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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作五弦琴　歌咏起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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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城舜庙中的舜帝像。古琴关于古琴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三千多年前的《诗经》,而最早的实物琴是在距今约二千五百年,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中发掘出的五弦琴(五弦筑)和十弦琴。五弦琴长度与现代古琴相仿,而十弦琴长度是现代古琴的一半,琴体较高,且琴面不平,无徽位。战国中期和西汉则有比现代古琴短些的七弦琴出土,由此可以推测出几千年来古琴由多形到定形的过程。在中国乐器中,古琴的声音是特别的,不似二胡如泣如诉,却比二胡委婉缠绵,是那种回旋往复的缠绵,有点让人心痛；不如古筝响亮欢快,演奏效果立竿见影,却平和沉稳,有一种往心里去的吟哦；也不像琵琶那么锋芒毕露,大珠小珠落玉盘式的直截了然。古琴是细腻含蓄的,指法不动声色地控制着轻缓急重。这样的声音决定了它不宜作合奏乐器,而适合独奏。能与古琴相和的,惟有箫了,箫的幽怨迷离和琴的古雅通脱糅成林下之风,超脱现实之境,说起来这也正是古琴为传统文人们所偏好的原因。舜作五弦琴,以歌《南风》教化于民《三国演义》中,马谡失街亭后,诸葛亮不得已在西城县设空城计,于城楼之上用“瑶琴三尺胜雄狮”。其所弹奏之乐器就是古琴,诸葛亮能用此乐器赶走司马懿的15万大军似乎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这更给古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古琴简称“琴”,被尊为“国乐之父”、“圣人之器”,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也是世界文化中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2003年11月,中国古琴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二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据《礼记·乐记》记载:“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夔始制乐,以赏诸侯。”“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孟子·离娄下》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而孟子所说的诸冯,就位于诸城城北15华里处的潍河西岸。可以推定,在虞舜时代就有了琴,虞舜当是第一个接触弹奏古琴的诸城人。据先秦文献记载,琴是舜帝发明的。历史学家、琴学家经过大量典籍的分析和推论,认为“‘琴’是原始‘工’匠们在虞舜时代的杰作。”虞舜即位于公元前2255年,在位48年,崩于南巡途中的苍梧之野。舜帝一生非常喜爱音乐,尤为擅长弹五弦琴自唱,因一曲《思亲操》而名扬天下,并得到尧帝的赏识,命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为妻。舜继位后无不以天下百姓为念,既勤劳又俭朴,跟老百姓一样劳动,劳作之余弹奏古琴,随着琴音唱起自己新作的《南风》以祈福教化于民: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意思是“和熙的南风呀吹来,可以消除人民愁闷啊。及时的南风呀吹来,可以增长人民的财富。”在舜的精心治理下,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清代琴家徐祺《五知斋琴谱·上古琴注》载:“视琴听音,可以见志观治,知世道之兴衰。故舜弹五弦之歌,歌《南风》之诗,以平天下之心,为太平之乐也。”舜的时代成为儒家理想社会的黄金时代,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德为先,重教化”,也就成为儒家文化精神核心。琴曲《南风》也就是几千年来儒家琴文化的文化标志,备受世人推崇。《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是此曲意义的重要注释。此曲被奉为古琴道典范,恐怕是由于它“德如泉流”、“以平天下之心”、“以古琴道致和平也”的缘故。“和”是中国古代音乐审美意识中最为人崇尚的理想境界,而古琴音乐恰恰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思想,《南风》正是“心平德和”的平和之声,对后代的影响堪称泽被万代。密州太守苏轼曾经多次为琴歌填词早在孔子时代,琴就成为文人的必修乐器,人们常说的“琴棋书画”中的“琴”指的就是古琴。在潍坊大地上,也留下了许多琴事的记载。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女婿公冶长世居诸邑公冶场村(今诸城市近贤村),公冶长于孔子处学成归故里后,与妻子携琴在安丘的城顶山上结庐授徒传艺,琴艺就是主要科目之一。公冶长专心致志传艺,直到老死山中。为了纪念他,后人把他居住的山改为“书院山”,并立公冶祠。在密州(今诸城)当过太守的苏轼,不只是开创了豪放派词风的著名文学家,他在琴学方面的修养也很深。苏轼在《仇池笔记》、《东坡志林》中,提及熙宁年间安徽庐江文勋来密州看他时,带来了古谱《阳关三叠》,此谱苍凉深远,与诸城古乐府《东武吟》颇有相通之处。苏轼离任时,在写给继任者孔宗翰的《和孔密州五绝》中有“阳关三叠君须秘,除却胶西不解歌”之句。他曾经多次为琴歌填词,仅给琴曲《阳关曲》填的歌词就有三种。俞樾《湖楼笔谈》卷六中说:“东坡集有《阳关曲》三首。一赠张继愿,一答李公择,一中秋月。”苏轼说:“琴曲有《瑶池燕》,其词不协,而声亦怨咽,变其词作闺怨”。苏轼著有《杂书琴事》十三则,其中一则说:“琴非雅声,世以琴为雅声,过矣!琴,正古之郑卫耳。今世所谓郑卫,皆乃胡部,非复中华之声。自天宝中,坐、立部与胡部合,自尔莫能辨者。”苏轼指出了琴曲和民间音乐(郑卫之音)的联系,以及民族文化交流结予琴曲的影响,是很有见解的。到南宋时,寄居北海的玉清宫道教大师丘处机的古琴演奏最为著名,他还整理了顺和真人马丹阳所创的《马丹阳琴曲》,并将琴艺传给了徒弟尹志平。明代时有潍县拔贡于养盛,其曾任陕西省宜川知县,自幼好琴,常于林中“古调独弹”。在清代,诸城清爱堂刘氏弹喜琴者也不少,刘墉《刘文清公遗集》卷九有《琴意写照》,写自己弹琴,卷十三有《弹琴次七弟韵》,写其堂弟弹琴。卷十六有《仙人抱琴图》:“湘娥愁对九嶷青,却抱朱弦下紫庭。太古遗音谁识得,洛滨弹向玉妃听。”诸城清爱堂刘氏与世德堂王氏、李家、丁家、潍县陈氏是世亲,姻亲稠叠,琴学在几家之间相互交流。诸城刘、王、李、丁诸大族,有丁惟宁、丁耀亢、刘墉等善琴者,潍县也出了陈鸿飞、陈子懿、陈介生、王石经、徐琼林等琴家。

