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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佳士”姜唐佐与苏东坡的文化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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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蒙乐生西安有雁塔山，上有大雁塔，那是中国科考文化的“历史名片”。无独有偶，海南也有雁塔峰，上有雁塔亭，那是海南科考文化的“历史名片”。两座峰峦，地北天南，虽然沧海相隔，但地脉不断，“雁塔题名”的文化因缘使它们声名远播，紧密相连。雁塔峰在哪？为何上有雁塔亭？正德《琼台志·山川·卷五》载：“雁塔峰在县(琼山)南二里许……以宋姜唐佐登乡举故名。至元(1335～1340)中，帥守筑雁塔亭于其上。”提起姜唐佐，人们自然会想起苏东坡《书赠姜唐佐联》———“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想起唐佐不负东坡厚望，夺魁科场，首破天荒。一代文化大师与海南学子的文化情谊，比“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白居易更有传奇色彩。据《琼山县志》记载：姜唐佐，字君弼，琼山人。苏东坡赞其“文气雄伟磊落”、“有中州人士之风”。坡翁曾书赠诗联，勉其励志，苏辙《栾城集·补子瞻赠姜唐佐秀才诗叙》记有此事。诗叙云：“兄子瞻谪居儋耳，琼州进士姜唐佐往从之游……赠之诗……且告之曰：‘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后来，姜唐佐果然乡试登科。崇宁二年(1103)正月，姜唐佐在汝南谒见苏辙，其时苏东坡已过世，苏辙为之续诗。诗曰：“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他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姜唐佐首破天荒及他与苏东坡的旷世情谊，琼岛家喻户晓。可是，姜氏何时迁居海南，他的家庭文化背景如何，身后情况怎样；苏辙续诗之后，姜唐佐为何后续无文；为什么作为琼山人，他灵牌不在琼山而在老城……这些历史细节，一直鲜为人知。姜氏书香门第唐佐科举成名老城有座小山，山名叫“国社岭”；岭下有个古村，村子指山为名。村前有一座简陋的姜氏宗祠，内供过琼始祖神位，海南名贤姜唐佐的灵牌赫然入目。《姜氏族谱·修唐姜唐佐公配祭序》记载：姜氏过琼始祖元熹与胞弟元勳、元韶于庆历年间(1041～1048)避祸离乡，自闽渡琼，卜居老城儒姜村；稍后，元韶移居琼山白沙村，不久生姜唐佐，是为二世。谱载，唐佐少时颖悟超群，嗜学不倦。宋时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贬谪琼城，设帐于泂酌亭，唐佐受业门下，苏公称之为“南海佳士”，赠以诗句……配祭序赞叹：“唐佐公少年及第，秀出羊城，首破天荒，自是以科甲继显者，指不胜屈。然唐佐公能开千百年文运，而不能绵延十世箕裘，匪独同宗父老抱恨不平，即缙绅诸先生皆为言念及而感慨系之。帝昺二年(1279)，姜氏第七世裔孙创修族谱，加以创世系伦序，井然不淆，立勳公、韶公、佐公神主奉在始祖祠中，春秋永祀，为正为配……”《姜氏族谱》记载，姜唐佐出生于书香门第。笔者所查阅的《姜氏族谱》，系1981年重修的蜡刻本。那是琼北地区现存的数十姓族谱中始修于宋代的极罕见的一部珍本，对研究海南移民、地方习俗、文化传承具有重大价值。据介绍，姜氏入琼，不久就分居两处。五世之后，元熹一支，儿孙日多，聚居儒姜，生存发展，甚为局促，故族人议迁。环视澄邑，跑遍老城，见国社“后枕大海，前朝大胜，青山如襟，绿水似带，虎踞龙盘”，于是迁居岭下，并立祠村前，享祀先祖。《姜氏族谱》记载：元韶于庆历年间迁居琼山白沙村，大约在庆历至皇祐年间(1041～1054)生唐佐。依此推测，汝南遇苏辙之时，唐佐年约50。从那时到修谱“配祭”，相隔170多年。其时，元兵南侵，宋室南逃，兵荒马乱。如此岁月，潜心修谱，实为不易。若求详备，岂非苛求？尔后，姜氏谱牒，代有修纂。这种传统，这种精神，敬祖敦宗，鉴前励后，诚属可贵。姜氏后人遵循祖训，对“沧海未尝断地脉”的深刻意蕴做出了新的诠注。谱牒记载，姜氏书香门第，唐佐科举成名，除了家庭教育、自身努力外，苏东坡对他的教诲影响巨大。唐佐的大伯元熹是宋仁宗乙丑(1045)科进士，曾任镇江太守；二伯元勳，身为监生；生父元韶，也是拔贡，侯选教谕。家庭文化熏陶，特别是移籍琼邑白沙村，毗邻海口浦，乃琼山儒学所在地，文化氛围浓厚。从那往南，十里之外便是府城，与苏东坡贬琼时指凿的泂酌泉相距不远，这种种因素，为他与苏东坡交往提供了历史机缘。姜唐佐与苏东坡的书信往来查林冠群《新编东坡海外集》，有《书联句留赠姜唐佐》，当是苏东坡留宿府城金粟庵时所书。《冷斋夜话》载：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余槟榔。余问：“识苏公否？”母曰：“识之。然无奈好吟诗。公尝杖而至，指西木榻，自坐其上。问曰：‘秀才何往？’我言入村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落纸。祝曰：‘秀才归，当示之。’今尚在。”余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空龈；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此乃东坡戏墨，是形容姜唐佐母亲食槟榔时的情状。所书联句，足见东坡率性天真，豪放旷达，也足以证明他与姜家交谊甚厚，过从甚密。如果说以上联句乃东坡戏墨，那么，苏东坡与姜佐的其他书信，则可知他们交情之深及其对姜唐佐的文化影响之大。时值苏东坡离岛910年，无妨抄录于下，权当追念。元符二年(1099)闰九月，姜唐佐自琼至儋，求教苏门，贶赠地产，东坡书《与姜唐佐》：“某启。特辱远贶，意甚勤重。衰朽废放，何以获此？悚荷不已。经宿起居佳胜。长笺词义兼美，穷陋增光。病卧不能裁答，聊奉手启。”惜乎年月荒远，唐佐那封“词义兼美”的“长笺”已无从寻觅，只存坡翁“穷陋增光”的溢美之辞和深深谢意。是年十月十三日，姜唐佐相从夜话；十四日，雨中以奇荈为馈；十五日雨霁，公以乳泉泼建茶招之。师生夜话，煮茗闲聊，推心置腹，坡翁《与姜唐佐书三首》，记之甚详。其一，“某启。昨日辱夜话，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胜，奇荈佳惠，感服至意，当同啜也。适睡不即答。悚息。轼顿首。”其二，“今日雨霁，尤可喜，食已，当取天庆观乳泉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与共之。然早来，市中无肉，当共啖菜饭尔。不嫌，可只今相过。某启上。”其三，“适写此简，得来示，知巡检有会，更不敢邀请。会若散早，可来啜茗否？酒面等佳惠，感愧。来早饭必如诺……”元符三年，姜唐佐自儋返琼，负笈羊城。苏东坡《与姜唐佐书》云：“某启。别来数辱问讯，感怍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胜，堂上嘉庆，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适五羊，益广学问，以卒远业。区区之祷。此万万自重。不宣。”区区数言，情意恳切，跃然纸上。时隔不久，东坡遇赦，归心似箭，行程急迫，想起唐佐，他奋笔疾书《与姜唐佐》，书云：“某已得合浦文字，见治装，不过六月初离此。只从石排或澄迈渡海，无缘更到琼会见也。此怀甚惘惘。因见二车，略道下恳。有一书到儿子迈处，从者往五羊时，幸为带去，转托何崇道附达为幸。儿子治装冗甚，不及奉启。所借《烟萝子》两卷，《吴志》四册，《会要》两册，并馳纳。”寄居海外三年，苏东坡九死一生，即将离岛渡海，“此怀甚惘惘”。他想念姜唐佐，告知行程，托捎家书，这是师生情谊，更是朋友情义。言及所借之书，可知唐佐藏书不少，也可知他们文化交往非凡。910年过去了，已没有多少人知道姜唐佐曾有《烟萝子》、《吴志》、《会要》等藏书，幸好有苏东坡书信在，为琼州文化史留下一段佳话。除此以外，苏东坡还有《约吴远游与姜唐佐喫顺眼蕈馒头》和《端砚铭》等与姜唐佐书信往来的有关篇杂，但却没有发现姜唐佐留下的墨宝，《姜氏族谱》也没有更多的记载。不过，据相关资料介绍，苏东坡故里四川眉山三苏词存有一方端砚，背面有姜唐佐的题记，记曰：“元符三年(1100)，东坡移廉州，过琼，以端砚赠余为别。余得之，不胜爱之至，而岁月迁流，追惟先生言论邈不可识，因志之以示不忘云。”海峡隔不断中华文化传承幸好有郡志史书记下雁塔峰、雁塔亭等文化史迹，得以追述海岛文化传奇；幸好有《姜氏族谱》记下文化史语，得以追踪先贤文化归宿。《姜氏族谱》云：“夫人之杰者地必美，善于择者里必美”，信然不谬。族谱所提“前朝大胜”，即大胜岭。《海南百科全书》载：马援曾“屯兵大胜岭(今澄迈县老城镇西10里)，命陶者制瓦器，大者数石，小者二三斗，招到黎人即以遗之。遂抚定珠崖，建城郭，置井邑，立珠崖县。建武二十年(44)秋，振旅还京师。”姜氏居处国社岭，实为大胜岭余脉，这两座普普通通的小山，在海南历史上耸起了文化峰峦。江山留胜迹，吾辈独登临。大胜岭还在，国社岭还在，国史郡志还在；《姜氏族谱》还在。姜氏择里老城，的确慧眼独具。那里是海南文化的连结点，它与雁塔峰一样，连接中原大地，辐射海岛腹地。毋庸讳言，澄迈湾、马村港是珠崖文明的港湾。历朝历代，中原航船在那里解缆系缆，绳索一牵，海南文明在那里晃荡。除了姜氏，还马氏、冯氏、曾氏、李氏等渡琼始祖，初始大多在那落籍，难怪老城圣殿、里桥等文化遗址历数百年风雨仍保存完好。天朗气清之日，登国社岭，指琼州海峡于日下，望雷州半岛于云间，令人慨叹，沧海相隔，地脉不断，信然不谬。

