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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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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晚，在苏轼寓所，他与几个弟子黄庭坚、张耒和晁补之闲坐聊天。苏轼忽然说起，他在黄州时，某日大醉，写了一首《黄泥坂词》，稿子被孩儿们收藏了，可醒后再也找不见了。众弟子一听，眼里放光，急于一睹为快，赶紧说道，这好办啊，反正在家里，还能长了翅膀飞了？我们替你找。于是，三人一番翻箱倒柜，仔细搜索，嘿，居然真给找到了。展开来一瞧，大家都有点傻眼，简直是天书啊，老师醉中写的字有一半连他自己都认不得，按照意思逐字寻究辨认，终于全乎了。张耒喜不自胜，心思一转，抄录一份留给苏轼，将原稿径自拿走了。这事苏轼记在《书黄泥坂词后》一文里。黄庭坚、张耒和晁补之加上不在场的秦观，皆为苏轼门生，人称“苏门四学士”。我在《苏东坡全集》中读到此文后，旁批俩字：有趣！这是啥师生关系啊，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在老师家里翻箱倒柜也罢了，找到稿子后，居然将原件据为己有，留给老师“复印件”，老师也不以为忤。啧啧，难得一见也。古代儒家特别讲究“师道尊严”，“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荀子·致士》）当老师的，学生怕你，才有尊严啊，嘻皮笑脸的怎么可以？师生关系似乎应该是这样的：“为师有道，其礼严，其道严，圆冠方领，摄衣危坐，望之俨然。学者擎跽罄折，拱手列待，礼之严也。”（李复）老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学生跪地伏拜，毕恭毕敬。苏轼老师不喜欢这样。一次，他给初识不久的黄庭坚回信说，收到你的信很开心，你太过谦恭，似乎对我有些畏惧，这又何必呢？其实，我也正想和你交朋友啊。苏轼天性自由洒脱，诙谐有趣，他讨厌世俗的装腔作势，一本正经，而喜欢心灵的契合，生命的活泼，交往的快乐。他对朋友对弟子都是如此。苏轼这封信，像水壶放到了火炉上，融化了黄庭坚心里拘谨踧踖的冰块，两人热络起来，以致后来没大没小，常以斗嘴互嘲为乐。苏、黄二人都是书法大家。某次，苏轼说：“鲁直近字虽清劲，而笔势有时太瘦，几如树梢挂蛇。”黄庭坚“回击”道：“公之字固不敢轻议，然间觉褊浅，亦甚似石压蛤蟆。”“二公大笑，以为深中其病。”（《全宋笔记》）一个说，你的字太瘦了，像“树梢挂蛇”，一个说，你的字太褊浅，像“石压蛤蟆”，互相指谬，既生动形象，又切中肯綮，戏谑调侃间，各自补益。学生抢走老师文稿，老师呢，对学生也不客气，该下手时则下手。苏轼《记夺鲁直墨》一文记述了他从黄庭坚手里夺墨的事。元祐四年（1089）春，黄庭坚拜访苏轼，此时他的书法已卓然成名，经常有人求字，所以他也就随身携带一个古锦囊，里边装着些精纸妙墨。见面之后，苏轼不由分说就将手探向了那个锦囊，承晏墨得手。“承晏墨”为南唐墨工李承晏所制，自宋以来被推为第一名墨，故黄庭坚很是珍惜，舍不得相送，苏轼“遂夺之”。呵呵，一个“夺”字，苏轼顽皮“无赖”相跃然纸上。这苏老师太好玩了呀。苏老师还拿学生的相貌开玩笑。一次，秦观和一干人在东坡家中闲坐，有人调侃他胡子多。秦观捋着胡子说，君子多乎（胡）哉，苏轼笑言，小人樊（繁）须也（《邵氏闻见后录》），两人都巧用《论语》中的句子。可以想见，当时一定是哄堂大笑，举座皆欢。师生间调笑也这么高级，充满谐趣，饱含学问，雅意氤氲，令人神往。苏老师是可爱的，更是可敬的。他对学生的培养指导、推扬汲引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古代中国，文化的传播主要有家学和师承两种方式，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和师出名门都为世人所看重。黄庭坚说：“天下之学，要之有所宗师，然后可臻入妙。”不然就是“野狐禅”。苏轼就曾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之后他又接过了文坛盟主的大旗。所以，尽管黄庭坚只比苏轼小八岁，也要拜其门下，成为苏门高足。苏轼在出任翰林学士之前，曾推荐黄庭坚代替自己，苏轼评价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玮之文，妙绝当世。”一再延誉称扬，黄庭坚由此声名大噪。苏轼对另外几个门生秦观、张耒、晁补之等皆有揄扬、汲引或赒济之恩。苏轼没有架子，学生也不怕他，但越这样，学生内心却越崇拜他，尊敬他。黄庭坚后来名闻天下，世人以“苏黄”并称，有人拿这个问他，他“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黄庭坚晚年乞人画了一幅苏轼像挂在室内，每天做早课，穿戴整齐，焚香揖拜，执礼甚恭。在学生心中苏轼就是“仙人”，“东坡仙人，岷峨异禀”（李之仪），苏轼遂有“坡仙”的名号。史上除了“苏门四学士”，还有“苏门六君子”“苏门后四学士”之说，其中就包括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与他没有师生名分的受惠者、追随者、仰慕者更是不计其数，犹如瓜瓞绵绵，至今昌炽。苏老师的文采风流和人格魅力，如水润沃野，沾溉千里；如春风吹拂，绿满神州。

刘江滨

2023-09-10
修觉山山不在高因文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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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生/文明末《名山录》收录天下名山50座，将黄山、九华山、峨眉山、嵩山、泰山、武当山、华山、武夷山等天下名山一网打尽，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新津城东南五水汇流处的修觉山竟然位列第45位，排在青城山、岳阳山、点仓山之上。一座绝对高度超不过50米的小山丘，怎么会入选《名山录》呢？文图刻画名山显明朝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十月间，37岁的新科进士钟惺以奉节使臣身份出使成都，途经新津，“坐舟中，指江干削壁千仞，竹树榱桷，出没晴岚雪浪外者，异焉。问之，则修觉山。”他被江对岸雄峙的山峰吸引，弃船登岸，兴致勃勃地游览。事后，他还以简远平淡、幽深孤峭的一贯风格，写了一篇散文《修觉山记》。后来钟惺成为文坛竟陵派的开创者，《修觉山记》也被作为代表作收录于《历代小品山水》《历代游记》《钟惺散文集》等。新津的修觉山也伴随着《修觉山记》的流传，愈加驰名海内，因此明崇祯墨绘斋刻本《名山录》才会有修觉山的显赫地位。《名山录》由当时的画师郑千里、吴左干、杜士良等所绘。在画师的笔下，修觉山重峦叠嶂、溪流飘闪、松柏堆翠，森森古木掩映着古香古色的亭台楼阁。其实早在宋代，修觉山就已经驰名天下。宋真宗时绘就的巴蜀舆地图7米长卷《蜀川胜概图》（又称《蜀江卷》），就将岷江边的这座名山绘入图中。此图是宋代绘画艺术珍品，相传为北宋画家李公麟所作，原件现藏于美国华盛顿自由艺术美术馆。修觉山为何会列入天下名山？首先是地异。在五水汇流处的大江边，千仞峭崖拔地而起，修觉山奇特的地貌令世人怦然心动。其次是地胜。修觉山风景绝美，古迹昭彰。此山虽方圆不足二里，却耸立着四庙一亭：半山腰的白观音，山顶的修觉寺，修觉寺左侧不远的宝华寺，修觉寺右后山巅的玉皇观（雪峰观），以及左侧翼然于绝壁之巅的纪胜亭。其间，绝壁、古柏、灵泉、白塔、诗碑、岩刻、殿宇、竹树交相辉映，景致变化纷呈。更重要的是，禅宗六祖北派祖师神秀、唐玄宗李隆基，还有杜甫、苏辙、钟惺等历代文化名人，他们不仅在山上留下了神秘的踪迹，还留下了传世的华章。四庙一亭风姿绝修觉寺坐落在修觉山巅，内有殿宇三重，依山取势排列。穿过沙门内簇拥着甬道的两列翠柏，登上石级就是大殿，殿内供奉高达五尺、造型优美的铜铸观音，两侧有罗汉数龛。正殿供高达丈余的铁铸南岳大帝。大殿右侧阶沿上置有新津十二景之一的“杜甫诗碑”，镌刻诗圣《游修觉寺》《后游》《题新津北桥楼》五言律诗三首，系清乾隆时新津知县徐荛手书。寺前有纪念苏东坡游踪的东坡读书亭，右侧观音岩上有苏东坡所题“洞天春色”岩刻，每字二尺见方，字体因风化侵蚀不清，由明代万历年间新津知县王秉乾仿东坡手迹重书。玉皇观位于修觉寺右上方的山巅，古名雪峰观。唐代建的玉皇楼圯败后，清乾隆、道光年间复又两次重建。玉皇观有五重殿宇，头殿供城隍；二殿供东岳大帝；三殿（正殿）尤为高大宏伟，供太上老君；四殿一楼一底，底层是斗姥殿，上层是视野宽阔的玉皇楼。凭栏远眺，远山近水尽收眼底，尤宜避暑，自有清风徐来，酷热顿消。加之观内幽花满径，古木参天，令人生出羽化登仙之感。宝华寺比邻纪胜亭，距修觉寺不足200米，始建于南宋。沙门为圆门，门楣上有石刻“宝华禅院”四字。寺后有纪念苏东坡在此读书作文时洗砚的东坡洗墨池。头殿供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左右殿分别供药王孙思邈、三婆娘娘。甬道之后的正殿，供如来、弥勒、迦叶及十八罗汉。此处山势突兀，有飞泉流泻而成清池。寺内左角钟楼上，悬有高约七尺的巨钟一口，每晨昏敲击，声音清越，声传数里，新津十二景之一的“宝华钟梵”即指此。白观音居修觉山半山腰，临苍崖碧水，修竹繁花簇拥着沿江布局的殿宇，有两重殿宇，主供一身缟素的南海净瓶观音。另有楼台和吊脚楼式水轩各一座，尤宜欣赏江上风光。寺侧有形如癞蛤蟆的巨形怪石，人称蜞蚂儿（蛤蟆）石，石上镌刻有浑厚雄劲的“青山绿树”4个大字，“青山绿树”是江畔幽景的传神写照，为苏东坡原书，因风雨剥蚀字迹，由明嘉靖时新津县令宋应信补书重刻。纪胜亭，又称绝胜亭。修觉山一山飞峙，雄踞江边，绝壁千仞，下临深渊。创建于唐代的纪胜亭，翼然于悬崖之巅。此亭六角飞翘，卓然独立，俗称六角亭，亭柱间有飞来椅供游人休憩远眺。登临斯亭，即凌绝壁，放眼眺望，五水汇流处江天空阔，气象万千，因风景绝胜，故又名绝胜亭。亭中竖青石碑一通，上刻苏辙《纪胜亭》诗。此亭毁于明代，清嘉庆时重修。此亭是新津风光的标志性建筑，文人骚客无不趋之若鹜，历代吟诗无数。江山花柳迎诗圣在文化意义上给修觉山带来熠熠光环的，按时间顺序，首先是结庐修觉山的禅宗六祖北宗神秀禅师，其次是前来游览驻跸并心血来潮题书山名的唐明皇，第三位才是诗圣杜甫。诗圣以他对人世间的悲悯情怀、人格魅力，以及非凡的诗情，使修觉山在中国文学的圣殿里光采夺目，其影响是神秀和明皇难以企及的。杜甫曾四游新津，留下了8首赞美修觉山及新津风光的诗篇传世。诗圣第一次登修觉山是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初秋。上元元年在杜甫的一生中是个极值得纪念的特殊年份，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分水岭。上一年，他一路上饥寒交迫，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年底抵达成都。上元元年开春，在成都尹裴冕、表弟王十五等亲友的帮助下，杜甫在浣花溪畔建造草堂，至暮春，草堂建成。多年来浪迹天涯的老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一生中梦寐以求的美好田园生活终于来临了，诗人的内心充满阳光和喜悦，因此写了不少颇具安恬情味的田园诗。诗情画意的新津给杜甫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美好印象，次年阳春三月，他又两次来到新津，又留下了四首诗，以《后游》及《题新津北桥楼》这两首为最佳。“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题新津北桥楼》中的这两句诗，成为千古传颂的名句。《后游》诗云：“寺忆新游处，桥怜再渡时。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野润烟光薄，沙暄日色迟。客愁全为减，舍此复何之。”这首诗散发出一股明媚的春光气息，首联写诗人对旧地的怜爱，颔联写旧地对诗人的盼念，物我情亲，彼此神融。在诗人眼里，古寺及江上的竹桥仿佛在盼望他，花红柳绿，江山如画，一切都好像在迎接诗人的到来。此时，不仅朗照的阳光让原野丰润，连沙滩也显得温暖，诗人心情愉快之极，客居异乡的愁闷不翼而飞。纪胜亭苏辙留诗继诗圣杜甫之后，登修觉山的又一文豪是苏东坡和弟弟苏辙，时间是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据何毅豪著专文《苏轼、苏辙修觉山之行考证》，这年苏轼22岁，苏辙20岁。兄弟二人寓居修觉山宝华寺，读书吟诗，寻幽访胜。苏轼虽未留下诗作，却有6首诗是和新津的名人、宋徽宗时任宰相的张商英唱和的。在原修觉寺和宝华寺，分别有东坡读书亭和东坡洗墨池纪念苏轼的游踪。苏辙留下的《纪胜亭》影响深远：“夜郎秋涨水连空，上有虚亭缥缈中。山满长天宜落日，江吹旷野作惊风。爨烟惨淡浮潜浦，鱼艇纵横逐钓筒。未省岳阳何似此，应须仔细问南公。”此诗虽咏纪胜亭，落笔却是亭下水泊，意境宏阔，尽写江水风貌。尤其是末二句，把纪胜亭与名扬天下的岳阳楼相提并论，让后人好生自豪。杜甫的《后游》和苏辙的《纪胜亭》，被誉为修觉山文化的两颗明珠。大批文人墨客纷纷在诗文和吟咏中反复提到修觉山，在文化光环的映射下，竟使大江畔的这座小山丘不仅跻身《中国名山录》，更成为中国文学史灿烂星空中闪烁的明星。地理上的修觉山也许微不足道，但文化意义上的修觉山却光照日月，万古流传。

