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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叶嘉传》中所蕴含的北苑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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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是一种常见的文字形式。著名的传记有《左传》《公羊》《谷梁》等。《叶嘉传》是苏轼用《史记》人物传记的体例以拟人化手法为茶叶写的一篇传记。此前，苏东坡也曾用拟人方式为物撰写过几篇传记，如《万石君罗文传》（歙砚）、《黄甘陆吉传》（柑桔）等。《叶嘉传》通篇没有一个“茶”字，但细读之下，茶却无处不在，其中蕴含着的北苑茶文化十分丰厚。苏轼为北苑茶立传，巧妙地运用了谐音、虚实、双关等写作技巧，对北苑茶史及茶的采摘和制造、品质特征及点茶法赋于十分生动的形象。开篇即阐述了北苑茶的来龙去脉、历史缘由。叶嘉，闽人也，其先处上谷，曾祖茂先，养高不仕，好游名山，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尝曰：“吾植功种德，不为时采，然遗香后世，吾子孙必盛于中土，当饮其惠矣。”茂先葬郝源，子孙遂为郝源民。陆羽《茶经》中“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叶嘉即嘉木之叶。在这段话中，苏轼指叶嘉为福建人，实指宋代名茶北苑贡茶产自福建。“擅瓯闽之秀气，钟山川之灵禀”是宋徽宗《大观茶论》中评价北苑茶拥有闽越山川的秀美与灵气。也指出北苑茶在唐代还不广为人所知。“郝源”即“壑源”。壑源现为建瓯市东峰镇区域内的自然村，是宋代北苑茶的核心区。苏轼生活的宋代，名冠天下的北苑、壑源的茶叶名品多出自壑源的叶姓人家。壑源现在的居民也多以叶姓为主。曰：“臣邑人叶嘉，风味恬淡，清白可爱，颇负其名，有济世之才。虽羽知犹未详也。”上惊，敕建安太守召嘉，给传遗诣京师。郡守始令采访嘉所在，命赍书示之。“风味恬淡，清白可爱”，即讲述北苑茶有色泽清白、恬静淡雅，让人喜爱。苏轼在《和钱安道寄惠建茶》一诗中写道：“建溪所产虽不同，一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敕建安太守召嘉，给传遗诣京师。”即建安太守督造贡茶，并及时送往京城。《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载：“岁率诸县民，采茶北苑，初造研膏，继造蜡面”。郡守曰：“叶先生方闭门制作，研味经史，志图挺立，必不屑进，未可促之。……矫然有龙凤之姿，后当大贵。”嘉以皂囊上封事。喻指宋代北苑茶为蒸青研膏茶，它的制作过程主要有采茶、拣茶、蒸茶、榨茶、研茶、造茶、过黄等七道工序，并以饼茶上贡。接下来，苏轼说到了北苑茶的品饮。“视嘉容貌如铁，资质刚劲，难以遽用，必槌提顿挫之乃可。”遂以言恐嘉曰：“砧斧在前，鼎镬在后，将以烹子，子视之如何？”……遂引而宴之。龙凤团茶的饮用法是用流行于宋代的点茶法，除备器、择水、取火、候汤外，主要有炙茶、碾茶、磨茶、罗茶、熁盏、点茶（调膏、击拂）等。团饼茶不能直接烹饮，必先用砧椎捣碎，经碾、磨、罗而成茶粉，入瓯（盏）以沸水冲点。“上以不见嘉月余。劳于万机，神思困，颇思嘉。因命召至，恩遇如故。”这段文字表达出北苑茶让人喜爱，欲罢不能。苏轼诗文书画俱绝，以北苑茶为主题的诗、词和文章多达20余篇。《叶嘉传》是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和丰富的茶文化知识相结合的产物，是茶文学中的一篇奇文杰作，是北苑茶繁荣发展的一大助力。

□张松辉

2022-11-17
宋朝人枕着“苏诗”入梦很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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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郭平提示TISHI“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首次展出了一件在库房中沉睡数十年的宋代文物珍品“绿釉雕诗瓷枕”，这件文物经著名考古学家李文信鉴定为宋代瓷枕真品。多年来，这件宋代绿釉雕诗瓷枕一直保持着入藏时灰头土脸的样子，经过专家精心清理后，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雕刻的苏轼诗句，还可以感受到当年它被主人使用时温润如玉的样子。瓷枕是宋代百姓家中常备之物，伴着“苏诗”入梦真实地再现了苏轼当时万人迷的风采。李文信鉴定为宋代瓷枕“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的“文垂千载”部分开辟有独立展柜，展出5件馆藏瓷器精品，其中一件“绿釉雕诗瓷枕”为首次展出。它能够助阵这一现象级文化大展，本身就是一个研究、探寻的故事。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助理馆员马卉说：“当初，策展人员挑选用于配展的馆藏瓷器类文物时，一个重要依据是古代画作中的描绘。这是一个不按常规文物分类方法去挑选文物的过程，选择难度大大增加。”具体到瓷枕，灵感来自于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佚名《槐荫消夏图》。在这幅古画中，炎炎夏日里，一处槐荫下，一名高士平卧榻上，闭目酣睡。引起马卉注意的是那个睡枕，仔细辨别，画中的应该是个软枕。作为文物，宋代传世的软枕几不可寻，那么瓷枕呢？如同打开一扇门，线索忽然扑面而来。用于纳凉消暑的瓷枕在宋代发展到鼎盛阶段，“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还留下了关于瓷枕的诗作《谢黄师是惠碧瓷枕》。这首七言律诗讲的是张耒拿到瓷枕后，顿时感到一阵清凉，头枕上去后感觉非常凉爽舒适，很快入睡，甚至梦到了仙翁。瓷枕给张耒带来了难得的安睡，还消去了他老来经常失眠的烦恼，表达了作者对瓷枕的喜爱。据介绍，瓷枕是中国古代瓷器造型中较为流行的一种，始于隋代，流行于唐代以后，据说开始时是作为陪葬的冥器，以后又作寝具和诊脉之用。在宋代，瓷枕普遍流行。据资料记载，1920年，巨鹿农民打井时意外挖掘出众多的古代器物，其中有瓷枕若干件。发现的时候，这些瓷枕有的是平放的，有的是立放的。据此推测宋人对于瓷枕，可能有“用则平置，不用则立置”的习惯。另外，有的瓷枕底部写有“崇宁二年（1103年）新壻”“程三、程小”等字款，从而确切证实这些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用枕。那么选取馆藏哪一件瓷枕呢？马卉当时面对的是馆藏上万件瓷器的资料，相关专家提醒她注意一下那件“食罢茶瓯”瓷枕。她查看了那件文物的原始记录卡片，鉴定人栏中是“李文信”的印章。李文信是被后辈尊为“东北考古第一人”的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先生当年鉴定的结论是“宋代、真品”。这件东北博物馆时期留下来的旧藏，自从被鉴定完成之后，就像枕面上题诗描绘的那样，在库房中安然沉睡，耐心等待被唤醒并重现光彩的那一天。瓷枕刻苏轼诗，创意精巧马卉调出了瓷枕上刻诗的全文：“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意思是说，饭后品一杯清茶，在微风轻拂的榻上不知不觉地入眠。这个瞬间，人生中所有未满足的心事仿佛都圆满了。诗句超然优美，反映了作者心胸开阔、淡泊名利的心态。马卉到文献中仔细查找比对，结果赫然显示：作者苏轼！出自他的《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中的第四首。马卉兴奋地击掌，就是它啦！查找配展瓷器工作始自去年６月初，这时已经到了10月初，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观摩文物的时候，这件宋绿釉雕诗瓷枕的样子有点狼狈。马卉说：“瓷枕转藏经过了千余年，留下了各种污渍，整体呈灰褐色，有一种油油腻腻的感觉。”将文物以什么样的姿态展出还需要专家进行评估。经过审慎研究，专家确定，瓷枕上面已经没有可能取得原始使用者的有价值信息，上面的污垢，可以进行无损清理。再次见到这件焕然一新的宋绿釉雕诗瓷枕时，人们惊讶枕面上的绿釉呈现出玉一样温润的光泽。展出的这件宋绿釉雕诗瓷枕形态修长，中部亚腰，略呈银锭形。它的侧面留有一孔，是烧制时为防止陶胎变形或者釉面皲裂特意留下来的，从这里，人们还可以了解瓷枕内部的一些信息。瓷枕中间是空的，采用的是淡红的胎土，瓷胎外面挂上了一层化妆土。瓷枕面的绿釉用含有氧化铜的石灰釉在有氧的环境下烧制而成，大约受当时技术条件限制，瓷枕除枕面外，其他部位没有采用同样的绿釉。马卉说：“瓷枕上的字采用划花手法，行书字体，推测应该是出自窑场的工匠之手。”雕划的字体大小均匀，行笔流畅，略显洒脱，更有长期书写书法的独特风格，显示出这位宋代工匠干练、果断的性格。宋绿釉雕诗瓷枕的重量是2.12公斤，长27.9厘米，宽14.1厘米，高9.2厘米。根据这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这件瓷枕的平均密度只有水密度的一半。从侧面证明宋代瓷枕制作水准的高超，以及当年数量众多，如今传世稀少的原因，与轻巧相应的一个词便是易碎。当然，由于此前还没有人做过深入研究，展出的这件宋绿釉雕诗瓷枕还引出一个研究课题，需要专家进一步破解诸如它的制作工艺，出自宋代的哪家窑场，乃至于它更准确的制作年代等谜团。“这是要看煞老夫啊”到了元代瓷器制造工艺有了进一步发展，工匠们可以熟练地将喜爱的名家诗句烧制在瓷器表面。人们注意到，在这些题写在瓷枕表面的诗句中，有很多苏轼的诗词作品。如现藏于河北省磁县文保所的白釉黑绘如梦令瓷枕，为金代烧造，枕面上行楷题苏轼的《如梦令》。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有一件杨永德个人捐赠的瓷枕，枕面上用楷书题有苏轼的《菩萨蛮》：“落花闲院春衫薄迟日恨依依梦回莺舌弄邮便问人羞。”这首回文诗应该解读为：“落花闲院春衫薄，薄衫春院闲花落。迟日恨依依，依依恨日迟。梦回莺舌弄，弄舌莺回梦，邮（尤）便问人羞，羞人问便邮（尤）。”这些瓷枕反映了苏轼诗词作品深为后世所喜爱。与之相对，省博物馆馆藏的这件宋绿釉雕诗瓷枕是宋人日常生活用品，消暑纳凉时，枕着苏轼诗作入梦，反映的则是苏轼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便已经受到人们追捧。当然，史料中对此也多有描述。《宋史·苏轼传》中有一段话，记述的是宋神宗死后高太后与苏轼的一次面谈。当时太后问苏轼：“前年你是什么官职？”苏轼回答：“常州团练副使。”这是个八品的小官。太后又问：“现在官居何职？”苏轼回答：“翰林学士。”已经是三品的高官。太后又问：“为什么晋升得这么快呀？”苏轼说：“是皇太后和皇上的恩典。”太后回答：“不是。”苏轼试探着问：“是大臣们举荐吧？”太后仍说不是，苏轼惊呆了，连忙解释：“我虽不才，但也不敢托关系走后门呀。”这时太后才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当年他每读到你的文章，都要赞叹：‘奇才呀，奇才！’只是没有来得及用你就故去了。”一席话后，太后、宋哲宗与苏轼都落泪了。各种传说中，都有当年宋神宗是苏轼的粉丝，以读他的作品为快的说法，这段记述为此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明。在宋代，连皇帝都喜爱的苏轼诗词作品，在民间同样受到欢迎，人们不仅传唱苏轼诗词，还像今天人们追星一般，听说他经过也要争相前来一睹苏轼真容。南宋史学家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第六》，有《东坡书惠政桥额》一文，其中记述，苏轼被贬岭南，宋哲宗元符末年才开始北还。他的船经过新滏时，人们恰好造了一座石桥。听说苏轼经过，当地老少两三千人一齐站在边上，请求他给新桥命名。苏轼想要登岸去拜访县长，被众人挤住出也出不来，他只好在船上写了“惠政桥”三个字。老百姓见字后才慢慢离去。宋代《邵氏闻见后录》作者邵博则记述了常州百姓万人“追星”的盛大场面：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轼从被贬的海南往北走，六月十五日回到常州。常州百姓得到消息，都挤到运河两岸看苏轼，有数万人之多。苏轼当时回头对同船的人笑笑说：“这是要看煞老夫啊!”由此，苏轼留下了一段当朝万人迷的史话。（本版图片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手记襟怀坦荡得安眠本报记者郭平隔着玻璃仔细地欣赏宋绿釉雕诗瓷枕，有参观者脱口而出：“春宵一刻值千金。”是的，这是一句至今为人们传诵的苏轼诗句，出自他的《春宵》，苏轼全诗的本意是一本正经地劝那些以饮酒和歌舞为乐的人们，别玩物丧志。瓷枕上的“食罢茶瓯未要深，清风一榻抵千金。腹摇鼻息庭花落，还尽平生未足心。”诗写的是东坡茶后的小憩。“杉槽漆斛江河倾，本来无垢洗更轻。倒床鼻息四邻惊，紞如五鼓天未明。”这首《宿海会寺》描写东坡沐浴后的酣睡。他还留下了“春睡香凝索起迟”“惊起五更春睡”“宿酒初消春睡起”“日暖风轻春睡足”“未容春睡敌千钟”“一枕春睡日亭午”“只将春睡赏春晴”“午窗春睡足”“红日半窗春睡酣”“夜来春睡浓于酒”“夜来春睡知轻重”等诸多描写睡的诗句。不仅如此，苏轼一生宦海沉浮，人生命运甚至还因“睡”发生过重大转折。最为惊险的一次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冠以诽谤朝廷罪抓捕入狱。解救苏轼的人和极力置他于死地的人之间发生了争执，神宗皇帝犹豫不决，决定派一个亲信到监狱里去探一探虚实，看看他是不是心中有鬼，是不是真的诽谤皇帝、攻击朝廷。这天晚上，东坡在外面受了一天的审讯，天黑了才回到牢里，非常疲惫，正想休息，突然看到牢房走进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一言不发，拿着一个包袱就进来了。东坡想，奇怪，我是朝廷重犯，关单间牢房，怎么今天来了一个人？又不好问他是谁。管他呢，睡觉吧！于是倒头便睡，不一会儿就鼾声如雷，一直睡到天大亮。那人爬起来把还在打鼾的东坡推醒，对他说“恭喜学士”，说完就走了。原来这个人就是神宗皇帝派来探监的亲信，他回去就向皇帝汇报说东坡受了一天审问后，回去倒头就睡，整夜打鼾，心中没鬼。最终，宋神宗决定赦免苏轼，不予死罪。“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是苏轼被贬惠州写下的诗句，没想到反而给他招来了祸。当朝宰相看到诗后非常生气：“原来苏东坡在惠州过得这么舒服！”于是把他贬得更远一点儿，这下，苏轼就被贬到海南岛去了。可那又如何，苏轼起程赴海南的路上又留下了“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苏轼说过：“其文如其为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通过精品文物打开了思接千古的窗，让人们重温传世美文，感受苏轼坚毅、超然、豁达的性格，浓郁的生活情趣。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次文化之旅，如果你愿意，还会带来一次心灵的净化和升华。

