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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苏轼的精神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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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新民统筹/张瑾■编者按在梦幻光影中与一千年前的徐州知州“对话”,3月30日，大型湖岛实景演出《彭城风华》在云龙湖华丽亮相，让游人在诗情画境中，重温苏轼在徐州的历史。自古以来，富有才情的苏轼拥趸众多，除了他才高八斗的文采，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徐新民认为，苏轼文化的精神之“魂”，在于他的民本思想。今年89岁的徐新民退休前是徐州市教育局教研室特级教师，75岁投身苏轼文化研究，迄今已出版和结集多部苏轼论著。近日他又撰新文，与读者分享他对苏轼民本思想的阐释。苏轼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世人心中，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文豪，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宋代文坛领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但却往往淡化甚至忽视了他在政治上的民本理论和民本实践。其实，他的民本理论和民本实践是中国民本思想及其实践的集大成者，代表着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为之奋斗的梦想，其价值不亚于他的文学价值。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了“民主君从”的思想。宋嘉祐六年（1061年），26岁的苏轼在宋仁宗亲自主持的选拔国家高级干部的“应制科考试”中提出：“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这是苏轼民本思想的经典代表之言。意思是：天下是人民的，而不是君主的。君主是人民让他来为人民办事的。苏轼还在《策断》中提出人民对于国家“实执存亡之权”。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敢当着皇帝的面提出这样观点，可谓大智、大仁、大勇，难能可贵。宋仁宗不仅没有责怪苏轼，反而回到后宫对曹皇后夸赞说：“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也。”这说明在宋仁宗眼中，苏轼是具备当宰相条件的。宋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22岁时，在参加科举考试期间撰写的《策略五》中警告仁宗皇帝表面上“安如太山”，实际上却“危而为累卵”，稍有风吹草动，累卵就会坍塌。宋熙宁四年（1070年）苏轼36岁时，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连用三个比喻：“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灯之有膏，鱼之有水。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人主失人心则亡。”他还在许多奏状中大胆直言，实事求是，为民请命，表现出苏轼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本主义者”。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评价苏轼：“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子瞻者，就是苏轼。苏轼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百科全书式的大文豪。清代人编选的《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大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宝藏中一篇篇璀璨夺目、百读不厌的瑰宝，其中苏轼一人就被选入17篇。苏东坡名传天下，至今不衰。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庆祝新千年到来之际，评选了在公元1000年前后生活过的12位贡献突出、出类拔萃的重要人物为“千年英雄”，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苏轼，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不仅在古代，而且在当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坚守民本主义，情系百姓苏轼的一生，成果累累，从创作数量看，共73卷4800多篇文章，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200多万字；从内容上看，批判王安石变法、上书皇帝奏状、史论、策问、序文、书信等，大都是为民请命的讽谏和访贫问苦的调查报告。苏轼的政治命运与王安石变法密不可分，这是评价苏轼无法绕开的问题。他一生五次在朝，三请外放，三次被贬，主动放弃在朝晋升高官乃至宰相的机会。他的一系列奏折和文论、史评与宋神宗支持的王安石新法都是针锋相对的。宋仁宗主持科考时，就在曹皇后跟前夸赞过苏轼兄弟，苏轼的“靠山”可谓够高够大。另外，曹太后（宋英宗皇后）、高太后（宋仁宗皇后），司马光、欧阳修、张方平等老臣，都是苏轼的“靠山”。可是苏轼就是不靠，他为坚持自己，三次主动自请外放。王安石原来是非常欣赏苏轼才干的，很想把他拉进变法队伍，可是苏轼在宋熙宁二年（1069年）从眉山守灵结束回到京城后，却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旧两派斗争的风口浪尖上，连奏《上神宗皇帝书》，批判王安石新法。苏轼明明知道宋神宗是支持王安石新法的，如果他能顺水推舟，支持变法，一定能够平步青云，官运亨通。可是他没有放弃谏言，因而遭到王安石的嫉恨和打压，多次阻止神宗“启用”苏轼：一是明升暗降，把苏轼调离朝中，担任开封府推官；二是抵制神宗重用苏轼。神宗欣赏苏轼的才华，拟用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反对说：“轼与臣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神宗又提出任用苏轼修《起居注》，这一职位是最接近皇帝的侍从近臣。王安石再次阻止。苏轼无奈，于宋熙宁四年（1071年），第一次要求外放，被派到杭州做一名地方从官——通判。史实证明，王安石是一位激进的“聚敛民财”的君本主义者。据《宋史》和《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前，宋景德年间，国家年税收为682多万石；变法后，宋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万石，增长了近8倍，户部经费可支用20年。各州县地方收入逐层加码，一年的地方税，地方政府可用24年。但百姓生活不仅没有同步提高，反而更加贫困。有关史料和苏轼在奏折中提供的事实及其数据是触目惊心的。宋熙宁年间，“两浙饥疫，人死大半”“杭州死五十余万，苏州死三十余万”，苏轼在调任扬州给朝廷的奏状说：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死亡过半，每州催欠吏卒不下500人。苏轼估计，普天之下就有“20余万虎狼”。连王安石后来在变法失败后也承认：“富国已报君恩，民贫或愧黎庶。”后来，苏轼贬至黄州还愤愤不平地为陈季常画的《朱陈村嫁娶图》题诗二首，揭露变法中真实情况，其中一首写到：“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租夜打门。”秉性善良，留下民本『丰碑』宋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以变法派李定为首的御史台，摘引苏轼《谢上表》和其他诗文中的只言片语，污其“污蔑朝廷，有可废之罪”。苏轼因此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有职无权，史称“乌台诗案”，致使他在政治上跌入谷底。宋元丰八年（1085年）四月，神宗逝世，哲宗赵煦年仅10岁，高太后临朝听政，启用司马光为宰相，苏轼获得平反，诏回朝中，官居三品。此时，司马光主张尽废王安石新法，而苏轼却主张保留王安石《雇役法》中的合理部分。他的主张遭到新旧两派势力的夹攻，无可奈何，苏轼第二次提出外放，以三品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知州。宋元祐六年（1091年），在太皇太后高氏的支持下，他第三次回到京城，步入朝堂。但他看不惯朝中明争暗斗、相互倾轧的局面，哲宗继位后对苏轼也心怀不满。宋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第三次提出外放，被派往北部边陲定州。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文化的熏陶，汲取并融合了三家思想的精华，既无害人之心，更无防人之意。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秉性善良，“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苏轼在坚守民本上有别于其他民本主义者的最大不同点是：其他民本主义者多论述，少实践，苏轼的突出特点是，不仅论述多，而且实践更多。他一生除了五次在朝，大部分都在地方民间，先后任八州知州，三州地方从官、三次被贬，但却为百姓留下一座座民本“丰碑”：在凤翔，修订衙前役，使“衙前之害减半”；在开封，《谏买浙灯状》获准，阻止了许多商贩的破产；在杭州，疏浚西湖，连上十二道奏状乞赈浙西灾民，家家户户为苏轼立“生祠”；在密州，奏请免除民间个体盐户纳税，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徐州，抗洪治水、白土寻煤、利国冶铁，石潭祈雨谢雨，竖起代表他一生最高功业的“黄楼丰碑”，成为古代徐州最受人民喜爱的“老知州”；在黄州，筹建禁止溺死女婴的“救儿会”，挽救了无数女婴的生命；在登州，仅五天上奏《乞罢登莱榷盐状》，朝廷采纳了他的意见，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的历史佳话；在颍州，阻建“八丈沟”，避免了贻害无穷、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在扬州，取缔“万花会”，上书朝廷免除百姓“积欠”，堵塞官吏借此机会勒索百姓的渠道；在定州，强兵、丰财、择吏、兴教、推广水稻，造福一方；在惠州，为了建造“两桥一堤”，资金不够，他捐出朝廷早年赠给他的一条“犀带”；在儋州，作为“罪臣”，遭受种种刁难、折磨，面临生死，却竭尽生命余力，指凿双井，传播中原文化，培养地方人才，直至大赦北归，还赋诗表示“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当年留下的许多遗迹，百姓爱护备至，千百年间，毁了又修，从未间断。可以说，在古代先贤中留下遗迹最多的，是苏轼。宁为民碎，唯大英雄本色民本主义是苏轼文化之灵魂。2008年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成立，根据徐州苏轼文化研究者孟昭全先生的建议，徐州市创建“利国苏轼文化名镇”，建了一座“苏轼文化名镇牌坊”，邀请我撰写楹联，概括苏轼宦海沉浮的一生，体现苏轼精神。笔者应约“编凑”而成，也是对苏轼精神的评价——宁为民碎，唯大英雄能本色；不为官全，是真名士自风流。如今，这副对联被红木雕刻，悬挂在徐州市苏轼研究会办公地点的东坡会馆大门抱柱上。徐州苏轼研究者谭敦容先生这样评论：“‘大英雄’未必是‘真名士’，‘真名士’未必是‘大英雄’，而苏轼两者得兼，融为一体，一以贯之，至死不渝。这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向往的、追求的人物，这副楹联从功业上、人格上、人性上，很好地概括了苏轼的精神。”苏轼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皇帝，始终情系民生。唐宋八大家中，苏家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独占其三，文耀后世。徐州有幸与苏轼结下千年之缘，并在当下珍视苏轼留下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令吾辈徐州人感到欣慰。

