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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翁墨寄千秋馥闾巷至今说扶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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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夷庚在宿州的书画店号为“翰苑林”（参见米芾《宝晋英光集·李邕帖赞序》），在收藏界声名远播。元祐二年（1087年），米芾经过宿州，听说石夷庚家有唐代李邕的《光八郎谢惠鹿帖》，不惜以张萱六画、徐浩二帖与其交换。米芾《宝晋英光集·李邕帖赞序》卷六记载：“……故紫薇舍人石昌言所藏。元祐丁卯过埇上，遇紫薇孙夷庚字坦夫，以张萱六画、徐浩二古帖易得。”文中提到的“埇上”乃宿州代称，因宿州在埇桥故址基础上建立，故文人墨客常用“埇上”称宿州。这次书画交易，石夷庚惜售。之所以能够成交，米芾借助与苏东坡的关系，还有石夷庚母亲程老夫人看在东坡的面子上力促。米芾虽购得石家两贴，还念念不忘宿州石家收藏的唐李邕《多热要葛粉帖》。由此可知，宿州石家让米芾这样收藏鉴定皆内行的人念念不忘的藏品很多。石夷庚与黄庭坚很早就有交往，二人成了很好的朋友。熙宁二年（1069年）暮春时节，石夷庚在亳州观察支使任上，黄庭坚到亳州公干，二人相交甚欢。黄庭坚在《次韵坦夫见惠长句》（四库全书《山谷外集》卷十二）对这次相见有所描述。黄庭坚说他长相“缁面黧黑”，但人不可貌相，他却腹有诗书，“王事贤劳尚有诗”。黄庭坚夸他：“公才富比沧海宫，明珠珊瑚凡几库。惠连宰上麦纤纤，喜公犹得春草句。”黄庭坚离开时，石夷庚“简书留句四十里”相送。黄庭坚得草书三昧也与石家有些机缘。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黄山谷得草法于涪陵》云：“元祐初，山谷与东坡、钱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饭罢，山谷作草书数纸，东坡甚称赏之。穆父从旁观曰：‘鲁直之字近于俗。’山谷曰：‘何故？’穆父曰：‘无他，但未见怀素真迹尔。’山谷心颇疑之，自后不肯为人作草书。绍圣中，谪居涪陵，始见怀素《自叙》于石扬休家。因借之以归，摹临累日，几废寝食。自此顿悟草法，下笔飞动，与元祐已前所书大异。始信穆父之言为不诬，而穆父死已久矣。故山谷尝自谓得草书于涪陵，恨穆父不及见也。”这是宋人曾敏行记述元祐初年黄庭坚与东坡、钱勰（字穆父）同游京师宝梵寺的一段逸闻。绍圣年间，黄庭坚谪居涪陵，意外地在石扬休家见到了怀素《自叙帖》。黄庭坚借回家，连续几天反复临摹，自此顿悟草法。石扬休卒于嘉祐二年（1056年），石康伯卒于元丰八年（1085年），绍圣年间在世从事书法古董收藏的石家后人只有石夷庚。以此判断，石夷庚于绍圣年间已经迁居涪陵。因石夷庚与黄庭坚早已有交情，黄庭坚又是东坡的得意门生，所以石夷庚把如此珍贵的法帖借给黄庭坚带回家，供其仔细研究、累日临摹，黄庭坚顿悟了草书三昧。可以说，石家成就了黄庭坚的草书大家地位。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贬窜旧党人物，启用新党。哲宗带着对祖母的怨尤，将受太后信任、保护的苏东坡撵出京城，先贬定州，再贬英州，一月之内三改谪命。在他赴英州的途中，政敌章惇、蔡京、来之邵等人又不断地在皇帝面前交章构陷，说苏轼罪大恶极，贬谪英州仍不足以惩罚，又两次加重处分，把苏东坡当作一个囚犯不停地追打。绍圣元年五月初，东坡一家到达南都（商丘）。恐累及亲朋至交，东坡除了见童年时代的朋友、在南都行医的乡人张元明外，其他所有朋友，包括莫逆之交王巩，一律拒见。东坡《致顾道发简》表达了当时的心情：“屈烦诸公冠盖出饯城外，非放臣所宜，故不敢见，只恃公知照。”五月十日，东坡一家途经宿州，全家三十余口人落脚宿州石家。东坡在宿州也有一些同年故旧。晁说之时任宿州教授，乃同年好友晁端彦之子。东坡是经恩师欧阳修牵线与晁端彦订交的，此时晁端彦已贬陕州。东坡与晁端彦不离不弃，感情颇深，知道了故人之子在宿州，便邀来扶疏园相见，并将自己当年制举时的一方歙砚送给了晁说之。其他人，东坡一律避而不见。东坡已风烛残年，远谪英州凶多吉少。石家为东坡举行家宴饯行。席上，觥筹交错，东坡情不自禁，潸然泪下，遂用《古阳关》曲调高歌：“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东坡所唱，乃十八年前中秋夜与弟苏辙观月于彭城时所作（参见宋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晁说之在《嵩山文集·砚铭》卷十八记载了这次聚会：“东坡居士，初谪岭南,道扶疏园,遗此砚宝。”又在其《东坡先生画像》云：“及其南迁泣别隋岸兮，惜乎不克保厥躬也。”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载了这次宴会轶闻：“世言东坡不能歌，故所作乐府多不协律。晁以道谓：‘绍圣初，与东坡别于汴上。东坡酒酣，自歌古阳关。’则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以道是晁说之的字。因此判断，晁说之《嵩山文集》记载的“扶疏园”，就是石家的私家园林石氏园。扶疏亭：断碑又重构，墨寄千秋馥扶疏园因东坡而建，也随着东坡的沉浮屡遭劫难。就在苏东坡逝世的这一年，蔡京得到宋徽宗的重用，擢为翰林学士。蔡京掌权后，排挤政敌，把上书反对新法、同情元祐旧臣的人打入另册，列入“元祐奸党”。崇宁三年(1104年)，徽宗下诏，把元祐、元符间司马光、文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309人列为奸党，徽宗亲书“元祐党籍碑”名，命蔡京书写碑文，镌之于石，置于文德殿门之东壁，永为臣子之戒。宋徽宗还下诏:将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等人的文集，以及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记事》、刘攽《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版，悉行焚毁。（参见《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二一宋徽宗《焚毁三苏文集等印版诏》）。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除东坡书撰碑额》卷十一载：“崇宁二年有诏旨，应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毫无疑问，扶疏园中的东坡墨竹图碑也在劫难逃。东坡流放岭南，也意味着宿州石家的人脉已尽。笔者认为，对以东坡为首的元祐党人的残酷迫害，让具有隐逸倾向的石夷庚无形地感受到危险一步步逼近，从事古董书画收藏行当最怕遇到社会动荡，政治嗅觉灵敏的石夷庚不能不考虑自己面临的处境，迁回四川老家是他最好的选择。因而，石夷庚带着决绝与眷恋，悄悄地离开了宿州，迁居于川东涪陵（今属重庆市）。因此，扶疏园逐渐也成了荒芜之地。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58年),南宋诗人毛珝《吾竹小稿》载有《题扶疏亭竹》诗：“风晴雨雪天，无趣不萧然。