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5765条数据

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报纸

“一停止端杯，这病也就好了。从此，我苏东坡不再喝酒了！”苏轼谪琼抵达广东徐闻，在渡琼州海峡的前夜，因痔疮发作，彻夜未眠，弟弟苏辙劝他学陶渊明止酒，他遂作和陶诗表白戒酒。其实，苏东坡的一生是诗酒人生，他不仅有爱酒铭、得饮酒之道和境界，还把精神世界的完善和追求的快乐与酒相连，像频频因诗惹祸一样，难以戒诗，虽屡遭病痛折磨，他也难以真正戒酒。他在颠沛流离的人生之旅中不忘杯酌之娱，而且在谪贬地黄州、惠州和儋州等地，还自学酿出各个品种的酒，让孤苦寂寞的日子也变得鲜活醇香。■本报记者彭桐文/图渡海前夜作戒酒诗《和陶止酒》宋绍圣四年（1097年）6月5日广西藤州，苏东坡与弟弟苏辙相见，“自是同卧起于水程山驿，间者两旬有余”，并一同抵达苏辙的贬地广东雷州。雷州是个大郡，辖境约今之广东遂溪、湛江、海康、徐闻等地。6月9日，兄弟俩从雷州治所（海康）到达内地最南端的县城徐闻，第二天抵达该县境内的递角场。县内有伏波祠（庙），9日，苏东坡依照当地人出海习俗，进庙祭拜伏波将军。被人们传诵的伏波将军，一位是西汉武帝时的路博德，《南越列传》等史书载他事迹称，在公元前111年，他与楼船将军杨仆等合作，将逃到海上的叛军首领赵建德、吕嘉擒杀后，又乘胜追击渡海，剿灭叛军残部，平定了海南，遂设置行政区划，把海南的儋耳、珠崖归于南越。另一位是东汉光武帝时的马援，相传他于公元41年在交趾征服叛军后，也到过海南造福百姓，因泉造井，在儋州留有“白马井”和“伏波泉”。两位将军被人们分别称作路伏波和马伏波，他们南征的赫赫战功为世人传诵，也在口耳相传中被神化，岭南沿海的人视他们为渡海者的保护神。正如苏东坡《伏波庙记》一诗中所说“凡济者必卜”，要过琼州海峡者，一定要进伏波将军庙讨吉利问平安。苏东坡内心有期许，渴求平安渡海，期望有一天能北归，便不能免俗，也向伏波将军塑像虔诚叩拜，最后选定风平浪顺的6月11日渡海。苏东坡当时开玩笑说：“当地人深信不疑的伏波将军，该不会欺骗我吧？说吉利应吉利！”经祈告、占卜选好了平安日，心也安定了许多。6月10日，苏东坡向徐闻县令冯太钧作别，并给两封便笺，一封是对他“迎至海上、祷于两伏波庙、止递角场”两天来的相迎、作陪表示感谢，一封是让他捎给广州提举市舶司（宋代官署名，负责发给往来舶商出海证件、入海抽税等工作）的李殿。当日，苏东坡给堂兄苏子安之妻写了《与史氏太君嫂书》告知行程：某谪海南，狼狈广州，知时侄及第，流落中尤以为庆。乃知三哥（指苏子安）平生孝义廉静自守（意指“家居不求禄仕”），嫂贤明教诲有方，天不虚报也。明日当渡大海，聊致此书，嫂知意而已。此外，东坡还给在故乡眉山的近邻杨济甫写了两封信，分别告知近况和去海外的忧虑：“……某与幼子过南来，馀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琼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未间，远惟以时自重。”“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惟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死生不忘厚德。”兄弟俩远出任职，自其母与父分别在1057年和1066年亡故有过两次返乡服孝，已有31年未再还乡了，家中田宅墓园委托苏子安与杨济甫代理。苏东坡本以为把一切安排妥当，便可与弟弟在临别前好好灯下叙旧了。哪知当晚，痔疾发作，疼痛不已，躺在床上不停呻吟，弟弟苏辙陪坐在旁，也是通宵未眠。想让哥哥减少痔疮的痛苦，弟弟劝戒酒，并当场给吟诵陶渊明的《止酒》诗。苏东坡知道弟弟好意，便步陶渊明的原韵写了一首《和陶止酒》：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苏东坡说弟弟劝他学习陶渊明，不仅止酒，还应“穷则独善其身”，又称自己每因饮酒导致痔疮发作，不喝酒便可病愈。苏东坡曾因接连饮酒过度，在妻子王闰之几次警告后，于1083年写过一份《节饮食说》保证书，表示要把酒收敛为早晚不超过一杯、待客不超过三杯。他也曾在黄州自命名的雪堂的墙壁上写下32字的警句，表示戒车、戒宅、戒色、戒荤……不知是真忘了，还是有意为之，就是没说戒酒。这首《和陶止酒》是苏东坡一生留存于世2400多首诗篇中，正儿八经表白戒酒的一首诗作，也是渡海前夜给弟弟的告别诗。不理痼疾发作追求杯酌之趣尽管病痛不时来袭，苏东坡何曾能真正放下盛满浪漫和快乐的酒杯呢？这如同他天生爱诗，虽因诗文屡遭横祸，也有亲朋好友一直在规劝，他始终没有真正放下爱国忧民和自由任性的笔。在1080年苏东坡44岁时，因乌台诗案出狱后谪居黄州。在偏远的黄州生活的四年中，他因病过了一段痛苦不堪的日子，除了手臂上长过恶疮，还因风毒侵身害了一场大病，右眼险些失明。卧床将近半年，外界还传说他已经过世，忘年之交范镇在京城闻讯失声恸哭，还差点召集子弟到苏家奔丧。在元祐九年（1094年），重回朝堂的变法派大臣，完全抛弃王安石变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打击“元祐党人”，接连诏命苏东坡由翰林侍读学士降为六品左朝奉郎知英州军（治所在广东英德）州事，及贬谪惠州。在苏东坡行至河南滑州，看前路茫茫无尽头，天热得两眼昏花，左臂肿痛的老毛病又复发了，故在《赴英州乞舟行状》中他感叹“衰病之余生”。痔疮为痼疾，苏东坡在任翰林学士和谪居黄州时均发作过，严重时一两个月坐卧不安，痛苦难耐，几乎百药失效。苏东坡曾自定了一个特别疗法，即戒绝荤腥，只吃两碗淡面和炒熟的胡麻、茯苓粉数杯。然而一旦痊愈，苏东坡又立马恢复成美食家，不仅受邀参加宴会，甚至举杯庆贺，好像不曾有过什么缠身的毛病。苏东坡和弟弟由藤州一路南下到琼州海峡北岸，路程虽时缓时紧，心情虽时坏时好，但依然喜好友聚。与雷州守官张逢、海康县令陈谔以及一直送迎于海上的徐闻县令冯太钧，都是豪情聚会。他甚至不在意，旅途劳顿加上杯中烈酒，会让痔疾重发。苏东坡虽好饮酒，却不是天生善饮，酒量也不佳，但能尽得酒趣。他曾在《题子明诗后》说：“吾少年望见酒盏而醉，今亦能三蕉叶矣”。宋代的酒精度不高，且蕉叶是一种容量不大的浅底酒杯。他还在《书后》说他与酒的关系：“余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余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余胸中亦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他在《和陶诗二十首序》中也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杯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其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开口呼而适有余。”苏东坡年少时多病不能喝酒，29岁任凤翔签判期满返回京城述职，同姓的苏自之寄几壶酒，他写了一首诗讲了10多个典故，证明“不喝酒才是对的”。之后，遂认为喝酒当是游戏，不计较醉与醒，便由此迷上了酒。到后来，苏东坡把酒比作“钓诗钩”“扫愁帚”，越老越嗜酒，他的爱酒铭是“饮中真味老更浓”。苏东坡喝酒追求的是杯酌之娱，在意的是别人饮其酒的畅快。看友喝他自醉，所以他“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余上者”。他有求其醉味而不在盏数的潇洒，还有信奉的“我有一瓢酒，独饮良不仁”的人生哲学。在跌宕沉浮、命运多舛的一生中，苏东坡爱诗文之娱、酒食之味，酒与他的创作密切相关。有人统计，除了并不以“酒”字直接入文但含有“酒”意的，《东坡全集》中一共出现“酒”字924次，300余首《东坡词》有“酒”80次，酒是其作品中最为频繁的关键字之一。