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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苏辙兄弟俩的济南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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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孟绘苏轼像。頫故宫南熏院旧藏苏辙画像。□耿仝兄友弟恭一直是儒家提倡的传统美德，这一点在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两兄弟身上得到了彰显。●“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苏辙小苏轼两岁，18岁那年，与苏轼同科高中进士，一生为官。据史料记载，苏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少年时“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苏辙是高调的弟弟：“自信老兄怜弱弟，岂关天下无良朋。”苏轼也曾说苏辙“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兄弟二人丰神俊秀，芝兰同芳。苏轼、苏辙兄弟一生宦游，40多年里，“不相见者，十尝七八”，多是凭借鸿雁传书，感慨离合。苏轼在杭州任期满后，因苏辙正任职济南，就请调山东密州，以图相邻。《沁园春·孤馆灯青》这首词便作于此时，词前有小序：“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神宗熙宁九年（1076）十二月，任密州（治所在今山东诸城）知州已满两年的苏轼接到了改知徐州的任命，离开密州，赶赴徐州。第二年正月底，苏轼经潍州、青州第一次到了济南。当时苏轼的好友李常正在齐州知州任上，并赋诗相迎。一同迎接的，还有苏辙的三个儿子苏迟、苏适、苏远。苏轼未能在济南见到分别7年之久的弟弟苏辙，因为苏辙已于此前十月返京铨叙。但有三个侄子及好友相陪，苏轼仍是十分高兴。●为济南名士题写“读书堂”二月初一这天，苏轼行经位于王舍人庄的张掞故宅，手书“读书堂”三字。不久后，当地人即据苏轼手书刻石为碑。该碑高四尺五寸，宽一尺九寸，字径一尺二寸，至元太宗七年（1235）元好问游济南时尚存。后来，该碑不知何故被埋入地下。张掞，齐州历城人，进士出身，是北宋时期历事三朝的重臣，与兄张揆齐石。张掞于熙宁七年（1074）去世，享年80岁。那一年，苏辙初任齐州掌书记，参加过他的葬礼并写有挽诗。尽管正史上没有详细介绍苏家与张家的交情，但苏氏兄弟的题字和挽诗足以说明，他们对张老先生的景仰和敬重。范纯仁、王临先后知齐州事时，均有诗镌碑立于堂前。读书堂在当时成为人们瞻仰的处所，足见张氏兄弟名重当时。明万历初年，王舍人村民在修房挖宅基的时候挖出了“读书堂”碑，被运到明府城里的历城县学，后又被移进县学文庙大成殿内。苏轼手书“读书堂”碑在县学文庙安稳地呆了400多年。上世纪60年代，历城县学文庙已经成为县学街小学，在扩建操场时，县学文庙大成殿被拆掉以腾空间，“读书堂”碑不知所踪。在李常的挽留下，苏轼在济南盘桓了一个多月。此次济南之行给苏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作于哲宗元祐二年（1087）的《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一诗中，曾深情地忆及此次济南之游：“忆过济南春未动，三子出迎残雪里。我时移守古河东，酒肉淋漓浑舍喜。”直到熙宁十年（1077）二月底，苏轼、苏辙兄弟二人才得以在澶濮之间（今河南濮阳）重逢。●“闻济南多甘泉”而来苏轼是来济南看兄弟的，苏辙则是来济南看山水的。来济南是苏辙由来已久的愿望，他曾说道：“始余在京师，游宦贫困，思归而不能。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于是，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夏，时年35岁的苏辙由陈州（治所在今河南淮阳）学官改任兴德军（治所在今济南）掌书记。苏辙因慕济南甘泉流水而来，可是当他初到济南时，却正赶上齐州“大旱几岁，赤地千里，渠存而水亡”。加之齐州灾民遍野、强盗四起，社会秩序很不安定。苏辙一到任就忙得不可开交。苏辙在齐州任掌书记期间，齐州的前后三任知州皆姓李。苏辙在济南的三年与三任李姓知州相处得十分愉快。第一位是李师中，字诚之，宋应天府楚丘（今山东曹县）人，熙宁六年（1073）九月由登州改知齐州。李师中也十分喜爱历下的“山川泉石之胜”，甚至有“复老于此”的想法。李师中在齐州知州任上待了不到半年，就于熙宁七年（1074）二月移知河间（今属河北）。担任齐州知州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也颇有惠政。这一年，苏辙的幼子苏远在历下出生。因适逢寅虎年，苏辙为其取乳名为“虎儿”。正在赴密州知州任途中的苏轼听说此事后，立即作《虎儿》诗一首为贺。苏辙接到苏轼的诗之后也作了《和子瞻喜虎儿生》一诗相和。李师中之后，天章阁待制、右谏议大夫李肃之继任齐州知州。李肃之担任齐州知州的时间较长，亦颇有政绩。城东的闵子祠，府城西门外的泺源石桥，都是在李肃之任上修建完毕的。熙宁九年（1076）二月，李肃之因病辞官。不久，苏辙昔日在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同事李常继任齐州知州。他乡遇故友，苏辙自然感到十分欢喜。公务之余，苏辙经常和李常结伴出游，相从甚欢。●苏辙的大明湖情缘苏辙在齐州任掌书记期间，留下的诗文数以百计，其中题咏济南风物的诗歌作品多达数十首。苏辙曾于初春徜徉在大明湖畔，兴致勃勃地看农人踏藕：“春湖柳色黄，宿藕冻犹僵。翻沼龙蛇动，撑船牙角长。清泉浴泥滓，粲齿碎冰霜。莫使新梢尽，炎风翠盖凉。”也曾在炎热的夏季泛舟于湖水之上，饶有兴趣地观看渔人捕鱼：“西湖不放长竿入，群鱼空作淘河食。渔人攘臂下前汀，荡漾清波浮两腋。藕梢菱蔓不容网，箔作长围徒手得。逡巡小舟十斛重，踊跃长鱼一夫力。柳条穿颊洗黄金，会缕堆盘雪花积。烧薤香橙巧相与，白饭青蔬甘莫逆。食罢相携堤上步，将散重煎叶家白。人生此事最便身，金印垂腰定何益。”还曾在秋季煮食采自湖中的芡实：“芡叶初生绉如谷，南风吹开轮脱毂。紫苞青刺攒猬毛，水面放花波底熟。森然赤手初莫近，谁料明珠藏满腹。剖开膏液尚模糊，大盎磨声风雨速。清泉活火曾未久，满堂坐客分升掬。纷然咀噍惟恐迟，势若群雏方脱粟。东都每忆会灵沼，南国陂塘种尤足。东游尘土未应嫌，此物秋来日尝食。”苏辙和曾巩一样，将自己对历下山水的喜爱之情毫无保留地倾注在了诗句中。以至于清代大诗人王士禛在读了苏辙诗作之后，禁不住感叹道：“其于吾州亦不薄矣。”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十月，苏辙结束了自己在济南三年多的宦居生活，离开济南赴京，等候吏部铨叙。两年后，“乌台诗案”苏轼罹祸下狱，苏辙倾其所有，上下打点。苏轼得救后，苏辙与兄同遭惩治，被贬官外放。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谪到海南儋州，苏辙被贬谪到广东雷州。五月十一日，两人相约于广西滕州见面。这一年，苏轼60岁，苏辙58岁。六月十一日，兄弟二人分手作别，直至苏轼五年后病殁常州，再无缘相见。BAIDU_CLB_fillSlot("1110676");

耿仝

2020-06-26
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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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推荐人：上海市曹杨二中刘思越推荐理由：苏轼是值得后世景仰的文化巨人，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标杆。苏轼年轻时就展露出惊人的才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苏轼写给自己的信后，对梅圣俞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苏轼传》）苏轼平等待人，天性善良，看天下人“无一个不好人”。苏轼因小人的诽谤屡遭贬谪，大半辈子颠沛流离。他仕途坎坷、历经磨难，却豁达乐观、光明磊落，心怀对天下人甚至是敌人的大爱。林语堂曾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这样评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定风波》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时。面对“竹杖芒鞋”的清贫生活，苏轼却称之为“轻胜马”；“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等词，尽显其豪放、洒脱之态；“萧瑟处”“风雨”“晴”是借眼前景抒心中情的双关之语，表现自己面对艰难人生的豁达态度和面对变故的坦荡襟怀。苏轼“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被贬黄州是苏轼的转折点，此后，他写出很多伟大的作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感谢生命中的磨难和坎坷，成就了一位文化巨人，铸造了一座文化丰碑。

