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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暑期多些“文化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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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值暑期，孩子们放下繁重的课业负担，想要把假期生活过得丰富多彩。有孩子在暑期选择旅游、游戏，也有孩子喜欢逛书店、泡图书馆，或是参加各种文化活动。在笔者看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文化滋养，暑假里适当放松不可少，文化滋养更不能缺。暑假不仅是孩子所独有的，也是给家庭、社会的一道考题。如何让孩子们在暑期更好地享受文化滋养？首先，需要孩子们主动参与到各种文化活动中。就像三苏祠博物馆里那群喜爱三苏文化的“小小讲解员”，通过在三苏祠博物馆学习礼仪形体、普通话、讲解技巧等课程，了解和传播三苏文化。同时，家长也需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不再盯着各类习题、暑期辅导班不放，而是尽可能地通过带孩子去书店阅读、参加文化讲座等多种方式让孩子有文化收获。公共文化机构充分发挥特长，拓展对孩子们文化滋养的渠道必不可少。比如，市图书馆从小小图书管理员、少儿阅读实践，到绘本故事会、“非遗”讲堂等这些活动开启“书香暑期模式”，打造了自己的少儿文化活动品牌，实力“圈粉”。东坡区文化馆，利用暑期对少年儿童免费开展艺术培训，既丰富了学生的暑假生活，又拓展了“文化惠民”的思路。其他相关部门也积极为青少年拥抱“文化”营造了浓厚氛围，让他们在参与、体验中拥抱“文化”，得到滋养。让孩子们在“玩”中加深对文化的认识，体会文化的魅力与乐趣，让暑期多些“文化味儿”。

2018-08-08
眉山东坡区苏南小学：书法文化亮相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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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暨四川音乐周新闻发布会在眉山三苏祠举行。此次高峰论坛以“东坡文化与新时代的开放合作”为主题，将深入研究东坡文化的精髓与时代价值，立足世界，聚焦眉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东坡区苏南小学守望东坡家园，传承东坡精神，弘扬东坡文化，用书法点亮舞台。在新闻发布会上，四年级的20名同学现场挥毫泼墨，迎来万众瞩目。他们有的端正秀气，运笔熟练，提按分明；有的舒展大方，运笔流畅，行款整齐，每一幅作品都各具特色。书法只是该校在弘扬东坡文化，践行东坡精神特色教育文化的一个缩影。让教育立足东坡文化，立足国际视野，立足传承创新是该校特色品牌文化之路的坚定理念。刘帅袁亚红周贤发

2018-09-28
如何解锁苏诗密码？罗宁教授妙解“玩梗”高手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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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锁苏诗密码？罗宁教授妙解“玩梗”高手苏轼罗宁教授生动讲解苏轼是如何“用典”的。今人谈苏轼，离不开对他开创一代豪放词风的讨论，大江淘不尽他的千古风流，令东坡词闪耀千年。但苏轼是全才，诗词文皆有名篇留世，尤其是苏诗2800首，擅旁征博引，大量运用典故，开创了宋诗“以才学为诗”的特征。因此，了解苏轼，不仅读词重要，读诗也很重要。而要解读苏诗，就不能不提他对典故的使用。4月28日下午，“东坡大家讲”名家讲座迎来第二讲，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宁以《学典故，读苏诗——解密“玩梗”高手苏东坡》为题，在眉山三苏祠现场带领观众解读苏诗中的经典典故，遨游浩瀚的东坡文学海洋。细雨微风中，罗宁教授的解读严谨又不失幽默，令现场观众时而屏息凝神，时而捧腹大笑。一首首经典苏诗就像有趣的谜面，留给懂得其中奥妙的后人逐一“解锁”。好用典故苏轼也“玩梗”古代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建立在古代诗人共有的文学和文化常识基础之上，这些常识包括古书中的故事、知识、词句、诗句，统称为“典故”。另外，还有一些具有特定文化意蕴并常见于文学写作的词汇。在语文学习中，常有“用典”一说，指的正是如此。“用典”因其微妙而丰富的意蕴，曾让不少学生犯难，但我们若换种说法，也许就有趣多了。“这就和我们现在流行语中说的‘玩梗’很像。”罗宁说，“现在年轻人‘玩梗’，很多人如果不熟悉那些‘梗’，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换句话说，今天的读者面对古代诗歌常常读不太懂，大多是因为不了解古人用典的巧妙，也就是不知道其中的“梗”。“当然这两者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从心理机制和文化机制上看，确实有相似之处。”