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日期范围

-

三苏文化大数据库

学术论文

找到15765条数据

话说程夫人

报纸

“蜀中多才子，三苏天下奇”。去过三苏祠之人，都知道这副门联。“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这是朱德委员长于1963年游览三苏祠后写下的诗句。唐宋八大家，父子占三席，乃千古传颂，近家喻户晓。但没几人知，在三位文学巨匠身后，有着一个默默无闻却顶天立地的伟女子——程夫人。据史料记载：程夫人，眉山人。她出身名门，知书识礼，为大理寺丞文应之女。年18时，嫁19岁苏洵为妻，生多子，后有苏轼、苏辙两兄弟。史学家司马光作《苏主簿夫人墓志铭》中曰：“夫人姓程氏，程氏富而苏氏极贫。夫人入门，执妇职，孝恭勤俭……贫不以污其夫之名，富不以为其子之累；知力学，可以显其门，而直道，可以荣于世，勉夫教子，不愧为古代一贤母。”《三字经》里亦记载苏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当时，尽管苏家祖上亦有田产，但苏父在世，好酒善饮，慷慨大方，毫无积蓄。几经周折，家遭困厄。年轻苏洵，喜游历而不学，屡试不中。但程夫人从未冷眼待之，而从鼓励、关心的角度去理解、支持他。她认为苏洵天资聪慧过人，个性独立非凡，并非“不可教也”。面对家境困窘，有好心者对程夫人曰：“父母非乏于财，以父母之爱，若求之，宜无不应者，何为甘此蔬粝？独不可以一发言乎！”程夫人却曰：“然。以我求于父母，诚无不可。万一使人谓吾夫为求于人以活其妻子者，将若之何？”苏洵听之，百感交集。他深知其妻用心良苦，便发誓发愤读书。但看夫人为苏家日夜操劳，任劳任怨，颇感惭愧。于是，又对夫人曰：“吾自视，今犹可学，然家待我而生，学且废生，奈何！”程夫人见夫“迷途知返”，大喜曰：“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并卖陪嫁行商，以支持丈夫读书。自此，苏洵闭门谢客，刻苦攻读，终功成名就。后便有名著《机策》《权书》《衡论》《史论》《六国论》等，成我国文学宝藏中一颗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勉夫教子，底于光大。”这是司马光对程夫人的最高评价。程夫人不但勉励丈夫进取，而且对苏氏兄弟的抚育，更是义不容辞，兢兢业业而呕心沥血。她一边支持丈夫外出求学，一边在家忙生计，持家务，还亲自给苏氏兄弟传授教育。她认为读书明理、学史明志，教子先教德，有德才成大器，故而先从史书传记入手。程夫人经常给苏氏兄弟讲古今成败治乱的故事，培养他们的品德、情操和气节。鼓励他们“奋厉有当世志”，“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一次，程夫人给苏轼兄弟讲东汉史《范滂传》。东汉末年的桓帝和灵帝时代，宦官贪腐、奸侫当道。时有官吏范滂，敦厚质朴，为官清廉，胆识过人，学富五车。却因体恤百姓，抨击奸党豪强而遭到诬陷。范滂在临刑前，去向母亲告别，他对母亲说：“母亲，弟弟仲博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尽赡养母亲的责任，儿今天要离开你了，望您老人家不要过分悲伤。”范母擦干眼泪对儿子说：“你今天得到的是与李膺、杜密一样的好名声，我还有什么悲伤的呢？名誉与长寿，二者何必一定要兼顾呢？”程夫人讲到这，感慨万分。她敬重刚正不阿的范滂，更敬重平凡而有骨气的范母。苏轼听到这里，忍不住扑到母亲怀里，说：“母亲，我长大了要做范滂那样的人，你允许吗？”程夫人欣喜有余，激动地对苏轼说：“如果你能做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就不能做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在母亲的教诲下，“刚正不阿”“舍生取义”“忠心耿耿”……正义之心像熊熊烈火于苏氏兄弟俩的心底燃起。从此，也成就这对苏氏兄弟光辉灿烂的前程。有道是：女子婚前如花，婚后似树。一个女人在家庭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纵观千古，于“勉夫教子，底于光大”两方面都取得成功的女子甚少。孟母、岳母虽教子有方，但未见勉夫之才；乐羊之妻虽勉夫有方，又未见教子佳话。两方面都取得成功者，唯有程夫人了。她属女性楷模，乃当之无愧也。