影过邻家月，根通石下泉。长因终日看，忆得故山眠。物胜今方会，心虚节自坚。”此诗没提扶疏园，也没提扶疏亭中的石碑，只描述了扶疏亭中的竹子，说明被毁坏的扶疏亭碑已经移走。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年）前后，廉访佥事、诗人金元素来宿州，赋《书宿州惠义堂》诗：“扶疏亭畔多荒草，惠义堂前有断碑。”金元素笔下的扶疏亭，已颓破不堪，芳草萋萋。碑虽断，东坡之名影响深远，断碑被州府迁到署衙院内惠义堂前放置。明弘治十一年（1495年），江西泰和县人曾显，由滁州知州改知宿州，读金元素《书宿州惠义堂》诗，知扶疏亭断碑尚存,“遂询诸父老，披寻旧刻得残碑二圮于污秽中，乃令判官张仲源、唐伟、宿卫指挥使周汉，聚材拓基构亭以复旧”（明弘治《宿州志》），重建扶疏亭于州衙后面北城墙上。明崇祯末知州李炎林、清康熙知州高其佩、臧先祖，递加修葺。最后一次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知州何庆钊主持重修，改造成现在的扶疏堂。“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东坡先生曾经十临宿州，宿州亦值得天下人仰慕。自曾显重构扶疏亭以来，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无不怀着崇敬的心情，仔细观赏，品味咀嚼，继而或为诗，或为文，发思古之幽情，抒仰慕之愫怀。其中明化成甲辰进士、广西布政司参议黄金《扶疏亭》诗最有代表性，表达出广大宿州百姓对东坡一生屡遭谗毁、命运多舛的惋惜，对东坡一生如挺拔翠竹，无私无畏、高风亮节精神的追慕与缅怀：“东坡先生天下士，健笔纵横写大意。潇湘秋色连太清，淇奥清风掠平地。数枝潇洒寒夜情，凤凰飞下月三更。几个阴森春雨径，玉箫幽咽苍妃声。劲节虚心立不倚，直气孤忠宛相似。密叶繁基亦有之，博学宏才无乃是。笔端造化神相成，天机飞动天籁鸣。不然迁谪迄无定，安能游戏如斯精？藏墨有亭传自古，世远亭空固其所。断碑栖落榛莽深，旧迹莫寻今几许。睢阳太守邦之贤，好竹实同袁粲坚。觅碑剥苔已获竹，作亭覆碑切复全。爱竹爱人非玩物，对竹跂人真矩镬。高标雅操持不移，直和《箫韶》齐嶰谷。”（完）

2021-01-08
秋月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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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凤丽在文人墨客笔下，秋月可以玩、可以赏，也可以寄托相思与眷恋。唐代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说：“月可玩。玩月，古也。谢赋、鲍诗，朓之庭前，亮之楼中，皆玩月也。”可知玩月之风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盛行，谢灵运的《怨晓月赋》、鲍照的《玩月城西门廨中》、谢庄的《月赋》都是玩月佳作。到了唐朝，社会文化空前开放，玩月、赏月更加风行。唐人对月亮可谓十分喜爱，有人借月思亲念友、眷恋故土，有人感叹世事多艰、年华易逝，有人感伤怀才不遇、仕途沉浮，更有人高呼“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在他们眼中，月亮变化万千，有凉月、素月、松月、清水月、关山月等。唐诗中歌咏月亮的佳作众多，杜牧的《秋夕》、杜甫的《八月十五夜月》、王建的《十五夜望月寄杜郎中》、张九龄的《望月怀远》皆为经典之作，当然还有妇孺皆知的《静夜思》。李白对月亮情有独钟，被称为“月亮诗人”，他的诗三分之一以上都与月亮有关。李白爱酒，明月便是他的酒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重友，明月便会带去他对友人的关心，“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这是当年李白得知王昌龄被贬官后特意写下的，希望明月把自己对朋友的思念和关心一起带到遥远的夜郎之西。杜牧在《秋夕》中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与其他时节的月亮不同，秋月总是给人一种清冷疏离之感。“悲秋将岁晚，繁露已成霜。遍渚芦先白，沾篱菊自黄。应钟鸣远寺，拥雁度三湘。气逼襦衣薄，寒侵宵梦长。满庭添月色，拂水敛荷香。独念蓬门下，穷年在一方。”白露时节，秋月高悬天际，带着些许清冷疏离，给人一种惊心动魄的悠远美感。苏轼也曾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诗人被贬黄州，清寒孤寂之时仰望秋月，不禁感叹时光易逝，世事无常。在古人心目中，中秋的月色是一年中最明亮的。栖白在《八月十五夜玩月》中认为农历八月十五的月亮非同一般，“寻常三五夜，不是不婵娟。及至中秋满，还胜别夜圆”，张祜在《中秋月》中也说“一年逢好夜，万里见明时”。中秋节也是赏月的最佳时候，究其原因，冬冷霜重，夏热云多，只有中秋月最宜观赏。欧阳詹在《玩月》诗序中说：“修厥玩事。月之为玩，冬则繁霜太寒，夏则蒸云太热，云蔽月，霜侵人，蔽与侵俱害乎玩。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兔圆。”农历八月是秋季天气最适宜的月份，十五又是月圆之夜，因而此夜月色最佳。刘禹锡也有同感，他在《八月十五日夜玩月》中说：“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景清。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翛然是玉京。”如水的月光洒向四面八方，天地间暑气消退，九霄明净，秋色澄澈，万物清新，就连杜甫也仿佛看清了月宫中玉兔的绒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中秋月色美不胜收，不容错过，否则会落下万千遗憾，“此夜若无月，一年虚过秋”。秋月如水，秋水的温婉、纯净与秋月最配，于是水边、船头便成为古人赏月的绝佳选择。刘禹锡说“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孟浩然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裴夷直说“清洛半秋悬璧月，彩船当夕泛银河”。另外，高处视野开阔，可以俯瞰世间一切，也宜赏月，刘禹锡诗云：“凝光悠悠寒露坠，此时立在最高山。”当年，唐玄宗喜欢中秋玩月，为了能够更好地与杨贵妃一同欣赏月色，他决定建一座“望月台”，后来因安史之乱才未能如愿。有时，寺庙的清幽宁静也与秋月相配，白居易曾在华阳观邀友赏月，许浑也在鹤林寺观赏过中秋月，并写道：“待月东林月正圆，广庭无树草无烟。”中秋月色皎洁，但处于万物萧索的仲秋季节，很容易触发人们思亲思乡的心绪，王建在诗中曰“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夜空中一轮又大又圆的朗月，更容易勾起离人浓浓的乡愁，杜甫感叹“满月飞明境，归心折大刀”，白居易思念元稹，写道：“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苏轼与弟弟苏辙久别重逢，共赏中秋明月，“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兄弟二人共同赏月本是一件赏心乐事，但他在后面却说“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苏轼的内心深处，满是对相聚后不久又要分别的哀伤与感慨。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中秋月圆之时，全天下人们最真的愿景。

