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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学术前沿论丛"编委会
"2012北京文化论坛——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委会
"国立成功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韩国)大邱Cahtolic大学校
100191 北京,卫生部医学科研管理研究所
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256200 山东省邹平县醴泉七路 教育中心(农业局)
Baylor University 美国贝勒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Council for Research in Values and Philosoph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Sinographic Texts and Culture Nanjing University
K.U.Leuven
Kenyon College
Kong Ju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Rowan University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 London
找到15765条数据
循碑索迹 探寻眉山历史
报纸
《楚颂帖》《劝修惠男记》《楚颂帖》东坡先生的田园之梦东坡喜食柑橘、种柑橘、咏柑橘,《食柑》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他说吃柑的时候“清泉蔌蔌先流齿,香雾霏霏欲噀人。”翻看《苏东坡全集》,写橘的诗文随处可见:“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还有“橘怀几日向翁开”“白梅卢橘觉犹香”“想见橘柚垂空庭”“花如卢橘傲风霜”……可谓洋洋大观。在展陈上,有一幅《楚颂帖》部分拓片,字里行间,东坡先生想归田园种柑橘的梦想一览无遗。“栽至易得。当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橘颂,吾园若成,当作一亭,名之曰楚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东坡居士轼书”。帖子中,东坡引了王羲之的话,又用屈原《橘颂》作典,其文辞悠然,氛围闲适,兴起而笔随,似乎在表明人生的污浊都可在荆溪水中涤荡开来,不足挂齿。王羲之辞官后,纵游山水,说“我卒当以乐死”;陶渊明弃官归园田居,成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俨然世外神仙。苏东坡也想体验古人的田园之梦。只是命运留给他的机会太少了,一生漂泊,在他乡流浪,后客死他乡。苏东坡想在江苏宜兴“买一小园,种柑橘三百本”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但是,东坡文化的瑰宝传了下来,闻名于世的《楚颂帖》在不少地方有翻刻,后《楚颂帖》又名《种橘帖》,可见世人对先生爱橘之推崇。1982年,三苏祠亦对《楚颂帖》进行了精心镌刻,细节毕现,颇具神韵,现立于三苏祠碑亭。苏宅西园,还建有一座楚颂亭,是纪念东坡先生爱橘所建。西湖泛舟东坡居士为谁携酒前来?在展陈上,有一幅苏东坡所书、如今为三苏祠博物馆披风榭抱柱联拓片,将一个潇洒超然的东坡居士描绘得活灵活现。拓片内容为“一天云水,东颍孤州,听坡首落雪冰,使君肠与我似。四座琴樽,西湖夜月,泛空舟浮河汉,居士酒为谁来。东坡居士”。大概的意思是:白茫茫的一天云水,出现在东边孤城颍州,听见山坡前飞落雪花和冰块的声音,与此相似的是太守与我的愁肠。在西湖月夜泛舟,拨弄起四张琴弦,空舟好像飘浮在天上的银河之中,东坡居士为谁携酒前来?据介绍,这副对联,原为清代人镌刻的苏轼撰书的一幅中堂木刻,今人视其对仗工稳将它刻为联,苏轼著述均无刊载。但其词意在苏轼元祐六年(1091)九月出知颍州知州(今安徽阜阳)时所作诗《观月听琴西湖示座客》中可知:“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四座,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麴蘖醺。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尽管苏轼当时心境孤凉、无所寄托,但仍月夜泛舟,抚琴饮酒。在如镜的湖面上,倒映着天上星河,东坡居士乘着一叶小舟与友人共享这璀璨天地,一个超然出世的形象跃然立现。探寻苏家两代人的祈福历程相传,苏洵曾经在眉山蟆颐观求子后,诞下苏轼、苏辙。此事被后人刻入名为“劝修惠男记”的石碑,即现在本地人俗称的“苏洵求子碑”,这块碑的拓片也在此次展出。“此碑刻于明代,主要内容是记录了刻碑者在蟆颐观求子、孙的经历,同时也记录了苏老泉曾在此求得苏轼、苏辙的故事。目前这座碑仍存留在蟆颐观大殿的侧边。”张志刚介绍。在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的古代,人们为了寄托心中善良的美好愿望,就衍生出求子、求雨、祈晴等风俗。除了苏老泉求子外,苏轼在凤翔任上,也曾求雨祈福。1061年岁末,虚岁26的苏轼,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任凤翔府签书判官,辅助州官掌管文书。陕西凤翔毕竟不是风调雨顺的川西平原,苏轼刚到任,老天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连续三月干旱无雨。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代,遇到灾害性天气,地方主政也只能祈祷神明来履行他们的职责。苏轼作为凤翔府签判,和知府宋选前往太白山求雨是理所应当的,他的“祈雨文”是这样写的:乃者自冬伹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为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亦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圣天子在上,凡所以怀柔之礼,莫不备至。下至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岂有他哉?凡皆以为今日也。神其曷以鉴之?上以无负圣天子之意,下亦无失愚夫小民之望。苏轼言辞切切,不仅晓之以理,还动之以情。久旱不雨,我一任小官都为此忧心忡忡,你那么个“大神”岂能心安理得?快来场雨吧,你对上有个交代,对下也不至于让小老百姓失望!也许是这篇《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写得感天动地,或者科学地解释为久旱必雨,反正后来几番折腾之后连降三场喜雨,缓解了旱情。苏轼喜不自胜,作《喜雨亭记》。
2019-06-30
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报纸
202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二〇二三年新年贺词时指出:“明天的中国,奋斗创造奇迹。苏轼有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说‘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有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原典及释义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北宋〕苏轼《思治论》古代那些成功的人,他们能向最难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靠的是什么呢?且并非是特别的圣人才能够做成事情的。出处及故事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政治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为“三苏”。苏轼的政治才能也非常突出,留下的政论文章亦令后世称道,只不过他这方面的才能被他盛大的文名所掩盖了。《思治论》是苏轼政论文的代表作品。这篇政论写于宋仁宗嘉祐八年,也就是公元1063年,当时苏轼26岁,正在凤翔任职。那时北宋王朝表面还维持着太平景象,但积贫积弱已经形成,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为改变这一现状,宋仁宗发布过很多政令,推动改革,其中比较大的一次,就是由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但效果都不理想。苏轼有感于此,写了这篇《思治论》,希望对朝廷有所裨益。《思治论》顾名思义,即治政的思考。这篇文章所谈论的并非现实政治的某个问题,而是对于当时政治的一个总体性思考,因此,它也是苏轼政治谋略的一个比较集中的体现。全文2000余字,根据大意,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第一部分,开宗明义提出当前朝廷所面临的自宋朝开国不久就存在、而在此后的统治中愈来愈重、屡次改革仍然不见效果的三个根本性问题:“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即财政不能丰盈,兵力不能强大,吏治不能选择到好的官员,无好官员可用。第二部分,指出朝廷屡次改革却仍然不能将问题解决的根本原因,并指出解决的方法。苏轼认为,朝廷之所以数十年来都没有解决好这几个问题,就在于“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每次改革都没有很好地进行谋划,而没有谋划好,也就很难获得成功,反过来因为不成功而更疏于谋划。如此恶性循环,以致后来的改革也就越来越不成功。针对这一情况,苏轼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概括起来就是三点:首先“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即事先仔细规划,对所要采取的政策措施要做到目标明确、规划周全;其次“其人专”,即用人要专,既然选择贤才就要充分信任,而不是随意调动;最后“其政一”,即政令从一而终,绝不能因为个别的反对声就朝令夕改、半途而废。第三个部分,是指出在具体解决问题时所应注意的一些策略和态度问题,包括坚定的决心和信心,以及对人心的体察和利用等。在这一部分,苏轼特别强调君主的决心和意志的重要性,所谓:“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苟知此三者,非独为吾国而已,虽北取契丹可也。”