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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家中藏雷琴制琴之材出雅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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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苏”的历史碑刻，目前已移至中国藏茶村予以集中保护（资料图片）雅州知州雷简夫举荐“三苏”的故事广为流传，鲜少有人知道的是，苏轼家里珍藏着一张由雅州灵开山优质桐木所制作的唐代古琴——雷琴。灵开山在哪里？随着时光的流逝，关于灵开山的具体位置，暂无相关线索，但有史料证明，雅州历史上确实有灵开山，而这座山上的确出产制作古琴的优质桐木。苏轼多篇文章写雷琴雷琴是中国古代最名贵的琴，向来被人称为“至宝”，相传由唐代著名琴工雷威制作，故名。苏轼念念不忘家里的这张古琴，曾先后在几篇文章中写过这张雷琴。其《东坡题跋》卷之六《杂书琴事十首赠陈季常》中，《家藏雷琴》一文记载：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开材。”其下池铭云：“雷家记，八日合。”不晓其“八日合”为何等语也？其岳（乐器部件名，指用以架弦的横木）不容指，而弦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独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回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古琴有龙池和凤沼，分别位于古琴底板的中部和尾部，各有一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或圆形的洞孔，尾部小的称为风沼，即苏轼文所说的下池，中部大的则称为龙池，即苏轼文所说的上池。苏轼家收藏的这张琴的上、下池中都有铭文，苏轼说他不知下池铭文“雷家记，八日合”中的“八日合”是什么意思。苏轼在另外一部书《东坡志林》中也有一段文字讲过这张雷琴，在那段文字中他仍然称“不晓‘八日合’为何等语也”，用语与《家藏雷琴》几乎一模一样，只少了一个“其”字。苏轼的疑惑具体是指什么？是不明白“八日”的意思，还是不明白“合”的意思，抑或是二者都不明白？笔者推测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这个“八日”是说的制作的日期是初八日，还是说的制作此琴一共花去了八天？如果是指制作的时间，即指初八这一天，那是哪个月的初八呢？制琴者显然不会记录一个并不确定的时间。如果是指制作所花的总时间，这又不合于铭文落款的惯例，落款一般只会涉及制作者姓名及其制作的地点、完工的具体时间等，不会涉及其他。这可能就是苏轼的困惑所在。揭秘“八日合”之意关于“八日”的理解，其实早在苏轼生活的时代就有人作了解答。比苏轼小四十岁的何薳在其《杂书琴事》中曾有解说。只是因为何薳的名气相对较小，其《春渚纪闻》一书也传布不广，他的解说很少有人知道而已，时至今天知道的人就更少了。何薳在《春渚纪闻》卷八中记载：东坡先生《杂书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语，不晓其何谓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后人思之耳。盖古“雷”字从四“田”，四“田”拆之，是为八“日”也。何薳的解说颇有道理，原来，雷氏写铭文时用了拆字法。古“雷”字由四个“田”字构成，拆开来就是八个“日”字。“八日合”就是“雷合”，即雷氏制作。这样解说，合情合理。何薳认为苏轼不是真有疑惑，而是为了引起后人的思考而假装疑惑。但笔者认为，苏轼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雷”字从四“田”，毕竟是一个很古的写法，苏轼真不一定知道。《家藏雷琴》是《杂书琴事十首》中的第一首，是赠给一个叫陈季常的朋友的，陈季常即陈慥，季常是他的字。他其实也是一个博通古今、好声懂乐的人，是苏轼被贬黄州时很谈得来的少有的几个博学知己，苏轼向一个懂乐器的知己陈述自己的疑惑，也在情理之中。何况，苏轼要借此引起后人思考什么？是要后人知道古琴工的什么良苦用心？还是要标榜这张雷琴是真古董？从《家藏雷琴》中似乎看不出有这方面的动机，自然就没有本懂装惑的必要。笔者以为，何薳这样说可能也并非他的本意，这可能只是他的一种自谦，或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罢了。何薳是宋代的文学家，也是苏轼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他的史学笔记集《春渚纪闻》的第六集为《东坡事实》，所引诗文收集的多是苏轼诗文集中所没有的。从上引文中的“先生”的称呼看，何薳对苏轼是十分尊崇的。学生多是不愿揭先生之短的，先生有“短”，为生者常常会找各种理由为先生遮掩，这是古之人伦。至于“合”字的理解，其实“合”字有“制作”的意思，常常用于由几个部件合成的物体的制作。如“合甲”就是用两重犀或兕之皮相合而制成的坚固铠甲。古琴的主体部分由底板和面板两块相扣而成，故制作古琴也常常被称作“合”。而铭文中的“雷家记”，即雷家的作品，“记”是某某商号、某某厂家的符号、标志、记号、印记、标记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标明商业字号的方式，也就是商号的名字，相当于今天的“注册商标”。雷琴材料出自雅州对于雷琴制作者雷威的籍贯，史书上只记载他是“西蜀”人。唐宋时所说的“西蜀”一般是指“西川”，“西川”是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简称，是唐代的一个行政区划名，其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成都平原及其以西、以北和雅砻江以东的地区。这个范围很大，雅州自然也在其中。雷威的籍贯虽然史书记载不够具体，但苏轼家藏的这张古琴所用的木材产自雅州却是有明确记载的，雷琴用的是雅州的“灵开材”。所谓“灵开材”即雅州灵开山的木材。虽然灵开山的具体位置现无法考证，但有史料证明雅州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座山，这座山的确出产制作古琴的优质桐木。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卷九记载：“裴说，宽之侄孙。佐西川韦皋幕，善鼓琴，时称妙绝。灵开山有美桐，取而制以新样，遂谓之灵开琴。”韦皋是唐代仅次于郭子仪的名将，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雅州就在其管辖范围内。而明清之际方以智的《通雅》卷三十则明言灵开山就在雅州，“灵开渠，雅州之灵开山材也”，灵开渠即灵开琴。这两则史料或间接或直接地证明了苏轼那张雷琴铭文中的“雅州灵开材”说法的可信。苏轼是四川眉州眉山人，眉州毗邻雅州，今天走高速，从雨城区出发到苏轼故居三苏祠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制作于雅州的雷琴流传到眉州是很正常的。更何况，有史料证明，苏洵曾携子苏轼、苏辙到访过雅州。南宋时曾在雅州为官的邵博在其《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这里说的“为雅州”就是担任雅州知州，而该书所收的雷简夫的《上韩忠献书》中记载，雷简夫“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这个郡就是指雅州。两人在雅州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雷简夫对苏洵的文章赞不绝口。后来，雷简夫先后给时任益州太守张方平、当朝宰相韩琦、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信，极力举荐，“三苏”父子从此名声大振。雅州人为了纪念雷简夫力荐“三苏”这段佳话，先后在今雅安老城建有多个建筑。宋代祝穆《方舆胜览》记载：“双凤堂，在设厅后，为三苏设。至和中，老泉携二子谒太守雷简夫，雷以书荐于张文定公及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其后太守樊汝霖作堂以表其事。”清嘉靖版《四川总志》记载：“苏公井，宋苏洵携二子谒雷简夫时，厅右泉出，味甘美，因名。四经楼，州治内，有苏轼、苏辙墨迹。贤范堂，绘宋雷简夫三苏像，壁间刻简夫荐三苏书。”雅安自古出产良木，是历朝历代贡木的主要产地，出产制琴良桐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周德富/文关于“三苏”的历史碑刻，目前已移至中国藏茶村予以集中保护（资料图片）雅州知州雷简夫举荐“三苏”的故事广为流传，鲜少有人知道的是，苏轼家里珍藏着一张由雅州灵开山优质桐木所制作的唐代古琴——雷琴。灵开山在哪里？随着时光的流逝，关于灵开山的具体位置，暂无相关线索，但有史料证明，雅州历史上确实有灵开山，而这座山上的确出产制作古琴的优质桐木。苏轼多篇文章写雷琴雷琴是中国古代最名贵的琴，向来被人称为“至宝”，相传由唐代著名琴工雷威制作，故名。苏轼念念不忘家里的这张古琴，曾先后在几篇文章中写过这张雷琴。其《东坡题跋》卷之六《杂书琴事十首赠陈季常》中，《家藏雷琴》一文记载：余家有琴，其面皆作蛇蚹纹，其上池铭云：“开元十年造，雅州灵开材。”其下池铭云：“雷家记，八日合。”不晓其“八日合”为何等语也？其岳（乐器部件名，指用以架弦的横木）不容指，而弦不收，此最琴之妙，而雷琴独然。求其法不可得，乃破其所藏雷琴求之。琴声出于两池间，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回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古琴有龙池和凤沼，分别位于古琴底板的中部和尾部，各有一个大小不一的长方形或圆形的洞孔，尾部小的称为风沼，即苏轼文所说的下池，中部大的则称为龙池，即苏轼文所说的上池。苏轼家收藏的这张琴的上、下池中都有铭文，苏轼说他不知下池铭文“雷家记，八日合”中的“八日合”是什么意思。苏轼在另外一部书《东坡志林》中也有一段文字讲过这张雷琴，在那段文字中他仍然称“不晓‘八日合’为何等语也”，用语与《家藏雷琴》几乎一模一样，只少了一个“其”字。苏轼的疑惑具体是指什么？是不明白“八日”的意思，还是不明白“合”的意思，抑或是二者都不明白？笔者推测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这个“八日”是说的制作的日期是初八日，还是说的制作此琴一共花去了八天？如果是指制作的时间，即指初八这一天，那是哪个月的初八呢？制琴者显然不会记录一个并不确定的时间。如果是指制作所花的总时间，这又不合于铭文落款的惯例，落款一般只会涉及制作者姓名及其制作的地点、完工的具体时间等，不会涉及其他。这可能就是苏轼的困惑所在。揭秘“八日合”之意关于“八日”的理解，其实早在苏轼生活的时代就有人作了解答。比苏轼小四十岁的何薳在其《杂书琴事》中曾有解说。只是因为何薳的名气相对较小，其《春渚纪闻》一书也传布不广，他的解说很少有人知道而已，时至今天知道的人就更少了。何薳在《春渚纪闻》卷八中记载：东坡先生《杂书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语，不晓其何谓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后人思之耳。盖古“雷”字从四“田”，四“田”拆之，是为八“日”也。何薳的解说颇有道理，原来，雷氏写铭文时用了拆字法。古“雷”字由四个“田”字构成，拆开来就是八个“日”字。“八日合”就是“雷合”，即雷氏制作。这样解说，合情合理。何薳认为苏轼不是真有疑惑，而是为了引起后人的思考而假装疑惑。但笔者认为，苏轼也有可能是真不知道。“雷”字从四“田”，毕竟是一个很古的写法，苏轼真不一定知道。《家藏雷琴》是《杂书琴事十首》中的第一首，是赠给一个叫陈季常的朋友的，陈季常即陈慥，季常是他的字。他其实也是一个博通古今、好声懂乐的人，是苏轼被贬黄州时很谈得来的少有的几个博学知己，苏轼向一个懂乐器的知己陈述自己的疑惑，也在情理之中。何况，苏轼要借此引起后人思考什么？是要后人知道古琴工的什么良苦用心？还是要标榜这张雷琴是真古董？从《家藏雷琴》中似乎看不出有这方面的动机，自然就没有本懂装惑的必要。笔者以为，何薳这样说可能也并非他的本意，这可能只是他的一种自谦，或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罢了。何薳是宋代的文学家，也是苏轼的研究者和崇拜者。他的史学笔记集《春渚纪闻》的第六集为《东坡事实》，所引诗文收集的多是苏轼诗文集中所没有的。从上引文中的“先生”的称呼看，何薳对苏轼是十分尊崇的。学生多是不愿揭先生之短的，先生有“短”，为生者常常会找各种理由为先生遮掩，这是古之人伦。至于“合”字的理解，其实“合”字有“制作”的意思，常常用于由几个部件合成的物体的制作。如“合甲”就是用两重犀或兕之皮相合而制成的坚固铠甲。古琴的主体部分由底板和面板两块相扣而成，故制作古琴也常常被称作“合”。而铭文中的“雷家记”，即雷家的作品，“记”是某某商号、某某厂家的符号、标志、记号、印记、标记的意思。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标明商业字号的方式，也就是商号的名字，相当于今天的“注册商标”。雷琴材料出自雅州对于雷琴制作者雷威的籍贯，史书上只记载他是“西蜀”人。唐宋时所说的“西蜀”一般是指“西川”，“西川”是剑南西川节度使的简称，是唐代的一个行政区划名，其管辖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成都平原及其以西、以北和雅砻江以东的地区。这个范围很大，雅州自然也在其中。雷威的籍贯虽然史书记载不够具体，但苏轼家藏的这张古琴所用的木材产自雅州却是有明确记载的，雷琴用的是雅州的“灵开材”。所谓“灵开材”即雅州灵开山的木材。虽然灵开山的具体位置现无法考证，但有史料证明雅州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座山，这座山的确出产制作古琴的优质桐木。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卷九记载：“裴说，宽之侄孙。佐西川韦皋幕，善鼓琴，时称妙绝。灵开山有美桐，取而制以新样，遂谓之灵开琴。”韦皋是唐代仅次于郭子仪的名将，曾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雅州就在其管辖范围内。而明清之际方以智的《通雅》卷三十则明言灵开山就在雅州，“灵开渠，雅州之灵开山材也”，灵开渠即灵开琴。这两则史料或间接或直接地证明了苏轼那张雷琴铭文中的“雅州灵开材”说法的可信。苏轼是四川眉州眉山人，眉州毗邻雅州，今天走高速，从雨城区出发到苏轼故居三苏祠就一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制作于雅州的雷琴流传到眉州是很正常的。更何况，有史料证明，苏洵曾携子苏轼、苏辙到访过雅州。南宋时曾在雅州为官的邵博在其《邵氏闻见后录》中记载：“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这里说的“为雅州”就是担任雅州知州，而该书所收的雷简夫的《上韩忠献书》中记载，雷简夫“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这个郡就是指雅州。两人在雅州一见如故，相谈甚欢。雷简夫对苏洵的文章赞不绝口。后来，雷简夫先后给时任益州太守张方平、当朝宰相韩琦、文坛领袖欧阳修写信，极力举荐，“三苏”父子从此名声大振。雅州人为了纪念雷简夫力荐“三苏”这段佳话，先后在今雅安老城建有多个建筑。宋代祝穆《方舆胜览》记载：“双凤堂，在设厅后，为三苏设。至和中，老泉携二子谒太守雷简夫，雷以书荐于张文定公及韩魏公、欧阳文忠公。其后太守樊汝霖作堂以表其事。”清嘉靖版《四川总志》记载：“苏公井，宋苏洵携二子谒雷简夫时，厅右泉出，味甘美，因名。四经楼，州治内，有苏轼、苏辙墨迹。贤范堂，绘宋雷简夫三苏像，壁间刻简夫荐三苏书。”雅安自古出产良木，是历朝历代贡木的主要产地，出产制琴良桐自然是在情理之中。周德富/文

