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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州三曲与苏轼知密州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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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北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十月,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十月离开密州,赴任徐州知州,刚好两年。知密州的这两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对苏轼来说,却是颇为重要的两年。首先,其创作生涯在知密州期间达到了一个高峰,不仅数量众多,先后创作并得以留世的诗词曲赋共计209篇；而且质量上乘,其中就包括脍炙人口的密州三曲:《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江城子·密州出猎》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更为重要的是,正是在知密州期间的曲折复杂、矛盾挣扎,最终趋于平和、超然的心路历程,为苏轼日后磊落静定、恬淡从容、风雨不惧、宠辱不惊伟大人格的养成勾勒出了基本的轮廓。一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担任参知政事伊始,便迫不及待地推行新政、实行变法。就变法本身而言,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说是幸事一件。但不幸的是,一则变法中的主要内容,或是理想色彩极浓而可操作性极差,以至于只能画饼充饥,或是过于激进、过于前卫而脱离了能植根的土壤；二则本应渐进式推进以便随时调整的变法,到了王安石那里非得以暴风骤雨之势强力推行方能遂意。鉴于此,居庙堂之高的有识之士,出于对国家命运担忧的公心,当然也不排除夹杂期间的保护自己利益不受侵害的私欲,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而支持的一方,则少之又少。可这一切不但没让刚愎自用的王安石有所收敛,反而更激起心中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斗志来。更为不幸的是,支持新政的宋神宗,其深埋于心中的理想主义和童话色彩较之于王安石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乎,一场变法的闹剧就轰轰烈烈地上演了。当然,闹剧上演的前提是保守派纷纷离开中枢机构,贬到地方任职,苏轼也在这一大潮中,由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贬为杭州通判。在通判杭州的三年里,虽然政治上依然不得意,好在还能在湖光山色中寻求些许慰藉,但“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超然台赋序》),最终等来的却是向神宗进言“如司马光、苏辙辈,复置左右,以辅圣德”的李师中贬为和州团练副使的消息。李师中被贬之日正是苏轼通判杭州届满之时(循朝廷的惯例,地方官任职满三年,均需另调他职),就眼前严峻的政治形势来说,请调返京,无异于飞蛾扑火。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苏轼上书朝廷,主动请求二番外任:“携孥上国,预忧桂玉之不充；请郡东方,实欲弟昆之相近(《密州谢上表》)”。这样的理由连苏轼自己也不相信,可朝廷中偏偏有人相信,本来嘛,外放杭州的真实目的一来是对苏轼加以惩戒,二来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隔断苏轼与神宗的联系,要知道,在变法之前,苏轼可是神宗皇帝颇为赏识的青年翘楚。既然苏轼有此意,朝廷也乐意做个顺水人情,不日,朝廷的上谕到达杭州,苏轼“罢杭州、徙密州”。二密州之于杭州,其差别何止天壤。杭州是朝廷序列中仅次于京城汴梁的一等上的大州,人间天堂,而密州呢,不过是一个六等下的荒蛮之地。虽然知密州一则是远离政治漩涡从而能自保避祸,二则也能在空间上拉近与苏辙的距离,以便将来情绪互诉、信息共享、意见互换,但真等到北上赴任的这一天,苏轼的心情还是低落到极致。瘦马一匹,孑然一身,唯一的动力就是期待与亲弟弟兼铁杆政治盟友的相见了。但天不遂人愿,这次刻意安排的见面却未能如愿,不仅以前的想法落空,反而平添了诸多惆怅。满腹心事无人可以诉说,苦闷、失意让苏轼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这一情形下,流传度不是很广但文学造诣极高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诞生了: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孤单的驿站、昏暗的灯光、霜气凝结的冬晨、刚刚从梦中惊醒的路人,寥寥几笔写尽了环境的艰苦；进而笔锋跳跃、由景及情,这样的不平遭遇、这样的颠沛流离,作者也只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凄惨惨地扶着马鞍,任心中往事翻腾了。即便是这样的境遇,苏轼心中不改的依然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抱负,是酬知遇、报君恩的情怀。故而在词的下阕,文风一扫上阕的凄凉失意,极为汪洋恣肆。想当年,苏轼兄弟来到汴梁,受知于欧阳修,一时名气大噪,再者,兄弟二人自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国安邦,又有何难?本以为可以就此报效朝廷,辅佐皇帝干出一番经天纬地的大事来,可没想到的是不仅得不到朝廷的重视,反而在颠沛流离中虚度时光。沉吟之后,笔锋又是一转,用与不用在你,干与不干还在我呢?现在我们兄弟要做的就是喝喝小酒、偶有旅游、时不时地锻炼一下,过过神仙般的日子,又有什么不好呢?思想看似潇洒,但潇洒之后总有说不出的酸楚；表象看似超脱,但超脱背面是无论如何也掩饰不住的落寂。在这番近乎孩子气的表述背后,是苏轼从九霄云外跌落人间尘埃的极度无奈；是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矛盾中的痛苦徘徊。三熙宁七年十二月三日,苏轼正式接任密州知州。由于连年“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密州谢上表》),“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超然台记》)。其凄惨程度远远超出苏轼的思想准备。政治上的失意、思想上的苦闷、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苏轼的心里百味杂陈,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心情一下子滑落到了冰点。人往往都是这样,在自己最无助、最痛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自己最重要的人。于是,在这一情形下,苏轼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已经逝去十年的结发妻子王弗。王弗出生于一个进士家庭,不仅聪明贤惠、知书达理,是生活上的贤内助；而且其政治素养和政治敏感性较之文人气质更胜的苏轼高出许多,是苏轼仕途开始阶段的好军师。可惜天妒英才,27岁便撒手人寰。爱妻离世,今又正好十年。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苏轼对爱妻的思念溢于笔端,史上第一首悼念亡妻的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诞生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十年了,亡妻孤单一人葬于老家眉山,诗人则四处漂泊流浪,如果说亡妻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那诗人呢?又与亡妻何异呢?爱妻去世不久,苏父也撒手人寰,苏轼将爱妻与老父亲的灵柩一道运回眉山老家安葬,可就连这样尽人伦纲常的普通之举,王安石辈也非说安放灵柩的船里夹带私盐而大做文章。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刚过四十的诗人,已是灰头土脸、鬓白如霜了,哪里还有半点当年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样子?即使彼此相见,恐怕也是“相逢应不识”了。在词的下阕,诗人为自己营造了一个欲喜还悲、欲哭无泪的梦境:就是在昨夜,梦回家乡,正好看到爱妻在窗前梳妆打扮,“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为什么无言呢?因为诗人知道,爱妻一旦得知了对方处境,在明月夜里、在短松冈上,一定会寸断肝肠。苏轼与亡妻之间的情真意切、灵犀相通,跃然纸上、碎在心中,纵然是铁石心肠,也必然会为之泪落两行。四但苏轼毕竟是苏轼,情绪稍一好转,知州的职责所在,加之已经深深植根于骨子里的酬知遇、报君恩思想使然,苏轼还是将儿女情长放到一边、将失意苦闷抛之脑后,决心“勤于吏治,视官事如家事”(《密州通判厅题名记》),而且“以济物之心,应不计劳逸”(《与王庆源十三首之三》),甚至丝毫不顾及眼前险恶的政治环境,“事有关于安危而非职之所忧者,犹当尽力争之,而况其事关本职而忧及生民者乎?”(《上文侍中论榷盐书》)。针对蝗灾,苏轼上书朝廷,详报灾情,请求豁免秋税；同时组织民众用“秉畀炎火”之法和“荷锄散掘”之术抗灾自救,终至“蝗不复生矣”。针对旱灾和随之而来的洪灾,苏轼一是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今天伫立在诸城城南的三里庄水库拦河坝就是基于当时河道的旧址；二是数次亲往城南的卧虎山祈雨,也许是天可怜见,数次祈雨,数次应验,也正是由于“常祈常验”,卧虎山的名头渐渐被常山所取代。到熙宁八年十月,经过苏轼近一年的努力,“蝗旱相仍”的灾情基本杜绝,“盗贼渐炽”的局面也大为改观,自己治下的密州正呈现出几年来少有的稳定富庶的局面。他在为自己治国理政才能窃喜的同时,也更加迫切希望得到朝廷的肯定。而且就在不久之前,保守派在与变法派的较量中小胜了一把,变法派的二号人物,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被正式罢相,更为重要的还有知制诰陈襄向神宗再次举荐司马光、苏轼等三十三人。看到自己治理密州成果初现,看到目前的政治形势似乎正沿着有利于保守派的方向发展,苏轼此时的心情如乌云缝隙中透出的些许阳光,以前深埋在心底的不能想、不敢想的念头得以迸发。此时的苏轼,比任何一个时期都渴望得到朝廷的召唤,渴望在更高、更宽、更广的平台上,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豪情满怀于胸、狂喜溢于言表。熙宁八年十月,苏轼再次前往常山祭谢求雨成功,归途中与随行人员会猎于铁沟附近后,留下了流传度甚广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词的上阕刻意营造的气势恢宏的狩猎场面,仅仅是铺垫、是引子,重点是在词的下阕,在下阕的冯唐。想当年,魏尚为云中太守时,为佞臣所害,被罢去太守之职,幸而汉文帝随之认识到这一决断的错误,迅即派冯唐亲赴云中,恢复魏尚的职务,魏尚重新镇守云中,终成一代名将。此时的苏轼,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朝廷派来的“冯唐”,同时也在向朝廷保证,真到了那一天,定然“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其渴望之情,迫不及待。在这年初冬季节,苏轼再次游历常山,所作的《祭常山回小猎》中,更是毫不掩饰地直接向朝廷喊话:“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但天不随人愿,在随后的日子里,变法派虽偶有折戟,保守派虽略获小胜,但在进退腾挪间,变法派总能左右朝堂的局势,这也就不难理解苏轼虽屡经举荐,但总也无功而返了。