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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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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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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91 北京,卫生部医学科研管理研究所
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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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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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话中秋
报纸
蔡德贵“中秋八月半”很快就到了,季羡林先生有美文《月是故乡明》,描写了家乡山东临清的月亮,可惜现在远在大洋彼岸,不能欣赏家乡的月亮了,但会经常怀念在中国过的各种节。中国人一年有很多节日。“节”的本意是时间段落,是指一个具体的时间,如节气、节令。它代表着年月日。现在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中秋节到了。在中国,中秋节名目繁多:“月节”“月夕”,团圆节。《礼记·月令》上说:“仲秋之月养衰老,行糜中秋节粥饮食。”“天子春朝日,秋夕月。”《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中秋之月,阳在正西,阴在正东,谓之秋分。秋分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阳日损而随阴,阴日益而鸿,故至于季秋而始霜,至于孟冬而始寒,小雪而物咸成,大寒而物毕藏,天地之功终矣。”清夜无尘,夜色如银,皓月当空,银河斜挂。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今山东诸城)的中秋节,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是在这里度过的。中秋月圆之时,他喝完山东朋友给他预备的小酒,略带醉意,想起在济南的弟弟苏辙来。他无比惆怅,涌出了《水调歌头》。于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成为千古传诵之作。苏东坡经常在中秋怀念弟弟,《中秋月寄子由三首》之三:“舒子在汶上,闭门相对清。郑子向河朔,孤舟连夜行。顿子虽咫尺,兀如在牢扃。赵子寄书来,水调有馀声。悠哉四子心,共此千里明。明月不解老,良辰难合并。回顾坐上人,聚散如流萍。尝闻此宵月,万里同阴晴。天公自着意,此会那可轻。明年各相望,俯仰今古情。”苏轼唱着《水调歌头》,又想起他1082年在黄州创作的《念奴娇·中秋》: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和他的《艾子杂说》一样,这些诗词的字里行间也无不表露出受齐国文化影响的痕迹,出生于四川眉州的苏轼吸吮了齐文化的丰富想象,吟出的词作明显带有汪洋恣肆的齐风。蜀文化养育了苏东坡,齐文化成就了苏东坡。过中秋节,自然少不了吃月饼。月饼的来历有以下几种说法。据《释名·释饮食》:饼,并也,溲麫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冱也,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饼、汤饼、蝎饼、髓饼、金饼、索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太平御览·饮食部》《释名》曰:饼,并也,溲面使合并也。胡饼,作之大漫汗,亦言以胡麻着上也。蒸饼、汤饼、体饼之属,皆随形而名之也。蒸饼,常以干枣、胡桃瓤为心,蒸之使坼裂方食。最后一种里面有枣核桃仁的,就类似月饼了,不过是蒸的,不是烙的。西晋束皙《饼赋》里将水煮、笼蒸、火烤、油炸的面食总称为饼。赋中所云曼(馒)头、牢丸(若今团子、包子)、豚耳、狗舌之属(若今油炸“猫耳朵”、油酥“牛舌饼”一类)、薄壮、起溲、汤饼(若今汤面、疙瘩汤、片儿汤一类),皆属饼类。据靳鸿《中秋月饼的含意和来历》,西晋朝开国元勋石苞的第六个最小的儿子,叫石崇。因为被父亲疼爱,得到很多馈赠,富可敌国,以至于有“富如石崇”的说法。他八月十五晚上设宴招待客人,其中有一种各种各样畸形的饼,客人中有人建议做成月圆形状的,取名叫月饼。南朝梁吴均《饼说》曰:宋公至长安,得姚泓时故太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曰:今日之食,何者最先。季曰:仲秋御景,离蝉欲静,燮燮晓风,凄凄夜冷,臣当此景,唯能说饼。公曰:善。季乃称曰:安定曀鸠之麦,洛阳董德之磨,河东长若之葱,陇西舐背之犊,抱罕赤髓之羊,张掖北门之豉,然以银屑,煎以金铫,洞庭负霜之橘,仇池连蔕之椒,调以济北之盐,剉以新丰之鸡,细如华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银泥,既闻香而口闷,亦见色而心迷。公曰:善。这也很像月饼。唐代成书的《要我邻居·三辅决录》记载:汉末就有胡饼了:赵歧避难至北海,于市中贩胡饼。据说张骞出使西域,引进芝麻、胡桃,厨师便做出了以胡桃仁为馅的圆形饼“胡饼”。传说唐玄宗和杨贵妃中秋赏月吃胡饼,唐玄宗觉得胡饼名字不雅,杨贵妃仰望皎洁明亮团团的月亮,随口而道出“月饼”二字。唐玄宗听后马上说,“月饼”好,就叫“月饼”吧!后来,人们就将中秋节吃胡饼改为叫吃月饼了。宋苏东坡《留别廉守》“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这是不是说的就是月饼?宋杨大年于丁晋公席上举令云:“有酒如线,遇斟则见。”