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5765条数据

一生三次被贬的苏轼为什么永远是“乐天派”？

报纸

沈松勤教授讲座现场记者潘卓盈通讯员边志鹏苏轼为杭州创造了“苏堤春晓”“三潭印月”这样的奇绝风景，杭州在他的多首诗词中摇曳着万种风情，苏轼也一直为杭州人民所津津乐道。日前，杭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杭州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沈松勤主讲杭州文史讲堂，为大家剖析苏轼的谪居心境与文学意境。苏轼永远是“乐天派”苏轼身上，始终有一种旷达超然的人生境界。沈松勤教授认为，苏轼这位“乐天派”内心的“乐”或“旷”深深扎根于苦难与悲愁之中，也就是说，“悲”与“乐”或“苦”与“旷”在苏轼人生中是互为依存、相互作用的。苏轼一生经历了“三次外任、三次在朝、三次贬居”。他44岁被贬黄州；59岁被贬惠州；62岁被贬儋州。从黄州到惠州，再到海南，环境越来越恶劣，年纪也越来越大。苏轼被贬黄州期间，作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岭南至海南，以及西南黔州、郴州等地在古代均为瘴疠之域，宋朝不杀文人士大夫，对宋代官员来说，被贬往岭南已是极刑。苏轼在不少诗词中也表现了遭贬岭南的困境，如《到惠州谢表》：“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然而，苏轼面对苦难甚至死亡，悲而不伤，自适自乐，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自我调节与适应能力。“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就是他在惠州写的。在儋州他又自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人生境界转化成文学境界苏辙曾评价苏轼“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也就是融汇儒道释三家思想研究《易经》所达到的人生境界，这种人生境界被转化成了文学意境，以《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苏轼在这一年已47岁，待罪黄州，同三十多岁就功成名就的周瑜相比，不禁深感自愧。这首怀古词兼有感奋和感伤两重色彩，但最后还是在自笑“多情”与“一樽还酹江月”中，消解了执念，排遣了悲愁，呈现出一派明澈旷达的胸襟与情性。此外，苏轼在儋州所作《旦起理发》《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的《谪居三适》，以及《次韵子由浴罢》《汲江煎茶》等诗篇，都是从理发、午睡、洗脚、沐浴、煎茶之类日常生活的琐事中写起，展现了他身处困境却依然充满生命活力的安适形象。由此足以看出，苏轼在钟情江山风月时，表现的不是远离尘世的孤僻，而是贴近大众的亲和，他善于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愉悦自我，使其生命个体如同一件充满张力的艺术品，即便时过境迁，依然令读者感佩。更多讲座实录内容，可在橙柿互动App“文化”频道“橙柿说史”栏目查看。

潘卓盈边志鹏

2023-06-20
眉山论“剑”话东坡

报纸

□本报记者肖倩林茂春文/图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水赉佑苏轼马劵帖——宋代文人之间的一段佳话李廌，苏门六君子之一。元佑四年（1089）三月十六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除杭州，朝廷赐以玉鼻骍。四月十五日，苏轼将出守杭州，为鼓励李廌进德修业，奋力上进，把所赐马转赠李奥，并亲笔书写《赠李方叔赐马券》。此事也是宋代文人间的一段佳话。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李永忠苏轼出知定州前后书法活动述略苏轼出知定州前后两年时间里，活动对象有他的书家朋友和其他人士，活动方式包括创作诗文、写信、赠送书法作品、题咏等，苏轼的两件杰作——《太白仙诗卷》和《动听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合卷》也于此时诞生。丰富的书法活动夹杂于苏轼当时曲折蹇舛的公私事务，前者具有一定的从动性。不过，从结果来看，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于平衡的有机关系。换言之，设若没有那样的书法活动，苏轼精神世界的失衡程度或将不难想象。济南市长清区博物馆馆长马前伟《塔铭》刻石字字如新《塔铭》刻石沉睡于地下900余年，1965年文物工作者在清理长清真相院旧址原存砖塔的塔基时发现。《塔铭》原刻石碑为石灰岩质，长83厘米，宽62.5厘米，厚12.5厘米，石面磨光，铭文为阴刻，楷书，全篇共479字，每字都锋棱如新，无一字残损，是研究苏轼楷书、佛儒交融思想的重要实物资料。此次论坛期间，马前伟先生还带来了石碑拓片与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共赏。故宫博物院馆馆员段莹苏轼《三马图赞》研究据苏轼图赞，《三马图》创作背景是元祐初朝廷擒鬼章之事。苏轼之所以要请李公麟画这样一幅作品，本质上是渊源于新旧党争背景下神宗、哲宗二朝对西北边事立场的变化，而苏轼身处党争中，对西北边事的思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三马图》的创作正是与此有关。神宗朝主战，哲宗朝主和，苏轼并不赞同朝廷在军事上激进，也反对一味求和退让。苏轼将这一观点融入到了《三马图赞》中。如今，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三马图赞》残卷两段。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田振宇苏轼嘉祐时期书法论苏轼书风变化的原因，与苏轼在陕西期间的交游有关。从嘉佑元年讲到治平元年，根据期间苏轼纪年作品《奉喧帖》《眉阳奉侯帖》《丰都帖》及《怀子由诗》原石本、《苏轼章惇楼观题记》《游仙游潭记》《祭伯父挽辞二章》等，可知影响苏轼书法的四大因素：即家学师承，手抄典籍，晋、唐、五代徐浩、李邕、杨凝式等书家的影响，取法颜真卿。在此期间，苏轼书风有了明显变化。西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周康传世苏轼存疑书迹述论苏轼书法的作伪，自宋至清，代不乏人。其中部分伪作由于造伪手段高超，往往令人难以辨别。又由于党禁等历史原因，苏轼传世书迹较为有限，以致部分风格异类的原迹也常被后世误以为伪迹。基于这些因素，目前传世款（传）为苏轼的80余件书迹中，半数以上都是真伪难辨的存疑之作。如《阳羡帖》《昆阳城赋》等4件存疑之作，就其递藏经过、流传版本、存疑原因等方面进行考述，可大致揭示处这些存疑作品在真伪方面存在的部分问题。

