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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患何病终老于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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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引】今年8月24日，是北宋大文豪苏轼仙逝常州910周年。苏轼究竟患何病？又是怎样去世的？长期以来，缺乏详细的说明。河南省郏县的苏东坡研究者刘继增的文章，或可为读者解惑。本报现摘载如下——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病逝于常州，次年闰六月二十五日葬于汝州郏城钧台乡上瑞里，即今河南省郏县茨芭乡苏坟村。苏轼葬郏，其弟苏辙再祭亡兄端明并泣告亲朋，其兄苏轼因“瘴暑相寻，医不能痊”而离开人世。由瘴气、瘴毒引发的瘴疾，是战国至有宋一代岭南地区特有的地方病。岭南指五岭以南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在两宋文献中多有记载，是公认的瘴病的高发区。遇赦北归，逝于常州元符三年，苏轼终于结束岭南的7年贬谪生涯，遇赦北归。北归途中，五月底六月初，舟停仪真（今江苏仪征），此时，正值伏天，天气酷热，苏轼“食则胀，不食则羸甚……”又加“饮冷过度，夜暴下，且复疲甚”，于是苏轼只得搬进仪真东园。好友米芾冒热亲至东园送上中药麦门冬，苏轼亲自煎服，精神好转，病体渐康，并兴奋写下一首七绝记其事：“清风明月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麦门冬，知是东坡手自煎（《苏轼诗集》卷45）。”六月十一日，苏轼病情稍有起色，又乘舟东行，十二日过润州（今镇江）后，“昏不知人者累日”。到常州后，“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余日（《苏轼佚文汇编》卷一《乞致仕状》）。”到七月十五日，苏轼判断自己是“积年瘴毒”致“热毒转甚”。“热毒”是苏轼常患之病，其病症为赤目、痔疮、浑身乏力、早衰。苏轼此时的热毒病症是高烧、出血。他在致好友钱济明尺牍中说：“夜发热不可言……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专用清凉药。已令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余药皆罢。”二十八日，苏轼告别人世。苏轼所患之病，自述“仪真得暑毒”，至常州又“细察疾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而在上皇帝《乞致仕状》则谓“瘴毒大作”，这与北宋时人们对“南方凡病，皆谓之瘴”的认知有关。故苏辙有其兄“瘴暑相寻，医不能痊”之说。苏轼死于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南方凡病皆为瘴”，医学和医史学家在系统梳理文献中关于瘴气和瘴病的记载后认为，瘴毒、瘴疾是多种疾病的统称，大致包括：热带病、地方病、人体寄生虫病、水源污染、大气污染所致疾病等一组复杂病症的统称，诸如疟疾、痢疾、血液病、脚气、黄疸、消渴、克汀病等等。那么苏轼“瘴毒大作”究竟是什么病？现代医学认为，贫血、高烧、出血，起病急、病程短促、生存期一般数月至一年，是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中医学称之为髓枯（急劳）症的典型临床表现。再生障碍性贫血有外感热毒、禀赋不足、血瘀内生等三大病因，外感热毒名列首位。中医学中无再生障碍性贫血一词，更无急慢性之分。急性再障属“急劳”、“髓枯”范畴，慢性再障属“虚劳”、“亡血”范畴。医学发展至现在，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病有“血液杀手”、“软癌”之称，治愈率极低。在治疗上，除中药外，配合西医学的成分血输注、广谱抗生素、骨髓移植等支持疗法，可控制和稳定症状，挽救部分患者生命。根据苏轼的自述，“夜间发热不可言，齿间出血为蚯蚓者无数”；苏轼在五月“瘴毒大作”，至七月二十八日病故，病程不到三个月；加之苏轼居儋（今海南岛）期间，“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船舶绝不至，药物炸酱等皆无”，海南“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这也是苏轼生活的真实写照，此种饮食环境由营养不良导致贫血的机率甚高。这基本符合急性再障的临床表现。引起该病的病因：“专是热毒，根源不浅。”也与现代中医学的判断相吻合。66岁的苏轼，虽自感“百病横生”，但置于苏轼死地之病，似可做出是中医称之为髓枯（急劳）症的基本判断，相对应，西医则称之为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SAA-I型）。在西医，该病由Enrlich在1888年第一次发现并报道首例患者，苏轼病例比其早787年；Chauffard于1904年首先提出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一病名，苏轼病例和治疗比其早803年。再生障碍性贫血系多种因素引起的红骨髓总容量减少，造血功能衰竭，并以全血细胞减少为主要表现的一组综合症，属血液病的一种。“苏轼麦门冬汤”成中医名单验方苏轼治疗急性再障，用药也似无不当。苏轼治疗高烧、齿缝出血的“麦门冬汤”这一处方，成为中医的名单验方。南宋张杲《医说》：“齿缝出血，用麦门冬汤漱之亦良。”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用东坡此方治疗齿缝出血，疗效甚佳，遂收入他的医药专著《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二卷：“齿缝出血：人参、赤茯苓、麦门冬各二钱，水一钟，煎七分，食前温服，日再。苏东坡得此，自谓神奇。予累试之，累如所言。”到了清代，浙江桐乡的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一书中对苏轼用药提出质疑。另一位医家也说：“药不对病，以致伤生，窃为（苏）公惜之云云。”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对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探索出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规律和用药规律：如壮阳药可提升白细胞，养阴药可提升血小板，补气药可提升红细胞，并对治疗再障疗效在70%以上专方，基本方30首的用药情况进行统计，发现黄芪、当归两药应用最多，人参也普遍使用。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中医大辞典》把苏轼药方收入其中，并命名为“苏轼麦门冬汤”。苏轼病逝时的病榻，为时任晋陵令陆元光所送之嬾板。嬾板“纵横三尺，偃直以受背，公殊以为便，竟据是板乃终”，后人称此嬾板为“东坡嬾板”。据常州地方文史专家吴之光考证，从现存文献记载看，东坡嬾板，实为现代医院病床之肇始。陆元光，字章甫，开封祥符县人，元符三年（1098年）六月任晋陵令，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十月离任。“东坡嬾板”见证了苏轼逝世。这既为晋陵令陆元光亲见，又传闻于其子。刘继增据《景苏诗文笔会作品汇编》一书

2011-08-27
母仪若水润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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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邵永义题记孟母三迁、岳母刺字……构成了连绵不尽的中华母亲文化。眉山苏母勉夫教子，辅佐了中国历史上三位著名文学家。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考察，前往三苏祠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我们要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家训家教家风，这也是“三苏”文化赋予时代丰富的价值和内涵。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出生于四川岷江之滨的眉山。他以出众的才华，不仅闪耀华夏，而且光照世界，成为中国文化与风骨的象征。苏东坡是可爱而伟大的文化英雄，具有持续的影响与崇高的地位。作家林语堂赞叹说：“我若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苏东坡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全才，更有“吞五湖三江”的气象。被竹子密密围合的巴蜀，三千多年来，蜀人的生活智慧与技艺积淀所演绎出来的丰富、绵密、无所不包的竹文化，可算是四川人对竹子养育之恩的报答。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遗址里，就发现了许多竹子的遗迹和文化符号。苏东坡是中国竹文化的杰出代表。在他身上，体现出巴山蜀水之间竹子的突出精神：坚韧、高直、虚怀、有节。他不但具有蜀地奇才的特点，而且还有既往蜀地的那些才子身上所不具备的学风、家风与习性。苏轼是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与艺术家，更是中华优秀道德的典范。面对复杂的环境，他体现出强大、坚韧、超然的人格力量。他积极出谋献策，为国家建设而献身。他一生坎坷不平，遭受许多不幸和打击，但从未被痛苦与悲伤所压倒，而是随遇而安，做到不为世俗的祸福苦乐所牵绊，不为得失所烦扰，光明磊落，公道正派。他以他独特的思想、文学艺术成就以及生活状态，塑造了高尚的道德与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和生命智慧。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讲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屈原）、渊明（陶渊明）、子美（杜甫）、子瞻（苏东坡）者。此四子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苏东坡用独特的理念和实践，证明了自己是胸怀天下的理想主义者、积极向上的乐天派，更是人民大众最亲密的朋友——这样的亲民情怀，在历代文人里是比较罕见的。他将勤政爱国、关注民生的为官理念，改革求新、探索进取的执着精神，达观自我、超然物外的诗人气质，热爱自然、诙谐天真的生活情趣集于一身，成就了一个可信、可亲、可敬的苏东坡。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我们不可忘记苏家的好家风，尤其不可忘记那个全力辅佐三苏的女性——苏母。苏母是勉夫教子的伟大女性程仁霸、程文应、程之邵、程之元、程之才、程唐、程垓、程敦书等程家子孙一代一代传承和践行程家优良家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程夫人正是在这样的家庭出生、成长，其优良家风潜移默化深入程夫人骨子里。苏母（1010—1057年）出生于眉州青神县风光秀美的程家嘴。