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颍水文脉故事不止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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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河流就与人类文明和区域文化发展息息相关。颍河古称颍水，作为淮河的最大支流贯穿阜阳全境。几千年来，淮河、颍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先民在此休养生息，繁衍发展，造就了源远流长的颍淮文明，历史遗存和民间传说丰富，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美好诗文、名人故事和历史传说。本报就此约请我市著名作家亓龙先生撰文，谈谈与颍水有关的古代诗文、名人奇士和文脉故事，以加深读者对颍水母亲河的理解和爱戴。颍水清而姝从源头说起古诗中有很多诗句赞美颍水之清、颍河之美。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在颍州任上。好朋友刘景文由杭州赴知陧州(今山西隆县)路过颍州，苏轼写下《次前韵送刘景文》一诗，表达了对刘景文的赏识和良朋宾客聚会之乐。其中有句：“酒肴酸薄红粉暗，只有颍水清而姝”。清乃纯净透明、冰清玉洁，姝是美好柔顺、姿态姝丽。可见，在苏轼看来，无论是美酒佳肴，还是红粉佳人，都比不上颍水的清澈娇美。颍水之清姝当从源头说起。早在唐代，诗人韦庄就在《题颍源庙》一诗中写道：“曾是巢由栖隐地，百川唯说颍源清。微波乍向云根吐，去浪遥冲雪嶂横。”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亦云：“同归无早晚，颍水有清源。”高出在《箕山》一诗中赞叹：“颍水源更清，石流历可数。”浪如冲雪、石流可数，都是极言河水之清。颍水发源于中岳嵩山，迤逦东下，流经登封、禹州、许昌、临颍、周口、界首、阜阳、颍上汇入淮河，是淮河第一大支流。颍水有三条源头：一条是颍谷珍珠泉，一条是少室山前的少室溪，一条是石淙河。此三源称为右、中、左三个源头，而以右源最负盛名。郦道元《水经注》载：“颍水出登封西阳乾峪，是为右颍”。即颍谷珍珠泉，在今登封市石道镇西窑村，古称神水头、颍白水。因其在约2000平方米的范围内，有数十道清泉从地下涌出，故又名珍珠泉。泉水四季恒温，终年不枯，是颍水左、中、右三源之正源。颍水之清冽，在古诗中多有表述。唐代诗人皇甫冉在《上礼部杨侍郎》一诗中写道：“十里嵩峰近，千秋颍水清。”大诗人李白《元丹丘歌》有句：“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唐代文学家韩愈亦曾赞美“颍水清且寂”。宋代以后，讴歌颍水的诗人更多。王安石在《王子直挽辞》一诗中写道：“丘坟惨淡箕山绿，门巷萧条颍水清。”他还在《次韵信都公石枕蕲簟》诗中直言：“奈何甘心一榻上，欲卧颍尾为洁清。”吴全节《中岳庙投龙简》诗云：“箕山胜可家，颍水清可涿。”苏轼之子苏过《赠知命刘居士卜居》诗云：“箕山宛在目，颍水清带郭。”徐俯在其词作《浣溪沙》中用比较的口气写道：“章水何如颍水清”。徐俯不仅是江西人，而且是江西诗派著名诗人，连他也认为江西的章水没有颍水清澈，更是颍水清姝的有力佐证。清代诗人蒋湘培《颍许间杂诗·其一》亦云：“颍川日夜流，颍水何弥弥。”“持比颍水清，吾心正如此。”这些都是直言颍水之清。至于颍水清到什么程度，古诗中也有形容。宋代司马光《送韩太祝归许昌》诗云：“颍水清可濯,箕山高可巢。”徐冲渊《水调歌头·穷达付天命》词亦云：“相箕山，怀颍水，挹馀清。只今归去，沧浪深处濯吾缨。”周孚《读吕居仁诗有味其言因录致德裕隐轩中且次其韵余尝有苍烟穷谷之约于德裕故末章及之》诗云：“那知箕颍波，可以濯肺肝。”濯者，洗也。颍水不仅可以洗涤装饰品，而且可以用来清洗肝肺，足见颍水之清澈。苏轼在《送欧阳季默赴阙》一诗中写道：“霜风凄紧正脱木，颍水清浅可立鹭。”刘攽《汲颍水》诗云：“天生颍水似碧玉，盛夏一酌逾千金。”把颍水比作碧玉，更是极言颍水之清、之美。刘攽还在《颍水作寄陈州诸故人》一诗中感叹：“不知颍水清如此，欲比蓬莱似是非。察见渊鱼宁有意，往来鸥鸟已忘机。”这是把清澈的颍水比作蓬莱仙境。正因为颍水以清澈著名，所以宋代以后文人称颍水为清颍。韩维《颍桥路中别曼叔》诗云：“磷磷清颍流，中截两崖断。”苏轼在《满江红·清颍东流》词中写道：“清颍东流，愁目断，孤帆明灭。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叠。”苏辙《初筑南斋》诗云：“隔城过清颍，有井皆甘泉。”宋祁《道中二首》诗云：“檥船清颍岸，岸豁见高原。”方回《题郎川纪胜图》诗曰：“汝明家在军都山，田十五顷清颍湾。”陈师道《次韵苏公涉颍》诗云：“坐看白日晚，起行清颍湄。”梅尧臣在《依韵和晏相公》诗中写道：“一为清颍行，物象颇所览。泊舟寒潭阴，野兴入秋菼。”张耒《美哉》诗曰：“美哉洋洋清颍尾，西通天邑无千里。”黄景仁《雨后写望》更是感叹：“七十二川流合处，一条清颍不曾浑。”陆佃《依韵和孙勉教授》诗云：“顾予未放雪满颠，乞得清颍如升仙。”元代诗人元好问《出京》诗云：“尘泥久相涴，梦寐见清颍。”众多的文人都以清颍代指颍水，可见清颍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古往今来，颍水不仅袭用清颍这个美名，而且颍水之畔的人们喜欢用清颍来命名。河南省禹州市东有一个古地名曰清颍驿，《方舆纪要》禹州条载：“清颍古驿在州城东。”禹州北城门外的颍河上还有一座明代建造的清颍桥。安徽古颍州还有一所著名的清颍书院。当代，颍水之畔的城市还有不少诸如青颍公园、清颍中学之类的称呼。阜阳市文联的文学刊物亦名《清颍》。颍水得月多今日留美景古代文人喜爱赏月、玩月，因而颍水赏月便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宋代诗人林季仲《次韵追和钱穆父内翰勰赵伯坚大卿令铄游颍湖》诗中有句：“颍水如闻得月多，黄金万顷漾微波。”颍水清澈妩媚，颍水之畔月光明媚。宋代颍州知州苏颂在《补和王深甫颍州西湖四篇·明月舫》一诗中写道：“明月照寒宵，湖水白如昼。纵览泊中流，清光应可就。”颍州西湖用明月作为画舫之名，可见这里得月之多，清光之美。宋代文学家杨时曾在颍州西湖泛舟时被一轮美丽的明月感染，不觉吟道：“扁舟乘兴漫追寻，路转河回入柳阴。拂面落花春事尽，避人幽鸟野情深。渐无健思供吟笔，赖有寒光映客心。日暮倚风归棹急，一钩新月挂瑶岑。”船在水上，人在月下，落花拂面，幽鸟作伴，是何等的诗情画意。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曾徘徊在颍水的明月下，吟诵出著名的《飞盖桥玩月》：“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波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明镜。馀辉所照耀，万物皆鲜莹。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而我于此时，翛然发孤咏。纷昏欣洗涤，俯仰恣涵咏。人心旷而闲，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阑，时时瞻斗柄。”在欧公眼中，颍水之畔月明如镜、洁白无暇，所照之处，天水澄光、万物鲜莹。在这清爽的月夜里，俯仰一轮明月，视听格外清醒，心灵空旷而又闲静。欧阳修还在其词作《采桑子》中写到了颍水之月，一句“风清月白偏宜夜，一片琼田”，把颍水之畔皎洁、晶莹的月光描写得十分到位。正是由于这鲜光如玉的月亮照耀在颍州西湖之上，才使得水面像一片种植美玉的田野。也正因为欧阳修的渲染，颍州留下著名的八景之一“芦湄秋月”。月亮高挂寰宇、普照九州，颍水之所以得月多，还因为自古以来有无数文人在颍水之滨赏月、吟诗。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送杨子》一诗中写道：“惜别倾壶醑，临分赠马鞭。看君颍上去，新月到应圆。”唐开元十五年(727年)夏天，李白与好友元丹丘在颍水之滨游历，有《题元丹丘颍阳山居》一首，诗云：“仙游渡颍水，访隐同元君。忽遗苍生望，独与洪崖群。卜地初晦迹，兴言且成文。却顾北山断，前瞻南岭分。遥通汝海月，不隔嵩丘云。之子合逸趣，而我钦清芬。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益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濆。”诗中言及自己到处游访仙人，今天渡过颍水来拜访隐士元丹丘，真羡慕元丹丘选择在这幽静隐蔽、风景美好的地方建山居，因为在这里的溪水上可享一轮明月，同分漫天白云。宋代诗人韩维在《和崔象之颍桥观赠陈清臣太丞兼简陈》一诗中写道：“颍阳古观三日语，坐见月出青松枝。”颍阳古观系登封市颍阳镇的紫云观，现存拜殿、地藏殿、正殿、四圣殿及观音殿等5座建筑。当年韩维曾与友人在这座古观的月下闲谈清议，探求生命的原意。宋代文人金君卿在《和永叔颍川西湖》诗中写道：“应为独醒须强醉，浩歌风月倒千巵。”元祐年间，时任颍州知州的苏轼和一帮文友在颍州西湖赏月听琴，并相互诗词唱和。苏轼写下《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示座客》，诗云：“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四坐，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曲蘖醺。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哀弹本旧曲，妙耳非昔闻。良时失俯仰，此见宁朝昏。悬知一生中，道眼无由浑。”这首诗首先交代了白露浸草、碧空微云的深秋背景，接着托出奔我们诸友而来的十五新月，仰望水天一色、银河璀璨，顿感心胸清明、高尚纯洁，酒曲不熏。此刻抚琴弄弦，弹奏醉翁吟咏的旧曲，更觉奇妙无比。诗中白露、孤光相映，碧空、微云衬托，似乎这美丽的月色正是专为这群诗人而来。当时在座的赵景贶、陈履常分别作有《次韵听琴西湖》《次韵苏公观月听琴》诗，苏轼又以《复次韵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和之。此后苏轼将《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示座客》寄给外地的诗友，得到和诗之后，苏轼又写下《见和西湖月下听琴》，诗云：“谡谡松下风，蔼蔼陇上云。聊将窃比我，不堪持寄君。半生寓轩冕，一笑当琴尊。良辰饮文字，晤语无由醺。我有凤鸣枝，背作蛇蚹纹。月明委静照，心清得奇闻。当呼玉涧手。一洗羯鼓昏。请歌南风曲，犹作虞书浑。”这首和诗也是以月为背景，观月听琴。在古代文人看来，颍水之畔的月亮通灵性，有情感。“春庭月午，摇荡香醪光欲舞。步转回廊，半落梅花婉娩香。轻云薄雾，总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这首《减字木兰花》是苏轼1092年正月十五夜写于颍州的名作。据赵德麟《侯鲭录》载：“元祐七年正月，东坡在汝阴，州堂前梅花大开，月色鲜霁。王夫人曰：‘春月色胜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何如召赵德麟辈来饮此花下？’先生大喜曰：‘吾不知子亦能诗耶，此真诗家语耳。’遂召与二欧饮。”陈师道《后山诗话》亦云：“苏公居颍，春夜对月。王夫人云春月可喜，秋月使人生愁。公谓此意前未及，遂作此词。”春庭午夜，皓月当空。伴着溶溶月色，嗅着阵阵梅香，在这美好的意境中与友人堂前小酌，吟诗作词，真可谓是春宵一刻值千金。颍水风骨代不绝书宋代无名氏词《好事近·记紫极真人》有句：“颍水有兹风骨”，可谓道出了颍水的文化内涵。风骨是指人顽强、刚正的气质，是一种高迈而超拔的人格境界。