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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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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讳”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封建时代为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说话或写文章时遇到了君主或尊亲的名字都不直接说出或写出。”也就是说，古人在言谈或书写时要避免出现君父尊亲的名字。现在是共和制国家，避讳这种事已不再有。但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我们有了解的必要。避讳有公私之分：对孔子和帝王之名，众所共讳，称公讳；人子避祖、父之名，称家讳。这固然反映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连名字都要独占、独享，在今人看来有些不可思议，属文化上的糟粕。但尊崇孔子，就是尊崇文化、尊崇教育；为祖、父避讳则是尊敬长辈，即使在今人看来，也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否认。避讳的方法是或取同义或同音字以代本字，或用原字而省笔划。汉武帝名彻，遂改彻侯为通侯。彻侯是秦汉时的爵位名。秦废古五等爵（公、侯、伯、子、男），立爵自一级公士起至二十级彻侯止。彻、通，言其爵位上通于皇帝，位最尊者，汉继承下来授金印紫绶，后避武帝讳，改为通侯。汉景帝名启，《史记》称微子启为微子开。微子启，商纣王庶兄，因数谏纣王，不听，而离开商朝国都。周灭商，微子启称臣于周。周公旦既杀纣王之子武庚、乃以微子启统率殷族，封于宋（在今河南商丘一带），为宋国的始祖。汉文帝名刘恒，宋真宗叫赵恒，便都改恒山为常山。恒山，在今山西浑源县东，海拔2017米，与山东泰山（海拔1524米）河南嵩山（海拔1440米）、陕西华山（海拔1997米）、湖南衡山（海拔1290米）合称五岳，即五座著名的山。东汉开国皇帝叫刘秀，于是改秀才为茂才。秀才即秀异之材。最早见于战国时齐国名相管仲所著之《管子·小匡》，至汉始为举士之科目，至三国魏时复称秀才。宋朝时凡应举者皆称秀才，明清两朝专以称县学之生员。在《世说新语》中，编著者刘义庆因避宋武帝刘裕讳，对东晋大臣阮裕，或称其字、或称官职（光禄大夫）或称阮公，就是不出现“阮裕”字样。唐朝人为避李虎（唐高祖李渊祖父）之讳，忌说“虎”，而称“大虫”，以后“大虫”就流行开来，所以《水浒传》上武松打的老虎，便被称为大虫。广陵，战国时楚国的旧邑，隋初改称扬州。到隋炀帝杨广当政时为避讳，改称江都，到140年之后的唐天宝年间，才恢复旧名为广陵郡。明地理学家徐霞客字弘祖，清为避乾隆弘历讳，改弘为宏。这种避讳，一般是暂时性的，过了当朝皇帝之后的一段时期，就会恢复原名，这可以从微子启、恒山、秀才、老虎的称呼中得到证明。但是，有些避讳却是永久性的，这从与我市有关的两处避讳可以证明。作为县或州级政权，袁州、宜春交替更名。西汉初建县时称宜春；公元9年，玉莽建立新朝，改宜春为修晓；到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又恢复宜春旧名；公元280年，为避晋武帝之祖母张春华名讳，又将宜春改为宜阳；直到南朝梁太平元年（公元556年）又改宜阳为宜春，并一直沿用；2000年撤地设市，仍称宜春市，原县级宜春市改称袁州区。高安汉初建县时叫建成县，以创建城邑而得名：公元622年，因避唐太子李建成（唐太宗李世民之兄，玄武门之变中被杀）之讳而称高安，以地形似高而安得名，后虽一段时间内先后被称为靖州、米州、筠州、瑞州，但高安之名还是传到现代、当代。对孔子的避讳，最著名的是清雍正时写孔丘之名为孔邱，或将丘字少一笔作。至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民间爱惜写有字的纸，有字之纸不能随便丢弃，不能亵渎，要好好收捡，不属避讳，而是尊敬孔子，尊重知识的好习惯。对祖、父尊亲避讳，有三个很有名的例子：南朝梁史学家范晔父亲名范泰，范晔撰《后汉书》有郭泰传。范晔皆将郭泰写作郭太。唐被称为诗鬼的李贺，诗歌创作颇有成就，但因父亲名李晋，因“晋”与“进”同音，故被迫不能参加进士科举考试，韩愈曾为之作《讳辩》。郁郁不得志，致早夭，一生只活27岁。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苏轼、苏辙三苏作序时常改“序”为“叙”或“引”，叙与序同音同义。“引”则是唐以后始有的一种文体，大约如序而稍简短。三苏均作“序”为“引”，后人便沿用这种做法，使“引”也具有序言的功能。范晔、三苏是主动避讳，李贺是被迫避讳。除了这种典型的避讳方式，还有一种避讳方式是人死后书其名，名前称讳，表示尊敬。如《水浒传》开篇第一句“话说这几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这是说邵尧夫。此人在《词源》、《词海》均有辞条，名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谥康节，共城（今河南辉县）人，北宋哲学家。又如汉荀悦《前汉书·高帝纪》：“汉高祖讳邦，字季。”唐韩愈《昌黎集·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君讳适，姓王氏”，都用“讳”表示尊敬。人生前死后，都不直呼其名，不但是对祖、父辈尊长如此，对所有应该礼貌对待的人都应如此。这也是现代礼仪的内容。避讳在封建社会是个很大的事，所以有人专门著了书，如宋元时人周密（1232—1298）著的《齐东野语》便有专门的《避讳》篇。我这儿只是举例介绍这件事，为读者增加一点常识。

2013-07-19