相传距今四五千年的时候，蜀王蚕丛喜欢穿着青色的衣服，带领民众种桑养蚕，使蜀地经济兴旺，由此在成都平原建立了蜀地第一个国家政权——古蜀国。他死后，蜀人缅怀他的功劳，就把蚕丛拜为青衣神（蚕神），并将他的出生地命名为青神县。那里东临岷江，南面是从眉山流来的思蒙河，形成了一个如诗如画的半岛，再加上几条分岔的小河，滋润了这一片桑田连接天际的绿岛。青神县的地貌，很像是一片迎风微动的桑叶。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般家庭所努力追求的生活方式。程家也不例外，北宋时程文应的儿子程浚与苏轼的二叔苏涣一起进士及第，成为眉州两大名人，两家连姻，苏序与程文应都因儿子及第而受到朝廷加封而为官。程文应官至大理寺丞，名震家乡，程家也成了诗书之家。程夫人自幼在这桑蚕之乡长大，耳濡目染，经常劳动，对于丝绸纺织加工非常熟悉。她18岁嫁给苏洵，不但在苏洵中年发愤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培养苏轼、苏辙兄弟成才道路上，程夫人居功至伟。由于宋朝时很多女性都没有名字，我们就称她为苏母。苏母首先注意到岷江沿线盛行不衰的丝绸贸易。当时眉州城内绸缎生意兴隆，形成了“纱縠行”一条街。“纱縠行”的本义是缫丝之处和蚕桑集市。苏母于是变卖嫁妆在纱縠行上开设了一家铺面，做起了丝绸买卖。由于苏母的生意越做越好，积累了资金，才在老街买下了5亩宅院，这就是闻名于世的“三苏祠”原址。宅院里建有数十间房子，以及花园、亭子和几口池塘。从大门进去，迎面是一个深绿色的青砖影壁。之后才是一栋别致的房子。院子里面有高大的梨树和荔枝树，其中还有苏洵亲手种植的槐树。在这个家庭花园之中，花卉和果树的种类繁多，墙外则是千百竿翠竹构成的竹林。苏母爱惜生灵，更不准孩子和婢仆捕捉花园里的鸟雀，孩子们一旦犯错，苏母就会予以严厉惩罚，绝不迁就……几年过去了，鸟雀都在低矮的灌木、草丛里做窝，雀蛋随处可见。每年春季桐子花开花的时节，岷江两岸特有的五彩桐花凤（学名叫蓝喉太阳鸟），也会经常来这里低飞回翔，一点也不怕人。在四川乡村，五彩鸟进门是一桩喜庆之事，所以街坊邻里都把桐花凤入家这一幕当作稀罕事。爱护生灵更不能肆意加害，从小就在苏轼、苏辙心中播下了种子。有一天，苏家丝绸作坊里两个婢女正在熨烫丝绸时，她们站立的地方，几块地砖忽然塌陷了，露出一个几尺宽的坑洞，坑里隐约露出了一只陶土坛，坛子发出“嗡嗡嗡”的声音……大家估计，坛子里肯定有古人埋藏的金银财宝！苏母闻讯赶来了。她立即叫人用土把坑洞填平，任何人不准动坛子里的东西！她说：“一个正直的人，绝对不能去贪图别人的财物！”这表明苏母不贪意外之财、不做非分之想的淳朴天性。后来，苏轼在陕西凤翔府当官时，就发生了一桩类似的故事：隆冬时节的一天，突然飘起了鹅毛大雪，看到居室边一棵古柳树下，有一尺见方的地面并不积雪。等到天晴了，地面反而凸起几寸高。苏轼读过很多书，估计是古人埋藏丹药的地方，因为地下有热力，所以那里才不积雪，于是他很想一探究竟。妻子王弗一见丈夫跃跃欲试，就劝阻说：“如果婆婆（苏母）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不容许你去发掘！”苏轼一听，暗叫惭愧，立即打消了念头。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抒发了这样的观点：“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天地之间，一切事物各有其主。事物的主人可能是阳光、是雨露，是河流江海。只要与自己无关的东西，“虽一毫而莫取”。自珍自爱的家风和操守，就是来自苏母反复讲到的“非己之物，勿动其心”的古训。我要做范滂那样的人苏轼说：“我长大了要做范滂那样的人！妈妈，会允许我那样做吗？”苏母流下了两行热泪：“如果你能当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吗？”苏母绝不容许苏轼、苏辙沾上富家弟子惯有的好逸恶劳的毛病。幼年的苏轼、苏辙就曾每日面临“三白餐”：一撮白盐、一碟白萝卜、一碗白饭。这是苏母有意安排，“三白餐”锻炼了苏轼，使他后来无论遭遇任何艰难困苦也能坦然面对。苏轼发蒙很早，领悟能力很强。到他正式读书时已经8岁了，虽说是虚岁，也算不得很早，这明显与苏家对孩子教育的独特看法有关。到8岁时，苏轼才被送进乡塾读书。乡塾设在眉山城郊的天庆观北极院，张易简任老师。在近百名学生中，经常受到老师称赞的学生有两位：苏轼和陈太初。有一天，一位眉州的读书人从京城汴京回乡，带来了一首著名文人石介所作的四言长诗《庆历圣德诗》给张易简浏览。苏轼从旁偷看了几眼，他竟然就可以背诵了。他有些大胆，询问老师：“这首诗里所歌颂的这些人物，都是些什么人啊？”老师不耐烦了：“小孩子哪用知道这些事！”没想到苏轼不依不饶，继续发问：“如果这些人都是天上的神仙，那我也不敢再问。但如果他们是真有其人，我为什么不能追问一下呢？”老师大感惊奇，便详尽回答了他：“诗歌里提到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4位人物，都是天下的英杰！”苏轼虽不能完全理解这4位风流人物的卓著，却把张易简对他们的景仰之情牢记在心，成为激励自己上进的动力。到了庆历八年（1048年）春天，苏洵就让苏氏兄弟拜同乡的刘巨（字微之）为师。刘先生在位于眉山城西的寿昌院开班讲课，学生众多。有一天，刘先生心情好，写了一首歌咏鹭鸶的诗，结尾两句是：“渔人忽惊起，雪片逐风斜。”苏轼听到后，认真思考，大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老师的诗很好！但我觉得这样写，似乎没有表现鹭鸶的归宿。不如改为‘雪片落蒹葭’。”刘微之一听，如遭电击一般大受震动，感叹道：“了不起！了不起！看来我当不了你的老师了……”苏轼、苏辙少年早慧的名声在外，当时眉山城内已很难为他们寻到合适的老师了，苏洵只好亲自执教，父亲总爱将激动人心的历史人物讲给他们听。一次父亲诵读欧阳修的《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大为感慨，他从欧阳修受到皇帝宠遇再联想到自己半生的起伏与落寞，认为大丈夫人生天地间，就当顶天立地，不知儿子有无此大志，他讲解了文章的大概后，便说：“仲和，你试写一联。”苏轼很快提交了答案，文中有“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之句，使父亲大感宽慰，他大声赞扬：“孩子，你将来应该能够获得这一种好运！要把握好自己的才华。”少年苏轼雄心万丈，文章写作已有相当的成就。就在这年，苏洵外出游历天下。苏母素有学养，于是便亲自指导儿子读书。苏轼尤其敬慕爱国诗人屈原、文学家司马相如，对屈原的品节尤其景仰。他成年后，去瞻仰屈原塔时表示：人生谁能不死，何必计较寿命长短。富贵是暂时的，名声是无穷无尽的，屈原最晓得这一道理，所以他死而有气节。他暗下决心，毕生学习屈原的高尚情操。一次母亲读到《后汉书》中《范滂传》时，不禁十分感慨，发出了长长叹息：范滂为真理而不惜以死相争，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名誉；但如果一个人历尽了坎坷，猛然回首，又会发现生命里仍是空无一物，那又该怎么办呢？范滂（137—169年），字孟博，汝南郡征羌县（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青年镇砖桥村）人。东汉时期大臣名士，他生活在汉桓帝、灵帝统治的时期，因为他反对宦官专权，触怒了权贵，所以被人假公济私，予以追杀。灵帝建宁二年（169年），汝南督邮吴导奉命前往逮捕范滂，但到了范滂的家乡，他听到很多关于范滂的赞美之声，自己又不得不执行公务，前后为难的吴导竟在驿舍放声大哭……范滂不愿连累别人，自己到县令那里投案自首。县令郭揖解下自己的官印，拉着范滂要和他一起亡命天涯，并说：“天底下的地方大得很，您何必在这里等死呢？”范滂回答说：“我一死，祸害就随风消散。我哪敢因自己的罪过连累到您，同时又让年迈的母亲也四处流浪呢？”范滂母亲得知此事，从家里赶来与儿子话别。范滂对母亲说：“我的弟弟仲博很孝顺，足可供养母亲，我可以放心跟从死去的父亲归赴黄泉了。生死存亡，也算是各得其所。只是您老人家需要割断情丝，我死了你不要太伤心！”范母抚摸着儿子的肩膀，哭着说：“好儿子！你现在能够同李膺、杜密这样的大名士一道名扬天下了，一死了之有何遗憾！想想也是，一个人既可以名垂青史，又还想长寿，怎么可能兼得呢？”范滂跪着接受母亲的教诲，这是他最后一次叩拜母亲……苏母读到《范滂传》这一段时，心神激荡，念不下去了。苏轼听得格外神往，见母亲叹息，他明白了母亲的内心。他站起来，拍着胸膛大声说：“妈妈，我长大了要做范滂那样的人！妈妈，会允许我那样做吗？”苏母十分感动，流下了两行热泪：“如果你能当范滂，难道我就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吗？”母子的一问一答，内蕴着传统的道德情感。其中不仅含有对古代志士英雄的仰慕，更包孕着两辈人不惜以生命捍卫道德、正义的决心。三苏享誉京城中年之后，苏轼还在给内弟王箴的信里，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当年一起在夜色朦胧中踏过瑞草桥，两人对坐在村口一棵大树下吃瓜子、炒豆的情景……1046年的一天。苏洵、苏母站立在苏家厅堂中，指使随从爬上高凳，往墙壁上悬挂一幅装裱的书法作品。苏母的目光掠过舒朗俊秀的墨字，轻声吟诵:“长不满尺，剑钺之馀。文如连环，上下相缪……”这是一首富含简练、状写细腻的四言诗歌，勾勒出一把利刀的短小与刀身上的纹饰，令人过目难忘。父母称颂不已的这篇作品是苏轼所写的《却鼠刀铭》。“却”有“退却”的意思，这个富有深意的对刀的命名，来源于苏轼与一位刀客的相遇。少年苏轼一天在外遇到一位职业刀客，也许他厌倦了自己的职业。那天在乡道上，他被路过的苏轼英气所吸引，就说：“少年，我看你长相不凡，我把刀送给你。”苏轼接过刀来，佩刀而行。回到家，就藏于抽屉。他时时告诫自己不能惹事生非。一天家中闹起了鼠害，全家鸡犬不宁。苏轼忍无可忍，以刀焚香后置于室内茶几上。没想到，沉默的刀锋竟然让老鼠四散而去。这实际体现了苏东坡浪漫主义的一厢情愿。在《却鼠刀铭》的结尾，苏轼深有感触：“呜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是亦何劳。”苏轼写此文大致在1046年，那时他才11岁。一个善于观察、敏于思考、天马行空一样神游文学世界的青春少年，跃然纸上。为激励儿子，父母让他把这文章誊写、裱糊之后，挂在墙上。一是为了提高其写作兴趣，增强信心；二来也不乏有父母的自鸣得意……1057年阳春三月，47岁的苏洵带着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出剑门、越秦岭，穿过关中平原，进京赶考。在文坛领袖欧阳修的提携下，苏轼、苏辙不仅高中进士，而且三苏每有新作就都引起轰动……就在人生坦途徐徐展开之际，一个来自家乡的噩耗让父子掉进了冰窟窿：48岁的苏母操劳过度，四月八日在家病故了。苏轼和苏辙随父回乡奔丧。可谓是：青年失慈母，中年失贤妻。父子进京赶考，只留下苏母和两个儿媳在家。当他们急急赶回眉山老宅，只见屋漏墙倒，不禁哀恸不已……十一月将苏母下葬于眉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旁边。山坡之下有一眼清莹的泉水。当地传说，月明之夜，可以望见一位白发飘撒、举止俊雅的老翁独自走来，静静地坐在这里。如果有人近身，老翁便会消失于泉水之中……因此泉以老翁得名，苏洵称为“老泉”也由此而来。此处后来又称为“苏坟”，苏洵、东坡妻王弗后来都安息于此。没能看到三苏享誉京城是遗憾的，但造就了三位彪炳史册的人才，苏母当含笑九泉。在为母守孝期间，苏轼、苏辙整个身心浸透了对母亲哀悼缅怀的忧思，功名利禄等世俗杂念完全弃之脑后。也许是苦于整日面对那些凝聚着过多温馨回忆的旧物，为避免徒增惆怅，这一阶段，苏轼常常到青神县岷江对岸岳父家中小住散心。那是一个美丽的山乡，山下有清溪深池，山上有古刹佛寺，置身其间，不禁油然而生飘然出尘之感。苏轼与岳父家辈份相仿的几个年轻人很合得来，或与他们登山谒庙，或与他们到野外餐饮。中年之后，苏轼还在给内弟王箴的信里，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当年一起在夜色朦胧中踏过瑞草桥，两人对坐在村口一棵大树下吃瓜子、炒豆的情景……这与后来生活中的艰难险阻相比，不能不令苏轼叹惋：不知此生还能不能再过上这清闲的日子！