邵凤丽

2021-09-26
荔枝红时忆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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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了，荔枝也在炙热的骄阳中红了。一时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说法又多起来了。这两句流传甚广的诗出自诗人苏轼，解诗者都以为东坡先生是在赞美岭南风物，以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不错，苏轼在岭南时，比被贬黄州时的心情是要好很多，没有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柴”的失意与苦闷，《宋史》也说苏轼在惠州时“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而就在那时，东坡先生写下了大量有关荔枝的诗作。苏轼首次在惠州吃到荔枝是在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于是作《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在《新年五首》中，苏轼则说“荔枝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中则是“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活脱脱一副馋相。在《食荔枝二首》，以及《和陶归园田居》等诗中，苏轼，这位遭贬的诗人，仍然在热情地对荔枝唱赞歌。在那段时间里，苏轼还喜欢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成诗集。而苏轼此时的诗文中，与僧人唱和的作品也多了起来。后人学佛的把苏轼说成佛门中某位尊者转世，大约就是因了苏轼在作品中表现出的这种“心安是归处”的意识吧。于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便做了“不辞长做岭南人”的最好注解，成了后人卖荔枝时最好的广告语。但是，苏轼牵挂国计民生的忧患情思，却从来不曾减弱过，《和陶咏三良》曰：“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而在《荔枝叹》中，他借汉唐旧事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不管民众死活的丑恶嘴脸，忧患意识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前人“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影射，在东坡这里，则成了悲愤的直白，“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小小的荔枝虽味道极美，但实在无法让东坡先生真正“乐不思蜀”。后人借此为荔枝打的广告，也实在有违诗人的本意。民间说法是“一颗荔枝三把火”，而“日啖荔枝三百颗”，那简直就是九百把火，可能就是这九百把火烧得东坡先生怒发冲冠怒，而后最终去横渡琼海呢！

2019-07-31
打造“东坡宴”名片传承惠州美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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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不仅是一代大文豪，还是享有盛名的美食家。寓居惠州两年零七个月，苏轼留下了很多美食佳句和饮食故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脍炙人口。惠州美食经过东坡之手，平添文化味道，甚至依托东坡盛名，成为地方名菜。可以说，苏东坡是惠州美食“代言人”。千年前，人们普遍认为惠州荒僻野蛮，有着湿瘴之气，不适宜居住。然而，苏东坡在给老朋友陈慥的信里写道：“到惠将半年，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苏东坡不仅为惠州风物正名，寓惠期间更是不忘“吃货”本性，品尝、自制了不少美食，并写诗赋词，使之流传千古。据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介绍，苏东坡真正吃过的便有盘游饭、谷董羹，还自制了烤羊脊骨、烤芋头等美食，均有据可查。苏东坡在《书陆道士诗》中云：“江南人好作盘游饭，鲊脯脍炙无不有，然皆埋之饭中。故里谚云：‘撅得窖子。’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诗人陆道士，遂出一联句云：‘投醪谷董羹锅里，撅窖盘游饭碗中。’东坡大喜，乃为录之。”这里的“盘游饭”“谷董羹”，是什么东西呢？林慧文介绍，盘游饭即现在的焖糯米饭、焖麦豆饭等，至今家家户户都在做。至于谷董羹，著名粤剧编剧家杨子静在著作《粤语钩沉》中，据引《大清一统志》指“好作谷董羹”，是“惠州习俗”，始见于宋，当为近代火锅之祖型。对此，惠州文史专家吴定球表示认同，“谷董”是象声词，相当于“咕咚”，是食物投放汤中发出的声音。苏东坡所说的这种“食杂烹之”，就是指围坐吃火锅的意思。苏东坡不仅尝试当地传统食物，还勤于自创美食。烤羊脊，便是苏东坡寓惠期间创制的一道名菜。彼时，惠州“日杀一羊”，市场零落稀少。苏东坡对待羊脊骨十分用心，先煮熟，抹上薄薄一层酒和盐，在火上烤至微焦。羊脊骨上的丝丝肉星，酥脆焦嫩，入味三分，吃起来仿佛有蟹肉香味。对自己发明的美味，苏东坡很得意，还特意叮嘱让苏辙有空的时候，就照他的方法做，只是“众狗不悦矣”，因为骨头都被拿去烤了吃了。民间有说法称，如今的“羊脊煲”等一系列砂锅菜便是由此衍生而来。苏东坡更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尝试新的美味佳肴。苏东坡在《记惠州土芋》中写道：“《本草》谓芋，土芝，云：‘益气充饥。’惠州富此物，然人食者不免瘴。吴远游曰：‘此非芋之罪也。芋当去皮。湿纸包，煨之火，过熟，乃热啖之，则松而腻，乃能益气充饥。今惠人皆和皮水煮冷啖，坚顽少味，其发瘴固宜。’丙子除夜前两日，夜饥甚，远游煨两枚见啖，美甚，乃为书此帖。”以前惠州老百姓普遍不懂芋头的正确吃法，一般将其连皮用水煮后食用，才会“发瘴固宜”。按照吴远游的办法，苏东坡用火来烤芋头，结果香松无比，苏东坡非常高兴，故书此帖。从此，在苏东坡的美食中又多了一款精品。“根据民间记载，现在惠州老百姓吃的‘糖沾芋头’就是由此而来！”林慧文说道。

2022-04-01
