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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去灰浆山村古牌匾上惊现“苏轼”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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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淳安县郭村一村民在整修族谱时，偶然“破”开了一栋老房里的隔墙，结果发现大量牌匾，有顺治十年的“節並筼筜”、明洪武九年的“苏湖雅范”……多达100余块（本报2015年曾作报道）。最近，村民们又有大发现，清理牌匾时，发现了一块落款为“苏轼题”的牌匾。这真的是苏轼题词吗？背后有段怎样的故事？修复员清洗牌匾意外发现上面有“苏轼”两字庄口自然村是郭村的一个自然村，发现牌匾的老房就在这里。庄口自然村村民大多姓汪，多年来就有传言：这里曾有几十块历朝历代的牌匾，有官府监造颁赐的，也有状元郎、进士或举人题字的，很值钱，但后来失传了。上年纪的人会说应当还在，但具体位置没人说得清。直到2015年7月7日，村民修族谱时，才发现墙体里藏着大量古牌匾，大大小小一百多块。有明代成化、明代万历，清代康熙、乾隆，还有民国时期的。当时，大家看到最早的一块牌匾落款为“洪武九年”，也就是公元1376年，距今645年。一晃，6年过去了。最近一年，又陆续有十几块牌匾被清理和修复。8月1日这天，郭村村文化员汪小明，突然接到负责牌匾清理和修复的吴崇武打来的电话，“我本能地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汪小明说。果然，有新发现。吴崇武说，他在清洗一块很大很重的牌匾时，发现上面有两枚印章，他认出来这枚印章的字是“蘇軾之印”。他没敢再动，赶紧给汪小明和另一位非常关注古牌匾的汪伟锋打电话。两人几乎同时来到这块古牌匾前。他们发现在两枚印章的正上方是“蘇軾題”，然后又慢慢清理，看清了牌匾的内容为“王侯世胄”四个字。书画专家认为“苏轼”二字后人曾涂描过偏僻山村发现苏轼题写的古匾，可信吗，是真品吗？钱报记者见到这块牌匾，它宽192厘米，高79厘米，每字高42厘米、宽32厘米，两枚篆文印章各约7平方厘米。据考证，所题四字为“王侯世胄”，左下方分别有“苏轼题”三字和两方印章，一枚为“苏轼之印”，一枚可能为“东坡居士”，古匾未见上款。这块古匾的发现很快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应当是苏轼题写给越国公汪华的后人。据村中族谱记载，此地的汪氏是汪华后人。汪华在隋末唐初的乱世里，曾是一方诸侯，自称吴王。唐高祖李渊登基后，汪华审时度势，率土归唐，被授为上柱国、越国公、歙州刺史，总管六州军政。因此，村民认为，汪华的地位与牌匾题写的“王侯世胄”四字内容相符；对苏轼而言，汪华是被尊崇的前辈，题字也仅仅是表达尊敬的心情，故而没有上款也在情理之中；题写的四个大字应该是由制匾师傅誊抄，所以没有完全体现、保留苏轼本人的笔法、笔意或笔锋也属正常。记者随后请教了多位书画专家。淳安当地知名书法家汪红平认为，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大部分题匾都是这种厚重、雄浑的字体，总体依然能体现书法的造诣较高。至于落款章还需要现场查看才能真正明辨。中国美术学院一位国画系博士生认为，这块牌匾后仿的可能性不大，应当是原品。“因为是匾，所以不太可能是苏轼直接题写的；‘苏轼’二字落款应当是后人为了强调而重新涂描过，‘题’字没有后描。”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也采访了西泠印社理事、书法家、史论家朱妙根，他也认为“苏轼”二字为后描，他建议由当地文保部门进行现场考据鉴定最为科学。接下来，这些牌匾还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这块落款为“苏轼”的古匾到底身价几何？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将持续关注。

