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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中秋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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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营◉核心提示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千古一人的苏轼，无论在当时的宋朝还是后世都人见人爱。他的诗词有很高的造诣，一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传唱大江南北。他是超级吃货，真正的美食家，一道美食“东坡肉”蕴涵着生活的智慧。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一种人生态度，凝结幸福生活的秘诀。他对人的宽容和对生活豁达的态度都充分体现了浪漫情怀，让他在文学中充满了诗情画意。他在文、诗、词三方面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书法、绘画亦是成就突出，医药、烹饪、水利等方面的技能同样令人刮目相看。千百年来，苏轼的形象不断被呈现、描绘和刻画。人们诵读苏轼的文章词赋，临摹他的书法，谈论他的生平轶事。他是永不过气的偶像，追随者不分老幼、不分国籍，跨越古今。“西方有莎翁，不及我东坡。”苏轼是人们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是灿烂银河中的一颗耀眼明星。我们平顶山有幸与苏轼结缘。苏轼来过平顶山五次，这里的山山水水留有他的足迹，这里的名胜古迹留有他的诗篇。苏轼与弟弟苏辙葬在郏县，其父苏洵在郏县有衣冠冢。以苏轼为代表的三苏，融入了平顶山大地，融入了平顶山历史，融入了世世代代平顶山人民的心中。苏轼热爱平顶山，平顶山是他灵魂的家园，平顶山父老更是热爱苏轼，甘做苏轼灵魂的守护者。苏轼的“德泽沁人”获得世人的敬仰，因而对其墓、祠倍加爱护，使得苏坟在900年的风雨沧桑中得到完好保存，三苏文化得以弘扬。郏县文艺界从2015年开始，每年的中秋节都要进行“赏明月拜三苏诗歌之夜”活动，郏县籍文学爱好者依次登台诵读苏轼的作品，并在三苏园举办三苏父子祭拜仪式。中秋赏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习俗，这一习俗在宋代尤为盛行，无论贫富贵贱都要在中秋节这天安排家宴，子女团圆，饮酒赏月，其乐融融，故而流传至今。苏轼对明月情有独钟，写有大量的吟诵明月的诗、文、词。借月抒怀是他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文人情怀。他一生创作的诗词有3000多首，写到月亮的就有500多首。中秋赏月更是苏轼的必备功课，让我们从他的中秋咏月之作中感知他的喜怒忧愁，探知他所走过的崎岖之路。斗转星移已千年，可每当吟诵这些佳作时，我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和他一样置身其境、感同身受了。1苏轼秋月诗中的兄弟深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仿佛是与明月的对话，在对话中探讨着人生的意义，既有理趣，又有情趣，情境交融，感情饱满，耐人寻味，因此900年来传诵不衰。当代更有邓丽君等歌星艺人倾情演唱，可谓中秋佳节必备的精神食粮。意境豪放而阔大，情怀乐观而旷达，对明月的向往之情，对人间的眷恋之意，以及那浪漫的色彩、潇洒的风格和行云流水般的语言，给人以美的享受。很多人看到这首大气又绮丽的词，会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又是朱阁，又是绮户，又是婵娟。但这只是看到的表面，实际是比爱情更牵动人心的一种感情。因为苏轼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子由是苏辙，苏轼的同胞兄弟，比苏轼小两岁。兄弟俩的感情仿佛前世修定，两人一起长大、一起读书，而且还是知己。哥哥苏轼非常喜欢弟弟，到哪里都带着他，苏轼的性格中有豪放浪漫的一面，弟弟内秀沉稳，他们在性格上也是一种互补。21岁的苏轼和19岁的苏辙同时在这年春天考中会试，母亲却在四月份亡故。照顾父亲的责任落在了两兄弟肩上。苏轼去凤翔做官时，弟弟放弃外派的官职，请求留在父亲身边照顾父亲。在苏轼29岁和苏辙27岁时，他们又失去了父亲。苏轼对于苏辙的爱包含了长兄为父那种情怀。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八月十五日苏轼在密州时所作。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辗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以求兄弟多多聚会。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到密州任职。熙宁九年中秋，月色如水，银辉遍地，苏轼与胞弟苏辙已7年未得团聚。此刻，苏轼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词。“人有悲欢离合”。虽然兄弟两人都才30多岁，但是已经领略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父母早逝，兄弟聚少离多，仕途不是年少时想象的那么风光。已经失去了父母的两个兄弟，都将对方看作人间至亲至爱的人。词的最后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婵娟”是美好的样子，这里指嫦娥，也就是代指明月。“共婵娟”就是共明月的意思。这里的“但愿人长久”，更包含着健康、忧患，无不是最深的心情。既然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那么只要亲人健在，即使远隔千里也可以通过普照世界的明月把两地联系起来，把彼此的心连在一起。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的思念之情，但并不限于此，也是苏轼借中秋之夜对一切经受着离别之苦的人表示的美好祝愿。但愿人人年年平安，相隔千里也能共享美好的月光，表现了苏轼的旷达和乐观。就在创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后不久，苏轼兄弟便得到了团聚的机会。熙宁九年（1076年）冬，苏轼得到移知河中府的命令，离密州南下。次年春，苏辙自京师往迎，兄弟同赴京师。抵陈桥驿，苏轼奉命改任徐州。四月，苏辙又随兄来徐州任所，住到中秋以后方离去。7年来，兄弟第一次同赏月华，而不再是“千里共婵娟”。融融圆月之下，他们共话手足之情，感叹良辰美景不再。明年的此时此刻，我们兄弟又会在哪里赏月呢？人生的哀伤和感慨，苏辙有《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记其事，苏轼则写下这首小词，题为“中秋作”：“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阳关曲·中秋月》）携手看月。那黄昏的云彩消散，天空如此清凉带着寒意。河汉高远，万籁无声，看着月亮如玉盘玉轮缓缓转动。此时，苏轼39岁，苏辙37岁，父亲离开他们已经10年。经历了家人去世，这人间的两位至亲兄弟更懂得中秋的含义和团圆的珍贵。他们在一起，曾经的苏家就未曾破碎；他们在一起，就是一轮圆月，一个心里的家。且中秋之月，是一年中最美最清最圆之月，与他们更是7年之后的月光普照，怎么能不珍惜感怀？人生在世，处处江湖，就算是有心，只怕也很难有机会年年相守啊。果然，第二年中秋，他们没能在一起。“殷勤去年月，潋滟古城东。憔悴去年人，卧病破窗中。徘徊巧相觅，窈窕穿房栊。月岂知我病，但见歌楼空。抚枕三叹息，扶杖起相従。天风不相哀，吹我落琼宫。白露入肝肺，夜吟如秋虫。坐令太白豪，化为东野穷。”（《中秋月寄子由三首》节录）这是苏轼于元丰元年（1078年）中秋在徐州创作的五言诗。作者在中秋夜憔悴卧病，对月感怀，思念弟弟子由，因赋此诗。诗中回忆去年中秋与子由同在徐州观月情景。明月依旧，兄弟却已天各一方，使作者备感人生聚散如浮萍，黯然伤神。病中的苏轼，分外怀念弟弟，也只有在家书和诗词中，看到苏轼最伤感的一面。弟弟，去年中秋我们在城东看水看月，今年我病了，且窗户也是破的，好在可以通过窗子看月亮。而且我今年收入也不好，没了李太白的豪气，变得穷困潦倒。也许只有在自己的弟弟面前，苏轼才可以真正倾诉人生的失意。“明月不解老，良辰难合并。回顾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尝闻此宵月，万里同阴晴。天公自著意，此会那可轻。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中秋月寄子由三首》节录）这三首诗无不是写的兄弟情，弟弟，我不只是牵挂你，我很想回到过去的岁月啊。也许此时苏轼已经预感到了前途叵测，感觉风雨将至。人世间最能抚慰心灵的就是和弟弟苏辙的兄弟情。果然第二年，“乌台诗案”陡然降临，43岁的苏轼因文下狱，行将问斩。苏辙在皇帝面前以削掉自己的官职和前程为条件，乞求保住苏轼的性命。在一百来个日夜里，苏辙为了救苏轼能跑的门路都跑遍了。苏轼更是觉得对不住苏辙，自己身死事小，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都会落在苏辙的身上。作为哥哥，他情何以堪。“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这首绝命诗是写给弟弟苏辙的，与君世世为兄弟，这是遗言，足以掂量出情感的力量。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苏轼在赴任汝州团练使的路上生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常州，次年六月，由弟弟苏辙主张，苏轼的几个儿子从常州扶柩至郏城钧台乡上瑞里（今郏县茨芭镇苏坟寺村）安葬。宋政和二年（1112年）十月，苏辙在许昌病故。苏辙遗言将自己和苏轼埋在一起。如今，两兄弟再也不用担忧长路崎岖，也不必再奔波流离，他们长眠的地方尽管离故乡那么遥远，却也有一座小峨眉山静静陪伴，仿佛在抚慰他们一生的漂泊，用无尽的注视还给他们故乡的安宁与温暖。苏轼和苏辙为什么会同葬在郏县？真相就源于血浓于水的亲情。三苏园里，年年明月照古柏，中秋月，中元月，春江月，月下联诗，兄弟在另一个世界里永远少年。2苏轼秋月诗中的家国情怀每年的八月十五至十八日，是杭州的钱塘大潮活跃期，汹涌澎湃，堪称天下奇观。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至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苏轼任职杭州通判。公元1073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微风吹拂。杭州城几乎万人空巷前来钱塘观潮，“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苏轼乘兴观潮，心潮澎湃，作《八月十五看潮五绝》，内含五首。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俗套，体现出苏轼诗风英爽豪迈的特色。