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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叫我谁谁的儿子/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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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叫我谁谁的儿子/女儿”今年3月底，《红高粱》电视剧的改编权交给了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及近日作家叶兆言接受采访时为“文N代”大鸣不平等事，让“作家家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实，综观如今的文坛，子女继承父辈写作事业的并不在少数，且不少人已在文坛强势崛起。他们还被冠以一个名为“文二代”的标签，似乎印证着自己的成就承袭了父辈的“恩荫”。事实上，虽然作家后代出书时往往站在高起点上，更能引起文坛关注，但是新一代作家并不愿意与作家父母们扯上关系，他们的写作主题也与父辈存在着巨大差异。叶兆言为“文N代”抱不平至今自己仍被叫叶圣陶的孙子上个月，叶兆言的中篇小说《一号命令》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接受采访时大谈当前的文学环境和写作方向。但一说到自己的女儿叶子，他就开始为“文N代”大鸣不平。近年来，一群被称为“文二代”的新生代作家，在文坛强势崛起，比如李锐之女笛安、莫言之女管笑笑、苏童之子童天米、池莉之女吕亦池、赵长天之子那多、肖复兴之子肖铁、刘墉之子刘轩、郑渊洁之子郑亚旗等。而在高中就出版了《带锁的日记》、《马路在跳舞》等作品的叶子也是其中一位。对此，叶兆言表示他不认为女儿是小说家，至少现在还不是。他坦言自己女儿极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提父母，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文二代占了便宜，但也吃亏。别人的孩子出了一本书，旁人感觉了不起，文二代写了一本书，旁人会说‘才出一本啊’。其实我对此事感同身受，我自己就是个文二代、文三代。我已经出了100多本书了，可是那么多年了，别人介绍我时，还会说‘这是谁谁谁（指叶圣陶）的孙子’。你看，我那么多年‘装孙子’装惯了，很狼狈、很尴尬，因此很能体谅女儿的感受。”文坛常见“作家家族”子女不愿被父母的光环笼罩在当下，“作家的后人成为作家，文人的子女成为文人”，确实是比较常见的现象。除管笑笑外，一批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子女正活跃在当下文坛，这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应该是作家李锐、蒋韵的女儿笛安。笛安已出版了《西决》、《东霓》、《南音》、《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以及《妩媚航班》等作品，2010年获“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有大批的追随者。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11岁写成长篇小说《正在发育》，12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前期》等，并成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其母亲尚爱兰也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永不原谅》，散文集《数字美人》等。笛安年纪轻轻就得到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赞誉，很多人心里都会有个疑问，是不是受到父母的教导和指点呢？针对这个问题，笛安称，自己不喜欢在写作上跟父母扯上关系，因为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如果说作家父母对我有帮助，那只能说因为父母的原因，我从小就有了比较大的阅读量。平时我和父母谈的大都是些家长里短，很少谈文学，更何况我们的写作风格和想法都不一样。”也有很多人以为蒋方舟写作是受其母影响，但蒋方舟曾在多种场合澄清，她11岁写出长篇小说后，母亲才开始写作。其实，不仅是作家后代不愿意提自己的父母，作家父母们也不愿意自己影响到孩子的写作。池莉的女儿吕亦池曾告诉记者：“我妈妈并没有期待过我会走上写作之路，她一直认为我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创作题材迥然不同撇清关系写好自己的作品虽然在外人眼中作家后代占有很多文学上的稀缺资源，想要成功并非难事。但比起上一辈来，作家后代在写作上有自己的领域，他们多倾向于青春、悬疑等较为“时髦”的领域，而其父辈们的创作领域则宽泛得多，写作中往往偏重于乡村题材。这一点除了两代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以外，年龄和阅历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比如已故作家赵长天和儿子那多，一个是走纯文学的道路，另一个则在悬疑类文学市场中驰骋，差异之大不言而喻。文学评论家师力斌称，作家后代的作品经历了从网络写作开始，到畅销书出版或者青春杂志连载，最终到体制内作家、评论家的认可，这样三个阶段。作家后代的创作受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市场经济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独立的创作空间。同时，新生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了网络或者出版商，以提高作品的影响力。文学评论家白烨则对作家后代给予了较高的期待，他称，“作家后代接续着父母辈的写作向我们走来，但又带着他们自己的风度与个性风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浪推前浪，各自领风骚’,是当代文学的一抹亮光。”（综合）相关评论“文二代”是个伪命题因电视剧版《红高粱》第一编剧选定莫言爱女管笑笑，“文二代”一词再次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对“文二代”一说，我以为这是一些人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的结果，该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与可以继承父辈财富而成为“富二代”所不同的是，作家父母可能会在文学方面给予子女一些影响，但却很难成全子女成为“文二代”的。因为，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学创作才华不是物质财富，也不能像物质财富那样能够交棒、传递给子女的。宋朝时，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被称为“三苏”，其中以苏轼的文学成就最大。可事实上，苏轼是因为被贬流放寄情山水间才创作出千古华章的，他的文学才华也不是其父苏洵交棒和传递的。此外，我还想起鲁迅临终前的话：“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大文豪和大思想家鲁迅之所以留下这样的遗嘱，一定也清澈地认识到：文字功夫是不可交棒和传递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文二代”的说法呢？我以为，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傍爹啃老、坐享其成之事混淆了我们思考的视线，用“官二代”、“富二代”之说把我们的思维引到岔路上去了，糊里糊涂间，让我们忘记了文学才华是不可交棒、不可传递的。（章学锋）业内观点他们是时代文化的必然产物这几年，“文二代”现象一直备受瞩目。对此，北京含章行文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飞翔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新生代作家的悄然崛起是时代文化的必然产物，只不过有些被贴上了‘文二代’的标签，即使有这样的现象，我认为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他们继承的是父辈留下的文化。当然，因为生长的环境和时代不同，‘文二代’与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写作风格大多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改变也是创新，正是使他们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决定因素。他们因为生活的状态和阅历没有前辈那么深厚，短时期也不会有前辈那样深重的作品，这也很正常。”于飞翔还认为，没必要对“文二代”现象过多渲染，“虽然他们也一定会借助父辈的光环，但如果自己没有创作实力，终归还是昙花一现很快消逝”。相关链接这些作家后代1、管笑笑：文坛重量级作家莫言之女根据管笑笑的采访稿件，她受莫言的熏陶，从小偏爱文学艺术。2003年初，管笑笑的处女作《一条反刍的狗》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有记者采访此事是否与莫言有关，管笑笑回应：“出这本书，我并没有沾父亲的光。就算我是莫言的女儿，如果我写的是一堆垃圾，人家凭什么接受？”2、郑亚旗：“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子郑亚旗小学毕业后，在家接受“私塾式”教育。2005年创办《皮皮鲁》杂志并重新策划《皮皮鲁总动员》系列丛书；2010年，创建了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任CEO。3、童天米:著名作家苏童之女童天米是名少年作家，12岁时便出版散文集《我的钥匙你的门》，其父亲苏童为中国文坛重量级作家，著有《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等。4、戴萦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之女戴萦袅，四岁时即发表“口头文学”，在《小青蛙报》上发表两句诗，从小学起陆续发表习作数十篇，曾多次在全国及省级以上作文大赛中获奖。曾出版《话说本班男生》、《我们班男生》、《飞翔在童心世界》、《被磕疼的心》。《被磕疼的心》被媒体称为“一部很有才情的少女小说。”5、刘轩：知名励志作家刘墉之子刘轩以与刘墉合著的《奋斗书：刘墉父子谈人生》进入文坛，代表作有《Whynot?给自己一点自由》、《寻找自己》、《颤抖的大地》等。有媒体评论，相对于父之业绩赫赫，刘轩大有青出于蓝之潜质，使他成为台湾新时尚的代表。(综合)

2013-06-04