本报记者鲍亚飞通讯员任玮晔文/摄

2021-08-17
“南海佳士”姜唐佐与苏东坡的文化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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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蒙乐生西安有雁塔山，上有大雁塔，那是中国科考文化的“历史名片”。无独有偶，海南也有雁塔峰，上有雁塔亭，那是海南科考文化的“历史名片”。两座峰峦，地北天南，虽然沧海相隔，但地脉不断，“雁塔题名”的文化因缘使它们声名远播，紧密相连。雁塔峰在哪？为何上有雁塔亭？正德《琼台志·山川·卷五》载：“雁塔峰在县(琼山)南二里许……以宋姜唐佐登乡举故名。至元(1335～1340)中，帥守筑雁塔亭于其上。”提起姜唐佐，人们自然会想起苏东坡《书赠姜唐佐联》———“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想起唐佐不负东坡厚望，夺魁科场，首破天荒。一代文化大师与海南学子的文化情谊，比“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白居易更有传奇色彩。据《琼山县志》记载：姜唐佐，字君弼，琼山人。苏东坡赞其“文气雄伟磊落”、“有中州人士之风”。坡翁曾书赠诗联，勉其励志，苏辙《栾城集·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诗叙》记有此事。诗叙云：“兄子瞻谪居儋耳，琼州进士姜唐佐往从之游……赠之诗……且告之曰：‘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后来，姜唐佐果然乡试登科。崇宁二年(1103)正月，姜唐佐在汝南谒见苏辙，其时苏东坡已过世，苏辙为之续诗。诗曰：“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唐佐首破天荒及他与苏东坡的旷世情谊，琼岛家喻户晓。可是，姜氏何时迁居海南，他的家庭文化背景如何，身后情况怎样；苏辙续诗之后，姜唐佐为何后续无文；为什么作为琼山人，他灵牌不在琼山而在老城……这些历史细节，一直鲜为人知。姜氏书香门第唐佐科举成名老城有座小山，山名叫“国社岭”；岭下有个古村，村子指山为名。村前有一座简陋的姜氏宗祠，内供过琼始祖神位，海南名贤姜唐佐的灵牌赫然入目。《姜氏族谱·修唐姜唐佐公配祭序》记载：姜氏过琼始祖元熹与胞弟元勳、元韶于庆历年间(1041～1048)避祸离乡，自闽渡琼，卜居老城儒姜村；稍后，元韶移居琼山白沙村，不久生姜唐佐，是为二世。谱载，唐佐少时颖悟超群，嗜学不倦。宋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贬谪琼城，设帐于泂酌亭，唐佐受业门下，苏公称之为“南海佳士”，赠以诗句……配祭序赞叹：“唐佐公少年及第，秀出羊城，首破天荒，自是以科甲继显者，指不胜屈。然唐佐公能开千百年文运，而不能绵延十世箕裘，匪独同宗父老抱恨不平，即缙绅诸先生皆为言念及而感慨系之。帝昺二年(1279)，姜氏第七世裔孙创修族谱，加以创世系伦序，井然不淆，立勳公、韶公、佐公神主奉在始祖祠中，春秋永祀，为正为配……”《姜氏族谱》记载，姜唐佐出生于书香门第。笔者所查阅的《姜氏族谱》，系1981年重修的蜡刻本。那是琼北地区现存的数十姓族谱中始修于宋代的极罕见的一部珍本，对研究海南移民、地方习俗、文化传承具有重大价值。据介绍，姜氏入琼，不久就分居两处。五世之后，元熹一支，儿孙日多，聚居儒姜，生存发展，甚为局促，故族人议迁。环视澄邑，跑遍老城，见国社“后枕大海，前朝大胜，青山如襟，绿水似带，虎踞龙盘”，于是迁居岭下，并立祠村前，享祀先祖。《姜氏族谱》记载：元韶于庆历年间迁居琼山白沙村，大约在庆历至皇祐年间(1041～1054)生唐佐。依此推测，汝南遇苏辙之时，唐佐年约50。从那时到修谱“配祭”，相隔170多年。其时，元兵南侵，宋室南逃，兵荒马乱。如此岁月，潜心修谱，实为不易。若求详备，岂非苛求？尔后，姜氏谱牒，代有修纂。这种传统，这种精神，敬祖敦宗，鉴前励后，诚属可贵。姜氏后人遵循祖训，对“沧海未尝断地脉”的深刻意蕴做出了新的诠注。谱牒记载，姜氏书香门第，唐佐科举成名，除了家庭教育、自身努力外，苏东坡对他的教诲影响巨大。唐佐的大伯元熹是宋仁宗乙丑(1045)科进士，曾任镇江太守；二伯元勳，身为监生；生父元韶，也是拔贡，侯选教谕。家庭文化熏陶，特别是移籍琼邑白沙村，毗邻海口浦，乃琼山儒学所在地，文化氛围浓厚。从那往南，十里之外便是府城，与苏东坡贬琼时指凿的泂酌泉相距不远，这种种因素，为他与苏东坡交往提供了历史机缘。姜唐佐与苏东坡的书信往来查林冠群《新编东坡海外集》，有《书联句留赠姜唐佐》，当是苏东坡留宿府城金粟庵时所书。《冷斋夜话》载：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余槟榔。余问：“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榻，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落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余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此乃东坡戏墨，是形容姜唐佐母亲食槟榔时的情状。所书联句，足见东坡率性天真，豪放旷达，也足以证明他与姜家交谊甚厚，过从甚密。如果说以上联句乃东坡戏墨，那么，苏东坡与姜佐的其他书信，则可知他们交情之深及其对姜唐佐的文化影响之大。时值苏东坡离岛910年，无妨抄录于下，权当追念。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姜唐佐自琼至儋，求教苏门，贶赠地产，东坡书《与姜唐佐》：“某启。特辱远贶，意甚勤重。衰朽废放，何以获此？悚荷不已。经宿起居佳胜。长笺词义兼美，穷陋增光。病卧不能裁答，聊奉手启。”惜乎年月荒远，唐佐那封“词义兼美”的“长笺”已无从寻觅，只存坡翁“穷陋增光”的溢美之辞和深深谢意。是年十月十三日，姜唐佐相从夜话；十四日，雨中以奇荈为馈；十五日雨霁，公以乳泉泼建茶招之。师生夜话，煮茗闲聊，推心置腹，坡翁《与姜唐佐书三首》，记之甚详。其一，“某启。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胜，奇荈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适睡不即答。悚息。轼顿首。”其二，“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然早来，市中无肉，当共啖菜饭尔。不嫌，可只今相过。某启上。”其三，“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酒面等佳惠，感愧。来早饭必如诺……”元符三年，姜唐佐自儋返琼，负笈羊城。苏东坡《与姜唐佐书》云：“某启。别来数辱问讯，感怍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胜，堂上嘉庆，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适五羊，益广学问，以卒远业。区区之祷。此万万自重。不宣。”区区数言，情意恳切，跃然纸上。时隔不久，东坡遇赦，归心似箭，行程急迫，想起唐佐，他奋笔疾书《与姜唐佐》，书云：“某已得合浦文字，见治装，不过六月初离此。只从石排或澄迈渡海，无缘更到琼会见也。此怀甚惘惘。因见二车，略道下恳。有一书到儿子迈处，从者往五羊时，幸为带去，转托何崇道附达为幸。儿子治装冗甚，不及奉启。所借《烟萝子》两卷，《吴志》四册，《会要》两册，并馳纳。”寄居海外三年，苏东坡九死一生，即将离岛渡海，“此怀甚惘惘”。他想念姜唐佐，告知行程，托捎家书，这是师生情谊，更是朋友情义。言及所借之书，可知唐佐藏书不少，也可知他们文化交往非凡。910年过去了，已没有多少人知道姜唐佐曾有《烟萝子》、《吴志》、《会要》等藏书，幸好有苏东坡书信在，为琼州文化史留下一段佳话。除此以外，苏东坡还有《约吴远游与姜唐佐喫顺眼蕈馒头》和《端砚铭》等与姜唐佐书信往来的有关篇杂，但却没有发现姜唐佐留下的墨宝，《姜氏族谱》也没有更多的记载。不过，据相关资料介绍，苏东坡故里四川眉山三苏词存有一方端砚，背面有姜唐佐的题记，记曰：“元符三年(1100)，东坡移廉州，过琼，以端砚赠余为别。余得之，不胜爱之至，而岁月迁流，追惟先生言论邈不可识，因志之以示不忘云。”海峡隔不断中华文化传承幸好有郡志史书记下雁塔峰、雁塔亭等文化史迹，得以追述海岛文化传奇；幸好有《姜氏族谱》记下文化史语，得以追踪先贤文化归宿。《姜氏族谱》云：“夫人之杰者地必美，善于择者里必美”，信然不谬。族谱所提“前朝大胜”，即大胜岭。《海南百科全书》载：马援曾“屯兵大胜岭(今澄迈县老城镇西10里)，命陶者制瓦器，大者数石，小者二三斗，招到黎人即以遗之。遂抚定珠崖，建城郭，置井邑，立珠崖县。建武二十年(44)秋，振旅还京师。”姜氏居处国社岭，实为大胜岭余脉，这两座普普通通的小山，在海南历史上耸起了文化峰峦。江山留胜迹，吾辈独登临。大胜岭还在，国社岭还在，国史郡志还在；《姜氏族谱》还在。姜氏择里老城，的确慧眼独具。那里是海南文化的连结点，它与雁塔峰一样，连接中原大地，辐射海岛腹地。毋庸讳言，澄迈湾、马村港是珠崖文明的港湾。历朝历代，中原航船在那里解缆系缆，绳索一牵，海南文明在那里晃荡。除了姜氏，还马氏、冯氏、曾氏、李氏等渡琼始祖，初始大多在那落籍，难怪老城圣殿、里桥等文化遗址历数百年风雨仍保存完好。天朗气清之日，登国社岭，指琼州海峡于日下，望雷州半岛于云间，令人慨叹，沧海相隔，地脉不断，信然不谬。

2010-03-22
两个贬官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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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古时孤悬海外，当年苏东坡被贬儋州，把它看作“魑魅逢迎”之地。自隋朝杨纶被流放珠崖开始，海南岛一直被统治者当做惩罚官宦的理想之地。据学者统计，唐代贬谪海南岛的官宦共70余人，其中有宰相韦执谊、李德裕等14人；宋代贬谪官宦80余人，其中有赵鼎、卢多逊等14人。宋代的苏东坡和蔡京也被贬儋州，但际遇迥异。苏东坡无疑是历代贬谪海南官宦中最深得民心的贬官。1987年冬，儋县举行苏轼贬儋89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一个人做了好事，人民总是念念不忘，无论是时间的长短，是当时还是以后，都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苏轼贬儋三年，而890年后，人民还是这么热烈、隆重纪念他，这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苏东坡谪居儋州三年，“不得签书公事”，但他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主张民族团结，鞭笞汉族统治者：“贪夫污吏，鹰挚狼食”，“欺谩莫诉，曲自我人”。（《和陶劝农六首，并引》）随父南迁的苏过深受父亲的影响，写作《论海南黎事书》直言海南少数民族的“黎乱”，是始于朝廷官府的暴政。他第一次提出“民族自治”的主张。他关心民生疾苦，反对“以巫为医”，“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书柳子厚〈牛赋〉后》）他传授治病秘方，救死扶伤，为黎民百姓解“病无药”之忧。他鼓动发展生产，戒陋习，重农耕。他认为，要“千箱一轨”“其福永久”，必须“利尔耝耜，好尔邻偶”，“父兄搢梃，以抶游手。”（《和陶劝农六首，并引》）。他教育儋州父老要垦荒种地，推广优良品种，夺取农业丰收。他敷扬中原文化，教化儋州文明。他当过皇帝的老师，谪居儋州，设帐授徒。“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叙》）他的得意门生姜唐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举人，而儋州人符确也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苏东坡遇赦北归，儋州父老担酒馔相送，与东坡依依惜别，东坡感动地写下《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苏东坡随遇而安，与百姓相亲相爱。一幅《东坡笠屐图》真实地记录下一个朝廷贬官的风雅韵事，经历千年的岁月风雨，流传至今。“莫怪黎元心向往，东坡到处有神奇。”神州大地，凡是苏东坡留下足迹的地方都建立起纪念馆，成为后人向往的胜地。1980年成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积极开展对东坡文化的研究。时至今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已在全国苏东坡曾留下足迹的城市召开过24次学术研讨会。曾枣庄的《苏轼评传》，王水照、朱刚的《苏轼评传》，朱靖华的《苏轼论》，莫砺锋的《诗意人生》，刘墨的《苏东坡的朋友圈》等相继问世。自2010年起，儋州、黄冈、惠州、眉山已轮流举办10次东坡文化节。眉山、黄冈、惠州、儋州、诸城、徐州等城市还召开过不计其数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年年公生日，笠屐拜我师。”清代学者翁方纲是“东坡迷”，是历史上个人举办寿苏会最多的人。当今，举办寿苏会也成为一种时尚。“乌纱脱却何须恨，赢得人生又一春。”苏东坡在儋州丰功伟绩写在南荒大地上，令人“追怀笠屐风流”。苏轼去世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赵昚皇帝赐苏轼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钦赐《苏文忠公全集》《序言》，大赞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宋史》对苏轼作出极高的评价：“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1001——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全世界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韩富以来如公有几”?东坡有如此待遇，足矣！同样是贬官，而蔡京名声狼藉，下场惨不忍睹。蔡京先后四任宰相，其书法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为海内所崇尚。他阴险，狡黠，玩弄权术，祸国殃民，被《宋史》列入奸臣之首。他挥金如土，大兴花石纲。蔡京常对宋徽宗说，现今国家钱币多达五千万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开山，建桥，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两河人民，苦不聊生。绍圣年间，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暗暗假托“绍述”的名义，掌握大权，钳制天子，在尚书省设讲议司，自任提举。他在江淮七路茶实行专卖。盐钞法被全部改变，凡是旧盐钞都不使用，富商大贾曾拥有数十万缗，一朝化为乌有，成为乞丐，更有甚者竟赴水或吊死。淮东提点刑狱章縡见此情景说改盐钞法坑害百姓，蔡京大怒，免他的官；并陷害章縡所有的兄弟。陈馞之子陈正汇因触犯蔡京被处黥刑并流放到海岛。蔡京仇恨元祐时期的朝臣。本来蔡京当宰相时，元祐时期的朝臣被贬斥流放或死去的已剩下不多了，蔡京还不满意，下令列举他们的罪状，把司马光、苏轼等309人看成奸党，或远贬岭南，或重新治罪，焚毁其书籍刻版，并在文德殿门前立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他亲自书写碑文，发布到各地。“元祐党人”的子孙也遭禁锢，不能在京城及附近做官。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靖康元年（1126），因金军南下，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侍御史孙觌等开始极力陈述蔡京的奸恶，于是蔡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蔡京在赴儋州贬所时携带大量金钱，但是他作恶多端招致老百姓的反感，在路上用钱买不到东西，不由得感慨：“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蔡京还来及到儋州，便饿死于长沙崇教寺。蔡京有一首《西江月》词回忆自己的平生：“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夸耀也吧，忏悔也吧，历史总会把奸臣扫进历史垃圾堆。《宋史》对蔡京作出公正的评价：“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两个贬官两种结局：一个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一个是“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一个名垂千古，一个遗臭万年。两个贬官的际遇给后人留下刻骨铭心的思考……