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化作霜风九月寒。”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但正是这组五绝给他带来了麻烦和灾难。带来灾难的是第四首：“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这是苏轼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担心他们踏波逐浪，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二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后来的“乌台诗案”就把这首诗作为罪证之一，诬陷苏轼谤议朝廷，硬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太守。其间，与表兄文与可相交甚厚，经常有诗文往来。文与可知道苏轼对月亮有着特殊的情感，对咏月的诗作有着敏锐的感受，特作诗《待月》寄给苏轼，以期得到回应。诗云：“城端筑层台，木杪转深路。常此候明月，上到天心去。”果然，苏轼寄来了《待月台》一首：“月与高人本有期，挂檐低户映蛾眉。只従昨夜十分满，渐觉冰轮出海迟。”苏轼认为明月与高雅之士是有约期的，君不见，每到十五、十六月亮最圆满的时候，高人雅士都会观月赏月咏月，这难道不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吗？月光入户侵檐，给人以娟娟似蛾眉的柔情美态。“只従昨夜十分满，渐觉冰轮出海迟”，写出了因满招损的自然规律。满月给人间曾带来无限美景和喜悦之情，然而满即缺之始。诗人久久伫立，眺望远海，观月动情，以人拟月，借月抒感，他联想自己官场失势，心中不免泛起淡淡的愁绪。此时诗人那官场失势的往事，大概正随着海上徐徐升起的明月而浮现在犹如海波一样动荡不宁的思绪之中了。公元1079年四月，苏轼任湖州知州，八月就因“乌台诗案”锒铛入狱。他因此而斯文扫地，备受凌辱，胸中充满着愤愤不平的块垒。这年中秋，他作《妒佳月》：“狂云妒佳月，怒飞千里黑。佳月了不嗔，曾何污洁白。”诗中把莫须有的诬陷喻为“怒飞千里黑”的风伯，再圆满的月亮也因之而黯然失色。“佳月”对此不嗔不怨，相信“毋烦风伯来，彼也易灭没。支颐少待之，寒空净无迹。”“乌台诗案”总算渡过劫波，免除了死罪，可贬斥是万万逃不过的。3苏轼秋月诗中超然的人生态度因“乌台诗案”苏轼被发配到黄州。他没有因此而悲观消沉，而是和前贤哲人一样，以豁然达观的积极态度去面对生命中的每一天，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也多是“发愤之所为作也”，其中的《西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最具代表性，并成为流传千古的经典佳作。在黄州，苏轼中秋夜对月独酌。此时距“乌台诗案”已近一年，回首往事，瞻念前程，不免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作《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对月独酌，何等凄苦。他感叹年华逝水，对负罪放逐，势利小人避之唯恐不及感慨良多。有酒少客，门庭冷落，世态炎凉，人情纸薄。月明云遮，才高人妒，忠而见谤，因谗入狱。在这万家灯火的中秋佳节，他却成了一个天涯沦落人，“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情思不尽，落寞不尽。《西江月》中苏轼有凄然落寞的感慨，却没有消沉，躬耕于黄州城东的荒坡，自号“东坡居士”；但入世的理想并没有泯灭，每当出游登临之际，激起思绪万千。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和十月间，他两次秋游黄州城西的赤壁（赤鼻矶），竟三咏赤壁，先后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三篇传诵不绝的杰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在怀古的缅想之中，抒发他“奋厉有当世志”的胸襟和抱负，同时泄遣他与时不遇的抑郁和人生如梦的空寞，在阔大的气势背后隐藏着浓郁的伤情。在黄州的日子里，名闻京都的大文豪苏轼放下身段，与各类人交往，甚得当地人喜爱。他常常是布衣草鞋，一叶扁舟，三四好友，行走游弋在山水之间，把盏饮酒，放浪形骸。早出夜归，但逢明月当空，心情尤为愉悦，往往为之陶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想象丰富，感情真挚。溪水平静，微风拂面，弥弥浅浪，明月映照。苏轼骑马而行，尽量勒紧马缰，唯恐马蹄声声踏碎这美玉一样的溪光月色。这是他热爱自然、融入自然的一种境界。“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赤壁赋》节录）。此赋通过月夜泛舟、饮酒赋诗引出主客对话的描写，既从客之口中说出了吊古伤今之情感，也从苏子所言中听到了矢志不移之情怀，全赋情韵深致、理意透辟。“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后赤壁赋》节录）《后赤壁赋》是《赤壁赋》的续篇，也可以说是姊妹篇，珠联璧合，浑然一体。前赋主要是谈玄说理，后赋却是以叙事写景为主；前赋描写的是初秋的江上夜景，后赋则主要写江岸上的活动。前赋是“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后赋则是“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两赋字字如画，句句似诗，诗画合一，情景交融，同工异曲，各有千秋。《后赤壁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优美景色。纵观苏轼的一生，他既坚持了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史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生理想，又保持着超凡脱俗的文化追求。从《赤壁赋》里，我们看到了苏轼在逆境中苦闷彷徨，追求精神解脱的心路历程，同时也从中体验到了深刻的人生哲理。郏县三苏园的三苏纪念馆里有一张图，标示着苏轼一生中到过的地方，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去的地方多是所贬之地。一身才华的苏轼几十年的人生几起几落，风风雨雨，失意坎坷，但他变得越来越坦然、越来越豁达。就像杨绛先生说的那样：“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苏轼选择我行我素，有一种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社会人生中的风雨、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苏轼对月亮的喜欢、对月光的追逐，其实是内心的纯净。在郏县三苏纪念馆里还有从苏轼任职地采来的各色土壤标本，它们融合起来就是坚实的大地。中秋夜里，我仿佛看到苏轼从大地上款款走来，仰望明月吟诵千古诗句。

2022-09-07
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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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李景新宋代文豪苏轼与苏辙这样性格差别很大的两兄弟，成为中国人手足之情的典范。公元1097年下半年，子瞻贬居儋州，子由贬居雷州。两位大诗人心灵相通，在兄弟二人两地以诗代书、唱和成趣的过程中，他们的精神得到最大的安慰，成为在最为艰困环境下的诗意栖居。与西方的契约型不同，中国是典型的伦理型社会，重视伦常关系。但自古流传下来的兄弟间的事情，却是正面的少，反面的多。七步诗的故事长久给中国人的心灵蒙上阴影。民间为了一些鸡毛蒜皮，兄弟反目，那是常有的。我们还是来聊聊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兄弟俩吧，因为每当提起这哥俩，中国人的脸上常浮现出会心的微笑。“两兄弟政治观点始终相同，立场也一致，但是性格却完全不一样。子由性安稳，实事求是，保守，不爱多说话；东坡性豪放，开朗，多嘴多舌，天真而不计一切后果。”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这么比较二苏。有趣的是，这样性格差别很大的两兄弟，却成为中国人手足之情的典范。青少年时代在家乡，他们一直同出处。做官之后聚少离多，都是彼此牵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可以适应于所有分离的亲友情人，而此词产生之初，子瞻心目中最鲜明的形象则是子由。子瞻千古奇才，子由始终以师视之。子瞻去世之时，遗嘱要子由作墓志铭，子由铭文深情地说子瞻“抚我则兄，诲我则师”。子瞻口无遮拦，天真放纵，在处事方面，子由则时时提醒他，反而如师如兄。子瞻一次写诗送李公择，开篇便说：“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艰难时境幽默唱答公元1097年下半年，子瞻贬居儋州，子由贬居雷州。往返于琼州海峡的白帆成为兄弟二人交流心灵、互相慰藉的使者。子瞻在海南期间的不少书信，别人保留下来了，而他写给弟弟的信却只留下半篇，子由给子瞻的信则没有发现。两位大诗人心灵相通，诗歌唱和大概比平庸的书信更加快意和深刻。有时候兄唱弟和，有时候弟唱兄和，有时候他们的儿子也加入到唱和中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精神得到最大的安慰，心态得到调整，达到在最为艰困环境下的诗意栖居。以幽默超旷著称的苏子瞻常常在兄弟的交流之过程中制造轻松愉快的氛围。雷州半岛最南端的海康，虽然在大陆上，而条件与海岛西部的儋州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子瞻听说海峡对岸的子由消瘦了，如果是常人，或许会用很严肃很沉重的语气写一封信表示关怀。而子瞻却用另一种思维方式作一首诗寄过去，先是描写目前食物缺乏，又忆起在京城做官时优越的生活，接下来写道：“从来此腹负将军，今者固宜安脱粟。人言天下无正味，蝍蛆未遽贤麋鹿。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原来，日常生活中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大将军吃得饱饱的，抚摸着突起的肚子叹息说：我不辜负你了吧。一位侍卫想了想，说：将军固然不负此腹，但此腹却有负于将军啊！将军惊问为什么这么说，侍卫回答：这肚子未尝为将军、为国家出一些智虑，难道不是有负于将军吗？明眼人一看便知，此故事对那些锦衣玉食而不为国家做事的官员进行了讽刺。苏东坡巧妙地借用过来，说现在生活条件艰苦又何妨，肚子没有粮食吃，正好免得受人讽刺。他告诉海康别驾苏子由说，消瘦未必不是好事，有朝一日我们兄弟相见，看着对方都成了清癯的仙人，骑上黄鹄就可以回故乡了。语句幽默诙谐，冲淡了忧苦之情。我猜想子由看后一定会大笑绝倒。子由用一首同韵的诗作为回信，后半段写道：“海夷旋觉似齐鲁，山蕨仍堪尝菽粟。孤船会复见洲渚，小车未用安羊鹿。海南老兄行尤苦，樵爨长须同一仆。此身所至即所安，莫问归期两黄鹄。”