传世真迹齐聚,再现苏东坡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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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博物院年度压轴大展“高山仰止回望东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于11月29日开展,并将持续至2023年3月5日。展览汇集了来自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上海博物馆、吉林省博物院、旅顺博物馆、中国江南水乡博物馆、苏州博物馆、三苏祠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39家文博单位珍藏的苏轼主题相关文物274件,其中一级文物达39件。苏轼传世真迹《潇湘竹石图》《阳羡帖》等更是罕见地齐聚一堂,集中展现出苏轼的艺术魅力。□悦迪珍藏文物汇聚成都再续“花溪”前缘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作为北宋时期巴蜀大地走出的旷世奇才,在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中,他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泰然处之,无论身处顺境或逆境,都自勉自律。王安石评价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林语堂评价苏轼“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纵然今人与苏东坡已相距千年,但我们仍能在遗迹、课本、影视等多处看到苏轼。苏轼的一生颠沛流离,他辗转游历了中国30多个州县,在湖北黄冈、浙江杭州、广东惠州、山东诸城等18个城市留下了500多个纪念性景点。在惠州,他爱上了荔枝；在海南,他吃起了生蚝。对美食烹饪颇有研究的苏轼,让不少中国美食都被冠上了“东坡”的名字,像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肉、东坡泡菜等。他将一路坎坷化为对自我生命的超越,至今仍为世人津津乐道。此次苏轼主题文物特展,四川博物院动用三个临展厅,设有序厅、主干四部分、尾声、互动区和文创区,是有史以来四川博物院举办的展线最长、展厅面积最大、沉浸式体验场景最丰富的大型专题展览。展览分“一门三杰孕于蜀”“跌宕起伏的一生”“千年一遇的全才”“人间有味是清欢”四部分,以宋代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繁荣的时代为背景,以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杰出成就为叙事主线,通过文物展陈,以及图文版面、情境设计、多媒体投影等辅助展示手段,还原苏轼高尚、博学、雅致、乐观、豁达、为民的人物形象,反映家风对苏轼成长成才的影响,以及苏轼意气风发志四方、面对挫折“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人生和艺术高度。在成都举办这样一场苏轼主题的展览,具有别样的意义。作为四川人,苏轼曾多次到过成都。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19岁的苏轼第一次来到成都,被知州张方平视为奇才“待以国士”,并向翰林学士欧阳修推荐。宋英宗治平年间,苏轼访游成都,寄住成都西郊清水河畔,座谈会友,举酒赋诗,为当地士子讲学。苏轼对成都充满喜爱和思念,留下了“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乘槎归去,成都何在”“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等佳句。如四川博物院副院长、总策展人谢丹所说:“此次在浣花溪畔的四川博物院举办苏轼主题展,正应了苏轼在《河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世》中‘莫负花溪纵赏’的期盼,也是一种当代对苏轼七夕‘情书’的回信。”《潇湘竹石图》展示文人画神韵作为文艺达人,苏轼是第一个比较全面地阐明了“文人画”理论的人,堪称一代宗师。他强调“文人画”重意境、重表达画家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中不过多重物象的形,而是画出事物的神韵,将艺术家主观印象的表达作为艺术上的新目标,促进了中国画抒情写意体系的形成。此次展览上,就能看到苏轼罕见的传世画作真迹,成为人们理解苏轼人文化精髓的难得机会。苏轼所作《潇湘竹石图》藏于中国美术馆,是该馆的镇馆之宝。竹与石在中国绘画题材中备受青睐,久盛不衰,苏轼向来偏爱“竹石”题材,《潇湘竹石图》正是其绘画艺术的代表作品之一。由于年代久远,该画纸张氧化严重,有些地方的线条已经很浅,但依旧可以看出如浮云般飘逸的石,如石盘坚硬的竹。在卷末端还有“轼为莘老作”五字款识,画作题跋有二十六家之多。这幅画的来历颇为传奇。1961年的一天,一位身穿长衫、拿着布袋的老人来到北京荣宝斋。正当伙计一脸疑惑时,他将手中的布袋打开,将里面的卷轴拿出,摊在桌子上,问道:“这画值多少钱?”伙计们这才反应过来,答道:“您稍等。”伙计仔细观察这幅画,只见这幅古画上绘制着一片土坡,两块怪石,几丛疏竹,令人心旷神怡。老人名叫白坚夫,曾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他带来的正是《潇湘竹石图》。北宋灭亡后,这幅名作被元、明、清三代文人收藏家珍藏,民国时期,白坚夫在北京风雨楼古玩店购得。由于经济窘迫,当下他有意出手。《潇湘竹石图》重见天日,在圈子内引起不小轰动,但是画作的真伪却一时成为难题,交易也就无从谈起。苏东坡的画迹,从来只见书载,不见画卷。后来,画家许麟庐带白坚夫及《潇湘竹石图》找到作家邓拓。邓拓痴迷书画收藏,对着《潇湘竹石图》鉴赏良久,兴奋地对白坚夫说:“你这幅画我也不能辨别真伪,但它的珍贵是毋庸置疑的,很有研究价值。我虽然十分喜欢,但囊中羞涩,老先生你准备要多少钱?”白坚夫看到邓拓对这幅画十分看重,双方商定以5000元的价格交易此画。邓拓将手头的2000元先交给白坚夫,又将自己珍藏的24幅画作卖给荣宝斋,才凑齐了3000元,买下这幅画作。1964年,邓拓把这幅《潇湘竹石图》,连同自己收藏的另外140余件古代绘画,一起捐赠给国家。这些作品上自宋元,下至晚清,对于梳理中国美术史的发展意义重大,后来入藏中国美术馆。1984年春,国家文物局组织了谢稚柳、启功、杨仁铠、刘九庵、徐邦达等文物专家,对《潇湘竹石图》进行鉴定,确认邓拓保存并捐赠的《潇湘竹石图》是苏轼的真迹。2022年恰逢邓拓诞辰110周年,6月21日,中国美术馆策划并主办的“斯文传古风——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与观众见面。这是在“苏轼主题文物特展”前,《潇湘竹石图》最后一次与观众见面。从历史记载看,苏轼的传世绘画作品仅有两幅,除了《潇湘竹石图》,另一幅名叫《枯木怪石图》,也曾收藏于白坚夫手中。抗战时期,白坚夫因生活困难,将《枯木怪石图》卖给了一位日本收藏家,该画从此流落海外,一直不曾现世。