2023-04-10
在他们的笔下，感受“千古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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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俊珺今年迎来600岁的紫禁城，正通过一系列大展庆生。其中，文华殿书画馆展出的“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自开展以来，吸引了大批观众。展览中亮相的78件（套）文物，不仅包括苏洵、苏辙、王安石、米芾、黄庭坚、欧阳修等大家的作品，更有苏轼的传世真迹。他写给友人的信、题在画上的字，距今已有千年，但见字如面，笔墨背后透出的喜怒哀乐、人生况味依然能感染现代观众。一蓑烟雨任平生历史上，有多位画家描绘过苏轼的形象，最为人所熟知的，要属他的“粉丝”元代大画家赵孟頫在《前后赤壁赋》中所画的苏东坡小像，以及晚明清初画家陈洪绶《隐居十六观》中的苏轼形象。在此次故宫举办的苏轼主题书画特展中，明代书画家朱之蕃所绘的《临李公麟画苏轼像轴》首次公开亮相。画中的苏轼头戴斗笠，脚踩木屐，十分生动。据故宫博物院书画部馆员郁文韬介绍，苏轼晚年被贬海南时，曾在访友途中遇到一场雨，他向农人借来斗笠与木屐，农人争相笑看，而苏轼却十分坦然，那份“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跃然图上。苏轼堪称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之一，他在文、诗、词、书、画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苏轼有天纵之才，却命运坎坷，他的一生随着北宋动荡的政局而起起伏伏。20岁那年，苏轼离开家乡四川随父进京赶考，他的文章深得主考官欧阳修的青睐，获赞“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获得的第一个正式官职是陕西凤翔签判，此后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做官。42岁时，“乌台诗案”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苏轼的人生，他被捕入狱，又被贬黄州。在那里，他写下了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又名《黄州寒食诗帖》。诗句沉郁苍凉又不失旷达，书法通篇起伏跌宕，气势奔放。正如黄庭坚在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黄庭坚将苏轼的书法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着。他的早期代表作为《治平帖卷》，中年代表作则为《黄州寒食诗帖》。离开黄州几年后，苏轼再度获得升迁，在京城任中书舍人，后又升至翰林学士，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然而到了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又被贬惠州、儋州。65岁时，皇帝大赦，苏轼得以奉召重回中原，在长达一年的北归途中，他染上了瘴毒，最终在常州逝世。《苏轼十讲》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认为，尽管苏轼遭遇了人世间的诸多不平，在仕途中屡屡受到打击，但他的内心依然深爱人间，他的诗、书、画是他为生活唱出的赞歌。见字如面，惺惺相惜在此次展览中，虽未见《寒食帖》的真迹，但也有多件珍贵的苏轼手迹亮相，包括《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题王诜诗词帖页》《三马图赞并引残卷》《治平帖卷》《归院帖卷》《春中帖页》等。此外还有一批苏轼师友的作品以及后世书法家所书写的苏轼诗文作品。苏轼生活的北宋时代，是文化巨匠辈出的时代。与他有着深入交往的前辈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是文史大家。而他的门生以及友人如黄庭坚、秦观、米芾、李公麟、王诜等人，也都是宋代文化星空中的璀璨之星。汉学家包华石教授曾说，宋代的文明在很多方面都显露出现代社会的特征。阅读苏轼与前辈、友人之间的书信，不难发现他的文字有一种超越时代的魅力。他是宋人，却极其现代。尽管隔着千年的时光，但见字如面，笔墨背后透出的喜怒哀乐、人生况味依然能感染当代观众。此次展出的《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是苏轼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书信，因长期被共同保存而合装为一卷，是反映其交游的名作。据文献记载，《新岁展庆帖》作于苏轼44岁那年，他于信中相约陈季常与李常于上元时在黄州相会。《人来得书帖》则是苏轼为陈季常的哥哥伯诚之死而慰问陈季常所作。此二帖下笔自然流畅、劲媚秀逸，精心用意，是苏轼的书法由早年步入中年的佳作。陈季常的名字或许令许多人感到陌生，但“河东狮吼”却是家喻户晓。这句成语就出自苏轼写给陈季常的一首诗：“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龙丘居士就是陈季常，柳氏是他的妻子，乃河东的名门望族，“狮子吼”来源于佛教，有宏大威严的意思。这句诗的本意是否为苏东坡在戏谑陈季常惧内、柳氏为悍妇，后人的理解并不一致。但“河东狮吼”作为悍妻发威的意思流传至今。陈季常也因这首戏谑之作成了中国“怕老婆”第一人。苏轼在绘画方面的审美能力，被认为是一代天才。他对吴道子与李公麟两位画家可谓情有独钟。苏轼曾写过一篇《四菩萨阁记》，详细记载了他花费十万钱，购得吴道子四版绘画真迹的事。而对于被誉为“宋画第一人”的李公麟，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此次展出的《三马图赞并引残卷》让人充分感受到他与李公麟之间的惺惺相惜。《三马图》是苏轼请李公麟所画。他非常喜欢这幅作品，甚至在被贬惠州时还随身带着这件宝贝。苏轼在欣赏这幅画时题下了长跋，即《三马图赞》。苏轼等人的跋与李公麟的画本为一卷，原为清宫旧藏，因流散出宫而被人撕毁，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两段残卷十分珍贵。苏轼的《题王诜诗词帖页》与王诜的《渔村小雪图卷》也是一段佳话。王诜是苏轼的至交，两人可谓难兄难弟。王诜本是驸马，却因乌台诗案受到苏轼的牵连被贬。他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山水画家，《渔村小雪图卷》是其难得的传世之作。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文人逸士向往的山林隐逸生活，是北宋文人画“诗画一律”“得之于象外”的典范之作。苏轼的《题王诜诗词帖页》用笔浑厚遒劲，行文充满感情色彩，一看便知是为知己而作。“世间何来墨竹”苏轼的书法以及艺术鉴赏水准无疑是一流的，他自己的绘画也是独树一帜，并对中国绘画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可惜其传世且可靠的绘画作品少之又少，只有现存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和几年前拍出天价的《枯木怪石图》。尽管此次展览没有苏轼的绘画真迹亮相，但了解他的绘画对于理解其艺术理念极为重要。苏轼爱画墨竹、树石，也画山水、人物，甚至还画草虫、禽鸟等。除墨竹一种外，苏东坡的绘画都没有师承。他能够自出新意，独树一帜，靠的是天赋、修养、意趣与襟怀。苏东坡作画的速度很快，且常在酒后。他画画追求“大抵写意，不求形似”，笔下的墨竹有时会一根通天。好友米芾问他：“为什么不分节？”他答：“竹子也不是逐节生长的。”他还曾用朱笔画竹。有人问：“天下哪有红竹？”他就反问：“世间何来墨竹？”苏轼画画显然不是为了描摹景物，再现自然，他是在“醉时吐出胸中墨”，借物抒怀。他孜孜追求的是物我交融、物我合一。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邵仄炯副教授认为，在苏轼生活的北宋年代，中国画的技能、品类经历了晋唐五代的传承，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宋代绘画以格物之精神搜妙创真，将中国画的写真发挥得淋漓尽致。自苏轼开始，文人不仅通过诗赋、文章、书法来抒发情感、完善人格，绘画也成了一种重要的表达手段。苏轼、米芾倡导的士人画后称文人画。文人画不是简单的文人和画的组合，而是以创意风格和独立的精神体现出了中国文化的高度。以苏轼为首的文人画家转变了宋画写真精工的院体格局，找到了文人表达心性与自由的新语汇，中国画从此有了写真和写意的双翼，得以自由地翱翔。苏轼倡导的文人画不是古木、竹石或梅兰竹菊的不断重复，也不仅是在画上题字赋诗，而是以一种前卫的精神、创意的方式来抵御保守和僵化的思维，从而保持艺术的纯粹与生机。

陈俊珺

2020-10-16