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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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杜晓恩记者陈燕利）昨（28）日，眉山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十庆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爱玲、陈万忠、李建章、李永高、王晓丽、宋仕祥，秘书长徐智勇及常委会委员共35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办理《关于检查贯彻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听取了市人大法制委关于《眉山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说明，市人大教科文卫民宗委关于《眉山市三苏遗迹遗址条例（草案）》的审议意见，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18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关于2017年财政决算及2018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和关于2017年度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了个别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有关人事任免议案。随后，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审议和讨论了各项议案、报告，均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通报了对市政府办理审议意见情况的满意度测评结果和有关审议情况；表决同意继续审议《眉山市三苏遗迹遗址条例（草案）》；表决通过了眉山市2017年市本级财政决算的决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并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前，常委会组成人员及列席人员共同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市政府副市长毛洪涛、冉登祥，市政协副主席立胡左格，市监察委、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有关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各委室负责人和涉及议题的相关市级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2018-08-29
《我的朋友苏东坡》开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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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街头道尾、寻常巷陌，无论是保安大叔，还是广场舞大妈，无论是天真顽童，还是古稀老者，提起苏东坡的诗词，总会有几句脱口而出。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里，苏东坡早已经成为了挂在嘴边的一位朋友。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视听新媒体中心系列原创短视频《我的朋友苏东坡》第一集《北宋顶流的成长密码》和第二集《好的伴侣能治愈一生》在央视频客户端上线，以视听化的手段和智能化的表达，让当代观众进一步走近苏东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品读先贤人生况味。名家导览，视听化的“苏东坡传”《我的朋友苏东坡》从苏轼人文思想与现代思潮的共鸣处破题，由南京师范大学郦波教授从不同维度讲述这位站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山巅上的代表人物的一生，从而传达其超然自释的处世哲学，让当代人从古人身上汲取治愈心灵的能量。在首期节目中，郦波老师讲述“一门父子三词客”的苏家家风与家教。瑞莲池边，郦波结合《夜梦》一诗解读苏洵在家教方面的“大智慧”；南轩中，苏轼、苏辙兄弟俩共同学习、相互对句的时光被传为千古佳话；母亲程夫人以《后汉书》对苏轼的规劝和关怀，也对其精神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从父亲苏洵用“坑爹”的方式鼓励两位孩子读书，到苏轼、苏辙兄友弟恭的手足之情，北宋“三苏”的名门家风被文化名家绘声绘色地描绘出来，既呈现出了苏东坡成为“北宋顶流”的成长密码，也用文豪的人生经历解释着其豁达的生命境界。与此同时，节目呼应现代人的心态，街头采访眉山当地群众，倾听他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人均背出几句苏轼诗词，人人对苏东坡充满好奇，人人愿意与苏东坡交朋友……节目呈现出苏东坡的精神气节与当代生活的高度契合性，从而让如此多当代人仍然喜欢他，从他的“松弛感”中获得在生活中奋斗的动力以及治愈性的能量。以景化文，实地版的“诗词中国”节目采用实景拍摄，选取在苏东坡一生中极有影响力的几个地点，用可感可观的具体实景讲述苏东坡的人生故事。除了首期节目走进三苏祠外，在第二期节目中，郦波教授带领观众来到“明月夜，短松冈”的苏坟山，去探寻作为“千古悼亡词之首”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背后承载的治愈一生的伴侣深情。