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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士名宦 “齐聚”西湖闪耀古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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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西湖公园，在德星广场和红莲岛，会看到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雕像和浮雕。这些人物，都是与许昌和许昌西湖渊源颇深的名士名宦。游人在畅游时，可以从神形兼备的人物雕像上，感受古代圣贤名士的风采；可以从人物介绍的字里行间，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和熏陶。现在，西湖公园不仅是游人休闲娱乐的好去处，而且是展示许昌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一张闪亮名片。公式记者王志鹏西湖公园内有哪些人物雕像？西湖公园的历史文化展示分为两个大的主题，一是汉魏文化主题，主要包括德星亭和德星广场。名士名宦雕像主要位于德星广场。德星广场上突出“德星”主题，建有一组群贤聚会雕像，人物有陈寔、荀淑及其子孙9人。二是宋代文化主题。该主题虽以宋代历史文化为主，但兼有上古至近代有关人文内容。在西湖公园内，小虹桥以南、红莲岛南北中轴线道路两侧有4个与许昌西湖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雕像，自北向南分别为西汉时期的晁错、唐代的王建、北宋的欧阳修和苏轼。起云台浮雕墙位于红莲岛南北中轴线上，共有9块浮雕，分别是“三曹父子图”“华佗行医图”“吴道子轶事”“许昌历代名宦”“许昌十二贤士”“梅子行吟图”“韩式八凤”“理学七子”“三苏论学图”。为何选择这些名士名宦？为了将许昌和小西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出来，西湖公园历史文化展示专家组经过大量考证和讨论，从浩瀚史海中提炼文化符号，呈现历史印记，并确定“以宋时代文化为主线，三国文化为底蕴，多元文化辐射”的总体思路。市政协原副主席、西湖公园历史文化展示专家组成员李俊恒介绍，在选择历史名士名宦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许昌籍名士名宦；另一部分是非许昌籍，但曾在许昌游历或为官，影响力较大的名士名宦。在选择标准上，入选的名士名宦在中国历史上均名望颇高、影响力足够，与许昌渊源较深，为许昌乃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文化繁荣作出过突出贡献。经过多次集体讨论，专家组逐一研究备选人物，确定整体方案，撰写人物小传，最终报市里才把方案确定下来。许昌籍名士名宦有哪些？在所有人物雕像中，除许由外，有单人雕像的许昌籍名士名宦共13人。晁错生活的年代最为久远。晁错是西汉时期汉文帝的重臣，官至太子家令，汉景帝时任御史大夫。晁错之后是东汉末年的陈寔、荀淑及被称为“荀氏八龙”的荀淑的8个子孙。唐代许昌籍的名士有两个，一个是吴道子，另一个是王建。吴道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画圣，代表作有《天王送子图》《地狱变相》《八十七神仙图》等。王建是唐中期的诗人，曾任秘书郎、陕州司马、光州刺史等职，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均有来往。除上述13人外，在起云台浮雕墙上，有一块“许昌十二贤士”浮雕，从各个朝代中选取了12位许昌籍名士名宦。他们分别是三国时期的贾山、祭遵、徐庶，西晋时期的陈泰、荀淑，唐朝的陈贞节，宋朝的何中立、靳裁之，元代的赵居信，明代的姚德溥、王家栋，清代的慕甲荣。“荀氏八龙”和“韩氏八凤”有何典故？在中国历史上，名士名宦浩如烟海。但是，一家几代人名士名宦辈出的不多见。“荀氏八龙”和“韩氏八凤”在中国历史上就非常有名。东汉末年的荀淑官至郎陵侯相。他的8个儿子均有才名，被人称为“荀氏八龙”。其中，第六子荀爽名气最大，官至司空。此外，荀淑的孙子荀彧、荀悦、荀衍等人及其曾孙荀攸，都是汉魏时期的风云人物。其中，向曹操建议迎汉献帝到许昌的就是荀彧。荀氏子孙在两晋时期也出了诸多名臣良将。直到晋室南渡后，荀氏一族才逐渐衰微。“韩氏八凤”则是宋代名臣韩亿的8个儿子，他们分别是韩刚、韩综、韩绛、韩绎、韩维、韩缜、韩纬、韩缅。这8人均中进士，其中韩绛、韩缜官至宰相，韩维官至副宰相。“韩氏八凤”中，与许昌渊源最深的是韩维。他是宋代著名诗人，曾两度在许州为官，后携全家移居许州。韩维取宋庠“展尽江湖极目天”的诗意，特意建展江亭，并常邀程颐、程颢和梅尧臣一同游玩，赋诗合唱以诗会友，作有《展江亭·海棠》诗四首。

王志鹏

2020-07-17
苏辙为何70岁才买“首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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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周　　最近，很多网络文章在谈苏东坡和弟弟苏辙的关系。有的夸苏辙是“大宋第一暖男”；有的说苏辙不惜用官位给苏东坡赎罪，为了拯救哥哥才一路做到宰相，处处以兄长为先……在真实的历史当中，苏辙对苏轼确实很好，好的程度，称之为“大宋第一暖男”并不为过。　　为了侍奉父亲　　苏辙让哥哥苏东坡先步入仕途　　唐宋八大家，苏家占了三个：苏洵、苏轼、苏辙。其中苏洵是老爸，苏轼是大哥，苏辙是小弟。事实上，苏洵总共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名叫苏景先，在苏轼3岁那年不幸夭折了。　　苏轼和苏辙同父，但未必同母，因为苏洵娶有一妻二妾，妻子姓程，两个小妾分别姓杨和姓任。程氏生了苏轼，史有明载，但苏辙是谁生的呢？可能是程氏生的，也可能是杨氏或者任氏生的。苏轼和苏辙在同一年结婚，那年苏轼19岁，苏辙才16岁。婚后第二年，哥俩就跟随父亲苏洵进京考进士。苏轼和苏辙同时考中，但苏洵却落榜了。考中进士后，哥俩又参加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都没能通过。直到公元1061年，哥俩再次进京，终于在最高级别的选官考试（时称“制举”）中取得优异成绩。当时苏轼26岁，苏辙23岁。　　公元1062年，苏轼正式进入官场，被派往陕西做官，而苏辙则谢绝了朝廷的派遣，留在京城开封侍奉苏洵。苏轼在陕西凤翔府（今宝鸡市）当了三年“签判”，苏辙则在开封侍奉了三年老爸。也就是说，为了向父亲尽孝，同时也为了让哥哥安心工作，苏辙放弃了早早做官的机会。　　向皇帝上书求情　　宁可交出官职只求救哥一命　　公元1065年，苏轼从陕西回到开封，改做京官。眼见哥哥回京，父亲有人侍奉了，苏辙才前往河北大名府担任推官，那是他在官场的第一份工作。推官，唐朝开始设置，位次于判官、掌书记，掌管狱讼之事。　　苏辙到大名府一年后，父亲就去世了，苏辙和苏轼扶柩还乡，丁忧守制，直到1069年才再次进京。