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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如何成群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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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士，踽踽独行固然有之，命俦啸侣也是常态。在北宋，后一现象十分突出，文人集团迭起，笼罩了大半部文学史。三十余年前，王水照先生即拈出这点，视为北宋文学演变的关键线索，持续思考。积岁所获，汇成专著《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刊行。书名所言“三大文人集团”，指钱惟演洛阳幕府集团、欧阳修之“欧门”、苏轼之“苏门”。聚合而称“集团”，自有其强固的特征。序论提炼三点：系列性（人员代代承嬗）、文学性与自觉性，以见三大集团区别于前代文人群体之所在。继而寻绎北宋史学、政治、儒学、古文、佛教诸领域所共有的崇尚“统序”思潮，“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折射或外化”（第10页）。这为文人集团成立，勾绘出深远的时代氛围。正文三章，依时序探讨钱幕、欧门与苏门。诚如著者所说：“‘钱幕’进入文学史视野，并加以系统、全面介绍，本书可能是第一次。”（后记，第475页）一空依傍虽难着手，发挥空间却也充分。第一章详论钱惟演幕府文士构成，洛阳地理、人文环境如何滋养创作，成员间诗歌、古文交流，一代文宗欧阳修的崭露头角，分析最是完备。欧阳修、苏轼及其周边士人，学界知之甚稔，不必面面俱到。本书对欧门与苏门，便专攻若干问题点。考察了作为欧门形成契机的嘉祐二年（1057年）贡举事件后，对于欧门文学写作，仅注目古文一体；对于欧公门下士，也仅注目曾巩一人。考察了苏门的集聚过程、人才网络与性质后，对于苏门文学写作，仅注目词之一体。欧阳修乃是北宋第一位古文大家；苏轼则生当词体由卑至显的上升期，本人又是其有力推动者。词在文人集团中的位置，此前从未如此重要。紧扣两体，足以分别呈现欧门、苏门的交流方式与文学成就。有话则长，远胜过铺陈常识，辞繁不杀。结束语略叙北宋“后苏东坡时代”的文坛光景。苏辙与张耒健在，也具一定声望，后者更是从学者众，却终究未构建起另一铢两悉称的文人集团。加之党祸甚烈，形格势禁。苏轼门下一时盛况，竟成绝唱。结为集团这件事，不会不影响到写作。可是北宋文人集团，组成原则较为宽简，不似后世社团那样，有一致的文学观念、实体组织等等。譬如欧门，就是“自然形成、并无严格结构关系、也无明确权利和义务规定的松散群体”（第165页）。追踪此类集团的文学影响，尤难一索即得。著者聚拢零碎材料，耐心还原具体现象，将这种影响论证到了实处。譬如梅尧臣提倡，诗家应“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久成谈艺者之话头。本书指出，据欧阳修晚年回忆，谢绛曾举“县古槐根出，官清马骨高”一联，赞其“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见于言中”（《试笔·谢希深论诗》）。梅氏语显然由此化出，且沿用“县古”两句为例。而欧氏在洛中所吟《题张应之县斋》（按《试笔》此条也称“往在洛时”），复有“县古仍无柳，池清尚有蛙”之句，效仿上举一联，“必是聆听谢、梅论诗的启发”（第110页）。钱惟演幕府文士平居切磋、理论与创作互动的鲜活画面，跃然纸上。关于某些争讼不已的公案，本书每能通观首尾，确切下一结论。譬如嘉祐元年欧阳修赠王安石诗，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相期，王氏答诗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婉拒欧公美意。这牵涉欧阳修托付衣钵的人选更替，歧说纷纭。争议点约略有二：一是欧氏笔下“吏部文章”，是指谢朓抑或韩愈？二是王安石答句，是否暗藏贬抑？著者提示，“翰林风月”与“吏部文章”乃诗、文对举，“吏部”只可能指古文家韩愈，不可能指诗人谢朓（第169页）。又引王安石同年《上欧阳永叔书》两封，尚自列于欧公门墙；及次年他赴任常州，欧公设宴饯别，约梅尧臣作陪，证明彼时“两人并无芥蒂，师弟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正常的”（第171页）。理据坚实，持论通达，可以息众喙矣。值得注意的是，集团成员间的交流，也非全然正向，“既有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一面，又常不可避免地引入竞争的因子。这两个方面都有利于各自文学创作、文学思想的发展”（第97页）。有见于此，著者细意推寻文人往还的曲折轨迹，时发笃论。譬如欧阳修在洛阳，一度向尹洙学古文作法，后来渐造熟境，遂与后者分途。在文章繁简、骈散关系上，意见均不相同；对尹洙古文的历史地位也有保留（第215—230页）。北宋起就有人主张，欧氏“始从尹师鲁（洙）游，为古文”（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本书并不否认，但动态把握二人关联，反对固化理解，无疑更接近文学史原貌。又如著者发现：“苏门诸人对苏词整体评价上偏低”，令人稍觉意外，不过“苏词的影响在苏门中又是无所不在的”（第357页）。主要是各人词风虽异，而都阑入身世感慨、人生思考，不止乎娱宾遣兴，促进了词的雅化。苏门师弟间文学交往的复杂性，由是可窥一斑。王先生精研宋代文学，凡有著述，往往开拓区宇，引领风气，本书也不例外。提出“文人集团”这一要素，统率北宋朝文学发展，等于步入一片新天地。许多文学现象，从前习焉不察，如今乃得阐明其动力机制。大块烟景，目不暇给。兹在宏观层面，试作两点拓展，以就正于先生和读者。第一，本书归纳北宋文人集团特征，文学性是其中一项，集团中人“更倾心于文学的独立审美价值的追求”（第4页）。然而，恐非所有文人集团皆然，譬如著者提及的王安石之“王门”（后记，第476页），便不以此见长。换言之，富于文学性的文人集团，本身就是拣选过的。即使所拣选的三大集团，也不尽悬文采为鹄的。譬如欧阳修激赏苏轼：“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这是向下一代文人集团领袖传法之嘱。但他曾对后者强调：“我所谓文，必与道俱”，文章与儒道密不可分（俱见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引）。苏轼后撰《六一居士集叙》，为之盖棺论定：“其言简而明，信（通“伸”）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师尊之。”“简而明”两句状欧氏文风，“引物连类”两句状欧氏思想，兼包两面，体会真切，可谓不负所托。本书探析文人集团种种表现，基本聚焦于文学方面，不失为一种研究路径。后学继续耕耘，则不妨联系学术思想等因素，汇通观之，针对文人集团的交流内容与传承脉络，或能更进一解。第二，著者比较宋朝文士与前人差异，写道：“如果说，盛唐作家主要通过科举求仕、边塞从幕、隐居买名、仗策漫游等方式完成个体社会化的历程，从而创造出恢宏壮阔、奋发豪健的盛唐之音。那么，宋代的更大规模的科举活动所造成的全国性人才大流动、经常性的游宦、频繁的贬谪以及以文酒诗会为中心的文人间的交往过从，就成为宋代作家们的主要生存方式了。”（第71页）人才流动、游宦贬谪与诗酒酬酢，其实无代无之。上述唐代士子的行为，入宋则确乎衰落泰半。主因在于北宋严科考之条例，封弥、誊录制相继施行，取中与否，纯视临场发挥而定。入仕前的社会声名，作用微乎其微。相形之下，前代从两汉的荐举，到有唐的科举，莫不严重依赖考前声誉，因有各类沽名作为。而南宋中后期以降，士人阶层分化，相当一部分下移民间，辅以刻书业兴起，商业逻辑进入（参看王水照《南宋文学的时代特点与历史定位》），局面又是一变。脱离于科举的社会名望，再度成为追逐目标。就此而言，北宋文人的处境，居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人集团也不能自外于此一时代特性，特别是科举制度趋严后的欧门、苏门，更与仕途息息相关。嘉祐二年，欧阳修成名已久，却直要等到领衡文之任，始建立起自己的文人集团。“欧门的核心”即形成于“座师与门生这一基本关系”（第179页）。苏轼与门下核心“四学士”早已订交，但是后者在元祐年间，也“多经苏轼亲自考选”，构成“类似‘座师与门生’的政治关系”（第294页）。北宋文人集团的若干特色，譬如政治立场相近（对比韩愈和柳宗元）、文学论议自由度高（对比后代文学社团），似乎恰可于此求得缘由。由是看来，文人集团之于北宋文学的作用，犹有开掘空间。一个论题，历经三十余年，不但毫无折旧，反而日益显露其惬当与丰富。本书的学术价值，不待烦言而决了。（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成玮

