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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豪迈的苏东坡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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蟆颐观流传着苏洵求子的故事。那么为什么蟆颐观会建立一座苏东坡雕塑呢？它又是在何时建立的呢？何道长向记者娓娓道来苏东坡与蟆颐观的渊源，以及修建苏东坡雕塑的故事。原来，蟆颐观又叫重瞳观，传说是重瞳仙翁的道场。重瞳仙翁叫陆修静，据说是陶渊明的挚友。他的眼睛和西楚霸王项羽一样，共有四个瞳仁，所以叫“重瞳仙翁”，又叫“四目仙翁”。五代时期，眉山人张远霄在蟆颐山得到陆修静亲传道法，以弹弓击退疫病，得道修仙，当地百姓敬为“张仙”，并挂像祭拜。《续文献通考》记载，张仙是指四川仙人张远霄，可为人消灾避邪且助人得子。《历代神仙通鉴》记载张仙以弹弓逐打凶神“天狗”，保护世人生儿育女的能力。北宋散文家苏洵也曾到蟆颐观求子。据苏洵《题张仙画像》记载，他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求了一幅张仙的画像，时常奉祀，数年之间竟然得了两个儿子，也即是苏轼和苏辙。不仅如此，童年时期的苏轼、苏辙两兄弟也常到蟆颐观游玩，并在主持张易简道长的教诲下读书写字，后来两兄弟同一年科举考试，在同一考场上双双高中进士，一时轰动朝野。正是基于苏东坡与蟆颐观密切的关系，1999年，何道长打算在蟆颐观后面的挂榜山建一座眉山人皆可看见的苏东坡雕塑，让苏东坡守护眉山，守护眉山人，他的想法得到了其好友的一致赞同，纷纷捐钱捐物。为了能建一个与众不同的苏东坡雕塑，他们一方面向全国征集稿件，一方面到苏东坡去过的杭州、海南等地参观，并征集全国各地朋友的意见，最终选定以“把酒问青天”为主题。选定主题后，何道长和朋友们又思索着该用什么样的材质了。“苏东坡清廉一生，不能用花哨的材质，要用好的材质让苏东坡永垂不朽。”经过一番思考，何道长最终选定了当年最好的青铜来铸造苏东坡雕塑。一切准备就绪后，请来了专业的施工团队，开来了吊车，几十名工人日夜加工，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苏东坡雕塑，整个雕塑高达20米，其中基座约15米，主体苏东坡像高约5米，由于经费有限，原计划在雕塑周围建的广场没有修建起来。由于道家讲究“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当年冬季的一天，何道长和参与建设的人们简短地为苏东坡雕塑举行了揭幕仪式。虽是如此，蟆颐观建造起宏伟苏东坡雕塑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不少人前来与苏东坡雕像合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是那样自然地与眉山融为一体，看过它的人们总会在不经意间留下会心的微笑，这或者就是建设者们的初衷吧。