“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是在文章第三个部分出现的。完整的语句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意思是:古代那些成功的人,他们能向最难处进发,追求最远大的目标,靠的是什么呢?并且也不是特别的圣人。苏轼的回答是:“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也就是说,在目的已经明晰、规划已经周详的情况下,政策就应当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只有这样,事业才能够获得成功。为了说明这一点,苏轼列举了一些历史上成大事者的例子,比如商鞅变法、苏秦合纵连横、韩信请兵请战、耿弇辅佐刘秀建立东汉等。他们成事的原因,都在于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的远见与勇气。而苏轼认为之所以必须有这种勇气与决绝的原因,在于“今世之举事者,虽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过数人,欲坏之者常不可胜数。可成之功常难形,若不可成之状常先见。上之人方且眩瞀而不自信,又何暇及于收哉!”如今想做成一点什么事情,就算事情不大,想成事的人不多,想破坏的倒是不少;事情成功的迹象常常不多,失败的苗头倒是不少。假如上位者没有决断,又怎么会获得成功呢?毕竟成功的路上布满荆棘,唯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心,才能胜利抵达终点。《思治论》虽是苏轼针对北宋特别是仁宗一朝改革没有取得成功的情况而作,但文章中所含有的那种谋定在先,而后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去执行的见解,无疑是古今皆然的道理。26岁的苏轼能够有如此见解,足见其对人性人心的深刻洞察和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令后人折服。解读及延伸“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体现了志存高远的胸怀和事不避难的定力。实际上,“犯其至难”与“图其至远”可以说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一方面,敢于向最难处攻坚,持之以恒打“硬仗”啃“硬骨”,终究会实现远大目标;另一方面,追求实现远大目标,必须直面困难挑战,充满斗志向最难处攻坚。所以迎难而上,并非逆潮而动,恰恰是在迷雾重重中看到了历史前进的规律与方向,于是克服一切困难,也要不断向前走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世界上从来没有轻轻松松就能取得的成就,没有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成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只有“艰难困苦”,才能“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顽强不屈、攻坚克难,是几千年来华夏大地虽然经受了无数次大风大雨、大灾大难,但中华民族却每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延绵不断文明的重要精神密码。从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父追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等神话传说,“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知君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等名言警句;到“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卧薪尝胆”“破釜沉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典故,都在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只有经历困难才能成功,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一百多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从那一刻起,我们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任何“至难”,始终迎难而上。井冈山时期的“红米饭、南瓜汤”,长征路上的“啃树皮、嚼草根”,延安时期的“住窑洞、开荒山”,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一把炒面一把雪”,红旗渠开凿中的“当代愚公”……无不诠释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苦难辉煌。“百年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历程何其艰辛又何其伟大。”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总是在接续奋斗中前进。今天的中国,已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上。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惟其艰巨,所以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从历史长河中汲取营养,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扎实开展法学研究,积极服务法治实践,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力量。(作者单位:中国法学会《中国法律年鉴》社)
□周小芸
2023-03-02
苏轼的浔阳“理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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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宁宋代大文豪苏轼不仅是一位大诗人、大书法家,也是一位大学问家。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天赋才情相比,苏轼身上就多出一些书卷气。这种唐宋诗人之间的差异,有的人把它归结为,唐诗以“才情”为长,而宋诗则以“学问”为胜。程千帆先生就提出:“唐人之诗,主情者也,情亦莫深于唐……宋人之诗,主意者也,意亦莫高于宋。”这里所谓的“意”,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有思想深度和情感趣味的“理趣”。也就说诗文之中既要讲出一番独具见地的“道理”,而且要讲的生动形象有“趣味”。对诗歌创作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这就像我们现在提倡的学会“讲好中国的故事”,就是要接地气、要吸引人,不能只讲正确的大道理。在这方面苏轼同样是一个大家,因为苏轼不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有旷达的胸怀和深厚的学养,更有幽默、率真的天性,尽管,也曾多次遭遇贬谪,但仍然没有妨碍他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有滋味,也不影响他把笔下的诗文写得很有趣味。苏轼留给浔阳的诗文名篇,《石钟山记》和《题西林壁》,无疑是这种“理趣”风格的经典。我们下面就简约地谈一谈,这其中的“理”在何处?这“趣”在何方?苏轼第一次登上庐山是在宋神宗元丰七年,也就是公元1084年。此前,他也曾路过浔阳,但这次是刚刚结束黄州的贬谪生活,在去河南汝州赴任的途中,经浔阳有一个短暂的停留。实际上,苏轼对浔阳是不陌生的,一方面,他最崇仰的诗人陶渊明就是浔阳柴桑人,苏轼写了大量的“和陶诗”与陶渊明隔空对话;另一方面,苏轼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都曾先于他到过庐山。所以,尽管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苏轼却没有一般人初次到名山大川那样,容易抒发各种直觉感官印象,而是产生去探究真相,尤其是庐山真相的强烈愿望。也因为这一点,他在《记游庐山》一文中是这样说的:“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为什么不想作诗呢?为什么面对庐山神奇莫测的景色,诗人一反常态决意不轻易写诗呢?这其中的缘由,让我们看到大诗人苏轼与众不同的个性。事实上,诗人不是不写诗,而是在诗人没有悟到特别之处,是不会轻易写到此一游的无趣诗。所以,他对徐凝的《庐山瀑布》诗,特别反感的原因,正是因为这首诗,没有独到的发现和领悟,完全是在蹭热度。正如宋代理学家们喜欢探究,万事万物背后的至理,苏轼似乎更喜欢在理性省察的同时,保持审美情感上的愉悦。所以苏轼理趣诗文的高妙之处即在于能够以情悟理,而又化理为情,使理趣具备了审美的属性。而这篇《石钟山记》便是一篇理趣相映的妙文。苏轼到湖口石钟山是有备而来的,他要印证内心的一些疑虑。因此,写这篇游记的初心,就是要探究“石钟山”所以叫“石钟山”的原因和事实的真相。苏轼的这种写作态度,是非常理性的,其中最为可贵的是苏轼的怀疑精神和求实的态度。在这篇小小的游记里,苏轼不仅为我们介绍了由古至今有关钟声叙述的脉络,也为我们展示了由文献分析到实地验证的全过程,同时,以其渊博的学识,大胆地推测和联想到,湖口石钟的声音与周景王的无射钟,魏庄子的歌钟的关系。整个叙事有理有据,眼光独到,自信满满。所以,苏轼在文章的最后,毫不客气地表达“叹郦元之简”“,“笑李渤之陋”。至此,那个敢于大胆怀疑,又能够客观求实的诗人形象,就非常潇洒地立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在文中提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发人深省的问题:“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亲眼所见,亲耳听见,对于事实的有无,不能妄下断语。这个道理在古代普遍从众和人云亦云的语境下,是非常有价值的,是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最直观的体现。不过,我们今天如果深究苏轼的论证,发现其中还是存在一些偏差的。晚清学者俞樾到石钟山后,经过周密考察,认为其命名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外形来考虑的,“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所以,石钟山的命名应兼有“形”与“声”的因素。