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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旅体局：送福送春联情暖帮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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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6日，春节临近，市文旅体局组织乌兰察布市书画院书画家，赶赴帮扶点凉城县岱海镇三苏木村，开展送春联送年画送慰问活动。活动现场，书写春联的桌子前挤满了村民，书法家们铺开大红纸，蘸足笔墨，笔落字现，一气呵成，一幅幅喜庆的对联和火红的“福”字，将新春的美好祝福送给村民，村民们帮着压纸、摆放春联，现场其乐融融。拿到心仪的春联，贫困户庞秀珍格外开心：“书法家们大老远赶到这里给我们写春联送祝福，让我们村民快快乐乐过节，他们的爱心让我特别感动。”贫困户王存和，拿着市书画院院长王永鑫刚刚画的《牛气冲天》，逢人显摆：“漂亮吧！牛年就是要牛牛气气。”因病致贫的王存和，在一系列扶贫政策的帮扶下，日子一天比一天好，2019年底退出贫困户。市文旅体局自包扶凉城县岱海镇三苏木村以来，先后投资180多万元，帮助该村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乡村旅游，实实在在帮助贫困户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把精准扶贫的各项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送到每一户贫困户中，让他们尽快摘掉“穷帽子”，真正奔上“致富路”。2018年底，三苏木村退出贫困村序列，175户贫困户于2019年底全部退出。①拿着充满喜气的大红春联，贫困户庞秀珍、樊润和、李燕平、王存和开心极啦。②王永鑫现场为村民作画《牛气冲天》。③活动现场，书画家们挥毫泼墨，用喜庆的对联和火红的“福”字，将新春的美好祝福送给村民。本报记者常晓萍摄影报道

常晓萍

2021-02-07
徐州的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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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苏辙《水调歌头·徐州中秋》这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作于公元1077年的中秋节，即苏轼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第二年，苏辙来徐州探望苏轼时为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而作。在苏辙看来，徐州的明月是忧愁的，鸿雁惊飞，月亮西沉，哪里还有团圆之美？“其山嗟峨，其士颖多”的古城徐州难道真没有美好的明月吗？翻开歌咏徐州的诗卷，对月抒怀、感叹月美的诗句，信手便可拈来。白居易眼中的徐州明月是唯美的——“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萨都剌眼中的徐州明月是豁达的——“夜深一片城头月，曾照张家燕子楼”，贺铸眼中的徐州明月是珍贵的——“何处延明月，东城百尺楼。故人那得见？后夜是中秋”，解元眼中的徐州明月是怀古的——“当年放鹤人何处？月满空庭此日名”。当然，绕不开的仍是苏轼，尽管在徐州生活仅23个月，这位诗人政治家却将徐州明月写得千姿百态、如水如梦，时而婀娜，时而妩媚，时而激越。在云龙山麓，苏轼看到了“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的诗情画意。在故黄河畔，“归来笛声满山谷，明月正照金叵罗”的醉美月色令他逸兴遄飞。游彭祖楼，忍不住高歌“秋月堕城角，春风摇酒杯”。夜宿燕子楼又凝练出“明月如霜，好风如水”的“清景无限”。黄楼诗会则泼墨出“山下白云横匹素，水中明月卧浮图”的月夜壮美图……就连却别徐州时，历历在目的也仍是徐州的月光——“可怜洪上石，谁听月中声”。苏轼在徐州写下150余首脍炙人口的诗词，有不少都是仰望着天上这轮明月而作，这位诗人政治家对徐州月亮的厚爱可见一斑。也难怪，楚汉故国，金戈铁马，帝王风流，在不是血就是火的阳刚徐州，这里的月光的确要比他处显得更为壮美、宽厚和多情。汉时明月汉时秋，那古色古香的月光从泛黄的岁月深处悄然跃上故垒城头，悄无声息地牵引着诗人们的心绪和情愫，怎能不发出万千咏叹？黄河如带穿城绕墙，千年大运河傍城南下，72座山峦岗岭四合，全都笼罩在静谧的月光下，有疏影，有啾鸣，有遗风，徐州的月色就是这般独特。尤其是城中那汪周长15公里的云龙湖，湖面如镜，与天上的皓月交相辉映。月圆之夜，但见水天一色，天上、湖中两个玉盘通明一体，置身湖畔，令人心旷神怡。倘若从云龙湖中掬起一捧水，手心里也必会映出一个汉时月亮。千百年来，如此良辰美景引来无数诗人墨客，谢灵运来过，韩愈来过，文天祥来过，郁达夫来过……当代古文名家杨威更在《云龙湖赋》里大声喝彩——“纤埃不飞，映空明于镜浦”。因此，徐州的明月是走遍千山万水也忘不掉的，无论游子的步履有多远有多长，家乡的明月始终举头可见，乡愁就随着这月光传递到故乡。从徐州走出的刘禹锡，在异乡中秋夜连写两首赏月诗《八月十五日夜玩月》、《八月十五夜桃源玩月》，在诗人的眼里，天上的明月就是他的中秋就是他的故土。远在瓜洲古渡头的白居易，月明之夜，独倚高楼，“思悠悠、恨悠悠”的竟也是故园徐州的“汴水流（故黄河），泗水流（大运河）”。楚歌八千，汉家陵阙，多少英雄谈笑尽，一轮明月故垒升。而今，那一轮汉时明月已走过了几千年，却依然清幽地悬挂在徐州的夜空。博大深邃的月光，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把整个徐州掩映得更加恢弘，更加明洁。

