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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亮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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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舟平提起陈希亮的名字，很多人未必知道，但一提起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恐怕不知道的人会很少。《清明上河图》中横跨汴水、美如彩虹的汴梁桥就是陈希亮设计的。北宋仁宗时期，在包拯“包青天”的盛名之下，朝廷中其实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眉州的“陈青天”。为了有别于“黑脸包公”，老百姓就送陈希亮一个别称——“白脸包公”。大文豪苏轼平生很少为他人作行状，但在陈希亮去世十四年后，苏轼担心他的事迹随着时光流逝而被逐渐湮没，便为陈希亮撰写了一篇《陈公弼传》。陈希亮是苏轼的四川老乡，字公弼。唐朝末年，为躲避黄巢起义引发的战乱，其祖上举家迁往四川。其实，陈希亮不只是位造桥专家，他的主业是为官。他一生政绩卓然，曾任长沙知县、房州知州、开封府判官、凤翔知府、太常少卿等职，是北宋著名的能臣良吏，深受百姓爱戴。陈希亮的宦海生涯是从担任长沙知县开始的。他刚一到任就摊上了棘手大事。恶霸和尚海印勾结权贵，为非作歹，民怨沸腾。陈希亮不畏强权，果断惩治了海印，解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恨。后来，他在开封、房山任职时刚正不阿、心系百姓，赢得朝野一致赞誉。年老后，他数次上奏朝廷，请求降职或告老还乡，但宋仁宗惜才不允，调任他到西北重镇凤翔任知府。那时，他已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陈希亮上任伊始，正值荒年，但凤翔国库存粮充足。陈希亮断然决定开仓将12万石粮食全部借给老百姓，以解民众燃眉之急。粮官担心粮食借出去收不回来，会被朝廷问责。陈希亮以身担保之后，粮官才答应开仓。当年，粮食大丰收，百姓的借粮全部还清。也是在那一年的夏天，于阗国使者经过凤翔。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进入凤翔城，随从恣意闯入街市，抢粮劫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陈希亮发现此情况后，立即命令教练使持兵符相告：“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命令一发，那些扰民者纷纷投案。陈希亮按大宋律令一一处置，铁腕执法，凤翔的老百姓齐声叫好。陈希亮官职不高，名气却不小。他为官之严是出了名的，连苏轼也惧怕他三分。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并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之后又一路高歌，名冠天下。恃才傲物，意气风发的苏轼出仕第一站就在凤翔。虽是京官派驻，但仍属幕职，协助知府处理日常事务。苏轼的第一任顶头上司叫宋选。宋知府为人宽厚和善，与苏轼相处甚欢。苏轼的第二任领导即是陈希亮。他们同为四川人，陈苏两家数代世交，两人年龄相差近四十岁。陈希亮进士出身，说话斩钉截铁，做事雷厉风行，对属下要求严格，不留情面，生活中也不苟言笑。苏轼每次起草的文稿，陈希亮都要反复退回让他修改。这让性格豪阔、不拘小节、才情外露、以写一手锦绣文章著称的青年苏轼感到很是不爽。陈希亮手下一些官吏，因钦佩苏轼的才华和性情，私下称苏轼为“苏贤良”。没想到这件小事被陈希亮知道后勃然大怒，并用刑杖责打那些吏员。苏轼自然很难堪，也越发郁郁寡欢。他不参加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陈希亮抓住苏轼这一点，上奏朝廷，苏轼被罚铜八斤。一个是政治强人，一个是性情中人，陈希亮与苏轼的隔阂日渐加深。不久，陈希亮想在府衙后院建一座观景台，命名凌虚台，以登高望远，并特别叮嘱让苏轼作碑记。苏轼终于等来了机会，在文中好好讥讽了陈知府一回，如“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这篇文章就是传世之作《凌虚台记》。谁知陈希亮看完碑记后，表现出了惊人的大度。他不仅对苏轼这篇奇文只字未改，还命人即刻立碑勒石，以壮其盛。苏轼大感意外，羞愧难当。其实，陈希亮如此对待苏轼，完全是君子对君子的情谊，是长辈对晚辈的良苦用心。他觉得苏轼年轻气盛，势必对以后成大器不利，所以，就有意挫一挫苏轼的傲气。后来，苏轼终于自省了：“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两个人的关系融洽了，苏轼还与陈希亮的儿子陈慥成了要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一生。宋英宗即位后，陈希亮奉调京城开封，任太常少卿，不久因辛劳过度去世，享年64岁。宋英宗追封其为工部侍郎。陈希亮的遗作有《陈希亮文集》十卷、《制器尚象论》等。陈希亮任凤翔知府虽短，但政绩卓著，路有颂声。《宋史》有如此评价：“其良吏与。”苏轼毕生宦海沉浮，阅人无数，著作丰硕，但仅写过七篇墓志铭。除了为名满天下的司马光写的墓志铭外，他为陈希亮写的墓志铭的字数是最长的。由此不难看出，陈希亮这个“安民、利民”的倔老头在大文豪苏轼心目中的位置。他们在凤翔的往事也传为美谈。