进京后，苏轼在开封府做推官，苏辙被派往陈州（今河南周口）做教授。10年后，即1079年，苏轼在浙江湖州当知州的时候，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　　1079年八月十八，苏轼被押解到开封，当天深夜下了大狱。苏辙先托京城友人打探案情，然后向皇帝宋神宗上书求情。这篇文章叫《为兄轼下狱上书》，全文有几百字，大意是说：“微臣早年丧父，与兄长苏轼相依为命，如今得知他被捕入狱，全家惊恐。我哥苏轼本性并不坏，仅仅是天性耿直，爱发议论，被人抓住了把柄。微臣愿意将所有官职还给朝廷，只求陛下开恩，不敢奢望您免去他的罪过，但愿您能饶他一死。”苏辙与苏轼的兄弟感情向来深厚，所以这篇文章发于肺腑，绝无水分。　　误以为被判死刑　　苏轼给弟弟留诗托付全家　　宋人笔记《萍洲可谈》记载，苏轼被捕，惊慌失措，妻儿在后面大哭跟随，走到湖州西门时，苏轼朝天高喊：“子由，以妻子累尔！”意思是希望远方的苏辙能听见，自己生死未卜，只能将老婆孩子托付给他了。　　另一部宋人笔记《避暑录话》记载，苏轼入狱，未知生死，让大儿子苏迈探听案情，如果听到宣判死刑的噩耗，就送一条鱼到狱中。哪知一个月以后，苏迈离京借钱，请亲戚送牢饭，亲戚误送腌鱼。苏轼见鱼大惊，写绝命诗寄给苏辙：“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诗意很明确，先说将一家老小托付给苏辙，又说但愿来生还能跟苏辙做兄弟。　　不过，当时宁可罢官也要为苏轼求情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驸马王诜、苏辙的上司张方平、苏轼的同乡范镇、苏轼的同学章惇、苏轼的学生黄庭坚、黄庭坚的舅舅李常、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这些人都是官员，有的还是高官。后来苏东坡出狱，流放黄州，这些求情者也都受到牵连，有的被罢官，有的被降级，有的被罚款。　　比哥哥城府深　　谨慎个性让苏辙后半生升官更快　　比较哥俩的性格，苏东坡更加直率，更加幽默，更喜欢开别人玩笑，所以树敌较多。苏辙呢？少年老成，城府较深，所以在后半生升官更快。　　宋哲宗在位时，奶奶高太后垂帘听政，苏轼兄弟都得到重用。苏轼从杭州知州升礼部侍郎，又从礼部侍郎升礼部尚书。苏辙从户部侍郎升御史中丞，又从御史中丞升尚书右丞。宋朝搞的是群相制度，朝堂上一群宰相，其中“尚书右丞”只比“尚书左丞”低半级，相当于副宰相。到这时候，苏辙的官位已经比苏轼高了。　　苏辙为什么能做更大的官呢？因为那时候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并非宋哲宗，而是高太后。高太后就非常谨慎，所以更喜欢生性谨慎的苏辙。公元1091年六月，西夏十万大军入侵陕西，高太后召集群臣商讨对策，另外几个宰相都主张出兵反击，苏辙却极力反对。苏辙说：“出兵先看占不占理，如果我方不占理，坚决不能出兵。西夏为什么出兵十万来打我们呢？因为我们对不起西夏。边疆守将跟西夏交战，属于贪功生事，于我大宋不利，朝廷应该申斥守将。” 　　直到高太后离世，宋哲宗亲政，苏辙的相权很快就被剥夺。　　父亲举债买房　　巨额外债主要由苏东坡偿还　　苏辙有几首诗提到买房的事，其中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是：“我老无定居，投老旋求宅。”另一首五言诗的开头是：“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还有一首七言诗：“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诗意都差不多，都是说自己到晚年还没有房子。　　其实苏辙早年在开封是有房子的，但那是父亲苏洵买的，位于开封内城西门附近，取名“宜秋园”，又叫“南园”。苏洵一辈子没考中进士，晚年靠欧阳修举荐才当上九品小官，俸禄极低，根本付不起房款，向同乡大臣范镇借了很多钱。这笔债主要由苏东坡偿还。苏东坡做官早，前半生的官位也比苏辙高，有能力替父亲还债。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和苏辙先后被贬，不在京师居住，于是托人卖掉了宜秋园。此后苏轼在黄州建造“雪堂”，苏辙在筠州建造“东轩”，都属于“自建房”。后来哲宗即位，二人回京，苏轼在常州宜兴买下一座农庄，苏辙仍旧没有买房，但却在开封城郊买了几百亩农田，租给佃户耕种。　　厚嫁五女开销太大　　苏辙到70岁才买了第一套房　　苏辙买房是在70岁那年，地点是在颍州（今河南禹州），房子是一座破旧的大院子，将近百间，最后被苏辙扩建到百余间。那是苏辙第一次买房，也是最后一次。苏辙官至宰相，俸禄极其优厚，为何到70岁才买房？倒不是他不想买，而是因为他开销太大了。苏辙总共生了七个女儿，其中两个夭折。为了让五个女儿出嫁得风光一些，苏辙几乎花光了毕生积蓄。据苏辙的孙子苏籀在《栾城遗言》一书中记载，仅仅是第五个女儿出嫁，苏辙就卖掉了开封城郊的几百亩地，换来9400贯铜钱，全部做了嫁妆。按照购买力，这9400贯铜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750万元。　　为了嫁闺女，竟然卖地卖房甚至还要借债，现代人听了可能会感到稀奇，其实在宋朝一点儿也不稀奇。宋朝家训经典《袁氏世范》写道：“当早为储蓄衣衾、妆奁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费力。若置而不问，但称临时，此有何术？不过临时鬻田庐。”生了女儿就要早早地准备嫁妆，假如等到出嫁时才去准备，怎么来得及呢？恐怕只能卖房子卖地了。　　宋朝盛行厚嫁之风，苏辙刚好有五个女儿，所以苏轼在写给同学章惇的一封信里感叹：“子由有五女，负债如山积。” 　　据《北京青年报》

李开周

2022-07-24
海南沉香拔得头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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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梁慧许丽虹“即将无限意，寓此一炷烟。”宋代，是我国历史上用香最为普及的朝代。因海外贸易发达，朝野上下香料充足，宋人生活中便无处不用香。祭祀、庆典、雅集、宴会须用香，四时八节要用香，讲课清谈也要用香。山林游览，听琴读书，赏星览月，无不与香为伴。若问在宋代拔得头筹的又是哪种香？当属海南沉香。《天香传》为海南沉香作传海南沉香在宋代的崛起，离不开一个人。北宋，至少有三位朝廷重臣被贬到雷州或海南岛。雷州是陆地上最远的地方了，但雷州再往南，隔海，还有片陆地叫海南岛。那是天涯海角啊。言下之意是此生再也不要见你。哪三位？寇准、丁谓、苏轼。寇准和苏轼，大名鼎鼎。丁谓也是个天才式人物。丁谓机敏聪颖，多才多艺，天象占卜、书画棋琴、诗词音律，无不通晓。“书过目辄不忘”，文追韩(愈)、柳(宗元)，诗似杜甫。丁谓有很强的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还曾是著名的经济专家，他曾两度官拜宰相，封晋国公。寇准与丁谓被贬是有关联的。寇准刚直不阿，看不惯丁谓一味讨好皇上已久。1022年，丁谓趁机发难，攻击诬陷寇准，以致寇准遭贬雷州。这一年，丁谓也已经57岁了。扳倒寇准后仅三个月，因受“雷允恭擅移皇陵案”牵连，丁谓被罢相，贬为崖州（即海南岛）司户参军（七品）。