2012-02-12
循碑索迹探寻眉山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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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颂帖》《劝修惠男记》《楚颂帖》东坡先生的田园之梦东坡喜食柑橘、种柑橘、咏柑橘，《食柑》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他说吃柑的时候“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翻看《苏东坡全集》，写橘的诗文随处可见：“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还有“橘怀几日向翁开”“白梅卢橘觉犹香”“想见橘柚垂空庭”“花如卢橘傲风霜”……可谓洋洋大观。在展陈上，有一幅《楚颂帖》部分拓片，字里行间，东坡先生想归田园种柑橘的梦想一览无遗。“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东坡居士轼书”。帖子中，东坡引了王羲之的话，又用屈原《橘颂》作典，其文辞悠然，氛围闲适，兴起而笔随，似乎在表明人生的污浊都可在荆溪水中涤荡开来，不足挂齿。王羲之辞官后，纵游山水，说“我卒当以乐死”；陶渊明弃官归园田居，成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俨然世外神仙。苏东坡也想体验古人的田园之梦。只是命运留给他的机会太少了，一生漂泊，在他乡流浪，后客死他乡。苏东坡想在江苏宜兴“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东坡文化的瑰宝传了下来，闻名于世的《楚颂帖》在不少地方有翻刻，后《楚颂帖》又名《种橘帖》，可见世人对先生爱橘之推崇。1982年，三苏祠亦对《楚颂帖》进行了精心镌刻，细节毕现，颇具神韵，现立于三苏祠碑亭。苏宅西园，还建有一座楚颂亭，是纪念东坡先生爱橘所建。西湖泛舟东坡居士为谁携酒前来？在展陈上，有一幅苏东坡所书、如今为三苏祠博物馆披风榭抱柱联拓片，将一个潇洒超然的东坡居士描绘得活灵活现。拓片内容为“一天云水，东颍孤州，听坡首落雪冰，使君肠与我似。四座琴樽，西湖夜月，泛空舟浮河汉，居士酒为谁来。东坡居士”。大概的意思是：白茫茫的一天云水，出现在东边孤城颍州，听见山坡前飞落雪花和冰块的声音，与此相似的是太守与我的愁肠。在西湖月夜泛舟，拨弄起四张琴弦，空舟好像飘浮在天上的银河之中，东坡居士为谁携酒前来？据介绍，这副对联，原为清代人镌刻的苏轼撰书的一幅中堂木刻，今人视其对仗工稳将它刻为联，苏轼著述均无刊载。但其词意在苏轼元祐六年（1091）九月出知颍州知州（今安徽阜阳）时所作诗《观月听琴西湖示座客》中可知：“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四座，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麴蘖醺。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尽管苏轼当时心境孤凉、无所寄托，但仍月夜泛舟，抚琴饮酒。在如镜的湖面上，倒映着天上星河，东坡居士乘着一叶小舟与友人共享这璀璨天地，一个超然出世的形象跃然立现。探寻苏家两代人的祈福历程相传，苏洵曾经在眉山蟆颐观求子后，诞下苏轼、苏辙。此事被后人刻入名为“劝修惠男记”的石碑，即现在本地人俗称的“苏洵求子碑”，这块碑的拓片也在此次展出。“此碑刻于明代，主要内容是记录了刻碑者在蟆颐观求子、孙的经历，同时也记录了苏老泉曾在此求得苏轼、苏辙的故事。目前这座碑仍存留在蟆颐观大殿的侧边。”张志刚介绍。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为了寄托心中善良的美好愿望，就衍生出求子、求雨、祈晴等风俗。除了苏老泉求子外，苏轼在凤翔任上，也曾求雨祈福。1061年岁末，虚岁26的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辅助州官掌管文书。陕西凤翔毕竟不是风调雨顺的川西平原，苏轼刚到任，老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连续三月干旱无雨。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遇到灾害性天气，地方主政也只能祈祷神明来履行他们的职责。苏轼作为凤翔府签判，和知府宋选前往太白山求雨是理所应当的，他的“祈雨文”是这样写的：乃者自冬伹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为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曷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苏轼言辞切切，不仅晓之以理，还动之以情。久旱不雨，我一任小官都为此忧心忡忡，你那么个“大神”岂能心安理得？快来场雨吧，你对上有个交代，对下也不至于让小老百姓失望！也许是这篇《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写得感天动地，或者科学地解释为久旱必雨，反正后来几番折腾之后连降三场喜雨，缓解了旱情。苏轼喜不自胜，作《喜雨亭记》。

