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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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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鸿我是去眉山朝圣的。在我的心目中，苏东坡就是一代文圣，我钦佩他的才学儒雅，更钦佩他的高尚人格。唐诗宋词六百载，星河浩瀚，群星璀璨。我以为，苏东坡便是那颗最亮的星，光芒四射，辉映整个星系。试想两万首宋词如果少了东坡，将是怎样的一种缺憾？眉山在北宋是被称为眉州的。这座位于成都平原西南的城市，因了三苏的光芒而被世人敬仰，文化郁勃蕃昌，诗书千载。去眉山自然要去三苏祠。在那里，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匍匐在苏东坡的脚下。正是雨后时光，眉山的阳光温暖和煦，竹影摇曳，暗香浮动。想那九百多年前的初夏，也是这样的光景，少年苏轼带着弟弟苏辙在这里嬉戏玩乐，连鳌山下、栖云寺里，指月吟诗，指水谈画，激扬文字，各抒胸臆。那是一段浪漫的时光。眉山因三苏而闻名，特别是一代文豪苏东坡，成为眉山的骄傲。然而谈起他，我却总是与杭州、黄州、惠州、密州及儋州等地衔接起来。徜徉在西子苏堤，想到的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座城，因为一位文人而流光溢彩，声名鹊起。杭州之后，他又先后被贬密州、湖州、黄州。我以为密州在历史上的声名完全因为东坡的三首词，其一是悼念亡妻的，情之真切，意之凄凉，令多少人为之潸然泪下！这首词因此很早就烂熟于心，常常在心里默诵。同样是失意之时，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则被公认为苏的第一首豪放词。对这首词的喜爱之情不亚于“大江东去”及“十年生死两茫茫”，记得上初中时我便将它及其他苏词抄写在笔记本上，一一背过。苏东坡在密州的另一首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落笔潇洒，舒卷自如，思想深刻而境界高逸，充满哲理，是苏词的典范之作，乃千古绝唱，代表着宋词的高度。词的前面有一段话：“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自求外放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谁知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这年中秋夜，东坡举杯望月，想起与胞弟苏辙分别已七年未聚，此刻面对明月心潮起伏，词人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后来因为他写了“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诗句，震动朝野，传到死党章恬的耳里，章认为他的贬谪生活太闲适了，谗言苏东坡作诗讽刺朝政，请求皇帝将他再贬到海南儋县。被贬海南之时，已逾花甲之年的苏东坡把那里当成了自己的葬身之所。离别之际，他决定不让家人陪同，最终只有小儿子苏过陪伴他到海南。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苏东坡说：“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林语堂先生《苏东坡传》记载：“到梧州时，苏东坡通过当地百姓的口头描述，闻知被贬雷州半岛的弟弟苏辙经过这里，便写了‘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的诗句派人追上。兄弟俩在藤州见面后，相伴同行到雷州半岛。”苏东坡怀着“眩怀丧魄”的心情登上了海南岛，面对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蓝天白云碧海，没有半点喜悦之情。海南温暖的阳光拥抱了苏东坡，接纳了中原文明最耀眼的光芒。“东坡不幸海南幸”。儋州三年，苏轼给这片“蛮荒之地”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他建立书院免费讲学，在海南岛传播先进文明，一腔热情投入到教化海南的先民中去，使得海南开始真正融入中原文化。东坡相信“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他在海南三年，让当地居民有了“东坡井”，饮上了清甜干净的井水；他在海南推广教育，奉劝黎族同胞改掉了不麦不稷的陋习，发动当地民众种植黑豆，制作辛凉解毒的淡豆豉，改善医疗条件。儋州三年，苏东坡给海南人民留下了巨大的文化财富与精神遗产。公元1100年5月初，苏轼从贬谪之地海南归来，路过镇江金山寺时，在画家李公麟为他画的一幅画前默默地站了很久，然后题下一首诗。诗的后两句是这样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以说，苏东坡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放逐中度过的。他生于1036年，从1071年开始流放至1100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即使在交通信息十分发达的现代，也没有哪一位干部这样被频繁调动工作。唐代诗人李白足迹遍及祖国各地，但李白是自己兴趣所至，优哉游哉，乐此不疲。苏东坡属于体制内干部，他的迁徙完全是被逼无奈，蹉跎仕路颠簸流离，彷徨失意，蚌病成珠，一代文坛巨擘最终在落魄中怅然谢幕。三苏祠前，我莫名凄然。(E)③