肖倩

2019-10-27
苏东坡的儋州朋友圈

报纸

微信和微信的“朋友圈”，已成为当代人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今人有“朋友圈”，古人也有“朋友圈”。最近，读刘墨的《苏东坡的朋友圈》很受启发。刘墨书中的苏东坡“朋友圈”都是“名流”，而苏东坡晚年在儋州的“朋友圈”只提到吴子野，其余未涉及，令人遗憾。“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其实，了解苏东坡在儋州的“朋友圈”，对全面认识苏东坡，十分重要。苏东坡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苏东坡在儋州的“朋友圈”也不小，我们从中可看出苏东坡谪居海外多彩的生活与丰富的情感。昌化军军使张中是苏东坡在儋州“朋友圈”的重要角色。张中，河南开封人，熙宁三年（1070）考中进士。张中到昌化军（今儋州市）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到底在何处任何职，史书没有记载。张中给人们的印象模糊。如果不是张中与苏东坡结缘，后人根本不知道张中。绍圣四年（1097）八月，张中到昌化军任军使。据苏东坡《和陶答庞参军·三送张中》记述，张中本来是学武的，“少诵十三篇”；又有口才，“颇能口击贼”；胸中有谋略，“戈戟亦森然”。张中的才智谁也无法比，但却与功名无缘，被派往天涯海角去当官。张中到儋州得知东坡父子“居无室”，露宿桄榔林中时，心里十分难过。他当即派兵修葺破旧不堪的驿舍，让东坡父子居住。后来，察访广西的董必觉察苏东坡住在官舍，便派小使赴儋州把东坡驱逐出去。无奈之下，苏东坡买地筑室。苏东坡在《和陶和刘柴桑》载：“邦君助畚锸，邻里通有无。”这个邦君就是张中。在朋友及张中的帮助下，苏东坡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居“桄榔庵”。张中到儋州不久，便与苏东坡同访黎子云，商量建一间学堂，以文会友，传播中原文化。苏东坡的《和陶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并引》记载了这件事。张中因派兵修葺驿舍供东坡父子庇风雨，被朝廷罢官。苏东坡很感动，连作三首诗送张中：“空吟清诗送，不救归装贫。”《民国儋县志》记载，北宋一百六十七年间，昌化军“宦绩”名录只载张中一人。姜唐佐是苏东坡在海南的得意门生，被苏辙誉为“生长茅间有异芳”的人物。姜唐佐，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元符二年（1099年）九月，姜唐佐到儋州从学于东坡，到第二年三月才离开儋州。姜唐佐与东坡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姜唐佐仰慕东坡的才华和品格。苏东坡很器重姜唐佐，抱病为姜唐佐讲经史，授作文法。姜唐佐十分尊敬东坡，到儋州后常与东坡闲聊，驱散先生心头的寂寞。姜唐佐看到东坡生活穷困，常常送去酒、面、奇荈等。为了表达对东坡的栽培之恩，姜唐佐有时也邀东坡到住地吃饭，共叙情谊。元符二年十月十六日，东坡从姜唐佐住地借回《烟萝子》两卷、《吴志》四册、《会要》两册阅读以解孤寂。苏东坡好客爱生，不时也以礼回敬。元符二年十月十四日，东坡邀姜唐佐到桄榔庵，以天庆观乳泉泼建茶招待姜唐佐，同吃菜饭。《苏轼文集》记载东坡连续三天有书简给姜唐佐，可见他们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据《书柳厚诗后》载：东坡临别“无以赠行，书柳子厚《饮酒》《读书》二诗以见别意。子归，吾无以遣日，独此二事，日相以往还耳。”以诗赠送相别，表达了东坡的谢意，同时寄托了东坡殷切的期望。姜唐佐勤奋好学，从东坡那里学到许多东西，学业突飞猛进。他没有辜负东坡的期望，脱颖而出，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游广州，学有名，登乡荐”，成为海南历史上第一个举人。东坡遇赦北归时题诗赠姜唐佐：“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姜唐佐乡试中式后，赴京应试，曾在汝南拜访苏辙。那时东坡已谢世，无法按诺言“待子及第，当续后句”了。苏辙看到姜唐佐出示的东坡诗，无限感慨，动情地为东坡续完此诗：“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不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苏东坡的“朋友圈”中有一位交游时间最长的道家吴子野。吴子野，广东揭阳人，名复古，又字远游。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典，为人刚正不阿。熙宁十年（1077）吴子野与苏东坡相识于济南。他与东坡交游二十余年，而其父和儿子也与东坡有交游。吴子野十分崇敬苏东坡，总是在东坡落难的时候出现在东坡身边。苏东坡贬谪儋州，吴子野已90多岁，但四次渡海看望东坡。绍圣四年（1097）吴子野第一次渡海到儋州了解东坡的生活。绍圣五年三月，吴子野第二次渡海到儋州告诉朝廷将派湖南提举董必南下察访的消息。元符二年（1099）十月，吴子野第三次到儋州慰问东坡。元符三年五月，吴子野再次到儋州，告诉东坡遇赦内迁廉州的消息，并出示子由在遁州赠给他的诗。东坡《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二绝句》暗示世局将有所变化，流露出喜悦之情。东坡作《真一酒歌并序》赠子野。元符三年（1100）六月，东坡离开儋州北归，子野相从渡海，在雷州分手。后来，子野以及何宗一、昙颖和尚、海会禅师等人自番禺至清远一路陪同，游广庆寺，与东坡话别，不幸子野染病逝世，享年96岁。东坡闻讯大恸，作《祭吴子野文》，感叹：“飘然脱去，云散雾晞”，“一酹告诀，逝舟东飞”。苏东坡在儋州的好友首推黎子云。《广东考古辑要》载：“黎子云，儋州人，家居城东。昆仲贫而好学，城南有别墅，所居皆林木水竹，清幽潇洒。苏轼雅敬礼之。每与弟载酒过从，请益问奇。”黎子云品格高尚，“有欲辟举者，固辞，优游田里，率乡人子弟以孝悌忠信，人多化之。”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苏东坡与新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坐客欲为醵钱作屋”,苏东坡“欣然同之”。文友们于是在黎子云家园建起载酒堂。从此“请益问奇”，“日益亲炙”。苏东坡与黎子云交谈的内容很广泛。有时，苏东坡与黎子云商谈如何发展儋州的农业生产问题。黎子云谈了当地农民轮作的经验：“海南秫稻，率三五岁一变。”苏东坡对此非常感兴趣，作《马眼糯说》记其事。有时,黎子云与苏东坡谈论中草药。《益智录》载,黎子云谈益智无益于智,其为药可治气止水。东坡听了黎子云的话“记之以后日好事补注《本草》者。”有时，他们谈王道。元符三年二月，苏东坡与黎子云到唐村走访老农唐允从。东坡借唐允从之口讥讽王安石的“青苗法”，作《记唐允从论青苗》。苏东坡十分敬重黎子云，常有文字赠送，如：《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四三首》《过黎君郊居》《题赠黎子云千字文后》《与黎子云一首》等。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东坡遇赦北归，黎子云等儋州黎民百姓皆担酒馔送别东坡。东坡作《别海南黎民表》诗抒发离别黎子云的情感：“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春梦婆是儋州聪颖睿智妇女的代表。苏东坡与春梦婆田野对话成为千年美谈。春梦婆，姓名不详，家居儋州城东，深谙世事，口齿伶俐。宋人赵令畤《侯鲭录》载：“东坡老人在昌化，尝负大瓢行歌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公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人呼此媪为春梦婆。”苏东坡另有诗《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三云：“投梭每困东邻女，换扇唯逢春梦婆。”“换扇”是儋州对歌的风俗，歌者手执扇子对歌，换人即“换扇”。春梦婆敢于临场对歌，说明她是歌场高手。民间传说，有一天苏东坡访友归来，路遇春梦婆，便和她逗趣：“云鬓蓬松两腕粗，手携饭榼去寻夫。”春梦婆不加思索，随口答道：“事非只为多开口，记得朝廷贬你无？”苏东坡大吃一惊，非常钦佩这位南荒妇女的口才，连忙赔礼道歉。苏东坡在儋州的“朋友圈”有两个大陆朋友许珏、王介石必须说说。许珏，福建泉州商人，常有船来往泉州与儋州间，为东坡运送书信和食物。《民国儋县志》载：许珏“年九十。精于《易》书，论灾祥有验。苏公与谈论，有赋赠之。”元符元年（1098）许珏和王介石给东坡送酒子，东坡作《酒子赋》致谢。元符三年（1100）四月，东坡遇赦北归，临行，将一茶盂赠许珏说：“无以为清风明月之赠，茶盂聊见意耳。”东坡北归要等待许珏的船渡海，他认为许珏的船“牢稳可恃”。许珏之子许康民与其父久寓儋州，许康民曾自泉州“命匠航海而来，鸠工凿石”建儋州城北大桥。王介石，潮州人。《民国儋县志》载：王介石“尝客与儋，有士君子之趣。”东坡被逐出官舍，后买地起屋五间在桄榔林下。”介石“恭其劳辱，甚于家隶，然无丝发之求也”。元符元年（1098）王介石与许珏给东坡送酒子，东坡作《酒子赋》致谢。元符二年（1099）三月二十四日，东坡买二十一尾鱼到伦江放生，王介石、何旻等六人参与活动。东坡与王介石交情深厚。元符二年五月，王介石去惠州，东坡写信给郑嘉会，夸奖王介石，交代尽量关照王介石。苏东坡的儋州“朋友圈”，值得推介的儋州人，还有王霄、符林、王肱。王霄，字霞举，海南儋州市顿积村人。《儋县志·选举志》载王霄为“受业于苏文忠公。”年愈70应贡至京，居辟雍三年。建炎初归乡潜德，不仕。王霄为浑涵之士，参政李光以“宿学”称之，年至96。苏东坡被逐出官舍后，黎子云、王霄等帮苏东坡盖起桄榔庵。王霄等诸生曾在月明之夜邀苏东坡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了解风土民俗。苏东坡在桄榔庵附近挖井，后人把这口井称为“东坡井”。现在，井边树立的石碑刻有清道光年间《重修东坡井序》。序文记载王霄常与苏东坡汲水煎茶的史实。符林，儋州州城人。明《万历儋州志》载：“（符）林素与苏文忠公友善。公尝称其为安贫守静，乐淡恬真之士，谓之符老秀才。”元符元年（1098）三月三日，苏东坡携酒寻符林，饮酒至醉，作《海南人不作寒食，而以上巳上冢。予携一瓢酒，寻诸生，皆出矣，独老符秀才在，因与饮，至醉……》。苏东坡《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载：“愁颜解符老，寿耳斗吴翁。”符林说话风趣，交谈中常使人消愁解闷。另据《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其三载：“符老风情奈老何，朱颜减尽鬓丝多。”上述“老符”、“符老”，即符林。《瀛奎律髓》卷十六谓“东坡不落海南，后世岂知有符林”。王肱是儋州豪饮者的典型。王肱，号王六翁，家居州城东门，年103岁，人称百岁翁。《正德琼台志》谓王肱“百三岁犹童颜鹤发”。《儋县志·仙释》载：王肱“世传天文占星多验。东坡一日往拜不遇，书其壁曰：‘轼来奉谒，往庄未还。’枢密折彦质谪居，亦与之厚。一日沐浴整冠贺折曰：‘夜来观星象，公当还内。’果会赦，移柳州。”苏东坡《减字木兰花·以大琉璃杯劝王仲翁》云：“绛州王老，百岁痴顽推不倒。海口如门，一派黄流已电奔。”“王仲翁”，即王六翁。由此可知王肱酒量之大。东坡《答海上翁》云：“山翁不复见新诗，疑是河南石壁曦。海水岂容鲸饮尽，烧犀何处觅琼枝。”“海上翁”，即指王六翁。苏东坡仰慕这位高寿老者，不时虔诚地去请教天象之术。“三年野服多知己，万里天涯即故乡。”苏东坡居儋三年，“著书以为乐，时从父老游，亦无间也。”这是亲弟子由的说法。东坡说“出无友”，也许有隐情，不便说真话，所以，当他北归时才高呼：“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韩国强