郭平

2021-01-21
苏辙留给汝州的勤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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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自昌文图925年的农历四月，56岁的苏辙因“以汉武比先朝”之罪，由北宋王朝的门下侍郎贬至汝州任知州。同年夏历六月，因“讥斥先朝”之罪从河北定州贬至英州（今广东英德）的哥哥苏轼，特绕道汝州看望弟弟，在参观苏辙倡导修葺一新的龙兴寺画殿时挥笔写下了《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七言诗：丹青久衰工不艺，人物尤难到今世。每摹市井作公卿，画手悬知是徒隶。吴生已与不传死，那复典刑留近岁。人间几处变西方，尽作波涛翻海势。细观手面分转侧，妙算毫厘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似闻遗墨留汝海，古壁蜗涎可垂涕。力捐金帛扶栋宇，错落浮云卷新霁。使君坐啸清梦余，几叠衣纹数襟袂。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苏辙在汝州任职不到百天，勤政爱民，在发展地方经济和保护文化遗产等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受到了汝州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汝州的历代志书中，均把他列在《名宦》篇中重点介绍。明清时汝州文庙的名宦祠立有他牌位，每逢祭日都会受到人们的祭拜。汝州新修的中央公园里的名人苑中，竖有苏辙画像和事迹的展板。望嵩楼上书心怀绍圣元年（1094）四月二十一日，苏辙带着家眷来到汝州。18年前苏辙做陈州教授时，在洛阳负责举人考试，曾游嵩山。年初，京城的葆光法师得到一份《嵩山图》，约他到嵩山游玩，苏辙正处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哪有心思？苏辙离京到汝州任职时葆光设宴相送，席间苏辙与葆光法师相约：“闻此州在嵩少之阳，登城北望，可以尽得其胜，君何时为此游，吾将举酒与子相望，虽不能同，亦庶几焉。”葆光说随后动身，希望苏辙到汝州安顿后能到嵩山相见。苏辙到汝州后，适逢大旱，百姓一片恐慌，加上州衙有许多事情要处理，根本没有时间去嵩山游玩，但为不失约，苏辙就写了《嵩山祝文》派家兵带着到嵩山与法师相会。家兵赴嵩山走后，苏辙登上州衙后花园的望嵩楼遥望嵩山。苏辙北望嵩山看到的是“连山障吾北，二室分西东”的景观。面对北方的圣山，鸟瞰汝州四周美景，把酒临风，自然心旷神怡。能远离朝堂钩心斗角的环境，饮着汝州纯正的汝阳贡酒，欣赏着如画的山水景色，苏辙感觉比在京城一点也不差：“可怜汝阳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适酒杯中。”望嵩楼上，苏辙对汝州有了全新的认识。后园祈雨救苍生汝州大旱，如何解决干旱问题稳定民心是当务之急。天灾在当时一般都被认为是上天对地方官员失政的惩罚，地方长官要带领下属向上天祈告自己的罪过，让上天饶恕百姓。苏辙是新任知州，自然要担当这个责任。按汝州的风俗选定向上天祈雨的日子，决定在州衙后花园（望嵩楼所在地）设坛祭祀社令神和后土神为百姓祈雨。他要求各部门做好准备工作，自己则亲撰祈雨文告。苏辙知道向天求雨不能解决问题，但在当时条件下对稳定民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苏辙打算在求雨之后，动员汝河沿岸百姓引汝河水抗旱，进行生产自救。也许是苏辙的诚心感动了天神，求雨仪式的前夜，汝州由晴变阴，开始降雨。喜雨一直下了一天两夜，第三天早上放晴。持久的旱情解除后，天很快转晴，对靠农耕吃饭的黎民无疑是个天大的福音。而这个机会却让苏辙给碰上了。多年不遇的大旱，因苏辙的到来而解除。原本对神灵崇拜的社会，更加相信苏辙是真正的文曲星下凡。老天“未请而予，再宿告晴”，给心神还没平静下来的苏辙以极大的安慰。但苏辙深知自己的处境，没敢“居功自傲”，将准备的求雨仪式改成谢雨仪式，亲自撰写了“谢雨文”，将“未请而雨”的功劳给了前两任知州，把久旱的责任自己承担。四月二十六日，也就是苏辙到任的第5天，在州衙设置的祈雨坛前，向社令神和后土神举行了酬谢降雨的仪式。苏辙主颂了撰写的《汝州谢雨文》：“维绍圣元年岁次甲戌，四月壬寅朔二十六日丁卯，太中大夫、知汝州军事、护军苏辙，谨以清酒特羊之奠，恭祭于北园社令后土神君。辙以罪戾，谪守兹土。自春徂夏，旱饥为苦。麰麦殄悴，禾未出亩。吾民忧伤，巫觋旁午。念予罪人，余谴累汝。间行北园，亭曰‘致雨’。前守赵王，有祷咸许。顾惭昔贤，愿蹑前武。扫地而祭，屏去牖户。清漪绕屋，乔木环堵。微风肃然，神物来处。吾僚祗敬，斋宿吾府。云兴山际，倏遍天宇。风来不疾，雷发不怒。祈祈甘泽，如哺如乳。酒不濡地，雁不升俎。仁哉有神，未请而予。再宿告晴，高下咸溥。朝阳既升，锄耨毕举。宿麦斯实，施及禾黍。吏免诃谴，民病获愈。念惟始至，神则何取。祗荐醪牲，以永斯祜。尚飨。”苏辙离开汝州后，后任知州将苏辙的《汝州谢雨文》刻置在致雨亭座凳的楣板上。重修汝州思贤亭州衙后花园内有纪念宋初文坛领袖杨亿的思贤亭。杨亿于公元1014年调任汝州知州。任职期间，汝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杨亿常把州务托付僚吏，以文墨自娱，常与风穴寺和尚谈禅论诗。他将自己与高僧交往语录，裒辑而为《汝阳禅会集》十三卷。杨亿在汝州，风穴寺和望嵩楼一度成为天下文人向往的地方，或向杨亿拜师学习，或与杨亿饮酒唱和。杨亿也用诗文赞美天中之地的宜居环境，留下《汝阳》诗集数卷，《汝阳杂集》20卷。可惜全部散佚。杨亿从汝州调京城任职后，汝人将其诗刻于石上。皇佑年间（1049~1053），王珦瑜任汝州知州，在望嵩楼苑内建“思贤亭”，置石于亭柱和亭板上。苏辙到汝州任职时杨亿已离开人世70多年。思贤亭很是破旧，诗石散失过半。苏辙在后花园散步，发现了这个破亭子，决定对思贤亭进行整修，重刻杨亿汝州诗，增广思贤亭，龛诗石于亭壁，并作《汝州杨文公诗石记》一并嵌在亭壁。苏辙在石记中对杨亿的为人和文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清风雅量”之士，不仅独步真宗朝，而且简直可与唐代燕国公张说这样的大家相比。思贤亭经大文豪苏辙整修和增广，古亭美感增加了，诗刻的内容丰富了。特别增选的“《汝阳》组诗”，是经过杨亿校改后正式出版的，纠正了不少原诗刻的不足。思贤亭也因苏辙的重修，提升了知名度，一直保存到元末。倡修吴道子画殿龙兴寺位于汝州城东门外，隋唐时代声名颇著。公元734年，李白由安陆北游汝州，曾写下《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留下了“晴山翠远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的名句。唐天宝初年，龙兴寺华严殿落成，寺院住持特邀请吴道子至寺作画。传说吴在龙兴寺作画的时候，观看者围得水泄不通。他作画时速度很快，像一阵旋风，一气呵成。特别在描绘壁画中佛头顶上的圆光时，不用尺规，挥笔而成。吴道子一生虽然创作了许多壁画，但真迹流传下来的很少。原因是唐会昌五年（845），唐武宗以佛教“非中国之教”，下令毁灭佛寺，除京都长安、东都洛阳各留两寺，同州、华州、高州、汝州各留一寺外，其余尽数毁去。吴道子的画大部分是画在寺庙墙上的壁画，随着灭佛废寺，自然难以幸存。龙兴寺是汝州奉旨保存的一座寺院，吴道子的真迹也很难得地保留下来。到宋代，汝州龙兴寺因保留有吴道子的真迹而更有名气了。因此，喜画的苏辙来到汝州刚安顿下来，便约州通判李纯绎参观龙兴寺。然而苏辙看到的龙兴寺因年久失修，“寺宇破漏，画壁为风雨所侵”。寺院方丈惠真向苏、李二人介绍自己修葺寺院的准备工作。苏辙非常赞同惠真的做法，要求寺院先修华严殿，以保护吴画，并答应对修葺工作给予资金支持。在苏辙和李纯绎的带动下，州衙官员和地方士绅纷纷解囊相助，很快解决了修缮寺院的资金问题。工程开工后不到两个月，华严殿便修葺一新。画殿修好后，惠真方丈请苏辙为重修画殿写记，苏辙欣然同意。苏辙深思后在官邸挥笔写下了《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详细记述了华严殿吴画的情况：“其东西夹皆道子所画，东为维摩、文殊，西为佛成道”，且“比岐下所见，笔迹尤放。”为汝州修复龙兴寺留下了宝贵资料。苏辙贬汝州不久，哥哥苏轼也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贬至英州。苏轼赴任途中特绕道汝州看望弟弟，苏辙陪同哥哥观赏龙兴寺的吴道子画。苏轼在方丈室提笔写下了《子由新修龙兴寺吴画壁》的七言诗，最后以“他年吊古知有人，姓名聊记东坡弟”收尾，对弟弟保护文化古迹的善举给予了高度评价。汝人聊记东坡弟56岁的苏辙已到致仕的年龄，想把汝州当成仕途的最后一站，但事情的发展并不遂他的心愿。他离开京城后，朝堂上“变法党”与“元祐党”的斗争越演越烈。年轻气盛的哲宗在“变法派”的不断引导下，誓把“元祐党”从朝中清除干净而后快，以至于发生了要废除祖母高太后封号，将司马光从坟中挖出曝尸的动议。绍圣元年六月，右正言上官均指责苏辙有六大过恶，结果苏辙再贬至袁州。苏辙接到袁州上任的圣旨不敢怠慢，简单收拾准备悄悄离开汝州，谁知出门后州衙外站的全是送行的百姓。苏辙离开汝州后，汝州官民在州境建苏辙生祠，敬苏辙画像纪念。明洪武年间创修的文庙，将苏辙和苏轼兄弟同入祀名贤祠中，而当时祭名贤祠的在汝州任职的历代官员只有六人。现存最早的《汝州志》，成书于明正德元年，将苏辙列入名宦篇中重点介绍。正德之后的五套《汝州志》均将苏家兄弟列入名宦篇介绍。明万历之后，文庙将名贤祠分为名宦祠和乡贤祠，将名宦和乡贤分开祭祀，苏家兄弟一直占据名宦祠的重要位置。2017年8月，汝州市公布首批20位历史名人，其中4名为客籍，苏辙为其一。苏辙的画像和事迹展板，就在新修的中央公园里的名人苑中。（作者系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风穴寺探密》《汝瓷的前世今生》《汝文化简论》等书）

