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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苏养气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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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日本语言文学专家到苏祠中学参观。《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四川赛区面试选拔活动在苏祠中学举行。智慧课堂。(紧接第一版)赏析东坡书画，领略东坡艺术；学做东坡美食，感受平民东坡；聊聊东坡故事，领略百样东坡。学校把《苏祠邻里》直接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由思品、历史、语文、美术四个学科的教师和班主任利用课堂时间开展教学，收效良好。此书一出，便以其卓著的品质、与众不同的编纂水准赢得了广泛的好评，并获得全国东坡学校校本教材评比一等奖。常态化的三苏研学学校还开展形式多样、以学习三苏为目的的系列活动。把清明节前一周作为纪念东坡周活动，讲东坡故事，写东坡文章，举行《我心中的苏东坡》征文比赛和书画创作比赛；利用眉山本土资源，参观本地三苏古迹、到三苏祠博物馆听专家讲座，让学生写心得体会、人生感受，达到从小培养小作家的目的，并适时地将东坡文化渗透给学生，不仅让学生在灯光下读书，更让他们到阳光下学习，去感悟三苏文化，去学做三苏父子一样的人。有三苏父子这样的邻居、榜样，有三苏文化这样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是学校之幸。苏祠中学以三苏文化作为学校的特色文化、教育资源，便有了“登高壮阔天地间”的视野，有了底气，有了高度，有了品位。这也正是苏祠中学最显著的特色文化。深耕教育铸就省内享有盛誉和好评的名校育人为中心学生为主体教学质量是一所学校的生命，但学校从来不是以教学为中心。长年以来，苏祠中学坚持“育人为中心，学生为主体”的办学思想，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全方位发展。为何以育人为中心？“良好的习惯、高尚的品德、健全的人格是学生成才的保证，也是学校教育正常运转的基础，育人工作做到位了，其他的一切工作都水到渠成、迎刃而解。”校长岳家军说。学校以“厚德、博学、笃行”为校训，形成了“四四三”育人模式：四化德育模式，即德育目标层次化、德育管理系统化、德育途径网络化和德育方法多样化；四育人氛围，即教书育人、环境育人、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三结合育人体系，即学校、家庭和社会合心合力。针对实际，苏祠中学用“四线”（教学线、德育线、安保自治线、活动线）“六课”（德育课中课、德育常规课、德育校园课、德育校外课、家校共育课、德育诊疗课）编织出网格状的德育责任田。强调全员教书育人，强调教育教学全过程育人，注重师生家长的共同参与、共同成长。学生为主体，是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基础上，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教育。苏祠中学秉承“科学减负、高效育人、培养特长、和谐发展”的办学特色。把每天的时间科学分配，把休息和活动的时间交还给学生，倒逼老师向课堂要质量，倒逼老师把课堂主角的地位退让给学生。学生作了主体，在观念、态度上，由消极学习向积极学习转变；地位上，由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转变；方式上，由单一接收式学习向自主性活动学习转变。在课堂上，自主预习、合作交流、展示提升、检测反馈、归纳总结“五步课堂”教学模式，突显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绿色质量绿色成长学校始终认为，学生应是一个立体的、全面发展的人，以牺牲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所换取的“质量”，等同于通过污染环境换来的“经济发展”，教育的发展也需要绿色的质量观。学校始终坚信教育应着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还要关注学生的思想品德、身心健康、艺术修养、社会实践等各个方面，真正使学生做到德、智、体、美、劳等全面发展；教育应当关注学生的发展过程，让学生在校园里过上一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享受每一天。面对教育新的形势和发展要求背景，学校还从学生的心理需求出发，在“立德树人”、全面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力图从本土寻找能源源不断、多方面、多层次激发生命自我发展的力量，提出了“本土榜样教育，领航生命绿色成长”优化生命成长的路径。学校根据学生健康、快乐、全面持续发展的需要，分类分层构建本土榜样体系。通过选、树、悟、学、做几个环节，让学生先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成为榜样，成为某个方面的榜样后，在对自己人生短板的抑制下，在自身优势迁移的作用下，在各类榜样相互的优势影响下，循序渐进，全面发展。润物细无声，在本土榜样的感召下，学生中“心中有榜样，处处学榜样，争当小榜样”的氛围日益浓厚，学生们在榜样的激励下增强自信，体验竞争，感受成功，实现个体发展。这种有唤醒力的榜样教育唤醒了学生内心深处向善和渴望尊严的本能，领航学生生命绿色发展。学生学校同生共长课堂的主人，“四大周八大月活动”的主演，“足球示范学校”“科创基地”“艺术体育特色学校”等成绩的缔造者，苏祠学子一天一天恣意生长。卢诗雅、王欣路、夏欣宇、陈潇、陈妤豪、余林青、李沁、喻翼航等中考高考第一名从这里诞生；邓利、李成龙、宋欣怡、付琳、陈忱、孙世然、陈思运、张季蕾、彭思皓、余卓阳、周川惠等清华、北大学子从这里走出；男子重剑全运会冠军、2004年雅典奥运第七名的庹通和连续获得两届全运会击剑冠军的鲁川从这里登上体育舞台。近年来学校代表眉山市参加省运动会先后获得金牌14枚，奖牌50余块；参加省艺术节、四川省健身操比赛获得一等奖10余次；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大奖90多项。多年以来，学校中考核心指标：特优生（700分以上）、升学人数（重点高中）、升学率（重点高中）都位居全区、全市前茅。从三苏祠侧的小宅院到三校合一的大校园，从“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到布局合理、设施齐全、文化高雅，从千余人的小家庭到三千余人的大家庭，苏祠中学一年一年茁壮成长。“全国青少年足球示范学校”、“教育部优秀家长学校”、“川派名校”、四川省“五四”红旗团委、“眉山市校风示范校”、“眉山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基地”等几十项国家、省、市荣誉称号是她成长的回馈。学校勇于担当，乐于奉献，广泛传播三苏文化、苏祠精神和苏祠经验，对接的九寨沟七一南坪中学、小金美兴中学、茂县八一中学、甘洛民族中学等学校深受其益。学校的影响不断扩大，吸引了光明日报《教育家》杂志等国家、省、市媒体的多次专题报道，还吸引了深圳吉溪中学、辽宁滨海实验学校、北京师范大学贵阳附属中学、重庆巴南实验中学等省外名校来学习交流。近年来，学校还先后承办了四川省教科所共同体校长论坛年会、四川省义务教育质量检测分析会、四川省历史优质课展评活动、台湾学生天府夏令营活动、中国诗词大会（第四季）四川赛区面试选拔活动，深受各界好评，为眉山教育增了光，亮了色。如今，社会普遍认为：苏祠中学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轻松、升入高中跨入社会的潜力巨大。高一级学校乐意招收苏祠中学的学生，家长也以将子女送进苏祠读书为荣。畅想愿景引领学校再上一个新台阶40年来，苏祠中学不断创造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然而智者的眼光从来不只放在眼前，而是放眼未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该校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抉择，发展永远是该校工作的主旋律，唯有发展才能强大，唯有强大才能梦想成真。苏祠中学作为一所百年名校深知无时不在的危机意识正是创新的内生动力。在当下的教育格局和社会背景下，苏祠中学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挑战，在教育部正式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出台后，在新型高考中考改革方案调整之际，如何进一步破除教师、家长、社会教育功利化的观念，继续建造教育生态家园，滋养生命诗意成长便显得尤为重要。走向内力生成的教师主体精神塑造教师是教育变革的根本力量，教师队伍建设是学校发展的永恒主题。岳家军认为促进教师个体发展的关键在于内生力量的激发培育。“人只有依靠精神才能真正站立于大地。”学校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教师弘扬大爱精神、恪守职业道德、勇于责任担当，追求“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的人生境界，唤醒教师的发展自觉，激发教师的职业尊严感和使命感。从教师午休房的安排到“苏祠书吧”的开放，从男教师篮球队、足球队的组建到女教师瑜伽队、舞蹈队的诞生，从每一张生日蛋糕卡的发放到每一次团队拓展活动的开展，从定期慰问退休教师到每年一次的教职工“春晚”，点点滴滴，都是学校精心编织的情感纽带，凝聚着教职员工，实现个体与集体同生共长。除了打造教师专业成长的多维平台以外，学校将更加注重教师职业精神的强化和教师心灵家园的构建。走向“互联网+”的“未来课堂”探索实践在信息化、全球化的当下，学校紧跟时代和教改步伐，努力实现模式。以现代信息技术支撑课堂教学变革，构建了云技术支撑下的课堂教学模式。就在今年，学校还争取到政府资金100万元，率先在全市初中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构建“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学校采购300台平板电脑，建设校本资源库，实现了课堂板书资源公平共享和高效课堂互动功能，大数据采集分析学生学习行为，实现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智慧课堂已于今年九月在七年级试点，并逐步铺开。校长岳家军表示，目前苏祠中学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原区，不上则下，要寻求突破，就要苦练内功，加强学习交流，进一步构建科学、立体、适用的课程体系，彻底打破传统课堂，以新高考新中考为契机，做“未来教育”，打造“未来课堂”，让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高度融合，引领苏祠中学再上一个新台阶。对于“未来课堂”，学校信心满满，争取在未来的两三年做出一个雏形来。40年来，苏祠中学“奋厉当世志，法度出新意”，邻苏养气，立德树人。而今站在新的时代方位，苏祠中学踏上了新的历史征程。她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她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她正以顽强拼搏的意志、创新进取的精神、舍我其谁的勇气、一往无前的干劲，聚精会神搞建设，宵衣旰食谋发展。