在实景拍摄过程中，节目注重对诗词的考证，从一步一景中引出苏轼的诗词，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以风景讲文化，以遗迹忆诗篇。三苏祠内，古银杏树成为苏轼、苏辙兄弟为人为文的象征，苏宅古井成为滋养出“三苏”的源头活水；王弗墓前，一片短松冈见证着“十年生死两茫茫”的洪荒之隔……一座三苏祠，见证着苏家的家风家教；一座苏坟山，见证着伴侣间共担风雨的陪伴与力量，而这些与苏家密切相关的文化古迹，也恰恰洞见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据了解，后续节目将来到“问汝平生功绩”的“黄州惠州儋州”等苏轼足迹城市，走进苏东坡相关书院、纪念馆和博物馆，以苏东坡与现代文化的共鸣点为切入口，重点探究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思想的高度契合性。寻访历史现场，节目在不同地域讲解起苏东坡旷达的人生境界，也以此拉近观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距离。以技创优，与AI苏东坡交朋友颇具亮点的是，《我的朋友苏东坡》创新技术应用，打造数字虚拟人苏东坡在节目中回答来自观众的问题，借力前沿技术实现穿越时空的古今对话，让观众与苏东坡真正交上朋友。从文字上的精神交流，到视听版的人生故事，再到AI版的智慧对话，媒介技术让古人真正“活”起来，节目传递苏东坡文学审美与人文思想，完成了古代智慧与当代思潮的对话。“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我的朋友苏东坡》践行总台“思想+艺术+技术”的顶层设计，成为央视频在传统文化领域深耕出的又一精品力作。节目将用新颖的形式、轻松的语态、深邃的思想，对苏东坡精神进行主题化呈现和创新性解读，打造能够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文化、走近传统文化，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方式激荡起更多年轻观众的文化自信。

2023-10-20
感悟净土义理后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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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佛道浸润激发对江南名山的膜拜苏轼家乡眉山这座“千年诗书城”，一头连着岷江上游的道教名山青城山，另一头连着下游的佛教名山峨眉山，他从小就处在非常浓厚的佛道氛围中。8岁启蒙上学的第一位老师是道士张易简，从苏轼写的《洞仙歌》词序中，便可知其7岁就对佛事有些许了解。而在儒释道浸润中，对苏轼影响最大的，自然首推儒教。苏轼很小的时候，其父就让他熟记孟子格言：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要求他立大志、严要求。经过“乌台诗案”从天上到地狱的经历，苏东坡对乱熟于胸的孟子格言有了新的感悟。这何尝不是上苍对自己所作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安排。那么在佛国中、道坛里再来一趟“苦其心志”之旅，“增益其所不能”，何乐而不为？而黄州寓居过的定慧院和旁边的安国寺、天庆观，以及包括鄂州武昌在内的周边佛道场所，早就为他敞开了大门。后来苏辙在《武昌九曲亭记》中，就哥哥为何常常“乱流而南”，他以“子瞻迁于齐安，庐于江上。齐安无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诸山，陂陁蔓延，涧谷深密，中有浮图精舍，西曰西山，东曰寒溪”，道出其中一部分奥秘，即认为其是冲着鄂州武昌的名山名寺而去的。菩萨泉的顿悟与古灵泉寺名字由来佛教传到长江流域，中国佛教界有“始于武昌，盛于建业”的说法，这跟三国孙吴崇尚佛教有关。早在孙权从公安迁到鄂县的前一年，就在“县南六里”建了长江流域最早寺院之一的“昌乐院”。此前，苏东坡已知道鄂州武昌为江南佛教重地。首登武昌西山，得知这一盛名源于2件载入中国佛教史的大事，即三国孙吴在武昌翻译佛经与东晋慧远法师在武昌西山寺发祥净土宗。元丰三年十月，在陪好友李常来到武昌西山，给他介绍菩萨泉时，李常一句随口而出的“岂昔像之所在乎”的问话，让日益对西山佛事感兴趣、并期求加深感悟的苏东坡，顿时茅塞顿开。他将感悟说出来后，李常拍手叫绝，苏轼当即写下《菩萨泉铭并序》，此铭通篇感叹神奇。文殊菩萨金像的出现，神奇；“不能动”乃至“船覆”而不迁荆州，神奇；慧远法师“迎像归庐山，了无艰碍”，神奇；“藏像锦绣谷”不见，却“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发见，如峨眉、五台所见”，神奇。这么多神奇“盍往鉴之”？苏轼的答案是“文殊了然”。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佛的灵异呀！由此含而不露透出他的顿悟：那源源不断、令人称异的菩萨泉，不就是因为有了文殊菩萨金像泽被而成为灵泉的吗？此泉不正是因为有文殊菩萨金像回西山显灵而被称为菩萨泉的吗？早在宋版《碛砂大藏经》里，就有陶侃与文殊菩萨金像的有关传说记载。这充分说明，苏东坡在写此铭之前，对武昌西山寺有关佛事义理，是下了一番研究功夫的。因此，他的这篇铭文，就成了武昌西山菩萨泉命名说的最正宗解读，也是后来武昌西山寺定名为古灵泉寺的最正宗出处。（待续）

夏建国

2020-07-15
