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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湖月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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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蒲月十二，晚霞洒满邗江区滨湖村，阡陌交通，客舍青青，白鹭低飞，木堇盛开，清风徐来，荷香扑面……李健驾车我观光，犹如穿越在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我来滨湖是应为民贤弟之邀，相约于邵伯湖西畔的滨湖村“渔家凹”，共同接待袁中平先生。袁先生祖籍江西，是纽约琴社创办人，集作曲、诗词、古琴、书法艺术于一身。他俩因琴结缘，为民弟从事古琴制作，而袁中平先生志在古琴艺术的传承与推广。宾主互相施礼让座，饮荷叶茶，品渔家菜，叙中华情，忆去年六月相见之欢。席间袁先生连食两块韭菜薄饼，深情地说：“挺香，吃这个饼子，就想起了我妈妈做的饼……”袁先生的父亲是江西人，母亲是开封人，父母于1949年去台湾，她母亲生了9个儿女，存活7个，言谈中，漫溢着袁先生对母亲的敬意……“渔家凹”的马老板夫妇，热情好客，拿出一道道看家菜招待远方来客：凉拌萱草花，盐水湖虾，菱茎炒肉丝，五香青螺，清蒸圆鱼，红烧全鹅，红烧野生鳝鱼……食材鲜美，咸淡适中，客人赞不绝口。马老板夫妇的诚实善良做人经商之道，更令我等默默点赞。晚餐后，马老板带我们上邵伯湖大堤（邵伯湖，亦称棠湖），登游船，放缆绳，撑船篙，直奔湖心。朗月初上，湖风习习，波光粼粼，东南方向的邵伯船闸灯光排列，渔光点点，大家都不出大声，生怕影响月光下邵伯湖静谧旷达之美。中平先生，悄悄更换素衫，探囊取琴，置古琴于案，调弦三两声。我不由默念起白居易的《船夜援琴》：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袁先生首先抚上《渔歌》一曲。《渔歌》是南宋末年著名琴师毛敏仲最有影响的作品，乐曲表现柳宗元“欸乃一声山水绿”的诗意，表达了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情趣。我不懂古琴艺术，只是被这月光、琴声、鱼跃击水声的情境所染，遐想当年，谢安、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朱自清、张恨水等文人墨客在棠湖上，可曾拥有这般宁静与美好？袁先生二度操琴，湖面飘荡《忆故人》，此琴谱相传为东汉蔡邕所作，曲调委婉缠绵，清新飘逸，使人于空山幽谷的宁静之中油然而生思念故人之情。在这月下泛舟抚此琴曲，不知袁先生思念哪位故人？中平先生三度操琴——《平沙落雁》，委婉流畅，隽永清新.……借鸿鹄之远志，抒逸士之心胸。琴声止，而意未尽，吟唱《胡笳十八拍》“……笳一会兮琴一拍，心愤怨兮无人知……”归舟北飘，中平先生抱琴迎风而坐，将琴面与湖风在斜切面与垂直面之间转动，风在吹，弦在抖，琴声起，偶拨弦，侧耳听……何为天籁之音，何为天人合一？至此顿悟！妙不可言！是夜，滨湖雅集，久久萦绕于心，今特志之。

2018-07-22
眉山东坡区开展普法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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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质量报讯（朱岚倩周贤发）日前，眉山市东坡区三苏司法所和三苏镇网格中心工作人员来到三苏镇胜龙村广场，开展了法治文明宣传活动。拉起的横幅，排开的展板，吸引着赶集的人群驻足观看。网格员们身着居民们熟悉的红马甲服装，散发着“文明眉山·法治先行”的宣传手册，并讲解着手册里的内容，鼓励居民们积极参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共建文明，法治先行。本次宣传活动以“七·五普法”为载体，突出宣传了普法教育、法治宣传、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司法行政工作，进一步推动法律进乡村，营造人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氛围。据统计，本次活动共散发法治宣传资料600余份，悬挂横幅6幅，设立展板2块，接待咨询群众15余人次，有效推动了文明城市创建和法治眉山建设。

2018-11-20
学习苏东坡珍贵情怀涵养自贸港清廉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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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公羽“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引用苏轼《赤壁赋》，他强调“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最为珍贵的这份苏轼情怀，是什么样的情怀？海南建设自贸港，应从中汲取哪些理念与思维？严明的制度设计：管好“纪纲”2014年10月23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中的一句话“纪纲一废，何事不生？”随后，他严肃指出：“在这里，我要十分明确地说，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腐败问题是腐败问题，政治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能只讲腐败问题、不讲政治问题。干部在政治上出问题，对党的危害不亚于腐败问题，有的甚至比腐败问题更严重。”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他又一次强调：“纲纪不彰，党将不党，国将不国。”什么是“纪纲”？本意为捕捉猎物的网绳，引申为法网、法度。全面加强纪律建设，拉起政治纪律的红线，首先在于严明的制度设计，以制度管全党、治全党，这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这条红线，这个制度，就是法网，就是纪纲。要时刻敬畏，心存戒惧，守牢底线。纪纲一废，底线一穿，还有什么事情不会发生？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行动中坚持遵纪守法，首先要在制度上落实党要管党，以严明的制度建设，作为纪纲、法度，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执政为民的实践中，在自贸港建设的奋斗中，养成以铁的纪律约束自己的日常习惯，形成遵守政治制度的自觉意识，才能守住纪纲，杜绝滋生事端。严格的内部约束：防止“虫生”苏轼年轻时为准备科举应试，写下许多“读史笔记”，《论项羽范增》即是其一。苏轼认为：项羽生疑在先，谗言反间在后，任何事物，都有因有果，正如物件必是内部先腐烂，而后才会生虫。他写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2012年11月17日，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的第三天，习近平总书记主持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等到问题暴露、事物质变，虫子已经生成，甚至爬出来了，那说明内部早已腐烂。党风廉政建设，需要从内部严格约束与外部全面监督两个方面加强，而建立在制度建设、行为规范、心理引导和文化涵养等方面的内部严格约束，无疑是首要的。严肃的思想建设：永不“贪宝”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仅22周岁，他在南行途中作诗《夜泊牛口》，写下“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他清醒地认识到世间诱惑重重，独守贫贱是何等不易。