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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踏访“三绝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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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柳侯祠《荔子碑》“祖本”静静嵌座在中殿。四川眉山三苏祠《荔子碑》伫立在碑亭入口处。湖南永州柳子庙《荔子碑》分刻四石立于庙墙。东坡书法、韩愈诗文、柳宗元事迹，一方碑刻聚集了“唐宋八大家”中三位文坛宗师，被人们誉为“三绝碑”。戊戌之春，记者辗转四川眉山、广西柳州、湖南永州——本报记者吴晓斌文/图眉山三苏祠有座碑亭，珍藏着历代碑刻共计150多通，有88通是苏东坡手迹刻石。《罗池庙诗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表忠观碑》是苏东坡著名的楷书四大名碑，其中《罗池庙诗碑》被人推为苏东坡书法碑中第一。《罗池庙诗碑》就是为后世称颂的“三绝碑”。碑文云：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汩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莫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怠，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此乃苏东坡书韩愈之文，内容为歌颂柳宗元事迹。韩文、苏书、柳事，“唐宋散文八大家”，这通碑就占了三家，后人谓之“三绝碑”。因其句首云“荔子丹兮蕉黄”，故亦称《荔子碑》。东坡书《荔子碑》之时，已经是晚年最后的闲暇时光。心境自然，敦厚空朗。通观此碑，行笔刚健，用墨浓重，结体疏密相间，体现出内美外拙、凝重雄强的风貌。苏东坡开创了宋代尚意书风，被誉为“宋四家”（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之首。《荔子碑》堪称东坡书法造诣的代表之作，宋人朱熹有“奇伟雄健”之赞，明代王世贞评为东坡“书中第一碑”。眉山三苏祠里存藏着两通《荔子碑》。一通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眉州知州金一凤主持所刻。碑末有题识云：“此苏长公所书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金一凤谨勒于石。”金一凤是位博雅君子，每莅官一地，莫不访求前贤踪迹、修葺名物，方有“三绝碑”回到东坡故里之幸。然历经二百年风雨侵蚀，“旧刻磨灭殆尽”。1916年，眉山人又有重刻“柳州碑”之举，主事者为郭庆琮，据“友人张幼泉所藏宋拓本双钩勒石”。细加观摹，此碑以宋代拓本翻刻，形神兼得原碑之韵致。“原碑”在何处？眉山人称《荔子碑》为“柳州碑”，这表明了它的祖本源出。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三绝碑”的发源之地——柳州。唐长庆二年（822年），柳宗元病逝于柳州刺史任上后三年，柳州人民于罗池旁建立庙宇（时称罗池庙即今柳侯祠）以缅怀柳子在当地的政绩。次年春，韩愈于京师长安闻讯，撰写了《柳州罗池庙碑》一文以悼念亡友柳宗元，碑文附作《迎享送神诗》。这首诗仿《楚辞·九歌》体而成，配以乐曲以为柳州人士祭祀时迎神送神（柳子）歌之。时中书舍人史馆编修沈传师书碑刻于罗池庙中，两百多年后，碑刻损毁。适逢苏东坡晚年贬官至岭南，渡海北归闲居广西合浦时，应柳人请求而书写了该碑的赞词部分（即《荔子碑》文）。苏东坡逝世后二年即崇宁二年（1103年），北宋爆发了元祐党祸，殃及苏东坡，有关苏东坡的文物遭浩劫。苏东坡《荔子碑》手迹，劫后余生。几经保护辗转，在东坡去世100多年后，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重阳，苏东坡真迹刻石《荔子碑》首次立于柳州罗池庙，这块珍奇的“三绝碑”得以面世。然而传至明代曾不幸折断为三，散离委弃，之后又寻得，复合一体，实为一传奇。无独有偶，与眉山三苏祠一样，柳州柳侯祠也有两通“三绝碑”。南宋所刻原件《荔子碑》嵌座在中殿最为引人注目处。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行16字。此碑为柳侯祠的镇祠之宝，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其刻石技艺刀法恣肆狂放、深浅奇正、随笔赋形，与苏东坡雄奇、深厚的书法相得益彰。左侧碑廊为仿宋的清代复制品，亦能窥见“三绝”神采。东坡法书因为刻成《荔子碑》而从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胫而走，名传遐迩。历代过往柳州的文人墨客莫不一睹为快。《荔子碑》也因此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旅程，这是中国碑帖传刻中的一件文化韵事。“三绝”美谈传到柳宗元曾任十年司马的湖南永州更引“充羡”，当地曾三度重刻“三绝碑”。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永州司理刘可勤见读碑文，敬慕柳子其人其文，遂令人摹刻于永州柳子祠（即今柳子庙）中。自此，永州人士祭祀柳宗元也有诗文可读唱了。清顺治年间，柳子庙经历兵火，变成废墟，“三绝碑”也荡然无存。时任永州知府魏绍芳等人捐俸重修庙宇，并且按照原碑拓本，重新刻石，使“三绝碑”重获新生。到了清同治年间，经过两百年风雨溶蚀，“三绝碑”已经面目不清。同治六年（1867年），永州知府廷桂“新得柳州拓本”，让人重刻三绝碑。为避免新碑再受风雨剥蚀，廷桂创意将碑文分刻为四块，镶嵌庙宇的西墙边。为了说明重刻“三绝碑”的原委，廷桂亲自作跋，刻于《荔子碑》正文之后。此重刻碑现存于柳子庙正殿后西壁之上，为湖南省级重点保护文物。“荔子丹兮蕉黄”。拨开历史烟云，我们分明能看到那三个高大的身影，听到“三绝碑”背后那首长歌，悠悠一曲，荡气回肠！荔枝红了香蕉黄了。今天，泱泱华夏洋溢文化自信，葆有化育万物的文化厚土，传承创新，代代弘扬！

2018-03-18
“鄂州苏东坡”的历史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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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国新书《苏东坡：扁舟越大江》（湖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真的是在“填补苏轼研究空白”，学界少有学人关注苏东坡在鄂州。作者率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苏东坡缘何钟情适意古武昌（今鄂州）？“钟情”突出了苏东坡对鄂州的深情，“适意”或“意适”则是他游鄂州的快乐心态，皆因鄂州可乐之景与风俗之淳。当时，苏东坡戴罪在身，但在他心里，无论是待在黄州或身赴鄂州都没有戴罪感，也没有自己名满天下而遭此境遇的愤懑之情，而是回归于一个普通人，不是士大夫“苏轼”，而是躬耕于黄州东坡沙砾地的“东坡居士”，亲和善良、旷达洒脱，化艰难为平淡，去忧伤为快乐。二是“古武昌对贬谪戴罪的苏东坡实现‘黄州突围’有何贡献”？苏东坡在王安石“熙宁变法”之际，上书宋神宗，明确提出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不同意见，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方略，缓慢纠改国家弊端。这些主张不为神宗采纳，因此执著的苏东坡少不了在诗歌里讽刺新法，不意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新党中人抓了把柄，关进御史台监狱，险些丢了性命。苏东坡身陷黄州之后的“黄州突围”，是自我人生政治抱负的消解，早年希望能像杜甫一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今只想“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像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做一个隐士。因此，并不常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傲然，或是“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的颓丧，“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沉郁，更多的是“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淡然；与客在洗盏更酌、杯盘狼籍之时，共享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愉悦，以及相与枕藉舟中、不知东方既白的忘世忘我。人生困境中的突围，虽说有时需外部力量的辅助，但大多时候需要自我内心的强大，苏东坡便是如此。鄂州的山水和朋友无形中助力其“黄州突围”，如他在樊口的朋友潘丙，用友情打开了苏东坡抑郁的心扉，在黄州写下“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的苏东坡，这时写给潘丙的诗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苏东坡遭遇艰难时也会有痛苦，但可贵的是他能够很快从痛苦中走出来，获得新生，一仍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鄂州苏东坡，作者撰写时尽量站在现在鄂州的角度深入系统地观察研究、描写记叙。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苏东坡与昔日武昌相关联的大事，让其融化在鄂州的山水和历史氛围中，为此，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还原历史的苏东坡。二是大量引用苏东坡的有关诗文，包括苏东坡的鄂州诗文、黄州诗文以及其他有关联性的诗文，尽可能使该书占有的资料充分而真实，以促成书中的主要内容有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叙述的往事才可能妥帖、阐明的观点才可能准确。为“细致入微地记述苏东坡跟古武昌的特殊情缘，以便突出鄂州是苏东坡文化的独特历史印记和本书主旨”，作者下足了功夫，他说自己是在“尽量”，换言之是“竭泽而渔”，“鄂州苏东坡”撰写前资料的占有理当如此，并在写作上形成三个特点：一是赋予人物传记式的构架。作者以苏东坡从海南北归时的《自题金山画像》开篇：“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点出“黄州”，只因有“黄州东坡”方有“鄂州东坡”。他为全书搭建了一个人物传记式的构架，将这部书写成苏东坡人生的阶段史、地域史。书入题快，从落帆武昌樊口、兄弟同游西山、养生医道以及遗爱于民、依依惜别到苏东坡的影响和后人缅怀，并以“苏东坡年表”佐之，使苏东坡的鄂州阶段史、地域史得到补充。这对于“鄂州苏东坡”是合适的。在这一类苏东坡传记中，应该如此，毕竟是传记，要讲人物的故事，顺时序而行是最便捷的选择，这一做法不妨碍书以倒叙进入，也不妨碍写作时还运用了插叙、补叙等方法。人们常说的“文似看山喜不平”，固然有故事的曲折繁复、问题的考证推导，但写作方法的运用也是不可少的。因此，读这本书，读者会感觉总是处在苏东坡的鄂州生活中，因其食樊品鳊鱼，也许口中亦有鳊鱼的鲜嫩感；因其游西山之乐，也许自己亦在西山漫游。二是运用上挂下连、左顾右盼的方法。该书在传记结构中的历史厚重，是与苏东坡相关的历史构成的。作者以鄂州苏东坡为中心，用上挂下连、左顾右盼的方法，将相关的历史包括传说组织起来。作者讲述苏东坡饮“潘生酒”、食武昌鱼，并不是讲一个孤立的故事，而是上溯到苏东坡曾护送父亲苏洵的灵柩回乡时在武昌樊口眺望黄州、与潘生即潘丙的交游、与潘丙侄儿潘大临“雪堂问答”、苏东坡的杯酒人生、饮酒黄州，最后才是饮“潘生酒”；讲述苏东坡的西山游，从首游西山、复游西山讲到兄弟同游西山，并从苏东坡《记樊山》中探究古武昌自殷商以来的历史、“西山三贤”之陶侃和元结。该书可视作从苏东坡的角度撰写的鄂州传统文化史，书中琳琅满目的历史故事，让尘封已久的鄂州历史文化重放异彩。三是以苏东坡诗文作支撑。作者表示，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苏东坡诗文，但不仅限于苏东坡，如屈原的《涉江》、黄庭坚的《武昌松风阁》，都是作为史料来运用。苏东坡留给鄂州的史料，最可靠的就是其诗文，以苏东坡诗文构成的人物传记更贴近历史原色。作者引用了苏东坡的鄂州诗文和非鄂州而相关的诗文，有的颇具乡土气息，表现了他对生活的达观，如《游武昌寒溪西山寺》里的“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今朝横江来，一苇寄衰朽。高谈破巨浪，飞屦轻重阜”；“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这首五言古风篇幅较长，聊引数句即能感受到西山的地理位置、山上风物以及苏东坡渡江而来的风流倜傥。有的诗富有生活哲理，如《鳊鱼》里的“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颈，贪饵每遭烹”，先说景色之美、游鱼之乐，继以“缩颈”戏谑地解鳊鱼的小头无颈，最后说它“贪饵每遭烹”，其典出《庄子·外物》的任公子垂钓，后来东汉张衡的《归田赋》也说俯钓长流时鱼的贪饵吞钩。看似写鳊鱼的命运，实则说人的命运，社会上很多这样的悲剧，古今皆然。而作者表示，这也体现了苏东坡对“乌台诗案”的反思。苏东坡还写过一首七言古风《武昌西山》，前四句为：“春江渌涨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这首诗引发了苏辙、刘攽、孔武仲、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唱和，于是苏东坡又作了《〈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成为诗坛趣事。这只是书中所引苏东坡诗的点滴，还有词与文，如词《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点绛唇·闲倚胡床》、文《超然台记》《记游松风亭》等，均不再赘述。这些诗词文作为“鄂州苏东坡”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让读者在阅读时更多了一分对苏东坡的欣赏。只是这些诗词文还需要广泛传播，使其广为人知，这可能是今天的鄂州人需要关注的。