2018-02-25
苏轼看到的茶盏是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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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院煎茶》是北宋诗人苏轼咏茶诗的一首代表作，诗中涉及的有关定窑陶瓷的论述历来是学人关注的焦点。例如对“定州花瓷琢红玉”的理解就有“定州红瓷说”“定州白瓷说”“定窑兔毫盏说”“定瓷坚硬致密说”以及“茶水色质说”等多种说法，具体哪一种说法更为符合苏轼的本意，还需要结合全诗内容来加以分析。咏茶是苏轼《试院煎茶》创作的重点，其涉及的北宋茶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背景。该诗以试院煎茶为起兴，描写了煎水、碾茶、罗茶的各个环节，并在公家与个人煎茶的鲜明对比中，抒发了诗人贫困落魄的失意心情。尽管如此，苏轼用砖炉石铫煎茶的自足，还是流露出那种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的达观。诗中最能体现北宋茶文化的内容是：“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蟹眼、鱼眼、松风鸣，是茶文化中对煎水火候的一种把握，亦称为汤候。黄庭坚煎茶诗云：“风炉小鼎不须催，鱼眼长随蟹眼来。”（《奉同六舅尚书咏茶碾煎烹三首》其二）与苏轼所写汤候相似。但黄庭坚用小鼎煎茶，鼎口宽大，能够用眼睛直接辨识水色形态。而苏轼使用口盖较小的石铫煎茶，一般而言，是先闻其声后辨其色。明人许次纾对此说得较为清楚：“水一入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之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茶疏》）“蟹眼之后，水有微涛”就是苏轼所说的“鱼眼生”，这个时候的水正适合煎茶，火候若过就成老汤了。按汤候的先后次序，鱼眼生的阶段当视为第二沸，也就是“银瓶泻汤夸第二”的所咏之意。但在苏轼看来，这也未必尽合古人煎茶的本意。他明确表示古人煎水不煎茶，这与唐代陆羽的《茶经》将茶末放入沸水中烹煮的方法有所不同。一方面，他看重唐人李约在煎茶时对水质和火色的讲究，主张“活火发新泉”。活火即使用炭火的火焰煎茶，新泉意味着烹茶要选择优质的山泉水。另一方面，他推崇时人文彦博的古蜀煎茶法。其弟苏辙在《和子瞻煎茶》诗中说：“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相传煎茶只煎水，茶性仍存偏有味。”在苏氏兄弟看来，西蜀煎茶法除了深谙水声火候之外，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将煎水视为茶艺的一个独立工序，从而最大限度地保留茶汤的鲜嫩与甘醇，以便充分发挥茶性的独特滋味。这种方法实际上代表着唐宋不同的茶文化倾向。鉴于此，制茶便相对成为另一道工序。《试院煎茶》提到的“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是对北宋茶文化中“碾茶”与“罗茶”的生动描述。蔡襄的《茶录》对这两道工序有明确的记载，即先用干净的纸将茶饼包裹严实进行捶碎，然后立刻反复碾压，茶色就会变白。罗茶时，罗孔细密，茶末就会漂浮在水上；罗孔粗疏，茶末则会沉底不泛。宋徽宗的《大观茶论》认为，罗茶时要不厌其烦地反复进行，这样才能使茶末轻泛于茶汤之上，尽显茶之色泽。苏轼煎茶自然也少不了这一环节，在诗性化的语言表达中，他碾出了一颗颗美丽的细珠，还罗出了轻盈飘舞的飞雪。洁白的茶末旋转绕瓯而下的样子，正是宋人所追求的制茶效果。当然，煎茶工艺还需要配备必要的器具，这也是茶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茶经》专列“茶之器”25种，《茶录》列有9种。在宋代，选用何种器具烹茶、品茶都有一定的讲究，例如汤瓶崇尚金银质地，茶盏则以青黑为贵。金银质地的汤瓶是一种身份地位的代表，民间烹茶多使用铁或瓷石制品。而茶盏的选择，更主要的是配合茶色的需要。《大观茶论》认为，茶色以纯白为最佳，青白色次之，灰白黄白又次之，所以点茶时应该选择青黑色釉面的茶盏，尤其以釉上有兔毫般细密纹理的为首选，这样的茶盏容易呈现茶色的光彩色泽。《茶录》也持此论，其以建窑黑瓷中的兔毫盏为上，主要是衬托茶色之白。相反，青白色的茶盏不易呈现茶色，也就不为斗茶者使用。如此看来，在《试院煎茶》中，苏轼于文彦博处看到的印象深刻的定窑茶盏，未必就是定州白瓷。按宋人品茶的讲究程度，曾任北宋宰相的文彦博既然追求西蜀古法煎茶，其在茶盏的选择上应不会使用连斗茶者都不用的青白盏或定窑白盏。现在的问题是，何谓定州花瓷，“定州花瓷”与“琢红玉”到底是什么关系？很多学者都注意到金末刘祁《归潜志》中所说的“定州花瓷瓯，颜色天下白”，遂认定苏轼所谓“定州花瓷”即指定窑白瓷。也有人更进一步辨析“花瓷”指的是定瓷器壁上装饰的各种花式图案，而非指色彩。清代《南窑笔记》说，定窑“出北宋定州造者，白泥素釉，有涕泪痕者佳，有印花、拱花、堆花三种，名定州花瓷是也”。定窑源出定州曲阳，属白色窑系，受北方水土气候影响，素有“白如玉、薄如纸、声如磬”的美誉。宋南渡后，江西景德镇曾大量仿制北宋官窑，其中就有定窑，因地理环境的差异，南定窑呈现出与北方不同的青白色，因其釉似粉，又称“粉定”。北方定窑装饰技艺以刻花、印花、划花为主，讲究刻刀的运转与雕琢，而非使用五彩进行点缀。花式内容多以牡丹、萱草、飞凤、盘螭为多，许之衡《饮流斋说瓷》认为这种工艺源自秦镜，其妍细处非人间所有，属于古瓷中的精丽之品。尽管清代陈浏的《匋雅》认为“粉定”系陶瓷的装饰技艺中有彩画一项，但至少在定州窑陶瓷中，“花瓷”的概念仍指向素雅的刀刻纹理装饰特色。诚然，“定州花瓷”的含义亦非仅指白瓷。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的《景德镇陶录》对定州窑陶瓷的记载便有白定、红定、紫定、黑定等多种，并认为宋人以红、白定为上。但在明代《格古要论》《遵生八笺》和清代《古窑器考》《文房肆考图说》以及乾隆的咏定窑诗词中，红定几乎都处于阙如状态，以至于高濂、乾隆皇帝都高度怀疑红定的存在，而把问题直接转到对苏轼“定州花瓷琢红玉”的理解上。高濂将“琢红玉”改为“琢如玉”，即认定定窑没有红瓷。乾隆皇帝则认为世见定瓷皆白色，苏轼“琢红玉”诗句欠斟酌，有辞人夸张之嫌。当代定窑复兴者、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陈文增先生指出，古人之所以怀疑红定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见到过红定。他从事定窑恢复工作30余年，对定窑生产及其窑变规律了如指掌，定窑红瓷是定窑黑釉的窑变色，成因复杂，成功率也比较低，但宋代南北定窑厂均能生产这种窑变瓷器是不容置疑的。他自己也试制成功了一款红润如玉的红定，所以他确信红定的存在。作为诗人的他，对苏轼“定州花瓷琢红玉”的理解也不同于前人。他认为“琢红玉”是诗歌艺术的倒装写法，意思是定州花瓷俨然是在透亮柔润的红玉上雕琢而成。关于定州红瓷，宋人有明确记载。北宋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中说，宋仁宗在张贵妃阁中见到定州红瓷后，便责问她该器物得自何处？张贵妃以王拱辰所献为答，仁宗便以妃子不应收受大臣礼物为由将其打碎。南宋周辉于《清波杂志》中记载，他自己在出使金朝时曾见过定州红瓷，与饶州景德镇的窑变红相比，后者更为鲜艳。可以说，宋金时代的北方地区，定窑陶瓷生产中均出现过红定。元祐八年，在政争中失意的苏轼被派往北宋北部边郡的定州管理军政事务，其足迹亦至曲阳。他对定瓷不会感到陌生，而文彦博所用的定窑茶盏之所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想必不是寻常白定，而是一件难得的窑变色定。从碾茶时产生的白色茶末以及北宋崇尚纯白茶色来看，其所谓“琢红玉”自然也不是指茶色，而是指与宋代茶文化中器具审美相关联的色定。这种推断只能指向定州红瓷。总而言之，理解苏轼《试院煎茶》中的北宋茶文化，是解读“定州花瓷琢红玉”的关键。定窑陶瓷属白色窑系，在北宋茶文化中，定窑白盏并不如黑色建盏那样适合作为斗碾茶的器具使用。相反，定窑生产的窑变瓷，诸如红定、紫定、黑定倒是迎合了宋人的审美。（作者：陈博涵，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陈博涵