罗宁说。唐代的“玩梗”高手是杜甫，到了宋代，苏轼接过了这个大旗。罗宁解读，苏轼诗歌的主要特征就是好用典故，这无疑增加了现代人阅读苏诗的难度，也提高了大家亲近苏轼的门槛。苏轼诗歌约2800首，虽然比之陆游等人并不多，但纵观宋代作诗，其诗歌数量也能排上号。由此，苏轼在自己的诗歌中广泛使用典故，有的诗歌甚至句句用典，显示出极为广博的才学，也创造了很多新式的用典方式，对宋代乃至后代的诗歌创作影响巨大。“总结苏轼用典，大致有以下三个特征，使用密集、来源广博、运用巧妙。”随后，罗宁就从这三个方面入手，引用苏轼经典诗篇，逐一向观众进行解读。句句用典无一不可入诗苏轼才华横溢，读书破万卷，又博览众家，写诗的时候好用典故，有的诗甚至句句用典。罗宁首先以苏轼从海南返归时写下的名篇《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为例，“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其中“苦雨终风”来自《左传》，“云散月明”一联出自《晋书》。“鲁叟乘桴”来自《论语》，“轩辕奏乐”则出自《庄子》。又如遭遇“乌台诗案”以为自己命不久矣的苏轼，在牢狱之中写给弟弟苏辙的绝命诗《狱中寄子由》，其二云：“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罗宁解读，写下这首诗的时候，苏轼正处于人生的关键点，他的心情应该是极为低沉的，已然预感自己即将殒命，即便如此，他以“绝命”感受写下的诗句，依然饱含才学，使用了大量典故于其中，包括《汉书》《新唐书》等史部典籍。至于子部、别集中的典故，苏轼更是信手拈来。罗宁举《安国寺寻春》为例，几乎句句用典，化用了刘禹锡、杜甫、杜牧、卢仝等多名唐代诗人的诗句。又如《次韵朱光庭初夏》中的那句“卧闻疏响梧桐雨，独咏微凉殿阁风”，乃是将孟浩然“疏雨滴梧桐”与柳公权“殿阁生微凉”两句组装使用，且做到了对仗工整。“首先你的头脑要装有这些东西，其次还要化为自己所用，且符合对仗，这是非常难的。”罗宁说。小说杂集也可入诗知典故才能读懂苏轼的幽默苏轼用典有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不仅在经史子集中大量选择，更将用典的范围扩展到了小说杂记之中，甚至街头巷闻的妇孺故事都不放过，着实体现了其“博典”的特征。尤其是将小说杂记中的典故用于诗中，巧妙而恰当。罗宁认为，读懂这些苏轼用的“梗”，才能真正看懂这首诗真正的趣味所在。罗宁现场解读《章质夫送酒六壶书至而酒不达戏作小诗问之》，“这首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朋友给苏轼说好了要送他酒，结果快递到了，是个空包裹，害苏轼空欢喜一场，他就写诗开对方玩笑。”苏轼在这首诗中频繁使用《世说新语》中的典故，极为幽默。比如其中“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一句，用的是《世说新语》中桓温让主簿品酒的典故：桓温的主簿擅长品酒，把好酒称为“青州从事”，坏酒称为“平原督邮”。为何？因为当时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都是地名。好酒称“青州”，是指喝这个酒一下就到肚脐了。坏酒称“平原”，是指这个酒太难喝了，会嗝住难以吞咽。用现在话说，用的就是“谐音梗”。罗宁讲到此处，现场观众恍然大悟，满堂皆笑。苏轼将这个典故用在诗中，就是说，谁能料到我以为的青州好酒，却到头来化为乌有。这也是苏轼的首创，“宋人特别喜欢这一句，后来常常使用，苏轼将这个典故发扬光大了。你要知道这些典故，就能读懂苏轼的幽默。”苏轼用典影响力巨大“网红”往往最能“带货”罗宁提到，在唐代，李白、杜甫、李商隐也很喜欢使用小说中的典故，但是并不如宋代苏轼、黄庭坚等人使用如此频繁。并且苏轼用典，往往有自己的发明创作，又极为巧妙，常常形成风尚，引得后人学习和模仿。“就像现在的‘网红’似的，很能‘带货’。”罗宁笑着比喻道。例如对《世说新语》的大量使用，就是从苏轼开始的，在他之后，以黄庭坚为代表的苏门学士，就开始跟着学习起来，直接造成了宋代诗歌区别于唐诗的不同面貌。“这也是因为小说这个类别，唐人用典用得少，经史子集这些唐代也用得多了，宋人就着重对小说这个领域的用典进行了开发。”由此，苏轼甚至创造了许多新的固定词汇和搭配。比如在《贺陈述古弟章生子》中有“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余”一句，就用了《世说新语》中两个典故，以“参军新妇”比喻两人相配，“阿大中郎”则指兄弟。苏轼将《世说新语》故事中的意思凝结成了自己诗歌中的意思，从此就成为后人使用的固定搭配，在他之后的许多诗人，创作中都常常使用这两个词语。另外还如“拄笏”一词，来源于《世说新语》中《简傲》一篇。唐代文人也使用这个故事用典，原本用的并非“拄笏”一词，苏轼却另辟蹊径，后来之人则纷纷效仿，在陆游、杨万里、范成大等知名诗人的作品中均开始使用这个词，足见苏轼用典对后来的影响之大。讲座最后，罗宁提到，一场讲座必然不可能使大家完全读懂苏轼诗歌和宋诗。他引用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苏轼研究会会长周裕锴教授所说，宋人写诗和读诗就是建立密码和解锁密码的过程，他们在其中找到乐趣。“由此可见，认识典故对于学习宋诗尤其是苏轼诗歌的重要性。如今的我们想要真正读懂，也只能靠多积累与学习。”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徐语杨摄影雷远东

