艰辛，颇富审美和哲理意味，不由得使人联想起人生多难、命运多舛的苏轼。所以，绍圣五年二月，苏轼时年64，为贺弟60大寿，寄以沉香山子，并作《沉香山子赋》，题下注明：“子由生日作”。此篇寿赋，笔笔未离沉香，而处处却在推扬卓然不群的品格，可谓构思奇妙。当时，正值元祐党人被大力镇压。兄弟二人，一贬儋州，一贬雷州，彼此隔海相望，心情可想而知。虽身处困境之中，但苏轼就地取材，以儋崖之沉香作为寿品，以沉香山子为喻，隐喻品格贞坚的士君子，以此激励同样深陷逆境的子由。收到兄长情深意长的生日礼物，苏辙回应以《和子瞻沉香山子赋》。赋前有小序，云：“仲春中休，子由于是始生。东坡老人居于海南，以沉水香山遗之，示之以赋，曰：‘以为子寿。’乃和而复之。”弟弟对苏轼原赋的精神，可谓心领神会，在香史上，这样的唱和堪称传奇，既是骨肉亲情的写真，又是在同一心灵层次上的知音。

徐晗溪

2020-01-20
王安石曾邀苏轼同住“半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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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忠鹤提示TISHI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辽宁省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与王安石相关的多件珍贵文物被陈列出来，其中几件展品为首次展出。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身上有着执拗、坚韧、洒脱等众多鲜明个性特点。他为了改变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家面貌，在宋神宗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推行“熙宁变法”。变法失败后，他不问政事，退隐山林，用清雅淡然的笔法寄情于山水。虽然时至今日，对王安石的评价仍褒贬不一，但作为一代文学巨擘，王安石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半山园”：涉及多件文物对时年55岁的王安石来说，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这一年是黑色的。这一年，“熙宁变法”陷入困境，王安石的长子、同时也是变法强有力的支持者王雱又病故离世。遭遇事业与中年丧子双重打击的王安石心灰意冷。当年10月，王安石辞掉了宰相一职，从北宋国都（现在的河南开封）外调至现在的江苏南京，任“判江宁府”。钟山，位于南京城东，是“江南四大名山”之一。外调来的王安石苦寻合适之地建造宅院，在江宁府城东门与钟山中间，一个叫“白塘”的地方最终进到了他的选择名单中。白塘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如果在江宁府东门至钟山之间画一条线，白塘正好位于这条线的中间，再加之白塘位于出城后缓步进山的半路之上，所以，王安石将自己在白塘选中的这处宅院命名为“半山园”。王安石的号“半山”也自此而来。辽宁省博物馆正在举行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有一幅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写的行书作品《王安石杂诗卷》。这幅作品是正值壮年的鲜于枢写给朋友的。在这幅一直收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行书作品中，一共收录了四首王安石的诗作，其中一首名为《示元度》，这首诗的写作地点及所写对象就是“半山园”。“今年钟山南，随分作园囿。凿池构吾庐，碧水寒可漱……”这首诗是王安石写给女婿蔡卞（字元度）的。在这首诗里，王安石用词雅丽，文字灵动有趣，详细介绍了营建半山园的过程，同时邀请女婿前来赏园观景。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馆员张书慧介绍说，这首《示元度》在艺术上的特点是“新奇工巧”，明显区别于王安石主政“熙宁变法”时期的文风。“王安石的诗歌有着明显的个人特点，学术界将其命名为‘王荆公体’。”张书慧表示，较之“唐宋八大家”中的其他人，“王荆公体”的特点是新奇工巧，但同时又含蓄深婉，但这个特点主要集中在王安石晚期作品中，尤其是绝句里。张书慧说，除了这一特点外，王安石的诗作作品还有“翻案”的特点，也就是对前人写过的同一主题文学作品，他有着相悖或更加新颖的观点。