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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隐逸”新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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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亮礼“乌台诗案”对于苏轼来说如同一盆迎头冷水。所谓的“乌台诗案”即元丰二年（1079年），那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还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常栖息乌鸦，故称乌台）。新党们执意要置苏轼于死地，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保住了性命。沉重的政治打击使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早年就开始影响苏轼的佛、道两家思想开始逐渐的抬头。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的记载，苏轼在“谪居黄州”之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为了排遣自己在谪居时期的苦闷心情，苏轼开始主动接触和了解佛家以及道家的思想，而这两种哲学思想也恰恰地迎合了他本人乐观、豁达和随遇而安的性格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苏轼很快接受了这两家思想，他的退居隐逸思想也在此时逐渐地发生。这种依靠自我思想的转变来达成精神自救方式却并不是他的首创。在宋代，皇帝希望通过各种官员的相互牵制来稳定天子的地位，因此强化了朝廷中的纠察部门，并允许文官直接上书弹劾其他官员。这样就造成了在朝廷中为官的文人经常会因为他人的弹劾而遭到贬谪。伴随着自然人的流放，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的愤懑与空虚，因此被贬谪的文人急需通过另辟他途来寻找自我的解脱，度过人生中的贬谪时光。苏轼只是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自我救赎的方法，他通过援道入儒、援释入儒进行自我精神的拯救。在贬居黄州的五年期间，他“间一二日辄往（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始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然，表里萧然，无所附尘，私窃乐之，旦往而暮还者，五年于此矣”（《黄州安国寺记》）。由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得知，佛、道两家杂糅而成的隐逸思想已经对于苏轼在黄州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通过这种思想上的变化使自己的心情得到了平静，从而让他有了黄州闲适安逸的生活状态，有了“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留无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念奴娇·中秋》）的豁达与洒脱。虽然苏轼隐逸思想已经开始出现苗头。但是当时的这种思想改变并不是出于自己的真心所想，而是一种迫于形势的无奈。苏轼贬居在黄州，有志难伸，如不寻找合适而恰当的精神依托恐怕就会陷入精神的荒漠而不能自拔。这样理解，我们便可以明白为何苏轼在黄州的时候屡屡上书给当时朝廷的宰相，提出自己对于时政的意见。为何在旧党主政之后，他被征召入朝时所表现出的积极热情，他真正所希望的不是隐逸，而依然是实现当年的雄心壮志。然而，历史再次让他失望，旧党不问对错，独断专横的行事方式与当年的新党如出一辙。这让苏轼大失所望，他对旧党的指摘引起了他们的不满，而新党也一直记着当年苏轼那些指摘新党的奏章。在朝廷为新旧两党夹攻的苏轼，面对如此乌烟瘴气的局面，遂心生隐逸之心，他在给黄州友人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如梦令·有寄》）他开始明白，自己少年时代的壮志和热情或许将会成为泡影。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转折，但是他却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转折。（二）

2014-04-09
矛盾而真实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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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琛苏轼是一个复杂的人物，林语堂先生评价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这种复杂性还体现在苏轼矛盾的言行上——比如，他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却在政治上显得有些“不成熟”；他“眼见得天下无一不好人”，却猛烈抨击吕惠卿。但是，这些矛盾不仅没有让苏轼黯然失色，反而使之更真实、更有魅力。苏轼的“不成熟”面对北宋积贫的问题，苏轼主张通过“节流”来解决。在其具体措施中，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减少对国家没有实质性好处的开销，如朝廷在郊祭大典后对高官们的赏赐，设置宫观使的费用。“岁而郊，郊而赦，赦而赏，此县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数日而待赐，此诚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谓股肱耳目，与县官同其忧乐者，此岂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庙，今又饰老、佛之宫而为之祠，固已过矣，又使大臣以使领之，岁给以巨万计，此何为者也？”二是裁撤多余的官吏。“天下有转运使足矣，今江淮之间，又有发运，禄赐之厚，徒兵之众，其为费岂可胜计哉！”三是通过训练地方军逐渐取代地方禁军，减少军费支出。“夫士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对此，有学者认为，前两条措施虽与王安石的开源之策相反，但同样激进，会引发既得利益者的不满；第三条措施则反映出苏轼未能领会到帝王强干弱枝的谋略。这些观点显得苏轼在政治上有些“不成熟”。我认为，从策略实施可行性的角度看，苏轼的观点确实有些不合理。但他考虑问题出发点是百姓而非帝王和王公贵族——其“节流”方式，是削减权贵们的利益而非压榨百姓；削减军费支出意味着可能让朝廷减少对百姓的搜刮，这是由他民本思想所决定的。对百姓的慈悲也是其为后人所推崇的原因之一。就此而言，苏轼的“不成熟”更显得他伟大。苏轼的真性情元祐元年，吕惠卿被贬，苏轼撰写了贬斥他的制词，痛斥了其诸多罪行。这份制词虽写得酣畅淋漓，却也引出了一些问题。如有人指出其中有失实之处。该如何理解这种失实，是苏轼为了报复吕惠卿而刻意栽赃陷害他吗？与之相关的是，宋人陈长方在《步里客谈》中记载的一个故事。“元祐中，东坡行吕吉甫责词，叙神考初用而中弃之曰：‘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之聪，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视。’既而语人云：‘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倘若这则材料属实，那么苏轼似乎有一种掌握了生杀大权后的得意洋洋。有人或许会疑惑，苏轼难道不是“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吗，为什么还会痛斥吕惠卿，甚至要将之剐去呢？其实，这两种态度并不冲突，都是苏轼真性情的体现。如此，显得苏轼更真实。就苏轼性情而言，一方面，他待人厚道。如在章惇被贬海南后，苏轼对这位曾打压过自己的人，不仅没有落井下石，还在给其子章援的信中表达了对他的关心。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厌恶的小人充满了愤恨。正如有学者指出，“他不是两可人，不是乡愿人，不是面团人”“爱憎分明，是非明确，乃是历代大文豪的显著特征”（刘小川《品中国文人：苏东坡三百篇》）。因此，我认为，苏轼为吕惠卿所写制词的失实，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嫉恶如仇的一种表现，在激愤情绪影响之下记错了事实。同时，苏轼的这种性情，也使我们得以理解其“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的话。这应是针对吕惠卿而言，所谓“剐得一个有肉汉”正是苏轼对邪恶的愤恨，绝非是因获得生杀大权后而产生的神气。总之，在后人看来，苏轼有着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绘画家、美食家等多种身份。但在这些标签之外，我们更应该看到他的复杂性、矛盾性，这样才能更好地去认识到一个真实的苏轼。

