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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北京文化论坛——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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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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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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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Leu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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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Ju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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邺瓦铜雀砚流传千年的神话
报纸
汉铜雀瓦砚正、背面图□贾海仲邺瓦,邺城的建筑构件,陶泥烧制,遍布乡野,何以一瓦难求?翻阅词典,宋代韩琦、苏轼、王安石等一批文人骚客,多留诗词称赞“邺瓦铜雀砚”。在宋代,邺瓦的名贵可以说“一枚不换百金颁”,铜雀瓦砚在文人的心目中是那么的芳香四溢。邺瓦、铜雀砚,千载盛名,余韵久远……一北宋治平元年即公元1064年,在凤翔任职的苏轼收到弟弟苏辙寄来的一方砚台,告诉哥哥这是长安新出的砚台,其质如石。苏辙宽慰哥哥苏轼不要追风,不要迷恋“邺瓦铜雀砚”,并赋诗写道:“岂必魏人胜近世,强推铜雀没骊山”。苏轼看到来信和寄来的砚台,给弟弟苏辙回信一封,赋诗一首《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澄泥砚》,表达自己的看法:“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岂知好事王夫子,采自临潼绣领山。”苏轼告诉弟弟苏辙临潼骊山的瓦砚也不错,写道:“封题寄去吾无用,近日从戎拟学班”。可见,“邺瓦铜雀砚”在宋代的追风潮相当了得。喜爱砚台,文人皆然,那么苏轼见过流行的“邺瓦铜雀砚”吗?翻开苏轼文集,有关砚台的题铭有二十七篇,其中就为黄庭坚写过“铜雀砚铭”。他在《黄鲁直铜雀砚铭》中结合自己多灾多难的身世,说自己就像漳水河畔的陶泥,反复抟和揉搓,多遭磨难,一旦成型,就失去自己的本质。“漳滨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与真隔”。在宋代,邺瓦铜雀砚的“追风族”不在少数,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伯父丞相章得象的关系到朝内秘书省任职,听说韩琦到相州为知州,就向韩琦索要“邺瓦”,韩琦“遗基坏地遍坑窟,始获一瓦全元淳”,韩琦毫不吝啬地送给了章望之,“吾才寡陋不足称,思与好古能文人。好古能文今者谁,武宁秘书章表民”。表民是章望之的字。“追风族”不只一个,“打发”了章望之,又来了个陈舜俞。陈舜俞是嘉祐四年(1059年)制科第一,和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交往甚密,听说韩琦到相州为官,向韩琦索要邺瓦铜雀砚,这次真让韩琦做了难,韩琦说:“必须完者始称珍,何殊巨海寻三岛。”“况乎此物出坏陶,千耕万斸常翻搅”。哪里还能找到完整的邺瓦呀?没有办法,韩琦找了块瓦片寄给了陈舜俞,并宽慰他“君不见镇圭尺二瑁四寸,大小虽异皆君宝”,即使这一小块邺瓦也是宝贝。邺城的古瓦在文人墨客引起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此后宋代的杨万里、梅尧臣、陈与义、赵文、李邴、舒岳祥、刘克庄、许及之、刘敞等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对邺瓦铜雀砚推崇到极致,或诗或词,或赋或铭,借古讽今也好,托物言志也罢,邺瓦铜雀砚成为他们抒发情感的突破口,也成了争相拥有的佼佼物,一时间风行朝野,弥漫庙堂,更是酒肆宴饮、词笺互答的炫耀噱头。此风一起,流行千年。元代的刘因、傅若金、艾性夫等,明朝的唐之淳、沈周、毛纪等,清代的宋书升等均写文评述邺瓦铜雀砚,就连清代皇帝乾隆也写过《铜雀瓦砚歌》,可见邺瓦铜雀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西清砚谱》是清乾隆年间钦定的皇家砚谱。乾隆怕大内珍藏砚台年代久远而无记录,恐有遗失,命内廷侍臣于敏中、梁国治等人对陈列乾清宫东暖阁的241款陶、石砚台“甄别优劣,缮录正本”,其中开篇收录的“汉铜雀瓦砚”就有六款,可见邺瓦铜雀砚弥足珍贵。二何为“砚”?东汉末年刘熙编著的《释名》中说:“砚,研也。”细磨之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砚,石滑也。”前者是说砚的作用,细磨墨条,后者是说砚的材质,石性滑利。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也就是在光滑的石头上“研”——研墨,为书写创造条件,为书写文字搞好服务。何为好砚?从砚台的实用功能来说,“下墨”“发墨”是衡量砚材好坏的重要标准。下墨是指通过研磨,墨块在“砚台上”开发速度,发墨是指墨中的碳分子和水分子融合的细腻程度,发墨好的生光发艳,使用起来旋转流畅。所以说下墨讲求快慢,发墨讲求粗细,下墨发墨均佳才是好砚台。中国在唐朝时评出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其中澄泥砚就属于“陶砚”。端砚、歙砚、洮砚为天然石砚,既然为天然石砚,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存在天然的瑕疵。