阮忠

2023-11-08
东坡寓惠居所几度变迁其中“住着”何样诗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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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江楼立于东江与西枝江合流处惠州市文广旅体局供图东坡雕像立于东坡祠旁惠州市文广旅体局供图合江楼亮化工程已打造完成惠州市文广旅体局供图统筹策划/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文/羊城晚报记者林海生实习生吴锦鹏通讯员刘巧朋文嘉翔东坡的一句“不辞长作岭南人”让全国上下认识了惠州这座城市，清代诗人江逢辰的“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东坡对于惠州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今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深入挖掘“东坡寓惠”等特色文化内涵，实施东坡文化传承工程，焕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新活力。回望历史，东坡寓惠期间共搬了五次家三处住址，在这些住所里他创作了587篇诗词文章，每处住所都成为“苏迷”们追忆东坡的寄托。透过这些住所又能解析什么文化故事呢？合江楼：因东坡诗“二江合处朱楼开”得名合江楼坐落于东新桥边，位于东江与西枝江的合流处，始建于北宋初年，与广州镇海楼、肇庆阅江楼等齐名，是广东六大名楼之一。据《惠州西湖志》记载：“合江楼，在府城东北，当东西二江合流处。宋苏轼尝寓此。”在历史上，合江楼为三司行衙中皇华馆内的一座江楼，“皇华”之名取自《诗经》“皇皇者华”之意，相当于现代的高级干部招待所或者高级宾馆。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因“讥讪先朝”的罪名被贬到岭南，以宁远军节度副使一职安置惠州，不得签署公事。按理来说，苏东坡属于安置的贬官，是没有行动自由的，更不要说住这种高级宾馆了。但广东省苏轼研究会名誉会长、惠州学院原教授、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杨子怡在其研究中发现，东坡不仅住过合江楼，还住过两次。第一次为其刚来惠州之时，惠州知府詹范敬仰苏轼的才学和为人，力排众议给予他高规格的待遇。可好景不长，政敌章惇早就布下了暗哨，得知了詹范礼遇苏东坡的情况。章惇气得不得了，责令惠州府要对苏东坡严加看管，不准让他随便外出活动，于是苏东坡在合江楼只住了16天，就搬到了荒郊野外的嘉祐寺。第二次是因为东坡表哥程正辅的关系，此番一住就是一年零一个月，但后来随着程正辅的罢任，东坡又回到了嘉祐寺。在合江楼居住期间，东坡以合江楼为题，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正是写于这期间，这也正好是皇华馆后来改名为“合江楼”的原因，合江楼也由此闻名遐迩。东坡离惠后，敬仰坡公的文人骚客仍会上合江楼，作诗缅怀，明清时期尤甚：有明代张玮的《游合江楼记》，清代钟明进的《重合江楼记》，等等。数百年岁月沉浮，合江楼屡经兴废，东坡谪居过的合江楼早已湮没在尘世间。因近代原址被民居所占，今合江楼为2006年在原址隔江相望的东岸重建，但仍然处于东江、西枝江汇流之畔，“合江”之意千年之后继而续之。2019年11月，广东旅游文化节暨第十届（惠州）东坡文化节在惠州举办，惠州对外发布了两条精品“东坡游径”，均把合江楼纳入其中，这座因东坡而得名的楼宇，再次以东坡元素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此后几年，惠州在合江楼举办了多场文旅活动，并将其纳入水东街打造“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和“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中，合江楼也不断活跃在大众视野。现登上合江楼，依旧可以品味“二江合流”的壮阔景象。嘉祐寺：东坡在惠州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寓惠三年，苏东坡曾两寓嘉祐寺，分别在绍圣元年十月十八至二年三月十八，和绍圣三年四月二十至四年二月十三，共住了15个月，是在惠州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此期间，苏轼助筑东、西新桥，筹建白鹤峰新居，葬朝云于孤山。苏轼《和陶移居二首》诗云：“昔我初来时，水东有幽宅。晨与鸦雀朝，暮与牛羊夕。”诗中的“幽宅”指的就是嘉祐寺。苏轼寓此得“幽谷窈窕之趣”，“杖履所及，鸡犬相识”（《东坡志林·别王子直》），直至离寺迁居，仍“颇怀水东（嘉祐寺）之乐”（《和陶移居二首》诗序）。嘉祐寺藏于东坡小学（2022年撤并搬迁至惠州市第二小学）内，现尚存的主体建筑是清道光年间重建的，占地面积共500平方米，距今将近200年，是惠州市文保单位。嘉祐寺坐东南朝西北，是清代城隍庙型制，墙体已布满了岁月的痕迹，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前些年因白蚁蛀了大梁，只能暂时用千斤顶撑着，现已被重重围起保护。寓居嘉祐寺期间，东坡写下了《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再用前韵》《西江月·咏梅》《阮郎归·梅花》《花落复次前韵》《西江月·梅花》六篇脍炙人口的诗词。诗词中所提及的松风亭，就位于嘉祐寺边，其故址位于东坡小学的后山上。松风亭始建于北宋年间，原名“峻峰”，因植松树20余株，清风徐来，别具一番情趣，故名“松风亭”。明末清初，松风亭毁废。清咸丰年间，县人陈寿祺将亭改筑于白鹤峰东侧，补种苍松梅花，并赋《补建松风亭诗》。民国初年，亭被毁。现位于学校操场南边的松风亭，是上世纪80年代新建的。白鹤峰新居：全国唯一可考的东坡亲建房位于惠州市的白鹤峰东坡故居遗迹，是目前全国唯一可以考证的苏东坡亲自建房之地。白鹤峰原名葫芦岭。唐开元年间，玄宗东封，有群鹤翔集其坛，于是诏令诸道观皆名“白鹤”，建在葫芦岭的白鹤观因此得名，葫芦岭后改称白鹤峰。绍圣二年（1095年）传来朝廷对元祐党人永不叙复的消息，使得苏东坡断了北归的念头。他决定终老惠州，“明年筑室作惠州人。”（《与王巩书》）绍圣三年（1096年），苏东坡在白鹤峰买下白鹤观旧址数亩。东坡在自己的作品中，评价白鹤峰“下有澄潭，可饮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瞩”。幽深秀邃的西湖，滔滔西去的东江，江北成片的荔浦，菊花头附近的大云古寺，峰峦杰秀苍翠扑人的象头山和白水山，都可在峰顶尽收眼底。同时，他还在《白鹤山新居凿井》中写道：“海国困蒸溽，新居利高寒。以彼陟障劳，易此寝处干。”表示在白鹤峰居住，虽然上山下山辛苦一些，但可以远蒸溽、御暑湿，值得。绍圣三年（1096年）六月，他派遣儿子苏过到河源伐木作梁，自己留守白鹤峰，事必躬亲，“费用百端，独力干办”。历尽艰辛，才有了自己的家。新居有客厅“德有邻堂”，书房“思无邪斋”，左侧建造居室、厨房及厕所，屋的四周用廊庑连接起来，并在房屋四周、庭院及上山道旁都种上花木。“德有邻堂”是东坡盛赞惠州淳朴民风的体现，“邦人劝我，老矣安归”，当地人对东坡在白鹤峰筑室终老深表同情和欢迎。“道俗来观，里闾助作”（《白鹤新居上梁文》），在东坡动工兴建新居时，他们又纷纷前来给予帮助。东坡在《白鹤新居上梁文》中说“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在《和陶答庞参军》又说“无酒沽我，或乞其邻”。这个“邻”，指的正是卖酒为业的林婆。林婆心地善良，好急人所难，给了东坡不少的方便和帮助。宋绍圣四年二月十四(1097年农历二月十四)，东坡父子从嘉祐寺迁入新居。苏东坡写了《次韵子由所居六咏》：“新居已覆瓦，无复风雨忧”，可见常年遭受漂泊之苦的苏东坡以为终于有了安享晚年的地方。可惜好景不长，苏东坡在这倾囊建造的新居中才住了两个多月。一道皇命，就匆匆地把他贬往天涯海角的海南。在苏学研究盛行的当下，无数人前来寻苏公之踪迹，证实了宋人唐庚“碑坏诗无敌，千古鹤峰尊”的预言。文脉链接:透过迁居看东坡□申东城苏东坡的一生是奔波的，正如他的诗词所讲的一般“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东坡除了在惠州居住过之外，还曾在全国多处有过停留。在求学之时曾居住过京师的兴国寺浴室院、西岗、怀远驿、城南痒斋、雍丘等地。科举成功之后在京城任职期间的住处也是几次易址。在嘉祐六年（1061年）科举考试后任大理评事、签署凤翔府判官，赴任前所居住的地方名为南园，随后的时间里便是随着官职的调任先后居住过范镇东园、阊阖门外白家巷、东府等地。苏东坡的官途可以说是坎坷的，乌台诗案的爆发使得苏东坡险些丢掉了性命，幸而王安石、苏辙上书才算是保全了性命，不过他也由此被贬黄州，出任团练副使，苏东坡的下一个居所就这样产生了。在此期间，他先后还在定慧寺、临皋亭、东坡雪堂等地留下了《卜算子》《书临皋亭》《赤壁赋》《雪堂记》《南堂五首》等名篇，在黄州的时日里生活清贫，他躬耕于东坡，生性旷达，倒也乐得逍遥；但即便是如此，每逢佳节却难免心中会生下悲凉之意，感慨人生。在被贬黄州之后，苏东坡又因朝廷党派原因先后被贬到阳羡、毗陵、密州、儋州等地，其间，也创作出不少名词：密州三曲、《水调歌头》，等等。而后，苏东坡被贬惠州，其间先后曾在合江楼、嘉祐寺、白鹤峰居住过。苏东坡存诗2700多（王文诰2696），词（300多）430，文4200多（4800）。贬谪惠州时约59岁，共度过了大概940天，总587首（篇）：存诗124题187首，词18，文362（各类杂文111题129篇，书信51人233篇），书画20幅。苏东坡在惠州有关新居编年作品有：入住前5题；入住后15题，其中诗8题16首，词3首，文8题16篇。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曾评价苏东坡：“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后人将苏东坡的精神内涵归纳为：嗜书善学、责任担当、创新求变、仁政大爱、清廉名节、乐观豁达、诙谐幽默、情节高尚。