刘欣琛

2023-02-09
月满冰轮，珠崖人踏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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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江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节，古代又称为上元节。由于仍然是在年关中，再加上是新的一年里第一个月圆之夜，因此格外受重视，不少地方甚至有“元宵大过年”的说法。古代的海南和内地一样，有着夜游观灯的习俗。这些在古代海南文人的诗词中有着明确的表达。白玉蟾上元观灯在宋代的海南，白玉蟾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作为道教中人和著名诗人，白玉蟾常年云游，是海南典型的岛外游子，他的元宵夜是如何度过的？当然是外出观灯，并将这份情致写入诗中。白玉蟾少年即有诗才。据史料记载，他12岁到广州参加童子试，曾以“大地山河作织机，百花如锦柳为丝。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的诗作惊动主考官，但被认为狂妄而落选，白玉蟾逐渐厌倦科举考试。16岁时离家云游，到儋州松林岭修炼，23岁只身渡海到岛外各地求师，足迹遍及中国南方，留下了诸多传说。白玉蟾的诗才为人称道，曾有七绝诗《早春》被收入传统蒙学经典《千家诗》。诗作如此写：“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粉些。淡淡著烟浓著月，深深笼水浅笼沙。”早春时节，南面向阳的梅枝开出三两朵花，正好天降祥瑞，来了一场雪。在月下的雪地里体会梅花散发出的清香，赏玩梅花的洁白，惬意无比。初开的梅花，深浅有别，在月色中各有情趣，极富朦胧美。又一年的上元夜，尽管是出家人，不甘寂寞的白玉蟾也和普通百姓一样到城里观灯，在兴奋之余写下《上元翫灯二首》：“碧玉融成万里天，满城罗绮竞春妍。柳梢挂月黄昏后，夜市张灯白昼然。”“上界天宫此按行，五云深处有箫笙。一轮宝月明如昼，万斛金莲开满城。”这两首诗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情绪饱满。前者写城里元宵节盛况，满城罗绮争奇斗艳、张灯如昼，让人感受到春意盎然、生机无限。后者则极写天上圆月，照在城头璀璨无比。是的，在元宵夜，只有人为的彩灯，而无皎皎明月，终究是缺憾。能够随时从人世间、天空中发现诸多小欢喜，作为出家人的白玉蟾，其胸襟气度能够感染很多人，这也是他诗作魅力之所在。惠洪忆旧很感伤惠洪一生经历曲折。他14岁时因父母双亡，依托佛门为童子。19岁于京师试经得度。曾经先后四次入金陵、开封、太原、南昌狱，两次被褫夺僧籍。政和元年（1111年）十月，因张商英罢相而入开封狱，被褫夺僧籍，刺配海南朱崖军（今海南三亚），政和三年（1113年）遇赦北返。被刺配朱崖军后，惠洪在海南滞留一年多，度过一个春节。除夕夜，孤独的惠洪是在大醉中度过的，那么上元节又如何呢？上元节这一天，惠洪创作了《青玉案》一词：“凝祥宴罢闻歌吹。画毂走，香尘起。冠压花枝驰万骑。马行灯闹，凤楼帘卷，陆海鳌山对。当年曾看天颜醉。御杯举，欢声沸。时节虽同悲乐异。海风吹梦，岭猿啼月，一枕思归泪。”倍感凄冷的惠洪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两年前即政和元年（1111年）在京城上元节得以一睹天颜时的壮观与繁华。当时，他是当朝宰相张商英眼中的红人，行走于达官贵人之间，并不无得意地自诩“我有僧中富贵缘”。如今仅仅两年，境遇却天壤之别，自然有“时节虽同悲乐异”的感慨，一种去国怀乡、凄婉悱恻的情绪催人泪下。像这样的情绪，在惠洪海南时期的作品中时有体现。当然，作为出家人的惠洪毕竟旷达，在短时间的凄苦之后，仍然会以炽热之心观察周边的人和事，并且饱含深情，比如《初到崖州吃荔枝》：“口腹平生厌事治，上林珍果亦尝之。天公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枝。”上天看到自己流口水实在太厉害了，因此派往崖州（今海南三亚）品尝荔枝。这是真正为海南荔枝代言的诗作，是惠洪留给海南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忆旧中的感伤，只不过是惠洪人生中的小意绪，在短暂调整之后，他依然会积极看待人生，否则，我们就不会拥有这首鲜活意蕴的咏荔枝诗。苏轼夜游成佳作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被贬海南昌化军（今儋州），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量移内地，在海南度过三个上元节。宋朝时的上元节异常热闹，皇帝每年都会在汴京的宣德楼上观灯，各种各样的艺术表演也轮番登场。儋州的上元节也比较热闹。善于交朋友，而且将儋州视为自己家乡的苏轼，肯定是很快融入海南当地，入乡随俗过春节。很有意思的是，苏轼在自己诗作中记载了三次过上元节的情况。元符元年（1098年），苏轼在儋州度过第一个上元节，并写下《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这天晚上，儿子苏过接受昌化军使张中邀约饮酒玩耍去了，可能是苏轼想独处一下，就留在家中。他躺在床上，静静地看着月光底下的蜥蜴停留在窗户上一动不动，又听到伊威（一种小虫）从窗帘跌落地上的声音，慢慢陷入往事回忆中：“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十年”属夸张，实际上是元祐八年（1093年）的事。在汴京担任端明殿学士兼礼部尚书的苏轼陪哲宗皇帝过上元节，事后将御赐黄柑带回送给妻子王闰之，可谓是两情依依。可惜的是，几个月之后王闰之病逝，年仅46岁。此后，苏轼连连被贬，直到陌生而荒凉的儋州。因此，这一年的上元夜，苏轼是独自在凄苦的回忆中度过的。这种思绪，在元符三年（1100年）的上元夜延续回荡。一晃一年过去了，元符二年（1099年）的上元节，苏轼的状况与前一年大为不同。他已经对儋州的环境比较熟悉，而且有了一些可以同乐的朋友。几个老书生邀请苏轼夜游赏月，他欣然同意，并且畅玩到三更天才兴尽而归，事后还写下《书上元夜游》。《书上元夜游》虽然短小，但精致隽永，可以媲美《记承天寺夜游》，兹录于此，以奇文共欣赏：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糅，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苏轼和几位老书生在月下逛儋州城，进寺庙，穿小巷，发现汉人和黎胞和谐共处，夜市中卖肉者、沽酒者纷杂，人流往来不息，实在是热闹。在这次畅游中，他体会到，自己被贬儋州，依然可以享受到人间的快乐，幸福实在是太过简单。当年，韩愈钓鱼而不得，认为只有到深海才能钓得大鱼。苏轼感悟到，远近无所谓，大小无所谓，得或不得也无所谓，即便去了大海也未必能够钓得大鱼。随时随地发现快乐、享受快乐才是有意义的。如此通透，依然是那个让人觉得活色生香的苏轼。（作者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2022-02-12