到了海南岛后，丁谓调整心态，日渐被海南沉香所吸引，专心地寻香、试香、品香、写香，如此写就的《天香传》，也带着别具一格的清纯气息。《天香传》确立了海南沉香甲天下的地位，使其名扬四海，成为“天国之香”。整个宋代，都在惦记海南沉香。熟香优于生香海南沉香为何好呢？一来是因为地理环境。“琼管之地，黎母山酋之，四部境域，皆枕山麓，香多出此山，甲于天下。”二来是因为取之有时。海南黎族人的主业是种地，采香不是他们的生计。每年冬天，当地人等商船来了，才进山采香卖给他们，时机不对，想买也没有。这点很重要。丁谓曾做过对比：广东多地也产香，与海南香比，品质相差很多。虽然如此，因市场需求大，为了牟利，采伐过度。黄熟香还未成栈香，栈香还未成沉香，就被强盗般地砍伐了。恶性循环，香品越来越差。黎族人不是采香的季节绝不砍伐，因此树没有无故死亡的，采的香都是自然形成，香品非常好。丁谓这样评价海南香。他说，海南沉香有四种：沉香，栈香，生结香，黄熟香。他是从两个角度来评香之优劣的：一是沉不沉水。将香块放入水中，沉水的油脂多，品质就好，叫“沉香”；半沉半浮的叫“栈香”。栈，栈道，半伸进水里的路；浮在面上的叫“黄熟香”。二是“生结”还是“死结”。活的沉香树，刀斧斫砍、蛇虫动物啮蚀等外力引起较深的伤口后，香树会渗出树脂以作自我防护，从而在伤口附近结香。这叫“生结香”。如果沉香树枯死，或某个部位自然脱落，树根树干倒伏地面或沉入泥土，经年累月，慢慢分解，最终留下的以油脂成分为主的凝聚物就叫“死结香”，也叫“熟香”。熟香一般就叫：沉香、栈香、黄熟香。生香则叫：生结沉香、生结栈香、生结黄熟。在丁谓的“香谱”评定等级中，熟香优于生香，因为生香是在没成熟的时候就采香，非自然而成的，其含油量和醇化程度比熟结香要低。沉香之韵美在坚忍海南沉香到底有多好？丁谓讲了个故事。越南中南部，栈香和沉香产量特别多，常贩运到广东番禺，或卖到阿拉伯。贵重的沉香、栈香与黄金一个价。有老者讲：“最近几年有阿拉伯的商船，被飓风延误，寄居在这里。首领炫富，整天大摆筵席，非常夸耀。当地人私下说：‘他们很富有，我们不如。但他们烧的香料不够浓郁，干而轻，烟薄而有焦味，不是什么好香。’于是，拿出当地海岛北岸产的沉香，即席烧了，杳杳烟气飘向东方，烟云像沸水一样，环环相扣如凝结的漆，浓郁芬芳持久不散。这些阿拉伯人看了，再不敢臭显摆。”丁谓借助于当地老者的话，将品香的要点总结出来。进而从香之生成，烟、气、味的持久等方面确定了评香标准。丁谓在海南岛生活了三年后，被移至雷州，再迁道州（今湖南永州），又迁至光州（今河南潢川），最终卒于光州。丁谓去世那一年，苏轼出生。苏轼61岁被贬置海南岛。苏轼与胞弟苏辙感情很好。苏轼在海南的第三年，恰逢苏辙60岁生日。送什么寿礼给亲爱的弟弟呢？苏轼最终选择了一块沉香。因沉香形状像假山，又叫“沉香山子”。并附上一篇《沉香山子赋》，“无一往之发烈，有无穷之氤氲”。苏轼写到，海南沉香超然不群，它的外形坚毅嶙峋，富有灵气，仿佛鹤骨龙筋。既描写沉香的美德，也以此比喻君子的德行，借赞美沉香来砥砺自己的弟弟，做一位品行坚定、精神超然的君子士大夫。前有丁谓普及基础，后有苏轼发扬光大，海南沉香广泛流传。海南沉香被古人推崇，也许，除了沉香本身的香气定神安灵，让身心沉浸在舒坦和感动中之外，更深一层的喜欢，来自人们对于海南沉香漂洋过海，终会抵达的情感皈依。

2023-06-09
唐宋文人的“代言”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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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俊霖“买它！买它！！买它！！！”随着科技进步，明星、名人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带货”，成了日渐常见的商业推广方式。为美食美景代言，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许多唐宋文人留下千古流传的诗句，无形中让他们成为一方水土、各地美食的最强“代言人”。“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提到的李白，可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酒代言人”。李白在《客中行》中写道：“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生动描写了郁金香气的兰陵美酒如何甘醇醉人，盛满美酒的玉碗色泽则如同琥珀般清莹秀彻。诗中的“兰陵”，在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还有说位于今四川省境内。被李白“代言”的酒可不止一种，如“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堂上三千珠履客，瓮中百斛金陵春”……杜甫，也是美景的最佳“代言”人。杜甫曾在《望岳》中写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热情赞美了泰山高大巍峨的气势和神奇秀丽的景色。他的《登岳阳楼》，开篇就写出了洞庭湖的波澜壮阔，“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杜甫自然也为美食“代言”过。他写过一首《阌乡姜七少府设脍戏赠长歌》，写了从凿冰取鱼到洗鱼、鲙鱼、宴筵的全过程。“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剁觜春葱。”其中的“无色细下”形容刀工精湛，“碎雪”来比喻鱼肉。他还为一道始于唐代的“槐叶冷淘”（一种凉面）写过一首同名诗：“青青高槐叶，采掇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热，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槐叶冷淘，是用面和槐叶汁水调和后切成条丝状，煮熟过凉水就可食用。要是说到带货能力最强的代言人，晚唐诗人杜牧一定能够占得一席之位。有一年清明时节，杜牧与朋友在郊外春游，遇上了小雨，他们询问路边的牧童附近是否有酒家，于是就有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杏花村名满天下，杏花村汾酒也家喻户晓。杜牧曾在《过华清宫绝句》中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他的本意是见微知著，通过送荔枝讽刺唐玄宗和杨贵妃因骄奢的生活终致误国；可不曾想，脍炙人口的诗句也带火了荔枝，由此还诞生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品种名为“妃子笑”——分布在广东、广西等地区，是中早熟荔枝优质品种之一，名称就取自杜牧这首诗。这样的反向效果，恐怕是杜牧万万想不到的。众所周知，苏轼热爱美食。不同于杜牧“反向带货”让荔枝走红，苏轼直接为荔枝“代言”。被贬岭南时，苏轼便写过一首《食荔枝》（又名《惠州一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的时候，还写过一首《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难掩对荔枝的喜爱之情。苏轼擅长烹制菜肴，留下了很多饮食方面的诗，如《食猪肉》《老饕赋》《丁公默送蝤蛑》等。苏轼还写过一首《猪肉颂》的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当时的黄州猪肉价廉物美，很适合做东坡肉。这首诗的背后，是东坡肉诞生于徐州、完善于黄州的故事。如今，经典名菜东坡肉在各地开花，徐州东坡回赠肉、杭州东坡肉、黄州东坡肉……苏轼待过的地方，东坡肉就自然进入寻常百姓家。苏东坡的美名，在诗文中，在东坡肉的美味中，一直延续着。这种美食代言，穿越时空，情深义厚。

