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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去灰浆山村古牌匾上惊现“苏轼”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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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淳安县郭村一村民在整修族谱时，偶然“破”开了一栋老房里的隔墙，结果发现大量牌匾，有顺治十年的“節並筼筜”、明洪武九年的“苏湖雅范”……多达100余块（本报2015年曾作报道）。最近，村民们又有大发现，清理牌匾时，发现了一块落款为“苏轼题”的牌匾。这真的是苏轼题词吗？背后有段怎样的故事？修复员清洗牌匾意外发现上面有“苏轼”两字庄口自然村是郭村的一个自然村，发现牌匾的老房就在这里。庄口自然村村民大多姓汪，多年来就有传言：这里曾有几十块历朝历代的牌匾，有官府监造颁赐的，也有状元郎、进士或举人题字的，很值钱，但后来失传了。上年纪的人会说应当还在，但具体位置没人说得清。直到2015年7月7日，村民修族谱时，才发现墙体里藏着大量古牌匾，大大小小一百多块。有明代成化、明代万历，清代康熙、乾隆，还有民国时期的。当时，大家看到最早的一块牌匾落款为“洪武九年”，也就是公元1376年，距今645年。一晃，6年过去了。最近一年，又陆续有十几块牌匾被清理和修复。8月1日这天，郭村村文化员汪小明，突然接到负责牌匾清理和修复的吴崇武打来的电话，“我本能地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汪小明说。果然，有新发现。吴崇武说，他在清洗一块很大很重的牌匾时，发现上面有两枚印章，他认出来这枚印章的字是“蘇軾之印”。他没敢再动，赶紧给汪小明和另一位非常关注古牌匾的汪伟锋打电话。两人几乎同时来到这块古牌匾前。他们发现在两枚印章的正上方是“蘇軾題”，然后又慢慢清理，看清了牌匾的内容为“王侯世胄”四个字。书画专家认为“苏轼”二字后人曾涂描过偏僻山村发现苏轼题写的古匾，可信吗，是真品吗？钱报记者见到这块牌匾，它宽192厘米，高79厘米，每字高42厘米、宽32厘米，两枚篆文印章各约7平方厘米。据考证，所题四字为“王侯世胄”，左下方分别有“苏轼题”三字和两方印章，一枚为“苏轼之印”，一枚可能为“东坡居士”，古匾未见上款。这块古匾的发现很快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应当是苏轼题写给越国公汪华的后人。据村中族谱记载，此地的汪氏是汪华后人。汪华在隋末唐初的乱世里，曾是一方诸侯，自称吴王。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汪华审时度势，率土归唐，被授为上柱国、越国公、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政。因此，村民认为，汪华的地位与牌匾题写的“王侯世胄”四字内容相符；对苏轼而言，汪华是被尊崇的前辈，题字也仅仅是表达尊敬的心情，故而没有上款也在情理之中；题写的四个大字应该是由制匾师傅誊抄，所以没有完全体现、保留苏轼本人的笔法、笔意或笔锋也属正常。记者随后请教了多位书画专家。淳安当地知名书法家汪红平认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大部分题匾都是这种厚重、雄浑的字体，总体依然能体现书法的造诣较高。至于落款章还需要现场查看才能真正明辨。中国美术学院一位国画系博士生认为，这块牌匾后仿的可能性不大，应当是原品。“因为是匾，所以不太可能是苏轼直接题写的；‘苏轼’二字落款应当是后人为了强调而重新涂描过，‘题’字没有后描。”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也采访了西泠印社理事、书法家、史论家朱妙根，他也认为“苏轼”二字为后描，他建议由当地文保部门进行现场考据鉴定最为科学。接下来，这些牌匾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这块落款为“苏轼”的古匾到底身价几何？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将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鲍亚飞通讯员任玮晔文/摄