人生喜事：金榜题名墨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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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状元及第》年画《状元游街》（局部）年画《状元游街》年画《一门三状元》清光绪一年一度的中高考结束了，转眼又到了各地陆续公布录取分数线，发放录取通知书的阶段。“金榜题名”这个词语承载了老师、家长和考生的共同愿望，而关于这个词语，也有许多的故事。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人生四大喜事”之说出自蒙学读物《神童诗》，有许多人以为“金榜题名”这一说法出自《神童诗》。实际上，金榜题名最早出自唐末五代时期王定保所撰的文言轶事小说集《唐摭言》，这部小说集对唐代科举制度尤其是进士科的记载甚详。该书第三卷中的一则故事是这样的：何扶，太和九年及第；明年，捷三篇，因以一绝寄旧同年曰：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诗人何扶因为进士及第，接连收到考中的捷报，于是写了一首诗赠给和他同年赴考的考生。我们能从这首诗中读出来金榜得中之后炫耀自得的意味。诗中所说的“金榜题名”实际上就是科举殿试揭晓的榜上有名，即殿试录取。所谓金榜就是科举考试时殿试揭晓的榜。科举考试制度从隋唐时期创立，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令废止，具体的政策也多有变化。唐朝至武周时期，科举制度已基本完善成形。《唐摭言》记述道：“贞观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门，见进士于榜下缀行而出，喜谓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作为人才选拔最重要的形式，科举制为朝廷吸纳了大量人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旧时代读书人共同的目标。“金榜题名”意味着名利兼收。关于“金榜题名”，在宋代文言小说总集《太平广记》中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传说。有一个叫崔绍的人在病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飘游到了阴间，看见有金、银、铁三种榜。金榜名列将相；其次是银榜；州县官都在铁榜上。错失第一名的苏轼“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这副对联说的是文坛有名的“三苏”——苏洵、苏轼和苏辙。苏轼虽然是千古奇才，但在科举考试中却阴差阳错，与第一名失之交臂。这事要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的科考说起。这一年的科举榜单在后来被称为“千古第一榜”，为什么呢？首先，报考人数创纪录。当年有四十万人报考，须知当年宋朝总人口也不过五六千万而已。在今天基础教育普及的情况下，一般五六千万人口的省份高考考生也不过五六十万。在当年教育很不普及，大多数人不识字的情况下，能有这么多人报考，人数堪称惊人。其次，主考官非常有名。当年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北宋文坛领袖，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平易流畅的宋文基调，开创了一代文风。副主考官是梅尧臣，梅尧臣少即能诗，与欧阳修并称“欧梅”。他为诗主张写实，所作力求平淡、含蓄，被后世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再次，金榜题名者对后世影响深远。四十万人中最终考取进士榜的有多少人呢？一共388人，这个录取比例实在低得惊人。在金榜得中的这些人中，有几十位取得了巨大成就。且看其中的十位：苏轼、苏辙、曾巩，这三个人位列“唐宋八大家”，张载、程颢、程颐是理学的创始人。曾布、吕惠卿、章惇，这三人先后出任宰相。王韶，是北宋名将。可以说这些人横跨了文学、政治、思想、军事等诸多领域。这次科考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苏轼在卷子中引用《左传》“赏疑从与，罚疑从去”，只用八个字就把这个题目阐释得清楚明白。这与当时大宋善待文臣、轻徭薄赋、厚赏慎罚、与民休养的基本国策完全吻合。欧阳修看了这个文章之后赞叹不已。不过，因为试卷是弥封誊录过的，欧阳修不知晓姓名也看不出笔迹，但觉得此文文风像是他的门生曾巩，为了避嫌，他把这个文章定位为第二名。放榜后，却发现原来这篇文章为苏轼所写。当年苏轼不过20岁而已。屡试不第的柳永有人金榜题名，当然也会有人屡试不第。同是词坛奇才，比苏轼早半个多世纪的柳永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他不是一次考试就金榜题名，而是屡试不第。关于落榜，柳永甚至有一首广为人知的“代表作”《鹤冲天·黄金榜上》：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他自诩为“白衣卿相”，这也是出自《唐摭言》中的一个词语，意思虽无进士功名，但却有卿相之才。虽说这不过是柳永的一时牢骚，但“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确实是他大半生的写照。柳永原名柳三变，家学深厚，少有才名，尤其擅长体现男女情感的词作。宋真宗时，柳永初入科场，本以为必定能够“科甲连登”，不料失意落榜。此后，柳永又三次应试，都以落榜告终。直至北宋明道二年（1033），24岁的宋仁宗亲政，推出“恩科”，提出只要参加过5次科举，年过50岁的考生，都可以录取。柳永满足条件，成为被录取的1640人之一。此后，又经过漫长的等待，至1052年，将近70岁的柳永才成为了屯田员外郎，以“柳屯田”名于世。而此时，距离退休也不远了。“金榜题名”固然是人生中的高光时刻，但务必要记住，那不应该成为人生中最高光的时刻。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中高考不过是中间站而已。一个人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才能拥有不断精进的美好人生。（北京晚报作者于晓冰）