2022-01-26
父有雄才子有高度与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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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中国文坛豪门几对父子，三曹、三苏、二晏、二李，由于时间关系，我重点给大家讲讲三曹。”22日上午，语文高级教师西宾做客宝安区图书馆，作为文化茶座第386期嘉宾，他一一给读者们介绍了曹操、曹丕、曹植，苏洵、苏辙、苏轼，晏殊、晏几道，李璟、李煜等几对父子的人生经历及其文学成就，并重点分享了曹操三父子在文学上取得的骄人成就。曹操：复兴四言诗首创山水诗西宾首先讲述了曹操的人生经历、关键的几步以及他所处时代的政治风貌，随后重点分析了曹操最有名的几首诗歌作品。曹操早年的经历充满争议，35岁时变卖家中财产，招兵买马，在陈留起兵，参加讨伐董卓的联盟。著名的《薤露行》《蒿里行》就是在这时写下的。此时的曹操关心百姓的苦难，“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行》被誉为最早的报告文学之一，是一部汉末实录。同样，《蒿里行》也是，“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既书写了当时的历史风云变化，也关注民生疾苦，哀民生之多艰，这也是他后来政治奋斗的目标。《观沧海》《龟虽寿》是曹操53岁攻破乌桓后留下的名篇，其中《观沧海》还被誉为中国第一首山水诗，“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表面上写山水风光，实际寓意社会动态及人。《龟虽寿》表达了曹操逆天改命的雄心壮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经历了赤壁鏖战之痛后，曹操才真正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在56岁时三次颁布求贤令，唯才是举，著名的《短歌行》便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后来写作的《度关山》，表达了他矢志不移的政治理想，“立君牧民，为之轨则。车辙马迹，经纬四极。黜陟幽明，黎庶繁息。”“侈恶之大，俭为共德。”“兼爱尚同，疏者为戚。”《对酒》表达了他心中的理想社会，“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斑白不负载。”“犯礼法，轻重随其刑。路无拾遗之私。囹圄空虚，冬节不断。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德广及草木昆虫。”总体而言，曹操在文学上成就很高，他将旧乐府诗写新，且题材广泛，有书写历史的，如《薤露行》；有哀叹黎庶的，如《苦寒行》《却东西门行》；有歌咏理想的，如《对酒》《度关山》；有表达进取的，如《龟虽寿》等。其次，曹操还复兴了四言诗，如他的《短歌行》，他还首作山水诗。此外，还有一点不得不提，曹操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虽事务繁忙，但回到家除了读书便是教育子女，他的子女很多，他却因材施教，严格要求，并以身作则，给孩子们选聘良师，还重视谋生，这些值得今人学习。曹丕：敢于尝试新体随后，西宾带领大家一一欣赏了曹丕的几首诗歌。《燕歌行二首·其一》写道：“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鹄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此诗表达了一位女子思念在外打仗的丈夫的心情，体现了诗人怜悯征戍的思想。《上留田行》：“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粱。上留田。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贫贱亦何伤。上留田。禄命悬在苍天。上留田。今尔叹息将欲谁怨。上留田。”作为当时的贵公子，曹丕关心的不是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是直面社会贫富不均，这非常难得。在《艳歌何尝行》中，曹丕写道：“何尝快。独无忧。但当饮醇酒。炙肥牛。长兄为二千石。中兄被貂裘。小弟虽无官爵。鞍马亟亟。往来王侯长者游……上惭沧浪之天，下顾黄中小儿……”讽刺的是贵家游荡子。曹丕的诗歌题材广泛，足见他见多识广，有思念亲人的，如《短歌行》；有悲伤行役的，如《陌上桑》；有表达游子之思的，如《杂诗》；有反战思想的，如《广陵于马上作诗》；还有离别言情，如《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曹丕的高度在于，他敢于尝试新体，《令诗》《黎阳作》，六言诗《大墙上蒿行》364字，气魄大，从三言到十三言，字数不等，句式不同，王夫之评他：“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虽未乐府狮象。”其次，曹丕创作的《燕歌行》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七言诗。再次，他著有《典论·论文》，开创了文学批评的风气，为中国文学批评之祖。最后，他在邺下团结了一大批文人，是邺下集团真正的中心和主要领导者。此外，曹丕还命令刘劭、王象、缪袭等人编纂中国第一部类书《皇览》，开官方组织编纂类书的先河。曹植：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曹植的生活以公元220年为界，此前多热情壮志，以《白马篇》为代表，此后多情兼雅怨，以《赠白马王彪》为代表。曹植少负英才，是建安文学的集大成者，终结了民歌的优势地位。他的作品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抒写理想和民生疾苦的文字，前者有《白马篇》，后者则贯注于《泰山梁甫行》《门有万里客》《转蓬离本根》等诗歌。“边海民”的贫困，流浪人的悲哀，“从戎士”的饥寒——烈士悲心，见证了曹植的人品和建安文学悲悯现实一以贯之的精神。他的创作于汉语有贡献，后人溢美良多，多师其诗文。曹植的千古名篇《洛神赋》，词汇丰富，诗中很多语句一直为后人所用，直至今天，仍有很多词语被人们所用。对于他的《七步诗》，西宾认为并非曹植所作，而是他的粉丝所写。曹植的另一名篇《白马篇》，“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表达了曹植慷慨激昂，想为国捐躯、建功立业的情怀。在《美女篇》中，曹植自比美女，写自己的遭遇，“美女妖且闲”，“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求贤良独难”“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关于曹植的短语也很多，如“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凌波微步”“万里比邻”“志在四海”“捐躯国难”“视死如归”“高树悲风”“烈士悲心”“七步成诗”“相煎何急”“才高八斗”等。以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人以“恐生命易逝，建不朽功业，悲离乱苍生”之情怀奏出建安风骨的慷慨之音，是我们回望中国文学不可忽视的永恒。最后，西宾用一句话概括曹操三父子，曹操有雄才，曹丕有高度，曹植有热爱。宝安日报记者左永霞/文通讯员聂兵/图■现场花絮西宾老师嗓门清亮，知识储备丰厚，讲课风趣幽默，信息含量极大，讲史、赏诗如同在讲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从上午10点正式开始，到12点40分结束讲座，没有一人离场，大家专心致志地听讲，且兴趣很浓。每当嘉宾提出一个小问题，总有人回应，且都能回答上来，足见大家对古文及相关常识的兴趣浓厚，且了解得不少。直到老师讲课完毕，大家仍是一副副如痴如醉的表情，多位读者表示，希望老师今后能接着把课讲完。一位读者表示，当天听了三曹，感觉很过瘾，一下子把自己的兴趣都调动起来了，渴望知道另外几对父子以及他们的创作。还有一位年轻女读者甚至高呼：“这是我2019年听到的最好的讲座。”随后，大家主动要求与西宾老师合影，还要加西宾老师的微信，和西宾老师攀谈。西宾老师也表示，自己原计划讲三对父子，课件准备了90页，但前一天晚上预演了一次，发现两个小时只能讲一对父子。课前记者在与西宾老师的交流中，给他提出建议，文友们对他要讲的三对父子很感兴趣，希望他都粗略地讲讲。西宾表示，要讲就讲好，不能泛泛而谈，要有独创性，宁缺毋滥，否则大家去百度搜一下就可以了，不必来图书馆听他讲。他还告诉记者，为了参加当天的讲课，他推掉了其他几项有偿的讲课。他说自己不后悔，并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看到大家兴致那么高，西宾说剩下的几对父子，他也希望有机会讲，就算义务来讲，他也高兴，只要有个地方给他，他就讲。宝安日报记者左永霞文化茶座下期预告讲座嘉宾：胡献锦讲座主题：好故事是怎么写出来的讲座时间：12月29日（周日）上午10：00-12：00讲座地点：宝安区图书馆负一楼培训室2（宝安中心区宝兴路1号）主办单位：宝安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宝安区图书馆、宝安日报社联系人：吕老师（微信号：lvlu573898）嘉宾简介：胡献锦，文学硕士，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今古传奇》小说编辑，《知音》编辑、记者，《知音少年》主编、深圳某集团企业文化总监，现任武汉中知图传媒图书总监、编审。业余创作诗歌、散文、评论、纪实等，作品散见《青年文学》《散文百家》《安徽文学》《诗歌月刊》《星星》等近百种报刊，出版诗集《隐居的村庄》。文化茶座活动由宝安区宣传文化体育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左永霞文聂兵图