2018-12-08
王安石的正面和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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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原就像《捕蛇者说》《岳阳楼记》《醉翁亭记》等唐宋名篇一样,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也因收入了中学语文课本而被我们熟记,尽管当年课堂上老师要求的背诵课文早已经还给了老师,但偶尔也会记起这些名篇的片断。而王安石的名字还与改革家相连,在我们读中学的上世纪80年代初,正是大谈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就像当年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所营造的那种氛围。近年来,由于听赵冬梅教授在电视上讲《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上瘾,对保守的司马光给予深深的同情,与之对应的就是对王安石变法印象的颠覆。去年王安石诞辰一千年之际,坊间关于王安石的各种读物多了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细读了手边两种关于王安石的新版传记:《王安石传》《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等。《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一书出自美国华裔学者刘子健之手,刘子健系美国研究宋史的代表性学者,该书也是他的代表作。对于该书的价值,用赵冬梅的话说:刘先生是她所认识的最具学术企图心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者,他试图以宋代历史为个案,向社会科学提供可以启发思考的“理论概括”,比如在这本书里,你会看到他的官僚分型理论,他对集权与专制主义关系、国家利益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思考,而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梳理之上……刘子健在该书自序里说: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像历史上的许多伟大人物一样,王安石不能被人完全理解,甚至往往遭受彻底的误解。在中国历史上普遍保守的发展进程中,王安石真的是一位卓越而激进的改革家吗?或者说因为他拥有高尚的品格,所以仍然身处儒家传统的丰厚遗产之中?如仰慕他的人所宣称的,他是一个务实而有远见的伟大政治家?或者如其他许多认为他不值得称赞的人所坚称的,他是一位坚持乌托邦理念而误入歧途的学者?司马光谴责王安石“引援亲党,盘踞津要”,这一评价到底是“误判”还是“中伤”?刘子健说:王安石否认自己及其同僚结成朋党,在选择用人上,王安石通常重视行政能力,有时也重视政治手腕。但王安石的反对者们谴责他只推荐那些不道德的官僚(小人),他们要么知晓如何为政府牟利,这与传统儒家思想相反;要么知晓为自己牟利,这就更糟糕了。这可能言过其实。梁启超和柯昌颐对王安石的研究证明,王安石的僚属之中,有很多德才兼具的官员,只有一小部分王安石的追随者是不道德的,而正是对这些少数人的任命,造成了对王安石集团成员的误判。在刘子健看来,王安石是一位理想化的士大夫,律己甚严。他过着简单朴素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显示出佛家自律、禁欲理想的影响。在支持提高官员薪俸以使其有足够的收入而不致沉湎于财务欺诈的同时,他也削减了办公经费,使得自我放纵的官僚们非常不满。然而,王安石对腐败的打击,并非完全没有偏见。他为了轻微的过失而批评苏轼等政治对手,但在寻找有行政能力的追随者时,他经常对他们错用其才以自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王安石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政策事务上,可能没有觉察到,有些人在设法令其满意地履行公务的同时,也在不择手段地追求私利。在王安石退闲以后,高标准放宽,腐败增加。到后变法时期,渎职行为远甚于从前。就此而言,保守主义者责怪王安石没有对道德的自我修养给予首要关注,而为许多无耻官僚打开了权力之门……崔铭的《王安石传》则从王安石其人其作入手,考察同时代人与他的交游,展现出颇具特色的“变法改制”图景,凸显一个抖落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改革家形象。崔铭为王安石细致“画像”:他身材魁梧,后背结实有如龟壳,头大而圆,宽阔方正的脸庞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当他注视你时,就像两道利箭突然射出,让人不禁受到震慑。不过,更多的时候,他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眼睛也像他的头脑一样不停地转动。他的额角隆起,好像长着两个肉角,两眉之间距离较宽,颧骨高耸,耳长过鼻,厚实的下巴,透出倔犟与威严。左右耳根上各有三颗黑痣,脸上有些许黑褐色的斑点……不过,随着他身前身后地位的升沉起伏,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是非毁誉,围绕他的外貌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故事与议论。喜欢他的人认为:他天生不凡,从古老的相术中即可得到印证……讨厌他的人则试图从他的外貌找出心术不正的依据,例如《道山清话》的作者曾经引用黄庭坚的话,说他“终日目不停转”,内心躁动不安,与心如止水、“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的北宋名臣范镇相对比,境界高下判然立见。不过,笔记中的引用,抽离了原有语境,将两段在不同语境下讲述的话语组合在一起,与其说表达的是黄庭坚的意思,不如说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事实上,在《跋王荆公禅简》一文中,对于这位充满争议的长辈,黄庭坚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对他的崇敬: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在崔铭的描述里,王安石个性简率,不修边幅,甚至很长时间都不沐浴,衣服脏了、旧了也不及时换洗。他的同事兼好友吴充、韩维实在看不过去,便和他相约,每隔一段时间,大家一起去定力院浴室沐浴。每次沐浴前,两位好友都会为他准备干净崭新的换洗衣物。他们将这个活动取名为“拆洗王介甫”……饮食上他也极不讲究。因为过于专注自己的思考,他不时还会闹出些笑话。有一次,宫里举行赏花钓鱼宴,每位大臣面前的几案上,除了佳肴美酒之外,各放了一碟鱼饵。他竟不知不觉把鱼饵全吃光了。这些生活小节,喜欢他的人总是津津乐道,不仅觉得无伤大雅,反而体现了一种率性自然、脱略形骸的高情逸趣。讨厌他的人则认为都是装的,恰好证明他虚伪奸诈,甚至怒斥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凡事不近人情”,是“阴险狠贼”的“大奸慝”,必为“天下之患”。这些尖刻的话语出自署名苏洵的《辨奸论》,成为宋人热议的一大话题。有的人拍手称快,赞许苏洵有先见之明；有的人则不以为然,认为苏洵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而肆意谩骂。然而,《辨奸论》是否为苏洵所作,直到今天,学术界依然众说纷纭没有共识。王安石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奇特、充满争议的人物。《王安石传》中有个细节可以反映王安石的个性: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针锋相对。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曾与王安石有过争执和恩怨。王安石辞去大丞相,回到南京之后,从此就成钟山脚下一居士,悠然自在。他想与当年的政敌一一和解。此时的苏轼,依然是谪臣之身,不敢造次,于是手书近作,投石问路。收到苏轼的诗书,王安石十分惊喜,第二天便身着便服,乘驴而往,主动到苏轼停舟之处拜访。苏轼大出意外,来不及戴帽子、换衣服,立即跳下船来,拱手而揖:“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礼岂为我辈设哉!”之后,王安石还劝苏轼在江宁买房安家,比邻而居,以后便可常相往来。苏轼也曾有“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履,老于钟山之下”的打算,但却没有合适的机会。再后来,苏轼离开江宁继续北上,王安石特意前来送行。目送苏轼远去的身影,王安石对身边人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话是王安石对苏东坡的评价,其实他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薛原

2022-05-30