2018-04-03
郏县各景区小长假游客如织

报纸

□记者孙书贤本报讯三苏园内拜谒一代文豪苏东坡，知青园里回味激情燃烧的岁月，文庙里朝拜先贤圣人孔子……清明节小长假期间，郏县旅游市场火热。4月5日上午，记者在郏县三苏园景区看到，尽管细雨蒙蒙，可这里依然鲜花盛开，游客如织。在郏县文庙，一拨又一拨游客前来拜谒孔子，感受古代建筑的经典魅力。安良镇曹沟村八路军豫西抗日纪念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纪念馆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他们在纪念馆重温抗战历史，参观知青旧居，回味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临沣寨景区更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游客登上红石古寨，穿越历史时空，感受明清建筑群的魅力。当日，恰值郏县堂街镇佛教圣地紫云山春会，登山踏青的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山脚下的小谢庄村请来了剧团，为游客演出7场豫剧大戏，热闹非凡。

2018-04-08
曹植《七步诗》在俄罗斯

报纸

在我国文学史上，父子兄弟文名盖世者当推“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与“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然而若论人品与亲情，苏氏与曹氏则成鲜明对照，苏轼与苏辙手足情深，而曹丕与曹植则骨肉相残，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曹丕逼迫曹植写的《七步诗》。《世说新语》最早记载了这一悲剧性事件：“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第七十九回《兄逼弟曹植赋诗侄陷叔刘封伏法》，引用的《七步诗》成了四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俄罗斯翻译家帕纳秀克（В.А.Панасюк，1924—1990）花费几年心血，把《三国演义》译成俄语《Троецарствие》（《三国》），1954年由苏联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当时他才30岁，可谓年轻有为。不过，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译本中的诗词都经过了米里穆斯基（И.В.Миримский，1908—1962）的加工润色。下面是他们合作翻译的《七步诗》：Чтобысваритьбобы,ботвузажглибобовую.Иначалибобытутгорькослезылить：“Ведьсвамимыродня—одниродиликорнинас,Такпочемужвынасторопитесьвырить？”译者采用双音步抑扬格进行翻译，一、三行十四音节七音步，二、四行十二音节六音步，偶行押韵，既注重语言精确，又致力于传达原作的节奏，以格律诗译格律诗，不愧为名著译者的手笔。该诗逐词逐句回译成汉语如下：为了煮豆子，点燃了豆秸。于是豆子开始痛苦地哭泣：“我们是同胞——同根所生，为什么摧残我们如此心急？”第二个译曹植《七步诗》的是诗人吉托维奇（А.И.Гитович,1909—1966），他翻译过屈原的《离骚》、《九章》、《九歌》，出版过《李白诗选》、《杜甫诗选》、《王维诗选》，是很有成就的诗歌翻译家。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本人不懂汉语。他跟汉学家合作，由其他人先翻译初稿，他再作诗化处理。他晚年的一个愿望是翻译《三曹诗选》，可惜未能如愿。请看他的译文《Семьшагов》（《七步》）：Гориткостеризстеблейбобов,Иварятсянаогнебобы,Поповодугорькойсвоейсудьбы.Иплачут,иплачутбобывкотле―Одинунаскорень,―стонутбобы.Мыбратьявам,стебли,анерабы.他采用双音节抑扬格，每行五音步，九个或十个音节，二、三、五、六四行押韵，用词不如《三国》俄译本那么准确，音韵也略显逊色。此译文回译成汉语如下：锅下烧豆秸，/火上煮着豆子，//由于命运苦，/豆在锅中哭泣，//“我们一条根，”豆子呻吟，/“我们是兄弟，并非奴隶。”//第六行选择“рабы”（奴隶），是为了跟上一行末尾的词“бобы”（豆子）押韵，原作第三行“本是同根生”引申的意思应该是：我们是兄弟，不是仇人。此处选用“奴隶”，确实有为押而押韵的嫌疑。曹植《七步诗》的第三个俄译本，出自切尔卡斯基（Л.Е.Черка?сский，1925—2003）的手笔，他是著名汉学家艾德林的学生，汉语名字叫车连义，1962年以《曹植的诗》获副博士学位，出版过《曹植诗选——七哀集》。由于他对曹植的生平与创作有深入的研究，加之本人擅长写诗，所以他翻译的《Стихизасемьшагов》（《七步诗》）更胜一筹。其译文如下：Варятбобы,―Стеблигорятподкотлом.Плачутбобы:?Связанывсемыродством!Кореньодин!Можнолимучитьродню?НеторопитесьНаспредаватьогню!?该诗逐行回译成汉语如下：熬煮豆子，——豆秸在锅下燃烧。豆子哭泣：“我们本是同胞！同根所生！怎么能折磨亲人？何苦性急用烈火烧灼我们！”首先，车连义用的题目《七步之内的诗》就比吉托维奇的《七步》更贴切，更准确。其次，他的译作节奏感更鲜明，也更和谐。他采用三音节扬抑抑格，奇数行两音步，偶数行三音步，韵式为ababxcxc，语言准确，情感真挚，达到了形神兼顾，唯妙唯肖的境地。汉学家艾德林翻译《陶渊明诗选》和《白居易诗选》，注重节奏，不主张押韵，他担心用韵会因词害义。而车连义翻译中国古诗以及后来翻译《艾青诗选》和中国现当代诗歌，既重视节奏，又主张押韵，因为他深知押韵是汉语诗歌固有的本质特点。因此，可以说他在译诗这个领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曹植《七步诗》的三个俄译本中，他翻译得最好，这是其修养与功力的一个小小证据。