2012-10-09
北宋晚期一次长达10年的“大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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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北宋者，北宋也，非金人也——实乃长达10年的内斗“大折腾”也。北宋的第六个皇帝宋神宗赵顼执政时，任用王安石为宰相，实行变法。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改革。改革一开始，即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的抵制和反对，苏轼、苏辙兄弟也站在保守派一方。但赵顼还是努力坚持下来，尽管有过动摇。可惜的是，赵顼只执政18年，38岁就“驾崩”了。他的儿子赵煦即位，即宋哲宗。当时赵煦还是个娃娃，于是由太皇太后也就是赵煦的奶奶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本就不同意改革，一旦垂帘听政立即重用司马光为宰相，将王安石的变法全盘推翻。保守派得势，改革派或被贬官，或被逐出朝堂。然而8年后，太皇太后死，赵煦亲政，马上重新重用当初支持变法的人士，把保守派赶出朝堂或贬往外地，处分之严厉，远远超过了保守派得势时对变法派的处分。太皇太后垂帘听政时的年号为“元祐”，保守派也因此被称为“元祐党人”。此时司马光已死，但仍被追贬，几乎被破棺鞭尸；他主编的《资治通鉴》险些被毁版，多亏有宋神宗为之作序，才逃过一劫。苏轼兄弟则一贬再贬，开封（当时是京城）的上清储祥宫立有一方石碑，其文乃苏轼所撰，也被毁弃，改由蔡京撰文并书写。而元祐年间各地所立之碑刻纪事等，悉令毁之。严厉清查的元祐党人竟达七八百名，不但他们自己永不得叙用，连他们的子孙也大受牵连。宋哲宗赵煦真正在位只有6年多，死后由他的弟弟端王赵佶继位——这就是写得一笔“瘦金体”书法的宋徽宗。宋徽宗执政之初，贬斥了哲宗时严厉整肃元祐党人的几个朝臣，并给司马光等恢复名誉。但这位“书法家”皇帝是反复无常之人，不久就又对元祐党人再次整肃，且更为严厉，称呼也上升为“元祐奸党”。他下令将司马光为首的“奸党”309人刻名于石，立于朝堂，各州各县亦刻之，苏轼、秦观、黄庭坚均在其中。名列“奸党”的人的著作统统焚毁。“奸党”子弟无论有官无官均不得随便进京，只能居住于外地。赵家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或“奸党”之亲戚结婚，已订婚尚未成礼者应予退婚。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严罚无赦。在这种险恶的政治气候下，官员唯恐与“元祐奸党”有染，为了证明自己立场坚定或为了升迁，都对“奸党”口诛笔伐。若想攻击某个官员，则只需对他的言论寻章摘句，对他的行为吹毛求疵，找出他是“奸党”的蛛丝马迹。于是，整个朝廷甚至整个官场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奸党”的追究和斗争上——一时间，这成了朝廷、官场的“头等大事”。虽然两年多后，赵佶又下旨毁掉朝堂的“元祐奸党”石碑，各州各县亦毁之，对“元祐党人”的处分有所宽松，“可复仕籍，许其自新”，但整个官场已被整得千疮百孔了。而且这种朝令夕改，也使官员心有余悸，无所适从。苏轼、黄庭坚的诗文仍为禁书，收藏者必须焚毁，否则以“大不公论”。这就使当时的官场、当时的社会仍不能不“紧绷”着这根神经。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书法皇帝”赵佶也感到无法收拾局面，遂将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恒，自己当起了只享福不管事的太上皇。赵恒（宋钦宗）只当了一年多皇帝，在此期间也想力挽狂澜，怎奈北宋王朝已病入膏肓，谁也不能妙手回春了。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大举南下，宋军望风披靡。黄河天险竟然无兵防守。仓促从京城调派的宋军，一些人上马以后，“辄以两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这样的军人还能打仗吗？很快，金兵便攻破开封，徽宗、钦宗父子双双当了俘虏，北宋由此灭亡。北宋灭亡当然不全由这一场“窝里斗”所造成，但肯定同长达10年对“奸党”的整肃有密切的关系。唐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其实，灭北宋者，亦非金人也——实乃北宋自己，乃长达10年的内斗“大折腾”。（秦海/文，摘自《同舟共进》）

秦海

2011-07-25