2021-12-29
三苏故里铸平安善治眉州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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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县大化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协调中心积极受理群众诉求青神县百家池村村民集体议事现场洪雅县时代帝景小区举办“新时代‘童年’新生活”主题六一庆祝活动眉山市公安局高新分局象耳派出所警务工作站进驻企业眉山市彭山区社会治安志愿者协会组织开展治安巡防眉政宣四川法治报全媒体记者熊勇文/图题记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是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意义重大。3年试点收官在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在三苏故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效斐然。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首创即成；命案和刑事案件发生率持续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医疗纠纷“保调赔防诉”化解机制等一批先进经验全国推广；“枫桥经验”眉山新实践一站式多元解纷工作经验两次获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肯定批示；作为唯一地市州在全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推进会上作经验交流；“问题楼盘”五三化解法、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三三制”、综治中心实体化实战化运行等经验全国全省交流推广……这是2020年入选全国第一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以来，眉山市在创建全国首批试点合格城市过程中交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成绩单。千载诗书城，善治新眉山！3年来，眉山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认真落实中央、省委关于试点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以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眉山为统揽，以“品牌特色亮点工程”为抓手，深入推进“五治融合”，有效防范化解“五类风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数据是平安眉山、幸福眉山建设成绩的最好佐证：2022年，全市立刑事案件6270起，比2019年下降11.1%；受理治安案件10490起，比2019年下降26.2%；发生命案10起，比2019年下降44.4%，是眉山建市以来命案发案数最少的一年；连续3年实现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双下降”，平安建设群众满意度测评持续位列全省第一方阵，获评全省平安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双优秀”市。在平安稳定的市域大环境基础上，眉山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蓄势腾飞：2022年，眉山市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600亿元，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3.2%，在重重压力下实现了来之不易的增长；成功创建中国（眉山）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成功争取全国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被推荐为全国首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谋长远之计，行固本之举，方能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随着“三苏故里·善治眉州”社会治理工作愈发深入、品牌愈发响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眉山新局面的全域善治力量也愈发强大。牢牢扛起政治责任聚焦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各项工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眉山！”自2020年眉山入选全国第一期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以来，眉山市委市政府深刻领会和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对于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始终站在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推进试点工作，牢牢扛起市域社会治理的重大政治责任。治理理念现代化，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和保障。市域社会治理理念现代化在眉山有何体现？眉山把试点工作作为重大政治工程来抓。坚持树牢“四个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省委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眉山把试点工作作为民心工程来抓。把济民困、解民忧作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分年度实施一批社会治理重点项目、开展一系列专项行动，不断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和能力，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眉山把试点工作作为平安建设战略工程来抓。将试点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党政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目标绩效考核，写进眉山市第五次党代会报告和市委常委会工作要点，常抓不懈，全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眉山建设行稳致远。在上述理念支撑下，3年来，眉山打出组合拳，不断丰富完善市域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眉山科学把握市域社会治理规律特点，立足市域承上启下的定位，出台《关于扎实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意见》，细化明确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总体要求及体制机制、方式手段、主要任务、组织保障等具体内容；编制印发《“十四五”社会治理创新发展规划》，拟实施市本级社会治理项目30个，总投资12.2亿元；对标全国共性工作指引、全省区域特色指引，制发《眉山市创建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市验收任务分解表》，细化分解目标任务354项，逐一落实创建标准、责任单位、完成时限；出台《关于深化和创新城乡基层治理建设高品质美好生活家园的意见》，研究制定市域社会治理与城乡基层治理联席会议共商、示范点位共建、治理队伍共育、督导考核共促“四共”融合联动工作机制，实施基层治理攻坚“五大工程”，推动实现双线融合、双轮驱动、同向发力。党委引领凝聚合力聚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眉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杨军介绍，眉山以党委引领，凝聚各方合力，市域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已进入深水区。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党委领导是关键。眉山在全省率先成立以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市县乡三级党委平安建设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党政分管领导担任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等9个专项组组长，38个牵头部门负责推进落实。市委主要领导、市委常委会定期听取、研究试点工作，建立完善领导小组运行规则等制度，形成分线作战、资源共享、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政府负责抓落实。眉山市政府编制《“十四五”社会治理创新发展规划》，分年度组织实施一批社会治理重点项目。探索推广“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等经验，推动镇街与县级职能部门协调联动。清理规范政务服务行权事项1263项、公共服务事项619项。群团组织是市域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眉山市通过完善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推动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新建新就业形态工会组织97个，建成儿童之家830个，成立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开展寻找“最美家庭”活动，打造“苏香·智慧堂”家庭志愿服务品牌。社会协同是市域社会治理走深走实的重要保障。为此，眉山市建成社会组织孵化园（中心、站）45个，培育枢纽型、服务型社会组织145家，社区类社会组织358家。建成社工站（室）109个，注册社工机构42家，是2019年的4倍多；培养社工人才4042人，持证社工1399人，居全省第二。实名注册志愿者65.9万人，服务时间占比63.3%。公众参与是解决市域社会为谁治理、如何治理、治理效果怎样等问题的破题关键。眉山通过建立完善“两代表一委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推动综治中心、矛调中心、信访接待中心等“多中心”一体化运行；建立扫黑除恶、禁毒等举报奖励制度和以奖代补政策，组建平安志愿巡防队伍2.2万余人；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打造微信“有奖爆料”、信访超市等平台，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创新推动“五治融合”聚能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小区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探索出‘红色之家’强组织、‘民主之家’融自治、‘和谐之家’淳民风、‘温馨之家’优服务、‘智慧之家’守平安的‘五家’经验，让小区由乱而治！”近年来，随着洪雅县深入构建“支部进小区、有事找支部”城市治理新格局，该县时代帝景小区“五家”建设等基层治理经验应运而生。这些经验恰好是眉山市域社会治理以“五治融合”推动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生动注脚。为激发政治引领作用，眉山市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建立政法系统政治轮训基地，分批分层开展全员干警政治轮训；扎实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忠诚铸魂、铁纪担当”专项活动等，筑牢政治忠诚根基。为充分发挥法治保障作用，眉山市先后制定《眉山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眉山市物业管理条例》《眉山市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扎实开展法治政府示范创建，营造更优法治化营商环境；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构建“1+N”执法司法监督工作机制，提升司法公信力；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制定“八五”普法规划，建成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创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1个，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全覆盖。在发挥德治教化作用方面，眉山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加快构建彰显时代精神、体现地方文化的市域德治体系。眉山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传承三苏文脉弘扬东坡文化的决定，深度挖掘市域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三级体系，推广“道德超市”积分制度，累计入选全国全省道德模范14人、见义勇为先进24人，“中国好人”“四川好人”139人，建成县级以上文明村镇、单位等1600余个，评选星级文明户3.4万余户。发挥自治强基作用方面，眉山市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明确基层自治权界。全覆盖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全面推行“四议两公开”，健全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常态化开展邻里百家等自治活动，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建成2000平米以上社区邻里中心18个、功能性养老综合体30个，完成党群服务中心亲民化改造116个，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根据地”。全市优化设置网格2576个，配备专兼职网格员（含微网格员）1.5万名，办理网格事项175万余件，办结率99.6%。发挥智治支撑作用方面，眉山市高质量完成全国首批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示范城市项目，推进四级综治中心实体化实战化建设，建成公安天网5418路、农村“雪亮工程”8650路、智慧平安小区644个、“慧眼工程”40余万路，完成智慧警务第一期项目建设27个，建成环蓉环眉圈层防控系统，提升立体化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完成全省首批政法系统跨部门办案平台建设试点。发布政务数据资源目录10261条、开放目录8991条，汇聚政务数据资源1.54亿条。随着政治、法治、德治、自治、智治“五治融合”的深入推进，眉山市域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得到全面提升，依法善治的良好局面已经形成。防范化解“五大风险”汇聚三苏故里平安眉山磅礴力量“安全不安全、幸福不幸福，群众说了算，这是我们以防范化解‘五大风险’构建平安眉山，提升群众幸福感、安全感的出发点！”眉山市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介绍，3年来，眉山聚焦市域社会治理难点堵点问题，扎实开展“五大风险”防范化解行动，有效维护全市政治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汇聚了三苏故里、平安眉山建设的磅礴力量。开展政治安全风险化解行动。眉山市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统筹推进反渗透、反恐怖等“五反”斗争，严密防范打击各类渗透破坏活动，未发生政治类敏感案（事）件。开展社会治安风险化解行动。眉山市优选警务助理（辅警）1155名，在全省率先实现“一村（社区）一警”全覆盖；创新园区警务站进驻企业模式，推动警力下沉一线。建立“四组一中心”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运行机制。深化禁毒人民战争，通过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验收。严厉打击“黄赌毒”“盗抢骗”等违法犯罪，2022年10万人刑事案件发生率为184，10万人命案发案率为0.34，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深化基层“十大”平安创建，创建基层平安乡村、学校、医院等700个。开展社会矛盾风险化解行动。眉山市建成社会稳定风险预警中心，落实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135+N”多元解纷体系，培育个人调解室26个，打造市域矛盾纠纷“终点站”。3年来，全市受理矛盾纠纷5.2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98%。医疗纠纷“保调赔防诉”化解机制作为四川唯一，入选全国法院十大最具创新建设改革成果。开展公共安全风险化解行动。眉山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全面推广“1+N”专委会和首席安全官制度，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攻坚。全市连续3年实现生产安全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双下降”。开展网络安全风险化解行动。眉山市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出台《网络安全事件应急预案》，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坚持网上信息7×24小时巡查监测机制，开展“清朗”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落实“三同步”机制，未发生有重大影响的负面舆情事件。