2019-06-30
玲珑山之“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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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新亭在工作的闲暇之余，我喜欢登玲珑山，且已养成了习惯。位于临安城西的玲珑山，海拔353米，山虽不高，却两峰迤旎，盘空而上，游道古朴，沿涧而筑；山体不大，却有泉、有瀑、有树、有寺、有亭、有摩崖石刻、有人文古迹。因此素有“山水玲珑”之说，具独特的“玲珑剔透、林茂径幽之俊美”。古往今来，这里吸引了众多历史名人、文人墨客前来踏足观光，吟诗作赋，昔日苏轼、黄庭坚、佛印等名士几度登临，近代郁达夫、梅兰芳等也曾慕名而至，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篇和动人的传说。登玲珑山除了欣赏自然山水景观外，“琴操墓”“醉眠石”“三休亭”“九折岩”“学士松”“卧龙寺”这些著名文物古迹也使它声名远播……玲珑山苏轼与歌妓琴操的故事苏轼曾多次来玲珑山，留下诗词《登玲珑山》一首：“何年僵立两苍龙，瘦脊盘盘尚倚空。翠浪舞翻红罢亚，白云穿破碧玲珑。三休亭上工延月，九折岩前巧贮风。脚力尽时山更好，莫将有限趁无穷。”相传北宋钱塘歌妓琴操，自幼才貌出众，通音律，通佛书，解诗词。她出生官宦之家，因家变，十三岁落入青楼。苏轼到杭州做官时，琴操入行三年，刚满十六岁。因为秦观词《满庭芳》改韵，惊动了当时词坛。苏轼欣赏琴操的才气，有赎她出青楼之意，有一天泛舟西湖，苏轼作长老，琴操作弟子参禅对话，苏轼曰“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大悟，看破红尘，答曰：“我不愿苦从良，从今念佛向西方”，从此在玲珑山削发为尼，整日青灯作伴，苦志修行。后来苏轼、黄庭坚、佛印曾多次来玲珑山探望琴操，一起品茶煮酒，吟诗作对，曾劝她回杭州，无奈琴操心意以绝，苏轼只好借酒消愁，醉卧在玲珑山上，留下了许多遗迹和动人的故事。不久苏轼贬职到南海的瞻州（今海南），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而琴操在整日郁郁寂寞中香消玉损，八年后，琴操示寂后，葬于寺院东山坞松树林里，其墓至今仍在。或许才女的坚贞和寂寥的生活，感动了一代代学士踏足凭吊。郁达夫、林语堂曾来玲珑山拜谒过琴操墓，见琴操如此的声名远扬，但不见《临安县志》有记录，郁达夫赋诗一首：山既玲珑水也清，东坡曾此访云英。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才子佳人的这段故事千年流传，给玲珑山增添了久远的文化色彩。再寻觅跟随着苏东坡的脚步夏日的玲珑山，满目苍翠。来到山脚，碧波荡漾的卧龙湖便入眼帘，沿着公路移步绕湖就到了上山的古道。林茂径幽，遮天蔽日，凉风习习，上山的游客三五成群。石阶而上，鸟鸣声声，泉水叮咚，飞流而下。岩壁上刻有“玲珑胜境”四个字特别醒目，到了玲珑泉旁有一石台，其形如卧榻，能容坐卧，上刻有“醉眠石”三字，传为苏公醉卧之处，由此而上，便到了“三休亭。”是为了纪念苏轼、黄庭坚、佛印玲珑山之行而建。再往上古道转而陡峭，曲折蜿蜒，沿途岩壁遍布南宋以来的摩崖石刻，“送瀑岩”“九折岩”几个大字，“九折岩”三字传为苏东坡所书，因风雨侵蚀，青苔覆盖，不见字迹。这里古松冲天，相传是苏东坡亲所植，称“学士松”，石瀑飞泄，驻足栖息，心旷神怡。民间流传，琴操在杭州西湖经苏东坡点化遁入空门，苏公懊悔了，曾一次次从杭州策马西来玲珑山看望琴操，想劝慰她还俗，他不忍心这么年轻的才女在青灯木鱼下度过余生，苏公在一次次遭拒后，饮酒抒情卧在“醉眠石”上；“九折岩”是苏公同情琴操命运曲折而书。拾阶来到山腰一平坦地，就是古老的卧龙寺。从寺院大门的右边，沿着上坡小径往东，来到一片宽阔平坦的松树林，杂草茂盛，长满了野菊花，山坳里一群长老墓碑和坟冢，“琴操墓”在长老墓碑后面三百米处，墓边荒草青青，四周松树密布，此时耳边好似响起才女优美的琴声，温婉的笑容。看着一代才女静静躺着荒郊林里上千年，顿觉凄凉，低头拜谒，匆匆离去。据记载“琴操墓”已经修过多次，此碑是明朝万历十二年修，“琴操墓”三字是明代许太胤所书。卧龙寺一处千年隐秘安静之地玲珑山卧龙寺是临安的佛教胜地。卧龙寺始建于唐朝，远播于宋，初名玲珑山圆觉宝殿，明代改为玲珑山大雄殿，民国31年改为卧龙寺。隐谧在茂密林中，梵音袅袅，钟鼓悠悠，香火旺盛。寺内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菩萨殿、地藏菩萨殿、三圣殿，客堂、斋房、僧房等一应俱全，寺院清净庄严，是弘法利生的道场。每逢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新年，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都会来玲珑山焚香祈愿，以保平安健康。晨钟暮鼓，是一个清心寡欲的地方。又一次“心灵的洗礼”之后，沿着公路下山，途中遇到许多的游客走在上山的公路上，骑行者正使劲踩着山地车向上行驶……如今的玲珑山已经融入青山湖国家森林公园，进入大花园时代，将更好地造福广大市民。