遗爱千载“苏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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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宋文豪苏轼熙宁十年(1077年)由密州(山东诸城)调任徐州知州，到达不久，黄河决口，苏轼日夜巡守，率民军挡水。水退后，为避免徐州再遭水害，苏轼奏请朝廷拨款在徐州筑堤固岸并建黄楼。黄楼始建于徐州城东门城楼上，元明时期迁建于城东北隅，清代多次维修，毁于战乱；1988年，重建于庆云桥东故黄河南岸。“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为庆祝黄楼落成，苏轼于元丰元年重阳节广邀名人故友，在黄楼赋诗作画。黄楼聚会吸引了王巩、颜复、道潜等文坛大咖。苏轼作《九日黄楼作》，苏辙、秦观虽不在徐州，也都作了《黄楼赋》，陈师道作《黄楼铭》，黄楼聚会堪称徐州历史上的一场文坛盛事。黄楼因苏轼之名，而成为后世文人墨客到徐州必游的风景胜地。本期专题以黄楼为座标，追念苏轼的文化贡献和徐州印迹，特邀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的两位专家为读者解读苏轼“宁为民碎，不为官全”的民本思想和自由适意的山水情怀。“黄楼时期”及其地标意义◎徐新民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彻底的民本主义者，高尚的道德家。他在宦海沉浮、坎坎坷坷的一生中，建立了三座不朽的丰碑：一是以徐州黄楼为代表的民本功业丰碑，二是以黄州“两赋一词”为代表的文学丰碑，三是以完美人格为代表的道德丰碑。历史上，徐州先后经历过5次黄河泛滥的灾难，其中4次徐州城被洪水吞没，只有苏轼知徐期间的抗洪取得完胜，并建黄楼以纪念，所以林语堂把苏轼知徐时期称之为“黄楼时期”，以彰显他的民本功业。民本思想源于夏商，发展于西周，形成于春秋。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的兴亡更替和改革成败的经验教训，无不与是否处理好“以民为本”有关。创业者、兴旺者，无不因“顺民意”“行民本”而成功；而守业者、败亡者，无不因政治腐败、“逆民意”“损民本”而失国。整个中国历史的“周期率”演变过程盖源于此。苏轼自幼熟读以儒家为主的百家经典，民本思想就像源远流长的江河湖海，流淌在他的血液里，浸透到他的骨髓里。苏轼的民本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有事实，又有数据，理论上还有突破。他的许多“劝谏”的文章，都是揭露时弊为民请命，都是经过实地调查研究后直接向皇帝发出的一件件“诉状”、一篇篇“调查报告”、一条条“改革措施”、一句句冒犯天颜的“讽谏”。因此，苏轼是我国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笔者概括为“三观”“九说”。所谓“三观”，一是爱民观，二是重民观，三是民生观。所谓“九说”，一是“君从民主”说，二是“君王累卵”说，三是“君舟民水”说，四是“富民强国”说，五是“休养生息”说，六是“丰年凶年”说，七是“谏罢官榷”说，八是“减免积欠”说，九是“论盗医囚”说。这里只重点论述其中的“君从民主”说。宋嘉祐六年（1061），苏轼26岁，参加应制科考试。所谓“应制科考试”，是朝廷选拔高级人才的最高考试，皇帝亲自主持，是宋代科举考试中最高一级的选拔考试。苏轼在《御试制科策》中说：“天下者，非君有也，天下使君主之耳。”大道至简，这是苏轼民本学说的经典之言。意思是，天下是人民的，而不是君主的。君主是人民让他来为人民办事的。所以苏轼在《策断》中又说，人民对于国家“实执存亡之权”。在天命神授、皇权至上的封建时代，竟敢在皇帝主持的考场上，直率地申述了自己的观点，可谓大智大勇、胆识过人。与马克思所说的人民是“主人”、管理者是“公仆”之说并无二致，但比马克思的“公仆论”和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早了800年。古今同心，异域同理。苏轼是伟大的先哲，对“民主”的理解和解释是超前的。这是苏轼思想的光辉，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苏轼的民本学说是在同王安石的论战中发展和提高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从宋熙宁二年（1069）变法到宋元祐初年（1086）废除新法，前后16年，以失败而告终。为什么？首先，看王安石的农业改革。推行《青苗法》是王安石农业改革的主要措施，其实就是国家以贷款为名，用高达40%至60%的年利率向农民征收新税。富豪之家根本无需贷款，需要贷款的还是一般穷苦百姓，他们是难以承受这种高息贷款的，受害最重的还是穷苦百姓。《青苗法》还规定，五户或十户结为一保，借户逃亡，保户要分摊赔偿。地方官以多贷为功，不管民之贫富，强行“抑配”（摊派）。贫者借钱后无力偿还，官吏索要，则逃离四方；富者还要承担“联保”责任，“独偿数家所负”。这样，“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其次，看王安石的经济改革。王安石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是推行《市易法》。所谓《市易法》就是国家低价收购滞销货物，让商贾贷款或赊货，国家按规定收取息金和交易费，并让行户以田宅、金银等财产为抵押。如果拖欠本息不能偿还，其抵押产业就要被没收拍卖。为了收回这些欠款，官方还招集一千余人催欠。白天“差人监逐”，夜晚“公行寄禁”，对欠户“榜笞摔缚”，民不堪命。再其次，看王安石的役法改革。王安石变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实行《免役法》，“以钱代役”，百姓向政府上缴募役钱，政府用这笔钱去雇人来服役，但在实施过程中却违背了改革的初衷，征收免役助役钱时，增加了高达20%的免役“宽剩钱”。名之曰是为了“备荒年”，实际上年年征收，与“常赋”无异。国家通过《免役法》所得款项甚至超过了《青苗法》所得。王安石变法的结果到底如何呢？据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记载：变法后，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20年之用”。各州县税收，层层加码，作为地方政府经费，“可以支用24年”。王安石变法确实达到了“富国”的目的，但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宋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调任杭州太守。这时，从变法开始算起也有20个年头了。而变法的后遗症也日益显现出来。苏轼在给朝廷的奏状中，列举了王安石变法期间饿死人的一组数据：《乞赈济浙西七州状》：“熙宁中，饥疫人死大半”；《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熙宁之灾伤……本路死者五十余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熙宁八年，两浙饥馑……卒死五十万人”；《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民间有钱，尚因无米饿死四十万人；《乞将上供椿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接续粜米劄子》：“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奏准南闭粜二首》：“熙宁中……浙中饿死百余万人。”仅仅两浙就饿死这么多人，其他地方还未统计在内。北宋时期全国总人口大约7000万到8000万，而饿死这么多人，这个数字及其所占的比例是骇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从以上史料不难看出，王安石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君（国）本主义”者，执行的是一条“损民”的路线，从百姓身上榨取的大量血汗，大大助长了官僚的贪污腐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加速了北宋的灭亡不是没有道理的。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轼坚持“以民为本”的一贯性、坚定性、原则性、求实性。而黄楼就是苏轼在徐州、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民本地标。亲民太守遗爱千载◎陆明德苏轼进入徐州后写的第一首诗，开头两句就是“此身无用且东来，赖有江山慰不才。”（《徐州送交代仲达少卿》）表达了这位大文豪对徐州山河的第一印象：本人不才，但徐州江山胜美，足以抚慰我、弥补我、鼓励我。“彭城佳山水，鱼蟹侔江湖”（苏轼《与司马温公书》）。这是苏轼对徐州山水的总体评价。任职两年中，苏轼以民为本，敢于担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的足迹踏遍了徐州的山河大地，留下了365篇诗词文赋，其中以山水为题或内容涉及山水的诗文约有134篇。徐州是座山城，市区有大小山头108座。苏轼在徐州游览过的山有云龙山、桓山、泉山、北山、荆山、楚王山等。苏轼在徐州游览过的水有：汴水、泗水、饮鹤泉、雾猪泉、石沟湖、祈雨石潭等。上述山水之中，分布苏轼亲身游历并赋诗点赞的30多处遗迹。根据诗文记载，苏轼在徐州游览最多的水是汴水与泗水。古汴水发源于河南荥阳附近，经开封、商丘至徐州与泗水交汇。南宋以后，汴水为黄河取代。目前市区北面的一段故黄河，就是古汴水的旧河道遗址。古泗水发源于山东蒙山，经泗水县、曲阜、兖州，向南流经徐州，与汴水交汇后，向东南方流经下邳、泗阳后汇入淮河。南宋以后，黄河夺泗入淮，流经徐州城下六百多年。目前市区东面，北起坝子街，流经奎山脚下，一路向东南的这段故黄河，就是古泗水的旧河道。苏轼任职期间，多次带领属下与来访嘉宾，游览汴水与泗水，或河边散步，或泛舟冲浪，或筑亭种柳，或访古寻幽，撰写诗文数十篇。请听：“河从百步响，山到九里回。山水自相激，夜声转风雷。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秋月堕城角，春风摇酒杯。”（引自《送郑户曹》）“彭城古战国，孤客倦登临。汴泗交流处，清潭百丈深。故人轻千里，足茧来相寻。何以娱嘉客，潭水洗君心。”（引自《与梁先、舒焕泛舟，得临酿字，二首》）泛舟泗水，人们司空见惯。但在苏轼眼中，另有一番妙趣：“王定国访余于彭城，一日棹小舟，与颜长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北上圣女山，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时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伫立于黄楼上，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感慨之下，苏轼展卷挥毫，赋诗《百步洪二首》，成为千古绝唱。历经沧桑巨变，当年的百步洪已经渺无踪迹，但苏公笔下“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的奇妙景观，却永远铭刻在徐州父老心中。史载，苏轼先后十次登山访友，与张山人志趣相合，情深义重，并撰写诗文12篇：《登云龙山》《过云龙山人张天骥》《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游张山人园》《放鹤亭记》等。其中的《放鹤亭记》记亭述鹤，亦文亦歌，情理兼备，超尘脱俗，清远放旷，崇尚隐逸，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被选入《古文观止》，成为千古绝唱。因苏轼的美文，在云龙山留下的遗迹有放鹤亭、饮鹤泉、招鹤亭、张山人故址、黄茅冈、东坡石床、苏步桥、杏花村等。云龙湖原名石沟湖，又名石狗湖、尔家川、簸箕洼。苏轼任职徐州时曾多次来此考察，将其作为退休后买田归隐之处。他在《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中说“卜田向何许，石佛山南路。下有尔家川，千畦种秔稌。山泉宅龙蜃，平地走膏乳。”不久，苏公别徐调任，只能将这一美好愿望，深深埋在心里。悠悠千载，美梦成真，昔日的石沟湖变成了碧波万顷的云龙湖，成为徐州最具魅力的5A级旅游风景区。苏轼在此留下的遗址有尔家川、石佛山南路等。徐州时期是苏轼担任八州太守中政绩最辉煌的时期；徐州时期是苏轼诗文、书画快速成长、接近成熟的时期。如果说苏轼的民本思想与实践，为徐州创造了丰硕的物质财富，而苏轼的神来之笔，则为徐州留下了一坛享用不完、越品越香的老酒。在其笔下，古彭山川溢彩，草木生辉。云龙山名扬天下，燕子楼展翅欲飞。圆菏泻露，曲港跳鱼。放鹤亭灵光闪烁，泗水河吐雾喷云……苏轼在徐州的山水诗文，体现了他酷爱山水、拥抱山水、赞美山水、参悟山水、绿化山水、治理山水的博大情怀。正如他在《赤壁赋》中所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虽然别徐而去，但他歌颂徐州山水的诗文是日月之精华、山河之灵气，是徐人世代享用、千秋品读的“无尽藏”，是我们今天创建生态城市、宜居城市的文化宝库。稿件统筹/张瑾图/徐报融媒记者孙井贤（部分图片由陆明德提供）“读城·徐州文脉”何处是徐州？徐州，一座拥有5000年文明史和260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徐州中轴线，则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空间，是承载着这座城市厚重历史文化的脊梁。北起黄楼，南到泰山路，这条约5公里的人文曲线串连起彭城千年历史风云和城市变迁，凝聚了运河文化、红色文化、汉文化、彭祖文化的核心元素，也构成了千年徐州文脉的基底。本报新栏目“读城·徐州文脉”，将陆续刊发“徐州中轴线”系列专题，回望历史、聚焦当下、解锁未来，通过考古、人物、园林、美食等板块，深度读城。本期专题解读“黄楼”，下期聚焦“文庙”，敬请关注。在徐州老城区，有一条贯穿市中心南北的中轴线，从黄楼起向南经黉学巷到彭城路，再到云东一道街、泰山路，纵贯城区核心地带，绵延5公里。紧邻中轴线两侧的人文景观中的运河文化、红色文化、汉文化、彭祖文化，构成了徐州千年文脉的基底。