熊勇文图题记

2023-06-28
苏轼为何自号“东坡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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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时，苏轼被追谥为“文忠”，官方称呼里，他成了“文忠公”。南宋人王宗稷编著《苏文忠公年谱》记载说，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黄州。寓居临皋亭，就东坡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据苏轼五言组诗《东坡八首》及诗前小序，东坡之地原为“故营地数十亩”，是荒废的军垦田，苏轼是“躬耕其中”求生存的，并不如后人手绘《东坡图》画卷一般成了“网红打卡”的风景胜地。而苏轼《东坡八首》组诗写“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于是“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看来，劳动的艰辛也给了苏轼一个深刻思考人生的崭新视角。结合诗歌内容分析，此地被苏轼命名为“东坡”，却似乎并未在组诗里强调苏轼自己的人生际遇、主观意识与个人心性。然而，苏轼另有一首七言绝句《东坡》则截然不同。苏轼《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这似乎是一种宣示，诗的后两句里有一种不平则鸣的铿锵金属响声。这两句的字面意思是，不要嫌弃这坎坎坷坷的东坡小路，我天生就是喜欢这拐杖铿铿锵锵的响声。而深层的含义则是，我的人生之路如此坎坎坷坷，但我坦坦荡荡，欣欣然面对，且乐在其中！这样的坚定从容是感人至深的。结合苏轼于元丰五年三月七日所作《定风波》词来融通理解，“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的苏轼，确已远远舍弃了“乌台诗案”的阴影笼罩，给人以脱胎换骨的喜悦。也就是说，以苏轼的这首《东坡》诗为标志，苏轼的人生拐角处凸现了，他由苏轼转变为“东坡居士”，成了苏东坡。苏轼仅仅是因为那片地被他命名为“东坡”而自号“东坡居士”吗？当然不是。而且，苏轼把那片坡地命名为“东坡”也不仅仅因为那片坡地在黄州城的东边。“东坡”的说法，实则来自苏轼的“爱豆”，唐代的白居易。苏轼自号“东坡”，表达了他对于白居易的敬慕之情，对此，宋人已多有论述。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第三卷“乐天对酒诗”条言之凿凿：“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之“东坡立名”条目曰：“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而细致追究探讨，苏轼的自号非止“东坡”二字，尽管后人（包括我们）都称他为“苏东坡”，但他的自号还有“居士”二字。那么苏轼自号中的“居士”二字是何来历？居然也是直接来自白居易！苏轼“粉”白居易，仰慕白居易，在他的诗文中多有明言。如苏轼《赠善相程杰》诗有曰：“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写真李道士》诗有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去杭州》诗曰：“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次韵答黄安中兼简林子中》诗云：“老去心灰不复燃……空羡苏杭养乐天。”苏轼还曾著文《钱塘六井记》追述赞美白居易在杭州治湖浚井的劳苦功高。苏轼“粉”白居易，仰慕白居易，除了对他人生行藏、道德文章的认同与褒扬，更深层的是对白居易“中隐”处世态度的认同。“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中国古代，归隐的文化、伪归隐的文化、归隐的伪文化，向来很发达。而如此高调直白地宣扬所谓“中隐”，白居易是第一人。这大约好像总是有些缺乏斗争精神，然而那正是万恶的封建社会里士大夫阶层普遍喜欢的调调。苏轼早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杭州通判任上时作《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五有云：“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而大约十年之后，苏轼才自号“东坡居士”，但此时，苏轼就明确认同“中隐”处世心态，闲适安乐而又乐观豁达，这大约也是北宋士大夫普遍喜爱、接受白居易的深层缘由之一吧。元丰五年苏轼自号“东坡居士”，当然算不上开天辟地、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对于苏轼个人而言，元丰五年之前，皆是序章，之后，崭新的苏东坡时代到来了。