2021-08-17
杨蟠与苏轼、王安石的交游唱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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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祖民杨蟠，字公济，号浩然居士，台州章安人（今属台州市椒江区），出生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大约生活在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至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①。《宋史·列传》第四四二卷《文苑四》有传：“杨蟠，字公济，章安人也。举进士，为密、和二州推官。欧阳修称其诗。苏轼知杭州，蟠通判州事，与轼唱酬居多。平生为诗数千篇。后知寿州，卒。”杨蟠生平及诗作杨蟠出生在流寓钱塘的一个官宦之家。祖父杨徵，台州章安人，宋初曾在丽水、钱塘等地为官。父杨翱，字翰之，宋初以文学得中进士甲科，曾任东阳知县、太常博士等职，育有三子七女，杨蟠为其第三子。仁宗庆历六年（1046），杨蟠中贾黯榜进士②，任密州、和州观察推官，掌两州司法事务。至和二年（1055），迁泗州推官。嘉祐二年（1057），回钱塘丁母忧，并请王安石撰写《太常博士杨君夫人金华县君吴氏墓志铭》；六年（1061），迁签书江阴军判官厅公事，职司案件审理。英宗治平三年（1066），任光禄寺丞。神宗熙宁五年（1072），改太子中允，后充永兴等路转运判官，复任陕西提举常平公事，倡导兴修当地重要水利设施郑渠、白渠；九年（1076），权管勾荆湖西路提举坑冶事。元丰八年（1085），任宣德郎飞骑尉，提点荆广冶铸事。哲宗元祐四年（1089），苏轼出任两浙西路钤辖兼杭州知府，杨蟠以奉议郎通判杭州；六年（1091）苏轼去职，杨蟠召任承议郎。绍圣二年（1095），知温州，在任清廉断事，爱民如子，曾刻前任太守刘述劝民五事立于州衙仪门，复定城中街巷为三十六坊，便于防火、利于经商及街道管理；四年（1097），调任高邮州知军，离任之日，百姓“遮道攀辕，不忍别”。在高邮任上，建时燕堂、众乐园于官署之东，供百姓游乐。后转知寿州，不久辞官，寓居杭州。每当月明星稀之夜，泛舟湖上，使两笛婢摇橹劝酒，吟诗作词以为乐，悠然忘返。大约在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卒，葬西湖龙井之源。杨蟠一生作诗数千首，有《章安集》及《钱塘百咏》、《西湖百咏》、《永嘉百咏》等，其诗质朴自然，清新流畅，语言明快，风格委婉。北宋诗文革新运动领袖欧阳修读了杨蟠《章安集》后赞曰：“苏梅久作黄泉客，我亦今为白发翁。卧读杨蟠一千首，乞渠秋月与春风。”遗憾的是，《章安集》没有留存下来，只是在《宋史·艺文志》中著录了“杨蟠《章安集》二十卷”的书目；清雍正《浙江通志》仅录杨蟠《涌金池》、《华盖山》、《翠微亭》、《翠幄轩》、《红云阁》等诗7首；现存世的仅为后人辑录的《章安集》，有诗105首。《全宋诗》中载有杨蟠诗歌119首，实际上《醉眠亭》共有3首，则《全宋诗》中记录杨蟠诗歌共为121首。笔者近年查考出《西溪》、《韬光庵》、《永宁桥》、《小瀛洲》、《江心屿》、《西山》、《喜闻中丞包公称职有书》等7首，“句”8章。另据杨东睿查考，尚有《郡首按视横河》、《琼花》、《灵石山》等诗歌3首，“句”2章③；王及先生编撰之《椒江历代诗词选》中有一首杨蟠《游仙岩》，亦为《全宋诗》中所不载④。关于杨蟠的籍贯、生卒年、何榜登科等，由于资料鲜有，历来众说纷纭，笔者也曾撰相关文章表达浅见⑤，在此不予复述。本文拟要就杨蟠与同时代著名人物苏轼、王安石的交游唱酬，作一些粗浅的探讨。杨蟠与苏轼“花中第一流”，春兰秋菊、红桃白李都无法与它一比高下，“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第二首)。以梅花来表达对远方朋友的思念，也是古诗中梅花又一重要意象。第一首梅花诗，南北朝陆凯所作的《赠范晔》就是以梅花传达友情的。到了宋朝中期，梅花在诗歌里不仅仅是一个信物，更代表着一种情绪，诗人看到梅花就不由想起远在他乡的朋友——“岭北霜枝最多思，忍寒留待使君来”(苏轼《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第六首)。经过苏轼、杨蟠等人的吟咏，梅花的君子意象得到进一步深化。“人去残英满酒樽，不堪细雨湿黄昏”。(《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第四首)这些诗句，体现了苏轼咏梅诗中高洁之志与孤寂之感交渗一体的双重感情取向。当然，即使是像苏轼这样的大文豪，也会有让人评头品足的时候。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苏东坡《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诗云：‘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然据《南史》记载，东昏侯妃潘玉儿，有国色。牛僧孺《周秦行记》薄太后曰：‘牛秀才远来谁为伴？’潘妃辞曰：‘东昏侯以玉儿身死国除，不拟负他。’注云：‘玉儿，妃小字。’东坡盖两用此，而以‘儿’为‘奴’者，误也，然亦不害为佳句。”据王水照、崔铭合著之《苏轼传》载，苏轼于嘉祐八年（1063）作《馈岁》、《别岁》、《守岁》诗各一首，描写过除夕的感受。杨蟠均有唱和，可惜只有《除夕次东坡守岁韵》一首传世。苏轼《守岁》诗说：“欲知垂岁尽，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况欲击其尾，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相守应欢哗。晨鸡旦勿鸣，更鼓畏添过。坐久灯烬灭，起看北斗斜。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这首《守岁》诗，不以一味诉说、以理服人，而是使用比喻和场景描写，更添了一份生动，也体现了诗人积极的人生态度。而杨蟠的《除夕次东坡守岁韵》诗云：“人生无百年，谁问岭龟蛇。容颜镜水换，老丑不可遮。殷勤守此岁，来岁复如何。南邻祭灶喧，北里驱傩哗。须臾罢无为，但听楼鼓挝。明朝四十过，暮景真易斜。初心自慷慨，白首还蹉跎。寄语少年子，虽强不足夸。”诗中抒发出岁月易逝、人生易老，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感慨。又上书门下、尚书各省，强调：若不急行设法，20余年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杭州居民将失去淡水来源。他提出了5项理由：第一个理由竟是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是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等；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项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2.5万方丈，此项工作需20万天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1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55个钱，加上3升米，全部计划需要3.4万贯，杭州府已然筹得一半，请朝廷再拨给1.7万贯。该计划得到朝廷批准，但朝廷没有拨钱，只是给了100道空白度牒作为修湖经费。度牒是朝廷发给出家僧众的资格证书，北宋度僧限额很严，规定在拥有100个僧众的地方方可发放一张度牒。因而在宋代，度牒既可以代替银两作为支付货币，也可以直接用于购物、放债收息。当时，每道度牒的官方定价大约在200贯左右，100道空白度牒就是2万贯钱。4个月后修浚工程完毕，但如何处理堆积如山的水草和淤泥成了大问题。苏轼与杨蟠等人一合计，若用这些水草和淤泥建一条湖上长堤，除可供人步行外，也可增加湖面的景色，也大为缩短往返湖南北的距离。这就是现在西湖上的苏堤。初建成时，堤上共有6座拱形桥、9个亭子，为纪念苏轼的德政，在杨蟠的竭力主张下，把其中一个亭子作为苏轼的生祠，里面供有他的画像，以便让居民膜拜。但不几年，苏轼的政敌吕惠卿得势后，设法弄到一纸朝廷命令，将此纪念亭拆毁了。⑥因而，完全可以说，要是没有这100道空白度牒，恐怕也就没有今天苏堤春晓的历史故事和西湖美景了。后来，苏轼和杨蟠还把在杭州西湖所做工程的方法，分别施之于阜阳和温州，并取得实效。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东坡被调离杭州，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此后不久，杨蟠也离开了杭州，赴京担任承议郎。杨蟠与苏轼的交游甚早。嘉祐六年（1061）在江阴军签书判官厅公事任上，杨蟠作《梅花十首》等寄苏轼，苏轼作《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等和酬。可惜的是，现在只剩下苏轼的唱和诗了，而杨蟠写的咏梅花诗却已全部散佚。梅花以其曲折多姿的形态和经霜耐寒的特质，被古代文人反复咏唱，诗人们借助这一客观之象，融进自身的主观之意，赋予了梅花各种美好的品格。苏轼和杨蟠的梅花诗都写得非常精彩。如《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第四首云：“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临春结绮荒荆棘，谁信幽香是返魂。”咏梅而涉及玉奴，盖指梅花香气乃旧时贵妃灵魂归来所化，唤“玉奴归去”，又是写呼梅同去。这一切是那样地清冷、空寂。以上四句所写的梦醒、人去的心理活动，都着眼于空虚二字，委婉深曲地表达了诗人心中怅然若失的凄怆心境。梅花虽清瘦，却有风骨气格，被唤做“冰盘未荐含酸子，雪岭先看耐冻枝。应笑春风木芍药，丰肌弱骨要人医。”（《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第七首）苏轼诗中透出的意思很明显，梅花有骨，骨气奇高，做人也应该这样，就是再清瘦了，也总得留下个骨头吧！也就是说，那些耽溺于枯寂的人，至少还得像那最清瘦的梅花一样，有个骨头才能够树立起来啊！梅花冲破瘴雾，凌寒而开，“洗尽铅华见雪肌，要将真色斗生枝”(《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第七首)，那铮铮“玉骨”，那皎皎“冰肌”，那翩翩“仙风”，堪称“花中第一流”，春兰秋菊、红桃白李都无法与它一比高下，“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第二首)。苏轼（1037—1101），字子瞻、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台（俗称“乌台”）派人在湖州衙门当场逮捕担任知州的苏轼，罪名是其诗文“讥讽朝廷”、“指斥皇上”，在监狱里关押了130天，这就是“乌台诗案”。后幸得友人营救，才被释放出狱，贬任黄州团练副使；5年后“量移汝州”，获准留居常州。哲宗时，高太后听政，启用司马光为相，苏轼被召回京师，先后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四年（1089）三月，苏轼出任两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府，领军浙西，并力邀担任闲职奉议郎的杨蟠同往，通判杭州军州事。杨蟠在京城几乎无所事事，能随苏轼回第二故乡杭州，自然是求之不得。是年，杨蟠73岁、苏轼53岁，两人整整相差20岁。北宋时尽管有路的建制，但各州（府、军、监）都直属朝廷，由朝廷委派京、朝官管理州军事，称“知某州军州事”，表示全权管理本州军民之政，直接向朝廷奏事。另设“通判某州军州事”一名，与知州同领州事，主要裁处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等事，行文与知州联署。苏轼的官衙位于杭州凤凰山麓，而杨蟠的通判府在葛岭寿星院。苏轼喜欢在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便常到寿星院去，因为那里风光如画，还专门为寿星院寒碧轩和此君轩写过诗。《寒碧轩》云：“清风肃肃摇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围。纷纷苍雪落夏簟，冉冉绿雾沾人衣。日高山蝉抱叶响，人静翠羽穿林飞。道人绝粒对寒碧，为问鹤骨何缘肥。”《此君轩》云：“卧听谡谡碎龙鳞，俯看苍苍立玉身。一舸鸱夷江海去，尚余君子六千人。”有时，苏轼会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钱塘门，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约上杨蟠到普安寺用餐。他经常与杨蟠及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在谈笑之间把一天的公事办完后，便和杨蟠等同僚畅饮吟诗，在日落之前再骑马回府。而在炎热的夏天，苏轼与杨蟠总是躲在祥符寺里，在好友维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们摘下官帽，脱下官袍，丢下官架子，用最普通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双腿，消除疲劳。短短一年半时间，苏轼在杨蟠的协助下，在杭州城实施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又疏浚了运河，修浚西湖；还稳定了谷价，不惜与朝廷及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这些当然主要是苏轼的政绩，但实际上，作为通判的杨蟠也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修浚西湖。其时，西湖面积日渐缩小，湖里蔓草丛生，几乎遮盖了近一半湖面，白堤也基本毁坏。元祐五年（1090）四月，苏轼给高太后上了一道表章，禀报疏浚西湖的计划和理由；五月，又上书门下、尚书各省，强调：若不急行设法，20余年后，湖面将全被野草遮闭，杭州居民将失去淡水来源。他提出了5项理由：第一个理由竟是说鱼类必将因此遭殃；其他理由是西湖的供水之用，如灌溉稻田、供水给运河等；最后是供给好水以便造酒，此项与朝廷税收有关。他提出要清理遮蔽湖面的水草2.5万方丈，此项工作需20万天人工，按一天人工清除1方丈左右计算，每一工55个钱，加上3升米，全部计划需要3.4万贯，杭州府已然筹得一半，请朝廷再拨给1.7万贯。注释：①据文博专家王及查考，杨蟠大约生活在宋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至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并界定其生卒年约为1017—1106年。旧纂之《嘉定赤城志》、《浙江通志》、《台州府志》、《临海县志稿》等，均未著录杨蟠的生卒年；新编之《台州地区志》、《椒江市志》等均依王及先生所说。②关于杨蟠得中何榜进士问题，《嘉定赤城志》在卷第三十三《仕进·进士科》中将其列入“庆历六年杨寘榜”下，误。庆历六年（1046）进士第一名的是邓州人贾黯（直孺），而合肥人杨寘（审贤）高中状元在此前4年，即庆历二年（1042）。③《杨蟠及其诗歌考论》，林家骊、杨东睿，第四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沈松勤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版。④《椒江历代诗词选》，王及编撰，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版。⑤相关内容参见：《杨蟠》，楼祖民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3月版。⑥相关内容参见：《苏轼研究史》，曾枣庄等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版；《苏轼评传》，曾枣庄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王水照、崔铭合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版。