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九月，苏东坡被贬谪惠州，途中过大庾岭，作《过大庾岭》诗，“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他在海南儋州，三年历练，写下“长留五车书，要使九子读”的嘱咐，要求孙辈九人，要继承的遗产就是“学富五车”。而他自己则是“萧然行脚僧，一身寄天涯”。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苏东坡在常州支撑病体，写下《梦中作寄朱行中》，这是他的绝笔诗，最后两句是“至今不贪宝，凛然照尘寰。”这也正是东坡最后为自己作出的终极评价和鉴定：因为一生廉洁不贪，品质反而像珍宝一样，不可侵犯，凛然大义，光照尘寰。1992年7月，福建人民出版社收录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重要讲话、文章，出版《摆脱贫困》一书，其中有《从政杂谈》一文。文章指出：“为官一场最起码应留个清名。持身必须以清廉为准则，凡利禄名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当官做领导，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因此在钱财、名利问题上犯错误的可能性总会比一般人大。如果平时不刻意‘慎独’，不注意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老是怀着侥幸心理去为不可为之事，非栽跟斗不可。”习近平同志多次引用苏轼《赤壁赋》中这一名句，警示党员领导干部，利禄名誉，如果不是自己应得的，要像东坡先生那样，“虽一毫而莫取”。海南建设自贸港，更加开放、自由和便利，但也面对各种诱惑。没有自觉地从思想上形成永不“贪宝”的约束和习惯，不去防范“找上门来的错误”，往往会悔恨终生。东坡一生，论职位，高居庙堂、历典八州；论学识，当朝极品，无人匹敌；论书画，风靡朝野，奇货可居。他却从来没有富有过，也从来没有想要富有过。他很坦然地表示，“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人人知我囊无钱”，他从思想意识上筑起清正廉洁的价值观“防线”，自己时刻清醒地主动地保持恬淡简朴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为可贵的品质和风格。严细的家风教育：时刻自戒长期以来，我们始终把家庭问题作为个人事务，不予干预。而新时代，个人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榜样、家庭的教育。作为“第一任教师”，家长不仅是儿女成长的监护人，更应是思想品德教育的责任人，是人生第一步的领跑者。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时强调：“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从“家国情怀”和党员干部培养、成长的高度，重新认识家风家教的重要意义，十分迫切、至关重要。苏东坡的父亲苏洵、祖父苏序，都是著名文学家。其家族“轻财好施，急人之病”等风气传承，史上记载实例很多。苏东坡的母亲程老夫人，与孟轲之母、岳飞之母并称为中国历史“三大贤母”。唐宋八大家，苏家出三人，并非偶然，这和苏家的家风与教育是分不开的。其中，有家庭世代耕读传家的风气涵养，有言传身教、严格约束的责任传承，有自幼严格管好自己的习惯养成。苏东坡的“学霸”经历和“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历史地位，同样是自幼受父母严厉管教的结果。绍圣四年（1097年）七月，苏东坡贬谪海南儋州，抵达后十来天，忽有一夜惊醒，遂写下《夜梦》一诗，记述幼年读史苦不堪言，其中写道：“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始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已经六十多岁的东坡老先生，夜里梦回童年，父责如师，布置作业通读《春秋》完毕。待父亲检查时，正在嬉戏玩耍的苏轼刚读到鲁桓公、鲁庄公，痛苦悲惨啊，心病要犯了。突然惊醒，原来是梦，才如同鱼儿脱钩一般。可见幼年苦读，印象极深。东坡幼子苏过，陪同照顾老父，居儋三年，父子以读书、著述、诗文唱和为生活的最大乐趣，“食芋饮水，以著书为乐”。东坡给朋友写信说：“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家族内，读书正业、孝慈仁爱；社会上，扶危济困、为政以德；生命中，顽强智慧，宠辱不惊；执政时，坚守民本，为政清廉。这样的家风家教，是“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的必由之路。严谨的执政实践：勤劳为民清廉的意义与价值，最终应当体现在勤政为民的实践之中。1989年1月，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干部的基本功——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一文中说：“对党员干部来说，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既要做‘廉吏’，又要当‘勤官’，既要廉政又要勤政。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官吏是既廉又勤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要求自己做到‘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司马光‘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于物淡然无所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封建官吏尚能如此，我们无产阶级的干部何言不能!”“恶衣菲食，以终其身”，是苏轼所作《司马温公行状》中，对司马光的高度评价。苏东坡一生，有许多勤政爱民的感人故事。杭州治湖、密州灭蝗、徐州抗洪、登州罢盐、扬州清欠、颍州赈灾；被贬之后，无权无势，仍利用自己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为当地民众治水、修桥、医病、助农等。元丰八年（1085）夏，苏轼调任“知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军州事”，十月十五日到登州任上，十月二十日即接旨召还京都开封，升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在登州任上仅有五天时间，他深入调查民众疾苦，发现“居民咫尺大海，而令顿食贵盐，深山穷谷，遂至食淡”，朝廷指定买卖内地官盐，禁止当地制盐贩盐，民怨沸腾。东坡即上书《乞罢登州榷盐状》，后朝廷批准，登州莱州民众持续食用本地海盐数百年，民感其恩，修建祠庙祭拜，后世称颂“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为官清廉，目的是为民做事。既不贪宝，也不做事，懒政思维，无所作为，都违背了清正廉洁教育的初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眉山市“三苏祠”时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吾之所有，在于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这不仅是一种文学表达的情景审美，也不仅是防止非分获取而葬送清廉的政治警示。这是一种面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清高且自然的情怀。毫无疑问，《赤壁赋》中展示出来的“苏轼的这份情怀，正是今人所欠缺的，也是最为珍贵的”，同时，也是我们建好自贸港，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人类文明新形态，所需要珍视、需要弘扬的。H（作者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本文责编/钟瑜邮箱/zy200928@qq.com