直到2018年,香港佳士得找回了这幅画作,并在当年的秋季拍卖会上现身,并被中国买家以4.1亿元的天价收入囊中,这幅画作才回归到祖国的怀抱。两幅书法真迹曾饱经颠沛流离绘画之外,苏轼在书法上的成就更是不容小视。作为北宋书坛著名的“宋四家”之首,苏轼不但具有超凡的书法艺术实践,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书法理论,并以精深的文学素养和风格独特的书法艺术成为传统文人书家的代表,有力地推动了宋代尚意新书风的发展。因此,本次展览展出苏轼的两幅书法真迹着实令人期待。本次展出的《阳羡帖》原本收藏于旅顺博物馆。“阳羡”是今天的江苏宜兴,这幅书法作品是苏轼委托友人帮忙买地的一封信。由于信中没有上款,只有下款,所以无法得知是写给谁的。阳羡对苏轼来说意义非比寻常,他仕途多变期间多次来到阳羡,非常喜爱这片水土,于是有意在这里买田养老。但这个想法直到晚年才得以实现,最后苏轼也是在这里终老的。《阳羡帖》书于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是苏轼50岁时的书法作品。虽然只有60余字,但是书体刚健婀娜,绵里藏针,足见其秀伟之气。此帖流传有序,曾经元、明、清三代著名收藏家收藏并题跋,入清后归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阳羡帖》记录了苏轼谪居常州买田阳羡的一段生活经历,此事不见于其他任何史书记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这幅名作是如何来到旅顺博物馆的呢?当年,宣统帝溥仪退位后,携带大量历代内府所藏的字画名迹出走,偷偷藏于东北长春伪宫“小白楼”,《阳羡帖》亦在其中。日本投降后,溥仪仓皇逃命,不少宫内宝物弃之于“小白楼”中。后来,乱兵发现楼中有宝,一阵哄抢而尽,《阳羡帖》散落民间。再后来,《阳羡帖》被国家文物部门征购入藏,成为旅顺博物馆镇馆之宝。此次展出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则是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两首赋苏轼都以“酒”为主题,用来感怀自己的身世,隐喻宦海沉浮。两赋加上后记共77行686字,是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件。《洞庭春色赋》文章撰于1091年,“洞庭春色”是当时一种用黄柑酿成的酒的名字；《中山松醪赋》文章撰于1094年。苏轼再次被贬官赴岭南路上的一个雨天,他把这两篇写酒的赋文书写在一卷上。书写两赋之时,苏轼年近花甲,正是笔力鼎盛、老辣之时。整幅长卷,结体短肥,笔意相通,闲雅飘逸。有人评价其字“如棉裹铁”,又如“老熊当道”,在平实、朴素中汪洋浩荡。苏轼二赋成卷之后被视作至宝,先后被金末元初的郭仲实,明代杨士奇、李东阳、陈从训、张孝思,清代郑达、张应甲、季振宜、梁清标、安仪周等文人墨客收藏。后来入藏清宫,又被末代皇帝溥仪带到了东北,流落民间。其后辗转世间,经多方寻访,才被吉林省博物院收藏。吉林省博物院对苏轼二赋的收藏可谓精心至极。2015年搬到新馆址时,为确保该帖万无一失,博物院聘请了专业“运送专家”,运载的汽车具有防震功能,甚至还有警车护道。除了苏轼的真迹之外,“苏轼主题文物特展”还展出文徵明、宋徽宗、董其昌、仇英、郑燮、张大千等名家的真迹以及宋代名窑如汝窑、龙泉窑、钧窑、磁州窑、建窑的陶瓷器,高热度人气文物“诵馀”七弦琴等,皆值得一观。

悦迪

2022-12-02
定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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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苏轼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推荐人：上海市曹杨二中刘思越推荐理由：苏轼是值得后世景仰的文化巨人，也是我们为人处世的标杆。苏轼年轻时就展露出惊人的才华，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看了苏轼写给自己的信后，对梅圣俞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苏轼传》）苏轼平等待人，天性善良，看天下人“无一个不好人”。苏轼因小人的诽谤屡遭贬谪，大半辈子颠沛流离。他仕途坎坷、历经磨难，却豁达乐观、光明磊落，心怀对天下人甚至是敌人的大爱。林语堂曾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这样评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定风波》作于苏轼贬谪黄州之时。面对“竹杖芒鞋”的清贫生活，苏轼却称之为“轻胜马”；“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等词，尽显其豪放、洒脱之态；“萧瑟处”“风雨”“晴”是借眼前景抒心中情的双关之语，表现自己面对艰难人生的豁达态度和面对变故的坦荡襟怀。苏轼“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被贬黄州是苏轼的转折点，此后，他写出很多伟大的作品，如《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等。感谢生命中的磨难和坎坷，成就了一位文化巨人，铸造了一座文化丰碑。

苏轼

2017-05-05
陈州教授苏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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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素芝在淮阳西柳湖中，有一高丘，是北宋文学家，时称“宛丘先生”的苏辙任陈州教授时的读书台，名之曰“苏亭”、“子由读书亭”，或“苏亭莲舫”。明人曾对此台进行了重修，并在重修碑中写道：“先生遗迹之在陈者惟斯亭，陈人之思先生者尤因之至久不衰焉。”苏辙（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四川眉山人。晚年居颍川，号颍滨遗老。苏辙是苏洵的次子，苏轼的胞弟，父子合称“三苏”，系“唐宋八大家”之一。苏家原本是四川眉山的名门望族，父亲苏洵思想独立，个性古怪。相传，他有了孩子后才发愤读书，却因文章而名声大噪，且他的文章以自己鲜明的个性自成一家，不为两个才气纵横的儿子所掩。其母程氏，大家女子，生下六个子女，只有最小的两个孩子苏轼、苏辙活了下来。程氏喜欢读书，知书达理，教育俩孩子读书明志，以古人名节来自我勉励。少年的苏辙体弱多病，曾得过肺病。他性格内向，寡言少语。其文如其人，朴实无华但情真意切。嘉佑元年（1056年）三月，苏洵父子三人同时离家进京赴试，时年苏轼21岁，苏辙18岁。第二年，苏辙兄弟同科进士及第，名震京师。此时家乡却传来噩耗，程氏病故，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兄弟二人葬母并守丧三年。