2021-10-22
宋徽宗的光荣与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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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龙涎的芳香中，赵佶的脸上出现了迷醉的神色，有点像太白醉酒后的那种陶醉感，又像做爱时的兴奋，只不过不是与女人做爱，而是与纸做爱。冰肌雪骨的纸，柔韧地铺展着，等待他的耕耘。赵佶的笔，就这样将龙涎香的烟纹一层层地推开，落在纸上。宋徽宗赵佶端详着《清明上河图》，半天没有说话。那些楼与船、词与物、光与影，一定让他的心里震了一下。一瞬间，他看见了属于自己的辉煌时代。它凝聚在那条河上，即使在夜里，依旧光芒耀眼。他感到一阵恍惚，对于河流所代表的岁月无常，他没有，或者说不愿太多去想。那时的他一定不会相信，他目力所及的繁华，转眼之间就会蒸发掉，甚至连这座浩大的城——包括那些苍老的城墙、笨重的石像，居然也会消逝无踪。很多年后，它们只能带着日暮的苍凉和大雪的清芬，定格在他的记忆里，供他在饥寒交迫的五国城，一遍遍地反刍。明代陈霆《渚山堂词话》中记载，徽钦二帝被金人押解着一路北上，一天夜里，他们露宿林中，在凄冷如刀的月光下，听见有胡人吹笛，赵佶悲从中来，口占一首《眼儿媚》，那份悲凉凄切，丝毫不输给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玉京曾记旧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楼玉殿，朝喧箫管，暮列琵琶。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龙沙。忍听羌笛，吹彻梅花。陈霆说当时宋钦宗应和了一首，只是因为“意更凄凉”，所以他不忍心录下。此时的宋徽宗，面对着《清明上河图》，对于那场逃不过的劫难却没有丝毫的预感。他仿佛亲身穿过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街区，踌躇满志地在辉煌的都城里漫步。对于眼前这个翰林画院里的年轻画师，他没有放在眼里，除了用瘦金体为这幅画题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再轻轻钤上自己的双龙小印，以体现皇恩浩荡，就再也没有对他多瞟过一眼。如果他仔细看那幅画，定会看见在繁华的背后，凶险早已暗潮汹涌，各种不同型号的陷阱，正等着人们投奔。对此，张择端已经通过那艘即将撞向桥侧的大船作出了委婉的暗示。一种不安的情绪在城市里晃动，并且正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扩散——有商人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跋涉后，在城门口与税官大声争吵；有乘轿者和骑马者在虹桥上躲闪不及即将迎面相撞；有人用车推着尸体，尸体上遮盖的，竟然是被撕成碎片的名人书法；有人在“赵太丞家”的药铺里，面孔焦虑地求药……没有人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即使是片断，也让人怵然心惊。只是这些纷乱的场景，被繁华浩大的城市景象裹藏起来了，只有细心的人才能把它们遴选出来。这个华丽的时代犹如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所有的呼喊都吸住了，或者说，他们的呼喊，在一片歌舞升平中显得无足轻重。他们就像默片里的演员，想奋力挣扎呼喊，却发不出丝毫的声音。张择端想为他们代言，但身为帝国画师，他不能把这一切都挑明，只能把这些暗示当作密码，编进《清明上河图》，等待着皇帝自己觉悟。张择端不能明言，是因为对于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赵佶都不留情面，尤其在蔡京掌权以后，他们一君一臣配合默契、珠联璧合，堪称黄金搭档。蔡京的艺术造诣不俗，被赵佶视为艺术上的知音，赵佶在做端王的时候，就曾花费两万贯买过蔡京的书法作品，可见他的热衷程度，蔡京的青云直上，无疑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杰出范例，然而，宋朝政治家中，艺术大师比比皆是，蔡京之所以脱颖而出，主要还是因为他有非同寻常的“政治头脑”，在北宋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从而在风云变幻的官场上站稳脚跟，尤其当赵佶急于摆脱司马光一党的影响时，曾经唯司马光“马”首是瞻的蔡京更是挺身而出，成为赵佶坚定的政治盟友。实际上，无论昔日司马光清算王安石，还是今日宋徽宗对司马光展开“大批判”，蔡京都站对了“立场”。他立场转得飞快，表明他根本就没有“立场”。皇帝需要什么，他的立场就是什么；或者说，头上的乌纱帽，是他唯一的立场。王朝的政治，在这种陀螺似的转向中，不仅没有了稳定感，更没有了庄严感，即使宋徽宗决心为王安石变法张目，仍然成了一场滑稽戏，原因是他把这种“拨乱反正”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政治手段，或者说，他的心里没有原则，只有权术。他先是将司马光、吕公著等120人打为奸党，继而又下诏追查各级官员在元符末年的政治言论，据此将所有官员分为“正”、“邪”两种，“正等”重用提拔，“邪等”打翻在地。如同一切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轰轰烈烈的划线运动同样会“扩大化”，也可以说，这种“扩大化”是有意为之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给政治上的对立面安上罪名，名正言顺地消灭掉。比如章惇、曾布等人，本不是司马光的同党，只因反对过赵佶即位（赵佶是神宗第十一子，嫡庶礼法，本无继位的资格）、揭露过蔡京等人的丑行，就被打入“奸党”行列；户部尚书刘拯因对这种“斗争扩大化”的做法抱有微辞，也被朝廷放逐，朝廷的言路，就这样被他们封堵得严严实实。宋徽宗还下诏，禁止党人讲学，禁止他们的子弟进入都城；更凶狠的是，他把司马光所有支持者的著作、文稿一律毁版焚烧，其中包括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集。那些精湛绝伦的宋刻本，就这样在历史中永远地消失了，变成了崇宁年间一缕缕浓黑的烟雾，造成了汴京城严重的空气污染；他们的书法真迹，则变成一堆堆的碎片和垃圾，其中一片被张择端拾起来，悄悄放在《清明上河图》里那辆收尸车上，变成用来遮盖尸体的苫布。那具被遮盖起来的尸体，或许就是元祐党人的政治遗骸。对于张择端的叙事阴谋，宋徽宗无动于衷。（选自《故宫的风花雪月》）

□祝勇

2016-06-12
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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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心安处，便是吾乡■潘玉毅宋神宗元丰二年，时任秘书省正字的王巩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至蛮荒之地宾州，歌妓柔奴随同而行。四年之后，王巩北归，与苏轼在京师重逢。重逢宴上，柔奴为二人斟酒，苏轼问她岭南风物如何，是不是有些不太适应，柔奴从容回答：“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苏轼听后，大为感动，提笔写下了那首传唱千古的《定风波》：“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仔细想来，那些面对艰难困苦依然选择不离不弃，能坚守某个信仰的人，皆是“心安”之人吧。《我心归处是敦煌》的主人公樊锦诗就是如此。樊锦诗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为守护荒野大漠的七百三十五个洞窟，奉献了大半辈子的光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敦煌虽不是樊锦诗出生的地方，却是她倾尽心力守护的第二故乡。毋庸置疑，就一座城市的发展速度和客观条件而言，敦煌显然没法同北京、上海这些大都市相比，然而敦煌自有它的魅力，让樊锦诗为它舍弃繁华世界，甚至与丈夫分居十九年。若非后来丈夫放弃自己的事业远赴敦煌，或许两个人分居的时间会更长。《我心归处是敦煌》的内容以自述的方式呈现，凸显了真实性。在书里，樊锦诗讲述了自己与敦煌结缘的经过，叙说了一代代莫高窟人的拓荒和坚守，也向广大读者科普了敦煌的石窟艺术。书中也有关于对石窟保护与开发的探讨和实践，字里行间可见“守护者”们的拳拳之心。纵览全书，樊锦诗没有用过多的语言来标榜自己，亦不曾给自己的事业定性，但我们能读懂她对敦煌那份深沉的爱，能读懂“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我从1963年就去了敦煌，这一去就是一辈子。”“我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这个世界，有些叙述不需要煽情，因为事情本身就已十分动人，越是平实的讲述，越是能直抵人心。人的一生何其平凡，光阴有数，无非长短，但樊锦诗的选择和坚持体现了她的不凡。正如樊锦诗自己所说，初到敦煌，因为种种原因，自己也曾想过放弃和逃离，然而犹豫之后最终选择留了下来。如果说她的犹豫体现了生而为人的真实，那么这份犹豫之后的坚守无疑展现了她可贵的品质。感谢樊锦诗，为每一个半途而废的人提供了一面正视自己的镜子，也给每一个理想之下彷徨的人作出了榜样。