而人工合成的澄泥砚就不同了,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研发,扬长避短,在“下墨”“发墨”上下功夫,天人合一,生产的澄泥砚兼顾三款名贵石砚的特点:质坚耐磨,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厉寒不冰,终于得到了文人墨客的认可,跻身名砚之列,成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从此澄泥砚“陶砚”名扬天下,并被书家独爱而收藏。当然,邺城建城之初邺瓦还达不到澄泥砚的标准,但邺城宫殿上的瓦极其讲究。在烧制殿瓦时,邺城的工匠选择漳河里从西山冲刷沉淀下来的千年泥沙,经过反复淘洗、仔细滤过,泥胚中加入特殊配方,如黄丹、云母、磨细的石末等,托模成型,烧制成瓦。为防止殿瓦久雨渗漏,阴生苔藓,创造性地在殿瓦仰面覆于核桃油,使邺城殿瓦油灰发亮,庄严厚重,独具神采。再加上严格的三级监工,瓦上都留有“三级者,军主、瓦匠、匠”,各有其职的名字。邺城殿瓦繁琐工艺和特殊配方已经不逊于澄泥砚的制作。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云:“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人制此砚,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稀滤过,加胡桃油方埏填之,故与众瓦有异焉。”这就是邺瓦铜雀砚的特殊之处。三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托声名动世人。这是王安石的《相州古瓦砚》。铜雀瓦砚是否“尚托虚名”?从铜雀台的建造史上或许能窥出端疑。铜雀台始于曹魏,后赵石虎“增其旧制,竭尽豪侈”,北齐高洋又“征劳役三十万”对铜雀台及其他宫殿进行扩建和修缮,因此铜雀台及邺城其他宫殿一直反复建设中,“又有兴和天保纪年者,是东魏北齐继续营作邺都所用瓦。好古者琢刻为砚,取其不渗,易于得墨”。韩琦诗中提到的昭阳殿瓦就是邺南城宫殿瓦,“数百年来取为砚,墨光烂发波成轮”。可见邺瓦铜雀砚绝不是枉托虚名。邺城是不寻常的帝都,战火连绵,朝代更易,宫殿檐瓦又是极易碎损之物,邺城及铜雀台瓦毕竟优于其他陶制砖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殿瓦就成了抢手货,再加上后人对“建安文化”的推崇,铜雀台又是建安文学的兴盛之处,铜雀瓦砚自然就成为文人墨客关注的焦点,争相讨求的追风潮让被漳河水冲刷的邺城残破构件——邺瓦,不堪重负,于是仿制之风盛行。欧阳修在《砚谱》中说:“相州古瓦诚佳,然少真者,盖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状作瓦埋土中,久而斫以为砚。”宋·米芾《砚史·陶砚》中说:“相州土人自制陶砚,在铜雀上。以熟绢二重淘泥澄之,取极细者,燔为砚。有色绿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埴为水纹,其理细滑,着墨不费笔,但微渗。”由于仿制的邺瓦铜雀砚未在漳河百年浸润,所以“微渗”。说到邺瓦铜雀砚“微渗”,还有一个有趣故事,《宋朝事实类苑》记载,书法家徐铉爱好古砚,听说邺地耕农常拾得铜雀台古瓦,于是亲自把邺城的县令叫来欲求一方,县令不负托付,寻得两块。徐铉十分高兴,“即注水,将试墨,瓦瘗土中,枯燥甚,得水即渗尽。又注之,随竭,湆湆有声啧啧焉。铉笑曰:‘岂铜雀之渴乎?’”现在临漳沿用古法开发出邺瓦铜雀砚,“以墐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於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乾,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生产出“邺瓦铜雀砚”系列,得到专家和制砚大师的高度评价,其“触之若童肌,扣之若金声”,具有“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摸之寂寞无纤响,按之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之特点,更有“秀面多姿,呵气研墨,发墨不损笔毫”的长处。成为馈赠亲友、自家收藏的珍品。
贾海仲
2023-01-28
人间有味是清欢
报纸
彭忠富“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诗歌《自题金山画像》中,年过花甲的苏轼认为自己一生的功业不在作礼部尚书等高官,也不在外放作徐州等地知府,而在于贬谪流放于黄州、惠州、儋州时。以海南儋州为例,苏轼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苏轼在这里办学堂,兴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向苏轼求学。在宋代一百多年时间里,海南从没有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不久,这里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是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关于苏轼的成就,我们不妨听听同时代人宋仁宗曹皇后的评价。她说,当年仁宗在科举考试中得到苏轼、苏辙两兄弟后,高兴地对她说,他替子孙觅得了两个宰相之才。一个新科举子,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识,那么在仕途上肯定是一帆风顺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个性特立独行,苏轼先后被新党、旧党所不容,结果屡遭贬谪,最后于64岁时病逝于常州,令人至今扼腕叹息。苏东坡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穷达多变、吉凶祸福相伴相随。作家月如钩认为,虽然北宋少了一位扭转乾坤的太平宰相,然而儋州等地的百姓却因为苏轼的到来受益匪浅。月如钩最新出版的《苏东坡传》,严谨不失风趣的文字,对苏东坡的生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让我们领略苏东坡遗存千古、意蕴风流的人格魅力,而这种人格魅力,不仅在于他具有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旷达与高度发达的心智,更在于他终其一生都保持着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一颗纯粹的不老的、对外界充满热望与好奇、看世间一切都美、视所有人都好的不泯童心。