2019-06-06
在惠州的时光，是什么让苏轼文思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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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吃荔枝雕像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通讯员王锭铨摄羊城晚报记者夏杨从1094年10月抵达，到1097年4月离开，苏轼在惠州不足两年零七个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水照曾做过统计，就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苏轼创作了400多篇（首）诗文、序跋等。更有一说，包含书画创作，总数多达580篇、首、幅。如此大致算下来，在惠州的时光，苏轼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到两篇作品问世。这比很多现代人发“朋友圈”都多，可谓文思泉涌、笔耕不辍！苏轼在惠州短暂停留的这段时间，给惠州带来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当然也可以说，是惠州收留了失意中的苏轼，给了他心灵的温暖和诗文创作的条件。那么，在惠州的时光，到底是什么因素，让苏轼文思泉涌？壹拥抱自然大美山水，诗意游走纵观苏轼在惠州900多天的行踪，你会发现，尽管由于“惠州安置”，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但他或有官员朋友陪伴，或就近灵活安排，还是去了不少地方。苏轼的很多创作灵感，就来自他亲眼所见的岭南风物。苏轼一向豁达，每次被贬外放，尽管内心惆怅，但最终都成了他的采风之旅。显然，这次也一样。他一路坐船南行，每到一地，凡遇佛寺道观或山水胜迹，都会利用琐碎时间弃船前往。过广州时，他上了白云山，在蒲涧寺“神会”安期生。他写诗曰：“昔日菖蒲方士宅，后来薝卜祖师禅。而今只有花含笑，笑道秦皇欲学仙。”没到惠州前，苏轼的小舟经过他心仪已久的道教圣地罗浮山。他与葛洪神交已久，当然不愿错过拜山机会。“人间有此白玉京，罗浮见日鸡一鸣。南楼未必齐日观，郁仪自欲朝朱明。”（《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山中留住的那晚，他情绪激动，一口气写下六篇散文和一首诗。这一路所见，客观上给他郁闷的心情一些释放。风景与他相遇，便产生了一篇篇诗文。到了惠州，他被太守詹范安排住在了风景绝佳的合江楼。当年的合江楼建在东江和西枝江的交汇之处。登上此楼，近有江帆，远有山树，都尽收眼底。“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寓居合江楼》）可见当时的苏轼心情大好。虽遭贬谪，但苏轼仍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地方官和百姓对他都有几分景仰和尊重。除了当时的惠州太守詹范，还有后来的继任者方子容，及循州太守周文之、博罗县令林抃、广州太守王古等，都不时前来探望他，给他送来生活所需，邀他携酒访幽。比如苏轼刚到惠州不久，程乡（广东梅县）令侯晋叔、归善县（今惠州城区和惠阳区）主簿谭汲等，就邀他坐船去大云寺，并在松树下野餐饮酒。此事他记述在《浣溪沙》中：“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对爱好游历山水的苏轼来说，等人邀请显然不够。大云寺出游不久，他听说白水山风景不错，就带着儿子苏过自行前往了。他们在汤泉里洗澡，傍晚才返回。他当日的诗文间流露出对这方山水之爱：“此山吾欲老，慎勿厌求取。溪流变春酒，与我相宾主。”（《白水山佛迹岩》）惠州山水秀美，即便不出市区，还有西湖让人流连。于是，西湖周边，留下了苏轼密密匝匝的足迹。其《江月五首》写道：“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正似西湖上，涌金门外看。”你看，他夜晚还在游西湖！苏轼幸甚，在他失意的时候，惠州给了他安顿。惠州幸甚，苏轼每行一处都留下了故事和诗文。这又成了惠州新的风景线！贰赤子情怀混迹民间，生活入诗尽管受到惠州当地的照顾，但毕竟是贬官，刚在合江楼住了十多天，朝廷就责令惠州府对他严加看管。苏轼不得不搬出合江楼，迁往嘉祐寺（荒郊野外的一座破庙）居住。接连的打击令他心情郁闷。他回想起自己的过往，“定居之后，杜门烧香，闭门清坐，深念五十九年之非耳……”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思无邪斋”，并作《思无邪斋铭》、《思无邪丹赞》。此后，他对宠辱、得失、进退、贵贱等有了更深的认知。“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记游松风亭》）贬官“不得签书公事”，这客观上免去了他的“案牍劳役”。在惠州，他走出官府，走进了民众生活，“杖履所及，鸡犬皆相识”。他找屠夫买菜，和邻里攀谈，这些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透着地气，读来生动鲜活！绍圣二年三月，他游览白水山佛迹岩，归途中遇到一位80多岁的村叟，老者热情地请他饮酒，并约他待荔枝成熟时再来一游。他写诗记事：“有酒持饮我，不问钱有无。”“步从父老语，有约吾敢违？”此后他一直记挂着这件事，又写诗曰：“君来坐树下，饱食携其余。归舍遗儿子，怀抱不可虚。”（《和陶归园田居六首》）这就是淳朴的乡间生活。因与民众的感情，苏轼热情地歌颂岭南风物。比如荔枝，他写过多篇诗文，最出名的当然是“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成了千百年来推介岭南的第一广告词。爱荔枝，他还饱含深情地写道：“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因感怀唐明皇宠幸杨贵妃差点误国的故事，他还写下了为民请命的千古名篇《荔枝叹》：“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苏轼是个富有情趣的人，他把日常种菜、种药、酿酒、做饭等都写进了诗文。他爱酒，一位道人朋友给他一个酿酒方，他便亲身试验，果真酿出了桂酒。为此他高兴得手舞足蹈，不仅邀请朋友来品尝，还写成了《新酿桂酒》、《桂酒颂》、《书桂酒颂》等多篇诗文。后来又得到酿真一酒的方法，他又很快酿出了真一酒。对于真一酒酿造方法的来历，他叙述得神秘而充满仙气：“予在白鹤新居，邓道士忽叩门，时已三鼓，家人尽寝，月色如霜。其后有伟人，衣恍榔叶，手携斗酒，丰神英发如吕洞宾者，曰：‘子尝真一酒乎？’三人就坐，各饮数杯，击节高歌。合江楼下，风振云涌，大鱼俱出。袖出一书授予，乃真一酒法及修养九事。末云九霞仙人李靖书。既别，恍然。”在惠州的生活是艰苦的，有时需朋友接济方可度日。即便如此，他仍是乐观的。买不到肉的时候，他就和屠夫商量，把别人不要的羊脊骨卖给他。回到家，他先下锅煮，然后涂上酒和盐，再放火上烤，结果香气四溢。他兴奋地把这一“发明”写信告诉弟弟苏辙。我们今天读这封信颇为心酸，却又能从中感受到他当时苦中作乐的劲头。就是这样，苏轼用他的华彩健笔记述着日常琐事，诸如《记惠州土芋》、《菜羹赋》、《记菊帖》、《种茶》等等。有人统计过，此间苏轼所写咏茶诗有4首，咏荔诗词有5首，咏梅诗词有6首，有关酒的诗文更有8篇之多。这些诗文都十分清新有趣。透过这些“琐碎”的文字，900多年后的我们，仍能清晰地感受到那位智慧而乐观的老人，其赤子之心，熠熠闪光。叁心灵沟通跨越时空，唱和陶潜被贬惠州的苏轼，其心情总体是苦闷的。到惠州的第一个上元夜，他写诗回首自己生活的变化：“前年侍玉辇，端门万枝灯……去年中山府，老病亦宵兴……今年江海上，云房寄山僧……”如此变故，心灵强大如苏轼，也努力地寻求着精神的寄托。这一时期苏轼的诗文中，有一类很特殊，是跨越时空，与距他约600年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隔空唱和之作。虽然苏轼一生中写唱和陶渊明的诗最早不是在惠州，但最集中、最多的无疑是在惠州。有人统计过，在惠州的两年多时间，和陶渊明的诗竟然多达109首！陶渊明厌倦官场，担任彭泽县令仅80多天就弃职而去，留下了震古烁今的《归去来兮辞》。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过着简朴的田园生活，“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轼仰慕陶渊明，曾想象着把自己与葛洪、陶渊明画在一张图上。“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他多次游走于葛洪生活过的罗浮山，为他的丹灶、药池题字写诗；更流连于陶渊明用诗文营造的“桃花源”里，隔着时空与之唱和。唱和陶渊明，是苏轼在惠州的贬谪生活的一种特殊表达。他没有直接述说自己的不满和苦痛，而相反，他随遇而安，努力去适应当时的生活处境。“环州多白水，际海皆苍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为何苏轼要和陶渊明诗？东坡研究学者王启鹏曾专门做过分析：他们心境相同、心灵相通。具体说来，一是苏轼仰慕陶渊明。陶渊明了解自己的心性，决然离开官场，苏轼在心灵上认同陶渊明，自己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追和陶渊明诗引》）。二是他当时的处境，很容易被陶渊明诗歌触动。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仕途中跌跌撞撞身心受伤的他，这样的诗句有扎心之痛，容易形成心灵的共鸣。其三，也是苏轼的无奈之举。回望自己坎坷的仕途，可谓“成也文字败也文字”，乌台诗案中差点丢了命，在被贬黄州时“廪入既绝”，“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生活之艰辛可见一斑。而被贬惠州，亲人离散，只有朝云和小儿子苏过陪伴，不久朝云也病逝了。体弱多病，举目无亲，当时处境下的苏轼，心境难免有所郁结，又不敢多说话，就想出了追和古诗的方式，实现特殊的心灵表达。这一推断，苏轼留下的文字可以证实。他给朋友程全父的信中说：“仆焚毁笔砚已五年，尚寄味此学，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正是用这种方式，苏轼营建了他在惠州时光的精神世界。他品读陶渊明，并用自己的感受与之“交流”。“门生馈薪米，救我厨无烟”“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典衣作重九”“落英亦可餐”……生活的艰辛跃然纸上。今天读来，仍令人心潮起伏，感慨良久！

