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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有味是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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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礼敏在这暑去秋来，天高气爽的好辰光里，拜读苏轼那首充满着春天气息，洋溢着生命活力的《浣溪沙》，亦是别有一番滋味。细雨斜风作小寒，淡烟疏柳媚清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是苏轼的一首纪游词，是苏贬谪黄州四年后，在迁汝州时与泗州刘倩叔同游南山所作。词的上阙，写早春沿途一幅富于动感的水墨画似的景色：冬尽春萌，早上，细雨斜风，乍暖还寒，山中淡烟疏柳晓雾朦胧，河边有突然阳光明媚，豁然开朗，从洛涧流出的清浅河水，进入淮河后逐渐变得混黄迷漫迤逦向前。下阙抒发诗人游南山的感受：中午时分，在山庄农家，泡上一杯浮着雪沫乳花似的清茶，品尝山间嫩绿的蓼芽篙笋春盘素菜，心情多么舒坦，人间最有味的是这清淡的欢愉啊！显然，苏轼所提倡的“清欢”，是对人生还达不到丰富的物质条件时，需要抱一份心灵平静的体味，超越物质享受、精神境界至上的生活情趣而提议。我赞同苏轼的“清欢”理念。当自己达不到物质条件时，要放低自己的身段接受现实状况，不能沮丧地自命怀才不遇，怨天尤人，与人攀比……嗟呼！借古贤人的箴言：此乃时也、运也、命也！如此这般念想，你才能达到心理平衡，不至于血压猛涨。这是其一。其二，“清欢”并非说一定要我们远离城市喧嚣，一味寻找林泉幽静，过着蓼芽篙笋的清淡素味生活。试想，如果没有适量的“蛋白质”食物，如何能支撑人的强健的体魄呢？这就要我们科学地理解苏轼的“清欢”理念，以免踏进“清欢学说”的生活误区。苏轼“浣溪沙”这首词，色彩清丽而境界开阔，寄寓着作者清旷、闲雅的审美趣味和生活态度，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无尽的遐思。我想，过惯像兰花那样“不需要什么肥壤沃土”的人，并非饕餮的“大鱼大肉”就是他们理想食物的选项!食物因人而异，以“吃到肚里舒服”就好，来作为人进食的衡量准则为妥吧？