古代文人笔下的鲍山白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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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沧溟精舍开,名泉依旧水潆洄。一行鸥鹭冲烟起,两点鹊华浮黛来。惆怅营城无剩迹,伤怀粮冢有余哀。稻畦荷荡湖田阔,独立苍茫残照催。——陈永修七律开篇,非题记。陈永修的《过白泉即景有感》七律诗,以鲍山“精舍”起笔,以残照湖田落笔,紧扣一个“过”字,抒“过”中所见、慨“过”后之感,可谓意象阔大,诗境开阔,笔墨蘸满了情,令人心目天开。白泉,古称白野河、白泉河,金《名泉碑》称白泉。传,泉眼涌白沙,细如面粉,曾以白沙泉而名,位于鲍山纸房村北。清乾隆《历城县志卷九·山水考四》载:“白泉,出纸房庄北,方十亩,中有大泉,间数刻一发,声如隐雷。多涌白沙,故名。”白泉之水,质甘量丰。明代《永乐大典》副总裁、江西吉安之诗人晏壁,出任山东正五品按察司佥事时,常“休沐之暇,与大夫君子升高眺远。凝眸而挹山色,洗耳以听泉流”而邂逅白泉,生发感慨而浓墨重彩描绘,勾勒出一幅线条明快简洁的淡墨咏泉图:槐庭秋水色泓澄,体孕金天玉雪清。月夜看来疑素练,纤尘不染胜瑶琼。而陈永修过白泉,何时来,何时去,无从可考。但尾联之“稻畦荷荡湖田阔,独立苍茫残照催”句,似是一个夏末秋初的傍晚。那时的白泉,不是一泉独秀,而是百泉争流。梁王庄、冷水沟庄、大辛庄、水坡及张马屯诸庄,多有泉水,经年不涸。在东西长约9公里、南北宽约3公里的狭长地带中,水流成河、成泊,可谓水中芦苇摇曳,岸边杨柳婆娑,大有“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之势,当地遂称“张马泊”。当年,马国翰游览于此,以五言而诗写《白泉晚眺》,使之如浑金璞玉,状景如画:踏过绿溪阴,芳郊春正深。夕阳流远野,归鸟度疏林。登陇闲翘首,听泉静会心。相逢樵牧子,畴侣自招寻。本世纪初,济南名泉调查时,除白泉外,还发现有灰泉、丫丫葫芦泉、草泉、冷泉、团泉、麻泉等11处名泉。而在夏天雨季,田野沟渠中的无名泉则难以计数。因此,清代诗人郝植恭所辑《七十二泉记》中,除了白泉,亦将草泉、麻泉、冷泉、团泉、花泉、猪拱泉收录其中。上世纪80年代前,纸坊村及周边孙家卫村、南滩头村、北滩头村一带,还曾是绿波春浪的池塘、一望无边的稻田,可谓鱼米之乡。但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泽被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城市化建设进程。而康熙《济南府志》载:“泉源数泓,广数亩,一方水利所关,流经耙道河,东北入沙河。”《济南名胜古迹辑略》则载其“泉出成潭,溢出为河,曰‘坝子河’。北流,汇遥墙河,入小清河”。因此,清代阳丘(今山东章丘)人李沧瀛(字东溟),某年腊月,过坝子庄去云水村,访问马国翰时,写下《岁杪过坝子庄访词溪》一诗,记录下白泉路上的雪景、云水村的冬景:落日白泉路,寻君云水村。有林通委巷,蹋雪到衡门。小爇松柴暖,新刍腊酒浑。高谈明月上,蟾影破黄昏。陈永修的“即景有感”,还另有注解:“泉出梁王庄,携丫丫葫芦泉、唐家泉、张家泉、李家泉、当道泉、双宝泉之水,流经冷水沟、水坡,至张马湖。”由此,白泉并不漫漶流淌,而是蘸情透地,丰腴了一方湖田、稻田和荷田,归了一派天然。因此,诗人以精炼的语言、巧妙的构思,将稻畦荷荡的近景与远景、夕落鹭飞的静态与动态,浓结于一起,组建成一个和谐的整体,从而勾勒出一幅优美恬淡的水田风光图。陈永修的《过白泉即景有感》诗,移情注景,景中寓情。从表面上看,题材内容不过是目之所及之景物,语言也没有更多的雕饰,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听其自然,平平淡淡,但在这似平淡之中,却有诗人的潜心构思,和他的淳厚感情,让人领略到他的另一种境界。中国古代,文人为官,多在官不在文,而轻官重文者少有,唯官场冷落后,方用竹笔一杆,镌刻山河、雕镂人心。陈永修的境界亦是如此。陈永修,字子慎。少时,师从济南著名文献学者、诗人马国翰,亟蒙矜赏。及长,肆力古文辞,博雅工诗,为晚清济南颇具才华之乡土诗人,诗文多在《民国续修历城县志》引用,如《登华山诗》的“家住鲍山西麓,登华诗忆南丰”,《张龙图故宅》的“书堂三字笔如椽,学士声名尚俨然”,《过闵子墓》的“古墓丛祠垂姓名,孝哉闵子死犹生”……等等,都是讴歌历城山水和历史人物的斐然诗篇。虽然,陈永修曾是恩贡生,曾授六品候选训导,但候选训导只是一个虚衔。所以,陈永修的为官并不显赫,显赫的是他的诗文。马国翰在为其《鲍西楼诗草》作序中称,陈永修的诗人有“两得”,一是“触景言怀,挥手立就谓之来得,细意慰贴,切无懈可击,谓之去得”；二是“渊然而以古,浏然以清,远韵深情,耐人咀味,谓之存得”。由此可见,陈永修的诗文,在大家眼中的份量极重。作为乡土文人,陈永修家居白泉之南的王舍人、殷陈一带。此间,鲍山坐落其中。鲍山,以城而名,春秋时期齐国大夫鲍叔牙受封食邑之地,死后葬于山下。北宋著名文臣名吏张揆、张掞兄弟,以及明代的宗工巨匠李攀龙、民国梨园巨将李大玉等也出自于鲍山脚下。关于张揆、张掞兄弟的人品、官品,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俩极为推崇。熙宁六年(1073年)夏,苏辙任职江南未果,“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景色之美不次于江南,于是自请而来,任齐州掌书记,亲自凭吊张揆、张掞故宅,写下传世之作《张文裕侍郎挽词》,以示纪念:持节西南二十年,华堂遗像已苍然。归来侍从三朝旧,老去雍容平地仙。落笔纵横题壁处,诵诗清壮举杯前。东游邂逅迎归旐,泪落城南下马阡。次年,任职杭州的苏轼,因思念弟弟而请移密州(今诸城)。宋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奉旨调离密州。转赴徐州途中,于第二年正月途经济南,而苏辙却在熙宁九年十月回京述职,兄弟俩虽未能相见,但苏轼仍于二月初前往王舍人庄,题张揆、张掞“读书堂”,诗《张文裕挽词》,以示敬仰::高才本出朝廷右,能事方推德业余。每见便闻曹植句,至今传宝魏华书。济南名士新凋丧,剑外生祠已洁除。欲寄西风两行泪,依然乔木郑公庐。陈永修的开篇七律,以白泉的自然美景切入,营造出一种清新轻松的情调氛围。首联开头,将“不见”二字置于句首,将“沧溟精舍”与“名泉潆洄”作比较,强调作者欲见名泉的强烈愿望。而“沧溟精舍”,则指李攀龙及其他的白雪楼。李攀龙,字于鳞,号沧溟,鲍山脚下韩仓村人。明嘉靖十九(1540年)取山东乡试第二名,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赐同进士出身,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后,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刑部员外郎、刑部山西司郎中。官凡三迁,辗转郎署,官职闲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升任陕西按察司提学副使后不久,因难以忍受陕西巡抚殷学之挟势倨傲作风,借母老归养之名,上疏乞归,旨未下即拂衣辞官,回乡筑楼一座,取“阳春白雪”之典而名“白雪楼”。从此,隐居高卧,杜门谢客,专心赋诗著文。因其主张“文主秦汉、诗规盛唐”,而蔚为一代词宗。第二联的“一行鸥鹭冲烟起,两点鹊华浮黛来”句,其句首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将“一行”与“两点”相对、“鸥鹭”与“鹊华”相对、“冲”与“浮”相对、“烟起”与“黛来”相对,展现白泉静中寓动的自然景色。更为重要的是,与曾巩登临华不注、东望鲍山的感怀,相互映衬,烘托出了更加深邃的意境:云中一点鲍山青,东望能令两眼明。若道人心是矛戟,山前那得叔牙城。陈永修的即景有感,既有感慨,也有感叹。而他的感叹,在第三联的“惆怅营城无剩迹,伤怀粮冢有余哀”尤为明显。粮冢者,粟之墓也,全国为数不多。《诗经》里有粮冢,称作宛丘,亦叫平粮台、贮粮台；陕西岐山有“冢疙瘩”,据说是诸葛亮疑惑司马懿的“粮疙瘩”；《水经注》里有“柏冢”,后来称作虚粮冢,竟是战国中晚期的燕国王陵。而白泉侧畔的“粮冢”,则是南朝大将檀道济的杰作。檀道济,东晋末年、南朝初年著名将领,宋之开国元勋。1600多年前的元嘉元年,南朝刘义隆登基,草率北征,檀道济孤军奋战。至历城,屯军梁王庄,已粮草难继。有降者告密:檀军无粮,人心惶惶。魏军遂夜派探子,潜入檀军兵营,打探虚实。檀道济翻新诸葛亮的“空城计”,命士兵“夜唱筹量沙,以所余少米散其上”,而“魏军谓资粮有余,故不复追”,檀军以此平安撤军……这个军事典故,后人评价:“道济虽不克定河南,全军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惮之,图之以禳鬼。”而道济根据多年战争经验,总结出的三十六计,为后世留下宝贵的军事著作遗产,被载入史册。应当说,如此人生,才是真正的不朽。但诗咏梁王庄粮冢的,非陈永修一人。董芸,字香草,号书农,清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以诗名世。比陈永修早上几十年,董芸萃聚历史一个节点,吟咏粮冢,寥寥数语,却直抵一个陌生的传说:梁王春草绿纤纤,梁冢依稀数点尖。风俗尚传檀道济,只无寺庙可观瞻。自以为,远古的记载,都是美丽的传说,历史再精彩,也难以重复。当一个贤臣遇上了一个自坏长城、自掘坟墓的君王,他就是纵有“气吞万里如虎”之势,也难逃“仓皇北顾”之窘。檀道济即是如此,空有三十六计,终难逃无罪被诛之命运,因而后人感慨:“可惜弓藏高鸟在,公然万里坏长城!”其实,道济也绝非美玉无瑕,但梁王庄人却记住了他的好,很多年前就以敬仰与纪念方式,给他建起了祠堂,只是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就连当地人俗称的“粮冢”,也历经千年风雨沧桑,日见缩小而渐失历史的见证。心若敬古,旧梦也能出新。时光的轮盘,五味杂陈,转去了历史的剧情,推出的,是鲜活的新生。近年来,泉水面目全非,白泉更是苟延残喘,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济南东部新城正在此地崛起,白泉泉群生态治理项目已悄然启动,人们期待着,期待这片土地,又来生机。

2018-11-02
范滂有母终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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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鹏举先前读《宋史·苏轼传》，读到一个名叫“范滂”的古人，第一眼就被“滂”字吸引了。感觉“滂”字单独出现很好看，比“滂沱”之类更有古意。赶紧想了解范滂这人。就去看了《后汉书·范滂传》。范滂官阶不高，风骨出众，有“登车揽辔，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他曾被太尉黄琼征召。黄琼是当时名人，“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么好的句子，就出自著名的李固《遗黄琼书》中，至今脍炙人口。当时，范滂调查有关官吏行状的歌谣，弹劾了二十多个刺史和享有二千石俸禄的权贵。延熹九年，范滂获罪“党人”结党，被押黄门北寺狱。中常侍王甫奉旨过堂。范滂一行颈、手、脚戴枷锁，布袋蒙头，排列阶下。范滂越序前行，面对王甫责问，坦荡陈词。最后他说，古人求善道能求得多福，今人求善道竟然身陷死罪。我死后请埋首阳山下。王甫听了很哀伤，当场解除了阶下所有囚犯的枷锁。三年后，朝廷决意捕杀范滂。督邮吴导到了范滂乡里，在驿舍抱着诏书，闭门伏床大哭。范滂闻讯说，他一定是因为我。随即去自首。县令郭揖宁愿弃官，和他一起逃亡。范滂说，我死了，事情就了了，不敢连累你，还让我老母亲流离外乡。《范滂传》接下来的最后一段文字，让范滂和《范滂传》不朽：“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家父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意思说，范滂母亲和他诀别。他对母亲说，弟弟孝敬，会供养你。我随父亲命归黄泉。生死各得其所。还望母亲割舍难舍的恩情，不要再悲伤了。母亲说，你今天能和李膺、杜密齐名，死也无憾。有了好名声，再求长寿，这两者可以兼得吗？范滂下跪受教，拜别母亲。回头对他儿子说，我想要你为恶吧，恶实在是不可为；要你为善吧，我不为恶，竟是这般下场。边上的人听了，无不流泪。这一年，范滂三十三岁。《宋史·苏轼传》是开篇就提到《范滂传》的：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苏轼才10岁，母亲就教他读《范滂传》。他问母亲：如果他是范滂，母亲允许吗？他母亲说：如你是范滂，我难道就不能是范滂的母亲吗？在我印象里，苏轼在意两个人：陶渊明和范滂，一个是真的归去来兮——隐居了，一个是那样壮烈地赴死了，都是怀抱澄清的人。苏轼一生效仿的大概也就这两人。只是这两人现世中的行状区别太大，苏轼想合一为之，很难。事实上，苏轼一生使劲的就是这合一为之的努力。他锲而不舍。也就这点，他有了人缘。当初和如今的许多人，都和他有相似的努力，所以和他投缘。再回到范滂。范滂对儿子说的话，该是他的人生遗言。前一句，人不可为恶，说出了人之为人的底线和尊严。后一句，为善竟没好下场，说出了世间的无情和悲凉。苏曼殊有首诗，也提到范滂。《束装归省，道出泗上，会故友张君云雷亦归汉土，感成此绝》：“范滂有母终须养，张俭飘伶岂是归。万里征程愁入梦，天南分手泪沾衣。”苏曼殊在诗中依着归省的思绪，提到了人子得其所的问题。诗中除了范滂，还提到范滂同代人张俭。张俭名声也好。他被追捕，到处逃亡，见有人家就躲进去。人家都会收留他，甚至愿为他遭难。所谓“望门投止”，说的就是张俭。苏曼殊说，即使是望门投止的张俭，也是不得其所。而范滂，作为人子，母亲终是要赡养的。范滂有母终须养，说出了范滂有母难养的彻骨悲凉。苏曼殊这首诗，字面上是说范滂，还有张俭，其实也是说他自己。他是诗僧，也只三十几岁的寿命，飘摇家国，悲欢莫名。有母终须养，说起来、做起来都平常不过。范滂有母终须养，竟是难题。