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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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圣元年（1094）闰四月三日，苏轼因“污诋圣考”“前掌制命，语涉讥讪”而贬知英州，在途中又被朝廷三改谪命，最后由原本为外放的地方官而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罪臣，在惠州度过了两年又七个月的岭海贬居生活。惠州时期是苏轼思想与创作的重要转型期。苏轼元丰二年（1079）首贬黄州，虽为罪臣，其恋阙之心并未泯灭。这次贬谪的岭南，远离京师，唐代以来就是流贬重罪之臣的首选地。他在惠州说：“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其七）此时作者已再无首丘之念，其佛、老思想的成分明显加重，主体身份已由在朝文官向在野诗人发生转变，其精神世界也由此经过了一次调整与重构。他比在黄州时更快适应了惠州的生活，对心态和情绪的控制已经游刃有余，内心世界较之前此已经平和很多，杜门养疴，登山览胜，或交结人物，都可以用来参悟人生。在《记游松风亭》一文中，他因“足力疲乏”，感悟“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迁居合江楼行馆后，他又说嘉祐寺“幽深窈窕之趣”和合江楼“廊彻之观”，其实各有其美，如“峤南岭北”，并无不同。其《跋所赠昙秀书》借昙秀“鹅城清风，鹤岭明月，人人送与，只恐他无着处”的答语，表达他已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在苏轼看来，得失本就是人生的常态，“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念念自成劫，尘尘各有际”（《迁居》）。唯其如此，岭南谪居，苏轼获得了诗意人生。《十月二日初到惠州》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食荔支》曰：“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纵笔》亦曰：“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南宋曾季貍《艇斋诗话》甚至载，苏轼的政敌章惇因不满其尚能享受《纵笔》诗中“春睡美”般的潇洒闲适生活，将其贬到更为荒芜遥远的海南儋州。其事未必然，但侧面反映了苏轼此时豁达的心境。苏轼在惠州能够消解人生苦难，成功实现主体身份与人生思想的转变，隔代知音葛洪与陶渊明两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前者晚年在惠州罗浮山归隐、炼丹与讲学，与苏轼有近似经历。苏轼将二人与自己并为“三士”，表示要“携手葛与陶，归哉复归哉”（《和陶读〈山海经〉》其十三），至于柳宗元，那是到儋州后，从友人黎子云处借观“柳文数册”，才将其与从中原带来的《陶渊明集》并列，“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其十一）。苏轼欣赏柳宗元的“南迁诗”与人生态度，对其政治思想并不认同。他对陶渊明的学习、唱和与敬慕，则是全方位、广角度。陶渊明一生五仕五隐，欲官则官，要隐则隐，没粮后就去乞讨，十分真诚。苏轼看重的正是陶渊明固穷守节、随遇而适的品性。他创作和陶诗，开创古代唱和亡者诗的先河，实现穿越时空的精神对话。其中作于惠州的47首和陶诗，既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内容，也成就了陶渊明宋代以后的盛名。苏轼在惠州的生活方式也效法陶渊明，自谓“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面对挫折，他潇洒应对，借地种菜、饮酒、赏花、品茗、游览、养生，谈经、研佛、觅句，样样都干。其《定风波》词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与一般南贬蛮夷之地者往往会流露出自身中原文化的优越感不同，苏轼反客为主，高调宣称岭南即我家。如果说陶渊明将庄子回归自然的哲学思想诗化，那苏轼就是将陶渊明的诗歌生活化，强调回归自我，强化诗人身份，从而为自己，也为中国后世文人找到了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我们肯定苏轼应对人生困境的典范意义，但有两个问题必须引起注意：其一，苏轼并不像一般读者所认为的生活舒适，没有烦恼，而是恰恰相反。苏轼在惠州有很多生活痛苦，其艰难程度远甚黄州。作者僻处瘴疠横行的蛮荒之地，痔疾加重，语言不畅，屡次申请的折支券（俸料）得不到批准，食口增多而经济拮据。“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可见其惧祸之心也不可能完全消解。他在诗词中不太宣泄这些情感，却在比较私密性的230多通书信中，不厌其烦，多次提及。如说“某近苦痔，殊无聊，杜门谢客，兀坐尔”（《与程正辅》其十二）；惠州“瘴疫横流，僵仆者不可胜计”，“某亦旬浃之间，丧两女使”（《与林天和》其十五），“老稚纷纷，口众食贫”（同前十二）。其二，苏轼与同贬岭海的韩愈在应对人生困苦时的态度虽然有别，但双方处穷而不移治世之心，却并无二致。《论语·泰伯》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苏轼寓惠期间，不在其位，也谋其政，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为民分忧。他充分利用与姊丈兼表兄的程正辅的特殊关系，关心惠州民间疾苦和地方建设。如帮助解决驻军用房与扰民、纠正米贱伤农的问题，倡议捐建东新、西新两桥一堤，督促博罗灾后重建并建议县令林抃推广秧马、水碓水磨等先进工具，建议惠州知州詹范“官葬暴骨”，建议广州知州王古修建自来水工程。在惠州所写的《荔支叹》一诗更是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杰作。由此看来，苏轼在实现主体身份转变后，并没有因“处江湖之远”而忘怀现实。惠州时期思想与生活的转变也引起了苏轼文学题材与风格的较大变化。清代曾经注释过苏诗的王文诰说苏轼诗风有几次大的转变，其中“绍圣谪惠州一变”。确然，苏轼晚年在岭海，诗文风格已由此前的雄放宏肆、议论纵横趋于质朴清淡、闲适从容。苏轼流贬儋州，在时间上与在惠州相接续，在诗文风格上亦承续惠州作品特色，再无较大变化。苏轼惠州诗文题材渐趋生活化与地域化，是其晚年创作除艺术风格外，最主要的两个变化。就其在岭南创作的诗词文来说，其内容多写莳花种菜、蓄药治病、友朋过从、山水游览等日常生活。他在惠州先后住过的合江楼、嘉祐寺与自己设计、营造的白鹤峰新居等住宅，就有如《寓居合江楼》《题合江楼》《题嘉祐寺壁》《记游松风亭》《迁居》《白鹤新居上梁文》等多首诗文曾予描写，载述颇详。爱妾朝云绍圣三年七月卒，作者创作有《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白发苍颜）等诗文，前诗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苏轼在惠州的朋友圈有官有民，有僧有道，还有隐逸的高士与前来拜访的客人，特别是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及詹范、方子容、周彦质、王古、林抃、冯祖仁、侯晋叔、程天侔、欧阳知晦等地方官员，既是苏轼精神上的知交，也是其生活上的主要帮助者。他们或陪伴苏轼登山临水，与苏轼诗酒酬唱，或馈赠其各类生活与医药物质。与他们日常交集相关的诗文、书启占苏轼惠州全部作品的相当大比例。语词的地域性选择亦是苏轼惠州诗文创作的显著特点。苏轼笔下之惠州山川秀美、民风淳朴、物产丰硕、气候特异，有着与巴蜀、中原迥乎不同的特征，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感与新奇感。他热情描绘、颂赞岭南风光，“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其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瘴疠、瘴海、瘴乡、瘴雾、瘴风、瘴雨、瘴云、瘴气、蛮菊、蛮风、蛮江、蛮讴、蛮村、蜑酒、蜑雨及蒸暑等带有明显岭南地域特色的意象，在其惠州作品中俯拾即是。枇杷、卢橘、杨梅、蛮果、荔子、龙眼、槟榔、桔柚等热带水果是苏轼在惠州的心仪食品，经其宣传，得到中原人民的普遍喜好与认同。西湖、罗浮山、东新桥、西新桥、苏堤、东坡祠、朝云墓、白水山、汤泉、合江楼、大圣塔（泗州塔）、嘉祐寺等苏轼诗文中或与其关联的景点或建筑，因此而得以留存、复活与开发，成为惠州灿烂的文化遗产。苏轼贬谪惠州，对他本人而言，是大不幸，但对惠州乃至整个岭南而言，不啻为一件难得的幸事。苏轼在惠州多次表示要搁笔，但据《惠州志·艺文卷》第四编《苏轼寓惠集》统计，他在惠州寓居940天，所作诗词、序跋、杂文、书启等多达587首（篇、封），从写作频率来看，应该高于黄州，更远高于儋州。苏轼给惠州带来文明智慧之光，是惠州历史文化的一张闪耀名片。晚清惠州诗人江逢辰在《东坡白鹤峰故居诗和杨诚斋》诗中自豪地说：“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轼的南贬惠州及所创作的众多诗文为惠州增添了无比丰富的文化底蕴；惠州是苏轼人生思想与创作转折的重要驿站，惠州时期作品由此成为读者走近苏轼心灵世界的极好标本。（作者：王友胜，系湖南科技大学教授）

王友胜

2022-05-14
王安石与苏东坡的恩怨人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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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苏轼从陕西凤翔回到朝廷那年,其妻王弗病逝,第二年,其父苏洵又去世；等他扶送父亲和妻子灵柩回四川眉山安葬,并为其父守孝三年之后,回到朝廷已是熙宁二年,王安石领导的变法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中国的发展将提前进入快车道。他那“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才,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和“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的经济思想,已经接近现代经济学原理,然而,历史的悲剧在于,当时几乎所有上层士大夫都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与反对派领袖司马光都是意志坚定、毫不妥协的政治家。反对派给王安石扣了三顶“政治帽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在儒学传统中是非常大逆不道的；然而,王安石却针锋相对地认领了这三顶“政治帽子”,以坚如磐石的“三不足”精神推行对帝国的改革。林语堂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二月全面推行变法,苏轼于同年五月就作《议学校贡举状》进行反对；熙宁四年二月,又作洋洋万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苏轼的正面主张属于老生常谈,但其总结历史、分析时事却纵横捭阖、雄辩滔滔。——钱穆先生就指出过这一点:苏东坡的建设性意见几无可取,但他的批判性语言却才华横溢,非常富有感染力。宋神宗的改革决心都几为苏轼的笔头所动摇。然而,此时王安石仍能忍耐苏轼。支持改革的御史谢景温曾风闻举报苏轼葬父途中贩运国家专营商品,按照人治社会的潜规则,王安石想趁此拿下反对派急先锋也在政治情理中,司马光也对王安石搞过几次“政治小动作”,然而在查无实据之后,王安石却没有动苏轼一根汗毛。直到苏轼做主考官,出题影射王安石利用宋神宗的信任独断朝纲,越过了政治争论,属于离间君臣的“政治阴招”了,王安石才下决心把这面反变法旗帜罢出朝廷。熙宁四年四月苏轼是开封府推官,被贬为杭州通判,相当于副市长,在行政上是平级的。此后,王安石执政期间,熙宁七年苏轼还升任密州知州,熙宁九年又迁徐州知州。从在密州所写《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来看,这个时期,苏轼仍然充满政治激情。六到熙宁九年,王安石前后八年两度为相,他以其政治家的智慧和毅力,挺立在朝廷惊涛骇浪的风口浪间,顽强推行自己富国强兵的宏伟改革,直到耗尽最后一滴心血,才激流勇退,归隐钟山。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手扶爱子的灵柩,与老妻吴氏一起退隐到钟山白塘。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在《泊船瓜洲》中所写的愿望终于实现,他与明月一起回到了钟山。