2021-11-24
金龙庙与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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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外江光裹麦苗，马驰沙路健于潮。回鞭犹见金龙庙，又报前程到板桥。”汪启淑在《兰溪棹歌》中写道。此诗涉及金龙庙、板桥，两者都在今灵洞乡境内。金龙庙在下郭村北侧的金龙山下，板桥在金龙庙东南的板桥村，两者相距约1.5公里。金龙庙供奉的是宋代“刚应侯”邢植。《金华征献略》记载，邢植是北宋金华赤松乡人，他母亲梦见金甲神入怀而生下他。邢植力大无比，庆历年间参加武科考试落选，感叹：“大丈夫生不遇时，当庙食百世，卓立而卒。”乡人立庙紫岩祀之。南宋绍兴年间，宋军在淮河地域与金军打仗，当时宋军阵地前出现一位大神，身长三丈，旗帜上有“护国邢九公”标识，宋军大获全胜，此后军中皆祭祀之。开禧年间，宋军北伐，军中疾疫大作，邢植显灵而获痊愈，敕封邢植为“忠佑侯”，庙曰“康济庙”。金华“康济庙”在智者寺之东的东紫岩南麓，也就在今罗店镇唐村东侧的紫岩殿自然村。宋代金华名臣宋刚中题邢植遗像曰：“气宇不凡，面犹心赤，没为神明，生为豪杰。护国佑民，恩封三锡，冕旒衮衣，万年血食。”兰溪金龙庙是金华“康济庙”的别庙。清《嘉庆兰溪县志》记载：“金龙庙，县东二十里，祀宋刚应侯邢公，即金华康济庙之别庙。”金龙庙南临金兰古道，而板桥是金兰古道必经之桥，两者相距不远。当时汪启淑骑马出行，经过金龙庙，所以很快就到达板桥，因而诗曰：“回鞭犹见金龙庙，又报前程到板桥。”板桥在灵洞乡板桥村边上，又叫怀清桥。板桥的始建年代已经无考，但最晚可追溯到北宋，因为文献中有南宋初期该桥被水冲坏的确切记载。如苏简的《板桥记》记载：南宋初期该桥毁坏，僧人可威立志重建，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开始募捐筹建，历时四年，在隆兴二年（1164年）建成该桥。《板桥记》原文：“兰溪县陆走郡，再舍而近，来者捐舟，去者问津，车声足音，憧憧达旦，板桥届其中途。”见证早在宋代，金兰古道就非常热闹，板桥位于这条交通要道的中心点，而且邻近婺江的烟溪码头，有陆路、水路转换便利，因而车来人往，日夜不息。作《板桥记》的苏简，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辙之孙，历任严州、处州知州等职，官至中散大夫，以龙图阁致仕。苏简的父亲苏迟曾任金华太守，政绩斐然。苏迟生前酷爱兰溪灵洞的山水之美，死后葬于栖真寺旁，后来，苏迟的儿子苏简、苏迟的孙子苏林也葬在他的边上，这就是兰溪历史上著名的“小三苏墓”的由来。在历史长河中，板桥曾多次毁坏和重建。清《光绪兰溪县志》中，还载有以下几次修建情况：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板桥被洪水冲毁，次年在兰溪知县盛王赞的主持下得以重建。之后在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板桥多次毁坏，本地士民又进行多次重修。清嘉庆四年（1799年），板桥又因年久倾圮，当时的兰溪知县张许专门到紫岩乡商议此事，紫岩乡绅士赵作梅等率先响应，捐资倡修，于次年（1800年）建成，当时的浙江巡抚阮元，为此题写了“怀清桥”三字，并勒石桥头，以昭后世，“怀清桥”碑至今尚存。（张晓敏）

2020-06-17
苏东坡的诗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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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陈岩如果去旅行，你愿意选择与哪位古代诗人同行呢？余光中先生曾说：“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跟李白在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了，恐怕太严肃；而苏东坡就很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这位“有趣”的伟大诗人，他的标签可不少——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甚至还有“美食家”的头衔。作为政治家，苏东坡的仕途宛若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仕途的不顺，注定了他的一生颠沛流离，坎坷波折。但是，在数次的人生低谷中，他用“诗意人生”去对抗苦难，在困顿中寻找生活的趣味，在失意中体悟生命的意义，这份豁达洒脱的人生境界，便是“东坡精神”。1036年，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山，家境殷实，家庭学习的氛围也非常好。爷爷苏序喜好读书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在家庭成员的耳濡目染下，苏东坡从小便博览群书，能文擅书，才华尽显。“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如果说苏轼是千里马，那么他的伯乐便是欧阳修。1057年，苏洵带着两位才华横溢的儿子——苏轼、苏辙上京赶考，主考官便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到苏轼的文章便被其独到的见解、洒脱的文风所折服，本想将其点为状元，但却“阴差阳错”地将他列为了第二名。1070年，正值王安石变法，“新旧党争”激烈，苏东坡也被卷入其中。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激怒了新党一派，遭到变法一派的“弹劾”，为了避开王安石等人的锋芒，苏东坡请求外放。34岁时，苏东坡便开始辗转各地做地方官：他在杭州兴修水利、在密州捉蝗虫、在湖州抵御洪水……苏东坡在地方做官的十年间，革新除弊，深得民心，政绩斐然。“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苏轼每到一处做官，也会将所见所闻、所行所感借诗词抒发出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他身在密州一饮而醉、孤独思亲的惆怅；“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是终身爱君的感叹；“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是咨嗟后的一种洒脱；“毕竟西湖四月中，淡妆浓抹总相宜”是身为父母官对一方水土的热爱。