2019-12-25
苏东坡在合浦写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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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在合浦居住期间，写有《与郑靖老》书信一封。尺牍虽短，却弥足珍贵，读之可洞见苏东坡离开合浦赴永州的计划行程和他晚年笔耕不辍的一个侧面。读这封信，知道苏东坡有意推迟离开合浦。信中说：“某留此处过中秋，或至月末乃行。”由此可见，中秋前苏东坡已诏获量移（官员因罪远谪遇赦调迁近处居住或任职谓之量移）永州，但他计划留在合浦过中秋，哪天离开，没有最后确定，“或（可能）”月底才启程。计划如此，实际也这样。其《瓶笙诗》序言明确记载：“八月二十八日，刘几仲饯饮东坡。”说明八月二十八日还在合浦。他北归到玉林给朋友欧阳元老的书信更是记述了离开合浦的准确时间：“与儿子八月二十九日离廉。”他为何推迟离开合浦，“留此过中秋”？体验一把合浦中秋风俗，可能是重要原因。具体哪天离开，“或至月末”，也可能过了中秋就启程。最终月底才离开，也许合浦人民太好客让他不舍，也许合浦景色太诱人让他留恋，不得而知。苏东坡在此过中秋月末乃行，让他这位天花板级文豪在合浦写下赫赫有名的咏饼诗，为合浦留下唱响千年的文案：“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他还写下第一首“瓶笙诗”，这是合浦的福报。读这封信，可以看到苏东坡前往永州的行进路线、计划和同儿子团聚的设想。信中说：“至北流作竹筏下水，历容、藤至梧。与迈约，令般家至梧相会。中子迨，亦至惠矣。却雇舟溯贺江而上，水陆数节，方至永。”设想由合浦沿着南流江北上，到北流乘竹筏顺北流河而下，经过容县、藤县转浔江下梧州，打算“梧州父子会”，而且和长子苏迈已约好，次子苏迨也已抵达广州。预想“梧州父子会”后租船溯贺江而上，水路陆路多次转换达永州。后来因故没到永州，那是题外话。读这封信，窥见苏东坡晚年依然辛勤著书，笔耕不辍。信中说：“《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两借书籍检阅也。向不知公所存，又不敢带行，封作一笼，寄迈处，令访寻归纳。如未有便，且寄广州何道士处，已深嘱之，必不散坠。”《志林》是苏东坡的散文集，内有合浦札记三篇：《记过合浦》（一作《记合浦舟行》）《记苏佛儿语》（一作《记合浦老人语》）《题廉州清乐轩》。但苏东坡离开合浦时全书尚未完成。《书传》则是苏东坡《尚书》研究文集，完成于海南儋州贬所。海南书籍奇缺，随行的儿子苏过说：“海南寡书籍，蠹简仅编缀。《诗》亡不见《雅》，《易》脱空余《系》。借书如假田，主以岁月计。”书籍缺乏，他去信向郑靖老借，托人带到海南。这些书籍帮助他校证《书传》。海南儋州条件如此恶劣，苏东坡依然撰写鸿篇巨制《书传》，令人敬佩。量移廉州，苏东坡把所借之书带到合浦；量移永州，担心丢失不敢继续带行，把书“封作一笼”寄给儿子苏迈转还郑靖老。有借有还，彰显了苏东坡的信守不渝。研读书信，不应缺少探究收信人。收信人郑靖老，名嘉会，生平不详，宋史没有记载，但在苏东坡相关诗文和活动中找得到蛛丝马迹。郑靖老是苏东坡好友，与苏东坡长子苏迈多有来往，曾到邕州（今南宁）。苏东坡抵达合浦前夕，郑靖老才离开邕州。《苏东坡全集》收录苏东坡在海南儋州和北归途中给郑靖老的书信。在儋州，苏东坡因长时间没有苏迈音讯，写信向郑靖老打听苏迈消息，还向郑靖老借书托来人带到海南。在雷州，苏东坡去信向郑靖老倾诉晚年定居地的愿景。苏东坡曾与郑靖老同游浙江湖州半月泉，作诗《半月泉苏轼、曹辅、刘季孙、鲍朝懋、郑嘉会、苏坚同游，元祐六年三月十一日》：“请得一日假，来游半月泉。何人施大手，擘破水中天。”郑靖老高光时刻是在“西园雅集”。西园是宋英宗驸马爷王诜府中花园。英宗熙宁二年，王诜娶蜀国大长公主为妻，官封左卫将军，一时风光无限。王诜爱好书画和收藏，是苏东坡的拥趸，常邀书画名流品茶神聊，吟诗作画。神宗年间的一天，王诜邀请苏轼、苏辙两兄弟，苏门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以及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刘泾、王钦臣、郑嘉会、僧人圆通、道士陈碧虚等15位友人相聚西园，著名画家李公麟即兴画《西园雅集图》，著名书法家米芾题图记。这幅名画成为后世画家最喜欢临摹的画作之一。

王善健

2023-11-01
擦亮东坡文化底色凝聚文旅融合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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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旅游便是文化的载体、城市的活力。近年来，东坡区在文旅融合发展这盘大棋中，以东坡文化为重要棋子，将文化元素根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据了解，东坡区主动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廊、环成都文旅经济带等国省重大工程，着力构建“一祠两带四地”文旅发展新格局，成功入选“大峨眉”“大灌区”“大遗址”等全省文旅发展联盟发起成员单位，深入挖掘东坡文化特色，打造文旅经济“新爆点”。□梅明慧赵毅李小瑜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王允浩夯实绿色生态城市底色“开窗有景，出门见绿，入则宁静，出则繁华”。东坡区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对三苏祠进行整体改造提升的同时，新建了樱花博览园、滨江公园等，形成以东坡城市湿地为代表的公园群，绘就了东坡文旅产业的山水画卷，让绿色生态成为东坡区的城市底色。红墙环抱、绿水萦绕、荷池相通、曲径亭榭……近日，走进三苏祠，映入眼帘的景致无不让人心旷神怡。“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作为传承三苏文化精神的重要承载地、东坡文化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三苏祠优享党的十九大以来东坡文旅产业发展的红利，成功从AAA级旅游景区升至AAAA级、荣膺“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如今，在三苏祠，每一个景点都传承着文化的基因，每一次参观都能感受到古今对话的韵律。“一朝步入其中，一街穿越千年”。如果说在三苏祠感受到的是东坡文旅的底蕴，那在“网红打卡地”东坡岛商业水街领略到的，则是东坡文旅的活力——鳞次栉比的仿宋复古建筑并列两旁，流光溢彩的场景美不胜收，水舞台上琴声袅袅，仿佛梦回千年前的大宋，别有一番历史韵味。东坡岛商业水街是撬动东坡全域旅游布局的重要抓手，亦是深受网民喜爱的“网红打卡地”之一。从2020年5月投入运营以来，受到游客的大力追捧。截至目前，每年平均接待游客超过600万人次，其中夜间经济占比70%。水街的“夜数据”也佐证了东坡区夜间经济的蓬勃活力，成为展示东坡区文旅发展的活力名片。光辉灿烂的历史铸就了东坡区的辉煌文明，大自然的馈赠则造就了东坡区的秀美风光，漫步东坡城市湿地，娇艳欲滴的鲜花竞相开放，清澈的东坡湖泛起阵阵涟漪，湿地潺潺栖候鸟，晴朝浩浩集春风，成为市民和游客赏景拍照的热门“打卡地”。打造乡村旅游产业体系东坡区将打造要素聚集、功能完备的乡村旅游产业体系作为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把旅游的空间从景区拓展到乡间村落，深挖东坡1331平方公里土地的“毛细血管”。“竹林摇曳、绿水清波、灰瓦白墙、一派魅力川西好风光”。尚义镇龚村作为四川省乡村旅游的一颗璀璨明珠，依托乡村振兴、文旅融合发展的契机，结合天府旅游名县创建，实现了从“农业”向“农旅”的转变。近年来，龚村不断探索建设宜业宜游的田园生态旅游综合体，通过“一产带动一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助力龚村的乡村旅游发展，逐渐形成了一路、一景、一墙、一画、一村、一美的格局，使村容村貌得到极大提升，龚村旅游在全区、全市，乃至全省已经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口碑。除了龚村外，东坡区还成功打造了三苏镇鸭池村、修文镇岳营村、多悦镇林埂村等文明村、特色村、示范村，并将其串点成线、连线成片，形成“一业兴、百业旺”的乡村旅游新格局，助力东坡文旅融合快速发展。大力推进文化项目建设今年5月30日，3D动画片《少年苏东坡传奇》在卡酷少儿频道播出后，收视率持续攀升，荣登全国第一。据了解，这部52集大型3D动画片制作历时两年多，制作团队多次实地采风，从大量的史料记载中精挑细选，通过数十个苏东坡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故事，生动展现了北宋时期眉山“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的秀美风光。《少年苏东坡传奇》的播出，仅是东坡区深度整合文旅资源的一个缩影。做强城市IP、做大项目支撑，东坡区始终坚持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作为文旅发展的重要指引，大力推进文化项目建设。目前，东坡区在建和已签约文旅项目23个，其中，投资103亿元的眉州东坡·世界川菜园项目将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川菜全产业链综合基地；投资50亿元的坛罐山项目将建成集瓷本绘画、文物博览、遗址公园等复合业态为一体的艺术部落……可以预见，随着一个个项目的建成，将不断激发东坡文化旅游的发展潜力，为创建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贡献力量。观大势，谋大局，方能行之久远。一次次的“东坡大手笔”，助力文化为旅游铸“魂”、旅游为文化扬“帆”，东坡区文旅发展正以“东坡速度”全速前进。