如果仅仅从声音去求证是不够全面的。当然,《石钟山记》不是科学论文,而是游记散文。它的价值不是提供石钟山命名的科学依据,而是要把一个道理讲得令人信服。这一点上,苏轼是行文的高手,整个文章在提出怀疑,求证和解答的过程中既有理性的分辨,也充满谐趣和笑意。求实的精神与诙谐的文风相互映照,使得这篇游记既严谨有物,又轻松有趣。与《石钟山记》同样充满理趣的作品,是他的《题西林壁》。这首诗,是苏轼这次庐山之行的一个小结。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有许多文献都谈到,苏轼与庐山常总禅师的关系。把这首诗,看成是充满禅意的佛偈子,也就是佛教高僧启悟众生的哲理警句。但事实上,苏轼的这首诗,更多是站在现实人生的立场,讨论如何克服各种认知的偏差,把握客观真相的问题。虽说有接近佛教觉悟的境界,但更有超越有限,追求本真的理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这里,诗人明确提出了“庐山真面目的问题”,就像追问“石钟山”命名的真相一样,作者同样在具体和现实的追问中,揭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这种人生这里的揭示,是从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发现的,是从一个旅游者视角切入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会通过自己特定的视角,观察庐山,你从横里看,所得到的是道道山岭,你从侧面端详,则是座座奇峰。你无论是从远处望,近处看,还是高处俯视,低处仰观,你所获得的庐山印象,就会各不相同,所以,你获得的庐山印象,往往就只能限于你所能看到的那一部分。庐山的真面目,也就是庐山的本来面目,你是不容易看到的。看山是这样,那么,你可以联想到“人生的真面目”,“家的真面目”乃至我们每一个人的“真面目”,如果你固守某些立场,局限于一定的视角,你只会产生许多的偏见,这种“见木不见林”,以偏盖全的认知方式,是无法把握和接近“真面目”的。因此,这首哲理诗的意义,其要点不是要求我们每个人,像佛教的信徒般去全身心地去拥抱“本性”“本真”和“真面目”,而是在提醒我们,每个人认识的有限性,我们都有可能像“身在此山中”的游客那样,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走出自我狭小的视野,尽可能克服主观偏见的误区。对大自然的博大,对人生世界的复杂性,特别是对未知世界,要存一份敬畏之心,不可盲目自大。这是这首诗寓意的深刻之处,但所用的语言却异常浅显。深入浅出,这正是苏轼文风的特色,也是苏轼理趣诗,深入人心的地方。林语堂说:“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而苏轼留在浔阳这两篇经典,正是体现了大文豪深刻而率真的理趣。
2021-09-05
归来一声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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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江壬寅春节,很古典,很中国。除夕前几天,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有板有眼地朗读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其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她把衰读成了“催”,这是我们按以前的读音教她的。妻子马上给她指出来:“老师说现在衰读‘摔’了。”女儿就一直在那儿“催”过去“摔”过来的,纠结了好半天才把“摔”做实了。第二天清晨,女儿又开始声情并茂诵读: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昨天,我已心生嘀咕,欢天喜地的古诗词俯拾即是,大过年的,咋尽整些苦兮兮、悲切切、凄惶惶的?虽然贺知章的诗有久别回乡的亲切,但久居他乡的伤感和对生活变迁、岁月沧桑、物是人非的感慨与无奈,始终使人沉闷压抑快活不得。我说:“女儿,过来,爸爸给你读首苏轼的词。”这就是: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同样是写归来,苏轼风波淡定,笑对艰难困苦,看到的全是活泼快乐的风景。女儿一下子高兴起来,雀跃着说,我还背得苏轼的《惠州一绝》哩。苏轼的这首《定风波》,女儿听得似懂非懂,一愣一愣,呆萌样像极了让无数人着迷的冰墩墩、雪容融。当然,女儿更不知道的是,这首词写于苏轼遭受“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期间。人生缘何快乐多,只因爱读苏东坡。罗曼·罗兰说:“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苏轼就是这样真正的英雄,把一蓑烟雨走成清风徐来、窘于衣食依然四时皆春、视万里投荒为兹游奇绝,以其雄姿英发、坚韧不拔和潇洒自适、乐观旷达为后世树立了一种崇高的人生风范,千百年受到广泛推崇、铁粉无数,成为林语堂笔下一提到在中国总会引起亲切敬佩微笑的那个人。除夕春晚《只此青绿》,朱唇、远山眉、山峰发髻、青绿长裙……惊艳了观众。刹那间,苏轼出生地四川眉山、祖籍地河北栾城、仙逝地江苏常州、安放地河南郏县,以及他为官行政、谪居流放的河南开封、陕西凤翔、浙江杭州、山东诸城、江苏徐州、浙江湖州、湖北黄冈、江苏宜兴、山东蓬莱、安徽阜阳、江苏扬州、河北定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等十八城的朋友圈纷纷点赞!我们既在重重似画、曲曲如屏中领略到千里江山的雄浑壮阔,又在江水澄澈、影湛波平中感受到烟火人间的舒适惬意。美食大家苏轼清新爽口的“辛盘”(春盘别称)陡然成为青绿山水间一道祛浊除腥的佳肴: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春盘。遥想庆州千嶂里,暮云衰草雪漫漫。此时此刻,我分明看见苏轼(濮存昕饰)在东风浩荡、柳绿花红的盎然春意中一字一顿说到,知章你好,别来无恙?我之所以有这些成就,是三抄《汉书》、八面受敌,经典熏陶、先贤润泽的结果;又听到他深情吟诵贺知章的《咏柳》,而这正是女儿寒假古诗积累篇目节后要做的功课: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这就是传承。
方永江
2022-03-19
传承创新 奏响新时代文化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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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国家的灵魂、民族的血脉。走进历史文化名城眉山,一道道亮丽的风景随处可见:文化馆内市民舞动的身姿,街头巷尾静心阅读的画面,广场热情如火的群众文艺活动……文化已成为这座城市的标签,融入到奋进的血脉中,展现于崛起的细节里。文化之光,照亮前方。眉山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坚持文化铸魂,宣传文化战线,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改革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极大激发,探索出一条推动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眉山路径。□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张莉弘扬东坡文化文旅融合发展眉山建区设市24年取得的巨大成就,离不开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底蕴厚重的东坡文化,孕育了眉山人民的奋进天性。眉州先民胸襟伟大,崇尚读书、修身,敢当治国、平天下之大任。两宋期间886名进士,正如宋仁宗说“天下读书人皆在眉州”,不愧陆游“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之盛赞。苏东坡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化名人,东坡文化亦是浩瀚中华传统文化中一颗璀璨明珠,不仅影响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更让眉山人养成了开拓、奋进、勇敢、豁达、乐观的天性。1997年,眉山建立地区,从“零”开始、白手起家。正因为眉山人的开拓创新、锐意进取,眉山GDP从1998年的110.36亿元,到2015年成功跨入“千亿俱乐部”达到1029.86亿元,2020年达到了1423.74亿元。持之以恒的文化发展,成就了东坡故里的美丽蜕变。眉山历届党委政府都高度重视文化发展,2004年正式做出《关于建设中国诗书城的决定》,并响亮地提出了建设中国唯一的以三苏文化为底蕴又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型城市,重建远景楼等标志性建筑,注册“诗书城”商标……新建之市的眉山以文化为根基,打响了城市品牌建设的第一枪。2011年底,眉山确立了“文化立市”战略,大力推进“123”文化建设工程,即创建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轮驱动”,抓好文化活动开展、文化艺术创作、文化品牌打造3项工作,实现文化发展新跨越。同时,提出建设“现代化工业新城、历史文化名城、生活品质之城”建设目标,2012年全面启动并实施“绿海明珠”“千湖之城”“百园之市”三大工程。完成了中心城区古城门楼、古城墙、东坡宋城、九巷十坊等历史风貌区打造,建成了东坡城市湿地以及苏轼公园、苏辙公园、苏洵公园、苏母公园、东坡竹园等一批城市文化公园。通过历届党委政府坚持不懈的努力,眉山一步一步蜕变成为“宜业宜居宜游”的美丽之城。新时代的文化创新,奏响了天府眉山的时代强音。2017年,市委作出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创新“七个一”工程,扩大“东坡文化”影响的战略部署。4年来,通过做精一个博物馆(完成了三苏祠建祠以来最大规模古建维修并重新开馆,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文化遗产保护荣誉证书,同时启动了式苏轩改造,开展了三苏祠博物馆文物征集,新征馆藏近500件)、举办一个研讨会(已连续举办四届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打造一部舞台剧(与四川人艺联合出品话剧《苏东坡》,实现省内外巡演40余场)、拍摄一部电视剧(正与多家影视公司就《眉山苏轼》拍摄进行洽谈)、筹办一所东坡文学院(与四川大学携手共建的东坡书院已于2020年正式挂牌)、承办一台晚会(完成中央广播电视台制作的《我们的中国梦——2019东西南北贺新春》眉山会场节目录制)、打造一条精品线路(推出“东坡故里·遗址遗迹”精品旅游线路),东坡文化“金字招牌”愈加闪亮。