2020-04-29
张志烈：出蜀入蜀共吟一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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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蓝文嘉宾张志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导，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终身教授。兼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四川杜甫研究学会会长、《杜甫研究学刊》主编。1937年生于四川温江，1963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66年四川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初唐四杰年谱》《中国古代散文辞典》《苏轼全集校注》等十余部，在初唐四杰、杜甫、苏轼等重要作家研究领域取得较多突破性成果。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和中华文明的标志性象征。孕育发展于长江上游的天府文化则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天府文化涵养了人文成都，而成都经过千年历史沉淀，逐渐成为这一区域的文化高地。入蜀离蜀，历代骚人墨客笔下关于长江及其支流的诗篇灿若星辰——李白可谓开启“诗说长江”的第一人，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彪炳千古，杨慎的《临江仙》成为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歌”的高音部，而饱经忧患的杜甫，从黄河文化跨越到长江文化，在蜀地安居的岁月里，以其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书写千古绝唱，精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长江流域的国事、家事、地望、风俗、人情、名物，其超强的审美感悟为天府文化增添了闪亮风景，其蕴藏的民胞物与精神同时铺就了长江文化的主流底色。今天，被学界称为“长于史事、精于故实”的张志烈教授带领我们从杜甫的诗歌开始，一起来感知黄金水道川流不息、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长江精神。对话五载客蜀郡咏不尽的“山川异”与“新人民”记者（以下简称记）：无数文人吟咏过长江，你深入研究了杜甫，杜甫一生经历从黄河到长江，再到重山叠翠的湖湘，入蜀出蜀，在长江上完成了孤悬天际的伟大诗篇。张志烈（以下简称张）：汉魏六朝以后，文献中才开始出现“长江”一词，《魏志》载，魏文帝南征临江见波涛汹涌叹曰：“长江天堑，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唐宋后，“长江”一词多见于诗文中，到杨慎的《二十一史弹词·临江仙》借助《三国演义》而峭拔，成了历史长河中“长江之歌”的高音部。其间，杜甫由黄河而至长江，其影响力最终伴随滚滚长江东去，通达世界。记：杜甫因为跨越了黄河、长江两大文化带，饱经忧患，杜诗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天际线”。张：是的。首先，杜甫具有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高尚道德情操。第二，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第三，对万事万物怀有仁爱之心，由此成为长江文化的主流底色。杜甫最后10年在长江、湘江度过，是“水上漂”的10年。寓居成都草堂是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于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岁末来到成都，到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离去，除有一年多避乱梓州和阆州外，实际上在成都住了近4年。这是他除长安之外住得最久的地方，正如他自己所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这里说的五载，是前后合计的约数。在这段相对平静的生活里，杜甫经历了草堂幽居、偶尔出游、梓阆流寓、重返成都、入幕任职、辞归草堂、买舟东下等曲折过程，蜀地赠与了杜甫难得的安宁，他的回报也是惊人的，在草堂时期他创作诗歌271首（含他间或出游蜀州、新津、青城、绵州和重返成都途中所作的诗23首），占据他流传至今的1400多首诗歌的百分之二十。记：杜甫就像一个“战地记者”，全面、准确、精细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国事家事、地望、风俗、语言、人物、名物，透过杜诗，可以看出很多长江地域文化的端倪……张：杜甫一直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伟大抱负，拥有“穷年忧黎元，叹息场内热”的家国情怀，以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造福苍生精神，这种对整个社会与人类的关怀，以及他犹如记者的敏感和良知，对当今研究和弘扬长江文化，促进文化继承与文化自信都有着深刻的启迪和现实意义。除了对成都的石犀、石笋、武担山石镜、万里桥、古琴台、桤木、笼竹等有记载，杜甫还有很多诗记录了当时蜀地的景观，比如759年12月写的《成都府》一诗，就是成都留给诗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最突出的强烈感受。“山川异”，深言此处与之前所历皆不同；“天一方”言对远西蜀土的惊喜之情；“新人民”言风土人情与中原不同；“大江”是说岷江，锦江是其支流，这是成都亮丽的眼睛；“名都会”，是杜甫给成都的城市定位。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家国情怀凌跨百代记：苏东坡一直很推崇杜甫。张：苏东坡自记过一段有趣的对话：“昨日见毕仲游，问‘杜甫似何人？’仲游曰：‘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气言会也。”杜甫“似司马迁”，这就是杜甫之“骨”，也就是“精微”所在。苏东坡称颂杜甫“屠龙手”“格力天纵”“凌跨百代”，甚至说是古今诗人之首，恰所谓“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长安已成战乱之地，西蜀成都却在诗人笔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曾城填华屋，冬季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太平景象给刚脱离战乱的杜甫带来新的期望，激发他诗歌的创作热情，《宾至》《田舍》等都是他在草堂所创作诗歌中的创新作品。再如《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诗中“恰恰啼”等就是采用了典型的蜀地方言。明人王嗣奭点评“兴之所到，率然而成，故云漫兴，亦竹枝、乐府之变体也。”杜甫也说：“万里巴渝歌，三年实饱闻。”（《暮春题瀼西草屋新赁五首》）“竹枝歌未好，画舸莫迟回”（《奉寄李十五秘书文嶷二首》）。可见杜甫寓蜀期间的诗歌，体裁广纳地方歌调，用词贴近生活，对长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地缘文化有汲取也有创新。记：除了这些较为轻松的诗歌，杜甫在成都还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种极具现实主义精神的厚重篇章。张：是的，这首诗真实描绘了他在草堂生活的一个片段，从一己之苦，推己及人，最后把自己的困苦丢在一边，想到万间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博大的胸襟和崇高理想，映射出积极的现实主义光辉，千百年来一直照亮着后人的心灵。这些波澜壮阔的诗篇，是长江文化在千年万年涵育过程中得以不断升华和丰富的重要养料。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峻峰激流开气象记：陆游在《入蜀记》八月二十四写道：“早抵巫山县，在峡中亦壮县也。市井胜归，峡二郡。隔江南陵山极高大，有路如线，盘曲至绝顶，盖施州正路。黄鲁直诗云：‘一百八盘携手上，至今归梦绕羊肠’，即谓此也。”明末四川丹棱才子彭遵泗《蜀故》指出：“杜少陵、刘梦得自夔州后，顿异前作。世皆言文人流落不偶，乃刻意著述，而不知巫峡峻峰激流之势，有以助之也。山谷自戎徙黔，身行夔路，故词章翰墨日益超妙……”张：我们在杜甫的夔州岁月里，可以看到阔达的山川令他的诗作境界更为豪迈，他也更为关注民生。夔州是三峡里的历史名城，山川既雄壮又险峻，杜甫爱用惊险的意象描画它们。他一再歌咏的是白帝城，感到这座城是“一上一回新”（《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另外，如《最能行》写夔州男子多出门经商，“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艓子（轻舟），小儿学问止《论语》，大儿结束随商旅”，贫富都习于行舟，幼学止于发蒙的《论语》，长大整装随商旅而远出，不重文化，只重营利，为此诗人觉得非常可惜。听到有人说那里的女人丑，找不到丈夫。杜甫反问：“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此有昭君村？”（《负薪行》）可见他的审美观，是深谙生活疾苦的。765年正月，杜甫离开成都，离蜀东下，在途中写下《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暮年漂泊，别是一番情境，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到杜诗阔大的气象，但豪迈的背后是难言的孤独。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长江风物尽入诗记：杜甫《戏作俳谐遣闷》诗之一：“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黄鱼”历来有争论。张：“鸬鹚说”“黑猪说”存在很多疑点。而鸬鹚不大可能抓黄鱼。我以为，洞庭古老风俗传入蜀地，以其身黑，故称乌，以其已死，故称鬼，合称“乌鬼”。“乌鬼”是祭祀使用的神像。而“黄鱼”应该是娃娃鱼。记：杜甫到达戎州（叙府）有《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一诗，提到了“重碧”酒，成为五粮液的先声。张：杜甫的诗，并不是每一首都是上升到人生、历史而写，很多也是淳朴清新可喜的。765年6月，杜甫从乐山乘船顺岷江到达宜宾，当地最高长官杨使君在东楼设宴，用当时最好的名酒“重碧春”酒款待杜甫。老友相见，格外亲热，引得诗人诗兴大发：“……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碧”指青绿色，这是度数高于自然发酵的蒸馏酒存放一定时间后所具备的典型酒色。“重”字是指酿造工艺上重复酿造的方法，古称“重酿”。记：在对长江流域一带风物文化的描述中，《秋兴八首》可谓是空谷来音。张：“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杜甫用这种态度写出来的代表作品最明显的是《秋兴八首》，这组诗融铸了夔州萧条的秋色以及清凄的秋声，诗人暮年的病况以及心忧天下的深情，悲壮苍凉，意境深闳，八首蝉联结构严密，体现了诗人晚年的思想高度和炉火纯青的艺境。手记2020年12月19日锦江石牛堰记得2017年盛夏，何开四、张志烈和我同赴三苏祠，在西厢房的一棵挂满荔枝的丹荔树下，说乡愁、诵乡愁、画乡愁、书乡愁，与苏东坡来了一场跨越千年的乡愁对话。那是一个桑拿天，张教授侃侃而谈。主持人几次欲打断他，老先生不为所动，继续讲述，深情演绎了苏东坡万里投荒的思乡情怀，尤其是苏轼与荔枝的不解情缘。他说，熙宁元年（1068年），33岁的苏东坡在居父丧期间，曾与三老（王庆源、杨君速、蔡子华）游。苏轼将离眉山时，亲手在家中手栽荔枝树，并与三老约定，树长成即归眉山。但世事难料，苏东坡这一去，便再也没有回到眉山……苏东坡栽种的那棵荔枝树，在守候了900年之后终于根枯枝干，但枯死的荔枝树树根得以被保存下来，成为三苏祠镇馆之宝。对于张教授我并不陌生。我有一套15卷的《苏轼全传》，扉页上即有张志烈的题词。鼠年冬月的上午，暖阳初照，蜡梅欲开，我来到望江楼石牛堰的右岸，与张教授约定在此品茶。他提着一个大包包缓步登楼，喘着气说：“这里面全是为访谈而准备的资料……”“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一谈到长江，张志烈眼睛放光：历代蜀地骚人墨客笔下的长江诗文可谓灿若星辰，比如李白的十几首江流题材的诗歌，从长江上游一直写到长江中下游，可以说李白是开启“诗说长江”的第一人。再比如，苏东坡与长江可以说是相互赠与的关系：长江给予他的感悟、启迪太多，而他回报给长江的诗文彪炳千古。这些作品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对人生意义的理解上，都达到了后人难以逾越的高度。苏东坡唱罢“大江东去”，仍嫌不够，继续写长江、三峡、明月，同样是“品三国”的还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谈到苏轼，张教授余兴不减：“告诉你一个我读苏轼作品的发现：苏东坡见过大熊猫！”见我惊讶，他微微一笑：“我这样提出来，估计读者都会觉得神奇！”据他说，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26岁的苏轼通过科举，经王安石签发，任大理寺评事、签书陕西凤翔府判官。长期生活于山环水绕的蜀地，苏轼首次置身陌生的黄土地，迈开了出仕的第一步，三年后的1064年，他在此写了一首标题《竹鼠卯》的诗，这首诗很少引起人注意：野人献竹鼠卯，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张教授的结论，苏轼在凤翔见到的不是竹鼠卯，而是一只幼年的大熊猫。秦岭中段南坡以及北坡一线，历来是大熊猫的分布之地。在唐宋，凤翔县出现大熊猫并不奇怪。如果这一判断可以成立的话，苏轼算是第一个歌咏大熊猫的古代诗人。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蒋蓝文嘉宾