王允浩

2022-07-29
苏辙留给雷州半岛的文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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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生（坡头）苏辙（1039~1112），字子由，号同叔，晚年又号颖滨遗老，北宋文学家、诗人、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洵、其兄苏轼一同号称“三苏”。苏辙少年得志，十九岁登进士科，中年坎坷，几度沉浮，晚岁飘零，被贬到雷州半岛等地。虽被贬谪，但苏辙依然从容镇定，在雷州半岛的那些日子里，他依然不断“耕读”、“著文”，尤其是他在此期间对其《老子解》一书的著说修订，开启了三家融合贯通的学术门径。苏辙在雷州半岛的生活很艰苦，但他却仍积极寻找人生真义。作为一名儒生，他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不受文化传统束缚，不因遭际坎坷而消沉，永远探索，不断创新，一直走在前进的道路上——这便是苏辙留给雷州半岛的文化启示。一苏辙在雷州半岛期间，潜心学术研究是他的一项很重要的活动，他在《颍滨遗老传》中自言：“凡居筠、雷、循七年，居许六年，杜门复理旧学，于是《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四书皆成。”苏辙被贬后的十数年共完成了四部著作，至于在雷州期间写了哪些作品，很难一一考证，但从他的著述中却可以得知，他在此期间曾多次修订《老子解》一书。“予昔南迁海康，与子瞻兄邂逅於藤州，相从十余日，语及平生旧学。子瞻谓予：‘子所作《诗传》《春秋传》《古史》三书，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当苏辙将已作的《诗》《春秋传》《古史》《老子》注解拿给苏轼看，苏轼评价《老子解》水平低一些，比不上另三部。苏辙到了雷州，便将很大精力用于钻研《老子》。“予至海康，闲居无事，凡所为书，多所更定，乃再录《老子》书以寄子瞻。自是蒙恩北归。”苏辙离开雷州半岛时，再将《老子解》送给苏轼看，却获得了兄长很高赞誉：“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掩卷而叹。使战国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不意老年见此奇特！”由此可见，苏辙的《老子解》在雷州半岛“脱胎换骨”了，苏辙对这结果是满意的，“尝抚卷而叹，自谓得圣贤之遗意。缮书而藏之，顾谓诸子：‘今世已矣，后有达者，必有取焉耳。’”他在《老子解后跋》中则言：“然予自居颖川十年之间，于此四书复多所删改。以为圣人之言，非一读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说为定。今日以益老，自以为足矣。”虽然《老子解》这部著作，苏辙在许昌又作了一些删改，但从政和元年（1111年）他得知苏轼对他在雷州时所修订版本的评价，并且自豪地引用这些评价可以推测，苏轼认可的部分应是现版《老子解》的主体。政和二年（1112年）苏辙去世，苏轼的这一段话也成为他对《老子解》的定评。由此可推定，苏辙的《老子解》起于壮岁，成熟于在雷州期间，刊定于许，《老子解》也就是苏辙在雷州时的主要学术思想成果。二苏辙《老子解》一个重要的思想是强调“复性”——虽然儒家思想仍是苏辙的主要思想，但道家和佛家思想也占了一定比重。“性”是《老子解》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指万物根源，也指事物的原始状态。按苏辙的解释，儒家的“性”和道家的“性”是高度一致的，“性”是万事万物本体的存在。“性”的特点是纯朴、纯真，要想回复性之体真，就要除去伪情妄念，所谓“人伪已尽，复其性也”。要“复性”，就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复其性”。换言之，就是反对某些人的“有为”，只有“无为”才能达到极高的境界；要保持一份随意自然之心，才能保持本性。苏辙认为三家思想之所以能融合，共通之处在“退”——道家讲究“清静无为”，释家强调“空”，儒家“穷则独善其身”、“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三家思想在“退”这方面有高度一致性，这也为新角度探讨《老子》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天下之道，唯其辩之而无穷，攻之而无间；辩之而有穷，攻之而有间，则是不足以为道。果孔子而有穷也，亦将舍而他之。惟其无穷，是以知其为道而无疑。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观焉，而不牵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后可与语此也。”在苏辙看来，仁义礼乐等功用需要重新审视，既将“圣智”、“仁义”、“巧利”当作评价标准，又说“无为”、“好静”、“无事”才是达到该标准的最高等次。苏辙三家融合的学术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不单苏轼评价“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朱熹评价这部书说：“苏侍郎晚为是书，合吾儒为老子，以为未足，又并释氏而弥缝之。”《四库全书提要》：“苏氏之学本出入于二氏之间，故得力于二氏者特深，而其发挥二氏者亦足以自畅其说。是书大旨主于佛老同源，而又引中庸之说以相比附”。正是由于苏辙《老子解》鲜明的个性，这部书也成为了学术史上非常著名的解老之作。苏辙的《老子解》影响很大，与王弼解老之作并存于世，对老学研究和三家思想融合研究有深刻的意义，在学界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地位。三《老子解》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注释文本，而是借注释来阐释哲学思想的理论著作。他为什么要写《老子解》？这部书又是如何成熟于雷州？苏辙写《老子解》，最直观的原因是受家庭的熏陶。“三苏”都不是纯儒，苏洵喜欢纵横，苏轼又儒释道兼通；苏洵对经史子都有相当深的造诣，曾作《六经论》《洪范论》《史论》《易传》，苏轼则作有《易传》《书传》《论语说》等学术著作。父兄的思想从两方面影响到苏辙，一是学术致用，立德立言，《雷州府志》“艺文志”记载了苏辙的一首诗，提及家风对他的影响，“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二是不囿于儒家一言，思想解放，“老聃本吾师，妙悟初自明”。其次，宋朝有一种探讨道德性命的学术风气。宋代实行“右文”国策，提高了国民的文化素质，也带动了学术上的繁荣，加上宋人具有强烈的自觉反省意识，学术方面蔚为大兴，各学派阐释观点的手段之一就是旧瓶装新酒，通过注释经典来表达自己的世界观，即“六经注我”。“解老子者，百三十余家，上自帝王卿相，下逮释氏黄冠，相习成风，可谓盛矣”，熊铁基考得宋代注释、研究《老子》的有七八十家，尹志华考查北宋有《老子》注本二十四种，苏辙《老子解》即其中之一。第三，苏辙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宋代王安石经学和程氏理学，都强求思想统一，特别是王安石经学盛极一时，《三经新义》曾当教材推广，以此为指导思想进行的变法运动对北宋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法家就是王安石一派的代名词，批评法家就是批评王安石等人。苏辙大胆批评法家，主张秉道家之清静无为，使君主放弃与民争利的政策，“排申商之充塞，非仁义而莫陈。庶几乎虞夏之风，返朴而淳矣。”四是苏辙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他对学术的自觉追求。苏辙对《诗》、《春秋传》、《老子解》、《古史》不断修改，是因兴趣而上升到的使命感，特别是他看世人并不理解经书真义，把好经念歪，便自觉不得不鸣。人到暮年，他却被放逐到岭南烟瘴之地，飘零在万里湖海之间，无处施展政治主张，郁郁不得志，更让他陷入深深思索。而在雷州半岛的日子里，面对滔滔南海，孔子的“乘桴浮于海”思想也更深刻地影响到了他。四在心为志，发而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明白了苏辙的学术思想，也就明白了他在雷州半岛的所咏所歌。苏辙被贬到雷州半岛，是因为他入世太深，“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使他在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仍积极建言建策，和当权者产生深刻矛盾。当时，围绕变法之间的斗争早已变味，政见之争早变成意气之争，变法派章惇当权，将苏辙贬到了雷州。苏辙时年五十九岁。苏辙思想以儒家为主，但道释两家思想的渗透，使他处世更为豁达通透。听说要贬到雷州，他依然从容镇定；到了雷州半岛，便作《到雷州谢表》，将自己被贬雷州原因一部分归咎于己，一部分则归于盈虚之数，“连年骤进，不知盈满之为灾”。曾入世深入到这个人间，显示大爱；又出尘，保持着与现实的微妙距离，自也多了些洒脱和超然。有时流连东楼（东亭），看异域风情，夕阳秋风里，野花送香，万里海滨处，闽语盈耳，枯瘦的苏辙站在台上看风景，自己也成为雷州人的风景。“十口南迁粗有归，一轩临路阅奔驰。市人不惯频回首，坐客相谙便解颐。”苏辙在雷州，“耕读”和“著文”是其主要活动，这些活动形式上虽和传统儒生相同，但实质内容已大异其趣。“我迁海康，实编于民。少而躬耕，老复其真”；“筑室东皋，取足南亩”。耕作时，苏辙便幻想自己和道家人物在一起，“我方躬耕，日耦沮溺”，躬耕之余则读道家和佛家经典，《老子》自是苏辙的常读之书，佛教《华严经》也案前常备，“《华严》未读河沙偈，偃仰明窗手自披”。在雷州期间，苏辙写诗作文很频繁，因此这段时间也是苏辙创作的另一个丰收期，诗文中复性共存的思想随处可见。苏辙初到雷州半岛时，“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犹止之，其余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飘然从孔公，坚定站在孔子一边，表明自己儒生的身份。雷州半岛刮起台风，飘风骤雨也很容易让他联想到人生的坎坷，“……削迹拔木，其如予何？”在雷州期间所作的一些诗文则认同佛老，如《次韵子瞻过海》混同两家，“我迁海康郡，犹在寰海中……晨朝饱粥饭，洗钵随僧钟。有问何时归，兹焉若将终。居家出家人，岂复怀儿童。老聃真吾师，出入初犹龙……一瞬千佛土，相期兜率宫。”期间，苏辙用心最多的，仍当属著作《老子解》，这部书寄托着他对人生的独特认识。为了写这部书，他常将自己关起来，正如苏轼对弟弟在雷州生活的描述：“独栖高阁多辞客，为著新书未绝麟。”苏辙在雷州，儒家入世仍是他的主要思想，他“劝农”“打井”“劝学”，不能忘怀现实。当时雷州半岛农业并不发达，农具简单，生产方式落后。苏辙对这种生产状况感受很深，颇为痛心，写《劝农》提出耕作上的建议，又作《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并引〉》：“予居海康，农亦甚惰，其耕者多闽人也。然其民甘于鱼鳅蟹虾，故蔬果不毓；冬温不雪，衣被吉贝，故艺麻而不绩，生蚕而不织，罗纨布帛，仰于四方之负贩。工习于鄙朴，故用器不作。医夺于巫鬼，故方术不治。予居之半年，凡羁旅之所急，求皆不获。故亦和此篇，以告其穷，庶或有劝焉。”“西邻分半井，十口无渴忧。岁旱百泉竭，日供八家求。艰难念生理，沾足愧寒流。比闻山田妇，出汲争群牛。”苏辙来到雷州半岛，看到当地淡水紧缺，人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严重影响了日常生活。于是，苏辙又指导人们打井，惠及于民，井现在仍存。“海康杂蛮蜒，礼俗久未完。我居近闾阎，愿先化衣冠……东邻有一士，读书寄贤关。归来奉亲友，跬步行必端……提提乌鸢中，见此孤翔鸾。”苏辙来到雷州半岛，感受到当地的文化虽比较落后，但向学向善之心在当时就有。苏辙发现一位读书人，于是和他一起研讨学问，诗中称对方为“鸾”，难掩对该读书人的喜爱之情。事实上，雷州半岛的读书人考上进士，最早也是在苏辙他们走后，“雷州十贤”的湛露之功不可小视。苏辙被贬谪到雷州期间的生活很艰苦，“畴昔南迁海上雷，艰难唯与汝同来”，但他却仍积极寻找人生真义，不断调整自己，使最暗的夜里不断有各种光照进来，自己获得内心平静，还取得令人赞叹的学术成就。在他眼里，做官已不是最重要的事，“相与闭门寻旧学，谁言复出理官醅”；雷州生活也有了新的意义，“海夷旋觉似齐鲁，山蕨仍堪尝菽粟”。不被文化传统束缚，不因遭际坎坷而消沉，永远探索，不断创新，一直走在前进的道路上——笔者认为，这便是苏辙留给雷州半岛的最大文化启示。