2023-11-26
诗文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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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与岳阳并《岳阳楼记》未去岳阳前，八百里洞庭远不及岳阳楼吸引我，盖因北宋文学家范仲淹那篇《岳阳楼》记。宋人写诗文讲究超越写景的狭境，文中写景处全成为文之底色，其主思理之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反是成就了这篇《岳阳楼记》。到岳阳时，适逢岳阳大雪，岸边千堆雪，万里镜面湖，感概也许只有如此壮阔湖景才能生出那般旷达胸襟。而岸边几经再建的人工造物——岳阳楼，反衬得世事沧海，唯自然和诗人的情怀还在，物已非也。岳阳楼初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东吴孙权为了与刘备争夺荆州，派大将鲁肃率军驻守巴丘，鲁肃为了在洞庭湖上操练水军，在洞庭湖边的城头上建造了一座阅军楼，这一阅军楼便是岳阳楼的前身。岳阳楼因为战火自然灾害等原因，先后被重修过30余次。如今的岳阳楼是清代所建，也算是弥足珍贵的古物了。据说范仲淹并未到过岳阳楼，只范仲淹和腾子京两人是好友，滕子京当时被贬为岳州知州，第二年开始重修岳阳楼，修好后请人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写信请好友范仲淹为新的岳阳楼作记。这也正如文章开篇所言：“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看图作文”能有如此磅礴之作，也许“唯范仲淹尔”。据说范仲淹少时居太湖边，太湖与洞庭湖有异曲同工处，才成就如此妙文。估且作为一解。“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没有见过壮阔湖景确是难有如此生动的文字。范仲淹套用时下词语，他大约是岳阳这座城市最有力的推广者。而他的《岳阳楼记》无疑是岳阳楼最成功的推广文案。虽说现代人比起古人识字读书更多了，关键处却显得有点词穷。时下城市或者景点推广的文案略显“简单粗暴”，什么“某地欢迎你”，什么“山美水美人更美”，究竟美在何处，云南人点出彩云之南已算是上乘了。古人的表达含蓄而克制，言之有物却教你神往。实际上，不只范仲淹写了岳阳楼，李白、杜甫、黄庭坚等大诗人也写了岳阳楼，而少有人提及，大约是诗中的情绪所致，以杜甫《登岳阳楼》为例：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尤其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愁苦得令人无法直视。岳阳楼有幸得范仲淹题，也正应了范仲淹的心境，彼时范仲淹贬至邓州任知府，却不坠青云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唯有此，才会生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言。苏轼与杭州并《饮湖上初晴后雨》杭州和西湖的千般好，估计全在苏轼的那首《饮湖上初晴后雨》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这14个字里，有了西湖的杭州怎不是天堂。林语堂对于苏轼的喜爱，甚至用英文写了本《苏东坡传》，书中的东坡居士于国于家于民几乎被描写成“中国好男人”。不可否认的是苏轼是个文艺全才，苏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有“欧文如潮，苏文如海”一说；他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合称“宋四家”；善画竹木怪。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时，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适宜的一段，尽管那时他只官居通判，但杭州人只需要他是个诗人就够了。苏轼是四川眉州人，如今眉州东城酒楼以诗人为名，也不知食客中有几人了解其深意。杭州人几乎忘了苏轼出自眉州，而只觉得他属于杭州，在书中林语堂先生也说，苏轼也认为自己前世是个杭州人。他在诗中写道：“居杭积五年，自忆本杭人。故山归无路，欲卜西湖邻。“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到旧游“。杭州幸有文艺青年苏东坡，在灵秀中添了风雅，平白就有了文艺范儿。林语堂在书中这样写道：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苏东坡一生中两次到杭州，第二次到杭州时，他已人生过半百，这一次他是杭州太守，是杭州的一把手。这一次的苏东坡是政治家，他要造福一方百姓，现在看来也是惠及后世子孙，如今的西湖繁盛，却也是无意应时下最流行的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来到西湖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少有知西湖清理却是功在东坡先生。关于苏东坡作太守治理西湖的版本有多种，其实公认的事实部分是：当时西湖淤积的速度很快，杂草丛生，水面越来越小。太守苏轼组织人手将西湖的淤泥都清理了出去，然后将这些淤泥全部堆积起来修建一座长堤，这便是著名的苏堤。同时，为了防止水草生长过快，再次侵占水域，苏轼派人在一大片区域种上了菱角，以此来抢夺水草的生长空间。同时苏轼还将这些菱角的收入积攒起来，作为西湖清淤的钱，以此实现了良好的循环。如此苏东坡也难怪杭州人要把苏轼归到杭州人堆里去。我去杭州多次，多在假日，每一次自然要去西湖，但每一次游人把你的视线占得满满，难免沮丧。想着要学下东坡居士，无论怎样，都要发现生活的乐趣。于是游人也成为一景，哑然失笑。其实古时的西湖也是热门景点，林先生在《苏东坡传》中写道：杭州是多彩多姿，而西湖又引人入胜。江南的天气，一年四季都引人出外游玩。在春秋两季，全杭州人都在湖滨游玩。甚至冬季下雪的日子，还有寻乐的人乘船到湖上玩赏雪景。尤其是重要的节日，比如三月初三、五月初五、中秋节、重阳节、农历二月十一当地神祇的生日，湖上全是游逛之人，必须前一天预先雇妥游艇。游人无须自带食物，因为一切东西，包括茶杯、茶托、汤勺、筷子，全由游艇供给。还有船夫捕鱼卖与游客放生，这样救生积德，按佛教说，这是在天堂积存财宝。同一条鱼被捕三次，又被放三次，这条鱼说不定就可从阴曹救三条人命了。我也总想着在某个春日，寻个人少的时候，最好是下着小雨，在西湖边散步，或是骑着脚踏车，累了，来一碗东坡肉就更完美了。但西湖的好，怎是我三言两语能及，苏轼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中已经说明白了：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深浅随所得，谁能识其全。