五随着一次又一次的保举推荐,一次又一次的无疾而终,苏轼的心情也随之起起落落、浮浮沉沉,时而站上了希望的山巅,时而滑落到失望的谷底,也就是在一次次希望、失望的交替轮换中,苏轼的内心深处渐渐生出了对深陷政治漩涡身不由己的厌倦,生出了对目前虽困窘但安宁生活的欣赏和眷恋。特别是知密州的第二年,气候风调雨顺,人民安居乐业,苏轼在履职之余,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寄情于周遭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马耳山等均留下过苏轼的足迹,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诗作流传。“博士好饮酒,空山谁与娱?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卢山五咏之饮酒台》),诗中与其说是与秦朝博士卢敖的时空对话,倒不如说是苏轼的内心独白；“长安自不远,蜀客苦思归,莫教名障日,唤作小峨眉”(《卢山五咏之障日峰》)。或许从那时起,苏轼在内心深处开始把密州视为家乡,开始真正享受密州困窘的生活。这年八月,京城传出消息,苏轼将离开密州,迁任汝州知州。汝州紧邻汴梁,地理位置及其重要程度较之密州自有天壤之别,消息一出,苏轼心中自然窃喜不已；与此同时,新政恶果渐渐显现出来,王安石的相位岌岌可危,这更让苏轼喜不自胜,故而在这一年的中秋,一曲流传度最广、而其政治寓意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诞生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这首词是在超然台上写就,但词里词外流露出作者的心情却一点也不超然；虽然全词描述的都是景象,但景象透出的却是作者极想入世求用,虽暂时受挫、却越挫越勇的内心独白；此时的苏轼,依然还是渴望求用,但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比,心情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较之《密州出猎》时,少了些盲从,多了些理智；少了些随性,多了些谨慎。经历了太多希望、失望的交替折磨后,现在的苏轼,既不是初任凤翔通判时的懵懵懂懂,也不是初知密州时的怨怨艾艾,其政治素养已到了相当的程度,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为自己留足了退路:词的小注里写得很清楚,是在中秋之夜酩酊大醉后的胡言乱语,而且是思念弟弟苏辙的连篇醉话。不管是谁,总不至于和一个醉汉过不去吧?毕竟,当时的政治形势依然不明朗,“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而且随着新政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权力争斗也越来越激烈,苏轼既有“我欲乘风归去”宏图大展的渴望,同时“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深怕再次陷入党争的漩涡。是进是退?是上报君恩还是退隐山林?苏轼一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六就在苏轼内心中的两种思想激烈博弈之际,“把酒”问的“青天”为苏轼做出了选择,苏轼的职务由知汝州改为知河中府,迅即再改任知徐州。为什么由知汝州改为知河中府呢?是因为汝州离京城太近；为什么又由知河中府改任知徐州呢?是因为河中府地处军事要冲,循旧例新任知州得进京面君,一旦与皇帝见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就不在王安石的掌控中了,之所以一再改换苏轼的职务,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极力阻止苏轼回京,掐断苏轼与皇帝的联系。当苏轼得知自己此番三次外任的来龙去脉后,上报君恩以求宏图大展的念想彻底被打消。这一年十月,当苏轼接到朝廷邸报,“罢密州,徙徐州”后,再次登上超然台,写下了《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闲。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较之两月之前,此时的苏轼心情颇为平静,“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在超然台上,回想知密州的两年,抑或想到了通判杭州的三年,作者的心里“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在经历太多的希望、失望后,无论是政治上的失意还是党争的漩涡,再也难以在苏轼心中掀起波澜,心中牵挂的就是“垂柳下、矮槐前”。离任之际,苏轼再次登临常山,并写下了《登常山绝顶广丽亭》,诗中的“人生如朝露,白发日夜催；弃置当何言?万劫终飞灰”,更是明白无误地表露出苏轼当时的心境。自此以后,无论是担任徐州知州,再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还是变法派彻底溃败之后,苏轼先后被擢升为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后来又被贬出朝廷,再次离京担任杭州知州、儋州知州直至死去,仕途的沉浮、人事的变迁,苏轼均能从容面对、泰然处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恬淡从容、磊落淡定、风雨不惧、宠辱不惊的形象,跃然纸上、呼之欲出。七苏轼知密州两年的经历足迹和流传后世的诗词曲赋,让密州名声大噪；而知密州两年的心路历程则为其日后伟大人格的养成勾勒出基本的轮廓、打下了相对牢固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苏轼之于密州、还是密州之于苏轼,都是一段无法泯灭的记忆、都是一段值得研究的历史。马识途撰稿

2015-03-06
黄庭坚食笋的严肃与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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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文化，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士大夫文化。士大夫们因其品格、修为、旨趣，与竹之间有着神性的，割不断的联系。这一特殊的文化背景，自然使这一阶层在饮食选择上，既有别于寻奇猎珍、极纵口腹之欲的贵胄达官，也迥异于充饥果腹的升斗小民。中国士大夫因其明显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以及风雅的生活习性，使他们的饮食活动超越了单纯生理或物欲的范畴，而被赋予较浓厚的文化色彩。对竹他们不仅独钟其爱、反复吟咏；而且，其中不少人还对竹笋表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嗜好，常食不辍，进而构成一个独特的食笋阶层。杜甫、苏轼兄弟、陆游、黄庭坚等都可说是嗜笋成习者。由他们，我们可以一窥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饮食雅趣。如果说白居易食笋郁伤豁达，苏轼食笋幽默深沉，苏辙食笋超然情深，陆游食笋耿介修为的话；那么，黄庭坚食笋则是严肃睿智的。而这黄庭坚恰与宜宾有段不解之缘。所以，这里我们要说的是黄庭坚食笋。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宋哲宗绍圣元年（1095年）因编修《神宗实录》，秉笔直书，开罪于上，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绍圣四年，又发配戎州。戎州即今宜宾市，古称僰道，上古属九大洲之一。那时的宜宾可不像现在，乃蜀南通衢重镇。有宋依然是山川险峻，交通不便。贬戎州安置的山谷其时已是半百，以老弱多病之躯奔赴边远而贫瘠的异乡，那是悲催的事情。好在山谷生性达观，面对人生的跌落与生命的沉沦，能泰然处之。何况那里距自己恩师苏轼故乡眉州不远，戎州又是其游历过的地方。戎州别驾的黄山谷自然在这里弄出许多不朽之事来。于催科山下巨石裂成的天然峡谷间，仿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会流觞曲水的意境，建遐迩闻名的流杯池，聚好友围坐流杯，饮佳酿吟咏为乐。闲来优游，淯井监，也就是今天的蜀南竹海那是必去的哦，因为苏轼去过，并在那里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这佳话是苏轼于淯井监购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的故事。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和他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从眉州老家乘船东下，游历淯井监购得绣有梅圣俞《春雪》诗的弓箭袋，后作为礼物送给了欧阳修。于是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中写道：“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购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传说，山谷来到蜀南竹海，为其浩瀚竹涛所震撼，用叉头扫（一种用南竹丫捆绑而成的扫帚）写下了“万岭箐”三字，至今这字还留存在那竹烟波月里。当然，这多是传说而已。然而，由此行，黄庭坚留下了那千古佳作《苦笋赋》则是千真万确的。宋代士大夫对养生，饮食有独特的偏爱，被罢黜的官员更是精于此道，黄庭坚也如此。他与苏东坡因苦笋早有唱和，苏东坡说，四川苦笋好吃，真想不当官了，回老家吃笋去。黄庭坚说：行啊！老师如因苦笋而归，明天这身青衫就可以脱掉了。幽默中，竹笋已为绝意官场、回归故里的一种符号。而在《苦笋赋》中这种幽默就完全成为了严肃的哲学态度。“余酷嗜苦笋，谏者至十人，戏作苦笋赋。其词曰：僰道苦笋，冠冕两川，甘脆愜当，小苦而及成味，温润稹密，多啗而不疾人。盖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活国；多而不害，如举士而皆得贤。是其钟江山之秀气，故能深雨露而避风烟，食肴以之开道，酒客为之流涎，彼桂玫之与梦汞，又安得与之同年。……”以自己喜食苦笋，多人劝谏不可，表达深刻的社会哲理，抒发人生际遇与理想。以苦笋质地脆嫩，苦而有味，引申为治国安邦的贤才，多多益善。直可谓于小处见大。譬如：这“温润稹密”四字是写苦笋，更是写其人生境界的。“温”是笋的性淡温和，色泽莹莹；“润”是春夜喜雨，拔节向上；“缜”是周密细致，自成虚空；“密”是浓淡适宜，苦而有度。这温、润、缜、密不是人生至高境界，是什么？又比如，当地人都说苦笋吃不得，吃了精神萎靡，他不管。认为：不亲自尝试，听凭他人之说，怎行？此为上上智慧与修为也。一道乡土菜，让我们窥见了黄庭坚的睿智与严肃，不能不慨叹在高人那里可谓是无处不诗意，无处不深刻也。此行，还有了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行书《苦笋赋》贴。此，又一幸事。公元1100年黄庭坚离开宜宾，在百越的阴雨里艰难前行，人生的最后岁月留给了广西宜州。僻远小城，生活困顿，饮食恶劣，没有冲扰黄庭坚平和宁静的心境，在他依然不忘食笋的乐趣。其记录宜州苦雨凄风的日记《宜州家乘》中，他又记述了这样一件关于苦笋的故事：有人“寄大苦笋数十头，甚珍，与蜀中苦笋相似，江南所无也”。苦笋对他来说，此时是真正的奢侈品了。越千年，如今的苦笋不仅早已成为蜀南竹海的一道名菜，时令季节馈赠他乡至爱亲朋的佳品；而且，苦笋已经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或许是别驾戎州的山谷先生无论如何想不到的哦！

2018-07-05