颍水孕育了颍人，赋予了颍人不善逢迎、刚正不阿、独行特立的气质和品格。传说上古时期帝尧时代，有一位才学高深、志德操守十分高洁的隐士许由。他淡泊名利，绝意仕途，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帝尧因敬重他的才德，就有意把帝位禅让于他。听到这个消息后，许由不辞而别，隐居箕山。帝尧见他拒继帝位，便任命其为九州长。许由认为尧的话脏了自己的耳朵，就跑到颍水边，用瓢舀水清洗耳朵，以示自己的清高。而后他把瓢挂在颍河南岸的崖壁上，再度遁入箕山，躬耕至死。后人出于对他的敬仰，就把颍河南岸许由洗耳挂瓢的地方，称作“许由洗耳处”。巢父也是上古传说中的有德之士。帝尧十分敬重他的才德，就想把帝位禅让给他。巢父不愿做官，就悄悄地跑到颍河岸边，在一棵大树上筑巢而居，巢父的名字也因此而得。一天，他牵着牛犊在河边饮水，看到许由在河边用力洗自己的耳朵，问清个中缘由之后，他怕此水玷污了自己牛犊的的嘴巴，就牵着牛犊到上游的小溪去饮水，后人将这条小溪称为“犊水”，就是今日禹州境内源于具茨山脉的颍水支流——犊水河。犊水所流经的沟壑叫“犊水沟”，沟的西岸有一石穴，相传为巢父牧耕临时休息之地。唐代大诗人李白在《为宋中丞自荐表》中自称“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就是表明自己具有与巢父、许由一样的气节风骨。颍水在历史上的确不是一般的河流，它是兴衰成败的见证。宋代刘敞曾有诗云：“世乱颍水浊，世治颍水清”。据史书记载，汉代灌夫将军的父亲张孟曾经做过颍阴侯灌婴的家臣，受到灌婴的宠信，而且推荐他入仕，官至二千石级。张孟冒用灌氏家的姓叫灌孟，后来其子灌夫因战功名闻天下，家中积累的资产有几千万，每天的食客少则几十，多则近百。为了在田园中修筑堤塘、灌溉农田，他的宗族和宾客扩张权势，垄断利益，在颍川一带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结果有了灭族之灾。颍川一带的儿童作歌唱道：“颍水清澈，灌氏安宁；颍水浑浊，灌氏灭族。”颍水如此刚正的风骨，孕育出颇见风骨的名士和以其为代表的世风、文风。尤其以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建安风骨，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建安七子之一的嵇康“刚肠忌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只因好友山涛向司马氏推荐他当官，便写下一封义愤填膺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坚决拒绝出仕。信中对山涛说：“既然你不了解我的为人，那么朋友也没的做了，咱还是绝交吧。”他最终因“非汤武而薄周礼”被逮捕入狱进而处死。“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从容就戮，时年四十岁。不仅如此，在颍地做官的文人也曾饱受颍水的浸润，德如颍水，风骨如兹。苏辙《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作》称曾任颍州知州的欧阳修“公居颍水上，德与颍水清。身闲道转胜，内足无复营。”梅尧臣《途中寄上尚书晏相公二十韵》赞美曾任颍州知州的晏殊“颍州相公秉道德，一见不以论高卑。”明代状元罗伦曾在《竹溪歌为南雄陈壁先考赋》中感叹：“颍川遗老，冰雪风骨。”时至今日，颍人的品格仍然以刚直、率真、豪爽为主要特征，颍水的风骨代不绝书。颍水生贤奇英名留青史北宋诗人杨亿在《王廷评臻知庐州舒城县》一诗中写道：“颍水生贤自古奇，西游声价满京师。”臻，即颍州汝阴人王臻，字及之。始就学，能文辞。曾巩的祖父曾致尧任寿州知州时名气很大，王臻带着数十篇文章前往拜见，致尧看后感叹说：“颍、汝固多奇士。”后来王臻考中进士，初任大理评事，后知舒城、会昌县，通判徐、定二州，以殿中丞知兖州，升任监察御史。史书评论他刚严善决事，所至有政声。颍水之滨的汝颍大地，自古以来多生贤奇之士。《晋书·列传第三十九》载：晋代汝南人周伯仁，年少时就有威重的名声，神采飞扬。司徒掾贲嵩有高尚的节操，见到周顗，赞叹说：“汝颍本来就多奇特的士子啊！”很久以来道德衰落，现今又见到周伯仁了，他将振起古风，清平我们的邦族了。《晋书·姚兴载记》也有同样的结论：“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贤士指有德有才之人，奇士指非常之士，他们都是德行或才智出众的贤达之士。颍水，相传因纪念春秋郑人颍考叔而得名。颍考叔是郑国大夫，执掌颍谷(今河南登封西)，为人正直无私，素有孝友之誉。在郑庄公对其母亲武姜发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后，孝子颍考叔建议挖一个隧道，取名“黄泉”，安排郑庄公与武姜在“黄泉”见面，这就是后世闻名的“黄泉见母”。所以，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战国末期下蔡(今颍上)人甘罗，秦国名臣甘茂之孙，是一位著名的少年政治家。他12岁时出使赵国，使计让秦国得到十几座城池，因功得到秦王政赐任上卿(相当于丞相)、封赏田地房宅，名垂青史。司马迁《史记》：“甘罗年少，然出一奇计，声称后世。虽非笃行之君子，然亦战国之策士也。”甘罗故里位于颍上县刘集乡穆岗村附近，甘罗墓葬于此处颍河边，现有清光绪二十五年安徽巡府陈彝题写的“秦上卿甘罗墓”碑一块。三国时有位颍川名士“水镜先生”叫司马徽，博学多识，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他善于识人，评人中肯，却从不对人评头论足，唯独对诸葛亮、庞统赞誉有加。司马徽终生不仕，隐居山野，固守清贫。重视道德修养，严于律己，宽诚待人。年轻时为避战乱而客居荆襄时，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和庞统等人。刘备得到了这些盖世奇才，终于独霸一方，三分天下。因而赐给司马徽金钱数万，让他在故里营宅置产。司马徽回到故乡后，见颍水湍急，父老乡亲过河不便，就将刘备所赠钱物拿出一大部分，在颍河上修建了两座坚固宽畅的石桥，剩余的钱修了一座书院，并亲自讲学，培养人才。后来曹操南征刘表，司马徽被曹操所掳获，他不愿事曹，就返回阳翟故里，在颍水之滨掘穴而居，过着淡泊宁静的生活。应当说，颍水之滨的贤人奇士灿若星云。这里走出了许由、大禹、夏启、太康、仲康、少康、吕不韦、张良、晁错、郭嘉、少典、徐庶、吴道子等名垂华夏历史的人物。因此，有人说颍水之滨是中原名士的发源地。整个魏晋时期，中原世族中最有影响力的，要数颍阴(今许昌)荀氏。东汉时期的荀淑品行高洁，学识渊博，乡里称其为“智人”。荀淑办事明理，人称为“神君”。他的8个儿子，人称“荀氏八龙”，其第6子荀爽最为知名。他自幼聪敏好学，潜心经籍，刻苦勤奋，“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并著有《礼》《易传》《诗传》《尚书正经》《春秋条例》等多部阐释儒家经典的著作，被称为“硕儒”。荀淑的孙子荀彧、荀谌、荀衍、荀悦，从曾孙荀攸等人，都是汉魏之际的风云人物和曹魏集团的重要谋士。荀彧是东汉末年政治家、战略家，为曹操规划制定了统一北方的蓝图和军事路线，向曹操举荐了大量人才，在建计、密谋、匡弼、举人等方面多有建树，被曹操称为“吾之子房”。所以，曹操在给荀彧的信中也曾说起“汝颍固多奇士”。颍川大地多生贤士才俊，在古人的诗词中也多有体现。宋代诗人韩维《答曼叔见谢颍桥相过之什》云：“颍川今古贤豪多，后生继者为谁何。”苏辙《赵少师自南都访欧阳少师于颍州留西湖久之作》云：“汝颍亦多士，后来非老成。”宋代诗人郭印在《送韩美成帅荆南》诗中感叹：“何国不生士，汝颍独多奇。”宋代诗人赵鼎臣《发颍昌留别韩次律苏叔党》云：“颍川多名士，古来豪侠区。”元代书画家柯九思《王叔明天香书屋图》云：“颍川有高士，落落无常居。”本版文稿由我市著名作家亓龙撰写。

2019-08-16
那年中秋，苏轼写下了“明月几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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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中秋，人们总会提起苏轼的那阙《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首词诞生在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夜，适时，正值不惑之年的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上。是夜，苏轼与同僚欢饮达旦，大醉后写出了这首千古名作。中秋夜，思亲、思友、思故人。苏轼在题注中写道，“作此篇，兼怀子由”，他所思所念的只是弟弟吗？人有悲欢离合40岁的苏轼，已经历了半生风雨。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年仅20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轰动京师。但不久就收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服丧期满后，又经制科考试，才正式迈入仕途。三年多后，不幸再次降临，苏轼的妻子、父亲接连病逝。再次为官时，他已33岁。这一年是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即位不久的神宗提拔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负责变法事宜。为了躲开新政风暴，苏辙出京为陈州学官。此后不久，苏轼也自请离京，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四年，在苏轼前往任上的途中，兄弟二人短暂相聚，此后一别就是数年。熙宁七年，苏轼任职期满，上书神宗皇帝“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东州即京东路，下有青州、密州、齐州、沂州、登州、莱州、潍州、淄州八州。于是，苏轼被调往了密州。从南到北，苏轼的生活变得更加艰苦、寂寞。且一到密州，他就陷入了繁忙的公务中，蝗虫成灾，风尘满面。熙宁八年正月，他梦到了已经病逝十年之久的原配妻子王弗，便写下了那首悲切感人的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苏轼此时的妻子，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二人虽然感情和睦，但终究缺少了那份少年夫妻的情谊。安定下来后，苏轼在住所附近废弃的土丘上修葺了一座台子，并写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弟弟苏辙。苏辙在回信中为这座台子起名“超然”，取《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义。苏轼也写了《超然台记》一文：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其中既有旷达之意，亦有失意之情。时间来到熙宁九年。暮春之际，苏轼在超然台触景生情，写下了《望江南·超然台作》：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此时，苏轼离开家乡眉州已有七年。离家入仕，本是为了匡时济世，但他有满心壮志却难酬，只能蹉跎岁月。种种无奈和怅惘，都隐藏在思乡情绪中。转眼又是中秋。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苏轼的至亲，仅剩同在山东却无法相聚的弟弟苏辙一人。