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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铁杆粉丝”眉山寻访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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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撰写长达18个单行本的苏东坡足迹行，5月11日，年届66岁的花甲老人李常生先生从台北来到眉山探寻苏轼足迹，这是他时隔5年后第二次来到眉山。李常生先生自幼酷爱苏轼诗文辞赋，先后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设计学院任教，已获得南京东南大学（原“中央大学”）建筑学院工学博士，目前是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在读博士，专研北宋史和苏轼史。5月12日上午，在导游的精彩讲解中，李博士边听、边看、边问，不停地用他的相机拍下了眉山三苏祠内的人文景观景点。李博士还与眉山三苏文化研究院的苏学专家刘清泉老师一起交流了探寻东坡足迹和阅读撰写有关东坡文章的切身感受，我们还赠送了一些关于东坡和眉山的书籍给李博士。在苏坟山，当看到掩隐在成片松林中的“短松冈”石碑时，李博士感慨万千、喃喃自语。依稀看得出今天李博士身临其境后，对苏轼940多年前远在山东密州为家乡亡妻王弗所写《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意境的深刻理解和感同身受。在青山绿水间的苏洵家族墓地，李博士俯身叩拜，心中祈祷。在苏东坡初恋地青神中岩寺唤鱼池边，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才子佳人唤鱼联姻的美丽传说。在返回的路上，笔者问李博士为何对东坡先生如此虔诚和着迷，他说：东坡先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天才、奇才和全才，他不仅“诗、文、词、赋、字、画、经、医”等诸多方面样样精通，颇有造诣、成就杰出，而且在各地为官和游历过程中都给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善举，深受百姓爱戴，广为世人传颂，功绩彪炳千秋；东坡先生还是法国《世界报》评选出的“影响世界第二个千年12位英雄人物”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人，纵观中国历史，像东坡先生这样的人物是少之又少的；东坡先生历经宦海沉浮、屡遭打击、一贬再贬，仍然不屈志节，虽然一生漂泊、颠沛流离、穷困潦倒，几次面对生离死别，仍然豁达开朗、坦然面对、毫不哀怨，成为后代历朝励志人生的典范。李博士曾用2个月的时间沿着当年东坡遇赦北返的路线从海口一路北行到达常州，亲身体验了东坡先生当年的艰辛。在松江华藏寺，笔者与李博士看到了一棵枝繁叶茂的荔枝树，据说是苏轼亲手所栽，树旁还立有一碑，记述了苏轼与华藏寺的佛缘，碑上还刻有一首据说是苏轼寄回的小诗：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枝待我归；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据寺内管理人员介绍，这棵荔枝树至今仍然每年结果，但奇怪的是每年都是树的半边轮流结果，从未间断过，究其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为了探究《眉州州志》、《眉山县志》和清人刘鸿典关于“三苏父子皆生于拨股祠（庙）”的记述，笔者和李博士赶到了三苏乡（原来称三苏场）的三苏中学，据学校一位年长的老师介绍，原来的拨股祠（庙）就在学校水塔的位置，据说拨股祠（庙）是因当年三苏家人在此读书时曾因拨有田地捐给祠（庙）里而得名的，后来被毁现已不复存在。据说当年苏家的“自留地”就在三苏乡的三峰山，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孕育了三苏，三峰代表着三苏父子，中间最高峰就是成就最大的苏轼。晚上，笔者邀约了几位苏学专家一起陪李博士晚餐，席间，大家探讨了对弘扬东坡文化的一些观点和想法，我们都对李博士不顾六种疾病缠身，6年来自费近百万元亲自寻访东坡足迹的执着精神表示十分敬佩，祝愿他早日完成撰写《苏东坡传》的夙愿。第二天，李博士还去东坡区广济乡考证了苏轼年轻时（17岁）留下的墨宝“连鳌山”。据了解，苏轼手书刻在山石上的“连鳌山”三字雄劲飞动，大如屋宇，始凿于宋，是国内现成最大的苏轼手书遗迹，现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2015-06-01
爱写牛的苏轼，诗也很“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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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袁本良老师是研究古汉语的专家，写古诗词也是一把好手。能否请您谈谈古诗里的牛？袁本良：《说文》云：“牛，大牲也。”马牛羊鸡犬豕，六畜之中，以牛为大。几千年的中国农耕社会中，牛不仅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决定因素，还对中华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汉语中与牛相关的语词和典故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而前人诗文中写到牛的作品更是汗牛充栋。以苏轼作品为例，其诗词中写到牛的地方就有130多处。苏轼一生坎坷，虽历经宦任，更多的时间却是遭到贬谪流放。他以亲身劳作养家活口，所以跟牛的关系十分密切。居黄州，他在东坡开垦种植，“农父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流寓儋州，“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外如“晨与鸦鹊朝，暮与牛羊夕。”“笑我一生蹋牛犁。”“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都可以看出他对牛的特别看重。苏轼诗云：“卖剑买牛真欲老，乞浆得酒更何求。”“卖剑买牛”这样的话，他的诗词中曾经四次说到。他又以牛自喻：“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在一篇题画诗中，他更发出“世间马耳射东风，悔不长作多牛翁”的喟叹。由此可见，诗人对牛有多么深厚的感情。爱写牛的苏轼，他的诗真的“很牛”。

2021-02-19