■ 韩国强

2022-06-16
放逐与回归（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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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决裂对于贪官酷吏，多一条法就等于多交给他们一条鞭子，而人民又多了一条紧缚在身的绳索。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韩琦、张方平告老还乡。范镇在辞呈上说：“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又言：“陛下有纳谏之贤，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还写咏假山诗，影射王安石：“倏忽平为险，分明假夺真。”司马光在同王安石书信交往几次之后，双方互不退让，终于彻底决裂。尽管神宗一再挽留，并数次对其他大臣讲：只要司马光在他身边，他就不会犯什么大错。但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并给皇帝写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一直到神宗驾崩这十五年间，司马光在洛阳闭门不出，倾其全力完成他九年前即已开笔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上述四人，立场趋于守旧，但于苏轼或有大恩，或为至交，且均以节操名世，因此在苏轼的政治倒向上，发生过虽非决定性的，但却不可忽视的影响。韩琦、张方平已为我们所知。即以范镇为例。他与苏轼同为川人，但属长辈。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中载：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范镇一一扣留封还。令五下，五次封还。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把诏书直接送给司马光，镇为之辞官。退居后，苏轼前去看他，安慰说：王安石对你诋毁愈力，人们便更以你为荣；今天你虽然退下，而名望更高。范镇听了，愀然抢白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宋史》本传）后来他轻装回川旅游，曾吟诗曰：“不学乡人夸驷马，未饶吾祖泛扁舟。”“乡人”指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离成都出北门时说：“（将来）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未饶”是“不错过”之意。“吾祖”指范蠡，因为同姓，故称。这一切，都使苏轼为范镇作了自己一生极少作的墓志铭，并称赞他“临大节，决大义，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苏轼在铭中又说：“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景仁（范镇），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建独乐园，园仅五亩。《文昌杂录》载：“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王宜徽，洛中园宅尤胜。司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避风雨，又作地室，读书其间。洛人语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苏轼也有诗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3-23
1082：从苏轼到苏东坡的人生蝶变（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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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从苏轼到苏东坡的人生蝶变（四）明代仇英《赤壁赋图》。宋人《赤壁图》描绘了苏轼与友人泛舟于赤壁之下的情景。□夏钦偏居江湖之远，苏东坡并不知道，京城开封中，围绕着他和一些旧党人员的起用，宰相与皇帝展开了好几年的斗智斗勇。可怜的神宗皇帝，现在身边的重臣中，挺身而出支持和辅佐他改革的没有，弄权专权唯恐权力旁落明争暗斗的倒是一大堆。神宗皇帝最早想起用苏东坡是在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即苏东坡刚被贬到黄州半年的时间内，官还不小：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对元祐党人如此重用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平时相互提防的左右相王珪、蔡确在可能危及彼此前途的关键时候联手，企图用怂恿发动边境战争的方式分散神宗皇帝的注意力。后来，神宗皇帝想起用苏东坡主持编撰国史、担任著作郎之类，都被王珪、蔡确二人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一拖再拖，最终不了了之。只是神宗皇帝的良苦用心，当时的苏东坡无从知晓。元丰改制风雷动“改革”是理解11世纪北宋政治的关键词。早期范仲淹主导的“小规模”改革，被称为“庆历新政”，发生在仁宗时期，只持续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以失败而告终，主要针对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最关键的失败因素是仁宗皇帝没有改革的魄力和信心，不愿也不想支持范仲淹的改革。后来王安石操盘的“大规模”改革，被称为“熙宁变法”。这一改革持续了16年，影响持久而深远，时任神宗皇帝是坚定的改革派，到了改革后期元丰年间，神宗甚至亲自冲到了第一线指挥变革。关于神宗皇帝的改革，现在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说法是，神宗是励精图治的改革之君；另一种说法却说，正是由于他，北宋才加速了灭亡。我个人比较倾向后一种观点。宋朝的江山是武力胁迫后周的孤儿寡母夺取的，篡位者赵匡胤称帝后，不再依赖于贵族阶层来维护统治，而是需要一个忠诚而尽职的文官阶层来充实到各级官僚队伍中，当他“杯酒释兵权”开启文官执政、强化文官对军权的制约后，却打开了不断增兵以维护稳定的“潘多拉魔盒”，使军费开支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前三位皇帝在位的62年，经过休养生息和一系列的爱民政策，北宋成为最接近儒家治世理想的王朝。但到了仁宗皇帝后期，财政支出已经入不敷出了，苏东坡对全盛时期仁宗朝的形势给出了“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的判断。再看一组科举数据：宋太祖每次科举录取的儒士仅有二三十人，到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录取的儒士竟多达1800余人。而北宋科举正式录取儒士有“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多种，屡考不中的还可以“特赐本科出身”。另外，恩荫入官更成为最大的任官来源——中央六品以上官、地方五品以上官每三年都可恩荫子孙一人、最高可恩荫六人。冗官、冗兵、冗费成为神宗继位时面临的重大问题。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神宗一心想追随的，是做尧舜一样的圣君明主。太宗披挂上阵差点被俘的“一箭之仇”，真宗时“澶渊之盟”出钱买和平共处，以及后晋石敬瑭主动割出去的“燕云十六州”，都是激励神宗锐意改革的“刻骨铭心之痛”。神宗想要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富国强兵”。道理很简单：国家有钱了才好打仗，打了胜仗才能扩大疆域，从而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神宗和王安石一拍即合的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的大幕。经过熙宁年间暴风骤雨式的经济、教育和军事三方面的改革，国库已达到了充盈的“富国”预期，随着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神宗皇帝将目光盯上了体制改革。“元丰改制”如火如荼的机构改革浪潮对于无官一身轻的苏东坡而言，没有丝毫的利益触动。这年四五月的苏东坡，依然过着云淡风轻的边缘人生活：想念在庐山的佛印和尚了，就给他寄块怪石去；思念故乡了，就把几年前应眉州太守之请所作的《眉山远景楼记》拿出来再认真书写几遍寄给家乡的亲人；更有意思的是，好友陈季常的到访和多才多艺的杨世昌道士的到来，给苏东坡多了几分安慰，朋友间不仅可以高谈阔论，他还可以跟着杨道士学学酿酒、吹箫之类的技艺；对朝廷沉重的税赋实在看不惯了，填点词诸如《鱼蛮子》之类的来调侃调侃。忙的时候披星戴月种田做菜，闲的时候面对滔滔江水对酒当歌，醒的时候在小桥流水边看风轻云淡，于是，满世界的万千云水，在苏东坡眼里，都只如风里尘埃。三吟赤壁成绝唱很多年前的1082年，人们不会想到，因为官员们的蝇营狗苟尔虞我诈，将一个人到中年才华无限的官员贬到偏远的黄州，不仅没有将其置于死地，反而会让宋词的天空变得更加绚丽多彩、璀璨夺目。接下来登场的，是赤壁和一个中年男子数次的碰撞，以及在历史的天空产生的巨大回响。赤壁之于东坡，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一个想象中的古战场遗址，更是一个天然的才华容器，一只巨大的酒杯，一颗诗心的定向引爆点。没有苏东坡，赤壁就是一块冰冷的、突兀的石头；没有赤壁，苏东坡也许不会是今天我们吟唱着“大江东去”的苏东坡。湖北境内，被称为赤壁的地方有五个：蒲圻的石头关、武昌的赤矶山、汉阳的临嶂山、汉川的赤矶山和黄州的赤鼻矶。在四年多的黄州贬谪岁月，苏东坡到赤鼻矶携友游玩吟唱的次数甚多，现在有文字可查的，至少在十次以上。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苏东坡与长子苏迈在一个夜晚划着小船，与赤壁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初次邂逅，尽管尽兴而归，但苏东坡并没有留下诗文，只在日后给秦观、辨才、参寥等人的尺牍之中提起，交流了一下游历的感受而已：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星宿名）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涵辉楼是宋时黄州的四大名楼之一。连续三年的重阳节，苏东坡都会和太守徐君猷游赤壁登涵辉楼，推窗远望，把酒临风，诗酒唱和。《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就是在苏东坡到黄州过第一个重阳节时，有感于太守的宅心仁厚而作：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尊断送秋。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从词表达的意境外，除了借秋景抒写对太守的感激之情外，前途顺风顺水的苏东坡还没有从牢狱之灾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无论是“万事到头都是梦”的感慨，还是“明日黄花蝶也愁”的伤悲，都掩饰不住内心的落寂。这首诗放在苏东坡的三百多首词中，也算不上佳品力作。1082年重阳节，苏东坡照样与徐太守雅聚于涵辉楼，只不过这次有些伤感，过完节后不久，徐太守将调离黄州。照样是饮酒，照样是赋诗赠徐太守，但当天晚上，苏东坡制造的大动静，把徐太守吓得不轻。从涵辉楼归来后，晚上苏东坡与朋友们又在东坡雪堂饮酒至半夜，醉醺醺地回到临皋亭时，家童早已鼾声如雷，怎么敲门都没有反应，他只好一个人柱着拐杖站在江边，在一轮上弦月的沐浴下，看着滚滚东流的江水，不断的歌吟着自己有感而发的歌词《临江仙·夜归临皋》：“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东坡苍凉的歌声划破夜空，连不善歌赋的黄州百姓都听得揪心。以致第二天一早，这首歌就传遍了全城，人们纷纷议论东坡先生晚上驾着一条小船乘风而去了。徐太守听说后，急忙带人亲往临皋亭查看，在门外听到东坡先生鼾声时，会心大笑而去。数次读到这个桥段，我都觉得事件的若干细节值得商榷，今天我依然把它写出来，更多的是表达对一颗渴望简单、纯粹的诗心的理解。无论是苏东坡，还是赤壁，都在等待，等待一个表达的契机，一次天人合一的交融，以成全彼此的永恒。