徐语杨影

2023-05-04
苏辙为何70岁才买“首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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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　　最近，很多网络文章在谈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关系。有的夸苏辙是“大宋第一暖男”；有的说苏辙不惜用官位给苏东坡赎罪，为了拯救哥哥才一路做到宰相，处处以兄长为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苏辙对苏轼确实很好，好的程度，称之为“大宋第一暖男”并不为过。　　为了侍奉父亲　　苏辙让哥哥苏东坡先步入仕途　　唐宋八大家，苏家占了三个：苏洵、苏轼、苏辙。其中苏洵是老爸，苏轼是大哥，苏辙是小弟。事实上，苏洵总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苏景先，在苏轼3岁那年不幸夭折了。　　苏轼和苏辙同父，但未必同母，因为苏洵娶有一妻二妾，妻子姓程，两个小妾分别姓杨和姓任。程氏生了苏轼，史有明载，但苏辙是谁生的呢？可能是程氏生的，也可能是杨氏或者任氏生的。苏轼和苏辙在同一年结婚，那年苏轼19岁，苏辙才16岁。婚后第二年，哥俩就跟随父亲苏洵进京考进士。苏轼和苏辙同时考中，但苏洵却落榜了。考中进士后，哥俩又参加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都没能通过。直到公元1061年，哥俩再次进京，终于在最高级别的选官考试（时称“制举”）中取得优异成绩。当时苏轼26岁，苏辙23岁。　　公元1062年，苏轼正式进入官场，被派往陕西做官，而苏辙则谢绝了朝廷的派遣，留在京城开封侍奉苏洵。苏轼在陕西凤翔府（今宝鸡市）当了三年“签判”，苏辙则在开封侍奉了三年老爸。也就是说，为了向父亲尽孝，同时也为了让哥哥安心工作，苏辙放弃了早早做官的机会。　　向皇帝上书求情　　宁可交出官职只求救哥一命　　公元1065年，苏轼从陕西回到开封，改做京官。眼见哥哥回京，父亲有人侍奉了，苏辙才前往河北大名府担任推官，那是他在官场的第一份工作。推官，唐朝开始设置，位次于判官、掌书记，掌管狱讼之事。　　苏辙到大名府一年后，父亲就去世了，苏辙和苏轼扶柩还乡，丁忧守制，直到1069年才再次进京。进京后，苏轼在开封府做推官，苏辙被派往陈州（今河南周口）做教授。10年后，即1079年，苏轼在浙江湖州当知州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1079年八月十八，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当天深夜下了大狱。苏辙先托京城友人打探案情，然后向皇帝宋神宗上书求情。这篇文章叫《为兄轼下狱上书》，全文有几百字，大意是说：“微臣早年丧父，与兄长苏轼相依为命，如今得知他被捕入狱，全家惊恐。我哥苏轼本性并不坏，仅仅是天性耿直，爱发议论，被人抓住了把柄。微臣愿意将所有官职还给朝廷，只求陛下开恩，不敢奢望您免去他的罪过，但愿您能饶他一死。”苏辙与苏轼的兄弟感情向来深厚，所以这篇文章发于肺腑，绝无水分。　　误以为被判死刑　　苏轼给弟弟留诗托付全家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记载，苏轼被捕，惊慌失措，妻儿在后面大哭跟随，走到湖州西门时，苏轼朝天高喊：“子由，以妻子累尔！”意思是希望远方的苏辙能听见，自己生死未卜，只能将老婆孩子托付给他了。　　另一部宋人笔记《避暑录话》记载，苏轼入狱，未知生死，让大儿子苏迈探听案情，如果听到宣判死刑的噩耗，就送一条鱼到狱中。哪知一个月以后，苏迈离京借钱，请亲戚送牢饭，亲戚误送腌鱼。苏轼见鱼大惊，写绝命诗寄给苏辙：“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诗意很明确，先说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苏辙，又说但愿来生还能跟苏辙做兄弟。　　不过，当时宁可罢官也要为苏轼求情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驸马王诜、苏辙的上司张方平、苏轼的同乡范镇、苏轼的同学章惇、苏轼的学生黄庭坚、黄庭坚的舅舅李常、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些人都是官员，有的还是高官。后来苏东坡出狱，流放黄州，这些求情者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降级，有的被罚款。　　比哥哥城府深　　谨慎个性让苏辙后半生升官更快　　比较哥俩的性格，苏东坡更加直率，更加幽默，更喜欢开别人玩笑，所以树敌较多。苏辙呢？少年老成，城府较深，所以在后半生升官更快。　　宋哲宗在位时，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兄弟都得到重用。苏轼从杭州知州升礼部侍郎，又从礼部侍郎升礼部尚书。苏辙从户部侍郎升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升尚书右丞。宋朝搞的是群相制度，朝堂上一群宰相，其中“尚书右丞”只比“尚书左丞”低半级，相当于副宰相。到这时候，苏辙的官位已经比苏轼高了。　　苏辙为什么能做更大的官呢？因为那时候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并非宋哲宗，而是高太后。高太后就非常谨慎，所以更喜欢生性谨慎的苏辙。公元1091年六月，西夏十万大军入侵陕西，高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另外几个宰相都主张出兵反击，苏辙却极力反对。苏辙说：“出兵先看占不占理，如果我方不占理，坚决不能出兵。西夏为什么出兵十万来打我们呢？因为我们对不起西夏。边疆守将跟西夏交战，属于贪功生事，于我大宋不利，朝廷应该申斥守将。” 　　直到高太后离世，宋哲宗亲政，苏辙的相权很快就被剥夺。　　父亲举债买房　　巨额外债主要由苏东坡偿还　　苏辙有几首诗提到买房的事，其中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是：“我老无定居，投老旋求宅。”另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是：“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还有一首七言诗：“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诗意都差不多，都是说自己到晚年还没有房子。　　其实苏辙早年在开封是有房子的，但那是父亲苏洵买的，位于开封内城西门附近，取名“宜秋园”，又叫“南园”。苏洵一辈子没考中进士，晚年靠欧阳修举荐才当上九品小官，俸禄极低，根本付不起房款，向同乡大臣范镇借了很多钱。这笔债主要由苏东坡偿还。苏东坡做官早，前半生的官位也比苏辙高，有能力替父亲还债。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和苏辙先后被贬，不在京师居住，于是托人卖掉了宜秋园。此后苏轼在黄州建造“雪堂”，苏辙在筠州建造“东轩”，都属于“自建房”。后来哲宗即位，二人回京，苏轼在常州宜兴买下一座农庄，苏辙仍旧没有买房，但却在开封城郊买了几百亩农田，租给佃户耕种。　　厚嫁五女开销太大　　苏辙到70岁才买了第一套房　　苏辙买房是在70岁那年，地点是在颍州（今河南禹州），房子是一座破旧的大院子，将近百间，最后被苏辙扩建到百余间。那是苏辙第一次买房，也是最后一次。苏辙官至宰相，俸禄极其优厚，为何到70岁才买房？倒不是他不想买，而是因为他开销太大了。苏辙总共生了七个女儿，其中两个夭折。为了让五个女儿出嫁得风光一些，苏辙几乎花光了毕生积蓄。据苏辙的孙子苏籀在《栾城遗言》一书中记载，仅仅是第五个女儿出嫁，苏辙就卖掉了开封城郊的几百亩地，换来9400贯铜钱，全部做了嫁妆。按照购买力，这9400贯铜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50万元。　　为了嫁闺女，竟然卖地卖房甚至还要借债，现代人听了可能会感到稀奇，其实在宋朝一点儿也不稀奇。宋朝家训经典《袁氏世范》写道：“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生了女儿就要早早地准备嫁妆，假如等到出嫁时才去准备，怎么来得及呢？恐怕只能卖房子卖地了。　　宋朝盛行厚嫁之风，苏辙刚好有五个女儿，所以苏轼在写给同学章惇的一封信里感叹：“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 　　据《北京青年报》