2010-03-22
三苏父子的蜀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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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这是朱德同志在四川眉山市三苏祠的题词语。生长于蜀地眉山的苏洵（号老泉，字明允）及其二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在北宋时期皆是名动一时的文学家和政治家。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来到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也。”“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三苏父子塑像三苏父子的故事广为流传图据网络夏日荷叶莲莲的三苏祠三苏祠门口北宋文豪三父子苏洵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他成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艰难曲折历程。苏洵少年时读过书，学过属对声律，在其父苏涣影响下，十八九岁时应举，不过因应举失败而辍学。辍学后直到二十五岁重整旧业前，苏洵曾遨游蜀中山川，开扩视野。“少年喜奇迹，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忆山送人》）即当时漫游生活的纪实。十九岁时，苏洵娶同县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为妻。程氏夫人对丈夫的游荡不学，深感“耿耿不乐”。在妻子的支持下，二十五岁的苏洵又开始读书，研习应举之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苏洵杜门读书近十年，学业大进，下笔不能自休，受到益州太守张方平、雅州太守雷简夫的称赏。苏轼、苏辙从小读书就很刻苦，成年累月足不出户，简直到了不辨昏昼的地步：“我家亦多书，早岁尝窃叩。晨耕挂牛角，夜烛借邻牖。经年谢宾客，饥坐失昏画。堆胸稍蟠屈，落笔逢左右。”当苏辙七八岁时，苏洵便去京参加制科考试。在此期间，母亲程氏夫人便承担起辅导兄弟俩的责任：“教以学问，畏其无闻。昼夜孜孜，孰知子勤？”程夫人不仅极为贤淑，而且“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他们后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高风亮节，是和他们在儿时所受的母教分不开的。兄弟俩几乎只在春节前后可以走出书房，参加蜀地的踏青和蚕市等民俗活动，得以欣赏“松下寒花初破萼,谷中幽鸟渐嘤鸣”的初春风光和“缟裙红袂临江影,青盖骅骝踏石声”的热闹场面。此外，便很少出门了。少年的苏轼对诗歌就表现出特别的爱好。“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后来他又回忆在里舍联句的情形说：“幼时里人程建用、杨尧咨、舍弟子由，会学舍中大雨联句六言，程云‘庭松偃仰如醉’，杨即云‘夏雨凄凉似秋’，余云‘有客高吟拥鼻’，子由云‘无人共吃馒头’。坐皆绝倒。”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到京师赴试，以《刑赏忠厚之至论》知名当时。嘉祐初年，苏轼、苏辙学业有成，文才初露。于是父子三人来到成都拜访张方平。在成都滞留期间，苏轼去拜访了同宗兄弟苏惟简，苏惟简是大慈寺的主持。兄弟情深，苏轼为大慈寺留下了不少墨宝。在欣赏了寺内唐代画家卢椤伽笔迹以及唐僖宗与从官文武75人画像后，苏轼赞赏有加，题名“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苏辙来观卢椤伽笔迹”，并写了“精妙冠世”四个大字。“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时期，宝月大师还派亲信悟海去探望，并希望苏轼为大慈寺“大宝藏”作记。1095年，宝月大师圆寂葬于成都城东塔子山，苏轼悲戚而作《宝月大师塔铭》。新津离眉山不远，是回眉山的必经之地。1059年，苏轼、苏辙奉父亲命到成都拜见益州路转运使赵抃，返回眉山途中，专程到新津的修觉山游览。修觉山有座六角飞翘，卓然独立的六角亭，又称纪胜亭。时值秋季，19岁的苏辙立足绝胜亭，看江水连空，山满长天，岷江上江风旷野，动静相宜，心情大畅，挥笔写了《绝胜亭》：“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爨烟惨淡浮前浦，渔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子细问南公。”如此景色，苏辙感觉只有岳阳楼的美景才能与之相提并论。江上同舟诗满箧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同第进士高等。正当兄弟俩春风得意，家乡传来了母亲程氏夫人不幸逝世的噩耗。他们闻讯悲痛惶恐，匆匆返程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兄弟服母丧期满，随父苏洵沿岷江，经嘉州、渝州、忠州、夔州，出三峡转陆路进京。自眉山至江陵，三苏父子共作诗文一百篇，编为《南行前集》，由苏轼作《叙》；自江陵至京城，共作诗文七十三篇，编为《南行后集》，由苏辙作《引》。两书合称《南行集》，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到达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之后，一家人一起游览了嘉州龙岩，苏洵有诗《游嘉州龙岩》，流露出对此去前途未知“佳境日已去，何时休远行”的复杂的心情。在嘉州登船，父子三人写有《初发嘉州》的同题诗，既写从嘉州乘船沿岷江水路南行所见的景物，诸如乌牛山、九顶峰、弥勒石佛、三江汇流的湍急水势等，又由此生发出不同的联想和感慨。除了《初发嘉州》外，三苏父子同题诗还有《题仙都观》《神女庙》《题三游洞石壁》《荆门惠泉》《襄阳怀古》等。沿蜀江南行进入长江流域上游，两岸景色由平原渐渐变为高山，江水由缓缓流动变为急流奔涌，高山与急流的组合给苏轼苏辙兄弟带来了全新体验，两人在舟中浏览新奇景色，又将这些全新的体验书写下来，即使是平常的高山和江水，在两人笔下也是新奇和可爱的。苏轼在《江上看山》写道：“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渺。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以飞速前进的舟中视角描写两岸高山，展现出一幅运动中的景象。在苏轼眼中，不是舟在前进，两岸高山如同一群群向自己飞奔而来的骏马，舟速之快甚至让他来不及看清迎面而来的山的样子。而苏辙的同题诗则又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番景象：“朝看江上枯崖山，憔悴荒榛赤如赭。莫行百里一回头，落日孤云霭新画。前山更远色更深，谁知可爱信如今。唯有巫山最穠秀，依然不负远来心。”山更富静态画面感，他观察到江岸高山早晚颜色的不同变化，以山的“色”来描写山。从蜀中眉山沿江到江陵，再由江陵到开封府沿途很多地方都有十分深厚的的历史底蕴，经过这些地方，父子三人往往专程访游，登临咏怀。在嘉州乌尤山西面的悬崖绝壁处有尔雅台，据《嘉定府志》载，相传东晋著名训诂学家郭璞曾在这里注释《尔雅》。为给《尔雅》作注，郭璞登临清幽秀美的乌尤山，筑台研读。传说乌尤山下的墨鱼就是喝了他的洗砚之水而变黑的，苏辙在《初发嘉州》中记下了这一美丽的传说：“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郭璞长年勤奋写作，洗砚的残墨竟染黑了江水，染黑了鱼头，如此描述反映了诗人对前贤的敬仰心情。千里故园魂梦里离开故乡后，苏轼、苏辙兄弟的仕途之路身不由己。不管是在哪里赴任，还是贬居，兄弟二人都没有再次踏上故土，直到生命的结束埋葬他乡。但他们胸中总怀有对家乡的深情，故乡、家山之念是其心灵憩息的港湾，给之以精神抚慰。在离开眉山后写的诗词中，苏轼含“梦”字的就有352首，故乡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时时萦绕在他的梦中。