刘静

2019-10-11
徐州快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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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快哉亭。快哉亭，位于江苏省徐州市解放路快哉亭公园内。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徐州节度使李邦直，在唐代徐州刺史薛能所建的阳春亭旧址重建新亭。他是苏轼的朋友，适逢苏轼来徐就任知州，特请苏轼为新亭命名。亭子居于高台，坐北朝南，暑日登临，清风爽怀。苏轼步入亭子，心情舒畅，挥毫作赋：“贤者之乐，快哉此风……”苏轼这篇《快哉此风赋》，就是该亭名称的由来。从此，快哉亭取代了唐代的阳春亭。苏轼在徐州任职期间，常同宾客文友前往避暑消闲，每当清风徐来，不禁连呼“快哉！快哉！”千百年来，快哉亭屡毁屡建。重建的快哉亭坐南朝北，是快哉亭公园内东南角高出地面五米的一座独立院落。沿着二十多级台阶攀登进入枣红色的大门，跨入快哉亭幽静的小院，亭楼主体建筑坐落正中，古式敞廊环绕相连，显得层次分明。院内的配房、花坛、太湖石河各色花木，交错别致。院门外台阶下的石板路、小桥，直通对面仿古建筑逍遥堂。小桥东西荷花池中，凉亭、水榭、曲桥相通。苏轼遗址纪念处之一的快哉亭重新焕发光彩后，已成了徐州著名旅游胜迹之一。（本报记者余毅综合《中国文化报》《中国新闻网》《徐州日报》报道）

2020-01-11
苏轼患何病终老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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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引】今年8月24日，是北宋大文豪苏轼仙逝常州910周年。苏轼究竟患何病？又是怎样去世的？长期以来，缺乏详细的说明。河南省郏县的苏东坡研究者刘继增的文章，或可为读者解惑。本报现摘载如下——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病逝于常州，次年闰六月二十五日葬于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即今河南省郏县茨芭乡苏坟村。苏轼葬郏，其弟苏辙再祭亡兄端明并泣告亲朋，其兄苏轼因“瘴暑相寻，医不能痊”而离开人世。由瘴气、瘴毒引发的瘴疾，是战国至有宋一代岭南地区特有的地方病。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在两宋文献中多有记载，是公认的瘴病的高发区。遇赦北归，逝于常州元符三年，苏轼终于结束岭南的7年贬谪生涯，遇赦北归。北归途中，五月底六月初，舟停仪真（今江苏仪征），此时，正值伏天，天气酷热，苏轼“食则胀，不食则羸甚……”又加“饮冷过度，夜暴下，且复疲甚”，于是苏轼只得搬进仪真东园。好友米芾冒热亲至东园送上中药麦门冬，苏轼亲自煎服，精神好转，病体渐康，并兴奋写下一首七绝记其事：“清风明月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麦门冬，知是东坡手自煎（《苏轼诗集》卷45）。”六月十一日，苏轼病情稍有起色，又乘舟东行，十二日过润州（今镇江）后，“昏不知人者累日”。到常州后，“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苏轼佚文汇编》卷一《乞致仕状》）。”到七月十五日，苏轼判断自己是“积年瘴毒”致“热毒转甚”。“热毒”是苏轼常患之病，其病症为赤目、痔疮、浑身乏力、早衰。苏轼此时的热毒病症是高烧、出血。他在致好友钱济明尺牍中说：“夜发热不可言……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余药皆罢。”二十八日，苏轼告别人世。苏轼所患之病，自述“仪真得暑毒”，至常州又“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而在上皇帝《乞致仕状》则谓“瘴毒大作”，这与北宋时人们对“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的认知有关。故苏辙有其兄“瘴暑相寻，医不能痊”之说。苏轼死于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南方凡病皆为瘴”，医学和医史学家在系统梳理文献中关于瘴气和瘴病的记载后认为，瘴毒、瘴疾是多种疾病的统称，大致包括：热带病、地方病、人体寄生虫病、水源污染、大气污染所致疾病等一组复杂病症的统称，诸如疟疾、痢疾、血液病、脚气、黄疸、消渴、克汀病等等。那么苏轼“瘴毒大作”究竟是什么病？现代医学认为，贫血、高烧、出血，起病急、病程短促、生存期一般数月至一年，是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中医学称之为髓枯（急劳）症的典型临床表现。再生障碍性贫血有外感热毒、禀赋不足、血瘀内生等三大病因，外感热毒名列首位。中医学中无再生障碍性贫血一词，更无急慢性之分。急性再障属“急劳”、“髓枯”范畴，慢性再障属“虚劳”、“亡血”范畴。医学发展至现在，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有“血液杀手”、“软癌”之称，治愈率极低。在治疗上，除中药外，配合西医学的成分血输注、广谱抗生素、骨髓移植等支持疗法，可控制和稳定症状，挽救部分患者生命。根据苏轼的自述，“夜间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为蚯蚓者无数”；苏轼在五月“瘴毒大作”，至七月二十八日病故，病程不到三个月；加之苏轼居儋（今海南岛）期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船舶绝不至，药物炸酱等皆无”，海南“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这也是苏轼生活的真实写照，此种饮食环境由营养不良导致贫血的机率甚高。这基本符合急性再障的临床表现。引起该病的病因：“专是热毒，根源不浅。”也与现代中医学的判断相吻合。66岁的苏轼，虽自感“百病横生”，但置于苏轼死地之病，似可做出是中医称之为髓枯（急劳）症的基本判断，相对应，西医则称之为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SAA-I型）。在西医，该病由Enrlich在1888年第一次发现并报道首例患者，苏轼病例比其早787年；Chauffard于1904年首先提出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一病名，苏轼病例和治疗比其早803年。再生障碍性贫血系多种因素引起的红骨髓总容量减少，造血功能衰竭，并以全血细胞减少为主要表现的一组综合症，属血液病的一种。“苏轼麦门冬汤”成中医名单验方苏轼治疗急性再障，用药也似无不当。苏轼治疗高烧、齿缝出血的“麦门冬汤”这一处方，成为中医的名单验方。南宋张杲《医说》：“齿缝出血，用麦门冬汤漱之亦良。”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用东坡此方治疗齿缝出血，疗效甚佳，遂收入他的医药专著《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二卷：“齿缝出血：人参、赤茯苓、麦门冬各二钱，水一钟，煎七分，食前温服，日再。苏东坡得此，自谓神奇。予累试之，累如所言。”到了清代，浙江桐乡的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一书中对苏轼用药提出质疑。另一位医家也说：“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苏）公惜之云云。”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对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探索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规律和用药规律：如壮阳药可提升白细胞，养阴药可提升血小板，补气药可提升红细胞，并对治疗再障疗效在70%以上专方，基本方30首的用药情况进行统计，发现黄芪、当归两药应用最多，人参也普遍使用。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中医大辞典》把苏轼药方收入其中，并命名为“苏轼麦门冬汤”。苏轼病逝时的病榻，为时任晋陵令陆元光所送之嬾板。嬾板“纵横三尺，偃直以受背，公殊以为便，竟据是板乃终”，后人称此嬾板为“东坡嬾板”。据常州地方文史专家吴之光考证，从现存文献记载看，东坡嬾板，实为现代医院病床之肇始。陆元光，字章甫，开封祥符县人，元符三年（1098年）六月任晋陵令，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月离任。“东坡嬾板”见证了苏轼逝世。这既为晋陵令陆元光亲见，又传闻于其子。刘继增据《景苏诗文笔会作品汇编》一书