2023-12-14
三苏祠用行动践行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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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一代文豪苏轼笔下生机盎然的“少年居室”，如今是海内外苏迷共同的朝圣地——三苏祠。6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眉山三苏祠，一路走一路察看祠内建筑、陈设、楹联、题记，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情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总书记的话，深刻而充满力量，正在东坡故里落地生根。如今，到三苏祠汲取精神养分的人络绎不绝。“6月9日至7月6日，三苏祠游客量共计7.3万人次，环比增加了508%。”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说，习近平总书记到三苏祠视察以来，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用行动践行文化自信。□眉山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李幸实习生刘秋妤让三苏祠折射更大光辉遵循领袖指引小暑时节，万物繁盛。如火热的天气一般，从全国各地赶来参观三苏祠博物馆的游客热情不减。大家沿着总书记参观的线路，细品三苏文化，感受三苏的人格魅力。这样的氛围里，“忙碌”成了过去一个月陈仲文的“关键词”。学习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调整优化三苏祠展陈与参观线路，为全市党员干部宣讲三苏文化……“三苏祠荔枝树的荔枝红了，我们正在与惠州苏东坡祠（东坡纪念馆）、泸州市博物馆联合筹备一场活动，以‘东坡丹荔’为媒，话苏轼、谈古今，让游客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陈仲文说。6月8日，总书记视察三苏祠时曾感慨：“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个三苏祠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说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有‘三苏’，这就是一个重要例证。”6月17日，距总书记到眉山视察后不到10天，我市召开了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会议指出，要牢记殷殷嘱托、扛起应尽之责，以传承弘扬东坡文化为重点，进一步塑造坚定文化自信的“眉山载体”，奋力建设文化强市。见证总书记视察，参加了全市座谈会，陈仲文对总书记来川视察的重要指示精神再一次加深了理解。“三苏祠已不仅仅是苏家祠堂、眉山地标，这个小小的百亩祠堂承载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蕴含了巨大的价值与潜力。”陈仲文说，“我们要把三苏祠放在中华文化的背景去审视，把‘三苏’放在民族自信的道路上去标识，从三苏祠打开一扇通往中华文化的大门，从‘三苏’找到作为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应有的志气、骨气、底气。”陈仲文告诉记者，三苏祠博物馆正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新时代中找准历史方位与发展坐标，以更宽的视野确立三苏祠的“位”，以更大的投入保护三苏祠的“形”，以更深的研究丰富三苏祠的“神”，以更广的渠道传播三苏祠的“名”。“当前，三苏祠博物馆正力争创建国家一级博物馆，以实践推动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跃上新高度。针对馆内现存古建筑、馆藏文物以及名木古树，我们正按照川西古典园林的特点，对馆内园林景观进行优化提升，对古建筑及馆藏文物（藏品）、古籍善本进行数字化扫描，建立完备的数字档案。”陈仲文介绍。同时，在三苏文化研究和传播上，三苏祠博物馆也正在梳理并加强三苏家教家风、家国情怀、治国理政理念、民本思想、人文精神等研究，并统一打造三苏文化IP形象，面向世界讲好三苏故事，实现从内容到产品和服务的全产业链输出。向世界讲好三苏故事坚定文化自信红墙环抱，绿水萦绕。池塘里，夏荷初绽，东坡盘陀坐像飘逸洒脱。来凤轩内，三苏祠讲解员徐丽正在给党员干部讲解苏东坡的为官之道。工作近40年，对三苏祠已经非常熟悉了，年近退休之际，徐丽却难言轻松，“三苏文化深厚久远，时代发展如此迅速，我们必须不断学习，不断更新知识储备，弘扬传统文化也要与时俱进。”总书记视察四川、亲临眉山以来，徐丽在讲解中常常被人问到，“总书记来三苏祠，看了哪儿？说了什么？”她总是微笑，将总书记在三苏祠视察时的情景与嘱托讲给众人听。夏季炎热，一场耗时一至两个小时的讲解下来，讲解员往往满头大汗。虽然身体疲累，但每个讲解员的内心却十分充实和满足。“能够在三苏祠工作，与三苏的文物与思想为伴，是一件幸运的事。”“总书记临别时对我说的话语总是浮现在脑海中。总书记的话，说到了我心坎里，这就是我在这里工作近40年最大的感受。”徐丽说。1983年，徐丽来到三苏祠博物馆工作。那时还叫三苏文物保管所，没有基本陈列，许多人来这里，多是休闲游玩。对于讲解员来说，没有标准解说词，讲解员也是兼职的，依据自己的知识储备“即兴发挥”。随着三苏祠展陈逐渐丰富，徐丽将自己的讲解经验和对三苏祠研究成果整理成《苏祠漫游》一书。之后又与馆藏文物研究相结合，编写了《名人与三苏祠》一书。如今，这两本书成为三苏祠博物馆讲解员人人必备的“解说指南”。“其实讲解员的工作概括来说就是讲好三苏故事，或许我们给游客讲解的内容只是‘一杯水’，但是我们的储备要是‘一壶水’。总书记来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通过讲好三苏文化这‘一滴水’，折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辉。”徐丽说。作为三苏祠最资深的讲解员，眼看着越来越多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到三苏祠瞻仰三苏，徐丽感慨道：“以前大家来三苏祠，就是‘逛公园’，现在我能从大家的眼神中看出对三苏的热爱与赤诚。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敬仰三苏、来到三苏祠拜谒三苏，这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自我肯定，是一种文化自信。”文化的认同与肯定也延续到了青少年中。过去一月，三苏祠到访游客量环比增加了五倍。原有的专职讲解员已经不能满足讲解需求。三苏祠博物馆还增加了志愿讲解团队，暑假期间，红领巾志愿者和大学生志愿者也加入到讲解和提供参观游览服务的队伍中。“我是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来的。”大二学生邓王璐说。在看到三苏祠的志愿者招募信息之后，邓王璐第一时间报了名。“三苏的文学成就、人格魅力都值得我们敬仰。暑假能来三苏祠做志愿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传承三苏好家风增加家国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考察当日，徐丽为总书记作了全程讲解。在东厢房里一幅名为“家风世传”的展板前，她向总书记讲述了苏洵及程夫人因材施教、题砚教子，督促苏轼清风做人、勤政廉洁的家风家教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一个人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对其价值观有多大影响？作家、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原副院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刘小川曾表示，苏东坡是一个“最具良知”的官员，为官十几个地方，做到了以民为本、清正廉洁。“这股浩然正气，能追溯到他的童年，追溯到苏家良好的家风，追溯到他的爷爷、父亲和母亲的言传身教。”在三苏祠中，有一块特别的石刻。刻字内容“功废于贪，行成于廉”，取自苏轼的《六事廉为本赋》。苏轼的廉洁正来自于母亲程夫人那些“不发宿藏”的教导。而程夫人的家风故事如今被三苏祠总结整理，在东厢房为前来参观的游客作详细的介绍。父亲的教诲苏轼也从未忘记，并以此教育自己的子女。他著《迈砚铭》《迨砚铭》勉励大儿子苏迈、二儿子苏迨。而小儿子苏过则是在与苏轼“食无药、病无医、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碳、夏无泉”的艰难处境中，耳濡目染，创作出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惠州和儋州，苏轼教书育人、劝农护牛、修桥治水……苏轼做的每一件事，苏过也都身体力行。三苏祠博物馆讲解员郑小利告诉记者，总书记来川视察后，三苏祠讲解员在讲解内容中，增加了苏氏家风家教故事。“我们讲解员近期的培训中，也加重了三苏家风家教、苏轼为官一生等方面的讲解内容，争取以更丰富的形式、群众更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推动家庭家教家风的传播和建设。”郑小利说。“苏家树立了一个家风传承的典范。”陈仲文说，作为三苏祠的“守门人”，三苏祠在继续发掘三苏家风家教的基础上，准备编写三苏家风家教教程，“这些教程将随我们一起进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让东坡故里涌现更多‘三苏家庭’。”