别有神思写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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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承训日前，收到张君民先生新出大作《一蓑烟雨任平生：苏东坡生平游记》（以下称《一蓑烟雨任平生》）。数日来，细细拜读，惊喜非常。先生之作洋洋洒洒珠玉琳琅，真乃“威声虎啸复龙吟”，让我这个苏东坡的崇拜者顿有“高山流水遇知音”之感。宋代以降，苏东坡成为中国读书人的偶像，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通才、文化巨匠。他的文章和欧阳修并称“欧苏”，和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他的诗和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和辛弃疾并称“苏辛”，是宋诗和宋词的代表人物，是北宋继欧阳修之后的“一代文宗”。苏东坡书画兼善，是书法“苏黄米蔡”“宋四家”之一，是绘画“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出于对“坡仙”的无限仰慕，多年来，我读过不少苏东坡的诗、词、文章，也读过一些有关苏东坡的研究著作；更不辞辛苦驾车去到郏县，瞻仰凭吊“三苏”父子；自汝南经麻城到黄冈赤壁，去追寻苏东坡的贬谪生活的踪迹。秀才人情一张纸，在三苏园，我诚惶诚恐留下一首小诗《瞻三苏坟》：“墓园数亩柏森森，不觉坟前一肃襟。似有诗情心底动，谁人敢向此家吟？”在黄冈赤壁留仙阁，我写有一首七绝《访东坡赤壁》：“亭堂楼阁画图间，逸气高标何肃然。欲作先生门下客，叹吾迟到一千年。”可不胜惭愧，同为苏东坡的崇拜者，我不过以两首小诗向先贤献上心香一瓣。君民先生却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33万字的别具匠心之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和苏东坡相关的博大精神世界和浩瀚的历史文化空间。苏东坡的影响极其深远，研究者不乏著名的专家、学者，相关著作汗牛充栋。如何以自己的视角来描述东坡？这需要别有慧眼、独具匠心。综观《一蓑烟雨任平生》一书，作者以苏东坡生平踪迹为主线，从诗词、时间、空间、历史文化四个维度对苏东坡进行了描述和再现，揭秘了苏东坡的生活史、思想人格成长史、文化创造史，为我们呈现了一个鲜活生动立体化的苏东坡形象：一个山原江海的游子，一个为民父母的好官，一个宦海沉浮的流浪者，一个广收博取的学者，一个文化创造的巨匠，一个人间烟火的美食家，一个多情重义的男子汉，一个旷达通脱的伟丈夫！可以说，这是一部旅游文化视角下多维度的苏东坡传记。《一蓑烟雨任平生》全书分为33个部分。出于对苏东坡诗词、文章及相关史料、著作的烂熟于心，作者抽丝剥茧，巧妙地以33句东坡及相关人的诗句为各个部分命名，以此结构全书。33句诗句似断实连，全书浑然一体，完整地展示了苏东坡波澜壮阔令人可亲可敬可惊可愕的生命历程。全书及各个部分的表达策略均是紧扣苏东坡的生活史、成长史、创造史，择其要者而述之。这些要点是重要的诗、词、文章，以此展现苏东坡的文化创造；重要的时间节点，以此展现苏东坡清晰完整的生命链条；重要的相关人物，以此展现苏东坡的人生际遇、得失成败、悲欢离合；重要的山水名胜、文化风物、历史文化，以此揭示苏东坡是中华大地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伟大人物。“喜有两眼明，多交益友；恨无十年暇，尽读奇书。”拜读《一蓑烟雨任平生》一书，文章旁征博引，内涵丰厚、有理有据；语言洗练畅达、生动传神，画面感十足；议论精到、画龙点睛，笔带情感、真挚动人。全书为我们创造的不仅是一次波澜壮阔的东坡人生之旅、诗词之旅，一次壮丽的山水名胜之旅，更是一次丰富深邃的历史文化之旅。致敬苏东坡！致敬呕心沥血传播东坡文化的君民先生！

2022-01-17
让-皮埃尔·朗日里耶情系东坡让东坡文化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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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皮埃尔·朗日里耶认真了解三苏生平。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展示《苏东坡：无可救药的文人——全球“千年十二英雄”评传》一文，后来他把这珍贵的原件赠送给了眉山。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在三苏祠留下墨宝，纪念苏东坡。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体验中国茶文化。张玉本报记者余毅文/图核心提示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出千年英雄（1001年-2000年），全球共有12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世界报》认为，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评选者法国《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朗日里耶，正是他将苏东坡列为该报专栏连载的12位“千年英雄”之一。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一篇《苏东坡：无可救药的文人——全球“千年十二英雄”评传》，让世界了解到了苏东坡和东坡文化。本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让-皮埃尔·朗日里耶，探知他和苏东坡不得不说的故事。了却夙愿徜徉在苏东坡的出生地去年正值苏东坡诞辰九百八十周年，在第八届（眉山）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期间，眉山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法国《世界报》原专栏作家和副主编的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在2000年时，《世界报》要挑出12位能够代表过去这1000年的人物，其中要包含一位中国人。他询问了很多历史学的专家，都告诉他一定要选择苏东坡，为此，他为了写关于苏东坡的文章，查阅了很多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他认为苏东坡是一位很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其次，苏东坡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家、官员。为此，他热情洋溢地为苏东坡撰文，称呼他为无可救药的文人，推荐他为“千年英雄”。这一篇文章经过时间的发酵，在多个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让外国人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苏东坡。此后多年，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一直没有放弃过研究苏东坡，甚至视东坡为“精神上的朋友”，此次来到苏东坡的出生地，也算是了却夙愿。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徜徉在眉山，当他来到三苏祠博物馆时，脸上露出了虔诚的神情，他详细了解了苏东坡的生平以及三苏祠的历史变迁，对这里一切都非常感兴趣，生怕错过了什么，他认真观察了建筑、字画、塑像、古树、古墙、古井、古文物等物。