他像当年设计北宋帝国一样设计自己的园林:几间与山野农舍相似的房屋十分简陋,据《续建康志》记载,也就“仅蔽风雨”而已,而且开放得连一道围墙都没有,有人出于安全考虑,劝他还是筑一道围墙,王安石没有采纳；王安石以“唐宋八大家”的书生情怀,把园林修建得充满“寻山问水”的文人之美——他担土为丘,凿地为池,还种植了三百多株能够迅速成林的楝树,中间杂以山桃溪杏……多年积水为患的卑下之地,王安石因势利导引水为渠,使之与江宁河相通,他每去江宁,便可雇乘民间小船泛水而至。从白塘到江宁东城,与从白塘到钟山距离相等,都是七里,所以王安石把自己的园林称为“半山园”。王安石辞相退隐时,宋神宗为了使他晚年能过一份富贵日子,让他以“使相”之名兼任江宁知府,然而,王安石在“半山园”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就辞去了“使相”之名与江宁知府,完全“裸退”下来。辞别京城时,宋神宗曾经送给王安石一匹好马充当脚力,回江宁后,王安石又买了一头驴。王安石游山玩水总是或骑马或骑驴,从不坐轿；有人向他建议,年纪大了应该坐轿,骑马骑驴不安全,王安石却说坐轿子是拿人当牲口,不习惯。元丰初年,王安石的马不幸死了,他便专门骑驴,还雇了一位老兵给他牵驴。有一次,《清虚杂著》作者王定国恰巧碰见王安石骑驴而出,便上前问他准备去哪里,王安石回答:“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前,就随老兵牵到哪里算哪里,如果牵驴的老兵在后,那么就由驴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另外的情形是:王安石想走则走,想停则停,或者坐卧于松石之上,或者到山间农家访问,或者去南边的定林寺读书写作。王安石的口袋里经常带着书,他或者在驴背上背诵,或者在驴背下浏览。他口袋里还装着十多个烧饼,如果走饿了,便找个地方坐下来,王安石吃烧饼,然后老兵吃烧饼,再然后是驴吃烧饼。有一年盛夏,王安石在钟山骑着黑驴漫游,提刑李茂直前往山中候见,正好与王安石在山野小路上相遇。王安石从驴背上下来,与李茂直在路边坐着聊了很久。李茂直命手下人张伞遮阳,夕阳西下时,见有阳光漏在王安石身上,李茂直又命手下人“移伞就相公”,王安石却笑着摆手:“不必移伞,他日我若转世做牛,还需一缕阳光伴我耕田呢。”七就在王安石辞相归隐的第四年,也就是元丰二年三月,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这位永远的政治反对派又在《湖州谢上表》中给自己找来政治麻烦。苏轼在自己的诗文中对朝廷政治一直不断评论。他在杭州当通判时,后来被李约瑟誉为中国最伟大科学家的沈括,作为钦差大臣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就曾在“与轼论旧”中抄走许多苏轼诗文,回朝后又把他认为有“政治问题”的诗文笺注呈报宋神宗。这次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又习惯性地发了几句牢骚:“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里的“新进”和“生事”两词是有明确政治背景的: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曾给王安石写过三封信,指责王安石变法是“生事”；苏东坡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又把朝廷提拔的年轻变法官员称为“新进”。此时苏轼已继欧阳修成为文坛领袖,他的《湖州谢上表》按惯例在朝廷邸报上发表后,那些正在朝廷上“生事”的“新进”们顿时成为天下士大夫的笑柄。于是,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变法派“新进”官员轮番上表弹劾苏轼,给他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等政治帽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宋神宗不得不派人把苏轼从湖州抓进御史台监狱。因汉代御史台官署内曾遍植柏树,树上常有数百只乌鸦筑巢,所以后人便把御史台称为“乌台”,苏轼此案也因之被称为“乌台诗案”。李定等“新进”还鼓动和挟持时任宰相王珪,全力以赴地想置苏轼于死地。苏轼在“乌台诗案”中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从湖州逮捕进京,在太湖上差点自杀；一次是在监狱中,与儿子苏迈约定送饭暗号,如果送鱼便是死刑信号,结果苏迈因银钱用完出京筹措,托朋友为苏轼送饭,不知暗号的朋友送了一盘熏鱼,害得苏轼给其弟留下两首诀别诗。在整个“乌台诗案”过程中,苏轼所属反对派政治大佬司马光等人都鸦雀无声。据史料记载,只有三人挺身而出救苏轼,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却都是苏轼的政敌:一位是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另一位便是王安石。王安石虽然退隐了,但宋神宗给了他特殊奏事权,王安石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特权,包括他的亲兄弟王安礼遭遇政治困厄,他也不曾向宋神宗言说半句。虽然李定和舒亶都是王安石一手提拔的改革派官员,但王安石非常反感这种“因言获罪”的政治斗争手法。苏轼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光明磊落,是个君子。“岂有盛世杀才士乎?”据史料和宋人笔记记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疏入方决”。于是,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八“黄州四年”后,苏东坡来到江宁。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王安石和苏东坡相聚江宁时,他们的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显示出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自由壮阔的气象与境界。王安石和苏东坡在钟山游山玩水、谈诗论佛将近一月。他们都出入自如,进退美丽,其精神姿态与风流人品,体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辉煌高度——两位伟人在钟山相处的日子,应该说代表了西哲海德格尔所向往的那种“诗意的栖居”。苏东坡还在黄州时,王安石就通过江宁知府王胜之关注其诗文写作,每有佳作传来,王安石都欣喜不已；苏东坡游览钟山所写“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也受到王安石“和诗”称道。“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正如诗句透露,王安石在文学上也非常自信,文学史也证明了其文入“唐宋八大家”,诗开江西派先河,然而,他却能以祖国山河一样的胸襟赞美苏东坡的文学才华,称“更不知几百年方能出此一个”。王安石的“半山园”以北不远处,有一个土骨堆,相传是东晋谢安的故宅遗址,一直被人称作“谢公墩”。王安石经常在土骨堆上流连忘返,摩挲生满苍苔和野草的“谢公墩”。当王安石带苏东坡游览“谢公墩”时,他们一定会想象着七百多年前谢安与王羲之在此登临远眺、极目长江的情景。——此时他们也可能想起《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句子: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在黄州时就曾产生过归隐念头,在致王安石书信和致自己好友《滕达道书》中,苏东坡都谈起过曾想买田江宁,相伴荆公终老钟山之下；最后未能如愿,苏东坡又想过江在仪征置业,与荆公互相扁舟往来。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之后对王安石所说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应该正是钟山相会,苏东坡才对王安石有了完整的理解,从而成为王安石的精神知音。这次钟山相会之后不到两年,三十六岁的宋神宗英年早逝,十岁太子继位,反对变法的宣仁太后垂帘听政,改年号“元祐”,起用司马光为相尽废王安石新法。然而,当废到“免役法”时,已回朝廷任中书舍人的苏东坡表示坚决反对,他对王安石变法有了新的认识,只是司马光一意孤行,气得苏东坡回到家中直骂“司马牛、司马牛”。朝廷政局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政治生态全面恶化,“元祐党人”把朝廷上的“元丰党人”全面贬谪下去,而且包括重启远谪“瘴厉之地”岭南。然而,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替小皇帝宋哲宗撰写《王安石赠太傅》“制词”,除去可以理解的原因回避具体政治评价外,按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说法,苏东坡这篇“制词”,至今仍是历史上最能理解王安石思接千载、智冠古今的宏大精神境界的文章——朕式观古初,灼见天命: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纬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秕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这是这次“王苏相会”的伟大意义。然而,历史就是这样幽默:《宋史·苏轼传》对此一笔带过,后世儒家因不赞成王安石变法而熟视无睹,加之通俗大师冯梦龙、蔡东藩等扭曲王安石形象,直至现代仍有林语堂先生这种超级“苏粉”,在他那部妙趣横生的《苏东坡传》中,公然“替苏东坡不喜欢王安石”……(文/罗强烈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6-09-14
诗咏大熊猫苏东坡或是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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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献竹公式羞愧不能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时年26岁的苏轼通过科举，经王安石签发，任大理寺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苏轼长期生活于山环水绕的蜀地，首次置身陌生的黄土地，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凤翔古称雍州，因传说“凤凰鸣于岐、翔于雍”而得名。苏轼在凤翔任上，除了“签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外，还负责着“编木筏竹，东下河渭”供应“皇木”，以及集运粮米、刍秣供给西部边防的两大要务。官位不高，但他殚精竭虑，为当地百姓减轻负担，留下了很多事功。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春季，凤翔久旱不雨，旱魃肆虐，苏轼与太守一道前往太白山祈雨，祭祷灵验，天降甘霖，解除大旱。当时，由苏轼倡议在城内建立的一座亭子也刚巧建成，于是他便欣然以“喜雨”命名，写下了著名的《喜雨亭记》。可以说，凤翔也是苏轼文学的一个全新的起点。有些人的仕途是在深宫，而苏轼的仕途是深入民间，耳闻目染的百态生活为其文学创作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凤翔八观》《石鼓歌》等130余篇诗文和《喜雨亭记》《凌虚台记》等名篇佳作都成于凤翔。