2023-07-10
妄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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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在《齐物论》一文中写道：“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意思是说我随便讲一讲，你也随便听一听，不必认真。《管子·山至数》亦云：“不通于轻重，谓之妄言。”指出妄言就是没注意说话的分量。《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时，说：“彼可取而代也。”项梁赶忙掩着项羽的嘴说：“毋妄言，族矣。”汉代班彪《北征赋》云：“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记述苏轼在黄州及岭南时，常常与宾客放荡谈谐，有不能谈者，则强说鬼怪，或辞有无，则曰：“姑妄言之。”王谠《唐语林》载孙权对虞仲翔说：“卿博学洽闻，故前欲令卿诣许见朝士，以折中国妄语儿。卿不愿，便使张子纲，恐子纲不能结儿辈舌也。”对于“妄言”，诗人亦有诗吟之。李白《雪谗诗赠友人》云：“如或妄谈，昊天是殛。”杜荀鹤《题江寺禅和诗》云：“懒求施主修真像，翻说经文是妄言。”苏轼《和子由次月中梳头韵》：“从来白发有公道，始信丹经非妄言。”苏辙亦有诗云：“妄语自知当见弃，远人未信本非才。”赵翼《自戏》诗云：“姑妄言之供一笑，几时谒选到长安。”闽南方言有“妄讲”之语。与汉语之“妄言、妄说、妄谈”同，当系由之演为“妄讲妄讲”之方言。《台湾闽南语辞典》一书作“罔讲”，然而“罔”之诸义中，唯“无”、“诬”、“欺”数义勉强可与方言字义相近，还是“妄”字为妥。⊙李竹深

2010-01-27
常作愤青痛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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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锡云我读小学时，正是无书可读的年代。现在回想起来，许多事情已经茫然无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里贴的那些古人画像。其中有一组是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画像。这三大思想家虽然个个都是大儒，但在当时却把他们归入了“法家”，现在想起来有点好笑。当然，对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来说，是不太搞得清儒家、法家的。当时，我只觉得他们一个比一个丑，最丑的是王夫之，他颧骨突出、眼窝深陷，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很像印度那个闹绝食的甘地。后来才知道，这总被相提并论的三人若有“段位”，那王夫之妥妥是那个“荣耀王者”。王夫之一生辗转，活着的时候根本没啥“江湖地位”。直到晚清，他的“知音”才诞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和郭嵩焘。这两位湖南士绅对王夫之顶礼膜拜，才让他的价值被世人所发觉。再后来，王夫之的另一个超级粉丝谭嗣同，将其抬到了“五百年来，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的新高度。再往后，章太炎极推崇王夫之，将其列为宋明诸儒之首。毛泽东也曾反复阅读王夫之著作，称“西方有一个黑格尔，东方有一个王船山”。那么王夫之到底牛在何处？一部《船山遗书》让人望而生畏，不知从何下手，所以不妨先看他知名度比较高的著作《读通鉴论》好了。这是王夫之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笔记，每一则篇幅都不长，碎片化的时间都是可以阅读的。《读通鉴论》有啥好看之处？简而言之，就是可以看到一个三四百年前的愤青如何骂人。王夫之是个真正的思想家，所以他看人看事总比一般人透彻。这也使得他眼里很少有“好人”。尤其是大家普遍公认正面的人，王夫之竟是一个都看不上。酷吏、贪官，他要骂，清官他照样骂。硬脾气上来了，他仿佛故意要与世人唱反调。包拯、海瑞等等都挨了他的批，王安石、张居正等人更是被他骂得狗血淋头。再说文人，凡是正史里入《文苑传》的，他都没什么好感，名气越大越挨骂。范仲淹、白居易若泉下有知，恨不得钻到地心里去才好。王夫之对苏轼的评论，大约是这世上批判苏轼最凶的了。“坡仙”又有才华又有情趣，性格还好，可是无数人的偶像。而《读通鉴论》提到苏轼数十次，次次都是给差评。王夫之讨厌苏轼什么？全方位讨厌！咱现在想“黑”一个大美女，肯定不会拿她相貌来开骂，想“黑”一个大学者，肯定不会拿他学问来开骂。可王夫之“黑”大文豪苏轼，竟从他的文才开骂，真是不按套路出牌。王夫之说苏轼的诗文，因胸怀局促而乱节狂兴，其作如枯花败叶，不足称道……瞧瞧，这让后人情何以堪，若连苏轼的诗作都被视为不入流的话，那现代文坛还能有人吗？王夫之觉得苏轼诗文写得不行的原因，是因为其为人“乱节狂兴”。所以，说到底，王夫之是瞧不上苏轼的生活作风。现代人普遍喜欢苏轼的爱吃、爱玩、爱生活的劲儿，但在王夫之眼里，那是“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可怜苏轼那个老实人弟弟苏辙也躺枪，被王夫之一并斥为浮薄谑浪之徒。再后来，王夫之把他们骂得花样百出，甚至骂他们是“把利益看得比命还重的人”。骂着骂着，上纲上线，都上升到国家存亡高度了，说苏轼“擅权纷乱”！苏轼的政治才能确实也一般，但说他“独揽大权造成混乱”，这锅背得真是大，王夫之可能讨厌一切宋朝的言官。