苏轼

2017-05-05
苏轼是如何渡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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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手札百读不厌，《渡海帖》尤甚。“轼将渡海”“梦得秘校阁下”，两行沉甸甸的字，就像两个难解的谜语，结成两个奇形怪状的谜团，吸引着我，诱惑着我。“轼将渡海”，是文学的夸张修辞吗？如果不是，他为什么渡海，何时渡海，是真的渡海，还是假的渡海？一千年前的海，给人的感觉会比今天汹涌，也会比今天惊骇。苏轼，不怕吗？反复阅读《渡海帖》，知道了苏轼渡海的经过。这通手札是1100年6月13日，苏轼即将离开海南时写给梦得秘校的。梦得秘校，就是赵梦得，是苏轼1097年在海南澄迈结交的朋友，那一年苏轼60岁了，自惠州贬至海南儋州。苏轼屡屡被贬，只是往昔的贬谪之路有土可依，尽管路遥坑深，走在上面，心要踏实许多。往儋州，只能渡海，此前，苏轼没有渡海的经历，还历之年渡海，是一次什么样的挑战，不言自明。写完《渡海帖》的苏轼，将要第二次渡海。有意思的是，他在海南澄迈登岸，结识了赵梦得，离开海南，在与赵梦得相识的地方留下了深情款款的《渡海帖》。我无数次凝望《渡海帖》，读文看字，心旷神怡，于是浮想联翩，苏轼是如何渡海的。一次是60岁渡海，一次是63岁渡海，两次渡海，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生感受。苏轼晚境堪忧，随时可能被贬到任何地方。59岁，被贬惠州，刚刚落定，又贬至儋州。作为朝廷命官，他别无选择，只能听凭命运的摆布。1097年4月19日，苏轼离开惠州，第一站到广州，又从广州乘船到了梧州，然后再向南行，来到雷州半岛。在雷州，他见到了贬至雷州的苏辙。兄弟相见，百感交集，对世事多有忧虑。苏辙与兄长苏轼手足情深，他陪哥哥来到雷州徐闻递角场，准备渡海。如今已经被海堤围拢起来、种植着红树林的徐闻递角场，在北宋年间是有名的交通要塞。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边帅门》中讲道：“汉武帝斩南越，遣使自徐闻渡海略地，置珠崖、儋耳二郡。今雷州徐闻县递角场，直对琼管，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即其所由之道也。元帝时以海道闭绝，弃之。梁复置崖州。”南宋人赵汝适在《诸蕃志》也有相同的记载：“徐闻有递角场，与琼对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周去非说得轻松；赵汝适更是轻描淡写，“相去约三百六十余里，顺风半日可济”。然而，三百六十余里的海上航行，怎么会一帆风顺呢。面对“半日可到”的航程，苏轼忧心忡忡。从惠州到广州，见到了从刑部尚书任上弹劾下来、时任广州太守的王敏仲，离开广州之前，他在与王敏仲手札中悲凉地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庶几延陵季子赢博之义，父既可施之子，子独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去海南儋州，苏轼没有打算活着回来。徐闻县，由广东省湛江市管辖，已经是一座现代化的小城市了。宋代，徐闻盐业发达，经济繁荣，自然需要一个往来便捷的递角场，徐闻递角场就成了中国南部重要的交通要塞，许许多多的盐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徐闻与海南岛隔海相望，也是去往海南岛的必经之地。苏轼到达徐闻，苏辙为伴，兄弟之间依然会臧否时局，想当年，两兄弟在开封科考，成绩突出，宋仁宗看到他们所写的策论，颇为自豪地说：“朕为子孙得两宰相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兄弟暮年，一个贬谪儋州，另一个贬谪雷州。苏轼与苏辙的满腹箴言，不知对谁言说，他们只能在寂寥的海边洒泪哀叹，等待分别之日的到来。1097年6月11日，苏轼与苏辙在徐闻递角场辞别，他在儿子苏过的搀扶下，登上了一条客船。在徐闻，时光难挨，那段复杂的情感经历，苏轼在他的《和陶〈止酒〉并引》一诗里记载下来了——“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已。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读了这首诗，仿佛一千年前的一幅生活场景浮现在眼前，湿热的海风吹着，四野漆黑一片，苏轼、苏辙夜不能寐，而天亮时分又是兄弟分别的时刻，他们心如刀割，尝尽了人生的凄苦。苏轼搭乘的客船驶离了徐闻递角场，向对岸驶去。这一段生活，苏轼刻骨铭心，写下了许多情深义重的诗文。一篇篇、一首首读下去，想象苏轼在海上的航程，不断地自问，他搭乘什么样的客船，能够“一帆济海，半日可到”。应该说，宋朝的海上交通有了一条清晰的线路，贸易需要，造船业和航海业得以发展，造船、航海技术也有了大幅度提升。自宋朝开始，中国海船异军突起，频繁穿梭在中国到印度的航线上。中国的海船宽大、稳定，设备优良，指南针的应用，保证了航船的安全，因此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苏轼辞世20余年后，宋徽宗派遣徐兢出使高丽，宋徽宗命令明州招宝山船场建造“循流安逸通济神舟”“鼎新利涉怀远康济神舟”，每艘船舱分为三层，水手180人。徐兢与一班人马乘“神舟”到达高丽，引起高丽朝野震惊。在船上，徐兢有了切身的体验，他把自己看到的情景记录下来：“洋中不可住，惟观星斗前迈。若晦瞑，则用指浮针以揆南北。”也就是说，船员夜观星象，白天观太阳，阴天依靠指南针指引航行的方向。宋朝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由此可见一斑。苏轼是被朝廷贬谪的“五品琼州别驾”，是个虚职，自然无资格乘“神舟”出行。不过，从北宋的造船技术与工艺水平来看，在大宋海上航行的船只还是有一些名堂的。也就是说，苏轼渡海，会有航海设备与航行技术保障。但毕竟是第一次渡海，内心肯定焦虑，望海而叹。这种感觉，既来自大自然不可预知的神秘，更多的是来自政治上的淫雨腥风。远在开封的政敌欲置苏轼于死地，他们不顾苏轼年迈体衰，决然把他贬谪海岛，苏轼当然懂。我们不知道苏轼乘什么样的船渡海，与他同行的亲友除了苏迈还有谁？他在船上的生活怎么样？读苏轼的《伏波将军庙碑》，看到了一点蛛丝马迹。这篇碑记是他在儋州所写，其中一段陈述了渡海的所见所感：“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苏轼渡海，有可能“一帆济海，半日可到”，但是，在大海上漂泊，他眼中的桅杆与风帆，一定是奇形怪状的，因此才有“舣舟将济，眩栗丧魄”之叹。的确，苏轼深陷精神困境，他到儋州后给宋哲宗写的《到昌化军谢表》有所表露：“……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臣轼（中谢），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文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照临，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苏轼的贬谪之路可谓波谲云诡。苏轼一行是在1097年6月11日夜抵达海南岛澄迈县的，在通潮驿住一晚，便去琼州府城报到，履行相关手续，又回到澄迈，住在赵梦得宅院。从此，与赵梦得结下深厚友谊。苏轼在儋州期间，赵梦得曾往开封、成都、许州等地，去看望苏轼的家人，带去苏轼的问候。对于赵梦得的真情，苏轼记在心里了。他书“赵”字榜书赠送，又为澄迈赵家大院的一个亭子题写了“清斯”，另一个亭子题写了“舞琴”。同时，还将自己书录陶渊明、杜甫诗的书法和自己的诗稿相送。苏轼在儋州的生活日趋稳定，心情开朗起来，他与赵梦得手札，邀请他一同饮茶：“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赵梦得在苏轼心中的分量，于此可以掂量出来。正如苏轼自己所说“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他经历过无数风雨，他在荒凉的海岛克服内心的焦虑，抗争悲惨的命运，努力打开心扉，让光芒照射进来，他对未来还有憧憬。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底，宋徽宗下诏书，苏轼以琼州别驾的官职移廉州安置，他长长喘了一口气。这一年宋哲宗驾崩，赵佶继位，是为徽宗。宰相，也就是苏轼政敌章惇大权旁落。接到诏书，苏轼整理行囊，六月十日离开儋州，在澄迈落脚。来时澄迈，去时澄迈，苏轼神伤，看到澄迈的一景一物，尤其是刚到海南所住过的通潮驿，给了他无尽的想象，遂吟诵《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一：“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其二：“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即将离开海南岛，与友人一一辞别。他当然想与老友赵梦得见上一面，约定下一次的见面时间，可惜，赵梦得不在澄迈，他提笔给他写了一通手札：“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轼将渡海”，此札被称为《渡海帖》，语言素朴、沉郁，字迹“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是中国书法史一道耀眼的光芒。写完这通手札后的第七天，苏轼再一次渡海，他从澄迈上船，在徐闻递角场登陆，结束了平生最后一次贬谪。徐闻递角场，也是苏轼刻骨铭心的地方，刚刚下船，他就来了诗性，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七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两次渡海，增添了新的人生体验。对于文人来讲，这是磨难，也是成长，但，更多的还是磨难。苏轼到廉州，依惯例，给宋徽宗写了《移廉州谢上表》，不久，继续北返，1101年5月至常州，在这里仅仅生活了48天就离开了人世。他的在天之灵会听到海鸥的鸣叫，海浪的咆哮。（作者：张瑞田）