比如，在此次展览中另一件与王安石有关的文物——元代画家赵雍《墨竹图》中，“翻案”特点得到了充分体现。在这幅《墨竹图》中，赵雍在疏朗的竹子画作旁边，用行书写下了王安石的一首诗《钟山即事》：“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这首诗中的“一鸟不鸣山更幽”，是从南北朝时期诗人王籍的“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这句诗中“翻案”而来。在王籍的诗中，明确指出鸟鸣才能更加凸显山涧幽静，但王安石则在自己的这首诗中说，只有鸟儿沉默了，山涧才宁静。张书慧表示，除了这句“一鸟不鸣山更幽”，王安石“翻案”的作品在他的多首诗中都有所体现，比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庙堂上：变法中的执拗与坚韧除了“唐宋八大家”中的文学家这一角色，王安石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他的政治家身份，“熙宁变法”是他参与并主导的重要政治活动之一。在“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分布在三大主题展厅中的不同文物，将王安石的政治生命碎片化地链接了起来。1067年，20岁的宋神宗即位。作为北宋第六位皇帝，这位年轻的天子接手了一个千疮百孔、岌岌可危的江山。清朝所著的《廿二史札记》中记载着宋神宗一朝的财政状况——当年全部收入全部用于支出，毫无存蓄可言。刚刚走过百余年的北宋王朝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宋史·食货志》对其进行了分析，概括说来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北宋周边辽、西夏两国时时威胁，造成岁币增加；第二，招兵买马、宗室成员数量增加、官吏费用增加等造成的支出扩大；第三，北宋一朝的制度问题。面临着即将走向崩溃的烂摊子，宋神宗即位的第三年，也就是熙宁二年（1069年），“熙宁变法”正式启动，时任“参知政事”一职的王安石成为变法的主导者与力推者。简单来说，“熙宁变法”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内容：富国、强兵和取士。从1069年正式启动变法到1085年“熙宁变法”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这一对君臣力推的变法陆陆续续地持续了16年。在这16年里，王安石两度罢相。第二次罢相后，王安石正式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了他在“半山园”的闲居生活。“熙宁变法”遇到了重重阻力。在王安石大刀阔斧的推进中，一大批政见不合者要么被罢官，要么被流放，这些人中，包括了司马光、韩维、欧阳修、苏轼等人。在“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有一幅明代画家画的《耆英胜会图》，画作表现的就是这些与王安石政见相左者聚会的场景。“耆英会”的主要活动地点在洛阳。据《宋史》等相关史料记载，宋熙宁、元丰年间，洛阳聚集了一大批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闲居的士大夫，这些人几乎囊括了当时在洛阳的士大夫领袖人物，文彦博、富弼、司马光等人都曾先后主持过耆英会。这些人悠游林泉，度身世外，过着远离政治的悠闲生活。明代画家的这幅《耆英胜会图》就是以此作为主题来进行创作的。集合了一大批优秀士大夫的《耆英胜会图》，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执拗与坚韧，他的那句脍炙人口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是将这份执拗演绎得淋漓尽致。难怪司马光评价：“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江岸边：63岁王安石亲迎48岁苏轼从熙宁九年（1076年）置业，到元祐元年（1086年）病逝，王安石在南京钟山旁的“半山园”一共生活了10年整。辽宁省博物馆此次展览中多件与王安石有关的文物，多与这一时期有关。首次展览的明朝刻印的《王荆公文集》，就收录了这一时期王安石的多件作品。张书慧介绍说，这本《王荆公文集》较为珍贵，据分析，它可能是王安石后人刻印的，是后世校对王安石散文、诗词等作品的底本。