2022-08-12
铁汉风骨“殿上虎” 客都人文“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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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州老城区仲元西路中段至北门的一条街叫元城路。此路名的“元城”二字取自于北宋谏议大夫刘元城。刘元城名安世，字器之。他年轻时从学于司马光，为官时他论事刚直，不避权贵，被称之为“殿上虎”。后因直言斥奸，得罪了当权者，被逐出汴京城，远贬梅州。在梅州期间，他倡办教育，开梅州书院之先河，开启了梅州地区兴学的历史。梅州此后书院、社学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最终成就“人文秀区”之美名，造就了一个内涵丰厚的文化之乡。他因而受到梅州人民的爱戴和推崇。人们为纪念刘安世，明朝后期，建城北门楼命名为铁汉楼，而楼旁的元城路一直沿用至今。在旧《广东通志》中，刘元城因在梅州的贡献，而被称为“广东古八贤”。以“诚”立身直言敢谏不畏权贵心胸豁达在政治相对清简的北宋前中期，士大夫敢说、敢做、敢当。如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蔡襄等人，都是以直言敢论、不避权贵而留名青史。到了北宋后期，由于党争不断，士风凋敝，能说真话的空间越来越小，敢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而就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刘安世依旧保持谏官的初心，为了国家的安危，甚至冒着牺牲生命的风险说真话，也被誉为北宋最后一位直言谏官。刘安世出生于大名府元城（今河北馆陶县刘齐固村）一个仕宦家庭，父亲刘航与司马光是同年进士，曾任虞城、犀浦知县，宽猛并用，颇有治绩。刘航非常仰慕司马光，便让自己的儿子刘安世拜司马光为师。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刻苦勤奋，同时推崇“学在力行、正心诚意、刚正不阿”的为学之道。父亲及司马光的教导对刘安世影响至深，他年少时即“持论已有识”，时常发表对政事的看法，颇有见地。清代学者全祖望在《元城学案序录》中就写道：“涑水弟子，不传者多，其著者，刘忠定公（即刘安世）得其刚健。”熙宁六年（1073），25岁的刘安世进士及第，但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辞官不就，跟随当朝宿儒司马光潜心修学，数年后才出仕为官。求学期间，一日，刘安世向老师请教立身行事的要诀，司马光以一个“诚”字作答，并教导他“自不妄语（不说假话）始”。从此，刘安世便开始“诚”的修炼，坚持讲真话，成为当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典范。在司马光身边从学七年后，在司马光的举荐下，刘安世接受朝廷的安排，出任洺州司法参军。元祐三年（1088），刘安世又在吕公著的推荐下，出任右正言一职，自此跻身谏官之列。担任谏官期间，刘安世直言上疏，关注君主与百官的道德修养、参议朝政阙失，主张国家应该“重法度”，明刑罚。他曾弹劾了十多名权臣，北宋中后期，朝中高官举荐子弟亲友“走捷径”把持要职的现象司空见惯，刘安世多次上奏表示反对。有时他跟皇帝争执得面红耳赤，皇帝大怒，他却毫不畏缩，等皇帝气消了，继续谏言，人称“殿上虎”，也被苏东坡誉为“真铁汉”。刘安世在谏官任上，曾多次弹劾章惇，因此，章惇任相后，把刘安世贬官至岭南英州，后来又将他贬往梅州。刘安世在被贬梅州的日子里满是凶险。刘安世的学生马永卿所编的《元城语录》便详述了刘安世在梅州历险的经过。贬官途中，章惇等人先是遣人与刘安世会面，威胁他自杀，未能得逞，又密谋派人一路追踪到梅州，伺机刺杀。梅州地方官员闻讯特意赶来报信，刘安世面色不改，与众人饮酒谈笑，慢慢写了几页信交付给他的仆人说：“我如果死了，按照信中所说去做。”回头对客人说：“死不难了。”而信上面记载的都是一起被贬、有生死之虞的同僚的家事。所幸受命刺杀他的刺客到离梅城二十里的地方得暴疾吐血死亡，由此，刘安世才幸免于难。兴办书院传授知识推动梅州文教之风在梅江区城北镇的高西岩，有座古寺，其间的相公亭放着张九龄、韩愈、刘元城三位先贤的塑像。纪念着刘安世曾在这里登高赋诗。在宋代，春、循、梅、新、高、窦、雷、化这八个州是令人生畏的地方，有所谓“春循梅新，与死为邻；高窦雷化，说着也怕”的说法。到了梅州，刘安世不以瘴疠为苦，依旧乐观，闲暇之余喜爱四处游览，赋诗吟诵。同时，他还积极推进文教之风，创设了当时梅州的第一间书院——“梅城书院”，希望通过传道授业，能使这个贫困地区的人们获得知识的力量，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李士淳在《松江书院序》中说：“元城刘公谪官梅州，建书院于梅城之东南隅，日聚多士讲学其中，士习民风翕然丕变。”书院开办后，他亲自招生授徒，据清代光绪年间《广东通志》记载，他还建立了一套适用于书院的管理体系：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以山长为书院最高负责人，其他教职人员都要服从其领导；规定了各个职务的固定岗位职责，分别管理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安全保卫等；建立了生员定额、课程设置、学生考核等方面的制度；制定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教条、学约、学训等。为保障持续教学，刘元城发动民间学人、宗族、乡邑名流捐献田产作为学田，建立了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充分调动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刘安世其人是北宋“元城学派”的宗师，门下如吕本中、曾几等知名人物甚多。其言是“言官之楷模，辅弼之龟鉴，卿士大夫之药石”。有了刘元城这位大师坐镇当老师，书院得以名声大噪，并吸引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文化大师前来讲学。如苏轼的好友巢谷先生便曾在书院开坛讲学。梅城书院教授课目除了四书五经外，还有各种通俗教材，内容涉及识字、道德、历史、诗歌、名物等，注重对学生进行全方位培养。其倡导自由讲学，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相结合，明确提出书院独特教育宗旨，自觉地把书院与官学区别开来，反对书院成为科学的附庸，使书院成为培养能传道济民之有用人才的场所。梅城书院的开设，也开启了梅州地区兴学的历史。李士淳在《松江书院序》中认为：“开辟全潮之山川者，昌黎韩公；开辟梅州之山川而绍昌黎公之芳者，元城刘公也。”以书院为起点，在学宫、书院教育体制的带动下，梅州学子们不坠青云志，虽居蛮荒，耕读不辍，成就“人文秀区”的美名。到了南宋时期，据梅州知州方渐记载：“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相随。”“在梅州期间，刘元城不仅兴办书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梅州人的学术视野。同时，通过教化梅州百姓，使百姓的文化教养和素质得到提高。”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肖文评认为，被贬到落后地区梅州，刘元城不忘自身责任，带动百姓提高文化素养，造福一方百姓，所以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爱戴。“虽然他在梅州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并不断提高梅州在全国的知名度和地位。刘元城对于梅州社会的推动作用相当于韩愈对于潮州社会的推动作用。”对梅州产生深远影响备受世人推崇梅州的恬静、祥和及与世无争，确实出乎刘元城的意料。这个方圆几百里见不到大一点城镇的山中小城，倒是有点像远悬岭外的孤岛。这里的人们热情，没有太多你争我斗，适合颐养天年。有诗《梅州吟》为证：渊明醉迷桃花园，梅州更在桃园外。城头闲看南飞雁，两岸疏梅如雪乱。然而，正当刘安世在梅州潜心办学之时，章惇、蔡卞又对其做进一步迫害。元符三年（1100），诏传令叫应天府少尹鼛孙将刘元城以押解重刑犯的方式，用囚车解赴京师。此时正好宋徽宗继位，大赦天下，囚车自汴京还没走出几个驿站就回了。刘安世在获得大赦的消息后，也开始北返，由此结束了在梅州4年的谪居生活。宣和七年（1125），78岁的刘安世预感大限将至，叮嘱家人葬礼从简，不要在灵柩中置放任何东西。去世后，“诵佛经而哭公者，日数千人”。梅州人民为纪念元城，将梅城书院更名为“元城书院”。在其北返后，梅州与其有关的祠祀层出不穷。最早是在宋开禧元年（1205），知州刘涣在城南百花洲尾作先贤堂，其中便祀有刘安世。到了明清，对刘安世的崇祀更为盛行，从明初的双忠书院到后来明崇祯九年（1636）所建的“五忠祠”，直至清初的七贤书院，都祀有刘安世。明崇祯十一年（1638），程乡县令陈燕翼倡建州城北门楼，塑元城之像于上，每年春秋二仲，正印官致祭，此楼也被命名为“铁汉楼”（在梅江区元城路与文保路之间）。历代咏唱该楼之作甚多，如何昆的《铁汉秋月》：“登高怀士欲横襟，迁客投荒此足音；大厦岂容委草莽，孤身自许老江浔。一天秋色楼前月，八面寒光物外心；铁脊回霜当钥，朔云长护宋碑荫。”铁汉楼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拆城后被毁。为了表示对刘安世的怀念，铁汉楼旁边的一条街被命名为“元城路”。20世纪拆除城墙后，铁汉楼也被拆除了，而元城路保留至今。后世梅州人民给予刘元城以足够高的地位与评价。有词《卜算子》赞曰：大名苦读书，京师正气歌，品若寒梅节似竹，雄才势如虎。七年流徙路，四载梅州度，千秋感恩书院故，犹立南曲阜。梅州人民敬仰刘安世由来已久，至今还引以为傲，把他视作威武不能屈的楷模，直至今天，梅州城中乡里的刘姓祠堂的大门对联仍写着：“彭城世泽，铁汉家声。”同时，为了纪念刘元城，体现梅江区人文秀区深厚的历史渊源，梅江区于2019年动工建设元城小学、幼儿园。项目位于梅城江南秀兰桥一侧，预计于2022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学校项目规划由何镜堂院士领衔设计，凸显客家文化和山水的建筑风格，致力于打造富有客家人文特色的学校。总投资为4.11亿元，总规划占地面积约40亩。其中，元城小学占地面积约32亩，规模为36个教学班、1620个学位；元城幼儿园占地面积约8亩，办园规模为15个班、450个学位。肖文评认为，在现当代推崇刘元城仍然有其积极意义。“他为官非常严谨，政绩突出，坚持真理，同时他不管处境好坏，坚持为老百姓办好事，为当地发展谋福利，他的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链接刘安世的文学成就刘安世诗存世不多，大都如其文，议论精警，栩栩有生气。像《八月十四夜月》诗“万古照临终忌满，一轮明彻岂须圆”，《双柏》中“同志不渝均管鲍，清风特立若夷齐”，《扑满子》的“多求唯恐心难满，扑破方知器易盈”，均为人所传诵（《娱书堂诗话》卷三）。他著有《元城集》二十卷（王铚《题抄本尽言集》）。南宋淳熙间刻《尽言集》十三卷，以后遂为定本，现存明隆庆刻本、《四库全书》本、《畿辅丛书》本。《全宋诗》卷1052录其诗四首。《全宋文》卷2534至2546收其文十三卷。刘安世以诚治学、以诚待人、以诚处世，他与苏轼、苏辙兄弟是好友，经常以文相会，以诗唱和，苏辙的墓志铭就是刘安世撰写的。除了文学上颇有成就外，刘安世还喜爱抚琴奏乐。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刘安世造七弦琴”。琴身为桐木，通体髹黑漆，露朱色漆地。琴头宽而尾窄，头端有一拱形首岳，有七孔穿七弦，并弦纽坠七个，七弦至琴尾折向琴背，系于两个对称的木纳上，琴背腹有二长方音孔（称龙池）。琴心内阴刻篆书“刘安世造”“毛仲翁修”“周鲁封重修”等字。腹面阴刻行书“混沌材”、“羲皇人已杳，留此混沌材，想是初开辟，声音妙化裁，完然一太璞，解愠阜民材，不凿庄生窍，古风尚在哉！”款署“会稽黄镇仲安跋于皖江”。又阴刻行书“晋制宋修，一翁”下有“夏伯子”阴文方印，夏伯子即夏莲居。由此可知此琴为晋嵇康规制，宋代刘安世所造，迭经毛仲翁、周鲁封重修，后为夏莲居收藏。传世宋琴甚少，此琴几经沧桑，音质悠扬，被历代学者、古琴学者所推崇，为久负盛名的佳品。参考文献：1.《忠廉大义——梅州节士史话》，梅州市纪委监委主编；2.《梅州两千年》，安国强著南方日报记者张柳青