本书共分两部分,上部分讲述了年少轻狂的苏东坡,一路顺畅,文章引经据典,才华横溢,充满理想主义。下部分讲“乌台诗案”后的苏东坡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在被贬谪三州的过程中,苏东坡完善了自己的人格,实现了理想的自我。他收敛了身上桀骜不驯的傲气,涵养稳健平和的正气;在与底层民众的交往中,他去除了纠缠于恩怨的意气,蓄养虚怀若谷的大气;在躬耕东坡的劳动中,他蜕掉了多愁善感,表现出刚毅坚强的大丈夫气概;在纵情山水的天真中,他超越了人类时空的局限,养聚天地宇宙一体的浩然气。他以顺其自然、坦然面对的生死观,实现了人格魅力不朽的精神气。“皇天后土,知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一代文豪苏东坡逝世后,天下百姓,尤其是苏东坡曾治理或生活过的杭州、密州、徐州、黄州、惠州等地的百姓,为他痛哭不已。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来自各方的悼文、挽联堆满书案。古往今来,能够得到文人学士、为官者、为民者一致的认同,堪称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观。苏东坡其德之尊、其道之大、其才之高、其忠义之心、其英灵之气,永为后人敬仰。《苏东坡传》:月如钩/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彭忠富
2022-07-29
眉山文旅惊艳亮相俄罗斯
报纸
三苏祠、国际竹艺城及熊猫等眉山文旅资源惊艳亮相《中国新闻周刊》俄文版6月刊物。本报讯(曹霞记者梁昊文/图)6月6日,一篇题为《东坡故里天府眉山》的文章在《中国新闻周刊》俄文版刊物上惊艳亮相。文章以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为引线,用10个页码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了眉山地理、气候、交通、文化、经济、旅游等内容,重点推介了“东坡老家”三苏祠、“最美桌山”瓦屋山、“川西第一海”黑龙滩、“烟雨古镇”柳江、“康养圣地”七里坪、“东坡初恋地”国际竹艺城等旅游资源以及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肉、东坡泡菜、眉州柑橘、仁寿枇杷、青神竹编等系列农副产品,展示了以东坡城市湿地公园、远景楼音乐喷泉为代表的眉山开放美丽的城市新形象和宜居生态环境。据悉,眉山文旅登上《中国新闻周刊》俄文版源于眉山市政府代表团的一次“牵线”。今年4月中旬,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期间获悉,《中国新闻周刊》俄文版是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官方媒体合作伙伴,也是唯一一份进入本次论坛的中字刊物。随即我市与《中国新闻周刊》取得联系并达成合作共识,在该周刊上刊载宣传文稿,借论坛之势宣传眉山文化旅游。6月6日至6月8日期间,该刊物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现场发行了3000册,得到了与会嘉宾的充分认可与好评。全俄老战士委员会副主席格涅兹季洛夫中将,佩列霍德尼科夫海军上校,《习近平:正圆中国梦》和《大国之翼:“一带一路”西行漫记》的作者、俄著名学者塔夫罗夫斯基教授等俄方著名人士在阅读周刊眉山篇后,纷纷表示眉山太美了,希望有机会到眉山考察。与此同时,我市代表团发出邀请,真诚欢迎俄罗斯朋友走进眉山,与眉山共享中国西部发展的巨大商机。并表示,将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在合作模式、组织领导、政策扶持等方面给予最大支持,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2019-06-22
苏轼的“八面受敌”精读法
报纸
曹猛、刁兴泽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宋代著名文学家苏轼有自己的一套读书方法,尤其是精读,他独创了“八面受敌”精读法。这种读书方法使他受益无穷,也为古今学者所称道。所谓“八面受敌”精读法,苏轼在《寓简》卷八中作了详细介绍:“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读之。书之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尽读,但得其所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做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仿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也就是一本书特别是经典书籍,包含着多方面丰富的内容,人们可以从不同的需要或不同的角度反复研读,以解决不同的问题,这样步步深入,就能读懂整本书籍,书就读“厚”了。这是他长期读书经验的总结。苏轼在谈到他读《汉书》经验时说:“吾尝读《汉书》矣,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财货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窍矣。”这是苏轼运用“八面受敌”精读法的一个范例。“八面受敌”精读法,不是浮光掠影地泛览,更不是走马观花地涉猎,而是对某一著作集中精力和心力,做到“一意孤行”,各个击破。清末学者李慈铭称之为:“诚读书之良法也。”毛泽东称赞说:“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按照现代科学理论来审视,“八面受敌”精读法包含着“运筹学”思想,即如何科学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使智能达到最高峰。按照现代科学方法而言,就是分析法和综合法在读书方法上的巧妙运用。这对于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于问题,带着问题去学习原著、学习经典著作具有借鉴意义。
2015-06-19
一句话新闻
报纸