李公羽

2022-09-15
嘉祐二年贡举，为何被称科举史上第一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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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许珂罗衡卫嘉祐二年(1057)，年仅21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而深受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随后在殿试中，苏轼以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宋仁宗的赏识。苏轼身上体现着典型的宋代文化精神，近日，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罗衡卫在做客国学讲座时，分期对此展开论述，从中揭示了宋代科举中的一些故事及“秘闻”。苏轼试卷被误以为是曾巩的关于苏轼的科举，有一个典故说的是，主考官欧阳修对一份卷子非常欣赏，有意把他定为第一，但又以为是自己学生曾巩写的，为了避嫌，就定为第二。后来才知道，这份卷子不是曾巩的，而是苏轼的，于是,苏轼以第一名的水平得了个进士第二名的结果。其实，这个说法与事实不符，是后人想当然编的。真相是，苏轼连前三名都没进，只是中了进士乙科，而且名次也不好。前三名是谁呢？第一名是章衡，第二名是窦卞，第三名是罗恺，第四名是郑雍。史书记载：欧阳修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那这段文字是不是意味着苏轼考了第二名呢？不是的，因为史书接着写：苏轼“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还得从当时的进士考什么、怎么考、怎么评卷说起。当时，进士考试不是一篇文章定功名，而要通过礼部的省试和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合格才能金榜题名。礼部考诗、赋、论、策和帖经，殿试一般只考写诗作赋。礼部的考试，第一场考写诗作赋，第二场考论，第三场考“策”（“策”相当于今天的公务员考试的申论），第四场考“帖经”（“帖经”考的是出自《论语》的填空题、出自《春秋》或《礼记》的简答题）。苏轼参加贡举考试，只取得了第三场“策”试的第二和第四场“帖经”第一。所以，笼统地说，苏轼礼部考试得第一或第二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他考进士考了第二名。为什么欧阳修把苏轼的试卷误会为是曾巩的呢？因为，他看到的试卷不但没写考生名字，也不是考生写的，而是考官抄写的。这还得从阅卷的程序说起，宋朝的进士考试为了防止徇私舞弊，有严格的防作弊程序，具体操作流程如下：第一步，由专人收集考生的试卷，编排号码，把试卷上写有考生姓名、籍贯的地方封住；第二步，封好考生信息的试卷交封弥官重抄一遍，并盖好御书院的印章；第三步，将誊抄好的试卷交给考官阅卷定等级名次；第四步，将考官评了等级的试卷封好，送给复考官评等级；第五步，由编排官查阅试卷等级，考官和复考官评的等级不同的试卷，要重新评定等级，再评的等级还是不同，则取相近的等级。阅卷期间，欧阳修等主考官、副主考官、考官等人都不能回家，不能和外界联系，只能呆在阅卷的院子里。如此严密的程序，让评卷的考官无法看到考生姓名，无法看到考生本人的笔迹，不可能知道试卷是谁写的，欧阳修将苏轼的文章误会成是曾巩的文章，这在情理之中，很正常。殿试成绩出来了，苏轼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福昌主簿”，从八品，比一般进士授从九品、正九品官职要高。由此，可以推断苏轼在几百名进士及第的人中排名靠前。嘉祐二年贡举群星闪耀历史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些时间节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祐二年贡举录取的进士可谓是群星闪耀，其中有不少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榜是中国科举史上的第一榜并不过分。这一次考试，一是有豪华的考官阵容。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北宋文坛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副主考官是王珪、梅挚、韩绛、范镇，这四位都是当朝文学名家。其余的考官和工作人员也都是馆阁文臣；二是这一榜进士能人最多，集中了神宗、哲宗两朝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文学、经学各方面都有独领风骚的人物出现，宰相就出了9名，文学家好几个，文武双全的人也不少，《宋史》里有传的就有24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这一榜里。文学巨星在嘉祐二年贡举中显得格外耀眼，不但影响了大宋，也影响到了后世，甚至亚洲儒学圈。从明、清所编的大量宋代诗、词、文选本就不难看出，嘉祐二年贡举的考官和进士的诗、词、文，成了南宋、元、明、清学习的典范。并且早在宋神宗时期，欧阳修和苏氏兄弟三人的文章就已传到倭国和高丽，并收获无数粉丝，高丽大臣金觐给自己三个儿子分别取名为金富修、金富轼、金富辙。苏氏兄弟影响力这么大，那一榜的状元章衡呢？苏轼说章衡这个人，近一百年来都没有人比得上。章衡被派遣出使辽国，辽道宗耶律洪基欺他是文士，故意在酒宴时提出要章衡射箭助兴，想借此羞辱大宋使节，出乎耶律洪基的意料，章衡射出的两箭都中了靶心，大长了赵宋的志气，灭了辽主的威风。回京时，章衡向皇帝反映辽国没有戒备，此时出兵可收复山后八州，但未被采纳。苏轼的这位科举同年，还帮了苏轼一个大忙。原来，苏轼来杭州任官时，章衡要求苏轼治理好西湖，苏轼领命，按照章衡的要求修筑了一条长三公里的大堤，并成为西湖一道亮丽的风景。然而，在治理过程中缺人缺钱缺物，苏轼于是向章衡写信要求他出资派兵派船，章衡一一应允，这才让著名的苏堤得已完成。在经学方面，那一榜的进士张载创立了关学。张载二十岁时就写了《边议九条》，庆历元年，他从长安跑到延州（今延安），求见当时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并提出要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范仲淹大为赞赏，但范仲淹认为他是做大儒的人才，就劝张载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叫他不要研究军事了，去研究儒家经典。张载饱读儒家、佛家、道家经典，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学说体系。于是，37岁的张载进京参加嘉祐二年的贡举。作为哲学家，张载建立了气一元论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同时，张载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有重大发现，他认为宇宙是一个以恒星为中心的，由金、木、水、火、土诸星及地球组成的旋转运动的整体，这在人对宇宙的认识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远远超过西方科学家的“日心学”。

2018-05-22