苏轼虽然在眉山生活了相当于他三分之一的时间，却没有留下太多关于眉山的诗作。但他在离开眉山之后，多次作诗回忆家里场景。纱縠行是苏轼在眉山生活的老宅，苏轼在诗中多次提到纱縠行，为我们提供了老宅的画面。他的记梦名篇《梦南轩》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元祐八年（1093年），56岁的苏轼在京城等待上朝，时间尚早，他就靠在案几上打瞌睡，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又回到儿时的居住之地。他一遍又一遍地经过蔬菜地和园圃。一会儿，坐在幼年时读书的书亭“南轩”中，看见庄客（雇工）数人正在运送泥土，去填塞一个小池，从泥土中择出两根萝卜，庄客们不禁喜上眉梢，擦尽泥土生吃起来。他取笔写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是：“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如今的纱縠行老宅依然保留有三进院的布局，书堂、南轩、疏竹轩、藏书室，庭园里的柏树、桐树、果树、杂花、水池、菜圃，都曾在苏轼与苏辙的诗中出现过。浓浓的思乡之情也始终贯穿于苏辙的宦游生涯。厌倦了仕途坎坷的苏辙则在饱览名山大川、追访名胜古迹后的诗文中，流露出浓郁的思乡之情。故乡的生活在苏辙的记忆里永远是那样和谐安宁，心中自然无比向往，但是身处风云变化的官场身不由己，故而充满思乡不得归的矛盾：“宦游嗟我久尘土，流转海角如浮槎。归心每欲自投劾，孺子渐长能扶车。过门有意奉谈笑，幅巾怀刺无袍靴。”虽无法归蜀，但苏辙却无时不刻不思念着故乡，因景而生乡情。在赴筠州贬所途中，经扬州，有蜀井，苏辙即曰：“行逢蜀井恍如梦，试煮山茶意自便。”但自知此处并非蜀地，旋即又云：“早知乡味胜为客，游宦何须更着鞭。”元丰八年（1085年），苏辙移官绩溪，看到绩溪翠眉亭优美的景色，久别家乡的他忽然之间有了对故乡风光之思念：“忽忆故乡银色界，举头千里见苍颜。”渴望归乡之情不言自表。

2022-08-26
苏轼“颍州三赋”与赵令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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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援朝北宋元祐六年（1091），文学家、书画家、政治家苏轼在任颍州知州期间，创作了《秋阳赋》《洞庭春色赋并引》和《酒隐赋并叙》，姑且谓之苏轼“颍州三赋”。赋，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文体或说文学样式，它讲究文采，韵律，兼具诗歌和散文的性质。宋人周煇《清波杂志·卷三》（《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3月第1版）记载：苏轼晚年被流放到蛮荒之地的海南时常思念中原，期待能有返回的时日。一天，他“乃涤砚焚香，默写平生所作较为得意的八赋，即《赤壁赋》《后赤壁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秋阳赋》《老饕赋》《黠鼠赋》《思子台赋》，当不脱误一字以卜之”，预测自己北归之期。苏轼以书赋卜人生，足见他对文赋的重视和喜爱。苏轼的“颍州三赋”，其中《洞庭春色赋并引》《酒隐赋》两篇是写饮酒与隐逸的，《秋阳赋》是反映知世之艰难的。总体上反映了苏轼远离“高处不胜寒”的朝廷，避世于民风清丽的颍州，借酒幽默诙谐地笑谈未泯的人生理想，以及细微地体察民间疾苦的复杂心境。苏轼在海南所默写的“八赋”，其《洞庭春色赋》《秋阳赋》两篇是在颍州所作，写给时任助手、签书颍州公事的赵令畤的。赵令畤（1064-1134），涿郡（今河北蓟县）人，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其父世曼。初字景贶，苏轼为之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元祐六年（1091）苏轼守颍时，与承议郎（寄禄文散官）签书颍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签判）的赵令畤相识。赵令畤是一个才华横溢之人，早年就以才俊而闻名。元祐七年（1092）二月初五日，苏轼上书《荐宗室令畤状》，称赞其：“事亲笃孝，内行纯备，博学经史，手不释卷，吏事通敏，文采俊丽，志节端亮，议论英发，体兼众器，无适不宜。”元祐七年（1092）八月，苏轼初召还京到兵部尚书任，赵令畤亦在颍州任满回京师候职，两人邂逅于京城启圣院浴舍。苏轼作有《沐浴启圣僧舍，与赵德麟邂逅》。同年十一月苏轼两次再荐其才于朝。元祐八年（1093）五月四日，朝廷任命赵令畤为光禄寺丞，他们有幸在京共事了一段时间。随后苏轼被贬英州、惠州、儋州，赵令畤也因与苏轼关系密切受到牵连而被归入党籍，并处以“罚金”（即罚铜），赵令畤因此赋闲十年之久。绍兴初，随高宗南渡，任右朝请大夫，改右监门卫大将军，历荣州防御使，洪州观察使，袭封安定郡王，寻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绍兴四年（1134）卒，时贫无以为殓。帝命户部赐银绢，赠开府仪同三司。入《宋史》（卷二百四十四）。著有《侯鲭录》《聊复集》等。赵令畤亦善书法，“行笔俊雅，平实而不失灵性，颇有东坡风韵”。有《跋怀素自叙帖》（行书）《赐茶帖》（行书）存世，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为颍州守时，赵令畤为其僚属，始受知于苏公，关系密切，情谊甚笃。尝与苏轼泛舟于颍州西湖，诗词多有酬唱，其词凄婉柔丽。诗作辑录于《汝阴唱和集》（佚）。元祐六年（1091）秋，赵景贶在居住的庭院中植下四株桧柏，并作《栽桧》诗，苏轼有诗《和赵景贶栽桧》。后苏轼应赵景贶之请，为其庭院题写“东斋”榜铭（即匾额）。元祐六年（1091年）十一月，苏轼为赵令畤改字并作《赵德麟字说》（《苏轼文集》卷十），称：“得其为人，博学而文，笃行而刚，信于为道，而敏于为政。予以为有杞梓之用，瑚琏之贵，将必显闻于天下。”而“德麟”二字，喻其是位有德操的杰出人才，必有栋梁之用。后又为赵令畤作诗《洞庭春色并引》及《洞庭春色赋》《秋阳赋》等。这几篇诗文赋，对于扩大赵令畤在士林阶层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起到了颇为重要的作用。赵令畤是苏轼在颍州工作的得力助手。赵令畤精明能干，辅助苏轼共同策划和实施流治理颍州沟洫，整修南境清陂塘、修固沿河三闸、通焦陂水，开浚颍州西湖，以及筹措柴粮赈济灾民等事宜，赵令畤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出了不少的力，有功于颍州，深得苏轼的信任。元祐七年（1092）三月，苏轼知扬州后，赵令畤仍一如既往地认真抓好后续工作，尤其在颍州西湖治理竣工后，他向苏轼寄诗文报喜，苏轼欣作《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其韵》《次韵赵德麟西湖新成见怀绝句》《再次韵赵德麟新开西湖》等诗，赞扬他所做的贡献，勖励他在颍州做出新业绩。赵令畤一生不忘感念苏轼的知遇之恩与提携。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在遇赦北归时不幸在常州病逝。东坡病逝后，赵令畤著有颇具文学史料价值的《侯鲭录》（现存八卷），其中关于苏轼的趣闻佚事就达39首，从多方面记述和反映了苏轼为官为人的言行风采，尤其是记载了苏轼在颍州诸多真实可信的生活事迹，为我们留下了苏轼自适达观、诙谐睿智的生活态度和人格形象，足以可见赵令畤对苏轼的深切怀念之情。明嘉靖时，颍州官府在西湖胜地创建“四贤祠”（四贤堂、四公堂），祀北宋知颍名宦晏元献公殊、欧阳文忠公修、吕正献公公著、苏文忠公轼。清雍正十三年（1735）颍州由州升府，首任知府卢见曾大加修葺“四贤祠”，“而以宋佥书赵令畤（赵德麟）、明通判吕景蒙（编纂明嘉靖《颍州志》）二公配享，凡有功于湖者，不敢忘也”。

2022-02-21