楼祖民

2022-11-24
苏东坡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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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川一提到中秋，一提到月亮，我们总会想起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作于山东密州，词前有小引：“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读此词，可从六个层面来理解：第一层：问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第二层：忧月。“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第三层：嬉月。“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第四层：怅月。“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第五层：释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第六层：寄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的这首词，历来为人称道。如果说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被称作“孤篇盖全唐”的话，那么，苏轼的这首词，便可称作“咏月第一词”。以至于后人评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苏轼还有一首《中秋月》，调寄《阳关曲》。熙宁十年（1077）苏轼由密州移知徐州，与弟弟苏辙相聚，盘桓百余日，中秋话别时而作。苏辙有词：“今夜清樽对月，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愁。”苏轼亦伤离别，感念弟兄聚少离多，一问一答间，便将“离愁”化作诗篇：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常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前二句写月，后二句写人。“玉盘”出自李白“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有盈亏，人有聚散，美好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不知明年中秋，还能一起赏月吗？淡淡的忧愁与天上的皓月形成反差，意境高远，耐人寻味。古人把月亮视为宇宙的精灵，《史记·天官书》云：“月者，天地之阴，金之神也。”在阴阳五行中，月乃金神，中秋又属金，因而中秋之月又大又圆。民间把秋风叫“金风”，把桂花叫“金桂”，并由此而产生了中秋拜月的习俗。每到中秋，人们设香案，供祭品，燃烛焚香，拜月许愿。男子拜月，盼蟾宫折桂；女子拜月，愿貌似嫦娥。宋人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载：“中秋，京师赏月之会，倾城人家女子，不以贫富，自能行至十二三，皆以成人之服饰之。登楼，或于中庭，焚香拜月，各有所期。”可见中秋拜月，历史悠久。千百年来，人们祭月拜月、吟月诵月，中秋词颂月诗不计其数，能流传千古的渺若晨星。苏轼是继李白之后，热爱吟咏月亮的天才诗人。《苏轼全诗》2700多首，咏月诗多达300多首。苏轼笔下的月亮千姿百态，意象纷呈：明月、皎月、新月、山月、清月、寒月、缺月、暗月、江月、海月、森月、霜月、斜月、素月……一样的月亮，不一样的心境。苏轼的月亮，成为他生命中重要的构成。苏东坡的月亮，总是充满了浓郁的乡情、友情、亲情、爱情，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象征意义。怀念故乡：“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不觉春风吹酒醒，空教明月照人归”。思念亲人：“殷勤去年月，潋滟古城东。憔悴去年人，卧病破窗中。”问讯朋友：“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空庭月与影，强结三友欢。我岂不足欤，要此清团团。”感叹岁月：“何处青山不堪老，当年明月巧相随。”“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赞美节操：“布衫漆黑手如龟，未害冰壶贮秋月。”“孤光照微陋，耿如月在盆。”伤感怀人：“孤村一犬吠，残月几人行。”“相看半作晨星没，可怜太白与残月。”……月亮寄托着苏轼满满的情感，无论在人生的高潮或低谷、得意与失意，月亮总是陪伴着苏轼。时时共忧患，一生不离弃。既有落寞黄州的寂寥：“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更有离儋北归的欣慰：“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面对人生苦难，苏轼笑傲江湖：“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从古至今，人们并不满足于浅层次的望月赏月，更融入了对宇宙、对人生的深邃拷问。苏轼在《赤壁赋》中发出天问：“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苏轼指出，江水昼夜奔流千年不竭，月亮圆缺轮回万古不变。天地万物既变又不变，无数的变组成了不变，无数的瞬间构成了永恒。天地之间，物各有主，如同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宝藏。这就是天人合一，人们尽可以在敬畏大自然中怡然自得而乐享永恒。古人眼中的月亮，总是充满了乡愁与诗意。而今人眼中的月亮，早已褪尽了神秘。陀螺一般快速旋转的生活，把传统和习俗远远丢在身后。对亲人的问候，无论千里万里，只消一个视频就瞬间搞定。至于月饼，那简直就是个笑话。二两月饼外加一斤重的豪华包装，你送给我，我送给他，转一圈回来，已经发霉变质。唉，遑论月亮，无论中秋……我常常想，我们心中的那轮明月，是否当年就被李白捉住沉入了当涂的水中？抑或被苏东坡“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去了？要不然，我们怎会与月亮渐行渐远？2019年中秋将至，也许今年又看不到月亮。不过没关系，我还是会依惯例剪一枚月亮，挂在我家窗前，再轻轻吟诵一首拙作《东坡·我的月亮》。为东坡，为自己。苏东坡抱过的那轮月亮一不留神，今夜被我拥有有月、有水、有歌、有酒仿佛什么都不缺只缺一卷泛黄的宋词我踮起脚尖，举起酒樽向九百年前的月光眺望明月如水，先生衣袂飘飘飘飘乎如冯虚御风披一身潇洒的月色快活地回家了竹影簌簌，戏弄月影陈年老窖灌醉了丙辰中秋苦旅人生，似一头老驴绕走磨盘，行行复行行海棠花开，烧一炷红烛让月色曲曲折折踱进绮户让藻荇交错的闲人写下积水空明的诗意哦，东坡你的月亮穿过岁月的断层圆圆缺缺着人生的雪泥鸿爪家乡的月亮在幽蓝幽蓝的蜀江上相望凤翔的月亮在莽莽苍苍的秦岭之巅流浪徐州的月亮挺立在惊涛裂岸的洪涛之上杭州的月亮在吴侬软语的苏堤徜徉惟有海南的月亮啊在月白风轻的浪尖上歌唱在桄榔庵的茅草叶上孤独寂寞而高贵地闪亮啊，有月的夜晚，怎能没有酒有酒的夜晚，怎能没有诗有诗的夜晚，怎能没有你有你的夜晚，怎能没有爱来吧，那就让我们碰个杯让月亮跳进杯中化作一条快乐的鱼鱼儿注定今夜要溯江而上醉倒在故乡浓浓的思念中而我，注定今夜要酩酊醉倒在你如歌的月色中

王晋川

2019-09-08
“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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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群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苏轼任密州（今山东诸城一带）太守，这年寒食节后，苏轼登上超然台，眺望春色烟雨，触动了乡思：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茶有新茶，旧茶；火也有新火，旧火吗？有。宋朝历法将清明节定在寒食节后第三天，从寒食节凌晨以清明节凌晨，三天三夜不许生火煮饭烧菜。寒食，就是吃冷饭。欧阳修有诗曰“多病正愁饧粥冷”是说他在寒食节时正生病，也只能吃冷粥。之所以要生新火，是因为寒食节禁火，这禁火的起源，通常的说法是因为介子推。春秋时，晋国内乱，公子重耳出逃，在流亡路上没有吃的，饿得发晕。这时臣子介子推割下一块股肉，熬成肉汤，救了重耳的命。多年后，重耳复国，当了晋文公。他对臣子论功行赏时，偏偏忘记了介子推。介子推十分气愤，背上母亲逃到绵山深处，发誓不吃晋国一粒米。后来晋文公悔悟了，带人到绵山，放火烧山逼介子推出仕，可介子推抱着一棵树被烧死，晋文公痛将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定为寒食节，禁火冷食，以资纪念。介子推“焚死绵山”，这绵山在太原，很可能寒食节先只是太原一地的习俗，后才相沿为俗，继而推广全国。清明节早上要生火，这火就叫新火。唐宋时的习俗，清明前一日禁火寒食，以清明节再起火，赐百官，称为“新火”。杜甫《清明》诗：“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张继《闾门即事》诗：“耕夫召募爱楼船，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新烟”即“新火”。王禹偁《清明》诗：“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苏轼《徐使君分新火》诗：“临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苏辙《新火》诗曰：“百口供一灶，终年事烹煎，力耕饲饥馋，灶敝火亦烦。昨日一百五，老稺俱食寒，呼童戛枯竹，粲然吐青烟，适从何方来，荧荧百家传。性火出真空，应量增无边。老病何所求，石瓶煮寒泉，敛为一夫用，无心固当然。”宋·蔡绦《铁围山丛话》卷二：“国朝之制，待制，中书舍人以上皆坐狨，杂学士以上，遇禁烟节至清明日，则赐新火。”这新火怎么取得呢？先说皇家。唐宋两朝都有一个传统的习惯，清明节凌晨，皇帝要令十几个太监一齐钻木取火。用削尖的枣木橛子去钻干透了的榆木疙瘩，借助绳索和简易的机关，绳索绑在木橛上，橛子钻在榆木上，两条腿牢牢抵住榆木，两只手紧紧抓住绳索，一左一右地拽起来，哧，哧，哧，飞快地转动木橛，通过摩擦生热，钻出火星，直到钻出火苗。这种方法的成功率很低，但十多个人中总有一两个人成功，成功的人会获得皇帝的重赏。有了新火，点上许多蜡烛，每支蜡烛用罩子罩着，分送到宗室贵戚和文武大臣家里。有资格得到这一赏赐的有王爷，宰相，副相，枢密使，三司使，开封知府，翰林学士，进京述职的安抚使，皇宫嫔妃，大太监等，唐代制度，到清明这天，皇帝宣旨取榆柳之火赏赐近臣，以示皇恩。唐代诗人窦叔向有《寒食日恩赐火》诗：“恩光及小臣，华烛忽惊春。电影随中使，星辉拂路人。幸因榆柳暖，一照草茅贫。”欧阳修诗曰“自怜惯识金莲烛，翰苑曾经七见春”，是说他当了七年的翰林学士，七次得到了新火的赏赐。皇室保留这种钻木取火和分赐新火的仪式，除了向上古人表示致敬外，也表示皇家对清明节的隆重和高档，分送新火也表示皇帝对近臣的关心和宠信。再说民间。老百姓取新火的办法就简单得多了。是用火刀火石火煤子。那纯厚的铁刀。用力敲击黑色的火石，啪嗒，啪嗒，火星飞溅，溅到用灯草芯或细绵纸卷成的火煤子上，轻轻吹旺，将火星变成火苗，即可引燃干柴。我们小时候也玩过这种把戏，晚上在黑暗处，大都在门后的墙旮旯。用两块黑火石，猛烈撞击，也撞击出火花来，十分开心。古人钻木取火，四季各用不同的木材，易季时新取之火曰新火，也叫“改火”，《论语·阳货》：“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引徐颋《改火解》：“改火之典，昉于上古，行于三代，迄于汉，废于魏晋之后，复于隋而仍废……盖四时之火，各有所宜，若春用榆柳，至夏仍用榆柳便有毒，人易以生疾，故须改火以去兹毒，即是以救疾也。”“改火”是世界范围内普遍流行的一种习俗，到唐代时，改火之制复兴，做法是，寒食节来临时，将正在用的火熄灭，到清明时再取得新火。唐·张说《奉和圣制寒食作应制》：“改木迎新燧，封田表旧烧。”司马光《晋阳三月未有春色》诗：“清明空改火，元已漫浮觞。”古人认为，火是有生命的事物，一年四季不能用同一个火种，火用久了会熄灭。在换火仪式中，旧火必须灭掉，再生新火，旧火和新火不能相见。所以改火，又称“改木”。即一年四季须用不同的木材来钻燧取火。何晏集解引马融曰：“《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木也。”元祐四年（1089），苏轼知杭州，清明节歇班，苏轼去西湖游玩，与一和尚玩钻木取火，有诗纪念：“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说明苏轼钻的是槐木。