张春生

2017-04-21
苏轼湛江戒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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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湛江，下决心戒酒。在人们意识里，苏轼应该很爱喝酒，并且酒量很好，因为经常见他兴致勃勃地提到喝酒。如在密州打猎，他带领打猎队伍，牵黄擎苍，千骑卷平冈，豪气干云，归来欢饮大醉，“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江城子·密州出猎》）又如中秋思念苏辙，作词，再次提到喝酒至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另外苏轼很爱造酒，常常有造酒的冲动。对他而言，厨有千石酒，家有万卷书，庭阶芝兰相继，何尝不是人生幸事？其实苏轼酒量很差，逢酒只饮一点儿，微醺而已。他喝酒，喝的是热闹。受祖父影响，苏轼喜欢那种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氛围。他喝酒，喝的是文化风流。中国的诗词大都浸润了酒，历史上的传奇故事也大都有酒的影子，而他也想载诗载酒走进那种故事中。他喝酒，喝的是寂寞。人生的不如意、对生民的眷恋和对亲友的思念都斟在酒里，轻酌慢饮，种种块垒也就在微醺中得以消解。让苏轼戒酒，何异于让海棠减色，让黄鹂消音，难度可想而知。苏轼和苏辙在雷州府衙安歇，晚上对床夜话。苏辙劝他少议论朝政，因为那样并不能解决问题，没有任何益处，也劝他万事看开。人生如梦，和梦中的东西较什么真呢？这些话苏轼都深表赞同。不议论朝政，就聊些家长里短的事，如亲友谁谁的孩子怎么样，两人北归了在哪里生活，万一死在贬谪地怎么办，平时要怎么照顾自己等等。苏轼说，如果死在海南，就在海南做墓，埋在那里。古人讲究叶落归根，归葬桑梓之地，但苏轼却另有看法，他认为，凡是走过的地方都应该成为故乡。既然如此，何处青山不可埋骨？为此，他预先写了墓志铭，只是不敢让苏过等人知道，怕他们伤心。聊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怎样照顾自己了。苏轼是个大男孩性格，喜欢纵情诗酒，过自由适意的生活，但这种生活方式未必对身体有利。从惠州这一路走来，苏轼鳏身一人，境况萧索，只有孩子苏过跟着照顾。苏过在历史上也较为有名，在做人著文方面有苏轼遗风，人称“小坡”，不过在照顾人方面，他未必会那么细心，所以苏辙在生活细节上叮嘱来叮嘱去。夜晚，对床夜话，有一件事引起苏辙关注：苏轼起床次数很多，一会儿一趟！他明白这是病酒引起的，于是又劝哥哥戒酒，并写一首诗表达殷切之意，苏轼也和了一首，同意戒酒。苏轼喝酒每次都喝得不多，但架不住频率高，次数多。苏辙饮食有节，生活上自律得多，很少留下酣饮大醉的记录，身体比苏轼健康，这一点值得苏轼学习。苏轼爽快答应戒酒，“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以后家里再也不放与酒有关的东西了。苏轼和苏辙的这些活动，都记在两人的作品中，苏轼的作品有《和止酒》《书秦少游挽词后》等等，苏辙的作品是《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由于涉及的资料较多，此文只引与本话题有关的部分。先看苏辙的作品《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少年无大过，临老重复止。自言衰病根，乃在酒杯里。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溯流俯仰得，此病竟何理。平生不尤人，未免亦求己。非酒犹止之，其余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苏辙以人生普遍经历入手，劝告哥哥，少年时人们身体一般都不错，但老了却会得各种疾病。“自言”一句，是一种反思反省过程，为“止酒”作铺垫。止酒，就是戒酒。怎样知道要戒酒呢？因为哥哥起床次数太多，“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此病竟何理”透出一种深深的焦虑感，戒酒是必要的和迫切的。苏辙谆谆告诫哥哥，恐怕你不但要戒酒，对别的事情也不要管那么多。在雷州半岛这一段时间，苏辙思考“退”“空”“无”等哲学概念，写成《老子解》一书。按我的理解，苏辙在湛江写成这部书，那他在之前就应该有相应的构思或设想。换句话说，苏辙的人生观应该在到湛江之前就已形成或接近形成。在戒酒诗中，苏辙谈到“其余真止”，“止”是一种人生态度。儒家要求“进”，但不排斥“退”，只要“独善其身”就行，无愧无悔即可。“止”之后干什么呢？根据孔子指引来到南海边上，孔子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苏辙此时另翻新意，联想到道家游仙故事。二苏贬谪的琼雷之地都在海边，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乘桴处。在此处哥哥一定会遇到安期生这样的仙人，如果得到神仙指点，就可以长寿万年。“路逢安期生”更是一种祝愿，希望哥哥在不可知的异乡有一个美好未来。苏轼听弦音而知雅意，明白弟弟的良苦用心，于是和了一首《和止酒》诗：“丁丑岁，余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苏轼自我反思说，弟弟鼓励我效仿陶渊明戒酒，我虽然力不从心，但也要勉力效仿去做。我的病是由喝酒引起的，只有戒酒才会消除。接着生发议论，自己虽然没有达到道的最高境界，但还有了些人生思考，从今以后戒酒，不再供奉酒神杜康。“见津涘”用了比喻手法，已看到对岸，将要舍筏登岸，比喻修道快要成功。“不立杜康祀”用了借代手法，以杜康酒代替整个酒类，以后要戒酒。苏轼戒酒这一过程，也是以道济儒，寻求精神解脱的过程。不过有一说一，苏轼虽然要戒酒，但我们读他在海南寄往湛江的文章时，还可以看到他对酒的喜爱。如他在海南，有一天冬日坐睡，自我感觉很好——坐睡是一种打坐修行方法，就写诗给湛江的苏辙，共享这种感受，其中有这么两句：“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独觉》）这一次好像他就喝了酒。又如在海南写成寄给雷州半岛的另一首诗，谈到坐睡妙用，用了“神凝疑夜禅，体适剧卯酒”两句，意思是坐睡太美妙了，比喝卯酒都爽。可见对他来说，喝卯酒是一种让人神往的美妙的事。秦观在雷州半岛，和老师苏轼有一次相会，秦观作《江城子·南来飞燕北归鸿》记录这件事，也谈到了喝酒。“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秦观用酒招待老师，如果老师不喝酒，秦观应该不会这么殷切相劝，这也证明苏轼应该又微醺了一次。看来戒酒从来不是件易事。人们都处在一个多维世界里，除了眼前有一个现实世界外，还有一个可解愁的梦中世界。如果再多一个“醉乡”，让人徜徉其中，如庄子恃大瓠以浮江海，超越世间悲欢，在另一世界逍遥优游，无疑会拓展、增加生命的厚度和色泽。