帅新亭

2019-06-14
毛泽东祖先的故事（旁系祖先的故事)之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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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维瞻（1011-1084），字国镇，清漾毛氏镇安派后裔，毛文?迁居衢州后复称西安派人。毛维瞻出身世家望族，家境殷实。曾祖父毛可游官拜大司徒，祖父毛文?官至刑部尚书，父亲毛德专荫赠工部侍郎。毛德专生性豪爽，屡屡解囊济人危困，远近闻名。他的门下清客众多，家中藏书逾万卷。毛维瞻酷似父亲，性格豪爽，喜欢豪饮，轻视钱财，乐善好施，具有乃父之风。北宋庆历二年(1042)，毛维瞻考中进士。庆历四年(1044)，他出任缙云县尉兼主簿，热心办学，培养贤士，深受世人称道。庆历八年(1048)，他任义乌县令。熙宁八年(1075)，因为上殿札子误用文字和不守格式，他由开封府推官罢为提举洞霄宫。元丰三年(1080)他任筠州（江西高安）太守。不久，朝廷谪贬苏辙到筠州。数月后，朝廷又谪贬苏轼到黄州。这样，毛维瞻有缘与二苏交往，由相知到相敬相惜。筠州是一座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的郡城。元丰四年(1081)四月，苏辙被贬到筠州任酒税时，心情苦闷，身体疲乏。毛维瞻对苏辙很好，把他当做诗友，经常设筵相待。苏辙在筠州期间，同毛维瞻的唱和诗计有29篇70首。这是苏辙同别的地方长官从来没有过的事。如毛维瞻的继任贾蕃，任期相同，苏与贾的唱和诗却只有三篇。毛维瞻和苏辙经常是晚上有诗作，翌日清晨就互送诗简。苏辙的《次韵毛君见赠》诗写道：“江国骚人不耐秋，夜吟清句晓相投。”苏辙的《次韵毛君见督和诗》又写道：“新诗落纸一城传，顾我疏顽岂足编？他日杜陵诗集里，韦迢略见两三篇。”在这首诗中，苏辙以杜甫比毛维瞻，自喻韦迢。可惜我们没有读到毛维瞻的诗集，不能一睹“新诗落纸一城传”的气韵和风彩。在筠州，毛维瞻为政宽简，深得民心。苏辙有《次韵毛君经旬不用鞭》诗称赞说：“政宽境内棠阴合，讼去庭中草色新。……岁终谁为公书考，岂止江西第一人。”毛维瞻热爱祖国山河。公务之余，他经常邀请苏辙，带着儿子毛滂，游山品水，吟诗叙怀。苏辙有《次韵毛君山房即事》诗记述：“东晋仙人借旧山，定应天意许公闲。郡人欲问使君处，笑指峰峦紫翠间。”毛滂跟随父亲身边，能豪饮，喜咏诗，拜师苏辙，后来成为北宋末年的文坛大家，诗词自成一家。苏辙的《送毛滂斋郎》诗写道：“先志承颜善养亲，束装骑马试为臣。酒肠天与浑无敌，诗律家传便出人。拥鼻高吟方自得，断职折腰渐劳神。归来一笑须勤取，花发陈吴二月春。”元丰五年(1082)，毛维瞻告老还乡，赠谏议大夫。苏辙《送毛君致仕还乡》诗云：“公家昔盛时，阡陌连三衢。仓廪济寒饿，婚嫁营羁孤。千金赴高义，脱手曾须臾。晚为二千石，得不偿所逋。抚掌不复言，但以文字娱。”以后，苏毛两人仍有书信来往、诗词唱和，直到苏辙罢官隐居。晚年，毛维瞻与铁面御使赵?结交深厚。衢州人赵?(1008-1084)，字阅道，号知非子，景?元年(1034)进士。他以太子少保致仕归乡，家居城北书院村。元丰七年(1084)逝世，朝廷追赠太子少师，谥号清献。苏轼撰写《赵清献公神道碑》称赞说：“东郭慎子之清，孟献子之贤，郑子产之惠，晋叔向之直”，赵?“兼而有之”。宰相韩琦把赵?赞为“世人标表”。毛维瞻与赵?，这两位同乡人，致仕后同居故里，经常有诗歌往还，闲暇时共享山水悠游之乐，而且说：“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他们同游明果寺，并作游记说：寺内挂有大唐女皇武则天的御书匾，藏有白居易的《传法堂记》，设有大彻禅师的道场。毛维瞻在江山清漾祖居建造白云山房，内有掬泉轩、平溪堂、眺望台、懒归阁等四大景观。赵?题字并作《过白云山房四首》诗。后人把赵?诗编进《清献集》，永世流芳。元丰二年(1079)，赵?将多才多艺的孙女赵英嫁给毛滂，毛赵两家结为血脉亲。元丰七年(1084)，毛维瞻仙逝，墓葬清漾白云庄西山毛氏祖茔地。他们俩都在元丰七年逝世，基本上实现了“但愿同年同月死”的心愿，被乡人传为美谈。