四川立法保护“三苏”遗址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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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成都8月23日电（记者陈健）四川省眉山市多部门23日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地对苏洵、苏轼、苏辙“三苏”遗址遗迹进行了立法保护。《眉山市三苏遗址遗迹保护条例》将于9月1日起施行，这是当地文物保护领域的首部地方法规。眉山古称眉州，是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故乡，拥有众多“三苏”遗址遗迹。尤其是大量与苏轼（苏东坡）相关的遗址遗迹，最为引人关注。眉山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陈建说，《眉山市三苏遗址遗迹保护条例》已由眉山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今年4月29日通过，由四川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于今年7月25日批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据介绍，条例确立了遗址遗迹按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风貌协调区实行分层次保护的原则；对影响遗址遗迹风貌和污染环境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限制；明确了相关机构、看护人、使用人职责；创设了对“垦荒、放养动物”“在非规定地点燃烧祭祀用品”等禁止性行为的相关处罚。眉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刘友洪说，此次明确保护的“三苏”遗址遗迹包括三苏祠、中岩寺摩崖造像、苏氏墓地、连鳌山石刻、重瞳观等。其中，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故居，原为五亩庭院，元代改宅为祠，经过历年添修扩建，现占地百余亩，有重要的历史、艺术价值和文物保护价值。连鳌山石刻位于眉山市东坡区广济乡，“连鳌山”三字自上而下排列，占地约60平方米。连鳌山石刻是苏轼青年时期的手书遗迹，其笔画流畅、气势非凡，保存至今近千年仍完整清晰。

陈健

2019-08-24
《我的朋友苏东坡》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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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街头道尾、寻常巷陌，无论是保安大叔，还是广场舞大妈，无论是天真顽童，还是古稀老者，提起苏东坡的诗词，总会有几句脱口而出。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里，苏东坡早已经成为了挂在嘴边的一位朋友。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系列原创短视频《我的朋友苏东坡》第一集《北宋顶流的成长密码》和第二集《好的伴侣能治愈一生》在央视频客户端上线，以视听化的手段和智能化的表达，让当代观众进一步走近苏东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品读先贤人生况味。名家导览，视听化的“苏东坡传”《我的朋友苏东坡》从苏轼人文思想与现代思潮的共鸣处破题，由南京师范大学郦波教授从不同维度讲述这位站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山巅上的代表人物的一生，从而传达其超然自释的处世哲学，让当代人从古人身上汲取治愈心灵的能量。在首期节目中，郦波老师讲述“一门父子三词客”的苏家家风与家教。瑞莲池边，郦波结合《夜梦》一诗解读苏洵在家教方面的“大智慧”；南轩中，苏轼、苏辙兄弟俩共同学习、相互对句的时光被传为千古佳话；母亲程夫人以《后汉书》对苏轼的规劝和关怀，也对其精神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从父亲苏洵用“坑爹”的方式鼓励两位孩子读书，到苏轼、苏辙兄友弟恭的手足之情，北宋“三苏”的名门家风被文化名家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既呈现出了苏东坡成为“北宋顶流”的成长密码，也用文豪的人生经历解释着其豁达的生命境界。与此同时，节目呼应现代人的心态，街头采访眉山当地群众，倾听他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人均背出几句苏轼诗词，人人对苏东坡充满好奇，人人愿意与苏东坡交朋友……节目呈现出苏东坡的精神气节与当代生活的高度契合性，从而让如此多当代人仍然喜欢他，从他的“松弛感”中获得在生活中奋斗的动力以及治愈性的能量。以景化文，实地版的“诗词中国”节目采用实景拍摄，选取在苏东坡一生中极有影响力的几个地点，用可感可观的具体实景讲述苏东坡的人生故事。除了首期节目走进三苏祠外，在第二期节目中，郦波教授带领观众来到“明月夜，短松冈”的苏坟山，去探寻作为“千古悼亡词之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背后承载的治愈一生的伴侣深情。在实景拍摄过程中，节目注重对诗词的考证，从一步一景中引出苏轼的诗词，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以风景讲文化，以遗迹忆诗篇。三苏祠内，古银杏树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为人为文的象征，苏宅古井成为滋养出“三苏”的源头活水；王弗墓前，一片短松冈见证着“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洪荒之隔……一座三苏祠，见证着苏家的家风家教；一座苏坟山，见证着伴侣间共担风雨的陪伴与力量，而这些与苏家密切相关的文化古迹，也恰恰洞见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据了解，后续节目将来到“问汝平生功绩”的“黄州惠州儋州”等苏轼足迹城市，走进苏东坡相关书院、纪念馆和博物馆，以苏东坡与现代文化的共鸣点为切入口，重点探究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思想的高度契合性。