在超然台大醉后，苏轼留下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不朽佳句。他心中惦念的是苏辙，但也不仅是苏辙，亦有仕途的进退失据与宇宙寰宇的理趣。年底，苏轼改调至徐州，次年，苏辙赴南京（今河南商丘）任签署判官，兄弟终于得以相见。中秋夜，二人一起泛舟赏月，苏辙写下了《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赠别兄长。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苏轼读后认为它过于哀伤，也和了一首《水调歌头》，用以安慰弟弟。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苏轼在词中设想兄弟二人归乡隐居、相互扶持的快意生活，但世事无常，两年后的中秋，他是在押解途中度过的，三天后就被送进了御史台的监狱。起因只是一份例行公事的奏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四月到任后，他在上奏皇帝的《湖州谢上表》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样一句话，被御史台官员上书弹劾，称他是在攻击朝政，反对新法。当时，王安石已经被罢相，主导变法的正是神宗本人。他不允许有任何的反对声音出现，更何况是苏轼这样十分有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大文人。下狱后，苏轼认为自己凶多吉少，在狱中写下了两首绝命诗，跟苏辙交代后事。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甚至包括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他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干预，表示苏轼、苏辙二人是先皇看重的宰相之才。直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神宗下发圣谕，将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乌台诗案”就此销结。在狱103天，对苏轼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此后的一贬再贬，更让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从黄州、惠州，再到儋州，苏轼逐渐调整心态，将“致君尧舜”的抱负、“天涯流落”的悲凉，转向自然情趣与人生体悟，成就了超然自得的东坡居士。月有阴晴圆缺除了为大众所熟知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苏轼还写过许多其他中秋词。熙宁六年（1073），苏轼任杭州通判。八月十五钱塘江大潮，是当地的一个盛景。这年中秋，苏轼写下了《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记录了自己观潮的经历。从产生观潮的想法写起，到描绘江潮的澎湃，再到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与联想。这组诗淋漓恣肆，气象万千。但此时的他很难想到，第四首“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一句，在“乌台诗案”中竟成了“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的铁证。从现存的苏轼词集来看，他是在任杭州通判期间才开始填词的。但仅仅数年时间，苏轼的词作就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无须多提，熙宁十年的中秋夜，苏轼不仅写了安慰弟弟的和词，还有《阳关曲·中秋月》一首：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第二年，卧病在床的苏轼又写了《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回忆去岁与弟弟同舟赏月的场景。收到苏辙的和词后，苏轼又写了一首《中秋见月和子由》：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谁为天公洗眸子，应费明河千斛水。遂令冷看世间人，照我湛然心不起。西南火星如弹丸，角尾奕奕苍龙蟠。今宵注眼看不见，更许萤火争清寒。何人舣舟临古汴，千灯夜作鱼龙变。曲折无心逐浪花，低昂赴节随歌板。青荧灭没转前山，浪飐风回岂复坚。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堂前月色愈清好，咽咽寒螀鸣露草。卷帘推户寂无人，窗下咿哑惟楚老。南都从事莫羞贫，对月题诗有几人。明朝人事随日出，恍然一梦瑶台客。经历过“乌台诗案”，元丰三年（1080）中秋，初被贬到黄州的苏轼，写下《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在凄冷的秋风、落叶中，苏轼一人饮酒消愁，看被云雾遮住的月亮、感慨虚幻的世事人生。元丰五年（1082），苏轼开始自称东坡居士，更加深入到佛道之问中。中秋时，他写下了《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在这首词中，有着《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同样的“琼楼玉宇”“举杯邀月”“起舞徘徊”“今夕何夕”“乘风归去”，但多了一分“冷浸”，也多了几分洒脱。正是这分豁达洒脱，成就了我们所认识的苏轼。大起大落、一生漂泊、满腔热血、世态炎凉，即使在时代的洪流中撞得头破血流，他也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成为冷漠、虚无的自我封闭者。月下的徘怀，佛老的慰藉，给了苏轼力量，让他在红尘中打破精神的枷锁，在人世间尝尽酸甜苦辣的味道。顺也好，逆也好，“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在读苏轼，读他的诗文著作，品他的性格魅力，在酣畅淋漓的阅读中，与那个纯粹的灵魂相通。

2022-09-17
苏东坡谪居海南仙踪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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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李景新贬居海南是苏东坡人生中最后一个重要阶段,其间虽然受到外在低劣条件的限制，然仍“不免时时弄笔”，书法创作意识鲜明，书法创作行为积极，书法创作果实也应是丰硕的。然而近千年过去了，绝大部分早已了无踪影，我查阅了各种版本的苏轼书法集，发现传世者只有六件，这是研究苏轼晚年书法创作的重要资料。观棋帖拓本，本为《观棋并引》诗稿，作于绍圣四年(1097)冬到绍圣五年春期间。苏东坡至儋后借官方沦江驿站居住，昌化军使张中与之为邻，对东坡先生非常尊敬，时来与苏过对弈。东坡虽不善棋，然对其高雅清闲的境界非常感兴趣。他在诗引中说：予生平不解棋。时游白鹤观，闻棋声于古松流泉之间，意欣然喜之。自尔欲学，然终不解也。儿子过乃粗能者，儋守张中从之戏，予亦坐，竟日不厌，有诗云。从诗引中可知，苏东坡对棋之兴趣，是从游庐山开始的，是庐山的那种境界使他陶醉。他曾评司空曙“棋声花园闭，幡影石坛高”诗句曰：“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其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可见他对棋产生兴趣，并不在于弈棋之技艺及竞争，而在于与周围环境相融合的那种境界。现在东坡贬居儋耳，他最需要一种澹然的心境去对抗不幸遭遇的打击。儿子下棋的情形重新勾起白鹤观那种空灵境界的回忆，正好符合此时心境的需要，于是写下了这首幽雅的四言诗，完全反映了苏东坡独到的棋文化观，以及他那清幽淡雅的心境，乾隆评曰：“清幽静妙，真得味外之味。”与这种棋境、心境和诗境相适应，书法的运笔、结体、章法皆极平易，气韵雅逸，无一点险仄之象。纯用中锋，技法纯熟，线条流丽温润，十四行顺写下来，颇为悠然，另起一行落“东坡”二字，整体给人以清新空灵之感，禅境与道家自然之化境充溢其间，正好与诗之“清幽静妙”的境界完全一致。颖沙弥帖拓本，本为写给参廖的一封信，存于三希堂石刻，作于元符元年（1098）十二月。参廖子是当时高僧，法名道潜，赐号妙总大师。他欲带爱徒颖沙弥自杭州渡海来见东坡，东坡虽然感激，然深知路途危险，故作此书止之。此帖开头便是“颖沙弥书迹巉耸可畏”，故孔凡礼在《苏轼文集》点校中说：“自本则尺牍起始文字言，本则尺牍开端当脱去一段文字。”可见收入三希堂石刻时即已残缺。此信正文共二十九行，因尊称空行而自然分六段书写，末另起一行署“轼再拜”，并钤“子瞻”篆章一枚。《三希堂法帖》此帖后有董其昌跋语：“东坡先生此卷乃海外书，不复作徐季海圆秀态，将以颜清臣之劲、王僧虔之淡收因结果。山谷所谓‘挟以文章忠义之气，当为宋朝第一’者，不虚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关于东坡是否学徐浩，是有争议的。黄庭坚认为学徐浩，苏过则以为非学徐浩。一是东坡挚友，一是东坡儿子，孰是孰非？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说：“东坡先生书，深得徐季海骨力。”又说：“东坡先生书，世谓学徐浩，以予观之，乃出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结体，而中有偃笔，又杂以颜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来。”在此跋中则认为“不复作徐季海圆秀态”。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大概苏东坡早年确实学过徐浩，但后来他把所学各体尽融于己，故难辨其所从出，至晚年则尽脱徐浩之意。黄庭坚与东坡结识早，他深知东坡书法所学，故谓东坡学徐浩；苏过相伴父亲，主要在东坡晚年，又东坡亦曾有“世或以谓似徐书者，非也”之语，故苏过认为父亲不学徐浩。这也是符合常理的。献蚝帖拓本，《苏轼文集·佚文汇集》自《大观录》移入，题为《食蚝》；《苏轼书法全集》自《晚香堂苏帖》收入，题为《冬至帖》。作于元符二年（1099）冬至前二日。东坡于海外生活艰苦，然时有儋人馈食者。这则杂记记录了儋人献蚝、自己与儿子煮而食之的经过，末云：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写得轻松诙谐，表现出东坡达观幽默的胸怀。尤其最后数句，读来让人捧腹。此帖共十二行，字有缺损、漶漫不可辨者多处。然整篇书作神完气足，炉火纯青，应为其晚年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其笔法娴熟，线条多变而流畅，结构严谨而开张，骨肉兼具，字体之扁长、大小、取势皆搭配得极为完美。苏东坡曾说过：“大难于结密而无间，小难于宽绰而有余。”此帖疏密自然得当，可谓“知白守黑”的范例。结体与章法上，有紧凑处，有宽松处，节奏自如。黄庭坚曾对东坡书法有“疏疏密密，随意缓急”之评，用在此帖上再恰当不过了。整篇作品厚重中见洒脱，灵动中见稳健，内涵丰富，表里兼美，给人的感觉正好是一位智慧而仁厚的老人在讲一个幽默的故事，毫无轻浮之感，却又非常轻快。书文并茂，味道十足。苏东坡曾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献蚝帖》可谓神、气、骨、肉、血五者俱全者也。