李开周

2022-07-24
在地理中寻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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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是从地理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文学地理包含三个基本范畴：地理元素，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识，地理对作家的影响。简之，对作家、读者与研究者而言，地理是一个真实、具体的信息“场”，既可以提供已往的历史，也可以提供鲜活的现实，可以抚摸、感受、凭吊、研究，不是虚拟的环境描写可以替代的。●文学地理中的地理，包括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文学地理不过是人类与地理的一种特殊关系，即地理与人类的文学关系而已。清晰与模糊的地理元素我国是诗的国度，以“地理”作为题目，并以此为吟哦对象的优秀篇章不胜枚举。例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张继《寒山寺》与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等。其中，庐山瀑布、洞庭湖是自然地理；寒山寺与西林寺是人文地理，这些以地理为题的诗，至今给我们以说不尽的阅读情趣与审美意味。在这些诗歌中，有一首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途经虔州（今江西赣州）。7年以后，苏轼遇赦北归，再次路过虔州，游览了天竺寺。在天竺寺，苏轼特意拜望白居易手书的一首七律。他说，12岁时即听父亲苏洵说过这幅手迹，47年后，“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石刻存耳”。这一年苏轼59岁，正当人生暮年，感慨身世而悲不自禁。白居易的哪一首诗，让他如此感念、悲伤呢？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诗的题目是《寄韬光禅师》。韬光禅师原是杭州天竺寺的一位高僧，后来很可能到了虔州，把白居易赠送他的这幅手迹携到了这里。苏洵曾经见过白居易这首诗的手书，说是“笔势奇异，墨迹如新”。此外，此诗“连珠叠璧”式的句式，也让苏轼赞叹不已。而我感兴趣的是在这奇妙句式之中的地理元素。去过杭州的人知道，西湖三面环山，以天竺山为顶端，分出南北两支山脉。北山的一支，从天竺山逶迤而下，至飞来峰为止。飞来峰旁边便是著名的灵隐寺。这一带，除灵隐寺外，还有三座寺院，即上、中、下三座天竺寺。其中，下天竺原来是灵隐寺的翻经院，唐永泰年间赐额，成为一所独立的寺院，即“两寺原从一寺分”。北山与南山隔涧而立，其山势是西南高而东北低，山涧中的溪水自西南向东北流淌，这就是“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的地理基础。而在人文地理方面，三座天竺寺，分布在高低不同的地方，自然是“上界钟声下界闻”。总之，白诗中的这些地理元素：东涧、西涧，南山、北山，前台、后台，上界、下界，通过水流、云起、花发、钟声而指向清晰，将原本对立的地理元素，通过整饬的对仗，融为一体而焕发盎然的禅机。刘勰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只要是神与物游，诗人的感兴自然会在“流连万象之际”而“联类不穷”。白居易的这首诗对后世影响很大，苏轼只是其中一人，看过这首诗后，他也吟诵了一首七律：“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我们再来看一部国外的小说。《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小说讲述一个青年学生，邂逅一个年少舞女，由此产生了朦胧的爱慕之情。川端后来评论自己这篇小说是一个简单的作品，“与其说是有意识的作为，毋宁说是自然的流露”。美好的纯真与甜蜜的伤感是《伊豆的舞女》感动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的魅力所在吧。当然还有一个元素应予以关注，即地理元素。小说以天城岭作为故事背景，从天城岭北麓到南麓的下田为止。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我的心房却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我”好不容易爬到“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见到了舞女一行。“我”后来知道了那个二十五六岁的汉子叫荣吉，是舞女的哥哥，四十多岁的妇女是舞女的母亲，而两个年轻女人一个是荣吉的妻子，另一个是荣吉雇来的。“我”与舞女初次见面是在去“汤岛”的途中，“她们正去修善寺，是在汤川桥附近遇见的”。在天城岭茶馆，“我”有意让舞女一行先走，之后再去追赶，穿过一条“黑魆魆的隧道”追上了她们。穿过隧道就是天城岭的南麓，“过了荻乘、梨本等寒村小庄，山脚下汤野的草屋顶，便跳入了眼帘”，“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客店的二楼，把行李卸了下来”。“舞女从楼下端茶上来。她刚在我的面前跪坐下来，脸就臊红了，手不停地颤抖，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下来，于是她就势把它放在铺席上了。茶碗虽没落下，茶却洒了一地。看见她那副羞涩柔媚的表情，我都惊呆了。”夜晚暴雨声中隐约传来咚咚的鼓声，良久又传来三弦的琴声，“我明白了，艺人们被召到小客店对面的饭馆，在宴会上演出”。“我”担心舞女，每次听到鼓声“心胸就豁然开朗”：“啊，舞女还在席上坐着敲鼓呢。”不久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我又“心烦意乱”，猜测“那舞女今晚会不会被人玷污呢”。离开汤野，“我”和舞女一行来到下田，住在下田北入口不远的“甲州屋”小客店。动身的那天，荣吉前来送我，姑娘们却“芳踪渺然”。但是到了码头，突然看见舞女蹲在岸边，“依旧是昨晚那副化了妆的模样，这就更加牵动我的情思”。荣吉和舞女送“我”上船，“直到船儿远去，舞女才开始挥舞她手中白色的东西”，是白色的手帕吗？天色渐次昏沉下来，“我”在夜色里任凭泪水涌流，“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留下来，顿时觉得舒畅了”。《伊豆的舞女》出现了大量地理元素：汤岛、修善寺、汤川桥、荻乘、梨本、汤野与下田。这些都是真实可辨的地理空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真实的地理元素往往会增加艺术的真实感。但是，天城岭北口的茶馆与汤野中的客店，作为“我”与舞女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小说中却没有具体的指认，是哪一家茶馆，哪一家客店呢？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清晰的地理框架中，幻化出一片缱绻的天地，美好而朦胧的青春诉求也就难以压抑地喷涌而出了！地理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红楼梦》是我国长篇小说的经典，它讲述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黛玉是第二代荣国公贾代善夫人贾母的外孙女。黛玉在母亲病逝以后，从扬州乘船来到京城投靠贾母。进城以后，行走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到，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门，是院子的入口，是人文地理中的重要元素。在讲究等级制度的封建时代，门不仅是单纯的建筑样式，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标识。乾隆二十九年（1764）钦定的《大清会典》规定：“凡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明确规定亲王府，包括郡王府，可以构筑五间大门，但是只能开启中间的三间大门，也就“五启三”。王府以下的贝勒府只能够采用三间府门，而且是“三启一”。再下面，贝子和公府，其府门也是三间。然而，同样是三间大门，贝勒府的府门，可以同王府一样，在屋脊上使用吻兽。吻兽的形状以龙首为主，有犄角、耳朵、眉、眼、口、舌、牙、卷毛与草胡子。吻兽固定在屋脊两端，龙首向内而口口相对，故而称“吻”。贝子与公的府门不可以使用吻兽，只能使用望兽。望兽的形状与吻兽近似，也是龙首的形状，只是头向外，因此称“望”。在等级上，望兽低于吻兽。因此，王府和贝勒的府门可以用吻兽，贝子和公的府门只能采用望兽。在《红楼梦》中，宁国公与荣国公虽然不是宗室封爵，但是在爵位的等级上，与宗室中的公爵相类似，故而可以用望兽。黛玉眼中的“三间兽头大门”，其含义便是这样。在封建时代，贵族的府门日常是不开启的，只有在重大日子、重要人物来访的时候才打开，平常只走府门两旁的角门。黛玉进入荣国府时，“只进了西边角门”，便是这个原因。