寻访历史现场，节目在不同地域讲解起苏东坡旷达的人生境界，也以此拉近观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以技创优，与AI苏东坡交朋友颇具亮点的是，《我的朋友苏东坡》创新技术应用，打造数字虚拟人苏东坡在节目中回答来自观众的问题，借力前沿技术实现穿越时空的古今对话，让观众与苏东坡真正交上朋友。从文字上的精神交流，到视听版的人生故事，再到AI版的智慧对话，媒介技术让古人真正“活”起来，节目传递苏东坡文学审美与人文思想，完成了古代智慧与当代思潮的对话。“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我的朋友苏东坡》践行总台“思想+艺术+技术”的顶层设计，成为央视频在传统文化领域深耕出的又一精品力作。节目将用新颖的形式、轻松的语态、深邃的思想，对苏东坡精神进行主题化呈现和创新性解读，打造能够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走近传统文化，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式激荡起更多年轻观众的文化自信。

2023-10-20
因法便民的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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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苏轼，如雷贯耳，从骨子里透出的豁达乐观人生态度和家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人们。他不仅诗词、散文一绝，而且书法、绘画也是相当了得，不愧为一代大文豪。苏轼对政治法律也非常精通，虽然没有法律专著，但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形成自己的一些观点论述，散见于其文集、奏札、策论、书信以及他人的记述里。他的法律论述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包含立法、刑法、治吏、经济等方面。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苏轼以儒生出仕，带有浓浓的儒家色彩，在四十多年的宦海中屡经挫折，又融进了佛教、道教的思想观念，从而成为一位儒释道相结合的大学者。表现在政治上，他是温和的改革派，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既不同于王安石的疾风暴雨式变法，又有异于司马光的因循守旧思想，强调仁政，以民为本；表现在法律上，主张礼法结合，因法便民，法贵简当，审慎用刑。在立法方面，苏东坡主张“法贵简当”“临下以简，御众以宽”，反对“法令滋彰”。在《上神宗皇帝书》奏折中曰：“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表达简易为法的主张。“临下以简，御众以宽”，本是《尚书虞书》里的一句话，他拿过来作为自己的法律观点，建议朝廷对官吏的要求简明扼要，治理民众要宽宏大量，制定的法令不要太多太严。他说：“昔汉高帝约法三章，萧何定律九篇而已。”“至于文景，刑措不用。”很简明的法律条文，就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到了魏晋时期，法令繁密，条目滋彰，结果民无所措手足。苏轼批评当时朝廷立法过于繁密，“《编敕》续降，动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虑所不能照，而法病矣。”立法如果注重细节，就会疏忽原则。“详于小，必略于大，其文密者，其实必疏。”对立法内容，主张“无责难”，不可严苛，不作过分要求。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要实事求是，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对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他主张“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刑罚与教育同时施行，道德与法律各司其职，相互结合，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并且进一步论述“王者之所宜先者德也，所宜后者刑也。”治国理政，把德治放在首位，刑罚放在后，法律是道德的补充，同时强调法律的作用。在《戏子由》一诗中讽刺当时重法轻儒的现象，呼吁重视德治，“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苏轼反对重刑，反对滥用刑罚，在《刑赏忠厚之至论》中，集中论述刑与赏的关系，主张以仁治国，受到欧阳修的称赞。在《三法求民情赋》认为“刑德济而阴阳合，生杀当而天地参。”表明刑德相济，生杀得当的观点。对于人与法的关系，苏东坡主张“任法与任人并重”。鉴于熙丰变法中存在一味任法之弊，强调任人的重要性。“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纲，而其出入变化，固将付之于人。”法律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来执行。“法之于人，犹五声六律之于乐也。