夏杨

2019-11-29
苏轼对今天的三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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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深秋，北京已经是秋风萧瑟，落叶满阶了，而三亚却是蓝天白云，椰风海韵，诗意海角，浪漫天涯。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晚上在大东海广场举行的群众诗会，家庭妇女、复转军人、退休职工，一个个登上台来，尽情朗诵他们喜爱的诗篇。三亚这颗海南明珠所充溢的浓浓的诗意，令我惊奇，也令我深思。是谁在海南人心中播撒了诗的种子？我的思绪回到了九百多年前。那时候，有一位诗、词、文、书法俱佳的大诗人被贬到海南，也把诗歌带到了海南，这位诗人就是苏轼。那年他已62岁，自认生还无望，他在给弟弟的一诗中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那时的海南还未脱蛮荒，苏轼说这里是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尽管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苏轼依然“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写下了大量的诗篇。不仅如此，他在海南还培养后学，从他的学子有海南人，还有从内地不远千里追随而来的。苏轼向学子讲授为人之道与作文之法。苏轼来到海南，给这片蛮荒的土地播撒了诗的种子，他的人生态度，他的诗学思想，到今天依然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首先是苏轼那种独立、健全的人格。由于坚持独立的人格，苏轼在新党旧党无论谁执政时，总是不得好，于是被一贬再贬，晚年一直被贬到海南。苏轼仕途坎坷，未能在政治舞台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抱负，却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诗人。钱钟书编《宋诗选注》，苏轼名下第一首诗选的是《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可说是苏轼一生的浓缩写照，他不断地遭受打击，不停地被贬官，他把这些体验凝聚成一位在崎岖山道上骑着瘸驴，不停奔波的旅人形象。而诗中的“雪泥鸿爪”，早已成为一个成语，是对漂泊人生极富哲理的概括。陆游晚年的一首诗就讲到了这种现象：“天恐文人未尽才，常教零落在蒿莱。不为千载离骚计，屈子何由泽畔来。”正是由于屈原在政治上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行吟泽畔，才成就了《离骚》这首伟大的诗篇。晚唐诗人司空图也说过：“自古诗人少显荣，逃名何用更题名。”要做一个诗人，就不要想着高官厚禄；要保持诗人的高洁，就不能汲汲于世间的俗名。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诗人来说，当你的愿望和理想无从实现的时候，那么就把你的爱，把你的潜能，把你的全部才华通过诗的渠道释放出来吧。诗歌写作到一定程度，拼的不是技巧，不是修辞，而是人格。正如清代诗人沈德潜说的：“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俄罗斯诗人叶赛宁坦率地承认：“我并不是一个新人，/这有什么可以隐瞒？/我的一只脚留在过去，/另一只脚力图跟上钢铁时代的发展，/我常常滑到在地”。郭小川在晚年所写的《秋歌》中说：“我曾有过迷乱的时刻，于今一想，顿感阵阵心痛；/我曾有过灰心的日子，于今一想，顿感愧悔无穷”。像这样坦率的自责，这样真诚的自剖，只能出自一个高贵灵魂的笔下。因此，作为一个诗人，首先应该做一个真正的人，做一个有独立的、健全的人格的人，这是苏轼给我们的第一点启示。第二点启示，是苏轼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的自由心灵。苏轼在从政的时候奉行的是儒家的理论，在个人生活方面则更多地体现了道家的精神。所谓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这种境界在他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之所以被千古传诵，就在于它传达了一种宇宙人生的旷漠之感，那种对时间的永恒和生命的有限所发出的深沉的喟叹，那种超然旷达、淡泊宁静的心态，成为古代诗学的最高境界。苏轼被贬黄州后，自述“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黄州安国寺记》）这种在逆境中淡然处之的人生态度，使他写出了一系列的名篇。诗歌写作是一种具有高度独创性的心灵活动，常常偏离文化常规，有时还会给世俗的、流行的审美趣味一记耳光。这就要求诗人有广阔的自由的心灵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诗人的思绪可以尽情地飞翔，而不必受权威、传统、世俗和社会偏见的束缚，才能调动自己意识和潜意识中的表象积累，形成奇妙的组合，写出具有超越性品格的诗篇。当代诗人中，像年过九旬的郑敏先生，在她的晚年，她的某些诗歌就进入了这样的天地至境。进入新世纪之后，郑敏在《诗刊》上发表了《最后的诞生》：“许久，许久以前/正是这双有力的手/将我送入母亲的湖水中/现在还是这双手引导我——/一个脆弱的身躯走向/最后的诞生……/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飘浮在宇宙母亲的身体里/我并没有消失，/从遥远的星河/我在倾听人类的信息”。面对死亡这一人人都要抵达的生命的终点，诗人没有恐惧，没有悲观，更没有及时行乐的渴盼，而是冷静地面对，她把自己肉体生命的诞生，看成是第一次诞生，而把即将到来的死亡，看成是化为一颗小小的粒子重新回到宇宙母亲的身体，因而是“最后的诞生”。精神超越了有限的自我，和宇宙融合在一起，这是人生的最高境界。第三点启示，是苏轼对诗歌独特的把握世界方式的阐释。苏轼有一首诗说：“论画以似形，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对画的判断不是以画得像不像为标准。至于写诗，抱住一个题目去硬写，不知道超越，不知道发挥想象，那一定不是个诗人。这和清代诗人袁枚所说的“诗含两层意，不求其佳而自佳”意思相仿佛。这些话的主旨都是强调要超越所写事物的表层意象，而对事物的内涵做深入开掘。在当下的诗坛，确实有一些人对苏轼所谈的这一点缺乏理解。在我们的网络上、诗刊上出现过很多平铺直叙的作品，无难度，无深度，无内涵，把生活现象分行排列下来，就认为是诗。这其实是对诗歌的一种误解，因为你把不是诗的东西当作诗歌陈列出来了，而写得好的描述生活现象的诗歌，后面一定有让我们思考、琢磨的东西。像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可以说写的也是生活现象，但是读完之后，就会觉得里面体现着对人性非常深厚的理解和开掘。我觉得，我们谈苏轼的诗及其对我们影响的时候，首先就要考虑到这点。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感觉到，自己的诗不能突破，原因在哪里？苏轼关于“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的提法，就是让我们打破陈旧的思维定式，让诗的思绪自由地翱翔。清代有位诗人讲过，凡人作诗，一题到手，必有一种供给应付之语，老生常谈，不召自来；若作家必如谢绝泛交，尽行麾去，心精独运，才能写出佳作。这话说得很实在，诗贵发现，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声音，诗人不写则已，要写就要求新求变，让诗作有独自的神思，独自的风姿，“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吴思敬（北京）