张瑞田

2022-05-06
眉山的苏轼世界的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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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凯琳和老师曾枣庄。曾涛摄不遗余力传播东坡文化唐凯琳不仅致力于研究苏东坡，更用心于传播苏东坡文化。“中国学者把苏轼看作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希望不仅中国，而且世界各国文化艺术界的朋友，都能认知苏轼，欣赏他的作品，了解他在全人类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遗憾的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中，除了少数汉学家和诗歌爱好者以外，大都还不能详细知道苏轼如何的伟大，对这位世界文化名人还缺乏应有的了解。”唐凯琳如是说。幸运的是，在英国牛津，有一个网址弥补了唐凯琳心中的遗憾，这个网址就是英国牛津数字化目录OXFORDDigitalBibliographies。英国牛津是一个范围广泛、题目众多的网页，它包括了古代、近代史、哲学、宗教、文艺、思想史、地理、科学、医学、传统近代社会问题、世界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的介绍等题目。所有的题目都有书目和提要。现在，在这个网站里，出现了“SuShi”书目题目。这个题目总共有12个专栏和170条提要，专门介绍有关苏轼的生平与作品。而“SuShi”书目题目的出现，离不开唐凯琳所做出的努力。当时，英国牛津管理人找写苏轼题目时，唐凯琳和同事都很乐意地就承担了这个责任。作为美国汉学家苏轼爱好者，唐凯琳和她的同事先定下大题，选择专著，然后确定小题的内容，介绍评析入选的作品，一直跟编辑密切合作，在2017年在英国牛津网页上创建了“SuShi”这个独特的栏目。多次来眉的经历，让唐凯琳已经成为了眉山人的好朋友，她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打破了沟通的语言障碍。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中文博大精深，东坡的诗词更是意境浓厚，那种自由自在、具有丰富的想象力的文章深深吸引着她，但大部分外国人受文化差异和语言不通的局限性难以领会这种魅力。“文化交流是增强沟通互动的一种很好载体，我愿意做东坡文化走向国际的桥梁，让更多的人认识苏东坡。”唐凯琳曾说，“作为一名‘苏迷’，有苏东坡盛会的地方，就有我。”在美国汉学界苏轼的影响力举足轻重据了解，苏轼是美国汉学家探讨最多的中国人物之一。1947年，学贯中西的林语堂著《乐天知名的天才——苏东坡》一书，用生花妙笔，将一位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的一生娓娓道来，一个性格鲜明、多才多艺、形象饱满、可敬可爱的苏东坡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的眼前，让苏东坡蜚声海外。196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伯顿·沃森出版了英译苏诗选本。他从日本学者小川环树的日译本《苏东坡诗选》中选了一些诗，加上他自己选的，总共80多首，结集出版。1983年，美国麦克·福勒在耶鲁大学完成博士论文《东坡诗》，探讨了东坡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和成就。戴维斯《苏轼的和陶诗是文学的还是心理的标志》一文，从苏轼的和陶诗中选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比较。美国萨进德教授将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文字输入电脑，编制了全方位的东坡诗索引。唐凯琳介绍，最近十年，研究东坡的美国学者较多，但以傅君励、包弼德、管佩达、艾朗诺等人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其中，傅君励的《通向东坡之路——苏轼诗歌中“诗人之声”的演变》（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是第一本苏轼的研究专著，该书从哲学的角度对苏轼的诗词进行分析，对东坡诗词的内容、形式、风格、技巧等，进行了非常系统的研究。“现在很多做思想史的人，不太注意到苏轼，认为他只是一个文学家，但是，苏轼在思想上的影响非常大。现在传世《精骑集》虽然只有3卷，但其中引用苏轼阐释《易经》思想的著作《东坡易传》的内容，可以说是最具有哲学性的一部分。”美国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哈佛大学教师包弼德在他的讲座中如是说道，他著的《斯文——唐宋士大夫哲学思想的演变》，力求确定东坡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尤其是他在文化、政治和道德、伦理上的影响。他翻译并分析了东坡的散文，尤其是早期的“论”，以确定东坡的哲学观。管佩达《再见庐山——佛教思想对苏轼生活及作品的影响》，采用了编年的形式，从东坡的幼年一直写到其北归亡于途中，可以说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对东坡进行了全面介绍。“苏轼经常努力（在诗中）表现世界较为客观的立场和观点，一种超越了主观性的立场，但他同时又保持着一位生动鲜明、富有人情味、令人难忘的抒情诗人形象，苏诗既承认诗人与世界的情感联系，同时又质疑自我的地位。苏轼的哲理诗通常表现个人在世界的位置，个人经验的主观性，世态人生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反对极端个人中心主义。”艾朗诺《苏轼生活中的言语、意象、行迹》（哈佛大学出版社，1994）认为；东坡生平的意义与重要性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为了证明东坡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艾朗诺翻译和分析了东坡的许多作品。