2020-03-29
苏轼与密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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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继业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秋，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期满，以太常博士、朝奉郎、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骑都尉，权知密州军州事，升任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在从杭州赴任密州的路上，他赋词《沁园春·孤馆灯青》：“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密州时属京东东路，辖诸城、安丘、莒县、高密、胶西五县，亦涵盖从中析分出的胶州、胶南、日照、岚山、五莲、莒南等县域，南濒黄海，东临胶州湾，北至潍州，西接沂州，州府治所在诸城。诸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为鲁东南历史文化名城，曾先后为琅琊郡治、城阳郡治、胶州治、高密郡治、密州治所，因境内密水而得名密州。有人说密州贫瘠，实则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是龙山文化、东夷文化重要发祥地，乃恐龙之乡、舜帝故里、千年古州。当时人口32万，超过齐州、青州、潍州等州府，为京东东路第一大州。苏轼有诗赞曰：“漫说山东第二州，枣林桑泊负春游。”苏辙也赞叹：“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书。”苏轼到任时，恰值密州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加之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操之过急等现象，百姓民不聊生。苏轼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中写到当时景象：“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何以累君子，十万贫与羸……”从中可见对灾民痛苦感同身受的为民情怀。下车伊始，苏轼顾不上鞍马劳顿，随即深入民间，明察暗访，直言上书皇帝、宰相，为民请命。在给宋神宗的《密州谢上表》中上奏：“臣不敢仰仞至恩，益坚素守，推广中和之政，抚绥疲瘠之民，要使民之安臣，则为臣之报国。”向宰相如实报告灾情：“轼到郡二十余日，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瘗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请求朝廷“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请求豁免密州秋粮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为了尽快消除蝗灾，苏轼身先士卒，亲自指挥捕蝗救灾，并写了《和赵郎中捕蝗见寄次韵》。他访问农夫野老，汲取经验，主张采取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铲除蝗害，并动用官仓之米奖励捕蝗人，使百姓“荷锄散掘谁敢后，得米济饥还小补”，以工代赈，开仓赈灾，以激励机制激发百姓灭蝗积极性，取得了灭蝗斗争的胜利。由于连年饥荒，百姓生活难以为继，不少贫困家庭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嗷嗷待哺的婴儿弃之道旁。有一次，苏东坡与通判刘廷式在城墙附近挖野菜，忽然在一丛枸杞旁发现一个弃婴。他心痛地捡起婴儿抱回府中抚养，从中更深地了解到百姓生存的艰难，于是下令州府官员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几天时间，州府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安排给没有子女的家庭抚养，州府按月发放粟米6斗，从而挽救了不少生命。苏轼为官清廉，与民同甘共苦，时常采摘野生枸杞和山菊花食用。他在《后杞菊赋》里自述：“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知州拔野菜与民同苦和救济弃婴爱民如子之事，一时传遍全城。州里的开明乡绅被感动，纷纷拿出粮食救济灾民，使全城度过灾荒。又遇春旱，苏轼亲登常山祈雨。常山位于城南十余里，海拔297米，形似卧虎，附近有龙骨涧，山上有龙神庙，藏龙卧虎，祈雨常灵。据《唐十道四蕃志》载：“密州常山，齐时祈雨常应，因以得名。”苏轼率吏民前往祈雨，诏封常山神为润民侯，果然感动上苍，当晚得雨，旱情缓解。他兴奋地写下《次韵章传道喜雨》：“常山山神信英烈，捴驾雷公诃电母。应怜郡守老且愚，欲把疮痍手摩抚。山中归时风色变，中路已觉商羊舞。夜窗骚骚闹松竹，朝畦泫泫流膏乳。从来蝗旱必相资，此事吾闻老农语。庶将积润扫遗孽，收拾丰岁还明主。”经实地考察，苏轼在常山发现水源地。他在《常山雩泉记》中写道：“庙门之西南十五步，有泉汪洋折旋如车轮，清凉滑甘，冬夏若一，余流溢去，达于山下”，成为邞淇河的一个源头。于是，“乃琢石为井，其深七尺，广三之二，作亭于其上，而名之曰雩泉”。政声人去后，古迹越千年，至今泉亭犹在。邞淇河发源于常山、马耳山一带，两条支流在城南汇流，每逢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威胁城内居民安全。为根除洪涝旱灾，苏轼率百姓兴修水利，在邞淇河上筑坝修堤，“壅邞淇水入城”。他在《满江红·东武会流杯亭》写道：“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隐隐遍、长林高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更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熙宁八年（1075年），密州“蝗旱相仍，盗贼渐炽”。《宋史》载，朝廷安抚司派三班武官率兵捕盗，官兵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引发争斗伤及人命。百姓到州府鸣冤，苏轼为民伸张正义，将杀人官兵智捕正法，还上书朝廷《论河北京东盗贼状》，分析了盗贼产生的根源，认为天灾人祸互为因果：“密州民俗武悍……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建议治盗必先治本，应与治事、治吏相结合，从根本上杜绝盗患。公开悬赏缉盗，“明立购赏，随获随给……盗亦敛迹”。从此，平定了盗患，赢得百姓爱戴。苏东坡在密州时，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他和王安石政见不同，就结合实际，对新法持实用主义态度，对老百姓有利的就积极推行，不利的暂缓执行。《宋史》载，司农寺推行手实法征税，不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当面质问提举官：“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不久，朝廷就撤销了这个对百姓不利的法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灭蝗赈灾、扶贫济困、兴修水利、缉盗维稳，苏轼无事不尽心竭诚，“勤于吏职”“凡百劳心”“朝衙达午，夕坐过酉”。经精心治理，密州灾情消退，盗贼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吏民渐相信，盗贼狱讼颇衰”，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景象。苏轼高兴地说：“余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民生问题解决后，苏轼又着手城市建设，以工代赈，修筑城池，将城墙西北处北魏所建荒废楼台修葺一新，请其弟苏辙为楼台命名。苏辙取老子《道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文意，赋名“超然台”。苏轼很喜欢超然物外的老庄观，亲笔题写了“超然台”三个大字，留下了著名的《超然台记》，还请苏辙、李邦直、文与可等文人墨客各写《超然台赋》，使超然台一时名闻遐迩，成为密州八大胜景之首。公务之暇，苏轼时常登台把酒临风，吟诗作词：“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环顾满城春光，诗兴大发，即兴吟唱《望江南·超然台作》：“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苏轼性喜自然，足迹踏遍了密州的山山水水，常山、卢山、障日山、五莲山、九仙山、马耳山、晏驾山、潍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诗篇，盛赞“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也。”熙宁九年（1076年），苏轼登临琅琊台，发现秦始皇东巡琅琊留下的李斯刻石，历经千年风雨侵蚀损毁严重，乃请著名篆书家文勋根据残石拓片临摹刻石于超然台上，并亲撰《书琅琊篆后》跋文于其后，使这一国宝得到了传承和保护。熙宁九年（1076年）冬，苏轼调任河中知府。除夕，在离任密州的路途上，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鹅毛大雪。苏轼恋恋不舍地写下了“除夜雪相留，元日晴相送……春雪虽云晚，春麦犹可种……”不顾大雪封路，依然心系密州百姓。苏轼在密州两年，不仅政绩卓著，文学创作更是成绩斐然，留下不少传世名篇。密州地处鲁东南沿海，山川秀丽，民风豪爽，激发了诗人的创作激情和灵感。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先后创作了126首诗，18首词，文赋59篇，共计203篇，平均3天即有一篇新作问世。