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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密州梦”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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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这样的旷世天才,真的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做梦也能作出上佳诗词。《东坡志林》中记载了他《梦中论左传》《梦中做靴铭》《记梦赋诗》等十几个梦,但相比而言,我觉着还是他在密州所做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最为精彩。这首悼怀王弗的词,用叙述兼白描的手法,平易而不加修饰的语言,将现实与梦幻交织在一起,表现出对亡妻的一片深情。“苏学”专家认为,“用词写悼亡,是苏轼的首创”(刘乃昌语),故此我们把它称作“天下第一悼亡词”当不为过。这首悼亡词影响太大,很多人都能背诵,但对于苏轼的那位亡妻,却未必都能了解,至于他做这个“密州梦”的缘由,以及“梦”外的故事,更是很少有人探讨了。笔者怀着极大兴趣,翻看了《苏轼年谱》和《苏东坡全集》,终于“发现”了深藏在苏轼心中的一些“秘密”。我们知道,王弗是在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16岁时嫁给苏轼。她为苏轼生下了儿子苏迈,于英宗治平二年(1065)27岁时去世。次年,苏轼将其从汴京迁葬于眉州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从王弗去世,到熙宁八年(1075)正月二十日苏轼作词记梦,恰好过了十个年头。十年啊,生者与死者阴阳两隔,彼此杳无所知。“难道你不思量我吗?”——这是妻子的责问。“自然难忘。可千里迢迢,我摸不着你的孤坟,无处话凄凉呀!”——这是丈夫的辩解。然后他们互相打量:一个灰尘满面,一个鬓发如霜……真的是“纵使相逢应不识”,只能“相顾无言,唯有泪两行”了!这首《江城子》不知道打动了多少人。但是,在这里如果我说,苏轼实际上自感有愧于王弗,因而他的目光是躲躲闪闪,你相信吗?若不相信,那就请读一读《苏东坡传》吧。林语堂告诉我们:就在熙宁七年三月,亦即苏轼离任杭州通判之前,他曾经到松江、嘉兴、常州和靖江(按《苏轼年谱》应为润州,即今镇江)旅行。苏轼年轻时有过对堂妹的初恋,但并未公开,后来她嫁给了柳仲远,就住在靖江附近。苏轼在堂妹家里住了三个月,经常与她的翁公柳瑾一起饮酒赋诗。可奇怪的是,“他(苏轼)从来没提过堂妹的丈夫,也没有写过诗给他。他曾写一首诗描写堂妹家的宴席,堂妹的两个儿子要他亲笔题字,他也写了两首诗给他们。苏东坡很敬重柳瑾的诗篇和书法,也常顾念堂妹的小孩。但是这段时间完全不提堂妹的夫婿就很难解释了。”此外林语堂还分析了苏轼所写的两首诗,即《刁景纯赏瑞香花忆先朝侍宴次韵》,和写给杭州太守陈襄的《羞归应为负花期》,暗示了苏轼和堂妹不一般的交情。他认为“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里的“年少”指的是苏轼自己,而“旧香”也许是一段旧情。“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荫结子时”,暗示他错过了少女的青春而羞于回家；“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则表示:我以后住的会离你们柳家不远(按:苏轼后来确实在常州买了房子),打算就在那儿稼穑终老啦。总之林语堂坚信,苏轼“对堂妹的情感就埋在两首诗中”,只不过“研究他作品的人都没有注意到”罢了。对于林氏这种推测,笔者一向半信半疑,但在仔细研究了苏轼知密州的经历,以及有关诗文之后,竟倾向于“极有可能”了。我觉着,他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说不定真与上述那段“隐情”有着关联。下面说说我的猜测。我们知道,苏轼与他堂妹一家人分手后,不久就接到了移知密州的朝廷任命。这年深冬他来到密州,发现这儿无论物质条件、文化生活,都与杭州有着极大差别。在杭州,他过惯了灯红酒绿的日子,在密州,却只能枵腹办公,“日食杞菊”,“揽草木以誑口”(苏轼《后杞菊赋》)。再拿寺院做个对比:杭州有“花和尚”佛印,诗词书画样样精通,与歌妓打俏亦是高手；密州的僧人却毫无文化,粗俗不堪。苏轼曾在《与通长老简》中直书:“寺宇朴陋,僧皆粗野,复求苏杭湖山之游,无复仿佛矣。”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平生不曾见过的“卓异”之士。此人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极端严谨,与他之前结交的所有官员、士人迥然不同,其所言所行甚至对他的道德修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是谁呢?还是让苏轼自己来说说吧。苏轼说:我做密州知州的时候,刘庭式以殿中丞的官衔做密州通判。庭式,齐州(济南)人。而我弟弟苏子由做齐州掌书记,他从刘君的同乡那儿得到一些情况转告我。他说此君是通晓礼仪的儒生,其未得功名之时,曾议娶同乡人之女为妻,已订立了婚约,但尚未纳聘。等他考取进士后,不料未婚妻患病,竟双目失明。女家是农民,很贫穷,出于自卑就不敢再提这门婚了。此时有人劝庭式:“何不改娶盲女之妹?”庭式却笑道:“吾心已许之矣。(彼)虽盲,岂负吾初心哉?”最终还是与盲女成婚,并表示与之偕老百年……(苏轼《书刘庭式事》)上面这段话是苏轼在元丰六年(1083)说的,那时他已经离开密州多年。在苏轼的记忆里,刘的盲夫人就死在密州,他为她服丧过了一年多了,但哀痛并未衰减。苏轼感觉诧异,然后与刘展开了一场有关爱情和婚姻的对话。苏问:“我听说哀生于爱,爱生于色。先生娶盲女,与之偕老,确乎符合道义。但请问爱从何生,哀从何出?”刘答:“我只知死的是我的妻子。她有目是我妻,无目也是我妻。我若因色而生爱,因爱而生哀,那么她年老色衰,我的爱也就消除了,我的哀痛也就忘记了。难道说但凡倚门卖笑的娼妓,都可以做我的妻子吗?”刘的回答让苏轼大为感动。他敬重地说:“你呀,一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即便不贵,那也将得道成仙呢……”苏轼这人是很真诚的,绝对不会虚与委蛇,话不由衷。因此可以想象,刘庭式对待美色、爱情、婚姻、家庭的态度,一定会在他的心头激起波澜,也一定会促使他以刘氏的观点,重新审视自己之所作所为。如此就会发现,自己以往对待两任夫人,特别是已故去十年的王弗,在感情上的确有所亏欠,甚至还有“出轨”之愆。对于这种精神上甚至行为上的“出轨”,唐宋士大夫阶层其实是并不在乎的；甚至还洋洋自得认为是一种文人的风流,而谈不上什么“出轨”；大概也只有刘庭式这种“通礼学究”(苏子由语),才严守着儒家的道德吧。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已经揭露了苏轼的“隐私”,并且指出,苏轼的现任夫人王闰之,其实也了解他的“隐私”,但采取了理解和包容态度。这是一种“明智的作风”,即所谓“充分的信任”。然而他前任夫人王弗呢,她有没有发现丈夫的“隐私”?对此《苏东坡传》没有提到。但我们可以猜测:正是因为有刘庭式的所言所行,方使苏轼想起已经“淡忘”了的亡妻。常言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于是他就在梦中与王弗相遇了。这个梦是在密州做的,做出了“天下第一悼亡词”,真的是诸城之幸啊!刘庭式的故事其实没完。苏轼在《书刘庭式事》里告诉我们:元丰六年七月,“有人自庐山来”,对他说,“庭式今在山中,监太平观”(按:宋时官员因年老体衰,可到寺院任职领取俸禄,实际就是退休前的过渡阶段),面目奕奕有紫光,上下峻坂(陡坡),往复六十里如飞,绝粒不食(即辟谷),已数年矣”。东坡由衷赞叹:这是修炼得道的结果!可见我过去说过的那话没错啊!……他这篇《书刘庭式事》,后来被元丞相脱脱稍加删削,编入《宋史》的“卓行”卷。两宋三百年间,道德操守特别高的人只选5位,刘庭式居首。一个本来默默无闻的中低级官吏,就这样,因为苏轼的崇敬而名耀青史。