2011-08-27
颍州酒源长　首创馥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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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种子定制酒地下酒库一角。金种子明代古窖池群落。阜阳古称“汝阴”“颍州”“顺昌”，酿酒业源远流长。千年酒乡历经沧桑，在美丽的颍河之滨，书写了五千多年的美酒传奇。5300年前，酒源岳家湖阜阳城区的酿酒历史，目前最早可上溯至距今约53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在阜阳市颍东区郝桥社区的岳家湖史前遗址、阜阳市颍泉区中市街道办事处古城史前遗址等考古发掘中，均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原始聚落遗存，出土了红陶鬶、高柄杯、有扳平底杯、器盖等新石器时代陶制酿酒、储酒、饮酒器具，这里的原始先民族群留下了新石器时代酿酒、饮酒遗迹。岳家湖原始聚落遗址、古城原始聚落遗址出土的陶质酒器，既是中国酿酒历史的瑰宝，也说明早在距今53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阜阳酿酒先民就掌握了酿酒技术，阜阳城区是古代文明和中国酿酒的发祥地之一。3300年前，酉族嗜酒据甲骨文记载推定，商代中晚期，阜阳颍河及沿淮一带，居住着一个以“酉”为图腾的“酉”族。目前，3件带有“酉”族图腾的商代酒器青铜爵，均出土在阜阳颍河下游一带。以“酉”为部落图腾标识，表明酉族方国盛行嗜酒之风。1957年6月，在阜阳小润河边出土8件商代青铜酒器，其中龙虎尊是国家一级文物。据考古文博学家韩自强考证，这8件青铜器，是阜阳境内虎方国的盛酒器物，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酉族“酉”爵、虎方的龙虎尊，见证着2个方国的酿酒和青铜铸造技术。2500年前，“六必”酿酒法商末周初甲骨、周穆王时的铜器铭文，经常提到阜阳城区内的胡国，归姓，子爵，又称胡子国。据《春秋》《左传》《史记》记载，公元前495年，胡子国亡于楚，在阜阳历史上立国长达500余年。胡子国的先民总结出酿酒经验，“乃命大酉，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清，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酉监之，无有差贷。”（《礼记·月令·仲冬》），这就是著名的“六必”古法。2020年-2021年，在胡子国古城遗址上，出土过一批酒器，证明胡子国盛行酿酒、饮酒之风。1700年前，酒仙一醉三秋金种子的酒源，与魏晋时期的刘伶缘分颇深。刘伶（约221年—300年），字伯伦，沛国（今安徽省淮北市）人，在“竹林七贤”中被誉为“醉侯”“酒仙”，作有《酒德颂》，“杜康酿酒醉刘伶，一醉三秋始醒来”的故事在阜阳传诵一千七百多年。公元265年的一天，刘伶偕诸友行至汝阴城外，来到一座酒庄，号曰“杜康”。酒祖杜康后人在此酿酒，知是刘伶，便上佳酿。刘伶连喝数碗，酩酊大醉，三天未醒。待第四日醒来，惊呼：“三年矣，如今身处何地？”杜康后人一听，大喜。称此酒自酒祖发明以来，尚未取名，今日偶得佳名，即可谓“醉三秋”。“醉三秋”酒自此传承千余年。在阜阳颍河岸边的口孜镇，现存有刘伶墓遗址、杜康烧酒遗址，还有刘伶村、杜康村两个古村落。900年前，众星捧赞贡酒香北宋时期，颍州官府在城内设有酒务酒坊（官酿），民间百姓自酿醉三秋酒。据张能臣《酒名记》《武林旧事》记载，颍州官酿的“风曲”“银条”“香泉”是进贡朝廷的御用酒品。晏殊、欧阳修、吕公著、陆佃、苏轼、周邦彦等著名文士先后出任颍州知州，颍州名酒和他们的诗文传颂天下。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一代文宗欧阳修主政颍州，其诗作《食糟民》记录了用糯稻酿酒一事。欧阳修把官酿之酒统称为“颍酒”，夸颍州“酒则绝佳于旧日”。他在给儿子欧阳发的家书中，特别安排道：附寄“颍酒二瓶，且可吃，亳酒更不及。团茶新旧三饼”（《欧阳修全集》卷一百五十三）。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退休寓居颍州西湖六一堂，其弟子苏轼、苏辙兄弟二人，于当年九月假道颍州拜谒恩师，三人同在颍州西湖把酒吟诗。次年七月，欧阳修与颍州知州吕公著、80岁高龄的前副宰相赵概在“会老堂”饮酒唱和。欧阳修的宴会，喝的就是颍州三大名酒“风曲”“银条”“香泉”，在中国文学史和酒文化史上留下一段美好佳话。北宋元祐六年（1091）八月辛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他爱喝颍州香泉酒，有《送欧阳季默赴阙》《次韵赵景贶春思，且怀吴越山水》等诗赞颂。800多年前，酒犒三军书传奇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宋金议和，金国归还河南，抗金名将刘锜率军北上接收汴梁。当年五月，刘锜行至顺昌（今阜阳），遇金人毁约南侵，兵临城下。刘锜积极备战，军民联防，终以两万兵力打败十几万金兵，史称“顺昌大捷”。为庆战功，顺昌知府陈规、通判汪若海筑“贺胜台”，杀猪宰羊，用“风曲”“银条”“香泉”“醉三秋”酒等物资，亲自犒劳官兵，鼓舞士气。在阜城西北城墙边，目前尚存刘公祠，祭祀刘锜，以感戴刘锜保国卫民之功。500年前，老窖传佳酿明正德二年(1507年)),晋商侯大升在颍州城东七里河的颍河渡口附近创办酿酒槽坊,取颍河甘洌之水与地产红高粱酿造白酒，立商号为“大升酒坊”。大升酒坊采取“地下泥窖、混蒸续糟”发酵法，酿造的高粱酒称“颍州佳酿”，幽香浓郁，甘烈醇厚，自明清至民国时期享誉500余年，大升酒坊正德年间的古窖池延用至今，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清末安徽巡抚冯煦（1842-1927年）主修的《皖政辑要》记载：“高粱酒，颍州府制”。99年前，传世匠心酒旗展民国十一年（1922年），时任阜阳山（西）陕（西）会馆首任会长的晋商霍蕴年，以现洋1000元出资，在阜阳县城北关开设“蕴泰”酱园厂，分设酱醋坊、白酒坊，生意十分兴隆。民国十八年（1929年），霍蕴年在城西南龙王堂创办“北留酒厂”，人称“蕴泰酒坊”，所产高粱大曲酒有“醉三秋”和“颍州佳酿”，酒香味厚，享誉皖北周边地区，是阜城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酿酒作坊。72年前，新中国首批国营酒厂1949年7月,阜阳县税务局接管蕴泰酒坊，并将大升酒坊并入蕴泰酒坊，成立阜阳县酒厂，这就是当下金种子酒业的前身。阜阳县酒厂是新中国首批国营酒厂，建国初年生产规模、利税居皖北地区第一。1952年，作为安徽龙头酒企，参加全国第一届白酒评酒会。40年前，全国首创馥合香获大奖1979年，阜阳县酒厂先后两次赴茅台酒厂学习，攻关技术团队历经多年攻关，成功嫁接浓香、酱香白酒生产工艺，研发出浓中带酱的馥合香白酒。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又引进芝麻香白酒生产工艺，成功酿造融“浓、酱、芝”三香为一体的馥合香型白酒。1984年—1986年间，酒界泰斗秦含章、周恒刚、沈怡方先后莅临考察，对馥合香型白酒给予高度评价。1981年、1983年、1986年，馥合香型醉三秋酒连续三届获评安徽名酒，1990年获评轻工业部部优产品，醉三秋酒的“浓、酱、芝”三香馥合的工艺和品质获行业高度认可。20年前，首创柔和浓香型白酒1998年8月，金种子股票上市，成为安徽第二家、全国第八家白酒上市公司，白酒产销曾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十强，“金种子”“醉三秋”两个品牌获评中国驰名商标，“颍州佳酿”酒被商务部授予中华老字号。金种子酒业开发恒温窖藏新工艺，研发出“香幽味柔”的柔和浓香型白酒，柔和种子酒连续畅销16年，在白酒行业掀起强劲的“柔和风暴”。看今朝，匠心营造馥合香金种子立足“多香型、差异化”品牌定位，与江南大学、安徽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组建中国馥香白酒研究院、陈坚院士工作站等10个高能级科研平台，聘请江南大学副校长徐岩、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坚、著名白酒专家范文来为技术顾问，高标准推进“浓、酱、芝”多香融合的工艺研发，以强大的科技力量支撑馥合香产品研发和工艺优化升级。金种子与江南大学联合打造、升级迭代的战略新品——金种子馥合香，“六粮酿造、三曲共酵、一步成香”，具有“芝头、浓韵、酱尾，一口三香，回味悠长”的独特风格，获评中国酒类新品最高奖—“青酌奖”、省级新产品，受到宋书玉、梁邦昌、徐岩等著名白酒专家和中国酿酒大师的一致赞誉。如今，投资20亿元的白酒生态酿造科研基地、“亚洲一号”白酒灌装中心、酒体设计中心和文化产业园建成投产，配置智能装备，建立智能产线，推进智能物流，管理数字化、装备智能化、生产低碳化处于全国同行领先水平，获评全国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示范企业。（文/柴洪升图/张帆）