法之不能无奸，犹五声六律之不能无淫乐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于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法律如果存在弊端或者滞后，任用贤人可以弥补。他对任法与任人两者关系的看法充满辩证的思维，认识深刻，“任人而不任法，则法简而人重。任法而不任人，则法繁而人轻。法简而人重，其弊也，请谒公行而威势下移。法繁而人轻，其弊也，人得苟免，而贤不肖均。此古今之通患也。”难能可贵的是，对于犯罪原因的分析，苏轼从经济方面和统治者方面寻找。他说：“人之所以为盗者，衣食不足耳。农夫市人，焉保其不为盗？而衣食既足，盗岂有不能返农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盗者，开其衣食之门，使其复业。”当时，河北京东地区蝗灾严重，他在《论河北京东盗贼状》文中指出：“今中民以下，举皆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分析得非常深刻，非常到位，于今也有借鉴意义。长期在地方任职的经历，使苏轼非常关注财政税收法律问题。他主张“省费以养财”，政府节省经费，解决财政之缺，认为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市易法是敛财之举，与民争利，加重百姓负担。政府可通过节约开支，解决财政问题。他指出：“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关于赋税，他推崇唐朝杨炎制定的“两税法”，认为“因地之广狭瘠腴而制赋，因赋之多少而制役。”“轻重厚薄，一出于地。”以地的数量，而不是以人的数量，征收赋税，比较合理。他还提出据契而均税的方案，“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数。具所直之数，必得其广狭瘠腴之实，而官必据其所直之数，而取其易田之税，是故欲知其地之广狭瘠腴，可以其税推也。”以田地为依据，从土地交易值确定土地贫瘠或丰腴程度，确定应交的赋税。作为与王安石、司马光同时代的朝廷要员，苏轼勇于任事、不苟且偷安的性格，使他不可避免地卷入到变法纷争中。当王安石主持变法时，他认为变法不具备条件，轻率冒进，“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此理之必然也。”对改革持慎重态度。“慎重者始若怯，终必勇。轻发者始若勇，终必怯。”在《思治论》中主张“从其可行者而规摹之，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只有先调查研究，论证措施的可行性，再制定改革计划，任用能干的人认真推行，没有不成功的。苏轼因对变法持不同政见，被贬至杭州任通判。当变法失败，司马光主政时，他又反对废除一切改革措施，认为有些改革举措是利民的，应该保留。因反对司马光保守做法，又被贬至密州。林语堂说他“永远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因为他有自己的主见不趋炎附势，有风骨的文人，有主见的政治家。其结果可想而知，他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从杭州到密州、到徐州、到湖州、到黄州、到惠州、到儋州，以至客死在常州，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生活质量越来越下降，但就是在如此逆境中，练就了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培养出处处想着君民的家国情怀，书写了大量不朽诗文，升华到少有高的境界，成为一代大文豪！作者单位：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任生林

2022-07-14
逍遥堂里『彭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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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如果评选史上最深兄弟情，非北宋苏轼苏辙双子星莫属了。生于1037年的苏轼，大苏辙两岁。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给他们兄弟俩取名时，就已暗藏深意：轼，马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辙，马车辗过留下的车轮印，意在希望直爽的兄长苏轼与低调的弟弟苏辙相互扶持。苏轼苏辙兄弟俩一同读书，一同中举，同朝为官，同遭贬谪，共进同退，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确也没辜负父亲拳拳之爱。苏轼评价弟弟苏辙：“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宋史·苏辙传》有史官论赞云：“辙与兄进退出外，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从杭州通判转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已有两年多时间，苏辙也于1075年改授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一晃，他们兄弟俩已有7年时间没有相聚了。在月色如银的中秋节，苏轼非常思念同在山东任职的弟弟，触景生情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中的千古绝唱，也是苏轼苏辙兄弟情谊的诠释。