嘉佑六年，兄弟重回京师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考试结果，苏轼“入三等”（当时宋朝考试，第一二等是虚设，三等是最好的），苏辙因在《御试制科策》中激烈抨击仁宗皇帝，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司马光认为录考的是谏官，苏辙直言敢谏，应列入“三等”。一部分朝官认为苏辙专攻击皇帝，这样的官不能要。闹到仁宗出来说话才算平息风波。仁宗皇帝大度地说，要选拔的就是“贤良方正直言敢谏”官员，不能打发走人，列入四等下。然后，给了苏辙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官：“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苏辙对朝廷不能容纳直言很失望，一年后任命书下来，他奏请留下来照顾父亲，辞不赴任。在回复兄长的诗中说，能飞到兄长身边，探讨自己的近作《新论》就好了。此时的苏辙，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而且在《御试制科策》的基础上写成《新论》，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苏辙一生置身于北宋政坛，官做到副宰相，但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他，也深受党争的影响，仕途波折，生活颠沛流离。说到苏辙，苏轼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虽然兄弟二人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且苏辙政治上并不比其兄逊色，官位比苏轼还要高，但苏辙的光芒总被其兄遮掩。一是因为苏辙有个传奇的文化巨人哥哥。二是因为兄弟俩是知己，政治主张一致，生死荣辱与共，苏轼的政治风波时常会波及苏辙。弟兄两个，苏轼洒脱豪放，祸从口出，无论文名还是政名永远是焦点。苏辙沉静内敛，内心却执着坚定。康震在百家讲坛讲苏辙时，称苏辙的平和，并不意味着内心的平静，就像待发的火山。意思是说，苏辙政治上比苏轼还要尖锐，但因为平时收敛着，连政敌王安石都对他有所敬畏。熙宁元年（1068年），刚继位的宋神宗很想有所作为，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苏辙兄弟虽然反对因循守旧，但也不同意变法的理论，因此卷入了政争。熙宁三年(1070)，苏辙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不久，苏辙被贬为河南推官，又不去赴任，适逢苏家挚友张方平，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京城任陈州知府，便推举苏辙为陈州教授。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少怀大志的苏辙再次被冷落，成了陈州一个无足轻重的官派教授。教授本是闲职。31岁的他到陈州时，心情沮丧而灰暗。在他的诗作《初到陈州》中，他道出了自己抑郁不得志的无奈，和初到陈州复杂矛盾的心绪：“谋拙身无向，归田久未成。来陈为懒计，传道愧虚名。俎豆终难合，诗书强欲明。斯文吾已试，深恐误诸生……枕畔书成癖，湖边柳散愁；疏慵愧韩子，文化字潮州。”诗中说自己想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居田园不成，又没其他办法安身立命。说是来陈州传道，其实只是来消磨时间，虚度光阴。“俎”和“豆”虽同属祭品器物，终因差别大难以融合，只有诗书能让自己眼前有点光明。但著文章这样的事自己也试过，又很怕自己不合时宜的文章误了学生。诗的后半部分说他闲居已久，天天饱食终生无所事事，只是把痴爱的书放枕边研读，去淮阳的西柳湖边和柳树消愁解忧。像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那样，因上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到潮州。当时鳄鱼为患，无聊时作祭鳄鱼文。仕途的失意让苏辙心灰意冷，闷闷不乐。他以书为乐，读书读累了到柳湖边走走，在这片碧水中消忧散愁。一天，苏辙读《易经》解闷，忽然开窍，日有升落，我何必为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忧心忡忡呢？想着，他来到平日散步的西柳湖，划起一只小船，划着划突生一念，我何不在这样美的地方修台读书取乐呢？怎能因眼前的挫折自暴自弃呢？为这一想法，苏辙欣喜若狂，于是他告诉陈州知府张方平，说要用自己的俸禄在柳湖里建一个读书庵。因干旱少雨，那年的西柳湖有一片片高地露出水面，苏子由便在湖西北地高台上建了一个读书庵。书庵茅草盖顶，简陋朴素。读书庵周围湖水青青，柳树依依，非常寂静，从此苏辙就和西柳湖有了不解之缘。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春，苏轼继苏辙之后又上奏折批评新政变法，在三次上书陈述变法得失之后，被贬为杭州通判。虽然被贬出京城，但外出赴任对苏轼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解脱。苏轼七月出京，在赴杭途中先到陈州，一是看望弟弟苏辙，二是向退隐的国家元老、陈州知府，对他们苏家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表达谢意。说起苏家与张方平的关系，要推到嘉佑元年（1056），苏洵父子当年欲同游京师，途经益州（成都）时，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河南商丘人，官至宰相）。张方平见到苏洵及二子的文章，非常欣赏，礼为上宾。为推荐苏轼父子，张方平不惜向政见不一的欧阳修写了“推荐书”，让苏氏父子赴京应试。张方平对兄弟二人更是喜爱，说两个孩子都是天才，老大聪明敏锐又可爱，老二老成持重，将来成就会超过老大（指做官）。正是这种知遇之恩，看到苏辙一次次遭遇困境，爱才、惜才的张方平才主动把苏辙推荐到自己门下。此次探访，苏轼在陈逗留七十余日，兄弟二人和张方平一起谈论诗文、政治、家事、前途，探讨杜诗，张方平写了《读杜诗》，苏辙、苏轼兄弟分别写了同题诗《和张安道读杜诗》、《次韵张安道读杜诗》进行回应。兄弟俩或到柳湖读书，划船，或在城郊漫步，他们相互赋诗唱和，吟诗作画，留下了数十首关于淮阳的诗篇:《和弟子由初到陈州》、《柳湖感物》、《次韵子由柳湖感物》、《柳湖久无水怅然成咏》、《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戏弟子由》等等。“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戏弟子由》即是在陈留下的杰作。）诗中说，宛丘先生身高如丘陵，学舍却小如舟，时常低头诵读经史，忽然伸腰头顶屋；斜风吹帷幕，雨水流脸上，旁人羞愧而先生却无所谓。宁可让饱死的侏儒嘲笑饥饿的东方朔，岂肯为了避雨而求秦优（优旃）之助。诗人以东方朔、殿前的卫士比子由，以侏儒、秦优喻当时的宠臣，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愿清贫而不屈己求人的秉性。诗中又说，低陋的茅屋，家人争吵不安的居室都是微不足道的，还是让精神无拘无束地遨游于宇宙吧！