潘玉毅

2020-02-19
为什么现代人喜欢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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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羊城晚报记者吴小攀近些年来，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备受读者欢迎，苏东坡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继《苏轼十讲》《苏轼苏辙研究》《苏轼评传》之后，再版推出《阅读苏轼》。日前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如跟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羊城晚报：您是怎样走上苏轼的研究道路的？朱刚：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导师王水照教授是研究苏轼的专家，所以接触相关资料比较方便。不过最初我并不做苏轼的专题研究，我的博论课题是“唐宋古文运动”，其代表作家就是“唐宋八大家”，苏轼只是其中一家。羊城晚报：如何评价苏轼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朱刚：传统上，我们把“古文运动”作为历史上的一个文学运动来看待，但我认为，它实际上也兼具思想史、政治史的意义。在“古文运动”开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正在改变其性质，从血统决定的贵族士大夫转变为考试出身的科举士大夫。我是从科举士大夫的崛起、科举士大夫文化的形成，这个角度出发，来构建自己对唐宋文学的阐释框架的，后来就发现，苏轼是这种文化的最好象征：他以读书应举起家，投入政治，成为一个党派的领袖，有能吏之称，同时注释经典、参悟佛道，形成自具特色的一家之学，且旁通医学、水利、美食、造园等诸多领域，在文艺上也非常全面，诗、词、文、书、画都达到顶尖水准。可以说，他是科举士大夫文化极盛期的一个标志。由此，我的研究兴趣逐渐集中于此。羊城晚报：在您今年修订重版的《阅读苏轼》一书中，展示了一个怎样的苏轼？朱刚：在这本书中，我也是以传统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变迁为背景，来叙述苏轼生平的。此书初版于2011年，当时南京大学出版社组织了一套书，写“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作家”，其中关于苏轼的一册，就授命于我。为了防止学生们把苏轼当现代职业作家那样去看待，我有意采取了这样的写法。如果读者想了解，什么样的人是传统社会中比较理想的士大夫，那就看看苏轼。羊城晚报：对于您来说，关于苏轼的研究和写作，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朱刚：苏轼的全面发展，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主要就是自己的知识结构与他不同，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整个研究过程，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经常望洋兴叹。不过有时候在某一点上忽然能跟他共鸣，也喜不自胜。自身有所提高，是最大的收获。“轼有白之才，白无轼之学”羊城晚报：有人认为苏轼是有史以来文人的集大成者，甚至超过李白、杜甫、韩愈等，如果请您为古代的文人排一个座次，大致会是怎样的？朱刚：从文学上说，我不认为他们有高下之分，只是风格不同，读者也可以随自己的喜好去接受。从某一个体的创造性获得充分展现，贡献出的业绩的丰富性来说，苏轼为最。这一点，苏轼的领导——宋神宗皇帝也有充分的认识，当谈到李白与苏轼比较的话题时，他说：“轼有白之才，白无轼之学。”羊城晚报：也有人认为苏轼的诗词偏“俗”了，缺乏诗格、诗味，您认为呢？这是不是崇尚理性的宋代风气有别于感性的大唐所致？朱刚：这牵涉到宋代文学研究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日常化”的问题。它最初由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提出，用来说明宋诗的一种特点。这并不是说宋代以前的诗人就不写他们的日常生活，而是说，宋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前有划时代的变化，而与今人基本相似，所以在今人的阅读感受中，宋人写出来的都比较切近世俗，他们描写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仍存在，他们的所思所感也容易理解，不像汉唐人的精神世界中有许多让我们感到陌生、惊异的东西。苏轼本人其实也感悟到这一点，他说魏晋人的“高风绝尘”已经难以复得。当然，贵族文人在文艺趣味上的那种“纯粹”性，是以贵族门阀制度为社会基础的，这种制度瓦解以后，“高风绝尘”很难复制。比如苏轼也曾企图追和陶渊明的诗歌，谓之“和陶诗”，但几乎所有读者都认为，那只是用了陶诗的韵脚，内容风格都不像陶诗，还是苏诗。苏轼的好处是知无不言不肯沉默羊城晚报：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喜欢苏东坡（苏轼）？朱刚：对于学者来说，苏轼的好处是喜欢表达、善于表达，他知无不言，有什么想法必须一吐为快，不肯沉默，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大致都能在他留下的文字中找到自述。早稻田大学的内山精也教授，是研究苏轼的知名学者，他有一句读苏感受，就是“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你在他身上花了多少功夫，他就给你多少回报。王水照教授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苏轼的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他指出苏轼文学的一个特点，就是随时随处、终生延绵不断地反思自己的人生。由于经历复杂，这种人生思考的内容就非常丰富，而读者也容易在人生观的层面被他触动，受他影响。这大概是一般读者喜欢他的原因之一吧。羊城晚报：其实苏东坡经历了太多坎坷了，在乌台诗案后甚至有自杀的念头，他也有低落的时候。朱刚：从作品看，低落情绪是经常出现的。人生难免有失意者，或失意时。古往今来那么多失意的人生，寄情于文学，这才浮载起文学这艘大船，不至于沉没。苏轼的仕宦生涯，只有不到十年的顺境，大多数时间担当了异见者和逐臣的角色，所谓“一肚皮不合时宜”，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是真实的写照。但正是这样坎坷的人生，造就了一位善处逆境的东坡居士，我们从他的诗词文章中，可以看到他如何从痛苦中解脱，在各种环境中安身立命。羊城晚报：苏东坡的人生坎坷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朱刚：宋代科举士大夫的人生路径，基本上就是这样：早年刻苦学习，钻研经典，了解时务，在出门应举之前，先已形成一套学说，对政治、历史、文化都有一些基本的见解，谓之“道”。考上科举后，作为官员，他们崇尚“以道事君”，按自己认为正确的道理去做，说服君主接受自己的主张，反对“苟合取容”。此后仕途或顺或逆，那就由遭遇的具体情况决定。当时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这三人可以说代表了三种政见，但三人的这种人生态度却相当一致，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科举士大夫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就苏轼本人的体会而言，“我本不违世，而世与我殊”，我希望自己有益于世，但朝廷不采纳我的意见，那就接受命运了，所谓“吾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现代民主观念兴起之前，这是最有节操的一种生存方式了。具备这种节操的士大夫，才能创造出优秀的文化。苏轼的人生坎坷，具体地说，有时可归因于他的性格，但总体而言，是秉持操守的结果。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偏离真实面貌羊城晚报：后世关于苏东坡的情感生活想象是否过于理想化？朱刚：苏轼前妻王弗，出现在《江城子》词中，继室王闰之，出现于《后赤壁赋》，还有一位侍妾朝云，见于更多诗词。我们大致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去想象他们的爱情生活。若说妻妾以外的女性，则他的母亲程夫人，实际上是他幼年的老师。另外我还曾考证过一位“小二娘”，是大画家文同的孙女、苏辙的外孙女，幼年即到苏家，在苏家长大，后来嫁到常州，而常州就是苏轼买田安家的地方，他最后去世也在常州。苏轼对这位“小二娘”非常疼爱，可见于书信。在文学作品中写到家人、家庭生活，苏轼是比较多的，这也是“日常化”的一种表现。当然，也不宜完全用现代人对爱情的理解，去看待传统社会的男女关系，更不能用爱情在现代文学作品中的核心地位，去看待古典文学。研究唐诗的学者，经常认为唐人写“友情”比“爱情”重要，对苏轼来说，写他与苏辙的兄弟之情，也远远多于他写的夫妻之情。羊城晚报：要正确地了解、理解一个古代文人，应该如何进入？朱刚：就宋代以降的士大夫而言，目前专业学界比较重视对“人际网络”的考察，是传统学术中“交游考”的一种发展。比如要了解苏轼，除了苏轼本人的著作外，也要阅读他周围其他人的著作，苏辙、黄庭坚、秦观、司马光、王安石、曾巩、刘安世等，在其相互关涉、交错联结的一个“网络”中，比较客观、立体地进行把握。我所写的《阅读苏轼》的生平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但我在叙述过程中仍想突出苏轼如何与周围的人沟通；《苏轼十讲》的篇幅比较大，涉及的同时代人物更多一些。我们国家发明印刷术最早，在北宋已迅速普及，留下大量的文集可供阅读。把同时代人的文集拼接关联起来，可以复现一段“活的时空”。羊城晚报：您怎么评价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朱刚：在二十世纪的冷战语境里，林语堂把自己的政治立场、文化主张和文艺趣味，无偿“赠予”了苏轼，使苏轼如他所愿，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当然引得许多人对苏轼的好感，也扩大了苏轼的海外影响，但与一位十一世纪的中国士大夫的真实面貌，无疑是有所偏离的。羊城晚报：现在有很多关于古代人物的传记写作出版，其中有些“戏说”是不是过头了？朱刚：对于了解汉魏历史的人来说，《三国演义》也是“戏说”，我觉得无妨。虽然逛书店的时候，看到满架“戏说”，或夸大其词的“历史”题材书籍，确有不适之感，但想到不同的书籍拥有不同的读者，也就不十分排斥。无论如何，读书总是“贤于声色狗马”。