◆2015年12月31日,副市长汪树槐带领市文广新局负责人前往三苏祠检查元旦节前文物保护及改造工程建设情况。
2016-01-01
游惠州西湖东坡纪念馆
报纸
张春发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伟大的文人,诗、词、书、文、画均有很深的造诣。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绘画方面以擅长墨竹、梅、兰等著名,书法方面又是唐宋四大家之一。他的一生仕途曲折,历经磨难,多次遭到流放。直至晚年,还被贬逐流放到“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海南儋州,赦归的次年便病死于客乡江苏常州。他的诗词文采,如行云流水,“行如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雄浑博大,豪迈激昂,风格多样。或豪放壮丽,或飘逸洒脱,或清新隽秀,或深婉缠绵,都能随心所欲,挥洒自如,而“极天下之工”。还是学童的时候,受家庭的影响,自幼就特别喜欢拜读苏轼诗词和文章。也正是因为他的一句诗词“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当年的我年少轻狂,毅然背起行囊,像一块浮萍来到了南粤这块广袤的充满神奇的土地。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年。当然,对于一个举目无亲,漂泊至此的游子来说,个中的滋味以及酸甜苦辣也就只有自己知道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于朋友之邀,游惠州西湖。在此之前,只知道杭州有个西湖,而许仙和白娘子的美丽传说,也造就了杭州西湖的誉满天下。来惠州西湖的路上,听同行的朋友说,惠州的西湖也可以和杭州的西湖相媲美的,因为惠州的西湖曾经有一个伟大的词人在此地居住过,这个人就是北宋最伟大的文豪巨匠苏轼。公元1094年4月,北宋朝廷先是就定州(今属河北)太守印上,罢免了他的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的职务。紧接着,便是追一官,又取消了他的定州太守的职务,依前左承议郎知英州(今广东的英德)军州事,再接着,又被降为左承议郎。同年6月,苏轼在赴英州途经安徽当涂时,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这个时候,苏轼已是59岁的年纪了,体弱多病,生计困难。从遥远的北方边地到达岭南的英州、惠州。四五千里之遥,而且两地的气候温差极大,民俗风情之别样,可以想象得出,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对于这样的一个老人来说,困难是多么的极大。即使这样,在承受着仕途失意和体弱多病的双重压力下,他都没有忘记黎民百姓的疾苦。在流放英州和惠州的路上,途经河南汤阴时,目睹当时严重的灾情,他仍然以诗词来为之呼吁,为之叹息:“朔野方赤地,河瑌但黄尘。秋霖暗豆荚,夏旱臞麦人。”以此来反映黎民百姓的疾苦。同样是在公元1094年的6月7日,苏轼在赴惠州的路上,路过庐陵时,看到了曾安止所作的《乐谱》,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和苏辙十四年前游历武昌时所见到的秧马来,触景生情,随即作了诗一首《秧马歌》把它放在了《乐谱》的书末。他用了大量的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极为具体而形象地向人们介绍了秧马这种半机械化式插秧机的形状、功用和特点,以此来指导老百姓在农业上的耕作。同年10月2日,苏轼从遥远的定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惠州。惠州,位于岭南,自古以来都是历代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那时的岭南,被人们称之为“蛮夷之地,瘴疠之乡”,条件极为艰苦恶劣。但当苏轼一到惠州,他看到这里山青水秀,民风淳朴。觉得似曾相识,甚至连鸡犬对他都像久别的主人一样别后重逢。于是,即兴写出了《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首诗:“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轼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此时的苏轼已经把惠州当成了自己的故乡了,可见此情的深厚。到了惠州以后,他先是寓居在合江楼,后又迁至于嘉祐寺。最后在乡邻的帮助下,在白鹤峰上建造了一座新居,买了几亩地,打了一口水井,过起了隐士田园般的生活。在惠州,由于民风淳朴,山青水秀,风景宜人,唤起了苏轼创作的灵感的源泉。此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最具有代表性的当首推《荔枝叹》了。这部作品一开始从东汉和文帝交州(今广州市)进贡荔枝开始,写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从涪州(今四川涪陵)进贡荔枝不惜劳民伤财,以“我愿天公怜赤子”的诗句揭露了统治者的黑暗,呐喊出了黎民百姓在丰收之年,一样遭受饥饿的痛苦心声。公元1096年,惠州瘴厉流行。他的爱妾朝云(苏轼一生之中的最后一个伴侣)和另一个女仆相继染上瘴厉身亡。苏轼悲痛欲绝,曾在《朝云墓志铭》中写道:朝云聪慧讲义气,23年来一直侍奉我,始终相敬如宾,忠敬如一,并作了3首诗来悼念朝云。公元1097年4月17日,苏轼再次接诏流放到海南琼州(今海南海口),4月19日,苏轼满怀沧桑离别了居住了3年之久的惠州,这时他已是62岁的老人了。纵观苏轼在惠州的3年里,尽管是被流放于此地,但苏轼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一直在激励着他,博罗的一次大火,全城尽毁,苏轼带头募捐赈灾。兴建惠州的东西两桥,使惠州东西两城连为一体。为惠州百姓配药治病,建立地方型诊所,使老百姓有病可医。大力推广农业的先进技术、农具等,解决了广州饮用淡水,真正造福了一方百姓。漫步于惠州西湖上的苏东坡纪念馆,膜拜于苏轼的塑像面前,就像在与一位尊者促膝长谈。在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感悟人生的真谛。我想,惠州的西湖,也正是因为有了苏轼这样的一代文豪巨匠在此地居住过,才正是惠州西湖水不在深,有龙则精的,以至于今天的惠州西湖上的游人如织,川流不息的缘故吧!