丹青荟萃铸画史高风亮节载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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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上世纪60年代邓拓捐赠的146件（套）古画入藏中国美术馆后的首次集体展示。1964年，邓拓将自己多年珍藏的、最喜爱的、极具研究价值的一批古代绘画珍品无偿捐献给国家，为此，他写下“心爱斯文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的诗句，聊以明志。2月26日，专程来福州参加纪念邓拓诞辰百年诗会的中国美术馆专家邓峰表示，展览的受欢迎程度可谓热烈。据不完全统计，开展以来的观众人数达数十万人次，原先计划50天的展期估计将延长到5月。“100多名志愿者积极参加，其中年纪最大的已经70多岁，他们每天都来为观众进行讲解。”邓峰表示，邓拓可谓是伟大的收藏家，何谓伟大，“不仅是对物本身的赞誉，也是对先生收藏的珍贵传统文化精髓的认同，更难能可贵的是，先生是将倾其所有辛苦得来的珍品无偿地捐给国家”。在展出的画作中，最受关注的便是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据史料记载，苏轼传世珍品仅两幅，《枯木怪石图》已于抗战时期流入日本，《潇湘竹石图卷》为国内苏轼作品孤本。作为长卷式构图，它是学界公认的以竹石寄托文人精神的中国文人画典范之作。除了《潇湘竹石图卷》，特展还展出了明人沈周的《萱草秋葵图卷》、唐寅的《湖山一览图》、吕纪的《牡丹白鹇图》、仇英的《采芝图》，清人黄慎的《八月梅花图》、华嵒的《红白芍药图》等中国绘画瑰宝。邓峰介绍，邓拓的收藏是集历史性、文人性和专业性为一体的综合研究性收藏。首先从历史性看，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他非常注重传承关系，其收藏作品上迄两宋，下至晚清，构成了较为完整的风格谱系和历史序列，通过时间的纵向发展勾勒出中国传统书画发展历史的基本状貌。其次，他的收藏体现了浓郁的文人性。作为诗人和杂文家，邓拓的书画收藏处处体现出对文人绘画的注重。他的收藏始于苏轼，而苏轼正是“文人绘画”的开创者，《潇湘竹石图卷》作为开篇，“元四家”、“吴门群体”、“扬州画派”作为文人绘画发展序列的重要板块，其风格面貌在他的收藏体系中均得以完整展现。在这些大的风格板块的间隙中，我们还可窥见如明末清初的遗民画家、女性画家以及一些特立独行的画家如徐枋、周璕等。最后是专业性，“不是简单占有东西，邓拓对其藏品都进行了一番研究，挖掘其中的文化历史和艺术价值，体现了相当高的鉴赏水平。”特别是凭借深厚的古代历史、文学修养以及书法功力，邓拓对于古代绘画的鉴赏往往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例如在《苏东坡潇湘竹石图卷题跋》一文的考证中，他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对26家题跋仔细辨识，深入探讨。对于今天的后续研究，仍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又如在《谈谈周文矩的太真上马图》文中，他不仅对风格特点、笔墨语言甚至绢质材料进行了分析，还查找历代著录资料，研究方法颇为综合。邓峰表示，这批收藏品的文化价值和它们传承的文化力量早已超越画作本身不菲的身价。“在邓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闽籍文人‘胸怀天下，心系文化’的情怀和精神，它值得我们一代代地传承下去。”在中央美院鉴藏系教授冯鹏生眼中，邓拓的收藏“所集作品，均属上乘，编集有序”，使得一些珍贵文物免于毁灭。作为邓拓捐赠画作的修复工作组主要成员，冯教授还透露，早在50年前在拯救古代书画方面邓拓先生就身躬力行，关心书画装潢人才建设。他郑重地说道：“事实证明，在当时复杂的环境下，邓拓先生在搜集古代书画、保护古代文物方面，对民族和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赵朴初曾有题词说道：“观其所藏，知其所养。馀事之师，百年怀想。”在邓拓诞辰百年之际，我们为珍稀藏品之美而折服的同时，更对邓拓先生“拳拳之心献珍品，煌煌大观铸画史”的懿德高风赞叹不已。

本报记者张颖

2012-02-29
苏轼兄弟“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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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围绕北宋文豪欧阳修的一段故事，再说说北宋另两位大文豪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12）兄弟早年的一段趣事。苏轼、苏辙兄弟同年登第，少年得志，此后成为宋代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大家，堪称宋代文坛一段佳话。不过，兄弟两人登第的关键时刻——参加秘阁考试时，也曾有过“作弊”行为，后人或为贤者讳，或以为无关大局，或压根儿不信有此事，大多不怎么提及。宋代的科举，虽不如明清时期那么规范，但也是相当严格的，最重要的考试称为“秘阁试六论”，很难通过。考试要在一天之内，写成六篇文章，每篇不少于五百字，而且是闭卷进行，不能翻书查资料。苏轼、苏辙当年参加的秘阁六试的文题依次是：《王者不治夷狄论》《刘恺、丁鸿孰贤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形势不如德论》《礼以养人为本论》《既醉备五福论》。范围很广，经、史、子、集无所不包。试题一方面考察考生的论辩能力，另一方面也考察考生的记诵能力，对所出题目要点出“来历”，类似后世八股文的“破题”，题破不好，就很可能写偏。据蔡鞗《铁围山丛谈》卷二记载，考试时苏轼对一题的出处不能明了，于是对案长叹，并看看苏辙。苏辙会意，他“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悟乃《管子注》也”。笔管的“管”让苏轼联想到《管子》，用口一吹，让他想到“注”，出处一明，于是文思泉涌。俞文豹《吹剑四录》又记载一事：在撰写《礼义信足以成德论》这篇时，苏辙又想不起出处了，苏轼会意，“厉声索砚水曰：‘小人哉！’子由始悟出‘樊迟学稼注’”。原来，“礼义信足以成德”这句话出自《论语·子路篇·樊迟学稼章》的包咸注。《论语》记载，樊迟请学稼。孔子很不满意，说了句“小人哉，樊须也”。苏轼在要求监考者给自己的砚台加水时，似乎随口说了句“小人哉”，让苏辙恍然大悟，于是也文思泉涌起来。兄弟两人同试的《礼义信足以成德论》有幸存世，一篇见于《苏文忠公全集》卷二，一篇见于《栾城应诏集》卷十一，两文确实都点出了“樊迟学稼”这一来历，文笔都相当出色，有兴趣者可以读一读。宋代的监考措施确实不够严密，比如不应将兄弟两人安排在同一考场，应该规定不能出现与考试无关的小动作，更不能说话等等。但我以为，苏轼、苏辙兄弟“作弊”完全无损于他们的英名，放上两个庸人，就算把《管子》《论语》原书拿过来让他们抄，也抄不出《礼义信足以成德论》两篇好文章吧！

张培锋

2021-04-29
宋人非常喜欢在家中挂个人“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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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蒋勋先生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上借宋画讲述宋朝文人的生活：大家看一下，这张画里最有趣的是，他的屏风挂了一张画（像），这个画（像）刚好是他自己的自画像。我们从来很少知道，宋朝的文人家里是挂自画像。蒋勋先生所说的“这张画”，是指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人人物图》，作者为宋代画家，但姓名已不可考。其实图中的画像，未必是自画像，也可能是主人请他人画的，不过说是主人自己的肖像则无疑问。将自个儿肖像绘入图像，挂于书房或客厅，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是很常见的事情。这类肖像画，宋人称为“写真”。宋朝文人圈非常流行个人写真元初刘贯道画有一幅《消夏图》（美国纳尔逊·艾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与《宋人人物图》意境相似。刘贯道虽然生活在元代，但他的《消夏图》完全模仿宋画（题材与构图模仿宋人《槐荫消夏图》，意境模仿《宋人人物图》与宋摹《重屏会棋图》），描绘的也是想象中的宋代文人生活。此图中也画了一扇屏风，屏风上的图画，不是山水，而恰恰是主人自己的生活情景写实。因此，这屏风其实也是一幅写真画。由此看来，宋人的写真，未必仅仅是单纯的肖像画，还可以是类似于“生活照”的情景画。南宋刘克庄有一段话可证：“画者为余记颜多矣，朝衣朝冠辄不似，儒衣儒冠辄又不似，暮年悉发箧而焚之。陈生汝用独为长松怪石、飞湍怒瀑，著余幅巾燕服，杖藜其间，见之者皆曰逼真。他画师者见之亦曰逼真。”画家陈汝用给刘克庄画的写真图，就是一幅“生活照”。说起来，写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比如南北朝时，“武烈太子偏能写真，座上宾客，随宜点染，即成数人，以问童儒，皆知姓名矣”；不过，在宋代之前，肖像画多出现在政治或宗教场合，如汉宣帝在麒麟阁陈列功臣像，唐太宗给凌烟阁二十四位功臣画肖像；又如唐朝佛教壁画中有很多供养人画像，民间人家也有供奉祖先遗像的习俗。到了宋朝，士大夫群体中似乎兴起了给自己写真的风气。就如今人热衷于拍写真集、玩自拍，宋朝的士人也喜欢请画师给自己画个肖像挂起来（有高超绘画技艺的士人还喜欢绘自画像），并且题写几句“画像赞”（画像赞是宋朝文人圈很流行的文体），自我评价，自我调侃，自我勉励，自我反省。