2021-07-18
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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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艾朗诺演讲地点：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演讲时间：2017年4月苏轼对书法是很热情的，他所写的书法题跋，有很多内容是体现书法家的生活或个性，也有一些内容体现着他与书法家的关系，有的内容与书法本身关系不大。不管怎么样，他题跋中的文字经常充满个人的感受，富有感情，回忆，遗憾，或盼望。东坡这100多个题跋，看起来写得那么随意而简要，其实仔细思考后，会发现这些题跋很有特色，意义与影响很大。简单地说，苏轼之前，没有人写出类似讨论书法的文章。讨论书法的文章始自汉代，其中种类丰富，有书体专论（譬如晋代卫恒的《四体书势》），通论（唐太宗，孙过庭，张怀瓘），用笔或笔法论（王羲之《笔阵图》，张怀瓘）；有品藻，书评（南朝的庾肩吾《书品》），甚至还有收集关于书法家的故事。这些文章的文体也有多种，包括论，表，记，书，录，赋，序文，碑文，等。只是几乎没有涉及题跋。唐代的书法题跋很少，零碎出现，但是没有某个人写出一大堆，更没有人有条有理地写出题跋集子。东坡上一代的欧阳修的著作中有几百篇跋文，这些跋文被后人编成《六一题跋》。但事实上，这些跋文是欧阳修《集古录》中的跋文，是金石学的重要文献。虽然偶然提到石碑的书法，内容主要是金石学而不是讨论书法。除了书法题跋，苏轼讨论书法的诗歌、散文等内容也很有价值，应该把他所有以书法为主题的文章拿来作个研究，这样才会了解苏轼对书法整体的看法。我今天不是谈他对书法整体的看法，而是想从外因分析，苏轼看重书法的原因。他对书法的关注与他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史有关系吗？我从四种当时的现象来探讨苏轼对书法的思想与作为。尝试树立书法的模范及对其历史的观点早在992年，宋太宗命翰林学士王著编辑内府所藏的历代墨迹，镂刻模板，题目是《淳化阁法帖》。后来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常常把《淳化阁法帖》的印本送给高官，《淳化阁法帖》和它的复制品广泛地在国内流传。但王著编得不精细，内容真伪混合，或把作者、年代误标。《淳化阁法帖》还明显偏重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法帖》一共十卷，一半是二王的书法，后面五卷涵盖101人的墨迹。欧阳修早在他的《集古录》中已经暗示他对这样鼓吹二王书法很不满，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地批评《淳化阁法帖》。苏轼则不同，他很大胆地指出《淳化阁法帖》是一本质量低劣的集子。辨法帖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饯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苏轼文集校注》辨官本法帖此卷有云：“伯赵鸣而戒晨，爽鸠习而扬武。”此张说送贾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伪相半。《苏轼文集校注》苏轼很注重书法，强调历来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有价值，并且强调每一体中不同的做法不同的风格也各有优点（“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他对编辑草率但推崇二王书法的《淳化阁法帖》不满意。与其说苏轼只是针对一本编辑标准不高的法帖集子的不满，不如用更宽广的视角去审视，苏轼追求的是一种独立于官方评判的观点。可以说，朝廷编辑《淳化阁法帖》的目的，是要树立书法的模范，而这集子产生了反作用，刺激了苏轼讥讽它。看起来苏轼用意是要保证文人有讨论、判断书法的空间，他写了那么多关于书法的题跋，就表示他有意见必须要说。不久其他文人像黄庭坚、米芾等也帮腔写自己的书法题跋、历史、批评，可见苏轼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很有影响。书法与印刷的关系在苏轼的年代，印刷业发展迅速，刻板印刷很快便普遍。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文人和学者会很高兴，很欢迎这种现象。书籍突然增多，书籍买卖也会增大。然而苏轼自己却不欢迎，他很保守地怀念他从前只有抄书才能够复制书本的时期。他给朋友李常的藏书房写记文是这样说的：李氏山房藏书记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苏轼文集校注》刻板印刷，苏轼觉得这是导致学生偷懒的技术。不但如此，我们要记住那些书店商人收集苏轼的诗文而刻印出版，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那些商人没有得到苏轼的许可，只是看到赚钱的机会，自动收集他的作品，刻印出版上市。1079年的乌台诗案，苏轼被逮捕入乌台监狱，若是没有书店刻印他的诗集，也许不会发生。《诗案》中监察御史何大正罪状札子说苏轼的“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因为苏轼经过这样的灾难，因别人刻印他的诗文而引发朝廷的惩罚，所以他以后都反对人家收集刻印他的文章。元祐七年，苏轼在扬州的时候，有一位陈传道写信来，说他收集了苏轼前三年在杭州写的诗歌，要刻印出版。苏轼一听就不高兴，这样地回复他：……钱塘诗皆率然信笔，一一烦收录，祗以暴其短尔。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苏轼文集校注》苏轼不愿意别人不通过他的许可而刻印出版他的诗文，若是别人这样做，他就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样很危险，怕会再惹起乌台诗案类似的祸。这封信继续提到另外一个相连的问题。苏轼阅读陈传道寄来其收集的诗文集，发现：“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自身体验到印刷技术会导致作者与作品隔离，因为别人收集而编的版本，多半是为牟利的，往往质量很低，错字，脱误，赝品常常出现。而且书商出版的书本，是用新兴机械的技术产生的，作者本人更感到隔阂了，已经不像是作者自己的东西，缺少真实性。与印刷的文本比较，哪一种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最密切，最有感情，最有真实性？当然是作者的书法。苏轼题跋中讨论人家的文笔，就强调“书如其人”的观念，比如：跋欧阳文忠公书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苏轼文集校注》题子敬书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发口，其气节高逸，有足嘉者。此书一卷，尤可爱。《苏轼文集校注》第二篇涉及到王献之《晋书·列传》中的故事。子敬，就是王献之。谢安想要请王献之在新建的太极殿题字，但不敢直说，只向他提起从前魏朝在宫殿题字的传说。王献之当然知道谢安的意思，回复不知道这个传说。谢安没有办法，就放弃请他题字的希望。苏轼看这一卷书法，说他看出笔法有一种“气节高逸”的态度，就想到这个显示子敬“气节高逸”的故事。可见苏轼认为一个人的书法风格和他做人的风格是有关联的。题跋中苏轼往往讨论书法的质量，对书法家进行比较，看谁独步当时，谁主盟，谁进入笔法内室，看来就是评价书法的高低。但是他经常也回到书法与笔者的关联，可见他评价书法不是纯粹美学的评价，并不完全脱离“书如其人”（以人论书）的观念。他有时甚至说某人书法的工拙与他留下来书法的价值是无关联的，书法虽然不优美不精致也值得珍藏。他题上一代的杜衍就说这个人的书法即使不好（“正使不工”）“犹当传世保之”因为苏轼尊敬杜衍的为人。我们再看苏轼讲钱公辅（字君倚）所抄写的《遗教经》：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苏轼文集校注》这篇又涉及书法工拙的问题，说某人笔法的工拙与他墨迹的价值是两回事，可以分开而论。苏轼说钱公辅没有把书法学好，可看得到他的笔法并不怎么秀雅，但因为苏轼尊敬钱公辅做人的方式，便认为他那种笨拙的书法很有价值，值得珍惜。这是一种矛盾：笔法笨拙，怎么还珍惜它？就因为笔法表现了笔者的性格，是笔者性格的印记，不只是墨迹还算是性迹。为了消解这矛盾苏轼引了《论语》一句话：仁者其言也讱。“讱”这个字本来是指人家说话犹豫，话说得不流利。因为孔子不信任那些有口才的人，讨厌“巧言令色”所以把话说得不流利当作优点。苏轼思路很灵活，把孔子关于语言的话等同书法，而使不流利，不畅达，变成了优点。我猜想历来书法评论中这是第一次用“讱”来赞美写得不秀雅的书法。因为一个人的书法与他性格相通，所以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就像每个人的性格，面貌不同。人群的多样性很要紧，如果把人群应该有的多样性消除了，那也不好，因为真实性就不保存了。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学问，反对新法对教育和科举的政策，引用了印刷业的比喻来做了个很刻薄的评论。送人序……夫学以明礼，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苏轼文集校注》他说王安石经学教育的结果是大家都一样，就好像用坯模制器的器物或用木板打印的纸页，千篇一律。个别的特点消失了，也就没有了各自的真实性。最后要提到苏轼两次见到他倾心的文字（一篇是他弟弟的一首诗歌，一篇是东晋桓温（桓元子）的文笔），说世间应该有数百本，他想复制让它们广泛地流传。但他想做的复制方法不是刻印石头而出拓本，更不是刻印木版而印刷。他想要复制的方法是自己自愿抄写几百本，这样让它们流传：苏子由《南窗》诗云：“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朝日升。辗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故人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时所作也。东坡好书之，以为人间当有数百本，盖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云。《容斋随笔》跋桓元子书“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苏轼文集校注》北宋末年的政治党争对苏轼的迫害苏轼注重书法，尽力抄写自己的文章，抄完又抄，有时候导致他受到政治迫害。这里举个例子。最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衣若芬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研究苏轼绍圣初年流放到岭南之事，从河北的定州往广东去，路上走了快半年，旅程中数次抄写他一两年前写的两篇赋（《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送给朋友。抄了这两篇文章好几次，每次都送给朋友，有时候把两篇赋在同一卷上写，有时候分着写。（有一份两篇赋抄在一起的原卷，现在保存在吉林省博物院）。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种间接地政治抗议，是个比较不危险的表达心事的方式。衣若芬是这样解释的：这两篇赋都赞美酒，赞美喝酒之乐。“洞庭春色”是以黄柑做的酒的名字，是安定王在元祐末年做的酒，苏轼在颍州时，安定王的侄儿德麟送了这种酒给苏轼。“中山松醪”是另一种酒，以松树树液做的，是苏轼自己做的酒，中山是河北定州的旧地名。两篇赋原来没有什么深意，主要是说苏轼喝酒后极为愉快，醉醺醺地，感到可以超越人间，上天成为仙人。要紧的是两篇赋写在元祐年间，哲宗还没有亲政，政治还没有改变。但不久高皇后去世，哲宗亲政，元祐党又失去权威，党人相继被降级，流放，苏轼被谪到岭南。他马上得离开定州，过黄河，越过南岭到目的地需要五个月的旅程，这期间他两篇赋至少有两次一起抄写给朋友。他当时的情况比起原来写这两篇赋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元佑时期的乐观统统消逝无迹，现在的前程很不稳定，心里充满焦虑。哪里会像几年前写这两篇那么愉快、休闲？他重新抄写以前逍遥游的赋篇，一个字都没有修改，但是文外的意思，完全不同。我们试看吉林省博物院保存的那两卷苏轼的跋文：自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为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这里苏轼不提流放的事，光说“将适岭表”，文字与眼前的事实太不相配了。两篇赋文从新抄写，事前事后的差异很明显，抄完了送给朋友，朋友一定明白他抄写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说苏轼写书法每次都有这样的含意。但是偶然有。总之，苏轼晚年因为政治压力与迫害，越来越得想办法用婉转的方式表达心里的意思。书法就成为其中一种。探讨书法在苏轼生活中的多种意义与作用，应该注意到这点。当时社会的商业化与书法的商品化我最后要讨论的是苏轼怎样看待书法的商品性。在中国传统文人素来回避谈金钱和物品的货币价值，尤其是艺术品这些“高尚”物品的货币价值，感到谈东坡和他圈子里的人的时候，提到钱或者关乎钱财的各种计算，对他们不敬。然而这种态度很不实际。钱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固然是个忌讳的话题，但不可排除他们从事书法或其他艺术的时候，有各种钱财的考虑。我们讨论这话题，却必须牢记一点：就是我们承认他们是考虑金钱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金钱是个实际的问题，脑筋却要同时记住对东坡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金钱只是他们从事艺术的众多因素之一。提到苏轼的书法与金钱，有可靠的数据，出于苏轼自己的文章，表明他很了解他书法有货币价值，而他本人自己有时候利用这种货币价值把书法代替钱币用。美国圣母大学的杨晓山教授，最近写了一篇论文研究苏轼流放惠州时，抄写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一卷书法这件事。这宝贵的书法卷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卷书法不是随意抄写的，是为了送给一个刚认识的年轻人，感谢他。这个人是谁？是一位苏州定慧院学习佛学的居士叫卓契顺。卓契顺认识当时住在宜兴的苏轼长子苏迈，知道苏迈想念他爸爸，却没有办法通信息，自愿自己步行几千里的路，把苏迈的信送到惠州。卓契顺到了惠州后，停留了三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苏轼问他要什么东西，卓契顺起初说什么都不要，后来想起唐代颜真卿在江淮绝粮了，蔡明远载米来给他，颜真卿写一篇书简，表达谢意。卓契顺便问苏轼肯不肯和颜真卿一样，抄写几个字送给他。苏轼就抄写《归去来辞》，还附上一篇跋文，记录这件事。明代的学者孙矿早就解释苏轼送给卓契顺的书卷不只是文人相交的礼物而应该当为偿还旅费的商品。他说“公此幅字自是为酬契顺路费计。”苏轼自己不可能提到这点，但是明明知道他的书法被人家争着要买，很有货币价值，又知道卓契顺，一个住在佛庙里的学生，从苏州走到惠州的旅程那么远，来往要几个月，需要支付的费用一定不少。还有个更明显的例子。另外来惠州拜访苏轼的是一位和尚叫昙秀。昙秀在惠州停留了十天，临走的时候苏轼给他几样送行礼物。其中有几页苏轼抄写的文字。苏轼抄写的是一本唐代的药谱《千金方》中的几个药方。但苏轼用自己的书法抄写这些旧药方，另外有目的和盼望。我们知道苏轼在惠州很注重草药，因为南方是瘴疠地区，能得到北边的草药不容易。苏轼希望昙秀回到杭州的南屏寺后，会遇到一些山僧或道士拥有宝贵的药方配料，如果有，他盼望昙秀会劝他们分一些送给在惠州的自己，他请昙秀把这几页书法送给那些山僧或道士，好补偿他们。这是苏轼自己说明的，他在《书诸药法赠昙秀》的跋文中说：右并于孙真人《千金方》录出。今与孙相去百四十余年，陵谷迁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犹庶几可寻其彷佛。俗士扰扰，岂复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得者自服之耳，岂复能见饷哉！今因昙秀归南，为录此数纸，恐山中有能哀东坡之流落又不忍独不死者，或能为致之。果尔，便以此赠之耳。《苏轼文集校注》南宋的周必大也许没有注意到这篇跋文，他说苏轼抄写旧药方给昙秀是表示苏轼对人民的关心，要推广医疗的知识。但孔凡礼在《苏轼年谱》提到这篇跋文就说他抄写药方的目的是要托昙秀“以此诸药法转赠友旧并求致其药寄惠。”杨晓山也这样解释。宋代之前，书法也有货币价值，文献偶然也提到。譬如王羲之题字给卖扇子姥姥的扇子，姥姥起初不高兴，后来发现她的扇子可以卖一百钱一把。也有蔡明远送米给颜真卿的故事，颜真卿写字送给他，记录他的好意。但这些早期的事情与苏轼所做的也有重要的差异。王羲之题字给姥姥的扇子是他偶然随意而作，姥姥生气后王羲之才告诉她这样会提高扇子的价格，可以卖很多钱。不像苏轼题字给负债人的扇子，预先想到可用他书法的货币价值来解决负债人的问题。苏轼多半是抄写前代的文章（譬如《归去来辞》《千金方》等）或自己从前撰写好的文章（《中山松醪赋》），然后加一篇跋文，证明是他抄写的文笔。颜真卿写给蔡明远的信息是叙述一位老助理怎样帮助他，也许算是记录文本不是书法篇。苏轼抄写《归去来辞》明明是书法卷，是艺术品，与两个人彼此的友好无关。苏轼抄写《归去来辞》使这篇书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谁都会欣赏它，很容易放到市场上卖。书法在宋代以前已经是个悠久而备受尊崇的艺术。我们想分辨宋代人对书法的看法有没有新的发展，就像踏入历史的河流中间，要观察急流的水有什么变化，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相信东坡的题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他对书法的看法有许多地方与前人不同，而他是个对宋代文化影响很大的人。我所研究的苏轼时代的四个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有关联，却又各自独立。其中第二和第四，印刷术的发达和书法的商品化关联尤其密切。因为印刷的发达引发了一种反作用。苏轼和其他文人对书本的泛滥非常不安，他们觉得它导致读书人懒于细读文本，而且文本与作者失去了原有的那种密切的关系。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如何复制和传播失去了控制力。许多为牟利而出版的书籍错误百出，让他们震惊。我们可以了解在这个时代，用优美的书法抄写的手稿为什么成为弥足珍贵的传统象征。唐代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这种活动很平常，不值得珍惜。但当文字大批地用印刷技术复制时，书法的特征与美感便蒙上新的光环，被人特别珍惜。苏轼觉悟到用毛笔写的文字，每一篇，就是抄写也都是独特的，这和印刷出来的文字千篇一律不同。而这种文字面临式微，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为书法写题跋，写诗，写文章，企图用新的眼光去发掘书法的意义。（艾朗诺1948年生，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1971年入哈佛大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尤以《左传》为主。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国文学与历史、宋代美学与文化。是钱钟书《管锥篇》的英译者（选译）。）