他告诉子瞻，我已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不用担心，反是你那里生活更加艰苦。最后两句则接着子瞻的诗意进一步发挥，我们的身体放在哪里都只是暂寄而已，哪里都是所安之地，不必去管回不回故乡了。呵呵，你看，子由的旷达比起子瞻来如何？不过有时候子瞻也幽默不起来。有一段时间，连续风雨，海峡无法通船，久久得不到子由的消息。子瞻思念之极，望着不散的阴云，喃喃吟出四章诗，诗前小序云：“自立冬以来，风雨无虚日，海道断绝，不得子由书。乃和渊明《亭云》诗以寄。”子由接到时，风雨已过去，看到兄长的殷殷之情，同样做四章回复，诗序云：“丁丑十月，海道风雨，儋、雷邮传不通。子瞻兄和陶渊明《停云》四章，以致相思之意。辙亦次韵以报。从这相唱答的经过看，子瞻、子由确实是把诗歌代替书信了。香赋寄子由品格同辉映兄弟俩各有三子，都聪颖而有家风。有一天子瞻的长子苏迈从惠州寄来信和酒，苏过很高兴，写诗寄给子由叔叔。子由的儿子苏远和诗一首。诗写得都很漂亮，子由好不高兴，因写信给子瞻。此信已失传，我估计其中一个内容就是约子瞻一起唱和两个儿子的作品。子瞻的作品流露了对子侄们珍爱而自豪的感情。“庶几门户有八慈，不恨邻居无二仲”，把六个孩子比作汉代荀淑那八个杰出的儿子，说节操可与古代贤士求仲、羊仲兄弟为邻。“誉儿虽是两翁癖，积德已自三世种”，在儿辈的成长中，子瞻兄弟还享受到了祖宗的荣光。因为是因子侄的诗篇而起，所以他议论说：“但令文字还照世，粪土腐余安足梦。”子由的诗则联想到兄弟二人都因文才盖世而遭殃，认为“虽令子孙治家学，休炫文章供世用”，表现出一种对功名的淡薄态度。公元1098年，子由六十岁生日到来，子瞻干脆用一篇美文代替书信。子瞻得到一块海南沉香，状如孤山，因起名“沉香山子”。他觉得没有比这个礼物更适合子由了，于是把沉香山子寄给子由。没有附书信，而是作了一篇《沉香山子赋》随同寄过去。他描写沉香山子的质地之美和形状之美，内秀外美正与子由完全吻合，希望此香能伴随子由身边，完美的沉香与完美的人格相映成辉。更有意义的是此香为黎人所产，包含了黎人的美好感情在内。结尾告诉子由：“盖非独以饮东坡之寿，亦所以食黎人之芹也。”子由也不愿用平白的书信，而同样用赋相答。子由的赋更多阐述佛道修养之理，用了这样的结尾：“毋令东坡，闻我而咄。奉持香山，稽首仙释。永与东坡，俱证道术。”半封书信隔海“和陶”东坡兄弟隔海交流的文字，至今只能见到半封书信了。起因是东坡在海南遍和陶渊明之诗，写信给子由，希望子由作序。这段文字保存在子由所作《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中，其文曰：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贫，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此信阐述“和陶”之深刻原因，一方面是对陶诗的喜好，更重要的是对陶渊明为人的佩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则成为对陶渊明诗歌最为经典的概述。子由是否另行回信已不可知，而子由所作的《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已经把问题说得非常清楚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子由的回信了。最后一段这样写道：辙少而无师，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子瞻尝称辙诗有古人之风，自以为不若也。然自其斥居东坡，其学日进，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诗比杜子美、李太白为有余，遂与渊明比。辙虽驰骤从之，常出其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绍圣四年十二月一十九日海康城南东斋引。

2013-03-01
苏轼笔下的竹鼠卯是大熊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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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蓝（成都）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时年26岁的苏轼通过科举，经王安石签发，苏轼任大理寺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苏轼长期生活于山环水绕的蜀地，首次置身陌生的黄土地，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凤翔古称雍州，因传说“凤凰鸣于岐、翔于雍”而得名。苏轼在凤翔任上，除了“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供给西部边防的两大要务。官位不高，但他殚精竭虑，为当地百姓减轻负担，留下了很多事功。宋仁宗嘉佑七年春季，凤翔久旱不雨，旱魃肆虐，苏轼与太守一道前往太白山祈雨，祭祷灵验，天降甘霖，解除大旱。当时苏轼倡议在城内建立的一座亭子也刚巧建成，于是便欣然以“喜雨”命名，并写下著名的《喜雨亭记》。可以说，凤翔也是苏轼文学的一个全新起点。有些人的仕途是在深宫，而苏轼的仕途是深入民间，耳闻目染的百态生活为其文学创作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凤翔八观》《石鼓歌》等130余篇诗文和《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名篇佳作都成于凤翔。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此写作的一首标题为《竹》的诗（见《苏轼诗集》卷五），很少引起人注意：野人献竹，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念兹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禽太仓卒，羞愧不能飨。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虽然古人历来相信道法自然，不可随意违背天道，但饮食一道，似乎就顾及不了那么多。山人村夫自然不为这些道义所桎梏，积极寻求其山野美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凤翔当地有村夫送给苏轼一只称作竹的动物，而且“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这个动物对今人来说相对陌生，根据诗中“腰腹大如盎”和“两牙虽有馀，四足仅能仿”来推断，以往学者认为是形似豚鼠的一类动物。有人认为，这一动物，似乎就是在四川川南竹海之间容易见到的“竹”，四川民间称之为竹鼠、竹牛。《康熙字典》：鼬【亥集下】【鼠部】《唐韻》力求切，音留。《說文》竹鼠也，《玉篇》似鼠而大，陆佃《埤雅》：一名竹。《食物本草》鼠：食竹根，居土穴中，大如免，人多食之，味如鸭。又《廣韻》：力九切，音柳，義同。浙江的《赤城志》特意记录说：“赞宁云：凡竹刺入肉不能出者，此物（竹）立消，以其食竹故能化竹毒也。”取的所谓以毒攻毒，但现实里似乎并非如此。俗话说“天上的斑鸠，地下的竹”。早在两千年前，竹鼠是朝廷高官才有资格享用的珍贵食材。《清稗类钞》说：“竹鼠，一名竹，似家鼠而大，毛苍色，尾极短，目细而长，前足不分趾爪，行极迟钝。”据《本草纲目》记载，竹鼠肉可解毒，补中益气。记得在20多年前，那时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不强，我到广元市采访，就品尝过“红烧竹鼠”“凉拌蛇皮”等野味。竹已经被列为国家II级保护动物。在苏轼看来，眼前这个动物“腰腹大如盎”，模样可爱，自然不愿意去杀死而烹吃，他更着意“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的味蕾，“盖欲食熊掌”（孔凡礼撰《三苏年谱》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424页）。苏轼笔下，多次提到“熊白”，乃是熊背上堆积起来的脂肪，寒冬腊月肥膘长够的熊才有。对于这一“竹”事件，当时同在凤翔的其弟苏辙也用次韵作诗一首《次韵子瞻竹》：野食不穿囷，溪饮不盗盎。嗟独何罪，膏血自为罔。阴阳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痴与瘦黠，禀受不相仿。王孙处深谷，小若儿在襁。超腾避弹射，将中还复往。一朝受羁绁，冠带相宾飨。愚死智亦擒，临食抵吾掌。苏辙为这一只被兄长嫌弃不食的动物感到可怜，继而延展出“愚死智亦擒”，并引申为“百物”而感伤的情怀。由此也能看出宋朝人文知识分子对大自然、对野味的一种思考。但苏辙过于蹈虚，没有像哥哥那样“状物”。2020年12月某天，我采访83岁的张志烈教授，他是著名的杜甫、苏学专家。他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苏轼诗歌的情态描述，这一动物不是寻常的竹，而应该是大熊猫。就是说，由于罕见，估计苏轼混用了动物的名字。”竹毕竟太小，一般只有一斤左右，个别肥大的至多二斤。无论如何不会达到“腰腹大如盎”的庞大程度啊。从大熊猫的习性可以得知，它们比较容易受惊，在于大熊猫往往是近视眼，很多场景都看不见，等到了眼皮子底下才看到，自然就吓一大跳。中国古籍中主要把大熊猫称为“貘”。两千多年前，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中，便有“貘体色黑驳，食竹”的记载。出生于蜀地的文学大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列举了当时咸阳“上林苑”饲养的近40种珍奇异兽，大熊猫名列首位，汉武帝刘彻把大熊猫放养于纵横超过200里面积的上林苑，以成功猎杀它为荣。可见大熊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视为珍贵的名兽了。毫无疑问，上林苑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一定规划的野生动物园。1975年，在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上汉文帝母后汉薄太后南陵附近，狄寨公社张李大队（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社区鲍旗寨）修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南陵的从葬坑，有马、羊、狗以及一些动物的骨头，其中就首次发现了大熊猫头骨。足以证明，司马相如所言上林苑的动物分布情况完全不虚。同为吃竹的动物，大熊猫对付竹鼠有一套巧妙之法：一旦闻到竹鼠的气味，或发现其踪迹，大熊猫很快就能找到它们的洞穴，然后会向洞里猛烈喷气，用前爪使劲拍打，让竹鼠惊吓而出门……如果竹鼠不为所动，大熊猫就会深挖洞直捣老巢。这就颇有点“相煎何太急”的意思了。张志烈教授的意见是，苏轼在凤翔县见到的，应该是一只幼年的大熊猫。而秦岭中段南坡以及北坡一线，历来也是大熊猫的分布之地。在唐宋时代，凤翔县出现大熊猫并不奇怪。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苏轼是第一个歌咏大熊猫的古代诗人。

2020-12-31