夏钦

2020-12-23
“鄂州苏东坡”的历史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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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建国新书《苏东坡：扁舟越大江》（湖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真的是在“填补苏轼研究空白”，学界少有学人关注苏东坡在鄂州。作者率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苏东坡缘何钟情适意古武昌（今鄂州）？“钟情”突出了苏东坡对鄂州的深情，“适意”或“意适”则是他游鄂州的快乐心态，皆因鄂州可乐之景与风俗之淳。当时，苏东坡戴罪在身，但在他心里，无论是待在黄州或身赴鄂州都没有戴罪感，也没有自己名满天下而遭此境遇的愤懑之情，而是回归于一个普通人，不是士大夫“苏轼”，而是躬耕于黄州东坡沙砾地的“东坡居士”，亲和善良、旷达洒脱，化艰难为平淡，去忧伤为快乐。二是“古武昌对贬谪戴罪的苏东坡实现‘黄州突围’有何贡献”？苏东坡在王安石“熙宁变法”之际，上书宋神宗，明确提出对王安石激进变法的不同意见，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的方略，缓慢纠改国家弊端。这些主张不为神宗采纳，因此执著的苏东坡少不了在诗歌里讽刺新法，不意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新党中人抓了把柄，关进御史台监狱，险些丢了性命。苏东坡身陷黄州之后的“黄州突围”，是自我人生政治抱负的消解，早年希望能像杜甫一样“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今只想“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像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做一个隐士。因此，并不常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傲然，或是“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的颓丧，“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沉郁，更多的是“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淡然；与客在洗盏更酌、杯盘狼籍之时，共享江上清风、山间明月的愉悦，以及相与枕藉舟中、不知东方既白的忘世忘我。人生困境中的突围，虽说有时需外部力量的辅助，但大多时候需要自我内心的强大，苏东坡便是如此。鄂州的山水和朋友无形中助力其“黄州突围”，如他在樊口的朋友潘丙，用友情打开了苏东坡抑郁的心扉，在黄州写下“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言不如睡”的苏东坡，这时写给潘丙的诗说：“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苏东坡遭遇艰难时也会有痛苦，但可贵的是他能够很快从痛苦中走出来，获得新生，一仍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鄂州苏东坡，作者撰写时尽量站在现在鄂州的角度深入系统地观察研究、描写记叙。他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收集苏东坡与昔日武昌相关联的大事，让其融化在鄂州的山水和历史氛围中，为此，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相关历史资料，还原历史的苏东坡。二是大量引用苏东坡的有关诗文，包括苏东坡的鄂州诗文、黄州诗文以及其他有关联性的诗文，尽可能使该书占有的资料充分而真实，以促成书中的主要内容有历史依据，在此基础上叙述的往事才可能妥帖、阐明的观点才可能准确。为“细致入微地记述苏东坡跟古武昌的特殊情缘，以便突出鄂州是苏东坡文化的独特历史印记和本书主旨”，作者下足了功夫，他说自己是在“尽量”，换言之是“竭泽而渔”，“鄂州苏东坡”撰写前资料的占有理当如此，并在写作上形成三个特点：一是赋予人物传记式的构架。作者以苏东坡从海南北归时的《自题金山画像》开篇：“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点出“黄州”，只因有“黄州东坡”方有“鄂州东坡”。他为全书搭建了一个人物传记式的构架，将这部书写成苏东坡人生的阶段史、地域史。书入题快，从落帆武昌樊口、兄弟同游西山、养生医道以及遗爱于民、依依惜别到苏东坡的影响和后人缅怀，并以“苏东坡年表”佐之，使苏东坡的鄂州阶段史、地域史得到补充。这对于“鄂州苏东坡”是合适的。在这一类苏东坡传记中，应该如此，毕竟是传记，要讲人物的故事，顺时序而行是最便捷的选择，这一做法不妨碍书以倒叙进入，也不妨碍写作时还运用了插叙、补叙等方法。人们常说的“文似看山喜不平”，固然有故事的曲折繁复、问题的考证推导，但写作方法的运用也是不可少的。因此，读这本书，读者会感觉总是处在苏东坡的鄂州生活中，因其食樊品鳊鱼，也许口中亦有鳊鱼的鲜嫩感；因其游西山之乐，也许自己亦在西山漫游。二是运用上挂下连、左顾右盼的方法。该书在传记结构中的历史厚重，是与苏东坡相关的历史构成的。作者以鄂州苏东坡为中心，用上挂下连、左顾右盼的方法，将相关的历史包括传说组织起来。作者讲述苏东坡饮“潘生酒”、食武昌鱼，并不是讲一个孤立的故事，而是上溯到苏东坡曾护送父亲苏洵的灵柩回乡时在武昌樊口眺望黄州、与潘生即潘丙的交游、与潘丙侄儿潘大临“雪堂问答”、苏东坡的杯酒人生、饮酒黄州，最后才是饮“潘生酒”；讲述苏东坡的西山游，从首游西山、复游西山讲到兄弟同游西山，并从苏东坡《记樊山》中探究古武昌自殷商以来的历史、“西山三贤”之陶侃和元结。该书可视作从苏东坡的角度撰写的鄂州传统文化史，书中琳琅满目的历史故事，让尘封已久的鄂州历史文化重放异彩。三是以苏东坡诗文作支撑。作者表示，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苏东坡诗文，但不仅限于苏东坡，如屈原的《涉江》、黄庭坚的《武昌松风阁》，都是作为史料来运用。苏东坡留给鄂州的史料，最可靠的就是其诗文，以苏东坡诗文构成的人物传记更贴近历史原色。作者引用了苏东坡的鄂州诗文和非鄂州而相关的诗文，有的颇具乡土气息，表现了他对生活的达观，如《游武昌寒溪西山寺》里的“连山蟠武昌，翠木蔚樊口”；“今朝横江来，一苇寄衰朽。高谈破巨浪，飞屦轻重阜”；“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这首五言古风篇幅较长，聊引数句即能感受到西山的地理位置、山上风物以及苏东坡渡江而来的风流倜傥。有的诗富有生活哲理，如《鳊鱼》里的“晓日照江水，游鱼似玉瓶。谁言解缩颈，贪饵每遭烹”，先说景色之美、游鱼之乐，继以“缩颈”戏谑地解鳊鱼的小头无颈，最后说它“贪饵每遭烹”，其典出《庄子·外物》的任公子垂钓，后来东汉张衡的《归田赋》也说俯钓长流时鱼的贪饵吞钩。看似写鳊鱼的命运，实则说人的命运，社会上很多这样的悲剧，古今皆然。而作者表示，这也体现了苏东坡对“乌台诗案”的反思。苏东坡还写过一首七言古风《武昌西山》，前四句为：“春江渌涨蒲萄醅，武昌官柳知谁栽。忆从樊口载春酒，步上西山寻野梅。”这首诗引发了苏辙、刘攽、孔武仲、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等人的唱和，于是苏东坡又作了《〈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成为诗坛趣事。这只是书中所引苏东坡诗的点滴，还有词与文，如词《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点绛唇·闲倚胡床》、文《超然台记》《记游松风亭》等，均不再赘述。这些诗词文作为“鄂州苏东坡”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让读者在阅读时更多了一分对苏东坡的欣赏。只是这些诗词文还需要广泛传播，使其广为人知，这可能是今天的鄂州人需要关注的。