2019年,市委作出了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旅游强市的决定,眉山开启了文化事业文旅产业发展新征程:成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乐高乐园、中日国际康养城、中法农业科技园、维亚康姆国际文创城、北外附属学校、川大眉山校区等国际化高端化的大项目纷纷落户眉山。截至目前,眉山共有重大文旅项目34个、总投资3532余亿元,其中百亿级重大文旅项目9个,项目个数和质量均居全省前列。充满青春活力的天府眉山·东坡故里,奏响了时代强音,阔步迈向“公园城、文化城、活力城”建设新征程,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奋力建设现代化成都都市圈副中心。丰富文化生活增强群众获得感腹有诗书气自华,最是书香能致远。位于眉山主城区清影路21号的东坡区图书馆金龙分馆,是东坡区服务基层、服务社区群众的公共图书馆,为居民提供了一个便捷的看报读书平台,充实和丰富着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整洁宽敞的金龙图书馆里,每天一大早就有居民在“充电”学习。“这里的书很多,很全面,政经类、科技类、文化类、生活类、少儿类、综合类的都有,在这儿不仅可以学到书本上的知识,还能和左邻右舍一起话家常,拉近邻里关系,生活充实了许多。”社区居民刘建军一边看书一边说道。金龙图书馆设有亲子绘本区、非遗展示区、书香阅读区、电子阅览区4个服务窗口,读者阅览座位240个;馆藏文学名著、科普知识、唐诗宋词、历史知识、卫生保健等方面纸本图书万余册,电子图书近48万册。据介绍,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该馆打造了“金龙阅时光”活动品牌,开展阅读分享、非遗亲子课堂、科学实验、趣味手工等系列活动,每周开展公益活动1场,全年开展公益活动不少于50场。金龙图书馆不但丰富了居民的文化生活,也成了居民与社区工作人员沟通交流的重要场所。在这里,居民遇到的任何问题与困难都能找工作人员倾诉,工作人员再根据实际情况寻求解决的方案,做到真正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另一边,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戏曲文化,丰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的眉山市2021年文化(戏曲)惠民乡村行活动分别在彭山区观音街道果园村、眉山天府新区青龙街道、东坡区修文镇等地举行。活动中,节目四川盘子《心如莲》让观众近距离领略了四川曲艺的独特艺术魅力,小品《惊喜》讲述了外卖小哥乐于助人的故事,四川车灯《好吃嘴》让观众在传统戏曲中感受四川美食文化,川剧《变脸》将传统变脸和人偶相融合……“举办这样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文化走进基层、走进群众,让城乡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市文化馆有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市公共文化场馆共发布公共文化服务线上项目2000余个,同时,市、县两级文化部门组织群众文化骨干居家创作抗击疫情文化作品,全市累计创作歌曲、舞蹈、快板、小品、摄影、诵读等文化作品近500件。文化从一句口号,变成了眉山人的生活方式。穿行于东坡城市湿地,遍野瑞草披翠,满目流光溢彩。大片的芦苇荡与湿地水面连成一片,远处造型别致的亭台楼阁掩映在花草树木中,成群结队的水鸟翔游天际、婉转唱和;一批批休闲的市民,亲近湿地,体验大自然的别样乐趣。“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在东坡城市湿地不远处传来一阵阵背诵诗词的声音。“每天傍晚时分,我都会和孩子到湿地散步,呼吸新鲜空气,和孩子一起背背古诗,聊聊天,释放一整天的压力。”市民余女士说。近年来,眉山城区的三苏祠、眉州大道、东坡城市湿地等成了市民赏玩拍照的热门“打卡地”,大家欣赏着仿古城门楼、城市绿道、彩林绿化带,感受着眉山深厚的文化底蕴;游走在以苏轼、苏洵、苏辙、苏母公园命名的4个文化主题公园,沉浸于眉山深厚文化底蕴与繁华城市景观的深度融合中。凝聚文明力量建设文明新高地近年来,眉山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不断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城乡环境面貌、公共服务水平、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改善,城乡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市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在全国全省荣获多项先进荣誉。自2018年启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来,眉山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创成功”的创建思路,经过三年的努力,2020年最终以全国第25位的优异成绩成功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实现首创即成。不止于此。丹棱、洪雅成功创建第五届省级文明城市,青神成功蝉联省级文明城市……2018年——2020年,全市成功创建全国文明村镇3个、全国文明单位3个、全国文明家庭1户、全国文明校园1个、四川省文明村镇10个、省级最佳文明单位5个、省级文明单位8个、省级文明家庭4户、省级文明校园4个。多人被评为全国全省典型。近年来,眉山先后涌现了廖仲宾等10名省级道德模范、宋克成等17名中国好人、王作平等140名四川好人,李佳、王梦佳荣获全国十大“最美孝心少年”、李东骏荣获“全国最美中学生”。文化产品是文化的重要承载和表现形式。眉山充分利用地域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文化特色品牌,有效扩大东坡文化的感染力、影响力和渗透力。打造中华经典诵读活动品牌。结合东坡文化、长寿文化、忠孝文化、大雅文化、竹编文化开展各类诵读活动,先后举办了全省“宋词雅韵”晚会、四川省暨眉山市中华经典诵读、“诵中华经典做有德之人”等大型诵读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自2015年起先后编印《中华经典诵读·市民篇》《中华经典诵读·中学篇》《中华经典诵读·小学生篇》15万余册,向机关干部、市民、学生免费发放。打造“我们的节日”活动品牌。精心组织举办“我们的节日”清明、端午、中秋、重阳、春节、元宵等传统节日活动,引导群众对中华传统节日的喜爱和认同。打造未成年人活动阵地品牌。建立市、县(区)青少年课外活动基地7个和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中心),实现了所有区县的全覆盖。85%中小学校已建成心理健康辅导室、配备辅导老师,覆盖市、县(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网络已基本建成。通过联建、合建、自建等形式,已在70%社区(村)建成家长学校或妇女儿童活动场所,常态化开展丰富多彩的家庭教育活动。建成乡村学校少年宫157个,其中,中央项目51个,自建项目106个,实现了对所有乡镇的全覆盖,常态化免费为10余万学生提供舞蹈、音乐、美术、体育、朗诵等培训活动。打造志愿服务品牌。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登记志愿服务队伍3100余支,注册志愿者63万余人,占常住人口比例达21%,有服务时间记录志愿者占注册志愿者比例63%,位居全省前列。挂牌成立志愿服务培训基地,开展全市志愿服务专业化培训7次,组织基层志愿服务宣传、宣讲志愿服务活动40余场次,受益志愿服务群体和基层群众10余万人次。丹棱县、洪雅县在全省率先成立县级志愿服务联合会。几年间,“东坡岛红领巾志愿服务项目”获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铜奖,“红色追梦人”脱贫助困项目获评全省十大“互联网+学雷锋”种子项目,关爱抗战老兵项目、彭山区城东社区分获全省十佳志愿服务项目和社区荣誉并在全省进行交流展示……一支支志愿服务队的成果体现,为眉山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时光荏苒,昨日成就已成历史;岁月匆匆,明日道路依旧辉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眉州大地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已经开启。(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罗端 张莉
2021-07-01
文人如何成群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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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士,踽踽独行固然有之,命俦啸侣也是常态。在北宋,后一现象十分突出,文人集团迭起,笼罩了大半部文学史。三十余年前,王水照先生即拈出这点,视为北宋文学演变的关键线索,持续思考。积岁所获,汇成专著《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刊行。书名所言“三大文人集团”,指钱惟演洛阳幕府集团、欧阳修之“欧门”、苏轼之“苏门”。聚合而称“集团”,自有其强固的特征。序论提炼三点:系列性(人员代代承嬗)、文学性与自觉性,以见三大集团区别于前代文人群体之所在。继而寻绎北宋史学、政治、儒学、古文、佛教诸领域所共有的崇尚“统序”思潮,“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第10页)。这为文人集团成立,勾绘出深远的时代氛围。正文三章,依时序探讨钱幕、欧门与苏门。诚如著者所说:“‘钱幕’进入文学史视野,并加以系统、全面介绍,本书可能是第一次。”(后记,第475页)一空依傍虽难着手,发挥空间却也充分。第一章详论钱惟演幕府文士构成,洛阳地理、人文环境如何滋养创作,成员间诗歌、古文交流,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崭露头角,分析最是完备。欧阳修、苏轼及其周边士人,学界知之甚稔,不必面面俱到。本书对欧门与苏门,便专攻若干问题点。