林海生、吴锦鹏、刘巧朋、文嘉翔、申东城

2023-03-10
形体极相似　气韵却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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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国霖苏富比拍卖公司2013年秋季拍卖会在美国纽约举行，拍品中有一件苏轼的《功甫帖》，这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历史名书法家墨迹，因而颇受世人的关注。《功甫帖》是否为苏轼真迹，抑或是摹本？引发不同见解。本文兹就《功甫帖》中的若干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证于方家。对《功甫帖》本体的看法关于古书画鉴定方法，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指出：“鉴别书画时，我们把它分成主要和次要的几个方面，这就是：‘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功甫帖》，纸本，尺寸未详。行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九字。根据帖后翁方纲题跋，考证此书为苏轼出任杭州通判时，约熙宁四年至五年间（1071-1072年）奉别友人郭祥正（功甫）所书。苏轼时年三十六七岁，为他早年所书。苏轼弟子、又一位大书法家黄庭坚曾评苏轼书法谓：“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书姿媚似徐季海（浩），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公权）。中岁喜学颜鲁公（真卿）、杨风子（凝式），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邕）。”（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墨迹》）如书于熙宁三年（1070年）的《治平帖》，用笔精致，有着取习《兰亭叙》的潇洒形态；书于熙宁十年至元丰元年间（1077-1078年）的《北游帖》，呈现瘦劲硬朗的姿态。《功甫帖》正书写于上二帖之间，书风近于《北游帖》，在清劲中已有转为丰腴的笔致。此几帖可视为苏轼书风转变前的风格。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中论述“作伪和误定的实况”时指出：“摹书有三种方法：先勾后填；不勾径自影写：勾摹兼临写，又修饰之。”又说“第三种，先勾淡墨廓后，再用笔在廓中摹写（有异于不见笔法的填墨），碰到虚燥笔锋处才略为填作。”“有一些勾摹者不太懂得行草书的写法，有时会将牵丝的笔划搞错。”同时，“又容易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然而，摹本也是最容易得其形似的，鉴定真迹和摹本的关捩是笔法，徐先生说：“依凭笔法的特点鉴别书画的真伪，是最为可靠的。”苏轼书写有他自己的特点，黄庭坚记述苏轼书写的方法谓：“或云东坡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施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山谷题跋》卷五《跋东坡水陆赞》）又同时代李之仪记载：“东坡每属词，研墨几如糊，方染笔。又握笔近下而行之迟，然未尝停辍，涣涣如流水，逡巡盈纸，或思未尽，有续至十余纸不已。”（李之仪《姑溪居士集》卷十七《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之三）这些记载说明苏轼用笔方法是用散卓笔，是一种用狼毫和羊毫合一的兼毫笔，比较柔软，笔锋含墨多，肥厚处不会开叉。他执笔又偏下，手腕着案，笔呈卧势，所写字形体偏于肥扁，运笔迟缓，墨色浓稠，故而往往左边笔划显得秀拔，而右边笔划有内收之势。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东坡书写时虽然行笔迟缓，但并不停辍，如李之仪所迹：“涣涣如流水”，取苏轼《中山松醪帖》中的“倒”字来比照，最后一笔竖划，下笔通畅无碍，仅有粗细变化，并无波状起伏。这种波动不平整的笔道，是对原本进行摹写时，用笔拘谨并有补笔才会产生的瑕疵。此外，帖中有些字笔划出现缺口或微凸的墨痕，不像是一笔写出的形态。如起首“苏轼”两字中的“轼”字，最后戈勾起笔处，出现两个尖棱，“功”字最后挑笔下端也有锯齿状突出，如一笔写出，是不可能产生这种赘笔的，苏轼《题王晋卿诗后》中的题款就绝无这种瑕疵。又第一行之“奉”字，撇笔起首回锋之尖端也很生硬，正如徐先生所说，摹写者往往“在起笔处显得不太自然”。这些很可能都是添笔填补后才出现的不合笔顺的毛病。另外，再说笔划之间的牵丝。书家书写时因笔划之间需气势连贯，出现牵丝是很常见的，但都显得自然和顺畅。而“功甫帖”中第二行之“奉”字，最后二横一竖，出现两处牵丝，第一处已有连笔不顺之嫌，第二处为结束竖划，再行上挑，殊不可解。而苏轼《江上帖》中“奉竭”之“奉”和《致南圭使君帖》中“朝奉”之“奉”，牵丝就显得十分自然。《功甫帖》中以上诸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此帖的看法，谨提出来商榷。苏轼《功甫帖》墨迹现知最早著录于清初安岐《墨缘汇观》法书卷上，全文为：“苏轼功甫帖，牙色纸本，行书二行共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后钤四印。虽只数字甚佳。”现墨迹本上钤有安岐收藏印“安仪周家珍藏”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330页第19号同文印相较，印文相合，应为真印。墨迹本上尚残留有四印，即右上方钤朱文半印，残存或为“图籍”二字；右下方钤“□□世家”白文方印半印；左中部钤朱文长方印半印，印文不辨；左下方钤白文长方印半印，疑为“義”字，与安岐著录记载相符。安岐著录的有可能即是此墨迹。江德量、张鏐、翁方纲等人藏印都为安岐之后的藏印。对翁方纲题跋的质疑翁方纲题跋共三段，下部中间钤有项元汴藏印三方。右方第一跋署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秋九月十有二日”，其他二跋未署年。将翁方纲题跋的文字与翁氏《复初斋文集》所载《跋苏书别功甫帖》相较勘，在字数和文句上有出入。翁方纲题跋同一纸上钤有明项元汴三印：“子京”朱文葫芦印、“项叔子”白文方印、“檇李项氏士家宝玩”朱文长方印，经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第82号、80号、108号相较，都有细微差别。且安岐《墨缘汇观》著录中未提及项氏此三印，而同书中著录苏轼《复盆子帖》中写明“帖经项墨林收藏”；另一著录苏轼《一夜帖》中，写明“前后空纸有项氏收藏印”。项元汴为明代著名收藏家，《功甫帖》上若有项氏藏印，即使在另纸上，安岐也不会漏记。故翁氏跋纸上项氏之印可断为后加伪印。再谈翁方纲的书法，翁方纲有很深的书法根基和造诣，在书史上被誉为清中期四大帖学名家（即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之一。翁方纲楷行书根基于唐欧阳询和虞世南，尤其对欧阳询的《化度寺碑》反复临写揣摩，同时也学颜真卿，吸收颜字的浑厚，中年以后形成成熟的书风。他的楷书瘦长紧劲，笔法较为清劲，较多取欧阳询法；行书结体清正紧结，而较多跌宕之态，笔法圆厚委婉，更接近于虞世南。《功甫帖》后翁方纲第一跋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翁方纲时年58岁。此楷书结构紧密收束，用笔较坚劲，尤转笔方峻。与他在五年前即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的《虞恭公温彦博碑跋》相较，结体亦瘦长紧结，然用笔并不一味坚劲，而融入了虞世南的清婉，二者小有差别。另与翁方纲也在乾隆五十五年所书的《行书伏波岩题记轴》（故宫博物院藏）相较，虽书体狭长，然笔法圆浑厚重，转笔委婉。而《功甫帖》中翁氏第二跋同为行书，结字偏于扁方，结构不稳，转笔方峻，两者有较大差别。此外与相近时期的翁氏书迹比对，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所书《摹石经跋》、嘉庆元年（1796年）所书《行书诗卷》（辽宁省博物馆藏）等，行笔均丰厚，转笔圆婉，无峻刻之笔，与《功甫帖》中的第二三跋之行书差异甚明显。如果说翁跋的楷书与翁之真迹书风尚相类，那行书跋就距离翁方纲的书体相去甚远。再则翁方纲在题跋纸上所钤“翁方纲”白文印、“宝苏室”白文印诸印，与《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上同文印相较，细处都有差异，故我对翁方纲题跋的真实性颇存疑。苏轼《功甫帖》墨迹本曾为张珩先生、徐邦达先生二位鉴定大师录入书中，都认为是真迹。张珩先生在《日记》（书画出版社2012年出版《张珩日记》第130页），1940年2月4日记载：“（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价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文字中明言他看到的是影本，而上世纪四十年代影本应是珂罗版之类的印刷品，印制没有现代印刷那样精致，能纤毫毕现，《功甫帖》在形体上和苏体又十分相合，张先生认为真而佳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他以后的《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里，不知出于何因，没有载入《功甫帖》。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二《晋隋唐五代书法卷》第323页里记载：“《功甫帖》一页，纸本小页，尺寸失记。”按语中谓：“《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而清末李佐贤在《书画鉴影》里著录《苏米翰札合册》，苏轼帖二札，一札是《刘锡敕》，一札是《功甫帖》；米芾二札，一札是《道祖帖》，一札是《章侯茂异帖》。李佐贤对此帖的评价为：“此册属成邸（成亲王永瑆）旧藏，均经收入《诒晋斋摹古帖》，苏书尚完好，第二幅（即《功甫帖》）尤佳，米书前札（即《道祖帖》）已有漫漶字，后札（即《章侯茂异帖》）字虽不多却神采奕奕，有龙跳虎跃之势。”徐邦达先生文中没有明言他是否看到过《功甫帖》原迹，但记此帖为第二帖，似是从《书画鉴影》书中录来，而“极为神采”的评语也可能是看到影本后的印象。张珩先生和徐邦达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前辈老师，我岂敢有半分不尊重之意。徐邦达先生每次来上海博物馆观摩书画，绝大多数都是由我陪同，并认真作记录。2000年我还与钟银兰先生携带米芾《章侯帖》和黄庭坚《小子相帖》前往北京，向徐邦达先生和启功先生请教，二位先生都鉴定为真迹，并写了鉴定书，尔后此二帖都被购入藏上海博物馆，成为重要藏品。在此对《功甫帖》提出我的看法，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探讨它的历史真貌，一得之见，还请各方家教正。