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在此写作的一首标题为《竹公式》的诗（见《苏轼诗集》卷五），很少引起人注意：野人献竹公式，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念兹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禽太仓卒，羞愧不能飨。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虽然古人历来相信道法自然，不可随意违背天道，但饮食一道，似乎就顾及不了那么多。山人村夫自然不为这些道义所桎梏，积极寻求其山野美味。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凤翔当地有村夫送给苏轼一只称作竹公式的动物，而且“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这个动物对今人来说相对陌生，根据诗中“腰腹大如盎”和“两牙虽有馀，四足仅能仿”来推断，以往学者认为是形似豚鼠的一类动物。有人认为，这一动物，似乎就是在四川川南竹海之间容易见到的“竹公式”，四川民间称之为竹鼠、竹牛。《康熙字典》：公式【亥集下】【鼠部】《唐韵》力求切，音留。《说文》竹鼠也，《玉篇》似鼠而大，陆佃《埤雅》：一名竹公式。《食物本草》鼠：食竹根，居土穴中，大如兔，人多食之，味如鸭。又《广韵》：力九切，音柳，义同。浙江的《赤城志》特意记录说：“赞宁云：凡竹刺入肉不能出者，公式此物（竹公式）立消，以其食竹故能化竹毒也。”取的所谓以毒攻毒，但现实里似乎并非如此。俗话说“天上的斑鸠，地下的竹公式”。早在2000年前，竹鼠是朝廷高官才有资格享用的珍贵食材。《清稗类钞》说：“竹鼠，一名竹公式，似家鼠而大，毛苍色，尾极短，目细而长，前足不分趾爪，行极迟钝。”据《本草纲目》记载，竹鼠肉可解毒，补中益气。竹公式已经被列为国家II级保护动物。在苏轼看来，眼前这个动物“腰腹大如盎”，模样可爱，自然不愿意杀而烹吃，他更着意“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的味蕾，“盖欲食熊掌”（孔凡礼撰《三苏年谱》第一卷，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424页）。苏轼笔下多次提到“熊白”，乃是熊背上堆积起来的脂肪，寒冬腊月肥膘长够的熊才有。对于这一“竹公式”事件，当时同在凤翔的其弟苏辙也用次韵作诗一首《次韵子瞻竹公式》：野食不穿囷，溪饮不盗盎。嗟公式独何罪，膏血自为罔。阴阳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痴与瘦黠，禀受不相仿。王孙处深谷，小若儿在襁。超腾避弹射，将中还复往。一朝受羁绁，冠带相宾飨。愚死智亦擒，临食抵吾掌。苏辙为这一只被兄长嫌弃不食的动物感到可怜，继而延展出“愚死智亦擒”，并引申为“百物”而感伤的情怀。由此也能看出宋朝人文知识分子对大自然、对野味的一种思考。但苏辙过于蹈虚，没有像哥哥那样“状物”。苏学专家：苏轼可能见到了大熊猫2020年12月某天，我采访83岁的张志烈教授，他是著名的杜甫、苏学专家。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根据苏轼诗歌的情态描述，这一动物不是寻常的竹公式，而应该是大熊猫。就是说，由于罕见，估计苏轼混用了动物的名字。”竹公式毕竟太小，一般只有一斤左右，个别肥大的至多二斤。无论如何不会达到“腰腹大如盎”的庞大程度啊。从大熊猫的习性可以得知，它们比较容易受惊，在于大熊猫往往是近视眼，很多场景都看不见，等到了眼皮子底下才看到，自然就吓了一大跳。中国古籍中主要把大熊猫称为“貘”，2000多年前，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中，便有“貘体色黑驳，食竹”的记载。出生于蜀地的文学大家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列举了当时咸阳“上林苑”饲养的近40种珍奇异兽，大熊猫名列首位，汉武帝刘彻把大熊猫放养于纵横超过200里面积的上林苑，以成功猎杀它为荣。可见大熊猫在当时就已经被人们视为珍贵的名兽了。毫无疑问，上林苑是世界上最早具有一定规模的野生动物园。1975年，在西安市灞桥区白鹿原上汉文帝母后汉薄太后南陵附近，狄寨公社张李大队（今西安市灞桥区狄寨社区鲍旗寨）修水库的时候，发现了南陵的从葬坑，有马、羊、狗以及一些动物的骨头，其中就首次发现了大熊猫头骨。这足以证明，司马相如所言上林苑的动物分布情况完全不虚。同为吃竹的动物，大熊猫对付竹鼠有一套巧妙之法：一旦闻到竹鼠的气味，或发现其踪迹，大熊猫很快就能找到它们的洞穴，然后会向洞里猛烈喷气，用前爪使劲拍打，让竹鼠惊吓而出门……如果竹鼠不为所动，大熊猫就会深挖洞直捣老巢。这就颇有点“相煎何太急”的意思了。张志烈教授的意见是，苏轼在凤翔县见到的，应该是一只幼年的大熊猫。而秦岭中段南坡以及北坡一线，历来也是大熊猫的分布之地。在唐宋时代，凤翔县出现大熊猫并不奇怪。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苏轼是第一个歌咏大熊猫的古代诗人。蒋蓝/文

2021-01-04
眉山一中：打造校园文化推进爱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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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止园。“景苏”文化长廊。爱校教育就是让万千师生向往这所学校的文化。用什么去吸引学生？眉山一中富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就是让学生在骨髓根里、在思想灵魂深处爱学校，以学校为自豪，为是该校的学生而骄傲。弘扬和培育该校校园文化，就是要全面提升学校硬件、制度、管理、形象和精神，使学校充满凝聚力、生命力、智慧力和创新力，让每一个学生在学校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他们生命发展历程中永恒的记忆。该校坚定不移地践行鲜明的办学思想和文化主题。为了充分体现“景苏润德”的学校文化主题，发挥学校文化的隐性育人功能，该校将良好的育人环境与精神文化有机结合，突出一中特色，在办学理念、布局格调、育人功能上做到精心设计、和谐统一。弘扬东坡文化一中人有坚定的信念眉山一中，是东坡故里的百年名校。正是胸怀这样的情愫，该校远离急功近利之风气，立足于社会长远，着眼于学生未来，以“景仰三苏，传承东坡文化”为己任。早在1995年，该校就提出了“把眉山一中办成一所高质量、有三苏文化特色的知名学校”，并最终确立了“景苏润德”的学校文化主题。该校准确定位学校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办学思想，提炼出“景苏润德、崇真养慧”的校训，“学高身正，知行合一”的教风，“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的学风。把“景苏润德、崇真养慧”作为眉山一中的校训，不仅丰富了学校发展内涵，提升了办学软实力，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学校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景苏润德、崇真养慧”，就是感受“三苏”如阳光一般的德行智慧，仰慕“三苏”的人品才学。在“三苏文化”的感召与指引下，扶助自己发展，滋养美好德行；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促进学生的真实发展；滋养崇尚真理，求真务实的精神，培育精明、灵动、善于观察、勇于创新的才能。如果说“景苏”是手段，那么“润德”就是目的。德为应世之根，立世之基。苏东坡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指出：赏罚唯一能充分发挥劝善惩恶的只有道德。一中师生不当缺德之人，不干缺德之事，一中人努力追求德才兼备。一中人，当效先贤，下不辱家门，上不负国家，应像苏轼那样“奋励有当世志”，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不好高骛远，但要立地有为。时下，一些不良思想冲击着中学生，不劳而获、一夜暴富、一夜走红，认为成功取决于运气。而一些人在生活的挫折打击面前，缺乏勇气。综观这些现象，在校园里，在人的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弘扬东坡文化，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该校把“景苏润德”贯穿于教育行为的始终，细化了教与学的方向，确立了“学高身正，知行合一”的教风，“自强不息，德才兼备”的学风。弘扬东坡文化一中人在行动眉山一中坚定不移地践行鲜明的办学思想和文化主题。为了充分体现“景苏润德”的学校文化主题，发挥学校文化的隐性育人功能，该校将创造良好的育人环境与精神文化建设有机结合，突出一中特色，在办学理念、布局格调、育人功能上做到了精心设计、和谐统一。学生们在精心设计的环境中耳濡目染，东坡的生活智慧让他们终身受益，东坡的诗词书画陶冶了他们的心灵。楼宇命名体现东坡文化。学校在楼名雕塑上也十分讲究：办公楼“运斤楼”，取“运斤成风”之意，楼名集苏东坡手书镌刻而成。教学楼“博观楼”，取“博观约取”之意，源自苏轼《与张嘉父尺牍七首·其七》。钢构大型雕塑“随物赋形”，源自宋代苏轼《画水记》。“思齐楼”出自《论语里仁》：“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思齐楼”正面墙上镶嵌了“景苏润德”、“博观约取、厚积薄发”闪光金字。校园处处可见东坡文化。以三苏文化为主要内容，长达260余米的“三苏文化长廊”，数十个灯箱、墙柱上书写着东坡诗词、三苏逸闻趣事。学生们在绿树成荫、藤蔓环绕的长廊，或独步，或静坐，感悟东坡故事、东坡诗词。在运斤楼每一层楼的墙壁上，都有4到5幅制作精美的扇形壁画，摘录了10多首东坡经典诗词中的经典词句。在校园的道路旁、草地里，树立了10多个文化宣传牌，印制了苏东坡让后人终身受益的箴言。体现苏东坡“高风亮节”人格魅力的茂密的竹林也充满了东坡文化的热度。如今，师生穿行“润德路”，漫步“景苏廊”，徜徉在“情致东坡广场”，留影于“行止园”，无不深深景仰“三苏文化”。文化活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该校除了通过精美的雕塑、醒目的标语、雅致的匾牌、优美的画廊外，还以校报校刊、校园广播文化为载体，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通过集中宣讲校史，组织校园文化艺术节的形式营造团结奋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文化氛围，培养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积极开展校园文化活动，定期组织校园文化节、运动会及各种节日活动，组建各种学生社团，印发校报，开通校园广播、校园网等，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校园文化水准。文化以活动传播，学生以活动体验，观念以活动渗透。该校围绕“景苏润德”校园主题文化，开展了“吟诵三苏诗词，探访三苏故居，近学三苏人格，志做复合人才，传播三苏文化”的主题活动，润物无声。科研带动东坡文化根深叶茂。该校以科研带动文化，以校本课程提升内涵。国家级科研课题“三苏文化在中学文科教学中的渗透研究”的成果推广应用，将“三苏文化”作“现代化”处理后渗透到学科教学中，推动着以“三苏文化”为代表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教育。同时，该校在新课程中推出了以东坡文化为主要内容、以《走近东坡》为校本教材的选修Ⅱ课程，“三苏文化与眉山经济”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名师讲座让东坡文化深入人心。该校以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作室为龙头，以特级教师、省市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基础，造就一批学生心目中的名师。教师要变教知识为铸灵魂，让学生积知识为智慧，化文化为品行，提高科学素养，涵育人文精神。增强行为垂范意识和团队精神，规范一言一行、做亮微小细节，展现一中教师风采，体现一中教师品位。语文教研组长闵育森老师以“从苏东坡的诗词看他的人格魅力”为题，给全校教职工作了精彩的讲座，激励老师们向东坡先贤学习，传承东坡文化，景苏润德，做一名人格健全、知识渊博、教艺精湛、学生敬重的优秀教师。景仰三苏，传承东坡文化，培养奋励有为之才，是眉山一中人的责任。在东坡文化的熏陶下，在东坡人格的影响下，该校学子将拥有奋厉当世的崇高理想、探索创新的不懈追求、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与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