考察了作为欧门形成契机的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事件后,对于欧门文学写作,仅注目古文一体;对于欧公门下士,也仅注目曾巩一人。考察了苏门的集聚过程、人才网络与性质后,对于苏门文学写作,仅注目词之一体。欧阳修乃是北宋第一位古文大家;苏轼则生当词体由卑至显的上升期,本人又是其有力推动者。词在文人集团中的位置,此前从未如此重要。紧扣两体,足以分别呈现欧门、苏门的交流方式与文学成就。有话则长,远胜过铺陈常识,辞繁不杀。结束语略叙北宋“后苏东坡时代”的文坛光景。苏辙与张耒健在,也具一定声望,后者更是从学者众,却终究未构建起另一铢两悉称的文人集团。加之党祸甚烈,形格势禁。苏轼门下一时盛况,竟成绝唱。结为集团这件事,不会不影响到写作。可是北宋文人集团,组成原则较为宽简,不似后世社团那样,有一致的文学观念、实体组织等等。譬如欧门,就是“自然形成、并无严格结构关系、也无明确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松散群体”(第165页)。追踪此类集团的文学影响,尤难一索即得。著者聚拢零碎材料,耐心还原具体现象,将这种影响论证到了实处。譬如梅尧臣提倡,诗家应“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久成谈艺者之话头。本书指出,据欧阳修晚年回忆,谢绛曾举“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一联,赞其“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试笔·谢希深论诗》)。梅氏语显然由此化出,且沿用“县古”两句为例。而欧氏在洛中所吟《题张应之县斋》(按《试笔》此条也称“往在洛时”),复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效仿上举一联,“必是聆听谢、梅论诗的启发”(第110页)。钱惟演幕府文士平居切磋、理论与创作互动的鲜活画面,跃然纸上。关于某些争讼不已的公案,本书每能通观首尾,确切下一结论。譬如嘉祐元年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相期,王氏答诗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拒欧公美意。这牵涉欧阳修托付衣钵的人选更替,歧说纷纭。争议点约略有二:一是欧氏笔下“吏部文章”,是指谢朓抑或韩愈?二是王安石答句,是否暗藏贬抑?著者提示,“翰林风月”与“吏部文章”乃诗、文对举,“吏部”只可能指古文家韩愈,不可能指诗人谢朓(第169页)。又引王安石同年《上欧阳永叔书》两封,尚自列于欧公门墙;及次年他赴任常州,欧公设宴饯别,约梅尧臣作陪,证明彼时“两人并无芥蒂,师弟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第171页)。理据坚实,持论通达,可以息众喙矣。值得注意的是,集团成员间的交流,也非全然正向,“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第97页)。有见于此,著者细意推寻文人往还的曲折轨迹,时发笃论。譬如欧阳修在洛阳,一度向尹洙学古文作法,后来渐造熟境,遂与后者分途。在文章繁简、骈散关系上,意见均不相同;对尹洙古文的历史地位也有保留(第215—230页)。北宋起就有人主张,欧氏“始从尹师鲁(洙)游,为古文”(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本书并不否认,但动态把握二人关联,反对固化理解,无疑更接近文学史原貌。又如著者发现:“苏门诸人对苏词整体评价上偏低”,令人稍觉意外,不过“苏词的影响在苏门中又是无所不在的”(第357页)。主要是各人词风虽异,而都阑入身世感慨、人生思考,不止乎娱宾遣兴,促进了词的雅化。苏门师弟间文学交往的复杂性,由是可窥一斑。王先生精研宋代文学,凡有著述,往往开拓区宇,引领风气,本书也不例外。提出“文人集团”这一要素,统率北宋朝文学发展,等于步入一片新天地。许多文学现象,从前习焉不察,如今乃得阐明其动力机制。大块烟景,目不暇给。兹在宏观层面,试作两点拓展,以就正于先生和读者。第一,本书归纳北宋文人集团特征,文学性是其中一项,集团中人“更倾心于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的追求”(第4页)。然而,恐非所有文人集团皆然,譬如著者提及的王安石之“王门”(后记,第476页),便不以此见长。换言之,富于文学性的文人集团,本身就是拣选过的。即使所拣选的三大集团,也不尽悬文采为鹄的。譬如欧阳修激赏苏轼:“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这是向下一代文人集团领袖传法之嘱。但他曾对后者强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文章与儒道密不可分(俱见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苏轼后撰《六一居士集叙》,为之盖棺论定:“其言简而明,信(通“伸”)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简而明”两句状欧氏文风,“引物连类”两句状欧氏思想,兼包两面,体会真切,可谓不负所托。本书探析文人集团种种表现,基本聚焦于文学方面,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径。后学继续耕耘,则不妨联系学术思想等因素,汇通观之,针对文人集团的交流内容与传承脉络,或能更进一解。第二,著者比较宋朝文士与前人差异,写道:“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的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第71页)人才流动、游宦贬谪与诗酒酬酢,其实无代无之。上述唐代士子的行为,入宋则确乎衰落泰半。主因在于北宋严科考之条例,封弥、誊录制相继施行,取中与否,纯视临场发挥而定。入仕前的社会声名,作用微乎其微。相形之下,前代从两汉的荐举,到有唐的科举,莫不严重依赖考前声誉,因有各类沽名作为。而南宋中后期以降,士人阶层分化,相当一部分下移民间,辅以刻书业兴起,商业逻辑进入(参看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局面又是一变。脱离于科举的社会名望,再度成为追逐目标。就此而言,北宋文人的处境,居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人集团也不能自外于此一时代特性,特别是科举制度趋严后的欧门、苏门,更与仕途息息相关。嘉祐二年,欧阳修成名已久,却直要等到领衡文之任,始建立起自己的文人集团。“欧门的核心”即形成于“座师与门生这一基本关系”(第179页)。苏轼与门下核心“四学士”早已订交,但是后者在元祐年间,也“多经苏轼亲自考选”,构成“类似‘座师与门生’的政治关系”(第294页)。北宋文人集团的若干特色,譬如政治立场相近(对比韩愈和柳宗元)、文学论议自由度高(对比后代文学社团),似乎恰可于此求得缘由。由是看来,文人集团之于北宋文学的作用,犹有开掘空间。一个论题,历经三十余年,不但毫无折旧,反而日益显露其惬当与丰富。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待烦言而决了。(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成玮
2022-01-26
群贤聚眉 再论“三苏”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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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在我市举行。此次论坛以“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为主题开展研讨交流,旨在坚定文化自信,汲取“三苏”德治、法治、自治精神营养,弘扬和传承“三苏”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三苏”的法治智慧力量。□本报记者李幸“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不仅传为文坛佳话,更闪耀思想的光芒,历千年而弥新。尤其是“三苏”的法治思想,无论是“法须合礼顺情”,还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法行而势立”,无不启示今人。作为“三苏”故里,今之眉山传承先贤精神,始终厉行法治、推进依法治市,不少眉山原创、眉山首倡享誉全国全省,探索出矛盾纠纷大调解、“诉非衔接”改革等眉山经验,跻身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市,先后荣获“中国法治政府”提名奖、全国法治城市创建活动先进单位、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市。一直以来,眉山都不遗余力地保护“三苏”文化,除了每年都举办的寿苏会、清明祭祀、端午沙龙、中秋沙龙外,还举办了第八届东坡文化节、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等重要活动,保护、传承和弘扬“三苏”文化。在“三苏”法治思想研讨与弘扬上,我市也多次举办活动和研讨会。今年4月,苏洵苏轼苏辙与传统法治文化高峰论坛还面向海内外学者公开征文。论坛大会上,部分法学专家学者围绕主题进行了主旨演讲,部分主题征文获奖作者代表作了交流发言。“我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苏轼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苏轼的人生态度,第二是苏轼对民生苦难的理解,第三是苏轼的司法智慧。”中国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陈景良将苏轼的法学贡献置于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来审视,以《苏轼法学贡献对现代法治的启示》为题,从苏轼的生平经历来探究,以苏轼的判案案例来分析,提炼出苏轼“重法而不拘泥于法”的司法智慧。“我们一般认为依法办事、尊重法律就是要严守法条,但严守并不意味着‘泥守’。‘泥守’法条会带来明显的司法不公,引起判决效果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的条件和前提下,我们可以试着变通法律,这是苏轼的司法智慧。”陈景良教授说。“苏东坡担任钱塘太守时,有百姓因债务纠纷前来诉讼,说卖扇子的人欠了自己很多钱,但卖扇人因为天冷扇子卖不掉,钱还不上。苏东坡便在卖扇人的扇子上写字作画,然后拿去卖,结果一抢而空,这个债务纠纷就解决了……我想通过这个案子给大家说的是,‘德治’‘和为贵’这样的理念在苏轼的身上体现了出来,他不完全按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来解决,而是用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法让双方债务关系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柴荣说。