在过海前夜受痔疾折磨，与其说是苏东坡主动写诗戒酒，不如说是给一片苦心的弟弟面子。20天后，他到达贬所儋州，就与当地黎民广交朋友，为饮酒聚会捐钱帮黎子云修好残破房屋取名为“载酒堂”；去城南看望老秀才符林，两人一起在木棉树下倾壶痛饮；到当地人家串门醉酒，归时迷路忘记居住何处而被顽童嘲笑：“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剌藤梢步步迷”。常学酿酒，海南酿出“天门冬酒”苏东坡不仅“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常获“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的灵感，甚至连其书画，也因酒而出神入化，有一次“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所以才有了那帧著名的《黄州寒食帖》。“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曾为老师的画作题诗：“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酒贯穿于苏东坡的生命和妙笔之中，其我行我素的饮酒之乐之妙之趣，丝毫不亚于可以“诗酒斗百篇”的诗仙李白。在从惠州谪行儋州途中，苏东坡还写了一篇《浊醪有妙理赋》：“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昨梦，信妙理之凝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查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故我内全其天，外寓于酒。浊者以饮吾仆，清者以酌吾友。”“座中客满，惟忧百咳榼之空。身后名轻，但觉一杯之重。”该赋的标题借用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里的句子“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沈浮”，意指酒的妙处是可以让人忘却世间的名利得失。在赋中，苏东坡谈到关于酒的浊与清，点明酒味和人心相对，醉中能识人品高低。从赋中可看出，酒是他内在性情的外在寄托。此外，他写此赋是为了说明喝酒有理，凭着其中的一些道理，他还在长期实践中劝别人喝酒，任颖州太守时他就成功地摆酒规劝陈师道重新端杯写诗。苏辙深知哥哥对酒的痴迷，故在其痔疮发作痛苦不堪时才打一针清醒剂，引导他学陶渊明止酒。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也是个嗜酒如命的人，他在《饮酒十二首》自序中说“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待客时“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做客、自饮和待客都必醉。就是“平生不止酒，止酒情不喜”的陶渊明写了《止酒》诗，要戒酒养生，“始觉止为善，今朝真止矣”。在《和陶止酒》诗中，苏东坡叙说了兄弟俩以意相随、同贬南方的人生失意，在隐约见到过海渡口时宽慰弟弟，虽将南北隔海相望，但也应有各自基本生活所需。虽然因时运的变化，与造物同盛衰，处穷途末路之中，不是他们能制止得了的，但是凄清的环境，没有完全消磨他们的生活情趣，不管未来怎样，还是可以过下去的。他还轻松地将兄弟俩的行程作了有点酒意般的比较：苏东坡和弟弟分别贬为琼州别驾和化州别驾，分别在儋州和雷州安置；他带着小儿苏过，弟带着其小儿苏远。苏东坡还将弟弟带着的妻子史夫人，比作历史上有名的贤妻——东汉梁鸿之妻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指这对夫妻）。苏东坡的两任妻子分别在1065年和1093年去世，故他说“我室惟法喜”，意指现在没有妻子跟随。苏辙读了哥哥的诗，很是感慨，想到兄弟俩都进入人生晚年，又经历重重艰辛，虽然在岭南各遭重贬，但兄弟相逢总是喜事，哥哥因酒落下痔疾，只有求自己戒酒才是解脱病痛之法，自我反思中该想到不光是酒该戒了，其他的如一些社会事务和相关追求也该停下了，杜康可以不再祀，当祀的是长生不老的仙人安期生，于是当即和了一首《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少年无大过，临老重复止。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里。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非酒犹止之，其余真止矣。飘然从孔公，乘桴南海涘。路逢安期生，一笑千万祀。或许苏辙也知道，往后的更加凄苦的日子要想哥哥遇上安期生，拥有一笑千万年的佳境，没有酒恐怕是难以实现的，但眼下互慰的话不得不说。穷困得无酒可饮时，哥哥照样会自己酿酒。在人生三次大流放之地黄州、惠州和儋州，苏东坡都展示了酿酒的才华。苏东坡先是品尝过被其提携过的赵令畤送的用洞庭山上柑橘所酿的“洞庭春色”酒，觉得色香味俱佳，接连写了诗文和赋，两年后便用松脂、松花和谷物自酿了“中山松醪”，该酒味道是甜中透出松香的微苦气息。苏东坡喜欢甜食。在贬居黄州期间，因官方严禁私酒售卖，难以喝到当地用谷物酿造的“压茅柴”白酒，他便按西蜀道士杨世昌所传方法，用蜂蜜成功酿制低度的不在禁售之列的蜜酒。他用诗词详细描述蜜酒发酵过程，还怕酿造秘籍失传，特地写了一篇《蜜酒法》的小文。有人来探望，他还一首首地写“蜜酒歌”。贬居惠州时，苏东坡又从结交的几位道士朋友处获得酿制桂酒方子。酒在酿中他就写了《桂酒颂》，酿熟后又写《新酿桂酒》。在闲时搜罗史上一大堆酒名后发现唐代名酒多用“春”字命名，想到自己住在罗浮山下，便将自酿的酒取名“罗浮春”，并在《寓居合江楼》等诗中自行注册，还有意将“罗浮春”开发为酒品系列。后在与道士邓守安等同饮大醉后，说是得到神仙所送酿酒秘方，又结合自己追求真一之境，将新酿酒取名为“真一酒”，同样接连写“真一酒歌”。贬到儋州后，生活艰难，日常更是缺酒。苏东坡喝了在当地结识的潮州人王介石、泉州航商许珏所送的一点“酒膏”，感激万分，当场写下了《稚酒赋》，记录了潮州的酿酒古法：“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此外，在来海南的第三年——元符二年（1099年）过年前，他还自酿了一次天门冬酒，并喝得醺醺大醉。只可惜，东坡牌“天门冬酒”不像在宋时他酿制并推广的蜜酒和桂酒那样颇有影响。苏东坡不管在哪酿酒，酒味如何，都敝扫自珍，自夸不已。说所酿蜜酒呈玉色，非人间物，香味超然，“三日开瓮香满城”，惹得其门生秦观也跟着赞美“蜂蜜而今酿玉液，金丹何如此酒强”。弟弟苏辙作诗相贺，还如法炮制，酿出蜜酒送友人，不过哥哥酿成只需七天，而弟弟却酿了一年有余，味道自然不同。苏东坡把其所酿桂酒夸得神乎其神，说他喝了该酒皮肤红润，简直能御风而行，说其为农时按神授所酿真一酒如同附马王诜家酿制的“碧玉香酒”，早晨喝了不仅满面红晕，而且春风一吹，酒气便入骨髓，会逍遥得“终身不入无功乡”。据说，苏东坡去世后，有人向其儿子苏过讨要酿造“蜜酒”和“蜜柑酒”秘方。苏过说，家父所酿蜜酒并无特别之处，蜜桔酒的味道就像屠苏酒。还据说有朋友喝了苏东坡所酿蜜酒常闹腹泻。对于“眼中无一不好人”的苏东坡来说，所遇和所酿无一不是好酒。他曾在《饮酒说》中言“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自酿酒，符合自我审美取向就好，而且不管酒味如何淡薄、恶劣，他都一样能陶然自醉，按其逻辑“饮酒但饮湿”——别管味道怎样，是液体就行！蜜酒歌（并叙）□苏轼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遗之。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2018-10-10
西林寺“林”“琳”变换记