苏轼的十八罗汉像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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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晓峰十八罗汉图像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题材，目前较早涉及到十八罗汉的文献见于唐代中叶的散文家李华所撰《杭州余杭县龙泉寺故大律师碑》。李华（715—774年），字遐叔，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进士，曾为寺院和禅师写过不少碑文，对佛教教义及衣钵传授有所阐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与佛教的密切关系。这篇碑文中记载：“天宝十三年春，（大律师）忽洒饰道场，端理经论，惟铜瓶锡枤留置左右，具见五天大徳、十八罗汉幡盖迎引请与俱西。二月八日恬然化灭。报龄七十六，僧腊五十七。”文中虽然并未具体言及究竟是哪十八位罗汉，但是这一记载说明早在唐代中期，中国人已将佛经记载的十六罗汉发展成十八罗汉。当然，至于这十八罗汉中有无降龙与伏虎罗汉，就难以考证了。虽是如此，但就目前文献所见，十八罗汉像的说法迟至北宋中后期才逐渐流行。在宋代十八罗汉像的文献记载中，大文豪苏轼（1037—1101年）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譬如，苏轼谪居海南儋耳时，有幸得到四川金水张氏所画的《十八罗汉》，十分高兴，并作序说：“蜀金水张氏，画十八大阿罗汉。轼谪居耳，得之民间。海南荒陋，不类人世，此画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见师友，乃命过躬，易其装裱，设灯涂香果以礼之。张氏以画罗汉有名，唐末盖世擅其艺，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孙也。梵相竒古学术渊博，蜀人皆曰此罗汉化生其家也。”在描述十八罗汉像的文字中，写第七尊者“有龙出焉吐珠其手中”，写第十三尊者“有虎过前”，这是描绘降龙与伏虎罗汉画像的较早记载。虽然苏轼在这篇颂的《跋尾》中说自己家原先供奉的是《十六罗汉像》，并有一些神异之事发生，但是能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得到从四川辗转过来的《十八罗汉像》，可以看出《十八罗汉像》在当时已有了流传基础。苏轼还在广东清远峡宝林寺（今广东清远禺峡山飞来寺），看到了据说是著名画僧贯休画的《十八罗汉》，并为其作《自海南归过清远峡宝林寺敬赞禅月所画十八大阿罗汉》。此画是否为贯休真迹不得而知，不过其中的文字描述并未出现降龙罗汉与伏虎罗汉的画面。苏轼之后，人们对《十八罗汉像》的记载与讨论多了起来，如北宋僧人中诗名最盛的释惠洪（1071—1128年）《冷斋夜话》记载：“予往临川景德寺，与谢无逸辈升阁，得禅月所画十八应真像，甚奇。”此外，惠洪还作有《绣像十八罗汉赞》。活动于两宋之间的诗人曾几（1085—1166年）也作过《唐贯休十八罗汉赞》。南宋是降龙和伏虎罗汉画发展的关键时期，就目前的图像资料可见，南宋时表现降龙的罗汉图有：南宋陆信忠《十六罗汉·降龙》（日本相国寺藏），作品的下方有两条飞舞的龙，围绕一宝珠张牙舞爪，罗汉攀于岩石旁的树上作凝视状，情景交融，独具特色；南宋金大受《十六罗汉像·第十五》（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画中的罗汉头上有一条飞翔的龙；南宋佚名《十六罗汉像·第八尊者》（日本京都龙光院藏）画有降龙归钵。现存的宋代罗汉画多数流落海外，其中以日本居多。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重要的宋代罗汉画——《六尊者像》，此画虽着色不多，主要以淡墨赋染，以游丝描勾画人物，但是线条细劲流畅，具有较强的力度与柔韧性，画中人物（特别是罗汉）的神情与动态刻画生动，超尘脱俗，颇具威严，人物形象略有夸张，代表了宋代罗汉画的较高水平。《六尊者像》的发现实出偶然。上世纪50年代初，工作人员在故宫东北隅寻沿书屋中的垫褥里意外发现了一幅古画。这可能是清宫某一太监欲盗出宫外而暂匿于此，后来因变故致此画耽于此处数十年。当它重见天日时已面目全非，霉变相当严重，后经故宫修复厂装裱师之妙手，得以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即我们今天所见的《六尊者像》，从每册名称可知它原是《十八尊者像》的一部分。《六尊者像》中描绘了六位尊者，分别是：第三尊者、第八尊者、第十一尊者、第十五尊者和俗称降龙、伏虎罗汉的第十七尊者、第十八尊者。由《六尊者像》纵观其他绘有家具的宋代罗汉画，可以发现，罗汉形象怪异奇特，与常人形貌相距甚远，而且在描绘与其相适应的环境与器物时也不免突出“奇”。“奇”的来源既有可能是现实的，是画家通过对生活的观察所得，也有可能是杜撰的，是源于画家的想象，然而，无论如何驰骋想象，其现实的基础是不容忽视的，即它们或多或少均会留下实际生活的痕迹。因此，虽然一些宋代罗汉画中的器具不可能全部源自现实，但是它们诞生的源泉应当是丰富的，当时佛教环境中的起居事物（既有实际生活中的，也有前人图像中的）一定给予了画家重要的参考与启示。

2018-10-14
杭州“父母官”苏轼曾住“楼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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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住房问题就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各个朝廷和政府也想出了不少法子。秦至唐官员住房，朝廷不管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属官员的住房问题。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朝廷和政府还是不管。南宋官员休官，不在任职地居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政府官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官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政府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官员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官员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苏轼说，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苏轼派人核查计算，要把官员办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4万余贯钱。于是，他“乞支赐度牒二百道，及且权依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官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五代时期，如何“拆违”和官员们比起来，五代时期对黎民百姓的住房，限制政策算是少的。因此，老百姓如果手头有钱，造间房子也不算很难；胆子大的人，常常占用公家的土地造房子，未经合法审批就公然入住了。例如，《五代会要》卷二十六中记载，当时在很多城市里，都有百姓侵占公共用地私自盖房的事。因为这种现象很多，官府也不敢强行制止，怕招来民怨，但是如果不闻不问，越来越多的市民效仿，那显然也不行。该怎么解决呢？后唐明宗时期颁布了一道诏令，京城闲置的空地，让老百姓公开竞标购买，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然后他就可以合法地盖房子了。