这是宋朝文人的习惯。我们从宋诗中可以检索到非常多的“画像赞”、“自赞”，这显示了写真在宋朝文人圈的流行。北宋黄庭坚曾一口气写了五首《写真自赞》，毫无疑问，黄庭坚家中肯定挂着自己的画像。而从黄氏的另外两首诗《张大同写予真请自赞》、《张子谦写予真请自赞》来看，他的画像应该是叫张大同、张子谦的画家给画的。南宋杨万里也写过一首《自赞》，其短序说：“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刘讷写余真，戏自赞。”可知杨万里的肖像是一位叫刘讷的秀才所绘。史载刘讷“工写貌”，与杨万里等诗人有来往，杨有诗歌《赠写真刘敏叔（即刘讷）秀才二首》相赠。与杨万里同时代的周必大，更是一名热衷于写真的“狂热分子”。他七十岁时，请刘敏叔给他画了肖像，并写一首《刘氏兄弟写予真求赞，时年七十》纪念；七十三岁时，又请“南城吴氏记予七十三岁之颜”；七十七岁时，又请了法华院的僧人祖月“写余真”，并题词戏赞：“老子七十七，到处遮人壁。住世更十年，化身千百亿。”苏轼曾经对着自己的影子勾勒过自画像轮廓存世的宋人自画像还有桂林伏波山的米芾自画像石刻。米芾是北宋的著名画家、书法家，长于自写真，相传“米芾自写真世有数本”，流传于外，其中米家藏有一幅米芾的“自作小像”，南宋嘉定八年（1215），广西转运判官方信孺将这幅米芾“自作小像”借来，刻像于石，以纪念这位一百多年前（1074年前后）在静江府当过临桂县尉的大艺术家。伏波山的米芾自画像石刻如今已成珍贵文物。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赵孟頫《自写小像图页》，是唯一一幅保留至今的宋人自画像原件。此图绘于元初，作为赵宋宗室之后的赵孟頫将自己画成了一名漫步于竹林的隐者（这也是一幅有山水背景的“生活照”），大概是为了表达自己仕元的复杂心绪吧。亦有人称宋徽宗的《听琴图》是赵佶的自画像，不过缺乏直接证据，存疑。在没有相片作为参照的古代，画自画像肯定是一门高难度的技能，非寻常画师所能为。不过，这样的高手宋代出了不少，如北宋僧人元霭，能自写形貌，活灵活现；道士白玉蟾，“自写其容，数笔而就”；房州人“三朵花”，因为他“常戴三朵花，莫知其姓名，郡人因以‘三朵花’名之，能作诗，皆神仙意，又能自写真”。多才多艺的苏轼也“尝于灯下顾见颊影，使人就壁画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对着自己的影子勾勒出画像轮廓，苏大学士果然脑洞不是一般的大。苏轼的朋友、著名画家李公麟也擅长自写真，他给苏轼画了一幅肖像，然后在苏轼像旁边画上自己的画像，苏学士觉得很有趣，“故赞云：殿以二士”。苏门弟子黄庭坚等人看了此画像，也请李公麟给他们画肖像。而专门给他人画肖像图的宋朝画家（相当于今天的人像摄影师）就更多了。除了前面提到的郭拱辰、吴伸、吴伦、刘讷，又有“牟谷、元霭、尹质长于写貌，笔能夺真”；金陵人陈怀立，善传神，曾经为苏轼画像，得苏轼赞赏：“南都人陈怀立传吾神，众以为得其全者。”还有一位叫妙善的画师，画过皇帝御容，许多人都排长队请他写真，追随者中包括苏轼。苏轼有诗《赠写御容妙善师》：“平生惯写龙凤质，肯顾草间猿与獐。都人踏破铁门限，黄金白璧空堆床。尔来摹写亦到我，谓是先帝白发郎。不须览镜坐自了，明年乞身归故乡。”另一位画过六殿御容的画家朱渐，京师人，生活在宣和年间，由于他画的肖像太逼真，坊间传言：“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为什么？“恐其夺尽精神也”。同样生活在宣和年间的画师李德柔，也是“写真妙绝一时”。还有金陵人李士云，也是善传神，尝为王安石画肖像，王安石写诗相赠：“衰容一见便疑真，李子挥毫故有神。欲去钟山终不忍，谢渠分我死前身。”宋朝出了这么多专业的写真画家，直接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群体请人画肖像的需求量之大。而宋代肖像画的发达，还催生出了供画家描摹的“模特儿”：“今乃使具衣冠坐注视一物，彼敛容自持”，“使人伟衣冠，肃瞻眡，巍坐屏息。仰而视，俯而起草，毫发不差，若镜中取影”。今日的画家画人像素描，不正是如此吗？不过，苏轼反对这种画法，认为这么绘画只能“写真”，不能“传神”。从宋画隐藏的图像信息，我们也可以发现“专业写真”在宋朝社会的流行。宋人临摹五代周文矩的《宫中图卷》，为故宫旧藏，民国初年被人盗出，割成四段，分别流入美国和意大利，其中一段（哈佛大学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中心藏），便有宫廷画师给宫女画肖像的图。宋代人热衷于个人肖像画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什么宋代的士大夫群体热衷于将自己的肖像画进图画，挂仇英版《清明上河图》上的画像馆在家里？我觉得这是宋人自我意识集体觉醒的体现，诚如蒋勋先生所说，宋朝的士大夫会“觉得他自己存在的意义很重要”，会“每天反省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人每一次看着自己的画像，就如同面对另一个“我”，一个“我”活于尘世，另一个“我”定格在某一时空。当“我”与“我”相面对，你会看到从前的容颜、过去的年华，看到岁月的流逝，看到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的不同，甚至还会联想到明日之“我”。于是你会忍不住感慨万端、苦笑、自嘲、自省、自勉、自警。这种种情绪，就体现在宋人的“自题画像赞”之中。如黄庭坚的《写真自赞》说：“如鲁直者，欲寡过而未能，以傲世则不敢。自江南乘一虚舟，又安知乘流之与遇坎者哉。”这是坦率的自嘲。苏辙《写真自赞》说：“心是道士，身是农夫。误入廊庙，还居里闾。秋稼登场，社酒盈壶。颓然一醉，终日如愚。”既是自嘲，又是自省。苏轼也有《自赞》诗曰：“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试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是自嘲。杨万里亦有《自赞》诗：“青白不形眼底，雌黄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风。”这是自况与自得。周必大七十岁时的《写真自赞》说：“骨相屯，气宇尘。浊不盈，臞不清。视汝形，肖汝身。无古心，无时名，乃久生，真幸民。”表现出历尽风霜之后的豁达心境。蔡枢的《自题画像》诗写道：“平生陋质写难真，画史挥毫妙入神。瘦似休文宁复健，寒如东野故应贫。尘埃自笑双蓬鬓，泡影俄惊两幻身。从此山林皆独往，定无勋业上麒麟。”则忍不住流露出对自己人生的失落之情。陈亮在《写真自赞》中说：“其服甚野，其貌亦古。倚天而号，提剑而舞。惟禀性之至愚，故与人而多忤。叹朱紫之未服，漫丹青而描取。远观之，一似陈亮；近眂之，一似同甫。未论似与不似，且说当今之世：孰是人中之龙、文中之虎！”有一股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掺杂着怀才不遇的些许愤慨。

2018-07-01
苏轼为何自号“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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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时，苏轼被追谥为“文忠”，官方称呼里，他成了“文忠公”。南宋人王宗稷编著《苏文忠公年谱》记载说，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黄州。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据苏轼五言组诗《东坡八首》及诗前小序，东坡之地原为“故营地数十亩”，是荒废的军垦田，苏轼是“躬耕其中”求生存的，并不如后人手绘《东坡图》画卷一般成了“网红打卡”的风景胜地。而苏轼《东坡八首》组诗写“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于是“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看来，劳动的艰辛也给了苏轼一个深刻思考人生的崭新视角。结合诗歌内容分析，此地被苏轼命名为“东坡”，却似乎并未在组诗里强调苏轼自己的人生际遇、主观意识与个人心性。然而，苏轼另有一首七言绝句《东坡》则截然不同。苏轼《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这似乎是一种宣示，诗的后两句里有一种不平则鸣的铿锵金属响声。这两句的字面意思是，不要嫌弃这坎坎坷坷的东坡小路，我天生就是喜欢这拐杖铿铿锵锵的响声。而深层的含义则是，我的人生之路如此坎坎坷坷，但我坦坦荡荡，欣欣然面对，且乐在其中！这样的坚定从容是感人至深的。结合苏轼于元丰五年三月七日所作《定风波》词来融通理解，“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苏轼，确已远远舍弃了“乌台诗案”的阴影笼罩，给人以脱胎换骨的喜悦。