阮忠

2023-11-08
临平宋韵数东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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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临平山下凸显瑰丽文字，上塘河中荡漾华彩文章。苏东坡就是临平悠长的宋韵，光风霁月，长期浸润于临平地方社会文化中。苏东坡终究是文豪，两度出任杭州地方官期间多次到临平，且多有题咏。除上述《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外，苏东坡还为临平留下不少诗词，大部分作于他担任杭州通判、杭州知州任内。这些诗作包括《雪后至临平与柳子玉同至僧舍见陈尉烈》《次韵杭人裴维甫》《游佛日寺》《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安平泉》《南乡子·送述古》等。沈谦说：“坡公守杭，民安物阜，不特选胜于金牛，为湖山之主，即城东山僻如临平者，五马数过焉。”（沈谦《临平记》卷之四）在这里，他留下了九首诗词，其中就包括《游佛日寺》。佛日寺所处的佛日坞，林岫皓然，粉墨萧瑟，绯桃夹修竹，莺鹊声交响。王安石、秦少游、范成大、杨杰等人纷纷来游。他们的如画诗篇和嬗变的历史一道，在苍苍皋亭留下不灭的足迹。苏东坡《游佛日寺》更为人传颂，其云：“佛日知何处？皋亭有路通。钟闻四十里，门对两三峰。”这首诗短短四句，寥寥二十字，既写景又绘声，使人宛若置身其地，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佛日山荣长老方丈五绝》对佛日山的风景多有描述，“千株玉槊搀云立，一穗珠旒落镜寒”“东麓云根露角牙，细泉幽咽走金沙”，均写出了佛日山风光的特征。而对山中生活的描述，行云流水，意趣横生。正如赵翼《瓯北诗话》所言：“坡诗有云：‘清诗要锻炼，乃得铅中银。’然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其独绝也。”佛日寺边有向上庵，即苏东坡读书处。沈谦在《临平记》中说：“东坡倅杭，与道荣善，尝往来此中，名曰读书处者，荣君子之至也。”佛日僧慧举，以东坡佛日题名勒石，范成大跋之。周必大《南归录》记云：“堂上有（东坡）熙宁七年八月送陈述古赴南京时真迹。”可见南宋时，佛日寺尚留有东坡诗真迹。熙宁七年，苏东坡游临平安隐寺，见安平泉水甘冽清澈，连声赞叹：“甘哉！岂陆羽所遗耶？”又欣然命笔写下：“策杖徐徐步此山（《临平记》作“闻说山根别有源”），拨云寻径兴飘然。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计年。烹茗僧夸瓯泛雪，炼丹人化骨成仙。当年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其开朗豁达的胸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安隐寺、安平泉之所以引人瞩目，成为临平文学史的主题之一，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轼的题咏。苏东坡诗、文、词、赋创作俱佳，在当时即已闻名海内，与他交游唱和的，除了黄庭坚、秦观、晁补之、陈师道等诗人外，还有一些禅师诗僧。释道潜是临平文学史上著名的诗僧，生卒年未详，姓何氏名昙潜，自幼出家，精熟内外典，工诗文，与苏轼、秦观等深相友善。苏轼守杭州时，爱其诗，为其更名道潜，号参寥。元丰中，苏轼谪居黄州，他千里往访，同游庐山。元祐中，苏轼任杭州知州，他卜居西湖智果禅院，唱酬甚多。他在《临平道中》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后人以宋僧道潜“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洲”名荷荡曰“藕花洲”。此名一出，遂名闻遐迩。“东坡赴官钱塘，过而见之，大称赏。已而相寻于西湖，一见如旧相识。及坡移守东徐，潜往访之，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识之。”（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对于苏轼和道潜的这段佳话，临平人沈谦曾感叹：“《志余》称参寥见知于东坡，以临平绝句，则吾里固能为两人作缘，而怜才者，自独有殷勤若渴之意，故一见而称知己也。嗟乎！道潜所尝有，宁有怜才如轼者哉？”苏轼还有《是日宿水陆寺，寄北山清顺僧二首》，其诗云：“草没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门。拾薪煮药怜僧病，扫地焚香净客魂。农事未休侵小雪，佛灯初上报黄昏。年来渐识幽居味，思与高人对榻论。”风雨如晦，芳草萋萋，村庄被笼罩在烟雨之中，水陆寺掩映在竹林之间。而寺僧扫地、拾薪、烧茶、待客，虽清苦但悠闲。佛灯初上，诗人颇有兴致地与清顺禅师对榻而谈。这首诗呈现出水陆寺周边的风景，以及寺院中生活的状态，极富立体感和动态感，又俨然一幅寺庙雨夜灯下谈禅图。潜说友任临安（今杭州）知府期间主修《咸淳临安志》，在“临平山”条下“题咏”中专门撷取其前人好诗：“东坡舟过临平，作诗《次韵杭人裴维甫》：‘余杭门外叶飞秋，尚记居人挽去舟。一别临平山上塔，五年云梦泽南州。凄凉楚些缘吾发，邂逅秦淮为子留。寄谢西湖旧风月，故应时许梦中游。’又作诗《雪后至临平与柳子玉同至僧舍见陈尉烈》：‘落帆古戍下，积雪高如丘。强邀诗老出，疏髯散飕飗。僧房有宿火，手足渐和柔。静士素寡言，相对自忘忧。铜炉擢烟穗，石鼎浮霜沤。征夫念前路，急鼓催行舟。我行虽有程，坐稳且复留。大哉天地间，此生得浮游。’”这首五言古诗叙写雪后至临平与友人相聚的情景，充满诗情画意。梅调鼎评价此诗说：“吾乡每当雪后，古涧流银，群山立玉，风景清绝，如家在画图中，恨无赓阳春之侣耳。乃得苏、柳为客，尉烈为主，岂非此中一雅集耶？剡舟乘兴，差堪仿佛矣。”这首诗的确为临平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宋词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阆苑里，是一座芬芳绚丽的园圃，代表一代文学之盛。而苏东坡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与意境，为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其《南乡子·送述古》是临平文学史上的第一首词。那是熙宁七年（1074年）七月，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的同僚与好友陈襄（字述古）移守南都（今河南商丘），苏轼追送其至临平佛日、赤岸一带，写下了这首情真意切的送别词：“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作为一首送别之作，清新中有深意，自然中寓浓情，颇耐人寻味。如安平泉的清水一泓，沁人肺腑，成为我们在千年后的乡愁。昔时，临平为杭州水路东向北行的第一站。山巅原有建于吴越王时期塔，山和塔均为行旅接近杭城的标志。苏轼在《次韵杭人裴维甫》中也提及临平山上塔，临平塔时为送别的标志，而东坡诗词中“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又成为临平自宋时即为杭城门户的最佳广告语。苏东坡早年即以诗文著名，也有政治抱负，虽历宋神宗、宋哲宗和宋徽宗三朝，但一直身陷朝堂政治的漩涡，尤其受到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的政争影响，政治抱负没有施展的机会，仕途也充满坎坷。担任杭州通判和杭州知州期间，是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时期。当时，他一方面主持水利建设，赈济灾民，赢得政声，另一方面寄情山水，以排遣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失意。在穷蹇的境遇中，无论是他督修运盐河，还是他所写临平的诗词，都是临平不可多得的财富，如每年农历九月三十临平山的“日月合璧”之景，日月皎洁，重轮庆云。超山的梅花又开了，尤其是大明堂前那棵宋梅，一树老干，交枝垂地，瓣或六出，且色浅绛，暗香浮动，犹逞宋时妍。传说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时，特地从孤山将数百梅树移植过来，巍然成壮观。缱绻春意，宋韵东坡，已紧紧与临平的未来、人民的福祉连为一脉，其中包含的高尚的人生境界、健康的审美情趣、雅致的生活文化，逐渐沉淀成临平文化的独特魅力和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