2021-09-17
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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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的起因是不同的政见表达，但硬生生地被政敌做成刑事案件。由此，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如捕盗贼”般地被抓到京城，未经审判就直接投入大牢，不仅肉体上经受酷刑的折磨，精神上也切实感受到死亡的威胁和恐怖。苏辙《为兄轼下狱上书》说：“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回忆，湖州被捕时，“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因吏卒监守未果，到狱中又想绝食“求死”。狱中遭狱吏凌辱，以为身体无法承受，必死无疑，遂写诗给弟弟苏辙托身后事，题为《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此案后，苏轼贬谪黄州，虽然逃过鬼门关，但命运跌落到有生以来的最低谷。政治上，回到原点。自二十六岁以制科入三等正式步入仕途，被命为从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贬黄州后，二十年间积累打拼的政治资本全部归零，由正七品的祠部员外郎、知湖州降到从八品的黄州团练副使。不仅官阶一夜重回起点，而且被取消了俸禄，不能参与公务，实为被监管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政治犯。经济上，生活陷入困境。他一再与友人说：“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与秦太虚》之四）“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东坡八首并叙》）“流寓黄州二年，适值岁艰，往往乏食。”（《陶潜诗跋》）初到黄州，真正是无居无粮，先借居定惠院，随僧蔬食。半年后迁居临皋亭，才算居有定所。与来黄州之前的生活境遇相比，更是天壤之别。根据何忠礼先生《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他》的研究，苏轼被贬之前，“仅俸钱收入每月就超过四十千，圭租所入，则足以供一百八十余人一年的口粮。”（《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优渥的上层士大夫生活跌落为贫困的政治难民，生活境况的落差之大，也让苏轼一时难以适应。最让苏轼痛苦的，则是精神上的被抛弃和被孤立。他初到黄州，十分痛苦，曾对朋友坦露心声：“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与赵晦之》之四）他觉得自己重罪遭贬，被朝廷“废弃”，被君王抛弃，被同类士大夫嫌弃，极度自卑苦闷。别人不敢见他，他也不敢见人，自我封闭愧缩。他在《与蔡景繁》信中说：“念以重罪废斥，不敢复自比数于士友间，但愧缩而已。”“坐废以来，不惟人嫌，私亦自鄙。”《答李寺丞》说：“某谪居粗谴，废弃之人，每自嫌鄙，况于他人。”直到元丰五年寒食，他依然感到生活物资的困乏和精神上的灰心失望：“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寒食雨二首》）“君门”遥不可及，回朝已是无望，心如死灰。苏轼到黄州时，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般超然旷达，飘逸潇洒。经过几年的磨炼与心灵的探索，他才逐步走出精神的痛苦，成为超然旷达的智者东坡。而他的黄州词，则艺术地展现了他的心路历程。谪居黄州，虽是苏轼人生命运的滑铁卢，却是其词作艺术的高峰。标志有二：一是词作数量最多，二是名篇佳作最多。苏轼的词体创作之路，可分为五个阶段：一是治平元年至熙宁七年（1064—1074）凤翔签判至杭州通判，二是熙宁八年至元丰二年（1075—1079）知密、徐、湖三州，三是元丰三年至七年（1080—1084）谪居黄州，四是元丰八年至绍圣元年（1085—1094）回朝任翰林及出守杭、颍、定三州，五是绍圣二年至元符三年（1095—1100）谪居惠州、儋州。根据邹同庆、王宗堂先生《苏轼词编年校注》的编年统计，苏轼可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编年者始于治平元年，终于元符三年；五个阶段分别为57首、52首、97首、62首、24首。居黄五年共创作97首，占其一生可编年词总量的33%。换言之，苏轼平生三分之一的词，是在黄州创作的。我们曾依据宋词在历代选本中的入选频次、被历代词评家品评的频次、被后人追和的频次和当代学者研究的频次、被网页收录及评论的频次等数据加权计算，确定一首词的影响力，将影响力位居前列的视为名篇。在百首宋词名篇中，苏轼一人占10首，其中5首作于黄州：《念奴娇》（大江东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洞仙歌》（冰肌玉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赤壁怀古词更位列百首名篇的榜首，是宋词第一名篇。在宋词三百首名篇榜单中，苏轼占24首，其中13首作于黄州，另有6首作于贬黄州之前、5首作于离黄州之后。数据显示，苏轼平生的名篇佳作，一半作于黄州。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黄州都是苏轼词作的高峰期。为什么在人生低谷困顿时期，苏轼能创造词作的辉煌？这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外在的客观条件来看，当时诗尊词卑的词体观念，为苏轼提供了自由作词的适宜环境。苏轼因写诗而酿成乌台诗案，所以居黄期间，不敢多写诗，以免再惹事端。他在与陈朝请、上官彝、沈睿达等友人的信中反复解释说：“某自窜逐以来，不复作诗与文字。”“多难畏人，遂不敢尔。其中虽无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酝酿，便生出无穷事也。”“见教作诗，既才思拙陋，又多难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某自得罪，不复作诗文，公所知也。不惟笔砚荒废，实以多难畏人，然好事者不肯见置，开口得罪，不如且已。”虽然苏轼并非彻底不作诗，但的确是少了许多。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诗集》录存苏轼编年诗2352首，居黄诗仅有170首，占编年诗的7%。而词在北宋是应歌而作，被视为游戏文字，词作内容本身既与政治、意识形态无关，人们主观上也不把词当作政治性、功利性文学，只是当作一种娱乐形式而已。所以，苏轼居黄期间，心有余悸不敢写诗，却可以放心大胆、自由无碍地写词。别人求诗，他一概谢绝，而他写词，却是主动寄赠，《与陈大夫》明确说：“比虽不作诗，小词不碍，辄作一首，今录呈，为一笑。”写诗有顾忌，写词可自由。于是，词就成了苏轼宣泄苦闷、挥洒才情的载体。从内在的主观条件来看，在痛苦的磨砺中，苏轼的思想境界、人格精神逐步走向成熟，从而为词作提供了新的情思含量。他初到黄州写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表现了他惊魂未定、孤独无助、徘徊茫然的心态和宁居冷清也要坚守自我信念的人格精神。两年后写的大江东去词，极力赞美渲染周瑜的人生得意、战功赫赫，是为反衬自我的人生失意，深层里则是表现自我理想未灭、希冀能像周瑜那样建功立业、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结句“一尊还酹江月”曲折地展现出苏轼在人生困境中仍葆有信心和希望却一时还看不到希望的矛盾苦闷的复杂心态。《定风波》的“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表现了他最终走出痛苦的精神困境而进入超然旷达、能从容淡定面对人生风雨的成熟境界。黄州词作全面立体地展现了苏轼在痛苦中挣扎、探求、超脱的心路历程，提升了词的思想深度、情感力度和艺术精度。苏轼的黄州词，标志着词体思想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深刻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开启了词作的新路向，提供了新的抒情范式。黄州成就了智者东坡及东坡词，东坡词则唱响了黄州。（作者：王兆鹏，系四川大学讲席教授）