也就是说，以苏轼的这首《东坡》诗为标志，苏轼的人生拐角处凸现了，他由苏轼转变为“东坡居士”，成了苏东坡。苏轼仅仅是因为那片地被他命名为“东坡”而自号“东坡居士”吗？当然不是。而且，苏轼把那片坡地命名为“东坡”也不仅仅因为那片坡地在黄州城的东边。“东坡”的说法，实则来自苏轼的“爱豆”，唐代的白居易。苏轼自号“东坡”，表达了他对于白居易的敬慕之情，对此，宋人已多有论述。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第三卷“乐天对酒诗”条言之凿凿：“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之“东坡立名”条目曰：“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而细致追究探讨，苏轼的自号非止“东坡”二字，尽管后人（包括我们）都称他为“苏东坡”，但他的自号还有“居士”二字。那么苏轼自号中的“居士”二字是何来历？居然也是直接来自白居易！苏轼“粉”白居易，仰慕白居易，在他的诗文中多有明言。如苏轼《赠善相程杰》诗有曰：“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写真李道士》诗有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去杭州》诗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次韵答黄安中兼简林子中》诗云：“老去心灰不复燃……空羡苏杭养乐天。”苏轼还曾著文《钱塘六井记》追述赞美白居易在杭州治湖浚井的劳苦功高。苏轼“粉”白居易，仰慕白居易，除了对他人生行藏、道德文章的认同与褒扬，更深层的是对白居易“中隐”处世态度的认同。“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中国古代，归隐的文化、伪归隐的文化、归隐的伪文化，向来很发达。而如此高调直白地宣扬所谓“中隐”，白居易是第一人。这大约好像总是有些缺乏斗争精神，然而那正是万恶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阶层普遍喜欢的调调。苏轼早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杭州通判任上时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有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而大约十年之后，苏轼才自号“东坡居士”，但此时，苏轼就明确认同“中隐”处世心态，闲适安乐而又乐观豁达，这大约也是北宋士大夫普遍喜爱、接受白居易的深层缘由之一吧。元丰五年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当然算不上开天辟地、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对于苏轼个人而言，元丰五年之前，皆是序章，之后，崭新的苏东坡时代到来了。

2021-07-18
古代饱受毒品之害的名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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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接触毒品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被视为仙丹一类的“不老药”等毒品大多以壮阳药、保健药的面目出现。魏晋时期，当时的名人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都热衷于服用“寒食散”(五石散)。最早且在现代仍流行的毒品种类，当是含有罂粟提取物，亦即鸦片一类的毒品。唐高宗李治受罂粟之害第一名人从史料来看，中国历史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即唐高宗李治，应该是有记载的服食罂粟制品的最早的一个皇帝。有关李治服食罂粟的判断，源于《旧唐书·拂菻传》。书中记载，“乾封二年，遣使献底也伽。”一名叫夏德的德国学者解释，底也伽是一种众草合成之药，是上古及中古时期著名的含有罂粟成分的万能解毒药。拂菻国，也称大秦，是隋唐时对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称呼。底也伽就是该国进贡给中国皇帝的。《旧唐书·拂菻传》这短短10个字，被学术界视为中国人服食含罂粟制品的最早文字记载，并被当成鸦片传入中国之始的证据。那么，拂菻国为何要向大唐进贡底也伽?李治原本是很有作为的皇帝，但其龙体欠安，影响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显庆（年号）以后，李治的健康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当时不到30岁的李治，经常感到头晕目眩，好多本应他亲自处理的国家大事均交由皇后武则天处理，此即《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中所记载的，“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李治笃信长生之术，曾广征诸方道术之士，合炼黄白，孙思邈、叶法善这些当时的名医名道都曾被召入宫问药。有一次李治召炼丹道士一百多人进宫，两三年内化黄金冶丹，耗资千万。联系李治生前求医问药的史实，拂菻国进贡底也伽应该是有目的的。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医生认为鸦片具有抗毒功效，是治疗慢性头疼、眩晕、耳聋、中风、视力差、嘶哑、咳嗽等疾病的解毒剂，故当时鸦片是万用解毒药方的主要配方。含有罂粟成分的底也伽，正对李治的病症。所以，拂菻进贡底也伽，最大可能就是出于治疗李治风疾的需要。据新旧《唐书》记载，李治死前病情严重，一般药物不管用，御医秦鸣鹤“刺百会”，采用在李治头上放血的疗法才减轻一下痛苦。这与服食“底也伽”是否有关史书上并未说，当时的医生也未必注意到，但可能性极大。如果属实，李治当是受罂粟之害第一名人。文学家苏辙出现吸毒后的典型症状实际上，含罂粟成分药物进入中国应该更早。有学者考证，底也伽进入中国的时间至迟在隋朝。朝鲜《医方类聚》引《五藏论》称，“底野迦善除万病。”“底野迦”，即底也伽，《五藏论》在《隋书》中已有记载。李治主政时，曾颁布了世界上第一本国家级药典《新修本草》(《唐本草》)，药典中即录有底野迦，并对之有详细叙述，称其药主百病。并特别指出这是一种进口药——出西戎，“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宋代人将罂粟米和壳子研成末，加蜂蜜制成药丸吃，或熬汤煮水加蜂蜜喝，被当成治疗痢疾的特效药。宋徽宗赵佶的御医寇宗奭即持此观点，可以想见，当年赵佶应该服食过御医配制的罂粟制品。宋人甚至有人认为，用罂粟配药能解毒治痔疮肛脱。南宋时词人辛弃疾，便服用过用陈年罂粟壳与人参一起配成的威通丸，治此疾。当时，罂粟子初为皇家专用，故又称为御米，由此名也可知当时皇帝是服用罂粟制品的。宋人还将罂粟制品视为保健品来服用，而根本未注意其成瘾和毒性。名叫林洪的南宋名医将罂粟磨成乳，去渣煮沸，制成鱼片状新药，称之为鱼饼。老百姓将罂粟子作为大补之物，用来煮粥食用，叫做佛粥。苏轼、苏辙兄弟也可能都食用过罂粟。苏轼《归宜兴留题竹西寺》诗中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莺粟汤，即罂粟汤。苏辙曾跟农民学习种植罂粟，他还记下了喝了罂粟汤的感受：“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庐山。”这种“失笑欣然”“如游庐山”的感觉，显然是吸毒后的典型症状，飘飘欲仙，充满幻觉。明神宗朱翊钧懒政被指系毒品所害吸食毒品在中国大范围流行，当是从元朝开始。蒙古族人在征服印欧的同时，也把鸦片作为战利品，从西域带回了中国。据晚清曾留英的陈寿彭考证，元朝时“士农工贾无不嗜者”。毒品泛滥，当从明代始。虽然明代之前有关吸食鸦片的记载，但并无鸦片的输入和采集方面的记载。鸦片一词，最早便出现于明代的书中。徐伯龄《蟫精隽》中称，“海外诸国并西域产有一药，名合甫融，中国又名鸦片。”“味辛，大热，有毒，主兴助阳事，壮精益元气。”可见，明代是将鸦片这种毒品当成壮阳药来服用的。当时，鸦片很贵，普通老百姓消费不起，主要消费者当然是社会名流、权贵。明朝皇宫吸食毒品，在郑和下西洋时代已出现。王玉海在《续绀珠集》中记载，郑和之徒自西洋携回碗药，当时太监多嗜之。碗药，即鸦片。明代，关于鸦片的毒性已被认识，谢肇淛即记之有大毒，往往吞之即毙。谢肇淛是万历年间进士，当时的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钧，因其陵墓定陵在1956年被考古发掘而广为知晓。据史书记载，朱翊钧即是一个染毒成瘾的皇帝。他当皇帝长达48年，竟然有23年不视朝政，长年宅在深宫大院里，“群臣罕能窥其面”。有人认为朱翊钧是“奸臣毒药所蛊”，清代的俞燮《癸巳类稿》则直接认定朱翊钧“中乌香之毒”。乌香，即当时藩属国进贡的鸦片。从《明神宗实录》中所记来看，朱翊钧经常颁谕旨，称“朕自夏感受湿毒，足心疼痛，且不时眩晕，步履维艰”，显然，这是长期吸食毒品造成的。在定陵发掘后，人类学家从朱翊钧的头盖骨中检出了毒品吗啡成分的残留，这证明他生前长期吸食毒品。据《重庆法制报》脱身的间谍被特工部门视为超级间谍的伊凡，为了搜集一份重要情报，他背着照相机和闪光灯伪装成一名记者混入了A国举行的一个外交集会。就在他不停拍照的时候，一名A国特工走到他的眼前：“记者先生，能看看你的证件吗？”“当然，请过目。”伊凡递上“记者证”。那中年特工仔细看过“记者证”，突然喝道：“好一个冒牌的记者先生，还是亮明你的真实面目吧。”他一面说，一面把手伸进衣袋里取枪。伊凡意识到必须立即逃走，但他立刻又想到，如果此刻转身逃跑，对方一拿出手枪，自己就会被击中。伊凡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争取时间的巧妙办法，终于脱险，逃之夭夭。伊凡是如何争取时间逃脱的？（答案在本期找）据侦探推理网