2014-10-24
百米长卷敬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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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永江“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近日，“回望千年·苏轼与眉州”周成仕中国画百米长卷在苏辙公园文定楼如期开展。长卷高0.73米、宽113米，寄意渊微、旨趣清明，人物和融而望远，情景辉映而敞亮，悠悠其韵而上霄，灼灼其华而腴美，受到了广泛关注。周末的一天，我专程前去观展。甫一入室，即受到强烈的艺术冲击，瞬间既置身宋时眉山与苏轼的雅集，又真切地活在当下眉山建设“一心三地”致敬先贤的现场，不知今夕何夕。苏轼：千古第一文人；眉州：千载诗书城，人文第一州。“苏轼与眉州”长卷画中之义、画外之旨，让我激动不已，下面尝试从四个方面谈谈我的观感。千年的视觉。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参观三苏祠后，题留：“说不全，说不完，说不透，永远的苏东坡。”苏轼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卓越的文学成就以及以民为本的家国情怀，无疑是艺术创作的富矿。仅至目前，以苏轼为创作题材的作品，眉山就推出了《人生得遇苏东坡》等系列微视频，制作了《东坡地图》《不孤独的美食家》等双语短视频，开展了《高山仰止·回望东坡》陈列展，上演了《诗忆东坡》现代舞台剧；此外，话剧《苏东坡》、动画片《少年苏东坡传奇》、诗剧《苏东坡》、纪录片《千古风范苏东坡》、文学作品《品中国文人：苏东坡三百篇》《是父是子：三苏家风家教》……坚定文化自信的“眉山载体”精彩纷呈。文化事业繁荣兴盛的时代，画家周成仕不落窠臼、不拘泥于前人已有的成绩，甘于寂寞、以千年的视觉创作了这幅百米长卷，展示了画家独特的艺术个性。独辟蹊径、独得其妙，开鸿篇巨制致敬先贤先河，填补了三苏题材宏大艺术创作的空白。千年的主体。正如画家在序言中所写，“故里孕育苏轼，苏轼光耀故里。苏轼的青少年时期在家乡度过，及壮出仕，数十年间，身行万里半天下。一路走来，乡愁永随。”我想，艺术地再现苏轼与眉州的深情厚意和山川风物，突出苏轼在长卷中的主体地位，应该是画家创作此幅画卷的初衷。记得住乡愁，关键就在于要“记得住”。故乡对苏轼的塑造，可谓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能引起波澜；苏轼对故乡的重塑，可谓一粥一饭、一丝一缕，都能气象万千。如何取舍呢？苏轼曾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又说：“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作文如是，作画亦如是。周成仕生于斯长于斯，长期服务于眉山文化工作，深受三苏文化熏陶，深得个中三昧。他反复斟酌，精心选择包括苏池瑞莲、蟆颐晚照等古眉州八景在内的十个场景，创作这幅鸿篇巨制，寓意良深。千古中岩，人文荟萃。中岩内有龙湫，在悬崖峭壁之下，花竹如绣，澄潭一泓。潭中有鱼潜隐其间，游人击掌，群鱼应声而出，若会人意。当年苏轼在中岩书院求学于王方。王方盛会县内名流，相约在龙湫投笺荐名，均不中意，唯有苏轼与王方之女王弗笺荐“唤鱼池”巧合，王方即请苏轼手书“唤鱼池”刻于崖壁之上，并将爱女王弗许配苏轼为妻。苏洵家族墓地有景短松冈。这里是苏洵、程夫人、王弗的墓地以及苏轼、苏辙的衣冠冢。墓地近旁有老翁井，苏洵作有《老翁井铭》。山上遍植松柏，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写下千古第一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以悼念去世10年的妻子王弗……画卷中的这些场景都艺术地展示着苏轼爱家乡爱亲人的鲜明形象，绘画主体十分突出。千年的回味。苏轼登科后，数十年间宦游天下。在许多诗词、文赋、信札中都抒写了思乡之情。《蝶恋花·京口得乡书》中表现得尤为强烈：“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回首送春拼一醉，东风吹破千行泪。”家乡人民始终没有忘记苏轼，为纪念苏轼，三苏祠内塑有苏轼盘陀像，周遭青翠欲滴的竹子正是苏轼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伴侣。眉山还在东坡湖畔重修远景楼，楼高十三层。时人有诗赞曰：“醉月水舞玻璃江，超然寒堆瓦屋雪。朝发眉州怀三苏，夜泊东湖思黎侯。一湖碧波大江东，满目青山壮志酬。追慕先贤常登高，远景应在楼外楼。”成为眉山标志性建筑。结合芦山地震灾后重建，三苏祠进行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维修。经过精心修缮，三苏祠再次焕发青春，继续散发独特的魅力。去乡万里，故乡始终望苏。这些场景，还是那般孕奇蓄秀、郁然千载，载得起烟雨人生的离恨别愁，泊得下天涯倦客的不系之舟。万里归来，苏轼终是怀乡。这些场景，还是那般青春飞扬、壮怀激烈，记录着奋厉当世、不残鸟雀、不发宿藏、敦亲睦邻的家族叙事，传承着读书正业、孝慈仁爱、非义不取、为政清廉的三苏家风。“半路出家”的画家从厚植学养、胸有丘壑、点度相融、整体把控四个方面砥砺自己，始终以景仰的心态，谨守古朴、典雅、人文、大气理念，认真研究，不断探索，五年磨一画，完成了这幅让人回味无穷的心血之作。千年的收获。首先，无疑是创作者经年累月潜心创作的“成绩单”，展示了画家在新时代中国画创作领域孜孜不倦的追求；画家将之无偿捐赠三苏祠博物馆，表征为眉山艺术馆藏添进新元素，实则为文化其精神；驻足其中，既享受了高雅的艺术盛宴，又陶冶了家国情怀，不啻为东坡文化月百花齐放的压轴之作！眉山市美术家协会主席袁泉在作品研讨会上说：“这幅作品，观者不仅感受到中国绘画语言的淋漓尽致和无穷魅力，也能感受到东坡的人文风骨和豁达情怀，更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作品不仅是一次视觉盛宴，更是一次回望千年的心灵之旅，也是历史的见证和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这应当是中肯、精当之论。岁月静好，江山不老。守传统文化之正，创时代画卷之新，周成仕艺术之树常青！