苏轼兄弟文采过人，特别擅长发表议论，自然成为言官中的领袖，这是王夫之最为厌恶的。他认为文人的格局有限，爱以偏概全，凭着一己想象，指天画地，兜售奸谋邪说，他们的上书不仅无足听取，而且病国毒民。苏轼提携秦观，王夫之也很不满。他说，苏轼将秦观等人提拔到重要位置，其害更甚于王安石，因为秦观等人都是放纵不受约束的人。至此，王夫之可谓把苏轼兄弟批得体无完肤，句句如飞戟直中要害，满满“看不惯老夫骂人的，站出来跟老夫比试比试”的嚣张，但又让人无力反驳。不得不承认，他老人家太有范儿了。怼人是需要有两把刷子的，这就不得不说《读通鉴论》的三大厉害之处。首先是视野恢弘。王夫之从来不就事论事，而是把眼光放得很长，往往是从一个问题，引申到了很多别的问题上，完全停不下来，这就很可爱。其二是思想深刻。古人品历史，只会说“壮哉”“快哉”“痛哉”“哀哉”，而王夫之从不泛泛而发，他能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问题，议论之处常常出人意料。其三是批判毒辣。王夫之不迷信史书，经常持怀疑态度看待历史记载。所以，真的是普遍公认的坏人，他反而不骂了，他骂的常是大家觉得还不错的人。当然，《读通鉴论》里面也有赞扬人的。有趣的是，被王夫之赞扬的人，仔细一瞧，与他自己十分相似。比如三国时候的管宁，一辈子没做官，就是教教书什么的，王夫之反而很崇拜，认为他很有原则，是个高洁之人。也不知道这算是夸管宁，还是在夸他自己。中国古代史论水平高的人不多，真正从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来发出对历史评论的，恐怕只有王夫之。现在我们国家有“船山学会”出版《船山学刊》，足见王夫之在今日学界的地位。而我等非专业的读者，想要管窥这位大师的风采，不如读读《读通鉴论》吧。作者系绍兴市诗词楹联协会主席

黄锡云

2021-09-29
22条诗意路名，你喜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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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近日，海口市民政局制定了江东新区起步区道路命名方案，现将道路命名方案向社会征求意见，欢迎社会各界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记者林鸿晖2条道路采用重要地理实体命名该片区有迈雅河、芙蓉河等重要人文地理实体，对毗邻道路采用相应地理实体名命名，在保留地名本土特色的同时充分发挥地名指位功能。1.迈雅河路：东起汲江一路，西至东营东路，东西走向，长约5000米，宽24米。该路横跨迈雅河湿地公园，为保护本土地名文化，体现指位功能，故拟命名为迈雅河路。2.芙蓉河路：南起江东大道，北至瀛海路，南北走向，长552米，宽27米。该路位于芙蓉河旁，为保护本土地名文化，体现指位功能，故拟命名为芙蓉河路。22条道路采用诗词核心词命名该片路网采取核心词结合数字序列化命名，核心词主要从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诗词中选取。记者选取其中8条道路名字供市民参考。1.瀛海路：东起芙蓉河路，西至汲江一路，东西走向，长约2000米，宽24米。该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最北侧，毗邻大海，路名取自苏轼《在儋耳书》“天地在积水之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之“瀛海”。2.寰海路：东起芙蓉河路，西至汲江一路，东西走向，长2000米，宽19米。该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路名取自江淹《为建平王庆明帝疾和礼上表》“仁铸苍岳，道括寰海”之“寰海”。3.云海路：东起芙蓉河路，西至汲江一路，东西走向，长2000米，宽19米。该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路名取自丘濬《送冯副使士定之广东宪台其三》“家在天南地尽头，白云归处海悠悠”。4.澄海路：东起芙蓉河路，西至桂秀路，东西走向，长2450米，宽28米。该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路名取自苏轼《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天容海色本澄清”。5.晨兴路：东起芙蓉河路，北至瀛海路，“L”型道路，长1120米，宽17米。该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路名取自苏轼《和陶停云四首》“万里稚子，晨兴霄征”。6.登轩路：南起江东大道，北至瀛海路，长465米，宽28米。该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中心，路名取自苏轼《司命宫杨道士息轩》“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7.同秀路：南起江东大道，北至瀛海路，南北走向，长453米，宽28米。该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中心，路名取自苏轼《崔文学甲携文见过萧然有出尘之姿，问之，则孙介夫之甥也，故复用前韵赋一篇示志举》“空岂非同秀，为国产隽民”。8.汲江路：西起桂秀路，北至瀛海路，L型道路，长1002米，宽17米。该路位于江东新区起步区，路名取自苏轼《汲江煎茶》“我家江水初发源”“百流到海不复回”。道路起止点变更桂秀路：南起桂林洋大道，北至澄海路，长5600米，宽27米。桂秀路原来的起止点是桂林洋大道至排溪村，现该路向北延长至澄海路。

林鸿晖

2023-12-13