张春生

2023-10-24
三地踏访“三绝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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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柳侯祠《荔子碑》“祖本”静静嵌座在中殿。四川眉山三苏祠《荔子碑》伫立在碑亭入口处。湖南永州柳子庙《荔子碑》分刻四石立于庙墙。东坡书法、韩愈诗文、柳宗元事迹，一方碑刻聚集了“唐宋八大家”中三位文坛宗师，被人们誉为“三绝碑”。戊戌之春，记者辗转四川眉山、广西柳州、湖南永州——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眉山三苏祠有座碑亭，珍藏着历代碑刻共计150多通，有88通是苏东坡手迹刻石。《罗池庙诗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表忠观碑》是苏东坡著名的楷书四大名碑，其中《罗池庙诗碑》被人推为苏东坡书法碑中第一。《罗池庙诗碑》就是为后世称颂的“三绝碑”。碑文云：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汩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莫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此乃苏东坡书韩愈之文，内容为歌颂柳宗元事迹。韩文、苏书、柳事，“唐宋散文八大家”，这通碑就占了三家，后人谓之“三绝碑”。因其句首云“荔子丹兮蕉黄”，故亦称《荔子碑》。东坡书《荔子碑》之时，已经是晚年最后的闲暇时光。心境自然，敦厚空朗。通观此碑，行笔刚健，用墨浓重，结体疏密相间，体现出内美外拙、凝重雄强的风貌。苏东坡开创了宋代尚意书风，被誉为“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荔子碑》堪称东坡书法造诣的代表之作，宋人朱熹有“奇伟雄健”之赞，明代王世贞评为东坡“书中第一碑”。眉山三苏祠里存藏着两通《荔子碑》。一通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眉州知州金一凤主持所刻。碑末有题识云：“此苏长公所书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金一凤谨勒于石。”金一凤是位博雅君子，每莅官一地，莫不访求前贤踪迹、修葺名物，方有“三绝碑”回到东坡故里之幸。然历经二百年风雨侵蚀，“旧刻磨灭殆尽”。1916年，眉山人又有重刻“柳州碑”之举，主事者为郭庆琮，据“友人张幼泉所藏宋拓本双钩勒石”。细加观摹，此碑以宋代拓本翻刻，形神兼得原碑之韵致。“原碑”在何处？眉山人称《荔子碑》为“柳州碑”，这表明了它的祖本源出。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三绝碑”的发源之地——柳州。唐长庆二年（822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刺史任上后三年，柳州人民于罗池旁建立庙宇（时称罗池庙即今柳侯祠）以缅怀柳子在当地的政绩。次年春，韩愈于京师长安闻讯，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一文以悼念亡友柳宗元，碑文附作《迎享送神诗》。这首诗仿《楚辞·九歌》体而成，配以乐曲以为柳州人士祭祀时迎神送神（柳子）歌之。时中书舍人史馆编修沈传师书碑刻于罗池庙中，两百多年后，碑刻损毁。适逢苏东坡晚年贬官至岭南，渡海北归闲居广西合浦时，应柳人请求而书写了该碑的赞词部分（即《荔子碑》文）。苏东坡逝世后二年即崇宁二年（1103年），北宋爆发了元祐党祸，殃及苏东坡，有关苏东坡的文物遭浩劫。苏东坡《荔子碑》手迹，劫后余生。几经保护辗转，在东坡去世100多年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重阳，苏东坡真迹刻石《荔子碑》首次立于柳州罗池庙，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然而传至明代曾不幸折断为三，散离委弃，之后又寻得，复合一体，实为一传奇。无独有偶，与眉山三苏祠一样，柳州柳侯祠也有两通“三绝碑”。南宋所刻原件《荔子碑》嵌座在中殿最为引人注目处。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行16字。此碑为柳侯祠的镇祠之宝，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其刻石技艺刀法恣肆狂放、深浅奇正、随笔赋形，与苏东坡雄奇、深厚的书法相得益彰。左侧碑廊为仿宋的清代复制品，亦能窥见“三绝”神采。东坡法书因为刻成《荔子碑》而从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胫而走，名传遐迩。历代过往柳州的文人墨客莫不一睹为快。《荔子碑》也因此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旅程，这是中国碑帖传刻中的一件文化韵事。“三绝”美谈传到柳宗元曾任十年司马的湖南永州更引“充羡”，当地曾三度重刻“三绝碑”。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永州司理刘可勤见读碑文，敬慕柳子其人其文，遂令人摹刻于永州柳子祠（即今柳子庙）中。自此，永州人士祭祀柳宗元也有诗文可读唱了。清顺治年间，柳子庙经历兵火，变成废墟，“三绝碑”也荡然无存。时任永州知府魏绍芳等人捐俸重修庙宇，并且按照原碑拓本，重新刻石，使“三绝碑”重获新生。到了清同治年间，经过两百年风雨溶蚀，“三绝碑”已经面目不清。同治六年（1867年），永州知府廷桂“新得柳州拓本”，让人重刻三绝碑。为避免新碑再受风雨剥蚀，廷桂创意将碑文分刻为四块，镶嵌庙宇的西墙边。为了说明重刻“三绝碑”的原委，廷桂亲自作跋，刻于《荔子碑》正文之后。此重刻碑现存于柳子庙正殿后西壁之上，为湖南省级重点保护文物。“荔子丹兮蕉黄”。拨开历史烟云，我们分明能看到那三个高大的身影，听到“三绝碑”背后那首长歌，悠悠一曲，荡气回肠！荔枝红了香蕉黄了。今天，泱泱华夏洋溢文化自信，葆有化育万物的文化厚土，传承创新，代代弘扬！