2021-12-14
苏轼：寓惠三载　遗爱千年

报纸

浩然之气，寓于寻常之中，塞乎天地之间，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苏轼寓惠两年零八个月，过化存神，以其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惠州乃至岭南人长久的景仰与怀念。宦海沉浮中的“惠州安置”“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公元1101年夏天，苏轼在去世前两个月写下《自题金山画像》，以自嘲的口吻，抒写平生到处漂泊，多重感情交织在一起。苏轼之所以能够成为宋代文学乃至宋代文化的典范，除了天赋才情与个人努力，与其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不无关联，黄冈、惠州、儋州三地的寓居岁月，正是其文学创作的高峰，见证了苏轼心性变化及其文学成就。宋绍圣元年（1094），历经一轮宦海沉浮的苏轼被充“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依然是不得签书公事，这距离他贬谪黄州、写下旷世之作“两赋一词”（《赤壁赋》《后赤壁赋》与《念奴娇·赤壁怀古》）已经有十多年。伴随苏轼南下的家人，只有幼子苏过和侍妾王朝云。苏轼和家眷在宋绍圣元年（1094）九月穿越大庾岭，顺北江而下，途经清远、广州等地。在抵达惠州城之前，苏轼顺道游览心慕已久的罗浮山。当年十月二日，苏轼抵达惠州城，吏民争相询问，父老相携出迎。苏轼觉得惠州不错，“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惠州太守詹范和博罗县令林忭成为他的好友，一些慕名来访的官方和各界人士同他谈得来，大文豪杂处渔樵间。苏轼开始住在水西的合江楼，后又迁到对岸的嘉祐寺，苏轼寓惠两年零八个月，两居合江楼和嘉祐寺，在水东、水西间迁徙，备受折腾。山水秀邃、民风淳朴、物产丰硕的惠州，终究以最大的宽容和魅力让苏轼折腰。花甲之年的苏轼选择白鹤峰，买地数亩，作屋二十间，“规作终老计”。他将书房命名“思无邪斋”，客厅命名“德有邻堂”，以此明志。宋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苏轼自嘉祐寺迁入白鹤峰新居。他在山上开圃种菜药，凿井分甘邻里，遐瞩千里江山，“以彼无尽景，寓我有限年”。但好景不长，数月后，苏轼再贬海南，不得不与苏过仓促乘船离惠，赴海南贬所，永别惠州。“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东坡寓惠，改变了这座城。家国情怀下的“平生功业”寓惠期间的苏轼虽然不能行使官权，但尽可能利用他的关系和影响力，为群众做好事，为百姓谋福利。苏轼广泛施药、救死扶伤，助力减轻赋税，推广水力碓磨及“秧马”等中原先进耕作技术，发展生产。尤其可圈可点的是，“两桥一堤”的修建，成为苏轼在惠州功业中的闪亮点。苏轼看到，惠州西湖“广袤十里”，在平湖门到西山之间的湖面上，原有一座长桥——丰乐桥，但由于水面较宽，桥所用的一般木料又容易腐烂，因此“屡修屡坏”，有些割草妇女还从桥上掉进丰湖里。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东江与西枝江的汇合处，这里的小桥多毁坏，以小舟为渡，百姓往来不便，“不知百年来，几人陨沙泥”。北宋绍圣二年（1095），苏轼表兄程正辅上任广东提刑后来到惠州视察灾情，苏轼将修桥筑堤的想法告知程正辅，并获得支持。苏轼随后给时任惠州太守詹范做了一个详尽的工程建设方案。得到詹范的首肯后，苏轼马上请栖禅寺僧人希固来当包工头。是年十月，苏堤和西新桥的修建工程与东新桥一起开工，整个惠州城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成为惠州城建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盛大工程。当工程面临资金短缺时，苏轼将其最值钱的东西——皇帝赏赐的一条犀带捐了出来，并给远在筠州的弟弟苏辙写信求助。苏辙被感动，让妻子史氏将内宫赏赐的黄金捐了出来。在各方努力下，北宋绍圣三年（1096）六月，东新桥、西新桥与苏堤最终落成，为惠州百姓解决了交通大难题。苏轼作《两桥诗并引》咏之，“以四十舟为二十舫，铁锁石碇，随水涨落，榜曰东新桥”，“为飞楼九间，尽用石盐木，坚若铁石，榜曰西新桥”。惠州百姓欢欣鼓舞，彻夜庆祝。东新桥上，“父老有不识，喜笑争攀跻”；在西新桥，狂欢上演，“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西新桥还以“坚完宏伟，观者咨叹”的气势雄踞惠州西湖六桥的第一桥。而苏堤，也携带着东坡灵气跻身惠州西湖风景名胜之一——苏堤玩月，成为惠州西湖的经典景点。“奋厉有当世志”。苏轼一生秉持家国情怀和民本情结，其凝聚的惠民精神至今依然激荡在惠州的山川大地之间。岭南大地上的“浩然之气”苏轼曾认为：“唯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历经初到岭南的忐忑不安后，苏轼很快回归乐观豁达的本真，文学创作再攀高峰。东坡到处有西湖。苏轼妙笔生花，首称丰湖为西湖，并不吝才情吟唱西湖，如《江月五首》中“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的千古佳句，将丰湖月夜美景媲美杭州西湖，使得惠州西湖名满天下。对自己的居所，也有《寓居合江楼》《题合江楼》《题嘉祐寺壁》《记游松风亭》《迁居》《白鹤新居上梁文》等多首诗文给予描写，载述颇详；爱妾王朝云于惠州病逝后，苏轼创作《悼朝云》《朝云墓志铭》《殢人娇》等诗文，有“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情深至极，令人动容，亦为后世传颂“东坡与朝云”的故事留下凄美的脚注。苏轼为惠州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有研究指出，苏轼在惠州共写下诗词、杂文587篇，数量仅次于其在黄州的750多篇，在其创作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食荔枝》等传唱不衰，提升了惠州城市美誉度。诗文之外，还有众多“苏迹”。除了苏轼资助修筑的苏堤、东新桥、西新桥，还有国内第一处可以明确考证的苏轼亲自筹建的故居，以及罗浮山、汤泉、合江楼、嘉祐寺、朝云墓等，它们是惠州文化史上极具标识意义的实物构件，历久弥新，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惠州的深厚积淀。惠州为岭南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具有5000年文明史、2200多年建制史，在这漫漫历史征程中留下“雪泥鸿爪”的先哲名儒不胜枚举，如果要选出一个作为代表，那么非苏轼莫属。韩愈刺潮八个月影响千年，东坡寓惠两年零八个月遗爱千年——他为民谋利、整理湖山、著文写诗，成为惠州最著名的“城市推广大使”。当年，苏家离惠后，“惠人以先生之眷眷此邦，即其居建祠祀焉”，白鹤峰新居变成苏轼祠，成为惠州人举行各类文化娱乐活动的公共平台。每年四时游赏，如元宵观灯、清明踏青、端午赛龙舟、重阳登高等，这里都是首选之地。如今，人们到惠依然不会忘记游历白鹤峰，拜谒苏轼祠，感受“千古鹤峰尊”的浩然之气。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罗端综合中新网海南、《惠州日报》报道

罗端

2023-09-29
彭城七丝传古意余韵续弦东坡琴

报纸

■徐州古琴古琴，又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中国传统拨弦乐器，有3000年以上历史，属于八音中的丝。古琴音域宽广，音色深沉，余音悠远。2003年11月7日，古琴被选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被列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徐州古琴艺术极具地方特色，曲风跌宕多变、刚柔相济、音韵并茂；2016年“彭城徐门琴韵”被泉山区列为非遗项目；2022年8月，“徐州古琴艺术”被列为徐州市市级非遗项目。■徐海鹏1981年出生，徐州人，广陵派古琴第十三代传人，彭城徐门琴韵非遗传承人，民革徐州市委中山琴社社长，中国古琴文化艺术委员会委员，徐州市民族管弦乐学会副会长，徐州市古琴学会副会长。徐海鹏自幼耳濡目染，得传家学，琴风细腻柔美，中正平和。2010年创办彭韵古琴至今，以推广古琴文化为己任，坚持用最传统的“口传心授”教学模式，培养了众多古琴人。文/本报记者张胜杰朱友钦图/本报记者陈艳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据《江苏艺文志·徐州卷》记载，汉代下邳人（今江苏邳州）师中善鼓琴，著有《雅琴师氏》8篇，此书虽散佚不存，却是我国最早见于史录的首部琴谱专论。徐州古琴历史久远、史料众多。一代代古琴人传承发扬，以薄薄琴上7根弦，演奏出穿越古今的悠然余韵，也让越来越多的徐州人爱上古琴、弹上古琴。壹东坡的琴天高云淡，秋风萧瑟。云龙山西北坡，苏东坡醉卧在黄茅冈（今黄茅岗）的怀抱中，揽尽山峰绝色，微梦提笔成歌。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七月，黄河决堤，徐州水患严重，当时“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七十余日不退，吏民疲于守御。”（苏轼《河复》诗序）次年，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徐州春旱，灾情严重，“东方久旱千里赤，三月行人口生土。”（苏轼《起伏龙行》）时任徐州知府的苏东坡带领民众连续两次与大自然作斗争，终于在同年秋天，迎来了全城丰收的景象。“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写下《登云龙山》的苏东坡或许不再是那个殚精竭虑的一州知府，而是放浪形骸于天地之间的琴者，在云龙山麓挥洒诗意。《琴经·大雅嗣音》记：“古人多以琴世其家，最著者———眉山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耳濡目染的苏轼对古琴及琴乐有着深刻的理解力和鉴赏力。古琴音质清、和、淡、雅，应合了文人超凡脱俗的处世心态，是古代士子寄情山水的精神寓所，“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苏东坡不仅擅长诗文、绘画、书法，而且精于琴学。就在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正月，苏轼与儿子苏迈等人春游泗水畔，来到桓山上的桓魋墓（今铜山区茅村镇桓山），苏轼不但“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遗音”，还发出“使魋而无知也，余虽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闻余鼓琴而歌，知哀乐之不可常，物化之无日也，其愚宜不少廖乎？”的感叹。古琴仿佛成了苏东坡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去世的前一段时间里，苏东坡仍然在和古琴艺术家谈论古琴。《上韵子由弹琴》《听武道士弹贺若》《减字木兰花·琴》《听贤师琴》等文学著作无一不彰显出他对古琴的热爱，这些音乐活动的记录成为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更为后来徐州琴人的古琴研究提供详实的资料记载。明万历年间，南直隶徐州人蒋克谦延请国内琴家，将旧稿史料参互考订，分门别类，用3年时间编成《琴书大全》。这部凝聚徐州琴人心血的巨著共22卷，收录了大量从未见于它书的琴学专论、琴事、琴曲、诗赋、琴谱等，堪称琴学百科全书，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收录古琴曲最多的一部类书。而今，在云龙山东坡，徐州琴人以彭韵续弦东坡的琴。贰太古一梦余韵是古琴演奏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自然流露的情感区别于其他乐器。每天清晨，42岁的徐海鹏都会携琴自云龙山北门拾阶而上，在山间乱石丛中寻得一处静谧之地，迎着朝阳，抚琴赠景。他觉得，每当弹奏至尽兴时，总能从琴声余韵中一窥古人的情感，或婉转悠扬、或直抒胸臆。余韵如梦，穿越千年，不绝如缕。“巍巍乎志在高山，洋洋乎志在流水。”作为广陵派古琴第十三代传人、彭城徐门琴韵非遗传承人，出身于古琴世家的徐海鹏常常笑谈起与古琴的“不解之缘”。徐海鹏虽自幼练琴，但彼时的他从未设想过从父亲手中接过徐州古琴的衣钵，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从事金融工作，也仅仅将古琴当做爱好偶尔练习。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在巨幅画卷的展开中迎来高潮，一曲古琴《太古遗音》惊艳世界，徐海鹏仿佛读懂了父亲的坚持。“在那之前，古琴对我来说只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乐器，我既不是科班出身，也没有从事过类似的职业。”回忆当年，徐海鹏满是怀念。“奥运会之后，当我再度听到古琴曲时，竟然有种‘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之感，也体会到了父亲从前常说的‘躁者感之以静，静者感之以和’。”可古琴的高山流水，难觅知音。“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紫袖红弦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这些，都不是古琴的旋律。“很多人说奥运会上的古筝弹的真不错，但很少有人知道演奏《太古遗音》的乐器叫古琴，在我国有约3000年的历史，更不知道的是，古琴只有7根弦，分别是宫、商、角、徵、羽、文、武，是古代音乐理论和文化传统的体现。”徐海鹏明白，古琴艺术的传播任重而道远。2010年，徐海鹏创立了自己的琴社———彭韵古琴社。他放弃工作，全心投入到古琴的学习与研究中，从教学到收徒、从练琴到打谱、从一人到众人，“就像听完《太古遗音》后的一场梦，突然就意识到假如一代又一代人扔掉优秀的传统文化，会不会等到很多年以后，大家就不知道中国古琴、就不知道徐州琴韵的厚重了。”叁彭城新韵曲高和寡，几乎成为数年前古琴的代表词。作为最早的弹拨乐器，古琴的魅力在于，每一个音符都似乎是为余音而存在，你不知它从何而来，却仿佛你与这个声音相互等待已久。“古琴分为各种不同的流派，其中广陵派和诸城派在徐州地区的影响力最为广泛，徐州崇文尚武，包容性强，广陵派的跌宕悠远和诸城派的含蓄质朴都能在这里得到发扬光大。”徐海鹏介绍，“古代流传下来的琴谱大部分没有旋律，更没有规范的曲谱，同一首曲子的情绪、旋律依照个人喜好不尽相同，曲子的教学依赖口口相传，极易出现‘断档’。”然而，当西洋乐器快速抢占山野丛林，看着户外练习着萨克斯、小号的年轻人，徐海鹏知道，古琴的传承不能总是循规蹈矩了。作为21世纪的新青年，徐海鹏在保留古琴艺术灵魂的基础上，加以变革创新。他在教学中使用徐州方言“唱弦”，让学员边弹边唱，不识谱的人也能学习，而且效率更高；针对年轻人喜欢的音乐，他将《穿越时空的思念》《烟花易冷》《飞雪玉花》等曲目移植到了古琴之中。肩负传承、推广古琴文化的使命，徐海鹏每年都会组织或参与“打谱”会。古代流传下来的琴谱大部分没有旋律，“打谱”就是通过对其历史背景的研究，还原并转译成现代通行的乐谱，以供研究、教学、演奏之用。“对我乃至其他地区的琴人来说，明代徐州人蒋克谦编写的《琴书大全》就是古琴打谱创作上的‘百科全书’和‘指路明灯’，细细想来，一代代徐州人的努力组成了彭城新韵，让徐州古琴极具特色。”目前，他组织学员成功打谱《季子挂剑》和《大风歌》，为徐州古琴赋予新的活力；2019年，他赴埃及开罗进行文化交流，把徐州古琴传播到埃及，引得一众惊叹……如今，仅徐海鹏个人正在教授的学生就达三四百人，很多孩子将古琴作为特长来培养，还有不少外国友人慕名前来求学，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文化，不是装在瓶子里供人欣赏的蝴蝶，而是蚕，会破茧、会化成蝶，与人们翩翩起舞。当一代代古琴者的音韵响起，当一曲曲高山流水觅得知音，一声声激荡或能将醉卧云龙山麓的东坡唤醒，在彭城古琴新韵中惊回千年梦境，并赋予时代新的价值和意义。