“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乌台诗案”后，苏东坡被贬谪到了黄州。黄州是苏东坡一生的分水岭，在这里他完成了自我人生的涅槃。初到黄州，无居无食。苏东坡面对如此艰难的境地，感到痛苦，甚至是绝望。但短暂的心灰意冷后，他收拾好心情，坦然面对现实，决心迎接新的生活。在友人帮助下，苏东坡暂时拥有了一块位于城东的荒地，他为其命名“东坡”，而且还自嘲地给自己取了个别号——“东坡居士”，难怪林语堂先生言：“苏东坡最可爱之时，莫过于自食其力谋生活的时候了。”自此“苏东坡”便成了世人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被贬萧索荒凉的黄州之初，东坡先生虽有“有恨无人省，寂寞沙洲冷”的孤独悲凉之感，但更多的时候，他更似一位乐观旷达的智者过着“倚仗听江声”“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随缘自适的生活；在困顿的生活中，他知足且乐呵——“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也永葆着一颗“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乐观向上的年轻之心。苏东坡与朋友相约，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劳作之余，他漫步在黄州城外的赤壁矶旁，远望吟诵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浩然逸怀的千古名句；在遇雨得疾后，他发出“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脱无畏之声。穿林打叶之声，他不去理会，且吟啸徐行；竹杖芒鞋行走山间，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阳光总在风雨后”，想必是此刻的苏东坡悟出的人生道理。没错，人生就是一个风雨交加的过程。这场春风更加坚定了苏东坡须从逆境中寻找出路，在黑暗中寻找生活的光亮的思考。这种落魄时的超脱淡然，便是他“重生”的精神支柱。

2019-06-18
嫦娥应悔偷灵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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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杂记】“中秋”，恰逢三秋之半，天凉气爽，是个人间的好节日。无形的秋，示以有形的月亮、月饼。此时月圆、饼圆、心圆、人团圆，一秋盈盈在握，真是个团圆节。周代已有祭月活动，北宋太宗年间正式定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宁波相传南宋时有一宰相，从临安赶回明州，马受伤而迟回一日，演成八月十六过中秋节。唐高宗李渊手里拿着吐蕃商人进献的月饼，指着天上的月亮高兴地对大臣们说：“应将圆饼邀蟾蜍。”皇上真是客气，可是月宫里的神吃得到月饼吗？原来尧的时候，天帝帝俊和妻子羲和生了十个儿子，这就是十轮太阳，晒得大地荒芜、禾苗枯焦。帝俊命后羿带着妻子嫦娥，手持弓箭，下凡去吓吓他们。后羿却射下了九轮太阳，尧急忙从后羿的箭袋里抽掉了一支箭，才剩下了一轮太阳。帝俊把后羿和嫦娥贬在人间。后来后羿向昆仑山上的西王母求得了不死药，够两个人长生不老的，交给嫦娥保管。嫦娥偷吃了两份不死药，飞了起来，飞到了月宫里，仍旧从人升格为神。谁知月宫里出奇的冷清，除了一只白兔、一只蟾蜍、一株桂树，什么也没有。后来才来了个“学仙有过”的吴刚，每时每刻砍桂树，没功夫搭理她。这时嫦娥悔之已晚。追求得不到的，得到后却是令人失望的，谁知常有此类悲剧喔。月宫里的神仙吃不到月饼倒也罢了，这千万年孤单如何受得？团圆的节日，对于没法团圆的人们来说，更是一种反衬。嫦娥甚至还比不上一年一度七夕会的牛女，想来她是极不喜欢中秋节的。诗人们可就热闹了。咏月诗词歌赋连篇累牍，汉枚乘有《月赋》，梁朝沈约有《咏月诗》、庾信有《舟中望月诗》。唐李峤、王建、刘禹锡、张祜；宋晏殊、苏轼、苏辙、范成大、朱淑真；清吴伟业、曹寅都有中秋咏月诗词。晏殊说：“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朱淑真说：“风传漏报天将晓，惆怅婵娟又一年。”最著名的还是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都点穿了嫦娥一个“悔”字，看似满怀同情。不过，这些诗人暗地里不过是借嫦娥的桂花酒来浇自己的块垒罢。朱淑真是慨叹此生嫁了个村夫俗子，虽相聚而如别离；作此诗之时她未必不以嫦娥自许。李商隐“偷”的恐怕是另一种“灵药”：仕途之道。功名不到手，虚把一生光阴蹉跎，只有对夜空皓月长叹了。苏轼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豪迈慷慨，却讲的是自家兄弟事，不关嫦娥。或许还有以长寿补坎坷之意，有些无奈。“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倒是比嫦娥想得明白。“正当人间团圆日，可怜天上孤栖时”，我杜撰此联之后，还是将月饼咬一口，凡俗日子从从容容过。的确，太平、团圆就在唇舌之间，何必舍近而求远呢？

2014-09-13
东坡盘陀坐像眉山人心中的文化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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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小伙子和东坡盘陀坐像的合影。赵树桐先生。东坡盘陀坐像见证眉山人的生活。东坡盘陀坐像。雕塑镌刻东坡魂东坡盘陀坐像坐落在三苏祠披风榭前，四方形的一亩草坪北面建的三分莲池中央，他的内衬用水泥红砖砌成，表面用方解石混合水泥附着、勾勒、打磨成形，通体为铁锈红。苏东坡戴着那顶自己设计的子瞻帽，穿着那件宋时流行的长布衣，秀着大胡子。盘左腿，半伸右腿，左手撑地，右手半握，且腕倚膝，坐北朝南，仿佛是坐在当年黄州城东山坡或是儋州海边的那块大石头上，他简直就是一尊中国版的《思想者》。东坡盘陀坐像从建成以来，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一致好评，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样休闲舒适的坐姿符合苏东坡的洒脱、随遇而安、豁达的性格，显得有亲和力，与苏东坡的诗文给人的感觉也是一致的。在是笑非笑的神情之中更变现了苏东坡可爱的一面。”眉山市雕塑协会会长、青年雕塑家李长青介绍，从东坡盘陀坐像的坐姿、衣纹、手势等可看出雕塑设计者应该是借鉴了佛学历史上的维摩居士的画像来进行雕刻的。其中雕塑中较为夸张的设计是苏东坡粗壮的右手，这从侧面体现了苏东坡作为大文豪的一面。“雕像整体线条简洁明快，其中胡须设计并非络腮胡子，而是八字胡疏而短，仅在下巴处有一缕长须，显得更加的亲切。