丁公云:“有饼如月,遇食则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秋”条称,“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里面提到胡饼、油饼、环饼、天花饼、肉饼、鸭饼、炊饼、乳饼、蒸饼、糖饼和菜饼。“月饼”一词,也见于南宋吴自牧所著《梦梁录》中,那时,它也只是像菱花饼一样的饼形食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也有人主张,中秋节吃月饼,相传始于元代。那时,人民不堪忍受元的残酷统治,纷纷起义抗元。朱元璋联合各路人马准备起义。但元朝廷搜查严密,传递消息十分困难。军师刘基便想出一计,命令把藏有“八月十五夜起义”的纸条藏入饼子里面,派人分头传送,通知部下在八月十五日晚上起义响应。很快就攻下元大都,朱元璋非常高兴,传下口谕,在即将来临的中秋节,让全体将士与民同乐,将秘密传递信息的“月饼”,作为节令糕点赏赐群臣。从此以后,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流传开来。明朝万历年间刘若愚所编写的《酌中志》卷二十《饮食好尚纪略》: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馈送。西苑鹿藕。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候月上焚香后,即大肆饮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饼,仍整收于干燥风凉之处,至岁暮合家分用之,曰“团圆饼”也。清朝乾隆年间袁枚的《随园食单》里有刘方伯月饼、花边月饼。前者是官府用山东细面做酥皮,松仁、核桃仁、瓜子和冰糖、猪油为馅,后者是猪油拌细面为酥皮,枣肉为馅。清末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京师之曰八月节者,即中秋也。每届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至十五月圆时,陈瓜果于庭以供月,并祀以毛豆、鸡冠花。是时也,皓魄当空,彩云初散,传杯洗盏,儿女喧哗,真所谓佳节也。惟供月时男子多不叩拜。故京师谚曰:“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至供月饼到处皆有。大者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饼。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记载:“中秋食月饼,夜设祭月,取人月双圆意。”常有外出未归者,中秋夜分食月饼时,还特意给远征的人留一份,待其归来时食之。俗语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通过文化交流,一个物件从产生地可以流传很远。小小的月饼来自于胡饼,原来并不是汉族的食品,而是通过其他民族传入,成为汉族的食品,所以月饼是文化交流的产物。胡饼、月兔,都有汉文化以外的元素。战国时期屈原的“顾兔在腹”,是来自于印度文化的。后来流行月宫的兔子与此说法有关。由胡饼这种带有民族差异倾向的食品,演变成民族融合的食品,中秋节演变成团圆节。期待通过海外华人的努力,将来由中华民族的团圆节进一步演变成全人类的团圆节,人类一家,地球一体,我们从月饼可以看到其中的端倪。(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巴哈伊研究所原所长,著名学者)
2022-09-03
放逐与回归(62)
报纸
忧民喜雨于是,苏轼攀登太白、远涉磻溪祈雨。“中间罹旱暵,欲学唤雨鸠。”“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为生者,麦禾而已。”第一次祈祷后,下了一场小雨,并不足以救旱。人们告诉他,太白山神在唐代封为神应侯,至宋朝却改封济民侯,降了一级,大概山神因此不高兴吧。苏轼马上找来《唐书》与方志,一查,果如所言。于是,他代凤翔知府向仁宗写了一篇奏文,请求恢复太白山神原有的封爵,同时又派一名特使去通知山神。听说特使从山上取回“龙水”,苏轼随宋太守出城恭迎。城乡群情振奋,聚来了几千人。虽然头上乌云密布,但仍未飘下雨滴。苏轼为妥善起见,便陪太守去城内真兴寺祷告,然后再出城。“水未至,风雾相缠,旗幡飞舞”。“龙水”到来后,苏轼又随口念了一篇祷雨文。顿时风云变色,雷电交加,下了三天大雨。充沛而多情的好雨,灌饱了麦田与心田。“官吏相与庆于庭,商贾相与歌于市,农民相与忭于野。忧者以乐,病者以愈……”(《喜雨亭记》)人们因此称苏轼为“苏贤良”。也许这次大雨只是巧合,但苏轼事必躬亲、不惮烦劳、与民同忧乐的精神,也像喜雨一样,飘洒至今。人们传诵着他的名句:“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为襦;使天而雨玉,饥者不得以为粟。”(《喜雨亭记》)诵读时,笔者相信每一颗心都如一尾鲜活的小鱼。凤翔是西北军事重镇,抗击西夏侵扰的前沿阵地。苏轼的职责之一,便是“飞刍挽粟,西赴边陲”,保证前方的军需供给。在《和子由苦寒见寄》中,他写道:“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自己则苦练骑射,甚至在一首诗中,以飞将军李广自励,抒发了抗敌守边的宏愿。但他对问题看得更深一层,指出要加强边防,必须“多方优裕其民”,关心民间疾苦;西陲之事,不是“随欹而拄,随坏而补”所能解决的,而应抓住这个根本。为此,苏轼建议改革“衙前役”。关中连年天灾兵祸,徭役又重,不少农民逃亡。官府只好把本地破产的百姓组织起来,顶替徭役,终年在岐山伐木,汛期运放。木筏从渭河入黄河,经三门峡之险,运到开封,损失很大。且要由服役之人包赔。苏轼认为此役“荡民产业,忽如春冰”,深感“救之无术,坐以自惭”。后经调查,发现倘在渭水、黄河未涨之时,让役人自己考察水情运木,情况可能会好些。于是他向韩琦上书,选择会放排的水工替代,也不用强行规定汛期运送。这才使“衙前之害减半”。当然,也只能是减轻而已。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去世,韩琦为山陵使,苏轼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来应付修陵所摊派的木材。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 著
2019-03-10
取名字,古人有诀窍