2020-12-28
李公麟的变法（一）：画杀满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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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看看可以，千万别再画了。您的画一画完，把马的精魂都吸收走了。如果再死一匹，我们的罪过可就更大了！”北宋都城汴梁，宫廷马厩骐骥院的养马人看到李公麟，忙不迭地跑过来央求。“异哉！伯时（李公麟字）貌天厩满川花，放笔而马殂矣。盖神骏精魄皆为伯时笔端摄之而去，实古今异事。”李公麟的好友黄庭坚在这幅《天马图》的题跋上记录了这个灵异事件。这个巧合事件，在乡土中国留下了一种影响悠远的迷信，我小时候还听一些村里的老人告诫：可别照相，一照把人的魂儿都拍走了。也难怪，李公麟画得太逼真太生动了，才有了类似张僧繇画龙点了睛破壁飞去的神话。《天马图》如今流入日本，被称为《五马图》，为纸本墨笔，纵29.3厘米，横225厘米，画中从右到左依次描绘了五匹骏马，每一匹马都有一名圉人牵着。五马依次是：“凤头骢”“好头赤”“照夜白”“锦膊骢”及“满川花”。这些人物和骏马，主要用墨线勾勒，只是稍微作了着色晕染。李公麟下笔毫不迟疑，线条极其精准。面对画卷，我们的眼神可以穿越近千年，看到这些马正要走出画来。头戴四檐帽的于阗人袖着手，转头盯着布满团花斑纹的“凤头骢”，气象刚猛。头戴两耳下垂兽皮帽的吐蕃人神色淡然，牵着四膝有虎斑的“锦膊骢”。浓密的胡子打了个结的圉人也是西域人，他刚刚给骏马“好头赤”洗刷完。身穿圆领长袍的汉人牵着浑身如雪的“照夜白”紧随其后，正要牵着它往前走。最后面的圉人也是汉人，他左手牵着“满川花”，右手执马鞭。五匹马中，只有“满川花”戴着衔和镳，双目炯炯，鬃毛和马尾浓密而飘逸，看起来最为神骏。不知道为什么，李公麟的画笔刚放下，它就突然毙命了。李公麟是骐骥院的常客，他每次到了马厩旁，总是忘情观察骏马的身体细节，“终日纵观，至不暇与客语”。黄庭坚赞李公麟画马：“李侯画骨亦画肉，笔下马生如破竹。”苏轼也赞道：“龙眠胸中有千驷，不唯画肉兼画骨。”就像文与可画竹“先得成竹于胸中”一样，一匹匹神貌各异的骏马，也都在李公麟心里盘旋腾踔，所以笔随意到，落笔精准，把骏马的形态和神采都刻画到了画卷上。与唐代画马名家韩干的《照夜白图》相比，同是墨线白描，李公麟的线条转折变化、疏密对比更为丰富，人和马的神情姿态展现得妙到毫巅，而且能感受到彼此间细腻的感情交流。李公麟站在前辈巨匠的肩膀之上，拓展了线条的表现力，通过行云流水般的墨线勾勒，就让人对物象的面和体有丰盈的感知，也能感受到画面色彩的微妙变化。透过《五马图》，李公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中的意蕴难以言说。许多人追根溯源，详加考证，认定虽然画面上明明白白记录着五马的来历，好像是一幅纯写实作品，可是存在着时空悖谬，换言之是李公麟把不同时间点的马画到了一起。苏辙在题李公麟所藏《韩干三马》诗中说：“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世人莫知。伯时一见笑不语，告我韩干非画师。”如果我们也来问李公麟，估计他会笑而不语吧。特邀编辑：董学仁

王秉良

2022-11-01
通过自然的描述抒发最真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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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题者：邢敏冰心作文大赛指导教师、大国学大语文教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立于士林之巅的苏轼，自然也躲不开明刀暗箭。于是苏轼只好在几经浮沉的人世中，选择寄情山水，浸淫诗词。却不料想，自然的花月山鸟，却带给他超脱世俗的情感体验。同时，苏轼随着官职的变化也在很多风景如画的地方生活过，这就熏陶出了他对自然的美好憧憬。他的一大部分诗词都把笔墨用在写景上，抒发对自然山水的无限热爱之情。淡远宁静自然为贵苏轼曾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的思想，指出“凡诗文无论平奇、浓淡，总以自然为贵”，而苏轼的诗也是遵循这种思想的，他的诗词总是自然流出，信手拈来，毫无矫揉造作之嫌，不假修饰，器宇轩昂，有自然之美。月者，太阴之精。文人笔下，不同于灼热的太阳，月亮总以思念、感怀之情出现。所以，在夜深人静之时，月光是最好的抚慰人心的药。失意的那些年，苏轼的笔下频频出现月的形象，那是他的家人、知己、朋友、老师。最熟悉的莫过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是苏轼对人生进行探问后的答案。“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纵使相隔千里，苏轼与弟弟之间仍有一轮圆月，聊以慰藉。又是一年中秋，词人对月独酌。回首往事，瞻望前程，百感交集，写下了《西江月》：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此时此刻，也只有对明月这位“知己”，才能一吐心中惆怅。蒋兆兰说：“词宜融情入景，或即景抒情，方有韵味。若舍景言情，正恐浅率直白，了无蕴藉，索然意尽耳。”而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显然智者苏轼已经体会寓水于诗词之中的无上妙处。“清颖东流，愁目断，孤帆明灭。宦游处青山白浪，万重千迭。辜负当年林下意，对床夜雨听萧瑟。恨此生长向别离中，添华发。”这首《满江红·怀子由作》又是怀念远方家人的词作，而这时的苏轼任于密州，远方的弟弟也仅仅多年之前见过一面。眼前的滚滚流水，一刻不停地向前奔涌，就如匆匆而过的时光，为苏轼留下了几缕华发，时间不停，思念不止，只是在苏轼有限的人生里，又有几回再相聚呢。与宋代大背景相映衬的苏轼，在“宋人中独为大宗”，他所追求的“自然”，是澄明、睿智与平淡境界的表现，如“随物赋形的水”一般。行云流水姿态横生对作品如何才能达到自然美的境界？苏轼曾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水无声无色，无味无形。于是便成了苏轼笔下的常客。得意是它，失意有它。思念可写，无助亦可写。我们仅从《念奴娇·赤壁怀古》感悟苏轼被贬谪后在黄州游览赤壁时的所思所想，感悟水中的苏轼人生。这首词的写作时间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两年之后。此时的苏轼早已从遭人嫉妒陷害的沉闷心情中解脱出来，将自己和内心寄于山水，整日畅游。词作所写地点为赤壁，正是当年孙刘联军与曹魏大军发生赤壁之战的地点，不过物是人非，沧海桑田，当年的英雄豪杰、硝烟烽火，都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生不过一场梦境。词作上阙开篇恢弘，开笔直论“大江东去”，奔腾东去的江水就像从不停歇回头的时间，只能前进，不能后退。接下来写景，寥寥数字，现场景色仿佛又现眼前：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如此美丽壮阔的景致，像是一幅画卷，其中豪杰无数，立于天地。苏轼在这片古战场中，回忆往事。无论是谈笑退敌，还是仓皇撤退，都已无处寻觅，只剩苏轼感慨良多，嘲笑自己早早生出许多花白的头发，也将自己与年纪轻轻便功成名就的周瑜对比，自己已近知命，却难成大事。可人生本就梦一场，如此一想，苏轼便也豁达起来，无论有什么样的功业，最后也终将消逝，还不如且敬天地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好诗冲口自得超然苏轼推崇的好作品要直抒胸臆，强调自然抒发，有酣畅淋漓之痛快，这种自然美的情境，是由内而发的，毫无雕饰，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不矫揉造作，不需要任何定式，便可以通过自然的描述抒发内心最真的情感。他是性情中人，所以推崇“好诗冲口”，一泄胸臆，并强调有感方可运笔，不可无病呻吟。在《书黄子思集后》中“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这里通过“天成”“自得”“超然”等词可以看出苏轼非常崇尚自然之美。苏轼善于运用比喻手法借景抒情，使景物更具生动性和活泼性，鲜明生动。在《望海楼晚景五绝》中“海上涛头一线来，楼前只顾雪成堆。从今潮上君需上，更看银山十二回”，将海潮来临时掀起的浩瀚白浪比作雪堆和银山，用很形象的实物让人联想到海浪翻腾的壮阔画面，栩栩如生，让人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能够强烈的感受到壮阔的自然之美，达到了景在眼前的艺术效果。在《润州甘露寺弹筝》中“换取吾家双凤槽，遗作三峡孤猿号，与君合奏芳春调，啄木飞来霜树杪”，将三峡孤猿的啼鸣声比作是琵琶声，将啄木鸟啄木的声音比作筝之声，让人产生一种共鸣感，通过声音的遐想就能想象当时安详静谧的自然氛围，有种如闻其声之感。在诗《舟中夜起》中“威风萧萧吹菰蒲，开门看雨月满湖”，将雨声比喻成风出动菰蒲的声音，运用了曲喻的手法，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让人有种夜晚安详逸美的情愫。苏轼作品的诗情画意跃然纸上，呈现浑然天成的自然美。他从实际生活出发，对客观现实世界抱着严肃认真而又旷达的态度，带着自然的眼光。所以他能够在自然美的基础上创造出经久不衰的艺术之美。