在他看来,调解是中国古代官吏经常运用来化解民间纠纷的方法,“三苏”在司法实践当中对调解的方法运用尤为到位,而900多年前,“三苏”的法治思想恰好与眉山近年来创新的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不谋而合。“眉山市近年来坚持‘调为上’‘调为先’工作理念,创新构建了由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信访群众疏导和社会组织调解‘五位一体’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工作体系,2020年眉山中院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入选全国百强(法院),这也为我们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探索的范例。”柴荣说。湖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肖洪泳以《三苏地方治理思想及实践与现代社会治理》为题,从地方治理的形势根据、主导力量、手段凭借三个层面梳理了“三苏”的地方治理思想。肖洪泳认为,“三苏”父子在多个地方为官,总结出了很多地方治理的优秀经验,完全可以给现代社会治理提供历史借鉴。现代社会治理除了需要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以外,还要因地制宜,用法治的手段辅以道德建设,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这次高峰论坛也让参加者收获满满。“‘三苏’的法治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立法、执法、司法等方面的内容。在此之前,我没有接触过苏轼的法治思想,现在我对苏轼的执法思想有了一定认识和了解,非常感谢这次论坛。接下来,我打算对苏轼的行政法思想进行研究并形成论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律史博士阮致远说。“其实‘三苏’法治思想的研究目前是比较薄弱的,但我们到‘三苏’故里,体会到这里浓浓的人文情怀的时候,就会发现‘三苏是真正的法家’。”中国法律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张生表示,“‘三苏’法律思想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时代的使命。通过这次会议,我相信大家能对‘三苏’法治思想有一个认识,研讨出契合于时代与地方法律建设的成果。”
李幸
2020-10-29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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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成语“卧薪尝胆”,按照惯性思维,人们就会联想到越王勾践,就会联想到勾践辛酸、艰苦的复国大业。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经常用“卧薪尝胆”一语,来表达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决心和毅力。其实,历史上的“卧薪尝胆”事件,并非真的存在。按照传统的说法,“卧薪尝胆”应该发生在春秋时期。而在所有记载春秋史事的史料中,记述最原始,也最为可信的,当推《左传》和《国语》了。但是翻遍这两本书,就会发现其中令人失望甚至产生疑惑的端倪。《左传》在“定公”和“哀公”两部分,以及《国语》在“吴语”和“越语”部分,虽然都详细记述了关于越王勾践的生平事迹,却都没有提及“卧薪尝胆”一事,哪怕是只语片言。这种不约而同的历史记载,让人很是觉得纳闷和不解。众所周知,“卧薪尝胆”是一个合成词汇,是“卧薪”“尝胆”两件事的总称。对于“尝胆”一事,春秋史料一片空白,一直到了汉朝才有了最初的记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撰写《越王勾践世家》时,第一次把越王勾践曾“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的事写进了《史记》中,但没有提到“卧薪”一事;东汉学者赵晔在作《吴越春秋》时,虽然也说到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的事,但仍然丝毫没有“卧薪”的记述。直到唐宋时期,在一些著述性的文字中,才开始出现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的说法。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壮游》诗中曾有“枕戈忆勾践”之句。北宋学者王洙注释此诗称:越王勾践“出则尝胆,卧则枕戈”。南宋初年李纲在《议国是》疏中,曾说勾践“枕戈尝胆以励其志”;在《论使事札子》中又说:“勾践枕戈尝胆,卒以报吴”。戈,在古代是一种兵器,显然不是传说中的干柴硬棒。可见,勾践“卧薪尝胆”的事情,从春秋到两汉,直到唐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记载。把“卧薪”和“尝胆”两个词语连缀起来,作为一个成语使用,最早出现于北宋文豪苏轼的《拟孙权答曹操书》中。苏轼对孙权这个三国风云人物,显然尊崇有加。在那篇游戏性质的书信体文章中,苏轼穿越时空隧道,凭借大胆丰富的想像力,模拟孙权的口吻写道:“仆受遗以来,卧薪尝胆,悼日月之逾迈,而叹功名之不立,上负先臣未报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孙权有没有“卧薪尝胆”,《三国志》《汉书》没有记载,就连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小说中也找不到任何的蛛丝马迹。可见,孙权“卧薪尝胆”一事纯属苏轼虚构和杜撰。即使有,也与越王勾践八竿子抡不到一块,毫无相干。不过,苏轼毕竟是苏轼。作为北宋后期的文坛领袖,作为一代名噪半个世纪的大文豪,其文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由他首创的“卧薪尝胆”字眼也得到了广泛流传。所以,到了南宋时期,曾开、真德秀和黄震等爱国官吏、学者,不能满足南宋的半壁江山,时常追忆越王勾践的英雄事迹,在他们的奏章、著述中,屡次提到勾践有“坐薪尝胆”或“卧薪尝胆”的事,也无非是拿勾践说事,有针对性地从侧面敲打一下一贯懦弱无能的南宋皇帝们。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南宋学者吕祖谦在《左氏传说》中,却说吴王夫差曾“坐薪尝胆”。到了明代学者张溥作《春秋列国论》时又说:“夫差即位,卧薪尝胆”。之后,清代历史学家马骕在编写《左传事纬》和《绎史》时,仍然把“卧薪尝胆”之事系于吴王夫差名下。把一个成语典故分别用在两个同一时期、针锋相对的对头身上,这种文字类型的巅峰对决,在历史上实不多见。只是,不少学者还是愿意把“卧薪尝胆”的事情,追加在越王勾践身上。清初大才子吴乘权在编写《纲鉴易知录》时记载:“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卧薪尝胆”。蒲松龄在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中也明确写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表达了他对项羽、勾践丰功伟业的无限感怀,和对自己屡试不中、落魄至极的无奈自勉。后来,乾隆时期文学家蔡元放在修订的《东周列国志》中又云:“(越王勾践)累薪而卧,不用床褥;又悬胆于坐卧之所,饮食起居必取而尝之。”这样,关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才愈传愈广,一直到今。不少人对于“卧薪”的记载最早出现于宋代,可能不同意。他们认为《吴起春秋》中所记越王勾践“目卧则攻之以蓼”,这种“蓼”菜积聚得多了,就成为“蓼薪”,就是“卧薪”之意。所谓“蓼”,清代学者马瑞辰曾解释为“辛苦之菜”(《毛诗传笺通释》卷六)。他们认为越王勾践那时日夜操劳,眼睛疲倦得想睡觉(“目卧”),就用辛辣、味苦的蓼菜(“蓼薪”)来刺激眼睛,打消睡意。按照这种说法,“尝胆”是让味觉感到苦,“卧薪”是让视觉感到苦,但把“卧薪”说成睡在硬柴上,那显然是一种误解。自汉代始记的“尝胆”和自宋代才见的“卧薪”,是历史上真有其事,还是出于误传?越王勾践曾“枕戈尝胆”,还是“卧薪尝胆”?“卧薪”是想睡觉时用“辛苦之菜”刺激眼睛,还是睡在硬柴上磨炼筋骨?要弄清这些问题,看来还颇费斟酌。一个“卧薪尝胆”的中华成语,被历代名人分别附会到孙权、勾践和夫差三个不同人物的名下,并最终被大多数的人普遍“锁定”在越王勾践身上。可见人们对这个历经千年的发展演变,充满褒义、代表赞扬、渴望成功的词汇的重视和喜爱程度。其实,现在看来,“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到底有没有确切的历史典故,究竟发生在哪个历史人物的身上,已经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它已经普遍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决心振奋、力图复兴的内在动力。这才是这个被人们争论甚至误解千年的成语,所留给中华民族的无穷财富。据《历史上那些帝王们》
2012-05-25