报纸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思是说,到了夜晚,人们彼此都看不清楚,只有通过自报己名来进行区分,从而方便交际。可见,要相互交往,作为个体称呼的“名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如何取一个新颖别致又有内涵的名字,一直都是个难题。在2月8日公安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姓名报告》中“梓、字、宇、辰”等成为高频字,出现大量的重名。此外,一些可可爱爱的名字也让人忍俊不禁。网上一位72岁的耍大爷,就因其名“耍螃蟹”上了一波热搜。其实,扎堆取名、随性取名等现象在古代也很常见,取起名来,古人也疯狂。古人也跟风与近几年父母给孩子取名时多用“梓、辰、轩”一样,在古代家长们也会紧跟潮流,取名字时大量使用当时流行的字词。如在东汉以后,形成了不同的士族阶层,这些人常以儒家标榜的“士”自居,因而在取名字的时候,十分喜爱“士”字。刘备手下大将庞统就字士元,东晋军事家祖逖也叫祖士稚,以及西晋陆氏家族中的陆机(字士衡),陆云(字士龙),陆晔(字士光)等等。陆机就是“陆才如海,潘才如江”里的那个“陆”,这句话是说陆机的才能像大海一样渊博宽广。作为西晋诗坛代表,陆机作诗讲究技巧,词采华丽,形成了独特的太康体。在《文赋》中又把自己的创作心得、意物言关系、文体特征等说了个遍。就诗文成就而言,陆士衡的名字的确取得不错,具备士的才学修养。此外,因为《尔雅》中有一句“美士为彦”,这一时期的家长们对“彦”字也格外垂青。诸葛亮的岳父就叫黄承彦,还有晋代的吾彦、华彦夏、贺彦先、习彦威、袁彦道等。“彦”字后来还在唐五代再度掀起热潮,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就写到“五代人多以彦为名”。根据文献记载,唐末许多官员名字中就有“彦”字,如宰相徐彦章、左拾遗徐彦枢、供奉官史彦琼等。除了这两字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家大族们还偏爱“之”字。据考证五斗米教多用“之”字作为道徒名字的暗记,该教在东汉末年逐渐兴起,信奉五斗米教的门阀士族就把“之”作为人名。提到“之”字,就不得不提到这一时期的书法家王羲之、画家顾恺之、文学家颜延之。但当我们翻开前者家谱时,会惊讶地发现,原来王氏家族这么爱“之”。琅琊王氏仅第六代中就有“晏之、允之、羲之、颐之、胡之、耆之、羡之、彭之、彪之、翘之”等等。王羲之的七个儿子分别名为玄之、凝之、涣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两个孙子分别名为祯之、靖之,还有两个曾孙翼之、悦之。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之”。这背后还可以看出“名”的一段变迁趋势——因为古人的忌讳比较多,名字用两个字的话容易犯忌讳,所以孔子在修《春秋》时定下了“二名非礼也”的原则。再加上王莽又大力推行“去二名”,故我们在看到先秦到汉魏的很多人物都是单字名。而诸如虚字“之”等的加入,也算对先秦到汉魏“单字”命名习惯的突破吧,往后的“双名”也越来越多。在这股来自本土的强烈玄学风气的席卷之下,“道”“玄”“元”“真”等字眼也常常出现,如谢道韫。这种紧随老庄玄学潮流的家长心理,估计和现在看偶像剧长大的父母们取名时的想法差不多,而都这样想就难免会重名撞字。伺机而动的名字们《左传·桓公六年》记载鲁庄公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向申繻询问取名之道,申繻提出了有关取名的五项基本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其中的“有信”是指“以名生为信”,也就是说按照出生时的特点来取名。根据出生时的实际情况来取名?乍一听很有道理,但这个就很玄,毕竟谁也不知道出生的哪些“特征”会被父母长辈选中。比如:根据出生时身体特征取名鲁国季友出生时,他的手掌有字的痕迹若“友”,所以取名叫做“友”;《红楼梦》中主人公因出生时口衔宝玉,故名贾宝玉。根据出生地取名司马光的父亲因出生于池州(今越南凉山),取名司马池;他的哥哥生于父亲就职宣城太守时期,取名司马宣;他本人生于父亲就职光州太守期间,取名司马光。还有根据出生前做的梦、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物件、出生的月份季节等等来取名,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郑庄公名字的由来。“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左传·郑伯克段于鄢》这段话是说郑庄公出生时是“寤生”即倒着出生、脚先出来,故取名“寤生”。郑庄公不仅名字取得随性,还因为倒着出生导致母亲难产,引来母亲武姜的厌恶,往后武姜偏爱弟弟共叔段,又牵涉出一场著名的国内兄弟争斗。而郑寤生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到“大隧”之中相见才得以和缓。这种取名方式不仅当时很普遍,还一直延续到了近现代。鲁迅小说《风波》中写到一个村庄:“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便用轻重当做小名”,因为“6斤比伊的曾祖,少了3斤,比伊的父亲7斤,又少了1斤……”所以伊(9斤老太)一直念叨着“一代不如一代呀”。在这里,演变成根据出生体重来叫名字。当然还有许多的根据出生的季节即春夏秋冬来取名、根据出生时在兄弟姐妹中的顺序(如老大、老二、老三)取名的例子。不过,有的名字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随性的名字,在当时却不一定真是那个意思。《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说司马相如的父亲看到儿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不说是因为读书好、武功强被叫做“狗子”,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读书人家也不应该叫做“狗子”,怎么司马相如的父亲给孩子取了个“司马犬子”的名呢?因为此狗非彼狗也,这里的狗是虎、熊的幼儿。《尔雅》曾言“熊虎丑,其子狗”,并且注释说捕到一只虎,得五千钱,捕到狗,得其一半。