苏轼“密州梦”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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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样的旷世天才,真的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做梦也能作出上佳诗词。《东坡志林》中记载了他《梦中论左传》《梦中做靴铭》《记梦赋诗》等十几个梦,但相比而言,我觉着还是他在密州所做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最为精彩。这首悼怀王弗的词,用叙述兼白描的手法,平易而不加修饰的语言,将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表现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苏学”专家认为,“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刘乃昌语),故此我们把它称作“天下第一悼亡词”当不为过。这首悼亡词影响太大,很多人都能背诵,但对于苏轼的那位亡妻,却未必都能了解,至于他做这个“密州梦”的缘由,以及“梦”外的故事,更是很少有人探讨了。笔者怀着极大兴趣,翻看了《苏轼年谱》和《苏东坡全集》,终于“发现”了深藏在苏轼心中的一些“秘密”。我们知道,王弗是在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16岁时嫁给苏轼。她为苏轼生下了儿子苏迈,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27岁时去世。次年,苏轼将其从汴京迁葬于眉州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从王弗去世,到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苏轼作词记梦,恰好过了十个年头。十年啊,生者与死者阴阳两隔,彼此杳无所知。“难道你不思量我吗?”——这是妻子的责问。“自然难忘。可千里迢迢,我摸不着你的孤坟,无处话凄凉呀!”——这是丈夫的辩解。然后他们互相打量:一个灰尘满面,一个鬓发如霜……真的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只能“相顾无言,唯有泪两行”了!这首《江城子》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但是,在这里如果我说,苏轼实际上自感有愧于王弗,因而他的目光是躲躲闪闪,你相信吗?若不相信,那就请读一读《苏东坡传》吧。林语堂告诉我们:就在熙宁七年三月,亦即苏轼离任杭州通判之前,他曾经到松江、嘉兴、常州和靖江(按《苏轼年谱》应为润州,即今镇江)旅行。苏轼年轻时有过对堂妹的初恋,但并未公开,后来她嫁给了柳仲远,就住在靖江附近。苏轼在堂妹家里住了三个月,经常与她的翁公柳瑾一起饮酒赋诗。可奇怪的是,“他(苏轼)从来没提过堂妹的丈夫,也没有写过诗给他。他曾写一首诗描写堂妹家的宴席,堂妹的两个儿子要他亲笔题字,他也写了两首诗给他们。苏东坡很敬重柳瑾的诗篇和书法,也常顾念堂妹的小孩。但是这段时间完全不提堂妹的夫婿就很难解释了。”此外林语堂还分析了苏轼所写的两首诗,即《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和写给杭州太守陈襄的《羞归应为负花期》,暗示了苏轼和堂妹不一般的交情。他认为“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里的“年少”指的是苏轼自己,而“旧香”也许是一段旧情。“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荫结子时”,暗示他错过了少女的青春而羞于回家；“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则表示:我以后住的会离你们柳家不远(按:苏轼后来确实在常州买了房子),打算就在那儿稼穑终老啦。总之林语堂坚信,苏轼“对堂妹的情感就埋在两首诗中”,只不过“研究他作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罢了。对于林氏这种推测,笔者一向半信半疑,但在仔细研究了苏轼知密州的经历,以及有关诗文之后,竟倾向于“极有可能”了。我觉着,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说不定真与上述那段“隐情”有着关联。下面说说我的猜测。我们知道,苏轼与他堂妹一家人分手后,不久就接到了移知密州的朝廷任命。这年深冬他来到密州,发现这儿无论物质条件、文化生活,都与杭州有着极大差别。在杭州,他过惯了灯红酒绿的日子,在密州,却只能枵腹办公,“日食杞菊”,“揽草木以誑口”(苏轼《后杞菊赋》)。再拿寺院做个对比:杭州有“花和尚”佛印,诗词书画样样精通,与歌妓打俏亦是高手；密州的僧人却毫无文化,粗俗不堪。苏轼曾在《与通长老简》中直书:“寺宇朴陋,僧皆粗野,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仿佛矣。”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平生不曾见过的“卓异”之士。此人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极端严谨,与他之前结交的所有官员、士人迥然不同,其所言所行甚至对他的道德修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是谁呢?还是让苏轼自己来说说吧。苏轼说:我做密州知州的时候,刘庭式以殿中丞的官衔做密州通判。庭式,齐州(济南)人。而我弟弟苏子由做齐州掌书记,他从刘君的同乡那儿得到一些情况转告我。他说此君是通晓礼仪的儒生,其未得功名之时,曾议娶同乡人之女为妻,已订立了婚约,但尚未纳聘。等他考取进士后,不料未婚妻患病,竟双目失明。女家是农民,很贫穷,出于自卑就不敢再提这门婚了。此时有人劝庭式:“何不改娶盲女之妹?”庭式却笑道:“吾心已许之矣。(彼)虽盲,岂负吾初心哉?”最终还是与盲女成婚,并表示与之偕老百年……(苏轼《书刘庭式事》)上面这段话是苏轼在元丰六年(1083)说的,那时他已经离开密州多年。在苏轼的记忆里,刘的盲夫人就死在密州,他为她服丧过了一年多了,但哀痛并未衰减。苏轼感觉诧异,然后与刘展开了一场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对话。苏问:“我听说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先生娶盲女,与之偕老,确乎符合道义。但请问爱从何生,哀从何出?”刘答:“我只知死的是我的妻子。她有目是我妻,无目也是我妻。我若因色而生爱,因爱而生哀,那么她年老色衰,我的爱也就消除了,我的哀痛也就忘记了。难道说但凡倚门卖笑的娼妓,都可以做我的妻子吗?”刘的回答让苏轼大为感动。他敬重地说:“你呀,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即便不贵,那也将得道成仙呢……”苏轼这人是很真诚的,绝对不会虚与委蛇,话不由衷。因此可以想象,刘庭式对待美色、爱情、婚姻、家庭的态度,一定会在他的心头激起波澜,也一定会促使他以刘氏的观点,重新审视自己之所作所为。如此就会发现,自己以往对待两任夫人,特别是已故去十年的王弗,在感情上的确有所亏欠,甚至还有“出轨”之愆。对于这种精神上甚至行为上的“出轨”,唐宋士大夫阶层其实是并不在乎的；甚至还洋洋自得认为是一种文人的风流,而谈不上什么“出轨”；大概也只有刘庭式这种“通礼学究”(苏子由语),才严守着儒家的道德吧。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已经揭露了苏轼的“隐私”,并且指出,苏轼的现任夫人王闰之,其实也了解他的“隐私”,但采取了理解和包容态度。这是一种“明智的作风”,即所谓“充分的信任”。然而他前任夫人王弗呢,她有没有发现丈夫的“隐私”?对此《苏东坡传》没有提到。但我们可以猜测:正是因为有刘庭式的所言所行,方使苏轼想起已经“淡忘”了的亡妻。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是他就在梦中与王弗相遇了。这个梦是在密州做的,做出了“天下第一悼亡词”,真的是诸城之幸啊!刘庭式的故事其实没完。苏轼在《书刘庭式事》里告诉我们:元丰六年七月,“有人自庐山来”,对他说,“庭式今在山中,监太平观”(按:宋时官员因年老体衰,可到寺院任职领取俸禄,实际就是退休前的过渡阶段),面目奕奕有紫光,上下峻坂(陡坡),往复六十里如飞,绝粒不食(即辟谷),已数年矣”。东坡由衷赞叹:这是修炼得道的结果!可见我过去说过的那话没错啊!……他这篇《书刘庭式事》,后来被元丞相脱脱稍加删削,编入《宋史》的“卓行”卷。两宋三百年间,道德操守特别高的人只选5位,刘庭式居首。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中低级官吏,就这样,因为苏轼的崇敬而名耀青史。

2022-07-29
北宋人怎样拜师？师承如何影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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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著作。首先是选题新、研究领域新。我们都知道北宋文坛上有欧门、苏门，欧阳修门下有曾巩、苏轼等名流，苏轼门下有苏门四学士等高足，黄庭坚门下又有陈师道、王观复、范寥等门生，薪火相传，代不乏人。然北宋文坛上，除欧、苏、黄门之外还有哪些师门？每一门又各有哪些生徒？我们并不了解。尽管我们知道欧、苏、黄三大师门名贤辈出，但每门究竟有多少门人，其实我们也不了解。虽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名单，但他是着眼于理学、道学，而不是文学的师承。更何况，北宋人凭什么当老师？在哪里当老师？是“来学”还是“往教”？北宋人为什么好为人师，乐于奖掖后进？是个人的品性使然，还是社会风气如此？后辈学生是怎样拜师求学的？为什么要拜师求学？仅仅是因为求知问道还是别有所求？师承的风气与文化传播、文学发展有哪些关联？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关注过，至少是没人做过系统的探讨和解答。所以，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问题。直到本书的问世，才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不是标准答案、最佳答案，但可说是前所未见的有据可依的答案。当我们带着好奇心打开这本《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作者没有让我们失望，开卷有得，如行山阴道上，精彩应接不睱。除了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读罢还有意外的收获。意外收获之一是从中了解了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求学过程、求学生活的诸多细节、场景，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呈现，甚至于日常交际，彼此之间赠送什么礼物、怎样的礼尚往来，都有详细的叙述。收获之二是熟悉了北宋士人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书中陈述的不止是师生关系，还有姻亲关系和其他亲戚关系、社会关系。师门之间常常结成儿女亲家，如苏轼之子娶了欧阳修的孙女，苏辙之女嫁给曾巩之侄等，亲上加亲。至于同学、同年之间结亲的就更多。了解这些人际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宋人的社会关系、婚姻观念都有助益。收获之三是知悉了北宋文坛生态。文人之间的互动往来、文士进入文坛的过程、文士在地方文坛与中心文坛之间的流动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们在文学史里，看到的都是文坛名家大家的高光时刻，本书看到的却是一群群、一代代菜鸟雏鹰们的学步历程。如果说文学史展现的是文坛的终极状态，那么，本书展现的则是文坛的起点初阶。