帽子采用的是苏东坡自己的设计的子瞻帽。雕塑表现的是苏东坡坐于石地之上，仿佛在沐浴天地的清风，天上的明月，给人一种恬静、内敛的感觉。”眉山文化名人王晋川则认为，东坡盘陀坐像是按照苏东坡的盘陀坐像碑来进行设计雕刻，对苏东坡的造型是参考了历史上有关对苏东坡的记载。同时为了展现苏东坡的文豪气质，按照与苏东坡同时代的李功迎的画像来构思完成。而关于盘陀像参照的盘陀像碑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宋代时，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少游、张耒、晁补之）等人都在京任职，平时聚会，而苏东坡不在（任杭州太守），就将一个东坡像在聚时挂起来，表示在座。后来黄庭坚写一个赞词：“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盘陀坐像背后的故事东坡盘陀坐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那么它又是怎样建成的呢？“1982年4月，苏东坡盘陀坐像由四川省文管会赵树桐等人设计、制作和施工，直至时年7月底完成。”被誉为“修志王”的王志修回忆起苏东坡盘陀坐像仍对它赞叹不已，他介绍，东坡盘陀坐像源于北宋李伯时画的“东坡盘陀画像”，画像碑刻上有苏辙词：“乐哉子瞻，居水中坻。野衣黄冠，非世所羁。横策欲言，问者为谁？我欲衣裳，溯游从之，有叩即鸣，亦发我私。人曰吾兄，我曰我师。”而该雕像横卧于水中巨石之上，体型线条曲折，面部神情自若，这寄寓苏东坡一生栉风沐雨，是中流砥柱。关于盘陀坐像如此惟妙惟肖的原因，还要有一个有趣的传说。传说，当时赵树桐为了使雕像更加生动，更加完美，专门在眉山的周围地区找寻与苏东坡长相相似的老人来做模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寻觅过后，赵树桐终于找到了这样一位梁岐峰的老人，这位老人当年已经75岁，身高175厘米，老人的面部轮廓清晰，古铜肤色，削瘦脸形，颌腮白胡须半尺长，眼睛炯炯有神。骨骼强健，肌肉分明，手大有力。当赵树桐一看见梁岐峰的老人时，就觉得他与想象中的苏东坡形象如此接近，便挽留了梁岐峰老人，一连两天都在三苏祠大殿的屋檐下当苏东坡模特。在为雕塑定稿之前，梁岐峰老人在披风榭前面做了许多种姿势和表情来供赵树桐选择。最后经过多方的考虑，选择了显得悠闲、有亲和力的坐像。之后在雕塑过程中，技艺精湛的赵树桐一边在雕塑台用红泥巴往人头支架上塑，一边与梁老先生谈笑风生。就这样，在梁老先生的帮助下，最终赵树桐雕刻出了如此栩栩如生的盘陀坐像。这个传说为东坡盘陀坐像增加了神秘的色彩，也让人们对东坡盘陀坐像更加好奇，它究竟是怎样建成的，背后究竟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趣事，且看本栏目下期分解，一同去探究有关东坡盘陀坐像建成的故事。

2017-11-05
中国画不只是“老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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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俊珺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国画是属于老年人的艺术，年轻人似乎很难画出精品。事实上，在中国绘画的历史上，不少传世之作都出自青年才俊。怎样看懂中国画？知名美术史论家、上海美术学院徐建融教授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举办的讲座中梳理了中国画的历史脉络，并厘清了不少人的欣赏误区。奇正相生的中国画一说起中国画，许多人就会自然地将其等同于文人写意画，马上就会联想到八大山人、董其昌、吴昌硕等明清大画家，联想到毛笔在宣纸上信手挥洒的场景。事实上，源远流长的中国画主要有两大传统：唐宋画家画与明清文人画，明清文人画只是中国画的传统之一。如果再细分，还有许多丰富的分支。中国传统文化中素有奇与正的概念。《孙子兵法》里说：奇正相生，不可胜穷。而中国绘画中也有正文化与奇文化之分。正文化的思想来源是儒家文化。孔子追求思无邪、天下为公。其价值观就是为社会服务。孟子提倡博学于文，不论从事什么行业，都要遵守它的基本规范。在中国绘画史上，唐宋画家画体现的就是这种正文化的价值观。他们认为画画是为社会服务的，作品要具有社会教化意义。唐宋画家莫不向先贤学习，人物画学习吴道子，山水画学习李成。明代中期之后，社会的主流文化逐渐改变，自晚明开始，一些文人提倡，活着就是为了自己。与儒家文化提倡遵守规范不同的是，明代思想家李贽提倡独立思考、反对教条。明清文人画所体现的就是这种奇文化的价值观。画贵自娱，无法而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宋画被认为只有工艺价值，缺乏艺术价值。进入21世纪之后，不少人才意识到，唐宋画才是中国画的正宗。还有一个阶段，明清文人画被认为是乱涂乱画，这种看法也是片面的。徐建融教授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是在奇正相生中互补推进的。不能用奇否定正，也不能用正否定奇，不能用唐宋画家画否定明清文人画，也不能用明清文人画否定唐宋画家画。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对今天的艺术创作者来说，如果能把这两种传统结合起来，在创作的时候各取所需、融会贯通，就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画。”宋代精英不都是闲人以吴道子、李成、郭熙为代表的唐宋画家认为，画画主要是名教乐事，不只是自我娱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寓教于乐，为社会服务。人物、山水、花鸟画莫不如此。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那些描绘孝子、忠臣的人物画，是为了让观众向画中的圣贤学习。宋代的花鸟画普遍给人欣欣向荣的繁荣之感，让人看后获得积极向上的力量。中国山水画史上有三张里程碑式的作品都诞生于宋代，它们是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以及李唐的《万壑松风图》。“今天有许多人认为，宋代的文化非常高雅，因为文人士大夫整日都在游山玩水、饮酒雅集。事实上，这样的文人在当时只是少数。唐宋士大夫继承了儒家正文化的传统，具有社会担当的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与学习上，很少有时间去游山玩水，只能把山水画挂在家中，卧游赏山水。”徐建融说。比如欧阳修为官时非常忙碌，春天百花盛开他却无暇赏花，在上班的路上看到有人在卖花，只能抓住机会欣赏卖花担上的花。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担任副相期间很勤勉，被贬到地方做官后，本以为可以悠闲度日，于是在家中修了一座小园子，种了一片竹林。没想到他担任税务官后，依然忙碌，根本没有时间去逛花园，为此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东轩记》。