弘扬东坡文化 传承苏公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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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苏东坡是一位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他的艺术成就和影响早已超出作品及作者本身,历经千年而不衰,已形成一道独有的文化风景线。苏东坡在儋谪居3年没有沉沦于痛苦和彷徨,反而活出了淡定与恬静。9月22日,2018年第九届(儋州)东坡文化节暨儋州调声节文化论坛之一——东坡文化研讨会在儋州举行。与会13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弘扬东坡文化,传承东坡遗风展开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深具学术性的研讨成果。本期本报予以编发,敬请关注。李公羽以苏学文化旅游推进儋州消费胜地建设要全面系统地研究苏学,就应将三苏的文化和三苏相关文化的研究,扩大、丰富和提高为苏学体系来进行研究。在新时代实现对以东坡文化为基础,以三苏及相关文化为主体的苏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确立和奠定苏学的理论基础、学术框架和组织体系,有利于在国际上展示“文化中的儋州”和“学术里的儋州”。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的背景下和框架内,通过建设高标准苏学文化基础设施,开发国际水平的苏学研究、传承、观赏体验等丰富业态的旅游消费园区、景区,培育文化和旅游相结合的消费新热点,推进旅游消费领域对外开放,建成文化特色鲜明、历史遗存灿烂、旅游消费方便的国际旅游消费胜地,这将是加快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软实力。李景新苏东坡笔下的海南及其旅游资源开发苏东坡在海南岛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光,苏东坡为海南留下的文化遗产比其他历史人物更加丰富,因为他对海南历史文化发展的改变比其他历史人物的作用更加关键。苏东坡为海南、尤其是儋州人文注入了许多内涵,如春词的创作及其所凝聚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内涵,上无夜游及其笔下的昌化军城市图景,伦江放生、岁设大供及其佛教民俗学价值,被酒独行及其所记录的乡野风情。并以此为例,论述了苏东坡文化在儋州的旅游资源价值及开发框架设想,将儋州东坡文化体验式旅游资源与深厚历史底蕴相结合,以体验式旅游的视觉来观察,开发出类似苏东坡的儋州春词描写的设想体验式旅游,展现儋州春天的风土人情之美及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内涵。冷成金苏轼词历史文化解释三题苏轼的一些著名的词,在历史文化解释中具有独特的意义。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向空而有的价值建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情-理-情的价值建构过程、《减字木兰花.·立春》:心灵解脱与生命的审美直观。这里的历史文化研究,是指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诗词的历史文化研究或批评方法,它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言一象一意”等批评方法以及近年来的对话理论、文化批评等研究和批评方法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冷成金认为苏轼以“此心安处是吾乡”化故乡为天下,体现的是宋代内向的文化精神。但后者绝非是指向内心的萎缩,恰恰是以“人能弘道”“为天地立心”的气魄来破除束缚,以最大的勇气来面对人事的艰难,以最合理的方式来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在社会功业与人格的互证中提高人生境界。涂普生东坡文化主题景观的文化意义涂普生认为,东坡文化主题景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结晶。涂普生首先从眉山的东坡外滩、三苏祠、儋州东坡书院等主题景观为例详细介绍了其中的文化意义。他认为东坡主题景观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机、创新性发展”的结晶。他指出,研究东坡文化的文化意义,对于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次介绍了修复和修建东坡文化主题景观彰显了地方千年积淀的厚重的文化底蕴文化意义,还铭刻着党和人民政府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所得到的实惠和获得感;最后,涂普生认为修复和修建东坡文化遗址及东坡文化主题景观对于进一步增强我们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在习近平新时代,释放更多、更大的正能量。刘清泉沉香亭北百花香—苏轼、沉香与旅游刘清泉结合苏轼与沉香相关诗文,论述与沉香相关的海南风俗,联想到“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由此衍生出策划“沉香文化节”、发展沉香文化与旅游的创意。用《书柳子厚牛赋后》文章首先引出海南人民“以巫为医,以牛为药”的风俗,苏轼呼吁海南人民移风易俗,摒弃杀牛祈祷的风俗;其次在《沉香山子赋》里点明将沉香山子置于几席,幽香溢满衣服,而且香气不会稍纵即逝,其特点切入沉香可以作为礼品具有的“金坚而玉润,亦鹤骨而龙筋,幽香浓郁”等美好喻意;最后他指出以苏轼诗文为契机,以沉香民俗为载体作为旅游文化内涵。他认为,我国的香文化源流长,很早就使用香料,举行召开一些座谈、研究弄清楚有关香文化的问题,提升展览水平、丰富旅游内涵、推进文化旅游,是开发当代旅游的一种有效途径。王启鹏宋代儋州民风及苏东坡纠风的贡献王启鹏从苏东坡被贬儋州后,立志要改变这些丑陋的民风开始讲起,从苏东坡在儋州办学、发展教育、劝说“有知者”等浅谈了苏轼对纠正宋代儋州人民丑陋的民风所做出的贡献。他认为北宋时期儋州的民风优劣参半,儋州有动人的民间歌舞、也有热闹而别具一格的节庆,比如鞭春牛、祀灶等。但因儋州地处岭南,苏轼到儋州后,就发现在儋州的淳朴民风中存在一些严重的陋习,为了更好地宣传中原文化,他建起了“载酒堂”,还鼓励儋州百姓发展农业生产,呼吁“有知者”一道来克服因愚昧而产生的陋习。最后,王启鹏认为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渐变的缓慢过程,苏轼当年通过兴办教育来纠正丑陋民风的做法,对提高儋州人整体素质有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东坡教泽”的遗芳。吴厚昆以文化之根旅游之本铸就西部中心城市之魂吴厚昆说应强化儋州作为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功能,以国际的视野,全力提升参与国际分工协作的能力,全面增强带动区域协同发展能力。他指出儋州是全国唯一同时获得“全国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中国书法之乡”称号的市县。吴厚昆认为,文化旅游产业的龙头地方和核心作用是要引导儋州文化旅游与其他地方产业深度融合,根据千年儋州的历史文化地位与资源优势,凝神聚力实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才能塑造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发展新格局,实现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向“最佳中国旅游城市”迈进的战略目标。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设立地级儋州市是国家支持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建设的直接体现,我们应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更加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营造良好制度环境的同时把制约文化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因素坚决革除、改革体制创新机制,勇于试验科学实践,以国际视野争创最佳中国旅游城市。郑柏彦“东坡居儋”在旅行上的意义郑柏彦从“东坡谪居”儋州论起,探讨东坡对儋州的改造与影响,以及儋州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东坡的影响,从人文与地理的会通方面为着重,进一步探讨东坡居儋所隐含的人文地理学意义。通过儋州所特有的“东坡谪居”的文化意通与往昔感,以触景生情的形式,构建乡村城市、自然文化之间的中间景观,吸引游人前来品味那古时候生活的氛围。他简单地介绍了迪士尼的成功案例,深入探讨了其成功的原因,推导当下应把握好往昔感、维持中间景观、行塑东坡居儋氛围等三个旅游形塑原则,以东坡居儋州为主导,发展东坡相关主题旅游,构建特色的文化区,通过还原当时的文化、风气结合当地特征,精心布置,使游人处境成诗,予游人以不觉处的巧妙安排,给予游人暂时的逃离感与愉悦感,使其生活压力得到释放。用心规划,通过景、境与文学的结合,不断提升地区的文化内涵。海滨《苏氏易传》四大难卦断章臆说海滨本文选取《苏氏易传》中苏轼对四大难卦的解说,结合苏轼人生历程和创作进行讨论,特别强调儋州的经历对苏轼一生以及《易传》的重要影响。苏轼于45岁左右被贬官于黄州时开始撰写《易传》,此后不断修改,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他的认知方法、执政思想深受《易经》影响,诗词文赋也因此而愈加高深玄妙。苏轼晚年贬谪海南岛,以其热爱祖国山河同情人民疾苦的博大襟怀,以其积极的入世精神,以儋州为家的大义,帮助儋州黎民百姓摆脱陋习,发展农业,敷扬文教,为整个儋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子怡苏东坡的贵族精神及其现代价值杨子怡认为当代人的贵族精神正在缺失,应当认识到这种缺失带来的严重影响,慢慢追溯回这种应有的文化精神。在我国古代贵族精神雏形最早可追溯到周代当时被论述为君子精神,春秋孔子《论语》中的士人精神的延续,在北宋苏东坡身上更是典型体现出古代的君子人格和士人精神,二者结合就叫做贵族精神,贵族精神表现在敢于担当、不忘责任、不惧强权、敢于批判、我行我素、倜傥不群、自信慷慨等高尚情操的集中体现。苏东坡的贵族精神髓传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通过光大苏东坡贵族文化精神,能够提升全民族的文化修养,培养国民的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培养国人的批判精神等重要的作用。韩国强从“和陶诗”看东坡晚年心态《和陶诗》是苏东坡晚年的一部诗作,通过合编陶渊明的诗成册,作于扬州,成于儋州,因此探讨《和陶诗》离不开探讨在古时候,儋州的人文风貌对于苏东坡晚年的的影响。韩国强表示,诗集中不仅表露了苏东坡对于政治的厌倦,对功名的心灰意冷,同时也体现了其揭露官场之龌龊,怀百姓亲友的深情,以及不断反省人生,内心充满矛盾,挣扎的心理世界,愿以陶渊明为师,学得一点聪明。在诗集中体现了苏东坡热爱陶渊明诗风以及为人,深感对于陶渊明的明智,在受到多次政治打压被贬儋州时低沉的心态。刚到儋州,就对贪官污吏敲诈勒索黎民百姓就作了再三的鞭挞,揭露儋州贪官污吏如鹰似狼的盘剥黎明百姓,使百姓的生活非常的穷困,“民无物用,珍怪是直”,表达了苏轼对于黎明百姓的深切同情。对于贪官污吏的鞭挞,对于黎民百姓的同情体现了苏轼晚年爱恨分明的心态,他也是第一位以文学的形式表示对于黎族同胞关注的人。随后在不断反思中,心态渐渐地从无可奈何,到随遇而安,形成以四海为家的心态,表示在南蛮度过自己的晚年,再到去官归田、躬耕自食,及随后的忧患不已、年老劳苦,直到最后的悠然恬适,年迈不放弃学习的自在心态。