张胜杰朱友钦陈艳

2023-06-06
无穷的广成子，无尽的崆峒山

报纸

□李志军至人嵇康《高士传》中云：“广成子在崆峒之上。黄帝问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养万物，为之奈何？’“广成子蹶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无视无听，抱神以静，我守其一，以处其和，故千二百岁而形未尝衰。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吾将去汝，入无穷之门，游无极之野，与日月参光，与天地为常。’”嵇康又作《达庄论》：“夫至人者，恬于生而静于死。生恬则情不惑，死静则神不离，故能与阴阳化而不易，从天地变而不移。生究其寿，死循其宜，心气平治，不消不亏。是以广成子处崆峒之山以入无穷之门，轩辕登昆仑之阜而遗玄殊之根。”如来之道宗炳以五帝、尧、舜为菩萨。《明佛论》云：“史迁之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灵，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渊疏通，其知如神，既以类夫大乘菩萨，化见而生者矣。居轩辕之丘，登崆峒，陟凡岱，幽林蟠木之游，逸迹超浪，何以知其不由从如来之道哉？”广成子则隐然佛祖现世了。“广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严》三昧矣；‘得吾道者，上为皇，下为王’，即亦随化升降，为飞行皇帝，转轮圣王之类也；‘失吾道者，上见光，而下为土’，亦生死于天人之界者矣。”崆峒山，成了草木有情、山水含灵之菩提道场。宗炳《书山水序》：“圣人含道应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是以轩辕、尧、孔、广成、大隗、许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游焉，又称仁智之乐焉。夫圣人以神发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不亦几乎！”思与广成邻王维自视甚高，不仅把自己当作维摩诘居士，又当作广成子。《山中示弟》云：“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莫学嵇康懒，且安原宪贫。山阴多北户，泉水在东邻。缘合妄相有，性空无所亲。安知广成子，不是老夫身。”啸傲如李白者，认定自己就是天上的“谪仙”，并且是“酒仙”，却也不敢以广成子自居。《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中云：“吾希风广成，荡漾浮世。素受宝诀，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贺老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耳。而尝采姹女于江华，收河车于清溪，与天水权昭夷服勤炉火之业久矣。之子也，冲恬渊静，翰才峻发。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舍我而南，若折羽翼。时岁律寒苦，天风枯声。云帆涉汉，冏若绝雷。举目四顾，霜天峥嵘。衔杯叙离，群子赋诗以出饯，酒仙翁李白辞。”广成子是李白的偶像。《古风第二十五》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惇。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华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羣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古风第二十八》云：“容颜若飞电，时景如飘风。草绿霜已白，日西月复东。华鬓不耐秋，飒然成衰蓬。古来贤圣人，一一谁成功。君子变猿鹤，小人为沙虫。不及广成子，乘云驾轻鸿。”于广成子，李白吟诵颇多，又有《送岑征君归鸣皋山》诗。岑征君即岑勋，“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中的“岑夫子”，颜真卿《多宝塔》碑文的撰写者。鸣皋山在洛阳南，与崆峒山遥相望。诗云：“岑公相门子，雅望归安石。奕世皆夔龙，中台竟三拆。至人达机兆，高揖九州伯。奈何天地间，而作隐沦客。贵道能全真，潜辉卧幽邻。探元入窅默，观化游无垠。光武有天下，严陵为故人。虽登洛阳殿，不屈巢由身。余亦谢明主，今称偃蹇臣。登高览万古，思与广成邻。蹈海宁受赏，还山非问津。西来一摇扇，共拂元规尘。”崆峒小麦汉武大帝志在开边，故司马迁以陇右之崆峒山为黄帝车马营卫之西极。杜甫反其意而咏之，《送高三十五书记》云：“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主将，焉用穷荒为。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常恨结欢浅，各在天一涯。又如参与商，惨惨中肠悲。惊风吹鸿鹄，不得相追随。黄尘翳沙漠，念子何当归。边城有馀力，早寄从军诗。”黄希曰：“按《寰宇记》：禹迹之内，山名崆峒者三：一在临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黄帝问道之所，专指汝州。此当是指临洮而言。盖河西节度治凉州，而洮、凉在唐，并隶陇右。”《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六载》：“（哥舒翰）累功至陇右节度副使。每岁积石军麦熟，吐蕃辄来获之，无能御者，边人谓之‘吐蕃麦庄’。翰先伏兵其册，虏至，断其后，夹击之，无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复来。”杜甫《洗兵马》，闻官军收复山东：“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自此，“崆峒小麦”成为和平的象征。南宋刘克庄《喜仲晦除江西宪》云：“闻说崆峒方麦熟，幕中有作凯歌人。”《书事十首》又云：“崆峒麦熟无人刈，何日王师且少休。”吴泳《瑞麦歌》云：“干戈偃息将兆和，拍手齐唱崆峒歌。”岳飞之孙岳珂《喜雨》诗云：“去年春旱种不移，后来虽雨那及时。至今田野有菜色，麦熟未救民啼饥。今年雨泽知时好，出水身针随处早。晴无十日雨辄随，雨及一犁日还杲。天心一念本好生，去年今年何爱憎。古来藏室五千字，每叹凶年由大兵。只今崆峒才小熟，沟壑未甦犹五六。兵端倚伏讵可量，且原藩篱谨西蜀。”崆峒山赋苏轼酷爱《庄子》，少年时即言:“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轼曾与苏辙相约，一注《庄子》，一注《老子》。苏辙完成了《老子解》，东坡仅注《在宥》之一节，而为《广成子解》。中云：“真人之与佞人，犹谷之与稗也。所种者谷，虽瘠土堕农，不生稗也。所种者稗，虽美田疾耕，不生谷也。今始学道，而问已不情。佞伪之种，道何从生！”“广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长生之本，以无思无为无欲去长生之害，又以至阴至阳坚凝之，吾事足于此矣。”可谓得道者之言也！苏轼有一好友刘攽，字贡父，与司马光同纂《资治通鉴》，曾作《崆峒山赋》：“临汝西有崆峒山，其下即广成泽。按，《庄子》黄帝闻广成子居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庄子虽多寓言无实，然此崆峒、广成适皆同处，意其真有，所谓广成子者也。又，大隗居具茨之山，黄帝至襄城之野而迷，皆与崆峒相近，事未必皆虚也。予因作《崆峒山赋》。“驰平原之旷旷兮，登隐弅之髙丘。林蓁蓁而云茂兮，树参天以相缪。鸟哀矜而思侣兮，兽衔草而群逰。即崆峒之旧址兮，访成子之所留。呜呼！服天下之为至美兮，夫岂知圣人之绪。余独修身为妙本兮，窈静黙以茉虚。何轩辕之徇齐兮，而犹特室白茅三月而闲居。顺下风而稽首兮，曽南面而晏如。彼非至人不能以下人兮，信崇高之叵娱。谓庄生之寓言兮，羌林麓其未改。瞻具茨之髣髴兮，知大隗之所在。尝迷道于襄野兮，七圣偕而无悔。得要道于牧马兮，称天师于再拜。悲世俗之狭隘兮，疑至言于否躗。航汚渎之浅狭兮，僣瀛海之浮汇。守穾奥之荧烛兮，昧白日之辉晒。追古人之不可及兮，独临风而悲慨。彼六相之辅治兮，曷四海而弗宁。名百物而垂衣裳兮，云门用而告成。尚纡思于荒泽兮，勉闻道于长生。岂在野之不可蔽兮，固前修之所营。眇抽思而成章兮，庶来今而作程。”心中崆峒宋濂作《空同外史传》，言心中之崆峒。文中云：“空同外史者，倏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号。“或者疑之，曰：‘空同，山名。在禹迹内有三，曰临汝，曰临洮，曰安定。虽其名相符，而其实则异。外史为人，善养生。昔轩辕氏问广成子养生之道于汝之空同。外史之所志，岂谓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山于目者邪？吾则以其心尔。吾目虽不见山，而吾心未当无山。一凝之间，平岩邃林，森森而列吾前，顒顒而俟予后矣。彼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尝能无山而有山。盖有山则为山所碍，无山则何往而非山邪？吾心之所存，不翅千空同之多，奚止禹迹之内有三而已？’”