张柳青

2020-07-15
窗外那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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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选自网络□荷池子（市直）我的窗外没有山，有烟波浩渺的一片大海。本来是山里人出身，自从来到湛江工作，来到这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我便成了海边人。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我在内心深处更喜爱大海，更珍惜大海，更向往大海。不论是上班工作的地方，还是歇息住宿的地方，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面海的方向，推开窗户便可以望见那片蔚蓝的大海。每天早晨我一醒来，便看见从窗外照射进来、从大海上冉冉升起的旭日霞光。拉开窗帘，晨辉里的海湾也似刚刚睡醒，风平浪静，波光粼粼，但这时早已有不少渔船在海上匆匆行走，时而传来汽笛的声音，一个忙碌的充满活力的港湾以及与之相伴的城市就这样开始了一天热闹而有序的生活。在办公室累了，站在窗前伸伸手臂，弯弯腰板，然后朝窗外眺望，那是一幅蓝天白云、碧海银波，海在城中、城在海上的美丽画卷。一群海鸥从远处飞来，轻舒剪翅，倚浪而翔，之后分头落在船只的甲板或船舷上，有的直接站到船头的旗杆上，还互相交替，与船上的渔民浑如一家，人与自然的和谐景象令人感动。到了晚上，我常常会在居住的调顺岛上沿着海边堤路漫步，迎着习习的海风，听着悦耳的涛声，既可活动身体消解一天的疲乏，又可观赏海滨城市的夜景。纵目望去，海湾将对岸分成两块，一块是海西，一块是海东。那条徐徐向前延伸的海路，犹如一条银色的彩练，柔柔地飘向远方，看不见尽头，只有海与天连成的夜幕，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在海西，金沙湾作为一个轴心，岸上的建筑如一串珍珠连着这个轴心，只不过是像被人玩空竹一样，稍微甩直以后在岸上被摆放成一条优美的曲线。喜来登酒店那帆船一样的造型，外墙面时不时变幻的霓饰，似乎是这个城市的脉搏，起伏不停，又像随时准备远航的舰船正在等待船长的命令；旁边如立锥花瓶的花园酒店亭亭玉立，婀娜曼妙的身姿总也在抓着你的眼睛；在星光和城市灯光辉映下的金沙湾，好像一只走累了的小白兔，静静地缱绻在母亲怀抱，又好像是一块素洁无瑕的白玉镶嵌在城市的金三角上，特别抢眼。在海东，近年来才建成的奥体中心，一场三馆，如一个大海螺领着三个小贝壳嵌立在海边，上下左右不断变化的七彩霓虹，加上旁边海湾大桥的灯饰，和海西的景色相互映衬，浑然是天上人间的景致。窗外这片海，给这座城市增添了无穷无尽的魅力。实际上，没有这个海湾就没有这座城市。海是这座城市的灵魂，城是这片大海的活力。这片切断琼州海峡，使雷州半岛成为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大海，千万年来拥抱的陆地曾经是南方的蛮荒瘴疫之地，赤地千里之乡。经历了沧海桑田，两千多年前这片大海已成为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连接到了波斯湾等当时沿海国家和地区。千百年来的封建朝代，不少遭贬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有的流放海南时经过雷州半岛，有的则直接贬落到半岛上，留下了许多佳话传奇。其中最令人传羡的就应该是南宋宰相李纲，八百年前路经雷州半岛时拜访楞严寺做主持的同学释宗和尚，在楞严寺住了一晚。当时风清月朗，两同学在镜湖边品茶赏月，看到月光流泻湖面，倒映在湖边的岩石上，大自然的景色巧夺天工，摄人魂魄。这位落魄的曾经权杖，也许受到了出家同学禅学思想的启迪，当晚心旷神怡，心情大好，奋笔写下了浑厚庄重、遒劲有力的三个大字：湖光岩。从此这个十多万年前两次火山爆发形成的玛珥式火山湖，便由过去老百姓称其为“镜湖”、“静湖”、“净湖”而改称为“湖光岩”，一直沿用至今。后来，董必武和郭沫若分别留下了描写湖光岩的诗作，其中“四山围一湖，湖水明如镜”和“惜无苏轼迹，但有李纲书”的诗句在当地脍炙人口，广为传颂。郭沫若的“惜无苏轼迹”，是说苏轼当年被流放时经过雷州半岛，但这位走到哪里就吟诵到哪里的大诗词家大文豪，居然在雷州半岛没有留下一句诗句。这端真令人难于置信，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我到湖光岩听导游说了一个坊间故事，似乎为此找到了答案。她说，苏轼当年一进入雷州，向一个当地的老太婆问路，并自我介绍说是苏轼。老太婆说，既然您是苏轼，我有一副上联，请您对下联，如果对得好我就告诉您，如果对不好可能您就是假苏轼。苏轼说好。老太婆便说了上联，不过这次这个大文豪却真的对不上来，于是羞愧难当，悄然离去。苏轼对雷州半岛人的文化修养十分钦佩和惊羡，并在心里暗暗叮嘱自己：在雷州坚决不写任何东西，这便是其为何没有留下诗句的原因。我十分好奇这是一句什么样的上联，竟然还难倒了东坡先生？那导游说她有这对联的内容，但一时记不起来了，回家找到以后再告诉我，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仍然是杳无音讯。对这一传说，我当然不会相信，更认为是导游自己编出来娱乐游客的。既能写“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又能写“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旷古文豪，怎么可能连一个乡村妇人出的上联都对不上来呢？可是因为它确实可以为我们调侃这位大文豪在雷州半岛的绝笔，找到了一个尽管知道它是杜撰但又愿意相信的理由，便记住了这个故事。不过，我们应该有责任继续去考寻其中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使得雷州半岛和苏轼之间留下了这个历史遗憾。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大海，我有时在想，那里该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雷州半岛人注定与风雨和雷电结缘。雷州半岛在远古时代是火山口，地质含铁成分高，是雷电灾害十分严重的地区。同时，雷州半岛是广阔的平原，地面平坦，难于大量蓄水，干旱是当地人民耕作生活的最大难题。所以，雷州半岛的百姓又渴望台风，又害怕台风。台风来了，它会带来雨水，农业生产才有丰收的保障。湛江的土地十分肥沃，适合种植热带亚热带的各种粮食和水果，有人形容说雷州半岛的土地插根筷子也可以长出苗来。所以雨水对这块红土地来说，显得尤其重要。但是，雷州半岛人又害怕台风，因为台风无情，抓不住、赶不走、控不了，就如一个海上喝醉了酒的疯魔，在地球的东南部海面形成，一路趔趔趄趄朝西朝北方向走来，没有具体的目标，随时随地改变行程，风带着雨，雨夹着雷，所到之处风卷残云、摧枯拉朽、势不可挡，等到风过雨停，留在人们眼前的便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在古代雷州半岛就有“雷州换鼓”的习俗传说，且被冯梦龙《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乐小舍拼生觅偶》中记载为天下四绝之首。冯梦龙写道：“从来说道天下有四绝，却是雷州换鼓、广德埋藏、登州海市、钱塘观潮。这三绝，一年止则一遍。唯有钱塘观潮，一日两番。”先民们认为，打雷时天神打鼓，天鼓之声传至人间便成响雷。为了求雨，雷州的先民便有了祭雷活动的雷州换鼓。在今年七月二十五日第十四届省运会开幕式上，艺术家们把这最具雷州半岛地方特色和文化精神的“雷州换鼓”搬上了舞台，场面恢弘，气势磅礴，荡气回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千百年来，雷州半岛人民就是在与风雨与雷电的互相搏斗和共生共存中一路走来。窗外的海景总是如此秀丽。海湾不像远海那样汹涌澎湃，浪击摩云，显得如乖顺的孩子，风爽港悠。但它毕竟是海呀，细细海浪激起一朵朵浪花，缓缓地向前，淹没在海水里，接着它又会再次激起浪花，持续不断，亘古不息。望着这景象，我自问：到湛江工作六年多了，如果说这座城市给你最刻骨铭心的是什么？我会毫不思索地脱口而出：“大海！”是的，是大海！只有大海才能说明湛江人的不屈精神，只有大海才能体现湛江人的耿直性格，只有大海才能彰显湛江人的广阔胸怀！长年与风浪搏击、与大海为伍，自然滋养出湛江人不怕强暴、敢于抗争的坚强性格。当年，由于当政的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湛江曾先后被法国、日本侵略者霸占长达四十多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才回归到祖国母亲的怀抱。闻一多在《七子之歌》写“广州湾”这一子时，悲愤地写道：“东海和硇州是我的一双管钥/我是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您为什么把我借给一个盗贼?/母亲呀，您千万不该抛弃了我!/母亲，让我快回到您的膝前来/我要紧紧地拥抱着您的脚踝/母亲!我要回来，母亲!”这是一个被遗弃儿子对母亲在茫茫长夜里的呻吟和呼唤，何等的痛苦、凄楚和不甘，也是大海面对强暴铁蹄的怒吼和痛斥，何等的刚强、壮烈与激昂。正是在这个时候，就有了湛江人民英勇抗法的英雄壮举，为保卫家园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民族壮歌。郭沫若为此题留了“一寸河山一寸金”的诗句，便有了我们今天的寸金路、寸金桥、寸金桥公园……在湛江生活时间久了，慢慢地越来越多地受到了大海的感染，对这个城市的文化也都有了更多新的认识。这个城市的很多地名很有特色，里面应该也包含着许多深刻的哲理和故事。比如，霞山为什么叫霞山？湛江是平原，基本上没有山，是不是因为没有山就把经常有云霞堆积的方位叫成霞山？还有我住的调顺岛，我想应该是当地百姓朴素的祈求风调雨顺的直接表达吧。还有湛江人取名字，喜欢把别人家姓氏作为自己的名字来用，这会不会是海边人具有更多兼容精神的体现呢？从窗外望去，海湾的对岸是海岛，海岛边蔚蓝的海水拥着绿油油的一片，该是那令人尊敬的红树林了。我过去听过红树林，但不太了解它，到湛江以后才知道红树林的了不起。它在海边就像一排忠诚的卫士，默默地静守在那里，有风浪来了它会起到消浪的作用，还可以净化海水，保护生态。它是唯一在海上生长的灌乔木。它依偎在海滩涂上，迎风而长，长年保持绿色，就是开花也只是开出一点点素色的小花蕾，基本上看不出来。就是这样一片片绿色的生灵，镶嵌在大海和蓝天之间，与时而闪动的鸥鹭、船只、云彩，构织成如诗如画一般的人间仙境。记得几年前我到特呈岛去观看红树林，一个朋友要我写首红树林的诗，我即时便吟了出来：“天生出俗恋波澜，敢向苍茫借一滩。为衬红霞不施艳，拼留绿色水云间。”我想，这何尝又不是湛江人精神的写照呢？大海，给了这座城市太多太多的魅力，也给予我太多太多的感悟了。初冬的湛江不冷不热。夜深了，今晚窗外的海风还是那样习习吹过，海那边的景色显得格外迷人……2015年11月28日于湛江