一层层的心态提升,离不开儋州人文以及环境的影响,也是对以古代海南地区社会的一种描述,也表示苏东坡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深情。曾涛新时期三苏研究的缩影曾涛认为,随着苏学的研究不断的深入,对于苏轼个人的研究苏学,相对于之前进入了饱和期。但是对于从三苏的角度来研究苏学则是一片还未深入开发的新领域,今后对于这块领域的研究应当深入挖掘。新领域的研究将带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发展工程、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全面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曾枣三苏研究丛刊》是在在广泛征求社会名界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川省首批历史名人名单出护,宋代唯一人选的即是苏轼,正是在这种背最之下,也是书社次性推出380万字之巨刊。《从刊》从《历代苏轼研究概论》《苏洵评传》《苏轼评传》《苏辙评传》《苏斯年谱》《三苏选集》《三苏文艺理论作品选注》《苏洵苏辙论集》《苏轼论集》《三苏姻亲后代师友门生论集》十种论著,基本汇集了作者近四十年有关三苏研究的主要论著,既是作者对三苏研究成果的总结,也是新时期三苏研究的一个缩影。通过研究刊物,对于今后三苏的研究具有引导作用。谢仿贤从《汲江煎茶》看东坡的茶禅人生谢仿贤通过分析《汲江煎茶》蕴涵的艺术特色,挖掘茶性,研究苏东坡在煎茶、品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分享诗人在茶艺操作过程中所追求的禅境和神韵。他将饮茶与人生处世哲学相结合,以茶参禅悟道,将禅修融于茶道之中.形成独特的“茶禅一味”,在生活中追求宁静淡远,超尘脱俗的境界。实现了以茶参禅悟道、以茶过滤心情的目的。从诗中可以窥见诗人的精神品格,表露出苏东坡身处逆境在坎坷失意的境况下旷达超然随缘自适的茶禅人生。通过分析《汲江煎茶》也能研究苏东坡如何在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复杂的社会关系,黑暗的官场里,接受跌跌宕起伏的命运,克服心理的落差,战胜险恶的环境,并在海南儋州潇洒的生活。他不畏困难、达观自适的人生态度,正是当代人所需要学习的。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李绍远摄记者盘悦华见习记者丁子芹羊文彪整理
2018-09-26
解密徐州知州苏轼和姜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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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徐州日报刊登了管仁福教授的大作《遗爱千载苏徐州——苏轼徐州期间的政治与文学》,盛赞苏轼在徐州卓越的政绩和璀璨的诗文,为徐州的历史增辉,为徐州的山水添彩。管教授还特别提到两句老话“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怀念唯苏公!”徐州从宋开宝年间设知州,到雍正十一年升府为止,七百六十余年间共有知州数百人,苏轼的名气最大,如果再选一个,那应该是清代的知州姜焯了。他们虽时隔六百多年,名气也有较大悬殊,但却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虚白斋尺牍》中的姜焯苏轼我们不需要太多的文字介绍,徐州人早已耳熟能详。我们重点介绍一下姜焯。姜焯(1659-1744),字曦陆,姜士楧子,廪贡生,曾任济南府陵县教谕,四十岁任广东感恩知县,五十四岁升徐州知州,六十六岁始得告老,乡居二十年而卒。姜焯的事迹主要见于各地方志。近年来,《虚白斋尺牍》的发现,让我们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说到姜焯,还不得不说一下他的堂哥李煦。李煦(1655-1729),字旭东,昌邑人,本姓姜,因其父李士桢在明末被清军俘虏,过继给正白旗佐领李西泉为子,故改姓李。李煦曾担任苏州织造三十年之久,雍正元年,被革职抄家。后被发配东北,冻饿而死。前几年,刘心武在《揭秘红楼梦》中认为曹雪芹的祖母李氏就是李煦的妹妹,贾母的原型。李煦非常关心堂弟姜焯的仕途,不仅为他想办法,拉关系,还时时提醒官场的规则,真是煞费苦心。但是姜焯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他在海南岛感恩小县上任县令长达十四年,在徐州任知州又是十二年。这在很多人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正因为他能在一个地方,沉下心去,埋头苦干,反倒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好事,所以两地的百姓,都非常怀念他。他性格孤傲,从不想利用堂兄的关系去巴结上司。姜焯在徐州,李煦对他极为关心,反复告诉他应如何为官、如何为政。总而言之,一是如何奉上,二是如何驭下。首先说奉上。在书信中,他反复强调结交上司的重要性。1712年五月,姜焯刚到徐州,李煦就来信了:“徐州乃属冲途,凡上下往来之人甚多,务必小心酬应,不可怠慢忽略,以生怨谤。总之,一处有一处之规模,一方有一方之局面。”言下之意,徐州已经不是感恩小县,你的职务提升了,责任更为重大,各方的人物一定要应酬好,以免招来诽谤。当年八月至十月,李煦又先后给两江总督郎廷极、江苏按察使卢询、江南整饬通省驿传盐法道朱作鼎、邳州知州高魁标、淮徐道刘廷机等人写信,说明自己与姜焯的关系,拜托各位大员多多关照。适逢两江总督赫寿和江苏巡抚张伯行就任,他赶紧催促姜焯去拜谒:“凡属员断无不谒见上司之理,况督抚又与别样上司不同,而新任之督抚更与平时之督抚各别,必要尽礼谒见,以通上下之情。至嘱!至嘱!”但是姜焯脾气太执拗,很少去拜会赫寿和张伯行,二人对姜焯十分不满,但碍于李煦的面子,只好隐忍不发。1714年七月,李煦写信批评姜焯:“昨遣许位良至白下见金陵主人,彼云:‘徐州牧非他牧可比,两年来不但面不易见,即字迹亦不能得一个。性情疲缓,办事迟滞,不即参者,碍汝主人情面’等语,如此震怒,则苏州事毕,即当往金陵谢罪为是。”李煦为了调处姜焯和上司不睦的关系,着实费心费力。同年九月,适逢赫寿的夫人过大寿,姜焯派人去送礼,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赫夫人拒绝收他的礼物。李煦少不得又是一番训诫:“虽则时下物力艰难,官场中须要行得活泼,若一味率真任性,随你十分是处,断然行不通,做不开。”这真是仕途的金玉良言,但是姜焯就是做不到,因为他多的就是“率真任性”。再说驭下。李煦给了姜焯很多意见,他说你刚刚到徐州,不可轻言民情刁恶,要用仁政来感化他们,让他们拥护你。同时还给姜焯的幕僚写了一封信:“凡舍弟事有未顺于情理者,万望规谏,使做一个好官,毋愧为民之父母,切不可从其好恶,随波逐流。”这样的谆谆教诲,恐怕只有兄弟之间才能做到。姜焯初来乍到,对新问题有些应对失策。其中至关重要的是捕蝗。徐州发生严重蝗灾,李煦担心姜焯对捕蝗重视不够,特意提醒他说“捕蝗之事,万不可苟且、草率。”即便如此,姜焯还是掉以轻心,搁置了几天才去查看灾情,且当天就返回府衙,草草了事,走走过场。李煦很生气的教训说:“做官之得名在此,做官之失名亦即在此。应即闻信就行,亲身督捕,务绝其种类,则徐州百姓有不欢声载道乎?”除了蝗灾以外,在用人不当致霉烂仓谷案件的调查中,姜焯的表现也是“盘查迟滞”,足见他完成角色的转换经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尽管如此,我们并不能因此得出姜焯能力欠佳的结论。恰恰相反,在于始瞻所作的《曦陆公碑文》中,我们看到了姜焯治理徐州的卓越功绩,是个很有作为的官员。王大勤先生在《清代徐州知府姜焯的“城市文化建设”》一文中这样评价姜焯:“他在徐执政十余年,善政多端,至今胜迹遍布徐州城乡。纵观姜焯的一生,有理由说他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地方官,他在徐主政10多年间,当兴者兴,当革者革,不竞不求,布政优优。”苏轼和姜焯的共同点我认为两位知州有八个共同点:一、两个人都与徐州和海南有着深厚的情感。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41岁的苏轼来到徐州做知府,至元丰二年(1079)三月,他在徐州生活了1年零11个月。绍圣四年(1097)六月,62岁的苏轼以莫须有的罪名责受琼州别驾的虚衔,被迫来到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六月,65岁的苏轼才离岛北归。而姜焯正好相反,先海南后徐州。康熙三十八年(1698),40岁的姜焯来到海南岛,任琼州府感恩县知县,这一任就长达14年,直到康熙五十二(1712年)才迁任徐州知州。而徐州一任,也长达12年之久,1724年,66岁的姜焯才得以告老还乡。二、他们都非常重视教育。苏轼是进士出身,在徐州时,早已名满天下,彭城士子多受其教诲,以陈师道兄弟为代表。同时苏门六学士均先后与之交往,纷纷称之为“苏徐州”。在贬谪海南的三年期间,他讲学礼,兴教化,将一个文化的不毛之地转换成了才俊辈出之乡。最直观的效果是,在他北归九年后,儋州人符确成为海南第一个进士,此后,儋州人在科举考试中屡有斩获。可以说,他开创了海南人才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先河,是海南教育的启蒙者。而姜焯本人由贡生出身,做过多年的教谕,所到之处,均从教育入手。在感恩,他大力振兴文化,捐献薪俸创设义学,引进教师教授学生,使“邑故荒陋”的感恩县多出读书人。在徐州,他创建尊经阁、重修学宫,设立义学,对徐儒学颇有贡献。徐州状元李蟠为人孤傲,但却十分服膺姜公,先后为姜氏家谱作文两篇,同时不吝笔墨赞扬姜公之修学宫等善举,作《郡侯姜公重修学宫记》、《并建尊经阁记》、《书院义学记》等。根据王大勤先生的统计,姜焯在徐州执政期间,共有7人考取文武进士、36人考取文武举人,分别占康熙王朝60年徐州进士、举人总数的近三成和四成以上,前所未有。三、他们都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苏轼的诗文中,涉及到徐州的名胜很多,他赞美百步洪、云龙山,而黄楼、快哉亭、放鹤亭、东坡石床、苏堤等,都与他密切相关。他敬仰徐州的历史人物,他凭吊桓山、戏马台、燕子楼。离开徐州后,他还念念不忘的未来得及开展的文物保护工作:“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姜公在感恩,领导县署教谕李茂、典史刘俊邦等续修《感恩县志》,并捐资刊刻。姜公到徐州后,立志编写《徐州府志》,他主持编修工作和主笔纂写,大部分由他亲自完成的。志书的编修、刊印也是他捐俸成书的。(下转25版)
2016-11-25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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