报纸

□桂孝树文/摄提起庐山三大古寺可以说是世人皆知，西林寺、东林寺、大林寺被人们称之为庐山三大名寺。每一座名寺都伴随着经典诗篇不断传唱。唐代诗人白居易《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一诗让大林寺名声赫赫，然而大林寺今已难寻觅，但白居易咏诗的花径依然吸引四海游客前来欣赏。西林寺和东林寺位于庐山西麓，被称为二林。苏辙在《不到东西二林》诗中所写的“山北东西寺，高人远永师。来游亦前定，回首独移时。社散白莲尽，山空元鹤悲。何年陶靖节，溪上送行迟。”就是当年在此游玩时的感悟。唐代白居易曾在此游玩和留宿，并留下《宿西林寺》“木落天晴山翠开，爱山骑马入山来。心知不及柴桑令，一宿西林便却回”一诗。从西林寺向东远眺便是庐山，香炉峰难以辨认，因它融入于巍峨、葱茏的匡庐之中，四季云蒸雾腾，难见尊容。昔日苏轼在此留下《题西林壁》一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传颂千年的绝唱，让西林寺声名远播。关于苏轼题诗还有一段故事，苏轼于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由黄州（今湖北黄冈）贬迁汝州（今河南临汝）途经九江，与友人参廖和黄庭坚同游庐山后到西林寺。据说苏轼刚到庐山时，见到山谷奇异又秀丽，感觉到这是平生从未看到过的美景，面对如此秀丽风光两眼几乎是应接不暇。寺中众人一看到他，就像现在的粉丝追星，纷纷叫了起来。苏轼看到墙壁上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索笔《题西林壁》成为千古佳诗。西林寺是庐山最早的寺院之一，公元377年，由开山祖师慧永法师创建，迄今已有1700余年的历史。西林寺与东林寺均依庐山而立，相距不过百丈，景观各有千秋。东林寺规模宏大，气势雄伟；西林寺则小巧紧凑，秀丽严谨。西林寺最初是沙门竺昙结庵草舍，死后慧永继承师业。晋太元二年，慧永只身来庐山，作为庐山第一个道人，江州刺史陶范捐舍为之立庙，命名为“西林寺”。慧永主持西林寺后，精心修禅，苦心经营，数年后，就把西林寺拓置成为殿阁台室齐备的庐山名刹。随后，慧永的同门师弟慧远由北来此后，说服了当时的江州刺史桓伊，给慧远建了一处新道场，位置就在慧永西林寺之东，故称东林寺，创建于公元386年，并成为中国佛教净土宗（又称莲宗）发祥地。唐代高僧鉴真曾至此，和寺中高僧智恩和尚同渡日本，净土宗的教义也随之传入日本，至今日本东林教仍以慧远为始祖，东林寺被日本佛教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视为祖庭。西林寺自晋至唐鼎盛，公元731年由唐玄宗敕令重修，后来元朝时被焚烧，明朝修复后又被毁掉，此后长期没有修复。1989年始，历时七余年，修复了千佛宝塔，新建大雄宝殿、天王殿、阿弥陀佛殿、地藏殿、观音殿、藏经殿、客堂、斋堂、佛池等，庙宇宽敞，佛像高大，规模不亚当初。西林寺内有《十八罗汉图》《五百罗汉图》等画卷，《大藏经》及各类佛学经典图书千余册，晋、明二代碑刻、塑像数件。位于西林寺后面的七层千佛宝塔最有特色，千佛塔又名“砖浮屠”，唐开元年间由唐玄宗敕建，塔内供佛像千余尊，高46米，为七层六面楼阁式砖塔。明王鸣玉重修。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塔顶曾裂开，至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自行愈合。底层南北开门，正门向南。底层至七层分别为千佛塔、羽室才、金刚、灵就来、无上法、聪雨花、无明藏。塔为空心塔，外状崔巍，高耸峭立，为西林寺的标志。塔内外供奉佛像共计1008尊。从此千年千佛宝塔，重振雄风，不逊昔日光彩。在千佛塔旁边的石碑上，有北宋文学家苏轼所题的《题西林壁》。西林寺历尽战乱数度兴废，世事沧桑，1989年，来自台湾的觉海法师回大陆探亲。她不顾年逾古稀，赴东林寺接见果一法师，言其不忍看到西林寺荒圮冷落，发愿要重建西林寺。觉海法师的想法立即得到九江市各级政府部门及佛教界人士的一致赞同。1989年9月，重建工程全部启动。西林寺的重建工程耗资多、规模大，在重建期间，觉海法师不辞千辛万苦，夜以继日，精心筹划，自行设计，自行施工，日夜在工地督检质量，采购运输材料。历时七年有余，总建筑面积九千平方米，现已初具规模。如今西林寺巍峨屹立于庐山上，重放异彩，觉海法师终于了却了自己的心愿。现在西林寺成为一处尼姑庵，女众道场，因过去是僧人驻地，现今为尼姑驻地，为了显示区别，1989年觉海法师将西林寺更名西琳寺，林字加王旁是为了区别东林寺，琳字为美玉之意，体现寺中居女尼的特点。然而这一个林字之改就是30多年，期间给人们造成很多误区。毕竟西林寺已经流传1000多年，早已深入人心，很多人来此游玩时，发现这“琳”字与历史记载中“林”完全不同，心里不明就里，从而导致很多人以为西林寺就是“西琳寺”，家住西林寺附近的九江市政协委员陈尚健，因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西林寺和东林寺有着很深的感情，当碰到外地朋友问其西林寺为何名字不同之时，他才发现林字真的不同了，尽管只是一字之隔，但简简单单的一个“琳”字却已改变了千年的历史传承。在中国既有北少林和南少林之称，但从未改变名字，西林寺与东林寺经过千年的文化熏陶早已深入人心，西林寺改名对民众而言是不小的折腾。常言道，一方山养一方人。附近的村民也认为改名字很不妥当。为了尊重历史，不让世人被名字误导，身为市政协委员的陈尚健提出将“西琳寺”重新改回“西林寺”的提案，得到政协领导和濂溪区政府大力支持，并通过相关部门要求西琳寺将有关“琳”字标志全部改正过来，这一提案通过后快速落实。如今，寺里的门楼、碑石、路牌等全部更改过来，让千年文化重新回到原来的轨迹。