2022-07-29
“三苏”游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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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贤文/图此事发生在900多年前。一门三父子，都是北宋大文豪的苏洵（1009-1066）、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01）（以下称“三苏”）乘船途经重庆丰都，游览双桂山、名山后，泼墨挥毫，写下的诗句惊艳了近千年的时光。北宋嘉祐元年（1056）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科举考试。次年，苏轼以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却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于是，“三苏”回家奔丧。嘉祐四年（1059），守丧期满，苏轼赴汴京上任。“三苏”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路过丰都时，停舟江畔，时任丰都知县前去迎接。就在“三苏”抵达丰都的前一夜，毗邻名山的双桂山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入夜时分，双桂山上传来阵阵鹿鸣，人们闻声上山去探看，发现一只白鹿在树林里腾跃，大家欣喜若狂，一路追到树林尽头，却不见白鹿踪影。但见一位白发老翁坐在石头上，手捋银须，说“明日将有圣人到此”，大家连连摇头，将信将疑。第二天上午，从长江上游江飘来一艘官船，载着的正是“三苏”。苏洵问知县：“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知县就把昨夜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三苏”听后顿觉惊奇，于是兴致勃勃地登上双桂山，见一路老圃黄花，伴着秋山红叶，山上长松千树，玉鸣泉晶莹似玉，遥望东逝江水，回首静静山峦，苏轼即兴赋《仙都山鹿》：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无行迹。从此，双桂山又叫“鹿鸣山”。然后，“三苏”来到平都山游览，见平都山孤峰耸翠，山前长江浩荡，山上松柏掩天，曲径通幽，庙观清静，风景奇丽，真不愧为洞天福地。又听道士讲了王方平、阴长生成仙的传说，于是苏轼即兴赋诗二首：留题仙都观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空山楼观何峥嵘，真人王远阴长生。飞符御气朝百灵，悟道不复诵黄庭。龙车虎驾来下迎，去如旋风抟紫清。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学仙度世岂无人，餐霞绝粒常苦辛。安得独従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存。失题二首足蹑平都古洞天，此身不觉到云间。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岁月闲。午梦任随鸠唤觉，早朝又听鹿催班。因有“平都天下古名山”的诗句，平都山逐渐被称之为“名山”。苏轼对丰都之游印象极深，他61岁时在《书鲍静传》中写道：“阴真君名长生，予尝游忠州丰都观，则阴君与王方平上长处也……二真君皆画像观中，极古雅。有西晋时殿宇尚存也。”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心存百姓、清廉自守，每到一地，都以其卓著的政绩和清廉的操守，赢得民众的爱戴。他的事迹至今在丰都广为传颂。明洪武年间，为了纪念苏轼泊舟丰都，弘扬他清廉自守、戒奢崇俭的精神，当地民众在双桂山上修建了苏公祠。祠内塑有苏轼21岁时青年卧像和苏氏三父子群像，用石碑铭刻着《题平都山》和《仙都山鹿》，还有一只栩栩如生的白鹿，像是在讲述当年的故事。如今，苏公祠已成为廉政教育场所，公职人员在追寻苏轼足迹的同时，感悟其勤政爱民、廉洁自律的为官之道。

唐代贤文图

2023-11-02
民本，苏轼的精神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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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新民统筹/张瑾■编者按在梦幻光影中与一千年前的徐州知州“对话”,3月30日，大型湖岛实景演出《彭城风华》在云龙湖华丽亮相，让游人在诗情画境中，重温苏轼在徐州的历史。自古以来，富有才情的苏轼拥趸众多，除了他才高八斗的文采，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徐新民认为，苏轼文化的精神之“魂”，在于他的民本思想。今年89岁的徐新民退休前是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室特级教师，75岁投身苏轼文化研究，迄今已出版和结集多部苏轼论著。近日他又撰新文，与读者分享他对苏轼民本思想的阐释。苏轼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世人心中，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文豪，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宋代文坛领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却往往淡化甚至忽视了他在政治上的民本理论和民本实践。其实，他的民本理论和民本实践是中国民本思想及其实践的集大成者，代表着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为之奋斗的梦想，其价值不亚于他的文学价值。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了“民主君从”的思想。宋嘉祐六年（1061年），26岁的苏轼在宋仁宗亲自主持的选拔国家高级干部的“应制科考试”中提出：“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这是苏轼民本思想的经典代表之言。意思是：天下是人民的，而不是君主的。君主是人民让他来为人民办事的。苏轼还在《策断》中提出人民对于国家“实执存亡之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敢当着皇帝的面提出这样观点，可谓大智、大仁、大勇，难能可贵。宋仁宗不仅没有责怪苏轼，反而回到后宫对曹皇后夸赞说：“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也。”这说明在宋仁宗眼中，苏轼是具备当宰相条件的。宋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22岁时，在参加科举考试期间撰写的《策略五》中警告仁宗皇帝表面上“安如太山”，实际上却“危而为累卵”，稍有风吹草动，累卵就会坍塌。宋熙宁四年（1070年）苏轼36岁时，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连用三个比喻：“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他还在许多奏状中大胆直言，实事求是，为民请命，表现出苏轼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本主义者”。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子瞻者，就是苏轼。苏轼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文豪。清代人编选的《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大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宝藏中一篇篇璀璨夺目、百读不厌的瑰宝，其中苏轼一人就被选入17篇。苏东坡名传天下，至今不衰。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庆祝新千年到来之际，评选了在公元1000年前后生活过的12位贡献突出、出类拔萃的重要人物为“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苏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坚守民本主义，情系百姓苏轼的一生，成果累累，从创作数量看，共73卷4800多篇文章，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200多万字；从内容上看，批判王安石变法、上书皇帝奏状、史论、策问、序文、书信等，大都是为民请命的讽谏和访贫问苦的调查报告。苏轼的政治命运与王安石变法密不可分，这是评价苏轼无法绕开的问题。他一生五次在朝，三请外放，三次被贬，主动放弃在朝晋升高官乃至宰相的机会。他的一系列奏折和文论、史评与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新法都是针锋相对的。宋仁宗主持科考时，就在曹皇后跟前夸赞过苏轼兄弟，苏轼的“靠山”可谓够高够大。另外，曹太后（宋英宗皇后）、高太后（宋仁宗皇后），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等老臣，都是苏轼的“靠山”。可是苏轼就是不靠，他为坚持自己，三次主动自请外放。王安石原来是非常欣赏苏轼才干的，很想把他拉进变法队伍，可是苏轼在宋熙宁二年（1069年）从眉山守灵结束回到京城后，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旧两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连奏《上神宗皇帝书》，批判王安石新法。苏轼明明知道宋神宗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如果他能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没有放弃谏言，因而遭到王安石的嫉恨和打压，多次阻止神宗“启用”苏轼：一是明升暗降，把苏轼调离朝中，担任开封府推官；二是抵制神宗重用苏轼。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拟用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说：“轼与臣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神宗又提出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一职位是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近臣。王安石再次阻止。苏轼无奈，于宋熙宁四年（1071年），第一次要求外放，被派到杭州做一名地方从官——通判。史实证明，王安石是一位激进的“聚敛民财”的君本主义者。据《宋史》和《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前，宋景德年间，国家年税收为682多万石；变法后，宋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万石，增长了近8倍，户部经费可支用20年。各州县地方收入逐层加码，一年的地方税，地方政府可用24年。但百姓生活不仅没有同步提高，反而更加贫困。有关史料和苏轼在奏折中提供的事实及其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宋熙宁年间，“两浙饥疫，人死大半”“杭州死五十余万，苏州死三十余万”，苏轼在调任扬州给朝廷的奏状说：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死亡过半，每州催欠吏卒不下500人。苏轼估计，普天之下就有“20余万虎狼”。连王安石后来在变法失败后也承认：“富国已报君恩，民贫或愧黎庶。”后来，苏轼贬至黄州还愤愤不平地为陈季常画的《朱陈村嫁娶图》题诗二首，揭露变法中真实情况，其中一首写到：“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秉性善良，留下民本『丰碑』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以变法派李定为首的御史台，摘引苏轼《谢上表》和其他诗文中的只言片语，污其“污蔑朝廷，有可废之罪”。苏轼因此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有职无权，史称“乌台诗案”，致使他在政治上跌入谷底。宋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神宗逝世，哲宗赵煦年仅10岁，高太后临朝听政，启用司马光为宰相，苏轼获得平反，诏回朝中，官居三品。此时，司马光主张尽废王安石新法，而苏轼却主张保留王安石《雇役法》中的合理部分。他的主张遭到新旧两派势力的夹攻，无可奈何，苏轼第二次提出外放，以三品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宋元祐六年（1091年），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他第三次回到京城，步入朝堂。但他看不惯朝中明争暗斗、相互倾轧的局面，哲宗继位后对苏轼也心怀不满。宋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第三次提出外放，被派往北部边陲定州。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文化的熏陶，汲取并融合了三家思想的精华，既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意。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秉性善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苏轼在坚守民本上有别于其他民本主义者的最大不同点是：其他民本主义者多论述，少实践，苏轼的突出特点是，不仅论述多，而且实践更多。他一生除了五次在朝，大部分都在地方民间，先后任八州知州，三州地方从官、三次被贬，但却为百姓留下一座座民本“丰碑”：在凤翔，修订衙前役，使“衙前之害减半”；在开封，《谏买浙灯状》获准，阻止了许多商贩的破产；在杭州，疏浚西湖，连上十二道奏状乞赈浙西灾民，家家户户为苏轼立“生祠”；在密州，奏请免除民间个体盐户纳税，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徐州，抗洪治水、白土寻煤、利国冶铁，石潭祈雨谢雨，竖起代表他一生最高功业的“黄楼丰碑”，成为古代徐州最受人民喜爱的“老知州”；在黄州，筹建禁止溺死女婴的“救儿会”，挽救了无数女婴的生命；在登州，仅五天上奏《乞罢登莱榷盐状》，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历史佳话；在颍州，阻建“八丈沟”，避免了贻害无穷、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在扬州，取缔“万花会”，上书朝廷免除百姓“积欠”，堵塞官吏借此机会勒索百姓的渠道；在定州，强兵、丰财、择吏、兴教、推广水稻，造福一方；在惠州，为了建造“两桥一堤”，资金不够，他捐出朝廷早年赠给他的一条“犀带”；在儋州，作为“罪臣”，遭受种种刁难、折磨，面临生死，却竭尽生命余力，指凿双井，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地方人才，直至大赦北归，还赋诗表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当年留下的许多遗迹，百姓爱护备至，千百年间，毁了又修，从未间断。可以说，在古代先贤中留下遗迹最多的，是苏轼。宁为民碎，唯大英雄本色民本主义是苏轼文化之灵魂。2008年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根据徐州苏轼文化研究者孟昭全先生的建议，徐州市创建“利国苏轼文化名镇”，建了一座“苏轼文化名镇牌坊”，邀请我撰写楹联，概括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体现苏轼精神。笔者应约“编凑”而成，也是对苏轼精神的评价——宁为民碎，唯大英雄能本色；不为官全，是真名士自风流。如今，这副对联被红木雕刻，悬挂在徐州市苏轼研究会办公地点的东坡会馆大门抱柱上。徐州苏轼研究者谭敦容先生这样评论：“‘大英雄’未必是‘真名士’，‘真名士’未必是‘大英雄’，而苏轼两者得兼，融为一体，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向往的、追求的人物，这副楹联从功业上、人格上、人性上，很好地概括了苏轼的精神。”苏轼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皇帝，始终情系民生。唐宋八大家中，苏家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独占其三，文耀后世。徐州有幸与苏轼结下千年之缘，并在当下珍视苏轼留下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令吾辈徐州人感到欣慰。