对子由把眼前的困苦、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分外赞赏。后一部分是自嘲自己无功却居住在杭州一个富丽宽敞的地方，衬托其弟“宛丘学舍小如舟”的不公。诗中“如今衰老俱无用”与“文章小伎安足程”都是反语，是愤慨之辞，写作此诗时，诗人方才36岁，子由才33岁，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此诗通篇为戏谑之语，表面上的戏谑的却是深沉至极的愤怒之言，给人以一种“含泪的笑”，把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次韵子由柳湖感物》中苏轼写道：“柳虽无言不解愠，世俗乍见应怃然。……四时盛衰各有态，摇落凄怆惊寒温。南山孤松积雪底，抱冻不死谁复贤。”借柳树朝、晚及四季盛衰的不同，“南山孤松”“抱冻不死”来勉励弟弟刻苦自励，做贤明之人。一天，苏轼与苏辙在读书台上散步，笑问其弟读书台位于水中是何意，苏辙说：“水是阴，台是阳，这叫负阴抱阳。”苏轼说：“这台高出水面，犹如一船。”苏辙立时回道：“水载舟也覆舟。宦海若舟，我这只小舟叫大海淹没了。”苏轼拍手笑了，摇摇头，说：“天大则才公，地厚则才久。”苏辙笑着说：“全在我心中呀！”中秋节过后，苏辙陪兄长一起赶赴颍州，拜访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恩师欧阳修，在那里逗留十多天方才依依惜别。兄长的到来扫去了苏辙多日的郁闷，苏辙豁然开朗。路有千条，条条都能通京都，我何不放弃自己的小恩小怨，俯下身去做意义的事呢？而且，陈州知府张方平是因为欣赏苏辙才特意把他要过来的，对他的才干非常信任和依赖。陈州府的一些外交和时政方面的事都交给苏辙处理。苏辙的心情渐渐改变了，在陈州期间写下了《代方平答陶启》、《代陈州张公安道谢批答表二首》、《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等大量公文和应酬文字。闲暇时间，苏辙向陈州道士学服气法，调理自己小时候就有的肺病和体虚。他还研读葛洪《抱朴子》的养生之术，身体得到很大的改善。在《宛丘二咏》中，苏辙以山茶的“松筠秀”、“真性在”自勉和慰勉苏轼，告诉远在杭州的哥哥苏轼，决心“潦倒尘埃不复归”，不管在社会上受到多少挫折，都要为实现抱负而奋斗。苏辙在淮阳还结交了张安道、李简夫、黄实等宛丘诗友，经常一起在读书台吟诗作画。李简夫名宗易，也是淮阳人，爱写诗。自言自己是个“乐天派”。庆历年间，李简夫曾官至太常少卿，为官清正，与宰相晏殊相知尤深，民皆称道。后因病回到家乡。苏辙到陈州时，李简夫已归隐淮阳15年，与其相识后有相见恨晚之意。李简夫著有诗集二十卷，苏辙不仅自己为其作序，其兄苏轼也亲为其作序。兄弟二人赞他诗作成就可比白居易，其为人处世又似陶渊明，是真君子。当时，李简夫的外孙张耒正游学陈州，苏辙一见就非常喜爱他，不但亲自给他授课，还把张耒荐给兄长苏轼。张耒得以拜谒苏轼，苏轼见其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遂被列为门人之列。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为安慰兄长，苏辙专门从南都（商丘）赶到陈州，在兄长赴黄州途中经过的陈州见上一面。这一次，兄弟俩在淮阳停留三天。在淮阳，兄弟再一次携手遨游，共诉衷肠，苏轼写下和《和子由》诗：“太昊祠东铁墓西，一樽曾与子同携……”淮阳短暂的相聚，兄弟俩难分难舍，世事难料，说不定此去便是永诀。兄弟二人再一次挥泪告别。“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又向邯郸枕中见，却来云梦泽南州……”苏轼后来在《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中写道：“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此次陈州旧地重游，唤起了苏轼许多淮阳的美好回忆。元丰五年(1082年)秋七月，贬到黄州的第三年，他在千古名篇《赤壁赋》中，对着皎洁的月夜，思绪万千。无望的他，比任何时候都纷忧和虚无。或许在他脑中与弟子由在陈州洒泪而别的场景还在，所以脱口而出“诵明月之诗”，写月未出而先用《陈风·月出》作引子，囚徒般的日子，艰难的生活，对弟弟的思念，那压抑的情感化作飞碟抛出，此时的苏轼，心境与《陈风·月出》里的抒情主人公极为相近。时光千年，人去亭在，苏辙兄弟宁折不弯，正直、向上，不为环境改变的品格，永远地镌刻在了淮阳人的记忆里。明成化六年(1470)，陈州知州戴昕以东坡“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诗意，重修苏辙读书台。台上建亭，亭基为船形，象征宦海扁舟。四周植莲，暗喻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名之曰苏亭莲舫，系淮阳八景之一。清代诗人金允宜在《苏亭莲舫》一诗中写道：“苏湖亭外藕花浮，千载芳踪说子由。几处清歌来画舫，一行白鹭下汀州。碧桐逃暑宜中夏，绿柳摇风似早秋。茂叔风流堪步武，每逢佳日喜来游。”每值盛夏，柳拂曲栏，荷叶田田，文人墨客，络绎不绝。

2014-07-22
放逐与回归（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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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患意识纵观苏轼一生行迹，似应理解为他对个人境遇的顺逆安之若素，但对国计民生，则完全可以用上“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这时期的苏诗是不成熟的，瑕瑜互见，但也有一些佳作。如《神女庙》，借用道家关于神女帮助大禹治水的传说，“别出手法，以治水作骨”，一反巫山神女的艳科题材。“……云兴灵怪聚，云散鬼神还。茫茫夜潭静，皎皎秋月弯。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云雨”在诗中不是媾合的象征，而成为神女驱遣灵怪鬼神的奇迹。《巫山》诗不再满足于对峡谷萧森、愁云低回的外景描摹，而是力求传神：“晃荡天宇高，奔腾江水沸。”顺便说一句，这个“沸”字，在同期所写的《夜行观星》中运用得更为成功：“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则对那首《江上看山》有独到的见解。原诗为：“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山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人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吉川先生说：“把沿急滩而下的船中所看到的沿岸群山比作奔驰的群马，这是他后来的诗中从心所欲地运用自由、奇警的观察、联想及作为其表现的比喻的开端。从船中向着走在绝壁小道上的人影──也许是樵夫，也许是农夫──挥手想要说话，这也是他后来的诗中像地下水一样渗透着的对于所有人的广泛的爱的开端。”（《中国诗史》）值得注意的是，忧患意识在这些早期诗中已初透信息。除第四章（名动京师）提到过的、途经宜宾回忆汴京大水的《牛口见月》外，还有如“亦解观形胜，升平不敢论”（《荆州十首》之二）、“楚境横天下，怀王信弱王”（《荆州十首》之十）。