至于百姓已经盖好的“违建”，该拆还是该留，官府也给出了标准，“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对于一些虽然合法，但按照新规定又算是占用了公共用地的民居，则实行人性化的拆迁安置，“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拿着卖房子的钱，市民可以另行购买土地和房屋。如此政策，朝廷和官府虽然要为一部分人的拆迁安置掏钱，但是通过出让闲置土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损失。而且，百姓原本不合法的“违章”建筑，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也就“合法”了。这种怀柔政策，不失为解决百姓住房问题的良策。宋朝官府用招标方式出售公房到了宋代，朝廷不光卖地，也开始卖房子。如过去有些人触犯刑律，满门抄斩，家里的房子自然充公。也有些人，家里人丁不旺，成了绝户，于是房子也会被拿来充公。此外，像连年欠税不缴、长期逃亡外地的人家，房子都有可能被官府没收。宋朝官府为了杜绝公房出售出现贪污，专门设计了一种招标制度——让所有购房者到一个地方书面投标，过一段时间再开标，看谁出的价最高，就把房子卖给谁。宋朝官府公开招标的时候，会在衙门口贴一告示，上写房屋坐落、房屋间数、投标地点、投标期限等等内容。投标期限有长有短，长的两个月，短的一个月。为了防止个别购房者不守信用，宋朝官府要求竞标人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如果自己没有房子，就得找人作保，有抵押有担保，然后才可以参加竞标。这样一来，购房者必须理性出价，不然就会吃亏。客观上，宋朝政府的政策，兼顾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例如，北宋官府在京城开封设了四家“福田院”，每家福田院都有几百间住房，凡是逃荒入京的流民、赤贫破家的市民、无人奉养的老人，都有资格在里面免费居住，而且提供免费伙食和免费医疗。到了南宋，福田院没有了，官府又开设了分工更加明确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其中安济坊的功能是慈善医疗，漏泽园的功能是安葬无人认领的尸体，居养院的功能则是住房保障。这个措施一直延续到南宋中叶。白雁据《快报》

2011-01-17
苏辙的士人精神和文化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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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士大夫的襟怀，也是他们的器识与宏愿。苏辙的士人精神和文化品格，正是这种精神世界的真实写照。苏辙所处的时代，正是士族阶层消亡殆尽，庶族阶层积极登上历史舞台的时期。赵宋王朝的崇文政策，为出身庶族家庭的苏辙带来了机遇。其时，朝廷内有“三冗”问题，外有西夏、辽的威胁，苏辙与许多士大夫一样，心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致用之心，他说：“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自齐州回论时事书》）“其言语文章，虽无以过人，而其所认说，乃有矫拂切直之过”（《上曾参政书》），自谓其《历代论》“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历代论·引》），甚至还对真宗朝宰相王旦的做事行为提出批评：“（王）旦事真宗，言听谏从，安于势位，亦不以正自终，与（冯）道何异！”（《龙川别志》）苏辙这些议论，都是他经世致用之心的真实流露。苏辙登上政治舞台后，积极活跃于北宋中期的政坛，并成为元祐时期著名的政治人物，既不依附司马光等元老大臣，也不畏洛党诸人的攻讦，体现了宋代士大夫“以面折廷争为职”（《朱子语类》）的精神。他在元祐之后，即使不被人主所用，处于贬谪的悲惨境地，也要著一家之言，以求有用于当世。他曾说：“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也；不幸不用，犹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闻焉。”（《历代论·引》）就是这种心态的体现。苏辙这样的言行，正是宋代士人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北宋中期，士大夫注重名节的道德意识很强烈。《宋史》言：“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苏辙在这种道德相尚、名节相高的士林风习中，注重自身的修养和人格完美。他在贬谪期间，以颜回的境遇激励自己说：“嗟哉古君子，至此良独难。口腹不择味，四体不择安。遇物一皆可，孰为我忧患……欲忘富贵乐，托物仅自完。无托中自得，嗟哉彼诚贤。”（《寄题孔氏颜乐亭》）苏辙在身处逆境之后，体味到了颜子“箪食瓢饮”的精神境界，于是以一种安贫乐道的精神鼓励自己。苏辙推崇孟子，对其养成的“浩然之气”进行了自己的解释，他说：“古之君子，平居以养其心，足乎内，无待乎外，其中潢漾，与天地相终始。止则物莫之测，行则物莫之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行乎夷狄患难而不屈，临乎死生得失而不惧，盖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吴氏浩然堂记》）在苏辙看来，作为君子，只有治心养气，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才能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忧”的思想境界。苏辙还常以“幽兰”来比喻自己高洁的品质，如“兰生幽谷无人识，客种东轩遗我香。知有清芬能解秽，更怜细叶巧凌霜。根便密石秋芳草，丛倚修筠午荫凉。欲遣蘼芜共堂下，眼前长见楚辞章。”（《种兰》）兰之品质，超凡脱俗，似美人，犹君子。苏辙以兰自喻，说明其发自内心的名节情怀，是一种个体生命道德价值的安顿，在他尊崇颜回、孟子的言语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他的这种道德情怀。苏辙因为有了士人精神、时代精神和个人性格特征的坚强支撑，他的文化品格便有了宋代士人的特质类型，即经世性、道德性和沉潜性。（来源：人民网）

2018-12-27
在地理中寻觅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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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是从地理的角度观察和研究文学的一种方法。●文学地理包含三个基本范畴：地理元素，文化内涵与美学意识，地理对作家的影响。简之，对作家、读者与研究者而言，地理是一个真实、具体的信息“场”，既可以提供已往的历史，也可以提供鲜活的现实，可以抚摸、感受、凭吊、研究，不是虚拟的环境描写可以替代的。●文学地理中的地理，包括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文学地理不过是人类与地理的一种特殊关系，即地理与人类的文学关系而已。清晰与模糊的地理元素我国是诗的国度，以“地理”作为题目，并以此为吟哦对象的优秀篇章不胜枚举。例如，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孟浩然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张继《寒山寺》与苏轼的《题西林壁》，等等。其中，庐山瀑布、洞庭湖是自然地理；寒山寺与西林寺是人文地理，这些以地理为题的诗，至今给我们以说不尽的阅读情趣与审美意味。在这些诗歌中，有一首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官惠州（今广东惠阳），途经虔州（今江西赣州）。7年以后，苏轼遇赦北归，再次路过虔州，游览了天竺寺。在天竺寺，苏轼特意拜望白居易手书的一首七律。