在“半山园”的这10年里，百姓经常会在钟山一带看到一位不问世事、骑着毛驴、优哉游哉的小老头，但与此同时，一篇篇充满着安宁与悠闲、恬淡与平静意味的清雅洗练之作也不断问世，广为流传。“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这首《金陵即事三首其一》即写在王安石退隐之后的“半山园”。与很多达官贵人奢华的私家园林不同，王安石的“半山园”较为简单与简陋，仅仅具备了信步乐游钟山的便利。王安石的“半山园”不仅是他寄情山水的地方，也是会见故人的场所。元丰七年（1084年），遭遇迫害的苏东坡被贬黄州，在路过南京的时候，他特意去拜访王安石。这两位“唐宋八大家”的主角、曾在政见上针锋相对的文学巨擘不仅一笑泯恩仇，而且数日同游，写下名篇佳作，共同演绎一曲惺惺相惜的文学佳话。据《王荆公年谱考略》等多份史料记载，听闻苏东坡来到南京，花甲之年的王安石特意骑着毛驴赶到岸边，亲自将48岁的后生苏东坡从船上迎了下来。在苏东坡停留期间，王、苏二人多次切磋技艺，作诗唱和，有着多次深入的探讨与交流。在一首游历蒋山的诗作中，苏东坡写下了“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的诗句，对于这样的佳句，王安石连连拍手叫绝，并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他甚至邀请苏轼在附近建屋，与己同住。元丰八年（1085年），年仅38岁的宋神宗去世，听闻此噩耗，远在南京的王安石痛不欲生。第二年，即元祐元年（1086年），这位一生执拗的“拗相公”郁然病逝，享年65岁。司马光闻讯，建议朝廷厚葬之。在王安石晚年写下的一首《渔家傲》词作中，这位宦海沉浮、经历了半生政治风云的老者以这样一句作结尾：“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本文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手记人性中的闪光点本报记者朱忠鹤时至今日，各方对王安石的评价仍褒贬不一、众说纷纭。王安石虽已“盖棺”，但却难以“论定”。笔者就曾在接连读过的两本书中，看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王安石形象。誉者，称其为“三代以下唯一完人”；毁者，直指王安石为“奸邪”。这一切并不奇怪。千年之前，作为政治人物的王安石主导了“熙宁变法”，这样一个旨在改变北宋一朝冗官、冗兵、冗费的大力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陈腐的国家面貌，但同时也触及了太多人的利益，再加之王安石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存在着用人失察、用人不当等操作上的失误，这就难怪当时及后人对其猛烈地抨击了。在这里，我们不想探讨“熙宁变法”的一波三折，也不想评价王安石的功过得失，只想打捞出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在北宋士大夫阶层一些人身上闪耀着的美好的人性色彩。尽管在“熙宁变法”中王安石饱受反对者的强烈指责，但在王安石的私德评价上则多平和之声。王安石排斥奢华，不论是身居宰相一职，抑或是二次罢相后退隐山林，他一直甘守淡泊，至勤至俭。王安石任职宰相期间，一次他宴请亲家的儿子，对方原以为当朝宰相会盛宴招待他，但相府的仆人日过晌午才端上来些许素菜和烧饼，以及少量的酒肉。习惯了奢华生活的亲家儿子只得硬着头皮吃了几块烧饼的中间部分，扔下了其他。见此，王安石毫不嫌弃，顺势拣起剩余的烧饼吃起来。亲家的儿子羞愧难当。宋神宗去世后，作为王安石政敌的司马光重新登上权力巅峰，“熙宁变法”随之人亡政息。尽管政见不合，但听闻已经退隐山林的王安石在“半山园”溘然长逝的消息，司马光仍摒弃二人在政见上的罅隙，建议朝廷厚葬王安石。司马光此举赢得后世赞誉。司马光也是性情淡泊之人。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生活较为富裕，纳妾成为当时风尚，但与王安石一样，司马光同样拒绝纳妾，甘守一人。苏东坡也与王安石政见相左，二人曾围绕变法展开激烈交锋。但在王安石退隐之后，苏东坡在途经南京时特意前去拜访王安石，二人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对于这位后生，王安石曾建议苏东坡在他的“半山园”附近购置宅院，二人共居同住，为此苏东坡发出了“从公已觉十年迟”的感叹。一时为敌，但不一生为敌，退出争锋的场景之后，用豁达心态包容万物，苏东坡与王安石堪称君子。尽管我们不能用道德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事业功绩，亦不能用人性美丑来评判一个人的职业成就，但那个时代隐藏在人性中的闪光点仍会令观者感慨，后人心向往之。