桂孝树文

2022-03-18
临江三孔：迟到的眺望

报纸

□彭文斌黄金江仿佛翡翠玉带飘过峡江县罗田镇境内。江，因盛产黄金得名。曾几何时，千帆直挂赣江，桨声不绝，稻香两岸，成就多少风流往事。一层薄薄的阳光若有若无地滑过旷野。安山村村民孔六仔指着江畔道，这就是“临江三孔”生活的地方，由于地势低，老村庄早就没了。这位71岁的老人当过兵，做过村支部副书记，他干的最得意的一件事是，在黄金江上修建了一座石拱桥。桥身很优美，犹如雨后的虹、波上的月。桥下，一群鸭子游弋于碧水，不知人世沧桑。缥缈间，三个模糊的身影手牵手从风雅大宋走来，衣袍上尚有露水和清霜。烟水如墨，大地就是他们的纸张，草木就是他们的狼毫，风过处，锦绣字句翻涌不尽。他们没有辱没孔子四十七世孙的“冠冕”，考进士，做清官，最引以为傲的事情，自然是让诗词文章声震朝野。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曾经的天之骄子，三个曾经媲美苏轼、苏辙兄弟的名字，而今，散落故园，等待时间前来相认。脚下，曾经的西江洲，静静盼望秋风吹拂。几个金黄的稻垛正聆听着江水的轻吟浅唱。村庄祥和，后山宁静。我不由想起孔平仲的《禾熟》：“百里西风禾黍香，鸣泉落窦谷登场。老牛粗了耕耘债，啮草坡头卧夕阳。”题材日常生活化，正是“三孔”诗歌题材的最大特点，他们“从容自道”着所见所闻，“歌诗以自娱”着血肉真实的感情，达观，安然，逸致，终于成就“二苏联璧，三孔分鼎”的声誉。一座重新落成的祠堂伫立于前方坡地上。门上刻着“理学第”，屋顶，则是“东鲁世家”四个大字。红柱上有两副对联，内联是“临江脉瓜瓞绵绵，马鞍山涓流浩浩”，外联是“先圣源起东鲁仁义道德播四海，绩公肇基临江文理学说传三仲”。宋淳化三年（992年），朝廷析清江（今樟树）、新淦（今新干）、新喻（今新余）三县置临江军，元代改置临江路，明初改为临江府，嘉靖五年（1526年）又析新淦、新喻之地新置峡江县。据《西江安山孔氏族志》记载，唐文德元年，孔子后裔四十世孔绩调任吉州（今吉安）推官，后定居于安山，成为南派始祖，“临江三孔”即为孔绩七世孙。村庄笼着薄薄的晴岚。巷间冷寂，老屋垂垂。一堵堵青砖高墙，一弯弯霜月般的檐角，一方方残留着辙印的青石板，组合成一个古村的散章。也好，这样的情境，正宜怀想历史风烟里的“临江三孔”。修竹摇翠间，仿佛有佩玉鸣环。最先出场的是“性狷直，寡言笑”的老大孔文仲，他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登进士榜时，不过23岁。文仲“恬介自守，不事请谒”，乃一代廉吏。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他上书《制科策》，对王安石变法直陈弊端，却因此遭到罢官。在《秋夜》中，文仲记录了其贫穷凄苦的困境：“孤枕夜何永，破窗秋已寒。雨声冲梦断，霜气袭衣单。利剑摧锋锷，苍鹯缩羽翰。平生冲斗气，变作泪汍澜。”孔文仲生逢古文运动蓬勃开展之时，与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坛巨擘多有交集，情笃谊深。在诗歌艺术上，他追求意境新奇、语言平易，遗憾的是，由于其诗文多散佚，遗世太少，这个曾经灿烂的名字终究湮没于荒草野花。史载，孔文仲刚进入天命之年便去世，百官为之流涕，苏轼抚拍着其灵柩哀伤不已：“世方嘉软熟而恶峥嵘，求劲直如吾经父者，今无有矣。”阡陌上，依稀飘来孔武仲的吟咏，是《梅径》：“一径皎无尘，浓酥点烂银。园池晴后雪，风景腊中春。采蜜蜂时背，偷香蝶名屯。都将潇洒格，分付与诗人。”武仲晚于文仲两年登科，为嘉祐八年进士，居甲科第六，初授谷城县主簿。在国子监司业任上，他上疏论科举之弊病，“请复诗赋取士”。武仲深受兄长的影响，好学不倦，诗文皆佳。相比而言，武仲的史论散文更具特色，有着苏轼“随物赋形”和黄庭坚“养心治性”的影子，论说文与序文喜以对话形式展开，启文与表文多用典故，有感而发，立论平实，不事雕琢。与兄长的内敛比较，武仲似乎更为豁达开朗，跟曾巩、苏轼、苏辙、黄庭坚等名流贤达的往来更为频繁，诗词唱酬，信书不绝。“临江三孔”的老幺孔平仲像两位兄长一样，也没有摆脱贬谪、株连、罢官的命运。陷入党争的漩涡，饱尝沉浮，这似乎是孔平仲形影相随的宿命。史籍中，多将文仲、武仲、平仲列为旧党中坚，划入“保守派”阵营，其实，孔平仲与王安石一直存在亲密接触。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推荐28岁的孔平仲为密州教授，平仲作《上王相公书》称：“自相公之言出，而六经之趣明，天下之竞息，学者宗仰，如见孔子。”元丰三年（1080年），平仲赴任虔州通判，路过江宁时，前往拜访王安石，写下《造王舒公第马上作》《呈舒公》等诗歌。元祐三年（1088年），平仲在《祭介父》中深情感慨：“人之相知，自古难偶。公于不肖，一见加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真真假假，纠缠着孔平仲，终其一生，尘埃依然弥漫汗青。人活着，难免有多张面孔。对“临江三孔”，最典型的面孔，一是循吏，二是醇儒。清名，是他们混迹仕途的圭臬。《宋史》记载，孔文仲任余杭尉时，“转运使在杭，召与议事，事已，驰归，不诣府。人问之，曰：吾于府无事也”。刚直，宁折不弯，是孔文仲的为官写真。关心民瘼，乃孔武仲毕生所系，在《代上执政书》中，他极力反对对湖南、江西采用相同的盐税制度，指出一概实施“官卖”，只会徒增百姓的赋税负担，“民诚苦之”。任职中书舍人期间，孔武仲积极举荐德才兼备之人，对国家流弊敢于上书直言，始终保持“兼善天下”的情怀与担当。三兄弟中，无疑，孔平仲处事更加圆润，甚至一度在新、旧派系党争的夹缝中求得生存，但他在《孔氏杂谈》中旗帜鲜明地表态，平生最恨当官搞“浆水色”，在清浊之间浑浑噩噩。然而，“皆以文声起江西”的孔门三杰，身上更多的是“醇儒”标签。作为儒家后人，“临江三孔”自幼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尤其是其父亲孔延之专门建设“孔训堂”用以垂训子弟，并言传身教，勤奋著书立说，编撰《会稽掇英集》二十卷，对文仲、武仲、平仲影响深远。他们先后从临江故乡出发，以科举入仕，广交名流，博览群书，在文学疆场上集体亮相，纵横捭阖，威名远播。宋代诗人王庭珪称：“孔氏崛起，震惊南斗。一时声名，风生雷吼。江西氏族，无出其右。”三人的传世作品，悉数被收入《四库全书》。只是，有谁能够想到，900多年后，曾经的灿烂星汉淡出视野，天穹是如此的寂寞。午后，树摇疏影。在安山村委，我，一个迟到者，静静翻看着《西江安山孔氏族志》。四周，一伙村民或坐，或站，他们都是“临江三孔”的后人。透过时光的斑驳碎影，我们一起眺望那些先贤。他们正踏歌而来。

彭文斌

2020-09-25
超然台,昂首历春秋

报纸

□曹宗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苏轼的千古绝唱,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但它的诞生地超然台,未必人人皆知。近日,安丘市作家协会组织文友赴诸城观超然台,让人生出无限大的敬重情怀。超然台是诸城(原密州)的一处重要名胜,坐落在县城西北的城墙上。它原为一处建于北魏的废弃土台。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苏轼任密州知州时,将其重新修葺,增建了楼宇殿堂,使它成为一处登临游览之所。其弟苏辙依据庄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文意,将台命名为“超然台”。从此,苏轼便常与好友一起,登台远眺,观光赏景,谈诗论文,对酒放歌。他的一些传诵千古的诗词名篇,就写于超然台。何谓“超然”?苏轼的超然又表现为什么?文学意义上的超然是高超出众,超出尘世之意；苏轼表现的是“物我无尽”的超然之情,是一种人生处世态度。据说,熙宁九年(1076年)暮春,苏轼在蒙蒙细雨中登上超然台,见风吹柳斜,春水繁花,千家烟雨,秀色醉人。忽然想起远在千里外的故乡亲人,不禁唏嘘长叹。可是思念只能增加痛苦,怎能郁郁沉湎其中?还不如趁着春光未老,借诗酒赏春自得其乐……于是,一首《望江南·超然台作》便油然而生:“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一缕揪心伤魂的乡愁,转眼化成舒心畅肺的坦然。大诗人的旷达胸襟,不能不令人钦佩。不知不觉,春也老了,夏也睡了。送走了绿肥红瘦,又迎来了寥廓清秋。这年中秋之夜,苏轼又登上超然台,饮酒赏月。在这明月当空、万家团圆之时,不由想起多年不见的弟弟苏辙,挥笔写下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诗常言志,诗更抒情。苏轼是浪漫的,也是现实的。他有“飞上天宫”的崇高理想,但更看重现实人生。尽管人生并不完美,但他坚信只要能长久地活在世上,总能寻找到美好和快乐。这一超然达观思想,成为他终生挑战艰苦生活的法码,也使他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历数古今,文人多矣。有谁能像苏轼那样,遭遇那么多打击迫害,却依旧那般潇洒不羁?其实,人生的快乐并不遥远,有时就在身边眼前。苏轼脚下的超然台,就是他心灵的栖园,创作的摇篮。他深爱此台,专门写了《超然台记》一文,来表达自己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哺糟啜醺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他认为一个人如能超然物外,任何事物都能带来快乐。相反,若局限于事物之中,不能自拔,那就只会带来悲哀:“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他以自己为例,从天堂般的杭州来到贫穷偏僻的密州,生活条件一落千丈,但他并未因此而悲观消沉。尤其在超然台上,他获得了更多快乐:“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高台冬暖夏凉,友朋来此风雨无阻。在院子里种种菜,在池塘里钓钓鱼,喝自酿的米酒,吃自种的米粮,这是何等的快乐,真可谓“天天桃花源,悠然见南山”!他这种知足常乐的坦然自适,让在济南任掌书记的弟弟苏辙也大为感动,特意写了《超然台赋》一文,对他超然的人生态度大加赞赏……当然,人生总难免悲欢离合,但苏轼却是终生坎坷,合少离多。他在密州只生活了两年时间,就又接到调令,于熙宁九年底动身到徐州赴任。从此,超然台沉寂了许多,也黯淡了许多……直到十年以后,这里才又出现了一次短暂的欢乐。元丰八年(1085年)十月的一天,苏轼赴任登州途中,路经密州小住,知州霍翔在超然台上设宴招待他。故地重游,苏轼是多么兴奋!他把无限感慨凝聚于笔端,挥笔写下《再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一诗。诗中,他跟父老乡亲别后重逢的情景是那样感人:“十年不赴竹马约,扁舟独与渔蓑闲。重来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遮攀。”而重登超然台,更是他梦寐以求的夙愿。站在台上,他凭吊旧迹,饱览熟悉的山川风物,不胜今昔之感……不过苏轼故地重游,并不单单是为了怀旧。他时刻关心的是当地百姓的生活,是如何发展生产。因此,他虽已是“外来人”了,仍无所顾忌地向现任知州提出兴修水利的建议:“愿公谈笑作石埭,坐使城郭生溪湾”。他希望霍翔利用现有的水力资源,筑坝修渠,在城郭周围形成一个便于灌溉的湖湾……这就是“当官”的苏轼———跟百姓鱼水情深,为民谋利不计得失……自古文人当官者众,但官当到这个份上,也就无愧于天地人心了。苏轼在密州作短暂停留后,重又踏上了潜伏着倾轧、迫害、流放的漫漫征途,再也没有回来。他心爱的超然台也历经沧桑,日渐衰败,终于在解放前夕毁于战火(现在的超然台为2009年底重建)。只有他写于超然台上的那些诗词华章,承载着历史风雨,饱含着世情悲欢,从宋代一直唱到当今,永远魅力四射,历久而不衰!苏轼一生经历“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三次在朝,十二次外任,八方太守,三次贬居”,即所谓“三起三落”的过程。苏轼的一生,在坎坷与逆境中不断追求、积极进取。他以全部独特的政治、思想、文学和艺术生活状态,塑造了崇高的道德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存智能和生命智能,展示着灿烂的人格魅力,抒发了“物我无尽”的超然之情,都是人类、人性中最普遍、最真实、最美好的思想感情。掩卷体味,是一种至高的精神享受。与文友立于超然台,瞻读《重修超然台记》碑文,不免想起苏轼在密州时的不朽治绩,以及他的恤民之情和“超然”精神；也常为他在超然台饮酒时所作的《明月几时有》等传世名篇激奋不已。又不禁想起臧克家先生在《仰望苏东坡》里说过:“我对东坡的创作、才华、人品是大为景仰的。”因此,当我们“仰望”超然台的时候,总会觉得,它其实是一座穿越历史时空的丰碑,必将永远巍然矗立于我们的心坎上!归来之路,不免吟诗曰:风范超然台,自古雄姿在。昂首历春秋,日久动心怀。今人常论道,清风大步迈。若为中国梦,时光不我待。