2019-06-19
苏轼典衣要买河源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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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凌丽核心提示在宋代，现河源地区仅有河源、龙川两县，分属循州、惠州，因北方流民大批迁入和“土著”成为编户齐民，人口大增，社会经济发展提速；尤其是龙川县，更是成为广东九大望县之一。1河源“土著”入宋籍在宋代，今河源地区只有两个县——河源县与龙川县，分属不同的州。宋太祖开宝四年，龙川属广南东路的循州；宋神宗熙宁五年，属循州，辖龙川、兴宁、长乐；终有宋一代，所辖区域变化甚大。宋代河源县初属正州（原为祯州，为避仁宗讳，天禧四年改惠州），后属惠州。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惠州赐名博罗郡，与循州共管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雷江、兴宁、长乐七县，其中，雷江为龙川改名。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博罗郡复称惠州。在宋代，龙川人口增加了不少。当时县的等级，除京畿外，1万户以上为望县，7000户以上为紧县，5000户以上为上县；龙川在宋时已属望县，有1万户以上，为广东9个望县之一，比属中县（3000户以上）的东莞、归善、博罗高出3个等级（司徒尚纪、许桂灵《文化视野下赵佗在东江龙川经略》）。北宋时期的河源，山路曲折，屋舍寥寥，地广人稀。据《元丰九域志》载，北宋后期，今广东境内主客户共有602280户，比唐天宝间（224503户）增加1.7倍，占当时全国（16563777户）的3.6%，比唐代时高2%。学者徐俊鸣在《岭南历史地理论集》一书中分析，岭南人口增加，一方面得益于当地经济发展，系人自然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人口从北方迁徙而来。据该书记载，当时在今广东境内，主户仅占61%（367609户），比唐代广东户数仅增加7/10左右；而客户占总户数39%（234672户），已略多于唐代广东境内的总户数，由此可见宋时岭南人口增加的主因系北方人口的迁入。客户移入最多的州府依次为广州府及惠州（当时河源属惠州）、循州（当时龙川属循州）、潮州、端州、雷州、梅州、连州、新州、韶州、化州、高州等。其中，客户占总户数一半以上者，有南恩州（78%）、雷州（70%）、惠州（61%）、广州府和端州（均为55%）、梅州（52%）。从自然区域来看，则以下三处为最多：即珠江三角洲一带、东江和韩江谷地、雷州半岛。宋代户籍立册，根据汉人入粤先后顺序，分别编入主籍和客籍。就循州（龙川、兴宁）而言，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循州境内主客户合计8339户（乐史《太平寰宇记》卷159），以每户5人计，有4万多人。熙宁四年（1071年）析兴宁地置长乐县（今五华），循州管辖的县就有了3个。元丰年间的人口统计显示，循州境内主客户共计47129户，以每户5口人计，人口达24万之巨。江西学者王东在解释福建汀州北宋初至元丰年间人口暴涨原因时认为，汀州附近并未产生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因此，汀州境内超出自然增长率之外的户口规模，只能以苗瑶语族先民转变为编户齐民这个因素来加以解释。他认为，循州人口的增长，亦只能以当地非汉族居民的身份性转变来解释。2汀赣流民迁广东宋末元初，汀、赣人口大逃亡时，多集中在粤东北循、梅二州，后来人们开始称呼这些迁入民为客家人。王东在《宋代赣闽粤边的地域社会与文化——兼论客家地域社会的形成》中分析，经过这次人口重构，梅州和循州一带的语言，与赣南、闽西地区的语言越来越近，早期赣语慢慢覆盖了原先的土语，开始成为当地日常用语。“至此，赣南、闽西和粤东北从三个原本独立的地理空间，转而演变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或同质性的社会文化单元。”宋元之交是个移民高潮，各地移民由闽西迁梅州，再西迁龙川、紫金、河源、粤北等地。清中期的和平邑人徐旭曾在他的《丰湖杂记》中提及宋元之交的这场大迁徙，认为这是“今日之客（家）人”的源头：“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自宋徽、钦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后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从之，寄居各地。迨元兵大举南下，宋帝辗转播迁，南来岭表，不但故家世胄，即百姓亦多举族相随。有由浙而闽，沿海至粤者；有由湘逾岭至粤者……天不祚宋，国运遂终。其随帝南来，历万死而一生之遗民，固犹到处皆是也。”“粤之土人，亦争向海滨各县逃避，其粤闽、赣、湘边境，毗连千数里之地，常不数十里无人烟者，于是遂相率迁居该地焉。西起大庚，东至闽汀，纵横蜿蜒，山之南、山之北皆属之。即今之福建汀州各属，江西之南安，赣州、宁都各属，广东之南雄、韶州、连州、惠州、嘉应各属，及潮州之大埔、丰顺，广州之龙门各属是也。所居既定，各就其地，各治其事，披荆斩棘，筑室垦田，种之植之，耕之获之，兴利除害，休养生息，曾几何时，随成一种风气矣。粤之土人，称该地之人为客；该地之人，也自称为客人。”3尉佗城下两重阳宋时循州在今佗城，其辖下“户四万，岁出租米仅十万石，于番禺都会中最为富饶”（《舆地纪胜》），“循州户口四万七千，仅次于广、潮、惠、韶四州而已”（《元丰九域志》）。宋代循州的经济几可与惠州相媲美，属于年税收都是5000贯以下的“四务”级别。北宋苏辙谪居龙川期间，经常在扶杖溜达时见到龙川城。他在《重阳诗》第四首写道：“尉佗城下两重阳，白酒黄鸡意自长。卯饮下床虚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秦代的龙川城墙由夯土夯筑，规模甚小，周长约800米。宋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龙川城扩容：老城街向东扩至小东门、大东门，县前街向南延伸至南门街、南门，北角塘则向北拓至北角，全城周长增至约2400米；土墙也于此时改为砖砌，甚是坚固。“1939年和1984年，曾发现一些城砖上铭有阳文楷书‘循州砖石使白’‘循州造’‘甲寅’字样，据推断在宋神宗熙宁年间（即1074年前后），佗城曾修补或扩建过。”“这表明当时龙川的生产力已大为进步，商品经济相当繁荣，财力较为充足，才有可能在广东较早地改建砖城（《龙川县文物志》）。”有史料记载，在宋熙宁年间，龙川县治一度由龙川城（佗城）迁往“老龙”（今老隆）。《广东地名探源》（1986年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作者叶地）一书中《老隆镇》条谓：“南朝陈以后至南宋，龙川县治不在佗城，疑在此（老隆）。南宋绍兴十五年又迁至佗城，故此地称为老龙，老隆当为老龙演变而来。”清乾隆《龙川县志》记载：“龙川旧县，宋熙宁年间迁邑东二十里，陆通梅潮，今有市集尚以老龙名之。”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龙川县志》载：“熙宁年间（1068年—1077年），龙川土城改建为砖城，衙署暂迁老龙（今老隆）。”4佗城水路通山海佗城的兴盛，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有关。自汉代以来，东江一直是连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龙川是2200多年前以水路交通为主的连通南北交通的重要枢纽，佗城处在两江流域的交通要冲。苏辙在《龙川略志》中曾提及，佗城“东接潮梅，西连汀赣，据上流而抚治之，一雄镇也”。