2015-11-11
六七十年代香港报纸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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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西城晚近，香港报纸越来越少，说得出牌头者，不逾十家，比起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猗欤盛哉，辄有小巫见大巫之别。据统计，一九五七年，全港报纸（中、英文，日、午、晚），共有四十二家；七零年增至七十家。销量方面，六零年，五十万份左右，至六四年，增至九十万份，八九年飞升到一百八十万份。以当时全港人口五百五十万人计，平均每三人拥有一份报纸，足见报纸对社会影响力之巨。我六十年代初，以十龄之童，开始阅报，先遘《新生晚报》，副刊主编乃名作家三苏（高雄），《怪论》《经纪拉手记》称誉于时。高雄以外，尚有北大学生今圣叹、何观（张彻）、司明、李雨生和十三妹。高雄，浙江绍兴人，鲁迅同乡。其叔柯灵为诗人。绍兴盛出刀笔吏，高雄亦沾其气，运笔如刀，刁钻触刻，三言两语，直戳人心，曾以《东莱博议》“力能举千钧之重，而不能自举其身”讽刺权力的傲慢，鞭辟入里。紧贴高雄、最得读者热爱的，便是女作家十三妹，以白话文为基础，引入粤语方言，传神阿堵，贴近人心。十三妹，怪人一名，稿子套入信封，置于寓所门外，待报馆职员到取，从不跟同行往还。死时亦无人知，编辑久不见其稿子，心启疑窦，径往寓所敲门不应，召警破门，始知早已神游天外。一九四九年，内地文人南渡，多在报纸副刊卖文为生，海派有徐訏、曹聚仁、叶灵凤、黄思骋、刘以鬯、徐速等，再加上本土粤派作家黄天石、吴其敏、夏易、舒巷城，南北较劲，相互吐艳，文坛闹哄哄。右派《新生晚报》、左派《新晚报》，南北对峙，人才辈出。后者有梁羽生、金庸，开创新派武侠小说先河，招揽大批读者，声势赫赫，尤在《新生晚报》之上。六十年代，报业大盛，《明报》《快报》先后创刋，辅以传统老报《成报》，攫取了大量副刊读者。那年代，看副刊，明、成、快三报，必为首选。《明报》老板金庸，出身《大公报》，根正苗红，却因跟报纸宗旨相左，蝉曳残声过别枝，跟上海老同学沈宝新商量一声，共斥资十万港元创办《明报》，舍社论外，最重副刊。诗人蔡炎培其时效力《明报》，头衔副刊编辑，实则是特级校对，了无寸权。金庸掌副刊，所有文章皆经其目，作家亦由他亲自甄选，校对不得过问。金庸博学闳肆，目光独到，所选皆一时俊彦。时云“能写明报，便为大家”，足见其备受重视程度。副刊除金庸外，有倪匡、三苏、司马长风、徐訏、徐速、徐东滨、董千里、余过、亦舒、林燕妮、黄霑，星光熠熠，耀人眼目。作品方面，金庸的《天龙八部》《鹿鼎记》，书迷日夜追看；倪匡的卫斯理科幻，风魔万千读者；林燕妮懒洋洋的爱情小说，闺中少女力捧。还有三苏怪论，更是《明报》扛鼎之作。三苏，大红人，日写二万字，因而字潦草难辨。字房工友，怨声四起，领班阿东代众向金庸投诉，要求改善。迫于无奈，金庸只好在排字房贴出告示，劝喻那些字体潦草的作家，字体要端正。虽未明言何人，风声传至三苏耳中，对号入座，从而大恚，立即罢笔不写。怪论不见报，读者纷声讨。金庸见闹出祸来，一声“要死哉，尴尬哩！”赶忙拉着总编辑潘粤生径诣高府，负荆请罪，事始平息。《快报》副刊主编刘以鬯是南来文人，徐訏老朋友，以意识流小说《酒徒》名闻遐迩。刘以鬯曾于《香港时报》编过文艺版，副刊随俗，略带文学气味。香港短篇小说之王黄思骋应邀撰写连载小说，佳作殊多，我独嗜中学时期读过的《无胆狮》，写表弟暗恋表姐，无胆表述，迂回细腻，缠绵哀怨，类似郁达夫的《迟桂花》。刘以鬯海量包涵，了无地域观念，南、北文人尽揽旗下，万花吐芳，纸上溢香。细数名家，有欧阳天、司空明、南宫博、依达等。刘以鬯尤爱捧新人，七十年代，起用青年作家也斯继亦舒后写《我之试写室》，也斯因而成名。其时，我跟董桥间中亦为《快报》供游记稿，分写《东瀛杂记》和《伦敦杂记》，稿费从优。《成报》老板何文法，乃报界名宿，副刊作家几清一色是粤派高手：王香琴、怡红生，三苏、吕大吕。怡红生擅做鸳鸯蝴蝶派小说，用字典雅清丽，少有俗气，情节则曲径通幽，意在言外。王香琴一派写实风格，文言写得通爽易解，复以幽草笔名撰南派技击小说，硬朗劲健，铿锵有声，不下于我佛山人和我是山人二大家。吕大吕，岭南大才子，绣像聊斋，森森阴气，读者动容。牡丹虽好，仍需绿叶扶持，配图者绿云，一手好画，相得益彰。何许人也？乃粤派插图专家，画风细致，线条至美，一笔一画如绣花之一针一线，精致可喜，因曰“绣像”。图文相合，自来便有云君、金庸；绿云、吕大吕；徐秀美、倪匡，珠联璧合，无瑕可击。金庸、大吕，已作古，云君、绿云不知所终，独剩倪匡、秀美，亦垂垂老矣！谈香港副刊，不得不提《星岛晚报》。六十年代，香港晚报以《星晚》和《新晚》最为读者所喜，下班时候几乎人手一份。那年代还没有海底隧道，过海要靠渡轮。斜阳西沉，零星缀空，渡海轮上，几乎人手两份报纸。船开，阅报，泊岸，抽起副刊，塞进后裤袋，回家细看。《星晚》名家如林，大作家俊人（陈子俊）一把抓，伴以刘以鬯、黄思骋、南宫博、任毕名、翠莹等，足以跟拥有梁羽生、阮朗、叶灵凤、夏易的《新晚》相颉颃。较诸《新晚》，《星晚》副刊，作风明显开放。台湾著名美女作家郭良蕙的杰作《心锁》，台湾列为禁书，俊人大开门禁、照刊如仪，因描写男女关系，艳妍流美，婉转诱人，引起轰动，《星晚》销量倍增。迨八十年代初期，我有幸在香港访问郭女士，谈及《心锁》里的大胆情节，她淡然一笑，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喔，我只是觉得两性交往，必涉及性，因而写了进去！”四两拨千斤，将我的尖锐提问轻轻松松地推了回去。匆匆三十余年，前辈多作古，“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曹植说得深沉！

2021-12-16
苏门家风浸润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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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以深邃的哲学思想、卓越的政治实践、辉煌的文学成就和丰富的人生体验，在苏氏家族内部形成了读书正业、孝慈仁爱、为政清廉的家庭风气，也滋养着后世子孙的精神气质与品德修养。寓教于名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苏洵《名二子说》为什么会给大儿子取名“轼”呢？苏洵解释说，轮、辐、盖、轸这些车的部件都有各自的功能和职责，但“轼”却没有具体的分工，虽然如此，没有“轼”，这辆车就不能称其为一辆完整、完美的车。“轼”是古代战车前的横木，处在最前端，最醒目的地方。接着，苏洵感叹道：“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这说明苏洵已经看出了苏轼锋芒初露，正义直言的性格，就像永远展露在车前的“轼”一样。但从另一方面讲，“轼”处在车前端的显要位置，要凭借它才能一览天下。苏轼给自己表字“子瞻”，也是由“轼”引申而来的。在讲到苏辙的时候，苏洵说，天下的车，经过之后都会留下“辙”，但在对车论功行赏的时候，似乎与车辙无关，即使发生车毁人亡这样的祸患，也不会殃及车辙。所以，车辙可处于福祸之间，平平安安度过。苏辙相较于哥哥来说，性格含蓄，冲淡平和，善处祸福之间，他表字“子由”也是由“辙”引申而来的。敬贤修德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苏轼在乡塾学习期间，表现出很高的天赋。有一天，从京城来了一个人，把石介写的《庆历圣德诗》拿给乡塾先生看，诗是赞颂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的“庆历新政”。苏轼偷偷地凑到先生身旁观看，看了几遍，便把诗背下来了。诗中所称颂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苏轼从未听说过，他好奇地问：“先生，这诗中赞颂的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先生见苏轼满脸稚气，就说：“这个嘛，你还是个孩子，何必知道呢？”苏轼听了，有点不服气地问道：“先生，如果这些人是天上的人，那我自然不敢知道他们，但如果他们也和我一样是地上的人，为什么我就不能知道呢？”先生见苏轼说得有理，不禁称奇，就详细地告诉了他“庆历新政”和韩、范、富、欧阳四位天下豪杰的经历。苏轼听后，虽然当时还没完全明白先生所说的话，但心中已暗暗记下这些豪杰们的故事，并立志今后也要如他们一般成为有贤德的人。铭砚教子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苏轼《迈砚铭》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长子苏迈被朝廷任命为饶州德兴县（今江西德兴市）县尉。这是苏迈第一次赴任，苏轼亲自为儿子送行，送至江西湖口才分别。临行前，苏轼赠送了一方砚台给儿子，并题写《迈砚铭》：“以此进道常若渴，以此求进常若惊，以此治财常思予，以此书狱常思生。”意思是用它来学习圣贤的道理要如饥似渴；用它来习写文章，要不停地进步，时出新意令人吃惊；用它来记录和治理财务要时常想着给予他人；用它来书写狱讼公文要时时想着放人生路。苏迈在父亲的熏陶和感染之下，品行端正、好学上进。“乌台诗案”期间，苏迈一直跟随父亲，给了苏轼无微不至的照顾和莫大的安慰。苏迈在任江西德兴县尉时，为官清正廉洁，有政绩。苏轼在《与陈季常书》中说：“长子迈作吏，颇有父风。”（资料整理：朱玥）

2023-04-05
跟着苏东坡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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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也是那个时代的弃儿。苏轼(1036—1101），号东坡居士，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他的出现划亮了宋朝文化的天空。20岁时走出故乡眉山，在京城（河南开封）赢得功名利禄，从此一脚踏入官场。然而，苏轼为官颇不顺利，一生可谓颠沛流离。人言“文章憎命达”，在坎坷历尽的人生里，苏轼将深厚的人生意味和历史意味投诸山水，即使在人生失意落魄的岁月中，他的足迹仍遍及大江南北，最北到达过燕赵平原定州，一路南下，辗转各地，经过山东密州（今山东诸城）、湖北黄州（今湖北黄冈）、安徽颍州（今安徽阜阳）、江苏徐州、浙江杭州，最南谪居于海南儋州……他的诗词文章也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山水烟渚，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是景致成就了苏轼，还是苏轼成就了一个地方？千百年后，我们选择沿着他的诗词地图求索，只因心静而更加深沉，追逐着东坡的脚步，时而陷入哲人般的幽思，时而奔腾着大江大河的气概。从北至南，从东向西，东坡文化洒满九州大地：平顶山的三苏墓、常州的东坡公园、杭州的苏公堤、眉山的三苏祠、惠州的白鹤峰东坡故居、儋州的东坡书院……我们在一次又一次与清风明月、历史陈迹的交汇中产生共鸣，在一次又一次与山川方物的对话中窥见了一位千年大文豪的内心波澜，一步步走近千百年前那个被贬谪的生命的源泉。苏轼游迹①眉山出世段然1036年12月19日，在西南蜀地的眉山县城诞生了中国“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20岁时他随父亲赴京赶考，从此这个他生活了20年的地方成为他再也没能回去的故乡。