陶渊明诗帖拓本，《苏轼书法全集》自《晚香堂苏帖》收入。《苏轼文集·佚文汇编拾遗》收入时题为《自书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诗并跋》。元符三年的春天，许多美好的预兆降临桄榔庵。正月十三日，他乘兴把陶渊明那首著名的“结庐在人境”吟诵数遍，兴犹未尽，遂用研墨濡翰，挥洒一过。在陶诗后紧接着题写跋语曰：陶公此诗。日诵一过，去道不远矣。庚辰岁正月十三日，饮天门冬酒，醉书。全帖共十二行，陶诗字略大，跋语字略小。字取欹倾之势，字体略长，与他常用的偏体不同。苏东坡晚年极为推崇陶渊明的人生方式和自然本真的诗风，又极为推崇王羲之书法之萧散简远的意境。此作非常富有精神，又具有自然随意之趣，与陶诗意境及苏东坡那几日的心情完全吻合，复存王羲之魏晋风流，线条温润而毫不臃肿，流畅多变，通体散发着清腴之气，萧散简远，韵味十足，极富“淡而实绮”的审美特点。渡海帖墨本，原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馆。它是苏东坡将要离开海南时留给赵孟得的便笺。元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遇赦，接移廉之命，六月中旬离儋至澄迈，准备渡海。赵孟得当时在大陆未归，其子得知苏东坡将离岛的消息后，赶去拜见东坡，于是东坡留此便笺。此文长期散佚，连王文诰的《总案》都未提及。后虽被发现，然由于句读不明，上述这个细节至今有许多人仍未搞清楚。整幅尺牍共十二行，另有封囊一行。此作最显东坡风态。东坡字题亦有多变，然体形偏扁确实是其主要的字体特征。东坡曾在次韵弟弟子由的一首诗中说：“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可见“跛”（欹斜之势）已成为东坡追求古法的重要内容，字体的跛斜之势自然的构成章法，使整篇作品视觉效果非常独特。这种倾斜之态，兼以肥瘦相和，肉丰骨劲的笔法配合，则有一种疏纵跌宕，神气飞扬的意境，耐人寻味。这就是苏轼独创的“天真烂漫”之态。”张睢阳帖拓本，这是一联对仗句，作于元符三年六月中旬。苏东坡在离开海岛之前，自澄迈往琼城，造访门生姜唐佐，正好唐佐入村落未还，东坡于是就唐佐之母取灯心纸，拭开而书之：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露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上联咏唐朝张巡抗击安禄山慷慨就义之事，下联咏颜真卿为叛贼李希烈所执不屈而死之事。“生犹骂贼”、“嚼齿露龈”与“死不忘君”、“握拳透爪”皆互文见义，他们对君国之忠贞，对奸逆之痛恨，苏东坡给予了热情歌颂，同时也是寄寓个人的品节感情，留给学生姜唐佐，可谓意味深长。宋代洪慧曾来海南访问东坡之事，见姜唐佐之母，索书读之，惊曰：“醉墨欹倾”。明代李日华云：“东坡先生虽天材卓逸，其于书画二事，乃性所笃嗜，到处无不以笔砚自随。海南老媪见其擘灯芯纸作字，……所以逸笔草草，动有生气，彼固一时天真发溢，非有求肖之念也。”看来应是东坡率意之作，故其书结体开张，潇洒自然。分四行，上联一行半，下联一行半，顺序排列，末又另起一行署“轼”字。与今天上下联左右相对以求对称的书写格式截然不同。这对我们研究楹联书法形式的演变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告诉我们，苏东坡时代可能还没有形成左右相对的楹联书写格式。苏东坡谪居海南期间书法创作达到非常高的境界，苏东坡本人也很自负，曾自云“不愧二王”。但是由于诸多因素，人们忽视了他在海南岛上的书法创作。希望通过本文的介绍，能够使更多的人们对伟大书法家苏东坡在海南期间的创作有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作者为琼州学院教授）

2010-01-11
苏轼到过淯井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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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永前欧阳修在他所著《六一诗话》里这样写道：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购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其文织成梅圣俞《春雪》诗。此诗在圣俞集中未为绝唱。盖其名重天下，一篇一咏，传落夷狄，而异域之人，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历史的淯井监，因盐井“淯井”而置，自唐始，址即在今四川省长宁县双河镇。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置长宁军，为与泸州、叙州同级的行政单位。以欧文为据，可以说苏轼到过淯井，但诸多地方史志虽载引了该段文字，但未做说明。有方家则认为，苏轼所到是南井，即今四川省江安县东北南井乡。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苏轼到过淯井监吗？首先，我们来看淯井与南井的关系。的确，苏轼到了今江安南井，并留下了《泊南井口期任遵圣长官，到晚不及见，复来》一诗。诗作叙述了与任遵圣间的未见与见，及至深的情感。诗中没有表明苏轼去了南井，现且推论苏轼去了南井，但不能以此推论苏轼去的南井即是淯井。虽然，北宋时南井与淯井在苏轼父子及家人到来时都属泸州，但其政治地理区别较大，且完全属不同的行政单位。在唐代，南井称“可盛盐井”。置南井监，是在宋熙宁八年（1075年），其地在长江以北，政权性质上，无论其上之行政机构是泸州还是江安，均已属完整意义上的郡县行政建制范畴。淯井呢？其开发历史可追溯至东汉，唐中叶即在置羁縻淯州的同时置监管盐，前后蜀也置有管盐机构。宋乾德三年（996年）蜀定，即置监。不同的是，宋代的监既是一个行业管理机构，也是地方行政建制序列。由此我们看到淯井置监的时间早南井监80年。那么，会不会在置南井监之前，南井属淯井监呢？不会。因为淯井地处长江以南，其地据泸州200余里，其治安、维稳等事务尚需江安承担，又怎可能把地处长江以北的南井盐务归淯井管辖。另一个能够证明淯井与南井无行政隶属关系的铁证，是宋真宗赵恒专为南井矿工恩准假日的史载。据《宋史·食货志下五》:“大中祥符元年，诏泸州南井灶户遇正、至、寒食各给假三日，所收日额，仍与除放。三年，减泸州淯井监颗盐三之一。”大中祥符元年给“泸州南井”灶户假日，大中祥符三年减“泸州淯井”颗盐。很显然南井与淯井间既无隶属关系，也不是一个行政单位。其次，我们来看是否是欧阳修表述有误，或苏轼拜谢恩师时叙述有误。欧阳修何许人呢？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苏轼的恩师。更是北宋一等一的政治家。宋盐税与酒税在其财政收入中比重极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其主要来源，蜀南在北宋一百年间竟发生五次大规模战争，皆与此相关。作为政治家，欧阳修岂有不清楚蜀南淯井盐在哪里的道理。因而，当他评梅圣俞《春雪》诗，谈及苏轼于淯井监购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并赠与他时说：“苏子瞻学士，蜀人也。尝于淯井监购得西南夷人所卖蛮布弓衣……子瞻以余尤知圣俞者，得之因以见遗。”那一定是苏轼告诉他，蛮布弓衣是在淯井监购得。再者，弟子拜谢恩师敬赠礼物，是一件十分严肃、庄重的事，苏轼没到达淯井，那就断不敢是“淯井监购得”。如苏轼在向欧阳修敬赠礼物时未明确说，该礼品在淯井监购得，那么欧阳修就得说：“苏轼尝于泸南购得淯井监夷人所卖蛮布弓衣”才是。要知道，北宋前期，泸南包括今宜泸长江以南的大部地区，在苏轼嘉祐四年（1059年）至淯井时，还深介夷腹。第三，《雌雄井》一诗应是苏轼到达淯井之后写的。公元1059年，也就是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十月，苏洵、苏轼、苏澈在井口小住，从任遵圣那里了解到这淯井监，自大中祥符元年开始，夷乱就几乎没有停过。苏轼父子决定到淯井监看看，由江安清浮坝入淯，苏轼一行到达淯井，在那里他们知道了诸葛亮到达淯井并从夷人手中夺取了淯井的故事，也亲眼目睹了淯江旁泾滩瀑布处的武侯塔，知道淯井在民间还有一个名字叫“诸葛雌雄井”。而此时距蜀南夷人又一次因为盐，也就是嘉祐二年发生的长宁州三里村的图谋反叛，遭到残酷屠杀不远，由此苏轼对蜀南夷务、盐务有了更多深入思索，于是写下了《诸葛盐井》一诗。诗作中自注并写到：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每盛夏水涨，则盐泉迤逦迁去，常去于江水之所不及。五行水本咸，安择江与井？如何不相入，此意谁复省。人心固难足，物理偶相逞。犹嫌取未多，井上无闲绠。从目前笔者所掌握资料，及请教有关方家，该诗无所作年代，但以笔者分析，该诗应当是描述淯井盐井情形的。其理由如是：其一，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12月版《苏东坡全集》排列顺序，该诗在卷一，属于其从眉山沿长江至京都开封所写之诗；其二，全国各地称作诸葛井的很多，但属盐井的无，如河南南阳、四川成都、湖南怀化、云南建水、保山、永昌诸葛井都是水井。所以，没忘此行所见所闻的苏轼，后来还在其《筒井用水鞴法》中记述到：“蜀去海远，取盐于井。陵州井最古，淯井、富顺盐亦久矣。”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苏轼到过淯井，而且不是孤证。

邹永前

2022-09-07
苏轼与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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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文同：相知相契意，亦友亦知音《草虫卷》（局部）。元代坚白子□袁丁国庆大假期间，正在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苏轼书画特展”中，有一幅元代坚白子传世孤本《草虫卷》，分段绘有天牛、夏蝉等草虫，以淡墨勾染，细腻逼真，每种草虫旁录有苏轼题雍秀才画的五言诗，诗画均以物寓意，讥讽时事，是典型的文人墨戏之作。这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北宋两位长于墨戏的人物：苏轼和文同。在众多艺术史家的描述里，苏轼和文同总是结伴出现：他们同为“湖州竹派”的领军人物，是以墨戏状态出现的文人画推手和实践者；他们爱竹，都在川西坝子的竹林中长大，是表兄弟、是朋友、更是知音。一对生活的挚友古代文人交友首重道德、学问，因此文同受到了当时士人推崇，连端方严肃的大儒司马光也很敬重他。文同，字与可，四川梓州永泰（今盐亭）人，年长苏轼19岁。嘉祐年间，文同与老苏共事密阁，关系密切。他与苏轼虽未相见，却因老苏和苏辙，二人心生向往。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凤翔任签判，文同守孝后回京路过凤翔，二人终于相见，留下美好回忆。苏轼赞美文同“忠信而文”“志气方刚”；文同则感叹与苏轼“一见初动心。”此后二人诗文往来，一别六年。再会京城，他们欣喜不已，几乎日日相聚。此时王安石新法盛行，苏轼多次上书反对，又经常与周围的人谈论讥讽时事，文同对此十分忧虑，经常私下劝告。后来苏轼到地方做官，文同又写了很多诗劝慰，可谓用心良苦。苏轼与文同虽性格各异，却非常投契，两人的交往充满雅趣。文同的墨竹举世闻名，拥有很多粉丝，起初他并不在意，可当各地粉丝拿着绢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后，文同非常厌烦。