李幸实习生刘秋妤

2022-07-08
夏日来临话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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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殿臣夏日来临，百果登市，岭南佳品，首称荔枝。壳丹肉晶，皮薄多汁，脍炙人口，甘甜如饴。它虽然主产于岭南和巴蜀，但由于现代交通发达，朝发夕至，北国冰城六月照样可以吃到新鲜的“百果之王”。荔枝以“形圆而色丹，肉晶而味美”驰名于世，要是能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吃上它三两颗，再哼上几句文绉绉的荔枝诗词，那无疑是夏日难得的一大快事。荔枝，也称荔支、丹荔、贵妃笑、十八娘等，别名很多。它是亚热带果树，高达五六丈，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四川等地；而荔枝则身居岭南“四大果品”之首。早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便有记载：“隐夫郁棣，褡遝荔枝，罗乎后宫，列乎北国。”《东观汉记》也载云：“匈奴南单于来朝，赐御食及橙桔龙眼荔枝。”可见，荔枝年代久远，历史悠长。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则对荔枝作了极为详尽的记述和描写：“荔枝树，高五六丈余，如桂树，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核黄似熟莲，实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到了唐宋时期，荔枝越发受到人们喜爱，身价倍增，并且成功地进入文学，一些诗词文赋竞相记述和赞扬，乃至还有了《荔枝香》词牌，被人写入对联。最值得称道的是盛唐宰相张九龄，他曾写过一篇《荔枝赋》，序言开篇便说：“海南郡出荔枝，每至夏季，其实乃熟，状甚环诡，味特甘滋，百果之中，无一可比。”赋文对荔枝作了全面描写，总的评价则是“果之美者，厥有荔枝”。中唐时期大诗人白居易，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调任忠州（今重庆忠县）做刺史，第二年他命画工绘制了一幅“荔枝图”，他亲自作《荔枝图序》曰：“荔枝生巴蜀间，树形团团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桔，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琵琶，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说得头头是道，白居易所居之地一定是出产荔枝，他只有细细品尝后，才会写出这样身临其境的文字。上述的《荔枝赋》和《荔枝图序》生动形象的铺陈描述，足可以使我们对荔枝有个大概的了解。至于吟咏荔枝诗词，更是随处可见，数不胜数。或借荔枝以咏史，或借荔枝以抒怀，或借荔枝以明理，或对荔枝直接描绘，无不各具特点，精彩动人。唐代大诗人杜甫，他在入蜀移居夔州期间，曾写组诗《解闷十二首》，其中后四首都是写荔枝的，以绝句形式出现，自由灵活。第九首写道：“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意思是说，皇帝和贵妃已经过世了，而地方进贡荔枝依旧继续，唐玄宗应该为此而感到悲哀。此诗明显地在批评朝廷令百姓快马传送荔枝的错误做法，远远早于杜牧。而第十首则是写他自己亲手摘荔枝：“忆过泸戎摘荔枝，青峰隐映石逶迤。京华旧见无颜色，红颗酸酣只自知。”往昔在京城看到的荔枝都变色了，这次自己摘的荔枝则红艳可口，自然是高兴的。人人都喜欢荔枝，但是杜甫反对的是，吃荔枝不能只为自己大饱口福，而不管百姓死活的恶劣行径。这种情况，后面还会谈到。唐代另一位喜欢荔枝的诗人是白居易，他不仅写咏荔枝的诗，而且最长的一首竟有28韵。先看他的绝句《种荔枝》：“红颗珍珠诚可爱，白须太守亦何痴。十年结子知谁在，自向庭中种荔枝。”一般诗人往往喜欢栽花，而白居易却自种荔枝，简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再看他的律诗《重寄荔枝与杨使君，时闻杨使君欲种植故有落句之戏》：“摘来正带凌晨露，寄去须凭下水船。映我绯衫浑不见，对公银印最相鲜。香连翠叶真堪画，红透青笼实可怜。闻道万州方欲种，愁君得吃是何年？”既给友人送荔枝，又担心友人吃不到自种的荔枝，这情感是何其深厚、诚挚啊！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有《忆荔枝》云：“传闻象郡隔南荒，绛实丰肌不可忘。近有青衣连楚水，素浆还得类琼浆。”食过荔枝，念念不忘，以回忆形式写入诗中，足见对此果的流连之情。晚唐诗人徐寅有二首《荔枝》七律，其一云：“日日薰风卷瘴烟，南园珍果荔枝鲜。灵鸦啄破琼津滴，宝器盛来蚌腹圆。锦里只闻消醉客，蕊宫惟合赠神仙。何人剌出猩猩血，深染罗纹遍壳鲜。”这首诗写得颇为细致，把荔枝简直是写“活”了，在诸多咏荔枝诗中，当为精品。在诸多写荔枝的诗词曲赋中，晚唐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之一最为驰名。它不仅有历史背景，而且描写形象，议论精彩，脍炙人口，影响甚大。《新唐书·杨贵妃传》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递，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杨贵妃食荔枝是劳民伤财的事情，杜甫也曾写诗讽刺过，但却没有杜牧诗尖锐、深刻而又广为人知。且看杜牧的绝句：“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小诗不仅含蓄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恶劣行径，也抬高了荔枝的身价（这是诗人所未曾想到的)，“妃子笑”成为荔枝的一个著名品种，便来源于此诗。杨贵妃所食的荔枝到底来自何处?一说是来自岭南，即广东广西一带。而岭南离长安路途遥远，即使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五六天内也绝不会到达长安(西安)。所以有人通过地理考证，认为杨贵妃所食的荔枝是来自四川的涪州，这里离长安只有两千里左右，最多四天即可到达，荔枝不会有什么变化。《舆地纪胜》中就曾提到，涪州城四十五里地方，有妃子园，植有荔枝“百余株，颗肥肉肥，杨贵妃所喜。‘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谓此。”有趣的是，在这首诗之后，荔枝又多了个新品种，叫作“妃子笑”。清朝的陈鼎在《荔枝谱》载说：“妃子笑，产佛山，色如琥珀，有光，大如鹅卵。其味如蜜，其嗅如兰，皮薄而肉厚，核小如豆，浆滑如乳。啖之能使齿香经宿，宜乎妃子见之而笑也。”宋朝的荔枝文化也很兴盛，不仅有诸多荔枝诗，还出现了许多荔枝词，乃至还有专著《荔枝录》等。苏轼由于在岭南生活过，所以他的咏荔枝诗词近20首，既多且好。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官广东惠州，第一次吃到荔枝，他高兴至极，于是写了《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首诗前后，他还写了长诗《荔枝叹》，怒斥了唐玄宗为讨好杨贵妃，竟下令民间向宫中进贡荔枝，快马传递劳民伤财。诗中有这样两句：“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足可以和杜牧的名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一较高低。苏轼还写了好几首荔枝词，这是唐朝所没有的。其《减字木兰花·荔枝》云：“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座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瓤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在肯定朝廷废除进贡荔枝的同时，热情洋溢地赞美了荔枝，结尾用了荔枝的雅称“十八娘”。宋曾巩《荔枝录》载：“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闽(福建)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食此，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东报国院，冢旁犹有此木。或云，谓物之美少者为十八娘。”苏轼的弟弟苏辙《干荔枝》诗亦云：“红消白瘦香犹在，想见当年十八娘。”如果说“妃子笑”是荔枝中的珍品，那么“十八娘”则是荔枝中的神品，一般人是吃不到的。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皇帝宋徽宗也很喜欢荔枝，他命人在宫中栽植荔枝树。其《宣和殿荔枝》诗中有两句说：“密移造化出闽山，禁御新栽荔枝丹。”看来皇帝吃荔枝，也得在宫中栽种了。对此，陆游在其《老学庵笔记》卷三也记载说：“宣和中，宝和殿下种荔枝成实，徽宗手摘以赐燕帅王安中。”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清末爱国人士丘逢甲，他有百首荔枝诗。其中《咏荔枝》七绝相当高调，特引来以供欣赏，借此结束本文：“紫琼肤孕碧瑶浆，色味双佳更带香。若援牡丹花史例，荔枝原是果中王。”结句用典，唐人舒元舆《牡丹赋》中有“我案花品，此花第一”之句。

衣殿臣

2023-07-06
苏轼湛江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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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湛江，下决心戒酒。在人们意识里，苏轼应该很爱喝酒，并且酒量很好，因为经常见他兴致勃勃地提到喝酒。如在密州打猎，他带领打猎队伍，牵黄擎苍，千骑卷平冈，豪气干云，归来欢饮大醉，“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又如中秋思念苏辙，作词，再次提到喝酒至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另外苏轼很爱造酒，常常有造酒的冲动。对他而言，厨有千石酒，家有万卷书，庭阶芝兰相继，何尝不是人生幸事？其实苏轼酒量很差，逢酒只饮一点儿，微醺而已。他喝酒，喝的是热闹。受祖父影响，苏轼喜欢那种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氛围。他喝酒，喝的是文化风流。中国的诗词大都浸润了酒，历史上的传奇故事也大都有酒的影子，而他也想载诗载酒走进那种故事中。他喝酒，喝的是寂寞。人生的不如意、对生民的眷恋和对亲友的思念都斟在酒里，轻酌慢饮，种种块垒也就在微醺中得以消解。让苏轼戒酒，何异于让海棠减色，让黄鹂消音，难度可想而知。苏轼和苏辙在雷州府衙安歇，晚上对床夜话。苏辙劝他少议论朝政，因为那样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也劝他万事看开。人生如梦，和梦中的东西较什么真呢？这些话苏轼都深表赞同。不议论朝政，就聊些家长里短的事，如亲友谁谁的孩子怎么样，两人北归了在哪里生活，万一死在贬谪地怎么办，平时要怎么照顾自己等等。苏轼说，如果死在海南，就在海南做墓，埋在那里。古人讲究叶落归根，归葬桑梓之地，但苏轼却另有看法，他认为，凡是走过的地方都应该成为故乡。既然如此，何处青山不可埋骨？为此，他预先写了墓志铭，只是不敢让苏过等人知道，怕他们伤心。聊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怎样照顾自己了。苏轼是个大男孩性格，喜欢纵情诗酒，过自由适意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方式未必对身体有利。从惠州这一路走来，苏轼鳏身一人，境况萧索，只有孩子苏过跟着照顾。苏过在历史上也较为有名，在做人著文方面有苏轼遗风，人称“小坡”，不过在照顾人方面，他未必会那么细心，所以苏辙在生活细节上叮嘱来叮嘱去。夜晚，对床夜话，有一件事引起苏辙关注：苏轼起床次数很多，一会儿一趟！他明白这是病酒引起的，于是又劝哥哥戒酒，并写一首诗表达殷切之意，苏轼也和了一首，同意戒酒。苏轼喝酒每次都喝得不多，但架不住频率高，次数多。苏辙饮食有节，生活上自律得多，很少留下酣饮大醉的记录，身体比苏轼健康，这一点值得苏轼学习。苏轼爽快答应戒酒，“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以后家里再也不放与酒有关的东西了。苏轼和苏辙的这些活动，都记在两人的作品中，苏轼的作品有《和止酒》《书秦少游挽词后》等等，苏辙的作品是《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由于涉及的资料较多，此文只引与本话题有关的部分。先看苏辙的作品《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少年无大过，临老重复止。自言衰病根，乃在酒杯里。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溯流俯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犹止之，其余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苏辙以人生普遍经历入手，劝告哥哥，少年时人们身体一般都不错，但老了却会得各种疾病。“自言”一句，是一种反思反省过程，为“止酒”作铺垫。止酒，就是戒酒。怎样知道要戒酒呢？因为哥哥起床次数太多，“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此病竟何理”透出一种深深的焦虑感，戒酒是必要的和迫切的。苏辙谆谆告诫哥哥，恐怕你不但要戒酒，对别的事情也不要管那么多。在雷州半岛这一段时间，苏辙思考“退”“空”“无”等哲学概念，写成《老子解》一书。按我的理解，苏辙在湛江写成这部书，那他在之前就应该有相应的构思或设想。换句话说，苏辙的人生观应该在到湛江之前就已形成或接近形成。在戒酒诗中，苏辙谈到“其余真止”，“止”是一种人生态度。儒家要求“进”，但不排斥“退”，只要“独善其身”就行，无愧无悔即可。“止”之后干什么呢？根据孔子指引来到南海边上，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苏辙此时另翻新意，联想到道家游仙故事。二苏贬谪的琼雷之地都在海边，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乘桴处。在此处哥哥一定会遇到安期生这样的仙人，如果得到神仙指点，就可以长寿万年。“路逢安期生”更是一种祝愿，希望哥哥在不可知的异乡有一个美好未来。苏轼听弦音而知雅意，明白弟弟的良苦用心，于是和了一首《和止酒》诗：“丁丑岁，余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苏轼自我反思说，弟弟鼓励我效仿陶渊明戒酒，我虽然力不从心，但也要勉力效仿去做。我的病是由喝酒引起的，只有戒酒才会消除。接着生发议论，自己虽然没有达到道的最高境界，但还有了些人生思考，从今以后戒酒，不再供奉酒神杜康。“见津涘”用了比喻手法，已看到对岸，将要舍筏登岸，比喻修道快要成功。“不立杜康祀”用了借代手法，以杜康酒代替整个酒类，以后要戒酒。苏轼戒酒这一过程，也是以道济儒，寻求精神解脱的过程。不过有一说一，苏轼虽然要戒酒，但我们读他在海南寄往湛江的文章时，还可以看到他对酒的喜爱。如他在海南，有一天冬日坐睡，自我感觉很好——坐睡是一种打坐修行方法，就写诗给湛江的苏辙，共享这种感受，其中有这么两句：“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独觉》）这一次好像他就喝了酒。又如在海南写成寄给雷州半岛的另一首诗，谈到坐睡妙用，用了“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两句，意思是坐睡太美妙了，比喝卯酒都爽。可见对他来说，喝卯酒是一种让人神往的美妙的事。秦观在雷州半岛，和老师苏轼有一次相会，秦观作《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记录这件事，也谈到了喝酒。“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秦观用酒招待老师，如果老师不喝酒，秦观应该不会这么殷切相劝，这也证明苏轼应该又微醺了一次。看来戒酒从来不是件易事。人们都处在一个多维世界里，除了眼前有一个现实世界外，还有一个可解愁的梦中世界。如果再多一个“醉乡”，让人徜徉其中，如庄子恃大瓠以浮江海，超越世间悲欢，在另一世界逍遥优游，无疑会拓展、增加生命的厚度和色泽。