郑艮安

2010-06-02
苏轼诗里过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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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苏轼是史上最具情趣的人之一，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够乐观地对待，尤其是每逢过春节，他更是充满希望和阳光，以及对百姓的关爱关怀，这从他的诗歌里就能体会到的。初仕凤翔东湖喜雨苏轼最早描写春节生活的诗作，是写于嘉祐年间任凤翔签判时。嘉祐七年（1062年）岁末，苏轼在陕西凤翔府任判官，不能回家过年，就写了“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寐，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寄给在汴京的弟弟苏辙。在诗题中，诗人介绍了岁晚家乡特有的风俗。其中《别岁》写到：故人适千里，临别尚迟迟。人行犹可复，岁行哪可追！问岁安所之？远在天一涯。已逐东流水，赴海归无时。东邻酒初熟，西舍豕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勿嗟旧岁别，行与新岁辞。去去勿回顾，还君老与衰。所谓别岁，是在新年到来之前，邻里、亲戚或是朋友，互相宴请，酒食相邀，辞别旧岁。苏轼的这首早期诗作，在内涵上，显示了他初入仕途的困惑和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拷问，其答案尚属那种青年时代的莫名惆怅。但是这组诗，也体现了苏轼的忧乐情怀和为民办好事的使命情感。果不其然，在凤翔苏轼留下了显著的政绩，他关注民生，忧民所忧，喜民所喜，正是苏轼最让凤翔人感动的地方。他疏浚了造福后代的东湖。对原址凤翔府，后被迁至东湖的喜雨亭，给予重修。“喜雨”二字的由来，便是一段苏轼亲民爱农的佳话，嘉佑七年春，凤翔久旱不雨，苏轼与太守往太白山求雨，祭祷灵验，天降甘霖，解除大旱。正好，苏轼新修的亭子也刚建成，于是便欣然以“喜雨”命名，并写下著名的《喜雨亭记》。苏轼在凤翔待了三年，他改革衙前之役、查决囚犯、赈济灾害、修筑东湖、为发展凤翔酒业呼吁奔走，这些都是苏轼为凤翔人民做的实事好事。可以说，凤翔是苏轼政治生涯的起点，初次仕途的历练让苏轼的政治主张开始走向成熟。常州赈灾感怀民生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38岁的苏轼出任杭州通判。这年十月，朝廷让他以转运使的身份前往常州、润州、秀州和苏州赈济饥民。苏轼一路风餐露宿，辗转苏州、无锡农村，处理救灾事务，当他来到常州城东郊时，已是除夕之夜了。为了尽快赶往灾情最为严重的润州，同时减轻地方官署负担，且不惊动百姓生活，苏轼就连夜宿营在常州城外京杭大运河的船上。那年除夕，对于身负重任的苏轼来说，自然非同一般，在船上苏轼盖两层被子，脚还是寒冷，可想而知，受灾的百姓更是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刚洗过头发的他，挠着稀稀的头发，深深地陷入了深思，他在感怀百姓之苦和赈灾任务之重，于是写下了著名的《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行歌野哭两堪悲，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新沐头轻感发稀。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南来三见岁云徂，直恐终身走道途。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烟花已作青春意，霜雪偏寻病客须。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醉后饮屠苏。这两首诗抒发了苏轼“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的人本情怀，祝愿灾区的人们把穷困换成身体长久健康，到了那时他才能够开怀畅饮，尽情放歌。密州上路踏雪留痕熙宁九年（1076年）冬，正在密州任职的苏轼奉诏移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他冒寒上路，到了除夕夜赶到潍州（今山东潍坊市），因大雪相阻，在石佛寺投宿一夜。第二天是熙宁十年（1077年）大年初一，雪过天霁，苏轼带着家眷继续前行。但是到达青州时，又下起了雪。为此，他写下了《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的诗作，以记此行：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东风吹宿酒，瘦马兀残梦。葱昽晓光开，旋转余花弄。下马成野酌，佳哉谁与共。须臾晚云合，乱洒无缺空。鹅毛垂马鬃，自怪骑白凤。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敢怨行役劳，助尔歌饭瓮。通过这首诗，可以让人们感觉到：年节时分，大雪纷飞，苏轼仍在旅途中。在这新年最重要的节日里，苏轼不是感慨舟车劳顿的辛苦，也不是叹息新年家人无法团聚悲凉寂寞，而是为晚来的雨雪欣喜歌颂，希望瑞雪预兆着丰年，使连年遭受蝗旱灾害的农民得到安乐。他那种士大夫悲天悯人的情怀，一览无余，令人钦佩。流放儋州乐观豁达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六十多岁的苏轼再次遭到贬谪，这次来到了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苏轼在海南度过了第二个春节，写下了《庚辰岁人日作，时闻黄河已复北流，老臣旧数论此，今斯言乃验，二首》，尽管遭遇人生最低谷，但从他的诗中仍然可以看出，在这垂暮之年的春节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心中想念的、惦记着的还是国家大事，其中一首写道：老去仍栖隔海村，梦中时见作诗孙。天涯已惯逢人日，归路犹欣过鬼门。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终未赦虞翻。典衣剩买何源米，屈指新蒭作上元。苏轼诗中是说，自己花甲之年，仍然独栖隔海村，只有在梦中才能与在大陆的儿子苏符相会。在天涯海角度过了多少个日子，已经记忆不清，如果要返回大陆，会高兴地经过鬼门关。海南米贵，我只能典卖衣物来买惠州何源海运来的稻米，屈指计算一下，新滤好的酒大概可以用到上元灯节吧！苏轼乐观情感展现的淋漓尽致。也许苏轼有预感吧，五个月后，他终于获准返回大陆。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在北归的路上，苏轼度过了他平生最后的一个春节。在苏轼返归北上的沿路，出现万人空巷送苏轼的奇观：“拓得龙光竹两杆，持归岭北万人看”。当苏轼北归来到庾岭上，在一家村店休息时。有一老翁听说是苏轼北归时，向前作揖说道：“我闻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归，是天佑善人也。”苏轼笑而谢之，并题一诗于壁间：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夹道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途中苏轼还另有一首题诗：斫得龙光竹两竿，持归岭北万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这是，苏轼老人在其人生最后一个春节留下的这两首富于哲理禅思的诗句，无不体现了苏轼一生的才华横溢和乐观豁达，给人们留下了春节的独特记忆，至今令人回味无穷。据《海南日报》