以前，我们也关注古代作家的成长历程，但很少关注作家是如何进入文学场域的、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进入文坛的资本、又怎样获得文坛的认可。本书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对此做了解答分析。文坛生态、文学背景，得到一幕幕的呈现，虽然是剪影式、碎片化的，但拼合起来，还是能得到比较完整的印象。其次，是资料新。作者是花了真功夫、苦功夫的。不是凭聪明巧慧，先拟定个理论框架，然后随便找几个例子予以证实了事，而是遍阅《全宋词》《全宋文》《全宋诗》《全宋笔记》和《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宋元方志丛刊》《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宋人年谱丛刊》等总集和史书方志文献，一条条地从中寻检出北宋文人师承交往的文献史料。经过披沙淘金式的汰选，择用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拼合成一幅幅有机的图景。书中的资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手资料，很少被人使用过或关注过。这些资料未见得多么珍稀，但新颖鲜活，至少本人以前没有留意过。试举两例。苏轼《书黄泥坂词后》说：“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此跋说的是，苏轼在黄州大醉时写的词稿，原本是被儿子们收藏的。后来有次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三人到苏轼家夜座，翻箱倒柜，找出手稿，张耒喜不自胜，抄录一份留给苏轼，将原稿拿走。门生居然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找手稿，找到后据为己有，可以想见苏门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苏轼又有《记夺鲁直墨》说：“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这是说，黄庭坚一次去见苏轼，带着锦囊，内装别人赠送的好墨，其中有“半挺”李承晏墨,甚是爱惜。苏轼见后，不由分说，夺而有之，还公开写文章记下此事。学生无意奉送，老师出手强夺，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也足见苏黄两人亦师亦友，关系平等融洽！这类资料，文学史研究者一般不会关注，引用者少，但很能说明宋人的师友关系和师友活动。其实，任何一则史料，可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大醉作词，让人怀疑是不是一种说辞。一般人大醉，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哪能写词！读了《书黄泥坂词后》，我们确信，苏轼大醉后真能作词。大醉时写的词，“字半不可读”，连他本人也不认得了，师生在一起按语境词意上下推究，才全部认出写的是什么字。《书黄泥坂词后》对我们了解苏轼醉中作词的精神状态和文本样态很有帮助。苏轼曾醉中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后跋云：“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从指端出也。东坡醉笔。”因为其草书赤壁词与他别的书法风格不同，所以，有人怀疑是伪作。怀疑者没有注意到这是苏轼的“醉笔”。试想，苏轼醉中作词，写的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那么醉中所书，自然会发生字形的变化、风格的变形。醉中所草赤壁词，与平日常态下的书法自然有差异。所以，仅凭风格不同就怀疑苏轼草书赤壁词是伪作，证据不足。一则材料，有多种用途，能说明多种问题。不同的读者，都能从本书找到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本书挖掘汰选的材料，不仅丰富翔实，而且剪辑到位，运用得宜。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或全引，或摘引，或酌述，灵活变化。故全书史料虽多，全凭史料说话，却不显得堆砌，读来通达顺畅。虽是纯学术著作，却有趣味性、可读性。再次是观点新、结论新。本书的观点不是观念先行、理论先行，不是先有结论，后予论证，而是广泛阅读文献、充分占有材料，从材料中抽绎、提炼、概括出观点，故其观点、结论都坚实可信。诸如“学道与艺，必出于师：重视学有师承”“受其师道，传无穷已：艳称前贤师承”“术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恪守师徒名分”等重视师承的观念，都不是从既有理论中推导出来，而是从众多史料中提纯凝炼出来。以宋证宋，用宋人的话语证明宋人的观念，让人觉得新鲜又可信。书中前五章论证分析的北宋文坛师承谱系观念、北宋师承关系的确立及其演变、地方文人与文坛中心的互动、师承谱系拓展的社会网络、师生日常活动与师门交流等，都是前贤时彦很少关注的话题，所得结论当然也是未经人道。第六章讨论宋人的画像赞、写真赞，这个题材时贤早有关注，台湾大学谢佩芬教授的《自我观看的影像——宋代自赞文研究》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教授的《北宋题人像画诗析论》两篇大作，让我印象深刻。本书却从“忆昔述古与师门统序的延绵”的视角考察写真赞，又别具胜解。书中总结师门写真的意义说：“写真及题咏写真的文学作品，是师门怀思的触发与表达。通过具象化、仪式化，师门长辈的写真成为触动师门怀思琴弦的金手指。门生对师长写真的仪式化祭祀，成为了他们对师长尊崇心态的外化。而真赞中体现出的对师长之评价，对师门之自豪，在在成为凝聚师门、宣扬师德的路径。”从写真赞中挖掘出尊师观念和师门意识，让人耳目一新。本书不仅建构出北宋士人的师承谱系，也呈现了北宋士人的日常生活细节、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坛运行生态，丰富了宋代文学史的图景，深化了宋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认识。于2022年8月16日酷热加腿伤

王兆鹏

2023-01-04
盛极一时的戎州都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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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废六同郡，由戎州辖领外江、南广两县。开皇十八年（598年），改汉安县名江安县。仁寿初（约601年），改南广县为南溪县。唐太宗贞六年（630年），唐王朝为安抚边境民族，与戎州置戎州都督府，以僰道城为治所，初设时只领有17个羁縻州，极盛时统领64个羁縻州，西南半壁军政中心形成（粗约统计，那时戎州都督府辖域面积约为今天宜宾市的十倍，故后世对宜宾有“西南半壁”之称）。唐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广大民族地区实行羁縻政策，大量设置羁縻州、县来领属和管理。那时，戎州都督府都督、戎州刺史、僰道县令同城共治，各司其职。代宗永泰五年（760年），诗人杜甫由成都经戎州出川，赋《宴戎州杨使军东楼》诗。唐德宗贞元初年（785年），韦皋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戎州都督府都督。他以戎州僰道城为军政中心，实施“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的战略。贞元十年（794年），德宗派礼部郎中袁滋为持节册南诏使与副使崔佐时等到太和城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来去均经戎州。贞元册封，标志着唐帝国中央政府“西抗吐蕃，南抚蛮僚”的成功。穆宗长庆年间（821—824年），戎州治再迁南溪县城（今李庄对岸）。武宗会昌二年（842年），戎州治迁回僰道县城。同年，马湖江（今金沙江）大水，州、县治同迁今岷江北岸。迁址以后，戎州地方官在岷江北岸大兴土木，新建的僰道城历时三年初具规模。今天，宜宾人习惯称江北做过州治和县治的地方为“旧州坝”。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宜宾县境创办蟠龙书院。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由眉州买舟东下，经戎州出川，会诗于今宜宾县牛口坝及当时戎州城等地。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诗人黄庭坚遭谪贬迁戎州安置约三年。在此期间，“蜀士慕从之游”，所写诗文，“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宋史.本传》），从思坡溪，到会诗沟，流杯池，锁江石，安乐泉，涪翁楼……为宜宾人民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宜宾还流传着着黄庭坚在涪翁亭、丞相寺前的砚台石等地专设讲台孜孜不倦地给后生们讲学的故事。（下转第二版）

2018-09-14
苏东坡的儋州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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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强微信和微信的“朋友圈”，已成为当代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人有“朋友圈”，古人也有“朋友圈”。苏东坡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转引刘壮舆《漫浪野录》）苏东坡在儋州的“朋友圈”也不小，我们从中可看出苏东坡谪居海外多彩的生活与丰富的情感。苏东坡居儋三年，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说：“著书以为乐，时从父老游，亦无间也。”现代著名戏剧家田汉在《访东坡书院》也说：“三年野服多知己，万里天涯即故乡。”然而，苏东坡却说在儋州“出无友”（《与程秀才书》），但当他北归时却高呼：“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是怎么回事呢？“海国此奇士”：张中昌化军军使张中是苏东坡在儋州“朋友圈”的重要角色。张中，河南开封人，熙宁三年（1070）考中进士。张中到昌化军（今儋州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到底在何处任何职，史书没有记载。张中给人们的印象模糊。如果不是张中与苏东坡结缘，后人根本不知道张中。绍圣四年（1097）八月，张中到昌化军任军使。据苏东坡《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记述，张中本来是学武的，“少诵十三篇”；又有口才，“颇能口击贼”；胸中有谋略，“戈戟亦森然”。张中的才智谁也无法比，但却与功名无缘，被派往天涯海角去当官。张中到儋州得知东坡父子“居无室”（《与程秀才书》），露宿桄榔林中时，心里十分难过。他当即派兵修葺破旧不堪的驿舍，让东坡父子居住。后来，察访广西的董必觉察苏东坡住在官舍，便派小使赴儋州把东坡驱逐出去。无奈之下，苏东坡买地筑室。苏东坡在《和陶和刘柴桑》载：“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这个邦君就是张中。在张中及朋友的帮助下，苏东坡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居“桄榔庵”。张中到儋州不久，便与苏东坡同访黎子云，商量建一间学堂，以文会友，传播中原文化。苏东坡的《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并引》记载了这件事。张中与东坡父子经常来往。