苏轼为旷世奇才，博通经史，才华横溢，22岁与其弟苏辙同榜进士。《宋史》载，“主司欧阳修得轼《刑赏忠厚论》，惊喜，欲擢冠多士，犹疑其客曾巩所为，但置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高中榜眼，制策名列第一。宋仁宗亲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二人，盖轼、辙也。”苏轼少年得志，历任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八州知州，先后升迁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和吏部、兵部、礼部尚书，颇有政绩。且多才多艺，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都达到极高艺术成就，成为千古词圣和唐宋八大家之一，书法位列苏黄米蔡四大家之首，被誉为千古第一才子。相比诗文而言，苏轼作词较晚，其处女词是作于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华清引·感旧》，直到熙宁二年（1069年）才有第二首词问世，至熙宁七年（1074年）词作渐增，于密州期间达到高峰。在其最具代表性的词中，《江城子·密州出猎》《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及《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三首词均作于密州，并称“密州三曲”。熙宁八年（1075年）正月二十日夜，孤馆灯青，夜有所梦，苏轼与离别十年的爱妻王弗梦中相会。王弗出身进士门第，聪明贤惠，知书达理，16岁嫁给苏轼，郎才女貌，伉俪情深，年仅27岁英年早逝。梦醒之后，苏轼思念万分，泪如雨下，挥笔写下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该词字字伤感，句句深情，戳人泪点，令人泪奔，真切反映了苏轼对亡妻的一往情深，被誉为千古第一悼亡词。熙宁八年（1075年）秋，密州大旱，苏轼率随从到常山祈雨，归途射猎习武于黄茅冈。周围百姓闻讯，纷纷赶来助威，一时人声鼎沸，马嘶犬吠，斩获颇丰。激情澎湃的苏轼，即兴吟诵出惊世之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该词豪气冲天，气象恢弘，一改宋词偎红倚翠、儿女情长，赋词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和豪迈之气，一扫传统缠绵绮靡之风，慷慨激昂，充满阳刚之美。苏轼自豪地对朋友说：“近却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该词不但是苏轼词作上的重大突破，也是词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为词创作开拓了崭新道路，成为豪放词派的开山之作，开创了一代词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苏轼所在密州离苏辙任职的齐州并不算太远，但因公务繁忙亲兄弟一直未能相见。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之夜，皓月当空，苏轼在超然台上，欢饮达旦，想起已经七年没有见面的苏辙，思绪万千，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该词横空出世，令人耳目一新，开创了词史清旷词风，把有唐以来词的艺术美发展到极致，是李白之后浪漫主义文学的巅峰之作，被誉为最美中秋词，成为千古绝唱。宋人《苕溪渔隐丛话》评价：“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词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萌芽于南朝，原为“胡夷、里巷之曲”(《旧唐书·音乐志》)，初称“曲子词”，是配合乐曲词牌演唱的歌词，至晚唐、五代，一直被视为“小道”而不能登大雅之堂。苏轼在密州的创作，首开宋词豪迈之风，创新了宋词的形式，拓展了宋词的内容，突破了宋词的风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场景，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将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跃升为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独立抒情文体，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为宋词的发展和兴盛作出了重要贡献。有人认为，苏轼到密州是遭贬，实际上是升迁重用。宰相韩琦曾向宋英宗荐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自古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苏轼，风华正茂，壮志凌云，豪情满怀，因此成就了其豪放词风。乌台诗案被贬后，苏轼亲身体会到了仕途险恶和世态炎凉，方看破红尘，成为佛门俗家弟子东坡居士，词风亦为之一变。苏轼成就于密州，密州也成就了苏轼。

孙继业

2023-09-10
苏轼的养生思想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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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赓扬北宋文豪苏轼步入仕途后一直生活在动荡不定的宦游羁旅之中,更遭十年贬谪,遍尝艰难困苦。他为官则勤勉从政,遭贬则下田耕耘,诗文书画成就又居重要地位,其付出的辛劳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还是活到了虚岁六十六,在900多年前,这已称得上是长寿了。那么,苏轼有哪些养生秘诀呢?正心苏轼养生思想是苏轼自然观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从苏轼自然观的高度来理解他的养生思想,才能把握其精神实质。苏轼继承了老子“道法自然”和东汉思想家提出的“师法自然”思想,他说:“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圣人岂得与于其间而制其予夺哉!”(《苏轼文集解》)那么,人也是“自然而然者”,是大自然之子。既为大自然之子,就必然符合大自然总的规律。苏轼认为,乾坤因其无心(即无主观意识)所以能够专一有信(即有规律),因而万物能尽其天性而生,尽其天性而死(见《东坡易传·系辞传上》)。所谓养生就是遵循“天道自然”的思想,按“师法自然”法则对待人之自身,避免任何违背自然规律、戕害身体之事。这也就是“颐养天年”吧。苏轼从儒家“正心”的要求出发,吸收了佛道“养心”思想,提出了“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他,外在事物),在于羣息已动(所有止息的万物已经萌动),大明既升(大明,太阳),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我正辗转于人世,一览拂晓空际的飞尘；以飞尘比喻万物的变化)。”(《苏轼文集·雪堂记》)苏轼这里阐明的是一种既摈弃追名逐利,又不消极遁世的人生观。具体说,苏轼的人生价值观、穷达观、苦乐观、生死观,都是积极向上的,这就形成了他正直豁达、乐观开朗的性格,不畏苦难、刚毅坚强的心魄。也是他顺境时不放纵,逆境时不颓废的根本原因。可以说,养生的第一要义在正心、养心。苏轼认为,正心、养心,不是按照理学家们“存天理,灭人欲”的模式委屈自己。他觉得“随缘自适”还不够,而要“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见《东坡志林·论修养帖寄子由》)。人处逆境不进行心理调适就容易患忧郁症,甚至精神分裂、自我了断。不过,“任性逍遥”只是心理上放松,不是任性胡来；“随缘放旷”只是摆脱思想禁锢,不是“随缘放荡”。苏轼在黄州、惠州、儋州等贬谪之地,一是亲近大自然,在山川草木中得到了生活乐趣；二是亲近平民百姓,在寻常巷陌中感受到了人间的温暖。这样的“逍遥”“放旷”有益无害。正心、养心必须有仁爱之心。苏轼相信,这是儒道佛三家的共同之点。所谓“仁者寿”,即唯为“仁者”,有良好心境者,则自然而然地长寿。苏轼的仁爱之心,很少有人能比。他经常施医舍药、接济朋友、修桥补路、无偿挥毫。晚年北归,曾拟购买房产,但听到房主之母因儿子擅自出卖祖居而痛哭时,苏轼竟当面焚毁契约,且不索要已付的房款,责令不肖之子将老母接回旧居。这是传闻,但苏轼逝世于借住的居所则是确凿的史实。养身儒家“修身”通常指道德完善和学识进修,其实也应该包括培养健康的体魄,苏轼称之为“养身”。苏轼养身的招数有:节制欲望。苏轼十分推崇西汉辞赋家枚乘《七发》中的戒欲之语:“出舆入辇(出入坐车),命曰‘蹶瘘之机(蹶瘘,跛足伛偻；机,机缘)’；洞房清宫(高大冷清的屋舍),命曰‘寒热之媒(寒热外邪的媒介)’；皓齿娥眉(美色),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他把这行、住、色、食“四戒”作为座右铭,多处书写,以“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苏轼文集·书四戒》)。与“四戒”相符合的,则是他简朴健康的生活方式。调节饮食。饭怎么吃,大有讲究。苏轼饭食是粗细搭配,荤素搭配,素食为主。他爱吃的饭食有“三白饭”(白米、白萝卜、白盐)、“二红饭”(大麦仁和小豆)、玉糁羹(米糁搀山芋)、东坡菜羮(米糁、豆子搀蔓菁、萝卜、苦荠)等。他还常吃甜藕、豆腐、豆干、汤饼等素食。当然,东坡肉、东坡肘子,是荤菜,他在黄州常吃,因为彼时彼地的猪肉比蔬菜便宜。苏轼遭贬,不给俸禄,只发生活费,他家人口又多,入不敷出,不得不节俭。苏轼诗词中常有“夜饮东坡醒复醉”这样的句子,其实苏轼并不善饮,一天只喝一杯淡薄的米酒。他爱喝茶,特别爱喝桃花、菊花等花草茶。苏轼主张节食,专门写了一篇《节饮食说》(《苏轼文集》),认为节食可以“宽胃以养气”,还主张“晚食以当肉”,“已饥而食,蔬食有过于八珍”(《东坡志林·赠张鹗》)。节制饮食显然有利于身体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谈到:“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导引,古代养生术；导引关节,以自力俯仰屈伸,以活动肢体关节),吐故纳新。”(《苏轼文集》)“慎起居”,首先要做到“能逸而能劳”(《苏轼文集·策别安万民五》)。苏轼很勤劳,平生手植松树数万,在黄州和儋州他都亲自种田,体力劳动使他变得又黑又壮。闲暇时,爱游山玩水,吟诗作画,也喜欢静坐。他很注意睡眠,主张早睡。步入老年后,常以摒除杂念、自数呼吸等方法催眠,安然入睡,养护身体。苏轼年轻时曾骑马、射箭、打猎、习武,以使体魄强健。他一生都爱散步、爬山、导引、气功等锻炼项目,还喜欢以自我按摩、叩齿、梳头等方法养生。防病治病要想身体健康,防病是个极重要的环节。苏轼饱读中医药书籍,深深懂得未病防病的道理。他认为,防病最重要的是,“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节慎在未病之前”(《东坡志林·七德八戒》)。