有一天他把丝绢扔在地上骂道：“我要拿这些绢去做袜子！”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为话柄流传开来，连文同也拿来开玩笑，他写信给苏轼：“我近来告诉大家墨竹派搬到徐州了，让他们到你那里求画。这回袜子材料该集中到你那里了。”信尾附诗：“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苏轼哭笑不得，立即回信：“竹子长万尺，要用250匹绢，我知道你犯懒不想画，只想要绢而已！”文同无言以对，只好承认自己是瞎说的，世上哪里有万尺长的竹子呢？可苏轼却不饶他，继续跟他开玩笑：“世间有万尺竹，月光下院中的竹影就有那么长。”文同只好自嘲：“苏公真善辩啊！我如果有250匹绢，我就买田回乡养老了。”于是他把自己画的筼筜谷偃竹寄给苏轼，苏轼以诗相赠：“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文同收到信时正和妻子在筼筜谷中赏竹，烧笋当晚饭吃，看到诗，禁不住大笑，把嘴里的饭喷了满桌。两个艺术的知音文同是艺术全才，擅长诗文，长于绘画和篆隶行草各体书法；苏轼就更不用说，诗词歌赋、绘画书法样样精通，而且二人鉴赏水平一流。也许因为如此，二人曲高和寡，难觅知音；也因为如此，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苏轼说：“我生平最喜欢和与可畅谈大笑”。他赞叹文同有四绝：“诗一，楚辞二，草书三，画四”，他曾作《石室先生画竹赞》赞美文同善于捕捉竹的生机妙理，心手为一，深得画道精髓和天然之趣。文同对此很感慨：“世无知我者，惟子瞻一见，识吾妙处”，引苏轼为知音。苏轼常常研习文同画作，与他探讨。文同告诉苏轼，画竹先要胸有成竹，只有抓住灵感才能做到神似，托物言情。苏轼得到很大启发，绘画水平一日千里，以文湖画派的真正传人自居并戏言：“我画竹虽然比不上与可，但是画石头是比得上的。”文同对苏轼也极为肯定和信任，他曾经为道师王执中画墨竹，嘱咐他千万不要让其他人题字，只等苏轼来题诗。苏轼和文同痴迷艺术常入无人之境，这大概是他们成为知音的重要因素。文同见不得好纸墨，一见就控制不住上前泼墨作画，旁人争相抢去，他也不觉得可惜。后来，大家看到他就故意摆上好笔好墨，文同常常徘徊很久才忍痛避开，粉丝们一年到头求不到画，忍不住问他原因，他说：“我学道不精，不适意时就喜欢画竹宣泄，这是一种病啊，我现在已经好了。”苏轼无论到哪里都会带上笔砚，他曾说：“我这一生没什么快意事，自认为只有做文章的时候乘兴挥毫，是天下第一乐事！”二人在京城期间，经常品评艺术、探讨绘画书法，常常到半夜三更。他们有时静静地对坐，有时把酒赋诗、挥毫泼墨、畅谈大笑，说到兴奋处更是旁若无人、狂态百出：脱衣解带拍手高歌，恣意掀倒书窗画壁，站在窗台下对月吹箫，动静之大常常让邻居惊奇不已。一生难忘的情谊熙宁三年（1070年），文同以太常博士知陵州（今四川仁寿），离京前，他与苏轼同游京师静因院，与长老臻师告别，文同再画墨竹，苏轼作《净因院画记》。二人又同登延晖亭，当时正值寒冬，他们迎着霜风雾霭，漫步在草木萧瑟的密林，想到即将分别不知何年再见，二人怅惘不已，久久不愿离去。没曾想，这一次竟是永别。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二十一日，文同突然离世。噩耗传来，苏轼悲痛不已，他终夜不能入眠，坐着叹息，偶然入睡又会在梦中惊醒，一想起好友离去就泪流急下淋湿衣襟。二月，他作祭文呼唤亡友：“呜呼哀哉，与可能复饮此酒也夫？能赋诗以自乐，鼓琴以自侑也夫？呜呼哀哉。”四月，苏轼移守湖州，他常常想起文同：“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手。相望五百里，安得知其牗？”文同的死就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苏轼喘不过气来，最让他难过的是文同临终前想见他一面却不得的痛苦。这样一个好人怎么就这样走了呢？他为官清廉，一生清贫，留下遗孀弱子该怎么生活呢？七月七日，苏轼在湖州晒书画，看到文同的墨竹失声痛哭不能自已。苏轼是一个豁达的人，惟对文同的离去久久不能放下。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轼受到了严酷的折磨，一下从天堂坠落地狱，可谓九死一生。尽管这样，他出狱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和家人团聚，而是赶到陈州，料理文同后事。文同的遗孤扶柩回乡路过黄州，苏轼再作祭文悼念文同，他深情地写道：“丧之西归，我窜江濆……我在茫茫，凡几合分。尽此一觞，归安于坟。”他让文同安息，又写信给文同的儿子文务光，劝他节哀，而自己却一直无法释怀，对文同的怀念几乎贯穿了他的余生。元祐八年（1093年），年近花甲的苏轼在朋友吕元钧处见到文同遗墨，悲从中来，作《文与可画赞》：“我怀斯人，呜呼，其可复觏也。”其哀痛之情令人唏嘘。面对如此真挚的情谊，一切语言都显得如此苍白。文同与苏轼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段历史佳话，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珍贵的人生启迪。（作者供职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袁丁

2020-10-06
古人如何以“帽”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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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张凤夏天到了，许多海南人都有出门戴帽子遮阳的习惯。其实，在我国古代，冠和帽已在人们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有实际功能，还是文化和社会身份的象征。爱戴高帽的北齐儒士宗道晖、“醉看风落帽”的唐代诗人李白、着雨巾风帽的浪游之客、提倡“冠必正”的蒙学教师……千百年来，冠帽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也在不同时代留下了文化烙印。帽子起源衣毛而冒皮许多人认为“冠”就是“帽”，“帽”就是“冠”，将两者等同，其实不然。《说文解字》对“冠”的定义是“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緫名也”，意思是说冠是卷束，是用来卷束头发的饰物，也是戴帽子这一动作的泛称。《说文解字》还收录了“帽”的通假字“冃”的解释：“冃，小儿、蛮夷头衣也。”意思是帽是人们行冠礼之前穿戴的首服（也称头衣）。在我国古代，冠、帽、巾、幞、帻、笠、胄都是首服，但这7种首服的样式和功能存在差别。相较于在正式场合戴的冠，帽子更加轻便实用。东汉刘熙在《释名》中说“帽，冒也”，大意为帽子是冒出于头顶的衣物，最初老百姓为御寒而戴帽。魏晋时期，贵族也开始戴帽子。南北朝以后，帽子逐渐普及。说到这里，人们不禁要问，最早的帽子是织物做的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同帽）皮。”在原始社会，古人将兽皮盖在头上，或许这就是帽子最初的形态。据《礼记正义·冠义》记载，三皇时期，人们以冒（即帽）覆头，至黄帝时，始有冕。在黄帝以前，人们以羽皮为冠；在黄帝以后，人们以布帛为冠。这说明，正是因为人文始祖黄帝的卓越贡献，华夏民族以衣冠为表征，较早沐浴了文明之光。冕旒天子诸侯之帽《尚书》中提到了“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这一关于“华夏”的描述。古代所有冠服中，以冕服为首。《说文解字》对“冕”的解释是：“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瑬、紞纊。”冕是大夫以上官员佩戴的礼帽，冕的覆板较长，垂下玉瑬（同旒），两侧悬挂瑱玉，冕板下垂旒是其主要特征。旒的数量是佩戴者等级地位的标志，十二旒为最高等级。《礼记·礼器》载：“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唐代诗人王维在《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写道：“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首诗描写了外宾云集的早朝场景，展现了大唐声威远播、万邦来朝的盛况。冠笄之礼三千年的传承从周代至明代，冠礼是男子成年时的一项重要典礼。男子参加冠礼，意味着长大成人、迈入社会，要开始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礼记》载“二十曰弱，冠”，即人到了20岁的时候要参加冠礼。据《仪礼·士冠礼》记载，加冠要加三次，第一次加缁布冠，第二次加皮弁，第三次加爵弁。缁布冠，早期是用黑麻布制作的，朴实无华，寓意尚质重古、永不忘本；皮弁一般由鹿皮制成，呈圆形，能覆盖头部，大臣通常上朝时戴它，寓意以后能事君、勤政、恤民；爵弁是一种平顶的帽子，与冕有些相似，不过没有旒。三次加冠，由缁布冠到爵弁，冠服等级越来越高，每次加冠后都有不同的祝词，由长辈告诫被加冠者要培养成人的志向德行、责任感，保持成人的威仪。冠礼之后，被加冠者已是成人，就行成人拜见之礼，在非正式场合仍可戴帽，在正式场合必须戴冠。对应男子的冠礼，古代女子到了年龄要参加笄礼。在周代，笄礼在女子15岁时举行。笄就是簪子，笄礼在民间也被称为“上头”或“上头礼”，其流程与冠礼相似。宋代流行款东坡帽和椰子冠宋代，除了在重大场合戴的冕冠外，比较常见的冠帽有通天冠、凤冠、远游冠、进贤冠、貂蝉冠、獬豸冠、幞头、乌纱帽等。其中，幞头的来源是民间的裹头巾，在唐代就开始广泛穿戴，至宋代后更加流行，从皇帝到百姓都戴幞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本朝幞头有直脚、局脚、交脚、朝天、顺风，凡五等，唯直脚贵贱通服之”。一些幞头里面以木为“骨架”，外面以漆纱作饰，看上去平整美观。帽子的样式大都有历史传统，但也有人突发奇想设计一款，就能引领时尚潮流。北宋大文豪苏轼将幞头加以改造，设计出东坡帽，引得京城百姓纷纷效仿。东坡帽有内外两层，内层有四个面为方形，比外层高；外层也是四个面，且四面都不相连，其间有开口，前口开得最大，后面有两条带子。东坡帽的主要特点是帽身较长而帽檐很短。北宋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说“士大夫近年仿东坡桶高檐短帽，名曰子瞻样”，南宋洪迈在《夷坚志》中说“人人皆戴子瞻帽”，可见东坡帽的流行程度。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儋州。居儋期间，他喝完椰子水后，请当地手艺人将椰子壳制作成帽子，称之为“椰子冠”。后来，苏轼之子苏过模仿制作了一顶“椰子冠”，寄给当时谪居广东雷州的叔叔苏辙。苏辙收到礼物后，十分高兴，还写了一首《过侄寄椰冠》诗。苏轼也曾写过一首关于椰子冠的诗：“天教日饮欲全丝，美酒生林不待仪。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师。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诗中流露出苏轼对自己设计帽子的创意的认可。清代之后帽子成为职业象征清代的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强制人们改冠易服，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冠服装饰变化较大。清代官员的官帽分为三种：朝冠、吉服冠、常服冠。朝冠又称“顶戴花翎”，花翎为孔雀等鸟类的羽毛，不同品级的官员佩戴不同规格的翎。除了官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戴的便帽是瓜皮帽。在清代，瓜皮帽又被称为“六合一统帽”“六合帽”“小帽”等，因为它是由六块黑缎子或绒布等缝合而成，形状如半个西瓜皮。海南省博物馆收藏了清代官帽文物一件、清代七品官帽顶戴一件。清代之后，帽子朝着两个方向发展：帽子成为某些行业成员统一穿戴的服饰，被赋予职业象征意义，例如护士帽是护士职业身份的标志；除了最初的御寒抗热功能，帽子还延伸出许多新功能，比如舒适、修饰等，正因功能多元，帽子的款式也越来越丰富。新中国成立后，用麦秆编成的大檐帽一度在南方、北方都很流行，目前这种帽子仍比较常见，算得上是一款经典的帽子。改革开放后，贝雷帽、渔夫帽、报童帽、鸭舌帽、牛仔帽等从西方传入我国的帽子，也受到一些年轻人的喜爱。传统款式与现代流行元素交织，中国人与帽子相随的故事还在继续。