苏东坡《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感》《观棋并引》都有记叙。“儋守张中日从之戏”，可见他们的交往非同寻常。张中因派兵修葺驿舍供东坡父子庇风雨，被朝廷罢官。苏东坡很感动，连作三首诗送张中：“空吟清诗送，不救归装贫。”《民国儋县志》记载，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昌化军“宦绩”名录只载张中一人。“沧海何曾断地脉”：姜唐佐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得意门生，被苏辙誉为“生长茅间有异芳”的人物。姜唐佐，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姜唐佐到儋州从学于东坡，到第二年3月才离开儋州。姜唐佐与东坡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姜唐佐仰慕东坡的才华和品格。苏东坡很器重姜唐佐，抱病为姜唐佐讲经史，授作文法。姜唐佐十分尊敬东坡，到儋州后常与东坡闲聊，驱散先生心头的寂寞。姜唐佐看到东坡生活穷困，常常送去一些吃的。为了表达对东坡的栽培之恩，姜唐佐有时也邀东坡到住地吃饭，共叙情谊。元符二年十月十六日，东坡从姜唐佐住地借回《烟萝子》两卷、《吴志》四册、《会要》两册阅读以解孤寂。苏东坡不时也以礼回敬。元符二年十月十四日，东坡邀姜唐佐到桄榔庵，以天庆观乳泉泼建茶招待姜唐佐，同吃菜饭。《苏轼文集》记载东坡连续三天有书简给姜唐佐，可见他们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姜唐佐勤奋好学，从东坡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学业突飞猛进。他没有辜负东坡的期望，脱颖而出，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游广州，学有名，登乡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东坡遇赦北归时题诗赠姜唐佐：“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姜唐佐乡试通过后，赴京应试，曾在汝南拜访苏辙。那时东坡已谢世，无法按诺言“待子及第，当续后句”了。苏辙看到姜唐佐出示的东坡诗，无限感慨，动情地为东坡续完此诗：“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道路为家，惟义是归”：吴子野苏东坡的“朋友圈”中有一位交游时间最长的道士吴子野。吴子野，广东揭阳人，名复古，又字远游。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典，为人刚正不阿。熙宁十年（1077）吴子野与苏东坡相识于济南。他与东坡交游二十余年，而其父和其子也与东坡有交游。吴子野十分崇敬苏东坡，总是在东坡落难的时候出现在东坡身边。东坡贬谪黄州时，吴子野在故乡为母亲守孝，无法与东坡相见，却不断托人寄去一些珍贵的食品给东坡。东坡贬谪惠州，吴子野也曾多次去看望东坡。苏东坡贬谪儋州，吴子野已90多岁，但四次渡海看望东坡。绍圣四年（1097）吴子野第一次渡海到儋州了解东坡的生活。绍圣五年三月，吴子野第二次渡海到儋州告诉朝廷将派湖南提举董必南下察访的消息。元符二年（1099）十月，吴子野第三次到儋州慰问东坡。元符三年五月，吴子野再次到儋州，告诉东坡遇赦内迁廉州的消息，并出示子由在遁州赠给他的诗。东坡《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暗示世局将有所变化，流露出喜悦之情。东坡作《真一酒歌并序》赠子野：“远游先生方治此道，不饮不食，而饮此酒，食此药，居此堂。”《抱朴子·地真》：“夫长生仙方，则唯有金丹；守形却还，则独有真一。”元符三年（1100）六月，东坡离开儋州北归，子野相从渡海，在雷州分手。后来，子野以及何宗一、昙颖和尚、海会禅师等人自番禺至清远一路陪同，游广庆寺，与东坡话别，不幸子野染病逝世，享年96岁。东坡闻讯大恸，作《祭吴子野文》，感叹：“飘然脱去，云散雾晞”，“一酹告诀，逝舟东飞”。“请益问奇”：黎子云苏东坡在儋州的好友首推黎子云。《广东考古辑要》载：“黎子云，儋州人，家居城东。昆仲贫而好学，城南有别墅，所居皆林木水竹，清幽潇洒。苏轼雅敬礼之。每与弟载酒过从，请益问奇。”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苏东坡与新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坐客欲为醵钱作屋”,苏东坡“欣然同之”。文友们于是在黎子云家园建起载酒堂。从此“请益问奇”，“日益亲炙”。苏东坡与黎子云交谈的内容很广泛。有时，苏东坡与黎子云商谈如何发展儋州的农业生产问题。黎子云谈了当地农民轮作的经验：“海南秫稻，率三五岁一变。”苏东坡对此非常感兴趣，作《马眼糯说》记其事；有时,黎子云与苏东坡谈论中草药。《益智录》载,黎子云谈益智无益于智,其为药可治气止水。东坡听了黎子云的话“记之以后日好事补注《本草》者”；有时，他们谈王道。元符三年二月，苏东坡与黎子云到唐村走访老农唐允从。东坡借唐允从之口讥讽王安石的“青苗法”，作《记唐允从论青苗》。苏东坡十分敬重黎子云，常有文字赠送，如：《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过黎君郊居》《题赠黎子云千字文后》《与黎子云一首》等。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东坡遇赦北归，黎子云等儋州黎民百姓皆担酒馔送别东坡。东坡作《别海南黎民表》诗抒发离别黎子云的情感：“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世事只如春梦耳”：春梦婆春梦婆是儋州聪颖睿智妇女的代表。苏东坡与春梦婆田野对话成为千年美谈。春梦婆，姓名不详，家居儋州城东，深谙世事，口齿伶俐。宋人赵令畤《侯鲭录》载：“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公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苏东坡另有诗《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三云：“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换扇”是儋州对歌的风俗，歌者手执扇子对歌，换人即“换扇”。春梦婆敢于临场对歌，说明她是歌场高手。民间传说，有一天苏东坡访友归来，路遇春梦婆，便和她逗趣：“云鬓蓬松两腕粗，手携饭榼去寻夫。”春梦婆不加思索，随口答道：“事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无？”苏东坡大吃一惊，非常钦佩这位南荒妇女的口才，连忙赔礼道歉。可惜，这位儋州女名人却没有留下尊姓大名，连郭沫若也遗憾：“农民犹说东坡话，无人能识春梦婆。”（《儋耳行》）“南海义士”：赵梦得赵梦得，儒商，寓居海南澄迈。赵梦得与东坡友善。东坡《与侄孙元老书》云：“赵先辈，儋人也。此中凡百可问而知也。乡里出百药煎。如收得可寄二、三斤。赵还时可付也。”赵先辈，即赵梦得。东坡被贬儋州，路过澄迈时，曾到过赵梦得家。“坡尝题其澄迈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录陶渊明、杜子美诗及旧作数十纸与之。”（《二老堂诗话·记赵梦得事》）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赵梦得来儋州拜访东坡。东坡《与赵梦得》云：“旧藏龙焙请来共尝。盖饮非其人茶有语，闭门独啜心有愧。”赵梦得常往返内地，东坡的书简、诗文和物品常由赵梦得捎带。《省斋文稿》卷十六《跋东坡与赵梦得》称梦得为“南海义士”，肯为东坡“致中州家问”。元符三年（1100）六月，东坡遇赦北归，路过澄迈时，其子去见东坡。当时，赵梦得去大陆未归，东坡留下便条，即《渡海帖》。一纸便条，表达了东坡对赵梦得的关怀。赵梦得有孙赵荆，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进士。赵荆也仰慕东坡，命其屋曰：“见坡堂”。

韩国强

2022-02-14
苏轼家族墓地确认了！在四川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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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关于三苏父子在四川留下的遗迹，最负盛名的当属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但苏东坡的家族墓地在何处，鲜为人知。而在眉山东坡区修文镇十字卡村，村里的“苏坟园”称呼沿袭已久，是村民们口中代代相传的东坡家族墓。11月1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眉山市文物局共同披露的眉山重大考古发现确认，“苏坟园”中的大苏坟园为苏轼孙子苏符墓葬，小苏坟园为苏轼曾孙、苏符之子苏山的墓葬。这一完整墓园结构被揭露，在四川地区是极为少见的。记者获悉，“苏坟园”之前已被列入了眉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通过考古发掘让苏东坡家族墓地被官方确认，对于深入挖掘三苏文化、传承三苏文脉有了更重要的意义。确认苏东坡家族墓地现身大小苏坟园是苏轼孙子和曾孙墓葬“苏坟园”是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十字卡村的一个小地名，据当地村民口中代代相传，这里是一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家族墓园。记者获悉，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4月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考古队，对小苏坟园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对周边进行了全面调查。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小苏坟园茔园建设规模较大，整体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围墙、墓上建筑、环墉、墓室、墓前建筑、台阶、道路等部分，其余建筑被破坏，具体不详。整个茔园建筑在坡上分布，错落有致，顶部到底部高差为8.5米；平面布局呈中轴线对称分布，主要建筑设施位于中轴线上。根据墓砖铭文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可以确认，“苏坟园”的大苏坟园为苏轼孙子苏符墓葬，小苏坟园为苏轼曾孙、苏符之子苏山的墓葬。意义四川少见完整墓园结构有利于挖掘传承三苏文化早在2017年12月，在修文镇十字卡村，记者在当地村干部带领下，在写有“东坡故园”管理办公室内的一个房间内，见到数十块长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厚约10厘米左右的青砖。这些砖头沾满黄土，印刻有“有宋大宗伯苏公墓”“司农少卿苏公之墓”“白鹤翁墓”“东坡曾孙白鹤翁嗣”“东坡元孙”等字样。砖的旁边，摆有简单的说明：苏符墓砖、苏山墓砖等。当时，屋内的一块残缺石碑上，还镌刻着“据墓砖所载系东坡曾孙考”“光绪拾年岁次甲”等字样。另一间房内，从一副挂在墙上的墓碑拓印可以看出，该墓碑正中刻“宋礼部尚书苏公符白鹤翁墓”，落款为清光绪十年（1884年）刘崇德等立。十字卡村相关负责人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仅苏符的墓砖，在十字卡村就发现有2000多块，这在全国苏氏遗迹中属于实物最多体量最大的。此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官网也发布了眉山苏坟园宋墓的考古发现。信息显示，1974年，苏符墓及周边另一座墓葬被破坏。目前，苏符墓残墓上已经被现代建筑覆盖。综合此次官方披露的内容，另一墓葬便是小苏坟园，即苏轼曾孙苏山的墓葬。相关人士表示，虽然墓室已被破坏过，但这一完整的墓园结构被揭露，在四川地区是极为少见的，宏大的墓园结构对于研究宋代品官的丧葬制度有重要意义。