孙井贤

2021-11-29
四川眉山：全力打造环成都文旅经济带新兴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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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眉山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在当地召开。会议传达了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对当前形势下文旅经济发展形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眉山人文资源底蕴深厚，东坡文化、彭祖文化、竹编文化源远流长；这里生态资源得天独厚，位于大峨眉旅游圈内，是上佳的生态康养旅游目的地。坐拥如此厚重的自然和人文资源，眉山市近年来大力发展旅游业，取得瞩目成绩。尤其是今年以来，眉山市大力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下一步，该市还将乘势而上、抢抓机遇，努力开创眉山文旅发展新格局，全力建设环成都文旅经济带新兴增长极。文旅融合成效凸显接待游客3010.4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4%；实现旅游总收入269.44亿元，同比增长18.48%，完成目标任务的60.05%……半年之际，眉山旅游交出了这样的答卷。眉山的旅游经济保持了如此高速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迸发出的新活力。今年1月下旬，“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工匠精神”纪念苏东坡诞辰982年寿苏会暨眉山市第二届民间文化技艺广场汇活动举办。活动期间，精湛的民间技艺和多项非遗技艺展示、非遗产品展销吸引了数十万人次远近游客和眉山市民慕名而来，在促进眉山文化传承发扬的同时，有力拉动了旅游消费。上述活动只是眉山加速文旅融合发展的案例之一。在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过程中，该市始终坚持规划引领。今年以来，《眉山市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18—2035）》和《眉山市全域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加快编制，其中均把文旅融合作为一大重点；《眉山市文化和旅游业“十四五”发展规划》也已启动前期工作。作为眉山文旅融合的窗口和形象，三苏祠是文旅精品打造的一大重点。今年以来，该市多管齐下，全力做精三苏文化，启动了三苏祠博物馆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作，力争以此为核心推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旅游经济的发展。文创产品的开发也是一大亮点。以苏东坡最具影响力的画作——《潇湘竹石图》为核心元素，眉山设计开发出茶席、直尺、书签、电脑包、手提袋等产品，连同三苏祠东园碑廊的拓片文创和“东坡飘雪”文创茶等产品，在2019四川旅游商品大赛上一举斩获金奖；彭祖卡通公仔彭祖祖常系列文创产品、竹手表荣获银奖，洪雅瓦陶茶具系列荣获铜奖。文创产品的极大丰富，不仅让眉山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也有效延长了旅游产业链条。重大项目引领发展要让文旅经济实现快速、健康发展，文旅重大项目的支撑必不可少。在这方面，眉山可谓优势明显、潜力巨大。在彭山区青龙镇，未来将呈现出一座集童世界乐园、国际会展中心、演艺中心、运动中心、婚礼庄园、欧式城堡酒店于一体的综合型游乐世界。该项目由恒大旅游集团投资打造，总规划占地2585亩，总投资不低于300亿元。“恒大童世界”只是眉山若干文旅重大项目之一。当前，眉山市在建重点文旅项目19个，计划投资2109.3亿元，中法农业科技园、中日国际康养城、石佛生态湖畔、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综合开发、丹棱国家乡村公园、青神国际竹艺城等在建重大项目稳步推进；黑龙滩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中国彭祖国际健康养老养生文化城、瓦屋山国家森林公园生态旅游整体开发建设项目、恒大童世界、乐高乐园等5个项目均已纳入100个四川省级重点推进项目。今年上半年，眉山市再度完成文化旅游项目投入51.5亿元，占全年目标任务的51.5%。与此同时，该市通过系统梳理，确定了54个储备签约项目，计划投资4056.3亿元。围绕项目建设，眉山市拟定了一系列有力举措，全力确保重大文旅项目有序推进。首先，该市将文旅发展重点项目纳入市领导联系指导工作机制；其次，成立了文化旅游产业专项推进组，负责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工作；同时，将文化旅游产业项目推进情况纳入主动作为创一流目标绩效考核，切实兑现奖惩……四川省旅游业界人士一致认为，眉山毗邻成都的区位优势明显，一系列文旅重大项目均是高点起步，投入运营后极易形成“爆点”，为当地文旅经济带来爆发式增长。坚定信心阔步前行日前召开的眉山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无疑为全市进一步加快发展文旅经济坚定了信心。的确，眉山不仅拥有东坡文化的韵味、美丽宜居的生态、垂涎欲滴的美食，还坐享紧邻成都、靠近机场的地理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文旅经济可谓“正当其时，大有可为”。“我们要力争到2023年，使全市旅游总收入突破千亿元大关。”面对新形势和新机遇，眉山市委书记慕新海掷地有声。目标既定举措随行工作机制方面，眉山市将建立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统筹相关部门定期研判、分工推进；将建立规划统筹机制，整合串联全市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东坡故里、森林度假、竹编泡菜等10条精品文旅线路；将创新市场运作机制，邀请专业团队，整体策划包装“东坡文化”IP；要创新财政激励机制，制订完善一系列创建奖补支持办法；要创新服务供给机制，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补短板“三年行动”。公共服务方面，眉山市将构建“快进慢游”的交通网络，一方面深入推进“千亿交通大会战”，提供便捷的可进入条件；另一方面配套建设健身观光步道、骑行绿道、游憩观光廊道建设，打造宜居宜游的“慢行系统”；将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提供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服务；将推进文化综合执法改革，加强旅游景区执法队伍建设，实施旅游企业“黑名单”制度，确保服务水平大幅提升。项目建设方面，眉山将进一步加快推进已签约重大项目建设，力争迅速形成新动能、新增量；同时瞄准国际国内知名文旅企业、文旅集团，再引进一批文旅大项目。新业态打造方面，眉山将依托深厚的东坡文化，突出“研学游”；依托中国泡菜食品国际博览会、国际（眉山）竹产业交易博览会、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等品牌活动，突出“会展游”；依托彭祖长寿文化、养生文化以及中日国际康养城、恒大养生谷等项目，突出“康养游”。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新形势下，眉山市将全面贯彻落实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精神，坚定信心大力发展文旅经济，使其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白骅伍小花）

2019-08-07
苏轼作词唱和的　章楶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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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萍踪章楶一苏轼有首《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次韵是按照原韵和用韵次序所进行创作的诗或词。此词咏杨柳工巧浑成，极尽杨花（即柳絮）“天然去雕饰”的柔曼。且采用拟人的艺术手法，将生命赋物入景表现得细腻无痕，情调缠绵悱恻，反映了苏词婉约的一面，成为咏物词史上“压倒古今”的名篇。什么好词能让苏大学士怦然心动为其和韵？想必作者也是非等闲之辈。章楶（1027-1102年），字质夫，福建浦城人。他是“词有织绣功夫”的诗人，政绩卓著的能吏。他的那首原作《水龙吟·杨花》：“燕忙莺懒花残，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呼起。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渐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描摹中的杨花如影随形，暗香浮动的轻灵令心魄微颤。苏东坡有感而和，他们起承转合的《杨花词》堪称合璧，春风化雨传遍大江南北，惹人喜爱竞相翻唱最流行的“水龙吟”，引发百家争鸣“骚人搁笔费评章”。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说：“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元唱；章质夫词，元唱而似和韵。”这两首相得益彰的词，当属无以超越的唱和经典。章楶与苏轼的结识始于嘉祐二年（1057年）。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作《章质夫寄惠崔徽真》诗；元丰元年（1078年），苏轼为章楶写《思堂记》；著名的杨花词和韵作于元丰四年（1081年）；同年末，苏轼应章楶求请琵琶词，作了《水调歌头》。