2017-09-06
宋代文人对书法的新态度——以苏轼为例

报纸

演讲人：艾朗诺演讲地点：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演讲时间：2017年4月苏轼对书法是很热情的，他所写的书法题跋，有很多内容是体现书法家的生活或个性，也有一些内容体现着他与书法家的关系，有的内容与书法本身关系不大。不管怎么样，他题跋中的文字经常充满个人的感受，富有感情，回忆，遗憾，或盼望。东坡这100多个题跋，看起来写得那么随意而简要，其实仔细思考后，会发现这些题跋很有特色，意义与影响很大。简单地说，苏轼之前，没有人写出类似讨论书法的文章。讨论书法的文章始自汉代，其中种类丰富，有书体专论（譬如晋代卫恒的《四体书势》），通论（唐太宗，孙过庭，张怀瓘），用笔或笔法论（王羲之《笔阵图》，张怀瓘）；有品藻，书评（南朝的庾肩吾《书品》），甚至还有收集关于书法家的故事。这些文章的文体也有多种，包括论，表，记，书，录，赋，序文，碑文，等。只是几乎没有涉及题跋。唐代的书法题跋很少，零碎出现，但是没有某个人写出一大堆，更没有人有条有理地写出题跋集子。东坡上一代的欧阳修的著作中有几百篇跋文，这些跋文被后人编成《六一题跋》。但事实上，这些跋文是欧阳修《集古录》中的跋文，是金石学的重要文献。虽然偶然提到石碑的书法，内容主要是金石学而不是讨论书法。除了书法题跋，苏轼讨论书法的诗歌、散文等内容也很有价值，应该把他所有以书法为主题的文章拿来作个研究，这样才会了解苏轼对书法整体的看法。我今天不是谈他对书法整体的看法，而是想从外因分析，苏轼看重书法的原因。他对书法的关注与他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史有关系吗？我从四种当时的现象来探讨苏轼对书法的思想与作为。尝试树立书法的模范及对其历史的观点早在992年，宋太宗命翰林学士王著编辑内府所藏的历代墨迹，镂刻模板，题目是《淳化阁法帖》。后来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常常把《淳化阁法帖》的印本送给高官，《淳化阁法帖》和它的复制品广泛地在国内流传。但王著编得不精细，内容真伪混合，或把作者、年代误标。《淳化阁法帖》还明显偏重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法帖》一共十卷，一半是二王的书法，后面五卷涵盖101人的墨迹。欧阳修早在他的《集古录》中已经暗示他对这样鼓吹二王书法很不满，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地批评《淳化阁法帖》。苏轼则不同，他很大胆地指出《淳化阁法帖》是一本质量低劣的集子。辨法帖辨书之难，正如听响切脉，知其美恶则可，自谓必能正名之者，皆过也。今官本十卷法帖中，真伪相杂至多。逸少部中有“出宿饯行”一帖，乃张说文。又有“不具释智永白”者，亦在逸少部中，此最疏谬。余尝于秘阁观墨迹，皆唐人硬黄上临本，惟鹅群一帖，似是献之真笔。《苏轼文集校注》辨官本法帖此卷有云：“伯赵鸣而戒晨，爽鸠习而扬武。”此张说送贾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真伪相半。《苏轼文集校注》苏轼很注重书法，强调历来的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有价值，并且强调每一体中不同的做法不同的风格也各有优点（“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他对编辑草率但推崇二王书法的《淳化阁法帖》不满意。与其说苏轼只是针对一本编辑标准不高的法帖集子的不满，不如用更宽广的视角去审视，苏轼追求的是一种独立于官方评判的观点。可以说，朝廷编辑《淳化阁法帖》的目的，是要树立书法的模范，而这集子产生了反作用，刺激了苏轼讥讽它。看起来苏轼用意是要保证文人有讨论、判断书法的空间，他写了那么多关于书法的题跋，就表示他有意见必须要说。不久其他文人像黄庭坚、米芾等也帮腔写自己的书法题跋、历史、批评，可见苏轼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很有影响。书法与印刷的关系在苏轼的年代，印刷业发展迅速，刻板印刷很快便普遍。我们能够想象当时的文人和学者会很高兴，很欢迎这种现象。书籍突然增多，书籍买卖也会增大。然而苏轼自己却不欢迎，他很保守地怀念他从前只有抄书才能够复制书本的时期。他给朋友李常的藏书房写记文是这样说的：李氏山房藏书记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苏轼文集校注》刻板印刷，苏轼觉得这是导致学生偷懒的技术。不但如此，我们要记住那些书店商人收集苏轼的诗文而刻印出版，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那些商人没有得到苏轼的许可，只是看到赚钱的机会，自动收集他的作品，刻印出版上市。1079年的乌台诗案，苏轼被逮捕入乌台监狱，若是没有书店刻印他的诗集，也许不会发生。《诗案》中监察御史何大正罪状札子说苏轼的“讥讽文字传于人者甚众，今独取镂板而鬻于市者进呈”。因为苏轼经过这样的灾难，因别人刻印他的诗文而引发朝廷的惩罚，所以他以后都反对人家收集刻印他的文章。元祐七年，苏轼在扬州的时候，有一位陈传道写信来，说他收集了苏轼前三年在杭州写的诗歌，要刻印出版。苏轼一听就不高兴，这样地回复他：……钱塘诗皆率然信笔，一一烦收录，祗以暴其短尔。某方病市人逐于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耶？《苏轼文集校注》苏轼不愿意别人不通过他的许可而刻印出版他的诗文，若是别人这样做，他就没有选择的权利，这样很危险，怕会再惹起乌台诗案类似的祸。这封信继续提到另外一个相连的问题。苏轼阅读陈传道寄来其收集的诗文集，发现：“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苏轼自身体验到印刷技术会导致作者与作品隔离，因为别人收集而编的版本，多半是为牟利的，往往质量很低，错字，脱误，赝品常常出现。而且书商出版的书本，是用新兴机械的技术产生的，作者本人更感到隔阂了，已经不像是作者自己的东西，缺少真实性。与印刷的文本比较，哪一种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最密切，最有感情，最有真实性？当然是作者的书法。苏轼题跋中讨论人家的文笔，就强调“书如其人”的观念，比如：跋欧阳文忠公书欧阳文忠公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苏轼文集校注》题子敬书子敬虽无过人事业，然谢安欲使书宫殿榜，竟不敢发口，其气节高逸，有足嘉者。此书一卷，尤可爱。《苏轼文集校注》第二篇涉及到王献之《晋书·列传》中的故事。子敬，就是王献之。谢安想要请王献之在新建的太极殿题字，但不敢直说，只向他提起从前魏朝在宫殿题字的传说。王献之当然知道谢安的意思，回复不知道这个传说。谢安没有办法，就放弃请他题字的希望。苏轼看这一卷书法，说他看出笔法有一种“气节高逸”的态度，就想到这个显示子敬“气节高逸”的故事。可见苏轼认为一个人的书法风格和他做人的风格是有关联的。题跋中苏轼往往讨论书法的质量，对书法家进行比较，看谁独步当时，谁主盟，谁进入笔法内室，看来就是评价书法的高低。但是他经常也回到书法与笔者的关联，可见他评价书法不是纯粹美学的评价，并不完全脱离“书如其人”（以人论书）的观念。他有时甚至说某人书法的工拙与他留下来书法的价值是无关联的，书法虽然不优美不精致也值得珍藏。他题上一代的杜衍就说这个人的书法即使不好（“正使不工”）“犹当传世保之”因为苏轼尊敬杜衍的为人。我们再看苏轼讲钱公辅（字君倚）所抄写的《遗教经》：跋钱君倚书遗教经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钱公虽不学书，然观其书，知其为挺然忠信礼义人也。轼在杭州，与其子世雄为僚，因得其所书佛《遗教经》刻石，峭峙有不回之势。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讱。”今君倚之书，盖讱云。《苏轼文集校注》这篇又涉及书法工拙的问题，说某人笔法的工拙与他墨迹的价值是两回事，可以分开而论。苏轼说钱公辅没有把书法学好，可看得到他的笔法并不怎么秀雅，但因为苏轼尊敬钱公辅做人的方式，便认为他那种笨拙的书法很有价值，值得珍惜。这是一种矛盾：笔法笨拙，怎么还珍惜它？就因为笔法表现了笔者的性格，是笔者性格的印记，不只是墨迹还算是性迹。为了消解这矛盾苏轼引了《论语》一句话：仁者其言也讱。“讱”这个字本来是指人家说话犹豫，话说得不流利。因为孔子不信任那些有口才的人，讨厌“巧言令色”所以把话说得不流利当作优点。苏轼思路很灵活，把孔子关于语言的话等同书法，而使不流利，不畅达，变成了优点。我猜想历来书法评论中这是第一次用“讱”来赞美写得不秀雅的书法。因为一个人的书法与他性格相通，所以每个人的书法不同，就像每个人的性格，面貌不同。人群的多样性很要紧，如果把人群应该有的多样性消除了，那也不好，因为真实性就不保存了。苏轼反对王安石的学问，反对新法对教育和科举的政策，引用了印刷业的比喻来做了个很刻薄的评论。送人序……夫学以明礼，文以述志，思以通其学，气以达其文。古之人道其聪明，广其闻见，所以学也，正志完气，所以言也。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求为桓璧彝器，其可乎？《苏轼文集校注》他说王安石经学教育的结果是大家都一样，就好像用坯模制器的器物或用木板打印的纸页，千篇一律。个别的特点消失了，也就没有了各自的真实性。最后要提到苏轼两次见到他倾心的文字（一篇是他弟弟的一首诗歌，一篇是东晋桓温（桓元子）的文笔），说世间应该有数百本，他想复制让它们广泛地流传。