而且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在黛玉的视域里，才会出现“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列坐于大门之前。在这样的门前，黛玉想到的是：“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只是单纯的客观判断，没有刘姥姥那样的压抑与卑微。在第六回里，刘姥姥带着外孙子板儿，来到荣府大门的狮子前面，“只见簇簇的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而后蹭到角门前”。同样的门，在黛玉的眼中，突出的是形制，是“三间”与“兽头”；在刘姥姥的眼中突出的则是大门前面的“狮子”。作为大门的附属物，狮子要放在大门之前。来到“荣府大门狮子前”，说明刘姥姥还没有接近荣府的大门，便感到压力而“不敢过去”，只能蹭到角门向那里的人问话。“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说东谈西呢。”对这些人物，刘姥姥很是谦卑，向他们贺道：“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她一会儿，都不瞅睬，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周家“有人就出来的”。同样是奴仆，在黛玉的眼中，不过是华冠丽服、衣着鲜亮而已，而在刘姥姥的眼中却是“挺胸叠肚指手画脚”，一派豪奴气焰。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奴仆已然融进贾府，成为贾府大门的组成部分，而大门当然是一种地理，一种微观之微观的人文地理，在不同身份的人物面前，其背后潜藏的文化内涵竟然如此不同，是可以使读者深深惊异的！文学地理的审美内涵也值得重视。南宋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次年正月，在押解的船中，文天祥写了一首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的题目是《过零丁洋》。此诗的背景是，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作书招谕”在崖山抵抗的宋军，被文天祥严词拒绝。他说：“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说罢，将这首诗持示张弘范。读了以后，张弘范沉默不语，不再逼迫他了。不久，将文天祥押送大都，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里，至元十九年（1283），文天祥在柴市就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影响深远，其所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然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为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所铭记。在诗中，文天祥回顾了自己一生的遭际，而其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则是他戎马生涯中的重要片段。其一是，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在江西兵败，从惶恐滩一带撤往福建；其二是，在广东南海，文天祥被俘，途经零丁洋，此诗的题目便由此而来。具体而言，惶恐滩，位于江西的万安县内，历史上，赣江有十八处险滩，惶恐滩是最后的一滩，江湍水急，暗礁林立。苏轼贬官岭南时路经此地，写了一首《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由于是被朝廷放逐，因此苏轼自称孤臣，心境是凄惶的。但是，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家与国是完整的。相对苏轼，文天祥则是家、国俱碎，“风飘絮”“雨打萍”，其“惶恐”之情难以言尽，更何况是在羁押之中的零丁洋上漂泊呢？零丁洋，位于珠江入海口，北起虎门，南抵港、澳，亦称伶仃洋。伶仃，是孤独飘零的意思。在江西，文天祥虽然打了败仗，但还有战友相伴，今天呢？形单影只，只能在孤寂之中深深叹息。中国的传统诗学，向来讲究“寓情于景”与“借景抒情”，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者是也。“景”为何意？“景”就是地理空间。文天祥将自己遭遇的“惶恐滩”与“零丁洋”这两个最具代表意义的地点，作为“惶恐”与“零丁”心境的写照，一语双意，并蒂同枝，从而将地理空间提升到诗学范畴，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审美意识。作家的现实地理与文学地理1923年8月2日鲁迅偕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11号，搬到砖塔胡同61号居住。在这里，鲁迅居住了将近10个月。八道湾11号是一座大宅，大门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前院，鲁迅的朋友说，可以在那里开运动会。11号是标准的大四合院，有前后三进。计有：倒座九间（包括一间大门）、正房三间、后罩九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总计26间（不算大门）。其中正房的中间是堂屋，是全家人吃饭聚会的处所，东次间住鲁迅的母亲鲁瑞，西次间住鲁迅的夫人朱安。堂屋背后接出了一间三面有玻璃窗户的平顶小房子，北京人称灰棚。鲁迅住在前院的倒座里，为了节约煤，冬季便住在灰棚里。宫门口西三条鲁迅故居北房堂屋背后，也有这么一座灰棚，鲁迅称其为“老虎尾巴”。周作人与周建人住在后罩房里——周作人一家住西面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面三间做客房，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就曾经住在那里。一年春天，周作人的女儿若子生病了，一家人陷于忙乱和紧张中，不觉之间春天已然逝去。若子病情好转后，周作人的心情放松下来，在院子里散步，发现“山桃烂漫得开始憔悴了”，爱罗先珂回国前手植的一株杏花“已经零落净尽”，“只剩有好些绿蒂隐藏嫩叶的底下”，而雪白与深紫的丁香却到了盛开的花季。鲁迅从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以后，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院落狭窄，居室更是狭窄，与八道湾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但是在住房的分配上，依旧是八道湾的翻版，北房三间，东间是鲁瑞住处，西间是朱安住处，中间做客厅兼餐厅。因为环境湫隘，鲁迅的大量书籍只能装在木箱里，还有一部分暂时存放在教育部。鲁迅其时正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下半部，需要查阅大量资料，翻找起来十分不便，每次都要打开书箱，取出书籍，之后再把书籍放回书箱，其烦恼可以想见。在61号，鲁迅创作了两个短篇：《祝福》与《幸福的家庭》。后一篇，讲述一个住房窘迫的年轻人，在写作之时屡屡被琐事所扰。一次是卖劈柴的来了，妻子买了25斤劈柴，放在什么地方呢？房屋实在狭窄，只有堆在床下，“川流不息地进来”。还有，北京人的冬储菜，普通百姓离不开的大白菜，也送来了，放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也只能堆在这唯一的房间里：就在他背后的书架的旁边，已经出现了一座白菜堆，下层三株，中层两株，顶上一株，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A字。在这篇小说中，房子是一个让人物始终纠结的问题。在他看来，“幸福的家庭”必定住房宽裕，有卧房，还要“有一间堆积房”，“白菜之类都到那边去”，而且必定有书房，而书房的门永远是关着的：“有事要商量先敲门，得了许可才能进来”，“现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主妇来谈文艺了，也就先敲门”。在八道湾，鲁迅有三间大大的书房，现在是一间也没有了，今昔对比，当然是强烈、伤感的。小说人物如此纠结于书房或者有鲁迅本人的客观原因吧？在鲁迅的小说中，描写居住窘迫的只有《幸福的家庭》一篇。这里面自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居住环境的剧烈变迁，现实地理所构成的“场”，难免不在小说中有所反映，这是创作规律，鲁迅也难以避免。刘勰在阐述情感与文辞的关系时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学地理也是如此，作家在现实之中感受“场”，通过文字描绘“场”，从而形成“二度场”，进而制造“场感”；读者则逆向而行，通过“场感”进入“二度场”，再循此探觅文本之外的“场”，从而在新的维度，对作家的文本进行观赏、批评与解读。文学地理的价值与关键之处就在这里。（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王彬