王庆

2022-03-07
最是难忘滨湖的咸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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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滨湖镇位于美丽富饶的微山湖畔，对于靠湖吃湖的滨湖人来说，世上只有两种食物——好吃的和想法子变为好吃的。于是，微山湖在孕育了丰富物产的同时，也诞生了众多的家乡美食,“老鳖靠河沿”“香辣鲤鱼”“含羞鱼丸”“微湖板鸭”……这其中，滨湖的红黄咸鸭蛋更是一道享誉华夏的特色美食。众所周知，滨湖红黄咸鸭蛋是以当地小麻鸭所产的新鲜鸭蛋为主要原料腌制而成。一颗完美的滨湖咸鸭蛋色、香、味俱佳。其蛋壳呈青色，外观圆润光滑，俗称“青皮”。蛋白如凝脂白玉，蛋心黄亮、起沙、流油，黄似红橘流丹。滨湖一带腌制鸭蛋的历史，虽不可详考，但想来也必定久远。在一些相关的旁证记载、考古发现中，我们同样可以一窥全豹。早在南北朝时期，山东寿光人贾思勰在他的《齐民要术》里就详细介绍了咸鸭蛋的做法：“……取杬（yuán）木皮浄洗细茎，剉（cuò）煮取汁。率二斗，及热，下盐一升和之。汁极冷，内瓮中，浸鸭子，一月任食。浸鸭子一月任食，煮而食之，酒食具用。”因为使用香料杬木皮（芫花，一种落叶灌木）的汁和盐腌制，“咸杬子”也成为文献记载中关于咸鸭蛋最早的称呼。这是否就是中国鸭蛋腌制的最早历史呢？一次考古发现给出了答案。2005年在江苏句容的一座春秋时期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在一个带着盖子密闭较好的陶罐里，发现了满满一罐咸鸭蛋，白花花的蛋虽然比现在的鸭蛋小，但蛋壳保存却基本完好，同时还能闻到一股淡淡的咸味。这个重大发现，被评为当年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咸鸭蛋的历史也因此被推进到2500年前的周朝时期。两宋时期，民间基本使用《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腌制方法，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就这样写道：“今吴人用虎杖根渍之，亦古遗法。”无论是杬木皮还是虎杖根（一种中药）、牛李根（一种李子树）等，在腌制咸蛋中都还在广泛使用。到了元代，腌制咸鸭蛋的方法进行了革新。陶宗仪在《辍耕录》中记载：“今人以米汤和入盐、草灰以团鸭卵。”对于元代这种用草木灰和盐进行腌咸蛋的方法，在今天的滨湖地区的民间我们依然可以见到。最迟到北宋末年，咸鸭蛋被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创作于靖康二年（1127年）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书中，就有关于咸鸭蛋在市场售卖的记载。可为印证的是，2018年左右，考古学家在“南海1号”——宋代一艘大型商贸沉船上发现了咸鸭蛋，虽不能完全确认是商品，但事实却足以让人浮想联翩：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远销商品中，除了瓷器和丝绸外，也许还有咸鸭蛋。明代或者更早时间，咸鸭蛋在口味又有了创新。切开后红油四溢、蛋黄外层微微泛绿、中间凝固一颗很硬的“小珠子”的咸蛋新品种，重新征服了人们的味蕾。与此同时，咸鸭蛋的药用价值也被人们发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曾记载这样一个偏方：“俗传小儿多痢，臭咸鸭蛋食之，亦间有愈者。”咸鸭蛋清肺火、降阴火，功能比未腌制的鸭蛋更胜一筹，煮食可治愈泻痢。其中咸蛋黄油有明目养眼的功效，还可治小儿积食，外敷可治烫伤、湿疹。自古都说“药食同源”，想来还是有几分道理的。清代，咸鸭蛋成了待客宴席上的美食。大文学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就说“席间，先夹取以敬客，放盘中。总宜切开带壳，黄白兼用；不可存黄去白，使味不全，油亦走散”。漫长岁月中的美食，在保留历史记忆同时，也积淀下了太多的人物故事。滨湖咸鸭蛋当然也不例外。在滕州，苏轼的《滕县时同年西园》与《滕县公堂记》被大家所熟知，殊不知，在民间还流传着东坡先生与咸鸭蛋的一段佳话。元丰元年（1078年）秋天，受好友范仲淹的第四子、滕县知县范纯粹之邀，徐州知州苏轼来滕县视察。在参观过刚刚修葺一新的县衙公堂后，苏轼就去看望了与自己同年考中进士的好友时化基，并参观了时氏的私家园林——西园。对于苏轼的到来，好友时化基欣喜万分，连忙在西园的客厅里大摆宴席款待苏轼。就在酒酣耳热之际，时府丫鬟端上一盘切开并摆出花样的咸鸭蛋，望着盘中的美食，席间频频举筷的东坡先生突然放下了筷子，指着盘中的咸蛋出了一个上联，要大家对出下联：剖开舟两叶，中载黄金白玉。此联用词形象典雅，有一定难度。因一时无恰当物品可对，众人十分为难。恰在此时，园中嬉闹的一位幼童拿着个掰开的石榴跌跌撞撞地跑进屋来。“有了，”见此情景，一年轻的时姓书生脱口说出下联：“敲破罐一坛，内藏珍珠玛瑙。”古滕两大特产咸蛋与石榴一起入句，妙趣成联。众人鼓掌称妙，东坡先生更是大赞“后生可畏”。乘着酒兴，时化基请苏轼一定留下墨宝，苏轼也不推辞，挥毫泼墨，《滕县时同年西园》一气呵成。在“岂独富草木，子孙已成林，拱把不知数，会当出千寻”一句中，苏轼对时氏后辈才俊的赞许之意悄然入诗。只是今天，当我们读起这首诗时，已经很少有人再想起那道滕州版的“东坡美食”——咸鸭蛋了。美食制作是有一定规则的。在滕州民间，腌制与煮食咸鸭蛋同样是有讲究的。腌咸鸭蛋时，天气对味道的影响，以及天上太阳的行踪都会被蛋黄记录下来。阴天腌制的鸭蛋最能入味，如果一个月的腌制期里有三天都是阴天，那你腌的鸭蛋就会咸到齁死人了。腌咸蛋时，如果在日中时分，则蛋黄会在正中。若是上半日腌的话，蛋黄就会偏上，反之则偏下。并且因为鸭蛋与“零”“零蛋”的音形相近，家中有学生考试的那几天，家中老人是断不会煮鸭蛋给孩子吃的，万一保不齐给你带回个老师送的大红“鸭蛋”（零分），那可真是让人追悔莫及。遇上家里有学生参加中考或者高考，鸭蛋无论生与熟都不能送，如果有朋友一不小心送上一篮咸鸭蛋让孩子补补，朋友的缘分，估计八成也就做到头了。“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读着当代作家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你会发现，那流着油的咸鸭蛋里寄托着祖祖辈辈多少代人富裕的梦想，流着油的咸鸭蛋里也流淌着乡愁。