“欧阳修、苏辙那个时代的精英都喜欢山水画。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是做人的原则，原则就像山，山是历劫不摧、安忍不动的。智者乐水，做人要灵活变通，就像水那般昼夜不息，随物赋形。做人既要守住原则，又要懂得变通，这样的精神在山水画中都表现出来了。”徐建融解释道。自娱也是一种美与唐宋画不同的是，明清文人画主要不是为社会服务，而是为了陶冶自己的性情。董其昌就说过：以画为乐。画画是个人的事情，与社会无关。明清文人为何要通过绘画以自娱？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排遣寂寥。董其昌的不少画作上都有题跋，记录了他作画时的心境。比如，一个人坐在家里，天下着小雨，无事可做，画张画。他笔下的山水让人感觉很悠闲，没有火气。还有一批明清文人画画则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愤懑。比如仕途失意、一生坎坷的大画家徐渭曾写道：“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而八大山人笔下的鸟与鱼也总是以白眼看待世界。对于绘画的意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历史深处有相通之处。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绘画有两大功能，一是服务于社会的崇高目的，另一种是服务于个人的闲适心情。在徐建融看来，不论是为了崇高的目的，还是为了抒发个人的闲适心情，这两类绘画都是需要的，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主次之别。“崇高目的是主要的，郭熙、王希孟等画家留下的不少杰作都提升了社会的精神，给人以振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下的艺术家更应该强调社会担当。当然，在艺术中抒发个人的心情也是需要的。”“芭蕾舞”与“广场舞”不少明清画家都是从50岁左右才开始真正进入绘画的世界，董其昌、徐渭、王时敏等多是如此，可谓愈老愈妙。因此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中国画似乎就是老年人的艺术，年轻人如果没有历练，是画不出精品的。唐宋时期，有一大批画家恰恰是年少成名。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是公认的国宝级画作，王希孟画这幅画的时候只有18岁左右，在宋徽宗的指导下，画中的大好河山给人以一种鼓舞与积极向上的力量。《写生珍禽图》的作者黄筌17岁就担任画院待诏，后来成为西蜀画院的院长。欣赏一幅中国画，最重要的是欣赏形象、笔墨与意境。形象和笔墨离不开扎实的基础。唐宋画的绘画原则首先是“应物象形”“存形莫善于画”，但是只有形象还不行，还要以形写神，画出精神，才算好画。有人认为，与明清文人画相比，唐宋画未免多了一些匠气，因为他们画得与真实中的事物太像了，而艺术应当与真实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与真实拉开距离，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不像现实。文艺复兴三杰之一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是世界公认的艺术瑰宝。真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像画中那样美丽的女性。如果说真实的美是10分，那画家画到15分，也是拉开了与真实的距离。就像郭熙、王希孟等人所画的山水，真实生活中的大好河山几乎都没有他们画中那样美，苏轼看到他们的山水名作后不禁感叹：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徐建融说。宋代花鸟名作《碧桃图》是徐建融年少时非常喜爱的一幅画。在他的记忆中，这幅画曾出现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后来到浙江美院求学时，他终于在西湖边看到了画中的景象。“《碧桃图》是我对中国画最初的认识，它虽然是写实的，但是用当今的摄影技术来拍也拍不出画中的美。它的笔墨、线条、色彩都高于真实。”同样是山水画，明清绘画代表人物董其昌与宋代的郭熙就完全不同。董其昌的画寥寥数笔，笔墨非常精妙。他强调笔墨，而并非形象。而郭熙笔下的山水不仅形象精妙、笔墨也精妙。可以说，唐宋画家的笔墨与形象都高于生活，而明清文人画主要是笔墨高于生活，形象则不如生活。董其昌就曾说：“以径之奇怪论，则画不如山水；以笔墨之精妙论，则山水绝不如画。”徐建融打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唐宋画家画比作芭蕾舞，需要从小就打下坚实的基础，讲究真功夫。那明清文人画就好比广场舞、摇滚乐，随性自娱。唐宋画家画强调的是画之本法，而明清文人画则更强调画外功夫。芭蕾舞很美，广场舞的动作也很漂亮，两者各有各的美。

陈俊珺

2020-08-28
宋仁宗曾为苏轼、苏辙推迟“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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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肩负着为国选材的任务，历史上可曾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实际上，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的推移，原因也很多，从天气（日蚀）到天灾（虫旱灾），从战乱到国丧，甚至是为了两名学子……公元1061年农历八月，北宋都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盛暑蒸腾下的街市不像《清明上河图》中那样熙攘，供应清凉茶汤的坊店中却流传着比天气还令人躁动的新闻：听说，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由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试，原本应于八月中旬开考，却忽然宣布推迟！坊间传闻，此乃圣上听信权臣之言的徇私举动，为一二人而延期考试。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桩“大宋推迟高考”案，除了最高决策者宋仁宗之外，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名的北宋文臣：韩琦、欧阳修以及苏轼、苏辙兄弟。其中，韩琦是当朝宰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修是他们的举荐官。这一年，苏轼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无法按期应考。