2023-04-10
秦少游与开封的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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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即秦观（1049年~1100年），号淮海居士，江苏高邮人，北宋婉约派词人。作为一代词宗、文章圣手，秦少游在科考上却屡次受挫，他先后四次来到京师开封参加科考，第三次还遭遇了科场失火，直到后来再次补考，他才中了进士。所以秦少游与开封有着独特的情缘。诗中的东京风光开封是我国著名的八朝古都，而北宋则是开封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的开封经济繁荣、人口众多，是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元丰八年（1085年），秦少游考中进士，最初做了定海主簿、蔡州教授。元祐二年（1087年），苏轼引荐他担任太学博士，后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秦少游正式成为一名京官，此时的心情自然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傍晚无事，他扬鞭纵马驶出左掖门。放眼京城的繁华景象，皇宫的飞檐翘角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金碧辉煌，御苑佳树的黄叶在晚风中翩然飘落。想到自己打拼多年，终于有幸成为京城这个大都市中的一员，豪情顿生，赋诗抒怀。短短四句诗写得激情四射，让人看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任京官形象。这首诗是这样写的：金爵觚棱转夕辉，翩翩宫叶堕秋衣。出门尘障如黄雾，始觉身从天上归。此时的秦少游兴奋异常，自然流淌出的诗句是他真性情的表现。然而人心叵测，别有用心的人对秦少游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据《王直方诗话》载，因为秦少游作此一绝，有人酸酸地讥讽道：“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能远到也。”意思是，你秦少游刚刚做一个小官，便如此炫耀、张扬，在官场上还能够走得更远吗？秦少游不仅对开封的城市风光进行了描写，还对一些景区赋诗予以感怀。元祐七年（1092年）上巳日，秦少游与馆阁同僚畅游西园。西园又称西池，即东京城西顺天门外的金明池、琼林苑。据《梦溪笔谈》载，金明池，北宋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开凿，池水引自金水河，旧址在开封城西。秦少游参加了此次活动，游览了西园，深有感慨，写下了《西城集宴元祐七年三月上巳诏赐馆阁花酒，以中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会者二十有六人》一诗，题目就将游园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交代得一清二楚，还特地提到了皇帝赏赐“花酒”，从中可以体会秦少游荣耀的心境。其一：春溜泱泱初满池，晨光欲转万年枝。楼台四望烟云合，帘幕千家锦绣垂。其二：风过忽闻花外笑，日长时奏水中嬉。太平谁谓全无象，寓在群仙把酒时。诗歌描绘出园内殿阁崔巍、仙桥如虹的壮观以及游园时一片丝竹之音、歌舞升平的景象。参加活动感慨赋诗秦少游当年六月供职秘书省后，各类活动陆续展开。这是他在京师登上政治舞台最风光的时候，所以他的感慨就很多。当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的“曝书会”。曝书就是将藏书放到阳光下曝晒，以防止书籍生虫。于是，每年七月七日曝晒书籍就成为一个节令性的风俗，也成为秘书省的一个惯例。据《铁围山丛谈》载：“秘书省岁曝书则有会，号曰曝书会。侍从皆集，以爵为位叙。”秦少游首次参与其中，赋诗《次韵孔彦常舍人曝书》：上帝图书府，传观诏特容。嘉宾苍佩玉，盛馔紫驼峰。散帙牙签乱，开函锦袭重。君羹如可请，愿备北堂供。从诗中可以看出，当年的曝书会是一项十分隆重的仪式，之后还要举办庆祝宴会。作为朝廷的一名官员，秦少游还参加了最为隆重的冬至合祭大典。元祐七年（1092年）十一月“癸巳，冬至，合祭田地于圜丘，以太祖配。礼毕，群臣贺于端诚殿”。这次合祭天地大礼由哲宗皇帝亲自主持。因为秦少游亲历了这次大礼，所以他赋诗《进南郊庆成诗并表》。诗中写道：於赫龙飞后，中区八月秋。合严天地祀，远继祖宗休。熙事将兴举，彝章预讲诹。纷然典台议，断自太任谋。宗伯方承命，元龟遂告猷。三钱封内帑，五瑞辑诸侯。路寝前斋玉，清宫复射牛。长迎南至日，圆即自然丘。交朋结友写下友情诗秦少游在开封不到4年，他与朋友的交往不少，留下了宝贵的友情诗歌和他们真挚的友情故事。元祐五年（1090年），秦少游刚进京任职时正是夏季，他临时寄居在兴国寺浴室院中。过了一段时间，秦少游在京城东门堆垛场购买了一处住房，让老母亲及全家有了一个安定的居所。他的邻居是户部尚书钱穆父，那段时间秦少游一家过得十分拮据。大约是元祐八年（1093年）春，秦少游写了一首《春日偶题呈钱尚书》：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食粥已多时。钱穆父当即赠送禄米二石，并附诗《二十八字辄送米二石》：儒馆优贤盖取颐，校雠犹自困朝饥。西邻馀禄无多子，稀薄才堪作淖糜。钱尚书的意思是，你在秘书省上班，待遇应该不错呀，怎么出了温饱问题。这一来秦少游不好意思了，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于是又写了《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其一：本欲先生一解颐，顿烦分米慰长饥。客无贵贱皆蔬饭，唯有慈亲食肉糜。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秦少游作为一个京城小官，俸禄自然不高，所以一家人过得很拮据，他与钱尚书的交往属于君子之交，而又不乏幽默，对生活的慨叹令人动容。秦少游任职秘书省后，“苏门四学士”同在京城馆阁任职，因而常常有机会光顾苏府，师生其乐融融，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快乐时光。在京时，苏轼曾与秦少游、黄庭坚唱和。苏轼《红鞓带诗序》提到王庆源写信求红鞓带，苏轼送给他并作诗为戏：“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又“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秦少游作《和东坡红鞓带》：“君不见相如容貌穷不枯，卓氏耻之分百奴。”黄庭坚也有和诗道：“参军但有四立壁，初无临江千木奴。”苏轼作《虚飘飘》，秦少游和黄庭坚均有和诗。秦观和的《和虚飘飘》为：“虚飘飘，虚飘飘。风寒飘絮浪，春暖履冰桥。势缓霜垂霰，声乾叶下条。雨中沤点没流水，风里彩云铺远霄。虚飘飘，比时光影犹坚牢。”秦少游与苏轼的师友关系已经深入家庭生活的层面，他曾经作《南歌子》赠苏轼侍妾朝云，苏轼赋《南歌子》答之。可见他们之间友情之纯、之真、之雅。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秦少游等人一同遭贬。秦观出任杭州通判，途中再被贬处州，任监酒税，后徙郴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从此秦少游再也没有回到开封。