还有人认为“画虎不成反类犬”中“犬”也是指“虎仔”。所以在汉代,有很多人用狗(犬)作为自己的名字,如田犬、尹犬、左狗、张厌狗等。原来,司马相如的父亲也是很有心机的人啊,取的名字除了饱含对儿子的爱和赞赏外,还顺便夸了自己一道。父母之期待上述的紧跟潮流与随性而动其实都只是古人们取名字的众多方式之一,部分体现了父母的情致和思维方式。还有许多名字的选取直接体现出父母期待与心愿——这也是最最普遍与常见的。希望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是许多父母的首要心愿,于是出现了诸如“去病”“弃疾”的名字,如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魏无忌、汉代将军霍去病、唐初宰相长孙无忌、宋代词人辛弃疾等。这些名字一看就知道起名的原因和父母的期待。除了健康外,活的寿命长,也是常见的心愿之一。例如汉代的音乐家李延年、画家毛延寿,唐代李龟年等的名字。健康长寿外,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态也体现到名字上。表示顺利、聪明、成功、富裕、有福气等的字词便入了名。如康熙皇帝给自己的33个儿子取的名字,除了中间代表辈分的“允”字外,另一个字都是有福气受到保佑的意思。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洵,给儿子取名苏轼、苏辙后,还写了一篇《名二子说》的文章,为我们细细道来他取名的缘故。大意是,就一部车子而言,“轼”是指车前横木,用以凭借瞭望(意指做事多想多看),好像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去掉的话,也是不完整的车。“辙”是指是车轮在地面上轧出的痕迹,天下的车都是顺着它走。虽然说到车的功劳,“辙”不在其中,但是一旦车毁马亡,祸患也同样殃及不到“辙”身上。希望儿子们以后既能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又能无灾无害,真是用心良苦!虽然苏轼、苏辙两人仕途并不顺利,但见父母的拳拳之心。名字作为代号,也蕴含无数意味。取一个有意义又体现使用者的个性特征志向的名字,更让人回味无穷。当然也如一些人所说,名字只是称呼,真正重要的还是自己这个人。光明网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2021-03-11
唐宋八大家的由来
报纸
骈文重辞采,古文重结构。但是,光有好的结构,也并不一定就是好的古文。古文在修辞上也有其格律的讲求。古人所谓古文不可入时文帖括语,不可入小说俳诨语,不可入汉人笺注语,不可入宋儒学案语,这些都是古文的“律”,也即不可凌犯的戒条。至于说到古文的“格”,也即这一文体所宜到之地步,则也有它在修辞上的主张。韩愈有惩于骈文用词,多有雷同,倡导“唯陈言之务去”(《与李翊书》),其意思是文中凡三字以上连用在一起为古人曾用过者,皆不可用。前人称韩文造语至工,即因他务去陈言,出语生新,这正是韩文能泽被后世,成“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根本原因。宋黄庭坚《与洪驹父书》谓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这是强调杜诗韩文的渊雅,强调杜、韩在创作过程中对前贤作品的继承,而杜诗韩文自铸伟词的一面,黄氏却未论及。古文的高标,始则尚西汉,李清照论词,就说“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西汉作者,如贾谊、董仲舒、司马迁、扬雄、刘向、班固,莫不高古朴厚,初无意于文章,而文章自高,是所谓天籁之文。自南宋后,渐尚近世之文。陆游《老学庵笔记》云:“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至明代,人们心目中已形成了“唐宋文”的概念,其后再学古文,一般都是从唐宋文入手,这是因为唐宋文有法度,学者易循途而入。今天我们一说古文,第一时间想起的,必定是“唐宋八大家”。八大家指唐之韩、柳,宋之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唐宋之善古文者,当然不止此八家,而所谓“大家”,是相对“名家”而言。明人胡应麟解释说:“偏精独诣,名家也;具范兼镕,大家也。”(《诗薮》外编卷四)所谓大家,对后世作者而言,具有典范意义,而又能镕铸不同风格,精擅各种文体或文类。大家之文章,必须是宜于仿习的。宋人吕祖谦的《古文关键》,第一次专选了八家之文,其目的是指授后学,俾习文之士得以仿作。但他所选的八家,有张耒,而没有王安石,他也没有明确提出八大家之说。一般认为到元代朱右那里,才有唐宋八大家概念之成形。朱右编《唐宋六先生文集》,所选为韩、柳、欧、王、曾及三苏之文,但他认为三苏实为一家,以苏轼作为三苏的代表,故曰“六先生”。此后明人唐顺之编《文编》,只选唐宋这八家的文,但都没有特别提出唐宋八大家的说法。真正明确提出唐宋八大家之说的是明人茅坤。其所编《唐宋八大家文钞》,第一次明确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何以明人会特别提出唐宋八大家之说?何以清人论唐宋文,亦皆对明人的说法遵行不悖?原因是明清人科举考试最重要的是八股文,即所谓的“时文”,时文最注重文章的结构,而唐宋八大家在结构上最精妙,最便于学习。
徐晋如
2020-04-23
字里行间读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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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自识字起,便喜欢读一些古言诗句,这当中受苏轼的诗词影响极深,自小便收了林语堂先生所著的《苏东坡传》,久翻不厌。但在年纪尚小时,对其中内容总是不求甚解,字里行间通读之时,也就体会不到当年苏轼连续被贬的境遇和心境。随着年岁渐长,接触的有关苏轼的文字越来越多,又将《东坡乐府笺》和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和《苏轼文集》收入囊中。当通过更多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了解这位中国文学史上难得一现的千古奇才,我才恍然大悟,这个浑身散发着奇异光彩的伟大的人物,渐渐的离我不再遥远。??