他说，12岁时即听父亲苏洵说过这幅手迹，47年后，“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石刻存耳”。这一年苏轼59岁，正当人生暮年，感慨身世而悲不自禁。白居易的哪一首诗，让他如此感念、悲伤呢？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诗的题目是《寄韬光禅师》。韬光禅师原是杭州天竺寺的一位高僧，后来很可能到了虔州，把白居易赠送他的这幅手迹携到了这里。苏洵曾经见过白居易这首诗的手书，说是“笔势奇异，墨迹如新”。此外，此诗“连珠叠璧”式的句式，也让苏轼赞叹不已。而我感兴趣的是在这奇妙句式之中的地理元素。去过杭州的人知道，西湖三面环山，以天竺山为顶端，分出南北两支山脉。北山的一支，从天竺山逶迤而下，至飞来峰为止。飞来峰旁边便是著名的灵隐寺。这一带，除灵隐寺外，还有三座寺院，即上、中、下三座天竺寺。其中，下天竺原来是灵隐寺的翻经院，唐永泰年间赐额，成为一所独立的寺院，即“两寺原从一寺分”。北山与南山隔涧而立，其山势是西南高而东北低，山涧中的溪水自西南向东北流淌，这就是“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的地理基础。而在人文地理方面，三座天竺寺，分布在高低不同的地方，自然是“上界钟声下界闻”。总之，白诗中的这些地理元素：东涧、西涧，南山、北山，前台、后台，上界、下界，通过水流、云起、花发、钟声而指向清晰，将原本对立的地理元素，通过整饬的对仗，融为一体而焕发盎然的禅机。刘勰云：“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彩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只要是神与物游，诗人的感兴自然会在“流连万象之际”而“联类不穷”。白居易的这首诗对后世影响很大，苏轼只是其中一人，看过这首诗后，他也吟诵了一首七律：“香山居士留遗迹，天竺禅师有故家。空咏连珠吟叠璧，已亡飞鸟失惊蛇。林深野桂寒无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我们再来看一部国外的小说。《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小说讲述一个青年学生，邂逅一个年少舞女，由此产生了朦胧的爱慕之情。川端后来评论自己这篇小说是一个简单的作品，“与其说是有意识的作为，毋宁说是自然的流露”。美好的纯真与甜蜜的伤感是《伊豆的舞女》感动一代又一代年轻读者的魅力所在吧。当然还有一个元素应予以关注，即地理元素。小说以天城岭作为故事背景，从天城岭北麓到南麓的下田为止。我独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温泉歇了一宿，在汤岛温泉住了两夜，然后登着高齿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叠的山峦，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实在让人目不暇接。可是，我的心房却猛烈跳动，因为一个希望在催促我赶路。“我”好不容易爬到“天城岭北口的一家茶馆”，见到了舞女一行。“我”后来知道了那个二十五六岁的汉子叫荣吉，是舞女的哥哥，四十多岁的妇女是舞女的母亲，而两个年轻女人一个是荣吉的妻子，另一个是荣吉雇来的。“我”与舞女初次见面是在去“汤岛”的途中，“她们正去修善寺，是在汤川桥附近遇见的”。在天城岭茶馆，“我”有意让舞女一行先走，之后再去追赶，穿过一条“黑魆魆的隧道”追上了她们。穿过隧道就是天城岭的南麓，“过了荻乘、梨本等寒村小庄，山脚下汤野的草屋顶，便跳入了眼帘”，“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客店的二楼，把行李卸了下来”。“舞女从楼下端茶上来。她刚在我的面前跪坐下来，脸就臊红了，手不停地颤抖，茶碗险些从茶碟上掉下来，于是她就势把它放在铺席上了。茶碗虽没落下，茶却洒了一地。看见她那副羞涩柔媚的表情，我都惊呆了。”夜晚暴雨声中隐约传来咚咚的鼓声，良久又传来三弦的琴声，“我明白了，艺人们被召到小客店对面的饭馆，在宴会上演出”。“我”担心舞女，每次听到鼓声“心胸就豁然开朗”：“啊，舞女还在席上坐着敲鼓呢。”不久传来杂沓的脚步声，我又“心烦意乱”，猜测“那舞女今晚会不会被人玷污呢”。离开汤野，“我”和舞女一行来到下田，住在下田北入口不远的“甲州屋”小客店。动身的那天，荣吉前来送我，姑娘们却“芳踪渺然”。但是到了码头，突然看见舞女蹲在岸边，“依旧是昨晚那副化了妆的模样，这就更加牵动我的情思”。荣吉和舞女送“我”上船，“直到船儿远去，舞女才开始挥舞她手中白色的东西”，是白色的手帕吗？天色渐次昏沉下来，“我”在夜色里任凭泪水涌流，“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后来什么都没留下来，顿时觉得舒畅了”。《伊豆的舞女》出现了大量地理元素：汤岛、修善寺、汤川桥、荻乘、梨本、汤野与下田。这些都是真实可辨的地理空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真实的地理元素往往会增加艺术的真实感。但是，天城岭北口的茶馆与汤野中的客店，作为“我”与舞女故事的主要发生地，在小说中却没有具体的指认，是哪一家茶馆，哪一家客店呢？作者有意识地进行了模糊处理，在清晰的地理框架中，幻化出一片缱绻的天地，美好而朦胧的青春诉求也就难以压抑地喷涌而出了！地理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识《红楼梦》是我国长篇小说的经典，它讲述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黛玉是第二代荣国公贾代善夫人贾母的外孙女。黛玉在母亲病逝以后，从扬州乘船来到京城投靠贾母。进城以后，行走了半日：忽见街北蹲着两个大石狮子，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正门却不开，只有东西两角门有人出入。正门之上，有一匾，匾上大书“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黛玉想到，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远，照样也是三间大门，方是荣国府了。却不进正门，只进了西边角门。门，是院子的入口，是人文地理中的重要元素。在讲究等级制度的封建时代，门不仅是单纯的建筑样式，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标识。乾隆二十九年（1764）钦定的《大清会典》规定：“凡亲王府制，正门五间，启门三。”明确规定亲王府，包括郡王府，可以构筑五间大门，但是只能开启中间的三间大门，也就“五启三”。王府以下的贝勒府只能够采用三间府门，而且是“三启一”。再下面，贝子和公府，其府门也是三间。然而，同样是三间大门，贝勒府的府门，可以同王府一样，在屋脊上使用吻兽。吻兽的形状以龙首为主，有犄角、耳朵、眉、眼、口、舌、牙、卷毛与草胡子。吻兽固定在屋脊两端，龙首向内而口口相对，故而称“吻”。贝子与公的府门不可以使用吻兽，只能使用望兽。望兽的形状与吻兽近似，也是龙首的形状，只是头向外，因此称“望”。在等级上，望兽低于吻兽。因此，王府和贝勒的府门可以用吻兽，贝子和公的府门只能采用望兽。在《红楼梦》中，宁国公与荣国公虽然不是宗室封爵，但是在爵位的等级上，与宗室中的公爵相类似，故而可以用望兽。黛玉眼中的“三间兽头大门”，其含义便是这样。在封建时代，贵族的府门日常是不开启的，只有在重大日子、重要人物来访的时候才打开，平常只走府门两旁的角门。黛玉进入荣国府时，“只进了西边角门”，便是这个原因。而且同样由于这个原因，在黛玉的视域里，才会出现“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列坐于大门之前。在这样的门前，黛玉想到的是：“这是外祖母之长房了”，只是单纯的客观判断，没有刘姥姥那样的压抑与卑微。在第六回里，刘姥姥带着外孙子板儿，来到荣府大门的狮子前面，“只见簇簇的轿马，刘姥姥便不敢过去，且掸了掸衣服，又教了板儿几句话。而后蹭到角门前”。同样的门，在黛玉的眼中，突出的是形制，是“三间”与“兽头”；在刘姥姥的眼中突出的则是大门前面的“狮子”。作为大门的附属物，狮子要放在大门之前。