张春生

2023-10-24
探寻《和陶拟古九首》之五的创作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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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火权苏轼写和陶诗，是有意为之，即用陶渊明诗的原韵，结合自己的人生感悟、生活境况、朋友情、亲情、以及所见所闻等，有感而发，写出别具新意的诗篇来。他是用陶渊明的“壶”，装苏轼自己的“酒”，也可以说，是用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虽说是和陶拟古，实际上写的是他自己的心境，是他内在心情的正常流露。我们深入到诗的内容中去，可以更进一步深入到苏轼的心境，了解他为什么可以写出传颂千古的冼夫人礼赞来。冼夫人智勇双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保境安民，功勋卓越，号为“岭南圣母”，名垂千古。特别是把离开中原王朝管辖580多年的海南岛重归于中央朝廷管辖，对保卫中国的版图，开发海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在《隋书》《北史》等史籍中早有定论。然而，在号称“诗的王国”的大唐，为什么没有留下过吟咏冼夫人的诗篇呢？并非李白、杜甫们没有才华，只是他们没有一个适当的场景，当然包括历史大环境和个人的生活场景，他们因各种原因，没有遇到或没有想到，总之是没有这个机会。历史的光荣和责任，垂青于大文豪苏轼，给这个流放到海岛一隅的“失意文人”，成为“开吟咏冼夫人先河的人”。这里面，固然与苏轼才华横溢，在文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流放到海南来，他的人生际遇，让他在思考历史人物的功过时，有更多的理性以及更大范围的认识。尤其是苏轼到了海南，并在海南生活了一段时间，对海南的历史和相关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多的了解。苏轼是绍圣四年（1097年）农历七月初二到达儋州，到该年冬写这首诗时，差不多已有半年，经过与当地的友人、学生和老百姓的交流，他对海南的历史跟内地的联系深入了解。在苏轼的住地，距离儋州中和镇宁济庙仅有一里多的距离，自然常常到庙中参谒。这里说的宁济庙，始建于唐初，是海南最早的冼庙。当然，苏轼拜谒时还没有叫“宁济庙”，该庙在南宋时，由宋高宗赵构赐庙名“宁济”，并题额诰。由于苏轼对冼夫人的景仰，特别是他了解到海南老百姓对冼夫人的纪念（海南学者说是军坡节），深深打动了他。也由于他自己作为被贬之人，政治上的失意，生活上的困顿，有了更多的思索，对此时此地的冼庙，对历史上的冼夫人，有了更深刻透切的体悟，由此而写出优美的诗篇来。苏轼不会也不可能匆匆路过高凉山或浮山岭，在没有了解当地群众纪念冼夫人相关活动的来龙去脉，没有沉静下来感同身受，就可以一挥而就，写出“遗民不可问，偻句莫余欺”这样的诗句来。简单来说，苏轼能写出这首赞颂冼夫人著名的“冼庙诗”，有如下一些条件。一是苏轼历史知识广博。我们从苏轼的诗词、散文、赋体中，不难看到他喜欢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吟咏。如《留侯论》写的对象是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提出能成就大事，必须有“能忍”的性格。《前赤壁赋》《和陶咏二疏》《和陶咏三良》《和陶咏荆轲》等，都是吟咏历史人物的名篇佳作。《和陶拟古九首》里面写到的历史人物，有春秋时的吴公子季礼、汉代的贾谊、唐代的李德裕，还有与苏轼同代的卢多逊、丁谓等。对冼夫人，他熟知冼夫人的历史功勋，特别是冼夫人对海南的突出贡献，专门用一首来吟咏，并表达深深的敬仰之情。这些都很好地呈现出苏轼“读万卷书”的广博历史知识和文化素养。二是当地百姓的深情纪念。“读万卷诗，还要行万里路”。实地的见闻和感悟，更容易触动诗人的创作灵感，所谓触景生情，引发诗意。前面说过，《和陶拟古九首》是苏轼与一来访客人的谈话记录。“坐谈杂今古”，即无所不谈，自然谈到对海南深有影响的冼夫人，以及在苏轼住地附近的冼夫人庙，更由于他曾到过该庙，见到“庙貌空复存，碑版漫无辞”的境况，也了解到海南人民一直深情纪念冼夫人，既有“犦牲菌鸡卜”的民情风俗，又有“铜鼓壶芦笙”的热闹场景，通过友人的叙述，对当地老百姓纪念冼夫人活动产生了向往之情，并表达了“我当一访之”的强烈愿望。三是对比感怀身世。通过对冼夫人的颂扬，以及写出海南人民对冼夫人的纪念之情，来表达作者的卓越史识，说前人之未说。更重要的是以冼夫人“一心无磷缁”来自比，道出了自己也如冼夫人“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一样，对朝廷忠心耿耿，一生都在为国为民，如今虽然被流放到海岛一隅，但相信历史会公正地评价自己，老百姓也会如纪念冼夫人一样，纪念自己，并在纪念活动中“歌此送迎诗”，即吟咏他创作的这首纪念冼夫人的诗篇。苏轼在这里说出了晚年的人生追求，道出了晚年的处境及感慨。