2023-05-29
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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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飞苏迈避嫌辞官（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十八）苏迈，字伯达，苏轼长子，嘉祐四年（1059年）生于眉山。一生为家庭生活奔走，诗文不显。元祐五年（1090年），苏迈自杭州出发，出任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升任县令。苏辙有送行诗曰：“尔去河间治，无嫌野老讥。仍将尺书报，勿复问从违。”同时，苏轼还致信好友，瀛洲守钱勰（穆父），以苏迈为托：“迈拙而愿，既备门下人，又旦夕左右，想蒙提诲如子侄，不在区区于祷也”。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出知定州时，时年35岁的苏迈还在河间令任上。宋代实行为官避亲嫌制度，因苏轼抚河北西路，河间属河北西路管辖，父子同在同一路为官，应当避嫌。为严格执行该制度，苏轼命苏迈辞官河间令，来定州居住。宋代的为官避嫌制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苏迈任河间知县期间的政绩，文献记载很少，清乾隆《河间县志》《宦迹志》云：“苏迈，东坡长子，与弟过、迨具善为文，为雄州防御推官，知沧州河间县，后为驾部员外郎。”（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十九）苏轼深受远祖苏武忠义有节、威武不屈的文化传统影响，亦延续着燕赵之士慷慨豪迈、好气任侠的精神。苏轼向来景仰慷慨侠义的精神，望都少年刘丑厮敢于抗暴，苏轼不仅收用为小吏，读书习武，热心培育，而且写下长诗《刘丑厮》，对其赞赏有加。体现了苏轼爱护边民、体恤百姓的情怀。【刘丑厮诗】刘生望都民，病羸寄空窑。有子曰丑厮，十二行操瓢。墦间得馀粒，雪中拾堕樵。饥饱共生死，水火同焚漂。病翁恃一褐，度此积雪宵。哀哉二暴客，掣去如饥鸮。翁既死于寒，客亦易此龆。崎岖走亭长，不惮雪径遥。“我仇祝与苑，物色同遮邀。行路为出涕，二客竟就枭。”譊譊诉我庭，慷慨惊吾僚。曰：“此可名寄，追配郴之荛。恨我非柳子，击节为尔谣。”官赐二万钱，无家可归娇。为媾他日妇，婉然初垂髫。洗沐作小史，裹头束其腰。笔砚耕学苑，弓矛战天骄。壮大随尔好，忠孝福可徼。相国有折胁，封侯或吹箫。人事岂易料，勿轻此僬侥。（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二十）绍圣元年正月十七日，正是立春日，苏轼与幕僚们举行聚会。聚会期间，苏轼作诗戏自己的幕僚、挚友李之仪（端叔）。【立春日小集戏李端叔】白发已十载，青春无一堪。不惊新岁换，聊与故人谈。牛健民声喜，鸦娇雪意酣。霏微不到地，和暖要宜蚕。岁月斜川似，风流曲水惭。行吟老燕代，坐睡梦江潭。丞掾颇哀援，歌呼谁怕参。衰怀久灰槁，习气尚馋贪。白啖本河朔，红消真剑南。辛盘得青韭，腊酒是黄柑。归卧灯残帐，醒闻叶打庵。须烦李居士，重说后三三。戏砚盖语（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二十一）元祐八年冬，在定州文庙，苏轼在教授州学生期间，为学生戏作《定州学生砚盖隐语》。【定州学生砚盖隐语】碑石犹在，岘山已摧。姜女既去，孟子不来。注释:1、明蒋一葵《尧山堂外纪》“碑”作“砚”。2、岘山：山名，在湖北省襄阳市，为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山。3、姜女：即孟姜女。该文大意是：碑石还存在，岘山已摧毁。姜女已经走了，孟子却不来了。文章本身为一首拆字谜语，“碑”字左半边与“岘”字右半边组合即为“砚”字，“姜”字上半部与“孟”字下半部组合即为“盖”字。读陶诗（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二十二）绍圣元年正月十六日，苏轼与李之仪、王几仁、孙敏行（子发）雅聚，研读陶渊明诗，苏轼书陶渊明《归园田居》诗。【书渊明诗】“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侵晨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元祐九年正月十六日，李端叔、王几仁、孙子发皆在。东坡记。该文作于元祐九年即绍圣元年（1094）正月十六日。苏轼非常喜欢陶诗，在他的诗文作品中，读、题、书陶诗记载颇多，在定州任上则仅此一例。（未完待续）

谢飞

2022-06-30
插花起舞为公寿苏轼为何两书《醉翁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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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起舞为公寿苏轼为何两书《醉翁亭记》？欧阳修《灼艾帖》，纸本，纵28厘米，横1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袁丁正在故宫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是故宫今年首次重量级展览。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兼有部分天津博物馆藏品。不但有苏轼自己的佳作，还有部分苏轼师友作品。展览呈现出苏轼的“朋友圈”，包括前辈欧阳修，同辈友人中的王诜、陈慥、李公麟，再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展品中，《灼艾帖》是现存欧阳修最早的行书，整幅作品自然灵动，于清秀仪态中透出劲健飘逸的风骨。遗憾的是欧阳修的草书至今不见，只有相关记述，例如他的得意门生苏轼为他许多手迹所作的题跋，可以为我们提供想象。《灼艾帖》作于嘉祐元年（1056年），就在此后的嘉祐二年（1057年），欧阳修和苏轼这两位文坛巨星在京城相遇，开启了一段至今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坛佳话。壹欧公慧眼识英才欧阳修是苏轼童年时期的偶像，苏轼七八岁时从启蒙老师张易简那里得知了欧阳修的事迹，不禁心生向往。此后苏轼经常一边诵读欧公的诗词文章，一边想象他的样貌行事，甚至夜晚还与他梦中相见，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师。嘉祐二年（1057年），年近半百的老苏带着东坡兄弟进京赶考。礼部进士考试中，弱冠之年的苏东坡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了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梅尧臣的赞叹，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笔力豪骋、超尘脱俗、不同凡响，完全契合他们诗文革新的精神。由于宋代的考试采用“糊名、誊录”制度，考官无法看到考生姓名，也无法根据笔迹识人，因此欧阳修以为这篇文章一定是自己的门生曾巩所写，为了避嫌违心地将这篇文章评为第二。后来看到试卷署名“眉山苏轼”后，不禁大为惊讶，也懊悔不已。接下来苏轼一路披荆斩棘，在《春秋》对义中得第一，殿试中乙科。这次考试及苏轼成名作《刑赏忠厚之至论》，为欧、苏的初次相逢提供了良机，同时也奏出一段余味无穷的小插曲。由于欧阳修在读苏轼文章后，怎么也想不出其中的一个典故，恰逢苏轼按照礼俗拜访主考官，于是欧公谦虚地问他：你文中“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的典故出自哪里啊？东坡回答：我根据《三国志》中孔融用尧、皋陶的典故想当然地推测罢了。面对苏轼的诡辩，欧阳修摸着胡子哈哈大笑，他对旁人说：“这个年轻人善读书、善用书，今后他的文章必定会独步天下！”他写信给梅尧臣：我读苏轼的文章，不自觉就出汗了，真是痛快极了！我应该避开他，放他出人头地，真是可喜可贺！欧阳修又引荐苏轼拜识韩琦、富弼等文坛名家、政界高官，大力推崇三苏父子行云流水、朴实无华、清新晓畅的各类散文，于是三苏父子“名动京师”，天下学子争相拜读他们的文章、学习他们的文法。贰东坡颍州访恩师熙宁二年（1069年），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正式拉开序幕，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的新法以雷霆之势对旧有制度和规则进行颠覆。韩琦、欧阳修等老臣和苏轼兄弟等年轻官员纷纷上书反对新法，但收效甚微。熙宁四年（1071年）春末夏初，心灰意冷的欧阳修连上三书申请退休，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到颍州养老。这年七月，苏轼也自请离开京城到杭州作通判，赴任途中，先去陈州探望苏辙，兄弟二人又专程去颍州看望恩师，度过了20多天的美好时光。颍州西湖是欧公最爱。他做颍州太守时，经常泛舟颍水、赏莲观柳，写下了不少畅游颍州西湖、赞美西湖风光的优美诗文。苏轼兄弟来访，让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非常高兴，欧公当即在风光宜人的颍州西湖边开宴，师生三人开怀畅饮、作赋吟诗、谈论时局，气氛十分热烈。面对着草木染霜、荷菊争艳的美景和心意相通、才华横溢的学生，欧公容光焕发、满怀豪情。苏轼是制造气氛的高手，宴会上，他头戴菊花载歌载舞，乐得欧公眯起了眼睛，露出他标志性的牙龈。苏东坡《陪欧阳公燕西湖》诗云：“朅来湖上饮美酒，醉后剧谈犹激烈。”“插花起舞为公寿，公言百岁如风狂。”这场欢宴从清晨持续到暮霭沉沉的夜晚，在明亮的烛光中，师徒三人谁也不愿离去。欧阳修有一个石制屏风，石上的纹理犹如一幅水墨画，欧公非常喜爱，请画工在石上刻画怪松，并为它作诗写文。一天，欧公拿出这块石屏与苏轼兄弟观赏，三人喝茶品石不由诗兴大发。欧阳修命苏轼兄弟以石屏为题作诗，苏辙诗清淡无奇，诗如其人，而苏轼诗作气势恢弘，想像奇特。苏轼把紫石上的纹理想象成孤烟落日、崩崖绝涧，又联想到家乡峨眉山西雪岭上的孤松，使石屏越发超凡脱俗。欧公读到这首诗后非常欣慰。叁两书“亭记”怀醉翁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颍州拜访恩师时不会想到，20年后他也会和恩师一样与颍州结下深厚的情缘。元祐六年（1091年），苏东坡因两次遭到洛党攻击，被迫离开京城，到颍州做太守，此时欧公已仙逝19年。到颍州后，政事之余，苏轼尤其爱寻访欧公遗迹，追随恩师的身影，留下不少佳作。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因支持庆历新政，被贬谪到滁州做太守，其间留下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记》并刻石。后来石刻被人拓写过多导致字迹模糊，滁州百姓一直想将“亭记”重新刻石，却未能如愿。苏轼到颍州后，这年十一月，滁州太守王诏托苏轼好友刘景文帮忙，请苏轼重新书写“亭记”，苏轼欣然应允。刘景文到颍州后，苏轼非常高兴，两位好友把酒言欢、诗歌唱和，难免陶然于醉，书兴大发。苏轼醉中常有佳作，他在《题醉草》中说：“我喝醉后，乘酒兴可以写大字草书，自认为清醒后写的书法是比不上的。”苏轼曾亲自编修欧公的50卷《居士集》，并撰写序言，因此对恩师的名篇谙熟于心，加上醉后灵感勃发，苏轼达到了极佳的创作状态，他情思泉涌、笔走龙蛇，写出了一幅气势磅礴、神韵飘逸，给人以无限遐想和美感的草书珍品。在朦胧的醉眼中，苏轼仿佛又看到了恩师对自己的提携指导，看到了他对自己的关怀期望，想到了师徒二人同样波折的命运，这对境遇相似的师生在不同时空的书写中，达到了情感的共鸣、思想的相通和灵魂的高度契合。《醉翁亭记》篇幅较长，苏轼又是醉后书写，因此草书“亭记”有些微瑕，于是东坡又在十天后用最为擅长的大字楷书重新誊写，这才有了后来广为流传、端庄凝重的楷书大字本“亭记”。岁月流转，东坡大字楷书“亭记”石碑历经磨难依然矗立在琅琊山间，而草书“亭记”几经辗转，先后刻石，也流传至今。它们穿越千年，生动地再现了欧阳修、苏轼这对忘年师友的深厚情谊。作为见证者，它们也将永远铭记这段文坛佳话，留给人们无数的启迪。（作者供职于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2020-09-23