2014-01-01
黄州成就了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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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岚苏轼（1036-1101），字子瞻，汉族，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苏轼可能是我国最受欢迎的文人了，一千个人读苏轼，会有一千种喜欢的理由。不管苏轼在哪个地方，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爱。而在黄州的苏轼，虽然刚从政治之路上跌落下来，却在诗词、文学、绘画等各个方面上达到一个高峰。据说目前留世的绘画作品以黄州时所作为最多。平生自由最关身。经过乌台诗案的炼狱，贬谪黄州的苏轼，如搁浅之鱼重入深水，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一口气做了两首诗，其一曰：“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这里有刚出狱的茫然，也有脱离困境的喜悦，更有不做追究此祸的豁达。“百日归期恰及春”，苏轼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于御史台狱，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获开释，历时一百余天。出狱之日，已经年尽岁除，碰上新岁，且是春节。他因诗获罪，入狱时犹入百尺深井，囚房之小，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壁。当时他已经写好遗书，内心深处非常绝望。而此番却能移居黄州，虽然地理范围只不过一州，有点像现在的监视居住，但他已经非常满足了。苏轼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不但是个小官，且附有“不得签书公事”的规定，所以只是个空衔。但虎口余生的苏轼，“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能有重提诗笔的一天，对于这些，早已“此灾何必深追咎”，一点不在乎，自誓将来如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当然这个“自誓”是一点不作数的，他这爱写诗议事的性格又怎么能改得了？寂寞沙洲的救赎。初到黄州的苏轼，最苦的是没有朋友。经过炼狱的苏轼，不敢与人往来，他宁愿将自己封闭起来，不连累亲友。因此怕惹是非的亲友不与他通问，他也是理解的。同时他也不敢作“文字”，怕自己一不小心又惹祸了，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跃然纸上。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卜算子》便体现了这种寂寞：“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未到黄州前，最大的心事是“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幸而他有泛爱世人的性情，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于是苏轼与僧侣为友，混迹于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鞋，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也交了三个黄州本地朋友，一个卖酒的潘丙，一个卖药的郭遘，一个喜欢揽些地方公益事情的古耕道，后来开垦东坡时得到这些本地朋友的很大帮助。年轻的苏轼万事顺利，为人张扬，经此一劫，小心而收敛。他需要自由，不但是身体上的自由，更是精神上的自由。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开垦东坡，成为东坡居士。谪居黄州的苏轼，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要养活一大家子确是个问题。于是他托朋友向政府申请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在州治之东的山麓，约有50亩。苏轼将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由此，他由一个士大夫，兼做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农夫，乐于每日躬耕的悠然生活。后在东坡又筑了一个“雪堂”，既作书房，亦作会客厅，读书写作兼绘画，不亦乐哉。这是一个经历磨难后的文人在有限的环境中能够自立的通达之人，因为黄州的磨练，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练习才艺，成就了苏轼“诗、文、书、画”等诸艺皆精的儒释道通才。谪居在黄州的日子正是苏轼壮年时节，却只能闲居江湖，虽内心不免苦恼，但他却能在山水中放逐自己，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常与人醉，归时赏一片江水风色，如所作之《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读到他这白描般的诗词，眼前似活灵灵出现一个无可奈何叫不醒家童的主人，只好倚杖听起江水来。而愿做一个“江海寄余生”的自由人，怕也是多数人心里难以割舍的一个梦吧。这个不计较的心态，也为其日后再三被贬而永立不败之境打下基础。没有哪个人，生来是坚强的，只是在一次次的击打之后，才显出锻铁般的坚韧来。苏轼的传记很多，李一冰所作的这部《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个特点，所录诗词很多，对我这样喜爱赏词赏诗的爱好者来说，极为妥帖。再次领略苏轼的人格魅力的同时，看到这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诗词，回顾苏轼的苦乐人生，亦是我辈平凡人之一大快事。