“在这里，我尽我所能去想象，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这里，在那个时候，他就被称为‘天才’，我能感受到苏东坡与他父亲、兄弟之间的感情。在当时，苏东坡和他弟弟分隔两地，长期不能相见，我读过很多他的诗句，如果我没有记错，苏东坡30多年未回到过眉山，很能感受到当时苏东坡的体会。”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参观三苏祠后，想象着1000年以前，三苏父子生活在这里，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就觉得是离他们更近了。再叙东坡法国友人眼里的苏东坡在眉山，让-皮埃尔·朗日里耶毫不吝惜地表达对苏东坡的赞美，苏东坡是一位很有实干精神的人物，苏东坡在政治方面是十分有勇气的，他会不畏权贵，为百姓说真话，就像法国的萨特一样，他们有一种特别独立、自由的精神。苏东坡不追求财富，不追求权力，并且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有独立的精神，东坡先生在人性这个方面，深深地触动了他。“在千年之前，苏东坡生活的年代，有道教、佛教等交织在一起，和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东坡先生也在追问自己一些关于生死、权力各方面的问题，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们思考的问题。”让-皮埃尔·朗日里耶介绍，他称呼苏东坡是“来自千年之前的朋友”。苏东坡为了他的自由，付出了很重的代价，他的一生都在被流放，总结起来，苏东坡应该可以称为“不可救药”的诗人，为了自己的执着，不为其他所动，所以，苏东坡可以称为11世纪至今，中国的“良知”。更为可贵的是，让-皮埃尔·朗日里耶还介绍了苏东坡在西方人中的印象，他表示半个世纪以来，苏东坡的命运和作品在欧洲，特别是法国，激起了专家和“学识渊博的读者”的兴趣。专家将苏东坡视为中国思想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对于法国最出名的汉学家成安妮（AnneCheng）女士来说，苏东坡体现了“文化和道义方面的人道精神”，而这正是“极具批判精神并附有渊博学识的、不再是苛刻的评论家而是对万物都好奇的智者”的文人所追求的精神。一些科幻作家借鉴苏东坡的文章，像法国作家克劳德·罗伊（ClaudeRoy），他在1994年写了“千年之前的朋友”；帕特里克·卡雷（PatrickCarré）、著名汉学家，写了苏东坡被流放到黄州时期的小说，书名为“永垂不朽”……要知道，在法国很少有作家选择小说题材来记录被大众不太了解的、生活在一千年前的、地理位置很远并且文化和西方文化大相径庭的一位人物，苏东坡却是个例外。

2018-10-28
苏轼与凤翔东湖的“函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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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翔东湖公园的“函陨石”。这幅照片是2019年“五一节”前，在宝鸡市凤翔“东湖”公园里拍摄的，“陨石”已经落地两千一百多年——据司马光《资治通鉴》载，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89年），有陨石坠入当时的“凤翔府”城内——后来又和苏轼的早期创作紧密相关。文坛赛先生能联系“苏轼”名满天下的，多是“西湖”；但苏轼最早兴修、挖造的，却的确叫“东湖”。北宋嘉佑六年（1061）十一月至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苏轼初登仕途，任凤翔签判期间，写出千古流传的《喜雨亭记》《凌虚台记》《凤鸣驿记》等。后人的研读著述，史不绝书；但往往疏忽了苏轼在凤翔还有诗作《东湖》：“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苏轼先从故乡的江水入笔，对照当时“岐山下”的“水浊”；然后笔锋一转，立刻呈现主题：“不谓郡城东，数步见湖潭。入门便清奥，怳如梦西南。泉源従高来，随流走涵涵。东去触重阜，尽为湖所贪。但见苍石螭，开口吐清甘。”接下来，写湖光天色，鱼鲜丰盛：“新荷弄晚凉，轻棹极幽探。飘摇忘远近，偃息遗佩篸。深有龟与鱼，浅有螺与蚶。曝晴复戏雨，戢戢多于蚕。浮沉无停饵，倏忽遽满篮。”其中，“新荷弄晚凉，轻棹极幽探”句，透露着后世作家“桨声灯影”似的文脉血缘。在经过如此浓厚的情绪铺垫、景色渲染后，时空变幻，天降祥瑞：“闻昔周道兴，翠凤栖孤岚。飞鸣饮此水，照影弄毵毵。（此古饮凤池也。）至今多梧桐，合抱如彭聃。”这里，基本契合了至今流布陕西“周秦”大地的古老传说：以前某日，百姓仰首，众目睽睽，见有形似“凤凰”状的飞禽，降落此地——于是，得名“饮凤池”。就在这“饮凤池”原址基础上，经苏轼积极倡导、督催，很快修筑、扩建，缮饰一新。可以想见，初仕凤翔的苏轼，意气风发，胸怀宏远，抱负博大；所以，他在此植翠柳、栽莲藕、筑桥涵，并陆续建起能够代表当时水平的“喜雨亭”“宛古亭”等文化地标当非虚言。尤其是他还引当时凤翔城西北的泉水东流到此，源源不断，成就了这著名“关中八景”之一的“东湖”。今天，我们的确可以实地考察，并作为“地下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相校勘：“泉源従高来，随流走涵涵”———苏轼在《东湖》诗开篇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不难想象，要引“泉”入“湖”，而且长流不断，是必须进行地理、地貌的高下勘测，很需要些土方工程知识与技术的。由此可见，苏轼后来“曾作八州督”，屡次开挖兴建杭州、惠州等多地“西湖”，因地制宜而普惠民生的科技才干，是有相当扎实的“跨学科”知识基础的。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东湖》诗里直接就有苏轼的文史考证：“彩羽无复见，上有鹯搏鹌。嗟予生虽晚”“图书已漫漶。犹复访侨郯。《卷阿》诗可继，此意久已含”。古“卷阿（读音quane）”在今陕西省的岐山县西北凤凰山南麓——大体区域在当地传说“周公庙”的位置附近。九百多年前的苏轼，就感叹他生得晚了，周公时代的凤凰“彩羽”不能再现，典籍图册也是“漫漶”难稽，只有保留在《诗经》里的《大雅·卷阿》篇，承继、表达了“凤凰于飞，翙翙其羽”的天际描绘，和“凤凰鸣矣，于彼高岗”的声情并茂。其目的还是为西周“天子”歌功颂德，而我们今天努力认定被苏轼借来“说事儿”的“凤凰”，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陨石”在高速飞行中与空气摩擦出火焰，必然会产生光辉四射并持续不断，在地面仰望犹如炫丽的飞鸟翅膀。上古先民对“天象”和“造物”的理解，往往仅能局限于目力所及，“陨石”降落也就在世世代代的神话传说中，衍化为“凤凰来仪”。今天，在陕西省的宝鸡、凤翔、岐山一带，还保留“放风筝”的民间习俗，甚至博物馆里陈设、展览的风筝也多为“凤凰”的造型。苏轼在《东湖》诗里写道：“翠凤栖孤岚。飞鸣饮此水，照影弄毵毵”，可谓“缘情”而“赋形”，是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当地“传说”的史证。现在看来，《资治通鉴》所载公元前89年的那次“陨石”事件，不过是“周秦”故土“证据确凿”的同类事件中距今最近的一次“天象”活动。