小程邵永义题记

2022-07-05
苏东坡的人生地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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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小像》元赵孟頫（图源：人民网）东湖之后，西湖也进入了苏东坡的人生地理。1065年初，苏东坡自凤翔任上回京。这时，欣赏他的宋仁宗去世了，坐在皇位上的是宋英宗。对苏东坡来说，这也是一个丧乱之秋：到京三个月，妻子王弗去世，留下6岁的儿子苏迈；转年，父亲苏洵也去世了。苏东坡和弟弟苏子由告了假，将父亲和王弗的灵柩运回眉山。服满，苏东坡与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成亲，并于1069年正月返回开封。这时宋英宗已经去世，继任的是以支持王安石变法而著称的宋神宗。三苏对新政和施行新政的王安石一向持怀疑态度——对王安石人品的怀疑，要追溯到老苏那里。有一次，苏洵在欧阳修家做客，饭后，其他人走了，只有苏洵留下来。苏洵问欧阳修，刚才座中那个囚首丧面的人是谁？欧阳修说，王安石王介甫，你没听说过吗？苏洵说：“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不知道父亲对王安石的厌恶是否影响到苏东坡及弟弟，不争的事实是，苏东坡对新法并无好感。他与王安石虽然保持了君子之交，但细究起来，也是和谐时候少，芥蒂时候多。1071年，当欧阳修、司马光、张方平和范镇等被视为保守派的重臣纷纷离开开封这个是非之地时，苏东坡也向朝廷请求外放。不久，朝廷任命他为杭州通判。苏东坡为期八年、历仕四州的地方官生涯由此展开，他的人生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开封到杭州，行程约两千里。和自蜀入洛比，这条路轻松易行。一是大量路段可乘船，二是无须翻越高山大岭。1071年七月，苏东坡踏上了前往杭州之路。第一站是开封东南300余里的陈州，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在陈州，苏东坡停留了70余天。因为，与他毕生相亲相爱的弟弟苏子由，时任陈州学官。而陈州知州，则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陈州期间，苏东坡认识了一位青年才俊，即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之前，18岁的张耒游学陈州，苏子由很赏识他。二人相见后，苏东坡大概从这个英气勃发的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昨天。宋代文人有奖掖后进的传统，经苏东坡举荐，不久，张耒应举姑苏，并在20岁时中进士。然而，难以预料的是，如同苏东坡一样少年得志的张耒，晚年却困顿不堪，贫病中死于陈州。学官是一个穷差事，苏子由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居处逼窄、低矮，并且漏雨透风，身材高挑的苏子由在居室读书，伸个懒腰都会碰头。苏东坡写诗和弟弟开玩笑：“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70多天里，苏氏兄弟“近城可观者无不到”，令苏东坡记忆深刻的景点有两个，一是柳湖，一是太昊祠。今天的淮阳区，有一座湿地公园，由包括柳湖在内的四片湖面组成。这里，就是苏氏兄弟携酒同游的龙湖。从苏东坡留下的诗看，在宋代，湖滨曾大面积种植山茶。龙湖中有一座小岛，名为画卦台，与画卦台相邻的岸边便是太昊陵。淮阳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古籍相传，上古时代，太昊，也就是伏羲，曾经定都于此。湖滨的太昊陵，留下了苏氏昆仲凭吊的身影。兄弟二人，以及随侍的张耒都有诗为证。张方平酒量很大，号称一百杯，苏东坡却瘾大量小。一次宴席上，苏东坡说：对你们这种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你们喝一百杯才醉，我喝一杯就醉，同样都是醉，不是和你们一样乐得其所吗？70多天后，苏东坡再次踏上路途，不忍与哥哥分别的子由送到300里外的颍州。颍州，即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苏东坡全集》里，有一首《陪欧阳公燕西湖》。当苏氏兄弟抵达颍州时，序属三秋。他们在西湖之滨饮酒，看到湖边的草木都披着一层薄薄的霜，水边的芙蓉和菊花却开得正艳。东道主欧阳公，须发如雪，举杯畅饮，谈笑风生。欧阳公，就是三苏的另一个恩人欧阳修。这一年，欧阳修65岁。早就名满天下的大师于几个月前致仕，定居颍州。欧阳修本是江西庐陵人，出生于四川绵阳，却与颍州关系最亲密。早年，他曾知颍州，后来虽因宦游东奔西走，却在颍州置业买田，“乐其风土，因卜居焉。”颍州对欧阳修的吸引力，其中一部分就来自西湖。有句俗话说，天下西湖三十六。以西湖命名的湖泊不胜枚举。其中，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颍州西湖和扬州瘦西湖并称为中国四大西湖。巧的是，苏东坡与四座西湖都有深厚渊源。可以说，苏东坡是西湖的知己。天下西湖若要公推形象代言人，非苏东坡莫属。欧阳修好客而健谈，他对二苏的到访不胜欣喜，烟水迷茫的西湖之滨，欧阳修与二苏把盏言欢，还让苏东坡观看他收藏的石屏，并请苏东坡作诗纪念。颍州相聚时，欧阳修看起来精神不错，他本人也才刚开始享受功成名就的晚年生活。然而，世事难料，一年多后，远在杭州的苏东坡得到噩耗：欧阳修病逝颍州。作别颍州西湖，苏东坡的路线，大致自颍水进入淮河，自淮河进入大运河，再从大运河进入长江。其间，除了在洪泽湖因遇大风而不得不返回港口外，旅途十分顺利。古人的宦游，重点固然在宦，也就是仕途；但游也必不可少，即借前往各地做官的机会，悠游风景名胜。颍州之后，苏东坡先后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游览了与大禹有关的涂山，建有彭祖庙的云母山，庄子墓和庄子祠，以及观鱼台。大运河在扬州与长江相接，大江对岸，便是镇江。长江近镇江的南侧，江中有一座岛，名叫金山；山上，建有金山寺，梁武帝曾亲临寺里举行水陆法会。苏东坡登上金山，他看到江流西来，水势浩荡，不由想起数千里之外的故乡，“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是的，对岷江之畔长大的诗人来说，长江来自故乡，乃是亲切而又令人百感交集的“我家江水”。距苏东坡8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由于泥沙堆积，原本四面临水的金山与陆地联为一体。金山寺下游20多里，有另一个知名去处：北固山。北固山上也有一座古寺：甘露寺。甘露寺不仅有众多三国遗迹，唐代诗人刘禹锡、韦应物、白居易均到访并留下诗篇。苏东坡自然也有题咏。不过，公正地说，以北固山为题材的最优秀作品，还要等上近百年才问世。它的作者就是后世与苏东坡并称为豪放派代表的辛弃疾。同样在北固山怀古的苏东坡不会想到，数十年后，异族入侵，衣冠南渡，后世同道将在几乎相同的风景里发出“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无尽喟叹。

2022-03-04
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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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椰子壳制作的帽子，不仅式样古朴简单，大家好奇地争相观看，而且插上发簪轻便安放，头发都感觉不到呢！”920多年前，宋代大文豪苏轼（苏东坡）在贬居儋州两个月后的一天，对其父子这项发明的美妙之处大加赞叹。陪伴他的儿子苏过将一顶这样古怪而新奇的帽子寄给贬居雷州的叔叔苏辙，被逗乐的苏辙写了一首诗《椰子冠》，父子俩各自和韵了一首。苏东坡就是在和弟弟的诗中赞叹，并忆起当年在京城作高官时制作了后被众人效仿的“子瞻帽”，而慨叹自己“何事不违时”。苏东坡父子叔侄戏作《椰子冠》，留下千古诗歌佳话，也反映了他在艰难困苦中依然热爱生活、乐于创造，把不幸变有幸的睿智与洒脱。A盛赞椰壳帽和作《椰子冠》宋绍圣四年（1097）九月，苏东坡谪居昌化军（今儋州中和镇）的第三个月，租住在破旧的官屋伦江驿中，过着遇秋雨袭茅屋“一夕或三迁”“黄叶落枕前”和“芋魁尚可饱”的凄清日子，可他天生不忘找乐子，一件与海南椰子有关的趣事发生了，至今传为美谈。有一天，在接过一个扒掉外衣开了口的椰子，苏东坡突然有了兴致，便学陶渊明取头上葛巾滤熟酒的方法，用疏巾将椰子水滤出，邀旁人一起当作美酒畅饮。后把空椰壳交给儿子苏过，在专门指导中，一起将它制作成帽子，并进行试戴，引得众人围观。古代官吏的礼帽被称作冠，这椰壳所制帽自然被称作椰子冠。喝椰酒制椰帽当场开怀了一通，过后不久苏东坡写了一首《椰子冠》诗：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爰盎，字丝。《汉书·爰盎传》载称，侄子爰种规劝要去为相的爰盎，说吴王骄奢日久，身边多是奸佞小人，到了吴国可考虑南方低湿应多饮酒，少管闲事以避害。仪指仪狄，夏禹时善酿酒者。《战国策·魏二》载称“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苏东坡在这首诗的开头说，他来海南岛不仅能像爰盎一样天天喝上美酒，避离祸害，这美酒还是现成的“天然牌”椰浆，连像仪狄那样的酿酒师都不需要了。把椰子水当作酒，古书多有说法。《孙公谈圃》载：椰子本出伽卢国，其实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国所酿，多不同。《番禺杂编》曰：椰子中有汁二三升许，蕃人好饮，谓之椰子酒。宋人周去非所著《岭外代答》中，也言椰子“皮中子壳可为器，子中穰白如玉，味美如牛乳，穰中酒新者极清芳”。平常爱酒和熟读史书的苏东坡，自然不会把椰子汁液当水或乳饮，而是乐于当美酒来品味。苏东坡不仅感叹上天给予的美意，说他激动地用疏巾过滤椰酒邀客，还感慨从此有了做椰壳帽的工匠。这工匠他是有意指儿子苏过，就像《汉·高祖纪》中所载“以竹皮为冠”的鲁国名匠薛治。制出的帽子，不仅简朴可爱，戴在别有银簪的头上很安稳。这诗中有赞美海南和夸赞儿子的成分，更多是得意于父子俩的发明。这让他也想起曾自作的“子瞻帽”，所以最后自豪地慨叹“我东坡什么事情不与时流相违背呢？”这首诗是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同题诗所写。贬居雷州的苏辙收到侄儿苏过所寄的一顶椰帽，也被这新奇玩艺逗乐了，当即作了一首《椰子冠》诗，并将此诗与告知其居住情况的《东亭》《东楼》两首诗一并寄到海南。隔海思念，兄弟不时诗词唱和。苏东坡以苏辙（字子由）所作原题诗《次韵子由三首》，其中一首便是《椰子冠》，苏过也和韵作有《椰子冠》，由此创造了琼州海峡两岸父子叔侄三人同题诗咏海南地方风物椰壳帽的传奇佳话。苏辙在诗中说他的衰发秋来多半已斑白，而且稀疏到几乎不能簪住的地步了，突然有了奇异之帽可戴，刚好避免头发稀疏不能为仪之尴尬。束发戴帽，对镜一看，哈哈，竟像个老法师的怪模样，“垂空旋取海棕子，束发装成老法师”。苏辙有屡经迫害、饱经沧桑的言外之意，苏过在诗中也有贬谪异乡、穷途末路的感叹，但他说叔叔戴上椰子冠，就像汉高祖刘邦当年还是下层官吏时戴竹皮帽一样潇洒并留美后世，“椶子偶从遗物得，竹皮同使后人知”。《椰子冠》是苏过上岛后写的第一首诗，这首特别的咏物诗，和其父其叔的都被后人收进文集中。在三人所作的《椰子冠》诗中，或有不必为贬到南蛮之地感到可悲的自我安慰，或有借题发挥远离仕宦表达的乐隐之志，或有冲淡苦难沉重的轻松超脱，共同点则是诗中都自然溢出安然享受与生活情趣。