刘永加

2022-03-27
苏东坡在凤翔当过太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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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年轻的朋友问我：“苏东坡在凤翔当过太守吗？”，答复如下——这句发问主要由三个名词组成（其中两个还是专用名词），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官职名；咱们先从地名凤翔说起。如今的凤翔，是陕西省宝鸡市治下的一个县（按：刚刚撤县设区，仍在宝鸡市治下），论吃的喝的，那里有赫赫有名的西凤酒、味道醇厚的腊驴肉；说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里有泥塑、有木版年画。加之气候宜人、少有灾害，真是个让人喜欢的好地方。不过现在，大概不会有人把凤翔县与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么一种概念联系在一起吧！然而，在春秋早期，凤翔还被叫作雍城的时候，这里却是周秦发祥之地、嬴秦创霸之区，特别是从公元前677年秦德公徙都雍城（今凤翔县城南），一直到公元前383年秦献公迁都栎阳（今阎良区武屯镇），整整294年里，先秦的19位王公在这里图谋发展，大有作为，所以称凤翔是大秦帝国的夯实根基之地，我看并不为过。正是由于此，公元前238年，尽管咸阳作为秦国的都城已经有了一百多年历史，但22岁的秦始皇，还是特意要在故都雍城举行加冕大典，以表达秦人对这块使得秦国全面强盛的土地的崇高敬意和不尽感激。至于凤翔这个地名的出现，是唐代肃宗年间的事，新地名取“凤鸣于岐，翔于雍”的祥瑞之意，此名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所认可、所喜爱，一直沿用至今。下来再说人名苏东坡。苏东坡生活在北宋年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十分罕见的杰出大文人，他的出生地是当时的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去成都，曾专程前往附近的眉山县（即东坡区前身）拜谒三苏祠，即苏洵、苏轼（苏东坡）、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苏东坡20岁时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65岁时辞世于常州。在不算太长的一生里，他的诗词、文章、书法、绘画，都达到了出类拔萃的水准，而官声，也相当不错，但让人扼腕长叹的是，此人的仕途却异常坎坷。在我的印象中，其为官的40多年间，好像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途中，就连苏东坡自己，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也无可奈何地自嘲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中的黄州，是说宋神宗当政时因所谓的“乌台诗案”被贬；而惠州、儋州，则是指晚年时再遭不幸，特别是以62岁的高龄，被发配到儋州（今海南）这个当时中国最南端的蛮荒之地。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除过在首都汴京任职以外，苏东坡好像一直是在南方从政，但其实，密州（山东诸城）、登州（山东蓬莱）、定州（河北）、汝州（河南）这些他当过官的地方，都在中国北方，只是由于苏东坡主政杭州时修建苏公堤、被贬黄州时推出东坡肉、落难儋州时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故事流传太广泛、太久远，以致不少人产生了误解。这里还想强调的是，对我们西安人和陕西人而言，应该知道的是，苏东坡进士及第以后出任地方官的第一站是在北方，即当时的凤翔府，今日之凤翔县，所以，年轻朋友的“苏东坡在凤翔当过太守吗”之问，不能说是无缘无故。只是需要指出的是，北宋时的凤翔府，管辖着包括凤翔县在内的好多个县，行政级别高于今天的凤翔县，其地位类似现在的宝鸡市。尽管2021年初凤翔县已经撤县设区，但我以为，如今的凤翔区依然无法与宋代的凤翔府比肩。但问题是，在宋代的官制中，根本就没有太守这么一个职务——这就说到了本文题目中的第三个名词，官职名。据我所知，太守是秦朝至汉朝时期对郡守的尊称，汉景帝时又直接更名郡守为太守，为一郡的最高行政长官，历代沿袭不变。直到隋初，地方行政区划存州废郡，以州刺史为最高行政长官，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职名。不过，尽管已经不是正式官职名，但太守之谓依旧在民间被使用。比如，北宋元丰三年，刘瑾任福州知州，一上任，就准备在元宵节大摆花灯。为此，他下令：福州城每户居民不论贫富，一律装点花灯十盏，悬挂在屋檐下。可时值闽江两岸连续三年遭水灾，十种九不收，福州十邑，几乎家家日无鸡米，夜无鼠粮，十室九空，谁家能出得起这笔花灯钱？当时，诗人陈烈正寓居福州城，心中愤愤不平，遂在福州鼓楼的一个大灯笼上题诗：“富家一碗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碗灯，父子相聚哭。风流太守知不知？惟恨笙歌无妙曲。”刘瑾闻讯，顿生悔意，亲自到陈烈的寓所登门谢过。隔一日，官府又告示道：取消摆花灯——这就是说，如果苏东坡当年在凤翔当的是最高行政长官，那么，对于文章开头那位年轻朋友的发问，应该给予“可以如是表述”的回答。但苏东坡当年出任地方官的第一个职务，不是凤翔府的最高行政长官，而是凤翔府的签书判官，系“一把手”属下的职官；而领导他时间较长且两人之间还有不少故事流传下来的凤翔府“一把手”,名叫陈希亮，也是眉州人，在历史上官声尚可。所以，只能说苏东坡在凤翔当过官，但不是太守。还想多说几句的是，苏东坡在凤翔为官的所作所为，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他来凤翔府上任，次年修建房舍时，在公馆北面建了一座亭子，作为小憩之地。这一年春天久旱不雨，亭子建成时，碰巧下了一场大雨，民众欢欣，于是苏东坡将此亭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了千古名篇《喜雨亭记》，文曰：“是岁之春，雨麦于岐山之阳，其占为有年。既而弥月不雨，民方以为忧。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夫相与忭于野，忧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适成”“亭以雨名，志喜也！”