2023-03-20
充满人情味的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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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坤“无情未必真豪杰”，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人冷漠、毫无热情关爱的人，不见得就是超然物外的英豪；而真正的英雄豪杰往往是富有感情的，这句话在宋代大文豪欧阳修与苏东坡身上得到了完美的验证。欧阳修虽为一代大家，但其充满感情的雅量更是让人佩服不已。“书有未曾经我读，事无不可对人言”，这是欧阳修的名言。说世上有些书自己肯定还没读过，在图书出版还不发达的时代，对于自小聪明过人、读书过目不忘的欧阳修来说，这应该算是比较谦虚的话。欧阳修在做主考官的时候，读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妙文，发现里面有一段关于尧与下属的对话，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于是找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苏轼，虚心地向这位年轻人求教，哪知苏轼回答道：“我也没看到过，想当然尔！”历史也能想当然？放在别的主考官身上，当时肯定有被戏耍被愚弄的恼怒，一气之下，将苏轼轰出门去也未可知，然而欧阳修欣赏苏轼的才华与坦荡，一笑置之。爱才之心，必须要有宽广的胸襟垫底，作为北宋文坛盟主的欧阳修，提拔后进不遗余力，他举荐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尤其对于苏轼，他更是袒露出一片赤诚的爱护、容纳之心。他在《与梅圣俞书》中写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牎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文人相轻，自古使然，如果欧阳修真的要压一压苏轼，苏轼的出人头地怕是会走一点弯路。欧阳修曾和儿子欧阳裴讨论诗文，谈到苏轼时，欧阳修感叹道：“你记住我的话，三十年后，世上的人只知道苏轼，再也不会称道我的诗文了！”现在看来，欧阳修是太谦虚了，事实证明，九百多年之后，今天我们不但记得苏轼的诗文，也记得欧公的诗文，还有人品。一个人的修养如何，胸襟如何，我们从他如何对待冒犯他的人时最能看出来。欧阳修在清州作官时，宋祁来拜访他，说有一位高官很是仰慕欧阳修的文章，想托他来拿几篇看看。欧阳修就把新写的几篇文章交给了宋祁。后来，欧阳修担任知制诰的时候，听到那位高官极力称赞一个叫丘良孙的人的文章，欧阳修找来丘良孙的文章一看，不由大笑。原来，丘良孙的文章正是自己送给高官的文章。当时为了不使丘良孙难堪，欧阳修并未说破。只是后来此人凭这几篇文章当了官，欧阳修才向仁宗皇帝说起此事，皇帝大怒，要免掉丘良孙的官职，欧阳修还帮他说情，大概他认为丘良孙还不算是太坏的官吧。宋代的另一位大文豪苏东坡的雅量也让人赞叹不已。宋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出任杭州行政长官。执政不久，管理工商税务的税吏押来一个逃税人，是南剑州的乡贡进士吴味道。此人有两大卷物品，上面写有“杭州通判苏轼送京师苏侍郎（苏轼的弟苏辙在京任侍郎）宅”，封纸上没有写明苏辙的具体地址。苏东坡时任杭州知州，通判是他10多年前在杭州的职务，且苏东坡从未托人带物给他弟弟。很明显，吴味道是假冒他的名义行欺骗之事。苏东坡得知此事之后，并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倚仗权势处理吴味道。而是把吴味道叫到跟前，和颜悦色地问他卷内是何物，上面为何如此题写。当吴味道得知堂上坐的正是苏东坡时，当即吓得发抖，惊恐不安地上前说道：“我是个穷书生，虽苦读诗书，但屡考不中，好不容易今年州试中榜，有了进京赴考的机会，却没有路费。乡亲给我集钱，作为赴京师的路费。我用其中的一部分钱买了二百匹建阳小纱，打算将棉纱带到京城倒卖，赚些银两用。因为考虑路上所经的地方，一一抽税，到京师就剩下不到一半了。当时心想，当今天下名望高而又喜欢褒奖后人的，只有苏公与苏侍郎了，不如假借苏公之托，以给京城做侍郎的弟弟送物品的名义把这二百匹建阳小纱带到京师，这样在路上容易蒙混过关，不必纳税。我就伪托先生的台衔，封好了货物往北而来了。没想到您已到这里执政，真是罪责难逃，望先生宽恕。”苏东坡听了吴味道的述说原因之后，仔细打量了吴味道，见他不像奸猾之辈，乃是一个老实的读书人，就叫来掌管文书的官吏，让除去旧封，另题自己的详细官衔，同货物一同送到东京竹竿巷苏侍郎宅，并亲自给苏辙写了书信。写完书信交给吴味道，笑呵呵打趣道：“劳驾将此信转交吾弟。你放心便是，此行即使上天去也无妨。”然后又对吴味道说：“你这次进京，明年肯定高中皇榜，到时别忘了到敝处来叙旧呀。”吴味道再三拜谢。第二年，吴味道高中皇榜，回来写信向苏东坡表示感谢，信中多感激涕零之语，苏东坡很高兴，请他来家中款待数日。从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无论是欧阳修还是苏东坡的“雅量”，那都是充满了人情味的。中国有一句老话:“宰相肚里能撑船”，无论是为官者还是普通老百姓，一个人如果没有雅量，心胸狭窄，斤斤计较，怎么可能成就事业?纵观古今，但凡在事业上有所成就者，多是胸怀雅量之人。雅量是一种境界，一种魅力，更是为政为官者的美德。法国作家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东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一个人胸怀宽阔，就会站得高、看得远，有了这样的雅量，就会赢得人们的尊敬和信任，自然有助于事业的成功。(E)③