荷池子

2015-12-01
至乐在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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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龙作为著名的文豪，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成就突出，地位显赫。他是经历北宋中期到后期的文学大家，将诗、文、词等多种文学艺术样式推向了北宋的最高峰，被公认为欧阳修之后更为杰出的文坛领袖。苏轼一生写了大量的政论、史论、游记、寓言、题记、序跋、杂著等，其文章体现了宋代古文运动的最高成就。他考进士时，主考官欧阳修见其考卷连称：“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并高度褒奖苏轼“善读书，善用书”，预言苏轼文章“必独步天下”，“三十年后，世人更不道著我也”。南宋时苏文盛行，举子们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谚语。苏诗现存四千多首，内容广阔，风格多样。清代诗论家叶燮在《原诗》中评价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清代文学家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一面，成一代之大观。”其“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若哀梨，快若并剪，有并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苏词的历史地位，又远在其诗文之上。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取得如此辉煌的文学成就，除了苏轼特殊的天分、才情和阅历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写作的执着和爱好。据北宋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载，苏轼曾经对刘景文与何薳的父亲何去非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做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丝，我笔皆可畅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妙哉，斯言！把写文章作为平生的最爱，作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在历史上恐怕除了东坡先生，大概别无他人。何谓至乐？即最大的快乐。《庄子·外篇》曾以至乐为题，详细论述了人间是否存在最大的快乐。开篇便问“天下有至乐无有哉?”接着叙述人们“所爱好喜欢的，是身体的安适、丰盛的食品、漂亮的服饰、绚丽的色彩和动听的乐声”。但又说自己“不知道那快乐果真是快乐呢，果真不是快乐呢?”实际上，至乐在于自己的喜好。北宋大理学家程颐说过：“人生至乐，无如读书”。也有人说“为善至乐”，即人生在世最大的快乐就是做好事。的确，苏轼一生以写文章作为自己最大的乐趣。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任何境况之下，他都能留下美妙的文字。他的政敌正是从他的诗文里摘句告状，诬陷他诽谤朝廷。因为写诗吃了不少苦头，且有牢狱之灾，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劝他戒诗，免得再因写诗而生无妄之灾。当苏轼出任杭州知州，临行前向文彦博告别时，文彦博再三告诫他：“愿君至杭少作诗，恐为不相喜者诬谤”。他自己也知道文字给他带来的麻烦，有诗为证：“饮中真味老更浓，醉里狂言醒可怕。”但以写作为至乐的苏轼就是管不住自己的手，甚至被关押在牢房里，同样压抑不住他的诗兴，“恶衣恶食诗愈好，恰似霜松啭春鸟。”其《狱中寄子由二首》序云：“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因写作获罪、入狱，并没有让苏轼停下手中的笔。从监狱里出来的当晚，他又诗瘾发作，写下《出狱次前韵二首》，其中有句云：“却对酒杯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出狱之后被贬黄州，苏轼仍被乌台诗案的阴影重重笼罩。身为团练副使，表面上是个小官,实际上则处于地方官的监管之下，言论、行为都受到束缚。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说到自己对诗是“不复作”“不敢作”，更是拒绝赠诗、寄诗、和诗。即使写作也是偷偷摸摸地进行，每有诗文也“必深藏之不出也”。正如他在给广西宪曹司勋的书信里所说：“公劝某不作诗，又却索近作。闲中习气，不免有一二，然未尝传出也。今录三首奉呈，看毕便毁之，切祝千万。”尽管如此，苏轼在黄州还是写下了大量的诗词和文章，尤其是创作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尽管苏轼一辈子都是以笔罹祸、因文获罪，有时也曾想抛弃笔墨不再写作，但他认为写文章能够使人感到快乐，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因而一生都没有放弃写作。正如他在写给谢民师的信中所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论贵贱也。”在世的最后一年，苏轼在《答刘沔都曹书》中说：“我平生因为诗文而被世人了解，也因为诗文而招致别人的忌恨，得失相抵消，还不如不写之平安。因此常常想烧笔弃砚，当个聋哑人，可是老习气旧行当，一下子不能完全丢弃。”更何况“文章像金玉珠贝一样，是不容小看也无法丢弃的。”苏轼终生以写作为至乐，是因为他把人生的欢乐融化于写诗作文的过程之中，能够做到畅达淋漓，挥洒自如。正如他在《文说》中所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不单他自己这样说，别人也是这样评价。宋代释德洪《跋东坡池录》曰：苏轼“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夏敬观《映庵手批东坡词》称赞：“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吕本中《紫微诗话》有言：“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行云流水般的写作，使苏轼的文章自然、轻灵、飘逸，随物赋形，姿态横生，能不求而自至。据《曲洧旧闻》载：苏轼贬居海南儋州期间，与客人谈论天下美食的排名，他在一张纸上写道：“以同州的羊羔，灌以杏酪香梗，一同蒸得酥烂；此外，蒸子鹅，吴兴的厨子所斫的松江鲙味道也不错；吃饱后，用庐山玉帘泉水，烹曾坑斗品茶。然后解衣仰卧，让人在旁边朗诵我的《前后赤壁赋》。”由此可见，苏轼对自己的得意之作是何等愉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诗文不仅能够自得其乐，也能使阅读者同样感到愉悦欢喜。据说，欧阳修每逢收到苏轼新写的一篇文章，能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筷子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轼的文章。即便在苏轼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诗传到宫中，神宗皇帝必当着众多大臣的面感叹赞美。应当说，苏轼的诗文素有“浑涵光芒，雄视百代”的美誉，绝非手到擒来，而是毕生为之付出了心血和智慧。其言写作为至乐者，实乃以苦为乐，苦中作乐。正如他自己所言：“贯六经百子之学，焕三代两汉之词。”