2022-07-03
磁湖与遗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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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寒霜磁湖与遗爱湖，都曾经是与苏东坡有关的湖。磁湖在黄石，遗爱湖在黄冈。黄石的由来早见于《水经注》，称其地“石色皆黄”，故而以“黄石”而名之。当初自称“烟波钓徒”的大唐诗家词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苏子的《浣溪沙》，让西塞山坐实了盛名，它成了黄石的标记。与之交相呼应的磁湖，就是苏东坡兄弟风雨泛舟的相会之地。而遗爱湖之名，出自苏子的《《遗爱亭记代巢元修》一文，有云：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遗爱湖在黄冈的赤壁处，当年的苏子已有“清风徐来，水波不惊”“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词句，让这片土地长出了绝唱。也许他不曾想到，千年之后的黄州人，又会让他的文句，唱响成当地的人文景观：遗爱湖风景区。磁湖与遗爱湖一山之隔，而苏子弟兄的手足之情，与太守徐公君猷的相惜之谊，将“遗爱”一词的真正内涵，以这样的情感方式渗透到了诗文之中，让后世的风吹来，依然是遗爱有加，美好如初。宋神宗元丰三年，东坡因乌台诗案谪贬到了黄州。黄州是他的伤心之地，也是他一生伟业的开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问汝平生伟业，黄州儋州惠州”。黄州排在前，那么它的起端就是黄州。黄州就是今天的黄冈。这位被削职的苏大人在黄冈总有些意外的自得其乐。比如种竹子，比如月下泛舟，再比如，跑到江对面的西山来吃东坡饼。黄州、黄石一江相连，一衣带水。最有得一说的是他的弟弟苏辙从河南到广陵到九江，最后辗转到了黄石的磁湖来见他。可他没有什么自由，他的圈地在黄州，倒是一场大雨让他兄弟俩的诗意淋漓，以身在红尘的悲喜交集，又以置之度外的闲散放达，和他的弟弟相遇，一起在湖中住了三天三夜。在一来一往的唱和中，苏东坡忘了圣旨，次日去了磁湖。最后在一个小岛上的一块石头上坐下，这块石头就是“苏公石”了，当年二苏唱和诗的石刻，依稀可见。苏辙曰：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苏轼云：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且看他的《慈湖夹阻风》，我轻声念了起来：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过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峨岩!慈湖即现在的磁湖，苏轼在磁湖的故事是在风雨飘摇中生发的，感人至深，不需要多少的铺衬，也不需要时间的繁衍，只要一块苏公石就足矣。如果说磁湖是在雨舟中的兄弟情，那么在黄冈遗爱湖边的竹间亭，就是他一个人在禅花世界里的修行。在这样的修行里，有太守，有和尚，有草民，呈现了千年的旧时光中人间的情与义。就这样，黄石、黄冈在千年的风雨中，遗爱而立，独与苏子回望。这两座湖是以苏东坡的人文掌故为景观展开的，打开它就像打开了一把历史的扇面。而今这美好的一切，却不是苏子的当初。他幽居在这里，一竿修竹，一卷经书，乘江风，参禅语，才情不二，自得其乐。苏辙说：盖天下之乐无穷也，而以适意为悦。是的，人生不论何以存之，唯有可乐之人之事，才是最可喜的，而最最可喜却是有可乐之心。可乐之心，源于何哉？因有爱而遗之也。能道此语、得此境者，乃真正的超凡拔俗者，非俗流之辈可及也。苏子的一生，诗文书画，斐然于世。在此间四年，竟有三百多首诗词，杰作辈出。且不必说他的前后《赤壁赋》，单他的一折《寒食帖》，就足以扬名立万。他的一生，可谓命运不幸，文人幸。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不言苦，并非不知苦；寄于情，并非溺于情。世间能如此者有几人，而苏子占其一。“一帖千秋寒食冷，忠臣自古多凄境”“问汝平生伟业，黄州儋州惠州”，可知之矣。很多的人文历史一到民间，便成俗世情、俗世风，留驻在风土人情里。苏子的人与文，一直生长在民间草舍之中，与青山绿水一起山高水长。这样的人文，比起那些标榜的什么江山美人、歌酒亭榭的盛装来，都更有一番意境之上的大美。看到这里的东坡塑像，想起曾见过的两幅水墨画，一是苏子踑坐于巨石之上，兀自仰视苍穹，那一番倔傲之意令之不唯独得清风明月之精髓，把酒问青天的旷迈也在其中；一是苏子泛舟于扁舟，仅露一脸，一衣襟而已，有江风吹起，其风神如闪光照亮，较之更有不同凡响。在水墨精神的感召下，东坡活了，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遗爱湖也好，磁湖也好，最重要的是人文的遗风，在风雨中历经人生和世事沧桑后的那份传承，一处山水，自有一处山水的演绎。

2017-03-02
苏东坡与“苏州二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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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与苏州颇有渊源。他说过：“到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因为苏轼的一句赞语，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纷纷到虎丘留下足迹，赋诗吟咏，为“吴中第一名胜”虎丘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苏东坡虽才情豪迈，诗文书画名扬天下，但他的从政道路却坎坷多艰，曾连遭贬谪，被流放到了惠州和儋州等地。因与王安石为首的变革派意见相悖，苏东坡淡漠仕途，反求诸山水之乐、禅意之奥。据史料记载，苏东坡非常留连苏州的山水人物，尤其对虎丘情有独钟，晚年寓吴，他往来歇息于虎丘东南隅的一处房屋。后来，明代苏州知府胡缵宗在此旧址上重葺成仰苏楼以示纪念。虎丘长老智通禅师与苏轼相交甚笃，在密川时，苏东坡曾有《与智通长老书》称“近过苏台，不得一见而别，深为耿耿”。苏东坡也常与人在虎丘唱和，留下了《和刘孝叔会虎丘》《和王忠玉游虎丘》等诗，剑池岩壁上的“铁华岩”和虎丘塔后面的“千顷云阁”，都是后人以苏东坡《虎丘》诗中“铁华秀岩壁”和“云水丽千顷”诗句命名的。苏东坡与苏州定慧寺和尚守钦禅师以诗相和、以禅相参的故事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苏轼在苏州时经常到寺内饮酒赋诗，住持和尚还特意让出住房和花园，供苏东坡起居，名为啸轩。北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苏东坡再度被贬至惠州（今属广东省）。苏州定慧禅院守钦禅师命其徒卓契顺前往探询，并带去守钦禅师所作《拟寒山十颂》，相互切磋。苏东坡吟罢，作《次韵定慧钦长老见寄八首并序》相唱和。后人为纪念苏东坡，便将定慧寺旁的弄堂叫作苏公弄。该弄是一条南北向弄堂，宽约3米，长约40米，至今还隐藏在苏州古城的小巷深处。除了虎丘之外，还有一“丘”，也让苏轼念念不忘，那就是家住苏城闾丘坊的朝议大夫闾丘孝终。在《洪武苏州府志》的《闾丘孝终》传中记载：“苏轼云：‘苏州有二丘，不到虎丘，即到闾丘’。”闾丘孝终，字公显，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78），苏东坡因“乌台诗案”之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任团练副使时，闾丘孝终任黄州太守，两人同在黄州为官，经常赋诗为乐，结下了深厚友谊。不久，闾丘孝终辞官回苏，在家乡与一些名人耆艾成立九老会。苏东坡来苏州必访耆艾，与之饮酒赋诗。闾丘孝终所居住的地方曾立有牌坊，人们便称之为闾丘坊。如今，苏州虎丘依然是名闻遐迩的旅游胜地，一年一度的金秋庙会更是虎丘的“保留节目”。而曾被苏东坡誉为与虎丘齐名的闾丘氏故居闾丘坊却默默地隐藏于苏州的小巷深处，只凭借着这个地名承载着一些历史信息。陈其弟