可以说，椰子冠拨动了他们心灵和谐共振的琴弦，也撞响了隔海相望彼此激励的钟声。至于后世学者有争论，或说椰子冠是当地人所作，或言为苏过所研，或称是苏东坡所制，其实已不太重要，或许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精美诗作，而让椰子冠这种独特的帽子从古至今一直在书籍和人们的口头上生动传颂着。创制子瞻帽风靡成时尚B写《椰子冠》让苏东坡想起10年前最风光的一段生活，诗中“更著短檐高屋帽”隐藏着他富有荣光的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他在京城创制“子瞻帽”，被搬上戏台，还赢得皇帝欢颜，此事一直为全国士大夫们津津乐道。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赵顼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赵煦继位，高太后（英宗皇后）听政，第二年改年号为“元祐”。高太后反对变法，掌权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在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斥的人也陆续被起用。苏东坡从这年六月刚到登州任知州5天，便被召回京都开封，8个月内就被朝廷擢升三次，成为专门草拟诏令的翰林学士（有“内相”之称）。苏东坡喜欢在家宴客，也爱住在宫中练习瑜伽和养生之道。闲暇时，一向喜欢新鲜和玩乐的他发明了一种特别高的帽子，顶窄而微向前倾。苏东坡出门和交游都戴着，不曾想此举竟流行开来，引众多文人争相效仿，以戴此类帽为时尚，后来这种帽子便以苏东坡字号为名，被称作“子瞻帽”。宋人胡仔著《苕溪渔隐丛话》和南宋文学家洪迈《夷坚志》中均有“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类的记载，称逢年过节，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人不戴“子瞻帽”。元祐二年（1087）7月26日，52岁的苏东坡被擢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皇帝的老师）。就在这年的一天，他陪哲宗游醴泉观，观赏流行宋代的杂剧。那是一种集歌舞、游戏和竞技于一体的综合演出，常以优伶的机智与幽默来取悦观众。说来也巧，苏东坡的妙事已被敏锐的艺人作为素材搬上舞台，正在热演。一群伶工相互自夸文章，扮演丑角的才子型伶人丁仙现，头上正戴着“子瞻样”的高帽，他向前迈步喝住众人不必吵，并朗声道：“吾之文章，汝辈不及！”众伶不信，他又道：“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这个滑稽短剧，苏东坡曾连同陪皇帝宴于醴泉等情况笑说给了李廌听，作为苏东坡弟子“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还把此写进《师友谈记》中，并在艺名为丁仙现的丑角演到以“子瞻帽”唬住众伶时，写到皇上微微一笑，“顾视苏轼甚久”。这场戏无疑真实，但有学者在考究中怀疑，苏东坡那时常所戴的帽桶比通行的要高得多、而帽檐却很短的高筩檐帽，应为其妻王闰之制作；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是苏东坡自行设计，由其妻缝制。“子瞻帽”作为京都风尚，实际上苏东坡已成为当时文坛艺苑的盟主。因为出众的才华、崇高的地位等，几乎人人崇拜他、羡慕他。他走到哪里都会成为热点，他的帽子也会成为焦点。北宋著名书法家、苏东坡好友米芾在《西园雅集图记》中，生动地记述了元祐二年六月的一天，在驸马王诜（晋卿）西园的一次聚会，众多诗人、书画家、鉴赏收藏家，“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而居中“捉笔而书”者，正是身着黄袍、头戴乌帽的苏东坡。这年七月，绘画技艺高超的道士李德柔主动为苏东坡画像，其画作极为醒目之处也是高筩檐帽；元初大文豪赵孟頫所画《苏轼像》，除了手杖，高筩檐帽也是标配；清初大画家、“八大山人”的朱耷所画的《东坡朝云图》，苏东坡也是头戴此种便帽。似乎不戴“子瞻帽”的画，画的就不像是苏东坡。如今，在互联网上搜索，还有不少网店在销售各式“子瞻帽”，只是网上网下都已不见明《正德琼台志》也记载过的“椰子冠”。目前在海南城乡虽均可看到不少椰子壳工艺品，但遗憾也不见此冠。这也许是当时苏东坡本人也想象不到的一桩怪事。苏东坡信奉和实践的是乐活哲学，他喜欢笑谑别人，也会被别人取笑。据说他出了一个《人不易物赋》的题目叫后生作文，其中一人继承师法，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真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其实，这讽刺性对联和那出滑稽小品，有异曲同工之妙，均针对“流行潮”，有力讥嘲了那些盲目追求时髦附庸风雅的人。从这个方面来说，苏东坡就是以真实而富创意的生活，无意间奉献给艺术创作的一些“猛料”。C何事不违时沉浮不苟随对于读者来说，《椰子冠》一诗的尾句“东坡何事不违时”，像苏东坡对待椰子酒一样，非常值得品味。苏东坡在写此句时，或许想起了较多往事，而阅读此句者，一定会就苏东坡不同于常人性格方面联想到很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苏东坡的“违时”，深刻影响着他的命运沉浮。苏东坡贬居海南留存的其他诗文中，或现或隐提到当年同朝做官的巨僚王安石、韩琦等朋友。如在《梦韩魏公》中，称韩琦骑白鹤来邀他同去任要职；如在《唐允从论青苗》中借城北七旬老人的话说“宰相（王安石）何苦以青苗钱来困我”；在初来儋州安顿不久，苏东坡写《椰子冠》诗中豪言自己“何事不违时”，定然会想起故去的当年叱咤风云的“政敌之友”。“不违时”之问即是“违时”之实，其实就反映了苏东坡在政治生涯和人生道路上从不“随风一边倒”，也就是他常在诗文中说的“不苟随”。在写《椰子冠》的前一个月，苏东坡想起他很佩服的故友黎錞和刘贡父，想到刘开玩笑称黎是品德高尚的“黎檬子”，想起当年众人一起出游在市集上果然听到有人叫唱“卖黎檬子”的开心事，而贬来海南所居地竟也有这种果木。他闲坐时就感叹他们生前的风趣不能再现，不朽于世和善写文章的两友均是恪守道义，不是随随便便、苟且随和的人，所以他在《书黎檬子》中写道：“刘固不泯于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随者也。”赞故友其实也是表白自己也是这世上不苟随者之一。王安石变法，苏东坡尽显刚直本色，屡次上书皇帝就其弊端强烈反对，还再三写诗文讥讽，结果被政敌中的小人陷害；司马光成为宰执时要尽废新法，苏东坡认为实行了多年的免役法相比恢复差役法对百姓来说是利多弊少，便力争保留。明知自己官运亨通跟司马光大力提携有关，竟也当面与司马光争个面红耳赤，毫不顾忌面子。争罢回家还恨恨地连声大叫：“司马牛！司马牛！”结果可想而知。苏东坡对北宋官场上争权逐利、明哲保身等不良现象深恶痛绝，这可从他《与杨元素》的书信中得到鲜明验证：“昔之君子，惟荆（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然多不随耳。”贬到海南后，苏东坡虽已年过六旬，但依然留心政局。尤其令人惊讶的是，他依然保持从政时的不见风使舵、曲意迎合的心性，以致于在喝椰子酒、制作椰子冠时，还不由得发出“何事不违时”的浩叹。说到苏东坡生性不会阿谀奉承，自然会让人想起他的“不合时宜”。《梁溪漫志》载：一日东坡退朝，按照他的养生法，食罢摸腹徐行。见婢女便指着自己的大肚皮问：“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有说“都是文章”，有说“都是智巧”，苏东坡或不以为然，或未以为当。最后王朝云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东坡这才捧腹大笑，把她当作红粉知己。苏东坡来海南离开惠州前，分担了苏东坡20余年悲欢的爱妾朝云不幸病逝，他按其遗愿给葬于丰湖栖禅寺大圣塔下一片松林中，并在所修的六如亭亲自镌上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这联，既有对朝云的无限怀念，也包含了苏东坡对自己一生坎坷际遇的由衷感叹。苏东坡特立独行的不合时宜，和他独成一道风景的子瞻帽、椰子冠等富有情趣的发明，无疑为后世一直喜欢他增加了砝码。

2020-04-09
秋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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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凤丽在文人墨客笔下，秋月可以玩、可以赏，也可以寄托相思与眷恋。唐代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说：“月可玩。玩月，古也。谢赋、鲍诗，朓之庭前，亮之楼中，皆玩月也。”可知玩月之风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盛行，谢灵运的《怨晓月赋》、鲍照的《玩月城西门廨中》、谢庄的《月赋》都是玩月佳作。到了唐朝，社会文化空前开放，玩月、赏月更加风行。唐人对月亮可谓十分喜爱，有人借月思亲念友、眷恋故土，有人感叹世事多艰、年华易逝，有人感伤怀才不遇、仕途沉浮，更有人高呼“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在他们眼中，月亮变化万千，有凉月、素月、松月、清水月、关山月等。唐诗中歌咏月亮的佳作众多，杜牧的《秋夕》、杜甫的《八月十五夜月》、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张九龄的《望月怀远》皆为经典之作，当然还有妇孺皆知的《静夜思》。李白对月亮情有独钟，被称为“月亮诗人”，他的诗三分之一以上都与月亮有关。李白爱酒，明月便是他的酒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重友，明月便会带去他对友人的关心，“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是当年李白得知王昌龄被贬官后特意写下的，希望明月把自己对朋友的思念和关心一起带到遥远的夜郎之西。杜牧在《秋夕》中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与其他时节的月亮不同，秋月总是给人一种清冷疏离之感。“悲秋将岁晚，繁露已成霜。遍渚芦先白，沾篱菊自黄。应钟鸣远寺，拥雁度三湘。气逼襦衣薄，寒侵宵梦长。满庭添月色，拂水敛荷香。独念蓬门下，穷年在一方。”白露时节，秋月高悬天际，带着些许清冷疏离，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悠远美感。苏轼也曾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诗人被贬黄州，清寒孤寂之时仰望秋月，不禁感叹时光易逝，世事无常。在古人心目中，中秋的月色是一年中最明亮的。栖白在《八月十五夜玩月》中认为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非同一般，“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及至中秋满，还胜别夜圆”，张祜在《中秋月》中也说“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中秋节也是赏月的最佳时候，究其原因，冬冷霜重，夏热云多，只有中秋月最宜观赏。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说：“修厥玩事。