三苏出川与望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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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永强/文孔胜/图嘉祐四年（1059年）秋凉时节，苏洵带着22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两位新科进士及妻子，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眉山），走水路出川，前往东京（今河南开封）办理注官手续。从嘉州到江陵，过三峡，直到荆州上岸，水路1680余里，舟行60日，过11个郡。一路上父子三人心情舒畅，遍览古迹，触景生情，互相唱和，共作100余篇诗赋，合为《南行集》。“江上同舟诗满箧”，这也许是父子三人在一起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嘉祐初年（1056年），父子三人第一次出川到东京，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三苏”的称号由此而来。1精妙冠世大慈寺苏洵大器晚成。年少应举失败后辍学。娶妻后，程夫人对其游荡不学“耿耿不乐”。在妻子的支持下，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后来，他受到益州太守张方平的欣赏，但一生与功名无缘，悉心教导两个儿子读书。苏家家教很严，苏轼晚年被贬海南儋州，还梦见小时读书被父亲抽背，作诗《夜梦》。嘉祐初年，苏洵见苏轼、苏辙学业有成，文才初露，于是来到成都拜访张方平。在成都，苏轼拜访了同宗兄弟苏惟简，苏惟简是大慈寺的主持。兄弟情深，苏轼为大慈寺留下了不少墨宝。在欣赏了寺内唐代画家卢椤伽笔迹以及唐僖宗与从官文武75人画像后，苏轼赞赏有加，题名：“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苏辙来观卢椤伽笔迹”，并写了“精妙冠世”4个大字。“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宝月大师苏惟简还派亲信悟海前去探望，并希望苏轼为大慈寺“大宝藏”作记。1095年，宝月大师圆寂葬于成都城东塔子山，苏轼悲戚而作《宝月大师塔铭》。新津离眉山不远，是回眉山的必经之地。1059年，苏轼、苏辙奉父亲命到成都拜见益州路转运使赵抃，返回眉山途中，专程到新津的修觉山游览。修觉山有座六角飞翘、卓然独立的六角亭，又称纪胜亭。时值秋季，19岁的苏辙看江水连空，江风旷野，动静相宜，心情大畅，挥笔写下《绝胜亭》：“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爨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如此景色，苏辙感觉只有岳阳楼能与之相提并论。张方平向欧阳修推荐了三苏父子。嘉祐初年（1056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出川，自阆中上终南山，走上古栈道，经大散关进入关中，再向东进入河洛平原，前去汴京参加科考。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同榜中进士，置于高等。正当兄弟俩春风得意，家乡传来了母亲程氏夫人不幸逝世的噩耗。他们闻讯悲痛惶恐，匆匆返程奔丧。2初发嘉州识郭纶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兄弟服母丧期满，随父苏洵沿岷江，经嘉州、渝州、忠州、夔州，出三峡转陆路进京。自眉山至江陵，三苏父子共作诗文100篇，编为《南行前集》，由苏轼作《叙》；自江陵至京城，共作诗文73篇，编为《南行后集》，由苏辙作《引》。两书合称《南行集》，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到达嘉州（今四川乐山），父子三人一起游览龙岩山，苏洵有诗《游嘉州龙岩》：“佳境日已去，何时休远行。”流露前途未知的复杂心情。短暂的休整期间，苏轼、苏辙认识了一位英雄人物郭纶。郭纶出身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是少数民族，为将门之后，勇猛善战。兄弟俩对英雄人物发自内心地崇敬，又为其不幸遭遇深深惋惜，两人都以《郭纶》为题，作诗同情、称赞这位英雄。苏辙的诗记载了郭纶的战斗经过，言其勇猛：“郭纶本蕃种，骑斗雄西戎。自言将家子，少小学弯弓。手挑丈八矛，所往如投空。平生事苦战，数与大寇逢。”苏轼的诗则云：“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路人但觉骢马瘦，不知铁槊大如椽。因言西方久不战，截发愿作万骑先。我当凭轼与寓目，看君飞矢集蛮毡。”几百年后，苏轼的这首诗引发了清代才子纪晓岚的共鸣：“写出英雄失路之感。”有学者研究，苏轼在眉山生活的21年里，所作诗词并未存世，这首《郭纶》是如今我们能读到的苏轼最早的一首诗。在嘉州登船，父子三人写有《初发嘉州》同题诗，写沿岷江水路南行所见的景物，诸如乌牛山、九顶峰、弥勒石佛、三江汇流的湍急水势等。苏洵先议后叙，叙中蕴含议论感触：“家托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通过描写舟行水上、峨眉、乌牛逝于身后的景物变换，含蓄凝练地表达了对人生前途的感慨。苏轼则夹叙夹议，叙中带情：“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与父亲的简练沉着相比，苏轼显得志得意满，充满旷荡浩然的人生遐想与欣悦情怀。苏辙则叙写为主，杂以议论：“放舟沫江滨，往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如远征戍。纷纷上船人，橹急不容语。余生虽江阳，未省至嘉树。巉巉九顶峰，可爱不可住。……谁能居深山，永与禽兽伍。此事谁是非，行行重回顾。”叙述描写详尽细致，远超父兄，也有少年得志、不甘沦落出世的心怀与理想。除了《初发嘉州》外，三苏父子同题诗还有《题仙都观》《神女庙》《题三游洞石壁》《荆门惠泉》《襄阳怀古》5首。3船上看山如走马行至戎州（今四川省宜宾市），父子三人收到眉山同乡、苏洵的旧交任遵圣要来同他们道别的消息，便在江安泊舟等候。直到傍晚暮色苍茫，双方在江边见面，兄弟二人都作诗答谢相送之意、表达惜别之情。三苏与任遵圣、任师中兄弟情谊深厚，留下了多首诗词。戎州古称“僰道”，苏轼、苏辙兄弟关注到这里居民贫苦的生活状况，有同题诗《夜泊牛口》。苏轼云：“日落红雾生，系舟宿牛口。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负薪出深谷，见客喜且售。煮蔬为夜飧，安识肉与酒。朔风吹茅屋，破壁见星斗。”苏辙云：“行过石壁尽，夜泊牛口渚。野老三四家，寒灯照疏树。见我各无言，倚石但箕踞。水寒双胫长，坏裤不蔽股。日莫江上归，潜鱼远难捕。稻饭不满盂，饥卧冷彻曙。”岸边居民辛勤劳作却依然缺衣少食、房屋破败，只能忍饥受寒。这也是兄弟二人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边境贫民的生活。戎州地区边疆风情浓郁，这里的少数民族盘着高耸的头发，耳朵戴着金环，他们喜爱汉族的货币和各色丝织品，用精密的毛织品换取瘦高的马匹。苏轼、苏辙还有同题诗《戎州》，记录边贸市场的景象。进入长江流域上游，两岸景色为之一变，江水变得急流奔涌，高山与急流的组合给苏轼苏辙兄弟带来了全新体验，两人在舟中饱览新奇景色。苏轼在《江上看山》写道：“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以飞速前进的舟中视角描写两岸高山，展现出一幅运动中的画面。在苏轼眼中，不是舟在前进，两岸高山如同一群群向自己飞奔而来的骏马，舟速之快甚至让他来不及看清迎面而来的山的样子。他还以“缭绕”一词描写山上小路，以“缥缈”来形容山上的行人，更衬托出了山之高、人之小，整首诗充满了运动感，给人以新奇的感觉。而苏辙的同题诗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莫行百里一回头，落日孤云霭新画。前山更远色更深，谁知可爱信如今。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负远来心。”山更富静态画面感，他观察到江岸高山早晚颜色的不同变化，以山的“色”来描写山。4江上同舟诗满箧沿途颇多历史古迹，一路上父子三人专程访游，登临咏怀。嘉州乌尤山西面的悬崖绝壁处有尔雅台，据《嘉定府志》载，相传东晋著名训诂学家郭璞曾在此筑台研读，注释《尔雅》。苏辙在《初发嘉州》中写道：“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郭璞长年勤奋写作，传说乌尤山下的墨鱼就是喝了他的洗砚之水而变黑的。