2020-01-03
四川展团订货会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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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书社新书聚焦地方文化与学术著作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2月24日，由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巴蜀书社承办的“三苏文化出版工程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石，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方永江等专家学者等出席。方永江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与新华文轩旗下巴蜀书社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在三苏文化的研究与成果的出版、转化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同日，巴蜀书社承办的“考古中国大家谈”在京举行。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编辑王华光；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文轩在线董事长邹健；“考古学经典丛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巴蜀书社社长林建等出席。“考古学经典丛书”是巴蜀书社联合权威考古学家倾力打造的一套学术经典，展现了几代中国考古学人对学术的虔诚和筚路蓝缕的中国考古事业，蕴藏着不朽的生命力。又讯2月25日，巴蜀书社承办的“小题大做——深描丛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雷华，林建等出席。该系列旨在打造当代极具原创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图书品牌，目前已推出《探索幽冥：乾嘉时期两部志怪中的知识实践》等分册，后续作品也在紧锣密鼓筹备中。（焦翊）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邮票动物园》打造“科普大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2月25日，由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承办的“来，逛纸上动物园——《邮票动物园》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尹传红，中科院动物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主持工作)、研究馆员张劲硕，《邮票动物园》作者之一、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朱效民，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雷华，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程佳月等出席。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邮票动物园》一书将邮票的艺术性和动物相关知识的科普性、趣味性有机融合在一起，为读者带来多视角、多层面的阅读体验，可谓是一道“营养全面、口感丰富的科普大餐”。（焦翊）四川人民出版社三场活动探讨近代史发力元宇宙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2月24日，由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指导，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四川人民出版社等承办的“五四新思潮的兴起——《清末民初的思想与人物》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东城区北大红楼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副会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蔡乐苏等出席。该书涉及清末民初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解决了许多史学界关注却未作深入研究的问题。又讯2月25日，由北京新东方·阅读空间、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学？——‘论世衡史丛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孟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秦莉等出席。同日，四川人民出版社与数传集团（武汉理工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在京举行签约仪式。三方就元宇宙图书的开发、运营、交易全链条达成战略合作，四川人民出版社与武汉理工首个合作项目——《瓷器改变世界》元宇宙图书正式在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挂牌成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真真、数传集团执行总裁施其明、北方国家版权交易中心总经理杨志坚等出席。（焦翊）四川文艺出版社两场活动聚焦地方文学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2月24日，四川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中国书店雁翅楼店联合举办“敲响叙事的大门——罗伟章作品分享”活动。人民文学奖得主、“全国读者最喜欢小说奖”获得者、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携新作《谁在敲门》（典藏版）及《凉山叙事》，与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教授贺绍俊，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岳雯，共同为读者带来了一场关于“人与时代”的文学盛宴。又讯2月25日，四川文艺出版社在京举办“当代小说的民族性与地方书写四人谈”活动，并携《凉山叙事》《崩岭规则》《翻过瓦吉姆梁子》《凉山的人》等新书与读者见面。罗伟章、康巴文学探路人高旭帆、作家冯良将和文学评论家刘大先出席活动。近年来，四川文艺出版社一直把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学作品作为重点关切的对象，出版了多部相关作品。（焦翊）四川教育出版社新书弘扬“红色信仰的力量”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2月24日，四川教育出版社举办的“红色信仰的力量——《我们为信仰而来：寒春、阳早的故事》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振民，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李强等出席。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和外交部国际司原副司长、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名誉会长何理良作视频和书面致辞。该书是一部以弘扬“红色信仰的力量”为主题，讲述高尚的国际共产主义者、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奉献一生的国际友人寒春、阳早夫妇追随中国革命，追寻人生信仰经历的长篇报告文学。（焦翊）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关注智能农机技术路径和发展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2月25日，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主办的“我国首部‘智能农机技术路线图’图书——《智能农机技术路线图1.0版》专场推介”在京举行。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靳敏、中国华录集团党委副书记杨永胜、车载信息服务产业应用联盟（TIAA）秘书长庞春霖等以线上线下的方式与会。据悉，《智能农机技术路线图1.0版》是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指导和支持下，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组织来自农机、工程机械等6个技术领域和专业学科的39家骨干企事业单位、125名专家历时2年编制完成，是我国首部综合论述智能农机技术路径和发展方向的专业性书籍。（焦翊）

焦翊

2023-03-03
苏轼之母：北宋女杰程夫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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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之母：北宋女杰程夫人（下）三苏祠八娘伴母图。古图中的程夫人。□邵永义文/图苏轼有两篇“记”，是他成年后对母亲的回忆。一是《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其文说：吾昔少年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彀可俯而窥也，又有桐花凤四五百，翔集其间。此乌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1善待生灵仁爱沁润一天，苏轼与弟弟苏辙及邻居小朋友正在庭院里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突然，家中那只老花猫捕着一只羽毛闪着绿绸缎子般光彩的漂亮桐花凤，可怜的小鸟在猫的利爪下拼命挣扎着，发出凄厉的叫声。苏轼丢下小伙伴，赶忙追过去，一把从老花猫的利爪下夺过桐花凤。可是，已经晚了，那五色闪光的羽毛全染上了殷红的鲜血。小伙伴们围拢过来，吵着要捡干柴架火烧烤来吃。正在这时，程夫人来了，见儿子手中正捧着血淋淋的桐花凤，顿时生气地责问是怎么回事。当苏轼向母亲说明缘由后，程夫人舒了口气，当即利用这件事，教育苏轼说：“做人不能像动物那样，人要有仁爱、宽厚之心，要爱惜一切有生命之物。无辜杀生，他的行为与禽兽就没有两样了。”程夫人的话在苏轼年幼的心灵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对母亲说：“孩儿一定记住母亲的话。”这件事确实极其深刻地影响了苏轼一生的为人行事。在他以后的仕途中所表现出来的仁爱、宽厚、勤政爱民的思想本质和一生提倡“仁政”的治国主张，与从小所受这方面的教育是有着密切联系的。若干年后的元祜四年（1089），苏轼已五十四岁，仍深刻地记着这件事，并由此引申为鸟雀的窝离人太远，雏鸟就会被蛇鼠等伤害，人如果不伤害鸟雀，鸟雀自然就接近人，是为了避免其他动物的伤害。由此看来，鸟雀不敢在离人近的地方筑窝，是因为它们认为人比蛇鼠之类的动物更可怕。苛刻的政令比老虎还凶猛，确实如此啊！他为此又写了一首名为《异鹊》的诗（节录）：昔我先君子，仁孝行于家。家有五亩园，么凤集桐花。是时乌与鹊，巢觳可俯拿。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里人惊瑞异，野老笑而嗟。云此方乳哺，甚畏鸢与蛇。手足之所及，二物不敢加。主人若可信，众鸟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及鱼与狠。苏轼在诗中描写了自家庭院桐花开放时，美丽无比的么凤鸟三三两两飞聚于桐树上，与宅屋主人和睦相处，邻里乡亲见状，惊叹不已。同时，从诗人升华的理性认识中，我们看到全诗皆在阐明当官应广施仁政的道理。二是苏轼在《记先夫人不发宿藏》一文中说：先夫人僦居眉之纱毂行。一日，二婢子熨帛，足陷地。视之，深数尺，有一瓮，覆以乌木板。夫人命以土塞之。瓮中有物，如人咳声，凡一年而已。人以为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侄之问（程夫人之舅侄程之问）闻之欲发焉，会吾迁居，之间遂僦此宅，掘丈余，不见瓮所在。其后吾官于岐下，所居古柳下，雪，方尺不积雪，晴，地坟起数寸。吾疑是古人藏丹药处，欲发之。亡妻崇德君日：“使先姑在必不发也。”吾愧而止。苏轼家搬进纱觳巷新居不久，便发现前人窖藏的一坛金银，这意外之财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可程夫人却叫人重新埋好，并把土夯得严严实实。并用这件事来教育启发苏轼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非分之财，一分一文也不能妄取，这是做人的准则。”这无疑是给苏轼上了一堂极深刻的品德教育课，从中所受的教育和启发是无法估量的，对他高尚品德的形成和超然物外的境界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2包容相夫持家兴业苏轼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即使到“穷到骨”的地步，也不以权势和声望谋求一钱一物，受到世人的敬重。正是程夫人有效的教育，奠定了苏轼的人格定向，孕育了他的高尚情操和风骨品格，使他思想得到升华，人格具备魅力，作诗作文自然达到“文理相通”“文如其人”的高深境界。苏轼一生作文与做人，有如竹一样，清幽高雅，一生正气，刚直不阿，挺挺大节之概，诗文与人格具有同等魅力，流传千古不朽。这都是程夫人教导的结果，正如苏轼中直谏科后，苏辙说：“此是先夫人之教也。”苏洵天资过人，认知独特，但却多次败于功名考举，他生兴好游，交友甚多，常作闲云野鹤。有次，苏洵非常内疚地对程夫人说，自己也要当父亲了，当努力攻读应试，程夫人淡然地说：“要是你因为我而去读书，我宁愿你就这样天马行空地生活，也不愿你感到一丝丝不快乐！”苏洵之才，如金子蒙尘，而生活的积累，认知的成熟，使他终于在中年爆发了激情，他虽因两个儿子进士及弟被朝庭封官，实质上，他的散文不追华丽，尽显风骨，一部《六国论》，谈天下兴亡，千古流传。程夫人持家理财，是天下绝少的成功者，她刚嫁入苏家时，因为公公苏序的仗义疏才，丈夫苏洵的交友慷慨，苏家几乎“厄于困境”。程夫人除生养子女外，把青神老家的丝帛贩到眉山，在沙縠巷开了丝帛店，发展到后来，还请了两名女工专门熨帛，丝帛店积累的资产，购了5亩地建起了苏家院子，而丈夫、儿子三人在外游学、交友访古、进京应试，乃至苏轼、苏辙婚娶的一应开支，都从家中支取。家中产业，除老家的薄田，就是丝帛店的收益了，这个支撑了水上丝绸之路的四川丝绸业，在程夫人的运作与操持下，支撑了中国一代文学家苏轼、苏辙的学习和成长，婚姻和功名。这是一个成功母亲对家庭，也是对中国文化事业的伟大贡献。3追怀亡妻伤感失魂苏洵含泪写了《祭妻文》：“昔余少年，游荡不学；我知子心，忧我泯灭。”对年轻辞家，功名不成而忏悔，希望死后将程夫人的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对自己内失良朋痛惜万分，表明“不日来归”！呜呼！与子相好，相期首年。不知中道，弃我而先。嗟予老矣，四海一身。自君之逝，内失良朋。孤居终日，有过谁箴？昔予少年，游荡不学。子虽不言，耿耿不乐。我知子心，忧我泯没。感叹折节，以至今日。呜呼死矣，不可再得。安镇之乡，里名可龙。隶武阳县，在州北东。有蟠其丘，惟予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骨肉归士，魂无不至。我归旧庐，无有改移。魂兮未泯，不日来归。苏洵追怀程夫人，持家相夫件件往事，伤感失魂。安排双坟在家，表达“不日来归”相伴永远的心情。苏洵亲自为亡妻选择了一块墓地。这块墓地在武阳县（今天的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今属眉山市东坡区土地乡），即今天的苏坟山。墓地的旁边，从安镇山上有一股清冽的泉水直泻而下，汇蓄成了一口大井，终年不溢不竭，可以“日饮百余家”，就是前面所讲的老翁泉。苏洵凿了两个墓穴，一个用以安葬亡妻，一个用以日后与妻同葬一处。当朝宰相司马光为她作《程夫人墓志铭》，评价她，“柔顺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齐其家，斯以贤矣，况如夫人能开发辅导，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学显重于天下，非识虑高远，能如是乎？”程夫人留给我们的财富，尚有待深挖、传承、弘扬，方不辜负一位伟大母亲的仁爱、奉献和卓越智慧！