谷羽

2013-09-12
2023年四川文史馆员研讨会在眉举办

报纸

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磊）6月28日，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指导，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眉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华家风家教与三苏文化”——2023年四川文史馆员研讨会在眉山举办。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高雨出席开幕式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胡云，市委副书记、市长黄河致辞。开幕式由省政府参事室主任崔志伟主持。高雨向本次研讨会的举办表示祝贺。他指出，本次研讨会加强了央地室馆合作，有利于推动形成全国室馆大联合、大联动的生动局面，充分体现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他强调，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着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家风家教建设，让中华文化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展现出新的勃勃生机。全国参事室、文史研究馆要坚持崇文鉴史、服务文化建设，围绕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重大文化发展问题，组织文化馆员开展调查研究。要聚焦地域文化、淬炼文化标识，深挖各地优秀文化资源，系统性展现各地厚重的人文历史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发挥好文化熏陶、教导和激励作用。要加强协同联动、培育文化名牌，创造更多讴歌党和祖国、讴歌伟大时代、讴歌伟大人民的优秀作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征程中发挥应有作用。胡云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风家教的建设。去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眉山三苏祠视察时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此次研讨会，文史馆员、知名专家等汇聚一堂，共享中华家风家教研究之果，共研弘扬三苏文化经验之法，共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道，共议坚定文化自信之路，必将对我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强省带来积极影响。我们将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深耕细作四川这片文化沃土，持续把引以为傲的宝贵历史文化资源挖掘好、保护好、传承好。将深刻把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要求，进一步把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为四川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篇章。黄河在致辞中向出席本次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三苏祠视察时专门就涵养优良家风家教和坚定文化自信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一年来，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打造东坡文化传承发展中心，加快建设全球苏学研究高地、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基地、知名人文旅游胜地，三苏家风家教正潜移默化地涵养着城市气质、滋养着百姓精神。希望出席本次研讨会的各位参事和文史研究专家继续关心眉山，多为眉山出谋划策、传经送宝，助力我市实现“一心三地”目标，让三苏家风化作新时代的浩然之风，吹进千家万户、浸润华夏子孙，推动全社会形成好家风、好社风、好民风，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力量。开幕式上，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王元勇宣读了由浙江、河南、湖北、广东、四川五省政府文史研究馆与海南省政府参事室共同研究形成的“崇文鉴史，弘扬三苏家风；承先启新，赓续中华文明”的“三苏祠共识”。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晓明、特约研究员罗杨等文史研究专家作了主旨演讲。当天，来自省委宣传部、省文物局、省社科院、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省政府参事代表、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代表，围绕中华家风家教与三苏文化展开热烈研讨。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务司司长耿识博，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降初，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迎晓，副市长李建兴，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王顺洋，浙江、河南、湖北、广东、四川文史研究馆和海南、四川省政府参事室的领导和专家参加。