2019-11-24
一州两迁客唐庚敬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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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庚雕像唐庚崇敬东坡，“碑坏诗无敌”“千古鹤峰尊”名句被后世反复引用王锭铨摄《眉山唐先生文集》钟雪平提供《眉山唐先生文集》被《四库全书》著录钟雪平提供紫西岭现楼房密布，昔日曾是一座小山丘王小虎摄策划/统筹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马勇编者按日前，丰湖书院博览馆正式揭幕，重现了书院历史的盛况。早在778年前，丰湖书院的前身聚贤堂就曾祭祀苏轼、唐庚等12位惠州寓贤和先贤，又称“十二先生祠”。相比于苏东坡名满天下，不少惠州人对唐庚感到陌生。为何唐庚能与苏东坡同入一祠？事实上，唐庚和苏轼有太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眉州人，都是当时有名的诗人。苏东坡自不用说，唐庚也以诗文名于当世，有着有“小东坡”的美誉。更巧合的是，两人先后因党争被贬惠州，相隔仅13年。寓惠期间，唐庚作诗歌杂文三百余篇，其中关于苏东坡的“碑坏诗无敌，堂空德有邻”“到今佛迹在，千古鹤峰尊”等，成为经典名句。为纪念唐庚，惠州人不仅建祠祭祀，将其居住地命名为“子西岭”（唐庚，字子西），还将他与苏轼的寓惠诗文合编为《寓公集》。如今，时过境迁，在惠州唐庚遗迹难寻，子西岭也更名为“紫西岭”，一字之差却令不少人扼腕叹息。多年来，社会各界呼吁“紫西岭”能够恢复原名，保留好“一州两迁客”这一特色历史文化遗产。（李海婵）文/吴定球（原文有删减）唐庚与苏轼的关系，特别是唐庚对苏轼的态度和评价，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话题，也招来了不少非议。清人王士祯及《四库提要》都曾批评过唐庚，指出“庚于轼、辙颇有所憾”“集中无一字及之”，且“殆负其才气，欲起而角立争雄”，等等。然而，笔者认为均有违史实。相反，唐庚一贯尊崇苏轼的文章道德，对苏轼被一再贬逐深表同情，对当朝焚书毁碑的禁苏行径颇示不满。一面之缘，唐庚诗词常言及东坡首先，我们来看“庚于轼、辙颇有所憾”一说。考唐庚与苏辙素无实际交往，而于苏轼则是有过一面之缘。此事见载于强幼安（行父）所记的《唐子西文录》：“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唐庚与苏轼的实际接触不过仅此一次。且此次谒见，苏轼的言谈对唐庚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来说，是颇有所悟，而非“颇有所憾”。宋哲宗绍圣元年四月，苏轼以“讥讪先朝”罪贬至英州；八月，再贬至惠州。也是在这一年，唐庚进士及第，调利州司法参军，初次踏足仕途。当他听到苏轼被贬的消息，写下了《闻东坡贬惠州》诗：“元气脱形骸，运回天地外。东坡未离人，岂比元气大。天地不能容，伸舒辄有碍。低头不得仰，闭口焉敢咳？东坡坦率老，局促固难耐。何当与道俱，逍遥天地外。”在新旧党争正炽，元祐臣僚在政治上已陷于备受无情打击和排斥的低潮时期，唐庚竟然以诗寄深切同情于苏轼，并用颜渊安慰老师孔子“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焉”这一孔门故事，来表达自己对苏轼道德学问的由衷尊仰，此岂“于轼、辙兄弟颇有所憾”者所能为。唐庚谪惠之后，又是怎样看待和评价苏轼的呢?唐庚刚一踏入惠州境内，便循苏轼足迹游览罗浮山。苏轼曾在宝积寺饮卓锡泉，品其味，以为“清远峡水又在其下”。唐庚此游，亦品此泉，亦作记，说:“知水者以为甲于南峤。”明眼人一望即知，他这里说的“知水者”，就是苏轼。如果说这样言及苏氏尚嫌隐晦，还不足以判别唐庚对苏轼的真实态度，不妨再来看他同时写的《到罗浮始识秧马》诗。“秧马”是苏轼贬居惠州期间向当地官民大力推广的一种新式农具，帮助农民插秧时降低劳动强度和提高效率。唐庚言之以诗，写道：“拟向明时受一廛，着鞭尝恐老农先。行藏已问吾家举，从此驰君四十年。”“从此驰君”的“君”，在这里，指的便是苏轼，显然唐庚已被苏轼身处艰危困顿之境仍不忘百姓疾苦的博大襟怀所感动。稍后，他作《初到惠州》诗，末联又说:“老师补处吾何敢，政为宗风不敢谦。”“补处”常借指前贤曾到之地，惠州曾是苏轼谪居的地方，唐庚称为“老师补处”，可见其对苏轼确实是心怀敬意并决心向他学习。唐庚在惠州言及苏轼的诗文还有很多。如《水东感怀》诗:“往事孤峰在，流年细草频。但知其室迩，谁识所存神。碑坏诗无敌，堂空德有邻。”据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崇宁二年有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此正为白鹤峰东坡故居“碑坏”“堂空”之由，于是引起了诗人的一番感慨和议论。首联所言“孤峰往事”，正指苏轼在惠州北归无望后筑室鹤峰作终焉之计的那一段历史。现在，斯人已逝，党锢正严，碑坏堂空；但其神尚存，其诗无敌，其德有邻，这个“邻”显然也包括了诗人自己在内。在《杂诗二十首》之十三，唐庚又说:“到今佛迹在，千古鹤峰尊。”唐庚于诗文中再三言及，白鹤峰这座小山头之所以能成为被后人敬仰的不朽胜迹，当然也正因为它是苏轼过化存神之地了。总之，苏轼之诗无敌，苏轼之德有邻，苏轼的崇高精神和浩然正气与天地千古长存，这便是唐庚在惠州对苏轼的真实态度和评价。苏轼言行，成为唐庚精神航标正是由于唐庚因言致祸的遭遇颇类苏轼，贬逐之地又正是“东坡补处”，对苏轼当年遭贬时内心所要承受的打击和苦痛有切身的体会，对苏轼谪居生活环境的恶劣和困难也有最直接的了解，因而对苏轼精神境界的认识也就更为具体而深刻，这应是唐庚贬居惠州之后对苏轼的敬重有增不已的重要原因。他在寓惠诗中曾一再提及水东双榕，如《双榕》诗:“水东双榕间，有叟时出游。清风衣屦古，白雪须髯虬。”他在另一首诗题中就这样写道:“西溪侧有两榕甚奇，清荫可庇数十榻，水东老人尝饮酒其下云。”西溪即穿流于惠州府、县两城之间的西枝江，江之东曰水东，是归善县城所在地。苏轼居嘉祐寺、白鹤峰，都在水东。题中“水东老人”“榕间老叟”乃苏轼。东坡在这海隅蛮荒之地，生活艰危困顿，为什么能“身心俱安”(《苏轼文集》卷五十六《与王定国书》之四十)，“笔力益老健宏放，无忧患迁谪意”(《后村诗话》后集卷一)，这正是唐庚来到惠州后急于解读的问题。“抠衣傥可亲，跪履安敢羞。得闻半偈语，一解终身忧”(《双榕》)。唐庚见树思人，慕其所为，恨不同时，对自己于颠沛之际未能当面请教东坡、亲聆他指点迷津而深感惋惜。苏轼在惠州的思想和实践，实际上已被唐庚视为导引自己面对现实勇敢前行的精神航标。唐庚在惠州写的《益桥铭》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铭文云：“政和元年谪居鹅城，以暇日游丰湖，偃仰于桥亭上，曰其款识，欣然而笑曰:吾得之矣!”铭文所说的“桥亭”乃是苏东坡提议修筑的，故惠人又称其为苏公桥。那么，他说游此桥而欣然有所得，究竟又得到了什么呢?唐庚写道：君子之心，何尝不欲兼济?有所谓独善者，彼非得已也，顾力不足耳。方其不得已之时，而适有毫发便利可以益人，则虽穷厄九死之余，苟可以致力，彼未有弃而不为者，都无可为矣，犹思所以为利于后代，而况于当世乎!吾得之矣，因名之曰“益桥”而铭之……吾观此桥，日度万屦。积而计之，巧历莫数。以穷苦时，作利济事。乃知困中，有益之义。(见《文集》卷四)这其实就是一篇学习苏轼的心得体会。同样贬居惠州身处困境的唐庚，正是被苏轼“以穷苦时，作利济事”的伟大的人格力量所震撼、所感染，内心的许多困惑疑虑得以化解，对人生对生活有了新的感悟和更加积极的取向。此后，唐庚在惠州五年，虽然没有能够像苏轼那样勇于为义，事苟能济民急难，但终究做到了“身杂蜑中谁是我，食除蛇外总随乡”(《闲居二首》之一)，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所作诗文“曲尽南州景物，略无悲酸憔悴之态”，甚至还写出了诸如：“今年输藤指黄犊，明年输藤波及屋。吾皇养民如养儿，凿空为此谋者谁?”以及“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公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这样敢于抨击时政、讥嘲朋党争斗株连成风的作品。唐庚的善学东坡，不止于诗文，而是已经达至立身处世的层次了。心态复杂，曲折表达仰慕之情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唐庚未及坡门，非其“类党”，对当道者禁苏的行径，却颇示不满。即以上举之《益桥铭》为例，时党禁正严，凡苏迹皆毁废，苏轼当年命名并书写的“西新”桥榜自亦难逃厄运，唐庚所阅“款识”，实已为当政者重新命名和书写。对此，他略而不提，却径自名之为“益桥”，并大谈其从中所感悟到的“有益之义”，显然，这是与当道禁苏的行径唱反调。唐庚对自己的文才向来颇为自负，常言：“吾生平取名以此，其掇谤亦以此。”(《文集》卷十一《书姑苏张自强教谕所编<寅申录>》)但说到苏轼，他却是由衷地钦佩。例如对在南迁途中所作的《南征赋》，唐庚曾说:“‘时廓舒而浩荡，复收敛而凄凉’，词虽不工，自谓曲尽南迁时情状也。”可说是自我评价不低。但在另一处，他又说：“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辈争衡耳。惟东坡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可见他又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与苏轼的实际差距。唐庚十分注重研究和学习苏轼，他说：“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招灾，言‘饥’则蛟食肉矣。”可见他对苏诗的研读是颇为认真和很有体会的，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唐庚努力向苏轼学习的事实。终徽宗之朝，徽宗蔡京统治集团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苏轼的迫害和封杀。苏轼之名被刻入元祐党籍碑，其子弟毋得擅到阙下在京为官；苏轼文集被诏令毁版，更不得聚徒传授其“元祐学术政事”，否则罚无赦；甚至连苏轼所书撰之碑碣榜额亦被颁旨“一例毁除”。在这样严峻的政治环境中，唐庚敢“言当时是非之公”，对苏轼的道德文章深表钦敬，不满当道者毁碑焚书的种种禁苏行径，面对“树从坡去无人识”的炎凉世态发出“但知其室迩，谁识此存神”的深沉叹喟，凡此种种，如果没有一定的思想共鸣和道德勇气，恐怕也是难以做到的。但与此同时，当唐庚已经成了这种党派倾轧的牺牲品而被窜之惠州之后，对蔡京集团铲除异己的心狠手辣残酷无情可谓深有体会，心有余悸，因而谨言慎行以远祸自全，即语及苏轼亦每多假借暗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说，像唐庚这样既仰慕苏轼同情苏轼而又不敢无所顾忌直抒胸臆的畏祸心态，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正确解读唐庚，辨识唐庚对苏轼的真实态度和评价，不仅对于评价唐庚至关重要，对于认识徽宗党锢时期苏轼在士大夫乃至一般民众心目中真正的地位和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文脉走访“子西岭”变迁羊城晚报记者李海婵位于西枝江西南侧，有一块不足半平方公里的小地方，街道曲折静谧，楼房密布人员密集，大多是老惠州居民，生活氛围悠闲自在，这便是紫西岭社区。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老社区名字来源于著名寓惠诗人唐庚。“一谈起紫西岭，不少年轻人会有疑问，这里哪里有岭？”据惠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民间文艺家刘汉新介绍，惠城区大多处于丘陵地带，昔日遍布小山丘与水塘，紫西岭也曾是一座小山，“现在深入其中，依然能感觉到路面的起起伏伏，能看得到‘山形’”。刘汉新介绍，唐子西寓惠，寄居沙子埗（今紫西岭）李氏山园长达五年，写下诗文三百余篇。李氏山园是惠州知名的私家园林，位于龙塘畔（如今的龙船街），由北宋进士李思纯所建。巧合的是，这里不仅仅是“小东坡”唐庚的居住地，苏东坡也经常来往于李氏山园，还曾将手书的后半部《金刚经》存放于园内潜珍阁，李氏山园一度成为惠州的人文地标之一。唐庚在惠州的作品由南宋郑康佐编入《唐子西文集》行世，入清后被《四库全书》著录。宋诗人刘克庄评其“子西诗文皆高，不独诗也，其出稍晚，使及坡门，当不在秦、晁之下”。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唐子西遇赦北归，惠州人为其建祠祭祀，沙子埗也因他而得名子西岭。令人遗憾的是，“子西岭”这个地名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却变成了“紫西岭”。如今，民间对“紫西岭”改回“子西岭”依然有很高的呼声，曾有市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相关部门也曾表示要为紫西岭更名，但迟迟未有后续。“希望有朝一日能恢复‘子西岭’之名，子西故居能在原址重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惠州本土文化学者林惠聪认为，唐子西贬谪惠州，对惠州来说是一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如清代殷师尹诗云：“东坡已名亭，子西亦称岭。遥遥两寓公，千秋互辉映。”