2013-11-30
惠州或是岭南最早种植人参的地方

报纸

广东荔枝成熟期有先有后，农历最早三月熟，最迟六月熟，所谓“东家夸三月之青，西家矜四月之红”，说的就是荔枝早熟品种。从苏轼写荔枝诗的时间来看，当时惠州已培植出早熟荔枝品种，如在《三月二十九日两首》中，苏轼已看到“墙头荔子已斓斑”；到四月十一日那首诗里，苏轼已尝到“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这些早熟的荔枝了。在惠州，苏东坡曾写下《荔枝似江鳐柱说》《荔枝龙眼说》两文，后者对食荔枝的口感和功效有着传神的评述：“荔子如食蝤蛑大蟹，斫雪流膏，一啖可饱；龙眼如食彭越石蟹，嚼啮久之，了无所得。”苏东坡通过将荔枝与龙眼比较的方法，告诉人们荔枝如同肉白膏腴的蝤蛑（即梭子蟹），食之易饱。用现代科学的数据来描述荔枝的营养，则是每百克荔枝中，含有蛋白质0.7克、脂肪0.6克、碳水化合物14克、热量64千卡……难怪苏东坡迷上荔枝后，有“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的感慨。所谓“莼鲈”，指代的是乡味或乡思。苏东坡反其意而用之，意思是说：这样好的荔枝，如果我不是被贬谪到惠州，怎能吃得到呢？对于惠州出产的荔枝有否作为贡品进贡朝廷，不见史书和方志记载，但却流传着进贡荔枝的保鲜方法。以前惠州一些老者说，荔枝摘下来后一日变色、二日变香、三日变味，而进贡的荔枝用驿道快传，最少也要六天以上时间才到京城；为了使进贡荔枝保持新鲜，他们先砍一些大青竹锯成一个个竹筒，保留二端竹节，然后在竹节上钻一个孔，将摘下的荔枝一颗颗放进竹筒内，用蜡密封。由于大青竹筒内起到保温保湿作用，故进贡的荔枝经几千公里驿道传递，到京城后还能保持新鲜，色味不变。据隋唐、宋元时期的《岭南异录》、《岭外代答》等书记载，岭南野生和培植的药用植物中，较常用的有肉桂、陈皮、茴香、八角、益智、羌活、苍耳子、当归、生地、元参、淮山、薏米、甘菊等，但不见有培植人参的记录。北宋苏轼贬居惠州时，曾作诗《小圃五咏》，记述了当时他在惠州人工培植人参、地黄、枸杞、甘菊、薏米这五种药用植物的情况。苏轼在《小圃五咏·人参》中有“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等句，记述了人参本生长在山西的上党和辽东的高山深谷中，现移植到惠州，用南方水灌溉，生长得很好，移植非常成功。清初屈大均认为：“粤无人参，苏长公尝种于罗浮。”但清代檀萃认为：“人参、地黄、甘菊、薏米、枸杞，产自罗浮，非谓上党、辽东移而艺之罗浮也。罗浮人参肥大，味甚甘，土人取之盈筐，贸于市，但百钱。熬之成膏，力薄且劣于上党，毋论辽东也。”清代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则对罗浮人参记载甚详：“罗浮所产人参，殊与本草人参不类，状如仙茅。叶细茎圆，有紫花，三叶一花者为仙茅。一叶一花者为人参。根如人字，色如珂玉，煮汁食之，味与参无别，但微有胶浆耳。味甘带苦，生津养胃，补虚羸，润肺。”对于广东移植人参是否如屈大均所述，始于苏轼贬居惠州，或是早在苏轼来惠州之前，惠州人已移植成功，或是檀萃所述，原本产自罗浮，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苏轼在《小圃五咏·人参》这则记述，是至今为止发现的广东人种植人参的最早记录，惠州可能是岭南种植人参最早的地方。（何志成严艺超）