邵永义文图

2020-05-21
元祐八年的那个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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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适者而寿□张文翰纵观散文史，比较成型的散文可以上溯到夏代的《禹贡》，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有刻在铜器上的金文，以及春秋战国时代的《论语》《庄子》《老子》等，在后来的朝代中，出现的扬雄、司马相如、曹植……还有明清的“桐城派”“维新派”……一直到现当代的一些散文家。公元前3世纪，赫米拉他用拉丁文，以散文的形式叙述了古罗马的历史，我们视为最早西方的散文。后来西塞罗把古罗马的散文推上了文学的高峰。还有希腊的赫卡泰奥斯、希罗多拉斯，对他们散文从剩余的残片中，加以整理，从中可以看出，现代观念的散文用法在这时期已经形成。一直波浪式发展到20世纪出现英国的史密斯、吴尔芙，美国的海伦·凯勒、斯坦倍克，法国的纪德、科莱特等，西方各国卓有成就的散文家，饱含情感的小品文、游记，信札性的散文突破实用的藩篱，把表现与再现加以融合创新，用运象征、意识流、对话、蒙太奇等现代技法给作品增加了艺术含量。中国有句：“文如其人。”其实参看古文字我们可知：“文”在甲骨文中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美化的“人”字，文如其人的说法基本是合乎逻辑的，意在说明为人之道与作文之要是基本一致的，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毕竟人是人，文是文，文源于人。说实话，我生存在当下，不爱读当代作家的书，我有一个读古典的习惯，比如：散文爱读秦汉时的，唐宋八大家的……张岱、归有光等明清散文。我以前基本拒绝读当代散文，我的读书思维在古不在今。如：鲁迅、张爱玲、周作人、林语堂、冰心、沈从文、朱自清、汪曾祺等人的散文，还是值得一读。我也崇古，连那穿古装的人，我都充满向往，两袖一甩，古风禅意，双襟一飘，仙风道骨……倒是想来，穿袈裟的未必都是和尚嘛！时受唐代杜甫“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启发，时不时会读一些当代散文，比如：会读甘肃一位姓马的散文，后来有人说姓杨、姓牛、姓侯、姓刘、姓李的都可以品之，读后感觉还是有那么一点儿启发。还可读北京一位姓史的散文，陕西一位姓贾的散文，新疆一位姓刘的散文，安徽一位姓许的散文，台湾一位姓林、姓龙的散文，还有姓雪的，等等，我能记住姓，而记不住名的，大概不过十多人。读书的眼光一定不能局限在黄土地上。当然，西部黄土地上诞生的一些文章，我个人比较偏好，毕竟我也出生在“陇中”，想听听陇上作者的心声——我若向某位作家购书，说明其散文已有点看头了，高低能上升成“著作”这个层面。我曾向甘肃西凉的刘梅花，索过其散文，她给我赠寄了两本，其散文修行的语言：有味！她正在向文学境界中独立思索！但是，未必境界全出，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必须锤炼的过程，一个爱着文字的人，谁都不可能一下子从大境界中“跳”出来！兰州的习习，我向作者在微信上专门购过其新著，读来有她独特的语言，耐读而有意蕴，但我至今和其尚未谋面，估计见了，她也不认识我，这个倒没关系，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而已，文字是作家灵魂最好的“见证”。临夏的李萍，她也给我邮寄过几本她的文集，能从散文中读出作者的一些生活和真情，用心触笔的艺术，有驾驭散文诗的能力，其文字从乡村走出来，钻出生活的本质，跳进一片诗意中，带着作者的个性与灵动，在朴实生动中自由自在，留下的心符中带着时代的节奏，写出作者的那种“文学风格”！石凌文集《素蓝如瓦》，展现生命之蓝，高天之下，屋檐之上，对陇塬村庄一往情深，念念不忘。她的文章性情中富有思想，从心灵自由的文字语境中，创造出一种批判精神与独立人格，文章逻辑哲理多于形象思维。读她的文章，往往给人以乡村的“唢呐”鸣奏，时而响得洗心流泪，时而响得闭目微笑。不由站在文层的一面石崖下，思索一块块坚硬的石头，飞出“高空坠石”之势，使人心坎上，压上一“石”，沉而有“凌”。清代刘熙载在《艺概》中云：“坚质浩气，高韵深情。”石凌的文章可谓“坚质浩气”，是一个读书人在笔底奔放呐喊着，而不是装腔作势，与山水间，留下一种白描之疏朗，在传统散文和文论中，融入古典诗词美，当然暗寓小说笔调，调和散文心灵境界的自由度。从中看出，她读了不少西方文学，微微透露西方文化色调，传承中国文化大散文写意笔法。也符合别林思基为文之道：“以诚立文”。她敢于批判，是一个性情中的文学人。倘是将语言骨架能柔和到形象细微处，写得再能朴实自然，再能真切生动一些，于真情真境中，守住“道法自然”这个美学原则，从“博杂”中炼出一种“纯素”，如蓝一样的纯，如瓦一样的素，可能文章更能上一个层次，给读者留下言外之意，正如刘熙载所言“高韵深情”。言高未必有理，文厚未必出神。若要读懂石凌的文章，先得读懂其笔名“石凌”！平凉沈艺秀给我寄赠她的文集，其中有一本《泥房子》，书名我比较喜欢，加上手头较忙，没有闲暇细读，只是翻阅。透过文字只看到作者平静的交代，而无立体的“呐喊”，倘能写出长篇小说的节奏感，岂不是更好！不过她以小说的方式，建造作者“文学的泥房子”，关住书中所刻画的那一段岁月里的人物形象，锁住作者的心声，坚守一方文学净土，也是可贵的！透过华亭毕琴散文集《关山琴韵》：其篇章或沉郁，或冲淡，或含蓄，或奔放……但愿作者：从生活的八面来风中，深入那片“黑土地”，如挖煤烧瓷一样，在灵感爆发，构图设定，考察样本，技巧落实，储藏印象，美感策略，幽默糅合等方面综合修炼，炼出作者别具一格的文学作品来。他的散文缺少一种“纯粹风格”，驳杂多变！当代的一些散文，文字美到了极点，感情弱到了极点！而毕琴坚守散文，能注入“真情”，这是可贵的，真情涌动的文字自由奔放，从关山下朝毕琴散文的理想国“吼”去，吼过的地方也有作者逍遥的散步……当然，民间也有不少好作品，但是无缘见到，甚憾！至于天南海北写好散文的人也很多，可惜无时间逐一去拜读。我常自叹：古往今来，人间几多嘉言憾未读啊！诚哉！闲来读其文，容我有感而发！以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中间有这样的词句：“我已飘零久，半生落拓，故人长别；淹留久矣，闲却湖山。一生旨意，破衲芒鞋，拄杖苍茫；岚烟晚照，依栏画图。隔月经年，杨叶扣窗，得无异乎？噫，扁舟已待，烟波无垠，几杵疏钟，数点渔火，俯仰之间，差堪自老。”今日再看，这样的理想简直是一个童话。这样的童话早就写在“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雨有谁争”“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始怜幽竹山窗下，不改清阴待我归”的诗句中。元祐八年的这个梦苏轼记述得很清淡，但越是清淡，那种惆怅的意味却越是浓烈。之后不久，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太皇太后高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起用新党吕惠卿、章惇等人，排斥旧党，政治形势风云变幻。苏轼看到这种情势，请求外调。第二年的六月，他便被贬谪到了惠州。到了绍圣四年（1097年），已经六十二岁的他，更是被一叶扁舟于风浪中送到了儋州。——遭遇那次仅次于死刑的贬谪，他几乎绝望地预料到不能活着回来了。但天可怜见，幸运的是，他还是于元符三年（1110年）遇赦而归了。就于第二年的七月二十八日（8月24日）在常州去世。可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想着买个房屋哩。他瞅准的地方是阳羡，当时当地的士大夫都出于恐惧心理不敢与他来往，只有一个名叫邵民瞻的跟着他学习，苏轼也很欣赏他。邵民瞻曾经替苏轼买一套房子，谈好的价格是五百缗。苏轼拿出全部积蓄给了邵民瞻。等到苏轼搬入新居后，有一天晚上又和邵民瞻散步，偶然到了一个村子里，忽然听到一个妇人悲哀的哭声。苏轼觉得很奇怪，和邵民瞻推门而入，看到一个老妇人仍然在那儿不管不顾地哭。苏轼就问她原因，她说：“我们家有一套房子，已经相传百年了。我的儿子不孝顺，把它卖给了别人。我今天搬到了这里，想到百年旧居，一旦诀别，非常痛心。于是就哭上了。”苏轼听了很是同情她，问她的房子在哪里，结果得知就是自己刚刚买到的。苏轼弯下腰，安慰了老妇人许久，然后拿来屋券，烧了，并且叫来老妇人的儿子，让他第二天带着母亲回到原居，而那笔钱，他一分也没有讨要。一生想着购置一套房子、一块地安居的苏轼，在最后一次努力失败之后，回到了毗陵，就借了别人的一处地方暂住。然后等来了黑暗的降临。于是，元祐八年的那个梦，也最终成为一个梦，随着他的一声叹息像落叶一般飘向渺不可知的远方……“我对这个世道无所欲求了，我所需要的只有二顷地，能够有稠粥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可凡是我到的地方我去寻找，却最终没有得到。难道真是我正处于艰难的时段所以找不到合适的土地生存么？还是人生真有天定的命运安排，即使是吃一顿饱饭也像是功名富贵一样不能够轻易得到呢？”《东坡志林》中的这一则，没有交代具体的写作时间，但写于被贬谪江湖期间却是一定的。那时的苏轼，受到百般的诬陷和打击，或远徙他乡，或流放边地，薪俸微薄，能有饭吃就不错了，更莫说购置田宅了。