二人在湖北和广东过从颇多。苏轼被贬湖北黄州，章楶提点湖北刑狱，元丰九年（1086年）他们在武昌会晤；苏轼放谪广东惠州，章楶兼知广东广州，两地相距300里；《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讲的是章楶资助苏轼生活的故事；章楶作《广州府移学记》，其中有绍圣三年（1096年），苏轼侍妾朝云去世的《简》。可见苏、章之间的友谊。二章楶出身于世宦家族，是“八闽第一相”章得象的堂侄。他才兼文武，治平二年（1065年）进士，授知陈留县，迁京东转运判官、提点湖北刑狱、成都路转运使等职，北宋后期是叱咤西域的御夏名将。宋神宗在位十八年，曾多次对西夏用兵，接连失败含恨而终。高太后垂帘听政，“割地以纾边患”，然“夏人得而不有，侮慢如前”。哲宗小皇帝“起立变色，怒”，但北宋只能忍气吞声。宋哲宗亲政后，“恢复熙宁、元丰之意”，废“弭兵”强纲军事。元祐六年（1091年），章楶任环庆路经略使（军事长官）期间，施行“独固高割削成城”，“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他提出“西夏嗜利畏威，不予惩艾，边不得休兵”，上疏“浅攻进筑”，即在边境筑城，“据形胜以逼夏”。哲宗准奏并命名平夏城以示决心。章楶奉旨承造，仅用二十多天，一座工事化的平夏城在石门峡要塞拔地而起，又筑九处三角防形拱卫的寨堡，完成“坚壁”备战又有效地保境安民。绍圣四年（1097年），章楶时领泾原路经略使（前线指挥官），在坚固的平夏城迎战西夏“倾国力来犯”。宋军以“斩杀三千，俘虏数万”，缴获梁太后帅印，旗开得胜。战利品呈献御前，哲宗“夙夜把玩不已”。平夏城的意义，就是塞外长城般的屏障，遏制西夏东进，更是一把插入腹地百里的尖刀，西夏视为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山雨欲来风满楼”，大战箭在弦上。元符元年（1098年），梁太后与西夏皇帝李乾顺亲率三十万大军，“绵亘百余里，俱为西夏营寨”，布下夺城的阵势。“高车临城，填壕而进”，难越雷池半步。夏军久攻十三个昼夜不下，军心开始涣散。此时狂风骤起，遮天蔽日，把飞石激火的攻城战车“铁鹞子”摧断。夏军阵脚大乱，“自相腾塌”，在宋军城头箭石炮火直捣下死伤惨重。见大势已去，“梁太后恸哭而返”。宋军挟千载难逢的战机，展开一场绝杀行动。章楶传令遣伏的轻骑奇袭天都山，“伺间以击其归”，统三路精锐合围葫芦河川，“预毒于牛圈潴水，夏人马饮者多殁”。宋军“战益历”扩大战果，聚歼驸马都尉罔罗，中军主将仁多保忠只身逃脱，斩首级二万，擒获统军嵬名阿埋、监军妹勒都逋，“尽俘其家，虏馘三千余，牛羊十万”，“夏主震骇”。哲宗接到捷报，亲临紫宸殿授贺。“楶立边功，为西方最”，升任枢密直学士、龙图阁端明殿学士、进阶大中大夫。平夏城之战仅以五万守军、两万援军，大破数倍于己的西夏大军，一举扭转了两国的军事格局，是对外战争中辉煌的一战。北宋终于掌握了决定胜负的主动权。“夏自平夏之败，不能复军，屡请命乞和。”章楶乘胜迫使西夏签城下之盟，把割去的米脂、浮屠、葭芦、安疆四地归还，向北宋称臣纳贡，“哲宗亦为之寝兵”。《古今纪要》评价章楶：“泾原四年，置州一，城砦九，夏不能复，军绍胜。”章楶具有战略家的眼光，当机立断的执行力，而且长于作战指挥和战术运用，所发明“堡垒配合浅攻，纵深突袭交替”的“章法”，是实战西夏骑兵的制胜利器。章楶生活清俭，赴任成都转运使时，未带仆从，自驾匹驴，驮着妻儿行李，跋涉于崎岖蜀道。作风平易近人，“不私援党”，体恤下属，知人善用，举才不问出身。西夏降将等愿服麾下，更有民众拥戴，兵将俊杰在位。章楶无论是文才、人品、为官，还是保江山，都集文武曲星于一身，在最缺少名将的北宋一朝，文官治军“一剑能当百万兵”，以完胜的战绩立不世之功，赢得青史留名。元符三年（1100年）新继位的宋徽宗，在文德殿召见年届七旬的章楶，加拜同知枢密院事（副相）。身后累赠右银青光禄大夫、太师、秦国公，谥号庄敏，应是至高褒奖这位闽籍儒雅的铁血英雄。（全文共2467字）

陈榕生

2020-07-05
苏轼给惠州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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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劝农图》雕像羊城晚报记者陈骁鹏通讯员王锭铨摄东坡在惠州上羊城晚报记者夏杨去过一个城市，总会留下一些直观印象，或清晰，或模糊。说到惠州，你最先想到什么？问过许多人，回答出入不大。那就是：苏东坡、西湖、罗浮山……苏轼，这位900多年前的宋代大文豪，当年因政治失意，被贬到惠州这个南方小城。从此，他成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代诗人江逢辰的这句话，概括出了惠州人的文化自信，那是苏东坡留给这座城市的千年荣光！第十届（惠州）东坡文化节（2019广东旅游文化节）今日开幕。此刻，让我们回望苏轼在惠州的身影，感受他留给惠州人的深远的影响……壹苦涩心境苏轼的惠州缘起苏东坡与惠州的缘起，说来真是五味杂陈。在中国文化中，苏轼是人气十足的大文豪，但他的人生却并不如意。因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仕途十分坎坷。他曾三次在朝廷为官，春风得意时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官至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失意时三次遭贬外放、颠沛流离，直到生命终结。千年之后回望这位历史伟人，仍令人唏嘘不已。想当年，从蜀地眉山走出来的青年才俊苏轼，凭着横溢的才华和崇高的报国志向，仕途也顺利了几年。不过，文人气质及其张扬的个性，终于以文获罪，因乌台诗案下狱，第一次跌到了人生低谷。政局变幻，元祐八年（1093年），掌权的北宋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这是苏轼又一段坎坷历程的开始。哲宗启用新党，尽逐元祐大臣。本就站在新旧两派之间的苏轼，难免遭受排挤。绍圣元年（1094年），在政敌报复下，苏轼被冠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贬为“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这一年他已经59岁，颠沛流离的贬谪路上，未免心情灰暗。那时的岭南，在中原人看来，瘟疫、瘴气流行，蛇虫出没。很多被贬谪、流放到岭南的文人、官员，都写下遗书、安排后事，打算着埋骨于此了。祸不单行，就在他前往英州的路上，再次被贬为“远宁军（今广东普宁）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一向豁达，但那一刻也未免郁闷。他在《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诗中感叹道：“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浔阳楼在江西九江，是当年白居易被贬官的地方。苏轼此刻想到白居易，可见其“天涯沦落”之感。南行路上，苏轼还想到另一位和他境况相近的“古人”，那是唐代的韩愈。当年韩愈被贬潮州，“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行于文字”（欧阳修《于尹师鲁第一书》）。苏轼郁闷、失望的心情，在《到惠州谢表》中流露了出来：“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不过，灰暗的南行路上，还是有一抹亮光的。虽然遭贬，但他毕竟还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一路上倾慕者不少。尤其在清远，他遇到了顾秀才。顾秀才热情地向他介绍了“惠州风物之美”。失意之人易满足，那一刻的小惊喜，已让苏轼溢于言表。他写诗记录：“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对惠州的“向往”使他开始有了陶渊明挂冠归隐的欢快，他还准备要去罗浮山寻访葛洪！在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之后，苏轼终于到达惠州。还没下船，热情的惠州人已聚在码头欢迎他。当时的惠州主政者詹范对他很不错，把当时接待朝廷官员的“合江楼”给他住。就是这样，惠州幸运地迎来了给本地文化带来无限荣光的大诗人。贰寄情山水西湖畔的乐与痛大文豪的到来，惠州另一个文化符号也开始闪亮，那就是西湖。向苏轼敞开温暖怀抱的，不止有在此地的官员，及淳朴善良的惠州人，还有风光秀美的惠州西湖。当时还不叫“西湖”，而叫丰湖。苏轼曾任杭州太守，杭州西湖的美名和大文豪的声名相得益彰，“水波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苏轼成就了杭州西湖，杭州西湖也成就了苏轼。多年后带着杭州西湖美好记忆的苏轼来到惠州，也倍感惊喜地喜欢上了比杭州西湖大两倍的惠州丰湖。他爱游山逛水，丰湖边留下了他密密匝匝的足迹。他不仅白天游湖，兴致一来，夜晚也出游。这写进了他的诗文：“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并诗云“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苏轼《江月五首（并引）》）后人云：“东坡到处有西湖”。惠州西湖的得名，其实就和苏轼有关。丰湖位于惠州老城之西，苏轼习惯地（也可能是故意地）称之为西湖。刚到惠州不久，他就在一次游湖后，颇带醉意地写道：“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赠昙秀》诗云：“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再后来他的诗文中屡屡出现“西湖”。既然苏轼都这么叫，惠州人自然乐见其成。南宋之后，人们普遍将惠州丰湖称为“西湖”。曾写出《东坡寓惠集》的明代大学者张萱诗云：“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其实在历史上，与惠州西湖有关的名人数不胜数，名声较大的就有杨万里、文天祥、黄遵宪、丘逢甲等，但要说对西湖影响最大，还是苏轼。清代学者黄安澜在其所著《西湖苏迹》中称：“西湖山水之美，藉（东坡）品题而愈盛。”当然，苏轼在惠州的日子也并不都是诗意的。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他的爱妾王朝云的病逝。在他被流放前，他的前两任妻子均已去世，王朝云名义上是他的侍妾，实际上是在颠沛流离中照顾他生活、给予他心灵慰藉的人。回想20多年前，苏轼和王朝云在杭州西湖上相识、钟情，将之收为侍女。如今在另一个西湖，斯人永别。他怀着内心的悲苦和孤独，将朝云葬在了惠州“西湖”边的“孤山”上。还有个不如意的事，就是善待他的主官詹范要调离，想着新来的地方官未必会对自己这么好，加上朝局变化，他几乎“心灰意冷”，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决心搬出合江楼，“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苏轼《迁居》）。白鹤峰的“苏东坡故居”，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是唯一有据可考东坡亲自筹建的房子。虽然地面建筑屡经破坏，但故址一直明确，至今“东坡井”等历史遗存犹在。叁民本情怀逆境中的赤子心苏轼是大名人，这不仅因为他的文艺成就，还有他的民本情怀。从青年到老年，从庙堂到乡野，他足迹所至，都尽心竭力为民众办事。苏轼在惠州时做了哪些事？目前公认的有几个方面。一是他帮助当地民众提高生产力。