2019-10-16
北宋文学大V苏轼的人生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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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日,故宫600周年之际的特展“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亮相。据悉,这是历史上首次举办的苏轼书画特展,也是今年故宫最受瞩目的大展之一。展览将从9月1日至10月30日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展出,共展出78件套文物精品,跨度从北宋至近现代,类别涵盖书画、碑帖、器物、古籍善本等。这些展品将苏轼的精神世界展示在世人面前,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苏轼形象呼之欲出。□云韶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园乞儿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曾写道:“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实际上也诚如斯言,苏轼确实有着迷人的魔力。无论是他飞黄腾达,还是身陷囹圄,他的周围总不缺乏朋友。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都是名垂千古的文史大家；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诜等,这些他的门生及友人亦为宋代文化星空中璀璨的明星。这些名士的作品,在这次展览中也有展出。如欧阳修的《灼艾帖》,还有黄庭坚的《君宜帖》。但如果你认为苏轼只和这些文人雅士结交,可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苏轼还认识了许多来自三教九流的朋友。正如他曾经评价自己说的,“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园乞儿。”在和他们的交往中,苏轼并没有摆出“学士”的架子,而是和他们真正打成了一片。其中最有名者,乃一僧一妓。一僧,指的是佛印。佛印的一生,可谓传奇的一生。虽然他从小仰慕佛法,但是并没有出家为僧的打算。根据一个荒唐的故事,他之所以不去佛门,是因为放不下家中的巨额财富。因为史料的缺乏,我们不知道佛印是如何与苏轼结交的。不过,从民间所流传的传说来看,佛印和苏轼可谓互相仰慕,尤其是苏轼,对佛印在佛教上的造诣无比佩服。正巧有一天,宋神宗想要接见佛教徒,以示对佛教抱有好感。借此机会,苏轼就把自己的朋友举荐了上去,期待佛印能够在皇上面前露个脸。事实的进展,果然不负苏轼所望。宋神宗一看,佛印长得非常英俊,对佛法的理解又远超众僧之上,便下旨,若佛印肯出家为僧,便赐给他一个度牒。无奈之下,佛印只得遵从圣旨,成为了一名和尚。不过,虽然佛印被迫断了尘缘,但是他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之降低。在杭州时,他有一队的仆从侍奉,过得好不惬意。佛印富有机智捷才,特别喜欢和苏轼辩论,因而流传下了不少故事。有一个是这样的,有一天,苏轼对佛印说:“古代诗人,常将‘僧’与‘鸟’在诗中相对,比如‘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我佩服古人以‘僧’对‘鸟’的聪明。”这句话看起来平淡无奇,其实暗藏讥讽。在中国俚语中,“鸟”这个字意思颇为不雅,苏东坡明面是谈论诗歌,其实是在暗地里嘲笑佛印。对此,佛印岂能不知?因此他对苏轼说:“这就是我为何以‘僧’的身份与汝相对而坐的理由了。”就这样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让苏轼哭笑不得。一妓,指的是琴操。这里所说的妓,并不是指的“娼”,而是歌妓。在苏轼生活的时代里,酒宴公务之间与歌妓相往还,是官场生活的一部分。歌妓主要任务便是在酒席间招待,为客人斟酒唱歌。这其中,一名叫做琴操的歌妓,与苏轼关系最为密切。琴操原名蔡云英,本是官宦大家的闺秀。13岁那年,在朝为官的父亲因朋党牵连被打入大牢,全家尽底籍没。她幸而年幼逃过牢狱之灾,沦为了杭州歌唱院的艺人。做歌妓之后,她为自己起艺名“琴操”,这本是东汉蔡邕所撰解说琴曲标题的著作,取这样的名字,可见她对琴的钟爱。苏轼遇到琴操时,她才十六岁。两人志趣相投,话语投机,很快便熟络起来。时间一久,苏轼便有了劝琴操从良之心。有一天,在琴操表达了对苏轼的仰慕之后,苏轼并没有搭茬,而是问她:“此后怎么办?”然后自答:“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一字一顿,每一语都重重敲打在了琴操的心上。琴操知道,苏轼这是在劝说自己从良。她堆积着微笑,对苏轼说:“谢学士,醒黄粱,世事升沉梦一场,奴也不愿苦从良,奴也不愿乐从良,从今念佛往西方。”酒宴散后不久,一个震惊世人的消息在花街柳巷传出,杭州城最有名的歌妓琴操,在玲珑山的一个小庵,削发为尼。从歌妓到尼姑,身份转换,天差地别,而这就是苏轼的本事。苏子作诗如作画“我书意造本无法”在这次展览中,绝对的主角,仍是苏轼的作品。从展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轼堪称一位全才,无论是诗词文章,还是书法绘画,都有独特的造诣。先说说诗词文章。这次展览中,有一幅宋人《赤壁图页》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这幅画再现了苏轼泛舟赤壁的场景,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苏轼所写的两篇《赤壁赋》。这个故事,都要从苏轼被贬黄州说起。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流放到了黄州。黄州在当时就是个贫穷肮脏的小镇,但是对于苏轼来说,这已经足够美好,毕竟项上人头还在,他依然可以品尝美食,依旧能够放声高歌。此时的苏轼,已经不管朝廷之事,新党也好,旧党也罢,就像黄州的风,丝毫不能吹动他的心境。他现在向往的是精神上的自由,他目前渴望的是灵魂上的解脱。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也反映到了他的写作上。过往那种针砭时弊、尖锐苛酷的文风不见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让人读了以后感到醇甜,感到心暖。前后两篇赤壁赋便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出的。关于这两篇名作的背景,囿于本文的篇幅,笔者就不过多展开了。只是想说,这两篇名作,虽然是用赋体写成的,但是已经打破了过往汉唐赋体的程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用散文写成的诗歌。苏轼只用了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感道出,同时把人在红尘生活中可以享受的大自然的丰厚,也予以表明。让人读后,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文字功力可见一斑。苏轼在文学上的成就,除文章外,还有诗词。就诗而言,苏轼的诗歌不仅有宋诗长于理趣的特点,而且具有他个人独特的品格。比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为杭州通判所作,当时新法初行,苏轼不合时宜,转任外职,随物自适,顺口成吟。虽有友人规以“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语,但西湖所作仍然不少,此诗尤为绝调。王文诰曾称此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并不为过。除了诗之外,苏轼还擅长作词。他的词,非常有特色,被传诵的也很多。像《水调歌头》和《念奴娇·赤壁怀古》二首,都是古今传诵的名篇。不过,对于笔者来说,最喜欢的并不是这两首,而是苏轼被贬黄州时所作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是一首非常潇洒的词,不管风里雨里,都能行若无事,若不是了无牵挂,很难豁达如此。通过这几十个字,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真的放下了,他不再是那个陷入政治漩涡,被新旧两党作为棋子的苏子瞻了。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放达开阔,无拘无束无烦恼的苏东坡。再说说书法绘画。苏轼的书法,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他曾喊出“我书意造本无法”的口号,引领的宋代“尚意”书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次展览中,苏轼的书法作品有《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题王诜诗词帖页》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轼擅长行书、楷书,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家数。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在这些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合卷》,这两帖均是苏轼写给陈慥(季常)的书札。《新岁展庆帖》是相约陈慥与公择(李常)同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之事；《人来得书帖》是为陈慥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慥所作。二帖下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笔笔交代分明,精心用意。虽为书札,却写得非常精致,字的入笔、收笔、牵连交代分明,是苏轼由早年书步入中年书的佳作。至于苏轼的画,也是一绝,他能画竹,学文同,为湖州竹派之一,又能作枯木、怪石、佛像,出笔奇古。论画力主“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为以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过目前其存世画作多为临摹本,且争议较大。在此次展览中,苏轼的画并没有展出,甚为遗憾。

云韶

2020-09-18
大文豪遗愿化为万顷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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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龙飞地，大美云龙湖。云龙湖位于市区南部，原名石沟湖，又名尔家川、簸箕洼、石狗湖。苏轼任职徐州时，多次来此考察，并留下美好心愿：“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别徐调任，只能将这一美好愿望，深深埋在心里。悠悠千载，遗愿成真，昔日的石沟湖变成了碧波万顷、如诗如画的云龙湖，成为徐州最具魅力的5A级旅游风景区。云龙湖以自然山水风光为特色，以苏轼文化、两汉文化、彭祖文化、诗词文化为主要内容，传承历史，贯通古今。苏子遗愿千载传承徐州西南三十多里处（今铜山区汉王镇境内），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其中一山为丁塘山，山下有拔剑泉（又名丁塘湖），湖边有汉高祖皇帝庙，庙中有刘邦试剑石。宋神宗熙宁十年六月十五日，阴雨连绵，徐州受涝。苏轼与苏辙一起，策马来此，入庙祭祀，祈求雨停。苏辙应兄长之嘱，作《祈晴文》，应庙主之请，作《汉高祖庙试剑石铭并叙》，叙中曰：“熙宁十年，蜀人苏轼为彭城守，弟辙实从，入庙观石，而为之作铭”。苏轼与苏辙归来，途经石沟湖，灵感突发，对苏辙说：“若引上游丁塘之水以注，则此湖俨若西湖，而徐州俨若杭州”。一年后苏公调任湖州，只能将这一美好的愿望，深深埋在心里。北宋以来，云龙湖数易其名。最早曾名“簸箕洼”。此处本为一片沼泽地，坑坑洼洼，茅草丛生，东有云龙山、泉山，南有大山头、拉犁山，西有韩山，惟北缺一口，形如簸箕，故依其形而名“簸箕洼”。此湖又名“石狗湖”。据《道光铜山县志》记载：“石狗湖，多雨时则南山之水尽汇于此，积久不退，昔人作石狗镇之，故名石狗湖”。另传，明朝万历年间，山下湖边住一老石匠，养一条大黑狗，相依为命。一日，大黑狗被一财主打死，剥皮为其治病。老石匠悲痛之余，按大黑狗模样，雕成石狗，置于湖边，石狗不仅看家护院，而且通灵显圣，涝时能吸水，旱时能吐水，百姓旱涝保收，石狗成了神狗。人们为纪念石狗，就把此湖称为“石狗湖”。在苏轼知徐州期间，云龙湖又名“石沟湖”、“尔家川”。石沟湖的名称，最早见于苏轼诗作《答王定民》。诗中曰：“开缄奕奕满银钩，书尾题诗语更遒。八法旧闻宗长史，五言今复拟苏州。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欲寄鼠须并茧纸，请君章草赋黄楼。”当时王定民在湖北通城任县令，能书善诗，清正廉洁。得知苏轼知徐州，不远千里，前来拜访，一见如故，遂成好友，吟诗作赋，盘桓多日。不久，王定民在南山（后称户部山）台头寺挥笔赋诗后，与苏轼话别。苏轼率领旗队相送，出南门，入官道，一直送到石沟湖。“笔踪好在留台寺，旗队遥知到石沟”，就是讲的“定民留诗、苏子相送”的故事。苏轼诗中的“石沟”，就是指的石沟湖。返回途中，苏轼带领友人与属下，重上云龙山。站在山顶，向西眺望，但见一片洼地，水明如镜，犹如一条大石沟，其沟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紫气腾腾，清风阵阵，不禁连声赞曰：此乃宝地也！他日归隐此处，我愿足矣！不久，苏轼由徐州调任湖州太守，万人相送，感慨万千。他在《罢徐州，往南京（商丘），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倾诉了对彭城父老的深情，对徐州风物的留恋。第五首中有：“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山泉宅龙蛰，平地走膏乳”。诗句中的石佛山是指云龙山，尔家川就是指当时的石沟湖。“尔”是个多义词，可以作为第二人称的代词，如“尔等”；也可以作为某种事物的代词，如“尔日”、“尔为”等。根据徐州的地形，“山南路”显然是指泰山、云龙山南侧的东西路，在这条东西路的北侧就是当时的石沟湖，位于云龙山下。苏公的诗作，向我们展现了当年尔家川的美丽风光：云龙山下，积水成湖。山泉吐瑞，宅龙蛰伏。稻麦飘香，油菜流苏。野鸭成群，雄鸡起舞。百鸟和鸣，牛羊欢呼。在苏轼眼中，当时的石沟湖，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多次萌生在此买地建房的想法。此湖又名苏伯湖。据《重修云龙湖碑记》载：“云龙湖向以石狗湖名之，上承玉带河，溯源拔剑泉，下与奎河相通，雅称苏伯湖，以缅东坡治水之功也。”《新千年整理版——徐州府志》载：“城西南三里，有石狗湖（古曰簸箕洼。明潘季驯挑奎河，起苏伯湖，盖新此湖也。）”又载：“河臣潘季驯挑奎山支河，起苏伯湖入小河即此。”苏轼曾设想开通拔剑泉通往石沟湖的水道，但他的愿望未能实现便抱憾离徐。为缅怀苏轼当年的治水之功，故云龙湖又有“苏伯湖”之雅称。万人筑堤锁住蛟龙石沟湖演变为云龙湖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当时，每逢汛期，湖水暴涨，淹没农田，冲毁房舍。水退后，湖心仅有少量积水，难收养鱼灌溉之益。为此，市委、市政府决定挖土筑堤，扩湖蓄水，变水害为水利。1958年秋，万人出动，军民联手，打响了整治、扩建石狗湖的大决战。云龙山西坡的彰军碑碑文记载了这一历史。碑文曰：“古城徐州，群山环绕，地势低下。城西南石狗湖，三面临山，一面近城，集水面积达五十四平方公里。每至汛期，湖水泛滥，人民深受其害。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徐州的防汛工作。一九五八年决定治理石狗湖。翌年秋，驻徐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八军等部队和全市人民并肩作战，筑起了东起云龙山麓，西至韩山，长达四千多公尺的大坝。一九六三年进行加固，并将石狗湖改名为云龙湖，湖面达七千多亩。为纪念驻徐部队对徐州人民的大力支援，将大坝命名为八一大坝。云龙湖底高于市区，原唯一的排洪道奎河又从市区内流过，形成悬瓴之势。中共徐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为确保城市建设、人民安全和铁路畅通，从根本上解除水患，于一九七五年，决定再次加固大坝，并横穿云龙山开凿溢洪道，以便紧急时避开市区直接泄洪。一九七六年春，担负施工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四十六军、第十二军广大指战员、徐州矿务局一零六工区、江苏省丰沛矿区第二工程处职工，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山凿石，日夜奋战。四十六军战士李建华和盛明亮在施工中光荣牺牲。一九八二年五月一日，长达两千公尺的溢洪道及其辅助工程胜利竣工，连同原来的湖堤闸，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水利系统，至此不仅解决了汛期洪水的威胁，而且对农田灌溉、水产养殖都能发挥重要作用，并为南郊风景区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为表彰驻徐部队在建湖工程中的功绩，特立是碑，以记其事，使徐州人民世世代代永志不忘。”建成后的十里长堤，如同一道钢铁长城，锁在东西两山之间。堤上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堤下碧波荡漾，沙鸥翔集。正是：军民携手，同修钢铁长城防旱涝；山水联姻，共创太平盛世享安康。后人有诗为证：龙山坡下路东旁，五彩金亭瑞气昂。难忘当年苏子梦，犹闻十里号声扬。车轮滚滚红旗展，山炮隆隆大地黄。挖取石沟千顷土，筑成钢铁一堤墙。巍巍大坝传佳话，闪闪云湖润小康。喜看军民挥彩笔，并肩又写大文章！十里长堤建成后，徐州军民遵循苏公遗愿，在云龙湖和丁塘湖之间，开出一条玉带河，将拔剑泉之水引入云龙湖，使云龙湖的水质大为提升。不久，又将玉带河与大运河贯通，随时为云龙湖补水，确保云龙湖保持一定的水位和蓄水量。（下转13版）