2015-10-16
“让人民群众奔着更好的日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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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13
吴越何以哭苏轼

报纸

苏轼既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苏轼26岁入仕，66岁病逝，从政40余年，历经顺境逆境，堪称古代为官的典范，其高尚的为官之德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纵观古今，为民务实始终是对为官者职业伦理和职业操守的最基本要求，是评价官员的重要标尺。苏轼为官，无论官职大小，品级高低，为民务实是其一贯的政治作风。任职杭州，苏轼不为安逸舒适所役，经常深入民间考察百姓疾苦，曾经“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的西湖在苏轼的治理下恢复旧景，生产繁荣，数万百姓受益，“苏堤春晓”的美景更为后世津津乐道。密州蝗灾，饿殍遍野，“民多弃子”，苏轼“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救活了几千婴孩，“洒涕循城拾弃孩”成为千古美谈。水漫徐州，苏轼亲临抗洪一线，与百姓生死与共，一句“我在，徐州城在”的承诺瞬间稳住乱局，使外逃避水的百姓有了主心骨，最终徐州平安，百姓谢于马前。百姓有需，苏轼鞍前马后；百姓有急，苏轼挺身而出；百姓有难，苏轼同进同退。苏轼为政为民务实，胸怀爱民惠民思想，他认为，要想把国家的事情办好，首先必须办好百姓的事，他时刻关注民生，从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去思考问题、制定政策，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得百姓拥护和爱戴。拥有高尚政治人格的官员，能够在为官过程中勇于担当自己的使命，不计个人得失，直陈自己的政治主张，能够注重施政的现实性、针对性。苏轼为官，屡屡受挫，但其仍坚持正道，直而不随。“熙宁变法”，改革、保守两派斗争激烈，苏轼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屡次上表言变法得失，甚至喻变法为“医者之用毒药，以人之生死，试其未效之方”，遭到王安石等人的排挤，被贬黄州。然而，苏轼并未因党派之争而完全否定新法，而是将“新法”引向利民的方向，他将“免役宽剩钱或坊场钱”用来为百姓支付医药费，“因法以便民”，此举体现了苏轼伟大的政治人格。元祐年间，司马光为相，苏轼因曾经的保守派身份，一路高升。但面对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苏轼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校量利害，参用所长”为恰当之举，结果是，苏轼的担当没有让他汲取“前车之鉴”，仕途再次受挫。面对王安石主政，苏轼没有选择明哲保身；当司马光主政之时，苏轼也没有平步青云。由此可见，苏轼为官以民为本，其施政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利国利民，而并非党争为首、名利至上，“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其实事求是、直而不随的品格值得敬佩。官德是一种正确使用权力的道德，用权为了谁、用权依靠谁是其最根本的核心问题，古人历来十分注重清正廉洁，为官清廉则官民和谐、政令畅通、民风淳朴。苏轼为官40余年，无论升迁贬谪，始终清廉自持，“凛然照尘寰”。苏轼在京为官时，位居三品，有一乡友欲以重金厚礼求得一官半职。面对乡情难却的局面，苏轼没有为财富和人情左右而徇情枉法，婉言拒绝了来人。苏轼被贬黄州时，位居从八品，薪俸骤减，过起了“向人乞米何曾得”的苦日子。为解决一家人的温饱问题，苏轼精打细算，计划开支，节俭度日，他甚至放下士大夫的尊严，穿起农衣，辛勤耕作，自给自足。生活穷困并未能磨灭苏轼的心志，他寄情于创作，一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道出了内心的不为物役的为官操守和清正廉洁的为官气节。古代的仁人志士，名节重于泰山，一生甘愿粗衣陋食，节俭生活，也不愿贪图小利，遗臭万年，苏轼便是其中的代表。“人间有味是清欢”，无论官职的高低与境遇的顺逆，清正廉洁的人格永不变。“君子生财有道，取之有方”，如果为了自己的富贵荣华而滥用手中的权力，“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苏轼死后，“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口碑自在民心，其高尚的官德为历代所唱诵。为民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是历史的沉淀，也是时代的号召，更是民心之所向。