他把这种悲惨的境遇归结为“人生有定分”，也就是不可预料的命运，其实这估计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只是在无奈叹息，自怨自艾。对于苏轼，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可见他当时心情确实低落到了极点。同时，他对食物不给的现状的怨叹，对买田躬耕的向往，其实与对遭受迫害的现状的不满是紧密相连的。往往就是这样，当沦落飘零、穷愁不堪之时，才知道那最为平常的生活之可贵，那茶米油盐之有味，意识到这一点再回观自己的诸多“企求”，就明白简单中蕴含的丰富了。这种思想，就渗透在后期的苏轼的心里，不时地流露出来。这应该是他对自己卜居情绪的概括：历尽劫难，深知人生险诡，所求愈多，则痛苦愈多，那么，干脆放弃以前的追求，不向这个世界要求什么好了。但人总是要生活下去的，生命还没有走到它的尽头，还有个身体存在，还有家庭存在。这就不是生活的问题，而成了生存的问题，为了满足起码的需求，还得需要那么二顷田。二顷田，那是一个农夫生存下去的标准，对于名满天下的苏轼并不是什么奢望，但到处寻访，却难以得到。那么原因在哪里呢？不是这二顷田难得，而是根本摆不脱来自各个方面的约束。人生有定分，即使是混口饭吃，也像富贵功名一样不可轻得，真是至理名言。是人生安排了你苦苦地在这人世间奔波，它哪会轻易地让你安居下来，保持一颗平静安逸的心灵度过余生呢？走上科举之路，走上仕途，本来是为了功名利禄，当真正地步入这个场境以后，就由不得自己了，当初逃避的生活到现在成了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告别现实是那么艰难，背后隐含着多少的酸痛和无奈啊！只要能退休即可，不论是他乡故乡。毕竟，当一颗心足够疲累的时候，总得找个休憩之处。于是，他一边观望眉山，一边又不时地将眼光瞅向其他地方。还是《东坡志林》中，有一则读来颇为令人悲楚。说的是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谪到了黄州，这一年是元丰三年，当时苏轼家人大多在南阳，只有大儿子苏迈陪着父亲到了黄州。黄州很是僻远，没有一个人认识。遭遇了人生最大打击和苦痛、在死亡线上游弋了一遭的苏轼此时是心灰意冷，极为寥落。常常拄着一个拐杖到江边去，看着浩渺的烟波沉默不语。但苏轼毕竟是名人，大概在这种枯寂中过了十多天，有一个长着长长的胡须的人来拜访他了，这个人名叫王齐万，字子辩。两人聊了半天，苏轼送他归去，当时微风中杂着细雨，苏轼就那么站在江边看着王齐万一叶扁舟，横江而去。小舟越行越远，苏轼还登上江边高丘怔怔地望着，直到仿佛看到那叶小舟到了武昌了，才回来。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苏轼当时的心情。他本来是一个差点被判死刑的囚犯，到了黄州也是一个罪人，孤独与寂寞是难以言表的，不要说是一般的交情，就是他身边的侍妾们也在那时纷纷离他而去，俗客们见了他就像躲避瘟疫似的。而就在这种枯落不堪的境地中，竟然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能主动来探访他，并且与他谈天，并且还很能谈得来，这让苏轼如何不感动呢？每次想到那种立于江边寒雨中的痴望，都令人感到莫名的伤痛。他感激那个造访他的人，也盼望着那个人的再次来到。那份悠然的送行中有着多少的期盼和安慰啊。这个王齐万与苏轼来往了四年，看望苏轼几乎有一百次。看来是意气相得、两相与欢的。于是，苏轼兴起了一个念头——就买一方田地，就终老于此地。可以看到，这个念头的产生是与王齐万有着相当大的关系的。地方是次要的，哪里都可以生活，但要找一两个可以相投的人却是非常之难。黄州虽然落后偏远，但至少还有一个时常来探访自己并且能谈得来的人，也就足够了。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却最终没有实现。原因是，朝廷有了新的诏令，“恩赐”他到汝州去。“念将复去，而后期未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有以也哉！”想到以后不能再与王齐万往来，想到人生的不可预测，心情是极为惨痛的。就这样，在黄州卜居而定的愿望最终也成为画饼。这是人在官场的无奈，这是身不由己的无奈，这更是作为一个社会性质、文化性质身份的人的无奈。卜居的念头，总是兴起于一个人落寞之时。倘若这个人仕途通达，身处高位，这种念头即使有，也不会如此浓烈；而正是处于人生的低谷时，看到了人生的险阻，体验到了政敌的诡诈，领会到了仕途的坎坷，才会想着寻求一方隙地，把疲惫和劳累、辛酸和痛苦安放。表面上看寻找的是一片微不足道的土地，实际上寻求的是一份安逸和恬淡。而身在罗网中的人，这种心境是极难达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才凸现出卜居之难。因为这样，所以，苏轼在人生面临最大的转折——死里逃生、被贬黄州时，这种想法便显得极为强烈。《东坡志林》中有一则《请广陵》，也说的是在黄州的事情：“今年吾当请广陵，暂与子由相别。至广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诣梓州，溯流归乡。尽载家书而行，迤逦致仕，筑室种果于眉，以须子由之归而老焉。不知此愿遂否，言之怅然也。”读这一则心理记述，让人备感酸楚。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则是“白日做梦”。苏轼在这里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场景：他向朝廷请示，到广陵去，在那里与弟弟苏辙相聚一个多月后作短暂的别离。然后到南阳，从南阳到梓州，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四川家乡；这次出行，他将把家里所有的书籍都带上，潇洒地退休，在老家眉山种菜种果，在那里，等待着苏辙的归来；兄弟两人白首相伴，终老于乡。这只不过是苏轼的一厢情愿罢了，是的，他在想象，但连他自己也觉得这个愿望难以达到，所以，在产生这个愿望的时候已经感到极为惆怅了。而我们也知道，由于朝廷命令，他还是被迫去了汝州，因为长途跋涉，旅途劳顿，他的幼子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初离开家乡的时候是抱着怎样的理想和志愿啊，是怎样的意气风发、胸怀大志啊，仿佛那个美好的世界就在远方静静地等待着自己，仿佛生活的道路就在脚下无限地拓展延伸，仿佛所有的荣誉和地位都会在一个令人心跳的日子里突然降临。但等到遭遇不测，生活的折磨将自己的心灵搅得破碎不堪的时候，才想起那个美好的故土，它是那么温馨，那么恬静，那么悠然，那么诚信，好像只要回到那里，就能找到漂泊中的安慰，孤苦中的依托，找到惨遭迫害时一方可以安静地舔舐伤口的栖地，一个躲避官场风浪的港湾。在那里放弃理想，放弃追求，甚至放弃才学，放弃渴望，只求与兄弟“把酒话桑麻”“带月荷锄归”，可这又是多么奢侈的一种愿望啊。是谁说过呢？越是朴素的理想越难达到。苏轼和佛印之间交往的故事很多，大多是后人附会的。而有一则却是真的事情，这件事还是与苏轼卜居有关。这则题目是《买田求归》：“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山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不归，无乃食言于江神也耶？”笔记中的浮玉老师，就是佛印和尚。他与苏轼很是相得，两人经常书信往来，谈佛论道，大是投合。想给苏轼买田，是佛印主动的想法。元丰五年，佛印虽然在庐山归宗寺，但却住在金山。大概也是看到这里景色怡人，适合居住，于是兴起了这个念头。从苏轼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佛印在京口（镇江）已经有了田地，想着与苏轼为邻。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苏轼，看来苏轼很是高兴，也很向往，否则也不会念念不忘。苏轼曾经写过一首《游金山寺》，看到这里的美景，意兴盎然，当时就兴起了归隐于此的愿望。这里录的四句颇有意味：像京口这样的美好的景色，是不能轻易得到的，既然如此，那么按理说应该归居于此，可是却没有这样做，这种不合情理的做法连山神都觉得奇怪。“我”向江神道歉，不是“我”不归，是“我”情不得已，是“我”没有田地，如果有了田地，“我”还不归，那“我”就像江水那样无情无义了。最后一句，颇有点发誓的意思，言外之意是只要“我”有田，“我”一定归隐。可现在，佛印和尚要给他买田了，他却不能归去，这不是自食其言、欺骗江神吗？语句里虽然有调侃、自嘲的味道，但背后的情感却是酸苦的。为这个身体找到一个归宿谈何容易？当时的苏轼还是个被贬谪的罪犯，虽然远离朝廷，但还是被囚禁在细密的罗网之中，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而他虽然遭遇了人生极大的转折，实现抱负的意愿还是没有彻底消除，还是想着有所作为。再加上我们已经说不清的心理原因和外界原因，这个看似低浅的愿望又如何能实现呢？苏轼传世的笔记中还有几则，比如《太行卜居》《范蜀公呼我卜邻》等都提及这个问题。我们如果对比来看，这些都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苏轼是非常渴望也非常迫切地想找一个养老的地方；这个念头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中，不期而然就会出现；他有着许多的机会可以达到目的；想到能实现愿望他是极为高兴的，但想到不能达成则显得极为惆怅；最后由于各种原因一个也没有实现……