2017-10-17
苏轼是否到过栾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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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岭杨梅山栾城(今石家庄市栾城区)是唐宋八大家中“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祖籍所在地。苏轼,号东坡居士,后人亦称其为苏东坡。苏东坡对祖籍栾城充满了怀念之情,作文、作诗常言自己是赵郡苏轼(注:唐宋时期,栾城是赵郡的一个属县)。截至目前,留存后世的史料尚未找到苏轼专程到栾城访祖寻根的记载。但据考证,苏轼确实到过栾城,曾踏上了祖籍栾城这块热土。根据史料记载,从夏代至宋代,河北境内早就形成了一条南通河南省、北达北京的南北大道。而这条大道一直都是从栾城境内经过的。这条大道的历代名称虽然不一样,但走向是一致的。从河南入河北境,均从这一南北驿道经过,栾城驿是来往必经的重要驿站,唐末诗人杜荀鹤从洛阳赴真定(今石家庄正定),曾在栾城驿住宿,作有《宿栾城驿却寄常山张书记》:“一更更尽到三更,吟破离心句不成。数树秋风满庭月,忆君时复下阶行。”苏轼途经栾城的相关记载据考证,苏轼一生中,曾两次踏上祖籍栾城的土地。第一次是他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赴定州上任时,途经故土;第二次是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罢定州任南贬时,途经栾城。苏轼赴定州任从汴京出发,是元祐八年(1093年)阴历九月二十六(公历10月3日),到定州的时间是元祐八年十二月十三(1094年1月2日)。途经栾城的时间是元祐八年十月二十(1093年11月11日)。苏轼赴定州北行路线,是循汴京至幽州的官马大道,路过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拜访了运使谢卿材(字仲适),送王古(字敏仲)使辽。因为苏轼过相州后,必须循路过栾城的官马大道北行,所以必经栾城。苏轼从定州出发南行的路线,仍然是他赴定州上任时的路线。苏轼从定州南贬,比赴定州上任所用的时间更短。从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初三(公历5月19日)出发,星夜兼程,于当年闰四月十五(公历5月31日)抵汴京(今开封市)。途中,苏轼过真定,真定人褚承亮“以文谒之,(苏轼)大为赞赏”(孔凡礼《苏轼年谱》),此时当为闰四月初四(公历5月20日)。苏轼应于闰四月初五(公历5月21日)经过栾城,闰四月初六(公历5月22日)经赵州过柏乡、临城,在临城作诗《临城道中作》,今抄录如下:“予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今将适岭表,颇以是为恨。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反乎?退之《衡山》之样也。书以付迈,使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路过栾城,苏轼为何没有留下作品苏轼曾两次路过祖籍栾城,可惜的是,他在故土未留下任何作品。这是为什么呢?看看当时苏轼身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家庭情况就知道了。1092年,宋哲宗元祐七年,苏轼仕途达到顶峰,以兵部尚书主持完皇帝的郊祀大典后,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此时,哲宗皇帝亲自主持朝政,而支持“元祐更化”的太皇太后高氏让权,一场政治斗争、人事变更的暴风雨骤然而起。苏轼意识到形势将变,自己必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果然,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朝廷内部党争加剧,右相苏颂和中书侍郎范百禄被左相吕大防及其同党攻击而去职。吕大防等为了阻挠官居要职、对他的权力威胁最大的苏氏兄弟填补右相的空缺,同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连上七状告苏轼、苏辙兄弟,对苏轼、苏辙进行突然袭击。太皇太后高氏为了平息事端,六月欲调苏轼知定州。苏轼当时心系江南,妻子王闰之重病在身,所以乞免定州,请求改任越州,未允。八月初一(公历8月25日),苏轼妻子王闰之不幸病逝,年仅46岁。八月初二,苏轼作文致祭,殡于京师。八月十六(公历9月9日),太皇太后高氏有疾。九月初三(公历9月26日),太皇太后高氏卒,苏轼失去了了解他、重视他并支持他的坚强后盾。九月十三(公历10月6日),太皇太后高氏停灵期间,尚未御垂拱殿的哲宗皇帝即迫不及待地诏命苏轼以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而此时距王闰之去世也仅仅43天,按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来说,还不满百日。这种打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从苏轼九月十四所写给苏辙的诗《东府雨中别子由》,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的愤懑心情:“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官场失意,贤妻亡故,东坡的心情是极度悲愤、沉重和孤独的。苏轼赴任时的心情如此,离定州南返时的心情更是如此。尽管苏轼在定州任上忠于职守,加强吏治,一改定州以往颓风,取得令人瞩目的治绩。但朝中恢复熙宁、元丰新法,打击元祐大臣的政变在哲宗的支持下甚嚣尘上,有步骤有预谋地大清洗开始了。元祐九年(1094年)二月,户部尚书李清臣升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温伯升为尚书右丞。李、邓二人首先倡议恢复神宗时的新法,要破元祐大臣的“朋党”,逼迫吕大防让出相位。三月,李清臣为哲宗撰策试士题,以邪说煽惑群听,苏辙义愤劾论其事,被哲宗罢去端明殿学士,知汝州。