王兆鹏

2022-05-14
苏东坡与密州超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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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忠苏东坡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当过太守，那是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当时他39岁。密州在东坡词的创作上有特别的意义。他词创作的起步远晚于诗文，其最早的词是英宗治平元年（1064）写的《华清引·感旧》，熙宁二年（1069）才有第二首词《一斛珠·洛城春晚》，熙宁七年先居杭州时作词渐多，再到密州填词的热度未减，于是相继有悼亡杰作《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自是一家”的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独占鳌头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不仅如此，他在密州修建了“超然台”，写下了千古名篇《超然台记》。超然台在山东诸城市内，东坡之后，千年来历经风雨，毁修相续，2009年重建，成为诸城八大胜景之首。千年前东坡初到密州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因以杞菊为食，他写了《杞菊赋》，其序说：“及夏五月，（杞菊）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赋中又写道：“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苏辙在《超然台赋序》说哥哥“受命之岁，承大旱之余孽，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日不遑给”，和东坡说的密州情形相似。东坡身为密州太守，一度过着这样贫寒的生活。然而一年以后的东坡，居然形貌丰满，白发渐黑，他说自己喜欢当地的淳厚风俗，百姓也安于他的管理，于是着手整治当地的园圃，超然台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得到修葺的。当旧台换了新颜，东坡让弟弟苏辙命名，苏辙在《超然台赋序》里记叙了这件事：台成，东坡“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苏辙为之命名“超然台”，有自己的学术好尚，他一向喜欢老子，后来还著了《老子解》，不像东坡好庄胜过好老，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名之，说人生处世宜保持内心平静，面对荣华富贵也当不为所动。他借此还有自己的用心，东坡当时在杭州三年不得升迁才到密州。苏辙借老子的话“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有点正话反说，希望他面对贫穷困苦，也不为所动。东坡在《超然台记》中回应说，苏辙“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他游于物外过着自己的日子，或打猎而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或思亲而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当然，也可沉痛悼妻而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内心悲苦。苏轼很喜欢超然台，他写了《超然台记》且不说，还令苏辙、张耒、李邦直、文与可等人各写《超然台赋》，他则为苏辙、李邦直、文与可的《超然台赋》写了跋文，使超然台在当时就名闻遐迩。但是，说“超然”哪能真正地超然呢？他在《密州通判厅题名记》里说：“余性不慎言语，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如是直言不讳，皆出自对世事的深刻关切，并非超然者所为。其后，他因以诗讥讽王安石变法遭了北宋最大的文字狱“乌台诗案”，囚禁而后贬，先贬黄州，晚年再贬惠州、儋州，皆因处在物内而非物外。但他往往在挫折时也能放下，旷达洒脱，让人感到他非凡的超然。在《超然台记》里东坡还说：“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这是人生的常理，尽管如此，仍无碍世间物有可观，则有可乐。

阮忠

2023-05-19
名人篇　流芳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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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脍炙人口。陶渊明（365-427年）,字元亮,晚年更名潜，世称靖节先生，始家宜丰。东晋大诗人,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千古隐逸之宗”。陶渊明少年就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任江州祭酒。由于家庭败落，陶渊明受人轻视，不久便辞职。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投靠荆州桓玄，但发现桓玄有篡夺东晋政权的野心，他不肯同流，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官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兵变夺取东晋政权,次年称帝，改国为楚。陶渊明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81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又去职。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饮酒》中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至今脍炙人口。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主要作品有《饮酒》《归田园居》《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宜丰县是陶渊明故里，宜丰的澄塘镇秀溪村（古称安城），“东篱下”和“南山”两个地名至今未变。故里还有众多的其他遗迹。◆谢灵运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385-433年），原名公义，字灵运。谢玄之孙，谢玄因战功封为康乐（今万载）公，他晋时袭封康乐公，又称“谢康乐”。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东晋诗人，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被称为“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浪山水，探奇览胜。谢灵运的诗歌大部分描绘了他所到之处，如永嘉、会稽、彭蠡等地的自然景物、山水名胜。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在今万载县有谢灵运墓葬，历史上还有康乐水、康乐桥、康乐祠等。◆苏辙唐宋八大家之一。两次贬谪高安，留下诸多题词、诗文。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四川)人。北宋文学家、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与王安石变法主张不合，以作诗“谤讪朝廷”罪遭人弹劾，被解赴台狱，坐牢受勘。苏辙闻听兄长下御史台狱，便“上书乞纳在身宦赎兄罪，”因而被贬谪筠州（治所在高安）监盐酒税。这是苏辙第一次贬谪高安，从元丰三年（1080年）六月至元丰八年（1085年）八月，共五年。苏辙第二次贬居高安，是宋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这年，苏辙因反对李清臣为进士考试所撰策题而激怒哲宗，再贬至袁州，“未至，降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宋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从黄州移汝州，特地弃舟取道富川，从陆路到高安来看望苏辙。4月29日到达高安，5月9日离开。苏辙在高安“其轨范士民如父兄，变移风俗如师友”，体恤农耕，百姓遭旱灾，苏辙亲自祈雨；百姓遭水灾，苏辙利用圣散子秘方，使高安许多疫民得救，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爱戴。公务之余，作为著名的文学家，他和苏轼纵情于高安山水，在锦江浮桥、金沙台、碧落山、大愚寺等地游览，留下了为数可观的题词、诗文、书画，为高安、为锦江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底蕴。苏轼、苏辙对锦江情有独钟，当年，苏轼、苏辙一同轻舟拜访“以敦朴持家，以诗书课子，睦族协邻”的高安老人刘平伯。苏轼走后，苏辙与刘平伯来往不断，为了停舟登岸方便，人们建一亭台，苏辙亲笔书“唤渡江亭”匾。从此，这个渡口被人们称作“来苏渡”。◆邓子龙抗倭名将邓子龙（1531-1598年），字武桥，丰城市杜市镇邓家村人。明代抗倭名将。当时中国沿海经常遭受倭寇和海盗的侵扰，邓子龙率领江西官兵进驻福建泉州一带，英勇抗击倭寇达10余年，先后转战福建、广东沿海，大小数百战，屡立战功。万历二年（1574年）抗倭战争基本结束，邓子龙被调回江西，先后任抚州把总、鄱阳守备，并在江西铜鼓一带成功平定了李大銮起事。万历九年（1581年），邓子龙入黔任武靖参将，一举平定了“五开兵变”，威名传播大江南北。万历十一年（1583年），缅甸东吁王朝不断发动侵袭中国云南边境的战争，蚕食中国领土。在云南巡抚刘世曾和巡按董裕的请求下，明神宗命令邓子龙率军三千驰援云南。邓子龙到达云南前线以后，积极进行防御作战，先后取得了姚关偃草坡、攀枝花、湾甸、耿马三尖山等战斗的胜利，并乘胜追击，长驱而入，攻下缅甸副都阿瓦，沉重打击了缅甸侵略者的气焰。1592年，日本关白（丞相）丰臣秀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并很快占领朝鲜全境。应朝鲜国王的请求，明朝政府派出已解甲归田的老将邓子龙出任明朝水师副总兵，率领中国水师援朝抗倭。在1598年11月18日至19日的露梁津大海战中，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与朝鲜民族英雄、水师统制使李舜臣不幸阵亡。但这一仗日军海军遭受重创，基本上全军覆没，中朝获得了最终胜利。战争结束后，邓子龙遗骨归葬丰城，朝鲜国王李日公亲自参加丧仪，并为他建立庙宇，世代祭祀。◆郑谷因其《鹧鸪》诗享誉诗坛，人称“郑鹧鸪”。郑谷（848-909年），字守愚，宜春县（今袁州区）人。晚唐著名诗人。郑谷年及弱冠，已有诗名。因其《鹧鸪》诗饮誉诗坛，人称“郑鹧鸪”。鹧鸪诗曰：“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天公式元年（904年），郑谷弃官归隐宜春，寓州城西北之北岩别墅（今化成岩）。后又入仰山隐居，筑读书堂于东庄（今洪江乡东南村）。天公式六年（909年），逝世于北岩别墅。郑谷归隐宜春后，诗僧齐己数次携诗卷拜谒郑谷，齐己《早梅》诗中有“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之句，郑谷评论道：“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佳。”齐己大为叹服，拜郑谷为“一字师”，成为流传千年的文坛佳话。郑谷一生诗文甚多，自结有《云台编》《宜阳集》《国风正诀》等，原帙均散失。后人辑其诗作《云台篇》，今存。《全唐诗》收录郑谷诗327首，作4卷。宜春城区有“鹧鸪巷”，2019年，在仰山栖隐寺旁新的郑谷草堂落成。◆袁京世人感怀他高风亮节，把他隐居的五里山称为袁山，沿山而流的河称为袁河。袁京（69-142年），字仲誉，祖籍河南汝阳。研究《易经》有名，著有《难记》30万字。袁京系东汉司徒袁安次子，袁氏为名门望族。袁京开始在京城担任郎中，后升为侍中，不久调往蜀郡任太守。看不惯当时宦官专权，诸侯割据，政局混乱局面，只想寻个地方隐身修行。一日行至袁州，看见山林翠葱，鸟雀啾鸣，更有一条秀美的河流徐徐东去，四野清幽静谧。袁京一见此景，便说此乃吾所栖也。于是他就在宜春城北五里山隐居下来，过着荷锄躬耕、抚琴引鹤、传经讲学的生活。朝廷几次派人请他进京做官，他都坚决谢绝了。家里人知道他过得很贫困，也都劝他回去，他也坚决不肯。袁京死后，葬在五里山，其墓今仍在（袁山公园袁京亭处）。世人感怀他高风亮节，把他隐居的五里山称成袁山，沿山而流的河称为袁河。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在宜阳（当时宜春名）设置袁州府时，亦因袁京而得名，辖宜阳、萍乡二县，从而开创了宜春境内州府一级地方政府先河。后人曾立高士坊（民国毁），又办有高士书院。现在城区的高士路就是为纪念袁京而得名。“袁山耸翠”为著名宜春八景之一。◆卢肇江西第一个状元卢肇（818-882年），字子发，宜春县人。其曾祖父卢挺在唐德宗时为袁州刺史。卢肇14岁即获宜春县令卢萼的赞赏，亦曾就教于谪居宜春的李德裕门下。会昌三年（843年）会试独占鳌头，成为江西第一个状元。历任秘书省著作郎、仓部员外郎、集贤院学士、朝散大夫，后外任歙州（今安徽歙县）、宣州（今安徽宣城）、池州（今安徽贵池）刺史。在歙州刺史任上卓有政绩，朝廷宣赐紫金鱼袋以示褒奖。卢肇博才多艺，诗、文、赋、书皆精通。一生著述颇丰，有《海潮赋》《文标集》《愈风集》《庙堂龟鉴》《卢子史录》《逸史》等共8种计30卷。尤以《海潮赋》文采独特，轰动文坛。卢肇为后世文人所推崇，称“袁之文章节义自肇始”。宜春有许多地名、文物都与卢肇有关，如位于秀江中路的“宜春县学”为其故居，春台公园北门一对石狮及园中一尊“卢石”，相传为其故居中旧物；秀江江心洲滩，因其潜心攻读于此而得名卢洲，又称状元洲，洲中“卢洲映月”亦为著名宜春八景之一，并建有卢肇书屋及其塑像等。