张文翰

2020-07-26
苏辙的诗与远方（旅游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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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星灿烂的宋代文坛，苏辙虽没有其兄苏轼的耀眼夺目，但也位居“唐宋八大家”之中，影响颇大。他一生宦海浮沉，历经坎坷，从嘉佑二年进士及第到政和二年逝世的55年间，大部分时间处于贬谪或闲居的境地。然而宋廷优待文人，即使他们处于贬谪的境遇，也不至于有杀身之祸，甚至还有复出之企望，所以宋代文人较前代文人多了一份豁达的心境，如宋初文人王禹偁云：“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苏辙亦是如此，每次贬官他都能随遇而安，将谪宦的经历看作是人生的磨练和难得的胜游过程。苏辙每到一处，便饱览当地自然风景、人文景观，并吟诗作文，在这些诗文篇章中，可以一窥他的诗与远方。元丰二年，苏轼陷入“乌台诗案”，为营救兄长，苏辙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南行途中，苏辙过池州，记录了池州萧相楼的景色：“绕郭青峰睥睨屯，入城流水縠文翻。”过九华山，又说：“南迁私自喜，看尽江南山……忽惊九华峰，高拱立我前……”苏辙不以贬谪为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一向寡言持重，但此诗却写得浪漫奇妙。在黄州，他“山行得一饱，看尽千山绿”，旅行途中，苏辙的关怀现实之心并没有泯灭，有时凭吊古迹遗址、借古讽今，如在《赤壁怀古》中通过追述三国时期的赤壁古战场，意在说明宋与辽、西夏的大势已定，暗喻王安石在西北的用兵政策。在武昌西山，苏轼建了九曲亭，后来请苏辙作了著名的《武昌九曲亭记》，其中有：“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无愧于中，无责于外，而姑寓焉。”每个人对快乐的体验不同，苏辙“以适意为悦”，就是他自己快乐的感受。明代茅坤认为此文“情与心思，俱入佳处”。苏辙曾两谪筠州，但每次都能随遇而安，他说：“我来邂逅逢宽政，忘却漂流身在南”，其散文名篇《庐山栖贤寺记》《东轩记》《黄州快哉亭记》等均作于此，堪称古文经典。绍圣元年，他因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知汝州。来到这里，他饮酒抒怀：“可怜汝阳酒，味与上国同。游心四山外，寄适酒杯中。”后苏辙又被贬至袁州、雷州、循州等地，他的心路历程和谪宦胜游之旅，莫不同上。苏辙的贬谪之路亦是他的交游之旅。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不可能孤立存在，苏辙和其他人的交游生活，正反映了他的士人品格和精神世界。在他的贬谪生涯中，和他联系最紧密的当属其兄苏轼。苏轼曾说：“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他们既是患难与共的好兄弟，更是情投意合的好朋友。苏辙在南迁途中，曾护送苏轼家眷往黄州，苏轼以诗先迎之。苏辙因风浪太大困于磁湖，无法马上相见，乃作《舟次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安慰其兄。一句“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道出了兄弟情深，而“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乃是苏辙宽慰哥哥的真挚言语。患难之中见真情，苏氏兄弟的贬谪，不但没有中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反而加深了兄弟之间的感情，《宋史》称赞他们：“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贬谪途中，苏辙结识了不少朋友，如在筠州结识的毛维瞻、吴厚、洞山文老、牢山陈道士等人。“池塘草生春尚浅，桃李飞花初片片。一樽花下夜忘归，灯火寻春畏春晚”，记载了苏辙和筠州太守毛维瞻一同游玩的情景；“问我近来谁复可，对君聊拟诵《周南》”，描述的是苏辙和新喻县秀才吴厚论诗说道的情况；宋代的士大夫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苏辙也不例外，他在贬谪途中交结了一些禅师，同他们参禅问法：“问公胜法须时见，要我清谈有夜阑。今夕客房应不睡，欲随明月到林间。”苏辙从小身体不好，便与道士探讨养生之术：“养生尤复要功圆，溜滴南溪石自穿。近见牢山陈道士，微言约我更三年。”由此可见，苏辙并没有因贬官而消沉颓废，而是将贬谪看做人生的新旅程，并对人生有了更真切的体验，他结识的这些好友，无论高低贵贱，都真诚以待。苏辙“不以谪为患”的精神，源于他的士人品格。他早年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文者气之所形”之说，赞赏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认为，一个文人只有游历名川大山，交游豪俊之士，才能养成文章之气。因此，他每到一处，都用心欣赏每一道风景，珍惜每一位挚友，随遇而安、修心养气，所有这些，在他的诗文中都有体现。一个人快乐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受自己人生态度的影响，自己的心态坦然，即使身处逆境也会乐观。这种诗意人生，亦是苏辙的谪宦胜游之旅，他在贬谪途中，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亭台楼阁，便觉宠辱皆忘。“不以谪为患”，正是他的诗与远方。

李天保鲁国霞

2018-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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