2021-06-27
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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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苏轼《寒食帖》名列“天下三大行书”，它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生命低谷时期。《寒食帖》是其苦难人生的见证，亦是其艺术巅峰的标志。遇挫不馁，初心不渝，历经磨难而奋发崛起，《寒食帖》寄寓了民族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审美伦理。一人到失魂落魄穷途末路郁郁不可终日之境，该是怎样的煎熬？1080年的苏轼，就深陷这样的境地。这年大年初一，京城汴京沉浸在新年欢庆的氛围里，刚从大狱释放的苏轼，由长子苏迈陪伴凄惶惆然启程前往黄州。确切地说，苏轼是前往荒郊僻壤的黄州就任并无实权的团练副使。更准确地说，苏轼是遭贬谪为“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在御史台差人押解下赶赴黄州，名为外放为官，实是异地监管。大文人，小地方，戴罪之身，偏隅之地。没有官舍，只能借住江边破落寺院。劫后余生，终在小城黄州安顿下来，喘息甫定，苏轼给神宗上《到黄州谢表》坦陈心迹：惟当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永为多士之戒。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馀生，未为弃物。若获尽力鞭箠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宋末元初学者袁桷评价这份上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悔什么？哀什么？真如苏轼所言“早缘科第，误忝缙绅”，“深悟积年之非”？文字之过抑或境遇艰难？只能慢慢吟味了。可以想见的是，江边禅院里，他灯下苦读，提笔疾书，蹙眉深思，信步观远……过往浮生旧事，如这滔滔江水，裹挟着草木、泥沙，一路暗流涌动漩涡横生，自无边无际奔涌而来，向着茫茫沧海东去，不时激起岸边串串水花……二从巅峰跌落谷底，就在一瞬。苏轼由崭露头角大红大紫到放逐沉寂无人问津的一瞬，就是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把苏轼应试入仕和终老宦途均分前后半程。此前，是万众瞩目聚光灯下的高光时刻，而后，命运在此拐了个弯，是漫漫难挨起伏不定的贬谪生涯。如当头棒喝，乌台诗案让才华横溢的苏轼遭受人生最为沉重的打击。1056年（嘉祐元年），蜀中眉山苏家有子初长成。在父亲苏洵带领下，苏轼苏辙兄弟意气风发，赴京参加次年科举应试。初出茅庐，便脱颖而出。21岁的苏轼更是轰动朝野，佳话频传。主考官欧阳修拿到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激赏不已，堪为头名。他揣度为学生曾巩所作，为避嫌，降为第二名。待拆卷，方知为苏轼之作。欧阳修致信副主考梅尧臣，表达欣喜之情，“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随后制科考试，苏轼拔得头筹，入“第三等”。名为三等，其实“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因此，坊间誉为“百年第一”。《宋史》载，仁宗读苏轼兄弟制策，回到后宫，喜不自胜地道：“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经此一试，苏轼开始官宦生涯，从凤翔起，历杭州、密州、徐州、湖州。其间，虽母亲、妻子、父亲先后故去，但苏轼踌躇满志，一路风生水起。去凤翔任职，路过渑池奉闲僧舍。再临当初赶考寄宿旧地，苏轼赋诗苏辙：“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世事无常，人生漂泊不定，只如雪泥鸿爪。前途漫漫，每个片段都是偶然，自当勉力前行。苏轼生性豪阔、不拘小节，与太守陈希亮的谨峻刚直格格不入。太守亦惜苏轼之才，有意挫其锋芒，要求严苛。这让苏轼颇感不满。太守修建凌虚台，请苏轼撰《凌虚台记》。苏轼借机暗讽：“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太守大度豁达得一字未改，勒石立碑，并发感慨：“吾视苏明允，犹子也；苏轼，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耶！”太守用心良苦，彼时苏轼自是意识不到。待明白时，已身在黄州。从未替人作传的他，破例应陈希亮之子陈慥邀请作《陈公弼传》，回首往事：“公于轼之先君子，为丈人行。而轼官于凤翔，实从公二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言色，已而悔之。”难得忘年之交。可惜，悔之晚矣，不在陈希亮，不在凌虚台，而是乌台诗案。1079年，苏轼调湖州知州，依惯例呈《湖州谢上表》。好事者断章取义，从上表文字“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嗅出味道。由此发端，事态愈演愈烈。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等人搜捡苏轼诗文，上章弹劾他攻击朝政，反对新法。台吏皇甫僎携吏卒急驰湖州捉拿苏轼，关押于御史台。“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者雨泣”，当时形状，“拉一太守如驱犬鸡”，何其仓皇惨淡。御史台，朝廷监察机构。自汉代始，官署内遍植柏树，亦称“柏台”。柏树常有乌鸦栖息筑巢，故又称“乌台”。苏轼身陷乌台，正义之士竞相奔走说情。苏辙上书神宗，愿弃官保苏轼出狱，“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曾经的政敌王安石，也以太祖定下不杀士的祖训为由，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遭受103天牢狱之苦后，苏轼死里逃生，捡得一条性命，被贬，再次如丧家之犬被押送黄州。三黄州，长江边偏僻小城，无意间成为苏轼人生下半场的起点。定慧禅院稍事整饬，就是落脚地。苏轼致信章惇：“现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廪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不久，苏辙设法接来家眷。寺院已住不下，寻临江“临皋亭”，一处废弃多年的驿站，总算安顿一家老小。然而，生活困窘迎面扑来——一家日用开销捉襟见肘。薪资微薄，囊中羞涩，得精打细算。每天零用限制在150文。每月初，取4500文钱，分30份，挂在梁上，每日用钱时取下一串……离了京城，脱不了监管的影子。元丰五年，苏轼江边酒肆会友。一樽云烟过往，一江离情杂绪，一眼困迫无奈。夜静时分，酒入愁肠，词出醉意，他写下《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人生如梦，梦里梦外，来来去去，半醉半醒，似幻似真。绝妙好词不胫而走，未料到竟引发官府一场惊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怎生了得？莫非犯官苏轼驾舟逃逸？友朋断了联系，唯恐受牵连避之不及。苏轼致信李端叔自述形状，“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从闻名天下的才子新贵到无人相认的乡野村夫，他暗自庆幸这变化。结尾处，他特别关照：“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谨慎心态，可见一斑。御史台的切肤之痛，仿若眼前，不忍回首。儿子自京师回来，父子深聊，“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人生凄惨，不在于处境孤独凄凉，而是内心孤寂漠然。邂逅黄州，苏轼换了一种方式与内心对话，与孤独相处。一日，他踱步走出僧舍，拄杖漫行。四野，杂花满山，草木繁茂。忽地，眼前一树海棠悠然绽放于竹篱之后，诗兴大发，成就一首《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海棠，蜀中旧地常见之景，眉山故里钟爱之物。久久压抑的情感，此刻迸发。魂牵梦萦的故里风物，思念存想的老友故交……似是故人来，异地他乡的不期而遇，不啻是意外惊喜。锦绣裹城迷巷陌。海棠开在眼前，其实一直开在心间。此刻的海棠，一定是飞鸿从故土衔来的种子，抚慰异乡宦游人。花自飘零，多少无言情愫，只恐从此之后，此乡就是故乡。苏轼钟爱海棠，曾赋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来黄州，每年三月三，海棠飒爽而开，他携友树下雅集，曾作记述：“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年年花事，年年醉于此。因为海棠，再沮丧落魄，总都能找到心安之所。如果说文字带给苏轼荣耀与磨难，而今，海棠渐渐疗治他的悔愆和哀戚。在这氛围中，又一年的寒食来临，伴着连绵寒雨，如同怅惋思绪无穷无尽……四寒食之际的黄州，气温尚未转暖，寒流夹杂刺骨湿气，阴冷笼罩大地。天总不放晴，雨总下不完。说是春雨，却似秋雨，寒，冷，密集，愁煞人，一阵紧似一阵，一层寒似一层。这是来黄州的第三个寒食。小屋，靠近江边的荒郊野外。寒风冷雨吹打屋子，也吹打在苏轼心里。万般感触，挥笔成寒食诗。诗，苍凉沉郁；书，笔酣墨饱。（一）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二）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暮春之季，萧瑟肃杀，淫雨霏霏，雾云濛濛。雨，自天上扯下来，与江面连成一片，江水溢溢，像要涌进小屋。此际的雨，看不透，望不尽。厨房灶台破旧，锅里煮着几棵野菜，湿苇做柴，噼噼啪啪暴响，火苗如这湿天无力地闪动幽幽焰光，湿气伴着缕缕黑烟氤氲升腾……返京之门，已然紧闭；归乡之途，山隔水阻。小屋、空庖、乌衔纸、坟墓……沉郁、凄怆、窘迫、烦闷的意象。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此情此景，不忍卒读。此时，沮丧？彷徨？失意？愁苦？难怪首字“自”起笔一撇，下笔颇有犹豫，可见情绪复杂——进难，退亦难；有苦，亦有愁。海棠再次出现。“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劲风折花，由花而泥，分明在说自己。“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何等意气风发，而今颓然老矣。花落泥土，身归大地，是叹息世事变幻？还是感触找到安生归宿？风雨中的小屋如一叶扁舟，起伏不定。“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为人臣，事君当尽忠；为人子，事亲当尽孝。眼前乌鸦衔起飘零的纸钱，提醒寒食已到。祖坟在千里之外，惜乎不能随意走动，难以归乡祭扫。身属无奈，情实难抑。“纸”字尾笔信手而下，笔锋如刀锋，用力刺向寂寥的虚空，那是落寞的慨叹，是幽深的遗憾……五阮籍是魏晋竹林七贤之一。自小学文习武，勤学不怠，有济世之才。由门荫入仕，生性孤傲不羁，行事率性怪异。生于乱世，苟全身家性命尤显不易。其时，曹魏、司马两大势力明争暗斗，双方争相招揽阮籍。这使他处境尴尬且痛苦。《晋书·阮籍传》载：“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半生穷途末路，醉后恸哭长啸，驱车不走常道。大道不可期，人欲何之？人生之途，穷莫过此。后世才子王勃登高晏饮作《滕王阁序》，“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那时，王勃以“穷途”一词空叹怀才不遇，怎堪比阮籍心境？韩安国，西汉名臣。自幼博览群书，颇有辩才、学问和胆识。任梁王幕僚期间，因故入狱，狱吏田甲羞辱他。当韩安国问：“死灰独不复燃乎？”田甲回道：“燃即溺之。”一个表示或有转机，死灰或可复燃；一个决绝回应无望，一旦复燃，以尿浇灭。不久，梁王手下内史职位空缺，朝廷任命韩安国出任此职。死灰真就复燃。田甲惴惴不安，当面负荆请罪，韩安国笑笑，“可溺矣！公等足与治乎？”当然只是一笑而过，韩安国并未计较。黄州的日子，沉淀过往，静听内心声音。前路多艰，苏轼以阮籍“穷途之哭”作比，自叹经世济民之道如入穷途；前途黯淡，借韩安国“死灰复燃”反衬转机渺茫。伟大人物，亦有真性情的一面。苏东坡，挥毫成文，走笔成章，率意而书。文、字，是他与自己对话的最好方式。六苏轼是宋代尚意书风领袖，《寒食帖》则为扛鼎之作。《寒食帖》章法老辣苍劲、流畅不拘，起伏跌宕、一气呵成。用笔或正或攲，或提或按；结字或大或小，或长或扁；用墨饱满，酣畅浓烈。心境变化寓于落笔之中，先轻后重，先疏后密，能感受书者心绪复杂起始平缓到波澜起伏的过程。强烈的感染力，让观者与书者一体共情，悲伤书者的悲伤，痛苦书者的痛苦，沉郁书者的沉郁……难怪多年后黄庭坚看到此帖，捧读再三，叹曰：“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庭坚即言艺文兼备之妙，也道出尚意书风意中意外之味。他与苏轼亦师亦友，曾评论其书法：“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酬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用笔多取侧势，点画肥厚、结体扁平，气韵连贯、任情率意，极富个性特色。苏轼自言：“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凝重笔法中追求质朴平淡，不刻意雕琢，不计较点画工稳，情之所至，落笔赋形。苏轼笔墨酣厚，是直面现实的酣畅淋漓，不躲不让；字体扁朴，是抗争重压的豁达隐忍，随缘屈就。形诸笔端，浓缩的是人生，厚积的是情性，沉淀的是文心。“书初无意于佳乃佳”“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论书鞭辟入里。世人常误解尚意精髓。尚意重意境、意趣，而非简单直抒胸臆，任意走笔。“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书之法并非不可学，只是不必拘于传统。意在法前，意在笔先，“意”是合于规律的情性自然流露。尚意追求的是以文章才学、艺术素养为根基的率真表达。“作书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苏轼主张学识修养决定境界，把书家从对书法形式的依附中解放出来。黄庭坚说：“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他由此立论，“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学字既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清代吴德旋亦说：“东坡笔力雄放，逸气横霄，故肥而不俗。要知坡公文章气节，事事皆为第一流。余事作书，便有俯视一切之概，动于天然而不自知。”再看黄山谷评价《寒食帖》，“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是。”书法美在外在形态，更在内在神采意韵。苏轼以学养调适内心，书法让他获得洒脱通透。七《寒食帖》中零落成泥的海棠意象隽永。海棠，雅俗共赏，有飒爽而开之热情明快，又有娇柔而立之风姿绰约。苏轼亦如海棠，从京师庙堂跌落黄州僻野荒郊，与这方水土相融相生。“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困境中的海棠和乡野即景给他慰藉。次年，老友马梦得赶来，找太守徐君猷把城东废弃军营荒地批给苏轼，一家生计有了稳固着落。苏轼脑海一定浮现过白居易的影子。那时，白居易因“讽刺诗”被贬忠州。他择城东坡上栽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他遣兴作《种桃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苏轼和全家老小动手整饬，俢篱除草，莳花种蔬。公务之余，浑然一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次年，筑草屋，四壁饰雪花，命名雪堂。苏轼写道：“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重回乡里，复归土地，东坡是诗意田园。身俯向大地，根扎进生活，劳作让苏轼意气平和，平易近人。雪堂里，烹茗煮酒，往来鸿儒白丁，日子被打理得平静淡泊而逸兴雅怀。因为东坡，苏轼把黄州岁月过成生活，把自己变成苏东坡。苏东坡，不只是文人，不只是农夫，而是可贵的平和烟火地气。八自元丰三年至元丰七年，苏轼在黄州四年两个月。解读此间文字，寻绎潜藏《寒食帖》深处心灵变迁的雪泥鸿爪图景。元丰三年正月，赴黄州途经春风岭，作《梅花二首》：“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渡关山。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幽僻之地，天寒地冻，梅花开无所依，落无所顾。前程未卜，只将一腔悲苦诉诸岭上梅花。至黄州，身草草安顿下来，心还在悲戚中游走，有《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缺月、疏桐、幽人、孤鸿、寒枝、冷洲，写尽失意人生境遇，写尽颓唐心悸情感，写尽孤傲内心独白……生活艰难，精神压抑，心灵调适是难挨的历程。元丰四年中秋，写《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刻意忘却，不意之间重现；渐而模糊，又渐清晰。思念亲人，感悟人生。乍看几分消极，实则悟明世理；看似无奈自嘲，实则珍惜人情。酬答友人章质夫《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借暮春之际“抛家傍路”的杨花，抒写千古经典别样愁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苏轼已渐成苏东坡。元丰五年作《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舒朗达观，有儒家君子坦荡之胆，有道家顺应自然之风。同期，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词妙，序亦妙：“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雨，突如其来，众人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唯有东坡淡然处之。由雨而晴，从自然到人生，其意蕴无穷。融入黄州水土，与山水观照，与时间对话，苏轼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名篇。“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恣意狂放慢慢收敛，性情愈渐深邃睿智、豁达通透。元丰六年，填《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登快哉亭而念恩师欧阳修所建平山堂，当年初出茅庐，名扬京城旧事仿若昨日。眼前风口浪尖弄舟老者让他动容。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在苏轼看来，这浩然之气，超凡脱俗，坦然自适，快意无穷。元丰七年，作别黄州，雪堂邻里来送行，作《满庭芳·归去来兮》：“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挂念黄州父老，存念乡土生活，东坡就在百姓心里。1086年春，奉诏回京的苏轼惦念黄州，写下《如梦令》：“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别后有谁来，雪压小桥无路。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江水潮涨潮落，海棠花开花谢，春天去了又来，芦苇黄了再青。黄州的东坡记忆犹新，苏轼浴火重生，凤凰涅槃……九黄州之后，苏轼朝野进进出出，数度起起落落，先后历汝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1094年）贬惠州。三年后，再贬儋州。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朝廷大赦，诏回任朝奉郎。乌台诗案贬谪黄州20年来，一直在奔波，“坐席未暖，召节已行，筋力疲于往来，日月逝于道路”，但他始终不避劳苦，走一路，根深扎一路。此番以老迈衰病之身行至常州，他再也走不动了。1101年8月24日，逝于常州。临终，写下《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辗转多年，黄州起始的印迹仍清晰深刻。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20年前，苏轼曾作《初到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丝毫事”，当然是政务民情，是家国社稷和农桑稼穑。身逐乡野，心忧朝堂，“只惭”只是无奈而已。黄州是不幸之地，也是万幸之处。《寒食帖》是苦难人生的见证，亦是艺术巅峰的标志。有人说，苏东坡是一个鲜活的、立体的人，儒家喜其忠，道家喜其旷，佛家喜其空，文人喜其雅，平民喜其义。因为黄州，因为《寒食帖》，苏轼就不只是苏轼，他还是苏东坡。千百年来，人们探求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嬗变动因。历经磨难而奋发崛起是重要内涵。贤而能下，刚而能忍，遇挫不馁，初心不渝。就如苏轼，你可以打击他，但不会打倒他，他的硬骨柔情与诗心文胆显见于内心底、生活中。如此，《寒食帖》的魅力，不只是其文其字，更是寄寓了民族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和审美伦理。如此，就能理解路上的苏轼，就能理解何为文人的心灵灯塔。遥望它，每个人会发现自己与苏东坡如此贴近。（作者：李昕单位：中国书法家协会）