2019-06-07
苏轼究竟长什么样？不同“苏粉”来“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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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日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李幸敬奉贤良是我国重要的文化传统，为贤良人物绘画是敬奉贤良的重要形式，意义在于赏善褒贤，引人崇敬学习。三苏父子“时名谁可嗣，父子尽贤良”，因此就有很多画家为他们画像。那么苏轼长什么样？对于一位距今900多年的历史人物来说，其真实相貌或已淹没于时光。6月，《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正式开展，在式苏轩一楼，主题展三苏图传单元，则集中为众人展示了各个历史时期，“苏粉”们对东坡的“画像”。三苏图传第一组展示的便是极其知名的三幅三苏父子画像。其中，苏洵、苏辙的画像来自清代皇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苏轼的画像则是元代书画名家赵孟頫《前后赤壁二赋》册首所附带的一幅东坡小像。“三苏父子像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三苏的性格。”三苏祠文博馆员翟晓楠表示，“画中我们可以看到苏洵头戴幞头，剑眉、丹凤眼，充分展示了他心高气傲、纵横天下的豪情。苏辙头戴软脚幞头，两眉下垂，眼睛下垂，表现了他老成持重、沉静冲和的性格。赵孟頫的东坡小像中，东坡头戴东坡帽，手里拄着竹杖，或为苏轼行吟赤壁的形象。”那么苏东坡究竟长什么样？展览展示了清代朱野云摹绘，翁方纲题款的《扶杖醉坐图》。“这幅《扶杖醉坐图》据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考证，是最接近东坡真实面貌的绘画。”翟晓楠介绍，东坡身高中等偏上，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面部偏长，上方方正，下方尖圆；胡须稀少，山羊胡子。“这样的形象也得到了历史文献的支撑。”翟晓楠说。苏轼在《传神记》说他在灯下看到了自己脸颊的侧影，就让人在墙上按照面部影子勾画出了剪影，不画眉毛眼睛，所有人都能认出那是苏轼。“这就说明苏轼的面部立体，也对应图画中颧骨高耸的特征。”翟晓楠也表示，很多东坡画把东坡画成大胡子，其实并不准确。宋代笔记记载苏轼的学生秦观是大胡子，有人曾经嘲笑他胡子很多。秦观就借用《论语》：“君子多乎哉”谐音“君子多胡哉”，意思是我秦观是个君子，所以胡子很多。东坡同样借了《论语》现成句子“小人樊须也”，谐音“小人繁须也”，调侃秦观你是一个小人，所以你胡子很多。“调侃他人的前提条件是本人没有这个特征，所以苏轼不是一个大胡子。”翟晓楠说。那么为什么苏轼会被“误会”为“大胡子”的形象？翟晓楠解释，这或许和“寿苏会”有一定关联。据介绍，清代文人热衷为东坡过生日，大家在农历腊月十九举办纪念活动，张挂东坡画像，陈设墨、砚等文房用品、东坡著作等，然后集体吟诗作对，歌咏东坡。《东坡笠屐图》就是最常张挂的图画。本次展览展出了清佚名《坡公笠屐图》和民国张大千《东坡笠屐图》（复制件）。两幅《东坡笠屐图》的题诗说明这两幅画用于寿苏会纪念东坡，而两幅画中的东坡，都是“虬髯公”的形象。“‘寿苏会’中的《东坡笠屐图》大多为身为‘苏粉’的名人画士所画，他们会把自己心中苏东坡的形象以笔墨绘之，其中大多数东坡的形象面容饱满，长髯飘逸，犹如仙人。”翟晓楠说，“比如张大千的《东坡笠屐图》中，东坡也是‘大胡子’形象，作者将自己的形象投射到东坡身上，表达自己对东坡的崇敬。当名人画士的作品流传开来，人们也就认为东坡是‘大胡子’了。”