刘永加

2020-01-26
古代诗人的疯狂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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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可钦众所周知，“粉丝”作为追星族的代名词，源自于英文Fans的谐音。在英文中，Fans有狂热、热爱之意，而追星族往往对自己喜欢的明星有一种痴迷、狂热的心理趋向，故用Fans的谐音“粉丝”来表达追星一族，实在恰当得很。在今天，粉丝追星的狂热行为，我们听得多了。但其实，在古代，一些诗人的粉丝也是非常狂热，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像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都有不少的狂热粉丝。让我们看看，古代诗人粉丝的那些追星的趣事吧。李白的粉丝“诗仙”李白是唐朝的大诗人，在当时已经颇负盛名，拥有的粉丝自然很多。但要说到狂热的粉丝，就不得不提两个人：一个是魏万，一个是汪伦。魏万为了一睹李白的风采，从王屋山出发，不辞辛苦地追寻偶像的行踪。他一打听到偶像在某个地方，便赶往那里，却往往是李白前脚走，他才后脚赶到。如此打听跟踪，历时大半年，辗转数千里，最终才在扬州追上了李白。李白知道他的追赶事迹，十分感动，两人同游了一段时间。后来魏万献上诗作《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以表崇拜之情。准备返还王屋山，李白写了一首长诗《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赠给他，并赞许他爱文好古，还将当时所有的诗作，交给他整理。杜甫的粉丝“诗圣”杜甫是与李白齐名的大诗人，他的粉丝代表是张籍。据唐·冯贽《云仙杂记》记载，张籍对杜甫极为崇拜，为了能写出杜甫那样的好诗，他常拿杜甫诗集的一些诗页进行焚烧，拿烧后的纸灰，调上蜂蜜来服用，对别人说这样可以令他的肝肠得到改变。张籍信奉的完全是民间的吃补疗法，以为吃什么就补什么，令人捧腹大笑。白居易的粉丝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荆州有一个街卒叫葛清，自颈以下，全身刺青都文上白居易的诗。全身一共刻有三十多首诗，可以说几乎是体无完肤，朋友大开眼界，说这是“白舍人行诗图”。苏轼的粉丝苏轼才华横溢，有一个粉丝叫章元弼，据《师友谈记》记载，他非常好学，本来娶有一个漂亮的妻子陈氏。偶然得到苏轼的《眉山集》后，被苏轼的作品深深吸引，常常看得忘了睡觉，冷落了妻子。妻子很有意见，想要离开，他于是与陈氏离婚。每次跟朋友说起这件事，他都说是因为自己贪看《眉山集》而导致的。无疑，苏轼的作品已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追星，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古已有之。但我们追星，也应该适可而止，要有一个度，尤其是未成年人，切勿过于狂热。更重要的是，我们追的应该是他们的优秀品质或作品，作为学习的榜样。

2020-09-19
东坡文化与检察的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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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区检察院新媒体团队拍摄的作品。□汤利琴文/图“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陆游笔下的诗书城是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故乡。历史上，这里800进士同城，一门三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浓郁的东坡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千年。深受这片人文沃土滋养的东坡区人民检察院秉承先贤遗风，创新传承东坡文化，以文化厚德，以文化育人，以文化聚力。传承：家风精髓深入人心文以润之，耳濡目染。检察文化的培育需要耳濡目染的滋养。身处东坡故里，豁达乐观、浩然正气、清廉为民的“东坡”家风精髓，成为东坡区检察院干警修身立德、规范司法、廉洁从检所遵循的原则。为了实现东坡文化与检察文化深度融合，该院在环境文化建设上精心构思，倾力打造独具东坡地域文化特色、饱含检察韵味的“东坡检韵”文化长廊。在检察院一楼文化墙以浮雕形式展示古体字“法”的不同字体写法，寓意公平正义。左右墙凹凸错落地镌刻着“忠诚、公正、清廉、文明”检察职业道德和“明德、尚法、笃学、求是”的东坡检察院训，与每一楼层东坡经典诗词相呼应。每年，东坡区检察院都会以支部党员学习会、新进人员教育培训会等形式，组织检察人员到“三苏”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感受深厚的“三苏”文化底蕴，接受苏东坡清廉为官、为民奉献的正能量熏陶，在潜移默化中领悟“读书用世、忠孝仁爱、清正廉洁”的“三苏”家风内涵。将“三苏”父子以民为本、坚守初心、清廉为政的高尚品质作为检察干警的价值追求，引导干警立足岗位，忠诚履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铸造廉洁有为检察队伍。该院连续20年无违法违纪案件发生。凝聚：初心锤炼过硬队伍文以育之，外化于行。在东坡区检察院二楼业务工作展厅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8个字格外醒目，带着科技强检气息的大型智能激光显示屏动态展示检察工作，两面文化墙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提出的“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总要求为核心内容，打造了“法治检察”“民生检察”“智慧检察”“创新检察”“素质检察”五大主题。三楼的初心墙，以“经历”“见证”“展望”为题，新老照片交替展示东坡区检察院从无到有，从有到新，从新到强的发展历程，胶片式检察宣传照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新时期检察队伍的昂扬风貌。东坡区检察院党组认为，初心文化不光是用文字装饰一下办公楼、多挂几幅带文化味的标语，更重要的是要让“文化基因”流淌于血液中，提升检察干警的素养、气质、品格和能力。以“坐堂能办案，上台能讲课，俯案能撰文”为目标，东坡区检察院充分利用各种载体，多层次提升检察干警的文化素质。组建”一业一人”检察官专业化办案组，通过“检察官+专家学者”双导师制，提升业务能力；开展书法、摄影、征文、演讲比赛，提升文化品位；举办红色微党课、重温入党宣誓、退休检察官讲历史、诵唱红色经典主题党日活动，坚定初心使命；同时通过创设和评选“优秀检察干部”“优秀办案能手”等“点赞身边典型”系列活动，让更多干警成为先进典型来现身说法，在全院树立起以创先争优、岗位奉献为荣的知行导向……不知不觉中，干警参与文化建设的自觉性、积极性提高了，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了。近五年有200余名干警受到各级表彰奖励，涌现了“全国检察机关一等功个人”“全国检察宣传先进个人”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个人。文化建设工作吸引省、市、区外100余个单位2000余人次到该院参观交流。接力：“新媒体+文化”成新名片在文化建设中，东坡区检察院注重新媒体在检察文化建设中的应用，“只做原创”的新媒体工作已然成为东坡检察文化的亮点之一。2013年，该院成立新媒体工作室，陆续开通微博、微信、抖音公众号，通过微直播、微视频、微动漫等多媒体形式推送法治宣传原创新媒体作品200余篇，先后获得“全国检察机关新媒体作品一等奖”“全国检察新媒体创意大赛铜奖”等9个全国奖项。全国检察机关一等功个人秦晓丽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公正司法，贴心为民的感人故事，被拍摄成微视频《民行检察官秦晓丽》受到网友好评。微信栏目《立立说》，通过检察干警自编自导自演，对校园霸凌、组织传销等热点法律问题进行花样普法，社会公众反响热烈。这些有创意、接地气的作品，有效地发挥了“以文化人”的目的，成为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全国文明接待室”“全国检察机关保障律师职业权利示范单位”“全国检察宣传先进单位”“四川省政法系统先进集体”“四川省检察文化建设示范院”……一块块沉甸甸的奖牌，就像一个个脚印，记录着东坡区检察院文化建院奋进的历程。历史在时序更替中前行，梦想在砥砺奋进中实现。东坡检察人在文化育检的路上将凝心聚力，勇于创新，打造好一流文化建设品牌，努力争创全国文化建设示范院和全国模范检察院。