忠州（今重庆忠县）、夔州（今奉节）地区，三国蜀汉遗迹特别多。在忠州严颜碑所在地，苏轼、苏辙都作诗赞扬了“善折张飞豪”的巴郡太守严颜将军。苏轼写道：“刘璋固庸主，谁为死不二？严子独何贤，谈笑傲碪几。国亡君已执，嗟子死谁为？”歌颂严颜的忠义和勇敢。苏辙则云：“军中生死何足怪，乘胜使气可若何？斫头徐死子无怒，我岂畏死如儿曹！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壮气吞黄河。”赞美严颜临危不惧的勇敢品格。在游历刘备托孤和驾崩的永安宫旧址时，苏轼在《永安宫》中感叹旧日宫殿已经无存，“只应法正死，使公去遭燔”，说刘备不听群臣谏阻，执意要攻打吴国为关羽报仇，最终兵败身亡。在诸葛亮所布的八阵图遗址，苏轼、苏辙有同题诗《八阵碛》。锋芒太露的苏轼在诗中感叹诸葛亮用兵太过谨慎，少年意气似有不满之意：“崎岖事节制，隐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而性格沉稳内敛的苏辙则更多地惋惜诸葛亮大志未遂：“中原竟不到，置阵狭无所。茫茫平沙中，积石排队伍。独使后世人，知我非莽卤。”“长江连楚蜀，万派泻东南。”长江三峡以雄伟壮美著称，苏轼沿途作《入峡》《出峡》等诗。长江浩荡千里，流过中原流向大海，承载着苏轼苏辙兄弟当时前往京城出仕的心愿，也预示着兄弟二人一生漂泊的宿命。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许永强文孔胜图

2022-07-11
苏东坡的人生地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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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小像》元赵孟頫（图源：人民网）东湖之后，西湖也进入了苏东坡的人生地理。1065年初，苏东坡自凤翔任上回京。这时，欣赏他的宋仁宗去世了，坐在皇位上的是宋英宗。对苏东坡来说，这也是一个丧乱之秋：到京三个月，妻子王弗去世，留下6岁的儿子苏迈；转年，父亲苏洵也去世了。苏东坡和弟弟苏子由告了假，将父亲和王弗的灵柩运回眉山。服满，苏东坡与王弗的堂妹王闰之成亲，并于1069年正月返回开封。这时宋英宗已经去世，继任的是以支持王安石变法而著称的宋神宗。三苏对新政和施行新政的王安石一向持怀疑态度——对王安石人品的怀疑，要追溯到老苏那里。有一次，苏洵在欧阳修家做客，饭后，其他人走了，只有苏洵留下来。苏洵问欧阳修，刚才座中那个囚首丧面的人是谁？欧阳修说，王安石王介甫，你没听说过吗？苏洵说：“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不知道父亲对王安石的厌恶是否影响到苏东坡及弟弟，不争的事实是，苏东坡对新法并无好感。他与王安石虽然保持了君子之交，但细究起来，也是和谐时候少，芥蒂时候多。1071年，当欧阳修、司马光、张方平和范镇等被视为保守派的重臣纷纷离开开封这个是非之地时，苏东坡也向朝廷请求外放。不久，朝廷任命他为杭州通判。苏东坡为期八年、历仕四州的地方官生涯由此展开，他的人生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从开封到杭州，行程约两千里。和自蜀入洛比，这条路轻松易行。一是大量路段可乘船，二是无须翻越高山大岭。1071年七月，苏东坡踏上了前往杭州之路。第一站是开封东南300余里的陈州，即今河南周口市淮阳区。在陈州，苏东坡停留了70余天。因为，与他毕生相亲相爱的弟弟苏子由，时任陈州学官。而陈州知州，则是对三苏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陈州期间，苏东坡认识了一位青年才俊，即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之前，18岁的张耒游学陈州，苏子由很赏识他。二人相见后，苏东坡大概从这个英气勃发的少年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昨天。宋代文人有奖掖后进的传统，经苏东坡举荐，不久，张耒应举姑苏，并在20岁时中进士。然而，难以预料的是，如同苏东坡一样少年得志的张耒，晚年却困顿不堪，贫病中死于陈州。学官是一个穷差事，苏子由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居处逼窄、低矮，并且漏雨透风，身材高挑的苏子由在居室读书，伸个懒腰都会碰头。苏东坡写诗和弟弟开玩笑：“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70多天里，苏氏兄弟“近城可观者无不到”，令苏东坡记忆深刻的景点有两个，一是柳湖，一是太昊祠。今天的淮阳区，有一座湿地公园，由包括柳湖在内的四片湖面组成。这里，就是苏氏兄弟携酒同游的龙湖。从苏东坡留下的诗看，在宋代，湖滨曾大面积种植山茶。龙湖中有一座小岛，名为画卦台，与画卦台相邻的岸边便是太昊陵。淮阳是一片古老的土地，古籍相传，上古时代，太昊，也就是伏羲，曾经定都于此。湖滨的太昊陵，留下了苏氏昆仲凭吊的身影。兄弟二人，以及随侍的张耒都有诗为证。张方平酒量很大，号称一百杯，苏东坡却瘾大量小。一次宴席上，苏东坡说：对你们这种海量的人我并不羡慕，你们喝一百杯才醉，我喝一杯就醉，同样都是醉，不是和你们一样乐得其所吗？70多天后，苏东坡再次踏上路途，不忍与哥哥分别的子由送到300里外的颍州。颍州，即今安徽阜阳市颍州区。《苏东坡全集》里，有一首《陪欧阳公燕西湖》。当苏氏兄弟抵达颍州时，序属三秋。他们在西湖之滨饮酒，看到湖边的草木都披着一层薄薄的霜，水边的芙蓉和菊花却开得正艳。东道主欧阳公，须发如雪，举杯畅饮，谈笑风生。欧阳公，就是三苏的另一个恩人欧阳修。这一年，欧阳修65岁。早就名满天下的大师于几个月前致仕，定居颍州。欧阳修本是江西庐陵人，出生于四川绵阳，却与颍州关系最亲密。早年，他曾知颍州，后来虽因宦游东奔西走，却在颍州置业买田，“乐其风土，因卜居焉。”颍州对欧阳修的吸引力，其中一部分就来自西湖。有句俗话说，天下西湖三十六。以西湖命名的湖泊不胜枚举。其中，杭州西湖、惠州西湖、颍州西湖和扬州瘦西湖并称为中国四大西湖。巧的是，苏东坡与四座西湖都有深厚渊源。可以说，苏东坡是西湖的知己。天下西湖若要公推形象代言人，非苏东坡莫属。欧阳修好客而健谈，他对二苏的到访不胜欣喜，烟水迷茫的西湖之滨，欧阳修与二苏把盏言欢，还让苏东坡观看他收藏的石屏，并请苏东坡作诗纪念。颍州相聚时，欧阳修看起来精神不错，他本人也才刚开始享受功成名就的晚年生活。然而，世事难料，一年多后，远在杭州的苏东坡得到噩耗：欧阳修病逝颍州。作别颍州西湖，苏东坡的路线，大致自颍水进入淮河，自淮河进入大运河，再从大运河进入长江。其间，除了在洪泽湖因遇大风而不得不返回港口外，旅途十分顺利。古人的宦游，重点固然在宦，也就是仕途；但游也必不可少，即借前往各地做官的机会，悠游风景名胜。颍州之后，苏东坡先后在濠州（今安徽凤阳）游览了与大禹有关的涂山，建有彭祖庙的云母山，庄子墓和庄子祠，以及观鱼台。大运河在扬州与长江相接，大江对岸，便是镇江。长江近镇江的南侧，江中有一座岛，名叫金山；山上，建有金山寺，梁武帝曾亲临寺里举行水陆法会。苏东坡登上金山，他看到江流西来，水势浩荡，不由想起数千里之外的故乡，“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是的，对岷江之畔长大的诗人来说，长江来自故乡，乃是亲切而又令人百感交集的“我家江水”。距苏东坡800多年后的清朝末年，由于泥沙堆积，原本四面临水的金山与陆地联为一体。金山寺下游20多里，有另一个知名去处：北固山。北固山上也有一座古寺：甘露寺。甘露寺不仅有众多三国遗迹，唐代诗人刘禹锡、韦应物、白居易均到访并留下诗篇。苏东坡自然也有题咏。不过，公正地说，以北固山为题材的最优秀作品，还要等上近百年才问世。它的作者就是后世与苏东坡并称为豪放派代表的辛弃疾。同样在北固山怀古的苏东坡不会想到，数十年后，异族入侵，衣冠南渡，后世同道将在几乎相同的风景里发出“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的无尽喟叹。

2022-03-04