李海婵、吴定球

2022-11-18
苏轼节俭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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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家喻户晓的大文豪。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他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知府。苏东坡曾做过宋哲宗的侍读。他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讲述皇帝成功治理天下必须注意的六件事，其中很重要的一件是：讲节俭，简约朴素，不伤民财。正因为如此，有一次宋神宗要大办元宵节，购买“浙灯”4000盏。苏东坡反对这样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再三思虑后，他舀水磨墨，就大胆写了《谏买浙灯状》。苏轼说话写文章喜欢尖锐雄辩、锋芒毕露，在官场上得罪了不少人，所以一家人都怕苏轼奏章惹祸。一天，平日里沉默寡言、委婉谦和的苏辙，回到家中大声叫着大哥苏轼，家里人都被他的反常行为吓了一跳。苏轼大声问：“皇上降罪了吗？是罢官，还是下狱？我都准备好了。看你这样子，莫非要杀头？”苏辙说：“哥！皇上下诏——罢买花灯。”苏轼愣了：“当真？”苏辙道：“真的！听宫里传出的话，说皇上读《谏买浙灯状》，读得忘了吃饭，读罢热泪盈眶，说‘朕一心变法，乃为民富国强。如今，民未富，国未强，朕竟让百姓雪上加霜，是朕失德了’！饭未吃完，立马下诏，罢买花灯！”苏轼仰天大叫：“朝廷之事，尚有希望！”苏辙跟过去说：“皇上不但下诏罢买花灯，还下诏，今后宫中一切事务皆须简约，不得靡费。”苏轼从21岁中进士开始，前后共做了40年的官，既有做高官的得意之时，也有多次被贬的不幸遭遇。但不管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总是注意节俭自律，过俭朴的生活，常常精打细算过日子，极力反对奢侈。他认为奢侈腐化、大吃大喝不仅有害风气也有害身体。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他写道：人的欲望是无穷尽的，注意节约，对身体和事业都有好处。1080年，因“乌台诗案”，苏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任团练副使，一家人的吃用只靠他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他穷得过不了日子，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弄到一块地自己耕种起来。为不乱花一文钱，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份钱后，他还要仔细权衡，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筒里，用来招待客人，以备意外之需。就是这样精打细算俭朴而艰苦的日子，苏轼依然过得有滋有味。苏轼不仅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同时也坚决反对朋友和社会上的大吃大喝之风。他曾写过一篇《节饮食说》的小文，贴在自家墙上，时时警醒自己。他给自己规定：每顿饭只能是一饭一菜。到了岁日时节改善生活，自己每顿饭只能饮一杯酒，吃一个荤菜。若来了客人，也只许加两个菜，而且只能少不能多。如果亲朋请他去做客，他也事先告知对方，不要铺张，不然他就拒绝入席。一次，苏轼的一位好友从远地回来，多年不见，分外亲热。好友请他去叙旧，苏东坡推辞不过，再三叮嘱他按老规矩，不可铺张。友人连连答应。第二天，苏东坡按约赴宴。当他来到友人家中一看，大吃一惊。原来，友人觉得多年不见，今日宴请苏东坡理应丰盛一些，而在苏东坡看来却是过于奢华排场了。苏东坡皱皱眉头，说：“有约在先，怎么还这样铺张？”友人一再解释说：“按我原意，比这还要丰盛，已经按兄长之意减去了一半。”苏东坡摇摇头，说：“你还是不了解我呀，我不是仅嘴上说说而已，而是从心眼儿里反对浪费的。请你撤去多余菜饭，够我二人食用即可，不然我就要告辞了！”那友人点点头，心里顿时升起敬佩之情，说：“好，按你的意思办！”仆人撤去了一大半，仅留下四个盘子一壶酒。苏东坡笑着说：“这不是很好嘛！”他和友人举起酒杯，热情地叙谈起来。他走后，老友感慨：“当年东坡遭难时生活很节俭。没想到如今身居高位，依旧本色不变。”摘自《苏轼的故事》