朱忠鹤

2021-01-04
苏辙不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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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网上很多文章在谈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关系，有的猛夸苏辙是“大宋第一暖男”，有的说苏辙不惜用官位给苏东坡赎罪，为了救哥哥才一路做到宰相。在真实历史上，苏辙对苏轼确实很好。我们先简单聊聊苏轼和苏辙的前半生。唐宋八大家，苏家占了仨：苏洵、苏轼、苏辙。其中苏洵是老爸、苏轼是大哥、苏辙是小弟，关于这一点，人所共知。事实上，苏洵总共生了仨儿子，大儿子名叫苏景先，在苏轼3岁（虚岁，下同）那年不幸夭折了。照这个排行，苏轼是老二，苏辙应该算老三。苏轼和苏辙同父，但未必同母，因为苏洵娶有一妻二妾，妻子姓程，两个小妾分别姓杨和任。程氏生了苏轼，史有明载，但苏辙是谁生的呢？可能是程氏生的，也可能是杨氏或者任氏生的。传说苏轼还有个妹妹，人称“苏小妹”，嫁给了苏轼的得意门生秦少游。实际上苏轼没有妹妹，只有一个姐姐，在眉山大家族中排行第八，人称“苏八娘”。苏八娘嫁到眉山官宦之家，20岁左右被虐待至死，所以，苏轼哥俩很长时间都不跟姐姐的婆家来往。苏轼和苏辙在同一年结婚，那年苏轼19岁，苏辙才16岁。婚后第二年，哥俩就跟随父亲苏洵进京考进士。苏轼和苏辙同时考中，但苏洵却落榜了。考中进士后，哥俩又参加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时称“铨试”），都没能通过。直到公元1061年，哥俩再次进京，终于在最高级别的选官考试（时称“制举”）中取得优异成绩。当时苏轼26岁，苏辙23岁。公元1062年，苏轼正式进入官场，被派往陕西做官，而苏辙则谢绝了朝廷的派遣，留在京城开封侍奉苏洵。苏轼在陕西凤翔府（今宝鸡市）当了三年“签判”（全称“签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市政府秘书长），苏辙则在开封侍奉了三年老父亲。也就是说，为了给父亲尽孝，同时也为了让哥哥安心工作，苏辙放弃了早早做官的机会。用儒家伦理讲，他做到了“孝”和“悌”，堪称道德标杆。公元1065年，苏轼从陕西回到开封，改做京官。眼见哥哥回京，父亲有人侍奉了，苏辙才前往河北大名府担任“推官”（相当于市政府副秘书长），那是他在官场的第一份工作。但苏辙到大名府刚一年，父亲就去世了，苏辙和苏轼扶柩还乡，丁忧守制，直到公元1069年才再次进京。进京后，苏轼在开封府做“推官”，苏辙被派往陈州（今河南周口）做“教授”（相当于教育局局长）。此后十年里，苏轼仕途都很顺利，从推官升通判（副市长），从通判升知州（市长），在各地岗位上不断升迁。苏辙呢？一直当副职，不过官衔也在升迁。但是到了公元1079年，苏轼在浙江湖州当知州的时候，出大事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了。关于“乌台诗案”的前因后果，各种论述车载斗量，这里无需啰嗦，我们只看看苏辙在此案中的表现。案发之时，远在湖州的苏轼毫不知情，而正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做签判的苏辙因为离开封很近，收到了好友王诜王驸马的书信，赶紧派仆人骑快马飞奔湖州。遗憾的是，那个仆人半道上耽搁，让抓捕苏轼的钦差赶到了前面。当然，就算仆人能提前赶到湖州，也不能扭转案情，但却可以让苏轼有个思想准备。公元1079年八月十八，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当天深夜下了大狱。苏辙先托京城友人打探案情，然后向宋神宗上书求情。这篇文章叫做《为兄轼下狱上书》，全文有几百字，我们只摘录其中最关键的几句：臣早失怙恃，惟兄轼一人，相须为命。今者窃闻其得罪，逮捕赴狱，举家惊号。微臣早年丧父，与兄长苏轼相依为命，如今得知他被捕入狱，全家惊恐，痛哭失声。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我哥苏轼本性并不坏，仅仅是天性耿直，爱发议论，被人抓住了把柄。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微臣愿意将所有官职还给朝廷，只求陛下开恩，不敢奢望您免去他的罪过，但愿您能饶他一死。