作者：钟德宝来源：学习时报字数：1558

2016-04-25
苏东坡靠什么成为“千年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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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余年创作生涯，4800多篇文、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数量居北宋文学家之冠；“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千古传诵的句子，是苏东坡唯一想留给这个世间的？辞世的前几月，苏轼给朋友写了封信，确信此生没有虚度，因为完成了传世著作，儒家事业有了交代。但赐予苏轼“文忠公”谥号的是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感叹苏轼未尽的王佐之才。在学生秦观眼中，政治才干和文艺创作不过是“与世周旋至粗者”，老师最大的成就是道德修养上的“性命自得”。而到了明代小说中，苏轼又俨然是一个“风流帅”。若徜徉于西子湖畔、漫步苏堤之上，或在孤山脚下的楼外楼小酌一番，则有文人雅士一边品尝“东坡肉”，一边欣赏子瞻先生（苏轼字子瞻，源于“登轼而望之”）的墨迹。苏轼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耳”，宋代人也以“文曲星”视之。苏轼的本真真是令人琢磨。开封府的“魔鬼历练”看京剧的时候，觉得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是何等的威风。但在北宋政治现实中，开封府判官其实是个劳碌命。司马光曾形容开封府狱讼繁多，“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苏轼于熙宁二年冬到首都开封做代理判官，干了整整一年。之所以有此差遣，乃是拜王安石所赐。王安石在朝中主持变法，苏轼屡次表达异见；王安石遂“欲以吏事困”之，想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更无暇开口。据说，苏轼在开封府“决断精微，声问益振”，锻炼了处理繁琐政务的能力。这种能力在日后的仕途中得到验证。从建安七子刘桢的“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昏乱”开始，感慨沉沦下僚、俗务缠身成为中国古典诗文的一大主题。但面对类似的种种情形，苏轼似乎没有什么抱怨。他不仅把政务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完成得极为潇洒。《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在杭州为官期间，经常在西湖边上办公，早晨从涌金门泛舟而来，中午到普安院吃饭，于冷泉亭据案断决，处理公文时“落笔如风雨”，傍晚则乘马以归。苏轼何以有此超能力？开封府的“魔鬼历练”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清波杂志》一书中还道出了关键因素：盖坡为郡日，当直司日生，公事必着于历，当晚勾消，唯其事无停滞，故居多暇日，可从诗酒之适。原来，苏东坡有工作日志，当天事务当天了结，并在日志上用笔勾画，从不拖延。如此关心民瘼、勤政为民，即便没有那些劳什子诗词，苏轼也应该留名史册。晚年受到极大政治迫害被贬惠州、儋州后，苏轼仍然不颓唐。他一方面从精神上寻求安慰，把万里流放视为对自己的考验，“恐是诸佛知其难化，故以万里之行相调伏耳”；另一方面直面现实，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当时，广州人饮食用咸水，经常生病。苏轼就献策，建议用竹筒把20里外蒲涧山的淡水引过来。他还在惠州推广“碓磨”“秧马”等农具，以减缓当地农民的劳苦。黄庭坚感言，苏轼的个体生命虽渺小如“太仓一稊米”，但“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始终”。欣乐自足的平衡心态苏轼的爱民勤政，不仅缘于所接受的儒家教育，而且更有人生哲学作支撑。他善于根据人生际遇的变化调整心态，以使自己长期处于一种生气活泼、欣乐自足的境界。《庄子》主张“物化”，苏轼则喜欢讲“应物”——“平生为道，专以待外物之变”“天道何常之有，应物而已矣”。“物化”“应物”当然不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而是一种无执的心灵，不固执某一特定的生活环境或某一目的，超越现时刻、现阶段乃至现世的生命，以追求永恒的精神价值。然而，超越并不是拒绝、否定、逃避。苏轼是在接受、顺应、调整中逐步实现超越的。“应物”不是对现实的默认与妥协，更非让心灵拱手认输，而是相信现实本身也时刻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现实本身没有执着于当下，那心灵又何必于当下执着？“应物”可以减少现实处境对心灵的束缚，使生气活泼的状态重获平衡。在苏轼眼中，荒山大江的黄州与西湖美景“未见议优劣”，同样可以“饮村酒醉后，曳杖放脚，不知远近，亦旷然天真”。而“九死南荒”的海南生活，何尝不是冠绝平生的奇游？当北归无日的时候，苏轼就把自己看作一个累举不第的惠州秀才，“有何不可”？“应物”哲学是逼出来的。乌台诗案虽没有被处死，但苏轼的心灵已经死过了一次。狱中写给弟弟苏辙的诀别诗表明，他“自度不能堪”，是准备死在狱中的。经过这番锻打淬炼，他终可“谈笑于死生之际”了。“应物”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脚踏实地。乌台诗案后贬谪黄州，衣食堪忧，负债累累，怎么办？只有“痛自节俭”，限定每日开销，把钱串挂在屋梁上，并将挑钱的画叉藏起来；又躬耕于东坡，与泥土接触中体味“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牛羊肉吃不起，就买些猪肉，谁知一吃就吃出了道千古名菜。后来在惠州仍吃不起羊肉，却突然发现把羊蝎子蘸盐微烤，竟然美如“蟹螯逸味”。徐州的酒薄，不如官酿，便随手将一位朋友的顺口溜写成《薄薄酒》：薄薄酒，胜茶汤；粗粗步，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聊胜于无”毕竟也是一种“有”，稻草虽弱却亦能救命。流放海南，即便感到“无复生还之望”了，仍然可以先做事——“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死即葬于海外罢了。“应物”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是精神自信。苏轼在惠州时乘舟遇雨，河水暴涨，“天水相接，星河满天，起坐四顾太息”。苏轼不是怕死，却怕自己的心血结晶——《尚书》《周易》《论语》注释稿就此沉溺。于是，只能内心祷告：“天未欲使从是也，吾辈必济。”果然，最终有惊无险，而苏轼的幼子苏过一直在旁边鼾睡，百呼不应……委运任命不是悲观颓唐，而是不暇预虑过多，不暇杞人忧天。“水到渠成”是苏轼经常用来自我宽慰的词。他似乎对水情有独钟：“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流水为苏轼照鉴出天地自然的本真。水的“随地赋形”，最能契合苏轼的“应物”哲学。在平凡中感受天地“应物”的生命永不枯寂，苏轼的世界也是丰赡而多彩的。晚年从海南贬所归来，苏轼说自己“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但从《邵氏见闻录》来看，其风采依旧不减当年：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著小冠，披半臂，坐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东坡顾座客曰：“莫看杀轼否？”其为人爱慕如此。千万百姓观瞻苏轼，这让人不禁想起元丰二年苏轼到扬州平山堂挥毫写词的场景。当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应物”，所以要接受天地万物的不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被秦观视为苏轼最高成就的“性命自得”，即顺应万物而不执于一。而苏轼最不满意王安石之处就在于，后者拒绝万物不齐，喜好并强迫他人随同自己，“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述，作新欺人”，且欲以其学同天下。“应物”，所以苏轼的生活实践、文艺实践才如此丰富。苏轼总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感受天地的生气活泼。连村里造桥乃至掩埋尸体这样的事，都能让苏轼感到“条理”，体味人生的慰藉。宋代理学家认为“作文害道”，苏轼却将写作视为一种乐趣、一种时常发作的瘾：“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达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后来，袁宏道承苏轼之语说：“我辈非诗文不能度日。”即便万斛泉源的苏轼，在文艺创作上也必然要花费精力时间。而人生光阴总是有限的，创作不可避免会妨碍其他事务。苏轼采取的方法是取消文、道之间的二元对立。钱塘有一少年僧人思聪，醉心文艺，弹琴、书法、作诗样样精通，亦爱研读《华严经》。苏轼对他说，对于修道而言，《华严经》不过是一种暂供休憩的蘧庐而已，琴棋书画更微乎其微。悟道不能从虚空入，还是要从实践入手。苏轼认为，人生问题的解决，只有“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但尽凡心，无别胜解”，即凡心即超越，即色即空，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由此，苏轼毫无保留地驰骋遨游于文学与艺术天地，尽凡心于其中，开辟了历史上的大境界：诗文开宋代新貌，词开豪放，书法开尚意，绘画开文人。苏东坡是文人，更是哲人。他留给世间的，既有一个丰富的文艺世界，更是一种具有温度、厚度、韵度的生命哲学。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区分了几种人生态度：“现实”减“梦想”等于“禽兽”，“现实”加“梦想”等于“心痛”，“现实”加“梦想”加“幽默”等于“智慧”。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苏轼比较接近第三种。这是一种不易达到的高境界。用秦观的话来说是“与世周旋”，用朱光潜的话来说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如果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宝绘堂记》《醉白堂记》《超然台记》这五篇名作中的话来说就是：人生如寄，寓意于物而不可留意于物；与无尽藏之造物者游，安往而不乐。（《解放日报》11.28韩立平）

2017-12-02
眉山成立市州考古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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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樊邦平王青山）7月2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眉山市文物局签订合作协议，并在眉山挂牌成立全省首个市州考古工作站——眉山考古工作站。眉山考古工作站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眉山市文物局共建共管，主要负责眉山范围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修复、保护、研究等工作。眉山考古工作站的建立，对于全省创新“省地合作”考古工作模式，前瞻性建设“省市区”三级联动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平台等工作都有着重要意义。眉山是文物发掘和保护利用大市，全市文物资源丰富，拥有馆藏文物3.9万件、不可移动文物1300余处，分别拥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50处，全市既有享誉中外的“三苏祠博物馆”，更有荣获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誉的考古重地彭山江口沉银遗址，近年来在全国考古界中的关注度不断提升。“考古工作站的设立给我们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极大的机遇。”眉山市文广旅局局长、市文物局局长刘友洪介绍，近年来，在省文物局的指导和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支持下，全市累计完成了49处基本建设考古发掘项目。下一步，眉山文物部门将持续推进眉山考古发掘工作，迅速制订眉山考古工作管理办法，加强地下文物的考古发掘和保护利用。