但他的到来与离开都为这座小城留下了永远的文化印记。我们乘车前往眉山的途中，高高低低的山峦不断后退，不时出现的溪流小河蜿蜒盘行，在稀稀落落的雨中，更显出几分蜀地独有的钟灵毓秀。这里就是眉山，坐落在岷江边上的一座宁静的小城，盆地与丘陵为伴，青衣江与通惠河相守，用“人杰地灵”形容这里再贴切不过。从眉山走出来的文人墨客数不胜数，南宋诗人陆游赞眉山为“千载诗书城”，但是只有苏轼成为如今眉山的文化代表，以苏东坡来命名已成为眉山人的一种习惯：东坡区、东坡湖、东坡公园、东坡鱼、东坡国际文化节，苏东坡已经渗透到眉山人的生活中。我们沿着东坡湖行走，水面甚是开阔，湖的西岸屹立着一座仿古建筑，名“远景楼”，这便是苏轼《眉州远景楼记》中的主角。远景楼始建于北宋，却两次惨遭毁坏，现在的远景楼是2004年建成的仿宋代风格的建筑，青瓦、白檐、褐柱彰显着典雅古朴，与两旁的“超然阁”与“醉月阁”浑然融合。细雨拍打着湖面，烟雨蒙蒙中，一楼一湖之景犹如海市蜃楼。遥想当年东坡企盼能在远景楼“登临览观之乐，山川风物之美”，如今，我们登上有着13层高的远景楼，凭栏远眺，岷江如白练穿过郁郁葱葱的眉山城，这般秀丽风光，还真让人有“酒酣乐作，援笔而赋之”的东坡情怀呢。在眉州最不能错过的便是他童年故居，现在的“三苏祠”。我们沿着眉山市中心的纱縠行街一路南行来到三苏祠，一探这座有着典型四川特色的古典式园林。三苏祠总建筑面积有6.5万平方米，亭台楼榭、绿水红墙，有着“三分水，二分竹”的“岛居”之称。我们从南门进入，只见祠内古木扶疏，茂密的竹林压低了身子，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拱形竹洞，遮天蔽日。石板路与脚步摩擦发出特有的“哒哒”声，让本是清幽的古祠愈发静谧。上三级垂带式台阶进入正殿，摆在殿中的是三苏父子石像，神态栩栩如生。在披风榭，有一处苏轼半卧的石像，头带学士帽，长须飘逸于胸前，神情怡然自得。走在三苏祠内，随处都能激起吟诗的冲动，一口布满青苔的古井，一座在水一方的抱月亭，一条曲折迂回的百坡亭长廊，好似藏满了诗趣与古韵。旅行小贴士：眉山境内没有机场，距离成都双流机场40公里，游客可以选择乘飞机到成都，再转乘大巴或火车抵达眉山。苏轼游迹②杭州筑堤田荣娟我们追寻他的足迹，来到杭州。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分别任通判和太守之职，前后约五年时间，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公元1071年，为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他主动请求赴杭州任通判。在任期间，革旧创新，移风易俗，尽心尽力为百姓办好事。怀着一颗救世济民的心，苏东坡走遍了杭州的每一寸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都印下他的足迹。我们乘车入城时，一排大字从眼前闪过：“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是一座动静皆宜的城市，既有现代大都市车水马龙的一面，又有江南水乡婉约清静的氛围，当年苏东坡选择这座城，想必是被它的“静”所吸引。车子继续前行，身旁的一名当地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叫‘学士路’，苏轼曾任翰林大学士，杭州人为纪念他，这条路就以此来命名。”穿过这条繁华的马路，他又热心地为我们介绍到：“再看前面那条路，叫‘东坡路’，也是为纪念苏轼而命名的。”我们随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如今的道路既宽广又整洁，两旁栽满花草树木，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千年以前，东坡在这里风度翩翩、自在行走的画面。在东坡路的不远处便是远近闻名的西湖。我们难掩兴奋，几乎一路小跑到了西湖边。放眼看去，荡漾的水波，在太阳的映射下泛起粼粼波光，向远望，湖中央的亭台楼阁隐约可见。我们绕着湖心走在曲径通幽的小路上，顿感文意盎然，竟情不自禁地背诵起东坡的一首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景色，在游人眼中或许别无二致，在东坡笔下却变得醉人心脾。一阵迂回曲折之后，我们来到苏堤。恰逢盛夏时节，树木茂密，花团锦簇；长堤架于湖面之上，湖波如镜，被水包围的感觉让人忘记夏日的燥热。走在苏堤上，似在画中行，感念东坡之情油然而生。缓慢行走中，一位同行的杭州姑娘向我们讲述着“苏堤”的来历。“当年西湖沼泽化严重，苏轼带领杭州百姓疏浚西湖，如今的苏堤便是东坡带领百姓用挖掘出的淤泥筑起来的”，“再看那边的三座白塔，也是当年浚湖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所说的，便是众所周知的“三潭映月”。随后，我们来到距西湖不远处的望湖楼。这里的游客明显少很多，但仍不乏追寻东坡足迹而来一睹古楼风情的人们。凭栏远眺，西湖景色尽收眼底，想必东坡当年常在这里驻足、饮酒、作诗，“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这首名为《望湖楼醉书其一》的诗，便是东坡在望湖楼观雨所作。杭州，给予了苏东坡特殊的待遇，从道路、景观到著名的“东坡肉”等等，许多地方都因他命名；东坡，也为杭州留下了宝贵的印记，他的功绩、他的足迹，遍布杭州的角角落落。旅行小贴士：西湖徒步游览推荐路线：少年宫→涌金门→柳浪闻莺公园→长桥公园→雷峰塔→苏堤→跨虹桥（岳庙）→武松墓→西泠桥→平湖秋月→（断桥）少年宫苏轼游迹③密州问月田荣娟苏东坡一生颠沛流离，足迹遍布了大半个北宋疆域，每到一处，他都留下许多诗词与传奇故事。密州（今山东诸城）也是他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程。公元1074年，苏东坡调任密州做太守。任职的几年间，东坡依然抱着一颗经世济民之心，为这里的百姓鞠躬尽瘁。密州是他大展身手之地，也是他回忆往事、感叹人生的地方。妻子王弗逝世十年后，苏轼在密州这片远离故乡的土地上，悼念亡妻，“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妻子的思念和对凄凉现状的悲叹，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纵如此，苏东坡依旧豪放旷达，他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意气风发，也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雄心壮志。追寻东坡在密州的足迹，必定绕不开超然台。超然台位于如今的诸城市内，苏东坡在密州时，对超然台情有独钟，还创作了《超然台记》以歌颂其壮观。据当地人讲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便是在此台上一气呵成。“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句诗已成为中秋月圆夜时人们所吟咏的经典。站在高台上，我们只为俯瞰到的城市景象而惊叹不已，东坡却与明月对话，生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愿景。手捧书卷诵其词，无法感同身受，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更深刻地感知其词之荡气回肠，感人肺腑。这是我们追寻苏东坡足迹的缘由之一，也是我们继续重温历史并回到现场的源源动力。旅行小贴士：最佳旅游季节：3-5月；9-11月。苏轼游迹④黄州怀古耿鹏宇东坡谪地，乃词魂永驻之所。“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居士一声喟叹，山河的真淳在繁华落尽后初显——车近黄州时，一些路段正在翻修，一路颠颠簸簸，让我不禁想到：千百年前，谪迁至此的苏轼，一定在这跌宕的逆旅中杂陈着不安与躁动吧。历史的天空下，黄州绝非乏善可陈：杜牧做过黄州刺史，苏轼做过黄州团练副使。从北周开始，黄州这个名字叫了1400多年，如今，人们叫它黄冈。我们直奔赤壁。到了东坡赤壁的门牌前，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了。果然，赭红的崖壁就在眼前。崖壁上有一段城墙，那就是黄州古城的汉川门。往前走，是赤壁公园，往里再走，就是赤壁山。二赋堂、酹江亭、坡仙亭、留仙阁、栖霞楼，沿着苏轼的脚步一路造访名胜，我却不由自主地注视起一块不知名的大石，它曾眼见流水浩浩荡荡从古至今东流而逝；它更是眼见苍茫萧瑟的东坡在滩涂上故国神游，那个“身长八尺三寸有余，为人宽大如海”的文豪，似乎仍在酹江而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赭红色的山石依旧陡峭，如方尖碑断锷般直耸入一片葱茏——历史的宏大与眼前的雄奇相交织，裹挟得我这个渺小如飘絮的旅人无所适从……旅行小贴士：景点基本都有公交车直达，非常方便。苏轼游迹⑤儋州讲学耿鹏宇听到“东坡不幸海南幸”的说法，细一品咂，所言有理。一生流放三次，一次比一次远，一次比一次艰难。儋州，是苏东坡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流放地。一首《雨夜宿净行院》，诉尽苏子感伤——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然而，对儋州来说，苏东坡的到来却为幸事。在儋州，他教诲黎家子弟，使椰林深处书声琅琅。儋州州守张中和黎族读书人家黎子云兄弟共同集资，在黎子云住宅边建一座房屋，既可作苏东坡及其幼子苏过的栖身之处，也可作为以文会友的地方，苏东坡以“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我来踏遍珠崖路，要览东坡载酒堂”，后世便演变为东坡书院。东坡书院就在中和镇东郊，朱砂红色的围墙苍朴古拙。桄榔林中有如此门庭，汉黎两族之融合可见一斑。书院门前有一方塘，据传，坡公与好友黎子云常在此垂钓，故得名东坡塘。进入书院大门，便是载酒亭，亭中悬挂一横匾题为“鱼鸟亲人”。“敛收平生心，耿耿聊自温。”落寞时，苏东坡常以鱼鸟自娱。载酒亭后为载酒堂，这里便是苏子讲学的地方。“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在这里，东坡以诗书礼教转化黎民风俗，变化其人心，从此海南才有了考中进士的历史。有诗赞道：“谪居儋耳有三秋，轶事繁多史籍留。劝导庶民兴学馆，写成经义教名流。”姜唐佐就是苏轼培养出来的佼佼者。从载酒堂来到后院，我们看到了东坡祠，从碑文上得知：东坡祠，俗称大殿，其前身就是“桄榔庵”，是后人将其移建到这里的。走出东坡祠，复回院中，欣赏两棵高大的古树：一棵芒果，一棵凤凰，枝叶繁茂。儋州人讲：“饮水思坡老，甘泉育后英”，苏子对后人来说就像这两棵参天大树一样，芒果挂枝，其香四溢，人皆采掇；凤凰花开，其干挺拔，那风吹不倒雷打不断的枝干，顶天立地，其赤如火，即使在天涯海角，也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段然

2014-08-03