陈志群

2022-03-17
从苏轼创办安乐坊谈古代防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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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高岳□刘峰北宋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再次来到杭州，担任知州。不过，他的运气有点儿差，刚好赶上当地大旱，饥荒、疫病接踵而至。面对严峻的灾情、疫情，苏轼多管齐下，一边申请减免老百姓的税赋，一边请朝廷颁发度牒（出家许可，相当于有价证券，可以出售），卖出后用所得的钱买米赈灾，还把官仓里的米低价出售，帮助老百姓渡过难关。他让人熬粥、制作药剂，分发给灾民，并派人带着医生深入基层，到社区里为患者看病，因此救活了很多人。相对于这些应急性的临时救灾防疫措施，苏轼考虑得更长远，他认为杭州是水陆交通枢纽，人口稠密，流动性强，因此疫情就比其他地方更严重。所以，应该有常设的机构来防治疫病。苏轼产生了一个想法——办医院。开办医院需要大量资金，钱从哪儿来？苏轼先是用多余的办公经费凑了两千贯，又自掏腰包拿出五十两黄金，作为医院的开办和运作资本。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就这样诞生了。安乐坊由菩萨心肠的僧人主持，这么看又有点像后来的教会医院。安乐医院创办后，三年时间就治愈一千多人，得到了朝廷和地方的普遍认可。经宋徽宗批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全国各地也开始普遍设立这种官办医疗机构。在防治疫病方面，安乐坊除了救治病人之外，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集中隔离患者，避免疫病的交叉感染和传播。这种防疫措施，早在中国汉代就出现了。元始二年（公元2年），由于旱灾和蝗灾引发瘟疫，政府就利用空置的旅馆收治病人，只不过没有变成常设机构延续下来。在防止疫病进一步扩散方面，隔离病患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措施。整顿公共卫生环境是防疫的另一项重要措施，宋代的地方官员把城市中淤积堵塞的沟渠看作疫病的重要传染源，史书上多次记载地方官组织疏浚沟渠，预防疫病发生。讲史者语：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隔离患者是一道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防线，也是一道不容突破的高压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故意传播突发传染病病原体，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患有突发传染病或者疑似突发传染病而拒绝接受检疫、强制隔离或者治疗，过失造成传染病传播，情节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疫病患者接受隔离，是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健康负责，是对社会公共安全负责。拒不接受隔离，危害公共安全，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受到法律的严惩。varnewBr=document.createElement("br");vartagSpan=document.getElementById('oldcontenttext');//document.body.insertBefore(newBr,tagSpan);//tagSpan.appendChild(newBr);varss=tagSpan.innerHTML;ss=ss.replace(//g,"");//alert(ss);tagSpan.innerHTML=ss;//document.body.insertBefore(document.createElement("br"),tagSpan.nextSibling);

刘峰

2020-02-27
苏轼与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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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业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秋，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满，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骑都尉，权知密州军州事，升任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从杭州赴任密州的路上，他赋词《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密州时属京东东路，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北至潍州，西接沂州，州府治所在诸城。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鲁东南历史文化名城，曾先后为琅琊郡治、城阳郡治、胶州治、高密郡治、密州治所，因境内密水而得名密州。有人说密州贫瘠，实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乃恐龙之乡、舜帝故里、千年古州。当时人口32万，超过齐州、青州、潍州等州府，为京东东路第一大州。苏轼有诗赞曰：“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苏辙也赞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苏轼到任时，恰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等现象，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写到当时景象：“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从中可见对灾民痛苦感同身受的为民情怀。下车伊始，苏轼顾不上鞍马劳顿，随即深入民间，明察暗访，直言上书皇帝、宰相，为民请命。在给宋神宗的《密州谢上表》中上奏：“臣不敢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瘠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向宰相如实报告灾情：“轼到郡二十余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请求朝廷“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请求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为了尽快消除蝗灾，苏轼身先士卒，亲自指挥捕蝗救灾，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他访问农夫野老，汲取经验，主张采取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铲除蝗害，并动用官仓之米奖励捕蝗人，使百姓“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补”，以工代赈，开仓赈灾，以激励机制激发百姓灭蝗积极性，取得了灭蝗斗争的胜利。由于连年饥荒，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不少贫困家庭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嗷嗷待哺的婴儿弃之道旁。有一次，苏东坡与通判刘廷式在城墙附近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婴儿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苏轼为官清廉，与民同甘共苦，时常采摘野生枸杞和山菊花食用。他在《后杞菊赋》里自述：“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知州拔野菜与民同苦和救济弃婴爱民如子之事，一时传遍全城。州里的开明乡绅被感动，纷纷拿出粮食救济灾民，使全城度过灾荒。又遇春旱，苏轼亲登常山祈雨。常山位于城南十余里，海拔297米，形似卧虎，附近有龙骨涧，山上有龙神庙，藏龙卧虎，祈雨常灵。据《唐十道四蕃志》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率吏民前往祈雨，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果然感动上苍，当晚得雨，旱情缓解。他兴奋地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常山山神信英烈，捴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经实地考察，苏轼在常山发现水源地。他在《常山雩泉记》中写道：“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成为邞淇河的一个源头。于是，“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政声人去后，古迹越千年，至今泉亭犹在。邞淇河发源于常山、马耳山一带，两条支流在城南汇流，每逢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威胁城内居民安全。为根除洪涝旱灾，苏轼率百姓兴修水利，在邞淇河上筑坝修堤，“壅邞淇水入城”。他在《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写道：“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更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熙宁八年（1075年），密州“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宋史》载，朝廷安抚司派三班武官率兵捕盗，官兵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引发争斗伤及人命。百姓到州府鸣冤，苏轼为民伸张正义，将杀人官兵智捕正法，还上书朝廷《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分析了盗贼产生的根源，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建议治盗必先治本，应与治事、治吏相结合，从根本上杜绝盗患。公开悬赏缉盗，“明立购赏，随获随给……盗亦敛迹”。从此，平定了盗患，赢得百姓爱戴。苏东坡在密州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他和王安石政见不同，就结合实际，对新法持实用主义态度，对老百姓有利的就积极推行，不利的暂缓执行。《宋史》载，司农寺推行手实法征税，不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当面质问提举官：“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不久，朝廷就撤销了这个对百姓不利的法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灭蝗赈灾、扶贫济困、兴修水利、缉盗维稳，苏轼无事不尽心竭诚，“勤于吏职”“凡百劳心”“朝衙达午，夕坐过酉”。经精心治理，密州灾情消退，盗贼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苏轼高兴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民生问题解决后，苏轼又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修筑城池，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荒废楼台修葺一新，请其弟苏辙为楼台命名。苏辙取老子《道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赋名“超然台”。苏轼很喜欢超然物外的老庄观，亲笔题写了“超然台”三个大字，留下了著名的《超然台记》，还请苏辙、李邦直、文与可等文人墨客各写《超然台赋》，使超然台一时名闻遐迩，成为密州八大胜景之首。公务之暇，苏轼时常登台把酒临风，吟诗作词：“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环顾满城春光，诗兴大发，即兴吟唱《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性喜自然，足迹踏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晏驾山、潍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篇，盛赞“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也。”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登临琅琊台，发现秦始皇东巡琅琊留下的李斯刻石，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损毁严重，乃请著名篆书家文勋根据残石拓片临摹刻石于超然台上，并亲撰《书琅琊篆后》跋文于其后，使这一国宝得到了传承和保护。熙宁九年（1076年）冬，苏轼调任河中知府。除夕，在离任密州的路途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苏轼恋恋不舍地写下了“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不顾大雪封路，依然心系密州百姓。苏轼在密州两年，不仅政绩卓著，文学创作更是成绩斐然，留下不少传世名篇。密州地处鲁东南沿海，山川秀丽，民风豪爽，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126首诗，18首词，文赋59篇，共计203篇，平均3天即有一篇新作问世。苏轼为旷世奇才，博通经史，才华横溢，22岁与其弟苏辙同榜进士。《宋史》载，“主司欧阳修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高中榜眼，制策名列第一。宋仁宗亲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盖轼、辙也。”苏轼少年得志，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八州知州，先后升迁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和吏部、兵部、礼部尚书，颇有政绩。且多才多艺，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成就，成为千古词圣和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位列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子。相比诗文而言，苏轼作词较晚，其处女词是作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华清引·感旧》，直到熙宁二年（1069年）才有第二首词问世，至熙宁七年（1074年）词作渐增，于密州期间达到高峰。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词中，《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均作于密州，并称“密州三曲”。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夜，孤馆灯青，夜有所梦，苏轼与离别十年的爱妻王弗梦中相会。王弗出身进士门第，聪明贤惠，知书达理，16岁嫁给苏轼，郎才女貌，伉俪情深，年仅27岁英年早逝。梦醒之后，苏轼思念万分，泪如雨下，挥笔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该词字字伤感，句句深情，戳人泪点，令人泪奔，真切反映了苏轼对亡妻的一往情深，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熙宁八年（1075年）秋，密州大旱，苏轼率随从到常山祈雨，归途射猎习武于黄茅冈。周围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助威，一时人声鼎沸，马嘶犬吠，斩获颇丰。激情澎湃的苏轼，即兴吟诵出惊世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该词豪气冲天，气象恢弘，一改宋词偎红倚翠、儿女情长，赋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豪迈之气，一扫传统缠绵绮靡之风，慷慨激昂，充满阳刚之美。苏轼自豪地对朋友说：“近却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该词不但是苏轼词作上的重大突破，也是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创作开拓了崭新道路，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代词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所在密州离苏辙任职的齐州并不算太远，但因公务繁忙亲兄弟一直未能相见。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苏轼在超然台上，欢饮达旦，想起已经七年没有见面的苏辙，思绪万千，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该词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开创了词史清旷词风，把有唐以来词的艺术美发展到极致，是李白之后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最美中秋词，成为千古绝唱。宋人《苕溪渔隐丛话》评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萌芽于南朝，原为“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初称“曲子词”，是配合乐曲词牌演唱的歌词，至晚唐、五代，一直被视为“小道”而不能登大雅之堂。苏轼在密州的创作，首开宋词豪迈之风，创新了宋词的形式，拓展了宋词的内容，突破了宋词的风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将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跃升为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抒情文体，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为宋词的发展和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认为，苏轼到密州是遭贬，实际上是升迁重用。宰相韩琦曾向宋英宗荐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自古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苏轼，风华正茂，壮志凌云，豪情满怀，因此成就了其豪放词风。乌台诗案被贬后，苏轼亲身体会到了仕途险恶和世态炎凉，方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俗家弟子东坡居士，词风亦为之一变。苏轼成就于密州，密州也成就了苏轼。