2018-03-18
《清平乐》：撩开“仁宗盛治”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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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7日，由正午阳光出品的IP大剧《清平乐》（原名《孤城闭》）台网同步播出，精良的制作团队与实力派演出阵容共同书写大宋盛世，使该剧未播先火。相比于原著小说以仁宗长女福康公主内侍梁怀吉的视角展开，展现前朝与后宫的风云变幻，该剧则以宋仁宗的一生为线索，讲述了他勤政爱民、开创繁荣盛景的治世故事，以及面对个人情感时的抉择和无奈。与此同时，名臣高士、国朝大势、典章体制、法度人情等多番看点交迭上演，勾勒出一幅波澜起伏的时代画卷。宋仁宗赵祯，宋朝第四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第六子。于乾兴元年（1022年）即位，时年13岁。明道二年（1033年）亲政，庆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人开展“庆历新政”，嘉祐八年（1063年）去世，享年54岁。赵祯在位期间，北宋经济、科技、文化繁盛，被史家誉为“仁宗盛治”。作为出品过《琅琊榜》《欢乐颂》等热剧的明星团队，正午阳光依旧延续了其严苛的制作规范。剧中曹皇后、张贵妃、福康公主等人物均有史可考，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名臣良相集结出现，使作品叙事更具宏大的历史感。精致考究的置景，精美的人物造型，一丝不苟的道具细节等，无不让人赏心悦目。一时间引发剧粉热议，对称构图、文物考古成了话题焦点。此外，片头制作也别具古韵，仿佛一卷铺展开来的《清明上河图》，配以文白相杂的温暖吟唱，展现出一幕幕生动古朴的宋代市井风貌，使观众闻声入景，见景入情，从而获得了沉浸式观剧体验。由此可见，该剧在渲染时代氛围和铺陈叙事背景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反观近年来播出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大明风华》等剧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就作品题材而言，聚焦于宋代历史的少之又少，容易想到的大概只有经典的《水浒传》和此前热播的《鹤唳华亭》。相比于遍地开花的清宫剧、唐朝戏，观众对宋代相对陌生。谈到该剧中的核心人物宋仁宗，可能很多观众就更不熟悉了，因为人们从小耳熟能详的不过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作为宋代在位时间最长、开创盛世之景的宋仁宗，其在历史及后世的注脚中可以说是存在感极低的。其被人所知的，或许他只是“狸猫换太子”这一经典戏说中的可怜皇帝。《清平乐》开篇就推出了“仁宗寻母”这一桥段，随后将仁宗与太后刘娥的母子恩怨和权力纷争娓娓道来，由此提升了戏剧张力和人物贴近性。在《清平乐》已经播出的剧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宋仁宗的为政以仁、广开言路以及隐忍沉着的明君风范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了解到因自己的无心之言而致梁家家破人亡而深感自责，彰显出他的爱民之心；听闻生母病危，面对万国来朝的大朝会，他眼含热泪却不失帝王风范；面对酷夏久旱，他诚心减食求雨，以担帝王之责。正是这样一位仁慈勤勉的封建君王，使北宋在仁宗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了高度繁荣。剧中，实力派演员喻恩泰饰演一代名相和文学家晏殊，其精湛的演技和与生俱来的文人气韵，将睿智通达的宋代士大夫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不改稼穑之能的一代名臣范仲淹、直言进谏的韩琦以及意气风发的欧阳修等人，在剧中纷纷登台，不仅丰富了剧情，也还原了与其相对应的历史场景。通过剧中主要人物形象演绎的故事，观众得以穿过岁月出尘埃，一窥宋代那段繁盛时期的粗略模样。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据统计，史称“唐宋八大家”的八位文豪中，有六位出现在宋仁宗一朝，分别为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唐诗宋词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高峰，执豪放词之牛耳的苏轼，以及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柳永，都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泰斗。宋代崇文尚武，学术思想也是百家争鸣，形成了关学、濂学、朔学、洛学、蜀学、新学、像数学等诸多流派，而著名的“北宋五子”，即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均为活跃于仁宗时代的大学者。此外，仁宗时期还出现了诸多名臣良相，剧中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皆是仁宗朝辅佐皇帝施政的中坚力量。另外，王安石、邓绾等新党中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苏辙等旧党中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崭露头角的。在中国自秦至清的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虽强敌环伺，疆域面积远逊于秦汉大一统时期，但是宋代的经济和科学却相当发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出现在仁宗时代，即《武经总要》中陈列的火药配方、《梦溪笔谈》中记载的活字印刷技术以及指南针。据记载，世界最早的自动天文钟“水运仪象台”以及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也诞生于这个时代。如此看来，仁宗时代的“软实力”的确令人赞叹，人文、科技、金融无不繁盛。难怪苏轼曾如此评价：“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这样一个文人巨擘光耀千秋的时代，怎能不令人心生感慨。（作者简介：任晓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博士生。）

2020-05-14
东坡故里竹韵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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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距成都西南大约八十公里，在千古祥云辐照的峨眉山影映中，岷江与青衣江环抱之处，便是眉山，古称眉州。蟆颐山的小山丘下，广袤的平原上，竹林点缀处处。一江五河沿岸的竹长廊，东西两山的竹海郁郁葱葱，村社人家，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成笼竹林卫护，真是“山上清泉山下流，村村竹树自扶疏”。人类对于竹的编织利用，历史久远。据《蚕丛氏的故乡》记载，早在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眉州的先民便开始用竹编簸箕养蚕、编竹器用于生活。唐文宗太和年间，当地人张武率领老百姓编竹篓装上石块，采用竹络拦河筑堰，修堤护岸治理岷江水患，并修建青神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工程——鸿化堰，距今千年仍在灌溉农田。清代光绪年间，眉州竹编“宫扇”被列为朝廷贡品；抗战时期，在捐助川军出川抗战的细竹丝斗笠和扇子上，眉山人编织出了“驱逐日寇”“抗战到底”“救亡图存”“还我河山”的字样，赠与抗日将士遮风挡雨……眉州人的生活早已与竹紧密相连，竹文化在眉州留下了深深烙印。市中心城区的古纱縠行街上，“三苏故里”赫然醒目。自大门进入，一道漆有绿油的影壁之后，是一栋中型有庭院的房子，墙外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东坡故里，竹韵生香。据说到眉州定要到“三苏祠”看竹，否则就是白来一趟。竹被中国人赋予特有的君子品格，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竹泼洒笔墨颇多。苏东坡在为文同所作的《墨君堂记》中，详细地描述了竹的美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得志，遂茂而不骄，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群居不倚，独立不惧。”东坡有感于竹之魅力，创作无数经典诗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尽显竹的清雅脱俗。“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彰显竹的恬淡快意。“今日南风来，吹乱庭前竹。低昂中音会，甲刃纷相触。萧然风雪意，可折不可辱”，诠释竹的刚毅坚贞……苏东坡一生写竹爱竹居于竹，和竹子结下了不解之缘，笔下与“竹”有关的诗词多达50多首，不仅写透了竹的气韵风骨，也写尽了他一生的浮沉变化。二苏东坡是一座奇崛的文化高峰，千百年来，有许多人热爱这位大文豪。一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成就卓绝，二则是由于他正直而豁达的人格魅力。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精神的骨干，风格文章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与其说是看竹，其实是想更多地了解东坡的传奇人生。站在“三苏祠”前，品读一方文竹前“守其初心”的石刻，更让人不禁联想起许多故事。“守其初心”出自苏轼的《杭州召还乞郡状》，原文是“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当时苏轼仕途受挫，但他不阿谀奉承，表明自己的政治操守，表示要守住自己的初心，始终不变。的确如此，东坡从小“奋厉有当世志”，十岁时就立志要做范滂那样“刚正不阿，忠直敢言”的人，始终不改初衷，坚持自己刚正不阿的人格，将美德节操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宋代的眉州，文化底蕴深厚、文教兴盛，苏东坡正是根植于眉州这片文蕴深厚的诗书沃土。当时的西蜀眉州是著名的诗书之乡，这里民风淳朴，男女老幼皆好学习，都要读书用礼。眉州城里有一处“孙氏书楼”闻名天下，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创建人是眉州读书人、藏书家孙长儒。北宋印刷术发达，眉州因为诗书之风很盛，成了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之乡（杭州、建阳和眉州）之一。苏家的书房中称得上是经史子集，卷帙浩繁，可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世代书香门第，家中藏书甚丰，东坡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有书为伴，与竹为邻，这是读书之人的修贤乐趣，无疑成为东坡成长的重要基石。“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这一佳联出自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述说其父苏洵闭门读书，与史经臣、任师中交往的事。关于这幅对联后世还演绎出一段趣事。一年春节，明代主持撰修《永乐大典》的解缙，将这一对联改造成一副新联贴在了门上：“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对门的员外看了，很不高兴，心想，只有我家才配贴这副对联，就命人把竹子砍了。没想到解缙大笔一挥改成“门对千竿竹短，家藏万卷书长。”员外非常恼火，将竹子连根挖出，不料解缙又改为“门对千竿竹短无，家藏万卷书长有。”解缙的机智，让员外无可奈何。三外表看来东坡诙谐风趣，他的内在精神生命却坚不可摧。苏东坡起伏跌宕的一生，让人倍感敬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清代李育的《东坡笠屐图》纸本，设色写意。画中苏东坡身形魁梧，头戴竹笠，脚着木屐，衣裾帽带，趋步向前，传神生动，意趣盎然。画家在粗笔放纵的白描写意人物技法上，以轻快灵动的笔触描绘出东坡出游的闲适姿态。作品上方款识：苏东坡闲时，每出游郊外，凡一丘一壑，寓诸目即寄以情。故在地自有佳境。尝于乡村人家午餐，值天雨，未携舆从，于时批青蓑盖篛笠，城市中群就望之，觉别饶风致。“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一生经历了很多风波，大半辈子都在贬谪中度过，但都以宽广的胸怀坦然处之。不论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他都不忘为官之本，总能以饱含深情的双眼去观照身边的人和物。因此，不管是自然的风雨还是人生的风雨，他都能把“失意”活成“诗意”，始终坚定清正廉洁的为政操守，躬身践行“非义不取”的人生诺言。苏东坡40年的从政生涯中，担任8州太守，就任吏部兵部礼部3部尚书，先后被贬4州，曾担任翰林学士。然而，无论得意失意，无论荒野庙堂，他都仁心爱民。初仕凤翔，改革衙前役，减轻民众所受衙差奴役之苦；在密州灭蝗虫救灾，救活数千人；在徐州抗洪守城，硬将洪水挡在城外；在颍州阻止挖掘八丈沟，避免劳民伤财、有害无益的面子工程；在杭州疏浚两河，整治六井，全面治理西湖，修筑苏堤……“四十年，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凡所到之处，百姓无不爱戴感念，世代相继。”东坡一生种竹、爱竹、咏竹，也画竹，他创导出了新的文人画，使中国艺术增加了独特的优点。苏东坡崇尚体现人品节操的君子画，同他本人的人品、才识和性情分不开。《潇湘竹石图》是东坡十分著名的水墨作品，画与君子关联，竹中空外直，有节耐寒，最适合比喻君子的正直、谦虚和气节。两幅墨竹上那乌黑的宝墨之光，体现出高洁的寓意。“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苏东坡的画竹名句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只有认真观察自然，观察生活，发现自然和生活中的美，才能在画作中贯入自己的精神。东坡的文人画被其本人称为“士人画”，认为“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在古代，士人同文人是有区别的。士要通六艺，士大夫要有修齐治平的信念和担当，礼义廉耻的操守。正如东坡在“高逸人品”和“不可荣辱”方面，一生志存高远，心系家国，而且进退不改其志，荣辱不易初心。道德、文章、人格魅力冠绝时辈，人以“坡仙”称之。常以虚竹感怀，常以节制克己，努力在点滴中培养竹之情怀，追求竹之境界，呈现竹之风雅。东坡的浩然正气，犹如天地间一株奇竹，铮铮铁骨如青竹般劲挺。东坡的名字不只是一个记忆，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与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传世不朽的。