来到“荣府大门狮子前”，说明刘姥姥还没有接近荣府的大门，便感到压力而“不敢过去”，只能蹭到角门向那里的人问话。“只见几个挺胸叠肚指手画脚的人坐在大凳上，说东谈西呢。”对这些人物，刘姥姥很是谦卑，向他们贺道：“太爷们纳福！”众人打量了她一会儿，都不瞅睬，半日方说道：“你远远的在那墙角下等着”，一会子周家“有人就出来的”。同样是奴仆，在黛玉的眼中，不过是华冠丽服、衣着鲜亮而已，而在刘姥姥的眼中却是“挺胸叠肚指手画脚”，一派豪奴气焰。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奴仆已然融进贾府，成为贾府大门的组成部分，而大门当然是一种地理，一种微观之微观的人文地理，在不同身份的人物面前，其背后潜藏的文化内涵竟然如此不同，是可以使读者深深惊异的！文学地理的审美内涵也值得重视。南宋祥兴元年（1278）文天祥兵败被俘。次年正月，在押解的船中，文天祥写了一首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的题目是《过零丁洋》。此诗的背景是，元军统帅张弘范逼迫文天祥“作书招谕”在崖山抵抗的宋军，被文天祥严词拒绝。他说：“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说罢，将这首诗持示张弘范。读了以后，张弘范沉默不语，不再逼迫他了。不久，将文天祥押送大都，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里，至元十九年（1283），文天祥在柴市就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影响深远，其所传达的爱国主义精神，已然融进中华民族的血液里，为所有热爱祖国的人们所铭记。在诗中，文天祥回顾了自己一生的遭际，而其中“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则是他戎马生涯中的重要片段。其一是，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在江西兵败，从惶恐滩一带撤往福建；其二是，在广东南海，文天祥被俘，途经零丁洋，此诗的题目便由此而来。具体而言，惶恐滩，位于江西的万安县内，历史上，赣江有十八处险滩，惶恐滩是最后的一滩，江湍水急，暗礁林立。苏轼贬官岭南时路经此地，写了一首《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的诗，其中有这样两句：“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由于是被朝廷放逐，因此苏轼自称孤臣，心境是凄惶的。但是，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家与国是完整的。相对苏轼，文天祥则是家、国俱碎，“风飘絮”“雨打萍”，其“惶恐”之情难以言尽，更何况是在羁押之中的零丁洋上漂泊呢？零丁洋，位于珠江入海口，北起虎门，南抵港、澳，亦称伶仃洋。伶仃，是孤独飘零的意思。在江西，文天祥虽然打了败仗，但还有战友相伴，今天呢？形单影只，只能在孤寂之中深深叹息。中国的传统诗学，向来讲究“寓情于景”与“借景抒情”，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者是也。“景”为何意？“景”就是地理空间。文天祥将自己遭遇的“惶恐滩”与“零丁洋”这两个最具代表意义的地点，作为“惶恐”与“零丁”心境的写照，一语双意，并蒂同枝，从而将地理空间提升到诗学范畴，传达出一种强烈的人文情怀与审美意识。作家的现实地理与文学地理1923年8月2日鲁迅偕夫人朱安，离开八道湾11号，搬到砖塔胡同61号居住。在这里，鲁迅居住了将近10个月。八道湾11号是一座大宅，大门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前院，鲁迅的朋友说，可以在那里开运动会。11号是标准的大四合院，有前后三进。计有：倒座九间（包括一间大门）、正房三间、后罩九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总计26间（不算大门）。其中正房的中间是堂屋，是全家人吃饭聚会的处所，东次间住鲁迅的母亲鲁瑞，西次间住鲁迅的夫人朱安。堂屋背后接出了一间三面有玻璃窗户的平顶小房子，北京人称灰棚。鲁迅住在前院的倒座里，为了节约煤，冬季便住在灰棚里。宫门口西三条鲁迅故居北房堂屋背后，也有这么一座灰棚，鲁迅称其为“老虎尾巴”。周作人与周建人住在后罩房里——周作人一家住西面三间，周建人一家住中间三间，东面三间做客房，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就曾经住在那里。一年春天，周作人的女儿若子生病了，一家人陷于忙乱和紧张中，不觉之间春天已然逝去。若子病情好转后，周作人的心情放松下来，在院子里散步，发现“山桃烂漫得开始憔悴了”，爱罗先珂回国前手植的一株杏花“已经零落净尽”，“只剩有好些绿蒂隐藏嫩叶的底下”，而雪白与深紫的丁香却到了盛开的花季。鲁迅从八道湾搬到砖塔胡同以后，居住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院落狭窄，居室更是狭窄，与八道湾相比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但是在住房的分配上，依旧是八道湾的翻版，北房三间，东间是鲁瑞住处，西间是朱安住处，中间做客厅兼餐厅。因为环境湫隘，鲁迅的大量书籍只能装在木箱里，还有一部分暂时存放在教育部。鲁迅其时正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下半部，需要查阅大量资料，翻找起来十分不便，每次都要打开书箱，取出书籍，之后再把书籍放回书箱，其烦恼可以想见。在61号，鲁迅创作了两个短篇：《祝福》与《幸福的家庭》。后一篇，讲述一个住房窘迫的年轻人，在写作之时屡屡被琐事所扰。一次是卖劈柴的来了，妻子买了25斤劈柴，放在什么地方呢？房屋实在狭窄，只有堆在床下，“川流不息地进来”。还有，北京人的冬储菜，普通百姓离不开的大白菜，也送来了，放在什么地方呢？当然也只能堆在这唯一的房间里：就在他背后的书架的旁边，已经出现了一座白菜堆，下层三株，中层两株，顶上一株，向他叠成一个很大的A字。在这篇小说中，房子是一个让人物始终纠结的问题。在他看来，“幸福的家庭”必定住房宽裕，有卧房，还要“有一间堆积房”，“白菜之类都到那边去”，而且必定有书房，而书房的门永远是关着的：“有事要商量先敲门，得了许可才能进来”，“现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书房里，主妇来谈文艺了，也就先敲门”。在八道湾，鲁迅有三间大大的书房，现在是一间也没有了，今昔对比，当然是强烈、伤感的。小说人物如此纠结于书房或者有鲁迅本人的客观原因吧？在鲁迅的小说中，描写居住窘迫的只有《幸福的家庭》一篇。这里面自然有多种原因，但是居住环境的剧烈变迁，现实地理所构成的“场”，难免不在小说中有所反映，这是创作规律，鲁迅也难以避免。刘勰在阐述情感与文辞的关系时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文学地理也是如此，作家在现实之中感受“场”，通过文字描绘“场”，从而形成“二度场”，进而制造“场感”；读者则逆向而行，通过“场感”进入“二度场”，再循此探觅文本之外的“场”，从而在新的维度，对作家的文本进行观赏、批评与解读。文学地理的价值与关键之处就在这里。（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王彬

2015-10-16