这个暑假来三苏祠感受三苏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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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笑非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张蒙8月初，眉山三苏祠内，古树葱郁。在三苏祠博物馆式苏轩内举办的“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自6月8日开展以来，已累计吸引逾6万人次观展，来到三苏祠的游客更是超过22万，三苏家风家教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悬挂在三苏祠门口的这副楹联，既道出了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也包含着古往今来家道兴盛的文化密码。教子故事发人深省普通家庭可从中汲取养分一祠品三苏，一馆阅千年。三苏家风脱胎于宋代重视文治的士风和眉州文教昌盛的乡风，其“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精神内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展览的第一篇章也从家训、家风、家教开启。怎样的家风家教，才能培养出如此旷世奇才？主题展开辟出专门的单元介绍父亲苏洵的教子故事。苏洵虽然“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但是“二十七，始发愤”，幡然醒悟后闭门苦读10年。大器晚成的苏洵吸取自己“以懒钝废于世”的教训，悉心指导苏轼、苏辙读书治学。苏洵要求两个儿子每天都要背诵和抄阅古籍经典、熟记经史。晚年的苏轼曾梦见小时候没有按时背诵《春秋》，被父亲惩戒，吓得出了一身大汗。有苏轼诗为证：“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由此可见苏洵对儿子的教育之严格。除了父亲苏洵，在苏轼、苏辙的成长道路上，母亲程氏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展览中，有一幅程夫人教子图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发现前人藏起来的一坛宝物，对于一般人来讲，可谓是一笔意外之财。可是程夫人却叫人重新埋好，这种‘非义不取’的精神直接影响了苏轼和苏辙。”跟随游客的脚步，一位母亲正耐心为小孩讲解程夫人的故事。“我以前就对程夫人的教子方式十分推崇，我边逛展边给女儿讲‘不发宿藏’的故事，孩子听得很认真。”来自资阳的王女士表示，这趟三苏祠之旅收获满满。再现当年三苏的家以小见大引发观众思考本次展览“特殊”在哪里？为何能受到众多游客的青睐？三苏祠文博馆员、“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策展人翟晓楠认为，不仅因为本次展览把三苏父子的家风家教故事还原，再现到三苏父子的“家”里，让观众在三苏父子“家”感受三苏家风家教的魅力，更因为三苏家风家教影响深远，把“家”升华为“国”，“忠诚为国始终忧”的爱国情怀引发观众思考，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程夫人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对两个儿子的教育受到司马光的高度赞赏。”展览现场，三苏祠讲解员为游客讲解三苏家风家教故事中的内涵。程夫人在教育中注重磨砺儿子的节操与人格，曾教苏轼阅读《后汉书·范滂传》。范滂是东汉时期大臣，他正直清高，很有气节，严厉惩治邪恶。宦官乱政，迫害士大夫，史称“党锢之祸”，范滂因此被处以死刑。临刑前，母亲前来与他诀别。范滂安慰母亲不要哀伤。他的母亲说：“你能够与李膺、杜密那样的贤人齐名，死而无憾！人已经有了好名声，又奢求长寿，怎么能够兼得呢？”范滂跪下叩头与母亲告别，死时年仅33岁。文献中记载，苏轼曾问母亲：“如果我将来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您允许吗？”程夫人回答：“你如果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怎么不能成为像范滂母亲那样的人？”程夫人还告诫苏轼、苏辙不要效仿那些以书生自命的人，还常常援引有名节的古人砥砺他们，并且说：“你们如果为正道而死，我不会忧戚。”在这样的人格教育之下，苏轼从此“奋厉有当世志”，立志奋发向上，报效国家。链接“小轩窗，正梳妆”来这里感受当年场景□白杨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张蒙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的“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以家风家教、家国情怀为切入点和聚焦点，是全国首个以“三苏家风家教”为主题的展出，由“宋代和眉州”“三苏家训、家风、家教”“三苏家国情怀”“‘家’和‘国’融合”四部分组成。主题展览位于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内，三苏祠式苏轩负一楼是本次展览的集中区域。展馆在装修布置中的诸多细节颇为用心，不仅还原了苏轼“小轩窗，正梳妆”记忆中家的模样，还利用雕塑、影片、全息投影、语音打卡等现代多媒体方式，解读传统故事，打破时空壁垒，带游客走进三苏文化的数字艺术空间。展览中的不少文物精品，来自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10家文博单位，涵盖瓷器、陶器、石器、金银器、铜器、玉器、书法、绘画、古籍、碑帖等。

张蒙

2023-08-04
苏轼与谪仙李公择相会在古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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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折枝文|谭敦容图|白雪一提起谪仙，人们便会想起李白。其实，在我国历史上，“谪仙”的称号，并非李白所独有。据我所知，除李白以外，至少还有三人。一个是汉朝的东方朔，一个是宋朝的苏轼，另一个就是本文要写到的，从济南到徐州来访苏轼的人，此人姓李名常字公择。他的头上也有一顶“谪仙”的桂冠。苏轼主政徐州，对李公择接待规格最高李公择（1027—1090），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先后任秘阁校理，湖州、齐州知州，淮南西路提典刑狱，拜御史中丞，兼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北宋元丰元年(1078)二月，他由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调任淮南西路提典刑狱，赴任途中于寒食节路过徐州来访苏轼。当他来到徐州府衙时，苏轼正在城外督工修堤。于是，他写了三首诗催苏轼回府，苏轼写了《寒食日答李公择三绝次韵》：从来苏李得名双，只恐全齐笑陋邦。诗似悬河供不办，故欺张籍陇头泷。薄书鼛鼓不知春，佳句相呼赖故人。寒食德公方上冢，归来谁主复谁宾。巡城已困尘埃眯，执扑仍遭虮虱缘。欲脱布衫携素手，试开病眼点黄连。（《苏东坡全集》）“从来苏李得名双”，西汉苏武、李陵能诗，谓之苏、李；唐苏味道、李嶠皆以文章显，时号苏、李；又苏晋、李嶠知制诰亦号苏、李。“陋邦”指徐州，这当然是作者的自谦之语。“诗似悬河供不办”，谓诗才敏捷，左右供事之人书写不及。“故欺张籍陇头泷”出自韩愈诗《病中赠张十八》：“君乃昆仑渠，籍乃陇头泷。”作者以昆仑渠比李公择，自比张籍。“欲脱布衫携素手”之句，苏轼当时究竟是着官服还是着布衫，可以暂时不去管它，但从“遭虮虱缘”和“试开病眼”两句来看，说明苏轼带领大家整修河堤，以致身上长了虱子、染上眼疾，其精神是十分可佳的。苏轼和李公择已经是老朋友了，不但数年前在湖州有过欢聚，上一年苏轼从密州来徐州赴任时，路过济南，又和李公择相聚月余。现在，老友再次相逢，苏轼当然非常高兴，当日即设盛宴为李公择接风洗尘。在苏轼主政徐州的近两年的交往活动中，对李公择的接待规格是最高的，当然，那些被接待的人员中，李公择的级别也是最高的。李公择随从队伍驻扎戏马台苏轼为欢迎李公择，特别拟制了《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良辰易失，四者难并。故人相逢，五斗径醉。况中年离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间。时乎不可再来，贤者而后乐此。恭惟提刑学士，才本天授，学为人师。事业存乎斯民，文章盖其余事。望之已试于冯翊，翁子暂还于会稽。知府学士，接好邻邦，缔交册府。莫逆之契，义等于天伦；不腆之辞，意勤于地主。