2019-03-16
西湖岸边思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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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根胜/文李利国/图己亥仲夏，在中国作协杭州创作中心休假期间，专程到襟湖傍堤的苏东坡纪念馆参观。我是郏县人，苏东坡又葬在我们郏县，因此，感情上不免与之更为亲近。行走于美丽的西子湖畔，苏东坡的形象不时萦绕在脑海，思绪的浪潮一次次掀起波涛。记得当年苏轼礼部会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开篇“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而待天下之以君子长者之道也”，盛赞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代，多么深切地爱护着他们的子民，多么诚恳地关切着他们的百姓，用多么忠厚的君子长者的态度管理着天下。这是苏轼初出茅庐向朝廷交出的第一份答卷，明确表达了自己“忠君爱民”的誓言，更是他践行终生的初心。纵观东坡宦海40年，无论是身居庙堂之高，还是遭贬海南天荒，时时心系朝廷国家，处处关注黎民苍生。他在朝8年，为纠正新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减少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冒着极大的风险，两上皇帝书，痛陈新法实施过程中的弊病。为坚持“民为邦本”的思想，先是和权倾一时的王安石抵牾，后与炙手可热的司马温公相左，终为现实政治所不容，先后外放16年履职十州，遭贬12年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然而几乎每州每地都留下了他体恤民瘼的政绩、亲民爱民的佳话。其中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最为历代人所称道的，首推他主政杭州期间的所作所为。治灾害除瘟疫与民同戚熙宁年间，苏东坡曾以通判身份在杭州履职三年。18年后，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他又以龙图阁学士充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应该说此次他是怀着自信和勇于担当的心情以最高军政长官的身份出任旧地。如今纪念馆前的东坡塑像，衣袂飘然、昂首云天的豪迈气概应是那时的心情写照。苏东坡当年七月到任，时值三伏酷暑，余杭大地数月无雨，四野干旱，禾苗枯萎，眼见晚稻无望。糟糕的是去冬今春，淫雨霏霏，积水成灾，早稻难以插秧，六月水退后补种的晚稻，现又遇干旱。两次稻作，均遭重灾，稻米价格扶摇直上。不难预见今冬明春必有饥馑盗贼之忧。民以食为天，民无食则乱。苏轼把预期收成和来年的粮食缺口调查清楚，于十一月间向朝廷上《乞赈济浙西七州状》，如实禀报灾情，请求朝廷减半本路当年上供米，禁止公家在本路各州收购稻米，以防粮价暴涨。奏章发出后，他又分头给太师文颜博、宰相吕大防以及门下仆射诸公写信呼吁，敦请他们关注支持。经过多方奏请，终获朝旨，准予保留上供米三分之一，以平价出粜，朝廷又赐给他100道度牒筹款救灾。第二年春天，粮食供应果然不足。可贵的是，苏东坡并没有简单地用这些钱粮为救灾而救灾，而是用其以工赈灾，疏运河，修六井，浚西湖，兴修水利，不但从根本上治理了水旱灾害，而且把不断上涨的粮价也压了下去。生产，救灾，改善生态环境，三者相互协调，全面发展，一石三鸟。可谓多维思考，科学决策。大灾之后，多有大疫。果不其然，杭州大旱后，翌年（1090年）三月，气候转暖，城内瘟疫大作。苏轼对此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设置病坊，二是广为施药舍粥。拨出结余的经费2000贯，自捐私款黄金50两，在城中众安桥设置病坊一所，取名“安乐”，遴选僧人主持施医，所需经费从每年的田赋中提取，三年内医愈千人之多。据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公疗医院。苏东坡在设置病坊的同时，一面广搭粥棚，一面施舍自费配制的“圣散子”药剂。这种药剂采用中下品草药，成本低廉，每服价值一钱，防治瘟疫却非常有效。每天早上大锅煎煮，不论老少贫富，饮服一碗，就能使疫气不入其门；常人无病，饮后也能精神倍增，诸病不生，可谓“济世之具，卫家之宝”。在这场瘟疫中，杭州百姓“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算”。疏河道挖西湖与民同劳苏轼到任伊始，就注意到由于干旱，杭州的主要交通命脉——运河干浅，航运阻塞，致使谷米薪刍全面涨价。治理水患成为解民生之大事。杭州城通南贯北的茅山、盐桥两河，是沟通大运河和钱塘江的要道。涨潮时，海水挟带泥沙倒灌，极易造成河道淤塞，三两年需疏浚一次，劳民伤财，妨害市容，百姓怨声载道。苏轼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让茅山河专受钱塘江之水，在上游建一水闸，涨潮关闭，潮落开启。即使淤塞，在东郊疏通亦不影响百姓生活。让盐桥河专受西湖淡水，并让其河床低于茅山河床数尺，在城北两河交汇时，流经数里已经澄清的江水自动注入盐桥河。有这两大水源保证，运河可无缺水之忧。两河工程于元祐四年十月动工，不到半年，即告成功。两河各长10余里，受水深度均在8尺以上，客货船运，畅通无阻。杭州父老众口称赞：“自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也。”疏浚盐桥河时，河道穿越城区，凡曲折处均设置石柜储水，以供市民汲用洗濯，并可为救火消防之备。百姓生活大大便利，无不额手称庆。西湖三面环山，一角通江，是杭州一大储水池。夏秋之交，群山雨水流注湖中，周围农田灌溉、百姓饮水皆取于此。一旦西湖淤塞，山水无所容蓄，雨大则涝，无雨则旱，不仅六井无水可供，已疏通的运河也得远取江水，一切都将前功尽弃。自入宋以来，西湖被定为皇家放生地，长期疏忽浚湖，稍遇干旱，水草丛生，横长蔓出，形成一块块葑田，使湖面越来越小。18年前苏轼在此做通判时，湖上的葑草已占十之二三，现在湖面湮灭将近一半。杭州父老纷纷请愿，如再不开挖西湖，20年后将没有西湖。对西湖情有独钟的苏东坡，当即调兵士、派民工，开挖湖泥。自开工之日起，苏轼每日必至湖上，督查工程进展，奔走于砾石泥淖之中。有时不能回家吃饭，便拿起民工的碗筷，盛碗米饭就吃；行走累了，就到湖边祥符寺琴僧惟贤的房间，脱衣解帽躺下便睡。我们的东坡先生，当时应该是省部级干部了吧，却能如此和百姓同呼吸共命运，水乳交融，打成一片，试想还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今天想来仍不由得使人肃然起敬。筑长堤辟菱荡与民同谋苏堤之上游人如织，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还是一条显示苏东坡领导智慧之堤。开挖西湖面临着25万方之多的葑草淤泥往哪里堆放的难题。原来环湖一周达30里之遥，南北往来，必须绕湖步行，十分不便。苏轼决定，把铲挖出来的葑草淤泥在湖中增筑一条通南贯北的长堤，既便利行人，葑草淤泥也派上了用场，更重要的是节省劳力，大大加快了工程进度。一举数得，岂不美哉！前后历时仅4个月，湖面葑草铲除，南北长堤竣工。堤西为里湖，堤东为外湖。为了沟通里、外湖以及沿岸各码头之间的船运，在长堤上又跨筑了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等六座拱形石桥，堤上还修造九个凉亭，供游人歇脚小憩。长堤两旁遍植芙蓉杨柳，利用树根的生长盘曲巩固堤岸。每当春和日丽，这里鸟语花香，拱桥宛如道道彩虹，翩翩小亭隐约其间，极富诗情画意，诚如人间天堂。“苏堤春晓”至今仍居杭州十大美景之首。开湖大功告成，举城上下皆大欢喜，但是日后葑草一旦再长，如之奈何？苏轼又博采众议，将开葑以后的湖面辟为菱荡，租给农户种菱，每年收取少量租金，用于维护西湖事项。划定界限设立小石塔为标记，种菱不许侵入界外湖面。这样既制止了葑草疯长，又增加了收益，真可谓可持续发展的典范。据说，“三潭印月”就是当时留下的遗迹。苏东坡成就了杭州西湖，杭州西湖也给苏东坡极富传奇的一生留下厚重的千年记忆。一首“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成为千古传唱的经典。之后，苏东坡虽又经历了惠州、儋州长达七年的贬谪生涯，但其“忠君爱民”的初心始终不改，所到之处竭尽全力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与民同悲同欢同好恶，亲如家人；走一路，写一路，挥毫泼墨，激情创作，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这正是苏东坡人格魅力之所在，也是其超越其他古人的闪光亮点。皇帝谥号其“文忠”，文人尊崇其泰斗，民众视其为清官、好官、朋友。《法国时报》评他为世界“千年英雄”，林语堂说他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历史证明，百姓心里有杆秤，凡是为民做好事的人，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他。游走于如诗如画的西湖，漫步于美若彩练的苏堤，我不禁想到：吾辈一生倥偬劳顿、蹉跎岁月，虽然踌躇满志、自信满满，然而能让后人记住点什么呢……