月之为玩，冬则繁霜太寒，夏则蒸云太热，云蔽月，霜侵人，蔽与侵俱害乎玩。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农历八月是秋季天气最适宜的月份，十五又是月圆之夜，因而此夜月色最佳。刘禹锡也有同感，他在《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说：“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如水的月光洒向四面八方，天地间暑气消退，九霄明净，秋色澄澈，万物清新，就连杜甫也仿佛看清了月宫中玉兔的绒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中秋月色美不胜收，不容错过，否则会落下万千遗憾，“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秋月如水，秋水的温婉、纯净与秋月最配，于是水边、船头便成为古人赏月的绝佳选择。刘禹锡说“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孟浩然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裴夷直说“清洛半秋悬璧月，彩船当夕泛银河”。另外，高处视野开阔，可以俯瞰世间一切，也宜赏月，刘禹锡诗云：“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当年，唐玄宗喜欢中秋玩月，为了能够更好地与杨贵妃一同欣赏月色，他决定建一座“望月台”，后来因安史之乱才未能如愿。有时，寺庙的清幽宁静也与秋月相配，白居易曾在华阳观邀友赏月，许浑也在鹤林寺观赏过中秋月，并写道：“待月东林月正圆，广庭无树草无烟。”中秋月色皎洁，但处于万物萧索的仲秋季节，很容易触发人们思亲思乡的心绪，王建在诗中曰“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夜空中一轮又大又圆的朗月，更容易勾起离人浓浓的乡愁，杜甫感叹“满月飞明境，归心折大刀”，白居易思念元稹，写道：“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苏轼与弟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明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兄弟二人共同赏月本是一件赏心乐事，但他在后面却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轼的内心深处，满是对相聚后不久又要分别的哀伤与感慨。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中秋月圆之时，全天下人们最真的愿景。

邵凤丽

2021-09-26
跟李白苏轼韩愈做朋友是什么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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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你可能不知道他们的故事，但你一定从学生时代起，就听过他们的名字。漫长的时间将很多人忘却了，许多三流二流甚至一流的历史人物都湮没在风沙中，但有些人的名字却一直如雷贯耳。和那些靠自己的本事在历史长河漂流千百年的古人不同，他们更像是搭乘在友人的巨舟上，顺流直下。俗称：会交朋友！而他们的朋友，估计也都是你的老朋友了。比如李白，比如苏轼，比如韩愈。对了，我想你的脑海里可能已经浮现出了他们的名字——汪伦：我给李白唱过歌《赠汪伦》这首诗大家都耳熟能详，写这首诗那年李白约50岁，已经被赐金放还好几年了。那一年他旅居南陵叔父李阳冰家时收到了一个邀请，邀请人是他的资深“粉丝”，曾任泾县县令的汪伦。汪伦是这么跟李白说的：“先生好游乎？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处有万家酒店。”李白一听有酒很高兴，觉得应该去喝一顿，顺便见见自己这位“粉丝”，于是他就出发了。尽管到了汪伦那里之后，李白发现“十里桃花”是方圆十里的桃花潭，“万家酒店”是一家主人姓万的酒店，但汪伦给他准备的待遇是真的高规格，美酒管够，美食管够。到了给李白送别的那天，汪伦更是表现出了超乎想象的追星力度，他先是表演起了“踏歌”，又送了良马八匹和官锦十缎。所谓“踏歌”是一种表演形式，唱的时候需要边跺脚边唱，“踏”在这里是名符其实的动词。可以想见李白见到汪伦满头大汗的卖力表演时得有多么感动。而在表演之外，汪伦还货真价实地送出了良马和官锦，良马自不必说，官锦可能很多人没概念。唐朝的丝绸产量很低，价值很高，很多时候朝廷发工资就是直接给丝绸当钱用。所以汪伦送出的东西价值真的很高，几乎相当于一个县令好几年的工资了。这一下子给李白感动坏了，到了这时，汪伦在李白心中已经从铁杆粉丝悄然升到了“榜一大哥”的位置。因此，感动得一塌糊涂的李白大大方方地送出了粉丝福利，一首后世小学生都会背的《赠汪伦》提笔而成：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张怀民：我陪苏轼遛过弯相比于汪伦追星成功，张怀民和苏轼就是货真价实的好友关系了。张怀民，字梦得，意为从梦中得到的。这是一个古代“爆款”名字，比如刘禹锡的字也是“梦得”。张怀民和苏轼是在黄州认识的，但他们的相识却并不是什么巧合。没办法，安排贬官的地方就那么几个。当时苏轼被贬成黄州团练副使，而张怀民被贬为黄州主簿一类的官职，同病相怜的两人认识得很自然。历史上关于张怀民的记录并不多，最出名的就是苏轼记录的自己和张怀民于月色中“遛弯”的故事，对，又是一篇必背课文：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苏轼《记承天寺夜游》张怀民是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他在住所附近建了个亭子，用来观览大江东去的壮阔景象。这座亭子，被苏轼命名为“快哉亭”。苏轼的弟弟苏辙认为，张怀民虽然暂时屈居于主簿之类的小官，但心胸坦然，绝不因为这件事自怨自艾，更不会耽误上班。在他公务之暇，还经常游山玩水陶冶情操，很有些过人之处。今张君不以谪为患，窃会计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间，此其中宜有以过人者。——苏辙《黄州快哉亭记》由此可见，虽然张怀民和苏轼的相遇不太美好，但他们骨子里都是那种在逆境中自得其乐的人。这样的两个人能成为朋友，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岑勋、元丹丘：我跟李白喝过酒这两位，是李白的两个非常给面子的酒友，他们是在同一首诗里出的名：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李白《将进酒》事实上，两人除了都是李白的好酒友之外。差别还是蛮大的，岑夫子近乎“隐”，丹丘生近乎“道”。岑夫子，名岑勋，家世可谓显赫。他曾祖辈的岑文本、祖辈的岑长倩、还有父辈的岑羲，都曾官至宰辅，一门三相，赫赫扬扬。但是到了岑勋这一代就什么都没有了。岑勋的伯父岑羲因与太平公主图谋叛乱被唐玄宗诛杀。岑勋也因此受到了牵连，而无法在朝中任职。李白在另一首《送岑征君归鸣皋山》中对此事也有所提及：岑公相门子，雅望归安石。奕世皆夔龙，中台竟三拆。至人达机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间，而作隐沦客。注意一下李白对待岑勋的称呼，征君，是对不受朝庭征辟的士人的称呼，所以说当时岑夫子陪李白喝酒时的身份应该是一位隐士。说完岑夫子我们再来说说李白的另一位酒友丹丘生，或者也可以称呼他的本名元丹丘。元丹丘是李白最重要的朋友之一，也是和李白一起求仙隐居的道友。元丹丘和李白年轻时就认识了，他们曾一起在河南颖阳嵩山隐居。和岑勋相比，李白写给元丹丘的诗更多，共有14首。所以对于了解李白的人来说，哪怕没有《将进酒》，也会或多或少地知道元丹丘，据说李白能结识著名道人胡紫阳就是走的他的门路。李蟠：韩愈给我写过文“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这是韩愈著名作品《师说》中的句子，相信大家肯定不陌生。而李蟠何许人也？我也不清楚，关于他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只知道他是韩愈的弟子，从韩愈的形容里我们还可以知道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更多的一手信息就很少了。《文献通考》里有一段文字：元和元年四月，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元稹、韦惇、独孤郁、白居易、曹景伯、韦庆复、崔绾、罗让、崔护、薛存庆、韦珩、李蟠、元修、萧俛、沈传师、柴宿及第。这是元和元年（806）的进士榜单，里边有元稹和白居易，还有那个写出“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崔护和著名书法家沈传师，李蟠的名字混在里边很不起眼。而且在《唐会要》的记载当中，李蟠的名字还被写作“李瑀”，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五百家注韩昌黎集》当中，有位叫韩醇的注家写道：“蟠，正元十九年进士”。正元十九年，也就是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师说》大概写于贞元十七到十八年，也就是说，无论李蟠中进士的时间是元和元年还是贞元十九年，他那时都只有二十岁左右，真正的少年英才。虽然我们只能在诗文里记住这些名字，可到底，是记住了。其实，抛开“李白/苏轼/韩愈的朋友”这些标签，汪伦、李蟠他们，本来就是很优秀的人。有人说，他们是历史的幸运儿，不用做什么就能留名青史。但会交朋友，本身也是一种核心能力。也许，在被历史记住之前，我们必须先被自己、被身边的人记住。本报综合

2022-10-21