特别是陆行看见颍川一带庄稼连年不收，田野满目凄凉，不禁写下了“……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谁知万里客，湖上独长想”（《许州西湖》）的诗句。这些“长想”，终于在作者入京后所作的《进策》中，化为剀切的议论。苏辙也在途经浰阳时，写下了“楚人信稀少，田亩任蓁芜。空有道路人，扰扰不留车”的诗句。这离京畿不远的地方，竟是如此荒芜！78首早期诗中，五古占52首。苏轼的幼子苏过后来说：“东坡尝语后辈，作古诗当以老杜《北征》为法。”许多江行诗显然可见学杜的痕迹，把心思才力引向坚朴的现实。纪昀也指出：《荆州十首》“篇章句法都合古法。此东坡摹杜之作，纯是《秦州杂诗》”。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学杜成为普遍的风气，这使苏轼一开始便走上了健康的道路。“长江从蜀来，日夜东南奔”（陆游《入瞿唐登白帝庙》）。奔腾万里的长江啊，你那峥嵘的礁岩、起伏的波涛，孕育了多少诗才、多少辞章！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2-28
陈坤参演《盗墓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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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邪？瓶子？胖子？陈坤参演《盗墓笔记》本报讯6月2日晚，陈坤发微博称，在一个剧本创作会上，与小说《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会面。该微博引发数千网友围观转发，纷纷欢呼《盗墓笔记》终于要拍成电影。随后，陈坤又转发“会面”微博，写道：“天真无邪？瓶子？胖子？”似在问该演《盗墓笔记》里人物“吴邪”“闷油瓶”还是“胖子”。《盗墓笔记》是南派三叔所著的盗墓题材小说，一直以来受到众多读者追捧，销量累积高达1200万册。此前，就一直不断有消息称《盗墓笔记》将被好莱坞公司拍成电影，拥有电影改编权的南派三叔也曾现身辟谣。此次，南派三叔与陈坤在剧本创作会上会面，是否代表《盗墓笔记》终于要被拍成电影？陈坤是否参演？对此，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了陈坤的宣传总监徐小姐求证。徐小姐称，现在暂时不方便回应，但的确有无数粉丝把陈坤PS成《盗墓笔记》里的人物，非常有趣。虽然还没有确凿的消息，但是微博的网友已经纷纷表示很激动，“嗷嗷嗷嗷嗷嗷！！坤哥终于跟三苏(南派三叔)GD(勾搭)上了！！！”，还有网友称，如果电影开拍，要“开始攒钱准备拉票房”。至于陈坤该演什么角色，多数网友表示应该演“吴邪”或者“闷油瓶”，“胖子”体型太胖不适合陈坤。(易东莹)

2012-06-04
武夷茶的最早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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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历史是茶文化的重要内容。武夷山何时有茶，说法不一。有的说远在3000多年前的周朝；有的说在1500年前的南北朝；笔者认为当在西汉。“远在周朝”者说：《华阳国志》的“巴志”中的“濮”“正与武夷山船棺葬之族属闽濮族考证相同”，以此说明“商周时建茶（含武夷茶）已和巴蜀茶一道作为贡茶而问世了。”“献茶的老人就是武夷君，也就是闽濮族君长”。读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其“巴志”中写到“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就是说，周武王打败殷纣王后，封其宗姬于巴。自此就有了巴国。继之常璩写到巴国的范围：“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据查考当时的巴国疆土大约是：东至今重庆奉节，西至今宜宾，北接今陕西汉中，南临今湖南常德。该域离闽地甚远。“巴志”还写到：“（巴国）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黄润、鲜粉，皆纳贡。”就是说，巴国出产有这么多东西，也以这些东西作为纳贡之品，其中有茶。“巴志”又写到：“其（指巴国）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就是说，巴国内有濮等少数族属。这句话，就成了“周朝就有武夷茶”说者的根据。志书上明明写的是巴国中的“濮”，怎能等同于闽地的濮族？所以“周朝时就有武夷茶、并作为贡品”之说是缺乏根据的。有明显的“竞古”嫌疑。武夷茶“见于南北朝”之说者，主要是根据清国子监正衔、江苏金坛人蒋蘅的《晚甘侯传》。蒋引用唐职方郎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中的武夷茶名——晚甘侯，并用拟人手法撰写了《晚甘侯传》。曰“晚甘侯，甘氏如荠，字森伯，世居武夷丹山碧水之乡……”。文中讲的主要是唐代的武夷茶，只有一句写到“先是森伯之祖，尝与王肃善”。此句意思是：晚甘侯的祖先森伯，曾经与南齐善于茗饮的大官人王肃很友好。但是至今尚未见到王肃有赞赏、评说武夷茶的诗文，也没有见到南北朝时朝廷与武夷山的往来和当时武夷茶记载。因此仅以一句话说明武夷茶传说源于南北朝显得单薄。笔者认为，同是作为拟人法散文，宋苏轼的《叶嘉传》内容就丰富多了。这篇约1600字的古文，把武夷茶名为“叶嘉”，意为叶子嘉美。叶嘉的曾“祖茂”先好游名山，游到武夷山“悦之，遂家焉”。当时有位任汉武帝近臣的建安人，把叶嘉举荐给汉武帝，即得帝欣赏，待以名流礼遇。汉武帝还命学者欧阳高、大农令郑当时、谋士陈平陪同之。其间虽有大臣贬嘉，但帝力排众议，赞嘉如“清白之士”（时茶汤沫贵白）。凡遇到大小宴会，都要请嘉出场。并封之为“钜合侯”，意即不随波逐流者。受到重用。最后，苏轼赞曰：今居于闽中者，皆嘉之后代也。嘉以布衣遇天子晋爵封官，他竭力许国，不为身计，体现了嘉为民谋利的高风亮节。其实苏轼是以拟人法来赞扬武夷茶及建茶。但文中的汉武帝读陆先生（陆羽）“行录”（茶经）一句，明显把时间颠倒了，不知苏轼是何用意？苏轼善用拟人手法状物，如为砚台立《万石罗文君传》、为江贝立《江瑶柱传》、为陶器立《温陶君传》、为甘橘立《黄甘陆吉传》，为杜仲立《杜处士传》等。表达其对所赏识之物的嘉许之情。900多年前的苏轼以西汉为历史背景，来描写武夷茶，当是有其道理的：一是汉武帝曾于公元前110年，派兵攻打灭亡了建都于武夷山城村的闽越王余善，毁其城，迁其民，虚其地；二是汉武帝在公元前100年，在郊祭各路神祉时，又将武夷君列于其中，祭以“干鱼”，以安抚闽越人。说明汉武帝在位时与武夷山有发生关系。同时在当今武夷山市城村汉城出土的文物中，有茶壶茶杯，说明时人已有饮茶习俗。由于至今没有见到汉时武夷山产茶、制茶的史料，因此以上所述不足为学术之据，将之作为传说更为妥当。

□黄贤庚

2021-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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