冯君斌

2021-12-14
探索新时代三苏文化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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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IP形象。苏轼IP形象。苏辙IP形象。将三苏IP形象呈现于公交车上。三苏IP形象文创产品。三苏IP形象文创产品。近日，三苏祠博物馆发布了三苏IP形象，并面向广大市民、网友征集意见。文化IP的创设与文创产品的打造，是三苏祠博物馆近年来的“主攻方向”。如何让文化IP既尊重历史，又能赢得当下？如何让传统走进现代生活，让三苏文化真正“活起来”？在此次三苏IP形象设计过程中，三苏祠博物馆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本报记者刘寅A尊重历史符合当下在古今之间拿捏平衡作为眉山最大的文化符号，三苏父子的各种形象在我们的城市中无处不在。在三苏祠，自元代以来，飨殿内便供奉着三苏父子的塑像。而正对披风榭的东坡盘陀像，包括苏洵公园、苏辙公园内的苏洵、苏辙雕像，早已成为八方游客来眉“打卡”的必选地。眉山城区三苏雕像广场，三苏雕像见证了这座城市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是无数眉山人的集体记忆。为何要设计新的三苏IP形象？答案在于满足文旅产业发展之需，让传统与时俱进。“IP形象是文旅产业发展的灵魂，要用好东坡文化这张烫金名片，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发现亟须开发三苏父子的IP形象。”三苏祠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以IP形象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开发手伴产品、各种插画应用、动漫、小说、影视剧制作等，可以为文创产品的可持续开发、文创产业的做大做强奠定基础，从而打好三苏文化这张城市名牌。在古今绘画中，三苏父子基本上都是苍颜长须，以庄重的老者形象示人。而他们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青少年时期却从未有过刻画。“这个空白也成为我们的发力点。”三苏祠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塑造一组适用于全年龄段的三苏父子形象，尤其符合年轻一代的审美，使其爱上三苏文化、传承三苏精神，激发传统文化新的活力。现存流传最广的三苏父子画像，分别为出自故宫南薰殿《历代圣贤名人相册》中的苏洵、苏辙画像，以及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绘制的《苏东坡小像》。眉山作为三苏故里，在制作新的三苏形象IP时，既要尊重历史经典，也要对接时代趋势。古今之间，如何拿捏其中平衡？是此次IP形象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而整个设计过程远非一帆风顺，甚至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据介绍，今年3月，三苏祠与设计单位正式签订合同。4月，第一版IP形象出炉，三苏祠博物馆邀请我市知名苏学专家王晋川、刘川眉，市美术馆馆长徐晓红，以及苏祠中学、东坡小学部分学生代表，以老中青三代人不同的认知角度、不同的审美倾向，对修改过后的IP形象进行全面评审。“结果遭到了非常激烈的批评，基本上完全否定了这一版的形象设计。”该负责人表示，特别是年轻一代也不喜欢，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符合年轻人“口味”，反倒在于是否尊重了历史与传统。据王晋川回忆，当时的IP形象设计过分追求网络流行形式，其人物特征与三苏父子本人相去甚远，且姿态、衣饰等也完全不符合宋代规范。“眉山作为东坡故里，首先要尊重历史，如果我们的作品被人挑了毛病，显然是得不偿失的。”评审会上一位学生代表也表示，初版的IP形象设计，乍一看或许讨喜，但细究起来，感觉与三苏父子并无太多联系。“我们是冲着三苏父子来的，如果作品不能给我们这种感觉，那与一个普通动漫里的路人有什么区别？”“这一版的设计最终被全盘否定。”三苏祠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与苏学专家达成一致，要求设计团队重新派遣设计师，进驻三苏祠采风、学习。毕竟没有切身的体验，就不会有好的作品。”B反复论证紧抠细节兼备艺术性与亲和力4月27日，设计师宋强进驻三苏祠，并开始寻访眉山城区大街小巷三苏父子的相关雕塑，参考相关书籍、史料，潜下心来从文化梳理开始，一一解读三苏父子的性格特征，重新设计三苏父子形象。“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我们深感三苏父子文气斐然、成就卓越，所以我们的设计首先不能出错，更不能抹黑。”宋强说。5月15日，“新国风”的三苏父子IP形象设计思路框架出炉。所谓“新国风”，就是在借鉴国画水墨技法的基础上，对其表现形式进行创新，打造具有独特韵味的传统国风。这一版的设计得到了我市苏学专家的初步认可，大家一致认为，其视觉形象具备了三大要素，即有文化支撑、有亲和力、符合当代审美趋势。“不过专家们同时指出，每个角色都要有自己张扬的个性，这样才更有利于未来的推广与传播。”三苏祠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根据专家的意见，再次组织团队进行评审，明确要求设计师对人物形象进行再细抠，从头饰到五官、从表情到服饰、从动作到配饰、从衣服颜色到线条粗细等，增加人物的辨识度和张力。“三苏父子不是神，而是接地气的人，所以形象不仅要有艺术性，更要符合当代人的审美。”经过反复研讨与论证，宋强与其团队最终为我们呈现出了如下形象：苏洵——布衣鸿儒，一生高傲，特立独行。人物设计的是剑眉，衣服颜色选择的是深棕色，象征的是大地、自然、简朴、可靠、健康，表现了苏洵为人稳重的特征。苏轼——文化巨人，豪放不羁，多才多艺。人物设计的是一字眉，发型全梳发髻，两鬓有编发，耳侧有碎发，衣服颜色选择的是象征光明、创造、趣味、青年、活泼向上、直接、冲动、精力充沛的橘色，借此来展现苏轼的意气风发，少年得志。苏辙——生性内敛，汪洋澹泊，外柔内刚。人物设计的是平眉，人物动作及表情幅度较小，较为严谨，衣服颜色选择的则是象征勇气、冷静、理智、永不言弃、安详与广阔的淡蓝色，体现苏辙为人低调、稳重的性格特征。“这一版的设计细致到无以复加，每个细节都有严格的考究。”三苏祠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比如苏轼的配饰，起初是一根竹子上挑着一摞书，觉得苏东坡年轻时比较活泼，又喜欢读书，挑书的话就很有意思。“但是专家们一盆冷水就泼过来了。”该工作人员说，古人“敬惜字纸”，对知识很是敬重，不可能出现挑书的情况。所以书本换成了糕点，借以表现苏东坡热爱美食的特征。C创设IP配套文创让三苏文化“活”起来8月18日，三苏父子IP形象正式对外公布。这一版的形象得到了我市苏学专家的认可，也受到学生代表的好评。“目前我们正通过媒体、网络面向社会征集意见。”三苏祠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说，意见征集活动将持续到9月10日，希望大家踊跃提议。据悉，接下来，三苏IP形象将首先应用于一些手伴产品、文具与生活用品上。“算是初步试水，看看市场反应。”该工作人员说，另外还会在市内公交车等多个场所呈现三苏IP形象，供广大市民观赏。创设IP形象，配套文创产品，是三苏祠当下的“主攻方向”。近年来，三苏祠博物馆大力推动三苏文化产业化发展，把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转化为现实发展的生产力，以期让文化走出殿堂，走进民间，真正“活”起来。“去年以来，我们推出的《潇湘竹石图》系列文创产品，以及‘东坡飘雪’、手工拓片等产品，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三苏祠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在‘2019年四川省旅游商品大赛’中，我们的文创产品从全省各地200多件参赛旅游商品中脱颖而出，成为17个金奖获得者之一，这是对三苏祠文创产品的鼓励，也是对我市创新传承三苏文化的认可。”“在互联网时代，文化表达趋向泛娱乐化。我们的文化传播也应顺势而为，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表示，通过创设文化IP，让三苏文化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古籍卷册，成为能够与关注者、游客对话的可视化形象。同时围绕文化IP配套文创产品，使之融入现代生活，实现文化的再传递，将是未来传播三苏文化的重要方式。