此外，墓葬主人的确认，不但是三苏文化的重要载体，对于深入挖掘三苏文化、传承三苏文脉也有重要意义。背后“苏坟园”称呼沿袭已久考古发掘证实了传言实际上，在修文镇十字卡村，“苏坟园”的称呼，在当地村民口中沿袭已久。2017年12月，记者在十字卡村采访时，当时的“苏坟园”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称，十字卡村是大唐宰相苏味道的眉州后人祖居之地，其族人死后很多也安葬于此，因此被称为“苏坟园”。村民口中的苏东坡家族墓，包括苏东坡爷爷苏序、姐姐苏八娘、孙儿苏符等人之墓。但由于历史原因，这些墓地曾被严重破坏，当时已修缮苏味道、苏序、苏符、苏八娘等5座陵墓。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苏符是苏轼兄弟众多子孙中官品最显赫的一个（礼部尚书，正二品）。据史料记载，苏符晚年致仕，返回蜀地后再未出去过。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苏符逝世，朝廷追授“眉山开国伯”。“苏坟园”本就是眉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当时文物部门尚未对此进行考古发掘，村民们口口相传尚未完全得到证实。彼时，眉山东坡区文物部门也表示，需结合史料记载，能确定此地为东坡家族墓地。但此地是否有苏东坡家族中其他人的墓地，只有抢救性发掘才能让更多历史信息浮现出来，得到更准确的定论。这不但有助于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更有利于对苏坟园进行科学保护和修缮，有助于当地的开发利用。如今，考古发掘让苏东坡家族墓地在此这一传说多年的消息被官方确认，让当地人欣喜不已。11月19日，记者从十字卡村了解到，如今，在抢救性发掘后，发掘现场被保护着，不仅安装有视频系统，也有人会经常巡逻保护。趣谈宋代眉山“高考”有多猛？苏轼那届录取率是全国水平的40倍今年6月，全国首个以现代多媒体手段展示三苏父子家国情怀的沉浸式展览向公众开放。作为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系列活动之一，《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式苏轩开展。“宋代眉山学子，科举的录取率是非常高的。以苏轼参加的科举为例，录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三苏祠文博馆员翟晓楠说。全国“高考”录取388人13个是眉山人步入《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展厅，序厅部分是整个展览的引子，围绕“宋代”和“眉州”两个关键词，讲述三苏父子生活的时代和地域。“宋代眉州，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文教昌盛，一是重视节义。”苏轼《眉州远景楼记》（复制件）提及宋代眉山三大风气：“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讲的就是眉山文教昌盛，读书人尊儒重道，百姓熟悉法律，互帮互助。翟晓楠介绍，文教昌盛体现在宋代书院林立，藏书楼众多，印刷事业发达，与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构成全国三大印刷中心，百姓读书风气盛行，科举平均录取率高。“以苏轼参加的嘉祐二年科举为例，全国殿试录取388人，眉山一县被录取13人，全国一共约1200个县，眉山县录取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0倍之多。”而两宋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眉山共有886人考取进士，史称“八百进士”。宋仁宗感叹：“天下好学之士皆出眉山。”“除了有名的苏轼、苏辙，洪雅人田锡、青神人陈希亮、仁寿人虞允文、丹棱人李焘李壁父子，都是眉山优秀学子，步入仕途报效国家的杰出代表。”眉山学子读书为啥厉害？一盏“省油灯”看端倪“眉山由于‘孙氏书楼’范本书丰富，读书者多了，写书的人也多，有了生意，刻版商就不断往眉山跑。”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刘清泉介绍，眉山刻版印刷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有一位商人为了显示他的刻印质量，他就在刻版的书的读书目录末尾刻上两行大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据考证，这是中国最早在书中印有保护版权的牌记。”宋版书中，三种纸张材料全国闻名：麻纸、竹纸、皮纸。而麻纸正是盛产于四川。“有孙氏书楼，离原材料近，再加上眉山有岷江航运，这里很快就成为全国三大雕版印刷中心之一。”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理事，眉山市文联副主席王晋川说，“在古代，书籍是知识的重要来源渠道。一时间，眉山城读书风气大盛。”南宋诗人陆游曾到眉山，感慨这里千家万户夜读的盛景，写下了“孕奇蓄秀当此地，郁然千载诗书城”。本版文图综合红星新闻、封面新闻

2023-11-21
一部引人入胜的苏轼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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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伦朱刚是当今研究宋代文学的名家，除学术专著外，他还贡献了两部雅俗共赏的讲稿：《中国文学传统》和《苏轼十讲》。《苏轼十讲》由朱刚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开设的“苏轼精讲”课程讲稿结集而成，用10个专题全面展现了苏轼的传奇人生，是一部精心编纂、内容丰富、新见迭出的优秀普及读物。此书2019年面世后即受好评，次年荣获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与既有的苏轼传记不同，《苏轼十讲》不是按时间顺序详叙传主生平，而是拈出10个题目，以专题的形式展开苏轼的生命历程。《雪泥鸿爪》概说苏轼的人生经历，《贤良进卷》讲述二苏应制科之始末，《乌台诗案》考察苏轼乌台诗案的前因后果，《三咏赤壁》介绍苏轼谪居黄州的创作情况，《庐山访禅》分析苏轼与佛道之关系，《王苏关系》梳理三苏与王安石之恩怨，《东坡居士的“家”》剖析苏轼对家的思考与表达，《元祐党争》讨论苏轼与元祐政坛之关涉，《唱和〈千岁秋〉》关注苏轼与士人群体的同题创作，《个体诗史》总结苏轼诗词创作特色，附论苏辙晚年的诗歌创作。10个专题亦大致按苏轼生平编排，以苏轼的政治、文学活动为主线，涵盖了北宋仁宗以来的科考取士、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士人风气、文坛风尚，不仅全方位地透视了传主，也生动地展现了北宋中后期的政局形势和社会图景。《苏轼十讲》以专题的形式写传记，重点突出，论述集中，见解新颖，内涵丰富，遂成为一部引人入胜的苏轼新传。《苏轼十讲》采取专题的形式，固然是因为其书本脱胎于讲稿，也是因为作者对各专题素有精深的研究。朱刚从事苏轼研究多年，早年的博士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就涉及苏学；其后又与导师王水照合撰《苏轼评传》，对苏轼思想有全面而深刻的阐释；近年力作《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考察北宋士大夫文学的展开，亦涉及二苏；最近刊出的《苏轼苏辙研究》则是二苏研究的专门结集。这些研究，构成了《苏轼十讲》的基础。如第一讲《雪泥鸿爪》，撷取苏诗一系列文本中“鸿”“牛”“月”3个意象，串联起苏轼的一生，其构思不可谓不精巧，实发端于数年前《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苏轼评传》中的相关研究。作者积思累年，复讲论经年，故能于每一讲中融入一己研究之心得。同时，《苏轼十讲》还吸收了学界的相关研究，如第四讲《三咏赤壁》论苏轼豪放词、第九讲《唱和〈千岁秋〉》谈苏轼唱和秦观《千岁秋》，均参考了王水照的论文。正是由于具有坚实的专题研究基础，《苏轼十讲》不同于一般传记的戏说、漫话，体现出严谨的学风，新见卓识亦在在可见。如第二讲《贤良进卷》对“贤良进卷”的文本性质、形式来源及文学史意义作了深刻揭示。指出宋代制科的“贤良进卷”由50篇策论构成，其性质不类别集，而像子书；每一篇均用古文写作，又是唐宋古文运动的成果，可谓是以古文运动精神再造先秦子书传统；其形式则源于唐代的进士“行卷”，实为“行卷”的制度化；其写作方式造就了宋代士大夫作家的一系列特征，是士大夫文学的典范。这些精辟的见解，都是从文献出发，立足于对“进卷”材料的全面掌握和细致考辨。作者重视文本，不尚空言，每一讲均汇集了一组完整的作品，并作深入解读。如第四讲《三咏赤壁》讨论苏轼黄州时期的创作情况，依次细读了《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3篇作品，阐明了苏轼开创豪放词的词体革新意义，探寻了苏轼两赋赤壁的创作缘起与心路历程。作者灵心善感，辨析入微，引导我们通过文本走进苏轼的精神世界，从《赤壁赋》“超越的思辨”走向《后赤壁赋》“超越的心境”，再现了苏轼谪居黄州历经痛苦并最终解脱的心理过程。得益于作者对苏轼各类作品的细读，对苏轼生活时代的全面认识，《苏轼十讲》对传主深具同情之了解。如第六讲《王苏关系》、第八讲《元祐党争》中分析指出，苏轼论学、论政，都不随人俯仰，坚持独立主张，强调异议的正当性，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北宋士大夫多贬斥势利，尊崇气节，苏轼一生立朝大节极可观，可谓北宋士大夫的典范。作者回到历史语境，知人论世，对苏轼所作的高度表彰，客观公允，允为苏轼的异代知音。《苏轼十讲》以传主苏轼为中心，涉及宋代文化、文学的诸多方面，贯通文史，视野宏阔，表彰先贤，启迪后学，其优点尚不止以上数端。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全书文字雅洁，语言清丽流畅，不仅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传记，也是一部优美的学术散文。《苏轼十讲》不论是内容还是文笔，都堪称学术研究与科学普及相结合的典范。

张伦

2023-04-07