商子雍

2021-08-15
遗爱千载“苏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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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宋文豪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由密州(山东诸城)调任徐州知州，到达不久，黄河决口，苏轼日夜巡守，率民军挡水。水退后，为避免徐州再遭水害，苏轼奏请朝廷拨款在徐州筑堤固岸并建黄楼。黄楼始建于徐州城东门城楼上，元明时期迁建于城东北隅，清代多次维修，毁于战乱；1988年，重建于庆云桥东故黄河南岸。“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为庆祝黄楼落成，苏轼于元丰元年重阳节广邀名人故友，在黄楼赋诗作画。黄楼聚会吸引了王巩、颜复、道潜等文坛大咖。苏轼作《九日黄楼作》，苏辙、秦观虽不在徐州，也都作了《黄楼赋》，陈师道作《黄楼铭》，黄楼聚会堪称徐州历史上的一场文坛盛事。黄楼因苏轼之名，而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到徐州必游的风景胜地。本期专题以黄楼为座标，追念苏轼的文化贡献和徐州印迹，特邀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的两位专家为读者解读苏轼“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思想和自由适意的山水情怀。“黄楼时期”及其地标意义◎徐新民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彻底的民本主义者，高尚的道德家。他在宦海沉浮、坎坎坷坷的一生中，建立了三座不朽的丰碑：一是以徐州黄楼为代表的民本功业丰碑，二是以黄州“两赋一词”为代表的文学丰碑，三是以完美人格为代表的道德丰碑。历史上，徐州先后经历过5次黄河泛滥的灾难，其中4次徐州城被洪水吞没，只有苏轼知徐期间的抗洪取得完胜，并建黄楼以纪念，所以林语堂把苏轼知徐时期称之为“黄楼时期”，以彰显他的民本功业。民本思想源于夏商，发展于西周，形成于春秋。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和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无不与是否处理好“以民为本”有关。创业者、兴旺者，无不因“顺民意”“行民本”而成功；而守业者、败亡者，无不因政治腐败、“逆民意”“损民本”而失国。整个中国历史的“周期率”演变过程盖源于此。苏轼自幼熟读以儒家为主的百家经典，民本思想就像源远流长的江河湖海，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浸透到他的骨髓里。苏轼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事实，又有数据，理论上还有突破。他的许多“劝谏”的文章，都是揭露时弊为民请命，都是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直接向皇帝发出的一件件“诉状”、一篇篇“调查报告”、一条条“改革措施”、一句句冒犯天颜的“讽谏”。因此，苏轼是我国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笔者概括为“三观”“九说”。所谓“三观”，一是爱民观，二是重民观，三是民生观。所谓“九说”，一是“君从民主”说，二是“君王累卵”说，三是“君舟民水”说，四是“富民强国”说，五是“休养生息”说，六是“丰年凶年”说，七是“谏罢官榷”说，八是“减免积欠”说，九是“论盗医囚”说。这里只重点论述其中的“君从民主”说。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26岁，参加应制科考试。所谓“应制科考试”，是朝廷选拔高级人才的最高考试，皇帝亲自主持，是宋代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选拔考试。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大道至简，这是苏轼民本学说的经典之言。意思是，天下是人民的，而不是君主的。君主是人民让他来为人民办事的。所以苏轼在《策断》中又说，人民对于国家“实执存亡之权”。在天命神授、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竟敢在皇帝主持的考场上，直率地申述了自己的观点，可谓大智大勇、胆识过人。与马克思所说的人民是“主人”、管理者是“公仆”之说并无二致，但比马克思的“公仆论”和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早了800年。古今同心，异域同理。苏轼是伟大的先哲，对“民主”的理解和解释是超前的。这是苏轼思想的光辉，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苏轼的民本学说是在同王安石的论战中发展和提高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从宋熙宁二年（1069）变法到宋元祐初年（1086）废除新法，前后16年，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首先，看王安石的农业改革。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实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40%至60%的年利率向农民征收新税。富豪之家根本无需贷款，需要贷款的还是一般穷苦百姓，他们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息贷款的，受害最重的还是穷苦百姓。《青苗法》还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借户逃亡，保户要分摊赔偿。地方官以多贷为功，不管民之贫富，强行“抑配”（摊派）。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官吏索要，则逃离四方；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独偿数家所负”。这样，“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其次，看王安石的经济改革。王安石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市易法》。所谓《市易法》就是国家低价收购滞销货物，让商贾贷款或赊货，国家按规定收取息金和交易费，并让行户以田宅、金银等财产为抵押。如果拖欠本息不能偿还，其抵押产业就要被没收拍卖。为了收回这些欠款，官方还招集一千余人催欠。白天“差人监逐”，夜晚“公行寄禁”，对欠户“榜笞摔缚”，民不堪命。再其次，看王安石的役法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免役法》，“以钱代役”，百姓向政府上缴募役钱，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服役，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征收免役助役钱时，增加了高达20%的免役“宽剩钱”。名之曰是为了“备荒年”，实际上年年征收，与“常赋”无异。国家通过《免役法》所得款项甚至超过了《青苗法》所得。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后，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各州县税收，层层加码，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以支用24年”。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宋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调任杭州太守。这时，从变法开始算起也有20个年头了。而变法的后遗症也日益显现出来。苏轼在给朝廷的奏状中，列举了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据：《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乞将上供椿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劄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奏准南闭粜二首》：“熙宁中……浙中饿死百余万人。”仅仅两浙就饿死这么多人，其他地方还未统计在内。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7000万到8000万，而饿死这么多人，这个数字及其所占的比例是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王安石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君（国）本主义”者，执行的是一条“损民”的路线，从百姓身上榨取的大量血汗，大大助长了官僚的贪污腐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不是没有道理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坚持“以民为本”的一贯性、坚定性、原则性、求实性。而黄楼就是苏轼在徐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民本地标。亲民太守遗爱千载◎陆明德苏轼进入徐州后写的第一首诗，开头两句就是“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徐州送交代仲达少卿》）表达了这位大文豪对徐州山河的第一印象：本人不才，但徐州江山胜美，足以抚慰我、弥补我、鼓励我。“彭城佳山水，鱼蟹侔江湖”（苏轼《与司马温公书》）。这是苏轼对徐州山水的总体评价。任职两年中，苏轼以民为本，敢于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的足迹踏遍了徐州的山河大地，留下了365篇诗词文赋，其中以山水为题或内容涉及山水的诗文约有134篇。徐州是座山城，市区有大小山头108座。苏轼在徐州游览过的山有云龙山、桓山、泉山、北山、荆山、楚王山等。苏轼在徐州游览过的水有：汴水、泗水、饮鹤泉、雾猪泉、石沟湖、祈雨石潭等。上述山水之中，分布苏轼亲身游历并赋诗点赞的30多处遗迹。根据诗文记载，苏轼在徐州游览最多的水是汴水与泗水。古汴水发源于河南荥阳附近，经开封、商丘至徐州与泗水交汇。南宋以后，汴水为黄河取代。目前市区北面的一段故黄河，就是古汴水的旧河道遗址。古泗水发源于山东蒙山，经泗水县、曲阜、兖州，向南流经徐州，与汴水交汇后，向东南方流经下邳、泗阳后汇入淮河。南宋以后，黄河夺泗入淮，流经徐州城下六百多年。目前市区东面，北起坝子街，流经奎山脚下，一路向东南的这段故黄河，就是古泗水的旧河道。苏轼任职期间，多次带领属下与来访嘉宾，游览汴水与泗水，或河边散步，或泛舟冲浪，或筑亭种柳，或访古寻幽，撰写诗文数十篇。请听：“河从百步响，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激，夜声转风雷。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秋月堕城角，春风摇酒杯。”（引自《送郑户曹》）“彭城古战国，孤客倦登临。汴泗交流处，清潭百丈深。故人轻千里，足茧来相寻。何以娱嘉客，潭水洗君心。”（引自《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二首》）泛舟泗水，人们司空见惯。但在苏轼眼中，另有一番妙趣：“王定国访余于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颜长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时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伫立于黄楼上，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感慨之下，苏轼展卷挥毫，赋诗《百步洪二首》，成为千古绝唱。历经沧桑巨变，当年的百步洪已经渺无踪迹，但苏公笔下“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的奇妙景观，却永远铭刻在徐州父老心中。史载，苏轼先后十次登山访友，与张山人志趣相合，情深义重，并撰写诗文12篇：《登云龙山》《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游张山人园》《放鹤亭记》等。其中的《放鹤亭记》记亭述鹤，亦文亦歌，情理兼备，超尘脱俗，清远放旷，崇尚隐逸，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被选入《古文观止》，成为千古绝唱。因苏轼的美文，在云龙山留下的遗迹有放鹤亭、饮鹤泉、招鹤亭、张山人故址、黄茅冈、东坡石床、苏步桥、杏花村等。云龙湖原名石沟湖，又名石狗湖、尔家川、簸箕洼。苏轼任职徐州时曾多次来此考察，将其作为退休后买田归隐之处。他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说“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不久，苏公别徐调任，只能将这一美好愿望，深深埋在心里。悠悠千载，美梦成真，昔日的石沟湖变成了碧波万顷的云龙湖，成为徐州最具魅力的5A级旅游风景区。苏轼在此留下的遗址有尔家川、石佛山南路等。徐州时期是苏轼担任八州太守中政绩最辉煌的时期；徐州时期是苏轼诗文、书画快速成长、接近成熟的时期。如果说苏轼的民本思想与实践，为徐州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而苏轼的神来之笔，则为徐州留下了一坛享用不完、越品越香的老酒。在其笔下，古彭山川溢彩，草木生辉。云龙山名扬天下，燕子楼展翅欲飞。圆菏泻露，曲港跳鱼。放鹤亭灵光闪烁，泗水河吐雾喷云……苏轼在徐州的山水诗文，体现了他酷爱山水、拥抱山水、赞美山水、参悟山水、绿化山水、治理山水的博大情怀。正如他在《赤壁赋》中所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虽然别徐而去，但他歌颂徐州山水的诗文是日月之精华、山河之灵气，是徐人世代享用、千秋品读的“无尽藏”，是我们今天创建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文化宝库。稿件统筹/张瑾图/徐报融媒记者孙井贤（部分图片由陆明德提供）“读城·徐州文脉”何处是徐州？徐州，一座拥有5000年文明史和26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徐州中轴线，则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空间，是承载着这座城市厚重历史文化的脊梁。北起黄楼，南到泰山路，这条约5公里的人文曲线串连起彭城千年历史风云和城市变迁，凝聚了运河文化、红色文化、汉文化、彭祖文化的核心元素，也构成了千年徐州文脉的基底。本报新栏目“读城·徐州文脉”，将陆续刊发“徐州中轴线”系列专题，回望历史、聚焦当下、解锁未来，通过考古、人物、园林、美食等板块，深度读城。本期专题解读“黄楼”，下期聚焦“文庙”，敬请关注。在徐州老城区，有一条贯穿市中心南北的中轴线，从黄楼起向南经黉学巷到彭城路，再到云东一道街、泰山路，纵贯城区核心地带，绵延5公里。紧邻中轴线两侧的人文景观中的运河文化、红色文化、汉文化、彭祖文化，构成了徐州千年文脉的基底。