汤利琴文图

2020-04-09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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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时指出：“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苏轼有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说‘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原典及释义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北宋〕苏轼《思治论》古代那些成功的人，他们能向最难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靠的是什么呢？且并非是特别的圣人才能够做成事情的。出处及故事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苏轼的政治才能也非常突出，留下的政论文章亦令后世称道，只不过他这方面的才能被他盛大的文名所掩盖了。《思治论》是苏轼政论文的代表作品。这篇政论写于宋仁宗嘉祐八年，也就是公元1063年，当时苏轼26岁，正在凤翔任职。那时北宋王朝表面还维持着太平景象，但积贫积弱已经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改变这一现状，宋仁宗发布过很多政令，推动改革，其中比较大的一次，就是由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但效果都不理想。苏轼有感于此，写了这篇《思治论》，希望对朝廷有所裨益。《思治论》顾名思义，即治政的思考。这篇文章所谈论的并非现实政治的某个问题，而是对于当时政治的一个总体性思考，因此，它也是苏轼政治谋略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体现。全文2000余字，根据大意，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提出当前朝廷所面临的自宋朝开国不久就存在、而在此后的统治中愈来愈重、屡次改革仍然不见效果的三个根本性问题：“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即财政不能丰盈，兵力不能强大，吏治不能选择到好的官员，无好官员可用。第二部分，指出朝廷屡次改革却仍然不能将问题解决的根本原因，并指出解决的方法。苏轼认为，朝廷之所以数十年来都没有解决好这几个问题，就在于“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每次改革都没有很好地进行谋划，而没有谋划好，也就很难获得成功，反过来因为不成功而更疏于谋划。如此恶性循环，以致后来的改革也就越来越不成功。针对这一情况，苏轼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概括起来就是三点：首先“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即事先仔细规划，对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要做到目标明确、规划周全；其次“其人专”，即用人要专，既然选择贤才就要充分信任，而不是随意调动；最后“其政一”，即政令从一而终，绝不能因为个别的反对声就朝令夕改、半途而废。第三个部分，是指出在具体解决问题时所应注意的一些策略和态度问题，包括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对人心的体察和利用等。在这一部分，苏轼特别强调君主的决心和意志的重要性，所谓：“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是在文章第三个部分出现的。完整的语句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意思是：古代那些成功的人，他们能向最难处进发，追求最远大的目标，靠的是什么呢？并且也不是特别的圣人。苏轼的回答是：“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也就是说，在目的已经明晰、规划已经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当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够获得成功。为了说明这一点，苏轼列举了一些历史上成大事者的例子，比如商鞅变法、苏秦合纵连横、韩信请兵请战、耿弇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等。他们成事的原因，都在于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远见与勇气。而苏轼认为之所以必须有这种勇气与决绝的原因，在于“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如今想做成一点什么事情，就算事情不大，想成事的人不多，想破坏的倒是不少；事情成功的迹象常常不多，失败的苗头倒是不少。假如上位者没有决断，又怎么会获得成功呢？毕竟成功的路上布满荆棘，唯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才能胜利抵达终点。《思治论》虽是苏轼针对北宋特别是仁宗一朝改革没有取得成功的情况而作，但文章中所含有的那种谋定在先，而后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去执行的见解，无疑是古今皆然的道理。26岁的苏轼能够有如此见解，足见其对人性人心的深刻洞察和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令后人折服。解读及延伸“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体现了志存高远的胸怀和事不避难的定力。实际上，“犯其至难”与“图其至远”可以说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一方面，敢于向最难处攻坚，持之以恒打“硬仗”啃“硬骨”，终究会实现远大目标；另一方面，追求实现远大目标，必须直面困难挑战，充满斗志向最难处攻坚。所以迎难而上，并非逆潮而动，恰恰是在迷雾重重中看到了历史前进的规律与方向，于是克服一切困难，也要不断向前走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世界上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就能取得的成就，没有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成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有“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顽强不屈、攻坚克难，是几千年来华夏大地虽然经受了无数次大风大雨、大灾大难，但中华民族却每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文明的重要精神密码。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等名言警句；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卧薪尝胆”“破釜沉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典故，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经历困难才能成功，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一百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从那一刻起，我们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任何“至难”，始终迎难而上。井冈山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长征路上的“啃树皮、嚼草根”，延安时期的“住窑洞、开荒山”，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把炒面一把雪”，红旗渠开凿中的“当代愚公”……无不诠释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苦难辉煌。“百年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历程何其艰辛又何其伟大。”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总是在接续奋斗中前进。今天的中国，已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从历史长河中汲取营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扎实开展法学研究，积极服务法治实践，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作者单位：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律年鉴》社）

□周小芸

2023-03-02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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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按照惯性思维，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忆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像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只是，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据《历史上那些帝王们》