苏轼赞成友人关于色欲“不易消除”的说法,认为不必禁欲,但必须节制(见《东坡志林·养生难在去欲》)。在《记故人病》文中,记叙了一位年轻朋友纵欲亡身之事,他慨叹道:“呜呼哀哉,此复何罪乎!酒色之娱而已”(《苏轼文集》)。为了防病,苏轼很注意个人卫生和环境卫生。他有以茶漱口、浴足、洗发的习惯,还常常洗澡。在黄州躬耕东坡时,除了劳动后的清洗之外,每月都要去寺庙彻底洗浴。他把黄州东坡的居所雪堂粉刷成全白色,也有保持环境卫生之意。为了防病,苏轼在食品短缺、营养匮乏时,适当服用补品和药品。他用茯苓粉掺进枣肉、黑芝麻,服用后有利尿、安神功效。他就地取材,服用过芡实、生姜、地黄、松脂、胡麻、苍术、石菖蒲,饮用过蜜酒、桂酒。疫病流行时,苏轼用家乡耆旧巢谷送给他的《圣散子方》熬制汤药,给家人和朋友邻居饮用,收到了防病的奇效。内有七情六欲,外有风寒湿热,人生病是难免的。苏轼对待疾病的态度是“有莠则锄,有疾则医”(《苏轼文集·祭司马君实文》)。苏轼平时留心观察医生的医术高低,就医时把自己所患病状全部告诉医生,“使医者了然知患之所在也。然后求之诊,虚实冷热,先定于中,则脉之疑似不能惑也。”这样,就是中等水平的医生也能治好他的病。同时,他也强调医德,盛赞那些“用心平和,专以救人为事”的良医,批评个别“性行不甚纯淑”的医生(《苏轼文集·记张君宜医》)。就医后一般要服药。苏轼主张“服药于已病之后”(《东坡志林·七德八戒》),要用好药,少用药。而“无病服药,病从药生。”(见孔凡礼撰《苏轼年谱》中册)苏轼平生收集了很多药方,后人将这些药方辑录在《苏沈良方》之中。不过这些药方可供参考,很多不宜直接使用。北宋宣和年间,汴梁(今河南开封)风寒时疫流行,许多太学生服用治疗湿热时疫的《圣散子方》,结果死了一些人。苏轼养生思想及实践十分丰富,清初学者王如锡汇集苏轼有关养生的文字,编成《东坡养生集》。

2014-11-27
苏东坡兄弟与大熊猫的诗歌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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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烈/文《竹公式》苏轼野人献竹公式，腰腹大如盎。自言道旁得，采不费罝网。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两牙虽有余，四足仅能仿。逢人自惊蹶，闷若儿脱襁。念此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擒太仓卒，羞愧不能飨。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次韵子瞻竹公式》苏辙野食不穿囷，溪饮不盗盎。嗟公式独何罪？膏血自为罔。阴阳造百物，偏此愚不爽。肥痴与瘦黠，禀受不相仿。王孙处深谷，小若儿在襁。超腾避弹射，将中还复枉。一朝受羁绁，冠带相宾飨。愚死智亦擒，临食舐吾掌。编者按：1869年3月，法国博物学家阿尔芒·戴维德将在四川雅安宝兴县发现的一只“黑白熊”的标本和骨骼运到法国，由此引发了西方世界对大熊猫的狂热。事实上，大熊猫已在地球上生存了至少800万年，中国人对大熊猫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文字产生初期就记载了大熊猫的各种称谓：《书经》称貔，《毛诗》称白罴，《峨眉山志》称貔貅，《兽经》称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称貘……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从汴京（今开封）出发，赴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治平元年（1064年）夏秋，凤翔当地农民把在路边上捉到的一只“竹公式”，送给苏轼。时年29岁的子瞻先生挥笔写下《竹公式》诗，和父亲一起住在汴京的苏辙，得到哥哥寄来的这首诗后，立刻写了《次韵子瞻竹公式》。据四川大学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志烈研究，东坡兄弟诗中写的“竹公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大熊猫。中华国宝与国宝级文化名人苏轼兄弟的诗歌情缘，是研究大熊猫文化中值得重视的故事。从发现地域看秦岭山脉自古大熊猫家园2021年10月，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其由四川岷山片区、邛崃山——大相岭片区、小相岭片区和陕西秦岭片区、甘肃白水江片区组成。这些地方都是大熊猫古老的家园。苏东坡见到竹公式的地方是在凤翔，正是秦岭西北边际。唐末五代，秦陇之地，也就是秦岭西部，竹公式繁殖得很快。因为常见，就有人编造童谣，以记此事。宋初编成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就据《王氏见闻》引录了一首《秦人竹公式谣》：公式公式引黑牛，天差不自由。但看戊寅岁，扬在蜀江头。1996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由陈贻焮先生主编的《增订注释全唐诗》第5册的957页上就收录了这首《秦人竹公式谣》，正文之后，有编者的简要注释：见《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引《王氏见闻》竹公式又作竹公式，向释为竹鼠，当即熊猫。……按“岐梁”指李茂贞和朱温。唐末，朱温封梁王，李茂贞自称岐王。二人常举兵以争长。《太平广记》卷一六三引《王氏见闻》中《竹公式》一篇，上文引录中有些文字省去，如“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八字，这里必须补出，因为一看就会使人想起大熊猫。此外，上引注文中提到的岐王李茂贞，其都城一直都在凤翔，以他的妻子为名的“皇后园”，就在凤翔城北之东边。苏轼去过几次写了诗歌《李氏园》，题下注云：“李茂贞园也，今为王氏所有。”对于苏轼来说，这些都是“近代史”，他对“竹公式”的观感也必然要受其影响。凤翔在秦岭西段偏北。今陕西省商县处于秦岭东边，宋时称为商州。比苏东坡时代略早的宋初著名诗人王禹偁在淳化三年（992年）被贬为商州团练副使。王禹偁在商州为官一年多，他也写了一首题为《竹公式》的诗。“春笋啮生犀，秋筠折寒玉。饫饱致肥腯，优游恣蕃育。”这首诗前部分写竹公式的食竹特点非常鲜明，写它的“肥腯”和“优游恣蕃育”，也使人想象到野生大熊猫的生活习性。中间写山民猎杀出卖，使人痛心于历史上大熊猫竟还有如此遭遇，心里不是滋味。南宋人黄榦也有一首名叫《食竹公式》，是写人们如何吃竹公式的诗，可知这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秦岭西边和东边都见到竹公式，那秦岭中部会有什么呢？我们把历史镜头往前推，于是在古老的《山海经·山经東释》的卷二《西山经》中看到：“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兽多猛豹，鸟多尸鸠。”南山即终南山，在渭水之南。四川省社科院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中对“兽多猛豹”的注释中说：“郭璞云：‘猛豹似熊而小，毛浅，有光泽，能食蛇，食铜铁，出蜀中。豹或作虎。’郝懿行云：‘猛豹即貘豹也，貘豹、猛豹声近而转。’”“貘豹”是中国古人对大熊猫的精准称呼。《尔雅》卷十“释兽第十八”记载：“貘，白豹。”晋人郭璞注云：“似熊，小头庳脚。黑白驳。能舐食铜铁及竹骨。骨节强直，中实少髓。皮辟湿。或曰豹白色者，别名貘。貘音陌。”这40个字，记录了大熊猫最主要的特点，总体形状像熊而略小，毛色驳杂，由黑色和白色组成；能用舌头舔食铜铁；最爱吃竹茎的节骨。除了大熊猫，世界上没有任何动物符合这里的描述。作为今天大熊猫国家公园组成部分的陕西秦岭片区，自古就是大熊猫的栖息地之一。苏东坡先生当年能在凤翔遇到大熊猫并写诗，一定意义上也是历史的必然。从食竹习性看东坡兄弟提倡保护大熊猫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关于大熊猫的历史资料是很丰富的，但由于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读，也就产生一些混错。大体上“名同实异”和“名异实同”这两种现象都存在。比如，唐人白居易《貘屏赞并序》中的貘，肯定不是指在熊猫，而是指称的另外一种动物。又比如，“竹公式”一词，有的辞书解释，称其“一般身长约30厘米，背部呈灰棕色，生活在竹林中，专吃竹类植物的根和地下茎，毛发可用。”这种不到一尺长的动物，绝对不可能是大熊猫。但是从唐末五代至宋初，“竹公式”这个名字，指的确实就是大熊猫。苏轼的诗名《竹公式》，苏辙的诗题为《次韵子瞻竹公式》；略早于二苏的王禹偁诗题名《竹公式》；南宋朱子门人黄榦诗题为《食竹公式》；到元朝人洪希文《续轩渠集》中也有题为《竹公式》的诗。这些诗题的命名，都是缘于这种动物的食竹特性。成书于宋初的《太平广记》卷一六三，据《王氏见闻》收录其文章《竹公式》一篇，借关于竹公式的歌谣二首，记载秦陇与蜀地军事割据者之间的矛盾斗争。其开头一段文字云：“竹公式者，食竹之鼠也。生于深山溪谷竹林之中无人之境。非竹不食。巨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每发地取之甚艰。岐梁睚眦之年，秦陇之地，无远近岩谷之间，此物争出。投城隍及所在民家，或穿墉坏城，或自门阈而入。犬食不尽，则并入人家房内，秦民之口腹饫焉。”上引宋人诗题的名称由来，大概都与这篇文章中类似内容的影响有关，故称它为食竹的动物。王禹偁诗中“春笋啮生犀，秋筠折寒玉……唯此竹间公式，琅玕已满腹”是很有代表性的描述。当代辞书在介绍大熊猫时说：“生活在2000～4000米高山有竹丛的树林中，喜食竹类植物，有时亦食小动物。”但我们根据上引的记载材料，完全可以判定苏轼、苏辙以“竹公式”为题的诗中所写动物就是大熊猫。值得一提的是，与其他人写竹公式的文字相较，苏氏兄弟明确反对杀而食之。东坡诗“念兹微陋质，刀几安足枉。就擒太仓卒，羞愧不能飨。”意思是将它放归自然，最后两句发挥韩愈《猛虎行》中猛兽应“择肉”的诗意，表示绝不食竹公式。韩愈《猛虎行》有句云：“群行深谷间，百兽望风低。身食黄熊父，子食赤豹麛。择肉于熊豹，肯视兔与狸？”最后两句“南山有孤熊，择兽行舐掌”，借写熊表现自己情操。又是暗用庚信《和宇文京兆游田诗》中“熊饥自舐掌，雁惊独衔枚”的典故。苏辙的和诗全首都是对东坡诗意的紧密回响，此处恕不详说了。从躯体形状看东坡妙喻惟妙惟肖苏轼是被称誉为口有熔炉的大诗人，对事物描状比喻，以生动见长。他诗中写竹公式体态的三句话就与众不同：“腰腹大如盎”“鸱夷让圆滑，混沌惭瘦爽。”用盎来形容竹公式的腰腹部，弄清楚盎的形状，也就弄清了竹公式腰腹部的形状和大小。《急就篇》“甀缶盆盎甕罃壶。”颜师古《注》：缶盆盎一类耳。缶即盎也，大腹而敛口；盆则敛底而宽上。”盎的形状大体是“U”形。盎是普通人家的储米盆，俗称米坛子。《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二东门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储米备用的容器必当是较大的。竹公式的“腰腹”部分像个上口略小而下底略大的米坛子。仔细体味东坡说的“腰腹大如盎”一语，我们仿佛看到成年熊猫紧实的腰腹和肥大的屁股。接下来“鸱夷让圆滑”还是沿着这个方向形容。扬雄《酒箴》“鸱夷滑稽，腹大如壶。”颜师古注：“鸱夷，韦囊以盛酒”这是继续形容竹公式的肚子和屁股像装满酒的皮口袋一样肥大圆滑。