2019-07-31
下雪,有时并非仅仅下场雪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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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雪意帖》,是北宋书法家蔡卞书写的一件极为珍贵的书法尺牍。在宋代“尚意”的时代书风中,蔡卞以自己的笔法和创新精神脱颖而出。《墨林快事》称其书:“胜于京,京又胜于襄,今知有襄,而不知有他蔡,名之有幸不幸若此。”我们今天来谈《雪意帖》,除了他的书法价值,更因为这件书法作品演绎了围绕治蝗和变法展开的政治斗争和一系列故事。□孙晓明孙辰龙给宰相的一封信北宋年间,在京城开封的某处宅院里,一名官员看着雪花飘洒,心潮起伏,这位就是蔡卞。蔡卞作为朝中大员,深知下雪对于皇帝来说有深意,也深知下雪对于来年朝廷工作的意义,他觉得明天早朝时得表达点什么。于是吩咐秘书写一篇贺雪诗。贺雪诗不久就送到了蔡卞手上,他修改了一下,觉得还应该请宰相大人给把把关,就给宰相写了封信(即《雪意帖》):卞拜覆:雪意殊浓,甿亩大洽,殊为可庆。蒙赐答诲,尤以感慰,适行首司呈贺雪笏记,似未稳,试为更定,如可用,即乞令写上也。不备。卞拜覆。四兄相公座前。信的大概意思是:雪意很浓,老百姓要大丰收了,真是值得庆祝啊!感谢您给我回信,非常开心。刚才领班的官员送来了写好的贺雪诗,我感觉有些韵押得不够好,试着修改了一下。如果您觉得我可以在朝堂上读,那我就写到笏板上去。蔡卞是什么人物?为何如此重视下雪这件事?只是因为“瑞雪兆丰年”的缘由吗?蔡卞其人蔡卞(1048年～1117年),字元度,北宋福建路兴化军仙游县唐安乡依仁(安)里赤岭紫金山(今福建省仙游县枫亭镇东宅村赤岭自然村)人。北宋大臣,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蔡卞与胞兄蔡京同科举登进士第。绍圣四年(1097年),蔡卞擢尚书左丞,官至枢密院事。宋徽宗时,加观文殿学士、检校少保。元丰五年(1082年),蔡卞任国子直讲、崇政殿侍讲,后提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侍御。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改任礼部侍郎,出使辽国,受厚礼接待。后连知外州。绍圣元年(1094年)为中书舍人,兼国史修撰。绍圣四年升任尚书左丞,借“绍述”之说,欺上胁下,陷害异己。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徽宗继位,蔡卞被陈瓘等谏官所劾,降为少府少监,到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居住。蔡卞为官廉洁、勤政爱民,因政声卓著,夷人知他清廉要离开,就用蔷薇露撒在衣服上的最隆重的礼节为他送行。这就是《宋史》记载的:“广州宝具丛凑,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蔷薇洒衣送之。”他的美名还传到了辽国。哲宗即位后,蔡卞升任礼部侍郎。他出使辽国,辽人“颇闻其名”。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又是门生,还是王安石变法的铁杆支持者,是王安石精神的不二继承人,他编成了新《神宗实录》,给新党执政确立了法理依据,凭此这三项功绩,蔡卞成了同章惇、曾布齐名的绍圣时期的三巨头。政和七年,蔡卞病逝,享年七十岁。谥“文正”。南宋建立后,逝世的蔡卞受到胞兄蔡京的牵连,宋高宗赵构采纳谏议大夫任伯雨谏章,追贬蔡卞为单州团练副使。灭蝗的“人民战争”从北宋熙宁五年(1072年)开始,全国各地雨雪就特别少,黄河以北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蝗灾,这蝗虫要是灭不干净,来年又颗粒无收,次生灾害也会层出不穷。朝廷一道道公文发下去,命令当地官员与老百姓一同去捉蝗虫,并且随时上报蝗灾和抓捕情况。宋神宗焦急万分,他写了好几份手诏,让手下人快马加鞭送到捕蝗一线去。后来,神宗皇帝又细化了工作考核指标:凡是有蝗灾的地方,由知县牵头,所有的在职官员都要去捕蝗虫。每抓到五升幼蝗或一升蝗虫,可奖励一升细色谷；挖到蝗卵一升,给粗色谷二升。烧埋蝗虫的情况要详细汇报,如果因为捕蝗而损坏庄稼的,要视情予以处罚。连续干旱无雨使深藏于土壤里的蝗虫卵活了下来,宋人仔细地观察这些小东西,并做了记录:蝗虫卵长得和麦门冬很像,它们每天都会长大,过几天就会从卵膜里爬出很多像小黑蚁的小东西,数一数,有81只。它们一会儿就爬到地底下去了,如果冬天有雪,雪越深,虫入土也更深,俗话说雪深一尺,虫深一丈。它们要到第二年庄稼长出苗时才开始爬出来,不久就长出翅膀,啮噬庄稼。在日本人所编写的《酷虫大揭秘里,蝗虫是一种特别可爱的小生物。宋人观察和记录这些小东西时,没有那种闲情逸致,他们是带着满腔憎恨而又束手无策的心情被迫趴到田间地头研究这些虫卵,然后绞尽脑汁杀灭它们。如果降水量多,这些虫卵就会被淹死,如果遇上旱年,百姓就得遭殃了。在整个北宋时期,蝗灾是困扰朝廷的四大顽症之一,其余难题是西夏、辽国的进犯,黄河的泛滥。蝗灾和变法这要先从苏轼埋怨说起。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密州(今山东诸城)大旱,苏轼调任密州知州。从踏入密州境内到自己的官署所在地,沿途二百余里的路途中,苏轼看到最多的景象是老百姓用蒿蔓裹着蝗虫的尸体堆在路边,然后烧掉,报到官府的已捕杀蝗虫数量有几万斛。苏轼在密州的主要工作就是捕蝗和祈雨,他内心充满了愤恨,认为蝗虫之所以这么多,都是王安石的新法给闹的,他在给弟弟苏辙的诗中说:“新法清平那有此,老身穷苦自招渠。”他的亲密朋友孔武仲对蝗灾抱有同样的怨恨,认为比蝗灾更严重的就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蝗灾还有消尽的时候,而且只有部分地区受灾,但是新法流布全国,没有尽头,危害比蝗灾严重多了。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旧党中的一些人,尤其是每天要去捕蝗虫的官员,就借机上书神宗皇帝,要他赶紧向老天爷认错,并且废止新法。但是,以王安石为首的一派认为这世间事与老天爷没有半毛钱关系,要务实。他们更愿意相信雨多、雪多才是消除蝗灾的根本,捕灭蝗虫卵才是最重要的预防工作。所以雨和雪变得弥足珍贵,它们关系到老百姓的粮食收成,也关系到新法能否顺利推行。“雪”关联着政治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来自四川的苏轼和苏辙两兄弟双双考中进士,名动京师。十三年后,福建的一对兄弟也同时金榜题名,这对兄弟的父亲还与苏轼是熟人。这两兄弟中哥哥叫蔡京,弟弟叫蔡卞,他们中进士时没有引起苏氏兄弟那样的轰动,但是北宋后期的政坛却因为这兄弟俩而地动山摇。在历史上,蔡京比弟弟蔡卞更有名,但是在早期,蔡卞比哥哥蔡京官运亨通多了。蔡卞22岁中榜时还没有定亲,他的聪明才智深得宰相王安石的赏识,王宰相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蔡卞。蔡卞于是拜在王安石门下,专注于经学研究和变法改革。蔡卞是王安石忠实的粉丝,两人志同道合,翁婿关系非常好。有老泰山护着,再加上本身就具有超强的政治才能,蔡卞的仕途非常顺利。他和章惇一样,都是新法的坚定实施者,两人是很好的搭档,荣辱共享。现在,终于下雪了,可别小看这场雪,雪花所落之处,从偏远静谧的乡村,到繁华的汴京城,再到神秘的皇宫幽处,都涌动着一股欢乐祥和的气氛。淮河以北的每一个人都在感念上天的眷顾,希望雪越下越大,这样,深藏于地下的蝗虫卵就能被雪冻死,即使冻不死,等雪化了之后也要被淹死。没有蝗灾,老百姓的庄稼就有救了,他们就不会饿肚子、当流民,官员们也不用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地到田里捉蝗虫。这样,变法就更有底气,旧党对新法的诘难也就不攻自破。对蔡卞来说,这场雪着实来之不易,“雪”的政治文章要好好写就。