但他想做的复制方法不是刻印石头而出拓本，更不是刻印木版而印刷。他想要复制的方法是自己自愿抄写几百本，这样让它们流传：苏子由《南窗》诗云：“京城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西斋书帙乱，南窗朝日升。辗转守床榻，欲起复不能。开户失琼玉，满阶松竹阴。故人远方来，疑我何苦心。疏拙自当尔，有酒聊共斟。”此其少年时所作也。东坡好书之，以为人间当有数百本，盖闲淡简远，得味外之味云。《容斋随笔》跋桓元子书“蜀平，天下大庆，东兵安其理，当早一报此，桓子书。”“蜀平”，盖讨谯纵时也。仆喜临之。人间当有数百本也。《苏轼文集校注》北宋末年的政治党争对苏轼的迫害苏轼注重书法，尽力抄写自己的文章，抄完又抄，有时候导致他受到政治迫害。这里举个例子。最近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衣若芬教授写了一篇文章，研究苏轼绍圣初年流放到岭南之事，从河北的定州往广东去，路上走了快半年，旅程中数次抄写他一两年前写的两篇赋（《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送给朋友。抄了这两篇文章好几次，每次都送给朋友，有时候把两篇赋在同一卷上写，有时候分着写。（有一份两篇赋抄在一起的原卷，现在保存在吉林省博物院）。他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种间接地政治抗议，是个比较不危险的表达心事的方式。衣若芬是这样解释的：这两篇赋都赞美酒，赞美喝酒之乐。“洞庭春色”是以黄柑做的酒的名字，是安定王在元祐末年做的酒，苏轼在颍州时，安定王的侄儿德麟送了这种酒给苏轼。“中山松醪”是另一种酒，以松树树液做的，是苏轼自己做的酒，中山是河北定州的旧地名。两篇赋原来没有什么深意，主要是说苏轼喝酒后极为愉快，醉醺醺地，感到可以超越人间，上天成为仙人。要紧的是两篇赋写在元祐年间，哲宗还没有亲政，政治还没有改变。但不久高皇后去世，哲宗亲政，元祐党又失去权威，党人相继被降级，流放，苏轼被谪到岭南。他马上得离开定州，过黄河，越过南岭到目的地需要五个月的旅程，这期间他两篇赋至少有两次一起抄写给朋友。他当时的情况比起原来写这两篇赋的情况完全不同了。元佑时期的乐观统统消逝无迹，现在的前程很不稳定，心里充满焦虑。哪里会像几年前写这两篇那么愉快、休闲？他重新抄写以前逍遥游的赋篇，一个字都没有修改，但是文外的意思，完全不同。我们试看吉林省博物院保存的那两卷苏轼的跋文：自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为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这里苏轼不提流放的事，光说“将适岭表”，文字与眼前的事实太不相配了。两篇赋文从新抄写，事前事后的差异很明显，抄完了送给朋友，朋友一定明白他抄写的意义。当然，我们不能说苏轼写书法每次都有这样的含意。但是偶然有。总之，苏轼晚年因为政治压力与迫害，越来越得想办法用婉转的方式表达心里的意思。书法就成为其中一种。探讨书法在苏轼生活中的多种意义与作用，应该注意到这点。当时社会的商业化与书法的商品化我最后要讨论的是苏轼怎样看待书法的商品性。在中国传统文人素来回避谈金钱和物品的货币价值，尤其是艺术品这些“高尚”物品的货币价值，感到谈东坡和他圈子里的人的时候，提到钱或者关乎钱财的各种计算，对他们不敬。然而这种态度很不实际。钱财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人固然是个忌讳的话题，但不可排除他们从事书法或其他艺术的时候，有各种钱财的考虑。我们讨论这话题，却必须牢记一点：就是我们承认他们是考虑金钱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坦白地承认金钱是个实际的问题，脑筋却要同时记住对东坡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金钱只是他们从事艺术的众多因素之一。提到苏轼的书法与金钱，有可靠的数据，出于苏轼自己的文章，表明他很了解他书法有货币价值，而他本人自己有时候利用这种货币价值把书法代替钱币用。美国圣母大学的杨晓山教授，最近写了一篇论文研究苏轼流放惠州时，抄写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一卷书法这件事。这宝贵的书法卷现在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卷书法不是随意抄写的，是为了送给一个刚认识的年轻人，感谢他。这个人是谁？是一位苏州定慧院学习佛学的居士叫卓契顺。卓契顺认识当时住在宜兴的苏轼长子苏迈，知道苏迈想念他爸爸，却没有办法通信息，自愿自己步行几千里的路，把苏迈的信送到惠州。卓契顺到了惠州后，停留了三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苏轼问他要什么东西，卓契顺起初说什么都不要，后来想起唐代颜真卿在江淮绝粮了，蔡明远载米来给他，颜真卿写一篇书简，表达谢意。卓契顺便问苏轼肯不肯和颜真卿一样，抄写几个字送给他。苏轼就抄写《归去来辞》，还附上一篇跋文，记录这件事。明代的学者孙矿早就解释苏轼送给卓契顺的书卷不只是文人相交的礼物而应该当为偿还旅费的商品。他说“公此幅字自是为酬契顺路费计。”苏轼自己不可能提到这点，但是明明知道他的书法被人家争着要买，很有货币价值，又知道卓契顺，一个住在佛庙里的学生，从苏州走到惠州的旅程那么远，来往要几个月，需要支付的费用一定不少。还有个更明显的例子。另外来惠州拜访苏轼的是一位和尚叫昙秀。昙秀在惠州停留了十天，临走的时候苏轼给他几样送行礼物。其中有几页苏轼抄写的文字。苏轼抄写的是一本唐代的药谱《千金方》中的几个药方。但苏轼用自己的书法抄写这些旧药方，另外有目的和盼望。我们知道苏轼在惠州很注重草药，因为南方是瘴疠地区，能得到北边的草药不容易。苏轼希望昙秀回到杭州的南屏寺后，会遇到一些山僧或道士拥有宝贵的药方配料，如果有，他盼望昙秀会劝他们分一些送给在惠州的自己，他请昙秀把这几页书法送给那些山僧或道士，好补偿他们。这是苏轼自己说明的，他在《书诸药法赠昙秀》的跋文中说：右并于孙真人《千金方》录出。今与孙相去百四十余年，陵谷迁易，未必一一如其言，然犹庶几可寻其彷佛。俗士扰扰，岂复能究此，而山僧逸民，或有得者自服之耳，岂复能见饷哉！今因昙秀归南，为录此数纸，恐山中有能哀东坡之流落又不忍独不死者，或能为致之。果尔，便以此赠之耳。《苏轼文集校注》南宋的周必大也许没有注意到这篇跋文，他说苏轼抄写旧药方给昙秀是表示苏轼对人民的关心，要推广医疗的知识。但孔凡礼在《苏轼年谱》提到这篇跋文就说他抄写药方的目的是要托昙秀“以此诸药法转赠友旧并求致其药寄惠。”杨晓山也这样解释。宋代之前，书法也有货币价值，文献偶然也提到。譬如王羲之题字给卖扇子姥姥的扇子，姥姥起初不高兴，后来发现她的扇子可以卖一百钱一把。也有蔡明远送米给颜真卿的故事，颜真卿写字送给他，记录他的好意。但这些早期的事情与苏轼所做的也有重要的差异。王羲之题字给姥姥的扇子是他偶然随意而作，姥姥生气后王羲之才告诉她这样会提高扇子的价格，可以卖很多钱。不像苏轼题字给负债人的扇子，预先想到可用他书法的货币价值来解决负债人的问题。苏轼多半是抄写前代的文章（譬如《归去来辞》《千金方》等）或自己从前撰写好的文章（《中山松醪赋》），然后加一篇跋文，证明是他抄写的文笔。颜真卿写给蔡明远的信息是叙述一位老助理怎样帮助他，也许算是记录文本不是书法篇。苏轼抄写《归去来辞》明明是书法卷，是艺术品，与两个人彼此的友好无关。苏轼抄写《归去来辞》使这篇书法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谁都会欣赏它，很容易放到市场上卖。书法在宋代以前已经是个悠久而备受尊崇的艺术。我们想分辨宋代人对书法的看法有没有新的发展，就像踏入历史的河流中间，要观察急流的水有什么变化，似乎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相信东坡的题跋给我们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他对书法的看法有许多地方与前人不同，而他是个对宋代文化影响很大的人。我所研究的苏轼时代的四个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互相有关联，却又各自独立。其中第二和第四，印刷术的发达和书法的商品化关联尤其密切。因为印刷的发达引发了一种反作用。苏轼和其他文人对书本的泛滥非常不安，他们觉得它导致读书人懒于细读文本，而且文本与作者失去了原有的那种密切的关系。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如何复制和传播失去了控制力。许多为牟利而出版的书籍错误百出，让他们震惊。我们可以了解在这个时代，用优美的书法抄写的手稿为什么成为弥足珍贵的传统象征。唐代几乎所有的文字都是用毛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这种活动很平常，不值得珍惜。但当文字大批地用印刷技术复制时，书法的特征与美感便蒙上新的光环，被人特别珍惜。苏轼觉悟到用毛笔写的文字，每一篇，就是抄写也都是独特的，这和印刷出来的文字千篇一律不同。而这种文字面临式微，所以他花了很多精力为书法写题跋，写诗，写文章，企图用新的眼光去发掘书法的意义。（艾朗诺1948年生，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系教授。1971年入哈佛大学，开始研究中国文学，尤以《左传》为主。1976年获得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中国文学与历史、宋代美学与文化。是钱钟书《管锥篇》的英译者（选译）。）