2020-10-15
“学霸”苏东坡的四大秘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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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苏东坡的四大秘笈（下）晚香堂。图据三苏祠博物馆碑亭。抱月亭。披风榭。云屿楼。□夏钦有人说，人生而平等，如果上帝给你关上了一道门，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也有人说，人生而不平等，才华天赋高的人，你穷其一生也追赶不上他奔跑的步伐。这世上可怕的不是你不努力，而是比你优秀的人比你更努力。秘笈之三：高度自律被放逐在偏僻的黄州之地，天纵之才苏东坡没有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而是通过加强学习来提升自己、丰满自己、成就自己。官做不成了，经世济民的儒家理想还在，他拿起手中的笔，向立德立言进军。五年黄州岁月，除了文学上的重大突围，实现由苏轼向苏东坡的华丽蝶变，还先后完成了《论语说》五卷，《易传》九卷，开始《书传》的写作，标志着苏东坡自成一家的学术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他开始跻身北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列。对于喜欢交朋结友的苏东坡而言，黄州尽管偏远，但他名气大朋友多，大家都要辗转来探望，朋友间诗酒唱和的情谊，也需要时间做支撑。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在忙忙碌碌之余，总是会感慨“时间都去哪儿了”，对于苏东坡这样的名人来说，如果管控不好时间，一样也会浪费大把大把的时光。据说某天苏东坡约好了黄州朋友朱载到东坡雪堂小聚，换了我们，朋友来之前，除了例行的准备之外，就是坐在椅子上喝茶耍手机刷微信，聊聊天看看云，但苏东坡的考虑不是这样，既然朋友来了要一起吹牛聊天占去大把时间，何不如用这之前零碎的时间先学习一会。苏东坡召唤，朱载自然兴冲冲赶来，不料拿了帖子找下人通报，却是“小扣柴扉久不开”，迟迟不见东坡的人影，惹得朱载正想拂袖而去，才见苏东坡急匆匆从屋里出来，连声道歉：“不好意思，刚才忙于温习功课，让你久等了。”和我们寻常人一样，朱载也以为学霸就是天生的，功课对他们就是分分钟搞掂的事。原来苏东坡说的功课，是抄《汉书》。苏东坡不但抄《汉书》，并且抄得很有经验，越抄记得越牢，你看人家是如何抄的，“第一遍每段事抄三字为题，第二次每段事抄两字为题，现在只用一字。”就这样一步步倒逼自己记忆，东坡做到了对《汉书》滚瓜烂熟。面对朱载的将信将疑，两人开始了你问我答的游戏。朱载随便说出《汉书》的开篇第一字，东坡便能背诵，毫无差错。苏东坡超强的记忆力，不仅同事朋友们佩服不已，就连他的政敌，也心服口服。话说著名的“乌台诗案”始作俑者之一的李定在收集了苏东坡的上百首诗作之后，把在他看来疑似有问题的一首首诗拿出来，用车轮战的方式让东坡逐一解释每首诗的意思，说穿了，就是想搞刑讯逼供。没料到苏东坡对自己几年甚至十年前写的诗，不仅能倒背如流，对诗中引用的典故也能十分清楚地说出出处，诗歌在唐代以写景状物为主，到了宋代，特别重视用典，有的典故还很生僻。这让御史中丞、王安石的学生李定不得不感慨，“苏东坡的记忆力太强了，不服不行啊。”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学霸神采飞扬指点江山的一面，往往看不见人家刻苦用功的背影。所谓天才，也是用努力加汗水，用智慧加自律换来的，而非仅靠着天赋就能驾驭一切。即使年轻时参加难度系数甚高、由仁宗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是苏东坡与弟弟子由搬到清静的怀远驿，每天吃着“三白”饭（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大米饭）用心苦读，准备了一年的结果。而前面我们说过他礼部考试得了满分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区区六百多字，也是涂涂改改了三遍才提交的。后来据王珪（当时作为副主考官、翰林学士）的儿子王仲薿对苏东坡的学生李廌说，王珪曾把苏东坡的论和策的两份原稿带回家珍藏，见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起草了三次，好些地方还有所涂改。可见，表面光鲜的背后，也有我们所看不见的精益求精。别看苏东坡成天嘻嘻哈哈，喜欢拿朋友开涮，喜欢游山玩水，喜欢喝点小酒，却是一个高度自律的人，和我们今天很多学霸一样，对零星时间的使用和管控非常到位，一旦进入自己的学习修行时间，就会物我两忘，精力高度集中，学习效率极高。秘笈之四：博闻强识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苏东坡一生博览群书，涉猎广泛，这与他爱好众多有关。前面我们说过，他读了一辈子书，也抄了一辈子书。对于一个书法又漂亮的同学，说不定抄书还是一种书法方面的享受呢。说到这里，苏东坡成为学霸的第四个关键词应该叫“博闻强识”。有个关于苏东坡年轻时的段子，依然和抄《汉书》有关。三苏一家进京赶考之时，为了打探科举考试的“风向标”，苏洵想尽办法，到四川成都府的首长——曾在朝廷为官、名噪一时的张方平府上拜见，无非是想关系熟络后，希望张大人能找机会帮忙推荐推荐自己的两个儿子。张方平是个耿直的文化人，一来二往，两人谈话就投机起来，对苏洵多次提起的两个儿子也十分好奇，就顺便问问其儿子最近在读什么书，准备以什么方式迎考之类的客套话。作为科考高手，旁敲侧击往往就能试出对手水平的高低，就像羽毛球教练，看你挥几拍就能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正再看《汉书》”，苏洵的谦卑中暗藏玄机，一个“再”字，隐而不露地强调了两个儿子不但在学习，而且很用功。但对从小聪慧过人的张方平而言，觉得书重复看是不可思议的事，就没头没脑地说，“文字尚看两遍乎？”苏洵原本是想借机在首长面前表扬一下自己的两个儿子，没想到遇到了高人，只得悻悻回家，并把这话给两儿子说了。哪知苏东坡却说：“此老特未知世间人尚有看三遍者。”原来，苏东坡年轻时候，手抄一百二十卷的《汉书》，已经是第三遍了。现在看来，苏东坡在进士考试时的出色发挥，多少还是有些水到渠成。苏东坡这种抄书以加强记忆的学习方法，有点像曾国藩“结硬寨，打呆战”的用兵方法，表面上十分笨拙，实则是基础扎实，稳扎稳打，久而久之，就会释放出惊人的力量。苏东坡担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拟了800多道圣旨。因为文笔出色，想象瑰丽，东坡拟的圣旨除了对仗工巧、铿锵有声外，在引经据典、譬喻丰富上更是要胜同辈一筹。比如政敌王安石去世后，由苏东坡撰写的敕文就与众不同，“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后来，苏东坡的继任者洪某对自己的文才颇为自负，遂询问当年侍候苏东坡的老仆：我比苏东坡如何？老仆回答：苏东坡写得并不见得比大人美，不过他从不用查书。可见，苏东坡的学问多深多精，与今天动不动就百度查资料的某些学者专家相比，博闻强识不知要好多少倍。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苏东坡是相当自信，“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由此可见，十倍的自信是建立在百倍的努力与付出的基础上。当然，苏东坡有这样的底气使他自信心爆表。他一生的著述之丰，生命的张力之强，能抵达的维度之多，是李白杜甫所不能比的。如果说苏东坡有什么独门的学习秘笈，纯粹是虚张声势，那些才华之外平平常常毫不起眼的用功，才是学习的宝典。