从那时起又过了1150年，苏轼才来到凤翔，开发古“饮凤池”为“东湖”。另据当地史料：这块“陨石”也是“东湖”建成后，因其极像“凤凰翘首”之势，就从古凤翔“城里”迁移到此——名为“函陨石”，当初临水映澜，倒也的确呼应了苏轼“照影弄毵毵””的诗意。至于原在“城里”何处？是不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那次所陨落？原来有没有名字？“函陨”又是什么来历等等……都是很有专业价值的跨学科研究课题。面对“陨石”这种“造物”——不由得让我们想起苏轼在凤翔写的另一名篇《喜雨亭记》中的结语：“造物不自以为功，归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名可名，非常名”。苏轼总是以其非同凡响的笔触，把我们带进夙“有阴晴圆缺”“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那种境界——这都是可以在苏轼的作品里信手拈来的，如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游金山寺》：“江中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这又是对“造物”的追问，几近白话；但历代的解读莫衷一是，无可定论。想苏轼当年，世间“造物”还没有今天的“声光电化”；他的即景赋诗，执笔实录，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现场直播”。所以他还特加旁注：“是夜所见如此”。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未来时空跨越古今的当下，反映文学创作的“科幻”“穿越”等等评论，热潮迭起，有时似乎令人“脑洞”大开，但苏轼的“江中”“炬火”——同样和凤翔东湖的“函陨石”一样“不可得而名”——等待着我们继续探幽发微，去求是较真儿。

2019-09-06
西湖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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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来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以前曾来过西湖三、四次，唯有这次年龄是在夕阳之际感触最深。这次西湖行，天气一直在断断续续的绵绵细雨中，历史的印记如烟如梦，如诗如画渲染开来……西湖的国宾馆，亭台楼阁，古韵天成，垂柳低枝，花团锦簇。此时正是竹风一窗，荷风半床的清恬之时，入夜，风送荷香，几声蛙鸣，让人不由的想起了苏轼的绝句：“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清晨在雾霭中，升腾的氤氲里看到了隔湖对面的苏堤，繁树葱郁，清风拂柳，游人如织。遥想千年前苏轼修堤的壮举，不由令人感慨。那时西湖湖泥淤塞，葑草芜蔓，传说苏轼决心疏浚，但曾为湖泥何处堆放做难。他四下想辙，一日突然听到柳林深处传来一阵渔歌声：“南山女，北山男，隔岸相望诉情难。天上鹊桥何时落？沿湖要走三十三。”苏轼听罢，心中一乐，对！天上可架“鹊桥”，湖上难道不能修长堤？这样既解决了湖上葑草淤泥的堆放场所，又方便了南北两岸交通，妙哉啊！试想如果当年杭州的主官不是苏轼而是其他什么人，假若那人身在其位而不谋其政，任西湖淤塞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今天西湖是什么模样还说不定呢。看来一个人的英名，并不在于他的学问高低，也不在于他停留的时间长短，更不在于他的官职大小，其实只要他有高风亮节之操，存为民谋利之心，做利民福祉之事，必将功盖千古，万民传颂。当年的苏轼，才华横溢，屡次上书谏事，却多次遭贬谪，若非经历之人，具有天生豁达脱俗的秉性，谁能有如此惊天动地的作为？他让苏堤春晓千年颂，让六桥烟柳添妩媚，让曲院风荷酒香飘，让柳浪闻莺游人醉。怪不得林语堂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天渐渐晴了，望着满湖的荷花，星星点点的游船，叠阙重檐的雷峰塔，时隐时现的小桥，吟诵苏轼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汝浓抹总相宜”。想当年苏轼恐怕也是看到这雨复晴，晴复雨的大自然，才写出这么即景的诗句吧？

2018-08-31
学者吴钩：我非“宋粉”而是“文明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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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学者吴钩：我非“宋粉”而是“文明粉”学者吴钩关于“王安石变法”，现代人的阐述类作品不少，但大多都把论述重点放在了对这场变法的评价上。对变法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一般都只是作鸟瞰式、粗线条的勾勒和描述，并没有展开论述。青年学者吴钩在他最新出版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不仅叙述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更着重描述了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了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书中对变法举措的出台、推行、争议也都作了极细致的描述和分析，生动展现了北宋治国精英的群体面貌，再次引发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深入思考。吴钩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宋朝文明，主张“重新发现宋朝”“重新阐释传统”，著有“吴钩说宋”一系列宋史作品。比如《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说宋”系列深受读者喜欢，畅销近50万册。其中《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被评为“2018中国好书”。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专访到吴钩，听他讲述自己为何对“宋代”如此情有独钟，他治学、写作的心得有哪些。宋代确实值得今人重新发现与阐述记者：你出的几本很受欢迎的书都是解读宋代的。你在微博上也经常分享你对宋代方方面面的解读。为什么会对宋这个朝代如此情有独钟？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宋朝有很多值得现代读者知晓的优点的？吴钩：我对中国历史一直都比较感兴趣，只不过最早并不是关心宋代，而是关注明清。当时读了不少明清时期的官场笔记，感觉挺压抑的，就想看看其他历史时期是不是也这样。于是我便将目光投向明清之前的宋代。这大概是20年前的事。随着对宋代历史的了解逐渐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宋代跟我个人的审美、价值观更合拍，也越来越发现宋代的政法、社会、经济与生活更加接近现代，所以便经常与读者分享一些对宋代的观感，写了一些文章。