2019-07-16
苏轼与密州

报纸

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秋，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满，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骑都尉，权知密州军州事，升任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从杭州赴任密州的路上，他赋词《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密州时属京东东路，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北至潍州，西接沂州，州府治所在诸城。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鲁东南历史文化名城，曾先后为琅琊郡治、城阳郡治、胶州治、高密郡治、密州治所，因境内密水而得名密州。有人说密州贫瘠，实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乃恐龙之乡、舜帝故里、千年古州。当时人口32万，超过齐州、青州、潍州等州府，为京东东路第一大州。苏轼有诗赞曰：“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苏辙也赞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苏轼到任时，恰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等现象，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写到当时景象：“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从中可见对灾民痛苦感同身受的为民情怀。下车伊始，苏轼顾不上鞍马劳顿，随即深入民间，明察暗访，直言上书皇帝、宰相，为民请命。请求朝廷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为了尽快消除蝗灾，苏轼身先士卒，亲自指挥捕蝗救灾，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他访问农夫野老，汲取经验，主张采取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铲除蝗害，并动用官仓之米奖励捕蝗人，以工代赈，开仓赈灾，以激励机制激发百姓灭蝗积极性，取得了灭蝗斗争的胜利。由于连年饥荒，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不少贫困家庭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嗷嗷待哺的婴儿弃之道旁。有一次，苏东坡与通判刘廷式在城墙附近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婴儿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苏轼为官清廉，与民同甘共苦，时常采摘野生枸杞和山菊花食用。他在《后杞菊赋》里自述：“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知州拔野菜与民同苦和救济弃婴爱民如子之事，一时传遍全城。州里的开明乡绅被感动，纷纷拿出粮食救济灾民，使全城度过灾荒。又遇春旱，苏轼亲登常山祈雨。常山位于城南十余里，海拔297米，形似卧虎，附近有龙骨涧，山上有龙神庙，藏龙卧虎，祈雨常灵。据《唐十道四蕃志》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率吏民前往祈雨，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果然感动上苍，当晚得雨，旱情缓解。他兴奋地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常山山神信英烈，捴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经实地考察，苏轼在常山发现水源地。他在《常山雩泉记》中写道：“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成为邞淇河的一个源头。于是，“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政声人去后，古迹越千年，至今泉亭犹在。苏东坡在密州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他和王安石政见不同，就结合实际，对新法持实用主义态度，对老百姓有利的就积极推行，不利的暂缓执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灭蝗赈灾、扶贫济困、兴修水利、缉盗维稳，苏轼无事不尽心竭诚，“勤于吏职”“凡百劳心”“朝衙达午，夕坐过酉”。经精心治理，密州灾情消退，盗贼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民生问题解决后，苏轼又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修筑城池，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荒废楼台修葺一新，请其弟苏辙为楼台命名。苏辙取老子《道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赋名“超然台”。苏轼很喜欢超然物外的老庄观，亲笔题写了“超然台”三个大字，留下了著名的《超然台记》，还请苏辙、李邦直、文与可等文人墨客各写《超然台赋》，使超然台一时名闻遐迩，成为密州八大胜景之首。苏轼性喜自然，足迹踏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晏驾山、潍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篇，盛赞“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也”。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登临琅琊台，发现秦始皇东巡琅琊留下的李斯刻石，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损毁严重，乃请著名篆书家文勋根据残石拓片临摹刻石于超然台上，并亲撰《书琅琊篆后》跋文于其后，使这一国宝得到了传承和保护。熙宁九年（1076年）冬，苏轼调任河中知府。除夕，在离任密州的路途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苏轼恋恋不舍地写下了“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不顾大雪封路，依然心系密州百姓。苏轼在密州两年，不仅政绩卓著，文学创作更是成绩斐然，留下不少传世名篇。密州地处鲁东南沿海，山川秀丽，民风豪爽，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126首诗，18首词，文赋59篇，共计203篇，平均3天即有一篇新作问世。苏轼为旷世奇才，博通经史，才华横溢，22岁与其弟苏辙同榜进士。他少年得志，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八州知州，先后升迁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和吏部、兵部、礼部尚书，颇有政绩。且多才多艺，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成就，成为千古词圣和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位列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子。相比诗文而言，苏轼作词较晚，其处女词是作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华清引·感旧》，直到熙宁二年（1069年）才有第二首词问世，至熙宁七年（1074年）词作渐增，于密州期间达到高峰。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词中，《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均作于密州，并称“密州三曲”。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夜，孤馆灯青，夜有所梦，苏轼与离别十年的爱妻王弗梦中相会。王弗出身进士门第，聪明贤惠，知书达理，16岁嫁给苏轼，郎才女貌，伉俪情深，年仅27岁英年早逝。梦醒之后，苏轼思念万分，泪如雨下，挥笔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该词字字伤感，句句深情，戳人泪点，令人泪奔，真切反映了苏轼对亡妻的一往情深，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熙宁八年（1075年）秋，密州大旱，苏轼率随从到常山祈雨，归途射猎习武于黄茅冈。周围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助威，一时人声鼎沸，马嘶犬吠，斩获颇丰。激情澎湃的苏轼，即兴吟诵出惊世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该词豪气冲天，气象恢弘，一改宋词偎红倚翠、儿女情长，赋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豪迈之气，一扫传统缠绵绮靡之风，慷慨激昂，充满阳刚之美。苏轼自豪地对朋友说：“近却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该词不但是苏轼词作上的重大突破，也是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创作开拓了崭新道路，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代词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所在密州离苏辙任职的齐州并不算太远，但因公务繁忙亲兄弟一直未能相见。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苏轼在超然台上，欢饮达旦，想起已经七年没有见面的苏辙，思绪万千，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该词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开创了词史清旷词风，把有唐以来词的艺术美发展到极致，是李白之后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最美中秋词，成为千古绝唱。宋人《苕溪渔隐丛话》评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萌芽于南朝，原为“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初称“曲子词”，是配合乐曲词牌演唱的歌词，至晚唐、五代，一直被视为“小道”而不能登大雅之堂。苏轼在密州的创作，首开宋词豪迈之风，创新了宋词的形式，突破了宋词的风格，将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跃升为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抒情文体，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为宋词的发展和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认为，苏轼到密州是遭贬，实际上是升迁重用。宰相韩琦曾向宋英宗荐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自古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苏轼，风华正茂，壮志凌云，豪情满怀，因此成就了其豪放词风。乌台诗案被贬后，苏轼亲身体会到了仕途险恶和世态炎凉，方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俗家弟子东坡居士，词风亦为之一变。苏轼成就于密州，密州也成就了苏轼。来源：大众日报

2023-09-14
古代文人也写软文　苏东坡为数十种商品写过广告词

报纸

在各路商家为双十一大战而绞尽脑汁的时候，聪明的古人早就创造了无数吸引眼球的软文模式，从名人题字，到诗歌宣传，再到自我代言，和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学一样，古代商业软文也是门类众多，体系繁杂。更有不少文人雅士官场失意商场得意，足以被称为软文界的鼻祖。“广告大王”苏东坡一首《猪肉颂》改变猪命运古代名人不仅附庸风雅，时常吟诗作对，大多更是热爱美食的资深“吃货”。唐朝时期，不少商家更是邀请名人雅士为酒、茶等各类食品赋诗作词，并以此进行推广宣传。而那些平仄有序，句句押韵的诗作都是如今商业软文的前身。号称酒仙的李白就曾在名作《客中行》中大赞兰陵(今山东临沂境内)美酒：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美酒本就在当地小有名气，但经李白描述后更是声名鹊起，名噪一时。但和如今动辄上千万的代言费相比，李白当年的酬金或许也就是一顿酒钱。宋代文学家苏东坡，不仅成功代言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美食“东坡肉”，还为不下数十种商品写过广告词，这位伟大的词人大概也是当时的“广告大王”了吧。从茶叶到馓子，再到猪肉，从风雅艺术品到生活必需品，苏轼代言的产品涉及领域之广、品种之多足以让人瞠目。据说，当年海南儋县有一老妇人制作的环饼，又称“寒具”、“馓子”的一种油炸食品，异常美味，却无人问津。当时被贬谪的苏东坡来到此处后，提笔给店家写下了一首题为《寒具》的诗：纤手搓来玉色匀，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知轻重，压扁佳人缠臂金。原本深藏小巷中的美食在苏轼的笔下即刻成了“舌尖上的美味”，可见广告大王的宣传功力，真是官场失意商场得意。本是生意惨淡的店铺，也成了顾客络绎不绝的旺铺。古往今来，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寒具》一诗是中国古代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广告诗”。苏轼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是为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提及苏轼，以东坡肉为代表的系列猪肉产品也是广为流传。当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湖北黄州的苏轼，手头拮据，生活清苦。但因当地人不喜食猪肉，因此肉价异常便宜。当猪肉遇上了美食家苏轼，它的命运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苏轼不仅带头吃猪肉，还大力推广吃猪肉的好处和做法，写下了著名的《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就连著名的东坡肉也是在此期间，苏轼做出的创新菜系。谢安推荐蒲扇，几日抢购一空在字字千金的古代，东晋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也曾无心插柳当了一回纸扇大使。一日，王羲之漫步于绍兴城内，偶遇一名提篮卖扇的贫苦老妇。但老妇门前却无人问津，生意甚是惨淡。王羲之见状顿生怜悯之心，却又不想直接伸以援手，于是在每把扇子上题了五个字，随后嘱咐老妇：遇人买扇之时，只需说扇面上为王右军（王羲之别称）的字迹，每把要价“百钱”便可。原本还有些心怀不满的老妇听罢，只得依言而行，原本滞销的纸扇竟在一时间成了热门商品，被众人抢购一空。这则被称为“题扇赠老姥”的商业趣闻也在浙江绍兴广为流传，原本题扇的石拱桥也被更名叫“题扇桥”。严嵩手书招牌，六必居声名鹊起明朝中期，“六必居”由山西临汾赵氏兄弟创办，起初经营六种生活必需品，后又经营酱菜，但只限京城百姓，生意规模一般。但自从挂上了严嵩手书的招牌后，竟声名鹊起，规模也是逐年扩大，最后成了京城小吃代表之一。除此以外，名扬四海的王致和臭豆腐也曾有幸得到名人的题字称赞。相传，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安徽考生王致和进京赶考，但落第后因手头拮据，只得在前门外的安徽会馆寄居。为了筹措生活费，他便一边复习读书，一边凭借做豆腐的手艺摆摊卖豆腐。但时值盛夏，没能及时售出的豆腐腐烂变质了，王致和新想一招，将豆腐变成了腐乳，街坊四邻对此赞不绝口。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他在延寿寺街开办作坊，挂起“王致和酱园”的招牌，一时名扬京城。慕名而来的清末状元孙家鼐在吃过腐乳后，即刻写下了两副对联：“致君美味传千里，和我天机养寸心”；“酱配龙蹯调芍药，园开鸡跖钟芙蓉”。随后，王致和腐乳的名声传遍各省市，其销量也愈发惊人，如今更是驰名中外。摘自《法制晚报》