他看到当地民众的插秧技术和工具落后，就绘制插秧船图形，命工匠制造，加以推广应用。他在香积寺看到溪流落差较大，就设计了水碓水磨，给民众用来舂米、磨面，还研磨香粉。二是他看到民众缺医少药，便到处搜罗药品为人治病。三是想方设法化解当地矛盾，他向外界写信，通过自己的关系解决惠州军队抢占民房的事情。还有就是对惠州西湖的民生改造。惠州文史学者王启鹏在其著作《苏东坡寓惠传》中写到，苏轼到惠州不久，发现惠州城四面环水，民众出入不便，于是向主政官员提出了“两桥一堤”的惠民方案。不仅提想法，他还尽心尽力。为了筹钱，苏轼把皇帝御赐的犀带都拿出来了。他还写信求助远在千里之外的弟弟苏辙也捐出了御赐的黄金为惠州改善民生。现实中，惠州是苏轼的遭贬地，是痛失爱人的伤心地，但在苏轼心里，这里成了他的又一个故乡。只是，就在苏轼做好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要以此为家终老此地时，命运再次给他开起了玩笑。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次遭贬，这次是更远的海南儋州。苏轼走后，惠州人将他的房屋改建成了东坡祠，这成了后世惠州的人文地标。1101年，遇赦北返的苏轼，病逝于常州。晚年回望来路，他留下了“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之语（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他永远地走了，却把一段深情和爱恋，留在了惠州，直到今天！肆千年光芒文化的空前高度就像韩愈之于潮州一样，“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赵朴初语）；苏轼之于惠州的意义和影响，也是空前绝后、无人能及的。当然，带给惠州中原文化和影响的，不只有苏轼。但真正让惠州名扬天下的，还是苏轼。在这里，他不仅留下了东新桥、西新桥、苏堤、故居和朝云墓等遗情遗物，以及合江楼、泗州塔、嘉祐寺等一批因他的吟咏而名声大震的物化遗存，还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他才华横溢，所到之处必题写诗词。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写下了580多首（篇）诗词、散文和序跋等。其中最出名的，要数《食荔枝》诗：“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成了岭南风物千年不变的最佳广告词，至今脍炙人口！借苏轼之笔名扬天下的可不止荔枝。细心人统计，苏轼笔下出现过果蔬、花草、禽鸟、美酒、杂食等，有一些还反复咏叹。在古代，没有哪位作家能如此广泛、准确，充满感情地书写岭南山水风物和世态人情。苏轼好游，两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西湖各处，还有罗浮山、香积寺、佛迹岩、九龙潭瀑布等，岭南山水风物借着他的华彩文笔走出岭南，走向中原，走向帝都，走向中国文化深处。从此，岭南给人的印象，再不是蛮荒瘴疠，而是佳果飘香、人文丰茂！即便在他身后，苏轼的诗文，一直是岭南文化在中原地区传播的载体。原本不了解、不认可岭南的人，看到苏轼的激赏，也就有了对它做进一步了解的兴致。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还给惠州人带来了比肩中原地区的文化审美，惠州士子们从他伟岸的人格和优秀的作品中不断汲取思想能量，开阔了眼界和心界，逐渐树立起了延续千年的文化自信和进取精神。在苏东坡身后，惠州山水风物更添了灵性；他留下的敦厚待民、重教兴文的理念，沉淀出了惠州千百年崇文厚德、包容四海的文化风气。清代诗人江逢辰的总结很到位：“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是啊，自从苏轼来了惠州，惠州人的脸上洋溢起了自信的微笑。这种自信来自文化深处，这正是苏轼之于惠州的重大意义，也是惠州人世代景仰、感念苏轼的重要原因！苏轼的人生轨迹1036苏轼降生于四川眉山1054娶王弗1057中进士母丧；返家服孝1059举家前往京都1061任凤翔判官1064赴京任职史馆1065妻丧1066父丧；返家服孝1068娶王闰之1069返京任职史馆1071任告监管赴杭州，任杭州通判1074任密州太守1076任徐州太守1079任湖州太守“乌台诗案”发押解京师，入狱1080贬谪黄州1084往常州1085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1086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任杭州太守1091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1092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1093妻丧调定州太守1094贬谪惠州1097贬谪海南儋州1101北返往常州；逝世资料据《苏轼生平年表》制表/杜卉

夏杨

2019-11-22
苏轼家族墓地里面怎么没有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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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出土的苏轼后人墓砖。　　前些天,四川眉山公布了一项重大考古发现,确认了苏轼,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的家族墓地——苏轼之孙苏符墓葬大苏坟园,苏符之子苏山墓葬小苏坟园。消息一出,热度不小,可网民们的关注点似乎有点儿不一样:什么什么?苏轼的家族墓里竟然没有苏轼? 　　是的,苏轼的家族墓里确实没有苏轼。就好像那个笑话里说的:东坡肉里也没有苏东坡。那么问题来了:身为北宋士林领袖,堪称千古全才的苏轼,为什么没有遵照“落叶归根”的传统回到四川眉山?既然不在眉山,那苏轼的墓地又在哪里呢? 　　□邬邰 “苏坟园”葬的是谁　　11月19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眉山市文物局共同披露的眉山重大考古发现确认,“苏坟园”中的大苏坟园为苏轼孙子苏符墓葬,小苏坟园为苏轼曾孙、苏符之子苏山的墓葬。这一完整墓园结构被揭露,在四川地区是极为少见的。　　“苏坟园”是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修文镇十字卡村的一个小地名,据当地村民口中代代相传,这里是一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家族墓园。　　2018年12月24日至2019年4月5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考古队,对小苏坟园墓葬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并对周边进行了全面调查。　　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小苏坟园茔园建设规模较大,整体平面呈长方形,包括围墙、墓上建筑、环墉、墓室、墓前建筑、台阶、道路等部分,其余建筑被破坏,具体不详。整个茔园建筑在坡上分布,错落有致,顶部到底部高差为8.5米；平面布局呈中轴线对称分布,主要建筑设施位于中轴线上。　　根据墓砖铭文并结合相关的文献记载可以确认,“苏坟园”的大苏坟园为苏轼孙子苏符墓葬,小苏坟园为苏轼曾孙、苏符之子苏山的墓葬。苏轼决定在常州养老　　苏轼的家族墓里为什么没有苏轼?想要探寻问题的答案,还要从元符三年(1100年)开始说起。　　这一年,苏轼六十五岁。宋徽宗即位,神宗皇后向氏听政,已在儋州(今海南)谪居三年的苏轼终于遇赦北归。　　在贬居海南之前,苏轼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打野经验:四十五岁被贬黄州四年,五十九岁又贬惠州三年,加上海南这三年,人家已经是妥妥的北宋“野王”了。他在黄州研究猪肉新吃法,在惠州又将羊蝎子纳入食谱,到了海南更是将生蚝的美食地位推升到了历史新高度。可以这样说,打不死苏轼的都会让其更强大,看起来能做菜的,苏轼都会吃了它。　　然而,拥有如此强悍、稳定心态的苏轼,面对北归后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却犹豫起来——在哪里养老,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苏轼首先想到的是颖昌(今许昌),那里有和他一生忧患与共、不离不弃的弟弟苏辙。想当年,苏辙官至副宰相还毅然奔走在“捞哥”路上,手足情深自是不用多说。苏辙得知苏轼蒙恩放还后也不断地劝说兄长,希望他定居颖昌,实现兄弟组团养老的美好愿望。　　兄弟团聚固然好,可苏轼心中却有顾虑。他既担心自己这一大家子搬到颖昌会给经济本就不宽裕的弟弟添负担,又担心颖昌邻近汴京(今开封),万一政局上再有什么风吹草动很容易受到波及。毕竟一把年纪,折腾不起。　　颖昌之外,苏轼心中的另一选项是常州(今常州)。在苏轼的职场生涯中,常州的出现频率非常高,那里的山水人文也深深吸引着他。苏轼曾经两度在常州买房置产,当年为了定居常州还给皇帝写过申请书,贬官海南期间多数家人也居住在常州。可以说,常州是苏轼心中最理想的安养之所。　　选颖昌,可以实现兄弟间“夜雨对床”的美好夙愿；选常州,则是苏轼心之所向。两难间,真正推了苏轼一把的还是时局——向太后过世,朝中恐有变化。　　当种种不利的消息传到苏轼耳边后,他立即打消了定居颖昌的念头,决计在南方养老,就在常州。　　四川眉山,并没有真正出现在苏轼的养老计划上。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家祖籍河北栾城,自称“赵郡苏氏”,眉山只是占籍。　　苏轼的墓地,由弟弟苏辙定在郏县。　　既然苏轼最后决定归老常州,那他的墓地是选在常州吗? 　　并不是。　　苏轼一路舟车劳顿,在到达常州居所前已然重疾缠身。他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于是强撑病体给弟弟苏辙写信交托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于常州。遵照苏轼的临终嘱托,在苏辙的主持下,苏轼最终在河南郏县入土为安。为什么是郏县呢? 　　有人说是因为郏县的风光好,苏轼生前曾经多次路过那里,赞不绝口；也有人说是因为郏县的风水好,依山傍水,是理想的安葬地；还有人说是因为宋朝的高官去世后大都要葬在京畿或者皇陵附近以表忠义；更有人说是因为苏轼苏辙兄弟长期遭贬导致囊中羞涩,无力承担归葬眉山的费用。　　以上这些原因皆有些道理,但促使苏轼长眠郏县的最大原因却只有一个——苏辙。　　早在苏轼病重前,就在给弟弟的回信中对自己百年之后的归葬之所有了明确的表态:“墓地,弟请一面果决。”(《与子由书》)他将自己的身后事全盘委托给了最信任的弟弟苏辙,一切由他做主。　　二人商量之后,将墓地选址定在嵩山南麓。这一点在日后苏辙写给苏轼的祭文中也有印证:“卜葬嵩阳,既有治命。”(《祭亡兄端明文》)“嵩阳”,即河南嵩山以南。“治命”,指的是人死前神志清醒时做的遗嘱。　　苏辙在接受了兄长的嘱托后细细思量,结合时局与现实因素,最终决定将苏轼夫妻合葬于郏县。这里既有可与故乡眉山媲美的秀丽风光,又免去了时局动荡时归葬眉山带来的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距离自己定居的颖昌又不算遥远,便于祭祀。　　另外,郏县有小峨眉山可能也是原因之一。苏辙写的端明墓志铭里提到:“地虽郏鄏,山曰峨眉。天实命之,岂人也哉。” 　　苏轼下葬后,苏辙在祭文中写道:“虽非故乡,亲族不遐,勿畏勿惊。”(《再祭亡嫂王氏文》)这里虽然不是家乡,但亲人们离你不远,别怕啊。　　苏辙,做出了他能做出的最妥帖的抉择。　　苏轼去世十年后,苏辙在颖昌辞世,又五年,苏辙夫人史氏病故。苏家子孙按照苏辙生前遗愿,将他们也安葬在郏县苏轼夫妇墓旁。兄弟二人终于实现了当年“夜雨对床”的夙愿,再不用分隔两地。　　四川眉山苏轼家族墓中没有苏轼,但苏轼和苏辙却有彼此长眠为伴。血浓于水,人生尽头并不孤单。　　　　据“科普中国”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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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1