寻知三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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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翰墨耀春秋。这句话用在北宋大文豪苏轼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时至今日，不仅他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豪放诗词，依然脍炙人口；就连他当年的遭贬谪之地黄州、惠州、儋州，游人仍因他而蜂拥；他的一代文章与功德故事，还在不断地被搬上舞台与荧屏。我与许多国人一样，也曾一次次地“会”过东坡先生，这次来到他的终老之地——河南郏县三苏园，却还抑制不住再度赴会的兴致。步入三苏园，首见一湖，呈耳状，据说是寓意东坡先生聪慧过人。湖面66亩，正合先生阳寿。湖内小岛总面积约1102平方米，小岛到堤岸的距离为6.25米，与先生葬郏时间1102年6月25日正好吻合。如此精心刻意之作，园内比比皆是。如东坡中年布衣像，面向西南昂首挺立，既显敢作敢为之态，又露思乡思友之情。据介绍，当年塑像时，用时不多不少正好66天。塑像所立山岗，旧称峨眉山。东坡先生当年路经此地，见四周芳菲罄逸，一问地名，巧与老家青山相同，遂定终老于此。他在常州病殁，家人遵嘱迁厝于此。后来，弟苏辙的遗骨、父苏洵的衣冠又先后合葬一处，于是就有了三苏园。苏氏三父子同属“唐宋八大家”，园子随处可见的诗词书画和名家所撰对联，自然漫溢着书卷之气。但令人费解的是园内层出不穷的奇异现象。如1986年建起的东坡塑像，落成不久，四川眉县即来人“省亲”。他们行过三拜九叩之礼，步下25级青石台阶，突然听到脚下传来“咯哇”“咯哇”的回声。据当地人辨识，这声音，与消失已久的郏县崇正书院的“哈蟆踏”竟十分相似！如今，“金蛙迎宾道”已被列为全国四大回音地，其成因却仍是个谜。广庆寺大雄宝殿前的“神龟显灵”，同样令人惊异。明朝时，三苏园内的广庆寺立碑以志三苏父子功德，命一石匠雕刻碑座（赑屃）。石匠选用上等青石为料，精雕细刻，完工即运至三苏园，赑屃头部竟然神奇般地变成了棕红色，而且历经千年颜色不变！人们都传这是神龟显灵，喻示大文豪聪明透顶。现在，来往游人都爱摸一摸那红顶子，接接灵气。三苏坟院内的“苏坟夜雨”更是一绝。这个院子约有四五亩地，遍植翠柏。奇怪的是，这些不同年代的柏树，全都向三苏家乡的西南方向倾斜，难道草木也通人情？而且夜深人静之时，柏树林中总会发出一种酷似下雨的声音。清代郏县县令张笃行早有词记述此景：“风声瑟瑟，雨声哗哗，风大不鼓衣，雨大而不湿襟。”联想到苏轼因文字狱身陷囹圄时，给弟苏辙诗中曰：“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诗人的心愿与感怀，在他身后居然全都化作了现实。这种阴阳之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如今，游人来三苏园，大多其实是奔着苏轼去的。这在情理之中，因为苏轼比父兄的文学成就更大。不过，我们眼前的游人并不多，导游说平时也大致如此。稍作分析，这并不奇怪。苏轼既然以诗词书画雄冠华夏，因敢谏事功名传千古，人们多看看先生存世的2700首诗、340多首词，多读读相关历史故事即可，他的墓地，是可看亦可不看的。上世纪末，三苏园请国内百多位造诣高深的书法家，书写了180余幅苏轼的诗、词、文，并刻碑成林。其中启功先生挥笔而就的是东坡名句：“堆几尽埃简，攻之如蠹虫，谁知圣人意，不在古书中。”不知何故，三苏园最初收到的启功手笔，“谁知圣人意”中的“知”居然空缺！经园方提醒，启功先生又给补上那一字。并对左右感慨：“在东坡面前，我确是少‘知’啊。”一语中的。像东坡那样学知，该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目标啊。

本报记者孔晓宁文\图

2013-05-07
乡情入我诗山高水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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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子给读者签名。诗集《小树林》。□本报记者余毅文/图4月末，柳花将老欲飞绵。在三苏祠旁一隅，书香氤氲，听诗人华子说他的诗和乡愁。“一说到诗歌里的乡愁乡情，大家下意识会以为就是讴歌、赞美和抒情，其实不尽然。乡愁是复杂的情愫，有热爱、赞美、牵挂和愁郁，甚至还有反思、叛逆和难言。”浓浓的乡情覆盖华子的思维和感觉细胞，他套用索伦·克尔凯郭尔的句式，创作了一则格言：“诗歌的起点是故乡，终点是天堂，人生的道路也就是诗意历程。”这就是沉浸诗歌三十多年的华子。1986年暮春的一个上午，川师大一位女教授来到华子的学校，讲授现代诗鉴赏。不到17岁的华子便深陷现代诗的迷宫。谈话间，华子拿出了一本诗集《小树林》。这是华子的青春之歌，收录了他十九岁至二十四岁之间创作的诗歌。诗集原本以书名《我歌唱的高潮就要到来》出版于1994年，2019年底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再版。不少诗人说，《小树林》里的很多诗，经过二三十年岁月的冲刷，依然熠熠生辉，光芒不减。信手翻开《小树林》，每一页都能感受到华子的赤子之心。《补锅匠》里，“风中飘忽不定的炊烟，是/补锅匠一生的去路”；《窖藏》中那“秋天需要保留的喜悦/老家需要保留的/清贫和安适，像我日夜奔忙的诗篇”；《落在鸭群后的童年》里，“那时，我小得/不如一只跛脚的鸭子聪明”……这些都是华子儿时的家乡人事，也是他对家乡的情感、认知。19岁，华子毕业后来到家乡一所偏远的山村小学教书。日子很苦，华子在静默中沉思。昏黄的灯光下，他在教师宿舍的墙上忘我地写诗，在教室斑驳的黑板上如雪花飞舞般地写诗——“从书本的草丛抬起劳累的眼睛/遇见孩子和早晨一起向我问好”……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总以为远方是诗。农村的落后、贫困和自我突破的渴望，都让华子迫切地想要逃离家乡。他曾在发表的处女诗《小树林》中写道：“命运的根须再不能逾越这块土地/我就试着把目光一日日望远”。后来，华子跑到北京打工。可去了之后才发现，家乡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自己永远挣脱不了它的吸力。思乡之情越酿越浓，华子决定回家。这样，他的内心才得以平复。1996年，华子在家乡开起书店。这是他在北京时脑海里一直奔腾的愿望——要将天下最好的书店开在三苏祠隔壁，让家乡人读到更多更好的书。从开书店那年起，华子和爱人也开启了公益阅读推广之路。为了全身心经营好书店，做好阅读推广，华子从1993年底，一度停笔十七年。直至2011年春，以一首《我在广济的一朵桃花上小憩》重启诗路。此诗大受好评，大家惊异于他近二十年未动笔，却才情不减。这要归功于华子从未间断有质有量的阅读。当然，还有家乡带给他的汩汩不绝的灵感源泉。华子认为，家乡情结对一个人的艺术支撑大于任何力量。复出后的华子，先后创作了《拎着几千年的月光看望自己的一生》《熊家大院》《忘不了童年和你》《有时我像一个老人》《我知将死》《谁在叫我》等许多佳作，深受读者喜爱和专家好评，其诗还获得光明日报社举办的全国文学创作征文大赛一等奖。瞧，华子写《循着书香到眉山》，让古人和我们在“诗书城”殊途同归；在《三苏祠》里，他告诉我们“岭南的荔枝树在祠中继续开花结果/千年的黄荆条被古训焕发新枝”……东坡文化萦绕着华子的创作，他用自己的诗歌，向故乡先贤苏东坡致敬。“苏东坡是我的老乡，这永远是我的骄傲。”华子说，东坡文化是乡情的灵魂和核心，有苏东坡这样的先贤、榜样，有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自己内心自信的源泉。从北京回到眉山，华子就再没长时间离开过家乡。他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地一景中耗费热血和年华。华子从不担心成井底之蛙，能扎根故乡的安宁和阳光，就能拿住异乡的喧嚣和黑暗。就像苏东坡，命运把他与故乡相隔千山万水，他却把异乡当故乡、把月亮当亲人。心安之处，魂兮归来。携着故乡山水的气息和乡民的性格，融入异乡，在异乡重建了精神的故乡。作为一个热爱家乡的诗人，除了自己写家乡，华子还带动更多人写家乡。2013年到2017年，华子策划组织了“走遍家乡，写遍家乡”的采风创作活动，并在2017年主编出版了眉山市文艺精品项目图书：《东坡光影里的山水》。该书精选了全市79个代表性景点，一个景点配一篇散文和一首现代诗。93名本土代表诗人和作家，以不同的文体、迥异的角度、个性的眼光和丰富的创意，尽情地展示和讴歌家乡的美景，描绘东坡光影里的山水，每一个家乡人心中的山水，每一个异乡人神往的山水。该书一出，即广获好评。似乎，用笔写诗已不能完全表达华子对家乡的情感。九年前，他开始在家乡“写”一首叫《庆丰桃源》的“诗”。这是一首让人敬佩与惊叹的“诗”：500多亩荒山，华子让数百种共10多万株花草树木在那里安家。这是一首“归去来兮辞”，诗人华子携着他的梦想从城市回归乡野。难怪众人说，读华子的诗，文字在纸面上会透出原野般的勃勃生机。它们是一个个立体而鲜活的故事，直指心灵，触击灵魂，如饮明月清风，掸去一身尘埃。“故乡人杰地灵，苏东坡的文脉我们有望秉承，因为我们与故乡的山水一脉相承。”在华子看来，东坡之后，眉山就是东坡光影里的山水。他也将用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地一景，道出自己蓄积的全部情感。

余毅文图

2020-05-08
蜡梅：凌寒迎冬至无关腊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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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赵佶《蜡梅山禽图》▌管弦博物志“西北风袭百草衰，几番寒起一阳来。白天最是时光短，却见金梅竞艳开。”金梅即蜡梅。冬至一阳生，蜡梅迎风来。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中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定下的一个节气。殷周时期规定冬至前一天为岁终之日，相当于春节，排在24节气的首位，被称为“亚岁”。民间也有“冬至大如年”之说。冬至日是一年中白昼时间最短的一天，自冬至起，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回升，下一个循环开始。古人认为，冬至乃大吉之日也。蜡梅，即携金黄润泽的色彩、精巧有型的姿态，与大吉之冬至，相映成辉。一蜡梅不是“腊”蜡梅好像天生为冬至而生。一朵朵金雕蜡铸般的黄色小花儿，缀在纤细疏散的灰褐色枝干上，迎着风雪，耐着寒霜，溢着清香，以一派“枝横碧玉天然瘦，蕾破黄金分外香”的清姿丽质，令吉祥之冬至，更具深意。人们很早就对蜡梅另眼相看了，她的点点澄澈金黄，珠圆玉润，玲珑欢喜。于君子而言，犹如贴身的环佩；于佳人而言，恰似依镜的容妆。从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阴阳五行学说来看，她的黄，在五色“青、赤、黄、白、黑”里，配五行“木、火、土、金、水”中的“土”和五方“东、南、中、西、北”的“中”，居中、属土、含尊贵之意。黄色，也是历代皇帝喜爱的颜色。唐代以前，几乎没有“蜡梅”一说，至北宋元祐年间，蜡梅都被称为黄梅、金梅，“蜡梅”之名大约是北宋京洛一带的人取的，经北宋文学家苏东坡、黄庭坚的阐释后定名。