力讲两君之好，可无七字之诗？欲使异时，争传盛事。云间画鼓叠春雷，千骑寻芳戏马台。半道已逢山简醉，万人争看谪仙来。淮西按部威尤凛，历下怀仁首重回。还把去年留客意，折花临水更徘徊。”（《苏东坡全集》第5088页）把前面的序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美好的时光太容易失去，良辰美景赏心乐目尤难同来。故友相逢，理应兀然大醉。何况人到中年的离别欢会，尤多感慨，如今恰逢寒食和清明两节之间。时机不可能重来，知你是贤能之人更为欢乐。恭谨地告诉李提刑学士，你的才能受于上天，你的学术为人师表。你的事迹传留于民间，你的文章不过是闲馀之事。你如萧望之已有政绩于左冯翊，你如朱买臣荣归故里。我今为徐州知府，与你有邻邦之好，时常以书文往还。莫逆之神交，情义可与天齐；不雅的词语，今只表地主之意。见证二人之谊，岂能无七字之诗？我要使我们此次欢会，留给人成为美谈。”诗中的“山简”和“谪仙”均是指李公择，“千骑寻芳戏马台”说明李公择是带着队伍赴任的，与现代的军队换防颇为相似。如此浩大的场面，万人空巷争相观看是很自然的。李公择带来的队伍驻扎在戏马台上，秩序谨严，威武壮观，苏轼看了，称赞不已。后来，苏轼在《徐州上皇帝书》中写到戏马台“其高十仞，广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战守之具，以与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苏东坡全集》）很可能就是缘于这次亲眼所见，并非凭空想象之语。苏、李对王安石变法态度一致苏轼在徐州的诗文中不止一次地称李公择为“山简”和“谪仙”，如《闻李公择饮傅国博家大醉二首》中有“儿童拍手闹黄昏，应笑山公醉习园”之句；《送笋芍药与公择二首》中有“弃掷谅未能，送与谪仙家”之句。山简（253—312），晋代山涛第五子，性温雅，有父风，曾任青州刺史、荆州刺史、雍州刺史、镇西将军，官拜尚书左仆射，也是一位文武双全、嗜酒易醉的人物，苏轼以山简比李公择，看来还是恰如其分的。苏轼对李公择为什么如此敬重呢？在他的《约公择饮是日大风》一诗中作了回答：先生生长匡庐山，山中读书三十年。旧闻饮水师颜渊，不知治剧乃所便。偷儿夜探赤白丸，奋髯忽逢朱子元。半年群盗诛七百，谁信家书藏九千。春风无事秋月闲，红妆执乐豪且妍。紫衫玉带两部全，琵琶一抹四十弦，客来留饮不计钱。齐人爱公如子产，儿啼卧路呼不还，我惭山郡空留连。牙兵部吏笑我寒，邀公饮酒公无难。约束官奴买花钿，薰衣理鬓夜不眠。晓来颠风尘暗天，我思其由岂坐悭。作诗愧谢公笑欢，归来瑟缩愈不安。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苏东坡全集》）原来，李公择和苏轼一样，是一个饱读诗书，忧国忧民，时刻关注民生，深受人民喜爱的人物。他所到之处，都有良好的政声。“先生生长匡庐山，山中读书三十年”，“半年群盗诛七百，谁信家书藏九千。”“齐人爱公如子产”，庐山有李公择的读书处曰“李氏山房”，藏书九千卷。“半年群盗诛七百”是说李公择任齐州知州时，“齐素多盗，公择至，痛惩艾之，论报无虚日，而不少止。他日得黠盗，以为郡兵，使直事铃下，稍任使之。因询其奸状，对曰此由富家为之。官吏追捕及门，擒一人为首，则免矣。公择乃令得藏盗之家，皆发屋破柱，尽拔其根株。自是奸不容匿，境内遂清。始公择在江夏、吴兴（即湖州）、政尚宽简，吏民安乐之，郡以大治。及为济南，颇峻文深诋，郡亦大治。由是人知其通疏适变，所值无不可者。”（《苏诗汇评》）（下转32版）

2016-04-29
琴韵绕梁九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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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培荣文/图抚琴图在宋代的盱眙第一山，有一眼“玻璃泉”，曾因大诗人米芾一首《玻璃泉映月》而名声大振，也曾因江西派琴师崔闲抚琴三十曲而蜚声海内。这段鲜为人知的古琴、乐曲、琴师、诗家与泉水、清池的美好故事，或许能为盱眙第一山增添几分雅趣，也为玻璃泉平添一段佳话。910年前的1110年，正是北宋徽宗大观四年。这天，一个长者，髯须飘逸，神清气定，身背一尊古琴，闲庭信步踏着石阶，一步一步地向着盱眙第一山麓的玻璃泉走来，眼睛还不时地向着四周张望。这人姓崔名闲，是北宋江西琴派的著名琴师。他之所以来到盱眙第一山，一是为寻访江西琴派的领袖人物欧阳修、琴师沈遵和好友苏东坡的当年足迹；二是要等一个人，想恭请此人为自己所整理编辑的琴曲填写琴词。这是求人的事，当然得早点到达、提前等候，以免怠慢了人家。崔闲，字诚老，自号无著道人，江西九江星子人。从小精通音律、善操弦琴，未及弱冠即以操琴而闻名，且得江西琴派领袖人物欧阳修和江西琴师沈遵的指点，琴艺超群。曾游京师，后结庐于庐山玉涧，庐斋“睡足庵”。崔闲与苏轼友情深厚，苏轼谓之“玉涧山人”。北宋时期，全国已成汴梁、两浙、江西“三足鼎立”的古琴流派，“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京师过于刚劲，江西失于轻浮，惟两浙质而不野，文而不史”（宋·成玉涧《琴论》）。江西琴派在北宋庆历初（1042）即已崭露头角，其领袖人物就是欧阳修。他不仅喜欢弹琴，对于琴艺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为了提高琴艺，他曾拜擅琴者为师，并以琴会友，结交了众多爱弹琴的人，渐渐形成一个以他为中心的琴艺派别。其中沈遵便是著名的琴师之一。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38岁的太守欧阳修游历滁州琅琊山，兴作《醉翁亭记》，勒石成碑，立于亭中，事传千里。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闻而往游，爱其山水，归写琴曲一调，名《醉翁吟》。五六年间，琴曲便传遍大江南北，习操者众多。嘉佑元年（1056）冬，沈遵专程拜会欧阳修，欧阳修为之作《赠沈博士歌》二首。可惜的是，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不幸逝世。时隔不久，琴师沈遵也离世。此时，江西琴派的“接力棒”便交到了崔闲手中。崔闲不负众望，他第一件事便是着手整理江西琴派留存下来的琴谱，整理编辑成一本《江西谱》。他力求将江南的明媚山水、自然风光融入古琴心魄、委婉弦音，以造就优美华丽的艺术风格。崔闲整理的第一首琴曲就是《醉翁吟》。这是沈遵根据欧阳修名篇《醉翁亭记》的寓意所谱写的琴曲，可谓是文人琴风的代表作，非常流行。崔闲对《醉翁吟》进行了整理，并注上“平仄四声，分均为句”，将其变成“琴曲谱”，又因“常恨此曲无词”，想请文人雅士为此琴曲填词。崔闲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诗人词客苏轼，当他得知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已经三年，于是，便拄着木杖、脚穿芒鞋，只身前往黄州拜见。元丰五年（1082），庐山琴师崔闲的到来令苏轼激动不已，两人畅谈琴曲，讨论诗风，推心置腹，一见如故，从此结为挚友。崔闲称苏轼为“东坡居士”，苏轼称崔闲为“玉涧道人”。苏轼得知崔闲在为欧阳修、沈遵的《醉翁吟》谱曲为声，且为琴曲寻词，而“请于东坡居士”，当即乐意为之。因两人对这一题材都很熟悉，所以合作得非常顺利。“崔闲为弦其声，居士倚为填词，顷刻而就，无所点窜。”就这样，苏轼倚声填词、一气呵成完成了这首琴曲歌词的填作，而且自然天成、无需雕凿，最后竟然一字未改，反而使琴曲大为生色。在黄州东坡雪堂，崔闲不仅结交了诗书大家苏轼，还结识了诗人米芾、盱眙秀才杜舆等许多文人雅士。说起与崔闲共同创作《醉翁吟》的事，苏轼曾作诗以述：“醉翁喜琅琊山水，沈遵以琴写其声，惜乎无辞。今玉涧道人妙于琴，故因其声而为辞以补。”苏轼还作诗一首，题以《寄崔闲》：道合何妨过虎溪，高山流水是相知。与君一别无多日，梦到琅然夜榻时。崔闲也作《颂》诗一首，赠予苏轼。诗云：每与东坡心印传，雪堂终日悟琅然。七弦高挂挥无用，明月当天一点圆。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流放儋州（今海南省儋县）三年后，大赦北归，复任朝奉郎，然而在途中卒于常州。之前，苏轼曾对崔闲说：“我很想和你一起合作，将所有琴曲配写歌词。可我一生漂泊，起落无定，恐怕难以胜任。我今举荐一人，他正年富力强、才华横溢，当能胜此重任，此人就是叶梦得。你可去淮上都梁，于南山之麓、玻璃泉边，一边抚琴，一边等待，若有缘者，定能相见。我曾十数次往行淮上，驻足盱泗，畅游南山，崔君若往，在这风光之地、山水之城，定能有灵感显现，名曲催生也！”