2017-05-07
苏轼到底长什么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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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到底长什么样（上）元代赵孟頫绘苏轼画像。明代朱之蕃《东坡笠屐图》。□张煜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20岁进士及第，但一生仕途坎坷，43岁时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晚年又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因此，病逝前两个月，遇赦北返途中在游历金山寺见到自己的画像时，创作了有苏轼第二首“绝命诗”之称的《自题金山画像》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果说仕途的坎坷带给苏东坡一种“入世”而不得志的悲怆感，那么，这种悲怆感恰恰又凸显出苏轼的坚韧与达观。既因其在诗词书画文方面集大成，成就高不可攀，又因数次被贬但心态乐观、淡泊明志的文人精神。所以，自北宋开始，其后的历朝历代均有艺术家为苏东坡立像，其中尤以《东坡笠屐图》为典型的图像表现，这也使得《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的立像创作具有了承载中国传统文人精神和文人风骨的图像学价值，并以此建构起了“苏轼文化人格”的图像范式。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奕奕双眉垂苏东坡到底长什么样？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从南宋开始一直持续了近千年。作为苏轼同时期挚友的李公麟，苏轼与其亲密交往长达二十余年，因此，李公麟创作的《扶杖醉坐图》于情于理都还原了苏轼的真实面貌，该作品也被苏轼以及苏轼的学生黄庭坚评价为最像苏轼本人的画像。如黄庭坚所言：“庐州李伯时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盘石，极似其醉时意态。此纸妙天下，可乞伯时作一子瞻像，吾辈会聚时，开置席上，如见其人，亦一佳事。”所以，李公麟所作的这幅苏东坡像也成为其后图绘苏东坡形象的图像粉本。结合李公麟所创作的《扶杖醉坐图》以及历史上记录苏东坡形象的文献资料，可以完整地还原出苏东坡的基本外貌特征。李公麟所作苏东坡《扶杖醉坐图》其实建构起了苏东坡形象的三个粉本：一是苏东坡的基本外貌形象。首先是脸型长阔、高颧骨。不但苏轼本人对自己高颧骨、长阔脸有形象的记录，如《传神记》中描述的“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传说中苏轼的妹妹苏小妹对哥哥的长阔脸亦有戏称：“天平地阔路三千，遥望双眉云汉间；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可见苏轼的脸型确实很独特、很有辨识度，具有奇古的特点。其次，双目明亮、眉毛细长。这在与苏轼同时代的孔武仲《谒苏子瞻因寄》一诗“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奕奕双眉垂”，以及北宋米芾在《苏东坡挽诗五首》（其一）中描述的“方瞳正碧貌如圭”中均有所体现。再次，胡须稀疏。这记录在苏轼与学生秦观的闲谈中，宋人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卷三十中记载了一则故事，秦观与苏轼两人在一起闲谈，苏轼取笑秦观胡须太多，秦观反问老师：“君子多乎哉！”苏轼则打趣地回答说：“小人樊须也！”由此可知，苏轼胡须确实并不茂密，只有少许胡须，这在李公麟所绘《扶杖醉坐图》和元代赵孟頫书《赤壁赋》卷首小像中均有所体现。最后，身材颀长。这一项，孔武仲在一篇赋中写道：“东坡居士壮长多难，而处乎江湖之滨……颀然八尺，皆知其为异人。”宋元时期的八尺折合现在两米有余，虽然可能有夸张，但无疑身材高大，再配以苏轼长阔脸、高颧骨的长相，在古代真可谓是“异人”长相了。二是戴“东坡帽”的文人形象。东坡帽是苏东坡自己设计的一种乌纱材质、筒高檐短的帽子，这种帽子既不像官帽般威严，又增强了文人儒雅的气质，所以文人皆仿效苏东坡戴“东坡帽”，甚至出现了“人人皆戴子瞻帽”的盛况，这也是其后历朝历代表现苏东坡形象中必不可少的图像元素。如元代赵孟頫在书写的《赤壁赋》卷首为苏东坡创作的人物小像中，苏东坡就是戴着“东坡帽”、站立持杖的形象。其后清代费丹旭、现代陈少梅均创作过苏东坡戴“东坡帽”的形象。三是“扶杖”形象。在现存的表现苏东坡形象的作品中，除却东坡笠屐这一主题创作外，苏东坡形象基本以头戴东坡帽、手扶杖藜为主，这一形象范式的出现，与苏东坡被贬漂泊有直接关系。“扶杖”有支撑、依靠之用，多为年老行动不便者使用。而苏东坡在近二十年的漂泊生涯中，远离朝堂，远离家乡，漂泊无依，扶杖这一举动更多的是他想在心理层面寻求的一种安全感，以扶杖抚慰漂泊不定、孤苦无依的心绪。而扶杖的另一层含义则与他在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经历有关，在被贬的二十年时间里，他不但没有消极自弃，反而在三地为官期间，积极为民，不但致力于三地的文化事业和教育事业，而且努力移风易俗，改变民间旧风陋习，使得“扶杖”这一动作既传达出苏东坡年迈的形象，又传达出苏东坡为民奔走的劳碌形象。以图文结合的形式呈现的苏东坡像，为我们重构苏东坡的文化人格提供了真实的图文依据，也为其后历朝历代意会、提炼“东坡笠屐”形象提供了准确的图文资料。头戴斗笠宽衣大袍脚着木屐怡然自得《东坡笠屐图》主题创作的故事来源，与苏东坡在公元1097年谪居儋州有关。在儋州期间，苏东坡不但与当地百姓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而且与黎子云交往过密，“载酒过从，请益问奇，日益亲炙”，因此才有“遇雨借笠而归事”。最早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作品的并不是传说中的李公麟，因为从时间上看，1097年距离苏轼去世仅有4年时间，且据史料记载，这4年间，苏轼与李公麟并未重逢，所以最早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的显然不会是李公麟。同时，据新发掘的资料显示，近人张友仁《惠州西湖志》卷十一载“杨希铨《摹宋钱选东坡笠屐图》石刻”条所记：“石久失，有拓本。图为戴笠着屐冒雨状。原由琼州人所绘。”其中又有序文：“东坡在儋耳，一日访黎子云，途中遇雨，从农家假笠屐着归。妇儿争相随笑。群犬争吠。东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觉坡仙潇洒出尘之致，数百年后，犹可想见。”这段对话不但生动地再现了千年前苏东坡戴笠穿屐的样子，也指出了《东坡笠屐图》形象最初是由苏轼在儋州期间的琼州人所绘。当一个朝廷官员、一个文化学者，戴起了农家斗笠、穿起了农夫雨屐，穿梭于普通百姓之中，并且自得其乐的时候，所转变的不仅是他的形象，更是他的精神世界——于仕途不得志的境遇中开始与民同乐。因此，《东坡笠屐图》也就由具体的苏东坡形象升华为苏东坡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象征，这也是其后历朝历代均有艺术家表现《东坡笠屐图》这一主题的主要原因。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并于日前借展于故宫博物院“千古风流人物”展览的明代朱之蕃所作《东坡笠屐图》是临摹自李公麟的《东坡笠屐图》，所以，通过朱之蕃的《东坡笠屐图》不仅可以还原北宋时期苏轼戴笠穿屐的状态，而且为明清以及近现代表现“东坡笠屐”这一主题的创作提供了间接的图像范式。明清时期唐寅、仇英、曾鲸、钱谷、余集、杨浚等画家创作的《东坡笠屐图》，以及张大千的三稿《东坡笠屐图》均是建立在明人朱之蕃的《东坡笠屐图》基础上的。在朱之蕃的《东坡笠屐图》中，苏东坡头戴斗笠，穿着宽大的衣袍，脚着木屐，两脚不自在地前后错开，双手不自然地提起衣袍下摆，双目紧张地盯着前方，因为他无所适从的状态，使得他整个人的身体前倾，既似紧张又似好奇，似在前行又似在适应木屐的感觉。总之，将苏东坡初次尝试戴笠穿屐的窘态和怡然自得的生活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也由此将一代文豪的儒雅形象和一方父母官的威严姿态进行了转变，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虽然被贬海南但是仍然热爱生活的苏东坡。这幅图像临摹自李公麟原作，所以，不但将李公麟表现的苏东坡窘态临摹得生动自然，而且传承了李公麟惯用的白描手法，以线条为画面人物塑造的主要手段。以线条造型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基本造型方法，而且通过线条的起承转合建构起人物能屈能伸的精神形象。明代曾鲸的《苏文忠公笠屐图》、唐寅的《东坡笠屐图》、钱谷的《东坡笠屐图》，清代余集的《苏文忠公笠屐图》、杨浚的《坡公笠屐图》等作品中苏东坡戴笠穿屐提衣的形象基本都是延续了李公麟所创作的苏东坡俯身提衣的主体形象，但在人物面部表情、精神状态和衣着形式上却各有千秋。曾鲸、朱之蕃、余集、杨浚作品中的苏东坡衣着仍然延续了李公麟《东坡笠屐图》中的苏东坡文人装扮，且精神状态仍然是文人雅士的儒雅谦恭面貌，而钱谷的《东坡笠屐图》却与现存的“东坡笠屐”主题创作均不相同，画面中苏东坡穿着农人常穿的短衣，且人物形象不再有史料记载中怡然自得的闲暇状态，而是以严肃思考的形象出现，人物脸部也不再做圆润丰满状的表现，而是有了岁月的沧桑感，似乎钱谷画面中的苏东坡只是一介乡野村夫——在经历了仕途坎坷之后，苏东坡是否也更愿意过一种真正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乡间生活，抑或说，在长达20年谪居在外的生活中，他已将自己从内到外转换为一个真正的乡野村夫了。据《光明日报》