苏轼说蜡梅“香气似梅，似女工撚（niǎn）蠟所成，因谓蠟梅”，他在《蜡梅一首赠赵景贶》中写道：“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黄庭坚也在《出礼部试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种皆妙绝戏答三首》的卷首自注，表达着与苏轼相同的意思：“京洛间有一种花，香气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功撚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梅。”无疑，蜡梅最早最正统的写法是“蠟梅”。这个蠟专指蜜蜡、蜂蜡等物，用以形容蜡梅花瓣呈黄色、质地油亮光润似蠟一般。蠟是蜡的同义同声的繁体字，现代写成蜡梅。蜡梅之“蜡”，乃蜂蜡、黄蜡之“蜡”。“蜡”的另一种读音是zhà，在古代也读zhà，但不能写成“蠟”，意思为一种年终祭祀。而古代农历十二月，还有一场合祭众神的重大祭祀，叫做臘（là），由于臘是在一年中最后一个月举行，这个月份往往被称为臘月，“臘”的简体字为“腊”，现称腊月。秦朝之后，两种祭祀慢慢合并为一了，曹魏时期古汉语训诂学者张揖撰写的《广雅》里记载了这种风俗：“周曰蜡，秦曰臘”。蜡梅不是“腊”，只是由于花期横跨了腊月，才跟“腊”扯上关系。写成“腊梅”，是传讹的结果。南宋诗人王十朋以一首《蜡梅》，肯定了苏轼和黄庭坚的定名之功：“蝶采花成蜡，还将蜡染花。一经坡谷眼，名字压群芳。”“坡谷”即苏东坡和黄山谷。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广群芳谱·花谱二十·蜡梅》引用明代学者王世懋（mào）的《学圃馀（yú）蔬》，进一步为蜡梅正名：“考蜡梅原名黄梅，故王安国熙宁间，尚咏黄梅，至元祐间苏黄命为蜡梅。人言腊时开，故名腊梅。非也，为色正似黄蜡耳。”王安国是王安石的弟弟，俩人同为北宋政治家。冬至，且记蜡梅开。二蜡梅不是梅古往今来，很多人把蜡梅与梅混为一谈。而蜡梅不是梅。蜡梅与梅，是两个不同的物种。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落叶灌木；梅是蔷薇科杏属乔木。蜡梅花是黄灿灿地令人眼前悄然一亮；梅花是红、粉红、粉白地令人心头诗意喷薄。蜡梅花“蜡”质感强、花瓣比较硬而数量较多；梅花“纸”质感强，花瓣比较软，一般为5片。蜡梅开在冬至时节，盛花期在腊月隆冬；梅则在开春开放，盛花期要晚两个月。蜡梅又称寒梅、冬梅，为花中“寒客”；梅别称春梅，是花中“清客”。蜡梅与梅最大的相似之处，是都拥有令人心神荡漾的香气。也许，正是这一份合意投缘的香，加上花期接近的缘故，让蜡梅的名字中含了“梅”，让人们愿意将她们混淆。蜡梅之香更为浓烈、梅之香则更显淡雅。香，也略有区别。蜡梅的美，令古人的冬天暖暖的。黄庭坚也是感觉温暖的古人之一。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黄庭坚还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苏轼是最早肯定“苏门四学士”的，他说:“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黄庭坚常常同苏轼一同观赏蜡梅。不过，他的观赏还是有个问题，即前文中他在自注中说的蜡梅“五出”，即5片花瓣。但实际上，蜡梅不是5片花瓣，她开出的花瓣数可达10瓣至20瓣。是眼疾导致黄庭坚不能看清吗？据史料记载，和苏轼一样，黄庭坚也有近视，也被时不时光顾的急性结膜炎、沙眼等困扰。急性结膜炎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红眼病”，天性达观的苏轼还为红眼病写了小短文，如收入《东坡志林》的《子瞻患赤眼》，翻译成白话文，颇富天真烂漫之谐趣：新年第一天，我得了红眼病。有人说，红眼病患者忌食肉类，我本来想听他的劝，我的嘴却指责我说：“姓苏的，我是你的嘴，他是你的眼，彼此同属五官，地位相同，凭什么那样照顾他，单单亏待我呢？要是你因为眼有病而不许我吃肉，那我可不答应你。”我一听，嘴的话有道理耶，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这时，我的嘴又对我的眼说：“眼儿，要是你让我吃肉，那以后假如我有了病，随便你怎样看花花世界，我都同意，绝不向老苏头告你的状哦。”作为超级美食家，苏轼还把蜡梅洗净熬汤做菜吃，并将蜡梅花和甘菊、枸杞一起，加清水煮开，用水面上冒着的热腾之气来熏蒸他那因为饱读诗书而倍感疲乏的眼。蜡梅花辛、温、无毒，能够生津、顺气。但蜡梅的种子和果实有毒。种子可作为泻药，泻下的峻猛程度等同于巴豆。明代小说家吴承恩借猪八戒之口说出了巴豆之毒。在《西游记》第69回“心主夜间修药物，君王筵上论妖邪”中，面对准备用巴豆给朱紫国国王治病的孙悟空，猪八戒特别提醒道：“巴豆味辛，性热，有毒；削坚积，荡肺腑之沉寒；通闭塞，利水谷之道路；乃斩关夺门之将，不可轻用。”充满情趣的眼和嘴，都得到蜡梅的滋养。红眼病、沙眼、近视也都不会影响眼睛对蜡梅花瓣数目的观察。最大的可能是，在观赏的某一天，黄庭坚在一瞬间把梅花看成蜡梅花并随即记了下来。因为，大多数梅花都是“五出”。三踏雪寻蜡梅？因为相似，蜡梅和梅之间，荡漾着几许缠绵。著名的“踏雪寻梅”之典故说到的梅，是蜡梅？还是梅呢？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的百科类图书《夜航船》里记载，唐代诗人孟浩然，常常冒雪骑驴寻梅，还曰：“吾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背上。”这样的情致，真是令人喜爱和向往。只是，张岱没有告诉我们，孟浩然寻的是什么梅。对孟浩然的诗犹如有心灵感应般地隔代唱和过的苏轼，以及学习孟浩然之诗最积极最自觉的黄庭坚都没有告诉我们，孟浩然寻的是蜡梅还是梅。蜡梅开在冬至时节，梅开在开春时，冬至和开春之时，都有可能降雪。想来，孟浩然寻的梅可能既是蜡梅，也是梅。或者，他本人也分不清楚。有同样疑问的还有“松竹梅岁寒三友”。这个典故相传也源于苏轼。他被贬至黄州时，曾在东坡开荒种地，苏东坡的名号由此而来。苏轼在东坡种了稻、麦等农作物，又筑园建房，取名“雪堂”，并在四壁都画上雪花，还在园子里遍植松、柏、竹、梅等花木。一年春天，黄州知州徐君猷来访，打趣道：“你这房间起居睡卧，环顾侧看处处是雪。当真的天寒飘雪时，不会觉得太冷清了吗?”苏轼便手指院内花木，爽朗大笑：“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风声和泉声是可解寂寞的两部乐章，枝叶长青的松柏、经冬不凋的竹子和傲雪开放的梅，是可伴冬寒的三位益友，何来冷清之说？后人便借“岁寒三友”表现铁骨冰心的高尚品格，引申为生命力旺盛之意，成为吉祥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蜡梅显然比梅更为合适。冬至不是一年中最冷的时节，紧接下来还有小寒和大寒。在中国古代北方，由于御寒保暖的条件差，天寒地冻被认为是一种很大的生存威胁，人们便发明“数九”的方法来排遣心中恐惧，表达对生活的祝福，“九九消寒图”即应运而生。从冬至那天起算进九，以九天作一单元，连画九个九天，到九九共八十一天，图画成了，冬天也过去了。最初的“九九消寒图”非常简单，就是农妇用烧火棍在墙上每天划上一道印，或横或竖，九个一组，共九组，八十一天。发展到了宋代，人们在冬至日绘制的《九九消寒图》就是一树素梅，开出九朵花，每朵花九瓣，共八十一瓣。每天描红一片花瓣，每描完一朵花表示过了一个“九”，待全图描完，则“数九”寒天已过。此外，还有一些填字的数九游戏，比如繁体字的“门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每个字九画，每天填一画，正好八十一画，填完后冬去春来。古人的浪漫、风雅和对生活的爱真是深浸至骨子里的，哪怕周边环境险恶，都不能消弭情怀和挚爱。再看“九九消寒图”上的九朵素梅，既然花开九瓣，就极有可能是蜡梅，而不是梅。在踏雪寻梅、岁寒三友、九九消寒图等中国博大精深的消寒文化中，蜡梅的风采也许展现在梅身上了。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文化传承的主要是精气神，蜡梅和梅，精气神相通。

2019-12-19
东坡在往台湾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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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自古说三苏”。于今，关于“三苏”，我们又能说出多少呢？就算传世最久的苏东坡，除了“明月几时有”、“大江东去”、“十年生死两茫茫”，我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1101年，苏东坡离开这个世界，911年了，他的确走得太远了。但近日的台北，有一个夜晚是属于苏东坡的，有一座舞台是属于苏词的。台北的艺术工作者把这个晚上命名为：东坡在路上。以此，召唤坡仙的到来。台北这一夜召唤东坡东坡在路上和童仆和一匹驴和飘忽的风烟窸窣的草业来不及与家人道别他望进地平线露出黑砚的颜色……舞台上，台湾诗人陈义芝朗诵自己的诗作《东坡在路上》，并在如话剧般布置的书房里与这台文学晚会的导演陈怡蓁谈论苏词，引导观众走进东坡的生活与境界。3年前，诗人陈义芝应邀到加拿大参加研讨会，随身带了《东坡乐府》翻阅，有感而发写了《东坡在路上》。这首诗被台湾趋势教育基金会执行长陈怡蓁读到，激发了她的创意——办一场苏东坡的文学晚会，就叫“东坡在路上”。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苏词的世界，给观众一场真正的晚会而不是朗诵会，陈怡蓁放弃诗词就要朗诵的形式，而是用南管、昆曲、流行歌曲、书法、舞蹈、多媒体声光电等多种形式，表达苏东坡与苏词。在3000多首苏东坡诗词中，晚会精选了24首，用南管、昆曲表现《前赤壁赋》、《临江仙》，邀请知名歌手殷正洋演唱被邓丽君唱红的《水调歌头》、《念奴娇》，请书法家游国庆上台即席书写苏词，让观众随着笔墨的流动体会“身如不系之舟”的潇洒酣畅。晚会结束时，所有参加表演者轮流朗诵现代诗《东坡在路上》，陈怡蓁坚持以现代诗压轴，想表达现代人对东坡的理解与传承，“这才是对苏东坡最深的敬意！”。第一课去看《寒食帖》在剧场要算计票房、观众在追逐娱乐的当下，台北有一个属于苏词的舞台、有一群买账的观众着实令人欣慰。这样的舞台和观众不是凭空而降，它来自学者、媒体、艺术家对苏东坡的合力推荐。记者曾在台北诚品书店观察，《蒋勋说宋词》一直摆在畅销书推荐区内，长达数月之久；这场晚会之前，《联合报》整版刊出蒋勋评价苏词的文章，并预告晚会消息；“云门舞集”所有新招收的演员，第一课就是带到博物院看东坡的《寒食帖》……日积月累，千年苏东坡已陪伴在现代人的左右，苏词之美已令人景仰。如果说台湾有苏东坡热，学者蒋勋当为首功。无论是讲座、写文章还是出书，蒋勋以宋词的优雅从容不倦地讲述着苏东坡，且看他在《联合报》写苏东坡的开篇：“东坡在历史灰飞烟灭里仍然看到‘江山如画’，看到多少豪杰的生命，如此年轻过，眷恋过，梦想过，曾经如此明媚华丽……”最妙的是，他不仅讲词、讲生平，他还在评说生命体验。在《蒋勋说宋词》苏东坡一章中，讲到东坡经历牢狱之灾后写《念奴娇》时，他突然荡开一笔，交待“东坡”的来历：“当人家都喜欢你的时候，你爱别人是容易的，如果人家都恨你，你还要说你爱别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个时候他没有朋友了，没有人敢碰他了，马孟德这个唯一还可以照顾他的朋友，就找了东边的一块坡地去给他耕种，所以苏轼取号‘东坡居士’。这个时候苏轼死掉了，苏东坡活过来了。