其实也谈不上是对宋朝情有独钟，只是觉得传统中国的文明成就，在宋代迈上了高峰，值得今人去重新发现与阐述。记者：宋代是一个文人群星璀璨的时代。其中苏轼这个人物尤其受到大范围的喜爱和推崇。不管是古典文学专家还是作家，都对他有很多阐述、解读。你是如何理解苏轼这个人物与他所处的时代的？他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也经常被人提到。你在新书《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中对王安石这个人有深刻的解读。你是如何分别看待王安石与苏轼的相通和不同之处？吴钩：宋代确实是文人群星璀璨的时代，特别是北宋仁宗朝至神宗朝期间，文化名人可谓是成群结队而来，像“唐宋八大家”中的王安石、苏氏父子三人、欧阳修、曾巩都是在这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我在新书《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时代》中，也重点讲述了王安石和苏轼、司马光之间的对手戏。王安石与司马光既是朋友，又是政敌，苏轼与司马光也是朋友，但王安石与苏轼却相互看不惯，晚年又握手言和。关系比较复杂。从个人私生活来看，王安石与司马光十分相似，都不好享乐，不讲情趣，生活简朴，而苏轼则爱美酒，爱美食，比司马光、王安石都要懂享受；从思想倾向来看，司马光是正统士大夫，给人的印象是正襟危坐的，王安石与苏轼的思想都不会那么古板。然而，在政治立场上，司马光与苏轼却结成同盟，共同反对王安石变法。到了晚年，苏轼才对一部分新法表示认同。以做学问的态度写更有可读性的文字记者：你的书读起来既能获得知识又让人觉得不枯燥不累，这种能平衡好专业性和可读性，将专业知识进行转换的能力，不是每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在这方面，请分享一下自己有怎样的经验、心得、看法？吴钩：对历史的书写，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院派的书写，即学术论文、论著，一类是通俗化的书写。前者非常严谨，却往往失之枯燥，可读性较低，对一般读者并不友好；后者读来轻松有趣，却往往失之轻佻，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极不靠谱。我希望自己的历史书写能够取两者之长而避两者之短，以做学问的态度，写更有可读性的文字。当然，是不是做得到是另一回事，评价的权利归读者。我既不想写那种学术文章；也不希望将文章写成文化快餐。我的书中或有“惊人之论”，但这些论点，都有史料支持，而非“故作惊人语”。这几年来，我的阅读时间基本都送给了宋朝历史，除了阅读宋代史料，也参考了非常多的学界专家的研究成果。我的电脑上，还储存了过亿字的电子文献资料，检索与查找史料比较便利，这也弥补了人过中年后记忆力下降的问题。感谢电子阅读时代，前辈做学问，需要用笔和纸辛苦做卡片，而现在我们可以建成电子文档，建成数据库，不但容量更大，检索也更方便。记者：你在一条微博上说，“历史上，就立法与司法层面来说，宋王朝对女性财产的承认与保护力度可谓首屈一指，不但胜于汉唐，更远迈元明清。”在你分析看来，宋代这些“现代性”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吴钩：宋代的“现代性”（一些学者可能不认为宋代有什么“现代性”）既是前代文明积累下来的成果，又是“唐宋变革”的结果，这里面既有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也有历史演进的突破。如果说，宋朝是现代的拂晓时辰，那么盛唐便是中世纪的黄昏。比方说，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盛唐还保留着良民与贱民的划分，奴婢等贱民没有法律主体身份，只是主家的私人财产，如同牛羊；而宋代时，良贱制度基本上已经解体，法律不再承认奴隶，所有的国民（除了少数乐户）都是法律上平等的自由民。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盛唐保留着坊市制，市民的交易被限制在政府指定的地点与指定的时间，而宋代时坊市制也解体了，商业更为自由。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唐代尽管已有科举，但门阀政治犹存，宋代才是真实进入平民政治的第一个王朝。但在宋代之后，不管是元代，还是明前期，“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转型都受到了遏制。记者：现在有“宋粉”或者“明粉”这种说法。“粉”虽然可以形容一种热情、执著的状态，但一旦说到“粉”也容易走上偏执、听不进不同意见这种状态。你如何看待这种对历史的态度？吴钩：说到“粉”，我倒可以现身说法。我知道网上有不少朋友叫我“宋粉”。但我想说，其实我不是“宋粉”，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文明粉”，我粉的是中国的文明传统，而不是某一个朝代。我也知道还有一些朋友戏谑地叫我“宋吹”。我当然更不承认自己是“宋吹”了，因为我对宋朝文明的介绍，全都是有史料支持，绝非信口胡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祖木热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张杰实习生祖木热提

2023-11-06
让月饼的意义回归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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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珂中秋节吃月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记者走访兰州月饼市场发现，随着“两节”的到来，各种月饼已经在市场上市，吸引了不少市民争相采购。据记者了解，今年的月饼仍然主打“亲民牌”，礼盒装月饼价位多在几十元至几百元不等。记者发现，今年月饼的口味更加多样，黑松露培根馅、流心奶黄馅、流苏榴莲馅等等，可谓是新意十足，不过传统口味仍是主流。散称月饼依然是销售市场中的“主角”，消费者明显青睐物美价廉的散装月饼。（详见《兰州日报》9月28日9版）月饼，是中秋节的文化符号。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以月圆兆人之团圆，借赏月、拜月、吃月饼等，寄托思乡、念亲之情，祈盼丰收、幸福之意。“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北宋文豪苏轼在月圆之夜写给弟弟苏辙的一首《水调歌头》，唱出了“明月千里寄相思”的千古幽情。然而，如此富有文化气息的中秋节，那承载着浓浓情意的月饼，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被披上了利益的外衣，失去了原有的美味。“天价月饼”动辄上万元，显然不是一般人家能消受得起的，它却给灰色交易留下了极大的生存空间。另外，市面上的月饼外包装也越来越讲究，在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表下，内容却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月饼似乎正在向着“仅供观赏”的功能发展。