孙继业

2023-09-10
“三苏”游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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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贤文/图此事发生在900多年前。一门三父子，都是北宋大文豪的苏洵（1009-1066）、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01）（以下称“三苏”）乘船途经重庆丰都，游览双桂山、名山后，泼墨挥毫，写下的诗句惊艳了近千年的时光。北宋嘉祐元年（1056）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科举考试。次年，苏轼以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却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于是，“三苏”回家奔丧。嘉祐四年（1059），守丧期满，苏轼赴汴京上任。“三苏”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路过丰都时，停舟江畔，时任丰都知县前去迎接。就在“三苏”抵达丰都的前一夜，毗邻名山的双桂山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入夜时分，双桂山上传来阵阵鹿鸣，人们闻声上山去探看，发现一只白鹿在树林里腾跃，大家欣喜若狂，一路追到树林尽头，却不见白鹿踪影。但见一位白发老翁坐在石头上，手捋银须，说“明日将有圣人到此”，大家连连摇头，将信将疑。第二天上午，从长江上游江飘来一艘官船，载着的正是“三苏”。苏洵问知县：“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知县就把昨夜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三苏”听后顿觉惊奇，于是兴致勃勃地登上双桂山，见一路老圃黄花，伴着秋山红叶，山上长松千树，玉鸣泉晶莹似玉，遥望东逝江水，回首静静山峦，苏轼即兴赋《仙都山鹿》：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无行迹。从此，双桂山又叫“鹿鸣山”。然后，“三苏”来到平都山游览，见平都山孤峰耸翠，山前长江浩荡，山上松柏掩天，曲径通幽，庙观清静，风景奇丽，真不愧为洞天福地。又听道士讲了王方平、阴长生成仙的传说，于是苏轼即兴赋诗二首：留题仙都观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空山楼观何峥嵘，真人王远阴长生。飞符御气朝百灵，悟道不复诵黄庭。龙车虎驾来下迎，去如旋风抟紫清。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学仙度世岂无人，餐霞绝粒常苦辛。安得独従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存。失题二首足蹑平都古洞天，此身不觉到云间。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岁月闲。午梦任随鸠唤觉，早朝又听鹿催班。因有“平都天下古名山”的诗句，平都山逐渐被称之为“名山”。苏轼对丰都之游印象极深，他61岁时在《书鲍静传》中写道：“阴真君名长生，予尝游忠州丰都观，则阴君与王方平上长处也……二真君皆画像观中，极古雅。有西晋时殿宇尚存也。”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心存百姓、清廉自守，每到一地，都以其卓著的政绩和清廉的操守，赢得民众的爱戴。他的事迹至今在丰都广为传颂。明洪武年间，为了纪念苏轼泊舟丰都，弘扬他清廉自守、戒奢崇俭的精神，当地民众在双桂山上修建了苏公祠。祠内塑有苏轼21岁时青年卧像和苏氏三父子群像，用石碑铭刻着《题平都山》和《仙都山鹿》，还有一只栩栩如生的白鹿，像是在讲述当年的故事。如今，苏公祠已成为廉政教育场所，公职人员在追寻苏轼足迹的同时，感悟其勤政爱民、廉洁自律的为官之道。