孙晓明孙辰龙

2023-07-13
唐宋文学的主食、汤汁和甜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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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在这本书里集中亮相，为后来者彰显了一个跨时代的文学高峰。书里既有从大处着眼的唐宋之际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又有具体的文人读书、为官、交友、游历、遭贬黜等故事细节。通过本书，读者可以见识到八位文人的另一面，触摸他们真实的灵魂。“唐宋八大家”是文学概念，但在我的心目中，“唐宋八大家”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因为这八位文学大家内在的文学联系，让唐宋文学成为有机的整体。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从古文运动视角评论的，其实更重要的是，韩愈开启了中国的新思想时代。陈寅恪评价宋代文化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中不仅包括文学，更包括思想。而这一切的开端，都自韩愈始。从魏晋隋唐的佛教一统江湖，到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带头扛起中国文化大旗的就是韩愈。所以，“八大家”不仅是文学的，更是思想和文化的。单独写“唐宋八大家”的书籍不在少数，但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专讲“唐宋八大家”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终于，《国家人文历史》精心打造了《唐宋八大家文学课》。在这里，“唐宋八大家”集中亮相，为后来者彰显了一个跨时代的文学高峰。书里既有从大处着眼的唐宋之际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又有具体的文人读书、为官、交友、游历、遭贬黜等故事细节，也就是说，在这场共赴的宴席上，既有可供饱腹、支撑人生存的“主食”，又有滋补心灵的精华“汤汁”，还有在酒足饭饱之后用来放松的“甜点”。《唐宋八大家文学课》中进行了扎实的作品分析，这自然就是成长过程里的“主食”。韩愈的《师说》《原道》《论佛骨表》、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捕蛇者说》《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欧阳修的《新五代史》《醉翁亭记》《秋声赋》、苏洵的《六国论》《几策》《权书》、曾巩的《学舍记》《墨池记》《拟岘台记》、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凌虚台记》《赤壁赋》、苏辙的《黄楼赋》《历代论》《黄州快哉亭记》等，对这些作品，作者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一方面，寻章摘句，刀劈斧凿，把握谋篇布局；另一方面，条分缕析，引经据典，厘清思想内容。透过这些，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也就更加清晰和深刻了，从而积淀古文知识、提升文学素养。而且这些作品的呈现也是作者有意识地进行删选之后的结果，是能代表“唐宋八大家”文风，也是更为读者所熟知的那一部分。在呈上了“主食”之后，自然还少不了营养丰富的“汤汁”。这本书讲述了“唐宋八大家”的人生故事，并且重点呈现了他们经历人生低谷时期的生活态度。韩愈少时十分困窘，家中亲人早逝，由嫂子抚养长大；柳宗元虽然家学深厚，却十年“囚荒”；欧阳修寄人篱下，多次被贬；苏洵怀才不遇，跻身下僚；曾巩号称少年天才，但政绩不显；苏轼才气逼人，却一再遭贬；苏辙的政治理想破灭，远谪穷荒。他们都有着理想未能实现的苦闷无奈、遭遇贬谪时的屈辱感和无力感，但在这些内心历经无尽煎熬的时刻，他们也都勇于面对，最终学会了自适和自洽。比如欧阳修，虽然被贬，但仍孤蓬自振。苏洵也是，即使没有显赫的政治前途，却始终心怀天下。王安石虽然寄情山水，仍不断进行自我反思。他们在遭遇挫折和困境时的态度足以引人深思，启发后世读者，可以说是后世之人成长中必不可少的滋润心灵的“汤汁”。在这场文学的盛宴里，有了“主食”，也有了滋补的“汤汁”，这之后，还有可供享用的“甜点”。这些调剂，能让读者获得轻松的享受和各种情绪的释放。比如韩愈少年窘迫，为了出人头地，在仕途上急功近利，是个“登第狂”，肯定让你大跌眼镜；柳宗元的人生高开低走，但是他重情重义，面对刘禹锡的“坑队友”之举也不抱怨，令人动容；温和老者欧阳修，其实道德感爆棚；苏洵如何不“鸡娃”就培养出两位大才子，肯定是妈妈们特别想了解的；曾巩个性迂直，他虽自知却不改；心系政治的王安石，因为性格原因被时人取外号“拗相公”；还有一向被认为敦厚持重的苏辙，却原来也有炮轰仁宗、辞官不赴等叛逆事迹。这些故事经历可谓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这本书分为八章，每一章围绕一位文人而展开，虽然独立成章，但并非毫不相干。“八大家”出场的顺序根据他们出生时间的先后来安排，而且以各自所进行的文学改革活动为线索串联起来，全景式呈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接力式的古文运动。他们打破了时文窠臼，重申文以载道的原则，开创了中国文学的新局面。这本书围绕八位大家展开，却完全没有为传者讳，没有将“八大家”打造成完美的人设，而是尽量真实客观地呈现，揭示了“唐宋八大家”不为人知的一面，使得他们的形象更加丰富立体。总之，通过本书，尽可以见识到八位文人的另一面，触摸他们真实的灵魂。书中涉及八位大家的众多名篇佳作，而且对于选入课本的一些重点篇章，如《师说》《醉翁亭记》《六国论》等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这本书，在宏观上，读者尽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脉络，了解唐宋之际的文学思想，并由此生发，看见中国文化的来处。在微观上，“八大家”各自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身处低谷时的生活态度，能够使读者得到安慰，引发读者思考，从而跨越时空，收获共鸣和感动。在·线·阅·读仕途低潮文章盛从熙宁四年（1071）被贬出京开始，苏轼的仕途就一直不顺。任职密州期满又转徐州，再转湖州，朝廷始终没有流露出分毫要将公认的大才子召回重用的意思，反而在各种场合表达了对他的不满。熙宁十年（1077），苏轼密州任期满，按例回京述职，结果“有旨不许入国门”，即不允许他进汴京，折辱之意十足。然而还没有完，元丰二年（1079），被贬到地方近八年的苏轼更是遭遇无妄之灾：他在例行表章《湖州谢上表》中发了一些牢骚，结果被人抓住小辫子往死里整，身陷囹圄四个月又十天，直到当年十二月方才出狱，处以“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的惩罚，这就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在中国历史上有名，是因其为严格意义上的首场文字狱；而在文学史上同样有名，则是因为它间接地促使苏轼在文学上发生转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文豪。黄州即今天湖北黄冈的黄州区，在北宋隶属淮南西路，“当江路，过往不绝”，经济发达且离京城不太远。依北宋官场潜规则，贬谪臣子向来以贬地离京城远近、信息畅通与否以示惩罚的轻重，朝廷将苏轼安置在黄州，明显表露出一种并未“弃绝”、留观后效的态度。虽说如此，“乌台诗案”还是给苏轼带来了不小的精神冲击。他是仁宗老皇帝钦定的未来宰相，论才华和能力在同辈中无人能及，本自诩十年之间可以得志，但如今不仅未能达成夙愿，反而被打成犯官，差点儿在文字狱中丢掉性命，美好期望和残酷现实间的巨大差距，怎会不让聪明的他感到痛苦呢？被贬到黄州的苏轼生活困苦，精神苦闷，但他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将自己的块垒以文学的方式抒发出来。元丰五年（一说为元丰三年）七月既望，秀才李委前来探望他，一起泛舟夜游赤壁。此时长江“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众人饮酒作乐，诵诗高歌，对着江景感叹人生。三个月后，苏轼和客人再度泛舟于赤壁，此次夜游却颇有“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引发苏轼“悄然而悲”。两次赤壁之游给苏轼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而促使他创作出千古名篇前后《赤壁赋》。在《前赤壁赋》中，苏轼眼中的长江夜景乃是“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长江月夜的美景不由得让人有遗世之感：“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然而到了《后赤壁赋》，曾经的美景就变成“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俯瞰长江成了凝望深渊：“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同一处长江，山月同天，然而苏轼在前后《赤壁赋》中仅用了几句话，就营造出偌大的差距。在《前赤壁赋》中，江月夜在苏轼眼中的第一印象是“月出于东山之上”，而在《后赤壁赋》中，第一印象干脆就不是视觉，而是听见“江流有声”，接下来才慢慢发现是两侧“断岸千尺”，原来是“山高月小”，一股萧瑟之意油然而生，从声到形的通感修辞方式，给人带来强烈临场感。