2017-09-22
东坡古道浮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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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岭”位于潜川镇海龙行政村浮云岭自然村，与富阳、桐庐交界。自西向东从牧亭至浮云岭村，称牧浮公路；自东向西从富阳万市镇至牧亭，称万（市）牧（亭）公路。沿万牧公路西行十六公里，今为万市镇何务村。浮云岭、何务二村均位于浮云岭，岭东富阳境（旧时属新城县），西北接临安（旧时属於潜县），南临分水（今属桐庐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於潜县志》记：浮云岭“又名芙蓉（岭），在县东南二十五里，高二百五十丈，接新城县界”。浮云岭为东坡古道。北宋大文豪苏轼于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被贬为杭州通判。时任新城县令的晁端友，与苏东坡为同年进士。时任於潜县令的刁璹，与苏东坡也为同年进士；继任者毛宝，是苏东坡的挚友。故此，苏东坡在杭州通判任上三次经浮云岭往复于新城、於潜间，分别为熙宁五年（1072）、熙宁六年（1073）和熙宁七年（1074）。苏东坡于熙宁五年（1072）为巡视於潜县途经新城，回访了新城县令同年晁端友（晁端友于该年冬离任新城），并留下了一段与牧童对对子的佳话。东坡上联曰：“过旱滩（新登地名，亦名过皇滩）桥低连水”，牧童下联对：“百丈山（新登山名）峰高接云”。东坡喜极，嘱晁端友助之，认为日后必成大器。顺便旁及一件事：晁端友任新城县令时，其子晁补之随侍官所，曾以诗文谒见苏轼。晁补之为元丰二年（1079）进士，元祐初为大学正，后以礼部郎中出知河中府，善为诗文，与秦观、黄庭坚、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沿葛溪西进，苏东坡寻访“陈氏园”遗迹。陈氏园在新城县西四十里宁善乡（今洞桥镇陈村），原系五代时睦州刺史陈晟的花园，今基址犹存。苏东坡感慨之余，作《新城陈氏园，次晁补之韵》，诗云：“荒园废圃秋，寂历幽花晚。山城已穷僻，况与城相远。我来亦何事，徙倚望云巘。不见苦吟人，清樽为谁满？”陈氏园此时此景实为凄凉，苏东坡遭贬谪的心境抑郁，情景暗合，益增悲凉。此时已过未时，苏东坡策马扬鞭直奔浮云岭。浮云岭虽是新、於之官道，上通徽州，下达杭州，但路极崎岖，行人病之。旧《新城县志》记：“嘉庆二十一年（1816）监生余广锡修治，并建路亭以为行人休息之所。”可见自宋至清，该路当经多次修缮。苏东坡入於潜境，经海龙、牧亭、太阳、方元、更楼巡视50里到於潜，与故友刁璹重逢，欣喜不已，饮酒吟诗，忘却一路疲劳和忧愁。据说苏东坡酒酣之余（苏东坡不胜酒力），自出上联，求刁璹对下联，从此留下一段文人佳话。上联曰：“方元鼓，敲上更楼，太阳升矣”。刁璹对以下联：“藻溪鱼，跃过横塘，化龙去也。”上联为於潜的方元、更楼、太阳三乡名，下联藻溪、横塘、化龙也为三乡名，对仗工整，平仄相谐，巧妙之极。熙宁六年（1073）春，苏东坡为看望即将离任於潜县令的故友刁璹，从新城起程，再登浮云岭，前往於潜县衙，留下名作《新城道中二首》、《山村五绝》。前二首写苏轼自“初日”至亭午新城道中山行一路所见，生动地描绘了风和日丽的春日郊野景象，自然清新，活脱朗润，充满了生活情趣。后五绝确对王安石的新法有讥刺，但也反映了当时民生的疾苦，触及到封建社会严重的阶级对立，表现了诗人关心民瘼、愧为人臣的进步立场。到了於潜县衙，二人相见，刁璹高兴之至。苏东坡这位友人加上司如此重情义，刁璹自当尽地主之谊，便陪同小住数日，游览了於潜的山川名胜、古刹佛地。苏东坡游览之余，才思横溢，触处生春，留下诗作《於潜令刁同年野翁亭》、《於潜僧绿筠轩》《於潜女》《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雨，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问雷震也》。《於潜女》诗曰：“青裙缟袂（白色的衣衫）於潜女，两足如霜不穿屦（麻鞋）。觰沙（鬓发翘张貌）鬓发丝穿杼，蓬沓（大银梳）障前（遮住前额）走风雨（二句意为：头上插一把大银梳，把张开的头发盘结住，如同横穿织机的带丝线的梭子一样。就这样，她们就在风雨中奔走了）。老濞宫妆传父祖（汉初刘濞被封为吴王，与下句的“故主”皆指吴越王钱氏，说这样的装束源于吴越时，所以至今百姓仍十分怀念钱武肃王），至今遗民悲故主。苕溪（实为天目溪）杨柳初飞絮，照溪画眉渡溪去。逢郎樵归相媚妩，不信姬姜有齐鲁（不信齐国、鲁国的姬、姜两家女子比於潜女更美，婚姻更幸福）。”这是一首千古传颂的不朽之作，反映了当时於潜少妇的装束打扮及当地的古朴风俗，歌颂了粗犷而质朴、豪爽而多情的於潜劳动妇女，表现了她们体格健壮的美和心灵纯净的美。运意用笔，神采飞扬，一气浑成，真率自然。苏东坡此后又巡视了昌化，留下诗作《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二首》，名句“乱山滴翠衣裘重，双涧响空窗户摇”传诵至今。熙宁七年（1074）暮春，刁璹罢任，继任者为毛宝，字国华。当时的新城、於潜、临安等县蝗虫成灾，所谓“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飞蝗来时半天黑”。毛宝勤于捕蝗，颇有政绩。时任杭州通判的苏东坡为督查捕蝗，第三次踏上浮云岭。八月下旬，苏轼经富阳、新城至於潜。此行之艰辛，苏东坡有《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弟二首》作了记述。其一曰：“西来烟障塞空虚，洒遍秋田雨不如。新法清平哪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无人可诉乌衔肉，忆弟难凭犬附书。自笑迂疏皆此类，区区犹欲理蝗余。”其二曰：“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久废山行疲荦确，尚能村醉舞淋浪。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子由即苏轼弟苏辙。苏东坡自幼就“奋厉有当世志”。贬谪离京的生涯，使他贴近现实，办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好事，政绩斐然，青史留名。即如这次到新城、於潜一带捕蝗，不辞山路疲苦，体察农民疾苦，并用诗歌加以较深刻的艺术反映，作为封建士大夫，实为难能可贵。苏东坡自宋神宗熙宁五年至七年三次踏上浮云岭，与浮云岭结下了不解之缘，故世称浮云岭为“东坡古道”。学术界对上述三次有争论，认可后两次，认为无熙宁五年（1072）这一次，本文采用“三次”说。如今的古道早已是宽畅乌亮的柏油路。万（市）牧（亭）公路银蛇般地盘山而上，路旁山花漫野，绿树成荫，东坡居士在天之灵当可得以宽慰，“久废山行疲荦确”之苦，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立于山巅，可俯瞰富阳、临安各异山色：富阳境内高山挺拔，傲然壁立，雄峙霄渺。临安境内山岭逶迤，犹如层波叠浪，涌向远方。1997年，“苏轼捕蝗碑”立于潜川镇浮云岭村一侧浮云岭巅，由时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题词。