与黄庭坚相约黄村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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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益丰一当我第一时间看到“走进水亭”采风点简介，文中一句“黄村坞村为宋朝大文学家黄庭坚后裔居住地”，让我充满好奇。兰溪市水亭乡不仅是畲乡，而且有个黄村坞村与黄庭坚有关，曾经听说过，有关文史资料中也看到过，但一直没有机会实地去过，这次采风，正好可以弥补这一遗憾。漫步在水亭乡间小道上，迎着微风的轻拂，闻着泥土的清新，体悟村庄内敛的散淡和纯粹的生动。有缘曾在“界庐书院”学习过书法，老师说成人学书法临帖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我毫不犹豫报了临黄庭坚的帖。黄庭坚的书法一反前人规整的写法，不论是行书还是行草都可以看出他的笔画欹侧，不受羁束。我特别喜欢这种风格，本以为易临易学，结果一年下来，也没交上像样的作业。来到黄庭坚后裔居住地，身临其境可以沾点大家书法之灵气。二黄村坞村村口，两棵古樟树，根深叶茂，气势雄伟，好像正在欢迎我们的到来，据村民介绍，古樟树的年岁估计不少于300年。据《修水黄氏宗谱》记载，黄庭坚先祖黄赡任五代南唐分宁知县时举家从金华双溪玉板桥迁居于江西修水杭口镇双井村；兰溪黄村坞村的明代手写本《鹤山黄氏宗谱》中有黄庭坚第六代孙从修水回迁婺州（金华）后在兰溪鹤山（黄村坞）定居的详细记载；多年前在修水出土的一块墓志铭中落款“金华黄庭坚”，墓主系黄庭坚表兄徐纯中。这一系列史料证实了黄庭坚与金华割舍不断的渊源。因而有他著名诗句：“何时烟雨里，驱羊入金华。”我放慢脚步，跟随村子古宅旧院、土墙斑驳、村人散淡的气息，来到黄氏宗祠“钟瑞堂”。天空很蓝，环境干净，一座徽派古宅被周围气派的小洋楼包围，显得非常醒目。古宅斑驳陈朽，风霜满脸。黄村坞村黄姓人，与黄庭坚同族同宗，同一血脉，他们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开花，安居乐业。钟瑞堂大门口，入门顶上“大夫第”题字苍劲有力，昭示着这座宅子和宅子主人的不同凡响。“大夫第”一般是士大夫的门第，即文职官员的私宅。黄村坞“大夫第”不仅传递出婺州古民居的传统信息，还承载着黄姓家族的历史文化底蕴，是黄氏后裔为纪念黄苾曾任大中大夫、双井黄相官至中奉大夫而建。钟瑞堂始建于明景泰五年（1454），为三开间三进两明堂建筑，面积达360平方米。“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岁月有痕，“大跃进”时期，钟瑞堂曾被用作公社食堂，至今在其墙面上还能看到很多那个时代的标语口号。钟瑞堂附近有两口古井，一口仍在使用，据说这是当年回迁的先人们怀念修水双井村而挖。远观钟瑞堂，第一印象是古朴。白墙黑瓦，随着时间的流逝愈加分明。门楼是歇山顶，三叠马头墙高耸，屋檐下有硕大的四架斗拱撑托，很少有木雕装饰，只有“大夫第”匾额旁的两个斗拱雕有植物花卉图案。与钟瑞堂一同跻身省文保单位的，还有紧挨着它的黄村坞小厅。小厅是在钟瑞堂后建的，用作议事，原本有两个，如今仅存一个建筑面积297平方米的厅堂。小厅也建于明代，用材考究、型制独特，为三开间前厅后堂楼，后进二楼用作主要厅堂，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小厅高于钟瑞堂，也是这里的一个特色，村民们说这寓意着一代更比一代强。三钟瑞堂的后进建筑一度被毁，2001年重修后，陈列了许多黄庭坚文化展板，“宋先太史山谷公黄庭坚像”悬挂在后壁正中，画中的黄庭坚头戴官帽，身着朝服，手持笏板，神态威严，令人肃然起敬。黄庭坚不仅是文坛宗师，也是孝廉楷模，他身上的闪光点，是值得黄氏族人传承的好家风。传承山谷文脉，构建和谐新村。村民们一直以来秉承“敦孝悌、睦宗族、和相邻、明礼让、务本业、端人品、隆师道、时祭扫、戒争端、莫为非、敬尊长、守法律、宗谱系”的黄氏家训。排首位的“敦孝悌”，践行这一条，说易不易，说难不难：孝自家人容易，孝他人则难；坚持一时易，数十年就难。黄金松就是村子里传承黄氏好家风“敦孝悌”的典范。在担任团支部书记、代理村主任、村书记、村主任之路上默默耕耘了30来年，还悉心挑选培养了现在的村书记，两人已经默契合作6届18年，把村务工作治理得井井有条。黄金松的“孝悌”在村里是有口皆碑的。但他很谦虚，说对家中老人尽善尽忠是做人的本分，是为人子、为人婿的责任所在，不值得大肆宣扬。践行好家风，要说在嘴上、放在心上、勤在腿上，更要落实在点滴行动上，因为，细节最是难能可贵。黄庭坚清贫一生，“但愿官清不爱钱”是他终身实践的信条。他死后“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若问他为子孙后代留下了什么，只一句“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籯常作灾”的家训箴言已经足够。而若问他给后世官吏留下了什么，这清廉自守、忧民爱民的廉政文化因子便是最宝贵的遗产。四“海内文章非画师，能回笔力作枯枝。豫章从小有梁栋，也似郑公双鬓丝。”这首诗是宋元丰末年（1085）黄庭坚供职秘书省时，题在苏轼新作的一幅画上。当年，苏轼、黄庭坚、苏辙、晁补之、秦观他们一起常聚作画题诗、忧国忧民。那天，黄庭坚一边讨论书法，一边抽空去母亲房里拿溺器到门口冲洗，众学士目睹此番孝行，更在敬佩黄庭坚才学的同时，感动其孝心美德，遂向新任皇帝宋哲宗举荐，载入孝史，天下共识，敬之仰之。黄庭坚因正直、清廉、敢谏，虽几遭贬官，但是他的亲民勤政、文学成就、孝心美德，在正史和朝野口碑上一直处在大诗人、大书法家、大孝子的历史地位。2010年6月3日，黄庭坚的一幅《砥柱铭》书法长卷拍卖出了4.36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这个数目对于书画来说无疑是一组惊人的数字，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黄庭坚的书法造诣和影响力，又一次激起了海内外研究黄庭坚的学术高潮，真乃是文脉绵绵，千年不断。黄庭坚的书法无疑是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他既注重书法的内在精神，又注重点画结构，从而达到了内外兼修的艺术境界，追求气韵和笔法的高度统一。他认为，学书法只有外在的形式是不长远的，书法的根本是学识和文学修养的体现，只有内在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所写书法才是具有境界的。这种书学思想到现在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当代草圣林散之曾经说过，学书法必须多读书，没有文学修养，所写的书法称不上是有境界的书法。这艺术境界让我悟出学书法的哲理内涵。近年来，当地村干部结合黄村坞的自然条件，挖掘当地的黄庭坚文化，打造美丽乡村。“小桃灼灼柳鬖鬖，春色满江南。”这是黄庭坚在《诉衷情》里描绘的美景。村口的两棵古樟树，早已郁郁葱葱，树下不远处的池塘里常有白鹭掠过。村中不仅有桃花、杨柳，还有成片的油菜花。每逢春暖花开的农历三月三，畲乡黄村坞总会热闹一番，近年来更是连续举办了黄庭坚杯书画展，邀请不少擅长、热爱书画的文人雅士到村里感受黄庭坚诗词中的渔歌之乐。

徐益丰

2021-10-19
主考官欧阳修为国举贤不计私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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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商越提示TISHI“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一幅现代油画《北宋嘉祐二年科考》，再现了嘉祐二年科举考试的盛况，登榜进士人才济济、群星璀璨，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几乎包罗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其中“唐宋八大家”就占了三席：曾巩、苏轼、苏辙。这一年的主考官是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同时展出的另两件拓片——苏轼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和《欧阳修丰乐亭记》，是苏轼在欧阳修去世二十年后书写并刻石立碑于醉翁亭和丰乐亭，表达对恩师的敬重怀念之情。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这幅油画借用国画的写意手法，展现了苏洵送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进京赶考，与欧阳修见面的场景。”《北宋嘉祐二年科考》油画的创作者、辽宁美术馆画家陈鹏给记者讲解，这幅油画选取嘉祐二年（1057年）科考的时间节点，呈现了当时“宋六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齐聚京城的历史画面。油画以一个穿红衣戴官帽，背对观众的人为中心，他就是欧阳修。从四川赶来送子赶考的苏洵拄着竹杖，穿白衣的苏轼与穿绿衣的苏辙向欧阳修拱手鞠躬，苏洵左侧“手不释卷”的是欧阳修门生曾巩，后边红衣骑马者为路过此地的王安石，他当时在京城任管理马匹的群牧判官，画右侧穿绿衣者为欧阳修好友、“宋词鼻祖”梅尧臣。此外，远处的树枝上还独具匠心地画了三只喜鹊，寓意金榜题名、喜鹊登枝。至于这7个人的长相，陈鹏参照了清代“八大家”画像的骨骼，描画其时相应年龄面貌，而宋人服饰、竹杖、书生赶考使用的书箱等，参考了《清明上河图》等古画。这样一幅生动的油画，将观众的思绪一下子拉入千年前那场群星璀璨的科举考试……嘉祐二年正月初六，欧阳修受命担任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是公认较为完备严密的，建立了锁院、糊名和誊录等公正严格的制度，对后世的科举考试产生了深远影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美华告诉记者，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经逐级选拔，择优录取。