2016-11-10
《八阵碛》

报纸

中国是诗的国度，奉节是诗的故园。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然与人文、诗情与战火交相辉映，铸就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瑰丽画卷，创造了博大精深的诗城文化。在这里，历代著名诗人陈子昂、李白、白居易、杜甫、苏轼、王十朋、范成大、陆游、黄庭坚、王士祯等纷至沓来，在奉节或为官、或寓居、或游历，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今天我们分享苏轼的一首《八阵碛》。苏轼平沙何茫茫，仿佛见石蕝。纵横满江上，岁岁沙水啮。孔明死已久，谁复辨行列。神兵非学到，自古不留诀。至人已心悟，后世徒妄说。自从汉道衰，蜂起尽奸杰。英雄不相下，祸难久连结。驱民市无烟，战野江流血。万人赌一掷，杀尽如沃雪。不为久远计，草草常无法。孔明最后起，意欲扫群孽。崎岖事节制，隐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六师纷未整，一旦英气折。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1059年10月，北宋大文豪苏轼第一次过夔州，是跟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一起来的，他们从四川眉山出发，沿江东去，前往京城开封府赶考，路过三峡时在夔州小做停留。在奉节古城，父子三人寻古探幽、吟诗作赋，不亦乐乎。在此期间，苏洵写下《题白帝庙》感怀历史沧桑，苏辙吟出《滟滪堆》感叹滟滪堆之凶险，苏轼更是诗兴大发，一连写下了《诸葛亮八阵》《滟滪堆赋》《白帝庙》《永安宫》《八阵碛》等多篇诗文。苏轼十分崇敬诸葛亮，对其创制的八阵更是充满好奇。在游览了八阵碛坝后，苏轼写下了《八阵碛》。在诗人眼中，八阵碛遗址已经“平沙何茫茫，仿佛见石蕝”，奥妙无穷的石阵被长年累月的江水泥沙浸蚀，留下的是一片若隐若现的石痕。八百多年前诸葛亮亲手打造了八阵碛，而今谁还能辨认得清呢？神奇的兵法不是从书本上学到的，自古以来就没有留下口诀，至人是通过内心感悟而得到，后世人的传说不过是胡乱猜测。“至人”，超凡脱俗道德修养高尚的人，是诗人对诸葛亮的高度赞美。当年诸葛亮正是凭借一片石阵遥控东吴追兵，避免了东吴追兵与蜀汉残兵在夔门上的一场恶战，保障了蜀汉残兵败将班师回朝。诗人站在八阵碛的遗迹上，遥想东汉末年，各路豪杰称雄一方，相互征战杀伐，社会动荡不宁，“驱民市无烟，战野江流血。万人赌一掷，杀尽如沃雪”，描绘了东汉末年社会乱局。“奸杰”们“不为久远计，草草常无法。”诸葛亮与刘备一席隆中对，谋划了助刘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战略远景，可是理想与现实总是不在一条线上，刘备忘了联吴抗魏的战略计划，意气用事，义令智昏，为报一己私仇，置鼎立一足的社稷江山于不顾，不惜葬送75万大军和自己的性命。诸葛亮接下刘备留下的烂摊子，始终不忘初心，辅助遗孤，修复吴蜀关系，整理军政要务，安定南中，振兴农垦，六出祁山，北伐中原，意欲实现刘备未尽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诗人游览结束，不禁一声长叹：“惟余八阵图，千古壮夔峡”！那些英雄业绩，赫赫战功，雄才大略，全都随着岁月流逝，早已被三峡的流风吹散，只有八阵碛遗址，成了瞿塘峡口最悲壮的奇观，八阵图的传说将流传千古，诸葛亮卓越的军事才能永远名扬天下。正如唐代诗人杜甫《八阵图》所言：“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这话一定也是宋代诗人苏轼的心声。（童琳娅）

2021-11-24
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报纸

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李贵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熟、有效。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唐朝“行卷”和“公荐”对贫寒子弟有点不公平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声名远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可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省试通过后，就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不过，殿试以前也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间以后，殿试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感到怜悯，便让殿试只走程序，不再淘汰人了。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难在宋朝科场竞争中取胜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的变化主要有：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要想进入仕途，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偶或可靠门荫补官，但级别很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辈子都不能高升。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抄录一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的三道程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卷）与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无误，再送考官评阅。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中合格才能做官，这是进士入仕的常规道路。而且，即使进士也只能授予从九品的小官，比一个从五品官员荫子所授的官品还低。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乞丐孤儿和书童皆可中进士做高官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大概是早年穷怕了，他做官后依旧办事勤勉、厉行节约。杜衍，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年时到处流浪、一贫如洗，靠给人抄书勉强度日，于真宗朝登科、仁宗朝拜相。陈升之，建阳（今属福建）人，年少时家庭贫苦，得朋友勉励支持、刻苦应举，在仁宗朝登科、神宗时拜相。谢深甫，临海（今属浙江）人，家本寒微，父母靠给人舂米为生，后来父亲去世，更难以存活。但是，他立志苦学，积数年不睡。为了不让自己困倦时睡着，竟然晚上在地上放置一个瓷瓶并灌满水，把脚搭在上面，以警困怠，终在孝宗时登科、宁宗朝拜相。还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史书称，5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另一个是欧阳修，系家中独子。4岁丧父后，与母亲郑氏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17岁时，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归家复取韩愈集阅读，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文。5年后，应试礼部又不中，不得不改习时文。后来，终于举进士甲科，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有个书童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书童，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与汪激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名次还在曾巩之上。这是“取士不问家世”和“寒门出贵子”的佳话。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寒素子弟仅占15.9%。可见，唐代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狭窄，寒门确实难出贵子。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十房前后就有23人任相，在唐代369个宰相中占比1/15；而宋代宰相里，布衣出身者占比53.3%，超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完全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朝廷重用厚待读书人推进文化普及社会流动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官。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第二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三场，作策五道：一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是《修废官举逸民》，三是《天子六军之制》，四是《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五是《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的这场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该榜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张载：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他提出的“横渠四句教”，也是宋代知识人的人生理想。据《梦粱录》记载，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南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由于机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绍兴十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十名，比较靠后。大概因为考试合格但成绩不高，朱熹对科举制度多有批评，甚至认为“太学真个无益”。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宝祐四年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登科人物彪炳史册。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文丞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存，历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凛然就义，年仅47岁。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爱国救亡、孤军奋战，元兵东下后改换姓名入山隐居，宋亡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北行，抵元大都后绝食身亡。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陆秀夫，坚毅忠烈，元兵沿江东下，官吏多逃跑，他坚守不去。1279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着祥兴帝一起投海自尽，年仅42岁。宋朝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努力回报宋朝。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限，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社会阶层流动性变强，板结化就越不容易。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这里，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2019-05-14
梅溪木瓜红胜颊