汤饼客与汤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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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公元1073年农历十月，苏轼给一位朋友写了首诗：郁葱佳气夜充闾，始见徐卿第二雏。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獐书。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馀。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在《苏轼全集》里，这首诗的题目被定为《贺陈述古弟章生子》。看题目就知道，一位姓陈名章字述古的朋友生了儿子，苏轼向他贺喜。宋朝姓陈字述古的人不少，文献里记载的有陈襄陈述古，公元1064年当过开封府推官；有陈悫陈述古，公元1096年当过大名府签判；有陈穆陈述古，是南宋后期的儒生，以哲学家朱熹的嫡派传人自许。陈章陈述古是谁呢？很惭愧，暂时还没有查到相关资料，哪位朋友要是知道，请一定告诉我，我请您吃杞县砂锅。先不管这位被苏轼称为“陈述古弟章”的陈章陈述古是谁，咱们且来看看此人生了儿子以后，苏轼写的贺诗到底讲了什么。第一句，“郁葱佳气夜充闾，始见徐卿第二雏”。用了杜甫的典故。话说当年杜甫避难成都，认识一位姓徐的官员，该官员生了两个儿子，杜甫就写了一首《徐卿二子歌》，说了一大堆吉祥话。而苏轼这句诗的意思是，郁郁葱葱的云气在半夜三更升起，飘满陈章陈述古的屋子，随着一声啼哭，婴儿呱呱坠地，这个新生儿一脸福相，就像杜甫《徐卿二子歌》里的那个小儿子。第二句，“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獐书”。前有“汤饼客”，后有“弄獐书”，汤饼客是苏轼发明的词儿，意思是参加汤饼会的客人，什么是汤饼会呢？待会儿再说。弄獐书出自《旧唐书·李林甫传》，说唐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没文化，爱写错别字，将“弄璋之庆”写成“弄獐之庆”。“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獐书”，意思是非常想去你们家的汤饼会上当客人，可又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不够。第三句，“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馀”。又用了两个典故，都出自《世说新语》，“参军新妇”指帅哥跟美女相配，“阿大中郎”指大哥跟二哥匹敌。苏轼用这两个典，是夸陈章陈述古两口子郎才女貌，生出来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不是凡品。第四句，“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这句终于不再用典，开始直话直说：我苏轼看人一向很准，等我到你们家做客，看看你们刚生的这个二小子怎么样吧。拆解完这首诗，咱们再重点拆解汤饼客。前面说过，汤饼客是苏轼发明的词儿，是指参加汤饼会的客人。所谓汤饼会，其实能跟满月酒和周岁宴画等号。古人给孩子做满月，或者在孩子周岁时过生日，摆几桌好吃的，请一堆亲戚朋友上门，这种宴席就叫汤饼会。清朝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回：“过得两天，撤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一天，来客倒也不少。”明朝小说《初刻拍案惊奇》第二十回：“转眼间又是满月，少不得做汤饼会，众乡绅亲友齐来庆贺。”再往前追溯，唐朝诗人刘禹锡给一个晚辈写诗：忆尔悬弧日，余为座上宾。举箸食汤饼，祝辞添麒麟。记得你出生以后，我去你家做客，抄起筷子吃汤饼，祝福你爹诞麟儿。刘禹锡这首诗可以证明，早在唐朝就有汤饼会。古人既然把满月酒和周岁宴叫作汤饼会，那肯定是因为这些宴席都以汤饼为主食。汤饼又是什么呢？听名字，有汤、有饼，难道就像湘菜里的鱼头泡饼？或者像天津菜里的羊汤烩饼？又或者像西安泡馍，把锅盔掰成小块儿，泡到羊肉汤里，呼噜呼噜往嘴里扒？其实都不是，汤饼的饼，压根儿就不是饼，至少不是咱们现代人理解的那种饼。“饼”这个字，在古代大有讲究，本义是把谷粒磨成粉，和成面，然后或蒸或煮或烤或炸，做成各种面食。换句话说，古汉语里的饼就等于面食，面食就等于饼。北宋末年或南宋初年有一部《靖康缃素杂记》，该书第二卷有云：凡以面为餐具者，皆谓之饼。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瀹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凡是用面粉做的饭，都属于饼，用火烤熟的就叫烧饼，用水煮熟的就叫汤饼，用笼蒸熟的就叫蒸饼。北宋后期，蒸饼又叫“炊饼”，就是《水浒传》里武大郎挑着担子卖的炊饼。炊饼是扁乎乎的饼吗？不是，它其实是馒头，实心馒头。所以，现在街边卖的武大郎烧饼完全是现代人误解造成的，跟武大郎没关系，跟宋朝的炊饼也没关系。用水煮熟的就叫汤饼，那么汤饼具体包括哪些水煮面食呢？其实不包括馄饨、水饺、汤圆、元宵，因为馄饨在宋朝叫“馉饳”，水饺在宋朝叫“馄饨”，汤圆在宋朝叫“圆子”，元宵在宋朝叫“沙团”。宋朝人所说的汤饼，主要还是面条，各式各样的面条。把兰州拉面拿到宋朝，它是汤饼；把郑州烩面拿到宋朝，它也是汤饼；把意大利面里的蝴蝶面和通心粉拿到宋朝，它仍然属于汤饼。南宋食谱《山家清供》里有一道“梅花汤饼”，要把面团擀切成片，再用梅花形的铁模子把面片压断，压出片片梅花，搁锅里煮熟，捞出来，拌点儿菜叶和鸡汤。南宋养老手册《奉亲养老书》里有一道“山药汤饼”，将煮熟的山药去皮弄碎，跟面粉和在一起，再擀切成面条。苏东坡说他喜欢吃一种“槐芽温淘”，是把嫩槐叶焯水，捣成糊糊，加些面粉，揉成翠绿色的面团，抻成翠绿色的面条，煮熟捞出，不过水，用炒肉和肉汁儿拌一拌。事实上，这种槐芽温淘也属于汤饼。苏东坡又说他喜欢一种“南都拨心面”，应该是产自河南商丘（商丘在北宋叫“南京应天府”，简称“南都”）的空心面。古人又没有加工通心粉的机器，怎么做空心面呢？全靠手工：把面揉匀，醒透，再揉，再醒，或抻拽成丝，或擀切成条，挂到竹竿上晾干，在蛋白质大分子静电引力和表面张力的作用下，面条会自然空心，只不过孔径很小，这种面其实也要归类到汤饼家族。在唐朝、宋朝、元朝、明朝，中原地区老百姓给孩子办满月酒、周岁宴，宴席上的主食绝对不是生日蛋糕，而是汤饼，这也是满月酒和周岁宴在古代称为汤饼会的由来。宋朝汤饼会主要用哪种造型的汤饼呢？用梅花汤饼？还是用类似通心粉的南都拨心面？南宋文献《嬾真子录》透露了一点消息：东坡诗云：甚欲去为汤饼客……汤饼，今世所谓长命面也。说明汤饼会上的汤饼在南宋又被称为“长命面”，照常理推想，这种汤饼必定是长长的面条，不会是蝴蝶造型或者螺旋造型的意大利面。如今咱们中国人过生日，通常要订生日蛋糕，假如在酒店里包一桌，酒店必定会再送一碗长寿面。过生日吃蛋糕的习俗源自西方，而过生日吃长寿面的习俗则源自古代中国汤饼会，源自宋朝汤饼会上的“长命面”。所以，现代人过生日还是挺有文化内涵的，堪称古今结合、中西合璧。

2023-08-28
《清平乐》没告诉你的宋人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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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中的宋仁宗郭梅庚子年的春日，与和煦的春风一起骀荡的，是热度持续走高的电视剧《清平乐》。其主角宋仁宗赵祯，这位传统戏曲和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中的小太子，那位威名赫赫“打坐在开封府”的包公包青天大人背后的君王，随着王凯俊朗的外形、精准的表演和该剧精致考究的服化道，在跑了一千余年龙套之后，终于首次占据了荧屏的C位。这位少年官家，其实还与两年前的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那位被叛军困于皇城，靠盛明兰和小宫女蕊初冒险从宫墙下的狗洞钻出去报信才得解围的穿皇袍的糟老头子，是同一个人。必须强调的还有，用过景祐、庆历、嘉祐等九个年号的宋仁宗，不管他本人的存在感在国人的记忆底版里是如何地不太刷得出来，但他在位的四十余年，的的确确人才济济、熠熠生辉——不管是范仲淹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开篇的《岳阳楼记》，还是晏殊的一联“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抑或是出入儒释道玩转诗书画的苏公坡仙，均为明证。剧中的不少人物不仅乃宋代名臣，更是文学史上专章专节的主人公——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众所周知有宋一代“词”独领风骚。《清平乐》剧中词人辈出，最先出场的神童宰相晏殊便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与其子晏小山在词史上合称“二晏”；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词作存世虽仅五首，但无不脍炙人口，该剧原名“孤城闭”便出自其《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沉雄开阔、苍凉悲壮，对豪放一途有引领之功，而其《苏幕遮》中的名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于俯仰间描摹苍莽秋意，乃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之所本。次第出场的韩琦、欧阳修和苏舜钦等，也均为著名词人。而天圣八年（1030）这一科，在剧中取欧阳修而代之的状元王拱辰当时年未弱冠，一般被认为是与李后主齐名的婉约词宗李清照的外曾祖父。便是那奉旨填词的风流才子柳三变，传说中其所奉之圣旨也出自赵祯。古文方面，仁宗朝不仅在鼎鼎大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占了六个席位，诸巨星的代表作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和《记承天寺夜游》等，无不常驻教科书。而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王尧臣、梅尧臣、尹洙、夏竦和宋庠、宋祈兄弟等，亦都是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还有，仁宗的第二任皇后是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其弟曹佾是众所周知的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弟子曹国舅。另外，越剧戚派的拥趸们唱熟的《血手印》名段《王千金读祭文》“维大宋皇祐二年，仲秋朔日。致祭者未婚嫁妻王氏千金，生祭林郎招得”也告诉观众，故事发生在仁宗朝。更不必说，仁宗时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名列四大发明的毕昇的活字印刷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及其《梦溪笔谈》，等等。信手拈来任何一例，均足以彪炳史册。当然，编剧运用史料是为了讲故事，自有其分寸拿捏，故观众无法从剧中看到这些宋人宋事的全貌。诸位看官如有闲兴，则不妨容在下为您拣选一二，缓缓叙之。同为顶级文豪的欧阳修与苏轼，竟然都曾丢了状元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以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源于汉，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整存续了1300年。一个文人的科举之路，往往是其人生心路的主要组成部分。《清平乐》便如实描述了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欧阳修的坎坷科举路：天圣元年（1023）和天圣四年（1026），他两次落榜。天圣七年（1029）春，由胥偃保举，就试于开封府国子监，秋天参加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拔头筹，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度夺魁，成为省元。在剧中，省元欧阳修志得意满，在一家成衣铺中买下最贵的红色袍子，并名之曰“状元袍”。可是，次年他参加殿试，却仅得了第十四名——剧中说，大娘娘刘太后因这个年轻人狎妓冶游爱写艳词而不喜之，于是状元桂冠落到19岁的王拱寿头上。赵祯又亲赐王状元改名拱辰。这虽属虚构，但欧阳修锋芒过露，晏殊等考官欲故挫其锐气而助其成才，亦为实情。而历史上王拱辰的状元其实也并非侥幸得来，而是名至实归的——王拱辰，字君贶，开封府咸平（今河南省通许县）人，出身贫寒，自幼丧父，很小便因诚信孝顺、才华横溢而闻名乡里。在得知自己高中榜首时，他坦言试题自己不久前曾做过，所以不应为魁首，而仁宗却因其诚实而更赏识之，赐名拱辰，仕途平顺。庆历二年（1042），辽国屡次派使者来挑衅，王拱辰旁征博引，据理力争，令对方放弃非分的领土要求，恍如北宋版的李太白醉草吓蛮书。宋仁宗赞曰：“非拱辰深练故实，殆难答也。”有意思的是，晏殊等文坛大咖奖掖后进，欧阳修等青年俊彦脱颖而出，茁壮成长。而等到欧阳修自己做了主考官，他也无疑是一位慧眼识才、胸怀宽广的前辈宗师——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金榜题名27年后，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在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这一科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及其好友、蓍名诗人梅尧臣，考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和梅尧臣都是北宋现实主义文风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提倡古文复兴，反对“西昆体”的形式主义，自幼熟读先秦两汉古文，尊崇韩柳、李杜的苏氏兄弟躬逢其盛，正是欧、梅二考官所需要的现实主义大将，兄弟俩的榜上有名也就成为必然。