解试是由各州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一般在秋天举行。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中举”，于次年春天到京城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考试。因礼部属尚书省，简称省试。省试通过后，进入殿试，由皇帝在金殿上进行考试。殿试通过，即可直接授官。嘉祐二年主考的其他考官还有王珪、梅挚、韩绛、范镇和梅尧臣等人。按照惯例，他们提前被带到贡院考场，与外界断绝联系，实施“锁院”，这次锁院前后共50天，在里面出题、阅卷、定等，直到放榜后，才能解禁出院。欧阳修在《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诗中，描写了考场内群英聚集、考生紧张答题的场面：“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从诗中可见，当年的考场上安静肃穆，只听见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如同春蚕嚼叶，欧阳修说自己心神耗尽，幸亏有赖同僚精于识别，共同为国选拔英才。为防止营私舞弊，宋代科举考试实行考卷糊名和誊录制度。即考试结束后，试卷先交编排官，去掉籍贯、姓名等，另行编号，然后交给封弥官誊写一遍（以防考生在试卷中做记号），校对无误后，盖上御书院印章，这就是糊名制度。然后由初考官、覆考官两次判卷，定出等第，随后由详定官启封，以两次判卷结果，决定等第名次，最后交还编排官，揭去糊名，恢复姓名、籍贯，决定礼部录取的名单，整个过程极为周密紧张。正因如此，考官判卷时不知考生姓名，更看不到考生的真实笔迹。利用主考官身份力促文风改革千年前的北宋文坛，盛行一种艰涩险怪的“太学体”文章，还有一种浮艳拼凑的“西昆体”，欧阳修对二者采取批判态度。他提倡继承韩愈的文风，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反映现实生活的散文。因科场文风与整个文坛息息相关，这次受命出任主考官，欧阳修决心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文学主张，通过这次科举考试，去除积弊、刷新文风，按自己的标准选拔人才。当时在“太学体”中有位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叫刘几，这一年他也来应考。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刘几最喜欢用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欧阳修早已听说此人，读过他的文章，非常厌恶。这天阅卷，欧阳修看到有一篇艰涩怪僻、不堪卒读的文章，其中几句说：“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认为，这一定是刘几的文章。于是，他在后边接续了两句：“秀才刺，试官刷。”并用大红笔从头到尾横抹一道，称为“红勒帛”，又批上“大纰缪”三个字，张榜贴在墙壁上，让各位考官参观。后来揭去糊名，果然是刘几的文章。这一年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梅尧臣阅卷时，看到一篇文章仅用600字，就简洁明了地论述了忠厚为本、以仁政治国的思想。他激动不已，立即呈给主考官。欧阳修阅后又惊又喜，觉得此文引古喻今，说理透彻，既阐发了传统仁政思想，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初欲评为本场第一，但转念一想，如此出色的古文，当今恐怕只有自己门下弟子曾巩才写得出，倘若把曾巩取为第一，难免有营私舞弊之嫌，只好忍痛割爱，让这篇文章屈居第二。可是等到放榜的时候才知道此文作者原来是四川眉山的考生——苏轼。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作为主考官、文坛领袖，欧阳修自认才华在门生之下，并要为苏轼出人头地开山避路，其爱才之情溢于言表。展厅中展出的宋拓《欧阳修醉翁亭记》及《欧阳修丰乐亭记》，都是欧阳修被贬滁州时所写。《醉翁亭记》初刻碑石字小刻浅，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在恩师欧阳修去世近20年后，以大字楷法重书《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并刻石立碑于两亭，表达怀念之情，其书法风骨峻朗、气韵淳厚，是苏轼楷书代表作品。登榜进士中出了九位宰执力主平易文风、敢作敢为的欧阳修因此得罪了京城权贵子弟。礼部将录取名单张榜公布之后，那些善写怪僻文字的知名人物全部名落孙山，于是他们心生不满，聚众闹事。《宋史·欧阳修传》记载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科场风波：“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这些落榜生聚在欧阳修的马前，将他团团围住痛斥辱骂，街头巡逻的官吏赶到也无法制止。甚至有人写了一首《祭欧阳修文》扔进他家，诅咒他快死。其实，欧阳修早有心理准备。他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静……权贵人家与浮薄子弟，多在京师，易为摇动，一日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颇当实材，既而稍稍遂定。”欧阳修信中表示，早在受命担任主考官之时，就知道清理科场积弊，会有今天的舆论喧哗，但是自己选拔的都是栋梁可用之才，没有什么遗憾，时间会平息一切纷乱。所幸正当欧阳修处境艰难之时，宋仁宗给予了充分信任和有力支持。著名学者王水照在《欧阳修传》中考证，按惯例，以往历届科考，殿试对礼部奏名进士“黜落甚多”，也就是说，皇帝不认可的人有很多。但这次殿试，礼部奏名的所有进士，无一例外地全部被皇帝殿试认可。这意味着，朝廷对欧阳修选拔人才的评判标准持肯定态度。这次科举考试，选拔的精英云集，几乎网罗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如文学才子曾巩、苏轼、苏辙；北宋理学家、洛学创始人程颢及其学生朱光庭，大思想家、关学创始人张载及其学生吕大钧；政界人物有吕惠卿、曾布、王韶等，他们是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物。就官位而言，据史家统计，此榜进士位至宰执者（指位居宰相、副宰相、枢密使、枢密副使等执掌国家政事的重臣）有9人，分别是：王韶、郑雍、梁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惇。此外，水利专家郏亶（jiádǎn）也在此榜中。因此南宋丞相周必大评价说：“欧阳文忠公知嘉祐贡举，所放进士，二三十年间，多为名卿才大夫，用此以取之欤！”从此，北宋科场风气幡然转变——“文体复归于正”，欧阳修将宋代古文运动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平易自然、流畅婉转，逐渐成为宋代散文的群体风格，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楷模。当年“太学体”代表人物刘几落榜之后，改名为刘煇，亦改变文风，学作平正自然的古文。两年后，他再次参加进士考试，“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煇”。他应考时撰写的文章广为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文坛风气的改变。（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手记好贤荐才实为尽忠报国本报记者商越探究欧阳修好贤荐才的深层原因，不难发现，欧阳修念念不忘的是尽忠为国、荐贤报国，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另一种表达。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原来大多是“布衣屏处，未为人知”，在欧阳修的培养举荐下，相继成长为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宋人笔记《曲洧旧闻》讲述了欧阳修的一件小事：“欧公下士，近世无比。作河北转运使过滑州，访刘羲叟于陋巷中。羲叟时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学士，常有空头门状（宋代名片）数十纸随身，或见贤士大夫称道人物，必问其所居，书填门状，先往见之。果如所言，则便延誉，未尝以外貌骄人也。”从中可知，欧阳修经常随身携带空头门状，发现哪里有人才，便礼贤下士、不惜到陋巷中寻访。欧阳修能大力举荐的不仅有素不相识的布衣贤才，就是有个人恩怨的政敌，他也心胸宽广，为了国家的利益捐弃前嫌，大力扶植。史料记载，欧阳修曾在一份公文中，向皇帝推荐三人可以为宰相，把吕公著、司马光、王安石力荐给皇帝。吕公著，是当年排斥范仲淹之党，并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的主要参与者、宰相吕夷简之子；司马光和欧阳修政见不合，也曾在朝中力排欧阳修；王安石认为欧阳修并非知己，意见常有不合，王安石主张变法，欧阳修则反对新法，然而欧阳修却能做到唯才是举，不计前嫌。因此宋代词人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称颂欧阳修：“然公于晦叔（吕公著）则忘其嫌隙，于温公（司马光）则忘其议论，于荆公（王安石）则忘其学术。不如是，安能真见三公之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荐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蔽于中，虽欲荐之，亦不能知也。”由于欧阳修举荐团结了一大批人才，制造了一波“人才聚集效应”，使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和古文运动进行得有声有色，对北宋此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欧阳修的奏议中，他袒露过自己的心声：“窃惟古人报国之效，无先荐贤……苟有所见，其敢默然？”“凡臣所言者，乃愿陛下听其言，用其才，以济时艰尔，非为其人私计也。若量霑恩泽、稍升差遣之类，适足以为其人累耳，亦非臣荐贤报国之本心也。”他希望君主能“深图治乱，广引贤俊，与共谋议，未有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治者。”字里行间一片拳拳赤诚尽忠报国之心，令人动容。熟读欧阳修的道德文章，南宋名臣周必大也慨叹：“彼争名者相倾，属文者相轻，闻公（欧阳修）之风，其少愧哉！”今天重温欧阳修的生平故事，他志存高远、淡泊名利、甘为人梯、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品格，犹令后人景仰追随。

商越

2021-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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