张煜

2021-04-25
布衣之交，君子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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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敏在苏东坡众多的朋友圈中，老乡圈也够醒目的。但在老乡圈中，杨济甫却是普通得毫不起眼的一个。他虽知书知礼，但终身不仕。他们年少相交，两人的友情却长达半个世纪。苏东坡在宦海沉浮，游历贬谪时杨济甫都让苏东坡感受到了乡情、亲情和友情的三重温暖，一直抚慰着东坡漂泊的心。一、苏东坡与杨济甫的特殊关系：邻居、亲戚或管家？一般人据苏东坡的尺牍《答眉州乡邻杨济甫书》的叙说便认为杨济甫是其邻居，他是“中国好邻居”。他俩是近邻不假，但两人的交集互动绝不只是邻居的关系。如果是沾亲的话，只从姓氏上以为可能是苏洵小妾杨氏的亲戚。但按吴雪涛《苏文系年考略》，杨济甫是东坡伯父（苏涣）的妻族，即是苏涣妻子杨氏的侄子。李之亮在《苏轼文集编年笺注》也说是亲戚关系。按此理其籍贯就应该是青神人，很可能是迁居在纱縠行作生意。他年长于苏东坡，在书信中（《与子安兄七首》之三）苏东坡还亲热地称呼他为“杨五哥”。有趣的是与杨济甫之子杨明（字子微）生活的同一时期，丹棱县也有另一同名同姓的进士杨明，曾知合州。历版《丹棱县志》载：“杨明，字子微，邑人”，却未载杨明为何人之子。郭文元先生曾据此写过一篇文章进行过考证，但文中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证据予以证明。苏轼在《书赠杨子微》书中所载杨济甫之子杨明，究竟与丹棱县志中所载的那那位邑人杨明，是否是同一个人呢？对此，目前尚缺关联证据。二、尽心尽力的苏坟照料人（一）守护苏母程夫人墓。嘉祐二年（1057），苏东坡兄弟两人同榜高中进士，在仕途开启的关键时候，其母程夫人突然在眉山去世。按礼制，兄弟两人匆忙归家葬母。武阳安镇可龙里，此地是苏洵早就选好的家族墓地。在墓旁的老翁泉边，苏洵修筑了一个亭子，深情地作了《祭亡妻文》。苏家两兄弟在眉山守孝停留了二十七个月，直到1059年10月才还朝。此次是全家离川，又不知归期，纱縠行的房产、少量田产，尤其是程夫人墓的看护便委托给了堂兄苏子安和杨济甫两人。杨济甫正式与苏东坡的人生有了交集。（二）守护苏氏家族墓。天命无常，时隔不到8年，在治平二年（1065）五月二十八日，东坡年仅27岁的妻子王弗又病卒停葬在京师。然而次年五月，苏洵又突然病逝。苏家兄弟千里护扶两个灵柩返回眉山。苏洵与程夫人合葬，王弗墓在其墓后方“西北约八步”。黯然神伤的苏东坡和苏辙在坟墓前后广植松树数万株。熙宁元年（1068）腊月，守孝期满，苏东坡兄弟再次沿陆路返京。此后，苏东坡再也没回过四川眉州。1085年12月，在开封。苏东坡给苏子安的书信再次提到“东塋芟松，甚烦照管，如更合芟间，告兄与杨五哥略往，覷当分明，点数根槎，交付佃户。不然，与出榜立赏，召人告偷斫者，亦佳。一切告留意相度。”坟旁松树长大后有人偷伐，特意出主意解决。此后，苏东坡在与苏子安的书信中多次有“东茔每烦照管，感涕不可言”“日望归扫坟墓，陪侍左右耳”的意思。游子在外漂泊多年，最大的牵挂就只有双亲的坟茔了。苏子安过世后，照看苏家坟墓的便只有杨济甫了。苏东坡在儋州写信给杨济甫：“某兄弟不善处世，并遭远窜，坟墓单外，念之感涕。惟济甫以久要之契，始终留意，死生不忘厚德。”对杨济甫对父母坟墓的照管是感激涕零。苏东坡在给杨济甫儿子杨明的书信中还专门对墓园的看护等情况作了致谢。“某与舍弟流落天涯，坟墓免于樵牧者，尊公之赐也。承示谕，感愧不可言。闻井水尝竭而复溢，信否？而今如何，因见，细喻。”（杨子微二首（之二））。他在北归路上所写的信件，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三、苏家人情往来的受托人人生在世，难免人情往来。苏东坡两兄弟远在异乡，眉山老家的一些人情往来，都只有托付给杨济甫。《与子安兄四首（之四）》：“每闻乡人言，四九、五九两侄，为学勤谨，事举业尤有功，审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负荷之重，益自修饬，乃是颜、闵之孝，贤于毁顿远矣。此间五郎、六郎乍失母，毁痛难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贫，遭此，固不易处。某亦为一年两丧，困于医药殡敛，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杨济甫送二千为一奠，余俟少暇也。”这时的苏轼祭奠苏子明，只能叫杨济甫送二千文钱，可见在眉山的家产是不够丰裕。而在京城要供一大家子人，继室王闰之1093年病逝，一年两丧。此时的东坡确实很清贫。元符三年（1100）八月，苏轼得到大赦自海外赴永州，才知道了老朋友巢谷从四川千里探望他，不幸在新州病亡的事。悲痛之余，立即写信给杨济甫叫他给巢谷的儿子巢蒙路费，让巢蒙从眉山来迎丧归葬。四、东坡宦海沉浮的关注者两人在工作生活中都有书信往来，跨度长达40多年，基本覆盖苏轼从政生涯重要的节点。以时间为序，简要作析。第一简写于开封，服母孝返京。这是现存两人最早的书信往来。“为别忽已半岁，倾想之怀，远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贵眷各安吉。自离家至荆南，数次奉书，计并闻达。前月半已至京，一行无恙。得腊月中所惠书，甚慰远意。见在西岗赁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缘会见，千万珍重！珍重！”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和儿媳王弗取水路出三峡，十二月八日抵江陵驿，从荆州再沿陆路北上。苏东坡收到了杨济甫在腊月写的信。在京城刚安定下来后，苏东坡赓即回信给杨济甫，这趟赴京旅程一共走了五个月，所以“为别忽已半年”互致问候，一切安好，春喧。回信时间应该在嘉祐五年（1060）三月仲春左右。京师居之不易，苏轼在信中告诉杨济甫他们在里城西岗租了一个宅子住，暂时安下了身。第二封信件写于凤翔。这里是苏轼为官从政的重要节点。“奉别三更岁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胜。贵聚各嘉安。某前月十四日到凤翔，十五日已交割讫。人事纷纷，久稽裁问，想自尊君襄事，后来渐获闲静，营干诸事，必且济办。某比与贱累如常。今因范元归，奉书闻露。气候渐和，更希珍重。”苏东坡于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正式到任凤翔府签判。隔月，嘉祐七年（1062）正月修书一封给杨济甫告知自己家庭和为官的情况。第三封信写于离任凤翔之际。“冬寒，远想起居佳胜。此去替不两月，更不能归乡，且入京去。逾远，依黯。近得王道矩书云，朝夕一来此，相看告便。如递中惠一书，贵知道矩几日起发，此干告早及，某只十二月十七八间离岐下也。”这一年是治平元年（1064）十二月，按北宋制度，文资官员是三年一迁，苏轼即将离任返京。苏轼之前接到青神人王道矩的书信要去看他。杨济甫和王道矩互为相识（王文诰认为王道矩是王弗之兄），知道他的行程情况，便要王道矩早点去，他十二月十七八间会离开凤翔。王道矩在5年前苏洵一行水路返京在渝州（重庆）时完美错过。苏洵曾作文给王道矩，苏轼也曾作诗《渝州寄王道矩》，彼此甚有交集。第四封信写于京城开封。《答杨济甫二首（除丧还朝）（之一）》，时间在1069年3月间，苏轼除丧从四川返回1个多月后。“某此与贱累如常。舍弟差入贡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圃，课童种菜，亦少有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渐暖，惟千万珍重。”信中描述的这个房子应该是苏洵全家老小倾尽全力，在1064年所购买的南园。苏轼开始经营此地。在其描述中：房前有小花园，可种花种菜，挨着宜秋门，有高槐古柳，具山居之野趣。他纵情使性，率真性情。这时，苏辙入贡院了，还要半月才回。苏轼放的是原职闲差，工作生活中，还是“块然独处，无与为乐”。第五封信《答杨济甫二首（之二）》写于熙宁四年（1071）京城中。这年一月苏轼被任命为开封府推官。“递中屡得数书，知尊体佳胜，贵眷各安。示及发递引自，契勘得并到，但乡亲书皆五六十日，不独济甫也。府推之命，只是暂权发遣，更月余正官到，即仍旧管官诰院也。府中冗绊，非拙者所乐，恐知。都下所须，示及。”苏轼服满还朝时仍授本职。时正值王安石变法，他对激进的改革进行了批评，建议循序渐进。王安石见苏轼政见与自己不合，命其暂时代理开封府推官。乡亲们都在祝贺，却不知背后的矛盾。第六封信，也写于1071年2月前后，开封。“近领来书，喜知眠食佳安。某此与贱累皆安。陈州舍弟并安，不烦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装并竭。今冬积雪四五尺，僦居弊陋，殊无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末由披奉，千万珍重。”除了日常的健康问候外。苏轼告诉杨济甫苏辙在陈州也安好（苏辙自1070年起，在陈州一待就是三年）。我在京城里缺钱花呀，这个冬天雪又大，很无聊。希望能早一点外放出去。朝堂上斗争的激烈在信中有所体现。既然不容于朝堂，苏轼便自请外放，躲得远远的。