唐代贤文图

2023-11-02
鸿飞那复计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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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险峰二、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乌台案发，道出陈州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春寒料峭，苏轼调任湖州：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语，并媒薛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宋史·苏轼传》）依官员赴任惯例，苏轼作《湖州谢上表》，先叙为臣过去政绩乏陈可言，再叙皇恩浩荡，感恩美差相赐。添堵之处，是表后“一肚皮不入时宜”之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苏轼以“其”自称，以自身同“新进”相对，表白自己不“生事”，暗讥“新进”人物“生事”，公然表示不合作的态度。北宋一朝，苏轼声名赫赫。其旷怡洒脱，与人谈诗论画、品茶饮酒，情趣高雅。其内穿和尚衲衣，外套长袍，头戴筒高沿短高帽，彰显淳朴自然的学士之美。一时间，上至王公贵人、下至黎民百姓，群皆效仿。北宋文学家李廌《师友谈记》记载：“士大夫近年仿东坡筒高沿短帽，名曰子瞻样。”南宋文学家洪迈也在《夷坚志》中记述：“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然而，“道大不容，才高为累。”（李廌祭文之语）苏轼《湖州谢上表》引起了“新进”人物，尤其是以变法自居的御史台大臣们的嫉恨。六月，监察御史据此首先发难，摘引“新进”“生事”等词语上奏，诬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弹劾苏轼，称其《湖州谢上表》中暗藏讥语刺政。随后，监察御史里行从时人编辑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抓住文中只言片语，断章取义，罗织罪名，上纲上线，上札子弹劾苏轼。御史中丞也乘机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苏轼文笔超群，少年成名天下知，与其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游目骋怀，口吐锦绣诗章，若任由其诗词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将对新政的推行极为不利。“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也。”一时间，三人成虎，朝堂之上一片倒苏之声。素喜苏轼之才的神宗，无奈从其臣请，予以默许。旋即，苏轼于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投进御史台的监牢、八月二十日被正式提讯。苏轼被关在京师乌台。因该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史称“乌台诗案”。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因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狱牢中，审讯者常对苏轼通宵审问，无比凄惨。恰是时，囚犯苏子容亦关在乌台，其曾任开封府尹，因垢言于御史台而下狱，狱中赋诗十四首，序言中说：“子瞻先已解系。予昼居三院东阁，而子瞻在知杂南庑，才隔一垣。”苏子容诗中有“遥怜北户吴兴守，垢辱通宵不忍闻”句。吴兴即是湖州。一次又一次的提审，乌鹊惊起，凄厉声声。苏轼《狱中寄子由》称之“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下狱生死未卜，苏轼更是一日数惊。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苏子瞻元丰间赴诏狱，与其长子迈俱行。与之期，送食惟菜与肉，有不测，则撤二物而送以鱼，使伺外间以为候。迈谨守逾月，忽粮尽出谋于陈留，委其一亲戚代送，而忘其约，亲戚偶得鱼鲊送之，不兼他物。子瞻大骇，知不免。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苏轼惶惶不可终日，自忖时日无多，无望之际，写下绝命书：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诗中凝系的手足之情，情感沉蕴，更是撼动人心。“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诗句，道出了苏轼、苏辙兄弟蜿蜒绵亘的兄弟情怀。苏轼几度宦海沉浮，弟弟苏辙则似一座静谧的大山，始终伫立其后，为其养家带口，时常还“夜雨对床”，给予精神慰藉。苏轼第一次为官，赴任凤翔，苏辙送至郑州，难遣手足之情，写诗寄轼，苏轼回诗《和子由渑池怀旧》，雪泥鸿爪，鸿飞东西，他对世界充满了善意，却独独无法理解自己何以遭受如此厄运。苏轼何罪？苏辙说：“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前后上章论事，其言不一”罢了，“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苏辙《为兄下狱上书》）为弟至情，乃止于此！苏轼下狱，御史台大臣急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而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因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尽管此时落井下石、欲夺其命的人不少，可是为其脱罪的更是大有人在，这其中最为有力且最为时人困惑的当属闲居金陵的王安石，其上札子呈神宗曰：“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最为时人困惑”指在政治关系上，苏轼最初反对王安石变科举，继而反对王安石变法，因而被一贬再贬。而苏轼在被贬之后，不仅毫无悔意，而且写出了更多的政治诗来讽刺新政、抨击新政。此时，在苏轼性命攸关之际，王安石不仅不去计较，反而却用“最为有力”之法呈札直抵神宗，进而影响神宗，这背后折射的不仅是君子之争，更是苏、王之间人品修养的互相钦慕。从苏轼、王安石后来在金陵的期遇中可窥一斑：“尽论古昔文字。”王安石慨叹苏轼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亦说：“王氏之文未必不佳。”王安石读苏轼诗句“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则抚几而叹：“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一句。”苏轼读王安石的《金陵怀古》词也极口称颂：“此老乃野狐精也。”元丰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圣谕下发，苏轼贬为“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不得佥书公事”。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在旧历年的年底，苏轼被释出狱，屈指算来，他在牢狱中度过了一百三十天。走出牢门，冷风徐来，空气清爽，鸟鹊叽喳，行人匆匆，苏轼此时却似凤凰涅槃一般，诗如泉涌，想起此前写下的绝命诗，当晚又“复用韵”再下两首。其一：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其二：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刚出牢狱，苏轼又吟诗，笔如神助，实在是豪气未尽。而苏轼在写完这两首诗后，则掷笔而笑：我真是不可救药！汴京的旧历年十二月二十八已进入辞旧迎新的喜庆之中，家家户户都在忙于打扫房屋、贴门神、置办年货，出门在外的游子也从他乡归来，和亲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春天要来了，一切都是新的。但是，这一切，都不属于苏轼，他只能一身鲜血、遍体鳞伤地走出黑暗了……元丰三年（1080年），在正月初一新年的爆竹声中，苏轼一路风尘，携长子苏迈出走京城，经陈州前往贬谪地黄州。风萧萧兮汴水寒，茫茫贬谪路，踉跄古道间，在正月初四的新春祝福声中苏轼来到陈州。陈州，一个曾经给他留下诸多美好的地方，再次给了他稍事喘息的机会：祭奠一年前安葬于此的兄长文与可。“轼，同之从表弟也。”（《宋史·文同传》）文同，字与可，四川梓潼县人，擅长画竹，苏轼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朋之一。苏轼爱竹，更爱有着竹子一样气节的君子，文与可是其中翘楚。翠竹青青，劲美风雅。苏轼自幼就生活在竹的声涛里：“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苏轼《答任师中、家汗公》）早年，苏轼出三峡途中，伫立舟头，一位老艄公曾向其讲述神女祠的故事：神女祠前有一种特别的竹子，竹枝柔软低垂，竟直垂地面，仿佛向神俯首膜拜一样。有风吹拂，竹枝摆动，使神坛随时保持清洁，犹如神女的仆人一般。苏轼听了，颇为心动。此后，每移居一处，苏轼总要择竹为邻，美其名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苏轼任凤翔府节度判官，初次和文与可见面：“我官于岐，实始识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气方刚，谈词如云。”（苏轼《黄州再祭文与可文》）自此之后，二人相知相契，惺惺相惜，苏轼先后写有《跋文与可墨竹》《跋文与可草书》《玉堂砚铭（并徐）》等与文与可相交的诗文。其在《题赵矶屏风与可竹》中写道：“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矣。一日不见，使人思之。”（《文集》卷七十）“文与可每为人写竹竟，辄嘱曰‘无令着语，俟苏翰林来’”（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文与可亦有《和子平悼马》《中秋夜试院寄子平》《同苏秘丞子平登延晖故亭》等与苏轼相寄。诗题中的“子平”即指苏轼。在《往年寄子平》诗中，文与可对当年与苏轼在京师相会的情景多有描述：“日日访子”“大笑”“夜夜放去常三更”“清欢居此仅数月”“虽然对坐两寂寞”“每思此乐一绝后，更不逢人如夜行”。美在交欢，痛在心间。苏轼入仕，既要问事，又要做诗，两者都为其种下了祸根。苏轼在熙宁年间逃脱朝臣构害之后，外任杭州通判。一到杭州，苏轼就收到文与可寄来的一首诗，诗中告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殷切之情，溢于言表。《宋史》记载：（文与可）元丰初，知湖州。明年，至陈州宛丘驿，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时为权职徐州的苏轼闻之，悲伤欲绝，“气噎悒而填胸，泪疾下而淋衣”，接连三日，“夜不眠而坐喟，梦相从而惊觉，满茵席之濡泪”，和泪写下了《祭文与可文》。辞情真实，语语皆自肺腑中汩汩而出。苏轼如今路过陈州，因是谪官，不宜久住，祭日之礼便先期举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慎终追远，苏轼涕泗横流。其间，文与可之子文逸民呈览其父遗墨草书飞白。飞白亦称飞白体，即草篆，为东汉书法家蔡邕所创。其笔画中间夹杂着丝丝点点的白痕，似枯笔所过，笔画两段高举如飞，故称之飞白。文与可飞白体，其间凸显其诗文造诣，兼擅行、草、篆、隶之体，为集大成者。睹物伤神，苏轼身心俱碎，泪作《文与可飞白赞》：呜呼哀哉！与可岂其多好好奇也欤，抑其不试故艺也？始予见其诗与文，又得见其行、草、篆、隶也，以为止此矣。既没一年，而复见其飞白，美哉多乎！其尽万物之态也，霏霏乎其若轻云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长风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游丝之萦柳絮，袅袅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带也，离离乎其远而相属，缩缩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则余之知与可者，固无几；而其所不知者，盖不可胜计也。呜呼哀哉！哀期中，风尘仆仆，昼不间歇，弟弟苏辙自南郡栖栖遑遑而来：诣黄，道出陈州，子由自南郡来陈相见。是会也，不啻再生，悲喜交集。（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苏轼被投入牢狱，苏辙一直在南都奉养兄嫂和侄子苏怠、苏过等数十家口，薪微僧多，早已陷入“明日无晨饮”的窘境。乌台案结，弟弟苏辙因兄弟关系，谪贬监荺州酒税。然而，生活的困窘丝毫未能束缚亲情相见的脚步。苏轼离京谪任黄州，远在南郡的苏辙顾不得疾苦劳顿，闻讯而出，奔驰二百里，于正月十日自南都来陈州相见。“恨此生、长相别离中，添白发。”（苏轼《满江红·忆子由》）苏轼苦涩、苏轼嗟惋。然而，随缘自适，触处皆春的苏轼，率性天真，依旧不减其旷逸和洒脱：分别无惧，不过是长江东西的两个州，“天涯若比邻”；睡足无求，齐州也可以终老栖身，“此心安处是吾乡”。匆匆相见，又要匆匆而别，百感交集中，苏轼潸然泪下，赋作《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诗，诉说衷情：夫子自逐客，尚能哀楚囚。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嗟我晚闻道，款启如孙休。至言虽久服，放心不自收。悟彼善知识，妙药应所投。纳之忧患场，磨以百日愁。冥顽虽难化，镌发亦已周。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但余无所还，永与夫子游。此别何足道，大江东西州。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便为齐安民，何必归故丘。“别期将近不堪闻，风雨潇潇已断魂。”农历正月十五日是元宵节，是春节年俗中最后一个重要节令。在陈州，元宵节是“东风夜放花千树”的时日，自汉文帝以来就以热烈喜庆的观灯习俗为主，传统习俗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拉兔子灯等。“灯火阑珊”时，太昊祠前还常有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跑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游人比肩接踵，乐而忘返。然而，苏轼却不能在陈州享受这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在佳节前夕又要匆匆上路了，苏轼的心情阴郁到了谷底。正月十四日，雨雪霏霏。长亭外，古道边，凄怆料峭天。送别，令人伤感。苏轼要远行，文与可的儿子文逸民依俗设宴送别。一壶浊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一向饮少辄醉的苏轼愁绪塞胸，原意借酒浇愁、消解离别之痛，谁知愁结续添。把酒共觞，唏嘘相别。苏轼无语，紧携文郎之手，蜿蜒河堤，逶迤徐行，任凭料峭春风旋飞起，任凭悠悠河水曲折流。抑郁、悲愤、无助，充塞心间，苏轼遂作《陈州与文郎逸民饮别携手河堤上作此诗》抒怀：白酒无声滑泻油，醉行堤上散吾愁。春风料峭羊角转，河水渺绵瓜蔓流。君已思归梦巴峡，我能未到说黄州。此身聚散何穷已，未忍悲歌学楚囚。②8（未完待续）