苏辙与苏轼的兄弟感情向来深厚，所以这篇文章发自肺腑，绝无水分。苏东坡怕死吗？当然。趋利避害是人之本能，喜生畏死是人之天性，就连苏东坡也不例外。但在小命难保之时，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总是苏辙。不过还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宁可罢官也要为苏轼求情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包括驸马王诜、苏辙的上司张方平、苏轼的同乡范镇、苏轼的同学章惇、苏轼的学生黄庭坚、黄庭坚的舅舅李常、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些人都是官员，有的还是高官。后来苏东坡出狱，流放黄州，这些求情者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降级，有的被罚款。比较一下哥俩的性格，苏东坡更加直率，更加幽默，更喜欢开玩笑，所以树敌较多。苏辙呢？少年老成，城府较深，所以在后半生升官更快。宋哲宗在位时，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兄弟都得到重用。苏轼从杭州知州升礼部侍郎，又从礼部侍郎升礼部尚书。苏辙从户部侍郎升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升尚书右丞。宋朝搞的是群相制度，朝堂上一群宰相，其中“尚书右丞”只比“尚书左丞”低半级，相当于副宰相。到这时候，苏辙的官位已经比苏轼高了。苏辙为什么能做更大的官呢？因为那时候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并非宋哲宗，而是高太后。高太后非常谨慎，所以更喜欢生性谨慎的苏辙。但苏辙有时候又太谨慎了，谨慎到了简直欠揍的地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公元1091年六月，西夏十万大军入侵陕西，屠戮军民万余人。高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其他人都主张出兵反击，苏辙却极力反对。苏辙说：“凡欲用兵，先论理之曲直。我若不直，则兵决不当用。”出兵先看占不占理，如果我方不占理，坚决不能出兵。苏辙又说：“夏人引兵十万，直压熙河境上，不于他处作过，专于所争处杀人，此意可见。此非西人之非，皆朝廷不直之故。”西夏干吗出兵十万来打我们呢？因为我们对不起西夏。苏辙还说：“边臣贪功生事，不足以示威，徒足以败坏疆议，理须戒敕。”边疆守将跟西夏交战，属于贪功生事，于我大宋不利，朝廷应该申斥守将。其实西夏一直在攻打北宋边疆，王安石变法时期成功反击，夺回失地，还修筑了许多堡垒。司马光一执政，不仅将那些土地拱手送给西夏，还拆除了绝大部分堡垒。作为司马光的追随者，苏辙继续坚持绥靖政策，处处对西夏退让。他真实的想法其实是：西夏可以不遵守约定，我们大宋不能不遵守，因为一打仗就没好果子吃，“兵起之后，兵连祸结，三五年不得休，将奈何”（苏辙《颍滨遗老传》）。假如我们穿越到宋朝，给苏辙解释“和平是打出来的，不是求出来的”这个道理，他不但听不进去，还会骂我们“贪功生事”。等到高太后薨逝，宋哲宗亲政，苏辙的相权很快就被剥夺，为啥？不仅是因为宋哲宗想要改换朝臣班底，也是因为少年皇帝年轻气盛，早就对苏辙的绥靖外交反感透顶了。

2022-05-09
冰壶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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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picResCount=0;冰壶秋月：盛水的玉壶，中秋的月亮，比喻品格高尚。出自宋代苏轼《赠潘谷》：“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潘谷，宋元祐歙县人，一生制墨，品质优良，人称“潘谷墨”。苏轼写《赠潘谷》，表达了对潘谷品格和技艺的崇敬。（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图文/蒋振兴陈长松）

2019-09-1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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