不久后7月他调任杭州通判。第七封信，写于杭州通判离任前，1074年。“久不奉书，亦少领来信，思念不去心。不审即日起居佳胜？眷爱各无恙？某此安健。官满本欲还乡，又为舍弟在京东，不忍连年与之远别，已乞得密州。风土事体皆佳，又得与齐州相近，可以时得治牒相见，私愿任便之。但归期又须更数年。瞻望坟墓，怀想亲旧，不觉潸然。未缘会面，惟冀顺时自重。”杭州通判任满，苏轼主动要求从江南天堂杭州调任贫困的山区密州。自以为那里离苏辙所在的齐州很近，兄弟俩可以很容易见面。轼与辙，兄弟情深。只是我回家乡又要推迟了。然而在他赴任密州后，却是两年也没见到苏辙。于是在丙辰中秋之时，想到了分别七年的弟弟，做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千古名作。第八封信，写于元祐八年（1093）冬天的定州。“久以私挠不作书，累蒙惠问，且审起居佳胜，为慰。衰年责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奈何！奈何！又以受命出帅定武，累辞不获，须至勉强北行。家事寥落，怀抱可知。因见青神王十六秀才，亦为道此。会合何时，临书凄断。惟千万顺时自爱。”元祐八年九月初三，元祐更化主持者高太后病逝后，哲宗皇帝即位，苏轼受诏以“双学士”头衔离京出知定州。这是小皇帝直接对苏轼的打压，连陛辞都不准许。苏轼于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上。这里是北宋版图的最北端，戍边抗辽的任务很重，朝堂政治斗争渐烈，心情很不好。第九则是以书当信。闻听苏轼两兄弟被贬，杨济甫派儿子杨明（字子微）不远千里专门赶去送别。闰四月十八日，子微追到陈留赶上了东坡一行，东坡很是感动。旅途倦怠，书赠杨子微并作为给杨济甫的回信。子微曾研习道术，可相面占卜。他告诉苏轼，从他的面相来看，他不会死在岭南，会活着北回。这给了前景灰暗，凶多吉少的苏轼极大的心理提振和帮助。苏轼笑着说，你这预言若成真，我一定书写《道德经》给你。第十封信，绍圣二年（1095）十二月作于惠州。“宝月师孙来，得所惠书，喜知尊体佳胜，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归未有期，信命且过，不烦念及。惟闻坟墓安靖，非济甫风义之笃，何以得此，感荷不可言。舟师云当一到眉。此中诸事，可问其详也。远祝，惟若时珍重而已。”大慈寺高僧宝月大师惟简，眉山人，年轻时就相识。因为都姓苏，东坡认惟简为宗门大哥。苏轼被贬黄州时，宝月就派徒孙悟清前去探望。宝月亡化后，其弟子法舟前来惠州请铭，苏轼恭敬地作了《宝月大师塔铭》。并修书杨济甫，感谢其风义和对父母妻子坟茔的照拂，他在惠州的具体情况等法舟回眉山后代为介绍。第十一封。在雷州徐闻过海到儋州之前，东坡还给杨济甫写了两封信，分别告知近况和去海外的忧虑：“眉兵至，承惠书，具审尊体佳胜，眷爱各安。某与幼子过南来，馀皆留惠州。生事狼狈，劳苦万状，然胸中亦自有翛然处也。今日到海岸，地名递角场，明日顺风即过琼矣。回望乡国，真在天末，留书为别。未间，远惟以时自重。”绍圣四年（1097）六月十一日，在与苏辙相处一个月后的苏东坡，与弟诀别渡海赴琼。此后再无见面。第十二封。《与杨济甫二首（儋耳）（之二）》“远蒙厚惠蜀纸药物等，一一如数领讫，感怍之至。人行速，无佳物充信，谩寄腰带一条。俗物增愧，不罪！不罪！”东坡在海南生活特别艰苦，杨济甫专门寄给他蜀纸和药物。无以回赠，仅腰带一条。真穷呀！第十三封。苏东坡在北归途中还特意写信给杨子微：“某与尊公济甫，半生阔别，彼此须发雪白，而相见无期，言之凄断。尊公乃令阁下万里远来海外，访其生死，此乃古人难事，闻之感叹不已。辱书，具审起居佳安，尊公已下，各得安胜，至慰之极。某七月中必达颍昌矣。回驭少留，一须款见。余祝若时自重。”（《与杨子微》之一）。苏东坡在信中充分表达了两人多年的深厚交情。从这些书信中，看得出一个敞开心怀的率真的苏东坡，他有对烦恼的倾述，对亲情的渴望，对生活不易和从政艰辛的感悟。从某种意义上，杨济甫是苏东坡心中远方的家乡、亲友的化身和代名词。这与杨济甫的守信、忠诚、包容和对东坡的热爱是分不开的。有这样的眉山人，便有这样的苏东坡！五、东坡翰墨的保护者和收藏家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中记载：魏了翁鹤山题跋云：“苏氏翰墨散落人间，而杨氏与先生比邻，所蓄尤多且可信不诬。闻杨氏所储尚多，其晚年既贵尤笃于故旧之义，此犹当今后生辈见之也。”完整跋文可见《鹤山集》。这段文字大概意思是：杨某人距离眉山不远，其收藏的三苏字帖应该不会假。这篇字乃是苏辙（所谓少公）写给苏轼（所谓长公）的，大概是熙宁二年，三年左右时间。先是被宋希古收藏，后被杨某人收藏。魏了翁，南宋理学大师。蒲江人。他创办了“鹤山书院”，曾知嘉州、眉州、遂宁、泸州，后官至礼部尚书。而他在眉州任上，热衷教育和文化，颇有政绩。他出生于苏东坡去世后70多年，其跋文应该很真实。宋徽宗执政后蔡京为相，对元祐党人进行了残酷打压：将309人列入黑名单，对政敌剥夺封号，著作被全面封禁，碑刻被砸，尺牍皆毁，苏文也被禁诵。作为大书法家的苏东坡的作品也遭到了一场浩劫。一介布衣，能冒着风险，精心收集整理保住东坡和三苏大量的翰墨，杨济甫实在是独具眼光！真心希望苏东坡履约为杨明所书的《道德经》也在其收藏中。眉州多节义之士，杨济甫当之无愧！（注：除文中标明外，引用资料和书信都出自《苏轼全集》）

邓敏

2023-12-07
三苏祠博物馆发布三苏IP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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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苏洵苏辙□本报记者李幸8月18日，眉山三苏祠博物馆（以下简称三苏祠）举办“三苏父子青春照，可是你意中人”活动，活动中发布了最新设计的三苏IP形象。最新的三苏IP形象采用“新国风”设计，传承中华魅力的同时，添加了现代流行化设计，还原了父亲苏洵壮年时期以及苏轼苏辙两兄弟青少年时期的形象。三苏父子在古今绘画中，基本上都是形貌庄重，苍颜长须，以老年形象示人，其中最家喻户晓的便是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中苏洵、苏辙以及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所绘的《苏东坡小像》。而他们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青少年始终处于被忽视遮蔽的状态，缺少一个适用于全年龄段的三苏父子形象。为了还原三苏父子的青年样貌，三苏祠组建了专业团队，收集整理研究宋代人物绘画、宋代服饰文献、三苏父子样貌描写文字，遵循厚植文化内涵、符合当代审美趋势、亲和易接受的原则，使用当下流行的新国风绘画，绘制了三苏父子形象，赋予历史人物新的符号。“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传统文化生发新的能量，让年轻人拥抱传统文化，感受三苏文化，爱上三苏文化，传承三苏精神。”东坡文化旅游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建说。为了做好IP形象设计，塑造好三苏父子的个人人设，三苏祠及设计团队反复考证，并邀请苏学专家，从人物的外观、性格、名字以及角色展现其魅力的方式等进行全面讲解，最后确定了三苏父子的人设——苏东坡：风流倜傥，豪放不羁，多才多艺，英气；苏辙：淡薄，温柔，不显颜，内心强硬；苏洵：略带沧桑感，一辈子布衣，不羁，特立独行高傲，大器晚成。在风格上，三苏祠及设计团队经过反复对比与修改，最终确定了新国风的设计风格。为了设计好三苏父子形象，设计师宋强在三苏祠待了半个多月，观察三苏祠建筑，在眉山城区大街小巷寻访三苏父子的相关雕塑，寻找相关书籍、史料，反复听讲解员的解说，潜下心来从文化梳理开始设计。“三苏父子文气斐然、成就卓越，我们的设计不能出错，不能抹黑。”宋强说。在一些具体设计上，参考了文献及古今画作，结合三苏父子性格特点进行了艺术处理。对于略带沧桑感、一辈子布衣、大器晚成的苏洵，设计的是剑眉，衣服的颜色选择的是深棕色，象征的是大地、自然、简朴、可靠、健康，表现了苏洵为人稳重的特征。对于风流倜傥、豪放不羁、多才多艺的苏东坡，设计的是一字眉，发型全梳发髻，两鬓有编发，耳侧有碎发，衣服颜色选择的是象征光明、创造、趣味、青年、活泼向上、直接、冲动、精力充沛的橘色，借此来展现苏轼的意气风发，少年得志。对于淡薄、温柔、内心强硬的苏辙则设计的是平眉，物动作及表情幅度，较为严谨，衣服颜色选择的则是象征勇气、冷静、理智、永不言弃、安详与广阔的淡蓝色，体现苏辙为人低调、稳重的性格特征。在配饰上，苏洵选择的是古琴和老树桩。而苏东坡是大文豪，写得好文章，设计的则是毛笔；对于喜欢竹子又是吃货这一特征，设计师在另一版中则设计了苏东坡嘴里衔着竹叶，用竹竿挑起糕点的形象。沉静内敛的苏辙手中拿着一本卷起的书，对应的背景则是荷花。“从专家意见，到翻阅古画、古籍文献，考据三苏父子的形象，在立绘中迎合了当下青年中掀起的新国风热潮，我们将三苏父子人物设计得更青春活泼、灵动有神韵，更符合年轻一代的个性表达，所以才有了今天你所看到的三苏父子IP形象。”三苏祠工作人员介绍说。据了解，接下来，三苏祠还将推出用三苏IP形象设计的各类文创产品，这版年轻的三苏父子形象还将在公交车等场所与市民见面。