很多人对月饼的评价，比喻其“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月饼成了节日交往的道具，也成了人际关系的面具。令人欣喜的是，自从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很多高档消费品都逐步回归理性。餐饮业、名烟名酒，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月饼都开始走上更加亲民的路线。散装月饼卖得好，就说明中秋还是那个中秋，月饼还是那个月饼，绝对是老百姓之福。一方面不用受豪华月饼之累，吃高价月饼，花冤枉钱；另一方面，禁止用公款购买月饼，节约大量行政成本，有助于反腐倡廉，可谓一举两得。其实想来，这样的市场，才是真正的市场，群众才买账，才能收到真实惠，实现商家与消费者的共赢。其实对普通家庭来讲，月饼真的是不在于贵贱，吃的是一种团圆的味道，品的是一种幸福的气息。毕竟，快乐祥和的节日氛围与月饼是否昂贵完全无关，我们就是应该倡导节俭消费理念，褪去豪华包装，除去利益色彩。如今，中秋节将至，不妨让忙碌之余的我们，拿起一块月饼，静静地感受一下清代诗人袁景澜在《咏月饼诗》中描述的画面吧———“入厨光夺霜，蒸釜气流液。揉搓细面尘，点缀胭脂迹。戚里相馈遗，节物无容忽……儿女坐团圆，杯盘散狼藉。”

2017-09-30
苏辙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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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士大夫的襟怀，也是他们的器识与宏愿。苏辙的士人精神和文化品格，正是这种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苏辙所处的时代，正是士族阶层消亡殆尽，庶族阶层积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赵宋王朝的崇文政策，为出身庶族家庭的苏辙带来了机遇。其时，朝廷内有“三冗”问题，外有西夏、辽的威胁，苏辙与许多士大夫一样，心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之心，他说：“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其言语文章，虽无以过人，而其所认说，乃有矫拂切直之过”（《上曾参政书》），自谓其《历代论》“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历代论·引》），甚至还对真宗朝宰相王旦的做事行为提出批评：“（王）旦事真宗，言听谏从，安于势位，亦不以正自终，与（冯）道何异！”（《龙川别志》）苏辙这些议论，都是他经世致用之心的真实流露。苏辙登上政治舞台后，积极活跃于北宋中期的政坛，并成为元祐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既不依附司马光等元老大臣，也不畏洛党诸人的攻讦，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朱子语类》）的精神。他在元祐之后，即使不被人主所用，处于贬谪的悲惨境地，也要著一家之言，以求有用于当世。他曾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历代论·引》）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苏辙这样的言行，正是宋代士人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北宋中期，士大夫注重名节的道德意识很强烈。《宋史》言：“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苏辙在这种道德相尚、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中，注重自身的修养和人格完美。他在贬谪期间，以颜回的境遇激励自己说：“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独难。口腹不择味，四体不择安。遇物一皆可，孰为我忧患……欲忘富贵乐，托物仅自完。无托中自得，嗟哉彼诚贤。”（《寄题孔氏颜乐亭》）苏辙在身处逆境之后，体味到了颜子“箪食瓢饮”的精神境界，于是以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鼓励自己。苏辙推崇孟子，对其养成的“浩然之气”进行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吴氏浩然堂记》）在苏辙看来，作为君子，只有治心养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才能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的思想境界。苏辙还常以“幽兰”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草，丛倚修筠午荫凉。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长见楚辞章。”（《种兰》）兰之品质，超凡脱俗，似美人，犹君子。苏辙以兰自喻，说明其发自内心的名节情怀，是一种个体生命道德价值的安顿，在他尊崇颜回、孟子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这种道德情怀。苏辙因为有了士人精神、时代精神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坚强支撑，他的文化品格便有了宋代士人的特质类型，即经世性、道德性和沉潜性。（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 李天保

2017-10-31
张志烈：出蜀入蜀共吟一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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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蓝文嘉宾张志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终身教授。兼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1937年生于四川温江，1963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初唐四杰年谱》《中国古代散文辞典》《苏轼全集校注》等十余部，在初唐四杰、杜甫、苏轼等重要作家研究领域取得较多突破性成果。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孕育发展于长江上游的天府文化则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府文化涵养了人文成都，而成都经过千年历史沉淀，逐渐成为这一区域的文化高地。