崔闲得知，叶梦得，字少蕴，熙宁十年（1077）生于苏州长洲，绍圣四年（1097）登进士第，初调丹徒尉，后任翰林学士。其生于书香门第、文学之家；嗜学早成，多识前言往行，谈论亹癖不穷；诗文深厚清隽、作风婉丽。虽小自己20多岁，但其学识、文采却令人赞叹。崔闲想，如若能得到叶梦得的相助，或许琴曲填词之事，便能成功。大观四年庚寅（1110），崔闲得知叶梦得将取道泗州，途经盱眙，便提前来到盱眙，于第一山玻璃泉畔，一边习琴、一边等待。崔闲来到第一山，抬眼看去，不由得惊呼“美哉”！此地真乃山重水叠、陡壁巉岩，松柏滴翠、桃杏满园，石阶层层直通天际。绝壁之前多有巉石，如狞龙伏虎、怪状奇形，石壁有泉，泉自窍出，喷泻淙淙、泉水清冽，涓流不息、四时不断。下承以池圜，上复以亭阁，匾额题曰“玻璃泉”。崔闲叹息道：“难怪米元章至此，恋景难移，吟诗题字，不忍归去，此地确是美景，不差琅琊也！”于是，止步择地，置琴泉畔，挥指弄弦，欣然奏之。崔闲的琴声美妙灵动，琴声从指间流泻，似石窍涌泉，汨汨而出，似月色如水，柔美恬静，似细流丝丝，淌过心间，似碧空如洗，舒软空灵。忽如微风拂柳，丝丝缕缕，忽如黄莺啼鸣，悠悠扬扬，忽如天籁之音，回肠荡气，忽如曼舞轻袖，花径留香。真乃“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此处闻”。悠悠琴声、潺潺泉水，相应交错，如神女下凡尘，感染了周围所有的听者。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循着琴声，人们不约而同从四面八方涌向山麓，玻璃泉畔，秀岩崖侧，杏花园外，清心亭旁，石阶上下，亭廊周围，人们争相聆听，聆听这难得的古琴之乐、天籁之音。这琴声也感染着一个年轻人，这便是33岁的翰林学士叶梦得。他因公务，取道泗州，因慕东坡、元章之旅，决意到都梁南山一游。今到盱眙码头，便弃船登岸，却被这悠扬动人的琴声所吸引，不由得步履踏着琴声走，琴声跟随脚步行，信步登阶，拾级而上，循着琴声而去。这是何人奏琴，将天籁之音落于人间？这是杏花、桃花开放的声音，似乎正在叩击心灵的柴扉；这是泉水、心语流淌的声音，似乎和着琴声的节拍随风飘逸。他醉了，陶醉在这迷人心魄的琴韵之中，甘愿酣畅淋漓；他梦了，沉睡在这悠扬轻柔的温情之中，宁可不再醒来。循着琴音，叶梦得登越百十台阶，来到玻璃泉边，来到琴者身旁，微闭双目，依旧浸醉在这迷人的琴韵之中。梦得心想，能如此弹奏《醉翁吟》者，惟有江西琴圣、玉涧山人、庐山崔闲也！一曲罢了，再奏一曲，崔闲一时不能自已，竟然将30首琴曲连连弹奏。晚霞飞天，夕阳西沉，染红了淮水芦滩。崔闲收起古琴，听琴的众人也陆续散去，惟有梦得还在琴韵之中，尚未醒来。崔闲说道：“年轻人，时候不早，该回去了。”梦得这才惊醒，赶紧躬身作揖，道：“听先生弹奏《醉翁吟》，真乃天籁之音！敢问先生，您可是庐山崔闲崔琴师？学生梦得这厢有礼了！”崔闲扶起叶梦得，说：“您一定就是翰林学士叶梦得少蕴先生吧？今日在此，就是为了等您。这还是东坡先生、襄阳画师的举荐。恕老生冒昧，在下是想请叶先生为我整理的琴曲填词，他日我把这些琴词带回庐山，可以倚琴而歌，这也是一件千载盛事啊，还望先生成全！”叶梦得拉着崔闲的手，深情地说：“在苏、米面前，学生实在不敢作为。学生虽心中爱琴，却不会弹奏，过去虽从信州道士学了一两指法，也只能是拨弄两下，未得其真谛。填词之事，本想推托。可刚才听了老师琴曲，感至肺腑、触至魂魄，真的是无法推辞了。学生当尽力为之。”于是，崔闲将琴曲按照平仄四声、分均为句，请叶梦得按照词句韵脚、平仄声调，填写琴词。二人一起，游南山、看风景，尝美食、品美酒，观长淮、览都梁，研琴曲、填琴词。崔闲依谱弹奏，梦得依词而歌，不觉过了10余天时间，30余首琴曲皆已填词完毕。后来，叶梦得在其所著《避暑录话》一书中，记录了此事。在宋代之前，一般琴曲都是“有曲无词”，正因为崔闲在所辑江西琴派的《江西谱》时，请了苏轼、叶梦得等为每首琴曲逐一填写了琴词，使得《江西谱》“既有曲亦有词，既能弹又能唱”，不仅因为琴曲的纤丽风格受到欢迎，还因它曲词并茂而赢得文人雅士的盛赞，而“有曲有词”也更有利于其传播与普及。可以说，《江西谱》的流传，在盱眙玻璃泉畔奏琴的大师崔闲、同游第一山填写琴词的学士叶梦得，功不可没。崔闲在盱眙期间，还拜访了在南山种松的盱眙秀才杜舆和泗州临淮县令衢州程俱。当崔闲离开盱眙返回江西庐山时，程俱专门为他写了一首《送崔闲归庐山》诗。

2021-03-14
徐新民:苏轼的民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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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文化论坛徐新民:苏轼的民本思想编辑|张瑾校对|杨庆宇本期论坛人物：徐新民，安徽宿州人，1934年生。江苏省特级教师，徐州苏轼文化研究会研究员，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员。曾任徐州市中语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语会副会长。先后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等发表近百篇论文。曾在徐州任太守的苏轼，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主义者。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极“左”思想理论的影响下，苏轼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派”成为主流观点。直到现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仍然存在。苏轼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作为民本主义者并不为多数人所了解。本文论述的重点是苏轼的民本思想及其政绩。一、苏轼民本思想的形成苏轼在少年时期，其父苏洵常游学在外，他和弟弟苏辙的教育就落在母亲程夫人身上。程夫人出身名门，性格果敢而仁慈，重视儒家经典的传授，言传身教，对苏轼思想、人格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苏轼八岁时，祖父苏序曾把他送到天庆观跟道士张易简熟读《道德经》、《庄子》。苏轼深受影响，后来他在政治上屡屡受挫后常常流露出“老庄”思想。之后，苏轼又先后进入眉山城里著名的官办学堂“寿昌院”和青神乡“中岩书院”跟随名师刘巨和王方（王方欣赏苏轼的才华，将女儿王弗许配苏轼）熟读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良好的家庭环境和名师教育，不仅为苏轼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而且使他确立了一生为民、矢志不渝的民本观。对苏轼形成民本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经典《尚书》。我国最早提出“民为邦本”的是《尚书》中的《五子之歌》。所谓“五子”是指夏启的五个儿子，也就是太康的五个弟弟。太康尊位，不理国事，五位兄弟追述先祖大禹的教导而写了《五子之歌》，希望太康引以为戒。其中第一首则表现了较为完整的民本思想。原文是：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这段话是说，伟大的祖先曾有明训，人民可以亲近而不可看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国家就安宁。我看天下的人，愚夫愚妇都能战胜我。一个人已经多次失误，难道要等到众民造反时才去考察民怨吗？应当在没有形成大的民怨之前就去考察啊。我治理天下众多的老百姓，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着六匹马那样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危险一样小心谨慎。做君主的人，怎么能对天下人民不敬不怕呢？这就是我国民本思想的最早记载，它比较完整地论述了人民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君主应持的态度，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以儒学为基础的苏轼，“民为邦本”的思想成为他一生“奋厉有当世志”和为人、为官、为文的航标。