李幸

2023-07-06
千秋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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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温凡文/图五月的南丰，满城橘花香。新落成开放的曾巩纪念馆里，游客们兴致盎然。一个多月前，来自济南、南昌等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于此，共话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份因缘而聚的交情，可以上溯到近千年前。站在岁月的长河里回望，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一代散文大家曾巩和同时代的名家们，真心相待、挚诚相交。所创作的传世之作，以及自然流露的家国情怀，延续至今。一这一年的试举，光辉照耀整个大宋王朝，被称为千年科举制最强龙虎榜。屡败屡考的曾巩挥别失意过往，交出了令人惊叹的“一门六进士”成绩单嘉祐二年（1057年），宋仁宗在位已36年。6年后，他将带着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皇帝的纪录辞世。时值科考之年，宋仁宗做了一个决定，无意间创造了比在位纪录更加精彩的千古传奇。他任命了一位主考官：欧阳修。北宋时代的科举考试，内容以注重文采、讲究华丽辞藻的骈体文为主。当时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的风气息息相通，文坛便渐渐形成了一种标新立异、无病呻吟的“太学体”。对此，推崇韩愈写作风格、主张行文必须言之有物的欧阳修一直有个夙愿，希望有朝一日通过改革科举考试的文风，来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如今，机会终于来了。宋代史料笔记丛书《石林燕语》记载：“欧公欲力革其弊……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主考官欧阳修大笔一挥，所有行文华而不实的考生，一个不取。于是，等到放榜时日，一纸灿烂得让人炫目的进士龙虎榜新鲜出炉。在榜单上，可以发现史册中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程朱理学”创始人之一的程颢、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赋予儒学新活力的思想家张载、成就北宋最大一次对外军事行动“熙河大捷”的文人军事家王韶，还有先后担任过宰相大位的吕惠卿、章惇、曾布，以及最广为人知的大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等等。欧阳修的得意门生曾巩位列其间，时年39岁。这张榜单对后世的影响，横跨了文学、思想、政治、军事多个领域，将北宋文化的繁华推向了巅峰，并深深影响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发展基调。文学上，苏轼、苏辙、曾巩之后，骈文开始退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散文大兴；思想上，张载、二程对中华哲学史作出了无法磨灭的贡献；而程朱理学，更是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在这届千年科举最耀眼的龙虎榜上，除了“一门六进士”的荣耀，就曾巩本人而言，似乎被其他大家的光环冲淡了许多。但是，从一个考试小插曲中可以发现，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据《宋史·苏轼传》记载：“主司欧阳修思有以救之，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大意是说，主考官欧阳修阅卷时，读到一篇绝世好文，他认为能写出如此好文的，定是门生曾巩无疑，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徇私舞弊，因此，没有将此文点为魁首，仅列为第二，最后才知道其实是苏轼的作品。由此可见，曾巩的文章在文坛泰斗欧阳修眼里，是何等的看重。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考试是“唐宋八大家”第一次、也许还是唯一一次最齐全的聚集。除了不同时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早已考中进士、外派任职的王安石，其余五大家竟然都在这场考试中现身：主考官欧阳修、携子参加考试的苏洵、考生曾巩、苏轼、苏辙。换句话说，除了2人来不了，1人不用考，其余5人全齐了。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时偃武崇文的朝局。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让宋代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涌现杰出人才最多的朝代，也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人文情怀最为温暖的一个章节。二身为一介布衣，曾子固三番五次向朝廷要员推荐已入仕途的年轻官员王安石。他的底气和勇气，源于跨越时代的眼界，以及身在乡野胸怀天下的使命感庆历元年（1041年），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位同样出自赣地的文学大家，在京城有了第一次交集。这一年，34岁的欧阳修回京任职，对曾巩呈来的自荐信给予回复，建立了师生情谊。这一年，22岁的曾巩、20岁的王安石在京因备考相识，结为莫逆之交。次年的科举考试，曾巩落榜，王安石上榜。然而，两人的交情并没有因此中断，反而愈发亲密。他们之间写了许多互答诗文，还留下了一段“子固三荐”的佳话。庆历四年（1044年）五月，曾巩给翰林学士蔡襄写了一封《上蔡学士书》，文中写道：“巩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称其“古今不常有”“执事傥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不久，他又给时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的欧阳修写信，内容大致相同。两封信的意思就一个：王安石是个天下难得的栋梁之材。时隔两年后，曾巩在给欧阳修的信《再与欧阳舍人书》中，又一次极力推荐。在这封信里，曾巩特别提及，自己之所以一再推荐王安石，并不是在为王安石个人前途着想，而是看到这是一个天下难得之才，于国有利。经过曾巩的多次力荐，欧阳修约见了王安石。后来的实践证明，王安石表现出的惊世才干验证了曾巩的眼光，但曾巩多次力荐王安石的这一举动在历史上并不多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曾巩只是一个身处乡野的普通平民，是一位屡试不中的落榜生，而王安石则是春风得意的中榜进士，并且已经在扬州为官。一个落榜生向朝廷推荐已经进入仕途的年轻官员，似乎很难让人理解。南丰县曾巩纪念馆馆长王永明作了这样的解读：说明曾巩这个人眼里只有国家，没有自己和私心，人格力量令人肃然起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曾巩在当朝要员的心里，有一定的地位。熙宁元年（1068年），曾巩在京城馆阁任职，王安石应诏入京酝酿变法。此时，距他们相识已经过去了27年。谁也不会想到，由于对变法的不同认识，这次的京城聚首，两人关系竟然由亲转疏。矛盾的公开缘于一场“坐讲之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提到这段往事，起因是给皇上研经读史的侍讲者应该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在当朝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议。王安石认为尊师重道为先，应该坐着讲。曾巩则赞同君尊臣卑的观点，并专门作了《讲官议》一文，以尖锐的文字对王安石的观点进行反驳。清代学者何焯在《读书记》中写到，王安石希望借此给即将开始的变法增加分量。他没想到昔日挚友曾巩竟然站在政敌的立场，对自己予以公开抨击。曾巩则认为自己的良苦用心被王安石误解了，他在《过介甫归偶成》中留下了一声叹息：“结交谓无嫌，忠告期有补。直道讵非难，尽言竟多迕。知者尚复然，悠悠谁可语。”次年八月，曾巩上书申请外放获准，出任越州（今绍兴）通判。自此，开始了长达12年的地方官生涯。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法确定曾巩自请外派的理由是否与王安石有关，但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王安石变法失败被罢相离京后，曾巩曾多次向朝廷上书请求回京任职。《讲官议》只是一个引子，其核心还是对变法的不同认识。通过一些史料的研究分析可以发现，曾巩其实并不反对变法，他与王安石的争论，其主要焦点不在变法本身，而在于变法的步骤与方法。王安石锐意改革、雷厉风行、步调急骤。曾巩则主张改革应循序渐进，不能急功近利。王安石变法的最终失败，千百年来众说纷纭。今天，我们翻读北宋王朝的这段历史，许多人对曾巩在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中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不置可否，目光大多关注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大阵营之间无休止的争斗。其实，曾巩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对王安石的支持至关重要。他任地方官员长达12年，没有一句谤议新法的言论，而是在辖区积极推行新法，以事实验证新法富国强兵的可行性。或许，这是曾巩性情使然。或许，是他对王安石的深情支持。透过这些往事，我们看到了他身上闪现的光辉。即使观点不同、隔阂明显，依旧默默地对挚友予以最实在的支持，对于国有利的变法全力执行。元丰六年（1083年）春，曾巩、曾布、曾肇兄弟三人扶着曾母朱太夫人的灵柩南归，船至江宁（今南京）时，曾巩因病重不得不暂时停留。巧的是，此时王安石正在江宁退居，闻知消息后他经常前来探望。两位乡亲京城缔交，经历了青春年少的意气风发、据理力争的背道而驰、各奔前程的筚路蓝缕。而今，数十年光阴转眼逝去，两人已是白发老人，执手相看，想必是感慨良多。时年4月1日，曾巩辞世，享年65岁。千载有余情。在曾巩最后的时光，他和王安石两人时常能够得以相见，重温往事，尽释前嫌，未曾不是一种人生的欣慰。三南丰先生的家乡人，经年累月地延续着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他们的足迹迈向世界各地，朋友遍及海内外，始终不曾改变的，是淳朴仁厚的道德风尚翠羽流苏出天仗,黄金戏球相荡摩。这是曾巩为家乡特产南丰蜜橘留下的美丽文字。南丰，这座有着1700余年建县历史的古城，孕育了南丰蜜橘、南丰傩舞和白舍窑等璀璨的千年文化，其中最为亮丽的文化名片，毫无疑问应该属于曾巩。其意义并不仅仅只是一位千古名人，而是曾巩身上那种始终坚持的家国情怀，以及淳朴仁厚的道德品质。千百年来，这座城市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前人留下的优秀传统，并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行。南丰县年产蜜橘6亿多公斤，其中出口量达2亿公斤。当地活跃着一支3万余人的南丰蜜橘经纪人队伍，他们将南丰蜜橘漂洋过海销往世界各地，同时也引进各国的特色水果。他们的身影在中东、东南亚、欧洲等各国的超市中，忙碌穿行，以最务实的行动践行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南丰县政协委员、鸿远果业创始人王鸿斌是其中一员，他被称为南丰蜜橘走出国门“第一人”。多年的国际贸易经历，让曾经身为乡镇供销社职员的王鸿斌拥有了国际视野，建立了广泛的世界朋友圈。他告诉记者，要把客户当成自己的亲人一般交往，以心换心、以诚相待。在一次中国农产品供应链论坛“优化与传承”板块发言中，他还提出三个“结合”，其中包括农产品批发销售要与文化输出相结合，立足南丰，放眼世界，不仅要把优良产品带出去，也要把千年积淀的优秀传统文化带出去，以文化服务市场、引领市场。王鸿斌未必了解家乡人曾巩。但他身在小县城、心怀大世界的视野，以及创业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精神特质，却是一脉相承的共通。如果我们穿越时空，把目光停留在曾巩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发现，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完全相似的频率。在乡间蜗居了20余年的曾巩，他的人生境界并没有因此而沦落。相反，他的言论与眼界，与同时代的佼佼者们相比毫不逊色。因为，在他身边有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杜衍、刘沆等一众时代骄子，曾巩与他们时刻都保持着密切联系、沟通与交流。曾巩之所以能够几十年如一日的在家乡，一边养家糊口一边刻苦攻读，始终不失青云之志，就是因为他身在乡野而心在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许许多多的“欧阳修们”始终能够让他保持着昂扬的精神，高尚的理想，给他以鼓舞、给他以力量、给他以支持。曾巩的回报，就是好好做学问，始终责任在肩。耕读期间，他在房间的墙上写了一篇《南轩记》，对自己时时提醒和鼓励。其中有这样的文字：“吾之所学者虽博，而所守者可谓简；所言虽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谓重也。”坚守的原则很简单，身负的责任很重大。这就是曾巩，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为国，胸怀天下。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4月13日，曾巩纪念馆新馆正式开馆迎客。南丰县委主要领导在开馆仪式上表示：作为曾巩故里，将以弘扬曾巩文化为己任，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宽阔的视野与各界加强合作，携手前行。四早已离我们远去、模糊了面容和背影的南丰先生，究竟有什么魅力，对应千年的流光？让今天的我们，依然有暖暖的温情，和一份见贤思齐的向往和尊敬一个被称为“读书岩”的所在，坐落在犹如琴沿的旴江岸边，背山面水，与南丰县城隔江相对。据传，年少的曾巩曾经带着兄弟们在这个岩洞里读书。岩洞并不深，只是山体中一处浅浅的凹入所在。里面有一座曾巩的铜像。南丰先生左手执卷，安静地坐着。满山绿意清幽，恍惚间，似乎还能听到千百年来不曾湮灭的读书声。千年时光，先生距我们是如此之远，远到已经完全模糊了印记；旴江悠悠，先生距我们又是如此之近，感觉完全可以跟着他的脚步一起前进。在唐宋八大家中，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等光芒万丈的大家相比，曾巩的光彩也许是最少的。但他更接近我们这些普通人，没有特别显赫的家世，没有非常天才的创造力，只是以一份执著的坚守，和一颗踏实勤恳的诚心，相知相交。他们之间流传千载的交情往事，赢得了世代的尊重和敬仰。

温凡

2019-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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