四月,新人疾上,攻击元祐大臣司马光、文彦博、梁焘、范祖禹等,煽动章惇等进行报复,并怂恿哲宗改元以顺天意,于是将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章惇陡升左相,并且把大清洗的矛头直指苏轼,诬蔑苏轼曾讪谤先帝。闰四月初三,苏轼接到“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军州事”的诏令。因“告命火急,治装星夜就道”,到真定,又接重新论罪的新命,认为对苏轼的处理太轻,“告下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苏轼就是在这种挖空心思地人为迫害、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跨过祖籍的土地。除了心情郁闷外,苏轼在栾城未留下作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恶劣的天气。据苏轼《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记述:“冲风振河朔,飞雾失太行。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说明苏轼赴定州途中一到相州,便碰上了大风、大雾和沙尘暴天气。大雾弥漫,飞沙走石,望不见太行山,人们互相走近,还不能认出对方,满脸胡子被沙尘沾得灰黄如土,不成人样。这种天气一直持续到苏轼到达定州。苏轼《临城道中作》小引:“余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也就是说,苏轼南返过栾城时,正值天气阴霾昏暗,且皇命所催,星夜兼程,栾城南北仅20多公里,北与正定相邻,南与赵县接壤,赵县西南入柏乡、临城界,一片平原,很难分辨县界。到临城、内丘,天气才放晴。这期间,苏轼没有心情,客观上也不允许他在栾城停留,祭奠先祖坟墓。但无论怎样说,苏轼一生中两次经过祖籍栾城,却没能在那里停留、留下作品,是令人遗憾的。
郭俊岭 杨梅山
2023-05-07
王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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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北京》主创与《夜莺》导演在北京电影节之夜酒会合影。(左一为王明生)本报记者余毅王明生携《夜北京》戛纳抢镜法国戛纳,当地时间5月19日,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如约而至。这个每年戛纳电影节期间人气最旺、媒体关注度最高的Party,邀请了不少电影界名流前来参加。电影《夜北京》出品人王明生、张珈铭,导演邰敏受邀出席,并与《黑客帝国》监制等国际影人一同畅聊合作,积极推进中外合资片。此外,《夜北京》众主创人员还受邀出席了北京电影节戛纳答谢酒会,并偶遇执导《夜莺》的著名导演费利普·弥勒,大家畅谈中外影片合拍事宜。当地时间5月20日下午2点的媒体见面会暨答谢酒会上,王明生等主创人员一同以该片首场官方发布会的形式亮相。《黑客帝国》制片人AndrewMason、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制片人MarkHarris以及英国WestEndPictures等企业嘉宾和众多中外媒体受邀出席,为该片站台助阵。在当地时间5月20日下午5点半,《夜北京》主创齐齐亮相戛纳红毯,并荣登戛纳红毯LED大屏幕。王明生等3位主创携手法国著名演员LauraWeissbecker白露娜(代表作《十二生肖》《凡尔赛宫》等)和法国演员SoniaDufeu索妮雅·杜芙等亮相,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据悉,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中国代表,除了贾樟柯带领的《山河故人》之外,张珈铭、王明生带领的《夜北京》主创,更是唯一一个官方电影团队正面并显示在电影宫大屏幕上的团队,外媒对于《夜北京》这个题材影片也寄予了高度的期待。弘扬传统文化的商会副会长1971年出生的王明生是仁寿县人。1997年,毕业后就在成都工作的王明生被一家深圳的台湾企业相中,并前往深圳工作。后来,他又进入了一家国际知名企业工作。当时,该企业只有3个职位空缺,却吸引了200多人前来竞争,脱颖而出的王明生在这家企业工作了7年。2005年,他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先后创立了明旺达公司、歌腾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王明生加入广东省四川眉山商会,并担任副会长。“他是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副会长,在各方面非常富有正能量,完全可以带领商会内想在文化产业方面创业的会员企业,向前更好地发展。”介绍到王明生时,广东省四川眉山商会执行会长郑毅这样说道。从文化底蕴深厚的东坡故里走出去的王明生,不仅建议商会多开展一些针对会员及其子女的传统文化讲座活动。他管理的企业,也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公司的年会上,王明生带领员工集体背诵《弟子规》;每周一早上,王明生会花1个小时的时间,对员工进行传统文化的培训,讲授简单的如《弟子规》、《增广贤文》等国学课程……公司员工在听了他的国学培训后,不仅得到了自我提升,对父母、家人也更关心。不少父母甚至打电话到公司感谢公司的培训,让他们的子女明显变得更懂事、孝顺。大家在学习中有收获,学习的氛围也更加浓厚。在王明生看来,需要花钱的培训通常都是相关技能的培训,主要应对的是生存;而传统文化,则可增加人的智慧,让人终生受益,同时个人修养也能得到提高,身边人也会受益。半路出道的眉山电影人说到亮相戛纳的电影《夜北京》,也许有很多人会说,太远,不知道。如果说到电影《找个高富帅?》肯定有很多人会恍然大悟。没错,那部让仁寿天梯、远景楼、三苏祠、湖滨路、苏轼公园等诸多眉山元素出现在全国观众眼前的电影正是王明生投资拍摄的。他借用电影,将家乡眉山的历史、文化和美丽风光展现在大屏幕上,更好地进行宣传。影片是王明生对眉山父老乡亲的献礼,更蕴含着他对故乡的缱绻深情。作为一名电影人,王明生是半路出道,因被电视剧《亲亲中国爹娘》的孝感元素所打动,他选择出任该剧制片人。投资拍摄了这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以慈孝为主题,感恩、励志、奉献元素贯穿全剧,颂扬客家文化,弘扬客家精神,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震撼洗涤心灵的电视连续剧。随后,王明生专门注资成立了深圳前海泰东文明传媒有限公司,正式进军影视文化行业。由该公司投资的片子《鹰笛·雪莲》也将于暑期档正式在天下院线公映。由其联手金蔷薇影视投资摄制的《七分爱》、《诡面少女》等项目也将在近期陆续启动。他是戛纳红毯上抢镜的电影主创之一,谁曾想他是半路出道的电影人;他是商会副会长,却爱好传统文化。他,就是日前携电影《夜北京》在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光彩的广东省四川眉山商会副会长王明生。