入蜀离蜀，历代骚人墨客笔下关于长江及其支流的诗篇灿若星辰——李白可谓开启“诗说长江”的第一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彪炳千古，杨慎的《临江仙》成为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歌”的高音部，而饱经忧患的杜甫，从黄河文化跨越到长江文化，在蜀地安居的岁月里，以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书写千古绝唱，精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长江流域的国事、家事、地望、风俗、人情、名物，其超强的审美感悟为天府文化增添了闪亮风景，其蕴藏的民胞物与精神同时铺就了长江文化的主流底色。今天，被学界称为“长于史事、精于故实”的张志烈教授带领我们从杜甫的诗歌开始，一起来感知黄金水道川流不息、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长江精神。对话五载客蜀郡咏不尽的“山川异”与“新人民”记者（以下简称记）：无数文人吟咏过长江，你深入研究了杜甫，杜甫一生经历从黄河到长江，再到重山叠翠的湖湘，入蜀出蜀，在长江上完成了孤悬天际的伟大诗篇。张志烈（以下简称张）：汉魏六朝以后，文献中才开始出现“长江”一词，《魏志》载，魏文帝南征临江见波涛汹涌叹曰：“长江天堑，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唐宋后，“长江”一词多见于诗文中，到杨慎的《二十一史弹词·临江仙》借助《三国演义》而峭拔，成了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歌”的高音部。其间，杜甫由黄河而至长江，其影响力最终伴随滚滚长江东去，通达世界。记：杜甫因为跨越了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带，饱经忧患，杜诗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天际线”。张：是的。首先，杜甫具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尚道德情操。第二，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第三，对万事万物怀有仁爱之心，由此成为长江文化的主流底色。杜甫最后10年在长江、湘江度过，是“水上漂”的10年。寓居成都草堂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岁末来到成都，到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离去，除有一年多避乱梓州和阆州外，实际上在成都住了近4年。这是他除长安之外住得最久的地方，正如他自己所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这里说的五载，是前后合计的约数。在这段相对平静的生活里，杜甫经历了草堂幽居、偶尔出游、梓阆流寓、重返成都、入幕任职、辞归草堂、买舟东下等曲折过程，蜀地赠与了杜甫难得的安宁，他的回报也是惊人的，在草堂时期他创作诗歌271首（含他间或出游蜀州、新津、青城、绵州和重返成都途中所作的诗23首），占据他流传至今的1400多首诗歌的百分之二十。记：杜甫就像一个“战地记者”，全面、准确、精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国事家事、地望、风俗、语言、人物、名物，透过杜诗，可以看出很多长江地域文化的端倪……张：杜甫一直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拥有“穷年忧黎元，叹息场内热”的家国情怀，以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造福苍生精神，这种对整个社会与人类的关怀，以及他犹如记者的敏感和良知，对当今研究和弘扬长江文化，促进文化继承与文化自信都有着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除了对成都的石犀、石笋、武担山石镜、万里桥、古琴台、桤木、笼竹等有记载，杜甫还有很多诗记录了当时蜀地的景观，比如759年12月写的《成都府》一诗，就是成都留给诗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最突出的强烈感受。“山川异”，深言此处与之前所历皆不同；“天一方”言对远西蜀土的惊喜之情；“新人民”言风土人情与中原不同；“大江”是说岷江，锦江是其支流，这是成都亮丽的眼睛；“名都会”，是杜甫给成都的城市定位。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家国情怀凌跨百代记：苏东坡一直很推崇杜甫。张：苏东坡自记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气言会也。”杜甫“似司马迁”，这就是杜甫之“骨”，也就是“精微”所在。苏东坡称颂杜甫“屠龙手”“格力天纵”“凌跨百代”，甚至说是古今诗人之首，恰所谓“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长安已成战乱之地，西蜀成都却在诗人笔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曾城填华屋，冬季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太平景象给刚脱离战乱的杜甫带来新的期望，激发他诗歌的创作热情，《宾至》《田舍》等都是他在草堂所创作诗歌中的创新作品。再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诗中“恰恰啼”等就是采用了典型的蜀地方言。明人王嗣奭点评“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杜甫也说：“万里巴渝歌，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草屋新赁五首》）“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可见杜甫寓蜀期间的诗歌，体裁广纳地方歌调，用词贴近生活，对长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地缘文化有汲取也有创新。记：除了这些较为轻松的诗歌，杜甫在成都还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厚重篇章。张：是的，这首诗真实描绘了他在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段，从一己之苦，推己及人，最后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想到万间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理想，映射出积极的现实主义光辉，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后人的心灵。这些波澜壮阔的诗篇，是长江文化在千年万年涵育过程中得以不断升华和丰富的重要养料。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峻峰激流开气象记：陆游在《入蜀记》八月二十四写道：“早抵巫山县，在峡中亦壮县也。