李昕

2022-08-05
二苏“对床夜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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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生（坡头）《舆地纪胜》是南宋人编的一部地理总志，在谈及雷州半岛文化时，引用了这样一首诗：“二苏留翰墨，谪坠百蛮里。兄弟对床眠，此意孤一世。”（《雷州·诗》）“二苏”即我国著名的文学家苏轼苏辙，湛江人把他俩归在“雷州十贤”之列，对床夜话是他们在雷州半岛时的一个生活场景。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对床夜话”成语的形成即与此有关。据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回忆：苏辙小时候跟着哥哥苏轼读书，形影不离，对哥哥感情很好，希望两人可以一直守在一起。苏轼也有这样的想法。古代读书人如果没有功名，自然可以长守桑梓耕读传家，但要是考中进士，必然会远别亲朋游宦四方。亲情和功名有时候是不兼得的。二苏同榜考中进士后，按照规定应该分开到各自任所去，但因为母亲去世守制三年，又守在一起切磋文章。守丧结束苏轼被任命为福昌县主簿，苏辙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再一次面临分别，但听说制科考试，两人辞不就任，又守在一起准备考试。期间读到唐人韦应物诗，有一句“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两人兰蕙齐芳，都有极高的识见和才华，这一次的制科考试不管能否成功，都不影响他们做官，只不过制科再中，职位起点就会高一点。分别马上就在眼前。于是约定：日后功成名就，当及早隐退，再在一起对床叙话。后来制科考试结果公布，苏轼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辙四等，授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由于一二等空缺，最好成绩就是三等了。苏轼上任，苏辙侍老不就任，兄弟二人这才第一次分别，苏轼写了《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再一次深情地提起那个约定：“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世人千千万万，但同声同好的知己太少。一个人即便如何出色，都有可能处于各种漩涡之中，被故意冷落或恶意中伤，所以会格外珍惜那些关爱过自己或帮助过自己的人，一旦相聚就不忍分别。“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何况二苏情况特殊，他们不仅是亲兄弟，还是师徒关系，父亲苏洵把知识教给苏轼，再由苏轼当小老师教给苏辙，另外二人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们“对床夜话”的约定，有人又叫做“夜雨对床”。如果把雨加上，对床夜话时室内灯光昏黄，窗外雨帘轻垂，雨儿在灯光映照下白珠细飞，淅淅沥沥的声响恍如聊天时的伴响，也别有一番味道。雷州半岛的这次连床夜话是在贬谪途中进行的。据记载，两人1097年6月5日到雷州半岛之后，昼则同行，夜则连床，直至6月11日苏轼渡海离开雷州。不清楚晚上聊天时雷州半岛下雨没有，我也不关心九百年前的天气，我只关心的是，一灯昏黄，满窗椰风，两人在深夜会聊些什么？当时苏轼62岁，苏辙59岁，历尽劫难身犹在，平生功业已成空，什么话题会进入他们的视野呢？会聊些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吗？这可能有些奢侈，毕竟两人都是被贬，早已剥夺了在朝堂的发言权。让他们到雷州半岛，有制其死地的意思。苏轼原先贬到惠州，写诗夸耀自己在那里很受优待，其中有这么一句：“闻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当权者听说后又将他贬到儋州（在今海南），途中路过雷州。对于这次再贬，在离开雷州半岛时苏轼曾自嘲说：“岂所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者耶？’”“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是孔子的一个典故。孔子主张不被采用，连续碰钉子，禁不住发了牢骚：“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道，就是他的儒家仁政理念；桴，木筏子。意思是自己主张不能施行，就乘木筏子到海外去。到海外干什么？是继续推行自己仁政主张，还是学道家游仙避世？孔子没说，但按他的个性，应该是到海外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苏轼在雷州，用孔子的话表明心迹，自然是和孔子思想产生了共鸣。会聊些忠奸斗吗？会谈起提携过自己的恩人、并肩作战的战友及恶意满满的仇人吗？也许会的，但流露出来的不是悲观失落，而是豁达乐观。他在《次前韵子由》写道：“老矣复何言，荣辱今两空。泥丸尚一路，所向余皆穷。……别离何足道，我生岂有终。渡海十年归，方镜照两童。”当时守旧派和变法派都几经沉浮，谁上台好像已没有区别，朝廷充溢了满满的戾气。一方实行的政策，另一方必定坚决反对；打击对方时越来越狠，必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宋代可能是中国制度史上最关键的时期，首先它商品经济发达，其次有宰辅负责制和两派牵制监督，还有大量优秀人才，如果向好的方向发展，会给后世王朝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可惜没有如果。两人雷州半岛夜话的三十年后，北宋就发生了靖康之变。南宋政体和北宋相同，蒙古大军灭掉南宋后，汉人成了最卑贱人群。南人（特指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地位更差，一切都是为了活着而努力，活着成了他们最大任务，文华风流不再，人格尊严更无从谈起。有时候我想：两宋时期有很多聪明人，但他们只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知道怎样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缺少一种为民请命和求是的精神，这也是我读“雷州十贤”资料时深为叹息的原因，像“雷州十贤”这样的人太少了！会聊些学业文章吗？两人都是文学大家，也都是学术大师，苏辙传世有《诗集传》《春秋集解》《古史》《老子解》，苏轼传世有《易传》《书传》《论语说》。前几天苏辙还将《老子解》稿子给哥哥看，苏轼不太满意，提了一些意见。苏辙在雷州时，将主要心思放在这部书的撰写、修改上，《老子解》也成了学术史上极重要的解老之作。学术是经世的，很多政策的学术基础就是“经”。他们会讨论学术，去反思政策得失吗？会聊些贬谪时的衣食住行吗？雷州守张逢将他们安排在府衙休息，但这是不符合规定的。苏辙如果搬出去，会搬到哪里呢？是买房还是租房？苏轼到海南给张逢写信，请他帮忙给苏辙找住处。“舍弟居止处，若早得成，令渠获一定居。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乃公之厚赐也。”苏轼自己则抱侥幸心理住在官舍，不过后来被人查到赶了出来，只好自建房屋。当地读书人纷纷当起木工和泥瓦匠，那些拿笔的手，此时也坎坎伐木，阁阁橐橐。新居建成，苏轼命之为“桄榔庵”。当然，若干年之后，这件有温度的事也成了海南人的骄傲。他们会谈论亲友们的婚丧嫁娶吗？会谈论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风土人情吗？……以上种种，我都不能肯定，因为没有文献支持，只能根据他们在雷州前后的诗文推测那几晚的谈话内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互为依靠，肝胆相照，无论做什么都会为对方着想；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会聊到戒酒。苏辙回忆，两人一起时，苏轼起床次数很多，“联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苏轼解释说，可能是平时喝酒太多，“自言衰病根，恐在酒杯里”，下定决心戒酒，“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但决心并不管用，到了海南仍时常微醺，脸红红的，“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哪知是酒红”。虽然苏轼写过“酒酣胸胆尚开张”这样的词句，好像酒量很大，但其实那只是诗人的夸张，他的乐趣还是看朋友喝，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的氛围。让诗人戒酒，无疑是让他和缪斯绝交，难度相当大。很多人有这样体会：当满怀心事找人诉说时，翻遍朋友圈电话薄，却找不到一个随时可以倾诉的人，对床夜话更是奢望。是知己太少？还是我们顾虑太多？所有苦痛只能在孤独的酒杯中回旋，所有辛酸只能由夜半的流风吹散，所以九百年前的那个深夜，整个雷州半岛在南海与北部湾拍抚下沉入无边黑甜乡时，那一间小屋里的灯光才让人更加怀念。