45件文物、170余件书法文献勾勒东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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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式《西园雅集图》卷（局部）。清余集《苏文忠公遗像》。南宋五曲金盏。展览吸引了众多“苏迷”前来观展。家长带领孩子观展。市民参观文物展。展览现场（局部）。昨（21）日，“吾家东坡──苏轼题材文物特展·《苏轼书法全集》（四十五册本）图录特展”在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式苏轩开展，45件珍贵文物、170余件书法文献邀你穿越千年，对话风流人物。本次展品的时间跨度近千年，从宋代至现代，包含书画、碑帖、器物等，这也是三苏祠式苏轩文物展厅改造之后首次举办的大型展览。展厅里，苏轼的悲欢离合从“风流人物”“笔墨传情”“人间有味”“雅集清旷”四个单元娓娓道来，苏轼的书法艺术造诣从“学书历程”“情牵岷峨”“文士之交”“方外知音”“书坛遗泽”五个角度多元展示，后世“苏粉”围绕他而作的各类作品也悉数亮相。藻荇交横，腊梅暗香。推开式苏轩大门，与苏轼“同游”，你的脑中，或许能勾勒出一个更加立体的“东坡印象”。□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幸王莉罗端张莉马诗雨文/图寻相系列“苏粉”画像描绘心中的苏东坡苏轼长什么样？对于一位距今900多年的历史人物来说，其真实相貌早已淹没于时光。展览的第一单元“风流人物”，便是展示各朝各代名家眼中的“苏东坡”。本单元精选含有东坡先生形象的历代绘画、器物文玩等，其中有峨冠长髯的东坡，有竹杖芒鞋的东坡，也有泛舟赤壁的东坡。从中或可见到有“方瞳正碧貌如圭”“紫瞳烨烨双秀眉”“玉立如山老健身”“七尺顽躯走世尘”“岌岌堂堂，如山如河”的各色形象。千姿百态，其心若一。“风流人物”单元的第一幅藏品是清余集的《苏文忠公遗像》。余集是清代乾隆年间进士，著名的画家、藏书家，“黛玉葬花”绘画的第一人。他尤善人物画，其笔下的仕女清新脱俗，备受世人追捧。作为“苏粉”，余集在自己的作品跋文中形容苏东坡：“飞仙耶，此公。春梦耶，此公。”他化用东坡先生《赤壁赋》名句“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既大方赞誉苏东坡为飞仙，又表达出他对苏东坡的景仰之情。《苏文忠公遗像》中的苏东坡，头戴乌帽，身穿长袍，胡须细密，神情慈善。根据苏轼的自述“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余集用流畅的线条勾勒了东坡饱满的面容和浓密飘逸的长髯，整个东坡的形象立体生动，似“飞仙”一样美好。在众多“东坡画像”中，笠屐图是最常见的题材。相传苏轼在儋州时，外出游玩访友，中途遇到大雨，从农人家借来了斗笠和木屐，穿戴后在路上行走，模样狼狈，一路被人争相围观哂笑，却泰然处之，“自得幽野之趣”。此后笠屐图成为东坡的“标志性形象”之一。此次展览，三苏祠博物馆展出了多幅东坡笠屐图。仪容脱俗，须眉洛洛，头戴笠，脚着屐，双手牵裳……无论是清代潘振镛的《东坡先生笠屐图》，还是清代沈燧的《东坡先生笠屐图》，抑或是清代张廷济的《东坡先生笠屐图》，其笔下的东坡先生形象均栩栩如生，农夫装束中透出几分道骨仙风，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逍遥世外、达观自在的东坡形象。传情刻写《醉翁亭记》见证深厚师生情古人笔墨，或叙离情别意，或询家人平安，或畅述胸怀，或切磋艺文，随手挥洒，不计工拙，却真情流露，真实自然。苏东坡是“文人画”的倡导者，宋代“尚意”书风的引领者。他的诗画率性而为、杂评有感而发，其书法笔力雄放、逸气横霄。正是在“造意无法”之中，我们常常能窥见一个真实、亲切的东坡。本次展览的三苏祠博物馆镇馆之宝——苏轼书《醉翁亭记》宋拓本，是63年来首度展出。1959年，三苏祠成立三苏纪念馆，这本《醉翁亭记》宋拓本，由故宫博物院调赠给了三苏祠。《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散文名篇，欧阳修也是苏轼的恩师。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苏轼出知颍州时，应滁州知州王诏之请，用楷书重书了恩师的名文。苏轼书此碑后有一段跋文：“庐陵先生以庆历八年三月己未刻石亭上。字画褊浅，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大字久矣。元祐六年，轼为颍州，而开封刘君季孙自高邮来，过滁。滁守河南王君诏请以滁人之意，求书于轼。轼于先生为门下士，不可以辞。十一月乙已，眉山苏轼书。”大意为苏轼担心恩师自书刻石的《醉翁亭记》字迹模糊，不能流传，滁州人想改刻大字，有求于己，自己作为先生门生，不可以推辞。欧阳修与苏轼虽因科举而形成师生关系，但两人师生情谊深厚，惺惺相惜、互爱互重。欧阳修对苏东坡的喜爱与推荐，全然没有半点嫉妒，完全是发现人才的激动和开心。那时，欧阳修逢人就说：“苏轼的文章将独步天下！”他还对儿子说：“三十年后，没有人会记得我，就因为有苏轼这个人啊。”而苏东坡踏入仕途后一直不曾忘记欧阳修的教诲，政治上共进退、学识上共切磋、生活上共互助、精神上共慰藉。公元1079年，苏轼三过平山堂，此时欧阳修已经去世八年了，睹物思人，一时感怀，写下《西江月·平山堂》悼念恩师。这首词后来成为历史上尊师重道的典范。“通过《醉翁亭记》和本次书法展，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苏东坡。”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书法研究所所长、《苏轼书法全集》主编曹建教授说，以《寒食帖》为代表的东坡书法，让很多人误以为苏东坡只会写行书。其实他的楷书写得很好，除了《醉翁亭记》，大家还可以看看此次展出的《表忠观碑》（拓本），气势雄浑！曹建介绍说，写碑一定用楷书，但苏东坡传世的楷书较少。史料中也有记载，很多人找苏东坡写碑，他都拒绝了。“东坡为恩师的名文写碑，而且写得用心用情，可见两人感情的深厚。”有味一壶美酒佳酿还原宋代本真生活中国古代才华卓著的文人多如恒沙，有才名而又有生活情趣的文人却寥若晨星，苏东坡是其中最璀璨的那一颗。他富有生活情趣，追求“人间有味是清欢”；他“身行万里半天下”，尝遍人间美味；他以“老饕”自居，拟菜谱、做美食、酿美酒……他品尝着世间最美好本真的滋味。所幸，东坡生于宋朝，这个将美发挥到极致、将生活品位提升到极致的朝代。宋朝焚香、点茶、挂画、插花，诗赋酬酒，丝弦佐茶，梅竹为友，歌舞为伴，及至山水园林、金石名物、琴棋书画，都达到了高峰。东坡先生懂生活、会生活、爱生活，他作诗、论文、挥毫、登山、泛舟、饮茶、抚琴、焚香、簪花……无论顺境逆境，都活得多姿多彩。本次展览第三单元“人间有味”展出的东坡先生的饮食名篇与宋代生活器用中，四川宋瓷博物馆藏的南宋龙泉窑青釉葫芦形注子，是一种盛酒的器皿。这件龙泉窑的粉青釉注子，模仿葫芦的造型，一侧置曲流，一侧置曲柄，注身自上而下以小圆弧连着大圆弧，形成流畅而优美的曲线。这件粉青釉注子不仅釉色润如青玉，还全身开片产生器表如冰裂的艺术效果。在宋代，过年走亲访友互道问候，邀三两朋友举杯共饮是沿袭至今的风俗，当时叫“别岁”。苏东坡在一首别岁诗中写道：“东邻酒初熟，西舍豕亦肥。且为一日欢，慰此穷年悲。”表示要与朋友“喝酒吃肉”，告别旧年的不如意。苏东坡爱酒，但和爱饮酒的文人相比，他绝对是“轻量级选手”。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曾枣庄曾这样描述东坡喝酒：“苏东坡最开始是饮少辄醉，到最后只能把盏玩乐了。”虽然酒量不行，但这丝毫不影响苏东坡对酒的喜爱，他常常自酿佳酿，邀请朋友品尝。他曾以蜜酿酒，写有《蜜酒歌》，“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可是让苏东坡“自我感觉良好”的蜂蜜酒却让朋友尝过后腹泻不止，原因是“蜜水腐败者尔”（载于叶梦得《避暑录话》）。虽然有一段酿酒“黑历史”，但这不影响苏东坡成为酿酒大师。相传，东坡一生酿制成功的酒有十余种，他的《东坡酒经》里包含了制曲、用料、用曲等酿酒内容。被贬儋州后，苏东坡曾在新年之际用天门冬酿制成功了天门冬酒。如今，海南一带常饮此酒，并把它作为过年过节的宴饮佳品。雅集一幅《西园雅集图》诠释人间清旷乐古代文人的吃喝颇为讲究，有“以文会友”的传统，喝酒也定要喝出文化来，于是，“或十日一会，或月一寻盟”的雅集就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独特的现象。要论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一是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东晋绍兴的“兰亭雅集”，还有就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北宋汴京的“西园雅集”。午后，河岸浅草尽头，画竹茂密处，散发着自然的香气。头戴乌帽、身着道服的苏轼，正兴致盎然地倚着书案作书写字，驸马都尉王诜、蔡肇和李之仪在一旁望着他。另一边，一张大石案立于两棵松树缠绕之下，映得桌案上的一切都绿油油的，苏辙靠在石案旁，悠闲地侧头观赏。石案正面，李公麟正俯身在纸卷上画陶渊明的《归去来》图，黄庭坚、晁补之等人在旁围观赞叹。米芾则早已醉意朦胧，仰头在一块巨石上挥笔题字。秦观坐在树根上，且听且看，已不知身在何处。此情此景，便是我们这些今人眼中的西园雅集。此次展出的三苏祠博物馆收藏的明王式《西园雅集图》卷，画卷纵35厘米、横346厘米。王式，明代长洲人（今江苏苏州），擅绘画，工细人物。该《西园雅集图》卷乃王式于清代顺治十五年（1658）秋所作，此图沿袭了宋代院体画风，工笔重彩，人物刻画逼真、传神，山石点皴，楼台亭阁工整细致。后有康熙三十七年（1698）德成（字笠仙）补书的米芾《西园雅集图记》一文。在王式的《西园雅集图》卷中，描述了元祐年间驸马王诜在府邸西园举办的文人集会，参与者除苏轼、苏辙兄弟和主人王诜之外，还有黄庭坚、秦观、张耒、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王钦臣、刘泾、晁补之、圆通大师、陈碧虚。此番文人集会最终由画家李公麟作画，米芾作记以记其盛会。米芾记云：“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如此。”在当时，这已经称得上是一条震动全国的文人聚会“朋友圈”，随后经过了持续千年的文化发酵，这次文人聚会已然成为垂示宋代文人生活的绝佳典范，成为当今打开宋世文化的密码。延伸阅读网络语言“呵呵”，苏轼竟然也在用“呵呵”，被大家定义为新兴网络语言，常用于表示嘲笑、好笑、无奈等，曾当选年度最伤人的聊天词汇。而在千年前，苏东坡写文章时，却很喜欢用“呵呵”。翻阅苏东坡留下的大量书简，短则十余字、长则百字，内容是军国大计加上鸡毛蒜皮，更有“呵呵”数十处以资调味。这两个字传达出了苏东坡写信时的心情，是一种不加掩饰的自得，内里也藏着他不得志时的几分豁达。他的心态似乎永远年轻，像个顽童。他在《与陈季常》的信中说：“一枕无碍睡，辄亦得之耳，公无多奈我何，呵呵。”在苏轼看来，两人关系好，同睡一个枕头对睡眠也没什么妨碍。只要晚上睡得好，写词只是小意思。言语之间，俏皮中还带着一丝得意。本次“吾家东坡──苏轼题材文物特展·《苏轼书法全集》（四十五册本）图录特展”展出的书法作品中，也出现了“呵呵”一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展览中发现挖掘。苏轼“亲笔题写”展览题目“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在《满庭芳·归去来兮》中，苏东坡表达了自己思归西蜀的强烈心情。苏东坡在眉山出生、成长、出发，然后走进中华文化的长河。于东坡而言，眉山是萦绕心间思之念之的故乡。“以‘吾家东坡’为名，是三苏祠对东坡先生的缅怀和纪念，也是希望在东坡故乡呈现一位千古风流人物、伟大的东坡、可爱的东坡。愿你在东坡‘家’里，遇见心中的东坡。”三苏祠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展览“吾家东坡”四字也取自东坡手书。“吾”字取自于《赤壁赋》，“家”字取自于《春帖子词》，“东坡”二字取自于《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东坡也“催婚”？在“吾家东坡──《苏轼书法全集》（四十五册本）图录特展”部分展出了苏轼家书《与苏不疑佳婿帖》《与苏不疑亲情帖》《与苏不疑亲事帖》，这些是苏轼与其堂兄苏不疑的往来信件，主要是畅聊家常、以表思念。其中《佳婿帖》《亲情帖》《亲事帖》三封信记录了苏轼替堂兄向司马光之子司马康求亲之事。《佳婿帖》中提到：“近因司马君实之子丧偶，试托范景仁与说，他亦未有可否之语……但恐其方贵，不肯下就寒族。”《亲事帖》中写道：“君实亲事，托景仁问之，未有报，恐是不肯。”这门亲事虽然没有结果，但也反映了苏轼心系亲人。观展提示展期：1月21日—5月5日地点：三苏祠博物馆式苏轩票价：凭三苏祠博物馆门票可免费参观。

李幸王莉罗端

2022-01-22