那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就是这个时候写的，所以大家看到《念奴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苏轼不是走在宋朝了，而是苏东坡走在三国的历史当中了。”就是这种有个性、有温度的文字留住了读者，召回了东坡……苏词成为精神的陪伴名家的品位与爱好对社会大众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台湾“云门舞集”的掌门人林怀民也是“苏迷”。作为一个舞蹈家，他在挥洒的墨迹里欣赏苏东坡，在他的眼里，《寒食帖》不是点线撇捺，是生命中一些重要的东西被释放了出来，因此他要求初入“云门舞集”的演员必须去看《寒食帖》。林怀民爱苏东坡，苏东坡也成就了“云门舞集”。说到“云门舞集”，大家都会谈到《行草》三部曲，即2001年林怀民创作的《行草》、2003年创作的《行草2》和2005年创作的《狂草》，三部曲的灵感来自于王羲之的《奉桔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张旭的行草、怀素的狂草。林怀民接受媒体访问时说：“写毛笔字时，一个简单的‘一’字，就有那么多的回转，写字时笔断意连，这跟舞蹈是完全相通的。”书法对于林怀民和他的舞团来说，不是象牙塔里的清玩，而是提升自己的审美、激发自己创作的源泉，因此，团里的一些演员在外出演出时也带着毛笔，有时间就坐在旅馆里写字、看《寒食帖》，“没有人这么要求他们，但是他们不会去夜店，他们安静地打坐、写字，因为他们对生命有了不一样的美感和要求。”林怀民说。林怀民爱苏东坡的启示是，当苏东坡不再是雅致的装饰、文化的标签，当苏作成为人精神的陪伴、创作的必须，东坡才真正跋涉过900多年的旅程，向我们走来。东坡在路上，台北人以他们的挚爱与坚持召唤诗魂，坚信：东坡在往台湾的路上……

本报记者陈晓星

2012-11-16
三国人物中苏轼爱谁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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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三国热其实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就已经流行开来了。在三国后不久，民间就流传着三国人物的各种神奇故事。例如诸葛亮空城计的传说在晋朝时就已经有版本；唐宋时期的民间盛行三国故事；到了元朝杂剧，三国英雄人物也是其中的主要角色，例如关汉卿的《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在当时是一出名剧。当然，谙熟历史经典的文人墨客，更是三国故事的传播者，渲染者。《三国演义》的成型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例如北宋苏轼就是其中一位。刘备人气高：苏轼对他赞不绝口北宋时期，三国人物的故事在民间盛传不衰。传闻老百姓听到刘备打了败仗，就呜呜地哭鼻子，替他难过；听说曹操打了败仗，就嘻嘻地笑，认为曹操活该。可见当时刘玄德的人气比曹孟德要高。而根据《宋史》记载，北宋时期，曾经有一位篾匠编了顶帽子，戴在头上，问旁人：“我像不像刘备？”可见当时刘备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大家都知道苏轼仰慕周瑜，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就有铁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满满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可以说，周瑜的形象在苏轼的笔下达到了极致。然而，也许是因为这首词将周瑜写得太精彩了，其光芒掩盖了其他诗文中的三国人物。其实，苏轼也是刘备的拥趸，他对这位与周瑜同时期的英雄，也是敬佩有加。不信的话，我们看看《三国演义》第34回，有这么一首咏叹刘备的诗。苏轼被贬谪黄州之后，利用这个机会遍游三国古迹，就曾去过襄阳，刘备奋斗过的地方。暮春时节的某一天，苏轼来到襄阳一个名叫檀溪的地方，“老去花残春日暮，宦游偶至檀溪路”。虽然时隔八百多年，但是他眼前似乎浮现了刘备当时仓皇逃到此处的情景：“逃生独出西门道”“一川烟水涨檀溪，急叱征骑往前跳”，苏轼此刻和刘备的时空似乎重叠了，他也在替刘备着急，幸好卢马跳跃能力强，于是“耳畔但闻千骑走，波中忽见双龙飞”，看着刘备安全撤走，苏轼似乎也松了口气。苏轼在诗中对刘备的评价极其明显，“西川独霸真英主”，认为刘备是英雄豪杰。这个评价相当高，而且对于刘备的历史遭遇也极为伤感，“檀溪溪水自东流，龙驹英主今何处”，字句中透露出惋惜之情。然而，这首诗的艺术高度比《念奴娇·赤壁怀古》逊色多了。不管诗人的主观态度对刘备有多么敬仰，但是碍于此诗仅限于叙事，没有大力度地渲染，缺乏“大江东去”“卷起千堆雪”的雄壮画面，因此刘备的艺术形象也比周瑜黯淡许多。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因为再伟大的诗人也不可能每部作品都能达到巅峰；二是因为当时在檀溪，没有大江澎湃东去的外景激发，因此豪情稍减，难有力作。就只好委屈一下刘备，让周瑜在艺术的长廊里占点上风，这似乎跟苏轼的主观态度没什么关系。曹操最苍劲：苏轼对他感叹颇多对于刘备和周瑜的对手曹操，苏轼又持什么态度呢？在《念奴娇·赤壁怀古》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曹操，但是周郎的潇洒倜傥，运兵入神，都是通过曹兵的失败来衬托的。你看周郎“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而曹操呢，只有“樯橹灰飞烟灭”，完全是垫底的角色。当然这不是苏轼刻意贬低曹操，而是周瑜在历史上交的最有说服力的答卷就是赤壁之战，而这一战失败方确实是曹操，为周瑜垫底，也是有道理的。而曹操出现在苏轼的文学作品当中还有一处，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前赤壁赋》。话说苏轼那天秋夜乘舟在长江上，看赤壁古迹，听朋友奏乐，忽然感慨历史。虽然假托是朋友凭吊，其实未尝不是苏轼自己的想法。月色之下，想起当年曹操大军下江南的情景，“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如此气势磅礴，浩浩荡荡，好不威风。然而，东风一来，赤壁一把火，曹军仓皇北撤，从此长时间不能得志江东，又何等狼狈。因此《前赤壁赋》感慨：“而今安在哉？”这气吞万里的大军现在又在哪里呢？横槊赋诗的曹孟德又在哪里呢？在《前赤壁赋》里，苏轼对于曹操既不是肯定的，也不是否定的，而是透过曹操的形象，描述历史的苍凉感，抒发心中的沉郁。其实和《念奴娇·赤壁怀古》里的“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如出一辙，周瑜也好，曹操也好，都是苏东坡感叹自身遭遇的凭借而已。就这一点而言，周瑜和曹操是没有区别的。而苏轼是怎么看待曹操的呢？在《魏武帝论》里，苏轼这么给曹老前辈打分的，“长于料事，而不长于料人”。为什么呢？苏轼引用史上的案例，说曹操过于重视刘备，轻视孙权，导致赤壁大败，“重发于刘备而丧其功，轻为于孙权而至于败”，打刘备的时候，准备充足，用力过猛。而对于东吴，却过于轻视，不看在眼里。正因如此，苏轼笔下的曹操是一个风格苍劲的艺术形象，主要用来寄托历史沧桑之感。若说夸赞，没有达到刘备的高度；若说羡慕，没有达到周瑜的境地。当然，这未必说明苏轼重视周瑜、刘备而轻视曹操，而是他游历的三国古迹是在东吴境内，是曹军折戟之地，周瑜、刘备当然要占点便宜，现场感为上。周瑜最风流：苏轼对他仰慕不已可以说，所有诗词当中关于周瑜的形象，没有比《念奴娇·赤壁怀古》更美好的了。周瑜，是苏轼词作当中的颜值担当，理想担当，也是霸气担当。大江东去也好，江山如画也好，小乔初嫁也好，卷起千堆雪也好，樯橹灰飞烟灭也好，这些都是为唯一的主角周瑜做陪衬的。虽然苏轼游的不是真正的赤壁，但他笔下所描绘的是如假包换的赤壁。在这里，整个三国史浓缩成了一部周瑜史，所有的三国英雄都汇集成一个形象：周瑜。这正好可以说明，周瑜为什么形象如此完美高大，因为他熔铸了整部历史，全部英雄。当然，这和周瑜的实际情况有关。在赤壁之战中，他是江东抗曹的指挥主将，且当时才三十三岁，年轻得志，意气风发。他还是三国史的颜值担当，青春担当。史实的基础，主观的寄托，塑造了一个无比高大和完美的周瑜。对于东吴的英雄，苏轼情有独钟，除了力捧周郎，苏轼还将自己和孙权合二为一，这就是另一首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在“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的磅礴气势当中，孙权的形象呼之欲出；“亲射虎，看孙郎”，苏轼此刻觉得自己就是三国时期那位策马射虎的英雄孙权。为什么没想到其他射虎英雄？可能是因为孙权正当青春年华，坐镇江东，引发了苏东坡关于建功立业和青春韶华的梦想。说来说去，是苏轼心中涌动着青春的悸动。（广州日报）相关链接苏轼：低情商大炮北宋第一大V苏轼是个斜杠青年，段子手/吃货/技术宅/兼职词人。在那一帮当官的文人中，他也是情商洼地。元祐元年，丞相司马光去世，葬礼那天正赶上朝廷百官参加太庙大典。大典完毕，苏轼跟同事一起去吊唁司马光，却让程颐拦在灵堂外了。程颐，就是和哥哥程颢发展理学的那位，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是葬礼的大张罗，指着苏轼说，孔子说了，子哭则不歌，你们这帮人刚刚在太庙大典上听了歌曲，就不能哭了！苏轼不管你权威不权威，马上反驳，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哦。没理程颐径直进了灵堂。进是进去了，司马光的儿子却没来接受客人的吊祭。原来这程颐不让人家出来，说真正的孝子应该悲痛得无法见人，要哭晕瘫倒才对。苏轼一听，嘲笑程颐：“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你程颐迂腐死板，整个儿一个假学究！此句一出，弄得程颐脸红脖子粗。从此苏轼和程颐结下了梁子，互相屏蔽朋友圈。苏轼有个好朋友叫陈季常，造了个富丽堂皇的大房子叫濯锦池，又养了一群歌伎。客人来了，莺歌燕舞地招待，相当于进了KTV，高端大气上档次。陈季常的老婆柳氏是个狠角色，性情暴躁凶妒，每当一群伶人欢歌宴舞时，就醋性大发。拿着木杖大喊大叫，狠凿墙壁叮叮当当，让老陈很是尴尬。苏轼瞧见了，蔫儿坏一笑，专门送了首诗取笑哥们儿：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是柳氏的郡望，暗指柳氏。“狮子吼”一语来源于佛教，意指“如来正声”，比喻威严。拜苏轼所赐，这位好友因怕老婆出了名。苏轼的情商低常常体现在说话不经过大脑，是个碎嘴子，想到啥说啥。他说朋友马梦得：“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意思是马梦得跟我同年同月生，比我小8天。据我观察，这年出生的都是穷鬼，我和梦得是穷鬼中的穷鬼，但相较而言，梦得更厉害，他是穷鬼中的战斗机。他看了偶像韩愈的日记：“‘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二人都是摩羯座的，我俩都很命苦，说明摩羯座不是啥好星座。他臧否历史人物：“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汉武帝这个人不咋地，一辈子就干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当着卫青的面拉屎。我觉得这个很好啊，毕竟卫青这货一脸奴才相，当着他的面拉屎，真是各取所需。苏轼不留情面，该说啥说啥，在讲究难得糊涂、处世圆滑的年代是一股泥石流。有一次他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肚子问下人：“你们知道我这里面有什么吗？”一个回答“文章”，一个说“见识”。苏轼摇摇头，他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笑道：“您肚子里的都是不合时宜。”苏轼赞道：“知我者，唯有朝云也。”满肚子不合时宜，嘴下又不留情，面子也不多给，这样的人竟然朋友还挺多，怪哉。他和达官贵人交朋友，和贩夫走卒也交朋友，被贬黜的那些年，一路吃吃喝喝，游山玩水，看样子似乎心情都不错，在控制自己情绪这部分“情商”中，做得简直出类拔萃。那令别人开心的那部分“情商”呢，他也没刻意钻营，坦荡表露喜恶，不加言语修饰，毫无矫揉造作之状，大概能理解的是真朋友，需要讨好的都是虚情假意的朋友，不要也罢。现代社交礼仪有个大忌，慎用“呵呵”，这俩字在微笑之外，引申出了轻蔑、无语、早点结束对话之意。低情商的苏轼特别喜欢用它。他在给好友的信里写：“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颇有得意的神色，老子也不错嘛。还有一次，那个倒霉的陈季常接到苏轼的来信：“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他跟好友嘚瑟，只要让我睡个好觉，填上你的词，小事一桩，呵呵。