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到“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再到“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林林总总的不一样的苏轼,不管是深情的,还是天真烂漫,甚至是忧愁感伤的,在他身上,你总可以找到那与众不同的喜爱。在他大起大落的人生之中,他始终都保持着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之情,宁静自居、浩然前行,对山川大地、一草一木都充满着深情。??这个横空出世的杰出人物,他所带来的无穷想象,他标志着一座新的高峰,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境界,而这些,都是我们所不能企及的。横贯他璀璨辉煌的一生,他所带来的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道家天马行空的风格,佛家人生如梦的境界。他说:“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苏轼《留侯论》中有:“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他在《秋阳赋》中写:“吾心皎然,如秋阳之明;吾气肃然,如秋阳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阳之坚百谷;吾恶恶而欲刑之,如秋阳之陨群木。”从“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到“九死南荒吾不狠,兹游奇绝冠平生。”他都是超脱了痛苦与幸福,以出世的心态去入世,已非凡人可及。可以这么说,历经千帆的返璞归真,成就了伟大的苏轼。??他可以很洒脱地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不管被贬到哪,他都能把生活过成一首诗、一首歌,他才是真正的生活达人。??他博学、有趣、幽默、乐观、善良,他诗写得好,字写得好,画画得好,文章作得好,擅长烧菜和苦中作乐。最可贵就在于,从生到死,他都磊落泰然处之。他可以午睡初醒,忘记了置身何处。坐榻之上,望见水上风帆,远处水空相接,苍茫一片。也可以兴之所至,选一晴日,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自喜渐不为人识。他极喜陶潜,与农夫齐唱《归去来辞》,觉得陶诗正是他目前生活的真实写照。他可以“左牵黄,右擎苍”,又可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他身上那种慷慨悲歌的壮士情怀,特有的旷达和豪气,面对坎坷命运,风雨不惧,宠辱不惊的坦荡胸怀,始终保持着镇定自若的生活态度。“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苏轼,让人神往。(农行浙江金华金东支行张洁)
2018-07-20
《徜徉中原》在行走中体会中原文化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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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原文化的“行走”感官认知,梳理历史与传统的内涵与灵魂,赵慎珠创作的报告文学集《徜徉中原》近日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推出,郑州日报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慎廷凯作序。该书由原河南日报《行走中原》专栏主编、高级编辑、第28届中国新闻奖获得者赵慎珠汇集其《行走中原》专栏的50篇文章组成。从二里头到小商桥,从清凉寺到汉画馆,从地坑院到石头村,从洛阳关林到二程故里……借以优美文字,用故事化、趣味性文学手法,深挖河南的文化遗存和文化景观。现主持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工作的赵慎珠,系河南大学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谈到这部作品集中的作品当年的情况,她解释道:2016年5月,河南日报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改版,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决定在每周五出一个由四个版面组成的“精彩周末”,其中一个版便是“行走中原”,其定位在深度探访河南的文化遗存和文化景观上。她当时恰好被单位确定担任此栏目的责任编辑。这个栏目虽然每期只发一篇文章,但是属于报纸上那种“超体量”的文章,每篇字数都在四五千字。最关键的是,这种文章很讲究“行走”的亲力亲为,不是坐在家里翻资料,汇集前人的东西。再加上栏目刚开始,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其他人参与其中。她本人既是厨师,又是负责采买食材的采购员,否则很难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首先是行走采写的对象,根据报社对栏目的定位,赵慎珠从两个角度来设计并动手联系,即“名人”和“国保单位”。前者比如说,与范仲淹有关的“花洲书院”,与苏轼等相关的“三苏坟”,与程颐、程颢相关的“二程故里”,后者比如二里头、贾湖。从2016年6月1日起出第一期,至2020年10月底,她除了编辑该专栏外,共为专栏采写了60多篇稿件,计三四十万字。出版本书时,考虑到全书的厚度问题,只选入了50篇。入选的篇什多是报社当初曾打出的B类稿件,另外还有一些是C类的,属于她个人比较喜欢的文章。全书打头的文章《一所大学与一条大河的款款深情》,是她当年应河南大学之约所撰,不仅发于《河南日报》的专栏,还被《光明日报》整版转发。《大野麦田博望坡》则是发表于该专栏的第一篇,早在创刊之前的2016年5月间的试刊时就与读者见面了。