刘寅

2020-09-04
“不要叫我谁谁的儿子/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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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叫我谁谁的儿子/女儿”今年3月底，《红高粱》电视剧的改编权交给了莫言的女儿管笑笑，及近日作家叶兆言接受采访时为“文N代”大鸣不平等事，让“作家家族”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其实，综观如今的文坛，子女继承父辈写作事业的并不在少数，且不少人已在文坛强势崛起。他们还被冠以一个名为“文二代”的标签，似乎印证着自己的成就承袭了父辈的“恩荫”。事实上，虽然作家后代出书时往往站在高起点上，更能引起文坛关注，但是新一代作家并不愿意与作家父母们扯上关系，他们的写作主题也与父辈存在着巨大差异。叶兆言为“文N代”抱不平至今自己仍被叫叶圣陶的孙子上个月，叶兆言的中篇小说《一号命令》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他接受采访时大谈当前的文学环境和写作方向。但一说到自己的女儿叶子，他就开始为“文N代”大鸣不平。近年来，一群被称为“文二代”的新生代作家，在文坛强势崛起，比如李锐之女笛安、莫言之女管笑笑、苏童之子童天米、池莉之女吕亦池、赵长天之子那多、肖复兴之子肖铁、刘墉之子刘轩、郑渊洁之子郑亚旗等。而在高中就出版了《带锁的日记》、《马路在跳舞》等作品的叶子也是其中一位。对此，叶兆言表示他不认为女儿是小说家，至少现在还不是。他坦言自己女儿极不愿意别人在她面前提父母，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文二代占了便宜，但也吃亏。别人的孩子出了一本书，旁人感觉了不起，文二代写了一本书，旁人会说‘才出一本啊’。其实我对此事感同身受，我自己就是个文二代、文三代。我已经出了100多本书了，可是那么多年了，别人介绍我时，还会说‘这是谁谁谁（指叶圣陶）的孙子’。你看，我那么多年‘装孙子’装惯了，很狼狈、很尴尬，因此很能体谅女儿的感受。”文坛常见“作家家族”子女不愿被父母的光环笼罩在当下，“作家的后人成为作家，文人的子女成为文人”，确实是比较常见的现象。除管笑笑外，一批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生代作家子女正活跃在当下文坛，这其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应该是作家李锐、蒋韵的女儿笛安。笛安已出版了《西决》、《东霓》、《南音》、《告别天堂》、《芙蓉如面柳如眉》以及《妩媚航班》等作品，2010年获“华语文学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有大批的追随者。9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11岁写成长篇小说《正在发育》，12岁写成长篇小说《青春前期》等，并成为多家报刊的专栏作家。其母亲尚爱兰也是作家，出版有小说《永不原谅》，散文集《数字美人》等。笛安年纪轻轻就得到了读者和文学评论家的赞誉，很多人心里都会有个疑问，是不是受到父母的教导和指点呢？针对这个问题，笛安称，自己不喜欢在写作上跟父母扯上关系，因为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如果说作家父母对我有帮助，那只能说因为父母的原因，我从小就有了比较大的阅读量。平时我和父母谈的大都是些家长里短，很少谈文学，更何况我们的写作风格和想法都不一样。”也有很多人以为蒋方舟写作是受其母影响，但蒋方舟曾在多种场合澄清，她11岁写出长篇小说后，母亲才开始写作。其实，不仅是作家后代不愿意提自己的父母，作家父母们也不愿意自己影响到孩子的写作。池莉的女儿吕亦池曾告诉记者：“我妈妈并没有期待过我会走上写作之路，她一直认为我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创作题材迥然不同撇清关系写好自己的作品虽然在外人眼中作家后代占有很多文学上的稀缺资源，想要成功并非难事。但比起上一辈来，作家后代在写作上有自己的领域，他们多倾向于青春、悬疑等较为“时髦”的领域，而其父辈们的创作领域则宽泛得多，写作中往往偏重于乡村题材。这一点除了两代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以外，年龄和阅历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比如已故作家赵长天和儿子那多，一个是走纯文学的道路，另一个则在悬疑类文学市场中驰骋，差异之大不言而喻。文学评论家师力斌称，作家后代的作品经历了从网络写作开始，到畅销书出版或者青春杂志连载，最终到体制内作家、评论家的认可，这样三个阶段。作家后代的创作受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市场经济给他们提供了广阔、独立的创作空间。同时，新生代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依托了网络或者出版商，以提高作品的影响力。文学评论家白烨则对作家后代给予了较高的期待，他称，“作家后代接续着父母辈的写作向我们走来，但又带着他们自己的风度与个性风采。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后浪推前浪，各自领风骚’,是当代文学的一抹亮光。”（综合）相关评论“文二代”是个伪命题因电视剧版《红高粱》第一编剧选定莫言爱女管笑笑，“文二代”一词再次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对“文二代”一说，我以为这是一些人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的结果，该说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与可以继承父辈财富而成为“富二代”所不同的是，作家父母可能会在文学方面给予子女一些影响，但却很难成全子女成为“文二代”的。因为，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学创作才华不是物质财富，也不能像物质财富那样能够交棒、传递给子女的。宋朝时，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被称为“三苏”，其中以苏轼的文学成就最大。可事实上，苏轼是因为被贬流放寄情山水间才创作出千古华章的，他的文学才华也不是其父苏洵交棒和传递的。此外，我还想起鲁迅临终前的话：“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大文豪和大思想家鲁迅之所以留下这样的遗嘱，一定也清澈地认识到：文字功夫是不可交棒和传递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文二代”的说法呢？我以为，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傍爹啃老、坐享其成之事混淆了我们思考的视线，用“官二代”、“富二代”之说把我们的思维引到岔路上去了，糊里糊涂间，让我们忘记了文学才华是不可交棒、不可传递的。（章学锋）业内观点他们是时代文化的必然产物这几年，“文二代”现象一直备受瞩目。对此，北京含章行文图书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于飞翔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新生代作家的悄然崛起是时代文化的必然产物，只不过有些被贴上了‘文二代’的标签，即使有这样的现象，我认为也是一个好事儿，因为他们继承的是父辈留下的文化。当然，因为生长的环境和时代不同，‘文二代’与他们的父辈之间的写作风格大多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改变也是创新，正是使他们能够吸引读者眼球的决定因素。他们因为生活的状态和阅历没有前辈那么深厚，短时期也不会有前辈那样深重的作品，这也很正常。”于飞翔还认为，没必要对“文二代”现象过多渲染，“虽然他们也一定会借助父辈的光环，但如果自己没有创作实力，终归还是昙花一现很快消逝”。相关链接这些作家后代1、管笑笑：文坛重量级作家莫言之女根据管笑笑的采访稿件，她受莫言的熏陶，从小偏爱文学艺术。2003年初，管笑笑的处女作《一条反刍的狗》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有记者采访此事是否与莫言有关，管笑笑回应：“出这本书，我并没有沾父亲的光。就算我是莫言的女儿，如果我写的是一堆垃圾，人家凭什么接受？”2、郑亚旗：“童话大王”郑渊洁之子郑亚旗小学毕业后，在家接受“私塾式”教育。2005年创办《皮皮鲁》杂志并重新策划《皮皮鲁总动员》系列丛书；2010年，创建了北京皮皮鲁总动员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任CEO。3、童天米:著名作家苏童之女童天米是名少年作家，12岁时便出版散文集《我的钥匙你的门》，其父亲苏童为中国文坛重量级作家，著有《妻妾成群》、《大红灯笼高高挂》等。4、戴萦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秦文君之女戴萦袅，四岁时即发表“口头文学”，在《小青蛙报》上发表两句诗，从小学起陆续发表习作数十篇，曾多次在全国及省级以上作文大赛中获奖。曾出版《话说本班男生》、《我们班男生》、《飞翔在童心世界》、《被磕疼的心》。《被磕疼的心》被媒体称为“一部很有才情的少女小说。”5、刘轩：知名励志作家刘墉之子刘轩以与刘墉合著的《奋斗书：刘墉父子谈人生》进入文坛，代表作有《Whynot?给自己一点自由》、《寻找自己》、《颤抖的大地》等。有媒体评论，相对于父之业绩赫赫，刘轩大有青出于蓝之潜质，使他成为台湾新时尚的代表。(综合)

201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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