“混沌惭瘦爽”是拿传说中一种叫“混沌”的“四足似熊”的兽来与竹公式比较，说它与竹公式的样子都像熊，但它就要自惭清瘦了（出自《神异经》）。苏辙的次韵诗中也突出竹公式体型的特点是天生“肥痴”，与其他动物不同，乃是它的自然禀受。从神态特征看苏东坡如何夸大熊猫东坡对竹公式（也就是我们亲爱的大熊猫宝宝）的独特的神情态度作了仔细观察、深刻体认和鲜活的表达。我天天在思考东坡诗中“闷若儿脱襁”该怎么理解，看到谭楷先生2008年作的《薄太后宠爱大熊猫》图后，当时真是无限欣喜。我个人觉得东坡的诗句与谭楷先生的图画，相距近千年，但在引导后世人们准确地认知大熊猫的本真神态及其衍生的丰富意义，都有很重要的价值。襁，背负婴儿的布兜，四川农村都叫背带。褓，小儿的被，用以裹覆，在褓中的婴儿两手向上，最像熊猫样。“在襁褓”常用指一岁多的婴儿。《老子道经二十章》有云：“我魄未兆，若婴儿未孩。众人皆有余，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纯纯。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我认为东坡当时观察竹公式，能以“闷若儿脱襁”来认知其本真神态，与这段《老子》文字有深刻的关联。东坡在凤翔为官三年，其中1063年9月在终南山读道藏，写有《读道藏》诗歌其事。1064年1月游楼观，此地相传为老子学生尹喜旧宅，写有《楼观》诗记其事。又游授经台，相传是老子传《道德经》于尹喜之处。可知这时正是东坡钻研《老子》文义的高峰期。仔细想来，东坡“闷若儿脱襁”一语所可能联结的内容，与上引《老子》道经二十章之精义皆能相应，如“无为”（“我魄未兆”）“未能孩”“纯纯”“质朴无欲”“无所欲为”（“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无所知”“不觉之貌”“不觉之容”（“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东坡似乎在大熊猫的生命本真的自然形态之美中感触到这一切，传递着这一切。今天，研究大熊猫文化的许多学者使用的语言，如“憨态可掬”“活泼可爱”“温和敦厚”“善良友好”“呆萌形象”等，与古人的语言也都是可以打通的，憨、傻、痴、愚、蠢，都和“无知”“无欲”“不觉”等相通，但每个字在不同的语境下又可被赋予很特别的韵味。比如憨中可含“憨直”“憨厚”——厚道、朴实、天真等。东坡、子由写的“竹公式”，确实就是大熊猫宝宝。在“熊猫文化，世界共享”的今天，苏东坡、苏子由兄弟与大熊猫的诗歌情缘是研究大熊猫文化不可不讲的故事。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22-03-28
宋朝文人为什么偏爱写“日记体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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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讲“日记体诗”，通常是指在诗题、诗序、自注中标示日期的诗歌。在宋代苏轼这样的“日记体诗”是最多，据统计，不少于121题168首。那么，宋人为什么偏爱“日记体诗”呢？首先，在宋人眼中，时间是“诗史”的一大要素。“日记体诗”创作上体现为如实记录秉笔直书或事件发生的时间。诗歌中的多数时间皆为实指，而非虚指，如《元日过丹阳，明日立春，寄鲁元翰》，诗题与正文的“土牛明日莫辞春”中的“明日”，确指“立春”这一天，它是自然时间，而非人的心理时间。“日记体诗”的记录日期方式大致分四种：第一种是“年-月-日”型。标注完整日期，有以当时年号记录的，如《赠杜介》：“元丰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几先自浙东还，与余相遇于金山，话天台之异，以诗赠之”；第二种为“月-日”型。未记录具体年号，只写月份与日子，如《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六月十二日，酒醒步月，理发而寝》；第三种只记日。较多出现在组诗中，可结合诗歌内容与其他“日记体诗”推测未写明的年和月。如《九日黄楼作》《九日邀仲屯田，为大水所隔，以诗见寄，次其韵》等；第四种为“节令”型。直接以节日或节气为题，如《除夜病中赠段屯田》《中秋见月和子由》《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等等，不一而足。“日记体诗”记录时间，虽非“微言大义”，但往往含有深刻用意。一些时间对于苏轼而言，亦具有独特性。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的“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是苏轼走马上任与弟弟分别之日，《十月二日初到惠州》的“十月二日”是他初到惠州的日子。有的时间也成为诗歌正文叙事、抒情的线索，此类尤以“节令”型为代表。如苏轼《寒食雨二首》，乌鸦衔纸，提醒“寒食”，勾起诗人“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报效君王之情，寒食节忠君忧国的传统情感为全文铺垫基调，深沉而悲痛。“逐年同日”型的诗歌，比较侧重前后生活、情感的对比，于流动的时间中透视生命的变化。苏轼于元丰四年（1081）、五年（1082）、六年（1083）的正月二十日，分别作《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三诗。第一首诗提到“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去年”苏轼被贬黄州，于途中作七言绝句《梅花二首》，那开于幽谷草棘，傲立于狂风暴雪中的“梅花”成为诗人坚贞不屈的品格象征。此后连续三年的“正月二十日”，苏轼总会想起此番场景，梅花成为勾连记忆的意象，他与旧友“走马还寻去岁村”“已约年年为此会”“长于东风约今日”，面对往事，他不得不发出“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的人生如梦的象喻式感叹。时间的纪实性记录使得后人能清晰地捕捉到诗人的心态史。宋代“诗史”观不仅指诗歌记载的社会历史，而且指诗人经历与情感的“私史”。宋代史学的一个新特征即以个体的“私史”记录公共历史，于是盛行笔记小说与日记的写作，“日记体诗”也能成为历史的载体，这是以诗存史，以“一人之诗”呈现“一代之史”。宋人多将“诗史”与史笔联系。黄庭坚《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曰：“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指出诗存“史笔”。南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后集》卷二提出“直笔不恕”：“至叙陈涛、潼关之败，直笔不恕，所以为诗史也”。苏轼该诗也做到实录时事，秉笔直书，而其执笔哭泣背后折射出士大夫对此次改革的不同声音，他反对王安石激进的富国强兵新法，主张稳重推进的富民政策。因而，南宋魏了翁《程氏东坡诗谱序》认为苏诗展示了时代的状况，确实能以史笔呈现“一代之史”。因此，宋代文人知识结构较为全面，有着强烈的史学意识，能以历史的眼光审视诗歌，重新阐发“诗史”内涵，并将“史”的意识带入诗歌创作中，诞生了一批如实记录时间、事件的“日记体诗”，呈现了“一代之史”的社会画卷。摘自《唐宋文学简史》

2021-06-10
苏东坡与贾耘老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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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圣昌湖州贾耘老是古代的一位穷秀才，虽然有不错的文化功底，但由于一直未考取功名，所以没有官职。一直过着很贫穷的生活。《乌程县志》载：“贾耘老原名贾收，喜饮酒，家贫。”《苕溪渔隐》说：“贾耘老旧有水阁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旷。东坡作守时屡过之，题诗画竹于壁间。”贾耘老是和苏东坡同一时代的人物，苏东坡到湖州任太守时，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他。那时，贾耘老在苕溪上面建了一座水阁安家，并将水阁起名为“浮晖”，自称为“浮晖老人”。宋朝词人沈会宗曾赋词称道：“景物因人成胜概，满目更无尘可碍，等闲帘幕小栏杆，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风如有待。谁信门前车马隘，别是人间闲世界。坐中无物不清凉，山一带，水一派，流水白云长自在。”关于水阁的具体位置，据说在今湖城潮音桥附近。《梅涧诗话》里也有诗称赞：“卜居求静处，喜傍碧溪湾。隔岸高低柳，当轩远近山。天开图画久，人共水云闲。闻说贾耘老，旧曾居此间。”水阁虽然简陋，但却风雅别致。坡翁因而常去那里光顾和贾耘老喝酒吟诗。据《嘉泰吴兴志》记载，有一次，苏东坡经过水阁时发现贾耘老非常贫穷，就在一张纸上画了古木怪石留给贾耘老，他在纸后面写道：“今日舟中霜寒，十指如悬槌。适有人致佳酒，遂独饮一杯，醺然径醉。念贾处士贫甚，无以慰其意，为作古木怪石纸，每遇饥时辄一开看，饱人否？若吴兴有好事者，能为君致米三石酒三斗，便当以赠之，不尔，可令双荷叶收掌（双荷叶即耘老侍妾）。”《苏轼诗集》载有多首和贾耘老有关的诗歌。卷八有《和邵同年戏赠贾收秀才三首》。1072年，苏轼任杭州通判，根据上级要求他到湖州视察水利建设情况，在湖州太守孙莘老为他举办的一次酒会上，苏轼遇到邵同年和贾耘老。邵同年即是和苏轼同年登进士第的邵茂诚。《苏轼诗集》卷八注云：“茂诚与余同登进士第，十有五年，而见之于吴兴孙莘老座上。”按时间推算，苏轼中进士为嘉佑二年，即1057年，往后推15年，即1072年。其一：倾盖相欢一笑中，从来未省马牛风。卜邻尚可容三径，投社终当作两翁。古意已将兰缉佩，招词闲咏桂生丛。此身自断天休问，白发年来渐不公。其二：朝见新荑出旧槎，骚人孤愤苦思家。五噫处士大穷约，三赋先生多诞誇。帐外鹤鸣匳有镜，筒中钱尽案无鮭。玉川何日朝金阙，白昼关门守夜叉。其三：生涯到处似樯乌，科第无心摘颌须。黄帽刺船忘岁月，白衣担酒慰鳏孤。狙公欺病来分粟，水伯知馋为出鲈。莫向洞庭歌楚曲，烟波渺渺正愁予。当时，苏轼和贾耘老刚认识不久。苏轼1071年任杭州通判，在一次“有美堂”观赏题咏时，他着人抄录所有题诗，隐其名而判定高下，结果贾耘老所作诗获得最佳。由于交通不便，苏轼虽然已经知道贾耘老大名，但对其还不很熟悉。真正跟贾耘老交上朋友，是苏轼来湖州以后的事。苏轼诗中说“倾盖相欢一笑中”，是指他们才认识不久。第二首诗中苏轼引用了几个典故，一个是作《孤愤篇》的韩非，他有才但是没有被重用。第二个是汉代的梁鸿，他曾经作《五噫之歌》，因此遭到肃宗反对，而被迫隐形改名。第三个是司马相如，他曾经作过三赋，即《子虚》、《上林》、《大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怀才不遇而且过得很贫穷的生活。他们的一些文人特点在贾耘老身上也都存在。实际上苏轼是将贾耘老比作历史上这些名人。所以，在此苏轼是很看重贾耘老的。最后，苏轼用卢仝比贾耘老，卢仝自号玉川子，他曾经说过，“夜叉当昼不肯启，夜半醮祭夜半开。”苏轼诗中说“玉川何日朝金阙，白昼关门守夜叉”，是戏称贾耘老怕老婆，白天还在家里守着老婆，你何日才能得到解脱啊！夜叉比喻老婆凶悍。而此时的贾耘老已经有了再娶的打算。古代纳小妾是比较普遍的事，苏东坡和一些朋友后来还为贾耘老纳了一名小妾。