农民专家把三苏文章变成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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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东坡家族守墓40年农民专家把三苏文章变成白话文▲每一块碑，每一处景，每一个字，陶宗勤都能如数家珍。▲陶宗勤编著的《苏氏墓地史话》。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这里是苏氏墓地，当地人称为苏坟山。陶宗勤已在这里守护了40个年头。40年，他从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变成年过花甲的老人；从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变成小有名气的苏学“土专家”。苏学专家赖正和收他为徒，著名作家徐康为他的新书写序，文管所长变身“助理”为他打印材料。他还是“眉山好人”、“四川十大文物志愿者”……2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正式启动“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九路记者重走苏轼人生足迹，寻访北宋年间的明月清风与东坡故事，完整还原真实的、丰满的苏东坡一生。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庆王越欣陈光旭苏洵墓旁成长老祖母教他念碑文车出眉山城，沿岷江二桥向东再向北，行驶大约10分钟，便来到一片寂静的密林。这里松涛阵阵，蝉声鸣鸣。顺着一条蜿蜒的小径往下，便见一个写有“景行行止”的牌坊。牌坊左右两侧，分别是不同字体的两对楹联：百代文章惊广宇，四时香火慰老泉；诗如山文如水古今谁人匹，气似虹节似玉中外谁个同。穿过牌坊，几座硕大的坟墓映入眼帘，这便是苏洵家族墓地。人们把墓地所在的这片山称为苏坟山。苏坟山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富牛镇永光村，与彭山区接壤。这里除了有苏洵及其夫人程氏、苏轼发妻王弗的墓地外，还有苏轼、苏辙的衣冠冢。陶宗勤的老家，就与这里相邻。他的记忆里，老祖母牵着他在墓地，指着碑文教他认字，告诉他：“这是我们眉山名人三苏的墓。”虽然成绩不错，考上了眉山一中，但由于历史原因，陶宗勤没读完初中就回家了。彼时，墓地也一度遭到破坏。“每每看到有牛在这里活动，吃草拉屎，我就去赶，然后把牛粪清理掉。”1984年，苏洵夫妇墓和苏轼夫人王弗的墓重修，并增修了苏轼、苏辙的衣冠墓，形成苏洵家族墓地。陶宗勤家的山地、果园就在墓地对面的山头上，早上出工或晚上收工时，他总会情不自禁多走几步，转到墓地去看看封土是否有垮塌，刚立的墓碑是否有损坏。如果墓地四周脏了，他就要去清扫一遍。三苏祠感念这个守墓人，开始给他发报酬。“最早是5块钱一个月。”2004年，东坡区文管所正式聘用陶宗勤为苏氏墓地兼职管理员，“现在800块一个月。”祭拜游人常发问他一边种田一边研究随着墓地旧貌换新颜，慕名而来朝拜、凭吊的游人一天天增多。“来的人多了，有时就问我这边的事，我就开始给他们讲。有时候讲着讲着，发现很多不懂，内心很惭愧。”“我看到好多人来这里祭拜三苏，外省、外国的都有，觉得很神奇。三苏父子究竟有啥令人着迷的？”陶宗勤说，为了解三苏、走近三苏，他开始勤奋学习。白天，他在田间干农活，晚上，就阅读《苏东坡传》。对每一块墓碑上的碑文，他努力学深、学透。遇上墓碑上风化的字或一些晦涩难懂的词语，他就翻字典、查资料。空闲时间，他则拜访苏坟山周围的村民，聆听他们讲述代代传下来的关于三苏的故事。陶宗勤说，由于自己学历有限，还是有很多问题靠自己解决不了。“我壮着胆子，去请教资深的苏学专家赖正和先生，没想到先生不仅悉心指导，还收我为徒。”2月2日，苏氏墓地里，王弗墓前，陶宗勤拿着一张纸说道：“你看这是江城子，苏东坡悼念王弗的，来祭拜的人很多，拿什么的都有。”墓碑上写着“宋赠通义郡君苏轼夫人王弗之墓”，有游客不解其意，陶宗勤便开始解释：“宋赠通义郡君，是王弗死后朝廷给她封的，有郡君，还有国君、府君、县君，代表不同的级别。”从老翁井经老翁亭到一个青石板铺成的平台，陶宗勤指着一侧的石碑说，上面的《老翁井铭和重修老翁井记》是著名书法家伍中一的书法。站在牌坊前，他又介绍，牌坊前面的楹联是眉山文化名人赖正和先生、徐康先生写的。牌坊背面的楹联是刘川眉、王晋川写的……每一块碑，每一处景，每一个字，陶宗勤如数家珍。“这块苏洵墓碑，是嘉庆五年立的，就是公元1800年。曾经一度被毁，被放进面厂当案板，1984年重修时又找回来了。”研究三苏40年他出书解读苏墓史话来墓地的人越来越多，陶宗勤深深觉得，这里碑文、铭记、楹联比比皆是，文字寓意高深，内涵极为深刻。“但很多游客都看不懂，我就在想能不能用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译读成白话文，再编辑成一本书给大家看。”陶宗勤说，“有了这个想法，却又很忐忑，我在心里问自己：你面对的是顶峰的文学大家，你敢在他们面前班门弄斧吗？”在犹豫之际，陶宗勤壮着胆子，把苏洵回乡安葬程夫人的《老翁井铭》译成白话文，送到了赖正和先生面前。老先生很支持他的想法，提供了相关资料，还鼓励陶宗勤放开写，不拘泥于一字一句，把译文写成大意，写得灵活生动一点。写作过程中，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徐康，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著名作家刘川眉，苏学专家熊朝东等为陶宗勤提供了资料，徐康还亲自为陶宗勤的新作《苏氏墓地史话》作序：“陶宗勤用大半生的经历投身于看护和管理苏氏墓地，并终于完成了该书。其情可感，其志可嘉。”在手稿完成后，东坡区文管所所长杨宇春变身陶宗勤的“助理”，将文字全部完成了电脑打印。2021年6月，由陶宗勤编著的《苏氏墓地史话》付印。苏洵第37代孙苏喜亮为该书题写书名。“很感谢这些老师，不嫌弃我是个农民。也要感谢三苏，因为给他们守墓，我才有机会不断学习，完成了出书的梦想。”陶宗勤说，“我虽然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为苏氏家族守墓，我感到很荣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干不动为止。”陶宗勤说。

李庆王越欣陈光旭

2023-02-09
《清平乐》没告诉你的宋人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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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中的宋仁宗郭梅庚子年的春日，与和煦的春风一起骀荡的，是热度持续走高的电视剧《清平乐》。其主角宋仁宗赵祯，这位传统戏曲和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中的小太子，那位威名赫赫“打坐在开封府”的包公包青天大人背后的君王，随着王凯俊朗的外形、精准的表演和该剧精致考究的服化道，在跑了一千余年龙套之后，终于首次占据了荧屏的C位。这位少年官家，其实还与两年前的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那位被叛军困于皇城，靠盛明兰和小宫女蕊初冒险从宫墙下的狗洞钻出去报信才得解围的穿皇袍的糟老头子，是同一个人。必须强调的还有，用过景祐、庆历、嘉祐等九个年号的宋仁宗，不管他本人的存在感在国人的记忆底版里是如何地不太刷得出来，但他在位的四十余年，的的确确人才济济、熠熠生辉——不管是范仲淹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开篇的《岳阳楼记》，还是晏殊的一联“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抑或是出入儒释道玩转诗书画的苏公坡仙，均为明证。剧中的不少人物不仅乃宋代名臣，更是文学史上专章专节的主人公——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众所周知有宋一代“词”独领风骚。《清平乐》剧中词人辈出，最先出场的神童宰相晏殊便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与其子晏小山在词史上合称“二晏”；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词作存世虽仅五首，但无不脍炙人口，该剧原名“孤城闭”便出自其《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沉雄开阔、苍凉悲壮，对豪放一途有引领之功，而其《苏幕遮》中的名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于俯仰间描摹苍莽秋意，乃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之所本。次第出场的韩琦、欧阳修和苏舜钦等，也均为著名词人。而天圣八年（1030）这一科，在剧中取欧阳修而代之的状元王拱辰当时年未弱冠，一般被认为是与李后主齐名的婉约词宗李清照的外曾祖父。便是那奉旨填词的风流才子柳三变，传说中其所奉之圣旨也出自赵祯。古文方面，仁宗朝不仅在鼎鼎大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占了六个席位，诸巨星的代表作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和《记承天寺夜游》等，无不常驻教科书。而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王尧臣、梅尧臣、尹洙、夏竦和宋庠、宋祈兄弟等，亦都是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还有，仁宗的第二任皇后是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其弟曹佾是众所周知的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弟子曹国舅。另外，越剧戚派的拥趸们唱熟的《血手印》名段《王千金读祭文》“维大宋皇祐二年，仲秋朔日。致祭者未婚嫁妻王氏千金，生祭林郎招得”也告诉观众，故事发生在仁宗朝。更不必说，仁宗时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名列四大发明的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及其《梦溪笔谈》，等等。信手拈来任何一例，均足以彪炳史册。当然，编剧运用史料是为了讲故事，自有其分寸拿捏，故观众无法从剧中看到这些宋人宋事的全貌。诸位看官如有闲兴，则不妨容在下为您拣选一二，缓缓叙之。同为顶级文豪的欧阳修与苏轼，竟然都曾丢了状元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以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源于汉，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存续了1300年。一个文人的科举之路，往往是其人生心路的主要组成部分。《清平乐》便如实描述了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欧阳修的坎坷科举路：天圣元年（1023）和天圣四年（1026），他两次落榜。天圣七年（1029）春，由胥偃保举，就试于开封府国子监，秋天参加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拔头筹，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度夺魁，成为省元。在剧中，省元欧阳修志得意满，在一家成衣铺中买下最贵的红色袍子，并名之曰“状元袍”。可是，次年他参加殿试，却仅得了第十四名——剧中说，大娘娘刘太后因这个年轻人狎妓冶游爱写艳词而不喜之，于是状元桂冠落到19岁的王拱寿头上。赵祯又亲赐王状元改名拱辰。这虽属虚构，但欧阳修锋芒过露，晏殊等考官欲故挫其锐气而助其成才，亦为实情。而历史上王拱辰的状元其实也并非侥幸得来，而是名至实归的——王拱辰，字君贶，开封府咸平（今河南省通许县）人，出身贫寒，自幼丧父，很小便因诚信孝顺、才华横溢而闻名乡里。在得知自己高中榜首时，他坦言试题自己不久前曾做过，所以不应为魁首，而仁宗却因其诚实而更赏识之，赐名拱辰，仕途平顺。庆历二年（1042），辽国屡次派使者来挑衅，王拱辰旁征博引，据理力争，令对方放弃非分的领土要求，恍如北宋版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宋仁宗赞曰：“非拱辰深练故实，殆难答也。”