李幸

2020-08-24
两个贬官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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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古时孤悬海外，当年苏东坡被贬儋州，把它看作“魑魅逢迎”之地。自隋朝杨纶被流放珠崖开始，海南岛一直被统治者当做惩罚官宦的理想之地。据学者统计，唐代贬谪海南岛的官宦共70余人，其中有宰相韦执谊、李德裕等14人；宋代贬谪官宦80余人，其中有赵鼎、卢多逊等14人。宋代的苏东坡和蔡京也被贬儋州，但际遇迥异。苏东坡无疑是历代贬谪海南官宦中最深得民心的贬官。1987年冬，儋县举行苏轼贬儋890周年纪念活动，时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许士杰在会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一个人做了好事，人民总是念念不忘，无论是时间的长短，是当时还是以后，都会受到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苏轼贬儋三年，而890年后，人民还是这么热烈、隆重纪念他，这便是最有力的证明。”苏东坡谪居儋州三年，“不得签书公事”，但他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他主张民族团结，鞭笞汉族统治者：“贪夫污吏，鹰挚狼食”，“欺谩莫诉，曲自我人”。（《和陶劝农六首，并引》）随父南迁的苏过深受父亲的影响，写作《论海南黎事书》直言海南少数民族的“黎乱”，是始于朝廷官府的暴政。他第一次提出“民族自治”的主张。他关心民生疾苦，反对“以巫为医”，“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书柳子厚〈牛赋〉后》）他传授治病秘方，救死扶伤，为黎民百姓解“病无药”之忧。他鼓动发展生产，戒陋习，重农耕。他认为，要“千箱一轨”“其福永久”，必须“利尔耝耜，好尔邻偶”，“父兄搢梃，以抶游手。”（《和陶劝农六首，并引》）。他教育儋州父老要垦荒种地，推广优良品种，夺取农业丰收。他敷扬中原文化，教化儋州文明。他当过皇帝的老师，谪居儋州，设帐授徒。“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王国宪《重修〈儋县志〉叙》）他的得意门生姜唐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举人，而儋州人符确也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苏东坡遇赦北归，儋州父老担酒馔相送，与东坡依依惜别，东坡感动地写下《别海南黎民表》：“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苏东坡随遇而安，与百姓相亲相爱。一幅《东坡笠屐图》真实地记录下一个朝廷贬官的风雅韵事，经历千年的岁月风雨，流传至今。“莫怪黎元心向往，东坡到处有神奇。”神州大地，凡是苏东坡留下足迹的地方都建立起纪念馆，成为后人向往的胜地。1980年成立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积极开展对东坡文化的研究。时至今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已在全国苏东坡曾留下足迹的城市召开过24次学术研讨会。曾枣庄的《苏轼评传》，王水照、朱刚的《苏轼评传》，朱靖华的《苏轼论》，莫砺锋的《诗意人生》，刘墨的《苏东坡的朋友圈》等相继问世。自2010年起，儋州、黄冈、惠州、眉山已轮流举办10次东坡文化节。眉山、黄冈、惠州、儋州、诸城、徐州等城市还召开过不计其数的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年年公生日，笠屐拜我师。”清代学者翁方纲是“东坡迷”，是历史上个人举办寿苏会最多的人。当今，举办寿苏会也成为一种时尚。“乌纱脱却何须恨，赢得人生又一春。”苏东坡在儋州丰功伟绩写在南荒大地上，令人“追怀笠屐风流”。苏轼去世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赵昚皇帝赐苏轼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钦赐《苏文忠公全集》《序言》，大赞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宋史》对苏轼作出极高的评价：“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选1001——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全世界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韩富以来如公有几”?东坡有如此待遇，足矣！同样是贬官，而蔡京名声狼藉，下场惨不忍睹。蔡京先后四任宰相，其书法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为海内所崇尚。他阴险，狡黠，玩弄权术，祸国殃民，被《宋史》列入奸臣之首。他挥金如土，大兴花石纲。蔡京常对宋徽宗说，现今国家钱币多达五千万缗，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开山，建桥，大兴土木徭役，服役者不下四十万。两河人民，苦不聊生。绍圣年间，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暗暗假托“绍述”的名义，掌握大权，钳制天子，在尚书省设讲议司，自任提举。他在江淮七路茶实行专卖。盐钞法被全部改变，凡是旧盐钞都不使用，富商大贾曾拥有数十万缗，一朝化为乌有，成为乞丐，更有甚者竟赴水或吊死。淮东提点刑狱章縡见此情景说改盐钞法坑害百姓，蔡京大怒，免他的官；并陷害章縡所有的兄弟。陈馞之子陈正汇因触犯蔡京被处黥刑并流放到海岛。蔡京仇恨元祐时期的朝臣。本来蔡京当宰相时，元祐时期的朝臣被贬斥流放或死去的已剩下不多了，蔡京还不满意，下令列举他们的罪状，把司马光、苏轼等309人看成奸党，或远贬岭南，或重新治罪，焚毁其书籍刻版，并在文德殿门前立臭名昭著的“元祐党人碑”。他亲自书写碑文，发布到各地。“元祐党人”的子孙也遭禁锢，不能在京城及附近做官。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靖康元年（1126），因金军南下，宋徽宗禅位给宋钦宗，侍御史孙觌等开始极力陈述蔡京的奸恶，于是蔡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居住，又迁到韶、儋二州。蔡京在赴儋州贬所时携带大量金钱，但是他作恶多端招致老百姓的反感，在路上用钱买不到东西，不由得感慨：“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蔡京还来及到儋州，便饿死于长沙崇教寺。蔡京有一首《西江月》词回忆自己的平生：“八十一年往事，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夸耀也吧，忏悔也吧，历史总会把奸臣扫进历史垃圾堆。《宋史》对蔡京作出公正的评价：“京天资凶谲，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颛狙伺为固位计，始终一说，谓当越拘挛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柅之。京每闻将退免，辄入见祈哀，蒲伏扣头，无复廉耻。”“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卒致宗社之祸，虽谴死道路，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两个贬官两种结局：一个是“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一个是“打了桶（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一个名垂千古，一个遗臭万年。两个贬官的际遇给后人留下刻骨铭心的思考……

■ 韩国强

2022-06-16
放逐与回归（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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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决裂对于贪官酷吏，多一条法就等于多交给他们一条鞭子，而人民又多了一条紧缚在身的绳索。为了表示自己的不合作态度，韩琦、张方平告老还乡。范镇在辞呈上说：“民犹鱼也，财犹水也。养民而尽其财，譬犹养鱼而竭其水也。”又言：“陛下有纳谏之贤，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还写咏假山诗，影射王安石：“倏忽平为险，分明假夺真。”司马光在同王安石书信交往几次之后，双方互不退让，终于彻底决裂。尽管神宗一再挽留，并数次对其他大臣讲：只要司马光在他身边，他就不会犯什么大错。但司马光对枢密使一职拒而不受，并给皇帝写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一直到神宗驾崩这十五年间，司马光在洛阳闭门不出，倾其全力完成他九年前即已开笔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上述四人，立场趋于守旧，但于苏轼或有大恩，或为至交，且均以节操名世，因此在苏轼的政治倒向上，发生过虽非决定性的，但却不可忽视的影响。韩琦、张方平已为我们所知。即以范镇为例。他与苏轼同为川人，但属长辈。苏轼在《范景仁墓志铭》中载：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把自己反驳韩琦的言论编成文件下达，经门下省（掌管诏令与奏章出纳）时，范镇一一扣留封还。令五下，五次封还。第二年，罢司马光枢密副使，镇接诏，拒不转司马光，再次封还。神宗知镇不可夺，不经门下省，把诏书直接送给司马光，镇为之辞官。退居后，苏轼前去看他，安慰说：王安石对你诋毁愈力，人们便更以你为荣；今天你虽然退下，而名望更高。范镇听了，愀然抢白道：“君子言听计从，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阴受其赐，无智名，无勇功。吾独不得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宋史》本传）后来他轻装回川旅游，曾吟诗曰：“不学乡人夸驷马，未饶吾祖泛扁舟。”“乡人”指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离成都出北门时说：“（将来）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未饶”是“不错过”之意。“吾祖”指范蠡，因为同姓，故称。这一切，都使苏轼为范镇作了自己一生极少作的墓志铭，并称赞他“临大节，决大义，色和而语壮，常欲继之以死，虽在万乘前，无所屈”。苏轼在铭中又说：“熙宁元丰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景仁（范镇），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司马光退居洛阳，建独乐园，园仅五亩。《文昌杂录》载：“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王宜徽，洛中园宅尤胜。司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避风雨，又作地室，读书其间。洛人语曰：‘王家钻天，司马入地。’”苏轼也有诗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香而野。”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3-23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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