孙井贤

2021-11-29
“欧苏”守颍时驿递传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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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援朝古代颍州，驿递通达四方。不仅有日夜奔驰疾行于官道上的马驿步递，而且有沿主河道岸边设置的水驿。譬如，宋时在州东四十五里置设“陈村马驿”及管理驿站事务的提举司。明时在城池东泉河岸边设置“颍川水驿”；在州西一百里通往汝宁官道的“驿口桥”设置马驿（旧志称“一虎桥”、“驿虎桥”，相传建桥时有一形大如虎之犬日夜守护建筑材料，故名），以及在城东三里湾设置的“新渡水驿”等等。这些都是古代颍州著名的驿递机构，见证了颍州作为京畿门户重镇和漕运枢纽的战略地位。北宋时，传递官府文书的驿站通称为“急递铺”。为顺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各地的驿递趋于军事化，以兵卒代替百姓为驿递人员。依其速度分为“步递”、“马递”和“急脚递”三个等级，即收即送，不分昼夜，风雨无阻，颇似今天的“快递”。其中“急脚递”速度最快，可以“日行四百里”。宋神宗熙宁年间（10671077年）又设“金字牌急脚递”，据说可以“日行五百余里”。宋代以前，朝廷和管理机关是不允许官员私书擅发急递的，虽三令五申，但屡禁不止。大量官员私书乃至物品，仍通过急递传送，几乎成了惯例。到了北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为笼络士大夫官员，特别恩准，官员在近系家属之间，可以随官方文书一起传带家信。后因弊端太多，一度废止。到了宋仁宗统治时期，再度放宽，于景祐三年（1036）下诏：“中外臣僚许以家书附递。明告中外，下进奏院依应施行”（王栐《燕翼诒谋录》）。开始时官员私书，还只许步递传送，不得影响和干扰国家急递文书，但后来制度逐渐松弛，大量私人书信和物品都通过急递铺附递了。随着诏令官员可以“私书附递”的法律化，私书的通信范围扩大，士大夫中书信往来猛然增多，这既是我国邮驿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促进“尺牍”体裁产生的内在原因，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名人书札和尺牍史料。据《欧阳文忠公集》记载，北宋皇祐四年（1052）3月17日，欧阳修从南京官邸出发，护送母柩回颍州守丧。当年8月5日，欧阳修在写给时任颍州太守的苏颂的《欧阳修与苏子容书》中写道：“昨急足还府，尝奉号疏必达，秋凉寝味如何，昨闻入京，今必归府”……北宋治平四年（1067），欧阳修写给《与大寺丞发》（即其长子欧阳发）家书：“初三日，遣急脚子发到亳后第一书，为问山陵致祭事，书必已到。此中两日内，却并得递中来者两书，知汝与诸幼各安”……北宋熙宁四年（1071）4月9日，欧阳修在蔡州任上，专遣“急足”来颍州给大儿子欧阳发送棉衣，他在《与大寺丞发》书信中说：“今日蔡州大风微雨，斗寒”，“忧汝骤寒，都无棉衣。吾与娘忧心不能安，今立走急足送棉衣去。”上述尺牍内容也体现了欧阳公对友人的关心，对子女的关爱。书信中的“急足”、“急脚子”即急递铺兵卒。在《苏轼文集》中也有许多尺牍文章，写得隽永可亲。其中常常有“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别后递中行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专笺”的附言。这些“递中”字样皆为经过递铺传送的书信。不仅是单纯的书信，苏轼与友人的诗咏唱和之作，也是伴着书信通过递铺传送的。如元祐六年（1091）九月，苏轼对其所作《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一诗十分喜爱。不几天，即把它分寄给了远方的朋友共享，得到和诗之后，苏轼再作《次韵奉和钱穆父、蒋颖叔、王仲至诗四首》。后来，苏轼应颍州签判赵德麟、教授陈师道的建议，将《九月十五日，观月听琴西湖示坐客》诗用大楷书写，又请当地刻石良工精心雕琢，立碑于西湖书院之碑亭，名为《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这比之原题更加凝练，楷书字体偏大，气势磅礴，丰腴雄壮。苏轼此诗此碑得到各地文人墨客和颍州州学、西湖书院士子的青睐，纷至沓来，欣赏、咏读和拓帖，一时间传为佳话，成为颍州文化史上的盛事。《西湖月夜泛舟听琴碑》，亦称《一天云水碑》，在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立有刻石。据徐丽《苏祠漫步》（四川眉山三苏祠博物馆，第34页）记述：《一天云水碑》，是元祐六年在颍州知州时的作品。此作赞美了颍州西湖夜月的空明美景，苏轼与友人饮酒，泛舟，听琴的豁达情怀。同时也表明苏轼做人臣的坦荡胸怀，如冰雪一样高洁。宋代颍州城东三里湾有著名的新渡渡口。从这里逆流而上可达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顺流向东南从颍上沫河口而通淮河。旧志记载，“三里湾渡，在州东三里，颍水（泉河）与黄河（颍河）会处，渡通东北乡蒙、亳二县”。所谓三里湾“新渡”，其实是处“新渡水驿”，是当时颍州一处集渡口、码头与馆舍于一体的重要驿站。来颍州公干、过往的人员繁多。欧阳修、苏东坡等文豪在颍州为官时，经常在新渡渡口驿站迎来送往、饯别朋友，同时也留下了一段流韵千古的“古来聚散地，与子复言分”的惜别诗话，寄托了无尽的离愁别绪。新渡迤逦的风景，成为颍州历史上的“汝阴八景”之一，誉之“新渡波光”。清乾隆年间颍州知府王敛福说：“三里湾两水交会，浦溆萦纡，旧有新渡寺，苏公诗：莫辞白酒泻泉香，已见扁舟掠新渡。今寺废，而渡如故，晓雾、橹声、斜阳、帆影，得闲远之致”。王敛福为此写下传颂至今的《新渡波光》诗：“野寺疏林古渡头，平川淼淼汇双流。风摇素练和云绉，人立斜阳入镜浮。千里迂回通汴水，一声欸乃下吴舟。由来此地潇湘似，泛颍诗篇好唱酬。”新渡旁边，曾有一座为震慑水势而建的华严寺（新渡寺），始建年代不详。据我市文史专家罗文博教授撰文介绍，华严寺原址在泉河南侧、颍河西岸的河口处。民国初年重修，东部为寺庙使用，住有主持僧人。西院房舍开办三里湾小学，再西为一片“义地”。1938年黄泛，寺庙被冲毁，遂废。建国后，政府在华严寺旧址征地建设阜阳榨油厂。改革开放后，此处开发为金湾名庭住宅小区。三里湾拦河大坝北头拐弯处建有观赏“新渡波光”的“赏波亭”，亦是一处纪念“欧苏”守颍的重要遗迹。

2020-07-20
最好的家风是两袖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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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钦“公生明，廉生威”，清正廉洁的家传，对苏氏家族而言，有着很好的传承，他们祖祖辈辈都乐善好施，以义为利，非义不取。在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之前，因为锋芒太露，才华太出众，立场鲜明，又猛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已经被小人盯上一盘了，而小人以为的瑕疵，竟然与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去世有关。话说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在京病逝，苏轼兄弟带着父亲的灵柩回眉山丁忧。感于三苏的大名，朝廷中的同事纷纷凑出份子钱，以示悼念，英宗皇帝赠银一百两，宰相韩琦、副相兼恩师欧阳修各赠银三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但加起来，至少也是两三千两的大数字（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眼下的三百元钱）。但苏轼兄弟意见高度一致：坚辞不受。唯一提了个要求：希望皇上能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老人未竟之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官六品。早在苏东坡兄弟刚科举入仕以来，他们的叔叔苏涣就谆谆教导他们，亲口传授为政之方，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这样深情写道，“其为吏长于群起令而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一时称为吏师。”苏涣作为皇帝认可的循吏，就成了子侄们从政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播下了以民为本的种子。后来，苏东坡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下了八个字：“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认为，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早在入仕之前，苏洵便把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称之为“圣人”。三苏父子把理想中的北宋前三任皇帝的政治模式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承认和维护皇权的前提下，也真诚地关注民生和他们起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他们希望通过统治者推行“仁政”，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实现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也让庶民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生存状态不断改善。从总体上考察，三苏父子一直以顺民和忠臣自居，努力把“忠君”和“爱民”有机结合起来，协调起来。晚年，苏东坡离开贬谪之所儋州北归的途中，面对众多朋友的各种馈赠，也一如既往地拒收。唯一收下晚辈钱世雄送的“和饮子”和“蒸作”（饮料与点心），也要做谢片酬谢说，“切望止此而已”。关于苏东坡兄弟从政路上发生的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尤其是苏东坡的美政理念以及爱民忠君情怀，千百年来，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杭州治理西湖，勇战疫情；密州捕蝗抗灾，收养弃儿；徐州抗洪守城，寻找煤炭；惠州引泉入城，化缘建桥；儋州改进民风，教化民众；八任太守三次贬谪，无论是经手大工程、大项目，还是面对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具体细微的生计问题，均不见苏东坡兄弟的贪墨之处，反之更多的是自己慷慨解囊，拿出私人的俸禄办百姓的事……这些徐徐展开的人生画卷，不仅仅是对苏东坡政绩的高度概括，更是苏东坡道德风范的绵延——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例不胜枚举，屡遭贬黜而无怨无悔勇于担当的品质为后世景仰。