有意思的是，晏殊等文坛大咖奖掖后进，欧阳修等青年俊彦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而等到欧阳修自己做了主考官，他也无疑是一位慧眼识才、胸怀宽广的前辈宗师——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金榜题名27年后，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在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这一科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及其好友、蓍名诗人梅尧臣，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和梅尧臣都是北宋现实主义文风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提倡古文复兴，反对“西昆体”的形式主义，自幼熟读先秦两汉古文，尊崇韩柳、李杜的苏氏兄弟躬逢其盛，正是欧、梅二考官所需要的现实主义大将，兄弟俩的榜上有名也就成为必然。据说，苏轼本来不仅榜上有名，还可以稳拿第一的！但却为什么只是第二呢？这里有个小插曲——苏轼在考卷上以历史上讲究“仁”的尧和讲究“义”的皋陶为例，说明英明的君主当以“仁”治天下。文章虽仅六百余字，但梅尧臣读了此卷，拍案叫绝。他感到该生逻辑严密、文笔精练，所阐述的又是正统儒家思想，其文颇有孟子之风，在这科考生中无疑拔了头筹，且也非常符合他和欧阳修等考官心中所定的取士标准，于是，赶紧推荐给主考欧阳修。欧阳修看了这份卷子，非常欣赏，想取为头名，又觉得此文风格流畅自然、汪洋恣肆，非常像自己的学生曾巩，而曾巩也正参加了这一科的考试。为了避嫌，欧阳修最终忍痛割爱，将苏轼的卷子判为第二名。这年的四月八日，22岁的苏轼又通过殿试，于四月十四日成为新科进士，且在近四百名考生中名列前茅。仁宗朝的文星璀璨，或许得益于文坛宗师们提携后进的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史将永远记住嘉祐二年的春天。三个不世出的文章奇才，苏轼、苏辙和他们的父亲苏洵，突然出现在北宋王朝的文坛上，引发轰动。其实，不仅仅是文坛，这一科可谓群星灿烂，诞生了多位未来的各界名流。正如吴钩先生在其新著《宋仁宗：共治时代》中所言：“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不大，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如：苏轼、苏辙兄弟，与苏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熙丰变法的另一员骨干章惇，是状元章衡之叔，也参加了嘉祐二年进士科考试，但因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两年后，即嘉祐四年，再参加礼部试，高中甲科……中国自隋唐始实行科举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历时一千余年，论取士之盛，没有一届科举考试可与嘉祐二年贡举相比拟。”尤其是苏轼，他天才的光辉灿烂四射。有些人，尤其是文风浮靡而此科落第的士子们十分嫉妒他，嘲弄戾骂，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迎接苏轼的更多的是热情的扶持和欣赏，尤其是欧阳修，他在苏轼身上看到了自己事业前进的希望——欧阳修在20多年前——那时苏轼还未出生——就开始与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顽强斗争，多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是他广罗人才，培养后继者的时候了。好在天遂人愿，欧阳修门下有了王安石，有了曾巩，又有了苏轼！欧阳修兴奋地对梅尧臣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此话反映了苏轼之才华卓绝，更反映了欧阳修识人之明、让贤之量。欧阳修的赏识令苏轼十分感动，多年以后，苏轼还记得当时欧阳修特地派门生晁美叔去苏氏兄弟暂寓的兴国浴室拜访他们。晁美叔告诉苏轼，他在欧阳修门下时间已经很长了，老师命他来和苏轼交个朋友，因为欧阳修认为苏轼将来必定大有成就，名扬天下，就是老夫子本人也要让苏轼一头地呢！欧阳修还说，在我身后，不会有人谈论我，人们谈论的将是苏轼。欧阳修的这些话将由历史一一应验。不过，当时人们还只是十分惊喜地看到文坛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年仅22岁的苏轼从藉藉无名的普通书生一跃而为文坛祭酒欧阳修的麾下干将和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力。苏轼的文章思接千古，志向高远，滔滔不绝，这种风格样式成为文坛的时尚迅速流传开来。后来，欧阳修在给苏洵写的《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里这样叙述“三苏”初到京都带来的冲击：“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诚然，苏文一出擅天下，此时此刻，苏轼本人正踌躇满志，欲大展宏图，而欧阳修的提携之功，他始终铭记。若干年后，苏轼作为文坛宗师，也提携了多名后进，著名的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又和陈师道、李廌合称苏门六学士，其中，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与苏轼一样也长于书法，是“苏黄米蔡”书坛四大家的前二位——“蔡”即蔡襄，也是《清平乐》剧中人，而秦观就是著名的传说故事《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那位新郎秦少游。苏门后四学士则是李格非、廖正一、李禧和董荣，其中，李格非就是不世出的大才女李清照的父亲。而老百姓更熟悉的包拯包大人，早在天圣五年（1027）便已登进士第，戏曲舞台上的《铡美案》等经典剧目让他的铁面无私形象深入人心。有一次，宋仁宗准备任命最心爱的张贵妃（《清平乐》剧中的张妼晗）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史，但群臣皆以为不妥，其中包拯态度立场最为分明，据理抗辩，慷慨陈词，唾沫星子喷了官家一脸。赵祯回到后宫，悻悻然回复爱妃说你只知道宣徽史，不知道朕的前朝有个包拯御史吗？宋代女性改嫁颇为常见，甚至几位皇后都是“二婚”《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出自明代话本《醒世恒言》，流传甚广，说的是苏轼的妹妹腹笥甚宽，新婚之夜以一句“闭门推出窗前月”难倒新郎倌，还好大舅子暗中启发，秦少游才终于过关。其实，不仅秦观的妻子并非姓苏，而且苏轼也没有妹妹。那么，苏小妹的原型是哪位呢？仁宗景祐三年（1037），农历年底的十二月十九日，四川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纱彀行里的苏宅喜庆弄璋。这家的主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做父亲的苏洵欣喜异常——夫人程氏前面所生的子女大都夭亡，只剩一个女儿乳名八娘，这时才两岁。而这个新生的男婴苏轼事实上成了他的长子。八娘和两个弟弟一样聪明好学，下笔有神，性格也俊朗有气度，没有一般小女子的俗气。苏洵夫妇爱如掌上明珠，对她的婚事也操了不少心。富贵人家来求亲，苏家怕八娘受委屈，不肯答允。程家，即八娘的舅父程濬家来为其儿子，即苏轼姐弟的表兄程正辅提亲，苏家起先也不想答应，可按当时眉州的风俗，攀婚姻讲究姑舅结亲，这门婚事就被违心地定了下来。仁宗皇祐二年（1050），就是越剧《血手印》里的王千金悲戚戚地法场祭夫的那一年，18岁的八娘嫁到程家做了媳妇。程家行事不讲伦理道德，八娘颇看不惯，与公婆叔嫂格格不入。她遵从父命独善其身，遭到程家人的歧视和迫害。婚后一年，八娘诞下孩子，但自己染上重病，夫家却不予医治。苏洵夫妇只好把女儿接回来治病调养。可程家还不放过她，在八娘渐渐好转时又夺走她新生的婴儿，这一下打击太大，八娘病又转沉，三天后含恨而逝。八娘之死引起苏家人巨大的悲愤，也引起眉州百姓的公愤。事后，苏、程两家断绝了来往，苏轼和程正辅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紧张，直到40多年后才略有缓和。也许，后世文人不仅极爱苏轼的旷达高才，也同情才女八娘的遇人不淑，希望她像李清照一样得嫁檀郎，夫妇和谐，所以才编出苏小妹三难新郎这个脍炙人口，一直活跃于红氍毹上和银幕、荧屏的故事来。《清平乐》剧中的众闺秀，婚姻自然都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宋人有“榜下捉婿”之风，新科进士往往大登科后小登科，迅速成为朝中各大佬的娇客，如天圣八年，参知政事薛奎就想让王拱辰和欧阳修都成为自己的女婿，可惜欧阳修已与胥偃之女有了婚约，后来胥氏夫人病逝，欧阳修续弦，终究还是与王拱辰成了连襟。而王拱辰则因续娶亡妻的五妹，从三女婿变成五女婿，作为四女婿的欧阳修就调侃他是“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很多观众注意到了，剧中的夏竦宠妾灭妻，家务事闹到了上达天听的地步，脸上带着悍妻指印的他只得愧颜认错。但赵祯进了后宫却对夏竦青梅竹马的女人贾教习，就是张娘子身边的那个婆婆说，既然是当年我父皇赐婚拆散了你们，造成夏竦夫妇不睦，那我也以一纸诏书让他们和离吧，令贾婆子感激涕零。虽然这并非完全与史实相符，但夏竦私德不修，以致母亲和岳母互相诟詈闹上公堂，他自己也被贬谪，却也是实情。而仁宗之所以如此善解人意，不仅因为宠爱张妣晗，也是由己度人将心比心之故——他第一次立郭后，是大娘娘选自己降得住的儿媳，第二次立曹后则是大臣们为国选母仪天下的后宫之主。婚姻由不得他自己，仁宗贵为天子却不得不数次将心爱的女人送出宫去——先是送走尚、杨二美人；废郭后选新皇后时，因心仪的女子陈氏出身商贾之家，又出自小娘娘杨太妃门下，大臣们均以为不妥，他被迫与众臣子交口赞誉的曹氏大婚。值得一提的是，曹后（1016—1079）竟是二婚。据宋人笔记《甲申杂记》记载，其第一任丈夫李植“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婚礼当日“逾垣而走，曹氏复归”，而李植“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这些剧中基本都有叙述。不过，该剧不曾提及的是，其实大娘娘刘娥也是二婚女。刘娥（969—1033）出生不久便父母双亡，被寄养在母亲庞氏的娘家，长大后成了歌女。当时，指挥使张耆将刘娥推荐给宋太宗第三个儿子赵恒。赵恒即位后，景德元年（1004）刘娥被封为美人，后晋升修仪、德妃。她因娘家无人，遂认前夫龚美为兄，龚美改姓刘。大中祥符五年（1012），被册封为皇后。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赵恒驾崩，赵祯尚在冲龄，刘娥成为宋代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她崩逝时，赵祯才知自己的生母其实是刘娥的宫人李氏。宋以后，刘娥与仁宗、李氏间的恩怨纠葛迅速被艺术化，元代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明代昆曲《金丸记》演的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清代石玉昆的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也将此事加以演绎，后被改编成京剧《遇皇后》和《打龙袍》（合称《遇后龙袍》），成为著名的包公戏，于是，刘娥奸妃的形象在国人心中被定格，与史实相去甚远。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大娘娘刘娥的形象则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刘太后。宋徽宗的皇后韦氏也是二婚女，她与姐姐都是宰相苏颂的婢妾，据说因患有尿遗之症而被苏颂认为有富贵相，将她送入京城，后被宋哲宗赐给端王。端王继承大宝，便是徽宗。韦氏与徽宗的儿子赵构就是高宗。靖康之变中，韦氏随徽宗被掳北上，高宗即位后，遥尊她为“宣和皇后”。宋代的改嫁女可以母仪天下，民间女子改嫁则更为平常。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带着范仲淹改嫁，他因此曾改名朱说，而王安石也曾做主让儿媳庞氏改嫁。宋人丘濬《孙氏记》记载孙氏初嫁一轻狂少年，再嫁老秀才张复，三嫁官员周默而成为朝廷命妇。但李清照在赵明诚殁后改嫁张汝舟一事，却成了后世一桩著名的公案，恐怕除了史料似乎存疑之外，明清时期的妇女贞操观与宋人不同，亦可能是争议的一个起因。（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2020-05-07