苏洵家教重在培养浩然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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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忠鹤提示TISHI相较于两个儿子，苏洵声名略逊，但其发愤图强的精神以及可圈可点的家庭教育仍为后世典范。在“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辽宁省博物馆首次展出多件与苏洵、苏轼和苏辙相关的文物。透过这些文物，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苏洵潜心典籍的孜孜以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学习到苏洵对子女教育的成功之处。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在“唐宋八大家”中，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均位列其中，仅此一例，可见“三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辽宁省博物馆正在举办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有多件与“三苏”有关的文物陈列展柜中，站在散发着岁月幽香的文物面前仔细端详，不得不让人喟叹苏氏一门的才华横溢。虽身为人父，但在后世的传诵中，苏洵的声名要逊色于儿子苏轼和苏辙。不过，他奋起直追的后发劲头，以及对下一代的成功培养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三字经》中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在此次展览中，首次展出了清代王相刻印的《三字经训诂》，这段关于苏洵的话语，就清晰地刻印在上面。“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策展人之一、辽宁省博物馆典藏部馆员张书慧说，《三字经》在这里之所以以苏洵为例，更多的是为了劝诫与引导幼童尽早发愤读书。文中所引述的“二十七，始发愤”这一说法是有大量史料作支撑的。资料记载，苏洵年少时并没有潜心学问，而是用大量时间来游历山水。18岁成婚后，苏洵仍醉心于山水之间。但是之后的乡试落第让苏洵幡然醒悟，他开始痛下决心，研习典籍，这一年，苏洵已经27岁了。不久，他的次子苏轼诞生。在此次展览中，首次展出了明朝刻印的朱墨套印本《重镌苏老泉朱批孟子》。在这部框高20.3厘米、宽12.6厘米的文物古籍中，清晰可见苏洵对《孟子》的批注。这是苏洵发愤读书、潜心经学的证明之一。朱批，指在评校书籍时，用红色墨作批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尊孟”成为学者的时尚，复兴儒学，古文运动再起。苏洵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经学研究为时人所称道，朱批《孟子》既是他个人的经学研究成果，又是北宋社会思潮的一种体现。虽然自27岁起发愤图强，数次参加科举考试，但苏洵一生并未考中进士，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中唯一一位没有考中进士的文学家。宋仁宗嘉祐初年（1056年），苏洵带着苏轼、苏辙两个儿子进京应试，拜访了当时的翰林学士欧阳修。作为北宋一朝重臣，欧阳修对苏洵写的《衡论》《几策》等文章赞不绝口，于是向朝廷推荐苏洵。自此，苏洵声名大振。这一年，苏洵已47岁了。在“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有一部辽宁省图书馆馆藏的明朝时期刻印的《苏老泉文集》，它是苏洵文集的重要传本。据了解，宋仁宗嘉祐年间（1056年—1063年），苏洵以文章名震天下，因当时的年号是“嘉祐”，所以其诗词文集名就叫《嘉祐集》。《嘉祐集》在宋朝时有多种传本，但原本大多散佚，苏洵的文章多以“三苏”合集的形式流传。明朝末年，以茅坤等人为代表的“唐宋派”极为推崇“三苏”的文章，但苏洵的文章较少，明代著名套版印书家凌濛初（1580年—1644年）为了避免苏洵的文章散失，广收其文，集茅坤等评点套印成《苏老泉文集》。这套文集是苏洵文集的重要传本，也是明末评点本文集的代表性范本。严厉管教下一代“唐宋八大家”中，苏洵与其他“大家”一样，反对浮华晦涩的文风，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正因如此，他的散文针砭时弊、古朴简劲、言辞犀利、一针见血。苏洵的散文以辩论文为多，其观点独到，论据有力。仅以苏洵所写的《六国论》为例，他在开篇就提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的观点。虽然后人也曾就这一话题写过同题文章，但与之相比，苏洵的《六国论》更有气势。苏洵对后代成功的家庭教育也是后世纷纷关注的重点。“一门三学士”，自古至今，向往者有之，崇尚者有之，但真正实现的寥寥无几。吸取了自己幼年学业荒废的教训，苏洵对两个儿子自小就严格教育。晚年的苏轼曾做过一个梦，根据梦中内容，他写了一首《夜梦》诗：“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坒春秋余，今乃初及桓庄初。怛然悸悟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钓鱼。”诗意是说，自己梦到了小时候正在嬉戏游乐，忽然听说父亲要检查学业，按照父亲布置的学习进度本应该学完《春秋》，但自己却刚刚开始学鲁庄公。虽然知道是一场梦，但惊醒后仍心有余悸，那种感觉就像挂在鱼钩上的鱼一样，令人坐卧不安。苏轼写这首《夜梦》时61岁，父亲已去世30余年。但从诗中描述可以看出，尽管时隔久远，但苏洵对苏轼幼年的严格管教仍给后者留下深刻记忆，这也折射出苏洵对儿子学业教育之严。除了在学习态度与进度上管理严苛外，苏洵对儿子在价值观及学习内容上也多有引导。在四川省眉山市有一座三苏祠，原为“三苏”故居，后改为纪念苏氏父子的博物馆。三苏祠内有一间名为“飨殿”的正殿，殿中供奉有“三苏”父子塑像，苏洵居中。在苏洵塑像顶部，悬挂着一块匾额，写着“养气”二字。这是清乾隆年间时任眉州知府的张兑和书写的。三苏祠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养气”二字取自《孟子》中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昭示了苏氏父子为人、治学的宗旨和浩然正气。正因为苏洵对两个儿子自幼就不断谆谆教诲，引导其为人正直，刚正不阿，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才有了苏轼、苏辙步入政坛后不媚权贵、光明磊落的为人处世态度。用琴棋书画陶冶情操展览中，还有一件文物同样也是首次展出，这就是清朝时拓印的《苏洵尺牍》。尺牍是一种用一定规格的木板（少数用三棱形木柱），经刻写文字后制成的书籍形式，后来成为书信的代名词。张书慧介绍说，苏洵传世至今的书法作品寥寥无几，他的这件尺牍原件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目前展出的是一幅拓片，是苏洵的草书作品。通篇看来，书法秀逸洒脱，气韵生动，虽然只是一件同友人平常往来的信笺，但极富书法感染力。尽管苏洵并不是因为书法而闻名，但若要静心观赏，仍能从苏洵的书法作品中读出潜藏其间的深厚文化底蕴。正是因为意识到了琴棋书画对涵养一个人的品性十分重要，因此，在对下一代的培养中，苏洵除了让苏轼、苏辙钻研典籍、专心科举外，还将自己对书法的研习心得及对琴、棋、画的喜爱传承给了儿子们。《苏轼文集》收录了苏轼文章《天石砚铭（并叙）》，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记录了自己12岁那年无意中获得了一方天石砚的事情。听闻此消息后，父亲苏洵十分高兴，不仅盛赞这是苏轼文盛的祥瑞兆头，而且还亲手为其制作了一个装砚的匣子。透过这个细节，可以感知苏洵浓浓的父爱，以及对儿子研习书法的支持与期望。除了支持晚辈研习书法外，苏洵还随时对儿子进行音乐熏陶。嘉祐四年（1059年）冬天，苏轼写了一首《舟中听大人弹琴》，诗中的“大人”指的就是苏洵。这一年，苏洵带着两个儿子乘船出四川，在船上，苏洵弹奏古琴，作为听众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分别就此话题各作诗一首。苏轼的《舟中听大人弹琴》和苏辙的《舟中听琴》这两首诗一方面反映出苏洵琴艺的高超，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苏轼、苏辙二人对音律及琴艺的精通。而在《家藏雷琴》一文中，苏轼则记述并描述了苏家收藏雷琴的事情，“其背微隆，若薤叶然，声欲出而隘，徘回不去，乃有余韵，此最不传之妙。”雷琴，即雷氏家族制作的古琴，多为精品。苏轼的这篇文章其实也在另一个层面证明了苏氏家族对音乐的喜爱。宋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所著《易传》尚未完成，即溘然长逝，享年58岁。在病重之际，苏洵叮嘱儿子苏轼续完《易传》。“应该说，苏轼从自己的父亲苏洵身上，延续和继承了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张书慧说。（辽博供图）手记父亲是榜样本报记者朱忠鹤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才是最好的？国内一些专家曾给出这样一剂良药，一句话，10个字：父亲是榜样，母亲有温度。这句话虽然语言浅白，但却内涵丰富，值得思考。尤其是前半句，对当下普遍存在的“父亲缺位”这一家庭教育现状更具提醒与警醒的作用。实际上，千年之前的“苏门三父子”这一人间佳话已经生动、形象地诠释了父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结合“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在对苏洵人生轨迹进行采访与梳理的过程中，笔者越发感知到“父亲是榜样”这句话的分量。苏洵与自己的两个儿子相比，走过一段人生弯路。27岁前，苏洵终日嬉游，不肯潜心学问。而当他幡然醒悟后，犹如脱胎换骨，开始苦读不休。如果说前期的生命空耗是苏洵的人生缺憾，那么，他自此之后悬梁刺股般的孜孜不倦，则是苏轼、苏辙最大的人生幸运。因为自出生之日起，苏轼与苏辙即见父亲废寝忘食，一心向学，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能不说决定了两兄弟今后的治学态度，这也为二人绘就了勤劳的人生底色。有时候，我们对子女的培养容易忽略家长作为榜样的力量，而是外假于物，希望用其他方式来代替家长之责。我们须臾不要忘记，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苏洵用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为两个儿子校准了人生方向。在其所作的一篇《木假山记》中，苏洵用洗练的文字表达了自己对伟岸庄重的向往与人生态度。不得不说，正是因为父亲秉承了这样的价值观，才有了苏轼、苏辙二人步入政坛后的不媚不俗与刚直不阿，更有了近千年来世人对“三苏”品性之褒扬。虽然苏洵自己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但他并没有急功近利，将两个儿子框定在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范围里，他让儿子们既“专”又“博”。“专”，即专注于科举考试的备考科目；“博”，即广收博览，精通多艺。苏洵明白，“博”能弥补“专”，“专”能指导“博”。这对当下教育更有指导意义。我们不要忽视艺术对一个人心灵的滋养作用，更不能忽视艺术在健全人的性格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然而，当“分数主义”大行其道，挤占了一个幼小心灵的全部空间，容不下音乐与色彩时，我们还怎能奢望连通这颗心灵的双眸里闪烁着光亮呢？

朱忠鹤

2021-01-15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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