吴小攀

2022-12-18
眉山东坡区菜农集中“充电” 提高种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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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日报眉山讯（陶广汉记者常坚）“今天听了蔬菜专家授课，我对减肥增收有了更多了解。”11月21日，在眉山市东坡区2018年新型职业农民优质蔬菜栽培技术培训现场，来自思蒙镇谌银村的蔬菜种植大户彭丽梅满意地说。据介绍，该区现有60余家泡菜食品加工企业，带动14万农户种植蔬菜33.5万亩。随着蔬菜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和新品种的大力推广，以往的种植管理技术已不适应产业发展需要，问题日渐突出。为此，该区抓住今年实施省下达新型职业农民蔬菜栽培技术培训项目的契机，在思蒙、崇礼、三苏、太和、永寿5个重点蔬菜基地乡镇，选送一批基础条件优、种植规模大、带动作用好的蔬菜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蔬菜营销商等，依托眉山永恒应用科技职业培训中心，进行集中培训，提高种植水平。

2018-11-28
好家风的构建和弘扬有其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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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家风的构建和弘扬有其规律可循“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23场走进眉山第123场“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走进眉山东坡书院。眉山市委宣传部供图华西都市报讯（记者王越欣李庆）6月20日，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第123场活动走进眉山东坡书院，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沈壮海围绕《传承弘扬好家风》，为现场听众带来了一场精彩演讲。眉山是三苏的故乡，三苏父子是我国历史上彪炳千古的人物，创造了卓绝群伦的文化遗产。而苏家之所以能人才辈出，和良好的家风家教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去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眉山三苏祠，就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增强家国情怀发表重要讲话。这次来到眉山作关于家风家教的演讲，沈壮海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阐释了时代流转变迁下好家风不变的共性特征，深层剖析了好家风对个人发展、家道兴盛、党风政风、世风国运等的重要作用。沈壮海说，百年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铸造于为国为民的生死以赴中，也存养于具体、平常而又伟大的家风中。此外，沈壮海认为，好家风的构建和弘扬有其规律可循。他强调，一方面广大家庭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另一方面全社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成员共同努力，传承弘扬，不坠家风，努力使每个家庭都成为人生幸福、美好生活的港湾，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本场“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活动采取的是专家宣讲与践行典范分享相结合的形式，活动现场，雅安市天全县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陈若雷作为践行典范，分享了中医世家传承家风家训的感人故事。他表示，代代相承的家风家训，时刻感召着他胸怀苍生、服务社会，努力把中医事业推向更高水平。活动当天还举行了四川省“三苏”家风家教展演活动，通过诵读、音乐剧、歌舞等形式，展现“三苏”家风家教的历史传承和精彩故事。