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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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1905年废除，共实行1300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熟、有效。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唐朝“行卷”和“公荐”对贫寒子弟有点不公平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仅考生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个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考官推荐人才。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声名远扬，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应诏入京，供奉翰林。这是推荐保送的路子。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这是自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鹤出身寒微、屡试不第，《投从叔部阙》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没有做官的亲友相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唯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宋转型。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第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试的资格，可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的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因礼部属于尚书省，故称省试。省试是三级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了考生的命运。省试通过后，就进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金殿上进行考试。通过皇帝的殿试，即可直接授官。由于殿试的主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可说是天子的门生。因此，宋朝的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不过，殿试以前也是要黜落人的。仁宗嘉祐年间以后，殿试不再黜落举子。殿试不再淘汰的原因，说法有多种。据说，有些考生在最后一关的殿试中没通过，归乡途中贫困潦倒、流离失所，甚至投水而死。皇帝感到怜悯，便让殿试只走程序，不再淘汰人了。朝廷重用厚待读书人推进文化普及社会流动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礼部省试主考官。第一场，作诗、赋各一篇，题目不详。第二场，作论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第三场，作策五道：一是《禹之所以通水之法》，二是《修废官举逸民》，三是《天子六军之制》，四是《休兵久矣而国用益困》，五是《关陇游民私铸钱与江淮漕卒为盗之由》。第四场，考帖经、墨义（近似今天的“填空题”“默写”或“名词解释”）。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嘉祐二年的这场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该榜共录取388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204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试举其要者：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之中。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巩官至中书舍人。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据《梦粱录》记载，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诗赋两科。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论一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一场，册一场。南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由于机缘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宋朝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努力回报宋朝。通过长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秀人才。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由此，全社会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这里，不妨编一首顺口溜以概括宋代科举制度的积极影响：户户有机会，家家尚读书。寒门出贵子，贫富共征车。（据《解放日报》）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难在宋朝科场竞争中取胜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的变化主要有：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入仕。南宋时期，连恶霸、黥吏的子弟及以屠杀为业者都准许应考。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私舞弊活动。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名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度”，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息。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考生光凭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已难以取得科第，只有扩大知识面、具备独立见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的科场竞争中取胜。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多空前绝后。两宋享国320年，共开科118榜，取士人数超过11万，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10倍多。其中，北宋取士总数约61000人，平均每年大约录取360人。元明清各代取士人数均不及宋代。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对较快。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取得做官资格，尚不能直接授官，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参加吏部铨选。若非高门出身，又无权贵施援，则难免沉沦潦倒。宋代科举，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要快。乞丐孤儿和书童皆可中进士做高官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修感叹“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书右丞退休。还有两位大政治家的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他先是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史书称，5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最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另一个是欧阳修，系家中独子。4岁丧父后，与母亲郑氏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也不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17岁时，首次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落，但有警句传诵。有个书童的故事更加励志。王淑是汪激的书童，侍候主人读书过程中耳濡目染，与汪激同时考中，同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王淑名次还在曾巩之上。这是“取士不问家世”和“寒门出贵子”的佳话。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校、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士人日常生活、婚事丧事如有急需，常可获得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救助。史料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驿券”。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出身望族和公卿子弟者最多，高达71%，小姓为13.1%，寒素子弟仅占15.9%。可见，唐代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狭窄，寒门确实难出贵子。而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533人中，布衣（平民）入仕者占比55.12%；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完全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机会。212