夏钦

2020-07-09
王涣之与米芾：诗书文人的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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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人毕建国王涣之（1060—1124），字彦舟，常山县新昌乡章舍人，王介第四子，北宋元丰二年（1079）登进士甲科。曾任杭州教授、上颖知县，升任给事中、吏部侍郎，授宝文阁直学士。后因病调至安徽亳州，任明道官提举。宣和六年（1124）病故，终年65岁。涣之生性淡泊，恬于仕进，常言：“乘舟常以覆溺处之，乘车常以颠坠处之，仕宦常以不遇处之，则无事矣。”米芾（1051—1107），原名米黻，字元章，北宋书法家、画家。宋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是“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其书体潇洒奔放，又严于法度。《宋史·文苑传》载：“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王涣之与米芾同朝为官，志趣相投，彼此间有着亲密的交情往来。现以米芾的诗文书帖为据，对两人关系进行粗浅地分析和梳理。寻晋帖奇石，渐成至交北宋元丰二年（1079），19岁的王涣之荣登进士榜，先后在杭州、越州等地任教授。而此时年长王涣之9岁的米芾，已是颇有知名度的书画家了，并与当时达人显贵多有交识。如元丰五年（1082）米芾结识了苏轼，相互赠送书帖画卷（易苏民《三苏年谱汇证》有载）；另据米芾《宝晋英光集》自述：“盖仆元丰六年（1083），赴希道金陵从事之辟，会公（王安石）谪居，始识公于钟山。”期间，王安石对米芾的书法造诣大为褒奖。从现存史料来看，王涣之与米芾结识，书帖和奇石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自元丰五年（1082）起，米芾开始留心寻访晋人法帖，两年后，即从收藏家苏激处换得了王献之的《中秋帖》。元祐元年（1086）开始撰写《宝章待访录》,当年八月成书。该书之《王右军书家谱》云：“右在山阴县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涣之以书抵某，具言有此书。”米芾把王涣之帮助寻帖的事写入《宝章待访录》中，可见，在元祐元年（1086）之前，王涣之同米芾已经结识，且关系密切，曾经为米芾寻找王羲之书帖提供过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米芾《书史》还记载了一件趣事：“余同王涣之饮于李氏园池，阅书画竟日未出，此帖（谢安帖）枣木大轴，古青藻花锦作褾，破烂无竹模。晋帖上反安冠簪祥古玉轴，余寻掣掷枣轴池中。拆玉轴，王涣之加糊共装焉，一坐大笑。”说是淳化年间（990-994），米芾与王涣之相约，到驸马都尉李玮家鉴赏书画，两人看了一整天都不愿出来。其中，米芾见无价之宝———“谢安帖”装裱破损，未经主人同意，竟然便与王涣之将它拆卸，重新裱糊了，事后还开怀大笑，引为乐事。两人志趣相投，到淳化年间已经达到如此地步。米芾爱石成癖，若遇奇石则称“兄”，跪地膜拜，很是痴颠，因而人称“米颠”。而宋代时期，常山“巧石”名扬天下，还受到了宋徽宗赵佶的极力推崇。据庄绰《鸡肋编》记载：宋徽宗“始爱灵璧石，既而嫌其止一面，遂远取太湖，然湖石粗而太大，后又撅于衢州之常山县，其石皆峰岩清润，可置几案，号为‘巧石’”。作为狂热的奇石爱好者，米芾肯定不会错过常山“巧石”。王涣之是常山人，米芾极有可能通过他收集常山巧石。这在米芾的诗《送王涣之彦舟》中可以得到印证:“……襄阳野老渔竿客，不爱纷华爱泉石。相逢不约约无逆，舆握古书同岸帻……”米芾在这首送别诗中提及两人性格爱好颇为相仿，还专门提及自己“爱泉石”、相逢相遇等，可以想象，两人以奇石为媒介，情意渐深，也是非常自然的。书传世美帖，畅叙心迹米芾所撰的《宝晋英光集》卷三《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诗云：“我生辛卯两丙运，今岁步辛月亦然……我识翰长（蔡京）自布衣，论文写字不相非……”米芾在该诗帖中，把自己的出生年月、家庭背景和交友情况等和盘告诉王涣之，表明了他对王涣之的真诚和信任。据曹宝麟先生《米芾〈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本事索隐》一文考证，该诗帖书于元祐二年（1087）。可见，王涣之同米芾之间的友好和信任，在元祐二年已经相当稳固。米芾书写的《蜀素帖》亦称《拟古诗帖》，被后人誉为中华第一美帖，或称为“天下第八行书”,墨迹绢本,纵29.7厘米，横284.3厘米。米芾在上面共书自作诗八首，其中压轴一首即为《送王涣之彦舟》，“集英春殿鸣梢歇，神武天临光下澈。鸿胪初唱第一声，白面王郎年十八……”，卷末款署“元祐戊辰（即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溪堂米黻记”。这其中，又有一个故事，“蜀素”是北宋时四川造的质地精良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有个叫邵子中的人把一段蜀素装裱成卷，以待名家留下墨宝，可是传了祖孙三代，竟无人敢写。此卷经宋代湖州郡守林希收藏二十年后，一直到北宋元祐三年（1088）九月，米芾应林希邀请，结伴游览太湖近郊的苕溪，林希取出珍藏的蜀素卷，请米芾书写。米芾才胆过人，当仁不让，一口气写了自作诗八首，均是当时记游或送行之作。《蜀素帖》现珍藏于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馆。《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与《送王涣之彦舟》两首诗，洋洋洒洒六百余字，字里行间洋溢着米芾对王涣之的真切感情。可见，王涣之同米芾之间，至元祐初年已经情同手足。寄诗文书札，情谊醇浓王涣之、米芾之间的朋友情谊，自始自终有增无减，可惜王涣之的书稿尽失，许多细节详情无从查证。然而，他们彼此的相互关心和扶持，在米芾寄给王涣之和他人的诗文书札中可见一斑。王涣之与米芾交情匪浅，两人一直有不间断的诗文唱和交流。据米芾《宝晋英光集》载，米芾致王涣之的诗文除了上述的《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和《送王涣之彦舟》以外，还有三首，分别为《将行戏呈彦楚彦昭彦舟》《和王彦舟》《呈王彦舟》，诗中着重体现了友人间探讨人生、理想、志趣等细节。如《呈王彦舟》:“吏日虽云冗，逢休乐有余。山林三面胜，图史一斋虚。炼药惊衰早，逢人话索居。倾囊收剡楮，待着鹿门书。”该诗描述了米芾忙里偷闲，自得其乐挥洒书毫的情境。米芾提及王涣之的书札字帖则更多，这里筛选几幅，略加说明。《宠临帖》，为米芾致关景仁书札，作于元祐七年（1092）七月。书札云:“昨日特承宠临，属王氏兄弟饭，遂阻于门迎。”据此帖内容及相关史料记载，帖中的“王氏兄弟”系王汉之、王涣之两兄弟。由此可知，至元祐七年七月，王涣之同米芾一直保持亲密往来。《私居帖》，为米芾致张恕书札，作于崇宁二年（1103）腊月。书札云：“彦舟去后，不闻左右动静，乡（向）风永怀，不能已已。”这里的“彦舟去后”是指王涣之因党争解职，从知广州改知舒州。此帖为当时米芾在润州，彦舟犹在舒州。可见，在王涣之被解职以及改知舒州期间，米芾一直对他挂念在心。《雨应帖》，为米芾致江通书札，时间不详。书札云：“芾顿首。雨应，想佳快。彦舟桶炉遂相赠，吾友炉何不至也？思企思企。芾顿首。济道老兄。”帖中提到，因为天气湿冷，王涣之特地赠送米芾桶炉，用以祛湿防寒。这是好友之间关心照顾、体贴入微的一个侧面证明。米芾感动至深，于是在信札中向好友提及炫耀。《广帅帖》，为米芾致王涣之书札，作于大观元年（1107）之初。书札云：“大观二十五日瑞墨斋告（假）中，芾皇恐顿首上启，广帅内阁侍郎台坐。递中拜教，审神相岂弟，台候万福。芾衰老，十日九假，旦夕丐襄阳，是为画绣。我公久淹外，谁肯引手？盖科名物望，高来则无着处。可依元度乞越，自安佳也。老友无隐，不备。芾顿首再拜。”。王涣之自崇宁初（1103）被贬，至此已历多年，自感衰老的米芾，仍然牵挂着王涣之“久淹外，谁肯引手？”同时安慰老友，建议向上乞求告老还乡，安度岁月，可谓是关怀备至。《经略帖》，为米芾致王涣之书札，作于大观元年（1107）六月。书札云：“芾顿首再拜。经略内阁侍郎台坐。夏序顿懊，恭惟神明相佑，台候动止万福。不审几日入部？南华韶石必闻疑韵，杜甫叫者公亲见之，殊为奇胜。颖叔长编，叙峤外胜概，真可乐也。何为参侍？珍重珍重！芾。”由此帖可知，王涣之摘录了蒋之奇（颖叔）刻在岭峤的诗文，寄送予米芾；米芾则依旧牵挂着王涣之的命运走向，期盼皇上诏书早日下达。米芾在临终前，依然与王涣之保持着书信往来和讯息交流。两人关系之密切，显而易见了。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王涣之与米芾之间真诚坦荡、朴实无华的朋友情谊，充满了文人雅士的书卷气息，清香悠远，绵延久长，真是令人心生向往。