有关这些采访中的一个个往事,本书后记中作者这样写道:专栏的文章,“在一字一句的字里行间,我们试图从历史中寻求过往,讲述每一处遗存的前世今生。探寻历史,成为每一次采访中有趣又艰难的工作。”2016年9月,赵慎珠到三门峡卢氏县采访红25军的崎岖长征路,从栾川县叫河镇,一直走到河南、陕西交界处的铁锁关,成为第一个全程走完卢氏这一段路程的记者。采访4天,山雨时断时续,一路之上,有形势险绝的幽深峡谷,山清水秀的封闭山村,荆棘密布的羊肠小道,也有荒无人烟、落叶盈尺的原生态道路。那时,红军深陷包围,却又依靠群众绝处逢生,成为波澜壮阔的前进途中最具代表性、最动人的一幕。遥想红军守望理想的艰辛,尤其令人动容。慎廷凯在题为《一个人·一块版·一本书》的序中谈到本书的三个特色:首先,写出了历史性。其次,写出了故事性。慎珠的每篇文章都由精彩的故事串联而成,历史在她的笔下变得生动有趣、摇曳多姿。譬如她写漯河市临颍县与郾城区交界处的那座小商桥,就写了3个故事,一个是“古桥与英雄:杨再兴之死”,一个是“古桥与大师:相见恨晚”,一个是“古桥与时光:流水无言”,古桥的来历、价值和它承载的南宋的兴亡成败,就在故事的讲述中清晰地呈现出来。如果说历史是“死”的,历史故事则是“活”的,有了活的故事,历史自然就活了起来。再次,写出了文学性。慎珠的文章不是为了写散文,却具有散文的一切特征,是完全可以当作散文来品读的。描写、抒情、联想、想象、比拟、排比、烘托、渲染等等文学笔法,随手拈来,随处可见。谈到自己的写作感受,赵慎珠表示,为了完成这些采写任务,她从深山树林到古老村落,从奇峰俊秀到平原大地,用脚步去丈量深爱的这一片土地,写不尽古老深厚,道不完广袤神奇。从事新闻职业28年,一直在路上,从不敢懈怠,而思考着怎样才能讲好河南历史和河南的精彩故事?同时,她认为,即使在新媒体时代,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仍然能够为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人所接受。
奚同发
2022-05-23
苏轼如何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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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中国古代天才式的大作家,也是北宋文坛宗师级的人物,著名的“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都出其门下。苏门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与宗师苏轼的用心培育分不开。阅读苏轼与其弟子们的书信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苏轼非常注重因材施教,能够根据弟子们的不同情况予以切实的指导。微箴晁补之。苏轼在给黄庭坚的一份信中说,晁补之的诗文非常新奇,应该具有比较突出的才华。但是苏轼在晁补之的诗文中发现了一个端倪,就是晁文中的奇丽之气显露得太早。在苏轼看来,理想的创作道路应该是追求平和,奇丽不是刻意追求的结果,而是“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的自然结果。对于这一问题,苏轼并没有直言相劝,而是希望黄庭坚以朋友切磋琢磨的方式告知。苏轼明言这样做,不是出于避讳,而是害怕伤害晁补之的“迈往之气”。从苏轼的这一行为,不难看出他对文才的细心呵护。称扬黄庭坚。苏轼和黄庭坚都是宋代伟大的诗人,因此后世曾有他俩“争名”之说,其实这是完全不懂苏黄为学境界的揣测之言。苏黄的相知是很深的。在未曾谋面之前,苏轼已经从孙觉等推荐的黄庭坚的诗文中,惊异黄庭坚“非今世之人”,赞其“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必将名满天下。并从其诗文中推知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当黄庭坚“执礼甚恭”,希望忝列门墙时,苏轼喜愧不已,如得挚友(《答黄鲁直》)。在《举黄庭坚自代状》中,苏轼称赞黄庭坚:“瑰玮之文,妙绝当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实践证明,苏轼的判断是准确的。黄庭坚晚年对待贬谪的超然态度和杰出的创作成就都印证了这一判断。而黄庭坚对苏轼的道德文章则始终称赞不已。正如苏轼所言,文坛需要“名世之士,相与主盟”“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因此,苏轼以欧阳修为榜样,积极发现人才,以在众人中最先发现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李廌等为人生之最大乐事,并且自觉地将文坛宗主之位托付于弟子们(李廌《师友谈记》)。不过,苏轼与弟子们的交谊完全建立在维系文统不坠的基础上,他们之间的交往以是否符合道义为准则。苏轼对弟子们既有道德上的引导,又有创作上的指导,而且还非常重视指导方法,能够针对弟子们的不同情况予以恰当的指导,使他们茁壮成长。北宋后期的文学人才,多出自苏门,良有以也。当下,苏轼与弟子以道义相处的传统令人钦想。苏轼兼顾道艺两端培育弟子的教育理念也并不过时。他针对弟子的不同情况予以恰当引导,更是值得学习。据《光明日报》(作者:高宏洲,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室编辑)(《苏轼如何带学生》由贵阳晚报为您提供,转载请注明来源,未经书面授权许可,不得转载或镜像。)
2023-09-05