樊邦平王青山

2020-07-24
我的文学原乡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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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起，我比同龄的孩子，更懂得“等待”一词的深邃含义。那时，我已离开尚在甘肃的父母，回到湖北黄冈的黄州镇读小学，与爷爷奶奶朝夕相处。印象中，黄州那时尚存明代的汉川门、东门，两段数百米的明代城墙，一座明塔，完好无损的明清赤壁，纵横交错的明清古巷。孩子们有自己的选择。他们发现，汉川门、赤壁最合心意。汉川门是立在丘顶上的城门，站在那里可以俯视数百米外的长江。从它两翼伸出去的城墙，一翼把县委揽进怀里，一翼牵着百米外的东坡赤壁。说来也怪，每次站在汉川门的城门洞里吹风，我就在心里想象古代的黄州，那是抒情的开始。孩子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城门洞里常年有风？等进大学学了拉瓦尔喷管，才意识到，汉川门外的谷地、城门洞，汉川门内的法院街，这宽、窄、宽的空间搭配，俨然是一个拉瓦尔喷管——来自谷地的气流，会被城门洞突然加速。孩子们的游戏之一，是在睡仙亭里的石床上，轮流卧一卧，沾沾仙气。红砂石的石床、石枕，得自老天的鬼斧神工，并非人工雕琢。据说，它是苏轼的醉卧之处。我献礼一样，把身子放到石床上，闭眼冥想苏轼的感受，发现毫无快乐可言，石头硌得浑身疼——是啊，没有阅历，未经风雨，躺在上面也枉然。爷爷听说我去石床上躺过，以为我心里已有苏轼，借机谈起赤壁的二赋堂。堂内立着一块3米高的木屏，前后屏面分别刻着《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每个字足有3寸大。那时，学校的教育厚今薄古，令我对《赤壁赋》的美心存斥力。爷爷无奈，对“孺子不可教”的我，索性讲起木屏的八卦。原来，二赋堂里的木屏，原是三太爷爷黄河清的私产，新中国成立后被三太爷爷捐给了赤壁。爷爷口中的八卦，顿时让我提起精神。我穷追不舍，好歹从爷爷嘴里，掏出了黄河清的一点身世。他曾任湖北新军第十五混成协准尉司书，主管弹药库，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胜利后，因有功，被授予少将军衔，任临时总统府高参。爷爷幼时，父母不幸落江身亡，他被过继给三太爷爷。三太爷爷的行伍出身，很难在爷爷心中树起威望，爷爷像一介旧文人，重文轻武，希望我的视线能越过三太爷爷，投向更遥远的祖先黄庭坚。那时，我哪知道黄庭坚的分量，再说，去攀附那么远的祖先，跟智人攀附始祖鸟没啥两样，我还打算继承三太爷爷的志向，长大当兵呢。爷爷既没要求我什么，也没把我遗弃在行伍的幻梦中，他常把《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故意忘在饭桌上，不收进搁书的抽屉里。这是爷爷想教我书法、四书五经遭拒后，想出的无奈之策。为了叫我回心转意，他甚至把矛头对准胡适的白话诗，觉得我对古代的不敬、一无所知，都是《尝试集》惹的祸。每次与上门求教的客人聊完，他都会念念不忘，把胡适的白话诗《蝴蝶》好好挖苦一通，言语中含有的痛心，我到中年才品出来。如果我说，这是让我日后走上新诗之路的诗教，你信吗？我曾把爷爷的挖苦之言，转述给校外的混混朋友，没想到他们都站在胡适一边，认定《蝴蝶》中的白话，比常人说的白话都要好，说我爷爷不懂。白话诗里确实有一条分界线，把前辈和新一代分成两个群体。对前辈，白话诗里的诗意，是有与无的问题；对新一代，白话诗里的诗意，是多与少的问题。混混们为了震惊别人，常会说狠话，玩味有震惊效果的词，这让他们对白话的语感，比别人要丰富、敏锐。譬如，他们最会给人起绰号，当把绰号安到某人头上，常会让听到的人笑疼肚子。他们也最会编挖苦人的顺口溜。对此，爷爷并不知道。他还用另一种方式，在少不更事的我心中，树起了令人起敬的诗人形象。他有个住在汉口的挚友，两人书信往来从未间断，信末必会附诗一首。接到信的那天，爷爷的精神就逃出了世俗，进入两人拱卫的诗歌世界。对于距离夺走的见面机会，每隔两三年他们也会夺回一次——通常是爷爷邀请他来黄州，在家里住上三天。要弥补两三年不见面的所有遗憾，区区三天实在不够用，两人就舍不得睡觉。为了享受分分秒秒的谈话，他俩先坐在茶几边谈，累了再靠着床头谈，等困得眼皮睁不开，就躺下闭着眼谈。就算睡梦来临，不出两小时，两人也要把它赶走，起床坐到茶几边继续谈。我凌晨两三点起来解手，仍能看见他们房间的门缝里亮着灯，听见屋里的窃窃私语。我儿时最爱听大人谈话，常被奶奶驱赶。说来也怪，奶奶破天荒允许我做完作业，坐在门外听两人的密谈，只是叮嘱我不可外传。不幸的是，我不太听得懂他们谈的诗词；有幸的是，我对他们插入谈话中的掌故、历史，兴趣盎然。我以为，我和好友的交流已属少见，我们通常会去江边或龙王山侃上大半天，但爷爷和挚友的交流，震撼了我。奶奶了然我的心思，常让我拎着水瓶，进屋给他们送水。我盼着谈话不要停，可是每次进屋，他们就停下看着我。客人夸我时，爷爷就不经意摇头，眼中流露的深深失望，我至今都不敢回想。爷爷和挚友的这类交谈，古时有沈周等无数画家画的夜坐图与之匹配，那代表了友谊中最重要的东西：友谊是真知的守护神。对真知的渴望，会把友谊纠缠得十分炽烈，夜坐探究，就成了人生的高光时刻。那时，夜坐者的精神已摆脱世间磨难，通向柴米油盐无法抵达的高蹈之境。爷爷常聊起苏辙徒步二百里，来见哥哥苏轼的八卦，言语里充满羡慕。我后来找到了来处：“奔驰二百里，径来宽我忧。相逢知有得，道眼清不流。”（《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十个月后，苏辙不仅把苏轼家眷护送到黄州，其间他俩的见面也遵循古老模式，“牵挽当为十日留”“相看万事一时休”（《今年正月十四日与子由别于陈州五月子由复至齐安以诗迎之》），齐安是黄州古时之名。领悟这些近乎神圣的情谊，可知我不经意间接受了怎样的诗教，那是把“诗言志”生活化的努力，“志”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暗暗种进了我的身体。（《解放日报》4.7黄梵）

2022-04-13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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