与苏轼一起过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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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兴君中秋节如何过？只是吃月饼、看月亮吗？那你完全落伍了，现在流行像古人一样过中秋，吃月饼、赏月、观潮、燃灯、吟诗、寄相思，就连偷瓜偷菜都是习俗。我们不妨穿越回去，与苏轼一起过中秋，看看宋人如何过中秋。中秋节真正开始盛行是在宋朝，这跟北宋朝廷在东京举行的科举考试有关。宋代的科举考试三年一次，恰好也是在八月举行。于是，佳节和桂冠结合在一起，就把应试高中者称为月中折桂之人。每到中秋，就进行隆重庆贺。《宋史·太宗纪》中说：“以八月十五为中秋节。”从此，中秋节开始作为正式的节日，最先在东京（今开封）盛行，接着风靡全国。宋朝的街市，在中秋节的前几天，就已弥漫着浓厚的过节气氛。商店贩卖新酒，重新布置门前的彩楼。水果铺子堆满新鲜佳果，夜市的热闹是一年中少见的。夜市人马杂沓，即使是住在陋巷里的贫穷人家，也都会典当衣物去购买酒馔，准备欢度中秋。苏轼的那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开篇序言就是“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如此看来，苏轼这首词肯定是他玩了一个晚上才有的成果了。宋代中秋节是通宵欢庆的，这一天人们不会因为夜色已深而熄灯入眠。《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沸”。每逢这天，北宋都城开封的许多显贵和豪门，在自家的楼台亭榭中赏月，琴瑟清雅，至晓不绝。普通市民则争先占住酒楼，以先睹月色为快。月光照着开封七角八巷七十二胡同，妇女们拜过月亮之后，拿着小刀郑重其事地切月饼……宋代的月饼制作很精致。苏轼有诗称赞说：“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酥是油酥，饴就是糖，其味道甜脆香美可想而知。那时制作的月饼，不仅讲究味道，而且在饼面上设计了各种各样与月宫传说有关的图案。饼面上的图案，起初大概是先画在纸上，然后粘贴在饼面上，后来干脆用面模压制在月饼上。满月形的月饼也跟十五的圆月一样象征着大团圆，人们把它当作节日食品，用它祭月，用它赠送亲友。不过宋人过中秋，月饼并不是必需品，很多人家都不会刻意准备月饼作为当晚的佐餐之物。比起月饼来，饮酒倒是更为普遍。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制作月饼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大难事。一来制作月饼的工序较为复杂，一般人家难以做到。二来月饼所需材料不是每家每户都能置办齐全的。酒水就不一样了，村镇、街坊大都有酒肆，而且中秋时节正是新酒上市的时候。中秋之夜，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置衣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除了拜月、赏月、宴饮外，宋代还有其它各种民俗活动。如江浙地区的观潮、摸秋求子等习俗。中秋之时，月圆之夜，正是钱塘江大潮涌动之时，当地就有了弄潮习俗。苏轼就曾写过一首《中秋夜看潮》诗，描写了观潮人数众多及潮水汹涌的气势：“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在中秋节当夜，女子到别人家的田地里偷瓜和豆子，放到床上伴睡一夜，第二天煮熟吃掉，据说就可以怀孕。这就是江浙地区当时颇为流行的“摸秋求子”习俗。中秋夜放水灯也是宋代百姓欢庆中秋的习俗之一。宋代周密写的《武林旧事》一书就说，“此夕放‘一点红’羊皮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有足观者。或谓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观美也”。中秋放水灯在宋代人眼里主要目的是为了迎接潮神生日的到来，其意或是以此取媚于潮神，请求他不要给人们带来灾难。而从《梦粱录》等书的记载来看，这种习俗不仅仅在沿江、沿海地区有，就是在内陆地区也都存在。由此看来，大宋花样繁多的中秋过法，的确让人神往。而赏月、品月饼、吃团圆饭等习俗，一直流传到今天，足见其影响之深、之远。

2015-09-27
逍遥堂里『彭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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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六如如果评选史上最深兄弟情，非北宋苏轼苏辙双子星莫属了。生于1037年的苏轼，大苏辙两岁。苏轼字子瞻，苏辙字子由。父亲苏洵给他们兄弟俩取名时，就已暗藏深意：轼，马车上用作扶手的横木；辙，马车辗过留下的车轮印，意在希望直爽的兄长苏轼与低调的弟弟苏辙相互扶持。苏轼苏辙兄弟俩一同读书，一同中举，同朝为官，同遭贬谪，共进同退，同为唐宋八大家，的确也没辜负父亲拳拳之爱。苏轼评价弟弟苏辙：“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宋史·苏辙传》有史官论赞云：“辙与兄进退出外，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从杭州通判转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已有两年多时间，苏辙也于1075年改授齐州（今山东济南）掌书记。一晃，他们兄弟俩已有7年时间没有相聚了。在月色如银的中秋节，苏轼非常思念同在山东任职的弟弟，触景生情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中的千古绝唱，也是苏轼苏辙兄弟情谊的诠释。