史料没有记载小苏病倒的原因，或许与溽热天气下的传染病有关，或许是川娃子在京城水土不服，总之，在已经通过前面几轮考试的情况下，于此功亏一篑，实在令人惋惜。这时，一向爱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向宋仁宗进言，请求推迟考试。韩琦是这样说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欲展限以俟。”细品韩大人这番话，就说二苏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响大家的期待。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理，神奇的是，仁宗陛下居然就答应了。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众望”，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彼时，52岁的宋仁宗已在龙椅上坐了近四十个年头，作为宋代执政时间最长的天子，他治下的国家可称“民富”，但不够“兵强”，在西北边陲迅速崛起的西夏始终让皇帝头疼。幸好，有范仲淹和韩琦两位名臣轮流坐镇边庭，从“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语出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的歌谣中，即可知这两位国之长城的价值。既是长城，说话就有分量。范大人已于十年前谢世，国有疑难总要仰赖韩大人。因此，宋仁宗乐于笑纳韩琦请求延考的建言，既给老臣面子，也给新人机会，更坐实了自己宽柔仁善的人设，可谓三全其美之事。多年之后，已成一代宗师的苏轼在与自己的学生聊天时，提起这桩往事，依然口称韩琦之贤：在苏辙养病期间，韩琦还多次派人上门探望，直到确认小苏身体无恙，能够集中精力应考发挥之后，才和皇帝商量重开考场。但苏轼并不认为这是韩大人对他们兄弟徇私关照，因为自此之后，宋朝例行的制科考试统一推迟到了九月，避开了易生疾病的暑天，使得考生们能够在凉爽时节健康应试。可见朝廷做出一项制度性决策有多方面的考虑，苏辙的一场病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枚拼图而已。不过，苏轼说韩琦于他兄弟二人并无私情，这可未必准确。早在四年前，兄弟俩随父入京之时，年仅19岁的苏辙就曾作《上枢密韩太尉书》一文，表达对韩琦的敬仰之意。韩琦本人也是少年得志的才子，20岁即以榜眼之位开启仕途，在朝中一向敢言。胆识兼备的小苏仿佛让韩琦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而苏氏兄弟在作品中提出的文学主张，也与当时北宋文坛的诗文革新运动不谋而合。在这次制科考试前，韩琦就曾和门客表示：“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这话传出去，果然有不少考生忌惮与苏家兄弟同榜竞考，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韩琦一句话，替大小苏吓跑了不少竞争对手，又一句话，替他们争取到了延迟考试的恩荣，可谓兄弟俩的贵人了。但国家的考试制度，真能凭几句话就改变吗？其实，北宋的科举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种。常科三年一考，有解试、省试、殿试三级，通过即为进士及第。制科又称御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规格考试，应试者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考期则根据国家的人才缺口而定，有时一年，有时“权停”，相对于常科，制科有一定自由性，参考人数也远比常科要少。这次为苏辙延期的考试正是制科，影响范围较小，因此情理能容。二苏此前已在常科中登第，也获得了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但吏部派发的官职让兄弟俩不太满意，因此又报名参加制科，希望在御试中获得佳绩。那么，在这次颇为曲折的制科考试中，二苏的成绩究竟如何呢？按照考规，兄弟俩先各自写了五十篇治国理政的策论，和同场考生一道经过六位考官的层层核选，才在御政殿前觐见天子，接受“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的策问。面对来之不易的机会，兄弟二人的表现却迥然不同。苏轼的发挥非常稳定，解题有方，答题到位，被评为最高等级——三等（按：由于一二等是虚列，因此三等实际相当于最高等），自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位列三等的只有苏轼和前辈吴育两人。试毕，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时在官场与文坛都盛名如炽。而苏辙就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了，他一点儿都没有感念皇帝为他延考的恩典，在对策中直指仁宗为政无纲，早年的庆历新政半途而废，近年的均税恤民之举都是花架子，“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最要命的是，苏辙还抨击了宋仁宗的私生活，说他“宫中贵妃已至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并一连列举了历史上六位耽于酒色的致乱之君，要求皇帝引以为戒。23岁的小苏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据他后来说，这些论据实则“闻之道路”，也就是坊间流言，但他就敢在这么重要的考试中对当朝天子做出毫不客气的指控。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评审官中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苏辙是以赤子之心言时弊，言辞虽夸张但忧国之心可嘉；一派则认为他答非所问，且听信谣言，援引历代昏君来比喻今上，实在有累盛德。幸好，宋仁宗不愧为仁厚开明之主，一句“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为苏辙的成绩一锤定音。最终，苏辙位列四等，虽不及乃兄破天荒的三等荣耀，但也于名于实都收获颇丰，在秘书省入了职。考试结束后，宋仁宗不无欢喜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果然，三十年后，苏辙官至尚书右丞（按宋制，该职务有宰相权力），成为宋哲宗的宰相。苏轼的仕途不如弟弟顺利，却在文坛取得了更大成就，化身为中国文化史上的无冕之王。而这一切，与宋仁宗嘉祐六年那届被推迟的制科密不可分。不知是兄弟俩的名气改变了这场考试，还是这场考试改变了兄弟俩的一生。

2020-07-09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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