并且他还为此妾取名“双荷叶”。有人不理解为何取“双荷叶”名，后来有人研究得知，温庭筠词曰：“裙拖安石榴，鬓偏荷叶。”因为此女“两鬓并前如双荷叶，故以名之。”《乘舟过贾收水阁，收不在，见其子，三首》其一这样写道：“爱酒陶元亮，能诗张志和。青山来水槛，白雨满鱼蓑。泪垢添丁面，贫低举案蛾。不知何所乐，竟夕独酣歌。”陶元亮即是陶渊明，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甘心情愿去乡下种地，以作诗和饮酒为乐。张志和是唐时从金华来湖州的诗人兼画家，他潇洒倜傥，乘一叶扁舟，出没在苕霅间，他的渔歌子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脍炙人口。苏轼在湖州，外出游走或是去办公事，也都是依靠航船来解决，因为湖州四面环水。航船出行每一次几乎都要经过贾耘老的水阁。这三首诗便是途经水阁时作。诗中把贾耘老比作能喝酒的陶渊明，能作诗的张志和。湖州法华山是湖州最高的一座山脉，登上法华山可以鸟瞰整个湖州地貌，可以清晰地观赏太湖虚无缥缈的风景。苏轼诗《又次前韵赠贾耘老》记录了苏轼跟贾耘老一起登上法华山的事：具区吞灭三州界，浩浩荡荡纳千派。从来不著万斛船，一叶渔舟恣奔快。仙坛古洞不可到，空听余澜鸣湃湃。今朝偶上法华岭，纵观始觉人寰隘。山头卧碣弔孤冢，下有至人僵不坏。空余白棘網秋虫，无复青莲出幽怪。我来徙倚长松下，欲掘茯苓亲洗晒。闻道山中富奇药，往往灵芝杂葵薤。诗人空腹待黄精，生事只看长柄械。今年大熟期一饱，食叶微虫真癣疥。白花半落紫穟香，攮臂欲助磨镰鎩。安得山泉变春酒，与子一洗寻常债。具区，是太湖的别称。诗人登上法华岭，看到太湖浩浩荡荡，气势澎湃。顿时感觉到人生的渺小。“今朝偶上法华岭，纵观始觉人寰隘。”贾耘老告诉他今年的农事情况，“乡下的稻子只遇到一点小虫，并无大碍。”诗人听了更加高兴，今年大熟没有问题，这一点微虫算什么？到时他将和耘老一起喝一个痛快。公元1079年，苏东坡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在遭受诬陷被关了三个月以后才得以释放。在苏被捕期间，贾耘老率部分老百姓为苏轼作道场近一个月，他们祈求菩萨保佑苏轼。12月，苏轼被连降两级，以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的名义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初到黄州，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日子，工资没了，而家里吃饭的人口仍很多。苏轼给秦观的信中写道：“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省，日用不过百五十，每月朔，取钱四千五百，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在当时生活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苏轼竟还想到贾耘老。1084年，已经49岁的苏轼突然接到朝廷命令，让他从黄州移置汝州，汝州在河南，距离朝廷比较近。但是，近五年的黄州生活，苏轼好像已经习惯了种田的日子。他对朝廷的命令高兴不起来。考虑再三，苏轼还是给皇帝写了谢表。而后，苏轼开始慢慢往汝州搬家，他一路游山玩水，先是在九江跟弟弟子由相会，然后又看了几个侄子，后又游了庐山。七月里到了南京。在南京，他去看望已经疲惫颓唐的王安石，他们一起讨论文学和佛学。江南城市的繁华使得苏轼非常想留在常州。八月，他遇到即将去湖州任太守的老朋友滕元发。滕元发也劝他想办法留在常州。在和滕元发聚会的时候，苏轼又想到了湖州的老朋友贾耘老，他于是关照滕元发到湖州一定要多多关照贾耘老。滕元发去湖州以后，苏轼开始给朝廷写信请求留在常州。在获得朝廷恩准以前，他还必须慢慢地往汝州赶。1085年2月，苏轼到达安徽的泗州，他又再次给朝廷写信。可是那年三月，神宗皇帝驾崩。新上任的是还是小孩的哲宗皇帝。不久苏轼接到朝廷命令允许他在常州太湖边居住。正当苏轼非常兴奋，赶到太湖边的宜兴去准备买一块地安度晚年时，没过几天，朝廷又来了新的命令，让他到山东的登州去做太守。这是一个好消息，新皇帝只有九岁，尚不能亲自管理朝政，执政派起用司马光旧党，苏轼终于又得到提拔，全家老小都非常高兴。获得苏轼知登州的消息以后，贾耘老携带滕元发书信到宜兴贺喜。《苏轼诗集》25卷《次韵答贾耘老》后注：“上年八月，滕元发往知湖州，与公会于金山，以贾收为托。是年五月戊戌，公有知登州之命，是月丙申不书朔，则戊戌退在五月初四五日间也。贾收携滕元发书来贺。而元发得耗（指皇帝驾崩）乃四月十七日。王定国京中所报，初疑其未确，至是，贾收以六月至常，距命下已一月，必已见邸报矣。”《次韵答贾耘老》云：五年一梦南司州，饥寒疾病为子忧。东来六月井无水，仰看古堰横奔牛。平生管、鲍子知我，今日陈、蔡谁从丘。夜航争路泥水涩，牵挽直欲来瓜洲。自言“嗜酒得风痹，”故乡不敢居温柔。定将泛爱救沟壑，衰病不复从前乐。今年太守真卧龙，笑语炎天出冰雹。时低九尺苍须髯，过我三间小池阁。故人改观争来贺，小儿不信犹疑错。为君置酒饮且哦，草间秋虫亦能歌。可怜老骥真老矣，无心更秣天山禾。这是一首描写他和贾耘老一起饮酒时的真实感情的诗。诗中“南司州”即指黄州。苏轼说，五年的黄州生活好像是做梦一般，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也是常常地想念你。他把自己跟贾耘老的关系比喻为管鲍相交，“平生管鲍子知我。”那时候，贾耘老已经得了风痹症，身体也差了。苏轼说，我知登州的消息传出去以后，众人皆来祝贺，可是我是老了，经过那样的打击，我哪里还有什么雄心壮志能够像薛仁贵当年那样三箭定天山呢？苏轼知登州以后，又几次得到提拔。1088年，他53岁，任翰林学士；1089年，除龙图阁学士；后又知杭州；1091年，领汝阴。到了1094年，长大的哲宗皇帝开始自己管理朝政了，他又要起用新党，苏轼被作为旧党要员遭到了严厉迫害。他这一次被贬谪到更远的地方，是广东惠州，流放岭南。在岭南那样的艰苦条件下，苏轼还给贾耘老来过书信，《清远舟中寄耘老》是苏轼到岭南以后写的诗。诗中的描写悲壮，流露出对人生的无奈，有一种看穿一切的思想。“汀州相见春风起，白苹吹花覆苕水。万里飘蓬未得归，目断沧浪泪如洗。北雁南来遗素书，苦言大浸没我庐。”“人生百年如寄耳，七十朱颜能有几？有子休论贤与愚，倪生枉欲带经锄。天南看取东坡叟，可是平生废读书。”经过了这许多挫折，苏轼对朝廷完全没有了信心。他已经看透一切。所以，此诗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总结。他告诫老朋友，有了子女休要论聪明和愚蠢。他告诫朋友，没有必要去读那么多书，读书有什么用？他因此感叹人生百年如寄耳，该要想穿一点。一个太守、学士，像朋友一样对待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而且保持那么持久的友谊，实属不易。

2014年4月7日 A05：A05－南太湖文史稿件来源：湖州晚报

2014-04-10
“三苏”游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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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贤文/图此事发生在900多年前。一门三父子，都是北宋大文豪的苏洵（1009-1066）、苏轼（1037-1101）、苏辙（1039-1101）（以下称“三苏”）乘船途经重庆丰都，游览双桂山、名山后，泼墨挥毫，写下的诗句惊艳了近千年的时光。北宋嘉祐元年（1056）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从家乡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到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参加科举考试。次年，苏轼以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进士及第，一时名声大噪，此时却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于是，“三苏”回家奔丧。嘉祐四年（1059），守丧期满，苏轼赴汴京上任。“三苏”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路过丰都时，停舟江畔，时任丰都知县前去迎接。就在“三苏”抵达丰都的前一夜，毗邻名山的双桂山发生了一件稀奇事。入夜时分，双桂山上传来阵阵鹿鸣，人们闻声上山去探看，发现一只白鹿在树林里腾跃，大家欣喜若狂，一路追到树林尽头，却不见白鹿踪影。但见一位白发老翁坐在石头上，手捋银须，说“明日将有圣人到此”，大家连连摇头，将信将疑。第二天上午，从长江上游江飘来一艘官船，载着的正是“三苏”。苏洵问知县：“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来？”知县就把昨夜发生的事讲述了一遍，“三苏”听后顿觉惊奇，于是兴致勃勃地登上双桂山，见一路老圃黄花，伴着秋山红叶，山上长松千树，玉鸣泉晶莹似玉，遥望东逝江水，回首静静山峦，苏轼即兴赋《仙都山鹿》：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仙子去无踪，故山遗白鹿。仙人已去鹿无家，孤栖怅望层城霞。至今闻有游洞客，夜来江市叫平沙。长松千树风萧瑟，仙宫去人无咫尺。夜鸣白鹿安在哉，满山秋草无行迹。从此，双桂山又叫“鹿鸣山”。然后，“三苏”来到平都山游览，见平都山孤峰耸翠，山前长江浩荡，山上松柏掩天，曲径通幽，庙观清静，风景奇丽，真不愧为洞天福地。又听道士讲了王方平、阴长生成仙的传说，于是苏轼即兴赋诗二首：留题仙都观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空山楼观何峥嵘，真人王远阴长生。飞符御气朝百灵，悟道不复诵黄庭。龙车虎驾来下迎，去如旋风抟紫清。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学仙度世岂无人，餐霞绝粒常苦辛。安得独従逍遥君，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存。失题二首足蹑平都古洞天，此身不觉到云间。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平都天下古名山，自信山中岁月闲。午梦任随鸠唤觉，早朝又听鹿催班。因有“平都天下古名山”的诗句，平都山逐渐被称之为“名山”。苏轼对丰都之游印象极深，他61岁时在《书鲍静传》中写道：“阴真君名长生，予尝游忠州丰都观，则阴君与王方平上长处也……二真君皆画像观中，极古雅。有西晋时殿宇尚存也。”苏轼一生宦海沉浮，却始终心存百姓、清廉自守，每到一地，都以其卓著的政绩和清廉的操守，赢得民众的爱戴。他的事迹至今在丰都广为传颂。明洪武年间，为了纪念苏轼泊舟丰都，弘扬他清廉自守、戒奢崇俭的精神，当地民众在双桂山上修建了苏公祠。祠内塑有苏轼21岁时青年卧像和苏氏三父子群像，用石碑铭刻着《题平都山》和《仙都山鹿》，还有一只栩栩如生的白鹿，像是在讲述当年的故事。如今，苏公祠已成为廉政教育场所，公职人员在追寻苏轼足迹的同时，感悟其勤政爱民、廉洁自律的为官之道。

唐代贤文图

2023-11-02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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