王越欣李庆

2023-06-21
《苏母纪》：伟大男性背后的贤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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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阳林古语有云：天下之本在家。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家风不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与家庭的贫富贵贱无关，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无涉，润物细无声的家风，可以使人朝积极的方向发展，对人的影响深刻而持久。上下五千年，华夏大地上曾涌现过无数英雄豪杰、才子贤达，他们的名字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熠熠生辉，经年闪耀。我们千秋万代地传颂和歌吟这些名字，对他们的丰功伟绩津津乐道，殊不知这样做往往存在“历史盲点”——忘记去关注伟大男性背后的“女性力量”，忽略了这些面目模糊的妻子和母亲在家风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历史长河不断奔腾，大浪淘沙，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女性的名字和传奇：为了孩子在更好环境中成长而三次搬家的孟母，在岳飞后背刺字激励儿子“精忠报国”的岳母，送儿孙和家媳上战场英勇杀敌的佘太君……历史的幕布被揭开一角，在家风的铸造中，女性光芒不可阻挡。遗憾的是，关注普通女性的视线还是太少，论著太过稀缺，所以，当奉友湘将一部填补历史空白的长篇人物传记《苏母纪》郑重交到我手里时，我因这个选题而眼前一亮。“苏母”何人？“眉山三苏”苏洵之妻，苏轼、苏辙的母亲程夫人。世称“唐宋八大家，一门三父子”，苏家三位男子，可谓国之栋梁，千载伟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千古流芳。此前，诸位史学家的笔触大都集中于苏家男子身上，对程夫人涉墨甚少。奉友湘此次专门为苏母立传，不仅填补了学界空白，而且穿越千年，以现代人的目光与一位北宋女子相遇，抽丝剥茧分析生平，呈现人物生动故事，解读她“蕴含于日常之中的伟大”。奉友湘洋洋洒洒十数万字书写苏母，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所谓意料之中，是奉友湘在新闻媒体耕耘了大半辈子，曾是《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后来又当过几家报纸的总编辑。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退休前夕，他又从关注当下的新闻转过头，走上一条迢迢远途，迷上了泛黄的历史书写。2017年初，他出版了影视文学作品《交子》，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把成都商人发明世界最早纸币交子的经过精彩地呈现出来；2019年初，他出版了27万字长篇历史人物传记《蜀女皇后》；2020年初，他出版了与李后强博士合著的《蜀王全传》，开创了蜀王研究的新境界。沿着历史小径探幽寻古的奉兄，继续书写历史人物，也就成了意料之中的事。所谓意料之外，与“一门三苏”相比，或与奉友湘之前致力研究的刘皇后相比，程夫人并非惊世才女或天家贵妇，乃一介平常布衣妇人，留下的历史“足迹”实在太过稀少，与她相关的文字记录寥寥无几。要在少得可怜的文献资料中腾挪辗转，重构程夫人的一生，难度太大。可喜的是，对程夫人的系统书写，奉友湘做到了，这也许得益于他在媒体躬耕多年，具备一个资深媒体人的敏锐眼光和严密逻辑。当他脑海中浮现出“为苏母立传”的构想，他便为此作了充分准备，包括“向时间找线索”和“向空间要答案”，也就是查阅史书和实地走访。这两方面的准备，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苏母纪》书稿的完成，如今看来，付出终有回报。司马光撰写的程夫人墓志铭中有一句：“即罄出服玩鬻之以治生，不数年遂为富家。”意思是程夫人把全部陪嫁首饰卖掉做生意，几年后便发家致富。但程夫人为什么能够迅速致富，有什么样的经商妙招，没有太多的史料可供参考。我们知道的仅仅是程夫人在眉山城南租下门面，开了间丝绸铺子，大名纱縠行。奉友湘根据自己对宋代成都、眉山、青神等地社会、经济、物产等的深刻研究，把程夫人如何创业经商这段断裂的历史，精心地焊接起来。在他笔下，敢为天下先的程夫人在商场上纵横驰骋，大胆创新，善于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商机。他不是天马行空地“戏说”，而是在历史真据之下进行逻辑推演与合理延展，丰富了传记人物的性格特征。苏家一门三杰，近千年来，想必并非无人关注过“苏氏家风”。受优良家风熏陶的“三苏”，文采过人，人格独立，影响深远，如同璀璨星辰永恒地闪耀于历史星空。可过去的“家风研究”，人们更多关注于父子、兄弟之间的积极互动，却忽略了母亲的重要地位。奉友湘颇具慧眼，匠心独运，用一支生花妙笔，为我们描绘了栩栩如生的苏母形象。苏母是当之无愧的贤妻。苏洵年轻时任性，不喜科考，“年二十七犹不学”，身为妻子，她丝毫没有埋怨丈夫不思进取，贪玩恣意，而是默默陪伴和鼓励，直到丈夫生出为前程而学的动力。苏母是叱咤风云的“女商”，自投身商海，秉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廉”的原则，胜人一筹，创业成功，堪称千年之前的女性商业奇才、优秀的女企业家。她的创业精神、商业眼光和商业智慧，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赞赏。苏母一生充满侠气，行商诚信为本，义字当先，发家致富之后，她并未仅“独善其身”，而是捐学助弱，援手贫病乡亲，奖励孝亲敬老的族人。苏母也是包容慈爱的仁母，天生有高妙的智慧，对孩子们进行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远大的志向，养成自觉科学的学习习惯，形成优良的道德品行。她发现租屋宝藏悄悄完璧归赵，让孩子们懂得诚实的可贵；她同孩子们一起救治被家猫抓伤的桐花凤鸟，教导孩子从小敬畏生命，悲悯苍生。苏轼、苏辙最终成为国家栋梁，为官任职清廉勤政，都是受了母亲的教导和影响。《苏母纪》多视点的观察、多维度的书写、多层面的分析，使一个有血有肉的动人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她聪慧、坚毅、宽仁、正直，当然，也存在着封建社会女性的普遍弱点——太过善良，恨不能将心挖出来，给予夫家和娘家全部的爱。也因如此，她执意将爱女嫁给娘家侄儿，爱女惨遭虐待而早亡，她因此而痛断肝肠，还要承受丈夫与她娘家决裂的痛楚。恩怨纠葛，团团包围，使她成为磨芯，一天又一天，磨去了精气神，她在48岁时便撒手人寰，实在可叹可悯。苏母是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女人，她虽无赫赫功绩流传于世，但她以自己的心血默默培养了“一门三杰”。她不应只是以“名人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在历史的长河留下一个模糊背影，她有自己作为“一家主母”的智谋与胸襟、才能和抱负，于家、于族、于商，她用一生的奋斗做出了贡献，充分实现了一个女人的人生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阅读《苏母纪》，是隔着历史的重山叠嶂，揭开一个长久以来被忽略的贤能女性的面纱，看聚光灯转到苏母身上时，她曾怎样相夫教子，弄潮商海；她曾怎样宅心仁厚，言传身教；她又是怎样受时代的局限，度过了难以言说的痛苦撕扯。她是那么活泛与真切，可以走近可以倾听，点点滴滴，扣人心弦，留下无穷之味。因此，我认为，《苏母纪》是一本充满正能量的书。男人可以从中获得奋发有为的动力，女人可以从中找到成功女性的标本，孩子可以从中汲取健康成长的养分，老人可以从中体味走过的岁月。这样的好书能让人开卷受益，善莫大焉。（作者系四川省作协主席团委员、小说专委会副主任）