夏钦

2022-07-07
幸会！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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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他相遇。他就是苏轼。纪录片《苏东坡》片头“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中国文化史上，出色的文人雅士，历朝历代皆有，但偏偏是苏东坡，不仅凭借过硬的诗、书、文、画等业务能力跻身“千古风流人物”，还总是在现代人回忆起时，颇觉亲切。这种熟悉感，一部分当然来自于我们从小在语文课本和作文素材里一次又一次与他相遇，更大一部分，则是他的豁达性情。眉州东坡，从小享受着一流的教育环境，结交名士，之后，“三苏”进京，和弟弟苏辙同榜进士，轰动仕林。但“乌台诗案”成为他人生的分界线，身如“不系之舟”，历经黄州、惠州、儋州，世界观、人生观焕然一新，在边地山野之中重新感受自己的诗句“万人如海一身藏”。他逆命运而行，从单一朝代的一流文人中抽身而出，终于成为划时代的“千古风流人物”。在人生的最后一年，他终于结束了贬谪生活，奉新即位的宋徽宗北上返京，途中停歇，许多人闻讯而来求取墨宝，他“见即笑视，略无所问，纵笔挥染，随纸付人”。这份潇洒豪迈，属于真正的文人巨星，在这一刻似乎预见了自己的千古声名。今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周年，9月10日推出大展“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而9月1日，“千古风流人物——苏轼主题书画特展”在文华殿拉开帷幕，东坡像一位引路人，为处于波澜起伏中的当下大众，展现直面生活悲喜的精神气力。今天推荐的这个书单，为大家精选几本解读苏东坡的优秀作品，带领大家更深入理解这位“千古风流人物”背后的丰沛人生。一个“无法定义”的苏东坡《知中·幸会！苏东坡》特集是一本可以推荐给“00后”读者看的书，从一些趣味的角度和视觉设计来呈现一个“无法定义的苏东坡”。特集中的苏轼年表、北宋历史大背景、北宋风俗人情、宋代官制、北宋衣冠、东坡与酒、美食家苏东坡、日本的苏东坡推崇者、苏东坡作品的跨国之旅等话题都是一个个小小的入口，形成了对苏东坡本身以及周边世界的总体认知。谈到衣冠服饰，苏东坡可谓“北宋时尚idol”，让“麻衣纸扇趿两屐，头戴一副东坡巾”成为文人流行穿戴，他在海南还创制了海南竹笠，用来遮阳防雨，后来这种竹笠也被冠以他的名字，被称作“东坡笠”。东坡笠流行了近千年，制作技艺现在仍然流传于海南琼海一带。东坡与美食，更是一个值得单独书写的话题。他曾为美食爱好者们写下《老饕赋》，“响松风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他生活困顿时亲自开荒种菜，作《菜羹赋》：“水陆之味，贫不能致，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爱喝酒而学习酿酒的东坡，作《饮酒说》《稚酒赋》，酿出的酒品质不佳，却依然开心。世事的变迁，命运的刁难，阻止不了这位天性乐观的美食家寻得生活的况味。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苏东坡相关的传记作品中，林语堂这本《苏东坡传》一定会被提及。这部用英语写成的作品出版于1946年，英文书名《TheGayGenius》。林语堂自述说：“我认为我完全知道苏东坡，因为我了解他。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林语堂对苏东坡的喜爱超过了大多数作家，前言中的这段话已经足以概括他的解读：“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这种喜爱，大半原因是来自于林语堂在苏东坡的性情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热情、真挚、幽默、豁达、精明、缜密以及不免天真。所以这本传记并非一本足够客观理性或是学术研究型的传记，它更多代入了林语堂的情感，但读者多半是会认同的，尤其是，“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诗性与生存同样丰富复杂张炜新作《斑斓志》，正是聚焦了苏东坡人生的七个面向。他以十数年深研之功，兼诗学、写作学、文学批评、作品鉴赏、历史钩沉及社会思潮溯源之综合探究，力避俗见，还原了一位诗性与生存同样丰富复杂的东坡。在《书生为真勇》中，张炜分析了东坡为何常常直言上书时弊，“书生之勇为知而后勇，而莽夫之勇是出于无知。苏东坡之所以能够‘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应制举上两制书》）’，也因为这种深知。”继而引申到“知识之教导，真理之指引，会从根本上催发人的勇气。如果文明的培育不能给人以勇迈，那就只好求助于蒙昧和野蛮了”。在《阴浊小世界》中，张炜分析了东坡请求外调的内心思考，“由于缺少照晒和新鲜空气，霉菌丛生的腐败是必然的，这从来不以某些宫廷人物的意志为转移。敏锐如苏东坡者，对此肯定有所觉悟，也必然有所超越。苏东坡多次请求外放，就是出自这种恐惧和痛楚。为了能够再次享受阳光、吹拂清新的气流、领略大江大河大山，他曾经奋力挣脱”。借东坡的人生态度，张炜指出了他之于当下的意义，“实际上我们投入的是一个被速度改变的时空，是一场人类的悲剧。抵抗这悲剧的，好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绝妙的方法，即诗人苏东坡的方法。这是他以自己过人的聪慧、于悲苦的逼迫中晓悟和发明的，是对我们现代人的重要贡献之一。”在艺术中窥探东坡生命经历身为故宫博物院影视研究所所长的作家祝勇，对苏东坡研究有着最切近的便利，他从馆藏书画作品入手，用《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一书从入仕、求生、书法、绘画、文学、交友、文人集团、家庭、为政、岭南十个侧面，书写了苏东坡一生的生命经历。在他的笔下，苏东坡是属于人间的。他是石，是竹，也是尘，是土，是他《寒食帖》所写的“泥污燕支雪”。他的文学艺术，牵动着人世间最凡俗的欲念，同时又代表着中国文化最坚定的价值。苏东坡既是民间的，又是精英的。苏东坡留下的画作不多，《枯木怪石图》是常被提起的作品，据米芾的回忆，苏东坡画上的怪石、枯树，都是他从未见过的——怪石上画满圆形弧线，仿佛在快速旋转，赋予画面一种极强的运动感。怪石右侧穿出的那一株枯树，虬曲之树身，到上方竟然转了一个圆圈，再伸向天空。这样的枯树造型，在中国画中很少见到。祝勇分析说：“他用质朴无华、沉默无语的石头，表达他生命的自在与充盈，用枯树的死亡来表现生机。这是宋画的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一种反向的、辩证的表达方式。就像他从‘墨’中看到了‘色’，从‘无’中发现了‘有’。”关于书名，他解释说：“本书拥有如此数量的插图是为了强调本书的图像志意义，以此证明历史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两岸故宫（以及世界其他博物馆）所收存的艺术史物证（如本书所引用的），实际上是在我们与苏东坡之间建立联系的一条隐秘的通道，并借此构建苏东坡（以及他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的整体形象。”一生波澜曲折诗里见与文人墨客挥洒才情的传记不同，《苏东坡新传》一书可谓是作者李一冰的忧患之作。他所撰写的《苏东坡新传》并非从东坡出生写到老死，而是从中途写起，先写东坡44岁时贬谪黄州，彼时东坡甫经乌台诗案，遭小人陷害，入狱濒死，最后否极泰来，雨过天晴之轻松与从容。而这，也恰恰是李一冰先生蒙冤入狱四年，出狱后的心情。曲折且相似的人生经历，让李一冰在苏东坡的一生中，看到了文人的真性情、率直和乐观，看到一肚子不合时宜，更看到了围绕其间的政治漩涡与小人诬陷。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常被命运摆布。在极不自由的境地里，独行于荆天棘地之中，胸臆间积郁着一腔难平之气，如生芒角，非吐不快，他就在这痛苦而又孤独的人生路上，习于写诗。很少有人的生活经验，像苏东坡一样复杂，不能熟知他的经历，就不能充分了解苏诗；不能充分了解苏诗，就无法触摸到东坡内心感情的脉搏。为写好《苏东坡新传》，李一冰先生下足了功夫，不仅将苏诗熟记于心，更是参考了东坡文集和后人笔记等百余种资料，考证坚实，笔触细腻，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东坡形象。诗言志，李一冰先生所著的《苏东坡新传》以东坡诗词为主线，让东坡和他真实的生命处境交融在一起。宗禾