2015-05-25
苏轼筠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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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梅西北宋文、书、画三栖大文豪苏轼(字东坡)曾到访过筠州(治所在今高安市),看望其贬谪筠州任监盐酒税的胞弟苏辙(字子由),逗留时间长达十天之久。苏轼工书法、绘画,更会做文章,但政治上保守。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当宰相,实行变法,大刀阔斧进行各种改革。苏东坡却作诗反对,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犯"谤讪朝政罪",被捕入狱,十二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朝廷又命他从黄州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县)。任职交接期间,他从黄州出发,顺路到庐山游览了一番后,又挤时间前来高安与弟弟苏辙团聚。苏轼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于元丰七年四月底来到高安。兄弟相见,万分感慨。十天之间,苏辙陪伴兄长游览当地山川古刹,寻访名仕贤达,留下千古名篇和民谣佳话。骨肉相亲竟也暂时忘情山水,消解了官场上的一些失意心情。“同梦堂”传佳话苏轼自黄州,经分宁(今九江修水)、奉新,来到高安。他到了奉新,致信苏辙,说他“已至奉新”,不久便可“旦夕相见”。此时,苏辙正携好友和尚云庵(住洞山寺)和聪慧(住圣寿寺)同住建山寺,三人都做了个“迎五祖戒和尚”同样的梦。一说起这件事,都拍手大笑道:“异哉,世间果有同梦之人!”不久,苏辙便接到苏轼从奉新的来信。于是,三人便前往奉新迎接。他们同苏轼见面了,寒暄中聊起三人同梦这件事,苏轼也觉得奇怪。因三人中有两个僧人说梦话,不禁引起苏辙也说起梦见僧人的笑话来。苏轼说:“我母亲曾对我说过,在她诞我之前夕,曾梦见一位独眼僧人来我家投宿,及我七八岁时,亦曾梦过自己是。”苏轼话音刚落,云庵和尚似有所悟,立刻站起来说:“禅宗五祖的徒弟戒和尚,正是一只眼睛,且又是陕右人。他暮年时来到高安大愚寺,以后圆寂在这里,到现在已五十年了。”说到这里,他问苏轼今岁多大。苏轼答曰:“四十有九。”云庵又说:“八九不离十,你今年也可说是五十岁了。我们三人同梦,‘迎五祖戒和尚’不就是迎接你东坡吗!”这一席话,说得四人捧腹大笑。此后,苏轼在给云庵与佛印的书信中,也就往往自称“戒和尚”。后来,当地居士便筹款在建山寺悬挂“同梦堂”匾额,且将寺旁的一座桥叫做“一笑桥”。寻访高僧贤达苏轼到达筠州的时间是元丰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筠州期间,除同弟弟苏辙一家促膝谈心外,便是游览壮丽的山川,走访苏辙在高安的故旧。端午节那天,苏轼携同三个侄子去真如寺(今大愚寺)看望苏辙的僧友聪慧禅师。聪慧是四川绵竹人,本姓王,喜吟咏。他来筠州后,常住真如、开善、圣寿三道场。苏辙寓居筠州时,因与他是同乡,加上自己官场失意,思想消极颓废,同他来往甚密。苏轼与聪慧说诗论道,高谈阔论了一通后,心情特别舒畅,即兴写了首诗《端午游真如寺》。诗中说,他同聪慧“高谈付梁罗,诗律到阿虎”。这样纵情畅谈,谈得很投机,因而“归来一调笑,慰此长龃龉”。同时,也表露出他同苏辙一家团聚后,既“快作西川语”,又“心与菖蜀苦”,反映出他那种甘苦参半、无可奈何的心声。公元前118年,长沙定王子刘拾建成侯在高安县城锦南侧筑金沙台,作为游观之所。金沙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叫刘平伯的人,此人“以敦朴持家,以诗书课子,睦族协邻”,时人尊为长者。苏辙被贬谪到高安后,得知他是个“贤士”,常常于公务之余,泛舟去他家拜访,诗酒唱和。经苏辙引荐,苏轼在高安期间也挤时间去拜访了刘平伯。临别,苏轼还挥笔画了四幅墨竹图作赠,并赋诗一首。诗曰:雨后东风渐转和,扣门迁客一经过。王孙采地空壁,长者芳声动薜萝。正尔谪居怀北阙,聊同笑语说东坡。山林台阁原无异,促席论心酌叵罗。据《金沙刘氏家谱》保管人说,东坡赠与刘平伯的墨竹图到民国时还存在,只是后因当地清溪村人将这画“用为质品”而失传了。现筠阳街道聂圩行政村有块石板,上刻“甘露亭”三个大字,行草、飞白,遒劲有力,传说为东坡访平伯时所书。
2020-03-19
风波不断《功甫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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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涛索赔3065元故宫专家:《功甫帖》之争引发侵权案在长久以来关于《功甫帖》真伪的争论中,多方业内人士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注册拍卖师,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季涛,先后发表多篇文章,从真伪讨论到对博物馆专家是否应在市场上做鉴定和评估及专家在企业兼职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4月,季涛称一个ID为“Mr让阿让”的新浪微博账户从今年1月11日起,多次对其发表了蓄意谩骂、贬损、侮辱名誉的言论。