2019-08-01
归来仍是“少年” “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眉山分享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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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陈燕利杨鹏）3月21日，由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和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协办的东坡文化进校园——“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分享会在眉山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迎晓出席。“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唐宋八大家独揽三席，三苏父子携手写就中国历史上的一段文化传奇。为进一步推动三苏文化的宣传普及，扩大东坡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今年初全省“东坡文化季”活动启幕，系列活动陆续推出。2月4日，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立春当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正式启动“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9路记者沿着东坡当年的足迹，从首站眉山出发，分别前往河南开封、江苏徐州、湖北黄冈、浙江杭州、广东惠州、海南儋州、江苏常州、河南平顶山郏县等9个在苏东坡生命中留下重要印记的地方展开采访报道。整组报道历时近两个月，通过图文、视频、漫画、表情包、音频产品等，带读者沉浸式感受苏东坡跌宕起伏的一生。立春出发，春分回家。恰逢农历二十四节气的春分，参与“寻路东坡”大型人文采访活动的记者代表回到眉山分享了采访经历及感受。眉山本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文化沙龙，探讨了“寻路东坡”的启示意义，以及新时代东坡文化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分享会上，参会嘉宾共同种下来自9个寻访城市的代表树种，象征了东坡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当天，还举行了“寻路东坡”再出发启动仪式，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将与眉山等9座城市共同携手，打造“寻路东坡”知识挑战赛等系列产品，“寻路东坡”将永远前行。传承弘扬三苏文化、东坡文化，眉山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不断赋予东坡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广泛开展东坡文化进校园、进机关、进社区、进农村、进家庭、进企业“六进”活动，打造了一系列集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东坡文化特色品牌活动，东坡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陈燕利杨鹏

2023-03-22
苏轼“何须出处”的出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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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1057），苏轼（1037—1101）参加礼部考试的《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收入《苏轼文集》卷2）写道：《传》曰：“赏疑从与，所以广恩也。罚疑从去，所以慎刑也。”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何尧之不听皋陶之杀人，而从四岳之用鲧也？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其中的“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意即“皋陶将‘杀死他’说了三遍，尧将‘宽宥他’说了三遍”，而不是“皋陶说‘杀死他三次’，尧说‘宽宥他三次’”，所以不能点作“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围绕这句话，宋代至少有五位学者“接力”演绎了发生在苏轼与梅圣俞（1002—1060）、欧阳修（1007—1072）之间的一段文坛轶事，所谓“何须出处”的出处问题即在其间。一是赵令畤（1061—1134）的《侯鲭录》卷7指出：东坡先生召试直言极谏科时，答《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主文皆不知其出处。及入谢日，引过诣两制幕次，欧公问其出处，东坡笑曰：“想当然尔。”数公大笑。二是叶梦得（1077—1148）的《石林燕语》卷8指出：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三是陆游（1125—1209）的《老学庵笔记》卷8指出：东坡先生《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有云：“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为小试官，得之以示欧阳公。公曰：“此出何书？”圣俞曰：“何须出处！”公以为皆偶忘之，然亦大称叹。初欲以为魁，终以此不果。及揭榜，见东坡姓名，始谓圣俞曰：“此郎必有所据，更恨吾辈不能记耳。”及谒谢，首问之，东坡亦对曰：“何须出处!”乃与圣俞语合。公赏其豪迈，太息不已。四是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集》卷115《诗话》指出：欧阳公作省试知举，得东坡之文惊喜，欲取为第一人；又疑其是门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议，抑为第二。坡来谢，欧阳问坡所作《刑赏忠厚之至论》有“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此见何书？坡曰：“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退而阅之，无有。他日，再问坡。坡云：“曹操灭袁绍，以袁熙妻赐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何经见，融曰：‘以今日之事观之，意其如此。’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然予尝思之：《礼记》云：“狱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其称三谓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尧？五是龚颐正（1140—1201）的《芥隐笔记》“杀之三宥之三”条指出：东坡《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其间有云：“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梅圣俞以问苏出何书，答曰：“想当然耳。”此语，苏盖宗曹孟德问孔北海：“‘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准古，想当然耳。”一时猝应，亦有据依。（据《东汉孔融传》：“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以上五种记载略有差异。譬如直接向苏轼提问者，或作梅圣俞，或作欧阳修。更重要的是，苏轼的回答依次被表述为：“想当然尔。”“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何须出处!”“尧、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想当然耳。”在这五种表述中，“想当然耳（尔）”典出孔融（153—208）之答曹操（155—220），可以视作苏轼“照着讲”；“何须出处”虽是大白话，但可视作苏轼“接着讲”，而且更能刻画一代文豪的个性。就此而言，叶梦得笔下的“何必须要有出处”，被陆游简化为“何须出处”，实乃神来之笔。这五种记载以《老学庵笔记》的历史影响最大，所以“何须出处”最终成为苏轼这段文坛轶事的标识。所谓“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而“何须出处”，究竟有无出处呢？其一，依据叶梦得的记载，当事人梅圣俞“以为似《孟子》”。这是因为《孟子》13·35说过：“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其二，依据杨万里、龚颐正的记载，主人公苏轼说是“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这是因为《后汉书》卷70《郑孔荀列传第六十·孔融》说过：“初，曹操攻屠邺城，袁氏妇子多见侵略，而操子丕私纳袁熙妻甄氏。融乃与操书，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不悟，后问出何经典。对曰：‘以今度之，想当然耳。’”其三，杨万里同时认为：“坡虽用孔融意，然亦用《礼记》故事。”这是因为《礼记·文王世子》说过：“狱成，有司谳于公。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对。走出，致刑于甸人。”从故事学的角度看，一方面，苏轼原文当中的“皋陶为士”有点像《孟子》设置的那个场景，而“宥之”有点类似《礼记》那段对话里面的台词；另一方面，假托苏轼说的“想当然耳（尔）”吻合着《三国志》那句点睛之笔。但是，后人这样解决出处问题，会让苏轼的在天之灵满意吗？在笔者看来，《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也许早已给出了答案：“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既不是《礼记》《孟子》《三国志》，也不是其他典册与历史，而是亲亲仁民、博施济众、大象无形、穷神知化的圣人之意，方是苏轼心中的出处。唯有抓准苏轼那颗守正创新而又雄俊豪迈的人文心灵，人们才能鲜活地体悟“何须出处”这段文坛轶事。（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杨海文

202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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