同年11月，苏轼移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途中路过齐州与苏辙家人会合，相聚1个多月。其时苏辙尚在京师，故二人没能见面。2月，苏轼离开齐州赴京师，才得以与苏辙相见。这时朝廷诏令苏轼改知徐州，尚在候补官职的苏辙于是陪同苏轼一同去徐州赴任。在徐州的100多天里，兄弟俩一同游览了徐州风景名胜，一同作诗填词，一同与当地官员唱酬，度过了两人自离开家乡眉州以来，一生中相伴最长的一段美好时光。当苏辙要离开徐州时，苏轼与他“会宿于逍遥堂”。兄弟俩睡在同一间屋子里时，不禁想起了对床而眠的约定，便通过写诗来表达情感。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作《逍遥堂会宿二首》的小序这样记载：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其中回忆起了当年兄弟俩寒窗苦读，准备科举应试的日子，更加珍惜兄弟对床而眠、同听夜雨的时光，所以相约尽早退休，闲居相从。兄弟会宿徐州的逍遥堂，各写了两首七绝，其中苏辙一首云：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之一，《栾城集》卷七）起句引出一棵高大的树，是为了落实此晚确能听见“雨声”。仿佛“对床夜雨”之约已经实现，但其实并未做到“早退”“闲居”，而是一起漂泊在异乡宦途之中。苏辙小序中提到的苏轼“夜雨何时听萧瑟”之句，则更早地出现在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赴凤翔签判之任时留别弟弟的诗中：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悽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轼诗集》卷三）苏轼赴凤翔任，苏辙留在京城侍父，他把兄长送到了郑州，然后踏上归路。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宦途别离。苏轼本是被送的人，但从诗里看，他在野外伫立良久，反过来目送弟弟“归鞍”上的背影。当这背影被一路山坡阻隔到望不见时，他还登高寻觅，却只见高个子的苏辙头上戴的乌帽，在山坡间忽现忽没。十一月十九日，已时近岁末，一方面寒夜风冷，另一方面许多人都在赶着回家团聚，而他们兄弟却要分别。所以苏轼接下来提起了他们的约定，“夜雨”句有自注云：“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云尔。”为了实现这个约定，就不能留恋官场。这是苏轼第一次在诗中写到此约。苏轼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大的劫难莫过于“乌台诗案”，这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用时人刘安世的话来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苏轼在狱中，想到自己如果被处死，就不能践“对床夜雨”之约，于是写下与弟诀别的诗云：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大概是写到“夜雨”的诗里最感人至深的一首，传说神宗皇帝也读到了此诗，被唤起同情之心，于是饶他不死。这种传说也许反映出人们的良好愿望：以诗获“罪”的苏轼，终于也以诗自救。不过，这首诗以后事相托的口吻，宛然一信遗嘱。首先是所负的债务，要由苏辙去偿还；其次是无家可归的妻子儿女，更要拖累苏辙。以“偿债”为遗嘱的首要内容，死者埋骨，从此已矣，生者却还要承受长久的悲伤，独听夜雨。最后，苏轼把我们带上了表达手足之爱的巅峰：“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朴实无华的语句，直现了主体的情感力度。“对床”之事遥不可期，只有那“夜雨”空自萧瑟而已吧。苏轼兄弟最后一次同处，是在绍圣四年（1097年）丁丑岁，苏轼在《和陶止酒》《苏轼诗集》卷四十一）诗的小序中自叙此事云：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这次相聚，兄弟两人年龄都已在60岁上下，且是贬谪途中，天涯沦落，更兼病痛，但他们似乎仍寻“对床”旧约，过了“以月同卧起”的生活，见于其诗：此时苏轼、苏辙分别被贬为琼州别驾和化州别驾，故称“两别驾”，各自带着最小的儿子苏过和苏远，奔赴贬所。雷州告别苏辙时作了这首《和陶止酒》。诗中虽没有提到“夜雨”，但兄弟二人肯定曾在琼州海峡的北岸“对床”而眠，有苏辙的和诗为证：“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其子苏过遵父亲遗嘱于次年将灵柩运至郏县安葬。在常州去世前夕，未能见到在异地的弟弟苏辙最后一面，成了苏轼心中的一大遗憾。有记载显示，苏轼临终前曾对友人钱世熊提及：“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诀，此痛难堪。”在人生大限将临时刻，他是否再次想起那个心心念念的“夜雨对床”之约？苏辙在苏轼去世后也多次写祭文追思亡兄，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写道：“昔始宦游，诵韦氏诗‘夜雨对床’，后勿有违。”虽然兄弟二人生前未能实现“夜雨对床”之约，但死后同归一处，也堪可慰。苏坟的柏树林，犹如夜雨沙沙，也算另外一种形式的“夜雨对床”吧。“彭城梦”最初由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严复通观苏轼一生感情轨迹，对苏轼苏辙兄弟俩在徐州逍遥堂“对床夜雨”所蕴含的苦衷深有感悟，把这纠缠苏轼一生的梦想归纳为“彭城梦”。《和刘通叔瑞潞岁莫杂诗并序》中有这样两句记载：“东坡与子由，诗句每恻楚。终身彭城梦，未遂对床雨。”诗中的“对床雨”是“对床夜雨”的简称，指的是在风雨之夜久别重逢，苏氏两兄弟倾心交谈，正如苏轼所讲“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颖昌，其子将之与苏轼葬在一地。两兄弟就这样又魂归一处，实现了他们徐州逍遥堂生前未尽的“彭城梦”。