二、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三、宁为民碎，不为官全苏轼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重民、爱民、忧民、利民、富民，兼而有之，融为一体，贯彻始终。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他认为，皇帝仅仅是主持执行天下之事者，而人民才是天下的主人。在天命神授、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竟敢在皇帝主持的考场上，直率地申述自己的民“主”观点，可谓大智大勇，胆识过人。苏轼在《策略五》中说：“臣闻天下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运之乎茫茫之中，安而为太山，危而为累卵，其间不容毫厘。”苏轼认为，如果君主高高在上，随心所欲，依仗君权来统治天下，就如同“累卵”立在“太山”之上，那是很危险的，万万不可掉以轻心。和平时期，还可以相制，一旦发生战乱，还有人会听从你的指挥吗？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苏轼认为，民心的得失是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得人心者为“王”，失人心者为“独夫”。苏轼把皇帝比作“累卵”、“木”、“灯”和“鱼”，而把人民比作“太山”、“根”、“膏”和“水”，这同荀子把“人君”比作“舟”、把人民比作“水”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处理不好，“累卵”就会坍塌，“木”就会枯死，“灯”就会熄灭，“鱼”就会干死。苏轼就是怀着这样的民本思想和政治主张入仕为政的。三、宁为民碎，不为官全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他完全有条件一帆风顺地登上宰相的高位。但是他的一生却经历了三起三落、宦海沉浮的磨难。他的政治生涯和政治品质可以用“宁为民碎，不为官全”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政治命运集中表现在对待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个关键人物上。指出王安石新法要害是“富国”而“贫民”苏轼22岁时，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26岁时作为京官下派凤翔府任节度判官厅事。29岁返京，授于编修国史机构的文职官员。31岁时父亲卒于京师，苏轼护丧返蜀，33岁那年免丧入京。这时，正值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变法。苏轼本来是宋仁宗为子孙选中的宰相，王安石也非常看重他的才华。如果苏轼能够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不能为了升官而放弃自己的民本主张。一到京城，便旗帜鲜明地站在司马光一边，连续三次上书批评王安石新法，指出王安石新法的要害是“富国”而“贫民”。这时的苏轼仅仅是一个官小位卑的八品文官，他明明知道神宗把“变法”当成“富国”的头等大事，而王安石又是权倾朝野的重臣。他的奏状不仅仅是对王安石的抨击，也是对神宗的批评。“渎犯天威”是要杀头的。若无大智大勇和舍生忘死的心理准备，那是不可能做到的。苏轼初入政坛，便站在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处处与权臣王安石相左，在自己的仕途上树起了强大的对手和难以逾越的障碍。在变法派的排挤和打压之下，他只得请求外放，到杭州当了一名通判，放弃了步入朝廷权力中心的机会。尽管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期间，抵制了变法派“损民”的错误政策，践行了他的民本主张，但却遭到变法派的嫉恨，以致酿成了几乎杀头的“乌台诗案”，贬往黄州，降为团练副使。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北宋政坛又一次发生剧变。宣仁太后一直反对变法，她掌权后就启用司马光为宰相，苏轼自然得到“骤迁”。短短的十七个月，从一个贬谪的犯官一路直升到三品大员，提升了六个品级，飞跃了十二个官阶，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如果他能与司马光保持一致，接替司马光宰相之职势在必然。可是，他偏偏不同意司马光尽废新法的主张，因而遭到新旧两派的排斥，苏轼不得不再次请求外放。朝廷也顺水推舟，让其出知杭州、颍州与扬州。

2012-12-13
苏轼助力惠州建“两桥一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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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怀抱西湖、金山湖、红花湖，衣带东江、西枝江，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可谓“半城山色半城湖”。江多、湖多，自然桥也多。索桥、梁桥、拱桥、栈桥，不一而足，每座桥的背后都藏着一段故事。其中，苏轼寓惠期间资助兴建的“两桥一堤”，历经多次修建屹立千年，至今为惠州民众提供便利。犀带黄金换便民之桥“宋代的惠州造桥技术就已相当精湛。”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表示，据《岭南科学技术史》记载，宋代广东建造的桥梁，一是用岩石砌成的石桥，二是以木为墩支撑的木桥，三是用舟船贯联的浮桥。在惠州，北宋时期由苏轼帮助一道一僧兴建的两桥一堤——东新浮桥、西新木桥与苏堤——“构思之新颖，用料之讲究，技术之成熟，堪称广东桥梁史上的代表作”。苏轼寓惠不久，就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出入不便，现存的桥梁质量参差不齐，不能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苏轼走访民间，发现不少民众都有造新桥的诉求，有人力，也有物力，就差一位带头人。于是，他毅然提出修筑“两桥一堤”，得到当地官员的肯定与支持。何志成介绍，工程进行到一半时资金不够，苏轼毅然捐出了自己那条皇帝御赐的犀带，还向弟弟苏辙去信求助。苏辙和夫人闻讯，对兄长的义举激赏不已，也捐出了从前朝廷赏赐的黄金。见父母官如此慷慨，惠州民众也慷慨解囊，凑齐了工程款。西新木桥曾使用百年位于苏堤之上、号称西湖六大名桥之首的西新桥由栖禅院的希固和尚主修。此前，曾有一座长木桥横跨西湖东西两岸，但由于用料不精，技术较差，以致“屡作屡坏”。在苏轼的帮助下，和尚用土石“筑进两岸”，再用罗浮山出产的“坚若铁石”的白盐木为桥柱墩，桥上筑飞楼九间，气势雄伟。这座桥足足使用了一百年，至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惠州太守林复才将西新木桥改为石桥。后来西新桥又经历多次重修，现桥是1983年修筑后的面貌。“西新桥不但解决了湖上东西两岸交通，还成为西湖的一个游览胜地。”何志成说。东新浮桥屹立了九百年惠州府城和县城，被西枝江相隔。江上曾筑有木桥，后废坏，行人以小舟渡江。北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罗浮道士邓守安在苏轼帮助下始建东新浮桥，这是宋代粤东江河上最早建起的浮桥。此后，两岸交通就靠这一座浮桥，历代修葺不废，这一用就是九百多年。然而，这浮桥渐渐不能满足激增的惠州民众的需要。一旦洪水暴涨，浮桥就会被冲断，两岸交通受阻，形成“一水隔天涯”。上世纪30年代，惠州本地商会和民间团体成立了“东新桥筹建委员会”，向当地人士、商店和海外侨胞募捐建桥。该桥直到1938年初才完工。但不到半年，该桥就落入日军手中，不久被炸毁。1939年，惠州工商界捐资在残桥上用竹木料搭成木桥；1941年5月，木桥再次被日军烧毁；当年惠州民众再次捐资重建。1942年1月，日军撤退时，又焚毁了东新桥木驳段。抗战结束后，惠州人民在残桥基础上搭成人行桥维持交通。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全新的东新桥通车。文/羊城晚报记者吴大海

吴大海

202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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