2019-11-11
宋人非常喜欢在家中挂个人“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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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蒋勋先生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上借宋画讲述宋朝文人的生活：大家看一下，这张画里最有趣的是，他的屏风挂了一张画（像），这个画（像）刚好是他自己的自画像。我们从来很少知道，宋朝的文人家里是挂自画像。蒋勋先生所说的“这张画”，是指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人人物图》，作者为宋代画家，但姓名已不可考。其实图中的画像，未必是自画像，也可能是主人请他人画的，不过说是主人自己的肖像则无疑问。将自个儿肖像绘入图像，挂于书房或客厅，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是很常见的事情。这类肖像画，宋人称为“写真”。宋朝文人圈非常流行个人写真元初刘贯道画有一幅《消夏图》（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与《宋人人物图》意境相似。刘贯道虽然生活在元代，但他的《消夏图》完全模仿宋画（题材与构图模仿宋人《槐荫消夏图》，意境模仿《宋人人物图》与宋摹《重屏会棋图》），描绘的也是想象中的宋代文人生活。此图中也画了一扇屏风，屏风上的图画，不是山水，而恰恰是主人自己的生活情景写实。因此，这屏风其实也是一幅写真画。由此看来，宋人的写真，未必仅仅是单纯的肖像画，还可以是类似于“生活照”的情景画。南宋刘克庄有一段话可证：“画者为余记颜多矣，朝衣朝冠辄不似，儒衣儒冠辄又不似，暮年悉发箧而焚之。陈生汝用独为长松怪石、飞湍怒瀑，著余幅巾燕服，杖藜其间，见之者皆曰逼真。他画师者见之亦曰逼真。”画家陈汝用给刘克庄画的写真图，就是一幅“生活照”。说起来，写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比如南北朝时，“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座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儒，皆知姓名矣”；不过，在宋代之前，肖像画多出现在政治或宗教场合，如汉宣帝在麒麟阁陈列功臣像，唐太宗给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画肖像；又如唐朝佛教壁画中有很多供养人画像，民间人家也有供奉祖先遗像的习俗。到了宋朝，士大夫群体中似乎兴起了给自己写真的风气。就如今人热衷于拍写真集、玩自拍，宋朝的士人也喜欢请画师给自己画个肖像挂起来（有高超绘画技艺的士人还喜欢绘自画像），并且题写几句“画像赞”（画像赞是宋朝文人圈很流行的文体），自我评价，自我调侃，自我勉励，自我反省。这是宋朝文人的习惯。我们从宋诗中可以检索到非常多的“画像赞”、“自赞”，这显示了写真在宋朝文人圈的流行。北宋黄庭坚曾一口气写了五首《写真自赞》，毫无疑问，黄庭坚家中肯定挂着自己的画像。而从黄氏的另外两首诗《张大同写予真请自赞》、《张子谦写予真请自赞》来看，他的画像应该是叫张大同、张子谦的画家给画的。南宋杨万里也写过一首《自赞》，其短序说：“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刘讷写余真，戏自赞。”可知杨万里的肖像是一位叫刘讷的秀才所绘。史载刘讷“工写貌”，与杨万里等诗人有来往，杨有诗歌《赠写真刘敏叔（即刘讷）秀才二首》相赠。与杨万里同时代的周必大，更是一名热衷于写真的“狂热分子”。他七十岁时，请刘敏叔给他画了肖像，并写一首《刘氏兄弟写予真求赞，时年七十》纪念；七十三岁时，又请“南城吴氏记予七十三岁之颜”；七十七岁时，又请了法华院的僧人祖月“写余真”，并题词戏赞：“老子七十七，到处遮人壁。住世更十年，化身千百亿。”苏轼曾经对着自己的影子勾勒过自画像轮廓存世的宋人自画像还有桂林伏波山的米芾自画像石刻。米芾是北宋的著名画家、书法家，长于自写真，相传“米芾自写真世有数本”，流传于外，其中米家藏有一幅米芾的“自作小像”，南宋嘉定八年（1215），广西转运判官方信孺将这幅米芾“自作小像”借来，刻像于石，以纪念这位一百多年前（1074年前后）在静江府当过临桂县尉的大艺术家。伏波山的米芾自画像石刻如今已成珍贵文物。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自写小像图页》，是唯一一幅保留至今的宋人自画像原件。此图绘于元初，作为赵宋宗室之后的赵孟頫将自己画成了一名漫步于竹林的隐者（这也是一幅有山水背景的“生活照”），大概是为了表达自己仕元的复杂心绪吧。亦有人称宋徽宗的《听琴图》是赵佶的自画像，不过缺乏直接证据，存疑。在没有相片作为参照的古代，画自画像肯定是一门高难度的技能，非寻常画师所能为。不过，这样的高手宋代出了不少，如北宋僧人元霭，能自写形貌，活灵活现；道士白玉蟾，“自写其容，数笔而就”；房州人“三朵花”，因为他“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诗，皆神仙意，又能自写真”。多才多艺的苏轼也“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壁画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对着自己的影子勾勒出画像轮廓，苏大学士果然脑洞不是一般的大。苏轼的朋友、著名画家李公麟也擅长自写真，他给苏轼画了一幅肖像，然后在苏轼像旁边画上自己的画像，苏学士觉得很有趣，“故赞云：殿以二士”。苏门弟子黄庭坚等人看了此画像，也请李公麟给他们画肖像。而专门给他人画肖像图的宋朝画家（相当于今天的人像摄影师）就更多了。除了前面提到的郭拱辰、吴伸、吴伦、刘讷，又有“牟谷、元霭、尹质长于写貌，笔能夺真”；金陵人陈怀立，善传神，曾经为苏轼画像，得苏轼赞赏：“南都人陈怀立传吾神，众以为得其全者。”还有一位叫妙善的画师，画过皇帝御容，许多人都排长队请他写真，追随者中包括苏轼。苏轼有诗《赠写御容妙善师》：“平生惯写龙凤质，肯顾草间猿与獐。都人踏破铁门限，黄金白璧空堆床。尔来摹写亦到我，谓是先帝白发郎。不须览镜坐自了，明年乞身归故乡。”另一位画过六殿御容的画家朱渐，京师人，生活在宣和年间，由于他画的肖像太逼真，坊间传言：“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为什么？“恐其夺尽精神也”。同样生活在宣和年间的画师李德柔，也是“写真妙绝一时”。还有金陵人李士云，也是善传神，尝为王安石画肖像，王安石写诗相赠：“衰容一见便疑真，李子挥毫故有神。欲去钟山终不忍，谢渠分我死前身。”宋朝出了这么多专业的写真画家，直接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群体请人画肖像的需求量之大。而宋代肖像画的发达，还催生出了供画家描摹的“模特儿”：“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敛容自持”，“使人伟衣冠，肃瞻眡，巍坐屏息。仰而视，俯而起草，毫发不差，若镜中取影”。今日的画家画人像素描，不正是如此吗？不过，苏轼反对这种画法，认为这么绘画只能“写真”，不能“传神”。从宋画隐藏的图像信息，我们也可以发现“专业写真”在宋朝社会的流行。宋人临摹五代周文矩的《宫中图卷》，为故宫旧藏，民国初年被人盗出，割成四段，分别流入美国和意大利，其中一段（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藏），便有宫廷画师给宫女画肖像的图。宋代人热衷于个人肖像画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什么宋代的士大夫群体热衷于将自己的肖像画进图画，挂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上的画像馆在家里？我觉得这是宋人自我意识集体觉醒的体现，诚如蒋勋先生所说，宋朝的士大夫会“觉得他自己存在的意义很重要”，会“每天反省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人每一次看着自己的画像，就如同面对另一个“我”，一个“我”活于尘世，另一个“我”定格在某一时空。当“我”与“我”相面对，你会看到从前的容颜、过去的年华，看到岁月的流逝，看到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不同，甚至还会联想到明日之“我”。于是你会忍不住感慨万端、苦笑、自嘲、自省、自勉、自警。这种种情绪，就体现在宋人的“自题画像赞”之中。如黄庭坚的《写真自赞》说：“如鲁直者，欲寡过而未能，以傲世则不敢。自江南乘一虚舟，又安知乘流之与遇坎者哉。”这是坦率的自嘲。苏辙《写真自赞》说：“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既是自嘲，又是自省。苏轼也有《自赞》诗曰：“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是自嘲。杨万里亦有《自赞》诗：“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这是自况与自得。周必大七十岁时的《写真自赞》说：“骨相屯，气宇尘。浊不盈，臞不清。视汝形，肖汝身。无古心，无时名，乃久生，真幸民。”表现出历尽风霜之后的豁达心境。蔡枢的《自题画像》诗写道：“平生陋质写难真，画史挥毫妙入神。瘦似休文宁复健，寒如东野故应贫。尘埃自笑双蓬鬓，泡影俄惊两幻身。从此山林皆独往，定无勋业上麒麟。”则忍不住流露出对自己人生的失落之情。陈亮在《写真自赞》中说：“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眂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有一股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掺杂着怀才不遇的些许愤慨。