苏东坡“千年英雄”评选者 揭秘苏东坡当选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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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认真感悟三苏文化。2000年,法国《世界报》评出千年英雄(1001年-2000年),全球共有12位,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世界报》认为,苏东坡的从政生涯同他的诗文书画一样,都属于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评选者法国《世界报》的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正是他将苏东坡列为该报专栏连载的12位“千年英雄”之一。昨(22)日下午,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来到三苏祠博物馆详细了解了苏东坡的生平以及三苏祠的历史变迁,他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感兴趣,生怕错过了什么。他认真观察了字画、塑像、古树、古墙、古井、古文物等。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感慨地说,参观三苏祠博物馆,想象着900多年以前,三苏父子生活在这里,他就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在这里,他尽情想象:很久以前,这里有一个小男孩,他生活在这里,在那个时候,他就被称为“天才”;后来,苏东坡和他弟弟分隔两地,长期不能相见。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读过很多苏东坡的诗句,知道苏东坡30多年未回过眉山,很能感受到当时苏东坡的体会,更能感受到苏东坡与父亲、兄弟之间的感情。随后,三苏祠博物馆开展了一场“中西对话苏东坡”,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破解了当年苏东坡当选“千年英雄”之谜,还和眉山文化名人刘小川、王晋川一起探讨东坡文化的当代价值。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说,在2000年时,《世界报》要挑出12位能够代表过去1000年的人物,其中要包含一位中国人。他询问了很多历史学专家,他们都说一定要选择苏东坡。为了写关于苏东坡的文章,他查阅了很多书籍。通过这些书籍,他认为苏东坡是一位很伟大的诗人、文学家;同时,苏东坡是一位有良知的政治家、官员。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欣赏地说,苏东坡是一位很有实干精神的人物,在政治方面是十分有勇气的。苏东坡不畏权贵,为百姓说真话,就像法国的萨特一样,他们有一种特别独立、自由的精神。这也意味着就算面对当时的皇上,苏东坡也要坚持他所坚持的东西。苏东坡特别关心底层老百姓和很多无辜被抓到监狱里面的人,就是这种当时看来有点反叛的精神,特别地吸引到他。苏东坡不追求财富,不追求权力,并且希望自己的儿子也有独立的精神。苏东坡在人性这个方面,深深地触动了他。“苏东坡生活的年代,有道教、佛教等交织在一起,和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在追问自己一些关于生死、权力各方面的问题。他所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法国的知识分子们思考的问题。”让-皮埃尔·朗日里耶先生介绍,在他之前写的关于苏东坡和其他11位世界英雄的书里面,他称呼他们是“来自千年之前的朋友们”。东坡先生是自由精神的代表,为了自由,他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一生都在被流放。总结起来,苏东坡应该可以称为“不可救药”的诗人,为了自己的执着,不为其他所动。
2017-11-23
在颍州西湖邂逅张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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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涅张岱注定没来过颍州西湖,在颍州西湖邂逅张岱纯粹一个美丽的梦幻而已。然而,张岱的文字塑造了一个西湖,让自然的西湖有了一抹人文的亮色,如此,张岱便自然而然与西湖有了一条撕扯不开的精神纽带。故此,他的文字不再单单指向一个杭州西湖,而使得一个湖成了一个精神图景,人人都可以从他的文字之中徜徉天下之湖,从而让人“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西湖七月半》);他放大了一个湖的人文关怀与抚慰,并让人们在这温柔的摩挲与抚慰之中酣然入梦。西湖如同一个迷离恍惚的梦。一部《西湖梦寻》,张岱让西湖活生生立在纸面上。当然,这纸面上的湖是杭州西湖,而非颍州西湖。一个城中湖,一个城外湖。故事内容也迥异不同。颍州西湖有苏轼的故事,欧阳修的故事,却独独少了像张岱那样的人间故事,比如西湖的山水、荷花、楼阁、园林、雪、茶、石、琴、庙、寺、禅、斋、冈……“茶令人爽、琴令人寂……石令人隽,雪令人旷”(《韵》);更少了杭州西湖断桥的一见钟情的人妖之恋,还有蒋坦《秋灯琐记》中追忆亡妻关秋芙从前在杭州西湖“吟风弄月、餐露饮霞”的神仙眷侣生活。“风丝丝,雨丝丝,谁使花黏蛛网丝?烟丝丝,柳丝丝,侬与红蚕同有丝。蚕丝侬鬓丝。”“山气空蒙日夕佳,波光作镜净于揩。烟鬟妆出石新妇,束笋为鞋松作钗。”这样一来,西湖便有了人间的烟火气息,严格说,是一种市民的阎闾气息。当然,张岱更多地将西湖士大夫化,一如张岱所说的“士气”。他在《跋祁止祥画》中写道:“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虽是论画,然此“士气”与张岱知人论事安身立命所尊崇之气一脉相承。张岱是将西湖当人观的,一个活生生的男人或者女人,且一一以人性待之,“小则成疵,大则成癖”,犹如他所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白云心浩浩,黄叶泪萧萧”,哪一样没有注入人之情愫。细读他的《西湖梦寻》,无论描山绘水、写景状物,一树一草,一池一石,一亭一榭,一泉一溪,一楼一庵,一一有了自己的典故、传说、样貌,一代又一代,沉淀出深厚的文化积萃,才有了今日西湖的殷盛。譬如《西湖梦寻》中的《苏小小墓》,如是写道:“苏小小,南齐时钱塘名妓也。貌绝青楼,才空士类,当时莫不艳称。以年少早卒,葬与西泠之坞。芳魂不殁,往往花间出现……”这哪是在写人,分明在为西湖作一另类的别传。以之相比,颍州西湖恰恰少了这些似乎离题万里的别传佐料,自然也就少了许多平民鲜活的生动人间故事。其实这很重要,有了这些貌似琐屑的人生故事,西湖便有了深度、广度、温度,更有了人生的情味与宽度。