方永江

2023-12-28
再论赤壁古战在黄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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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世平曹军汉水下大江，大江东去是浦口，浦口左侧是乌林，乌林下行是赤岸，赤岸百里通赤鼻，赤鼻即称赤壁。曹公军败，引次江北，军队驻扎在长江之北的团风乌林至黄州赤壁百里赤岸，曹操大本营即驻扎在浦口旁之乌林。故赤壁古战在黄冈。战争是一个过程，过程有阶段性。一场战争，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准备阶段、进军阶段、决战阶段。战争各个不同阶段，都有着不同的具体时间。曹操平定北方后，准备向南方进军，打两场战争，统一全国。第一场战争是荆州之战，消灭盘踞在荆州(其州治在现湖北襄阳市区)的刘表割据势力；另一场战争则是东吴之战，消灭盘踞在柴桑(现江西九江市市区)的孙权割据势力。荆州之战，因刘表的死，荆州未开战，刘表的接班人刘琮，举州投降了曹操。东吴之战，则由于孙、刘联军与曹操先头部队，在今鄂州樊口上游，黄冈团风浦口下游的赤壁江面上打了一场遭遇战，将曹操准备好的东吴之战演变成赤壁之战。也因为这场遭遇战，使得赤壁之战多出一个对峙阶段。故尔，赤壁之战即分为准备、进军、对峙、决战四个阶段。由此，划分各个不同阶段的具体时间，再把各阶段的时间串联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赤壁之战时间的总长度。2019年1月30日黄冈日报理论版《试论赤壁古战在黄冈》一文，已对赤壁之战进军阶段作了详细论述。本文通过对赤壁之战对峙阶段的研究，证实赤壁之战发生在团风乌林至黄州赤壁百里赤岸。什么叫对峙，对峙用在军事上，即指交战双方军事力量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的对抗、抗衡。先谈空间范围的对抗、抗衡。赤壁之战空间范围对抗、抗衡的表现形式有二，即：曹公军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一）曹公军引次江北。西晋陈寿《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这“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17个字，就是曹操大军与孙刘联军对峙阶段的开始。1、浦口即举口。曹操水军先头部队初战兵败，曹操的几十万大军在江北赤岸驻扎，曹操本人，按曹方参战人王粲《英雄记》载“曹操进军至江上，欲从赤壁渡江。无船，作竹簰，使部曲乘之，从汉水来，下出大江，注浦口”，“注”即“驻扎”之意，曹操的军事指挥机关就驻扎在“浦口”。什么是浦口？《汉典》词语解释：“小水入大水的汇合处称浦口。”武汉市区下游的长江北岸，有一条举水河道，发源于大别山南麓鄂豫交界的界岭，流经今麻城市城关、新洲区城关，从今黄冈市团风县城区北面汇入长江，因此，长江的这一段浦口，即举水的入江口，称作举口。2、举口邻乌林。举水的浦口左侧，赤色的江岸上，有一片绿树成荫的山林岗地，是一处乌雀南飞，人鸟共栖的好地方。“赤壁之战”前，当地人早已谓之为“乌林”。曹操的大船就停靠在乌林江边，岸上大帐篷搭建在绿树掩映的乌林之中，曹操登舰可以观江豚跃水，曹操上岸可以听飞禽唱鸣。乌林这个古地名，一直沿用至清末。赤壁之战参战人关羽，把赤壁之战称作“乌林之役”；陆逊称作“破曹乌林”；甘宁：“随周瑜拒破曹公于乌林”；淩统：“与周瑜等拒破曹公于乌林”。三国时期吴国文学家、史学家韦昭，创作了一首《伐乌林》曲：“破曹乌林，显章功名。”南朝刘宋时期历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孝献帝纪》载：“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南朝·梁·沈约《宋书》在“阳逻堡江鄂之蔽”词条下，论曰：“邑介淮楚，池江汉而塹之，实荆蜀门户，余上下境宇。观古战，守营垒，若临皋、峥嵘、乌林、逻堡等处，依稀在目，未尝不喟然拊膺焉。”临皋，指的是黄州临皋亭，在今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黄冈中学旧址。峥嵘，指的是长江中的古峥嵘洲。峥嵘洲位于长江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下游双柳江段中。逻堡，即阳逻堡，今称作阳逻，地理位置在今武汉市新洲区阳逻镇。乌林夹在临皋与峥嵘洲之间，乌林即今湖北黄冈市团风县城区举水入江口的浦口边。南梁沈约此述论指明：曹公军初战败退，几十万大军引次在江北的临皋、峥嵘、乌林、逻堡四地之间，即今黄州上游至阳逻下游的120里长江北岸。唐武宗会昌二至四年，杜牧任黄州刺史期间，写了一首五言诗《早春寄李使君》，其中四句曰：“乌林芳草远，赤壁健帆开。往事空遗恨，东流岂不回。”即典故赤壁之战发生在团风乌林至黄州赤壁这一江段。南宋地理学家王象之《舆地纪胜》载：“黄州赤壁，东坡有赋。乌林，与赤壁相近。”3、乌林即团风。乌林地名称谓，从赤壁之战前一直沿用至清末。从北宋开始，有史料证实乌林又称作团风。宋、元、明、清四朝，乌林、团风两个地名混用。官方主称团风，民间主称乌林，文人两地名兼用。史料依据二十条之多，这里列举四条。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五载：“黄冈。十一乡，齐安、久长、灵山、团风、阳逻、沙湖、龙陂七镇。有木陵山、大江。”这是最早出现“团风”地名的史料。与王存《元丰九域志》同时代，北宋大文学家苏轼被贬谪黄州时，正是元丰年间。苏轼在其《应梦罗汉记》中，也记述了“团风”这一地名。《应梦罗汉记》载：“元丰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予将往歧亭，宿于团风，梦一僧破面流血，若有所诉，明日至歧亭，过一庙中，有阿罗汉像，左龙右虎，仪制甚古，而面为人所坏，故之惘然，庶几畴昔所见乎。”此记说的是苏轼乘船从黄州长江北上，去举水的麻城歧亭，途经团风，在团风住宿一晚。不但住宿一晚，还做了个僧人破面流血之梦。第二天，苏轼来到歧亭，果见一庙，果见罗汉面被人损坏。如是，苏轼记作应梦畴昔、庶几惘然之感叹。明天启礼部侍郎李维桢《赠文林郎官古愚公墓志铭》：“团风镇古时名乌林，离黄州六十里。”（见之于《蕲水县志》清光绪版第37条）清光绪十五年，团风树德堂石碑上刻有“窃团风地号乌林界临鹅渚”。4、乌林接赤岸。黄州赤壁至团风乌林百里赤岸，是400万年前，大自然造山造水运动形成的丹霞地貌——赤色江岸。2007年12月20日晚8时，中央电视台四套《走遍中国·赤壁疑云》解说词：“黄州赤壁，是红色的悬崖峭壁，最新科技测试，它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已经有463.5万年的历史。”从黄冈东坡赤壁风景区的赤壁矶头，延伸至黄州西北鸡窝湖、驻黄舟桥某部西北院墙内母族遗迹红崖坎（亦即楚志云：“黄州稍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禹王邾县故城禹王城、三台河、路口蔡家潭、堵城、举洲、螺丝山、陶店黄泥潭、黄土湾、半边山、回龙鹞子湖、江八叉、漫水桥、方高坪港口、响水、雷湾、淋山河龙王墩、詹家咀、石盘咀、团风县城区边鲁肃城、吴帝庙、赤脚寺、江宇庙、古城寨、金锣港、大埠、举口、浦口、白鹤林、黄土岗、赤山桥、杨汊湖、十里湖、黄湖、乌林湖、盘石桥、马跑村、乌林街、粮道街、上寨等，连接2个县级行政区，10个乡镇，56个与江水、与举水、与浦口、与乌林、与赤岸、与赤壁古战有关的村组地名，全长约60公里，当地人称其为百里赤岸。曹植跟随父亲曹操参加了赤壁之战，他在《求自试表》中提到：“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指的就是这段百里赤岸。清乾隆地理学家赵一清在《三国志补注》中进一步注补：“赤岸，赤壁也。”故国人称赤岸为赤壁。5、赤岸通赤鼻。百里赤岸最南端的黄州有一赤壁山，赤壁山南面有一赤壁矶，赤壁矶形状，像一头巨象的鼻子，耸入大江之中。汉代以前的黄州人，根据赤壁矶耸入大江之中的似象鼻形状，土语称“赤壁”为“赤鼻”。汉代地理学家桑钦采用当地人土语称谓，在其《水经》中载：“江水又左径赤鼻山南”，指的就是这里。6、赤鼻即赤壁。桑钦之后，除《水经注》和《水经注疏》等多位地理学家照抄《水经》“赤鼻”外，凡来黄州赤壁矶游历的文人士大夫们，包括赤壁之战的参与人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周瑜、鲁肃、王粲，以及南朝·梁人庾信、李白、杜甫、杜牧、苏轼、苏辙、黄庭坚、潘大临、司马光、辛弃疾等54位先贤，都不称谓“赤鼻”，而只称谓“赤壁”。最典型代表要算北宋苏轼。苏轼站立在黄州古代军事城堡的月波楼上，眼前闪现涛涛江水，和西边那耸入江中的似象鼻的赤壁矶，想起赤壁之战的英雄人物，创作《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以及月下荡舟的《赤壁赋》：“苏子与客放舟，游于赤壁之下”，“于是携酒与魚，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都是对“赤鼻”称谓最具代表性的淘汰。（二）瑜等在南岸。周瑜率水军上行至长江南岸的樊口江段时，与等在樊口的刘备水军会合上行，一同去夏口设防，准备在夏口抗击曹操大军东下。结果上行至举洲江段时，与东下的曹军先头部队遭遇初战，曹操水军败退至江之北岸，周瑜也就鸣金收兵，返回到南岸。即为《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己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刘备两万水军，数百艘舰船，仍然驻扎在樊口的樊山江岸一线。周瑜三万精锐水师，千余艘坚船利舰，驻扎在樊口下游西山、鄂坂江岸一线等候，随时拦截东下的曹操大军。曹公军败，引次江北，其军驻扎在长江之北的团风乌林至黄州赤壁百里赤岸，曹操大本营即驻扎在浦口旁的乌林，策划如何突破周瑜防线。（作者系黄冈市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