2023-10-18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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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2018年7月3日，习主席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引用。此句出自北宋文学家苏辙的《新论中》，意思是指要建造好房屋，首先要打好房屋的地基。解析：习主席引用此句旨在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党执政大厦的地基，地基固则大厦坚，地基松则大厦倾。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基础在基层，只有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才能确保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基牢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在基层得到充分发挥。（鲁浩、侯璐辑）

2019-09-25
两次到任杭州苏轼自称“自意本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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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到任杭州苏轼自称“自意本杭人”时隔近千年，杭州百姓一如既往爱戴着这位“老市长”大麦岭苏东坡摩崖题记。潘沧桑馆长接受记者采访。闲适得意之地浙江杭州老杭州人都知道，西湖景区沿三台山往灵隐天竺方向，有一座山岭，这里因种大麦而得名“大麦岭”。古时文人游湖后再去天竺，必经此路。拾阶而上，围栏之旁，伫立着“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旁边有一座字迹已经模糊的石刻，仔细辨别，依稀可见“苏轼、王瑜、杨杰、张璹同游天竺，过麦岭”几个大字。这是北宋元祐年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太守时留下的“到此一游”，也是目前杭州城内唯一可信的苏轼题记原物。苏轼曾于熙宁年间和元祐年间，两至杭州为官。第一次仕杭，他担任通判一职，并无实权，将一腔热情倾注于山水之间。第二次仕杭，他励精图治，成为一名“工作狂”，为杭州百姓干了不少好事。2月上旬，在烟雨蒙蒙的西湖边上，浙江省文物局原副局长、西湖申遗专家组组长陈文锦，西湖博物馆总馆馆长潘沧桑，杭州市苏东坡文化研究会发起人谌卫军向我们讲述了这位北宋文豪与杭州的两段情缘。杭州与苏轼，他们有幸互相遇见了彼此。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刘可欣邓景轩杭州摄影报道初仕杭州正式登上北宋词坛王安石变法，苏轼对一部分政策是极度不认可的。王安石让御史参了苏轼的过失，无奈之下，苏轼便自请外放，避开朝政争端。熙宁四年，苏轼至杭州任通判，他的上级是太守陈襄。通判一职，虽然也是州府长官，但主要负责一州之内粮运、水利和诉讼等事项，并无实际大权。幸运的是，苏轼与陈襄两人政见相合，一见如故，和谐的“上班氛围”，也是苏轼这次任职杭州时惬意自如的原因之一。彼时的苏轼是幸运的。虽有苦闷，但美妻在旁，次子苏迨刚出生不久，家庭和美，同僚朋友众多，杭州繁华的风景浸润着他的身心。“人人只识得黄州惠州与儋州，但在苏轼人生两次重大的转折点上，他都遇见了杭州。”潘沧桑说。此间，出任杭州的苏轼留下了无数美篇。今天我们熟知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诸句，皆作于此时。目前可考的，是东坡词也始作于杭州。“苏轼第一次写词，是他第一次到任杭州时，这说明他在这里的生活，是非常惬意舒适的。”潘沧桑说。词乃小道、“诗余”，虽然如今宋代文学以词称颂，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北宋士子心中，词是文人间的游戏，仕途大道，无人以词闻名，因此乃有“奉旨填词”的柳永，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正因如此，没有些闲情雅趣，谁去写词？在杭州期间，苏轼作词约40首，正式登上了北宋词坛。彼时已经名震文坛的苏轼哪怕只是初尝词作，但也展示出以诗入词的老道与境界的广阔，为后期密州、黄州等文学巅峰奠定了极高的基调。此后余生，颠沛流离，每一个或得意或失意的时期，总有一首词能抒东坡怀，慰今人意。结缘杭州总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杭州的山水皆柔软。山不高，尤为平易近人，水至清，特别沁人心脾。苏轼行走在西湖之畔，衔觞赋诗，登山漫游，访古刹、览山河，处处皆可入于诗情文章。文豪大才遇上如此胜景，才有如今的成就。融儒释道于一体的苏轼，尤爱与方外之士结交。史载，苏轼初到杭州不久，便去了孤山游览，访惠勤和尚，并留下诗作《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由此之故，苏轼总说自己与杭州前世就结下了缘分。潘沧桑讲述了一个流传于杭州民间的传闻。