如此,一个湖便与人息息相关,脉脉相连,人与湖的感受才会有不同的人文层次与色序。当然,欧苏诗词也赋予颍州西湖一些民间气韵,然而多大处着笔,不像张岱那般小处着眼,与人同呼吸、共赏阅。小处着眼,与人便没了距离、隔膜,虽不大气磅礴,却丝丝入扣,句句入心。犹如张岱82岁时咏除夕诗“烧钱饯穷鬼,酹酒腊文心”,虽在富人之家,却总有一种拳拳的平民情怀。其实,苏轼是很平实欢悦之人,其弟苏辙在追述与苏轼野游之况时,这样描写:“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目。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与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见苏辙《武昌九曲亭记》)这是苏轼谪居湖北黄冈时与苏辙的野游之况,想来苏轼在颍州西湖也有这般畅游之景况,只是没有张岱所记之琐屑罢了。杭州西湖为城中湖,与市民肌肤相亲,人们可以四处入湖,抬腿即至,整个西湖除个别景点收费外,周望一无遮拦,人在城中,也在湖中,人湖相融,情景交汇。这也是杭州西湖平民化的一大看点。目前,阜阳的颍州西湖已对外开放,初期免费,这当然是亲民之举。笔者以为,在颍州西湖的建设上,是否能有一些“别传”的情趣,让游湖之人可以有不倦的谈资与慰藉。
2021-10-22
苏轼的想得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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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农在苏轼(1037—1101年)的大量作品中,《念奴娇·赤壁怀古》应属知名度较高的篇章之一。此词元丰五年(1082年)作于黄州(今湖北黄冈)。黄州的江边有一段赤色岩岸,于是民间便传说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208年)就发生在这一带,其地至今仍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其实历史上的赤壁之战发生在嘉鱼,并不在这里;苏轼在此地就“三国周郎赤壁”大抒其思古之幽情,大约有点借鸡下蛋的意思,词中有一句“人道是”,已为自己预留了答辩脱身的余地。在怀古诗词里涉及有待考证之地名时,稍微马虎一点无妨,因为这并非撰写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念奴娇·赤壁怀古》主要是怀念、歌颂赤壁之战的大赢家周瑜将军,他是孙权方面抗击曹操的前线总指挥,其时他才30来岁。一个小帅哥竟已立下盖世功勋,为此后三方(魏、蜀、吴)鼎立打下了基础,这样的英雄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为强调这位历史英雄的年轻,词中说他才结婚不久,这里很有点夸张,事实上古人往往早婚,一般不会像现在似的常常拖到三十多岁——赤壁之战时周瑜结婚已有整整10年。苏轼写此词时46岁,头发已经花白,所以词中有“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样的句子。“多情”代指周瑜——同古代的青年英雄一比,自己真是老大无成啊!苏轼在作品中涉及古人时,一向不卑不亢,持平等对话的态度,这种胸襟和态度大可钦佩。苏轼当时在宦海里栽了跟头,被发配到这偏远的黄州来,有点百无聊赖,畅想历史上的英雄,其实是发牢骚的意思,却写得意气很盛,最后以“人生如梦”来安慰自己,他实在是个想得开的人。唯其如此,尽管他一生坎坷,而创作始终没有停息。这首词的下片前三句,现在的通行本皆点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本文开头引录时也照此办理。其实在一般情况下,《念奴娇》的标点不能是这样的,例如宋、金之际词人蔡松年追和苏轼的那首《念奴娇》,其下片前三句是:“我梦卜筑萧闲,觉来岩桂,十里幽香发。”苏轼本人另有一首《念奴娇·中秋》,下片前三句作“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其他词人作《念奴娇》,下片前三句也都是六、四、五的格局,然则东坡赤壁词下片前三句应当点作: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了”字在宋词中可以表示程度、范围,略有现在所说的“非常”“完全”等意味。这样的“了”字往往用在句首,例如秦少游的名篇《好事近》,其结尾两句道:“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自己醉得一塌糊涂,业已完全弄不清方向。“了雄姿英发”乃是形容青年将领周瑜颜值甚高,英俊潇洒,精神焕发。而如果将“了”字属上,点作“小乔初嫁了”,那就变成像是现代汉语的说法,而且这前三句就变成六、五、四的句式——宋朝人是不习惯这样来安排的。小乔是当时著名的美人,他的姐姐大乔也是国色,嫁给了周瑜的上级、孙权的哥哥孙策。唐人杜牧《赤壁》诗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他假设一种情况说,如果曹操打赢了赤壁之战,那么这大小二乔都将作为战利品被掳走。其实大小二乔都姓“桥”,而不是“乔”。《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载:“(孙)策欲取荆州,以(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这是建安三年(198年)的事情。裴注引《江表传》载:(孙)策从容戏(周)瑜曰:“桥公二女虽流离,得吾二人作婿,亦足为欢。”桥公之二女——两位安徽美人原来乃是孙策、周瑜的战利品。后来孙策英年早逝,周瑜指挥赤壁之战,如果不刮东南风火攻不成,10年前的战利品很可能更换主人。杜牧调侃得妙,其诗遂为名句。苏轼此词重点在歌颂周郎、叹息自己,自然就不去说小乔的来历,而只是夸张地说,青年英雄周瑜刚刚结婚未久就建立了惊天动地的大功勋。在唐诗宋词里,“桥”被简化为“乔”。这样也好,否则说起大桥小桥,很容易误以为是两座桥梁,不明白实为两位女神。
2019-06-24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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