传统节会玩出新花样眉山文旅展出新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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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瑜伍小花本报记者毛馨怡3月26日—30日，由重庆市旅游协会主办的以“创新发展行千里·跨界融合致广大”为主题的第23届重庆都市旅游节暨城际旅游交易会（以下简称“一会一节”）在弥漫着火锅味的3D城市重庆举办。我市组织了东坡区、仁寿县文旅主管部门和三苏祠、瓦屋山、老峨山、峨山老窖等景区负责人参加了活动，借力宣传推广眉山文化旅游。大平台广推介眉山文旅亮点多3月27日，重庆“一会一节”的重要活动2019全国旅游产品（重庆）采购会在解放碑威斯汀酒店举办，来自北京、上海、浙江、青海等50个城市旅行社代表和中国旅游TV、重庆卫视等媒体代表共计130余人参加了推介活动。借力平台，我市举办了眉山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为与会嘉宾献上眉山文旅盛宴。东坡故里展风姿，天府眉山耀精彩。活动中，眉山市文广旅局副局长涂勇做了眉山市文旅概况的推介，介绍了眉山市情、区位优势、文旅资源，隆重推介了“樱花节、东坡国际半程马拉松赛、东坡文化节、竹产业交易博览会、泡菜博览会”等重要文旅节会活动和“东坡泡菜、东坡肘子、彭山甜皮鸭、仁寿芝麻糕、洪雅钵钵鸡”等特色旅游商品，为现场旅行商和媒体推介了眉山“东坡文化、生态环境、天府新区”三张名片。历久弥新，东坡永存。三苏祠景区现场播放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宣传片，带领嘉宾在会场即时游览了三苏祠，让现场嘉宾感受三苏精神，体验了景区魅力。季节在变，精彩不变。瓦屋山景区现场播放了宣传视频，春赏杜鹃、夏观飞瀑，秋赏红叶，冬睹冰雪，让与会嘉宾感受了瓦屋山不同季节的美丽。大展会广宣传互动交流收获多3月28日—30日，眉山以“天府眉山东坡故里”为主题参加了在南坪重庆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旅交会，精心布置了两个展位，设计了景区展示区、咨询服务区和合影留念区三个区域，以图片、文字、实物多种形式展示了眉山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旅游资源、可口的东坡美食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巴蜀多胜景，眉州美如画。在眉山展位，可欣赏到三苏祠的古韵大气、瓦屋山的波澜壮阔、柳江古镇的清幽淡雅……听听现场工作人员讲解眉山山水之胜、风光之韵、文化之美。眉山多美食，香飘满世界。在眉山展位，市民游客可与“吃货眉山”摄影框、东坡美食立方体萌萌合影，现场欣赏东坡肘子、东坡泡菜、东坡春橘美图，聆听东坡与美食的故事。眉山展位以精致的展位布局、优美的风景图片、活泼的互动节目吸引了旅游同行、市民游客的广泛关注，前来了解、欣赏眉山展位的人群络绎不绝。三天展会，眉山展位共接待旅行商、市民游客约12000人次，发放各类旅游宣传手册、折页等资料20000多份，赠送行李牌、雨伞、文化衫、手札等特色旅游商品、纪念品2000余份。

2019-04-01
《蜀盐说》中的民族审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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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者说】中国历史上，盐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商品，它不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更曾数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正如《蜀盐说》小说中的县令肖斋所言“盐是江山社稷，盐是天下基石”。《蜀盐说》虽是以大英卓家庄的农民为主人公，以卓筒井的发明为故事主线，但关注的却是当时的贪腐问题、民生问题以及国家政策，使作品高度上升到了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层面。小说描写了以成都盐茶道布政使吕武为首的贪官污吏的种种劣迹：掌控蜀路盐茶征收、调拨、课税的生杀大权的吕武，贪污腐化，他的书房没什么书，却摆满了各种古玩，地方盐务吏来求盐，不管是不是该划拨都要先奉送足够分量的银两或古玩；长江县盐务吏徐长久与大英官盐井场主田横才互相勾结，强迫农民去盐场工作，忽视盐场岩壁漏水等危险信号，最终酿成盐井塌方、近百名盐工命丧黄泉的惨剧；田横才经营的官盐铺恣意涨价，短斤少两，将盐卖出天价，小说中张铁匠愤然地说“田家盐铺的盐价一天涨三次”。在这样苦难的岁月中，大英场的人们顽强地生活着，他们勇敢坚强、智慧创新，始终保持着美好的情怀和可贵的品质，最终苦尽甘来，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些性格特征都通过小说情节显现了出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传统是以救济天下苍生为己任。这样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屈原，他苦谏触怒楚王，被逐出郢都，流放之际仍记挂祖国及人民，写下了千古名篇《离骚》。在小说《蜀盐说》中，体现这一民族精神的重要人物之一是北宋大学士苏轼。这位出生蜀中的文学家、书法家、政治家，虽年少及第却仕途坎坷，但他始终保持淡然心态，写下许多传世名篇，其中不乏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记录历史的作品，如他的杂记《蜀盐说》就详细记录了当时蜀中“筒井”的制作和取盐过程，文中写道：“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用圆刃凿山如碗大，深者至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据考证，苏轼所描述的“筒井”与大英卓筒井完全相同。《蜀盐说》还具有中国古典美学风韵，带有诗性的民族审美意蕴。一是引用了大量的古典诗词。如大学士苏轼来到长江县城，在船头吟诵《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表达了游赏中欢快、闲适的心境；长江县县令肖斋忧虑长江县民生疾苦，经常借诗抒发忧思，如他得知卓家庄盐井出盐卤后，喜忧参半，喜的是百姓终于可以吃上盐了，忧的是他支持百姓私打盐井终将被牵连，不知盐井能否被发扬光大，他引用了贾岛的《长江题》来表达苦闷之情；苏轼来到长滩寺，看到削发为僧的肖斋在枫叶上题写“民生”，苏轼先引用贾岛的《题诗后》：“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然后仿照这个格式即兴作了一首，“二字三年功，民生在心中，桐叶胜宣纸，不赏枉书翁”，彰显了肖斋的情怀，增强了小说的诗意。二是景物描写富有诗意。如对卓家庄的描写，“卓家庄的东面是一片竹海。竹林像一座绿色的宫殿，由千万个修长挺拔的圆柱子撑起来。竹林里鸟儿多极了，它们能同时唱几十支不同的歌。卓童独自一人在林里徘徊，一阵晨风吹过，叶尖的露珠珍珠般滚落下来，像下了一场小雨……霞光透过枝丫的缝隙，筛子一样漏在林子里”。在这里，通过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烘托了人物内心，而且还营造出了一种诗意氛围。此类描写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如写灵泉寺“始建于隋开皇年间……寺庙依山而建，临江而立。苍松古柏，绿树成荫，幽静怡然”，寥寥数语，一个千年古刹跃然纸上。三是对民俗的描写。小说中展现了许多有趣的民间习俗。比如，卓家庄吃不上盐，族长天天三炷香，求祖先保佑，“老族长跪地拜祭，嘴里念念有词……祈祷完毕，匍匐在地，又是一连三个响头”。无奈之下卓家庄准备打井，确定好地址后，先举行祭拜地脉龙神的仪式。在打井过程中，出现了天然气，无意间被火石点燃，火龙从井口腾空而起，大家以为惊了地龙，于是族长带头，大家一起祭拜。这些民俗的描写不仅使人感受到中国的传统风情，还增添了作品的诗意。（作者：赵泓，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艺所助理研究员）《蜀盐说》刘裕国著四川民族出版社

赵泓

201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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