一次，苏轼与朋友游览寿星寺，两人刚进寺院，苏轼就停下了脚步，说道：“我是生平第一次走进这里，为何总觉得这里的样子如此熟悉？好像在此生活过。”他走到一处台阶前便同友人说：“若我没记错，这里当有92级台阶。”两人一数，果然如此。苏轼诗作《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云：“居杭积五岁，自意本杭人”。苏轼前后一共在杭州工作约五载，按他与杭州本已结缘的想法，他前世今生早已是杭州人。再仕杭州干实事深受百姓爱戴离开杭州后，苏轼到任密州，词风为之一变，既有“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感叹，也有“左牵黄、右擎苍”的磅礴。湖州一行，最是痛心。乌台诗案爆发，苏轼回京经受苦难折磨三月，才被押解至黄州，经历了绝望，重新拾起人生脉络，三咏赤壁，豪情壮志不减。庙堂之上，政局翻云覆雨。重回开封的苏轼从六品一路升至三品。元祐四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任职，这一次，他是带着宏图抱负来的。他对这里的山与水爱得深沉，他决定要为杭州留下点什么。“两年的日日夜夜，他基本都工作在西湖边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期他在杭州的游览大大减少。我总感觉，他似乎知道什么，所以迫不及待想为杭州留下点什么。”一生致力于西湖文化研究的陈文锦感叹道。西湖淤塞，不仅破坏了山水风光，更严重影响了湖岸两边百姓生活。陈文锦认为，苏轼是一个有实干精神的人，尤其善于解决实际问题。例如西湖淤泥堆积，他变废为宝，直接在此基础上修建了苏堤。“北宋即便科技水平发达，但也远不能像今日兴修工程一般，有这么多机器。那时都是靠人一砖一石建成的，堤坝如何才能稳固，中间大有门道，非常复杂。苏轼当时请教了很多专家，他自己是真的懂水利的。”陈文锦说。此时，苏轼宛若工作狂，将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了杭州城的治理之中，除了疏浚西湖兴修苏堤外，他还解决了杭州城河道淤塞、疫病传染等诸多问题。虽然苏轼第二次到任杭州的时间不足两年，但对于杭州百姓而言，意义确实远高于第一次。杭州百姓家中人人都有东坡画卷，吃饭前必祝祷。苏轼离任后，杭州人为他修建生祠祈福，可见爱戴之深。传奇佳话出土石像被认为是苏轼“苏轼很聪明、务实，对待问题有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从不说空话大话。”潘沧桑说，大约在20多年前，杭州慧因高丽寺出土了一尊石像，有学者认为，这是苏轼像，由此牵连出一段北宋年间的传奇佳话。为了治理西湖，苏轼命工匠们挖掘慧因高丽寺旁赤山的硬土来筑湖堤。这个提议，遭到了僧人们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赤山乃风水宝地，挖土必遭祸患。僧人们跪了一地，纷纷问道：“若上天降祸，谁来承担？”苏轼听闻后，直奔现场，并告诉僧人：“这件事由我而起，若真的有灾祸，就冲我来。我可以做你们的护法，保佑这一方宁静。”潘沧桑解读道，虽然只是流传于坊间的传闻，但在慧因高丽寺出土那尊石像后，杭州百姓都愿意相信，那就是苏轼的石像。“这足以说明，千年以前的北宋到千年以后的如今，杭州百姓一如既往爱戴着苏轼这位‘老市长’。”两年不到，苏轼就匆匆离别了杭州。奉诏回京后，他迎来了人生的最高峰，任吏部尚书一职，离当朝宰相仅一步之遥。有人概括苏轼仕途：一生与宰相无缘，到处有西湖作伴。离开杭州后，他把西湖治理的经验带到他任职的每一处，扬州、惠州皆有西湖，似乎在完成他与杭州的未了情。在杭州苏东坡纪念馆完成采访后，记者遇见一群孩子前来研学参观。行至东坡雕像前，领队的老师向孩子们问道：“谁先来和咱们‘老市长’合影？”孩子们一拥而上。如今杭州，人人都称呼苏东坡为“老市长”。初仕杭州，苏轼幸有杭州；再仕杭州，杭州幸有东坡。（感谢杭州苏东坡文化研究会、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对本文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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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20
鹰城诗友举办诗会纪念抗战胜利74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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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娄刚本报讯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昨天，平煤神马集团老年作协、市三苏诗社的30多位诗友在市区举办诗会，纪念抗战胜利74周年，凭吊抗日先烈。诗会在当天上午9点开始，诗友阎宏恩以一首个人创作的《牢记历史跟党走》拉开了诗会的序幕，这首诗歌向杨靖宇、赵一曼等众多抗日英雄表达敬意，同时讴歌了在党的领导下，当今中国人的幸福生活，他深情的朗诵使现场充满了庄重的氛围。随后，诗友王秀玲充满激情地朗诵了《中国人的信仰》，表达了中国人面对民族危亡，不屈抗争的精神。朗诵名家张兆维朗诵的《满江红·悼抗倭名将戚继光》慷慨激昂。之后，又有多位诗友朗诵了以抗战为主题的个人原创作品，大家交流点评，度过了一个有意义的抗战胜利纪念日。

娄刚

2019-09-04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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