2018-06-15
陈希亮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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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舟平提起陈希亮的名字，很多人未必知道，但一提起北宋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恐怕不知道的人会很少。《清明上河图》中横跨汴水、美如彩虹的汴梁桥就是陈希亮设计的。北宋仁宗时期，在包拯“包青天”的盛名之下，朝廷中其实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眉州的“陈青天”。为了有别于“黑脸包公”，老百姓就送陈希亮一个别称——“白脸包公”。大文豪苏轼平生很少为他人作行状，但在陈希亮去世十四年后，苏轼担心他的事迹随着时光流逝而被逐渐湮没，便为陈希亮撰写了一篇《陈公弼传》。陈希亮是苏轼的四川老乡，字公弼。唐朝末年，为躲避黄巢起义引发的战乱，其祖上举家迁往四川。其实，陈希亮不只是位造桥专家，他的主业是为官。他一生政绩卓然，曾任长沙知县、房州知州、开封府判官、凤翔知府、太常少卿等职，是北宋著名的能臣良吏，深受百姓爱戴。陈希亮的宦海生涯是从担任长沙知县开始的。他刚一到任就摊上了棘手大事。恶霸和尚海印勾结权贵，为非作歹，民怨沸腾。陈希亮不畏强权，果断惩治了海印，解了老百姓的心头之恨。后来，他在开封、房山任职时刚正不阿、心系百姓，赢得朝野一致赞誉。年老后，他数次上奏朝廷，请求降职或告老还乡，但宋仁宗惜才不允，调任他到西北重镇凤翔任知府。那时，他已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人。陈希亮上任伊始，正值荒年，但凤翔国库存粮充足。陈希亮断然决定开仓将12万石粮食全部借给老百姓，以解民众燃眉之急。粮官担心粮食借出去收不回来，会被朝廷问责。陈希亮以身担保之后，粮官才答应开仓。当年，粮食大丰收，百姓的借粮全部还清。也是在那一年的夏天，于阗国使者经过凤翔。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进入凤翔城，随从恣意闯入街市，抢粮劫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陈希亮发现此情况后，立即命令教练使持兵符相告：“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斩若！”命令一发，那些扰民者纷纷投案。陈希亮按大宋律令一一处置，铁腕执法，凤翔的老百姓齐声叫好。陈希亮官职不高，名气却不小。他为官之严是出了名的，连苏轼也惧怕他三分。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并得到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之后又一路高歌，名冠天下。恃才傲物，意气风发的苏轼出仕第一站就在凤翔。虽是京官派驻，但仍属幕职，协助知府处理日常事务。苏轼的第一任顶头上司叫宋选。宋知府为人宽厚和善，与苏轼相处甚欢。苏轼的第二任领导即是陈希亮。他们同为四川人，陈苏两家数代世交，两人年龄相差近四十岁。陈希亮进士出身，说话斩钉截铁，做事雷厉风行，对属下要求严格，不留情面，生活中也不苟言笑。苏轼每次起草的文稿，陈希亮都要反复退回让他修改。这让性格豪阔、不拘小节、才情外露、以写一手锦绣文章著称的青年苏轼感到很是不爽。陈希亮手下一些官吏，因钦佩苏轼的才华和性情，私下称苏轼为“苏贤良”。没想到这件小事被陈希亮知道后勃然大怒，并用刑杖责打那些吏员。苏轼自然很难堪，也越发郁郁寡欢。他不参加府宴，中元节也不过知府厅堂。陈希亮抓住苏轼这一点，上奏朝廷，苏轼被罚铜八斤。一个是政治强人，一个是性情中人，陈希亮与苏轼的隔阂日渐加深。不久，陈希亮想在府衙后院建一座观景台，命名凌虚台，以登高望远，并特别叮嘱让苏轼作碑记。苏轼终于等来了机会，在文中好好讥讽了陈知府一回，如“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这篇文章就是传世之作《凌虚台记》。谁知陈希亮看完碑记后，表现出了惊人的大度。他不仅对苏轼这篇奇文只字未改，还命人即刻立碑勒石，以壮其盛。苏轼大感意外，羞愧难当。其实，陈希亮如此对待苏轼，完全是君子对君子的情谊，是长辈对晚辈的良苦用心。他觉得苏轼年轻气盛，势必对以后成大器不利，所以，就有意挫一挫苏轼的傲气。后来，苏轼终于自省了：“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两个人的关系融洽了，苏轼还与陈希亮的儿子陈慥成了要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一生。宋英宗即位后，陈希亮奉调京城开封，任太常少卿，不久因辛劳过度去世，享年64岁。宋英宗追封其为工部侍郎。陈希亮的遗作有《陈希亮文集》十卷、《制器尚象论》等。陈希亮任凤翔知府虽短，但政绩卓著，路有颂声。《宋史》有如此评价：“其良吏与。”苏轼毕生宦海沉浮，阅人无数，著作丰硕，但仅写过七篇墓志铭。除了为名满天下的司马光写的墓志铭外，他为陈希亮写的墓志铭的字数是最长的。由此不难看出，陈希亮这个“安民、利民”的倔老头在大文豪苏轼心目中的位置。他们在凤翔的往事也传为美谈。

2023-12-14
那篇文章故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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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野那篇文章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千百年前。千百年来，有千百个人，讲了千百遍。然而，它历久弥新，今天讲起来仍然有滋有味。那篇文章就是《刑赏忠厚之至论》。题目出自《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两句之后的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那篇文章是苏轼写的。是苏轼20岁时，在当时的京师汴梁，参加科考进士时的应试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代先王施行刑赏都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明了他所遵循的以仁治国的思想。文章论点鲜明，论据充分，结构谨严，文字流畅，深受那场科考的参评官梅尧臣和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那篇文章使苏轼一举成名，高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那篇文章是苏轼走上文坛的起点，是他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奠基石。那篇文章中的仁政思想，使他坚定地站在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立场，因而屡遭贬谪，吃尽苦头。虽然很多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没有选它，但在苏轼的散文选本中，大多选列在内。关于那篇文章，苏轼的弟弟苏辙曾这样说过：“嘉祐二年（1057），欧阳文忠公（即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即梅尧臣，字圣俞，时任国子监直讲）时与其事，得公（即苏轼）《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第一名），疑曾子固所为，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辙的这段话，包含着这样一段史实：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正月，时任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兼侍读的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科考进士的主考官。欧阳修既是朝廷高官，也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对于当时文坛盛行的内容空虚，矫柔造作，奇诡艰涩的文风早就深恶痛绝，并与一批有识见，有眼光，而又志同道合的文人学士，发起了一场诗文革新运动，也就是著名的北宋古文运动，希望藉此清除文坛积弊。由于当时科举考试是天下读书人进入仕途的主要渠道，利用好这条渠道，抓住这些读书人，就能有效改变文风。主考官是这场科考的最高负责人，有权处理这场科考的一切事务，包括确立考场评文新标准，对于应试文章的裁判也具有最高权威。因此，欧阳修下定决心，要利用这次科考机会，进一步推动诗文革新。他明确规定，参加这次科考的所有应试文章必须言之有物，平易流畅；对那些险怪奇诡，空洞无物，浮华柔靡的文章一概不取。这时，苏氏兄弟，即苏轼和苏辙，在其父亲苏洵带领下，已经来到京师应考，正好赶上欧阳修主持的这场科考。真巧，苏轼和苏辙在其父亲的教导下，自幼作文，都是师法先秦两汉的古文和唐代韩愈、栁宗元的文章，很注重内容的充实和情感的真挚，并且都追求质朴无华的文风，讲究文笔的自然流畅。这次应考，可以说是生逢其时，机缘相投。礼部考试那天，苏氏兄弟早早地就赶到考场。当时的考场，场面宏大，纪律森严，每个考生单独坐在一间考室，门前还有皇宫侍卫看守。监考官在考场内回来逡巡，监视的目光扫射着每间考室和每一个考生。在得到这次科考的考题后，苏轼经过认真审题和反复构思，很快就确定了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文章的基本结构，然后援笔疾书，心中所想，都奔赴笔下，不一会儿就把那篇文章写成了。