杜阳林

2022-12-01
打造高效化解医疗纠纷的眉山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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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中院巡回审判庭在市医调委开庭审理医疗纠纷案件医疗纠纷调解时，专家进行医疗责任评估眉山中院供图本报全媒体记者王晗阳熊勇入选理由推动构建“保调赔防诉”创新机制一站式高效化解医疗纠纷眉山法院传承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深入推进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针对医疗纠纷专业性强、矛盾尖锐突出、诉赔金额高、化解难度大、易引发过激事件等特点，积极推进医疗纠纷的诉源治理，推动构建起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各方参与、专业调解、司法保障的预防调处化解医疗纠纷的“保调赔防诉”新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实现医疗纠纷的“一站式”化解。该项工作经验在全国推广。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不仅传为文坛佳话，其思想更闪耀光芒，历千年而弥新。尤其是“三苏”的法治思想，无论是“法须合礼顺情”，还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亦或是“法行而势立”，无不洞见深邃，启示今人。眉山作为三苏故里，传承先贤精神，始终厉行法治，眉山法院则赓续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将本土法治文化同法院“诉非衔接”实践相结合，推动构建“保调赔防诉”创新机制，一站式高效化解医疗纠纷。据悉，“保调赔防诉”指的是“全市医疗机构统一购买医疗责任保险”“调解”“赔偿”“防控（医疗）风险”“诉调对接”五方面，眉山法院深入参与五方面工作，为当事人提供便捷的医疗纠纷调解服务。该机制运行一年半以来，全市呈现医疗纠纷数量持续下降、“医闹”行为得到有效遏制、群众就医满意度显著提升的良好态势，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该机制1月26日入选首届“四川法院改革创新奖”，2月24日入选最高法发布的《人民法院一站式多元纠纷解决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2019—2021）》十大典型经验，成为眉山法院多元化解矛盾纠纷的亮眼名片。建强组织医疗纠纷对接“叫得应”从在医疗机构拉横幅、摆灵堂，到侮辱、威胁医务人员，甚至对医生护士动粗，近年来，有关“医闹”“暴力伤医”的字眼屡见报端。这些行为不仅粗暴践踏了医护人员的权利，也助长了暴戾之风，让本该相互信赖、相互帮助的医患之间势同水火，最终伤害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如何妥善处理医患纠纷，及时掐灭双方冲突的火苗？眉山法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医疗纠纷专业性强，双方在信息上存在一定的不对称，因此，当患者对诊疗效果不满或者因误诊等造成身体损害的，将会加重他们对医疗机构的疑虑，而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过错，往往需要司法鉴定做出判断，审理期限较长，倘若不及时介入医患矛盾进行疏导沟通，可能酿成更大的恶果。”眉山中院相关负责人说道，“此外，医疗纠纷的诉赔金额一般较高，同样给纠纷化解带来了一定难度，尤其是碰到个别患者家属情绪激动的情况，医院方更是难以应对，若一味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拿钱买平安’，亦不利于后续向保险公司理赔。”为了在医患双方之间架起一座平等沟通、和谐对话的桥梁，眉山法院积极参与到眉山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医调委”）的建设当中，通过设立法官工作站、巡回审判庭等方式，加强对医疗纠纷调解的业务指导和诉调对接工作，并主动将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通过委派、委托方式交由医调委调解，或邀请医调委调解员参与到医疗纠纷的审理过程中。“我们希望把医疗纠纷的解决从医院中转移出来，隔绝‘医闹’产生的现实场景。通过建强市医调委这一组织核心，确保医疗纠纷当事人的诉求‘叫得应’，以法治铺就他们的维权之路。”眉山中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一站解决医疗纠纷化解“落得实”受理全市范围内医疗纠纷140件，调解成功率达92.86%；保险公司累积赔付超500万元，患者权益得到切实保障；开展17场次医疗纠纷风险防范和处理培训，超1600人次参与其中；司法确认13件，医患双方满意率达到100%……“保调赔防诉”创新机制以亮眼的成绩单确保医疗纠纷化解“落得实”，其成功离不开“便民高效”四个字。在市医调委办公区，专家鉴定、纠纷调解、保险理赔、诉讼裁判等服务一应俱全，使医患双方在同一地点即可完成医疗纠纷的解决。“市医调委接到医疗纠纷的通知后，将委派调解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调解员则会向医患双方出示调解书面告知，并介绍纠纷调解的工作程序，争取他们同意接受调解的处理方式。”市医调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随后，调解员将会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并会同赔处中心对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形成初步的调解处理意见，调解成功的，医患双方可就调解协议申请法院进行司法确认，而调解不成的，则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在医疗责任的评估划分上，医调委更是配备了专业的医学专家库和法学专家库，按程序实施医疗技术评估和专家合议，为医患双方免费进行专业化、程序化、标准化的责任评估，包括对医疗纠纷实行定性、定责、定损、定赔，认定医疗过错和赔偿责任，坚决杜绝“无依据调解”和“无依据结案”，评估结论即作为调解的依据和保险赔付的依据。为了把调解协议兑换为患者手中的“真金白银”，“保调赔防诉”创新机制还实施“调赔结合”，以调解结果为依据，由参与统保的保险公司快速理赔，赔付款的及时到位，有效防止纠纷久拖不决、患者愤而起诉的风险。2020年、2021年，全市法院受理的一审医疗纠纷案件分别仅为19件、13件，真正做到了定分止争。诉源治理纠纷化解效力“保得牢”在眉山市东坡区法院民一庭法官冯靖雅的办公桌上，当事人资料、工作笔记、法条汇编一丝不乱。作为市医调委的联络法官，如何在当事人情绪的波动中保持冷静和专业，合理合法地化解医患矛盾是她日常的工作内容。“随着公众法治意识的不断增强，‘有事找法院’逐渐成为了社会共识，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不过解决眼下纠纷，则不必囿于审判一途。”冯靖雅说，“面对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愿望，我们有义务通过法律咨询、诉前辅导等方式引导他们选择合适的权利救济方式。例如，在医患纠纷中，患者往往受到身体上的伤害，急需赔偿支持下一步的治疗，此时，更为精简的调解程序无疑更加有利于患者权利得到及时保障。”2021年3月，眉山中院印发《关于加强医疗纠纷诉调对接工作的意见》，明确法院应积极通过立案前委派、立案后委托、诉中邀请等方式，充分发挥市医调委化解医疗纠纷的优势。对于医患双方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运用“司法确认”“赋予调解协议合同效力”等保障医疗纠纷的调解成果，及时固定协议效力，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确保纠纷化解效力“保得牢”。“随着‘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等网络渠道在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中的运用，医疗纠纷化解的信息化水平将进一步提高，为医患双方的矛盾化解提供更多便利。”眉山中院相关负责人说道。结语下一步，眉山法院将加强同市医调委及调解工作站在日常工作中的沟通衔接，通过定期或者不定期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对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新问题及时研究，统一裁判标准，及时总结经验，对个别具有典型意义的医疗纠纷实行巡回审判，以案释法，起到教育示范作用，切实维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促进医疗卫生事业在法治化轨道健康发展。