王小柔

2023-05-22
贬官之“文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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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放翁《老学庵笔记》中记元祐党人被贬事：“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所谓“时相”，指的是苏轼之旧友、时任宰相的章惇。苏轼所处的时代，朝廷中有新、旧两党之争。苏轼属于旧党，旧党失势之后，新党掌权，很多原属于旧党的官员遭贬谪。所贬之所，多为偏远、蛮荒之地。如何确定贬谪之地呢？当政者竟然根据被贬者的字来决定。苏轼字子瞻，被贬至儋州，因“儋”与“瞻”右半部分相近；苏轼的弟弟苏辙字子由，被贬至雷州，因“雷”字的下半部分与“由”字近似。此外，“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字鲁直，被贬至宜州，因“宜”字与“直”字的下部近似。贬官本是一件大事，章惇却当做文字游戏来看待，难怪放翁做出“忍忮”的评价。忍忮，即刻毒忌恨。

然君

2021-02-18
“养士”的前世与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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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士”这个词出自战国时代，当时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做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现在也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时的养士养些什么人呢？苏轼在《论养士》一文中的分类是智、辩、勇、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苏轼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这些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但让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干出名堂。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进了民间，结果怎样呢？反了！到了汉朝的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了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把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识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段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唐代的秀才也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唐太宗创办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子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地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招，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苏轼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全部被国家养了起来。由此看来，智、辩、勇、力这些人如果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

李艳华

2008-02-21
行走的苍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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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群良在中州河南郏县，有一座始建于唐代，曾经喧哗，至今却躲进深山人未知的一座千年古刹——苍谷寺。其位于河南郏县西北60里玉屏山之北的苍谷山。它藏而不露，曾和汝州的风穴寺亲如兄弟，患难与共，并因接纳过明代在宦海沉浮长达29年“文追秦汉、诗逼苏李”的一代学者型高官——浙江右布政使王尚絅而一度声名大振。王尚絅，字锦夫，号苍谷，明朝成化十四年（1478年），他生于河南郏县，卒于嘉靖十年（1531年）。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中进士，官吏部郎中。任陕西参政后，不忍宦官当道、官场龌龊，上疏朝廷恳请辞官乞养，养粹学醇19年。有《苍谷集》十二卷传世。王尚絅是明代郏县12位进士中，为官最高，学问最大，诗文最丰，在当时思想、学术、文学、理学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家，尤其他在为官却隐居的29年中，其丰厚的文化积淀可谓郏县本土地域文化的一张最为醒目的名片。在古代，苍谷寺应该是一个钟灵毓秀之地——其“山势盘礡，巨石磊落，林壑拱郁，绝壁周环，俊皆数仞”，其北靠苍山，南邻蛇山，左傍凤岭，右依花山，寺院建在苍山脚下的缓冲地带，寺东侧是当年山泉成涧的青龙涧。然世事沧桑，物是人非，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当年小桥涧水，绿水回绕的苍谷美景。“逶迤北山道，风劲欲催颜。雁塞纷成阵，岩华乱砸斑。路回黄涧曲，水绕白云关。绝顶开山尽，曾无寸土闲。不才安济世，无病许归田。况复尪羸母，同临迟暮年。乡山共采药，涧水学耕烟。何兴中秋节，长吟下颍川”（《出苍谷山》）。这首诗是诗人王尚絅二次复出走出苍谷山时写下的诗，形象地再现了苍谷山状貌，以及诗人隐居苍谷“不才安济世，无病许归田。况复尪羸母，同临迟暮年。乡山共采药，涧水学耕烟”怡然生活的情景。由于地质变迁和水位沉降，当年的青龙涧早已干涸，但我们仍能找到了王尚絅与其子王同筹资兴建的青龙太子唤雨桥，此桥高约丈余，拱桥为红石构砌，是当年通往苍谷寺的必经要道。王尚絅信奉北宋时期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时期的朱熹的理学，程朱理学是以理或天理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理派生出来的，理是生物之本。理即形而上的道。王尚絅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尊崇理学，更重要的是能够在二程天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并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王尚絅个性内敛，剑走中庸，崇尚内心的调和及个性的解放——“不才安济世，无病许归田”，即所谓“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进思尽忠，退思尽孝”是王尚絅践行理学思想的完美体现，这是他面对当朝皇帝昏庸，宦官当道充满负能量的官途险境，不得不洁身自好“退思尽孝”。即便这样，他仍然关注社稷民生，保持品行的高洁——“归来自刷羽，独立自当朝”（《题画》）。一俟“清和景明”，便“进思尽忠”，重返官场。王尚絅“文追先秦；诗宗李杜；沿篆、隶、八分诸体以达龟文、鸟羽而书”，在长达13年的隐居生涯中，把主要精力用在著述上，著有《平山年谱》《义方堂集》《维正稿》《游嵩集》《密止堂稿》《西行类稿》等。王尚絅的人生轨迹可谓广矣，为官10年间，他的步履疾走在北京、浙江、山西、咸阳、苏州、华山、易水等地。在郏县王李湾隐居的13年间，他的脚步大抵在郏县周边地带如临汝、禹县、登封、襄县、宝丰等地游走。跟着王尚絅的脚步一路走下去，不难发现，他所隐居或生活过的地方，必定有山有水，在苍谷寺是这样，在当年郏县黄道镇王李湾的扈涧山庄也是这样——当年他最长居住的地方就是黄道王李湾的扈涧山庄了，这条扈涧水系流经谢湾村与扈涧交汇后，以豪宕不羁的意绪欢畅地流入南汝河。至于王尚絅瞌睡时休息的“瞌睡洞”及著书立说的“密止堂”，今天我们只能判断其就在黄道万花山新村新修大桥西侧百余米。诗人作家大都是情感丰富的性情中人，“闲”下来的诗人王尚絅，他不可能墨守成规的居于一隅。王尚絅就是这样，他将行踪无意地刻在石头上，藏进诗里……他敬仰三苏父子，就在黄道与苍谷之间的三苏坟立下了一座高3.54米、宽3.25米的“青山玉瘗”坊，坊柱刻有苏轼诗句：“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坊额刻“青山玉瘗”四个大字，字迹是王尚絅仿苏东坡书法撰写的；坊额右侧刻有道光四年郏县知县李虎臣重修石坊的落款。他在留宿苏坟广庆寺，曾作诗《宿苏坟诗》：“流落奇才本两贤，梨花土苑贺春先。晓来洗耳河边过，闻到冰山又一年。”纵观王尚絅的行旅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他总是热衷于行走在寺与寺，大山与大山，书院与友人之间。就说苍谷寺与汝州风穴寺吧，苍谷寺与风穴寺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王尚絅在王李湾隐居期间就多次到风穴寺，写下了《游风穴寺》《珍珠帘》《大慈泉》《玩月台》《吴公洞》等诗作，如《大慈泉》：“汝涯横北望，讵止高千丈，明河泻天上”颇得李白“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真传。嵩阳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这里亦留下他生命的痕迹。嘉靖八年（1529年），其为嵩阳书院题写的《兴复嵩阳书院题名记》被收录在其十二卷《苍谷全集》一书中；王尚絅作为明代的隐居期间的名人学者，我们在郏县周边市县就发现了不少他的诗文碑刻——如嵩阳书院《咏汉柏》诗碑，少林寺《游少林寺》诗碑；南阳卧龙岗《题武侯祠》、《诸葛庵》诗碑；山西沁水县德胜寺《宿德胜寺次韵》诗碑……

2020-01-10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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