季涛表示经过查找,发现该微博的博主是就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书画鉴定家杨丹霞。当月,季涛将杨丹霞告上法院,要求删除侵权微博,公开道歉,同时索赔经济损失3065元。5月26日下午,双方均由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被告认为,杨丹霞的言论并不构成对季涛的名誉侵权,其发表这些言论只是基于对季涛歪曲事实误导公众行为的义愤,主观上并无过错。此外,从字面上分析,杨丹霞的言论在正常的批评范围内,不属于法律所述的“侮辱诽谤”,季涛作为公众人物,也应当对相关言论承受一定的容忍义务。当天,由于双方争议较大,法官放弃调解。此案将于6月19日再次开庭。故宫专家:《功甫帖》是开门假的东西法庭上杨丹霞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在声明中,她感谢了季涛,“是他的起诉打破了我对刘益谦承诺不公开表态的魔咒”,“借机让公众能够了解,到底是谁,一直在撒谎”。此前藏家颜明曾发致刘益谦的公开信,称《功甫帖》拍卖前曾帮刘益谦咨询故宫和上博专家意见,并转达了专家一致看假的意见。而杨丹霞的说明中也提到在拍卖前,她已通过颜明转告刘益谦“不看真”,也与其顾问朱绍良多次表示疑点较多应当慎重。“凡是见过苏轼真迹的人、对宋代书法有研究的人、练过几年毛笔字的人,只要他的眼睛没毛病,平心静气、不带私心杂念来看这件《功甫帖》,其结论与我没什么不同。”杨丹霞在声明中称:“今年元旦,刘益谦当天中午12点多打我手机,问我现在上博的文章出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建议他退货,他说:‘不能退呀!我这个《功甫帖》回来,区里领导向市里打了报告,政府替我交了进关的钱,我现在退,怎么退呀?’随即他又提出,1月2日让人把《功甫帖》送到我家来,让我研究几天,然后看能不能写篇文章质疑上博专家在《中国文物报》上的论文。我拒绝了,因为《功甫帖》是开门假的东西。但考虑到古玩行业的行规和他收藏家的面子,我向他郑重表态:虽然不替他写文章,但也不会在公开场合以‘故宫杨丹霞’的身份对《功甫帖》说不好。”至于为何通过匿名微博发声,杨丹霞称有两个原因:一是“曾答应刘益谦不公开以故宫专家的身份表态”,二是因为,随着事件发展,“网上陆续出现了李路平、季涛、朱绍良等人捏造、转发上博曾藏《功甫帖》、钟银兰老师故意说假的谣言”,“除了抹黑上博,有人企图将这种恶劣手段用到故宫”,杨丹霞认为“某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定要说这件《功甫帖》就是真苏轼,也不关我事;但造谣可耻、可恶,必须要有人揭穿他们”。“但现在,我的好意似乎被解读、歪曲成道德败坏地穿马甲骂人了。”杨丹霞说。刘益谦:《功甫帖》是一面“照妖镜”季涛与杨丹霞的官司,不仅仅是名誉权之争,事件的关键全然围绕着《功甫帖》而来。29日,刘益谦以《我所知道的杨丹霞》为题,发表了新的声明。刘益谦表示,他与杨丹霞并无深交,在《功甫帖》引发争议,上海博物馆的钟银兰研究员等撰文称其是“双勾廓填”的伪作后,他在北京朋友的推荐下给杨丹霞打了一个电话,“(我)问她对《功甫帖》的看法,她说不看好,问她为什么不看好,她又说不出具体的理由,只是劝我退货。我说我已经请故宫的权威老专家看过原作了,他认为是真迹,想请她也看看原作,哪怕她同意上博专家的‘双勾廓填’说,也可以写文章说明为什么是‘双勾廓填’。她说不看原作,又说以前没有对《功甫帖》发表意见,以后也不发表意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反复说上博‘钟老师’还是有眼光的,她自己看画也很有经验。”针对杨丹霞声明中提及的刘益谦不愿退货的理由,刘益谦也否认了她的说法:“《功甫帖》完全是依据国家保税区相关政策入关的,我们也是履行了正常的法律程序才得以借展的。我怎么会因为计较正常的入关程序问题而去丢买低级假货这个更大的面子?”“我曾经在微信中戏称《功甫帖》是一面‘照妖镜’,多少人在它面前显出了原形。如今《功甫帖》就静静地挂在龙美术馆,四周是这次论辩双方的观点以及历代著录文字和实物的陈列,还有高清放大图片的展示。通过这次论辩,虽然我心中对《功甫帖》已有了明确的判断,但是我仍然希望这个展览是客观冷静的。无论持何种观点、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来看看,其结果是无论是强化你的原有观点,还是改变你的固有判断,我希望都是由衷的,而不是强加的。”刘益谦表示。[链接]为何博物馆不许专家入市《功甫帖》的真伪之辩在社会上反响之大,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该领域中最大的,一碗水为何会越搅越浑?这与博物馆专家向来不介入市场的“成规”被突然打破有关。1962年,国有文物局组织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拟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1983年,成立了7人鉴定小组,谢稚柳任组长,组员有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他们历时8年,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该书已成为业界的经典。随着老一辈鉴定家们纷纷仙逝,基本上能对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一言九鼎的人都已成为了绝响。但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飞速发展,古代书画鉴定的供需矛盾也格外突出,各种利益掺杂,渐渐地造成专家在市场上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因此,学术界只能对市场关门,故宫等国有博物馆规定,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以单位名义在外从事文物鉴定工作。
2014-05-31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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