2017-05-07
探访徐州五大名楼的前世今生

报纸

6月30日，中共江苏省委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新任江苏省委书记李强讲话时，提到了苏东坡在杭州疏浚西湖、修筑苏堤，在徐州治理黄河、修建黄楼，他在讲话中还提到了徐州的五大名楼。李强说，离开浙江前，我又到杭州西湖的苏堤上走了一趟，这是苏东坡在杭州知州任上为疏浚西湖修筑的一条长堤，今天已经成为西湖十景之一。而在江苏徐州有一座黄楼，也是当年苏东坡在徐州知州任上治理黄河决堤后修筑的，今天已经成为徐州五大名楼之一。我讲这“一堤一楼”，主要是提醒自己：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踏上江苏这片热土开始，我就是江苏人了。我将把江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勤勉履职、脚踏实地、扎实工作，努力用实干托起我们共同的梦想，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徐州的五大名楼都是哪里？许多老徐州都能如数家珍：五大名楼即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俗话说“走进徐州城，景致数不清。五楼二观八大寺，七十二庵布其中。”昨日，记者联系了我市几位知名学者，探访徐州五大名楼的前世今生，和流传久远的一些故事。汉风：五大名楼都和名人有关系徐州历代应该有很多有名的楼，但为什么只有彭祖楼、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这5座楼名垂千古？我市文化学者、彭城书院院长汉风认为，因为这5座楼跟徐州的5位名人有关系。彭祖姓篯名铿，因建国于彭，被称为彭祖。“他是徐州这个城市文明的开创者、缔造者，是这个城市的根，所以后人为纪念他建造的彭祖楼，将其列为五大名楼之首。”汉风称，“项羽在徐州建造了西楚故宫，也就是他的王宫。建于唐代的燕子楼因为关盼盼而流传千古。他们两个人，一个是‘有义’的人，一个是‘有情’的人，说明我们徐州人自古就有情有义。”“黄楼是宋代苏轼所建，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至今徐州还有很多苏轼的遗迹传说，也说明了百姓对他的景仰之情。”汉风称，奎楼应该建于清代，“徐州自古崇文尚武，清代也出了一个状元李蟠，建设徐州的奎（魁）楼，说明百姓希望这座城市文气绵延不绝，是一个美好的愿望。”李世明：徐州其实有两座奎楼我市文史学者李世明认为，徐州应该有两座奎楼，一座位于快哉亭公园，一座位于河清路附近。因为徐州市的文庙建在河清路现在徐州二中的位置，奎楼也称魁星楼，河清路的奎楼是文庙的配套建筑。“我小时候还有印象，当时文庙有个九龙壁，那处奎楼距离九龙壁东南不远。”李世明称，文庙始建于宋代，元代毁于战火，明清两代由于黄河泛滥而遭受破坏,曾多次重建。至于快哉亭公园的奎楼历史，李世明认为此楼应该建于清代。因为徐州城南门位于现在的泛亚大厦附近，明万历42年（1614年）,东南方向奎山塔于1606年落成后,奎山名声大振，而改南门名为奎光门。之后在附近又建设了奎楼，又称魁楼、魁光楼。刘永钧：存有四大名楼的老照片2009年，我市老艺术家刘永钧创作了“地图画”作品《曙光初照古彭城》，当时为了创作，他参考了几份老地图、很多文史资料和老照片，至今还藏有数百张老徐州的电子照片。“除了彭祖楼，其余4座名楼，我小时候都见过。”打开电脑，刘永钧找到了霸王楼、燕子楼、奎楼、黄楼的照片。其中一张霸王楼的照片上还有“徐州市委宣传部暨市文工团全体同志合影留念1950.6.2”字样，说明1950年6月霸王楼还存在。刘永钧介绍说，霸王楼位于现在彭城壹号最北侧，一幅老的《徐州府衙图》上就画有霸王楼。在他印象中，霸王楼应该拆于上世纪50年代。一幅标注有“黄楼”字样的老照片，刘永钧称，这其实应该是奎楼。在他的记忆中，当时河清路文庙南面有泮池，奎楼就位于泮池边。刘永钧介绍说，徐州有名的楼还有彭城路的鼓楼，与河清路的奎楼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拆。张士魁：《徐州府志》只记载3座楼现已退休的原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士魁认为，《徐州府志》上只载有彭祖楼、燕子楼、黄楼3座楼的资料，他经过考证后认为颇有道理，因为黄楼上承载霸王楼，以后又被后人附会称为奎楼，其实奎楼就是黄楼。“苏轼拆除霸王楼建设了黄楼，说明霸王楼从宋朝苏轼始，就已经不存在了。”张士魁介绍说，宋代的时候，徐州府辖彭城郡、古邳郡、兰陵郡等9个郡，苏轼建造黄楼后，在黄楼内大摆鹿鸣宴，为科举考试中成绩好的州郡贡士们庆贺，后人就将黄楼附会称为魁楼。何为“二观八大寺”？张士魁教授称，道家之观，在徐州寥若晨星，其中有点名气的，一处叫真荣（一说真武）观，在原第四中学附近；一处称凌霄观，在今苦水井一带。徐州的寺庙较多，但具有一定规模与影响的，只有8处，被市民称为“八大寺”。其间，有以建筑材料的品种命名的，如铁佛寺、石佛寺；有以佛像姿态命名的，如卧佛寺；有与佛教历史、佛家习俗有关的，如来佛寺、太平寺和慈云寺。此外还有一座白云寺。另外，庵在徐州很多，如千佛庵、大士庵、铁刹庵、大渡庵、广渡庵、送子庵等，说徐州“七十二庵”实不为过。彭祖楼徐州古称彭城，已有6000年灿烂文化。尧帝时建大彭氏国。有2500多年建城史，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九州之一。彭祖楼原来位于徐州城东北隅，又叫彭祖祠或彭祖庙，是为了纪念彭祖而修建。北魏时徐州刺史元延明将它迁建于城垣东北角上。此楼恰好在汴泗之交汇处。登上此楼，可环顾远处的山峰。彭祖楼下有彭祖墓。现在淮海食品城的彭祖楼是彭城饮食文化娱乐村的标志性建筑，占地78亩，主楼五层，附楼二层，框架结构。霸王楼公元前206年，项羽灭秦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建立了西楚故宫。传说当年项羽所建的霸王楼就在西楚故宫内，位于今天的“彭城壹号”附近。唐、宋两代，西楚故宫成为当时的刺史衙门。当年苏轼在徐州为官时，为表彰徐州人民奋勇抗洪的精神，拆除了西楚故宫，用这些建筑材料新建了黄楼。清代这处大院又成了徐州府衙所在，并重修了霸王楼。解放前有一段时间，这里是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学楼。1948年12月徐州解放，这座千年古院便成为徐州特别军事管制委员会办公地点，而且办公室就设在霸王楼上。燕子楼关盼盼去世于公元820年，生前曾在燕子楼度过10年。燕子楼原为唐朝贞元年间，武宁节度使张愔为其爱妾、著名女诗人关盼盼所建的一座小楼。张去世后，关矢志不嫁，在燕子楼中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张仲素和白居易为之题咏，遂使此楼名垂千古。唐景福二年（893年），徐州行营兵马都统时溥兵败于朱温，登燕子楼自焚而死。此后该楼屡废屡建，抗日战争时期被占领军拆为平房。1985年方才得以重建于现址。燕子楼两面临水，掩映在树木花丛之中。楼二层，飞檐挑角，花棱雕窗，造型别致。楼内陈列着红木家具，悬挂着赵朴初题写的白居易咏燕子楼的诗句。黄楼黄楼，现位于黄河南路、庆云桥东的故黄河南岸大堤，是徐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黄楼始建于宋神宗熙宁10年（1077）秋，徐州古名彭城。其“势如仰釜”，头顶故黄河，历史上屡遭其害。熙宁10年7月17日，洪水自曹村决堤，梁山泊泛滥，南清河满溢，8月21日水汇于徐州，城下水深达2.8丈，上任伊始的苏轼亲至武卫营调兵遣将，筑堤御洪；城中百姓也纷纷投身抗洪救城。苏轼住在城上临时塔建的草庐里坐镇指挥。至10月上旬，洪水终于退去。为镇水患，苏轼又兴土木建造黄楼，黄楼利用废材所修建，是官员爱民节用的标志。苏轼来徐州任知州，因建造黄楼缺少材料，将西楚故宫拆除，在城东门建造两层高楼。他在答范纯甫诗中有：“重瞳遗址已尘埃，唯有黄楼临泗水”之句，即指此事。正所谓“先毁王霸之堂，以绝淫逸；复整弃用之材，以节库银。”此楼于神宗元丰年（1078）告竣，因五行中土能克水，楼外四壁涂以黄土，取名黄楼。楼中树《黄楼赋》碑，苏辙撰赋，苏轼手书，毕仲询篆额，堪称“三绝”。1988年新建黄楼落成，“三绝”碑历经劫难，复立于楼中。但黄楼上的《黄楼赋》碑已非苏轼真迹，估计是明清两代人重刻的。2007年，黄楼进行改造，黄楼公园面积在原来的5031.34平方米的基础上，增加了995.2平方米。徐州与杭州因苏轼而结缘,西湖和云龙湖是杭州、徐州两地政府缔结的姊妹湖，黄楼和苏堤是两地地标级建筑物，遥相呼应。奎楼奎楼，俗名拐角楼，又名魁星楼，位于快哉亭公园，为徐州五大名楼之一。魁星是汉族民间信仰中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奎楼具有浓厚的汉族民族风格和地方文化特色，是灿烂的汉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魁楼祀魁星，为文人崇祀之神。按星宿分野，徐州与二十八宿的魁星相应，东汉纬书《孝经援神契》中有“魁主文章”之说，后世附会为神，建魁星阁并塑神像以崇祀之，视为主文章兴衰之神。