2020-09-20
苏轼给惠州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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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劝农图》雕像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通讯员王锭铨摄东坡在惠州上羊城晚报记者夏杨去过一个城市，总会留下一些直观印象，或清晰，或模糊。说到惠州，你最先想到什么？问过许多人，回答出入不大。那就是：苏东坡、西湖、罗浮山……苏轼，这位900多年前的宋代大文豪，当年因政治失意，被贬到惠州这个南方小城。从此，他成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代诗人江逢辰的这句话，概括出了惠州人的文化自信，那是苏东坡留给这座城市的千年荣光！第十届（惠州）东坡文化节（2019广东旅游文化节）今日开幕。此刻，让我们回望苏轼在惠州的身影，感受他留给惠州人的深远的影响……壹苦涩心境苏轼的惠州缘起苏东坡与惠州的缘起，说来真是五味杂陈。在中国文化中，苏轼是人气十足的大文豪，但他的人生却并不如意。因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仕途十分坎坷。他曾三次在朝廷为官，春风得意时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官至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失意时三次遭贬外放、颠沛流离，直到生命终结。千年之后回望这位历史伟人，仍令人唏嘘不已。想当年，从蜀地眉山走出来的青年才俊苏轼，凭着横溢的才华和崇高的报国志向，仕途也顺利了几年。不过，文人气质及其张扬的个性，终于以文获罪，因乌台诗案下狱，第一次跌到了人生低谷。政局变幻，元祐八年（1093年），掌权的北宋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这是苏轼又一段坎坷历程的开始。哲宗启用新党，尽逐元祐大臣。本就站在新旧两派之间的苏轼，难免遭受排挤。绍圣元年（1094年），在政敌报复下，苏轼被冠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贬为“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这一年他已经59岁，颠沛流离的贬谪路上，未免心情灰暗。那时的岭南，在中原人看来，瘟疫、瘴气流行，蛇虫出没。很多被贬谪、流放到岭南的文人、官员，都写下遗书、安排后事，打算着埋骨于此了。祸不单行，就在他前往英州的路上，再次被贬为“远宁军（今广东普宁）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一向豁达，但那一刻也未免郁闷。他在《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诗中感叹道：“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浔阳楼在江西九江，是当年白居易被贬官的地方。苏轼此刻想到白居易，可见其“天涯沦落”之感。南行路上，苏轼还想到另一位和他境况相近的“古人”，那是唐代的韩愈。当年韩愈被贬潮州，“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行于文字”（欧阳修《于尹师鲁第一书》）。苏轼郁闷、失望的心情，在《到惠州谢表》中流露了出来：“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不过，灰暗的南行路上，还是有一抹亮光的。虽然遭贬，但他毕竟还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一路上倾慕者不少。尤其在清远，他遇到了顾秀才。顾秀才热情地向他介绍了“惠州风物之美”。失意之人易满足，那一刻的小惊喜，已让苏轼溢于言表。他写诗记录：“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对惠州的“向往”使他开始有了陶渊明挂冠归隐的欢快，他还准备要去罗浮山寻访葛洪！在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之后，苏轼终于到达惠州。还没下船，热情的惠州人已聚在码头欢迎他。当时的惠州主政者詹范对他很不错，把当时接待朝廷官员的“合江楼”给他住。就是这样，惠州幸运地迎来了给本地文化带来无限荣光的大诗人。贰寄情山水西湖畔的乐与痛大文豪的到来，惠州另一个文化符号也开始闪亮，那就是西湖。向苏轼敞开温暖怀抱的，不止有在此地的官员，及淳朴善良的惠州人，还有风光秀美的惠州西湖。当时还不叫“西湖”，而叫丰湖。苏轼曾任杭州太守，杭州西湖的美名和大文豪的声名相得益彰，“水波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成就了杭州西湖，杭州西湖也成就了苏轼。多年后带着杭州西湖美好记忆的苏轼来到惠州，也倍感惊喜地喜欢上了比杭州西湖大两倍的惠州丰湖。他爱游山逛水，丰湖边留下了他密密匝匝的足迹。他不仅白天游湖，兴致一来，夜晚也出游。这写进了他的诗文：“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并诗云“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苏轼《江月五首（并引）》）后人云：“东坡到处有西湖”。惠州西湖的得名，其实就和苏轼有关。丰湖位于惠州老城之西，苏轼习惯地（也可能是故意地）称之为西湖。刚到惠州不久，他就在一次游湖后，颇带醉意地写道：“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赠昙秀》诗云：“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再后来他的诗文中屡屡出现“西湖”。既然苏轼都这么叫，惠州人自然乐见其成。南宋之后，人们普遍将惠州丰湖称为“西湖”。曾写出《东坡寓惠集》的明代大学者张萱诗云：“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其实在历史上，与惠州西湖有关的名人数不胜数，名声较大的就有杨万里、文天祥、黄遵宪、丘逢甲等，但要说对西湖影响最大，还是苏轼。清代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西湖苏迹》中称：“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当然，苏轼在惠州的日子也并不都是诗意的。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他的爱妾王朝云的病逝。在他被流放前，他的前两任妻子均已去世，王朝云名义上是他的侍妾，实际上是在颠沛流离中照顾他生活、给予他心灵慰藉的人。回想20多年前，苏轼和王朝云在杭州西湖上相识、钟情，将之收为侍女。如今在另一个西湖，斯人永别。他怀着内心的悲苦和孤独，将朝云葬在了惠州“西湖”边的“孤山”上。还有个不如意的事，就是善待他的主官詹范要调离，想着新来的地方官未必会对自己这么好，加上朝局变化，他几乎“心灰意冷”，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决心搬出合江楼，“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苏轼《迁居》）。白鹤峰的“苏东坡故居”，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是唯一有据可考东坡亲自筹建的房子。虽然地面建筑屡经破坏，但故址一直明确，至今“东坡井”等历史遗存犹在。叁民本情怀逆境中的赤子心苏轼是大名人，这不仅因为他的文艺成就，还有他的民本情怀。从青年到老年，从庙堂到乡野，他足迹所至，都尽心竭力为民众办事。苏轼在惠州时做了哪些事？目前公认的有几个方面。一是他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力。他看到当地民众的插秧技术和工具落后，就绘制插秧船图形，命工匠制造，加以推广应用。他在香积寺看到溪流落差较大，就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还研磨香粉。二是他看到民众缺医少药，便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三是想方设法化解当地矛盾，他向外界写信，通过自己的关系解决惠州军队抢占民房的事情。还有就是对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惠州文史学者王启鹏在其著作《苏东坡寓惠传》中写到，苏轼到惠州不久，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入不便，于是向主政官员提出了“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不仅提想法，他还尽心尽力。为了筹钱，苏轼把皇帝御赐的犀带都拿出来了。他还写信求助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苏辙也捐出了御赐的黄金为惠州改善民生。现实中，惠州是苏轼的遭贬地，是痛失爱人的伤心地，但在苏轼心里，这里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只是，就在苏轼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要以此为家终老此地时，命运再次给他开起了玩笑。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次遭贬，这次是更远的海南儋州。苏轼走后，惠州人将他的房屋改建成了东坡祠，这成了后世惠州的人文地标。1101年，遇赦北返的苏轼，病逝于常州。晚年回望来路，他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之语（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他永远地走了，却把一段深情和爱恋，留在了惠州，直到今天！肆千年光芒文化的空前高度就像韩愈之于潮州一样，“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语）；苏轼之于惠州的意义和影响，也是空前绝后、无人能及的。当然，带给惠州中原文化和影响的，不只有苏轼。但真正让惠州名扬天下的，还是苏轼。在这里，他不仅留下了东新桥、西新桥、苏堤、故居和朝云墓等遗情遗物，以及合江楼、泗州塔、嘉祐寺等一批因他的吟咏而名声大震的物化遗存，还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他才华横溢，所到之处必题写诗词。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580多首（篇）诗词、散文和序跋等。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食荔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成了岭南风物千年不变的最佳广告词，至今脍炙人口！借苏轼之笔名扬天下的可不止荔枝。细心人统计，苏轼笔下出现过果蔬、花草、禽鸟、美酒、杂食等，有一些还反复咏叹。在古代，没有哪位作家能如此广泛、准确，充满感情地书写岭南山水风物和世态人情。苏轼好游，两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西湖各处，还有罗浮山、香积寺、佛迹岩、九龙潭瀑布等，岭南山水风物借着他的华彩文笔走出岭南，走向中原，走向帝都，走向中国文化深处。从此，岭南给人的印象，再不是蛮荒瘴疠，而是佳果飘香、人文丰茂！即便在他身后，苏轼的诗文，一直是岭南文化在中原地区传播的载体。原本不了解、不认可岭南的人，看到苏轼的激赏，也就有了对它做进一步了解的兴致。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还给惠州人带来了比肩中原地区的文化审美，惠州士子们从他伟岸的人格和优秀的作品中不断汲取思想能量，开阔了眼界和心界，逐渐树立起了延续千年的文化自信和进取精神。在苏东坡身后，惠州山水风物更添了灵性；他留下的敦厚待民、重教兴文的理念，沉淀出了惠州千百年崇文厚德、包容四海的文化风气。清代诗人江逢辰的总结很到位：“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是啊，自从苏轼来了惠州，惠州人的脸上洋溢起了自信的微笑。这种自信来自文化深处，这正是苏轼之于惠州的重大意义，也是惠州人世代景仰、感念苏轼的重要原因！苏轼的人生轨迹1036苏轼降生于四川眉山1054娶王弗1057中进士母丧；返家服孝1059举家前往京都1061任凤翔判官1064赴京任职史馆1065妻丧1066父丧；返家服孝1068娶王闰之1069返京任职史馆1071任告监管赴杭州，任杭州通判1074任密州太守1076任徐州太守1079任湖州太守“乌台诗案”发押解京师，入狱1080贬谪黄州1084往常州1085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1086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任杭州太守1091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1092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1093妻丧调定州太守1094贬谪惠州1097贬谪海南儋州1101北返往常州；逝世资料据《苏轼生平年表》制表/杜卉

夏杨

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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