据说，苏轼本来不仅榜上有名，还可以稳拿第一的！但却为什么只是第二呢？这里有个小插曲——苏轼在考卷上以历史上讲究“仁”的尧和讲究“义”的皋陶为例，说明英明的君主当以“仁”治天下。文章虽仅六百余字，但梅尧臣读了此卷，拍案叫绝。他感到该生逻辑严密、文笔精练，所阐述的又是正统儒家思想，其文颇有孟子之风，在这科考生中无疑拔了头筹，且也非常符合他和欧阳修等考官心中所定的取士标准，于是，赶紧推荐给主考欧阳修。欧阳修看了这份卷子，非常欣赏，想取为头名，又觉得此文风格流畅自然、汪洋恣肆，非常像自己的学生曾巩，而曾巩也正参加了这一科的考试。为了避嫌，欧阳修最终忍痛割爱，将苏轼的卷子判为第二名。这年的四月八日，22岁的苏轼又通过殿试，于四月十四日成为新科进士，且在近四百名考生中名列前茅。仁宗朝的文星璀璨，或许得益于文坛宗师们提携后进的传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文学史将永远记住嘉祐二年的春天。三个不世出的文章奇才，苏轼、苏辙和他们的父亲苏洵，突然出现在北宋王朝的文坛上，引发轰动。其实，不仅仅是文坛，这一科可谓群星灿烂，诞生了多位未来的各界名流。正如吴钩先生在其新著《宋仁宗：共治时代》中所言：“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名气不大，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文化精英，如：苏轼、苏辙兄弟，与苏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熙丰变法的另一员骨干章惇，是状元章衡之叔，也参加了嘉祐二年进士科考试，但因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放弃殿试成绩，‘委敕而出’，两年后，即嘉祐四年，再参加礼部试，高中甲科……中国自隋唐始实行科举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历时一千余年，论取士之盛，没有一届科举考试可与嘉祐二年贡举相比拟。”尤其是苏轼，他天才的光辉灿烂四射。有些人，尤其是文风浮靡而此科落第的士子们十分嫉妒他，嘲弄戾骂，无所不用其极。不过，迎接苏轼的更多的是热情的扶持和欣赏，尤其是欧阳修，他在苏轼身上看到了自己事业前进的希望——欧阳修在20多年前——那时苏轼还未出生——就开始与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风顽强斗争，多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在是他广罗人才，培养后继者的时候了。好在天遂人愿，欧阳修门下有了王安石，有了曾巩，又有了苏轼！欧阳修兴奋地对梅尧臣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此话反映了苏轼之才华卓绝，更反映了欧阳修识人之明、让贤之量。欧阳修的赏识令苏轼十分感动，多年以后，苏轼还记得当时欧阳修特地派门生晁美叔去苏氏兄弟暂寓的兴国浴室拜访他们。晁美叔告诉苏轼，他在欧阳修门下时间已经很长了，老师命他来和苏轼交个朋友，因为欧阳修认为苏轼将来必定大有成就，名扬天下，就是老夫子本人也要让苏轼一头地呢！欧阳修还说，在我身后，不会有人谈论我，人们谈论的将是苏轼。欧阳修的这些话将由历史一一应验。不过，当时人们还只是十分惊喜地看到文坛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年仅22岁的苏轼从藉藉无名的普通书生一跃而为文坛祭酒欧阳修的麾下干将和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力。苏轼的文章思接千古，志向高远，滔滔不绝，这种风格样式成为文坛的时尚迅速流传开来。后来，欧阳修在给苏洵写的《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里这样叙述“三苏”初到京都带来的冲击：“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其二子举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诚然，苏文一出擅天下，此时此刻，苏轼本人正踌躇满志，欲大展宏图，而欧阳修的提携之功，他始终铭记。若干年后，苏轼作为文坛宗师，也提携了多名后进，著名的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又和陈师道、李廌合称苏门六学士，其中，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与苏轼一样也长于书法，是“苏黄米蔡”书坛四大家的前二位——“蔡”即蔡襄，也是《清平乐》剧中人，而秦观就是著名的传说故事《苏小妹三难新郎》中的那位新郎秦少游。苏门后四学士则是李格非、廖正一、李禧和董荣，其中，李格非就是不世出的大才女李清照的父亲。而老百姓更熟悉的包拯包大人，早在天圣五年（1027）便已登进士第，戏曲舞台上的《铡美案》等经典剧目让他的铁面无私形象深入人心。有一次，宋仁宗准备任命最心爱的张贵妃（《清平乐》剧中的张妼晗）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史，但群臣皆以为不妥，其中包拯态度立场最为分明，据理抗辩，慷慨陈词，唾沫星子喷了官家一脸。赵祯回到后宫，悻悻然回复爱妃说你只知道宣徽史，不知道朕的前朝有个包拯御史吗？宋代女性改嫁颇为常见，甚至几位皇后都是“二婚”《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出自明代话本《醒世恒言》，流传甚广，说的是苏轼的妹妹腹笥甚宽，新婚之夜以一句“闭门推出窗前月”难倒新郎倌，还好大舅子暗中启发，秦少游才终于过关。其实，不仅秦观的妻子并非姓苏，而且苏轼也没有妹妹。那么，苏小妹的原型是哪位呢？仁宗景祐三年（1037），农历年底的十二月十九日，四川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纱彀行里的苏宅喜庆弄璋。这家的主人，已经不是第一次做父亲的苏洵欣喜异常——夫人程氏前面所生的子女大都夭亡，只剩一个女儿乳名八娘，这时才两岁。而这个新生的男婴苏轼事实上成了他的长子。八娘和两个弟弟一样聪明好学，下笔有神，性格也俊朗有气度，没有一般小女子的俗气。苏洵夫妇爱如掌上明珠，对她的婚事也操了不少心。富贵人家来求亲，苏家怕八娘受委屈，不肯答允。程家，即八娘的舅父程濬家来为其儿子，即苏轼姐弟的表兄程正辅提亲，苏家起先也不想答应，可按当时眉州的风俗，攀婚姻讲究姑舅结亲，这门婚事就被违心地定了下来。仁宗皇祐二年（1050），就是越剧《血手印》里的王千金悲戚戚地法场祭夫的那一年，18岁的八娘嫁到程家做了媳妇。程家行事不讲伦理道德，八娘颇看不惯，与公婆叔嫂格格不入。她遵从父命独善其身，遭到程家人的歧视和迫害。婚后一年，八娘诞下孩子，但自己染上重病，夫家却不予医治。苏洵夫妇只好把女儿接回来治病调养。可程家还不放过她，在八娘渐渐好转时又夺走她新生的婴儿，这一下打击太大，八娘病又转沉，三天后含恨而逝。八娘之死引起苏家人巨大的悲愤，也引起眉州百姓的公愤。事后，苏、程两家断绝了来往，苏轼和程正辅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紧张，直到40多年后才略有缓和。也许，后世文人不仅极爱苏轼的旷达高才，也同情才女八娘的遇人不淑，希望她像李清照一样得嫁檀郎，夫妇和谐，所以才编出苏小妹三难新郎这个脍炙人口，一直活跃于红氍毹上和银幕、荧屏的故事来。《清平乐》剧中的众闺秀，婚姻自然都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宋人有“榜下捉婿”之风，新科进士往往大登科后小登科，迅速成为朝中各大佬的娇客，如天圣八年，参知政事薛奎就想让王拱辰和欧阳修都成为自己的女婿，可惜欧阳修已与胥偃之女有了婚约，后来胥氏夫人病逝，欧阳修续弦，终究还是与王拱辰成了连襟。而王拱辰则因续娶亡妻的五妹，从三女婿变成五女婿，作为四女婿的欧阳修就调侃他是“旧女婿为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很多观众注意到了，剧中的夏竦宠妾灭妻，家务事闹到了上达天听的地步，脸上带着悍妻指印的他只得愧颜认错。但赵祯进了后宫却对夏竦青梅竹马的女人贾教习，就是张娘子身边的那个婆婆说，既然是当年我父皇赐婚拆散了你们，造成夏竦夫妇不睦，那我也以一纸诏书让他们和离吧，令贾婆子感激涕零。虽然这并非完全与史实相符，但夏竦私德不修，以致母亲和岳母互相诟詈闹上公堂，他自己也被贬谪，却也是实情。而仁宗之所以如此善解人意，不仅因为宠爱张妣晗，也是由己度人将心比心之故——他第一次立郭后，是大娘娘选自己降得住的儿媳，第二次立曹后则是大臣们为国选母仪天下的后宫之主。婚姻由不得他自己，仁宗贵为天子却不得不数次将心爱的女人送出宫去——先是送走尚、杨二美人；废郭后选新皇后时，因心仪的女子陈氏出身商贾之家，又出自小娘娘杨太妃门下，大臣们均以为不妥，他被迫与众臣子交口赞誉的曹氏大婚。值得一提的是，曹后（1016—1079）竟是二婚。据宋人笔记《甲申杂记》记载，其第一任丈夫李植“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婚礼当日“逾垣而走，曹氏复归”，而李植“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这些剧中基本都有叙述。不过，该剧不曾提及的是，其实大娘娘刘娥也是二婚女。刘娥（969—1033）出生不久便父母双亡，被寄养在母亲庞氏的娘家，长大后成了歌女。当时，指挥使张耆将刘娥推荐给宋太宗第三个儿子赵恒。赵恒即位后，景德元年（1004）刘娥被封为美人，后晋升修仪、德妃。她因娘家无人，遂认前夫龚美为兄，龚美改姓刘。大中祥符五年（1012），被册封为皇后。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赵恒驾崩，赵祯尚在冲龄，刘娥成为宋代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她崩逝时，赵祯才知自己的生母其实是刘娥的宫人李氏。宋以后，刘娥与仁宗、李氏间的恩怨纠葛迅速被艺术化，元代杂剧《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明代昆曲《金丸记》演的便是后世广为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清代石玉昆的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也将此事加以演绎，后被改编成京剧《遇皇后》和《打龙袍》（合称《遇后龙袍》），成为著名的包公戏，于是，刘娥奸妃的形象在国人心中被定格，与史实相去甚远。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大娘娘刘娥的形象则接近历史上真实的刘太后。宋徽宗的皇后韦氏也是二婚女，她与姐姐都是宰相苏颂的婢妾，据说因患有尿遗之症而被苏颂认为有富贵相，将她送入京城，后被宋哲宗赐给端王。端王继承大宝，便是徽宗。韦氏与徽宗的儿子赵构就是高宗。靖康之变中，韦氏随徽宗被掳北上，高宗即位后，遥尊她为“宣和皇后”。宋代的改嫁女可以母仪天下，民间女子改嫁则更为平常。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带着范仲淹改嫁，他因此曾改名朱说，而王安石也曾做主让儿媳庞氏改嫁。宋人丘濬《孙氏记》记载孙氏初嫁一轻狂少年，再嫁老秀才张复，三嫁官员周默而成为朝廷命妇。但李清照在赵明诚殁后改嫁张汝舟一事，却成了后世一桩著名的公案，恐怕除了史料似乎存疑之外，明清时期的妇女贞操观与宋人不同，亦可能是争议的一个起因。（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20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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