2012-05-25
苏轼与犍为王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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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苏轼（公元1037年－1101年），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嘉佑四年即公元1059年苏轼路过犍为时见到王氏书楼，从而与书楼结下了一段因缘，时间跨度达30年，这一时间段是苏轼生命中的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他与王氏书楼的因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态。同时犍为是一个历史名城，汉武帝建元六年就“开西南夷”设立犍为郡，隋文帝开皇三年（公元583年）置犍为县，在汉武帝时期，首位对《尔雅》作注的汉名儒扬雄寄居犍为留下子云亭，北宋名流邵伯温寓居犍为建立安乐窝。李白、岑参、苏轼、陆游、范成大这些大文人也都写诗描述犍为。犍为王氏书楼与苏轼的这段因缘也是犍为灿烂悠久历史长河中的一朵美丽的浪花，近千年前犍为就已存在这么一座规模宏大的书楼，也证明了犍为人文荟萃的渊源。王氏书楼作为犍为的历史记忆已逐渐地远离我们，如今其楼已废。清蒋琦龄在《空青水碧斋诗文集》中重走苏轼南行路描述王氏书楼时写道“楼废已久，今不知其处”，并有诗云：“我闻蜀中有楼压鱼鲫，藏书七世眉江滨。犍为之楼乃后出，文采相望绝尘埃。想见当时万玉轴，炉烟山气相氲氤。迩来楼废书散久，江花江草空复春。古人好事不可及，或令后人讥苦辛。人生长物何必有，此论非可概典坟。筑楼藏书固不易，忍令扪腹羞将军，我家遗篇幸好在，数椽遥隔湘山云”。王氏书楼在苏轼之后就已成为了历史，具体位置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模糊。据民国二十六年版《犍为县志》第五册文事卷记载苏轼“又尝游览犍南山水，于子云亭下，访王氏书楼古遗迹，赋诗寄慨”因此诗中描述的风景应该是在犍为子云亭附近。张芑的《行经子云亭》中描述“鸡鸣曙色开，苍烟漫浩浩。遥望子云亭，青峰殊缥缈。”民国版《犍为县志》记载：“子云山石壁临江，岩壑深邃，入山数里，一峰巍然”，这些与苏轼所描述的书楼处的风景十分相似。按以上记载书楼位于现在子云亭附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郭璞也指出：“犍为县北百里，有书楼山”。但郭璞卒于324年，早于苏轼700多年，其指出的书楼山应与王氏书楼无关。南宋范成大（公元1127年-1206年）在《犍为江楼》一诗中写到“河边堵立看归篷，三老开头暮欲东。涨水稠滩连峡内，浅山浮石似湘中。无人驿路榛榛草，有客江楼浩浩风。种落尘消少公事，胜裁新语寄诗筒。”《吴船录·峨眉山行纪》：“己亥。发峨眉。晚，至嘉州。庚子、辛丑。皆泊嘉州。壬寅，食后，发嘉州。癸卯。发王波渡，四十里至罗护镇。岸有石如马，村人常以绳縻之，云：‘不然，为怪。’百里至犍为县。县有江楼，甚高爽，下临长川。过县二十里，至下坝（今孝姑镇）宿。”唐代薛能(公元817年-880年）在《监郡犍为将归使府登楼寓题》中也提到“江楼”：“几日监临向蜀春，错抛歌酒强忧人。江楼一望西归去，不负嘉州只负身。”范成大与苏轼几乎在同一时代，而唐代薛能所生活的时期也应该是在王氏的“七世”之内，按“藏书七世”推算，两人诗中所说的“江楼”可能就是指的“王氏书楼”。如按以上记载王氏书楼应该在现在的犍为石溪附近，犍为词人赵伯州也赞同这一观点。顺着王氏书楼的脉络我们可以将苏轼人生的一段历史作如下还原：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己亥，苏轼完成丁忧，十月与父、弟携眷赴京，沿岷江、长江东下，第一次见到了犍为王氏书楼，并写下《犍为王氏书楼》从此与犍为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苏轼踌躇满志，希望能有机会为国出力。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乌台诗案”入狱，次年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刚到黄州只有他和儿子，人生地不熟，心情非常的忧郁。元丰三年来到黄州十来天后偶然认识了犍为王氏书楼的主人犍为人王齐愈、王齐万兄弟。苏轼住黄冈，王氏兄弟住鄂州，两家人隔河相望。由于两家人意气相投遂成挚友，苏轼经常到王家吃饭并留宿。王氏兄弟本是西蜀富家又是皇亲，犍为王氏书楼就是王家人所修建，当年修建的情形十分壮观，书楼也非常雄伟，后来不知何故王家人带着书籍离开犍为，在湖北鄂州过上了隐逸的日子，并遇到了苏轼。在苏轼的《季常帖》中还描述了与王氏兄弟之间有书籍借阅的关系，与王家作为著名藏书家族是相符的。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写诗赠予王家《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诗中描述了两家人的交往和情谊，并对王家的背景和王氏书楼的修建进行了交代。被贬而遇到知己对苏轼是一大高兴事，两家人既是朋友又是蜀地老乡，解除了苏轼在他乡的孤寂。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时写下了《别王文甫子辩》，《再书赠王文甫》回顾了两家人的交往并表达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同时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也对这一段友谊进行了描述，足见情谊之深。五年的贬官生活，苏轼体会了人间冷暖，通过王氏书楼与王氏兄弟的友谊使苏轼感受了友谊的温暖，同时一大批朋友聚集在苏轼身边，所以这几年也是他完成经典作品最多的时期，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犍为王氏书楼使犍为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见证了一代文豪苏轼与王氏兄弟的一段真挚的友谊故事，从一个侧面反应了苏轼在这一时期的生活状况。（上）作者简介：王鹏1975年生，犍为人，教授，计算机专业博士后、金融工程专业博士后，博士生导师，汕尾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已发表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7本。

王鹏

201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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