顾彭荣

2022-06-09
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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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的起因是不同的政见表达，但硬生生地被政敌做成刑事案件。由此，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如捕盗贼”般地被抓到京城，未经审判就直接投入大牢，不仅肉体上经受酷刑的折磨，精神上也切实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和恐怖。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说：“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忆，湖州被捕时，“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因吏卒监守未果，到狱中又想绝食“求死”。狱中遭狱吏凌辱，以为身体无法承受，必死无疑，遂写诗给弟弟苏辙托身后事，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此案后，苏轼贬谪黄州，虽然逃过鬼门关，但命运跌落到有生以来的最低谷。政治上，回到原点。自二十六岁以制科入三等正式步入仕途，被命为从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贬黄州后，二十年间积累打拼的政治资本全部归零，由正七品的祠部员外郎、知湖州降到从八品的黄州团练副使。不仅官阶一夜重回起点，而且被取消了俸禄，不能参与公务，实为被监管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政治犯。经济上，生活陷入困境。他一再与友人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与秦太虚》之四）“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东坡八首并叙》）“流寓黄州二年，适值岁艰，往往乏食。”（《陶潜诗跋》）初到黄州，真正是无居无粮，先借居定惠院，随僧蔬食。半年后迁居临皋亭，才算居有定所。与来黄州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更是天壤之别。根据何忠礼先生《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的研究，苏轼被贬之前，“仅俸钱收入每月就超过四十千，圭租所入，则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的口粮。”（《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优渥的上层士大夫生活跌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也让苏轼一时难以适应。最让苏轼痛苦的，则是精神上的被抛弃和被孤立。他初到黄州，十分痛苦，曾对朋友坦露心声：“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与赵晦之》之四）他觉得自己重罪遭贬，被朝廷“废弃”，被君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极度自卑苦闷。别人不敢见他，他也不敢见人，自我封闭愧缩。他在《与蔡景繁》信中说：“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答李寺丞》说：“某谪居粗谴，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直到元丰五年寒食，他依然感到生活物资的困乏和精神上的灰心失望：“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君门”遥不可及，回朝已是无望，心如死灰。苏轼到黄州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超然旷达，飘逸潇洒。经过几年的磨炼与心灵的探索，他才逐步走出精神的痛苦，成为超然旷达的智者东坡。而他的黄州词，则艺术地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谪居黄州，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却是其词作艺术的高峰。标志有二：一是词作数量最多，二是名篇佳作最多。苏轼的词体创作之路，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治平元年至熙宁七年（1064—1074）凤翔签判至杭州通判，二是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1075—1079）知密、徐、湖三州，三是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谪居黄州，四是元丰八年至绍圣元年（1085—1094）回朝任翰林及出守杭、颍、定三州，五是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1095—1100）谪居惠州、儋州。根据邹同庆、王宗堂先生《苏轼词编年校注》的编年统计，苏轼可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编年者始于治平元年，终于元符三年；五个阶段分别为57首、52首、97首、62首、24首。居黄五年共创作97首，占其一生可编年词总量的33%。换言之，苏轼平生三分之一的词，是在黄州创作的。我们曾依据宋词在历代选本中的入选频次、被历代词评家品评的频次、被后人追和的频次和当代学者研究的频次、被网页收录及评论的频次等数据加权计算，确定一首词的影响力，将影响力位居前列的视为名篇。在百首宋词名篇中，苏轼一人占10首，其中5首作于黄州：《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怀古词更位列百首名篇的榜首，是宋词第一名篇。在宋词三百首名篇榜单中，苏轼占24首，其中13首作于黄州，另有6首作于贬黄州之前、5首作于离黄州之后。数据显示，苏轼平生的名篇佳作，一半作于黄州。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黄州都是苏轼词作的高峰期。为什么在人生低谷困顿时期，苏轼能创造词作的辉煌？这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诗尊词卑的词体观念，为苏轼提供了自由作词的适宜环境。苏轼因写诗而酿成乌台诗案，所以居黄期间，不敢多写诗，以免再惹事端。他在与陈朝请、上官彝、沈睿达等友人的信中反复解释说：“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见教作诗，既才思拙陋，又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虽然苏轼并非彻底不作诗，但的确是少了许多。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诗集》录存苏轼编年诗2352首，居黄诗仅有170首，占编年诗的7%。而词在北宋是应歌而作，被视为游戏文字，词作内容本身既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人们主观上也不把词当作政治性、功利性文学，只是当作一种娱乐形式而已。所以，苏轼居黄期间，心有余悸不敢写诗，却可以放心大胆、自由无碍地写词。别人求诗，他一概谢绝，而他写词，却是主动寄赠，《与陈大夫》明确说：“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写诗有顾忌，写词可自由。于是，词就成了苏轼宣泄苦闷、挥洒才情的载体。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在痛苦的磨砺中，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逐步走向成熟，从而为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含量。他初到黄州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宁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两年后写的大江东去词，极力赞美渲染周瑜的人生得意、战功赫赫，是为反衬自我的人生失意，深层里则是表现自我理想未灭、希冀能像周瑜那样建功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结句“一尊还酹江月”曲折地展现出苏轼在人生困境中仍葆有信心和希望却一时还看不到希望的矛盾苦闷的复杂心态。《定风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黄州词作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苏轼在痛苦中挣扎、探求、超脱的心路历程，提升了词的思想深度、情感力度和艺术精度。苏轼的黄州词，标志着词体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了词作的新路向，提供了新的抒情范式。黄州成就了智者东坡及东坡词，东坡词则唱响了黄州。（作者：王兆鹏，系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王兆鹏

2022-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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