2018-07-01
溯游古今博览群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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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南日报记者刘晓惠实习生王栩瑶图\海南日报记者武威编者按北宋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文采斐然，蜚声天下，史称“三苏”。历朝历代，有关他们作品的集子林林总总，为他们，尤其是为苏东坡立传的书籍也不在少数。“三苏文化”已然成为我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景观。2月18日，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指导，海南出版社主办的“千古风流——三苏文化图书大联展”开展。此次大联展荟萃155家出版社出版的三苏文化图书共计600余种，是近年来国内品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以三苏文化为主题的图书展览。“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正如苏东坡诗句所言，博览“三苏”群书，徜徉其间，读者眼中的苏轼，由于角度不同，妙趣自然有异。就请跟随海南日报记者的脚步，一起在书香和书海中，邂逅别样的东坡先生吧。品古苏在古籍中重逢苏轼本次展览上，当数藏品展示区最引人注目。两个大展柜汇集了多位海南藏书家借展的清代与民国时期的三苏题材古籍善本，透过它们观三苏，不仅能畅览苏文，还能通过纸面的蛛丝马迹来探寻三苏文化流传的路径。在玻璃展柜里，一页页早已泛黄的纸张却闪耀着独有的光芒，海南日报记者戴上手套，轻抚尘封许久的油印墨迹，仿佛能感受到这一本本三苏古籍转动了岁月的齿轮，一下把人的思绪拉回900多年前。海南收藏家朱江提供的《宋拓成都西楼帖》，最初是南宋乾道四年汪应辰辑刻于成都，凡三十卷，至明代已经散佚，幸而清末市面上出现了六卷，流入“晚清收藏第一人”端方之手后，被影印出版，使得这套由宋人书、宋人刻、宋人拓的珍贵书法文献得以再度广泛传播。朱江在讲起《宋拓成都西楼帖》时神采飞扬，他根据这套民国十四年版旧籍的封面与函套书签上的“端匋斋藏”“痼翁存”“仲笔”藏书印等线索抽丝剥茧，广查资料，溯游从之，经历了一番古人做书、救书、传书的过程，才得以把《宋拓成都西楼帖》珍藏。另一套朱江钟爱的三苏古籍是民国四部备要本《东坡七集》。苏轼文集在宋代已有“七集”之编，但到了明代已无宋刻全本。明仁宗洪熙时，命人刊刻苏轼文集，刻未毕工而仁宗崩，一直到成化四年，程宗到吉州任官时，遍寻旧籍，按照传世的《七集》目录重新编纂，才使得《东坡七集》再次得以接续传承。朱江说，他与苏轼的结缘始于少年时期，彼时涉世未深的他被苏词震撼，行至中年又与苏轼的乐观豁达的人生哲学产生共鸣。他接受过苏轼的精神馈赠，转而也想把这份馈赠传播给更多的人，于是为本次展陈他慷慨提供了64件珍贵展品。居儋三年，苏轼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和散文。这些文字最开始由苏辙辑集为《儋耳手泽》，明朝时被人辑集为《居儋录》，在清朝乾隆年间又被整理为《海外集》。《海外集》是苏轼文学创作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苏轼绕不开的内容。这些作品诞生于海南，是海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书展上，海南省图书馆（省古籍保护中心）研究馆员乔红霞带来了清乾隆年间琼山举人王时宇所编《苏文忠公海外集四卷》。根据与多位专家的探讨，乔红霞判断这部《苏文忠公海外集四卷》应是清乾隆四十三年刻本。有趣的是，海南出版社“琼崖文库”书系中《苏文忠公海外集》所依底本与乔红霞所藏底本版本相近，在展会上新旧共赏，让读者更能体会到文化传承的力量。读旧苏邂逅全能苏轼《东坡诗集合注》《苏东诗词文选评》《东坡诗词精选》……书展上，辑录三苏作品的各类书籍应有尽有，有的“一网打尽”囊括众多三苏作品，有的撷取一类自成一派，有的校注详尽博雅精深，有的保留古意韵通雅宋。如《苏轼全集校注（全二十册）》，以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苏轼诗集》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坡乐府笺》为底本，对苏文、苏诗、苏词进行了通收、通校、通注、通编、通评，在校补、集释、编录上都大有推进，并采用繁体竖排印刷，保留了文本原始信息，是迄今国内最权威、功能最齐全的苏轼全集校注本，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喜爱。同样囊括苏轼全部作品的《苏东坡全集（全八册）》，采用简体横排，更适应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收录苏轼的诗、词、文、学术著作、笔记、寓言作品之外，还收录了他搜集的养生方。除了苏轼全集，还有众多撷苏轼某段时期文章的书籍，如《苏轼徐州诗文辑注》《苏轼黄州寒食诗》，以及苏轼在海南的文集《苏文忠公海外集》《宋苏文忠公居儋录》。《苏文忠公海外集》前书以清乾隆四十年王时宇编《海外集》原刊本为底本，以张志烈等所编《苏轼全集校注》为校本重校。《宋苏文忠公居儋录》则以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明万历二十三年陈荣选刻本，以及清顺治十八年王昌嗣补修本为底本进行了校勘、注释，并附影印本，是研究苏轼流放海南时期诗文的最佳版本。古往今来，有许多文人著作对苏轼的人生、诗词、精神进行品评，但以出版的书刊来说，最早出版的苏轼传记类图书是1937年周景濂所作的《苏东坡传》，位列“民国四大名传”之中。在周景濂的《苏东坡传》出版十年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TheGayGenius：TheLifeandTimesofSuTungpo在美国出版了，原是用英文所写，意在向外国人介绍苏东坡，但译成中文后，也成了最受欢迎的苏轼传记版本。苏轼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画家，其擅长行书、楷书，也是驰名古今的书法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本次书展上，苏轼书法作品集也是琳琅满目，不一而足。《苏东坡书法全集》网罗海内外博物馆收藏的苏东坡作品，结集出版墨迹2卷、法帖3卷、碑刻1卷。以全篇、局部原大、局部放大的次序展示作品原貌，题跋亦全部呈现，辅以介绍说明和释文。作品按时代顺序排放，不仅便于学者研究苏轼的作品与生平，也为书法研习者提供了极佳的摹本。阅新苏换个视角看苏轼苏轼一生风雨，却始终泰然处之，把别人眼中的苟且，活成了自己的潇洒。这份豁达和修养，千百年来数代后来人一赞三叹。不同时代的人都从苏轼的诗文与人格中都能找到共鸣，现代人对苏轼的解读新作，也使得遥远的古人“触手可及”。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朱刚所著的《苏轼十讲》，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以现代人的视角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纵横捭阖，恰到好处的文学性叙述，使有血有肉的苏轼跃然纸上，引得今日读者与古时东坡惺惺相惜，此书也被称作是“以普及读物而优入学术著作之林”的扛鼎之作。今人写苏轼之新，还在于视角之新。如石庆华《当税收遇见苏东坡》一书，以“赋税”“治税”为核心，梳理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历程，反映苏轼对他所处时代赋税状况的所知所感，以及他作为官员治理税收的所作所为，让读者对苏轼的赋税思想、治税作为，宋代的税收治理情况有深入的了解和感悟。《苏东坡的下午茶》从全新角度出发，透过苏轼令人眼花缭乱的多重身份，选取苏轼的二十一个侧面，抽丝剥茧，层层剖析，还原出一个性格鲜明、思想丰富、立体有型的苏轼。《人生如逆旅，幸好还有苏轼》从故乡、亲情、赏花、友情、谈吃、家风、品茶、生死这八个角度，展现千古大文豪苏轼流芳百世的诗意魅力和思想力量，给人以士气的提振和人生的启迪。《苏轼：人间惊鸿客》以古言小说与古风漫画相结合的形式，俘获一批青年粉丝。苏轼的赤子之心使得孩童与他有着天然的亲近，本次书展还展出了许多写给孩子们的苏轼。《讲给孩子的故宫·又见苏东坡》从入仕、求生、书法、绘画、文学、交友、岭南七个维度，为青少年梳理北宋文豪苏东坡坎坷而坚韧的一生。为青少年读者呈现故宫和苏东坡千丝万缕的联系，再现文豪的英姿及其作品的风采，引导青少年学习文学、了解历史、领悟作品。“三苏”书展主要图书⦾《宋拓成都西楼帖》⦾《东坡七集》⦾《海外集》⦾《苏文忠公海外集四卷》⦾《东坡诗集合注》⦾《苏东诗词文选评》⦾《东坡诗词精选》⦾《苏轼全集校注（全二十册）》⦾《苏东坡全集（全八册）》⦾《苏轼徐州诗文辑注》⦾《苏轼黄州寒食诗》⦾《苏文忠公海外集》⦾《宋苏文忠公居儋录》⦾《苏东坡传》⦾《苏东坡书法全集》⦾《苏轼十讲》⦾《当税收遇见苏东坡》⦾《苏东坡的下午茶》⦾《苏轼：人间惊鸿客》⦾《讲给孩子的故宫·又见苏东坡》整理/陈耿制图/陈海冰

刘晓惠实习生王栩瑶武威编者按

202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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