面对文章的初稿，苏轼就想起父亲在临考前的谆谆叮嘱，也想起了父亲多次考场失败的沉痛教训。他没有急于交卷，而是把初稿反复审读，反复斟酌，严格修改。直到最后实在没有需要改动的文字了，他才交卷退场。在那篇文章中，苏轼以放纵不羁的笔墨和酣畅淋漓的气势,有力地阐明了儒家以仁治国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他说，古之贤君“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他言下之意就是，今之为政者应“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一方面必须赏罚分明，“有一善，从而赏之，又从而咏歌之嗟叹之；所以乐其始，而勉其终。有一不善，从而罚之，又从而哀矜之惩创之；所以弃其旧，而开其新。”同时，又必须立法严而责人宽，可赏可不赏时，要选择奖赏，可罚可不罚时，就不要惩罚。因为奖赏重了，仍不失为君子，而惩罚重了，则流于残忍。总之，无论是赏是罚，都应本着忠厚仁爱之心。这样，就可以“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了。当苏轼放下手中的笔，怀着满意的心情，昂首阔步走出考场的时候，也许他根本没有想到，他那篇应试之作在以后的岁月里，竟成为人们谈论千年，品评千年，故事多多的名篇。本次科考的参评官之一梅尧臣，最先读到了苏轼的那篇文章。当然，那时他并不知道那篇文章是谁写的。当他拿起那篇文章看过第一遍后，立即就兴奋起来；接着又细看两遍，然后大为激赏，“以为有孟轲之风”，立即就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气读完之后，也是一阵惊喜。他认为这篇文章引古喻今，很好地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而且结构严谨，文辞简练，说理透辟，笔力雄健，颇有古文大家的气度，正是他渇望见到的好文章。他起初想将其评为第一，定为状元，名列榜首，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文章的风格很像是他的得意门生曾巩所为，一旦评为第一，恐会招致循私的嫌疑，于是便将此文改评为第二。当金榜放出以后,人们才知道，评为笫二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这场科考没有第一名。第一名的荣耀和状元的头衔，都被欧阳修的一念之误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接着礼部复试，苏轼以“春秋”对义，又获得第一。三月，礼部考试合格者参加殿试，仁宗皇帝亲临崇政殿主持策问，苏氏兄弟又同科进士及第。此时，气宇轩昂，才华出众的苏氏兄弟，给仁宗皇帝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殿试结束，仁宗兴冲冲地回到后宫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选中了两个太平宰相！”金榜题名之后，按惯例主考官与新中进士之间，便有了终身不渝的师生名份和情谊。苏轼依例分别向梅尧臣和欧阳修呈递了《上梅直讲书》和《谢欧阳内翰书》，真挚地表达了他的谢意。这时候，梅欧二人才知道那篇令他们眼前一亮，惊喜激赏的好文章原来出自苏轼笔下。欧阳修非常后悔，深感歉疚，委屈了苏轼。可苏轼却没有那种委屈的感受，心里只有非常的喜悦和快乐。他在《上梅直讲书》中，除了对梅尧臣的赏识提携表达真诚的谢意之外,其余的文字都是毫不掩饰地大谈他心中之乐。这样,他们彼此就更亲近了。这时梅尧臣才问苏轼：你那篇文章中的“皋陶杀之三。尧帝宥之三”的典故出自何处？苏轼就坦白地告诉他：这个典故根本就没有，是我在行文中为了自圆其说而临机杜撰的。梅尧臣当时完全没料到会是这个情况，但事以至此，他只好一笑了之。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苏轼除了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表达了诚挚谢意外，还极其简略地概述了宋朝开国以来文学发展的艰难历程。文中说：宋初文坛深受“五代文弊”的影响，“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朝廷希望能正本清源，回复先秦两汉的朴实文风。但是，矫枉往往过正，为文者，有的求深而“至于迂”，有的务奇而至于“怪僻不可读”，究其原因，就在于学韩愈未能学到精髓，而是被韩愈门生皇甫湜的谬误倾向所误导。作者从一个很高的角度俯视文坛，分析论征，精炼而透辟，充分显示出苏轼不凡的见识和高超的文字功夫。欧阳修读后赞不绝口，并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与梅圣俞书》）并且感叹：“更三十年，无人道着我也！”他预言，未来文坛领袖必将属于苏轼！在呈上《谢欧阳内翰书》之后，苏氏兄弟又在父亲带领下，一同到欧阳修府上拜见恩师，当面致谢。欧阳修对三苏父子的拜访非常高兴。对苏氏兄弟这两位青年才俊十分怜爱。在一番亲切交谈之后，彼此都觉得更加亲近了，从此结下了绵延几代人的亲密情谊。谈话之间，欧阳修问苏轼：你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尧帝时候，有个人犯了罪，司法官皋陶三次说要杀他，尧帝三次赦免他。这个典故出自何书？苏轼回答说：出自《三国志·孔融传》的注中。苏氏父子走后,欧阳修立即将《三国志·孔融传》找出来,仔细地重读了一遍,却没见到这个典故。他很纳闷。下次见面，他又问苏轼。苏轼见他一再査问，如此认真,就据实相告。他说：曹操灭袁绍，将袁熙（袁绍之子）美貌的妻子赏赐给自己的儿子曹丕。孔融对此很不满，就说:当年武王伐纣,将商纣王的宠妃妲己赏赐给了周公。曹操忙问,此事所据何书?孔融说:并无所据,只不过以今天之事来推测古代情形,想当然耳!所以,学生也是以尧帝为人之仁厚和皋陶执法之严格来推测,想当然罢了。欧阳修听完苏轼的这番话，高兴得击节称叹，事后多次和人谈起，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作为朝廷高官和文坛宗师的欧阳修,以他当时的声望,一句褒贬之词,足以注定一个青年学子一生的荣辱成败。苏轼有幸得到他数次的高度评价，因而一时之间声名鹊起,名满天下。仅管如此,学界人士只习惯于向事实低头,向真理屈服,而不盲从某个权威。他们对于苏轼那篇名噪一时的应试文章,不时地就有所评论。有人认为那篇文章并不很成熟,不能把它夸饰成典范。还有人认为，年方弱冠的苏轼在考场上能写出那样的文章，确实是个人才；但他杜撰论据，文中几处引文又张冠李戴，这能算是好文章？还有人作过考证，认为“三杀三宥”的杜撰权还不属于苏轼。他可能是将周公与有司的对话张冠李戴地说成是尧帝与皋陶的对话了。此外，后来的一些笔记小说中关于那篇文章的“佳话”或者笑话还记载了不少，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其实,当初梅尧臣笫一眼看到那篇文章时,对“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就曾心生疑窦,只是一时想不起来它出自何处,而又不好意思提出疑问,怕人因此认为他学识浅簿,有伤颜面。再说,仅从字面上看,文章确实很漂亮,很符合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张,此一典故出处的有无，就不重要了。因此，他才立即呈荐给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一看那篇文章，就看出作者对文章的开头结尾、谋篇布局、立论说理、用典行文，是用了心的，显示出作者对文章的写作技巧是很老道的。不过，在惊喜之余，当时也曾提出“杀之三，宥之三”一典为何没有标明出处，梅尧臣当即反问：何须出处！欧阳修一时也拿不准此典何出，心想定有出处，于是就默认了。那篇文章就如此这般地混过了关。如果梅尧臣与欧阳修都对唐尧为帝，皋陶为臣的史实熟记于心，或者他们二位在当时较个真，査出此典是杜撰，那篇文章就成问题了。再加上后面的一些差错，那篇文章就可能评为不及格。这样，在那次科考中苏轼就不是名列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而是要落榜了。王安石曾经说过，如果他当主考官就不会录取苏轼。不知王安石说这话是出于个人情绪还是他已经看出那篇文章的破绽。关于那篇文章的故事，到此还没讲完。后世的文章评点专家们，还陆续指出那篇文章的瑕疵。一是说，文章第二段“《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谨刑也。”这段引文不正确。这里的“传”，是指孔安国给《尚书·大禹谟》“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作的传注。传注的原文是“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而不是“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如果说苏轼在这里的引文不是张冠李戴,至少也是记忆错误。二是说，文章最末一段引《诗经》中的那几句诗，也有差错。他引的是《诗经·小雅·巧言》篇中的话。原文是“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苏轼的引文却把前两句和后两句弄颠倒了。看来这也属于记忆错误吧。还有,关于尧从四岳而用鲧的典故,虽然在《尚书·尧典》中有点根据，但却与刑赏没什么关系，他引用在这里并不妥贴。对于这些，有人说，这是考场作文，没有资料可供査阅，出点差错情有可原。可是有人却说，对于考试文章的评判，只能讲对错，不能讲情理。不然，“情有可原”的“情”就有千差万别，试问评判者何以面对。我看这种说法是很在理的，正确与谬误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至于把苏轼杜撰“杀之三，宥之三”的典故说成是他的“创造力”，那显然就太荒谬了！在我看来，有故事，甚至故事多，对一个人，一件事，一篇文章，一部作品，以至一个地方，一个国家，并不是什么坏事。在某些时候，某种情况下，它还能玉汝于成。相反，没有故事，或者故事很少，往往就表明你平淡无奇，引不起人们的关注。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故事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在这里讲的那篇文章的故事是什么性质的呢，我们一时很难一言以蔽之，还是请读者诸君自己去评判吧。我们中国人，有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爱者讳的传统。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是在科学面前，在学问面前，在事实面前，只能是就是，非就非，既不能混淆，也不能骑墙。再说，我们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指出某些谬误，是为了让我们后辈的青年学子正确认识和接受祖国的文化遗产，除此别无用心。这对长者、尊者、亲者、爱者毫无伤害，我们又何苦去遮遮掩掩，甚至讳莫如深呢！

201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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