2019-04-17
苏轼与滕县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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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南邨宋代滕县(今滕州)有一名园,因位于城西,曰“西园”。苏轼、贺铸(贺梅子)曾到此游览,并有诗记之。宋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知徐州,当时滕县为徐州辖,县令是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苏轼对范文正敬仰已久,对其子范县令称之“同僚”,“一见如旧”。此时,滕县“高明硕大”的116间公堂吏舍刚刚修葺一新,苏轼见之认可,写下《滕县公堂记》文,以记其事；城外有一西园,苏公到此兴浓,联想到树木与树人之事,写下《滕县时同年西园》诗,以记其游。苏轼所记滕县公堂至今已近千年,几经修复,老县衙旧址犹在,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苏东坡、贺梅子为之题诗的滕县西园又如何呢?苏轼游西园是在宋代元丰元年(1078年)秋天,所记西园景象是“池塘得流水,龟鱼自浮沉。幽桂日夜长,白花乱青衿。”元丰八年(1085年),也是秋天,贺铸由徐州往郓州路经滕县,写下《滕县时氏园池》诗,其描写是“城隅树交荫,楼下水通流。鸲鹆鸣深竹,蜻蜓驻小舟。”从两人的诗作可知,当年西园花木繁茂,水绕楼台,是一处颇为幽雅的园林。雅园,必由雅士建造；问其园,当思其人。苏轼游“时同年西园”,“同年”为谁?贺铸所记“时氏”,“时氏”安在?诗传于世,读者对此心有疑问。滕州有宋代《李氏茔域香幢记》拓片传世,书写人是“漷阳时效”,书写的时间是“大观丁亥”(1107年)。当年滕县果然有时氏,时氏家族果然有文化人。清同治年间,王宝建先生在读滕县《香幢记》拓片札记中说:“末署时效书,字画遒劲,酷类当时蔡元长一派……滕时氏,故宋望族,苏文忠(苏轼)有《滕县时同年西园》诗,元林君《静乐园记》指时氏园为德邻。近时,邑孝廉黄冶山先生作《时氏园石记》,深以其名不传为憾。余按幢记大观丁亥,上踞坡公嘉佑登第已四十余年,西园主人其犹灵光独存耶?里居姓氏阅七百余年,独以是幢得传,抑又幸矣。惜冶山先生未之见,不获与西园遗石并传也。”“漷”,滕州河名,《水经注》有注；“黄冶山”(黄来麟)滕人,清道光辛卯科举人,此人曾为西园遗石作记。滕县西园又怎么样了呢?王宝建《跋文》有“元林君《静乐园记》指时氏园为德邻”句,说的是元代林应开先生写有滕县《静乐园记》,此文载于滕县旧志,文中有“西北角与时氏园亭为德邻也”之言,说明时氏西园到元代或存在、或可指看旧地。查滕县现存最早旧志(明万历十三年)记有静乐园,不见西园。清代康熙五十六年《滕县志》对静乐园记之依旧,而新增“艺文”却没有收入苏轼、贺铸滕县西园诗。贺诗或许流传不广,苏轼诗当不罕见；明代《滕县志》“选举谱”,对苏轼诗曾提及“而苏轼同年见诗文,名氏不存焉”,清康熙《滕县志》,何以苏诗未收入志,以为孤诗难证其园吗?一代名园西园真的是湮没无闻了。直到清代中期,滕人黄冶山先生得到西园遗石,作文记幸,这才把沉睡数百年的西园意识在滕地唤醒,清道光二十六年《滕县志》后补本,始把苏轼西园诗入志。上世纪80年代,滕州人李祥麟先生对西园故址做过考证。他依据林应开《静乐园记》“西北角与时氏园亭为德邻也”,及滕县旧志载静乐园“在城西南隅”之说,推之静乐园“按方位考其遗迹,即民国年间之刑场‘鳖盖’处,位于今滕州市荆河路于新兴路交叉路口以东。其西北角时氏园亭,当位于今工艺美术楼西北处。”滕县曾有俗语“鳖盖”之地,就在城西南护城河外,应该说李先生所推西园故址大致是不错的。看苏、贺先生诗,西园不仅花木众多,而且可在池中荡舟,此园不小,其确切起止处,已不可知。滕州老城外西南不远处,现有地名“西南园”,是否与西园故址有牵连,现也难以细考。据《滕西办事处志》记载,清末民初此地多有私家园林,最有名的是徐家花园和陈家花园。徐家花园用地60亩,清代历城画家郑谟先生曾为此园作画；后来此园转卖给民国名将张锦湖先生家用。陈家花园用地8亩,园主原为毛家,后转卖给刘家,再转卖给陈家。还有东花果园,先为徐氏、后为朱氏所有,用地22亩。抗日战争期间,滕县西关外秦家建一苏州园林式花园,王学仲先生在花园落成前应征写一对联:“不爱钱原非易事,太要好亦是私心”。当然,这些花园现今都不存在了,说来西园和静乐园存世的时间还较长些,西园更是因名人效应而影响深远。

孙南邨

2020-04-09
黄州成就了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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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岚苏轼（1036-1101），字子瞻，汉族，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苏轼可能是我国最受欢迎的文人了，一千个人读苏轼，会有一千种喜欢的理由。不管苏轼在哪个地方，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爱。而在黄州的苏轼，虽然刚从政治之路上跌落下来，却在诗词、文学、绘画等各个方面上达到一个高峰。据说目前留世的绘画作品以黄州时所作为最多。平生自由最关身。经过乌台诗案的炼狱，贬谪黄州的苏轼，如搁浅之鱼重入深水，内心充满了喜悦。他一口气做了两首诗，其一曰：“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这里有刚出狱的茫然，也有脱离困境的喜悦，更有不做追究此祸的豁达。“百日归期恰及春”，苏轼自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在湖州任上被捕，囚禁于御史台狱，直至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才获开释，历时一百余天。出狱之日，已经年尽岁除，碰上新岁，且是春节。他因诗获罪，入狱时犹入百尺深井，囚房之小，一举手，一投足就会碰壁。当时他已经写好遗书，内心深处非常绝望。而此番却能移居黄州，虽然地理范围只不过一州，有点像现在的监视居住，但他已经非常满足了。苏轼以谪官被“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尚书省六部内，郎中之下置员外郎，是十九品官阶中最低的一级。职名虽是黄州团练副使，不但是个小官，且附有“不得签书公事”的规定，所以只是个空衔。但虎口余生的苏轼，“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能有重提诗笔的一天，对于这些，早已“此灾何必深追咎”，一点不在乎，自誓将来如有完全恢复自由的一天，再也不能矜才使气了。当然这个“自誓”是一点不作数的，他这爱写诗议事的性格又怎么能改得了？寂寞沙洲的救赎。初到黄州的苏轼，最苦的是没有朋友。经过炼狱的苏轼，不敢与人往来，他宁愿将自己封闭起来，不连累亲友。因此怕惹是非的亲友不与他通问，他也是理解的。同时他也不敢作“文字”，怕自己一不小心又惹祸了，所以不能不“牢闭口，莫把笔”了，在这种张眼便是荆天棘地的处境里，一个被迫害者的战栗与惶恐跃然纸上。苏轼初到黄州，寓居定惠院时所作《卜算子》便体现了这种寂寞：“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未到黄州前，最大的心事是“黄州岂云远，但恐朋友缺”。幸而他有泛爱世人的性情，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于是苏轼与僧侣为友，混迹于渔樵，不被别人认识，每于酒后，则独自一人，布衣芒鞋，出入阡陌，到各处漫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得“旷然天真”之乐。也交了三个黄州本地朋友，一个卖酒的潘丙，一个卖药的郭遘，一个喜欢揽些地方公益事情的古耕道，后来开垦东坡时得到这些本地朋友的很大帮助。年轻的苏轼万事顺利，为人张扬，经此一劫，小心而收敛。他需要自由，不但是身体上的自由，更是精神上的自由。他不追求利禄，不在意世俗的荣辱，这是一个自由人所必须具有的品格。开垦东坡，成为东坡居士。谪居黄州的苏轼，没有什么经济来源，要养活一大家子确是个问题。于是他托朋友向政府申请到一片废弃的营地，在州治之东的山麓，约有50亩。苏轼将这个乡野之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由此，他由一个士大夫，兼做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农夫，乐于每日躬耕的悠然生活。后在东坡又筑了一个“雪堂”，既作书房，亦作会客厅，读书写作兼绘画，不亦乐哉。这是一个经历磨难后的文人在有限的环境中能够自立的通达之人，因为黄州的磨练，让他有更多的时间思考人生，练习才艺，成就了苏轼“诗、文、书、画”等诸艺皆精的儒释道通才。谪居在黄州的日子正是苏轼壮年时节，却只能闲居江湖，虽内心不免苦恼，但他却能在山水中放逐自己，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常与人醉，归时赏一片江水风色，如所作之《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读到他这白描般的诗词，眼前似活灵灵出现一个无可奈何叫不醒家童的主人，只好倚杖听起江水来。而愿做一个“江海寄余生”的自由人，怕也是多数人心里难以割舍的一个梦吧。这个不计较的心态，也为其日后再三被贬而永立不败之境打下基础。没有哪个人，生来是坚强的，只是在一次次的击打之后，才显出锻铁般的坚韧来。苏轼的传记很多，李一冰所作的这部《苏东坡新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有个特点，所录诗词很多，对我这样喜爱赏词赏诗的爱好者来说，极为妥帖。再次领略苏轼的人格魅力的同时，看到这么多熟悉或不熟悉的诗词，回顾苏轼的苦乐人生，亦是我辈平凡人之一大快事。