王晗阳熊勇入选理由

2022-03-17
四君子厚爱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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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琳祥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五年，留下了许多优美的诗词歌赋，其中二赋一词被誉为千古绝唱。谪居黄州，苏东坡政治生涯正处于低糜时期，是什么原因使其文学创作登上平生的巅峰？就笔者看来，苏东坡先天的人格魅力固然重要，但五年间他有幸与黄州“四君子”结缘才是真正的原因。“四君子”，是笔者对苏东坡谪居黄州时的三任太守（陈君式、徐君猷、杨君素）以及有“君子”美誉的通判孟震的敬称。陈君式：倾盖如故，日造苏门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苏轼在御史台差人的押解下携长子苏迈抵达黄州城。举目无亲，人地生疏，“但恐朋友缺”，苏轼的心情十分沉重……天不绝无路之人。当苏轼以“有罪之身”第一次与黄州太守陈君式相见时，陈君式对苏轼不但未曾冷眼相看，相反地向他伸出温暖的双手，特意将苏家父子俩安置到环境清幽的定惠院中居住，随僧蔬食，行动上也不给苏轼什么条条框框。陈君式（？—1084年），名轼，抚州临川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祖父曾为中散大夫。陈君式在黄州任上，为官清廉，为人正直，对吏严厉，对民宽松，由于政绩斐然，极有口碑。陈君式与苏轼原本不识，只因兴趣爱好相投，便主动提出与苏轼订交，此后每天都来定惠院看望苏轼。苏轼曾担心自己有罪在身而连累陈君式，使其蒙耻致祸，但陈君式毫不理会这些，并责怪苏轼不该出此浅陋之言。当年五月下旬，苏轼的家眷即将来到黄州。陈君式将黄州城南的官驿临皋亭修葺一新，然后让苏轼父子俩从定惠院迁居其中。临皋亭原名回车院，是朝廷命官巡视黄州的驿馆，按照宋代的法律，受贬谪的官员是没有资格住进官驿的。陈君式破例让苏家居住其间，让苏轼的贬谪之情缓松了许多。感慨万千的苏轼曾在《迁居临皋亭》诗中说：“全家占江驿，绝境天为破。”遗憾的是好景不长，当年七月，陈君式知黄州任满归故里。临别时，苏轼百感交集，他没有去创作诗词以道离别之怀，只是将汉人李陵赠苏武之诗抄赠给陈君式。苏轼在诗后题了一跋，略述其中原委。其跋如下：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春秋之时，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不必己作也。元丰七年（1084）三月，陈君式病逝的噩耗传到黄州，苏轼悲痛万分，作《祭陈君式文》寄托自己的哀思：故致政大夫君式之灵：猗欤大夫，匪直也人。矫然不随，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娱其亲。亲亡泣血，几以丧明。免丧复仕，哀哉为贫。从政于黄，急吏缓民。食黄之薇，饮其水泉。我以重罪，窜于江滨。亲旧摈疏，我亦自憎。君独愿交日造我门。我不自爱，恐子垢纷。君笑绝缨，陋哉斯言。忧患之至，期与子均。示我数诗，萧然绝尘。去黄而归，即安丘园。澹然无求，抱洁没身。猗欤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随，如环之循。富贵贫贱，忽如浮云。孰皆有子，如二子贤。千里一觞，侑以斯文。严格说来，苏轼与陈君式交往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对于因“乌台诗案”刚出牢房的苏轼来说这几个月的时间正处在他人生的转折点上，因而显得异常重要。正因为有这样一位虚怀若谷的贤明太守“日造其门”，黄州的官吏皆不敢慢待苏轼，苏轼因此很快获得黄州民众的尊崇与喜爱。徐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元丰三年（1080）七月，徐君猷以朝散郎出知黄州，接替陈君式的职务。徐君猷（？—1083年），名大受，东海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出身于名宦世家，祖上为官皆有“循吏”的美誉。徐君猷受其家风的熏陶，平生淡泊名利而留心学问，故以字“君猷”名于世。在黄州太守任上，徐君猷“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因政绩斐然，深受黄州人民拥戴。徐君猷来黄州之日，苏轼谪居黄州已有五个月了。当两个人相见于官署之时，因共同语言甚多，用苏轼的话说，即“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元丰四年（1081）二月，谪居黄州已有一年的苏轼因俸薪断绝，加之家中人口二十，生活日益困匮，跟随苏轼二十年的马正卿主动替他向太守徐君猷申请些土地以作为治生之计。徐君猷久有此心，只是担心委屈了苏轼而不愿启齿。当马正卿将这一要求提出，徐君猷立即将城中故营地数十亩无赏地拨给苏轼。故营地西高东低，黄州人称其为东坡，苏轼于感慨万千中，将自己别号“东坡居士”。元丰六年（1083）四月，知黄州任满的徐君猷邀请苏东坡再游安国寺，当游到寺内的竹间亭时，安国寺住持继连请为此亭题名。东坡寻思徐君猷在黄州政绩斐然，百姓有口皆碑，于是欣然命其亭为“遗爱”，并作《遗爱亭记》述怀：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谓之遗爱。……东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为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徐君猷到湖南上任不到半年，却身患不治之症，于当年十一月撒手人寰。徐君猷病逝之时，他的几个儿子尚未成年，丧事的办理，全落在其胞弟徐得之身上。由于是谪居黄州，苏东坡不能前往福建参加徐君猷的葬礼，于是给徐得之去信一封，叮嘱其尽力安排好徐君猷的后事：某启。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此意岂可忘哉！恨谪籍所縻，不克千里会葬……“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寥寥数语，把徐君猷关照厚待自己的情谊说得有血有肉，而东坡“此意岂可忘哉”一语，又体现出苏东坡知恩图报的襟怀。杨君素：仗义建南堂元丰六年（1083）五月，徐君猷离开黄州赴湖南上任，接替黄州太守之职者是杨寀。杨寀字君素，出身年月及籍贯皆不详。苏东坡言其“实学隐德，其子迪简亦善吏”。是月，转运使蔡景繁奉命巡视黄州。眼见临皋亭年久失修，房顶到处漏雨，苏东坡全家难以安身。尤为难堪的是，身为朝廷命官的蔡景繁巡视黄州，苏东坡还得退房回避，尴尬至极，故蔡景繁建议杨君素为苏东坡单独建房三间，以解谪居窘境。在宋代，地方长官如果为贬官、“罪臣”建造房舍极有可能遭人弹劾，甚至有夺官去职的可能。仗义的杨君素顾不了许多，他命人在临皋亭南畔筑瓦房三间。因其地理位置高显，苏东坡将其取名为“南堂”，稍后作七言绝句五首抒怀。苏东坡深知没有杨君素的精心安排，南堂不可能如此快捷地建成，但在这特殊时期，他又不能过分张扬渲染杨君素太守为自己建造新房。孟震：笃学力行，有“孟君子”之称孟震字仰之，又字亨之，东平（今山东泰安）人。其生卒年不详。孟震进士及第走上仕途，虽无其他才能，但为人耿直，喜欢打抱不平。在任京官之日，京东狂人孔直温以谋反下狱，事连石介之子，当时捕人不已。孟震与石介有故交。出自公心，上书宰相韩琦，直言孔直温乃狂人无所能，但石介素有大名，敢于直道、不畏权贵，其家风如此，其子决不可能与狂人通谋造反。韩琦得孟震之书，感叹不己，于是按照孟震的说法上疏，朝廷因此不深究孔直温一案，释放所有在押的嫌疑人，故百姓欢舞，朝中士大夫皆称孟震为“君子”。苏东坡谪居黄州之初，与孟震交往不多，后因光州太守曹九章来信提及此事，苏轼便私下观察孟震日常的所作所为，发现孟震不独淡泊名利，且为人处世坦诚可信，自认为不忝“君子”之名。从此，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言志抒怀。孟震的庭院之中有一泉眼，泉水清澈，大旱不竭，大雨不溢，苏轼认为此泉合乎孟震之德，便将泉名之为“君子泉”。苏轼将君子泉得名的缘由写信告知苏辙，苏辙于欣喜中作《君子泉铭》予以赞美，其序云：孟君亨之，笃学而力行，克有常德，信于朋友，一时皆称之曰“此君子也”，因号之孟君子。君通守齐安，其圃有泉，旱不加损，水不加益，因名之曰“君子泉”。为彰显其德，苏东坡以《孟仰之》为题，亦作文记之曰：余谪居黄州，州通判承议郎孟震字仰之，颇与余相善。光州太守曹九章以书遗予云：“朝中士大夫，谓之孟君子。”予徐察之，真不忝此名也。震，郓人，及进士第，无他才能。然方京东狂人孔直温以谋反下狱，事连石介守道之子，一旦捕去，且四出捕人不已。震与守道虽故，素不识韩魏公，以书抵公，具言直温狂人无能为，而守道以直道死，其故家流风，决非与狂人通谋者。魏公感叹，即为上疏如震言。以故直温狱不深究，人皆庆，其所全活甚众。震厅宇中，有一泉甚清，大旱不竭。余因名之君子泉，而子由为之记。元丰六年十一月七日记。

2020-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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