同年11月，苏轼移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途中路过齐州与苏辙家人会合，相聚1个多月。其时苏辙尚在京师，故二人没能见面。2月，苏轼离开齐州赴京师，才得以与苏辙相见。这时朝廷诏令苏轼改知徐州，尚在候补官职的苏辙于是陪同苏轼一同去徐州赴任。在徐州的100多天里，兄弟俩一同游览了徐州风景名胜，一同作诗填词，一同与当地官员唱酬，度过了两人自离开家乡眉州以来，一生中相伴最长的一段美好时光。当苏辙要离开徐州时，苏轼与他“会宿于逍遥堂”。兄弟俩睡在同一间屋子里时，不禁想起了对床而眠的约定，便通过写诗来表达情感。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作《逍遥堂会宿二首》的小序这样记载：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其中回忆起了当年兄弟俩寒窗苦读，准备科举应试的日子，更加珍惜兄弟对床而眠、同听夜雨的时光，所以相约尽早退休，闲居相从。兄弟会宿徐州的逍遥堂，各写了两首七绝，其中苏辙一首云：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之一，《栾城集》卷七）起句引出一棵高大的树，是为了落实此晚确能听见“雨声”。仿佛“对床夜雨”之约已经实现，但其实并未做到“早退”“闲居”，而是一起漂泊在异乡宦途之中。苏辙小序中提到的苏轼“夜雨何时听萧瑟”之句，则更早地出现在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赴凤翔签判之任时留别弟弟的诗中：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悽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轼诗集》卷三）苏轼赴凤翔任，苏辙留在京城侍父，他把兄长送到了郑州，然后踏上归路。这是兄弟俩第一次宦途别离。苏轼本是被送的人，但从诗里看，他在野外伫立良久，反过来目送弟弟“归鞍”上的背影。当这背影被一路山坡阻隔到望不见时，他还登高寻觅，却只见高个子的苏辙头上戴的乌帽，在山坡间忽现忽没。十一月十九日，已时近岁末，一方面寒夜风冷，另一方面许多人都在赶着回家团聚，而他们兄弟却要分别。所以苏轼接下来提起了他们的约定，“夜雨”句有自注云：“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云尔。”为了实现这个约定，就不能留恋官场。这是苏轼第一次在诗中写到此约。苏轼一生中遭遇到的最大的劫难莫过于“乌台诗案”，这是一场典型的文字狱。用时人刘安世的话来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苏轼在狱中，想到自己如果被处死，就不能践“对床夜雨”之约，于是写下与弟诀别的诗云：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这大概是写到“夜雨”的诗里最感人至深的一首，传说神宗皇帝也读到了此诗，被唤起同情之心，于是饶他不死。这种传说也许反映出人们的良好愿望：以诗获“罪”的苏轼，终于也以诗自救。不过，这首诗以后事相托的口吻，宛然一信遗嘱。首先是所负的债务，要由苏辙去偿还；其次是无家可归的妻子儿女，更要拖累苏辙。以“偿债”为遗嘱的首要内容，死者埋骨，从此已矣，生者却还要承受长久的悲伤，独听夜雨。最后，苏轼把我们带上了表达手足之爱的巅峰：“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朴实无华的语句，直现了主体的情感力度。“对床”之事遥不可期，只有那“夜雨”空自萧瑟而已吧。苏轼兄弟最后一次同处，是在绍圣四年（1097年）丁丑岁，苏轼在《和陶止酒》《苏轼诗集》卷四十一）诗的小序中自叙此事云：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这次相聚，兄弟两人年龄都已在60岁上下，且是贬谪途中，天涯沦落，更兼病痛，但他们似乎仍寻“对床”旧约，过了“以月同卧起”的生活，见于其诗：此时苏轼、苏辙分别被贬为琼州别驾和化州别驾，故称“两别驾”，各自带着最小的儿子苏过和苏远，奔赴贬所。雷州告别苏辙时作了这首《和陶止酒》。诗中虽没有提到“夜雨”，但兄弟二人肯定曾在琼州海峡的北岸“对床”而眠，有苏辙的和诗为证：“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公元1101年，苏轼卒于常州，其子苏过遵父亲遗嘱于次年将灵柩运至郏县安葬。在常州去世前夕，未能见到在异地的弟弟苏辙最后一面，成了苏轼心中的一大遗憾。有记载显示，苏轼临终前曾对友人钱世熊提及：“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复一见而诀，此痛难堪。”在人生大限将临时刻，他是否再次想起那个心心念念的“夜雨对床”之约？苏辙在苏轼去世后也多次写祭文追思亡兄，在《再祭亡兄端明文》中写道：“昔始宦游，诵韦氏诗‘夜雨对床’，后勿有违。”虽然兄弟二人生前未能实现“夜雨对床”之约，但死后同归一处，也堪可慰。苏坟的柏树林，犹如夜雨沙沙，也算另外一种形式的“夜雨对床”吧。“彭城梦”最初由清末启蒙思想家严复提出，严复通观苏轼一生感情轨迹，对苏轼苏辙兄弟俩在徐州逍遥堂“对床夜雨”所蕴含的苦衷深有感悟，把这纠缠苏轼一生的梦想归纳为“彭城梦”。《和刘通叔瑞潞岁莫杂诗并序》中有这样两句记载：“东坡与子由，诗句每恻楚。终身彭城梦，未遂对床雨。”诗中的“对床雨”是“对床夜雨”的简称，指的是在风雨之夜久别重逢，苏氏两兄弟倾心交谈，正如苏轼所讲“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公元1112年，苏辙卒于颖昌，其子将之与苏轼葬在一地。两兄弟就这样又魂归一处，实现了他们徐州逍遥堂生前未尽的“彭城梦”。

2023-10-18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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