市井胜归，峡二郡。隔江南陵山极高大，有路如线，盘曲至绝顶，盖施州正路。黄鲁直诗云：‘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归梦绕羊肠’，即谓此也。”明末四川丹棱才子彭遵泗《蜀故》指出：“杜少陵、刘梦得自夔州后，顿异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峡峻峰激流之势，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张：我们在杜甫的夔州岁月里，可以看到阔达的山川令他的诗作境界更为豪迈，他也更为关注民生。夔州是三峡里的历史名城，山川既雄壮又险峻，杜甫爱用惊险的意象描画它们。他一再歌咏的是白帝城，感到这座城是“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另外，如《最能行》写夔州男子多出门经商，“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轻舟），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贫富都习于行舟，幼学止于发蒙的《论语》，长大整装随商旅而远出，不重文化，只重营利，为此诗人觉得非常可惜。听到有人说那里的女人丑，找不到丈夫。杜甫反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可见他的审美观，是深谙生活疾苦的。765年正月，杜甫离开成都，离蜀东下，在途中写下《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暮年漂泊，别是一番情境，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到杜诗阔大的气象，但豪迈的背后是难言的孤独。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长江风物尽入诗记：杜甫《戏作俳谐遣闷》诗之一：“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黄鱼”历来有争论。张：“鸬鹚说”“黑猪说”存在很多疑点。而鸬鹚不大可能抓黄鱼。我以为，洞庭古老风俗传入蜀地，以其身黑，故称乌，以其已死，故称鬼，合称“乌鬼”。“乌鬼”是祭祀使用的神像。而“黄鱼”应该是娃娃鱼。记：杜甫到达戎州（叙府）有《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一诗，提到了“重碧”酒，成为五粮液的先声。张：杜甫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上升到人生、历史而写，很多也是淳朴清新可喜的。765年6月，杜甫从乐山乘船顺岷江到达宜宾，当地最高长官杨使君在东楼设宴，用当时最好的名酒“重碧春”酒款待杜甫。老友相见，格外亲热，引得诗人诗兴大发：“……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碧”指青绿色，这是度数高于自然发酵的蒸馏酒存放一定时间后所具备的典型酒色。“重”字是指酿造工艺上重复酿造的方法，古称“重酿”。记：在对长江流域一带风物文化的描述中，《秋兴八首》可谓是空谷来音。张：“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杜甫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代表作品最明显的是《秋兴八首》，这组诗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以及清凄的秋声，诗人暮年的病况以及心忧天下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八首蝉联结构严密，体现了诗人晚年的思想高度和炉火纯青的艺境。手记2020年12月19日锦江石牛堰记得2017年盛夏，何开四、张志烈和我同赴三苏祠，在西厢房的一棵挂满荔枝的丹荔树下，说乡愁、诵乡愁、画乡愁、书乡愁，与苏东坡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乡愁对话。那是一个桑拿天，张教授侃侃而谈。主持人几次欲打断他，老先生不为所动，继续讲述，深情演绎了苏东坡万里投荒的思乡情怀，尤其是苏轼与荔枝的不解情缘。他说，熙宁元年（1068年），33岁的苏东坡在居父丧期间，曾与三老（王庆源、杨君速、蔡子华）游。苏轼将离眉山时，亲手在家中手栽荔枝树，并与三老约定，树长成即归眉山。但世事难料，苏东坡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到眉山……苏东坡栽种的那棵荔枝树，在守候了900年之后终于根枯枝干，但枯死的荔枝树树根得以被保存下来，成为三苏祠镇馆之宝。对于张教授我并不陌生。我有一套15卷的《苏轼全传》，扉页上即有张志烈的题词。鼠年冬月的上午，暖阳初照，蜡梅欲开，我来到望江楼石牛堰的右岸，与张教授约定在此品茶。他提着一个大包包缓步登楼，喘着气说：“这里面全是为访谈而准备的资料……”“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一谈到长江，张志烈眼睛放光：历代蜀地骚人墨客笔下的长江诗文可谓灿若星辰，比如李白的十几首江流题材的诗歌，从长江上游一直写到长江中下游，可以说李白是开启“诗说长江”的第一人。再比如，苏东坡与长江可以说是相互赠与的关系：长江给予他的感悟、启迪太多，而他回报给长江的诗文彪炳千古。这些作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上，都达到了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苏东坡唱罢“大江东去”，仍嫌不够，继续写长江、三峡、明月，同样是“品三国”的还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谈到苏轼，张教授余兴不减：“告诉你一个我读苏轼作品的发现：苏东坡见过大熊猫！”见我惊讶，他微微一笑：“我这样提出来，估计读者都会觉得神奇！”据他说，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26岁的苏轼通过科举，经王安石签发，任大理寺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长期生活于山环水绕的蜀地，苏轼首次置身陌生的黄土地，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三年后的1064年，他在此写了一首标题《竹鼠卯》的诗，这首诗很少引起人注意：野人献竹鼠卯，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张教授的结论，苏轼在凤翔见到的不是竹鼠卯，而是一只幼年的大熊猫。秦岭中段南坡以及北坡一线，历来是大熊猫的分布之地。在唐宋，凤翔县出现大熊猫并不奇怪。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苏轼算是第一个歌咏大熊猫的古代诗人。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蒋蓝文嘉宾

2020-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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