2016-07-13
古代名士的琼岛水果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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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南日报记者梁君穷今天我们常见的火龙果、芒果、菠萝等水果，至少清代之前，古人在海南都不可能见识，而荔枝、龙眼、椰子等在海南栽培已久的水果却是见证了琼岛两千多年的历史。自汉代被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以来，由于交通不便，海南的风土人情在大多数中原人士看来都是稀奇异闻，而海南的水果在中原和北方地区还是少见。偶有贬官迁客流放岭南甚至渡海而来，海南水果总能在他们的笔下留下千古印记，也记下了许多他们与水果之间的趣事。在荔枝龙眼中徘徊的苏轼苏轼更爱荔枝还是龙眼？这似乎没什么疑问，因为苏轼的那一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脍炙人口，流传甚广。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六月，苏轼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在广东惠州，苏轼对荔枝情有独钟。绍圣二年（1095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以洋洋洒洒140个字的诗句，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此后，苏轼多次在诗文中表现出对荔枝的喜爱。荔枝刚开花，他就念叨着“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等荔枝熟等得苏轼有些惆怅了，说道：“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连他在针砭时政、借古讽今之时，也不忘把荔枝带上。他写下《荔枝叹》，追思汉唐贡荔之害，再转入议论感慨，批判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62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海南岛儋州，3年后，获赦从儋州迁调到廉州（今广西合浦县）。一到廉州，苏轼就受到太守张左藏（张仲修）等人的热情款待，在一日的宴会中，张左藏叫人拿出了龙眼招待苏东坡。不知是文人总爱把三分的爱说成十分，还是被张左藏等人的热情所感动，或是当晚酒喝多了，苏轼似乎忘了此前对荔枝的夸赞，洋洋洒洒写下了一首《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支》。龙眼与荔支，异出同父祖。端如甘与橘，未易相可否。异哉西海滨，琪树罗玄圃。累累似桃李，一一流膏乳。坐疑星陨空，又恐珠还浦。图经未尝说，玉食远莫数。独使皴皮生，弄色映琱俎。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一句是此诗的精髓，幸好龙眼生在这蛮荒之地，才没有像荔枝一样被宫中的妃子玷污。荔枝在这里不再是“风骨自是倾城姝”，而是被“妃子污”了。此前谪居惠州之时，为比较荔枝龙眼，苏轼已经写过一篇《荔枝龙眼说》：“闽越人高荔子而下龙眼，吾为评之。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噉可饱。龙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啮久之，了无所得。然酒阑口爽，餍饱之余，则咂啄之味，石蟹有时胜蝤蛑也。戏书此纸，为饮流一笑。”在这里，苏轼说荔枝如生长海边的“蝤蛑”（即梭子蟹），“斫雪流膏”、肥美鲜嫩；“龙眼”则如乡间的“彭越石蟹”，壳坚少肉；从这一点看，荔枝似乎胜了龙眼。但苏轼又说，壳坚少肉的“石蟹”，于“咂啄”之际，也能品尝到无穷余“味”，这样看来龙眼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椰子被古代名士视为赠礼珍品今天的椰子，在海南随处可见，但在古代，椰子甚至椰子叶，都是上层雅士赠亲馈友的珍品。清朝人李调元《南越笔记》云：“琼州多椰子叶，昔赵飞燕立为皇后，其女弟子合德，献诸珍物，中有椰叶席焉。椰叶之见重也，自汉时始。”赵合德与赵飞燕姐妹二人都是中国历史上传奇的美女，也是当时地位极为尊崇之人。到了宋代，虽然海南与中原的联系已比汉代时密切得多，但椰子此时仍是珍重的物品，甚至出现对椰子加工的“椰雕”技艺。南宋时候有一位进士官至太府卿（管理中央财政的主官），名为项安世，后世纪晓岚评价他“安世之经学深矣，何可轻诋也。”有一回，项安世在为人祝寿之时，便请人精雕了几只椰子送上。项安世写道：“叶间各结三四子，大者能容五升器。初如青缬美少年，渐久渐黄坚且緻。”可见他对椰子的情况了解得很详细。项安世曾当过湖广总领，广东广西是他的管理范围，当时海南属广西管辖，但他本人有没有到过海南还未可知。“翻愚老工巧心数，能制瓶炉出新意。尽力揩摩发光彩，一月工夫成一枝。二瓶可花炉可香，中有千种万种味。笺封囊裹送大人，伴以银奁古心字。”费时一个月才可“成一枝”，最后项安世将椰子雕成了两个花瓶和一个香炉，作为珍贵的礼物送上。宋代，文人雅士们还喜欢用椰子做帽子，名为“椰子冠”，其中就以苏轼、黄庭坚师徒为代表。苏轼在诗中直言：“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黄庭坚也作《以椰子小冠送子予》，他说道：“有核如匏可雕琢，道装宜作玉人冠。”到了明代，中原人士对椰子的热情依然不减。明朝中期名臣、诗人韩雍曾被朝廷赏赐了三个椰子，于是韩雍赶紧写下《二月二十九日蒙恩赐椰子三枚赋此志感》一诗：“剖开玉碗光偏润，泻出琼浆味独真。千载深恩无可报，拜瞻嵩岳颂严宸。”虽是对朝廷恩赏的表态，但“千载深恩”与“三枚椰子”联系在一起也是让后人忍俊不禁。（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图片）

梁君穷

2020-08-10
定州文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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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太后去世后，哲宗不再听从元?v老派执政大臣的意见。范祖禹上疏说：“高太后一死，必定有人以改先帝（神宗）之政，逐先帝之臣，归过于高太后。”他要求哲宗“守元?v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哲宗听不进这些意见。礼部侍郎杨畏伺机上疏说：“神宗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以成继述（继承祖述）之道。”疏人，哲宗就立刻召见，问先朝旧臣谁可用。杨畏荐章貘。吕惠卿等，主张以章貘为相，帝深纳之。苏轼尽管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持不完全赞同的态度，并因此遭到一些保守派的排斥陷害；但因他始终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并且是在元?v更化时期重新起用的，因此仍被哲宗视为旧党，对他非常冷落。哲宗批准了苏轼出知“重难边郡“的请求，命他知定州（今河北定县）。苏轼作为哲宗的侍读，朝廷的要员，出守边远重镇，理应陛辞。但哲宗却以“本任官阙，迎接人众“为借口，拒绝苏轼上殿面辞。苏轼说：“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苏轼深感“国是将变”，担心急功近利之臣劝哲宗“轻有改变。”因此，哲宗虽不见他，他仍向哲宗上疏说，古代有所作为的圣人，都要先处晦处以观明处，先处静处以观动处，那么万事万物都可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数年，就自然知道利害关系，辨识邪正之人，然后根据这种观察采取措施，就一定能够成功。他说：“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年轻），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视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东坡奏议集》卷十四《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很明显，这正是他的“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而后行”的一贯主张。但是，哲宗不但没有听从他这位老师静观数年的劝告，而且把这位老师一贬再贬，终哲宗朝，再也没有让他回到朝廷。定州是古代中山国所在。苏轼在赴定州，告别苏辙时说：“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东坡后集》卷三《东府雨中别子由》这几句诗表现了苏轼这些年生活的动荡以及知定州时的抑郁心情。）苏轼赴定州时，雍丘（今河南杞县）县令、著名书法家米芾邀请他赴宴。苏轼与米芾是老朋友，自然没有不去之理。苏轼到后，只见屋子里摆了两张大长桌，桌上放有精笔、佳墨和一大摞纸；侧面放的酒、菜。苏轼一见大笑，知道是米芾要同他一起作字。二人就座后，一面喝酒，一面展纸作字，一两个人专门为他们磨墨，都不能满足需要。一直写到傍晚，酒喝足了，纸也写完了，才相互换了所写的字。这天他们两个均发挥了最高的书法技能，“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苏轼同米芾的友谊是很深的，以后他从海南贬官归来，即在他去世前不久，还写信给米芾说：“岭海八年，亲友旷绝，亦未尝关念。独念吾元章迈往凌云之气，清雄绝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时见之，以洗我积岁瘴毒耶？”（《东坡续集>卷八《与米元章书》）。苏轼于九月二十七日离京，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定州是北邻契丹的军事重镇，但边备却非常松弛。苏轼在《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中说：“臣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备，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眼前）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苏轼还说这里是“承平百年烽燧冷。（《东卷后集》）卷三《雪浪石：》）一个“冷”字，深刻揭露了当时边备松弛的情况。为了加强边备，苏轼一到定州就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整饬军纪。定州军纪松弛，贪污盗窃成风。有持杖入库，盗铜锣十二面，监司明知而不检举的；有两年之间盗卖八百余件什物，值银二百五十余两的；有把禁山开垦为田，不但不予制止，反而公然征税的；有明出告示，召集军民赌博的。结果是法令不行，禁军日有逃亡，甚至聚为“盗贼”。苏轼经过了解，发现禁军一般都很贫困，十有六七的人赤身露体，饥寒交迫，营防大段损坏，不避风雨。而禁区军贫困的原因在于官吏贪污，刻扣军饷，放债取息，引以成风，将校既然违法不公，军纪自然无法整饷，所以军人都饮酒赌博。苏轼来到这里，一面严惩贪脏枉法的首犯，不如此，“无以警众革弊”；一面派人修补禁军营房，因为在苏轼看来，“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二是增修弓箭社。苏轼认为，沿边禁军即使经过整饬，有事时也不可用。因为将骄卒堕，由来已久，胆子很小，体力很弱，近戍短使，都要与妻子儿女泣别；被甲执仗行数十里，就累得气喘吁吁，汗流满面。如果严加训练，使这些士卒能耐劳苦，又可能引起契丹的惊疑，招致战争。若干年来，沿边要害所聚禁军都有只能起一种壮国威，消敌谋的作用。真要打仗，还得从内地另调禁军。而平日的保境安民，得靠当地百姓。自澶渊之盟以来，老百姓自己起来组织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每户出一人，推选家资武艺出众的人为头领。他们自立赏罚，严于官府，“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一面耕作，一面备边，分番巡逻。遇有紧急的事，就击鼓集合，顷刻可致千人。他们“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在王安石变法期间，因推行保甲法，这种民间自卫组织有所削弱。苏轼主张加强弓箭社，认为“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三是赈济饥民。元裙八年，河北诸路均受灾。苏轼估计第二年春夏之秋，必将缺粮。苏轼请求朝廷减价十分之二出卖常平米，使米价不致上涨，百姓人人受惠。（《东坡奏议集》卷十四《乞减价常平米赈济状》）但民间缺乏现钱买米，仍不免有饥饿之人，因此他又要求朝廷允许他将仓中陈米贷与各户，候丰收时以新米还官。这样，“不惟乘此饥年，人户缺食，优加赈济；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军粮支遣；及免年深转至损坏，尽为土壤。”（《东坡奏议集》卷十《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正当苏轼为巩固北方边防而采取种种措施的时候，哲宗却以“讥斥先朝”的罪名把他贬官惠州了。（李志惠）苏轼亲手所种槐树

2016-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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