张春生

2018-04-01
北宋人怎样拜师？师承如何影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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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真正具有创新性的学术著作。首先是选题新、研究领域新。我们都知道北宋文坛上有欧门、苏门，欧阳修门下有曾巩、苏轼等名流，苏轼门下有苏门四学士等高足，黄庭坚门下又有陈师道、王观复、范寥等门生，薪火相传，代不乏人。然北宋文坛上，除欧、苏、黄门之外还有哪些师门？每一门又各有哪些生徒？我们并不了解。尽管我们知道欧、苏、黄三大师门名贤辈出，但每门究竟有多少门人，其实我们也不了解。虽然黄宗羲在《宋元学案》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分名单，但他是着眼于理学、道学，而不是文学的师承。更何况，北宋人凭什么当老师？在哪里当老师？是“来学”还是“往教”？北宋人为什么好为人师，乐于奖掖后进？是个人的品性使然，还是社会风气如此？后辈学生是怎样拜师求学的？为什么要拜师求学？仅仅是因为求知问道还是别有所求？师承的风气与文化传播、文学发展有哪些关联？这些问题，很少有人关注过，至少是没人做过系统的探讨和解答。所以，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问题。直到本书的问世，才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或许不是标准答案、最佳答案，但可说是前所未见的有据可依的答案。当我们带着好奇心打开这本《北宋士人师承与文学》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作者没有让我们失望，开卷有得，如行山阴道上，精彩应接不睱。除了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读罢还有意外的收获。意外收获之一是从中了解了宋代士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求学过程、求学生活的诸多细节、场景，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呈现，甚至于日常交际，彼此之间赠送什么礼物、怎样的礼尚往来，都有详细的叙述。收获之二是熟悉了北宋士人的人际关系、社会网络。书中陈述的不止是师生关系，还有姻亲关系和其他亲戚关系、社会关系。师门之间常常结成儿女亲家，如苏轼之子娶了欧阳修的孙女，苏辙之女嫁给曾巩之侄等，亲上加亲。至于同学、同年之间结亲的就更多。了解这些人际关系，对于深入认识宋人的社会关系、婚姻观念都有助益。收获之三是知悉了北宋文坛生态。文人之间的互动往来、文士进入文坛的过程、文士在地方文坛与中心文坛之间的流动等等，都有了新的认识。过去，我们在文学史里，看到的都是文坛名家大家的高光时刻，本书看到的却是一群群、一代代菜鸟雏鹰们的学步历程。如果说文学史展现的是文坛的终极状态，那么，本书展现的则是文坛的起点初阶。以前，我们也关注古代作家的成长历程，但很少关注作家是如何进入文学场域的、通过什么途径获取进入文坛的资本、又怎样获得文坛的认可。本书用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对此做了解答分析。文坛生态、文学背景，得到一幕幕的呈现，虽然是剪影式、碎片化的，但拼合起来，还是能得到比较完整的印象。其次，是资料新。作者是花了真功夫、苦功夫的。不是凭聪明巧慧，先拟定个理论框架，然后随便找几个例子予以证实了事，而是遍阅《全宋词》《全宋文》《全宋诗》《全宋笔记》和《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宋元方志丛刊》《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宋人年谱丛刊》等总集和史书方志文献，一条条地从中寻检出北宋文人师承交往的文献史料。经过披沙淘金式的汰选，择用最能说明问题的史料，拼合成一幅幅有机的图景。书中的资料，绝大多数是第一手资料，很少被人使用过或关注过。这些资料未见得多么珍稀，但新颖鲜活，至少本人以前没有留意过。试举两例。苏轼《书黄泥坂词后》说：“余在黄州，大醉中作此词，小儿辈藏去稿，醒后不复见也。前夜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夜坐，三客翻倒几案，搜索箧笥，偶得之。字半不可读，以意寻究，乃得其全。文潜喜甚，手录一本遗余，持元本去。”此跋说的是，苏轼在黄州大醉时写的词稿，原本是被儿子们收藏的。后来有次黄庭坚、张耒、晁补之三人到苏轼家夜座，翻箱倒柜，找出手稿，张耒喜不自胜，抄录一份留给苏轼，将原稿拿走。门生居然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找手稿，找到后据为己有，可以想见苏门师生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苏轼又有《记夺鲁直墨》说：“黄鲁直学吾书，辄以书名于时，好事者争以精纸妙墨求之。常携古锦囊，满中皆是物也。一日见过，探之，得承晏墨半挺。鲁直甚惜之，曰：‘群儿贱家鸡，嗜野鹜。’遂夺之，此墨是也。”这是说，黄庭坚一次去见苏轼，带着锦囊，内装别人赠送的好墨，其中有“半挺”李承晏墨,甚是爱惜。苏轼见后，不由分说，夺而有之，还公开写文章记下此事。学生无意奉送，老师出手强夺，读来令人忍俊不禁，也足见苏黄两人亦师亦友，关系平等融洽！这类资料，文学史研究者一般不会关注，引用者少，但很能说明宋人的师友关系和师友活动。其实，任何一则史料，可从不同的角度解读。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大醉作词，让人怀疑是不是一种说辞。一般人大醉，东西南北都分不清，哪能写词！读了《书黄泥坂词后》，我们确信，苏轼大醉后真能作词。大醉时写的词，“字半不可读”，连他本人也不认得了，师生在一起按语境词意上下推究，才全部认出写的是什么字。《书黄泥坂词后》对我们了解苏轼醉中作词的精神状态和文本样态很有帮助。苏轼曾醉中草书《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后跋云：“久不作草书，适乘醉走笔，觉酒气勃勃从指端出也。东坡醉笔。”因为其草书赤壁词与他别的书法风格不同，所以，有人怀疑是伪作。怀疑者没有注意到这是苏轼的“醉笔”。试想，苏轼醉中作词，写的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那么醉中所书，自然会发生字形的变化、风格的变形。醉中所草赤壁词，与平日常态下的书法自然有差异。所以，仅凭风格不同就怀疑苏轼草书赤壁词是伪作，证据不足。一则材料，有多种用途，能说明多种问题。不同的读者，都能从本书找到对自己有用的材料。本书挖掘汰选的材料，不仅丰富翔实，而且剪辑到位，运用得宜。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或全引，或摘引，或酌述，灵活变化。故全书史料虽多，全凭史料说话，却不显得堆砌，读来通达顺畅。虽是纯学术著作，却有趣味性、可读性。再次是观点新、结论新。本书的观点不是观念先行、理论先行，不是先有结论，后予论证，而是广泛阅读文献、充分占有材料，从材料中抽绎、提炼、概括出观点，故其观点、结论都坚实可信。诸如“学道与艺，必出于师：重视学有师承”“受其师道，传无穷已：艳称前贤师承”“术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恪守师徒名分”等重视师承的观念，都不是从既有理论中推导出来，而是从众多史料中提纯凝炼出来。以宋证宋，用宋人的话语证明宋人的观念，让人觉得新鲜又可信。书中前五章论证分析的北宋文坛师承谱系观念、北宋师承关系的确立及其演变、地方文人与文坛中心的互动、师承谱系拓展的社会网络、师生日常活动与师门交流等，都是前贤时彦很少关注的话题，所得结论当然也是未经人道。第六章讨论宋人的画像赞、写真赞，这个题材时贤早有关注，台湾大学谢佩芬教授的《自我观看的影像——宋代自赞文研究》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衣若芬教授的《北宋题人像画诗析论》两篇大作，让我印象深刻。本书却从“忆昔述古与师门统序的延绵”的视角考察写真赞，又别具胜解。书中总结师门写真的意义说：“写真及题咏写真的文学作品，是师门怀思的触发与表达。通过具象化、仪式化，师门长辈的写真成为触动师门怀思琴弦的金手指。门生对师长写真的仪式化祭祀，成为了他们对师长尊崇心态的外化。而真赞中体现出的对师长之评价，对师门之自豪，在在成为凝聚师门、宣扬师德的路径。”从写真赞中挖掘出尊师观念和师门意识，让人耳目一新。本书不仅建构出北宋士人的师承谱系，也呈现了北宋士人的日常生活细节、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坛运行生态，丰富了宋代文学史的图景，深化了宋代文学发展过程的认识。于2022年8月16日酷热加腿伤