在雪泥鸿爪中串起苏轼的人生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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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涛提示苏轼可谓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苏轼十讲》以十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粲然可见。古人常用“读书得间”形容从字里行间读出真意、新意乃至象外之意的阅读状态，听来轻松却不易达成。苏轼教人读书，“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一路全本原本、熟读精思、反复涵咏、切己体察的法门，就是今天的“文本细读”。这一部《苏轼十讲》，可谓今人“文本细读”的“得间”之作。苏轼作品存世量极大，有诗2700余首、词300余首、文章4800余篇，围绕其人其世其诗其文的资料更多，要想避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进而识得苏轼“真面目”，舍“文本细读”，别无他途。上海三联书店近日出版《苏轼十讲》一书，由作者朱刚在复旦大学开设“苏轼精读”课程15年来的讲义集结而成。既是精研细读，其取径就绝非终南捷径，以15年治一门课程，洵得“文本细读之要”，也足见治学的耐力和功力，其课其书能披沙拣金、纷披胜义的原因也在于此。是书大致按照苏轼生平，联系时世，拈出雪泥鸿爪、贤良进卷、乌台诗案、三咏赤壁、庐山访禅、王苏关系、东坡居士的“家”、元祐党争、唱和《千秋岁》、个体诗史十个专题，聚集有关作品，知其人而论其文，赏其诗而见其人。这十个专题，都是有关苏轼生平出处进退、思想演进和文学创作的大关目，十目所视，庶几可得“真面目”乎。同时，是书既是多年讲义集结，想来必曾回应过学生的关切，这种教学相长的互动，在成书出版后，也水到渠成地满足了读者的预期。而且据讲义以成书，其门槛必然不像学术专著那么高，读来可谓“即之也温”，但这并不意味着是通俗读本，因着大学讲义的来源，此书实是一部专题进阶版苏轼传记，更适合对传主其人其世其诗其文有一定了解的读者。苏轼在作品中常以“鸿”这一意象自喻，这是老生常谈，但把若干“鸿”裒辑在一起进行分析，就见出“文本细读”的功力了。在第一讲“雪泥鸿爪”里，作者展示了四只鸿。对于“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作者说道，“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是偶然。”对于“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作者说道，“他原来以‘鸿’自喻，是因为必须随朝廷差遣而转徙，不能自主，感到被动不安；但此时被朝廷抛弃了，不再转徙了，却又觉得孤怀寂寞，有不被理解之苦，所以这‘孤鸿’仍是精神上遭流落的象喻。不过，‘拣尽寒枝不肯栖’，情愿停在寂寞的沙洲上，表明这只‘孤鸿’对自己的栖身之地有所选择。有选择就是一种主体意识，与完全被动的随风飘荡之鸿有所不同了。这不能不说是贬谪的打击唤醒了苏轼对主体性的自觉，大抵贬居的时候对‘自我’的关心总比身任要职时期更多。”对于“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作者说道，“这里写的‘秋鸿’，有了候鸟的另一种属性。在‘雪泥鸿爪’里，那个‘鸿’只是迁徙飘零，不知道会去哪里；而这个‘秋鸿’是会回来的，一年一度到相同的地方。所以，作为候鸟的鸿，春去秋来其实是有规律的，其境遇并非完全偶然。或者说，偶然性并不来自鸿本身，而是来自外力的迫使。人也是如此，自由之身可以与喜爱的环境反复温存，听命于朝廷的仕宦生涯才会四处漂泊。”对于“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次韵法芝举旧诗》），作者说道，“这是苏轼留下的最后几首诗之一，其诗意颇堪看作他对人生思考的总结。首句‘归鸿’，是早年‘雪泥鸿爪’之喻的再现，但喻义已大不相同，因为这次不是随风飘零的‘鸿’，而是‘归鸿’，虽经飘零，毕竟总会归来……远翻早年‘雪泥鸿爪’之案，身世的飘忽不定和人境相值的偶然性，被这‘归’字解去了。”鸿一直是那只鸿，但在东西、春秋这样巨大漫长的空间、时间里飘零徘徊时，他的心境却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言为心声，鸿的意象就是苏轼的心路历程。苏辙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祭亡兄端明文》中说兄长一生“涉世多艰，竟奚所为？如鸿风飞，流落四维”。作者在第十讲“个体诗史”中有一段关于“诗史”的意见很值得倾听。诗史最早是对杜诗的解读，朱刚指出，陆游曾反对这个说法，并举其诗为证：“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读杜诗》）看来陆游认为诗史称号委屈了杜甫，他是想把杜诗推尊到与《诗经》并列的地位。按照《隋书·经籍志》“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方法，诗属于集部的学问，在四部之中等级最低。诗写到极致，可以躐等而入经史，诗经、杜甫就是例子，循此逻辑，宋人的很多哲理诗如苏轼《题西林壁》之类，堪称“诗哲”，亦可躐等而入子部了，毕竟子部是哲学门类。此外，诗与史亦可互动，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就是开“史诗互证”先河之作，在“乌台诗案”一讲中，作者梳理解读了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关于案件的判词，既为精确解读苏轼相关作品提供力证，也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北宋司法制度及实践的绝佳案例。这种展示学力的细腻之处，在书中还有很多，与此相较，学界坊间却不乏不耐“细读”甚至是抛开“文本”而发的信口开河之论，这又是何等轻佻啊。当然，金无足赤，是书有一或可商榷之处。第九讲“唱和《千秋岁》”，是以秦观《千秋岁·水边沙外》一词引起包括苏轼在内的众多同道中人的唱和为引子，再拈出《明妃曲》、静照堂诗、颜乐亭、超然台、黄楼等多次唱和事件，意在呈现并探讨北宋文坛的公共性以及传播媒介的更新进步，这样的内容，在课堂上拓展知识边界、启发学生思路是极好的，但作为一部苏轼的专书出版时，却多少显得枝枝蔓蔓，而且以一讲的篇幅处理如此一个大课题，实在也是勉为其难。受“文本细读”启发，我们试以苏轼四子的名字来解读他的心路历程。长子迈生于嘉祐四年，苏轼22岁，丁母忧毕，返京等待朝廷授官，后又准备制科考试，年少成名，前程远大，心态想必是豪迈的；次子迨生于熙宁三年，苏轼33岁，任职殿中丞直史馆，前此四年内，父苏洵妻王弗亡故，弟弟苏辙又因议论新法忤王安石被遣出京，迨者，达也、及也，比起十年前的豪迈，心态已见平和，但正当年富力强之时，却已有达及之念，恐怕更因时势使然；三子过，生于熙宁五年，苏轼35岁，已步弟弟后辙，因反对新法出判杭州，这个过字，不论是过犹不及还是过而改之，已是自悔自警的心态了；四子遁，生于元丰六年，苏轼46岁，因乌台诗案已贬居黄州5年，遁世、隐遁、遁逃，心态是极为消极的。总之，四个儿子“迈迨过遁”，从积极到平和到消极，足以展示苏轼从22岁到46岁的心路历程。四子的名字皆以“辶”为底，这一部首本来就象征人在旅途，苏轼的人生之旅大致如此，只不过50岁后随着朝局变化，被起用、被重用、被冷落被贬谪，经历了第二轮的“迈迨过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2019-10-29
苏轼的咏茶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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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市)人。我国宋代杰出的文学家。在北宋文坛上，与茶结缘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一位能像苏轼那样于品茶、烹茶、种茶均在行，又创作出众多的咏茶诗词的。苏轼十分爱品茶。茶，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苏轼任徐州太守。这年春旱，入夏得喜雨，苏轼去城东20里的石潭谢神降雨，作词《浣溪沙》。词云：“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形象地记述了他讨茶解渴的情景；他夜晚办事要喝茶：“簿书鞭扑昼填委，煮茗烧栗宜宵征”(《次韵僧潜见赠》)；他创作诗文要喝茶：“皓色生瓯面，堪称雪见羞；东坡调诗腹，今夜睡应休”(《赠包静安先生茶二首》)；睡前睡起也要喝茶：“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留别金山宝觉圆通二长老》)。长期的地方官和贬谪生活，使苏轼足迹遍及各地，从蛾眉之巅到钱塘之滨，从宋辽边境到岭南、海南，为他品尝各地的名茶提供了机会。“千金买断顾渚春，似与越人降日注”（《送刘寺丞赴余姚》），是湖州产的“顾渚紫笋茶”和绍兴产的“日铸雪芽”；“浮石已干霜后水，焦坑闲试雨前茶”（《舟次浮石》），这谷雨前的“焦坑茶”产自粤赣边的大瘐岭下。苏轼对烹茶十分精到。他认为好茶必须配以好水。熙宁五年在杭州任通判时，有《求焦千之惠山泉诗》：“故人怜我病，蒻笼寄新馥。欠伸北窗下，昼睡美方熟。精品厌凡泉，愿子致一斛。”苏轼以诗向当时无锡的焦千之索惠山泉水。另一首《汲江煎茶》有句：“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诗人烹茶的水，还是亲自在钓石边从深处汲来的，并用活火煮沸的。苏轼对烹茶煮水时的水温掌握十分讲究，不能有些许差池。他在《试院煎茶》诗中说：“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他的经验是煮水以初沸时泛起如蟹眼鱼目状小气泡，发出似松涛之声时为适度，最能发新泉引茶香。煮沸过度则谓“老”，失去鲜馥。苏轼还亲自栽种过茶。贬至黄州时，他经济拮据，生活困顿。黄州一位书生马正卿替他向官府请来一块荒地，他亲自耕种，以地上收获稍济“因匮”和“乏食”之急。在这块取名“东坡”的荒地上，他种了茶树。《问大冶长者乞桃花茶栽东坡》云：“磋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在另一首《种茶》诗中说：“松间旅生茶，已与松俱瘦”“移栽白鹤岭，土软春雨后。弥旬得连阴，似许晚遂茂。”是说茶种在松树间，生长瘦小但不易衰老。移植于土壤肥沃的白鹤岭，连日春雨滋润，便恢复生长，枝繁叶茂。可见诗人于躬耕间深谙茶树习性。

2015-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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