报纸

■游文畅安吉梅溪古镇建置悠久，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因为地处安吉县东部平原地带，区位优势明显，生态优异，物产丰饶。在历史上，梅溪已经孕育出许许多多的名优特产，有的已经消失，有的仍然延续。那么，古代梅溪有哪些比较出名的土特产呢？木瓜就是其中之一。梅溪木瓜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是当地的名优特产，品质异常之好，受到过大诗人苏东坡的交口称赞。光绪版《安吉县志》物产目就记载：“木瓜，《刘志》载梅溪昔尝产此。东坡诗云‘梅溪木瓜红胜颊’，其见称美如此。【按】今唯山乡间有之。《诗》‘投我以木瓜’即此，又谓之楙。《尔雅》‘楙，木瓜是也’。”苏东坡是北宋时期人，说明至少到北宋时期，梅溪木瓜在全国还是很有名气的。到清朝末年，梅溪木瓜可能已经风光不再，因为光绪版《安吉县志》已经说梅溪木瓜“今已似醴泉芝草”了。苏东坡对梅溪木瓜的称赞大概在熙宁五年（1072），当时的苏轼在杭州任通判。苏轼在杭州任职的几年，疏通六井，整治西湖，很得民心。这年11月，浙西地区水患刚过，苏轼奉江南转运司檄文，到湖州和秀州（今属嘉兴）视察堤岸。出发之前，苏轼给他的老朋友、湖州太守孙觉（字莘老）写了一首《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的诗：余杭自是山水窟，仄闻吴兴更清绝。湖中桔林新著霜，溪上苕花正浮雪。顾渚茶牙白于齿，梅溪木瓜红胜颊。吴儿鲙缕薄欲飞，未去先说馋涎垂。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鬓丝只好封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在这首诗里，苏轼的诗句“梅溪木瓜红胜颊”，提到的就是安吉梅溪出产的木瓜。在苏轼的笔下，梅溪木瓜其形其色在各色水果里足可力压群芳。诗人从杭州来，杭州也是山清水秀的地方，但湖州的景色更加清绝。不仅有成片经霜的橘林，西苕溪上苕花飞舞，落在河面上堆积的苕花，好像是雪漂浮在水面。湖州不仅景色秀丽，而且物产丰饶，有顾渚山洁白如齿的茶芽，还有梅溪胜过粉红面颊的木瓜。湖州又是鱼米之乡，各色美味纷呈，特别是厨师切出来的鱼片，简直削薄得能够飞起来。还没到湖州，就说起这些美味，说得人简直馋涎欲滴。我知道老朋友莘老已经在湖州为官很久，只怪我因为案牍劳形，到现在才准备到湖州与莘老寻胜访幽。岁月如白驹过隙，当初与莘老相识，正是风华正茂，如今我已经头发花白，只适合清静，待与老友喝茶参禅，不用张罗水上游戏的节目。诗中的莘老就是湖州太守孙觉。根据《宋史·孙觉传》：孙觉，字莘老，高邮人。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1063），孙觉在京编校昭文书籍时，即已结识苏轼，可谓故交。苏轼跟孙觉两人政治观点相同，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一直持有不同意见，所以两人都先后外调。北宋熙宁四年（1071）孙觉出任湖州太守，但两人一直无缘相聚，这次两人于湖州相谈甚欢，并一起检查了湖州到秀州的吴江河堤工程。孙觉在湖州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朱彝尊在《石柱记笺释》序中道：“孙莘老知湖州，聚境内碑碣筑墨妙亭贮之。……墨妙亭之建，苏子瞻为之记，一时诗流、寄题踵至，今其遗石，因府治卑湿，用填淤泥已久。”只可惜此等善举，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境内宝贵的文物。虽然这些宝贵的碑刻已经湮没了，但其上面的文字大多流传下来，明、清域内各州县志书，多以此为依据。此前苏轼人虽没有到达湖州，但对湖州的人文历史和山川形胜已经十分了然于胸。湖州的橘林、西苕溪的苕花、洁白的茶芽、粉红的木瓜，这些已经浮现在诗人的眼前。特别是那削薄的鱼片，不能说，一说口水就要流下来。“山水窟”是指山水秀美、形胜比较集中的地方，“仄”通“侧”，“仄闻”即“侧闻”，“鲙缕”是鱼片、肉丝的意思。诗中的谢公本指谢安，同诗中的杜牧都曾经在湖州为官，这里分别用来代指孙觉和苏轼自己。故交孙觉已经于上一年就到任湖州，苏轼虽然也身在杭州，且两郡相邻，但一直没有去探望老朋友，所以用杜牧寻春迟来代替自己迟迟没有到湖州探望朋友。最后一联告诉孙觉，自己这次来，虽然是公务，但主要是想同老友吃茶聊天，一切接待都需从简。鬓丝禅榻出自杜牧的《题禅院》诗：“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这首诗还留下来一句成语：馋涎欲滴，也称垂涎欲滴或馋涎欲垂。馋：嘴馋；涎：口水；欲：将要，意即馋得要往下滴口水，形容人受诱惑嘴馋的样子。比较有意思的是，木瓜原本是宣城的比较有名，古代称为“宣木瓜”。自“宣木瓜”而发展到梅溪木瓜，并成为享誉全国的一种地方名产。千年以前的白茶在古梅溪落地生根后，也成为享誉四海的安吉名优特产。“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不过，安吉白茶的母株来自于天荒坪大溪深山，不知同宋代的顾渚茶芽是否同科？梅溪也不是今天所说意义上的梅溪，古时有梅溪乡，乡名由紫梅溪这条西苕溪支流而来。唐宋时期，梅溪乡有瑞竹、东午、温泉、泉永、新丰等里（相当于现在的村），可见，宋时的梅溪不仅包括晓墅，也包括溪龙乡的一部分。相反，今天所言“梅溪镇”的地理范畴，有一部分则是在明朝由长兴划过来的。木瓜古代又称之为楙，是我国比较早的一种物产。郭璞注《尔雅》云：“木实如小瓜，酢而可食。则木瓜之名取此义也。”或云“木瓜味酸，得木之正气，故名，亦通。从林、矛，谐声也。”古时木瓜较为普遍，但质优的稀闻，唯宣城“宣木瓜”和梅溪木瓜卓著，根据苏轼的诗，到宋代时应以梅溪木瓜为最优。《诗经》里面也写到木瓜，《诗经·国风·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木瓜有许多的功效，根据现代科学的分析，木瓜助消化之余还能消暑解渴、润肺止咳。它特有的木瓜酵素能清心润肺还可以帮助消化、治胃病，它独有的木瓜碱具有抗肿瘤功效，对淋巴性白血病细胞具有强烈抗癌活性，等等。餐饮上也有许多有关木瓜的菜谱，如：木瓜一个（约一斤半重），雪蛤油2到3克，鲜奶一杯，水一杯，冰糖适量。制作流程：1.雪蛤油泡发至白色半透明的状态，备用。2.木瓜洗干净外皮，在顶部切出2/5作盖，其他部分切成锯齿状，挖出核和瓤，木瓜放入炖盅内。3.冰糖和水一起煲溶，然后放入雪蛤膏煲半小时，加入鲜奶，待滚，滚后注入木瓜盅内，加盖，用牙签插实木瓜盖，隔水炖至水开后20分钟左右即可。吴昌硕先生十分喜欢苏东坡“梅溪木瓜红胜颊”的诗句，他的第一本诗集就命名为《红木瓜馆初草》。这本集子中有《红木瓜》诗两二首，其一云：“凛凛秋气生，落叶随风播。园中众芳寂，木瓜红个个。孤根未摧朽，露滴朝霞破。嫣然竹篱旁，盛之白玉盘，烹茶宜坐卧”（疑少一句）。在这首诗里，从木瓜色香之美及其茁壮的生命力，可以想见吴昌硕青年时代的遭际和环境。红木瓜是他的自喻，也是寄托，所以吴昌硕先生就用以铭其书斋曰“红木瓜馆”，而有此诗集。晚清德清县的举人徐士骈，与吴昌硕有诗文之交，也有一首关于梅溪木瓜的诗，诗名《鄣南道中》：往来风筿足攀跻，贪看青山更向西。天目烟云搜古窦，独松争战忆秋鼙。箯舆尽日穿深竹，飞瀑千寻落远溪。闻说木瓜红胜颊，好将风味纪近题。

游文畅

2021-04-20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