2021-06-27
文游雅集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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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友兴文游台，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高邮的著名古迹。《舆地纪胜》卷四十三，文游台，“在军城东二里，旧传东坡、王巩定国，孙、秦诸公，及李伯时尝同游论文饮酒，因以文游名之。伯时画为图，刻之石。”明清两代《高邮州志》，叙及文游台时，亦有相似的记载。这一文人雅集之事，历代存有争议。邑人王敬之亦言：“说者以《淮海集》及《东坡集》无诗可据为疑。”既有雅集之事，岂无雅集之文？王氏点出了问题，可惜未能深究下去。笔者不揣浅陋，试作探讨。一文游雅集，苏轼是一个关键人物。清人王士禛《重修文游台记》云：“昔苏长公生宋盛时，以文章名动天下。试馆阁为侍从之臣，游列大藩，天子至以宰相器之。……考公平生踪迹，多在江淮。又尝与孙莘老、秦少游、王定国辈游处最善。而孙秦二君子者，皆高邮人，故邮乐得而显。而文游台在城东北里许，即公与三君子所尝游眺者也。”故而，其时间点当以坡仙莅邮为依归。纵观苏轼一生，至邮并会友人者，凡五次。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杭倅移知密州，道经高邮。孔凡礼先生《苏轼年谱》卷十三：“在高邮，吊邵迎（茂诚）之丧，为其诗集作序。”“在高邮，晤孙觉（莘老），读秦观（少游）诗词，盛赞之。觉出杜叔元（君懿）所蓄许敬宗砚。”时在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元丰二年(1079)，苏轼罢徐州，移知湖州。《苏轼文集》卷十二《秦太虚题名记》：“自徐州迁于湖。至高邮，见太虚、参寥遂载与俱。”依《苏轼年谱》序其时间，乃当年四月中旬。元丰七年，苏轼自黄移汝。《苏轼诗集》卷二十四自注，是年十一月十三日，携杜介于扬州竹西访庆老，别择公。离扬州转淮泗，当是次日，也就是十四日，随行至高邮可考者有杜介几先、徐大正得之。《苏轼文集》卷一百七《名西阁》注：“元丰七年冬至，过山阳，登西阁，时景繁出巡未归。”是年冬至日，为十一月二十二日。扬州至高邮水程二日，高邮至山阳水程二日。以此推之，苏轼一行，当于十五日晚抵邮，二十一日晨乃启程赴山阳。在邮与会，可考者有秦观、陈直躬等。元祐四年（1089），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衔出任杭州太守，六月初八日抵达高邮。晤知军赵晦之，为之作《四达斋铭并引》。绍圣元年（1094）五月，苏轼定州移英州。过高邮，与孙升(字君孚)相会，作《过高邮寄孙君孚》诗相赠。文游台，文游雅集，既以文游为名，秦观秦少游断无缺席之理。苏轼五临高邮，秦观与会惟元丰间两次。志书所言文游雅集之事，当系元丰七年。宋人曾几《文游台》诗：“忆昔坡仙此地游，一时人物尽风流。香莼紫蟹供杯酌，彩笔银钩人唱酬。”诗中所道，在时令上亦与元丰七年合。1990年版《高邮县志》：“元丰七年：苏轼路过高邮，与秦少游、孙觉、王巩在泰山庙后台上把酒论文。广陵郡守在此处题名‘文游’，著名画家李伯时作图刻石，以为淮堧名胜。”此载也，非无本之论。二秦观师从苏轼，与黄庭坚、晁补之、张耒一起，并称为“苏门四学士”。苏氏一门，既是师生，也是挚友。“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一首《别子瞻》，道出了秦观对师长的由衷仰慕。苏轼对秦观这位得意弟子，亦是格外看重。叶梦得《避暑录话》：“苏子瞻于四学士中最善少游，故他文未尝不极口称赞，岂特乐府。”元祐七年，苏轼在《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中坦承:“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与之密熟。”元丰七年，苏轼自黄州放还，往来于金陵，以及真、扬、润、常之间，自夏历冬，秦观数度相随从游。《苏轼文集》卷五十二，“见舣舟竹西，不过更三两日必至，必能于冬至前及见公也。……迟见之意，殆以日为岁也。”对于东坡的行程，秦观了然于心中，并先期返里迎接。先生北上赴淮，亦预知并期待必经之路上的高邮聚首雅集。《秦谱》：“先生以小像寄苏公索赞。公舟行至竹西，报书，寻为先生作赞。”《苏轼文集》卷五十二，“传神奇妙之极。赞若思得之，当奉呈也。余非面不尽。”文中“传神奇妙之极”，系指秦观寄达的小像。《苏轼文集》卷二十一，《秦少游真赞》，“以君为将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为将隐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为将仕将隐者，皆不知君者也，盖将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于世，而卒反于其乡者乎？”这是一篇将仕与将隐，出世与入世的妙文。此时的秦观，尽管还在科场打拼，宦途并不明朗。但坡仙却以过人的眼力，把住了秦观之神，准确预见了其一生都在用世与出世之间徘徊的矛盾心态。东坡本人也很得意、很在意这段文字。在《与秦太虚书》中说：“传神奇妙之赞，苦思得之。”两文相互印证，可知赞文乃是应秦观请求而作，也可以说是学生给老师布置的一道命题作文。赞文的构思成文，当在抵邮之前，并在高邮面达秦观。以此论之，东坡《秦少游真赞》，当是文游雅集之首文。《苏轼年谱》卷二十三，元丰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三日间，“题徐大正（得之）闲轩诗。大正舟从数百里，别于淮水之滨。”《苏轼诗集》卷二十四，《徐大正闲轩》：“冰蚕不知寒，火鼠不知暑。知闲见闲地，已觉非闲侣。君看东坡翁，懒散谁比数。形骸堕醉梦，生事委尘土。早眠不见灯，晚食或敧午。卧看毡取盗，坐视麦漂雨。语希舌颊强，行少腰脚偻。五年黄州城，不踏黄州鼓。人言我闲客，置此闲处所。问闲作何味，如眼不自睹。颇讶徐孝廉，得闲能几许。介子愿奉使，翁归备文武。应缘不耐闲，名字挂庭宇。我诗为闲作，更得不闲语。君如汗血驹，转盼略燕楚。莫嫌銮辂重，终胜盐车苦。”施注：“徐大正，字得之。因其兄君猷守黄州，始从公游。”弘治《八闽通志》卷六十三《徐大正传》：“字得之，瓯宁人。尝赴省试，过钓台，题诗曰：‘光武初从血战回，故人长短论诗才。中宵若起唐虞兴，未必先生恋钓台。’苏轼见之，遂与定交。”依《苏轼诗集》，序其前后文次，《徐大正闲轩》当作于此间无疑。又，《苏轼文集》卷二十一，《秦少游真赞》后接《徐大正真赞》：“贤哉徐子，温文而毅。儒不乱法，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论其世。登唐灭汉，三国之士。我非北海，安识子义。愿观伯符，揽戟为戏。”《淮海集》卷六《徐得之闲轩》：“建安自古多俊髦，徐子磊落尤其豪。论兵说剑走湖海，身勤事左无所遭。绿林五校已屠脍，黑衣三卫羞徒劳。归来故山便卜筑，脱弃万事轻鸿毛。横前涧水漱哀玉，傍舍老枥藏飞猱。山蔬何用媿梁肉，鹤氅未必输青袍。追寒弄月有真意，慎勿轻语传儿曹。”《淮海集》卷三十八《闲轩记》:“建安之北，有山岿然，与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涧，涧之南有横阜。背山而面阜，据涧之北滨，有屋数十楹，则东海徐君大正燕居之地也。其名曰：闲轩。”终秦观一生，未涉足过闽地。记文极尽周至，有如亲历，非面晤详陈者而不能为。秦徐两人的交集，就现存的资料来看，当在元丰七年的从游苏轼。徐大正闲轩归来，索句于东坡，乃有《徐大正闲轩》与《徐大正真赞》。经由苏轼的居中媒介，求记于秦观，乃有《闲轩记》与《徐得之闲轩》。在某种意义上说，秦观的闲轩诗、记，不仅是应合友人的约请，更多的还是尊奉师命，当视为恩师示下的颇具份量的考试。而秦观也的确不负所托，将过人的才华融入到了这篇传世作品之中。“君将归而老焉，而求记于高邮秦观。”在这里，“高邮秦观”，不仅表达笔者的乡贯，也是记文写作的地点。在自家门前呈文恩师，指点品评，并延引于群朋，乃助兴雅集之乐事。详观苏、秦诗文，虽然是同表闲轩，但立意与行文的迥异是显见的。东坡贬谪黄州五载，纵然获命北上，但前景迷茫。“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便是这一时期心境的写照。苏氏闲轩诗作更多的是感同身受，平添了些许慨叹，乃是苦心之作。而此际的秦观，还在为进取而努力。人生境遇的差异，其诗文更倾向于理解、包容与惋惜，为用心之文。不求一律，彰显与尊重个性，本就是苏门创作思想的精髓。也正是因为这种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才产生了足以垂范后世的文学精品。文游雅集之际，苏、秦师生的同题诗文，当是双璧会心之作。《苏轼诗集》卷二十四，接《邵伯梵行寺山茶》诗后，《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其一，“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北风振枯苇，微雪落璀璀。惨澹云水昏，晶荧沙砾碎。弋人怅何慕，一举渺江海。”其二，“众禽事纷争，野雁独闲洁。徐行意自得，俯仰若有节。我衰寄江湖，老伴杂鹅鸭。作书问陈子，晓景画苕霅。依依聚圆沙，稍稍动斜月。先鸣独鼓翅，吹乱芦花雪。”施注：“陈直躬，偕之子也。家故饶财，而偕与其弟独喜学画。其后，伎以日进，家以日微，遂以为业。士大夫既喜其画，且爱其为人，往往称之，直躬亦世其学云。”查注：“邓椿《画继》：陈直躬，高邮人。坡公有题所画雁二诗。”第一首诗近似于题画诗，介绍画的背景；第二首诗则写野雁闲洁的品质，并以之自喻。诗中苕霅，为苕溪、霅溪二水的并称，在湖州境内，与宜兴毗邻。唐肃宗时，诗人张志和隐居于此，扁舟垂纶，浮三江，泛五湖，渔樵为乐。故而，此处“苕霅”，借喻的成份更大，实则表露了作者归隐江湖的心迹。陈直躬乃高邮本土画家，虽有言苕霅，但其笔下又何尝不是三十六湖的写真呢？北风，枯苇，微雪，野雁，正是高邮冬至前后的水乡泽国图景。可以说，这是文游雅集直接歌咏高邮的文字，为雅集增添了浓郁的诗情与画意。《苏诗总案》卷二十四，“秦观追送至渡淮，冬至日抵山阳。……与秦观淮上饮别，作《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竹溪花浦曾同醉，酒味多于泪。谁教风鉴在尘埃？酝造一场烦恼送人来！”文游雅集，意犹未尽。秦观又厚谊拳拳相送，止于淮上。临流怅饮，惜别依依。若以苏秦相会始，而以苏秦相别终，则坡仙《虞美人》词，当是文游雅集的收官之作。综上所述，文游雅集并非无文，只是时人不加省察罢了。

2017-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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