2016-07-02
苏轼、俞樾等文人笔下的临平山泉

报纸

○应朝雄临平山平旷逶迤，丘壑妍美，沿山古迹颇多，历来是文人墨客所喜爱的游览佳地。山麓的几处名泉也为苏轼、俞樾等历代文人所称道。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北宋有名的诗人和文学家。他两度到杭州为官，一次是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被派往杭州任通判，另一次是元祐四年（1089）至元祐六年（1091）任杭州知州。在出任杭州地方官期间，苏东坡曾多次到访临平。明末清初《临平记》作者沈谦说：“坡公守杭，民安物阜，不特选胜于金牛，为湖山之主，即城东山僻如临平者，五马数过焉。观诸题咏，可见官清讼简，吾里享太平之福也。”按沈谦的说法，苏东坡至少到访临平五次，他为临平写下多篇不朽诗作。临平山西南麓有一座安隐寺，唐宣宗（846—859）时建，初名永兴院，后毁，于后唐清泰元年（934）吴越王钱元瓘重建，改名安平寺。宋冶平二年（1065），改名安隐寺。寺前有一泉，名“安平泉”。苏东坡早就听说临平山下安隐寺前有一眼泉水，味甘清洌。这一天，风和日丽，苏东坡来到安平泉前，只见一方泉池，泉水清澈见底。但不知安平泉水源于何处，于是东坡先生拄着竹杖沿着山径慢慢寻找，果然在山麓找到一眼灵泉。涌出的水珠就像白菱花一样清澈，只是不知这泉眼开凿于哪个年代。回到寺里憩息，僧侣用安平泉水为苏东坡冲泡了一杯香茗，只闻得淡淡的茶香扑鼻而来，寺僧夸耀壶中的泉水就像雪水那样晶莹。苏东坡不由得联想到唐代隐居临平山的诗僧邱丹或许因为饮用了这里的山泉水才得以羽化成仙的，他不禁感叹陆羽当年未曾来过这里，才在他写的《茶经》里遗漏了安平泉。品茗毕，寺僧在案上磨好墨，铺上宣纸，苏东坡起身，提起一支湖笔，一气呵成，将诗写于宣纸上。诗云：“闻说山根别有源，拨云寻径兴飘然。凿开海眼知何代？种出菱花不记年。煮茗僧夸瓯泛雪，炼丹人化骨成仙。当时陆羽空收拾，遗却安平一片泉。”一时间，安平泉因苏东坡的题咏而名声大振。文人墨客纷至沓来，步苏韵题诗安平泉者不计其数。苏东坡《题安平泉》的真迹墨宝原先一直藏于安隐寺内，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墨宝被白氏所得，最终不知去向。明崇祯三年（1630），临平人沈一先集苏字成诗，勒石于泉上。池壁“安平泉”三字为临平文人郭绍孔所书。如今诗碑早已不见，安平泉也于1966年被开凿成水池，安平泉面貌虽改，但水质未变。2009年，安平泉被列为杭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苏东坡的《题安平泉》亦为历代所传咏。据沈谦《临平记》记载，安平泉以东的临平山麓还有檀泉，又东为孟姜泉。清朝女诗人张琮对檀泉赞不绝口，《檀泉》诗云：“一勺旃檀水，涓涓断壑前。已知流出处，不记发潜年。竹笕分苍雨，桐花映碧川。偶携瓢试饮，甘冽等平泉。”诗人饮用檀泉水后，认为此泉并不亚于安平泉。而对孟姜泉，陈棠曾在《临平记再续》中讲述泉名的来历。他说，临平一带的村妇在茶前饭后听说了孟姜女的故事，正好临平山麓一山泉旁有一个无主荒冢，大家说这就是孟姜女的坟墓，于是将坟旁的清泉称为“孟姜泉”。每年清明前后，村妇便结伴到泉边祈蚕。陈棠认为，将这一荒冢传为孟姜女之墓并不可信，但临平一带的农村祈蚕先拜孟姜泉之风俗由来已久。清诗人俞作梅《临平竹枝词》中就有“草花簪髻大如拳，携得盈篮青白圆。相约临平山下去，祈蚕先拜孟姜泉”的描写。临平山东麓夕照庵旁还有一担泉，是清末著名经学大师俞樾寓居临平时常去品茗的地方。俞樾四岁时，“因以乡居，不能从师读书”，举家从德清县城关镇东门外南埭村迁居其母姚夫人娘家临平镇，先住史家埭，后住马家弄。俞樾在临平求学，娶妻成家，32岁移居入京，寓居临平几近三十年，对第二故乡临平怀有深厚感情。俞樾寓居临平时，常约三两好友到夕照庵品茗赏景。夕照庵俗称“太阳殿”，始建于元顺帝至元年间，不仅环境优雅，更以庵旁的一担泉而出名。俞樾在《临平杂记》一诗中云：“算有青山总似前，景星观尚傍山边。更来夕照庵中坐，细品山中第一泉。”诗后有注：“宋时，景星观旁有东岳庙，今则并而为一，与夕照庵均在临平山下，庵旁有一担泉，泉小，仅可容一石，而千夫汲之不竭，故此得名。”他将一担泉称为临平山中第一泉，可见他对此泉的喜爱。俞樾的曾孙，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1955年曾来探访曾祖父俞樾在临平的生活踪迹，写下一首诗：“马家狭弄一条长，徒咏先芬薜荔墙。咫尺雪泥何处问，眼前尘世几沧桑。依然瀹茗试清泉，夕照庵荒起暮烟。甲子双周人四代，重孙经过已华颠。”这一日，俞平伯来到临平，到俞樾常去品茗的夕照庵寻访。一担泉的泉水依然甘冽，但泉旁的夕照庵已湮没于荒寂之中。旧时，临平的茶店和居民有到一担泉挑水烧茶喝的习俗。1965年，在夕照庵旧址建临平第一座自来水厂，打一口百米深水井取水，后因水量逐渐枯竭而停用。现在，夕照庵及一担泉已无遗迹可寻。临平山除了有安平泉和一担泉外，在西北山麓还有冰谷泉，泉旁原有寂光庵。北宋进士沈汝谐《题冰谷泉》诗云：“甃石才深数尺余，一泓清冷若冰壶。泉源定与安平接，二水轻甘味颇如。”沈汝谐认为冰谷泉与安平泉为同一泉脉，其味不亚于安平泉，因此山南者饮安平，山北者酌冰谷。明万历年间，临平文人郭绍孔在冰谷泉旁筑亭，取元朝著名诗人、散文家贯云石为重建杭州天龙寺所题的“山舟”二字，将亭命名为“山舟”。郭绍孔也写有一首《冰谷泉》的诗：“不废看山兴，兼多濠上情。云连苍壁冷，风卷钓丝轻。竹浪摇晴色，松涛入夜声。平生五湖志，愿挂一渔名。”字里行间表露出他对冰谷泉的挚爱与淡泊名利的心境。郭氏建山舟亭时，“此泉久为泥淖”，但郭氏仍建山舟亭于其上，沈谦感叹“太学真泉之知己也”。沈谦曾去寻访山舟亭故址，见山舟亭已殁，不禁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过冰谷泉寻郭伯翼太学士山舟故址》，诗云：“太学荒园野渚滨，草花零落又逢春。溪田茅屋皆新主，水色山光见古人。隔世鹤形终自化，盛时龙性亦难驯。我来徒倚空挥泪，头白衣缁愧隐沦。”郭绍孔，字伯翼，临平人。沈谦在《临平记》的开篇特别提到郭绍孔，他说：“吾里郭太学绍孔家有书仓，人称学海，年且七十矣，与谦为忘年友，凡记中事迹，间赖访求，书成而志，固不欲贪其功，尤不忍没其才也。”从沈谦的描述看，郭绍孔家中藏书丰富，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沈谦写《临平记》时，常到郭家查阅资料，并就有关史事向郭绍孔请教，二人由此结为忘年交。此外，据《安隐寺志》记载：“郭绍孔镌‘安平泉’三大字碑。”郭绍孔书写的“安平泉”三字，楷书大字，端庄清秀，临平区档案馆藏有民国时期安平泉的照片。如今，在临平公园西北山麓的游步道新辟“冰谷泉”景点，只见山崖下一方水池，鱼游浅底，黄石叠磊，泉水涓流，响如鸣佩，旁立两块碑石，一块书“冰谷泉”泉名，一块镌刻北宋进士沈汝谐《题冰谷泉》诗，泉旁建山舟亭驿站。游客在此歇息，可远眺临平山北景色。虽然此处是否就是冰谷泉旧址不得而知，但旧景新设，也为临平山留下了一处历史人文新景观。

应朝雄

2022-07-06
丰富多样的宋代穿戴（图）

报纸

民族复兴与文化复兴主要是复兴并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又是多民族长期融合、交流，共同构成的。宋王朝正值与辽、金政权并存，因而民族之间错居、迁徙直接决定了那一个时期的服饰文化特色，即服装制度的下沉影响到民间风俗。“两宋”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尽管后世研究者多认为宋承唐制，实际上宋代和唐代相比，变革损益的成分很多。如《宋史·舆服志》相对于前代来说，即明显是“浩大庞杂”。我们注意到，宋代皇帝冕服的种类和形制以唐代冕服令式为准，但在总体继承唐制之时，又有许多变化。朝服中的幞头在隋唐时男子不分阶层都可戴用，而至宋却显然进入官服系列。唐时幞头两脚多上翘或下垂，但到宋代官员幞头是以两脚平直向两侧伸展的为主了，尤其为高官所用。人们熟悉的包拯包青天官服形象，就是典型的直脚幞头。先说民族服饰的交流。两宋时期不存在辽金强迫易服的事件，倒是汉王朝下诏禁止应用外服，可是久而久之还是出现主动接受的现实。如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徽宗诏曰：“敢为契丹服若毡笠、钓塾之类者，以违御笔论。”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正月五日，宋廷再诏：“敢胡服若毡笠、钓塾之类者，以违御笔论。”这里所涉及的毡笠，即是一种用动物皮毛制成的帽子，西北各族都戴。《辽史》中记“臣僚戴毡冠，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元旦朝会，于阗使者“皆小金花毡笠，金丝战袍束带”。此外，敦煌壁画中的西夏供养人戴“毡冠”，山西沁源正中村金墓壁画中也有戴毡笠的人物形象。实际上，西北民族的毡笠在中原民间早已成为常服。宋人董煟《救荒活民书》记载，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冬天频繁下雪，丞相吕公著为赈济灾民，将毡笠棉衣发放给百姓以御寒。这就说明，尽管加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和政和初年的四次禁令，毡笠以其实用性强的特点，早已成为中原地区广泛穿戴的胡制服饰。后来，毡笠随着政权的迁移直接传至南方。《西湖老人繁胜录》中曾记：“遇雪，公孙王子赏雪，多乘马披毡笠。”钓塾也叫吊塾，被宋人称为“袜裤”，这在黑龙江阿城巨源金代齐国王墓中有出土实物。还有一种西北民族的“团衫”或称“绰子”的直领衣，也直接影响了宋代男女都穿的典型服装──背子。这种多为直领、对襟、不系丝绊，两侧可开衩至腋下的背子，也可无衩。女为常服，男性官员则为休闲服。有一幅传为宋徽宗赵佶自画像的《调琴图》，抚琴的男子即穿着深色背子。再有，南宋周辉在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使金所撰《北辕录》中记“北使”，即金人，“无贵贱，皆著尖头靴”。这种“前尖后高，用皂草”的鞋子也曾为中原男女所穿用。当年宋女效仿女真妇女，“罗帕垂弯女直妆”。《武林旧事》更记载南北临安舞女“茸茸狸帽遮梅阁，金蝉罗翦胡衫窄”。看起来，舆服制度属于政治，但服饰习俗却不完全为政治所掌控。一个时代服饰习俗的形成，还取决于经济和文化。宋代丝织产业高度发达，棉纺织业也日渐成熟，因而在继承唐代印染织绣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大幅度创新，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与兴盛，直接促成了宋代服俗的丰富与多变。城镇经济的发达也是宋代服俗生成的一大重要因素。从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文字记载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画面描绘，我们可以立体地领略到，宋代的城镇经济引起全民的消费欲望，琳琅满目的日用品强烈且持久地刺激着民众，富商大贾又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推波助澜。一时间，人们耐不住自己所属身份的舆服限制，纷纷竞尚新奇。与此同时，重文抑武是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恰值儒学复兴和理学构建的文化发展态势，宋代服饰以及纺织品纹样明显地体现出一种儒雅化倾向。这里所说的儒雅化，主要表现为对文质彬彬的文人风度的推崇，对平淡简朴却又自然闲适的审美格调的追求，对含蓄温雅的传统礼仪风范的注重。以文人士大夫的裹头巾为例，就可看出宋人的时尚：样式新颖别致，且名目繁多，如仙桃巾、东坡巾、程子巾、华阳巾、山谷巾、高士巾、逍遥巾、一字巾等，《宋史·舆服志》中多处记载皇帝在各种场合的服饰配套，即有皂罗折上巾、绛罗袍、通犀金玉带和黑色革履。苏辙在诗中写道：“千夫奉儒将，百兽伏麒麟。”苏轼笔下描绘三国时期水军督都周瑜，也是“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总之，宋代服饰既追求儒雅风格，又有民族彼此渗透得来的多元，因而讲求配套。从文献记载和宋人形象资料上看，宋人穿履时，一般与传统汉族的交领袍衫相配，而着靴时，则穿源于西北民族的圆领袍衫，很少交叉穿用。仅从这一点来说，看来不受舆服制度严格限制的服饰风俗，宋人也相当讲究，这就是修养，文化使然。

华梅

2021-04-30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