据勘查，佗城镇内有大大小小共18条河流，主要河流是东江，其余为小河小溪，均汇注于东江。东江由东北至西南流入佗城，从学堂、石马，流至东源县，在佗城镇的水路约15公里（《佗城镇志》）。河床平缓的东江，使佗城的水运行船风险降到很低的程度。作为东江流域最早的城池，佗城扼水路要冲，一直以来就是相当繁荣的商埠。到了唐宋时，闽、赣、兴梅、潮汕、惠广等地的物资在此集散，佗城因此成为东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广东省东江流域治理开发专题研究》）。佗城的东坝商埠，从唐朝起便是商业兴盛之所，宋元及明朝前期，因循州府设在东坝，因此东门到校场的小市街的商贩最多。东坝是一座与城南仅有一水之隔的江心小岛，各地商人自水路来此，将山里的货物如竹、木、炭、土纸、松脂、陶瓷及其他山货带到佗城东坝商埠，又从东坝走向东江、韩江流域的各个市县、城镇。同样，外埠的商品大多经水路到达佗城。一些江河不到之处，须带着行李步行。南宋大忠臣李纲从河源到循州、梅州，途中弃舟登陆，在山林中步行，遇雨而后晴，他很高兴地写道：“峤南瘴毒地，乃尔气候清。束装遵陆途，夹道松林青。我家大江南，及此归有程。山禽亦为喜，林间啭新声。”5苏轼作诗教种田宋时，龙川尚属“资奉易足”之地，但有时会遇到旱涝等恶劣情况，社会生产水平并不算高。苏辙到龙川的这年夏天，嶅湖又发生了旱情，农作物得不到灌溉，苏辙于是倡议村民修筑堤坝，堵水灌田。当他远眺嶅湖边的农田时，有不少农人，采用了他兄长苏轼在四五年前所教授的秧马式种田。人口多了，粮食的需求也上去了。为了收获更多粮食，人们不断地改进粮食种植方法。被贬谪到惠州的苏轼，从富饶的中土来到当时偏远落后的岭南，曾发牢骚说是“以瘴疠之地，魋魅为邻”（《到惠州谢表》），但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虽在困苦的贬谪生活之中，不仅自己积极生活，还把中原先进的农具和耕作方法教给惠州人民。北宋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谪惠州，途经江西庐陵（今吉安），退休的“宣德郎”曾安止向他出示所作《禾谱》，苏轼认为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记录也很翔实，可惜没把农具记载进去。他往年游武昌时，见农夫皆骑秧马，这种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藁其首以缚秧”，形如小船，前后翘起，在水田插秧时，跨坐其上，脚蹬滑行，可以“日行千畦”，比弯腰弓背劳作省力得多，而且还可以避免农人的腿因长时间泡在水里生疮溃烂。苏轼因此作七言诗《秧马歌》，记录农人泡在水里种田的劳苦：“嗟我妇子行水泥，朝分一垅暮千畦。腰如箜篌首啄鸡，筋烦骨殆声酸嘶。”但是不要怕，“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胁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耸踊滑汰如凫鹥，纤纤束藁亦可赍。何用繁缨与月题，朅従畦东走畦西。”使用秧马在田里莳种，忽然听见城门要关闭了，别怕来不及进城，要收起来可容易了：“山城欲闭闻鼓鼙，忽作的卢跃檀溪。”携带秧马回去后也不会占地方，挂在墙上即可，真是一个好的收纳方法：“归来挂壁従高栖，了无刍秣饥不啼。”到了惠州后，苏轼拿《秧马歌》献给博罗县令林抃看，林县令知行合一，马上带着农人在田间仿制，又略加改进，制成“加减秧马”，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农人劳作之苦也得到有效缓解。龙川县令翟东玉知道后，也赶忙去找苏轼，要在龙川推广秧马。苏轼大为欣赏：一个地方官员，上任伊始就因为老农的事来找我，“已知其志之在民也”。他谆谆勉励翟县令：“愿君以古人为师，使民不畏吏，则东作西成，不劝而自力，是家赐之牛，而人予之种，岂特一秧马之比哉。”公元1100年（宋哲宗元符三年）大年初七，谪居海南的苏东坡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是黄河之水已重新顺畅往北流去，当年自己主张治理黄河应以“疏”为主的策略“斯言乃验”。他高兴地写下两首七律，其一云：“典衣剩买河源米，屈指新篘作上元。”当时的儋州“土著”居民不耕种土地，而以卖香为生，农业生产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苏东坡虽教以中原耕作方法，但仍需在穷困中把衣服典当了再去买从河源运来的米谷。北宋时期的河源、龙川两县，物产甚是丰富，大米、茶叶、药材、竹木等山货随东江转运各地，“今年诸峒十分熟，东江不下龙川米”（唐庚《大熟行》），当年惠州本地的大米获得了大丰收，才不用购买龙川米了。

凌丽

2022-08-28
最好的家风是两袖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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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钦“公生明，廉生威”，清正廉洁的家传，对苏氏家族而言，有着很好的传承，他们祖祖辈辈都乐善好施，以义为利，非义不取。在苏东坡遭遇“乌台诗案”之前，因为锋芒太露，才华太出众，立场鲜明，又猛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已经被小人盯上一盘了，而小人以为的瑕疵，竟然与苏东坡的父亲苏洵去世有关。话说英宗治平三年（1066），苏洵在京病逝，苏轼兄弟带着父亲的灵柩回眉山丁忧。感于三苏的大名，朝廷中的同事纷纷凑出份子钱，以示悼念，英宗皇帝赠银一百两，宰相韩琦、副相兼恩师欧阳修各赠银三百两，其他官员所赠不一，但加起来，至少也是两三千两的大数字（当时一两纹银，大约相当于眼下的三百元钱）。但苏轼兄弟意见高度一致：坚辞不受。唯一提了个要求：希望皇上能给父亲追授官爵，以了老人未竟之心愿。英宗准奏，诰封苏洵为光禄寺丞，官六品。早在苏东坡兄弟刚科举入仕以来，他们的叔叔苏涣就谆谆教导他们，亲口传授为政之方，苏辙在《伯父墓表》中这样深情写道，“其为吏长于群起令而以仁爱为主，故所至必治，一时称为吏师。”苏涣作为皇帝认可的循吏，就成了子侄们从政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播下了以民为本的种子。后来，苏东坡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写下了八个字：“功废于贪，行成于廉。”他认为，功业毁废于贪婪，德行养成于廉洁，为官从政以廉为先，为官之道以廉为首。早在入仕之前，苏洵便把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称之为“圣人”。三苏父子把理想中的北宋前三任皇帝的政治模式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在承认和维护皇权的前提下，也真诚地关注民生和他们起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他们希望通过统治者推行“仁政”，缓和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实现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也让庶民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生存状态不断改善。从总体上考察，三苏父子一直以顺民和忠臣自居，努力把“忠君”和“爱民”有机结合起来，协调起来。晚年，苏东坡离开贬谪之所儋州北归的途中，面对众多朋友的各种馈赠，也一如既往地拒收。唯一收下晚辈钱世雄送的“和饮子”和“蒸作”（饮料与点心），也要做谢片酬谢说，“切望止此而已”。关于苏东坡兄弟从政路上发生的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尤其是苏东坡的美政理念以及爱民忠君情怀，千百年来，人们依然津津乐道：杭州治理西湖，勇战疫情；密州捕蝗抗灾，收养弃儿；徐州抗洪守城，寻找煤炭；惠州引泉入城，化缘建桥；儋州改进民风，教化民众；八任太守三次贬谪，无论是经手大工程、大项目，还是面对老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等具体细微的生计问题，均不见苏东坡兄弟的贪墨之处，反之更多的是自己慷慨解囊，拿出私人的俸禄办百姓的事……这些徐徐展开的人生画卷，不仅仅是对苏东坡政绩的高度概括，更是苏东坡道德风范的绵延——苏东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事例不胜枚举，屡遭贬黜而无怨无悔勇于担当的品质为后世景仰。

夏钦

2022-07-07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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