●汪曦永陈薇

2022-12-27
从苏轼诗作看他的徐州足迹（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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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出任徐州知州，他率民抗洪、寻找煤炭、兴建黄楼、为民祈雨，展示了一州之长出类拔萃的工作才能，他还走访了许多名胜古迹，以真挚情怀谱写了最美诗章，给古彭徐州留下了一笔宝贵文化遗产。上周，本报彭城故事刊发了《从苏轼诗作看他的徐州足迹》（上），今天，我们继续从苏轼的诗作，看看苏轼当年都去过徐州哪些地方。尔家川铜山区三堡村在清代之前曾叫尔家庄，明正统本《彭城志》记载：“九里沟铺去城西南九里，陡沟铺去城西南二十里，尔家铺去城西南三十里，孤栗树铺去城西南四十里，右四铺每设司兵八人，通萧县及宿州界。”这四个古老的村庄在清康熙年间已改名为十里铺村、二堡村、三堡村、四堡村，这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由于尔家庄这里山清水秀，土地广袤，因此被苏轼称为“尔家川”，《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粳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异时亩一金，近欲为逃户。逝将解簪绂，卖剑买牛具。”尔家川位于石佛山（云龙山）南，这里有古道穿越，交通十分便利，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所以苏轼发誓哪怕脱去官服也要在此隐居，苏辙在《和子瞻自徐移湖将过宋都途中见寄五首》中补充说：“欲买尔家田，归种三顷稻。因营山前宅，遂作泗滨老。”泗滨指的是泗水之滨，当然指的是泗水旁边的徐州大地，苏轼想在尔家川购买300亩土地，做一个快乐的徐州老人终其一生。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处青山绿水，山水虽无言却可以安放心灵，苏轼用“佳处未易识,当有来者知”赞美这里的田园风光。然而，在个人利益与家国利益的抉择上，苏轼始终坚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用近乎执着的一生努力诠释着生命的价值，真正做到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一纸调令下来，他又离开徐州去了湖州。楚王山楚王山位于徐州城西二十里，史料记载楚元王刘交葬于山之北麓，山因此得名。山上有千佛寺、古槐、明代舍利塔等古迹十余处。苏轼曾来楚王山出猎，《与杨元素二首》：“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猎至其下。”徐门石潭徐门石潭位于淮海宗申产业园北侧的老龙潭山上，潭在山峰西南向阳一面。如欲寻访，可导航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蟠桃五村41号楼，楼南有条乡间小道可达。雾猪泉杀鹅祷雪之后，徐州的旱情依然没有大面积缓解，到了第二年春天旱情越发严重，苏轼听说城东二十里的地方有一口神泉，泉水和泗水相通，泗水的鱼儿常常逆流而上跑到这里跳龙门，于是苏轼找来一个白色虎头前来祈雨，传说“龙虎斗”可以把龙激怒，激怒的水龙就会雷雨大作。苏轼在这里朗诵了《徐州祈雨青词》，“水未落而旱已成，冬无雪而春不雨，烟尘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麦已过期，获不偿种；禾未入土，忧及明年……”没几天大雨普降，滋润了大地，也滋润了每一个人的心，百姓皆大欢喜。万物复苏，草木摇翠,庄稼长势喜人。孟夏时节苏轼又来石潭谢雨，回来的路上写下《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五首》，其中第三首弹奏了一曲少女缫丝的优美旋律，姑娘们一边劳作，一边细声笑语，“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桓山桓山，位于铜山区茅村镇境内，北望茅村镇，南傍大运河，相传春秋时期宋国大司马桓魋葬于此，故名桓山。桓山同镇江金山、无锡惠山、苏州虎丘一样名闻天下，都是京杭大运河沿途的山水名胜，这些山峰虽然低矮，文化底蕴都非常深厚，引得历代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吟诗作赋，感慨人生。1078年，苏轼携好友前来凭吊，鼓琴而歌，仰天而思，写下《游桓山记》，“弹琴石室中，幽响清磔磔。吊彼泉下人，野火失枯腊。”吕梁吕梁位于徐州城东五十里，因有吕梁洪而闻名于世。《庄子》《列子》记载的“孔子观于吕梁”位于山西吕梁还是彭城吕梁？晋代张湛注曰：“在今彭城郡”；苏轼《答吕梁仲屯田》诗云：“官居独在悬水村”，自注：“庄子吕梁悬水三十仞，故今言吕梁为悬水村也”，有张湛和苏轼的考证，孔子观水于彭城吕梁最终成为定论。苏轼多次经过吕梁，还把吕梁街景写入诗中，“乱山合沓围彭门，官居独在悬水村。居民萧条杂麋鹿，小市冷落无鸡豚。”宋代泗水和黄河带来的泥沙基本把河道落差填平，阻水石梁成了徐州往东排泄雨水的一个瓶颈。1077年7月黄河决口，到了10月大水依然没有退去，苏轼发现了问题所在，写诗告诉仲屯田来年一定要花大力气把这道天然石梁凿平，让水下得更快一些，“明年劳苦应更甚，我当畚锸先黥髡。付君万指伐顽石，千锤雷动苍山根。”面对自然，苏轼下定决心，哪怕自己像犯人一样理去头发，脸上刻字，也要带头冲锋在前，发挥先锋带头作用把悬在徐州百姓头顶的安全隐患彻底铲除。荆山荆山位于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荆山村东侧，山下现存清代荆山桥牌坊一座和引桥288米，这里曾是明清时期官道经过的地方。宋代，荆山口还没有开凿，大运河也不从这里经过，西来的泗水遇到荆山后往南而流，在徐州城东北和汴水交汇，东来的泉河遇到荆山后积水成渊，在荆山东侧形成屯头湖。1078年，荆山附近暴雨成灾，苏轼与同僚吴正字、王户曹一起来到荆山视察灾情，看到大片土地被淹，苏轼就想起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建议开凿“褒斜道”的典故，假如开凿一条田间水道就可以把荆山东西的两条河流连贯起来，积水就会自然而然消退，苏轼《有言郡东北荆山下》：“侧手区区岂易遮，奔流一瞬卷千家。共疑智伯初围赵，犹有张汤欲漕斜。已坐迂疏来此地，分将劳苦送生涯。使君下策真堪笑，隐隐惊雷响踏车。”虽然苏轼的想法不太现实，但却体现了苏轼心系百姓为民解忧的品质，即便遭到嘲笑也在所不惜。利国利国位于徐州城北70里，一直是徐州的北大门，其丰富的矿产资源、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令这座古镇名扬天下。利国地名由来悠久，由狄丘改名为利国已经一千余年，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以徐州彭城县狄丘治务升为监。”苏轼知徐州的时候非常担心利国的治安状况，在《徐州上皇帝书》中讲:“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常为盗贼所窥,而兵卫寡弱,有同儿戏。”苏轼北去滕县必经利国，所以他对这儿的情况也了如指掌。利国百姓没有忘记这位老知州的关怀，镇内有东坡大道、苏轼小学、苏轼主题文化公园等文化工程建设，既丰富历史底蕴，又提升了古镇的文化品位。于克南文/图

2022-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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