王兆鹏

2023-01-04
不辞长作岭南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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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州彭杰《荔支叹》我愿天公怜赤子这个荔枝季，初食荔枝后，东坡却发出了愤懑之声，《荔支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支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自注：汉永元中，交州进荔枝、龙眼，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腾死亡，罹猛兽毒虫之害者无数。唐羌字伯游，为临武长，上书言状，和帝罢之。唐天宝中，盖取涪中荔支自子午谷路进。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自注：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自注：洛阳贡花，自钱惟演始。尽管几个月的生日前他还在诗《无题》“六秩行当启……誓将闲送老，不著一行书”告诫自己不要妄议妄言，但这一颗荔枝，或许激发了胸中积郁情绪，他还是发出了激愤之声。诗里，东坡不光抨击飞车跨海进贡荔枝龙眼，还严重鄙视丁谓和蔡襄进贡大小龙茶、洛阳相君钱惟演进贡牡丹争相买宠。这一篇《荔支叹》，没有赞赏荔枝，而是把政治讽喻、政治关怀寓于其中，表达了对“岁贡”的满腔激愤；没有闪烁，而是直接对现实进行批判。这是根植于对底层百姓疾苦的关切与同情，是苏东坡岭南诗文中闪耀着思想光辉的一篇重要雄文。东坡的《荔支叹》，也引得贬居在筠州的弟弟苏辙作《奉同子瞻荔支叹》，其诗曰“海边百物非平生，独数山前荔支好，荔支色味巧留人，一管年来白发新”。苏辙在诗里还提及了“思归”，但罗浮“山前”的惠州荔枝独好，巧妙地留住了哥哥东坡。嗯，这惠州荔枝，还是治愈“思归”的良药。苏辙对惠州荔枝也高度赞赏。《食荔支二首》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绍圣三年（1096年）四月，又到荔枝季，千古名篇《食荔支二首》诞生：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植荔支一株，郡人谓之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其一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旁。炎云骈火实，瑞露酌天浆。烂紫垂先熟，高红挂远扬。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其二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天，在惠州府城“太守东堂”，太守詹范和苏东坡在荔枝树下，置酒，品荔枝。这棵被称为“将军树”的荔枝树是几十年前从“潮州通判权知惠州”的四川老乡陈尧佐先生亲手种植的。这一年，荔枝“大熟”。咱来还原一下当时场景。紫红色的荔枝高挂，与焰火一样的红云相互映照，这梦幻场景里，苏东坡和太守詹范酌着“瑞露”（酒，也许就是东坡自酿的桂酒或真一酒），品着犹如天浆的荔枝，太守还招呼侍从们一起摘一起品尝，哦，还有荔枝树上的“黑衣郎”黑猿猴一起。天浆，记得东坡曾经以“天浆”夸过自己酿的“真一酒”，这是他心中的美味。品着天浆一般的惠州荔枝，立即就激发了先生的灵感，脍炙人口的“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豪情而生。这是他去年《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发出的“南来万里真良图”感慨之后的人生归途设想，作岭南人，是真良图，贬谪万里也不后悔。太守东堂品荔枝后，东坡就迁回嘉祐寺了，但念念不忘荔枝啊。在《迁居》里，他写到“犹贤柳柳州，庙俎荐丹荔”，这是借用韩愈所写老百姓以丹荔祭献柳宗元的典故。其意思是说，我老苏这回吃到的是鲜活的荔枝，胜于柳宗元那个摆在案几上的荔枝，哈哈哈哈哈哈苏东坡先生有点嘚瑟。顺便说一下，现在柳州的“柳侯祠”里的《荔子碑》，据说就是苏东坡的书法大作。从“南来万里真良图”到“不辞长作岭南人”，连苏辙也笑曰“荔支色味巧留人”，惠州荔枝魅力强劲。《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墙头荔子已斓斑绍圣四年（1097年），是东坡离开惠州的年头。迁回了嘉祐寺，东坡继续建造白鹤峰的新居。十二月左右，房子建得差不多了，东坡写信给广州推官程全父，求赠“荔支”等果苗，他计划在新居种下荔枝树。新居建好了，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十四日，一家人迁入了新居。东坡在《和陶时运四首》写到“长子迈，与余别三年矣，挈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子孙远至，笑语纷如”，除了还在宜兴的二儿子一家，其余家人终于在惠州团聚了。天伦之乐时，他再一次写到惠州荔枝，却是最后一次。诗《三月二十九日二首》，其二：门外桔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攲枕卧看山。新居门外，种下的桔子树荔子树花开艳丽，色彩错杂；屋内，子孙欢笑，先生静享天伦之乐。然而竟还有人惦记着投荒万里的老先生，一道“责授琼州別驾昌化军安置”的诰命把他再一次抛向天涯。四月十九日，他带着苏过离开惠州前往儋州，但陆续到惠州来的大儿子苏迈、二儿子苏迨，以及后来苏辙留在惠州的家眷，直到东坡遇赦北归才离开惠州，“日啖荔支三百颗”的故事，在白鹤峰的苏家又继续上演了三年多。苏东坡与惠州荔枝，就此别过。但东坡在白鹤峰新居种下的这棵荔枝，却意义非凡。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东坡在眉山守父丧后要离开眉山时，亲手在院子里栽下了一棵荔枝树，并跟蔡子华等三老约定“树长成以后我就回老家啦”，但却再也没能回老家。22年后，元祐五年（1090年），东坡知杭州，有诗《寄蔡子华》“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又说起荔枝，却只剩追忆了。由此，惠州荔枝于苏东坡，或有了“乡情”的意义。虽然重重青山阻断了几千里外的纱縠行亲手栽下的荔枝，但眼前这惠州的荔枝这么甘甜美好，他感慨“南来万里真良图”，他要“不辞长作岭南人”，他又亲自种下荔枝树，这是惠州荔枝生发的“吾乡”情愫，惠州荔枝续了乡情解了乡愁。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是苏东坡与惠州的千年万年长年之约。

广东惠州彭杰

2023-06-29
从东坡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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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时指出，“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东坡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自我约束的纲纪观念、清正廉洁的价值追求、以身作则的家风家教、割爱为民的为政初心等可贵的理念、思想，展示着我们民族豁达坚韧的品格气质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我们当大力保护、研究和利用，从中汲取丰富而深刻的治国理政智慧。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时要求，“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东坡文化，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治国理政理念和思维。珍贵的清风明月：情起赤壁2018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引用苏轼《赤壁赋》中的名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他说：“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农历七月十六日夜，月圆风清，苏轼与好友绵州武都山道士杨世昌泛舟江流，欣赏夜色，饮酒作诗。随后，苏轼创作不朽篇章《赤壁赋》。惊涛拍岸，大浪淘尽，沧海一粟，何其渺小。生命短暂，时空变迁，没有一成不变之事，没有亘古永恒之物。只有江上的清风，山间的明月，送到耳边便是我们听到的声音，进入眼帘便成为我们欣赏到的形色。获取这些，不会有人禁止；享用这些，不会有枯竭之时。造物者恩赐无穷无尽的宝藏，我和你尽可以共享。今人所欠缺的，正是这份最为珍贵的情怀。严明的制度设计：管好“纪纲”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引用苏轼的一句话“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什么是“纪纲”？本义为捕捉猎物的网绳，引申为法网、法度。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拉起政治纪律的红线，首先在于严明的制度设计，以制度管全党、治全党，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这条红线，这个制度，就是法网，就是纪纲。要时刻敬畏，心存戒惧，守牢底线。纪纲一废，底线一穿，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执政为民的操作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养成以铁的纪律约束自己的日常习惯，形成遵守政治制度的自觉意识，才能守住纪纲，杜绝滋生事端。严肃的思想建设：永不“贪宝”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九月，苏轼被贬谪惠州，途中过大庾岭，作《过大庾岭》诗，最末二句为：“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他在海南儋州，三年历练，写下“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的嘱咐，要求孙辈九人，要继承的遗产就是“学富五车”。而他自己，则是“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七月十三日晚，苏轼在常州支撑病体，写下《梦中作寄朱行中》。这是他的绝笔诗，最后两句是“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这也正是苏轼最后为自己一生作出的终极评价和鉴定：因为一生廉洁不贪，品质反而像珍宝一样，不可侵犯，凛然大义，光照尘寰。苏轼一生，论职位，高居庙堂，历典八州；论学识，当朝极品，无人匹敌；论书画，风靡朝野，奇货可居。他却从来没富有过，也从来没有想要富有过。他很坦然地表示：“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人人知我囊无钱”，从思想意识上筑起清正廉洁的价值观防线，自己时刻清醒地主动地保持恬淡简朴的生活方式。严细的家风教育：家国情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榜样、家庭的教育。作为“第一任教师”，家长已经不仅是儿女身体成长的监护人，同时也应是思想品德教育的责任人，是人生第一步的领跑者。习近平总书记把家风家教问题上升到“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培养“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以及“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的高度来认识。重新定位家风家教，充分发挥家风家教的特殊作用，已经显得十分迫切、至关重要。苏轼的父亲苏洵、祖父苏序，都是史上有名的慈善家。对他们“轻财好施，急人之病”等风气传承，文献记载的实例很多。苏轼的母亲程老夫人，与孟轲之母、岳飞之母并称为中国历史“三大贤母”。唐宋八大家，苏家出三人，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家庭世代耕读传家的风气涵养，有父母言传身教、严格约束的责任传承，有自幼严格管好自己的习惯养成。苏轼幼子苏过，陪同照顾老父，居儋三年，父子以读书、著述、诗文唱和为生活的最大乐趣，“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苏轼给朋友写信说：“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苏轼少时曾手抄《汉书》全文一百二十卷，八十万字。苏轼居儋，要求儿子借读而整部抄写。如果抄完这两部书，如同十分贫穷的孩子突然暴富一样，知识激增。这样的家风家教，才是“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的必由之路。严谨的执政实践：“割爱为民”清廉的意义与价值，最终应当体现在勤政为民的实践之中。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中说：“对党员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对司马光的评价，出自于苏轼所作《司马温公行状》。苏轼一生，有许多勤政爱民的感人故事。杭州治湖、密州灭蝗、徐州抗洪、登州罢盐、扬州清欠、颍州赈灾；被贬之后，无权无势，仍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为当地民众治水、修桥、医病、助农等等。为官清廉，目的是为民做事。既不贪宝，也不做事，懒政思维，无所作为，都违背了清正廉洁教育的初衷。严实的改革方略：法以便民苏辙作《东坡先生墓志铭》论为民情怀时说：东坡“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东坡全集·本传》也记：“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青苗法”等一系列措施，在许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苏轼向神宗皇帝上书，主张应循序渐进，搞好配套措施，不能伤害民众利益。他的意见虽未被采纳，但他努力坚持“法以便民”的理念与思维则载入史册。坚韧的理政思维：“犯其至难”2023年元旦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发表新年贺词。他指出：“苏轼有句话：‘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说‘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苏轼任秦凤路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区）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他深刻反思执政问题，就制度建设、程式建设作深入的思考，写出两千多字的文章《思治论》。他总结回顾前朝经验教训，针对北宋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在大量回顾、分析、批判和论证的基础上，苏轼提出：“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向至高至难的境界攻坚，谋求实现最远大的目标。（作者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

李公羽

202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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