王磊

2023-06-29
东坡味道（半日闲谭）

报纸

在苏东坡的故乡四川眉山行走，不时会看到“东坡味道，美好眉山”这样的宣传语。从宣传的本意来看，东坡味道就是苏东坡家乡的味道。一般来说，家乡的味道总是与味觉和嗅觉有关的，是可以捕捉、可以品评、可以购买、可以带走的味道。比如与苏东坡有直接关系的东坡肘子、东坡肉，还有依附于苏东坡名气派生、演绎出来的东坡泡菜、东坡皮蛋、东坡鱼等等。许多年来，苏东坡是眉山人心中的代表人物，整个眉山到处都有苏东坡的影子。东坡就不是一个人名了，而是一个地名（眉山市确有一个东坡区）；其味道也不仅仅是苏东坡一个人的味道，而是一个地域的味道了。当年，苏轼被贬到黄州，家里生活困难，黄州太守怜爱有加，便把一废弃的军队营地交给他无偿耕种以补贴家用。这是一块无名高地，地处城东，被苏轼命名为“东坡”，他似乎很喜欢这个地方，在诗文中多处言及，如“夜饮东坡醒复醉”“雨洗东坡月色清”。后来，他干脆就以“东坡”自号——东坡居士。那时的他，或许做梦都不会想到，“东坡”这个号会比他的名“轼”深入人心得多，而且还会成为一张城市名片，给故乡带来美誉，给乡亲带来福祉。虽然眉山的朋友让我领略到不少大饱口福的“东坡美食”，但我认为这还不完全是我心目中的东坡味道，或者说，这只是一个地方——苏东坡故里的味道，而不是一个人——苏东坡的味道。那么，苏东坡的味道是什么呢？我想到了一种抽象的、意念中的味道。人们常说某某的文章有味道，某某的画有味道，到底是个什么味道，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苏东坡是大文人，文化的味道在眉山城里随处都可以嗅到。你跟着“明月”“婵娟”“天上宫阙”这样的店招走，感觉是在苏词中穿梭。店铺不管经营的是什么，墙上挂的字画都少不了苏东坡，音量很低的背景音乐一定有用苏词谱写的曲子。大大小小的书店或书摊上，与苏东坡有关的图书总是摆在显眼的位置，一翻开，就有纸张油墨特有的香味夹杂着东坡的气息扑鼻而来。再譬如丹青的味道。苏东坡的书、画都很了不起，其成就或许并不亚于诗文。书法居“宋四大家”之首，又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在绘画上则开清新隽永的文人画之先河，其画论对后世影响深远，“苏式”翰墨味道也由历史深远处飘到了今天。当然还有花木的味道。这味道伴我在三苏祠流连了很长的时间。祠三面环水，荷叶铺满一个个回环的池塘，开出了星星点点的荷花，这花在眉山叫瑞莲，相传苏轼兄弟双双进士及第那天，池塘里开放了很多并蒂莲，被视为祥瑞之花。今天，也还有学子在此与瑞莲合影，希望能沾染香气、灵气而有助于学业有成。桂树也与别处的不同，树龄少则几十年，多则百年乃至数百年，尤以古井旁的一株丹桂最为珍贵，七百多年了，如今到了花期依旧会开出橙红色的花来。恰如东坡先生诗云：“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玉堂仙。”三苏祠有“三分水二分竹”一说，竹子断然是少不了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嘛。一生植竹无数，写竹无数，画竹也无数，这些竹好像一下子都回到了三苏祠，成了修长的灵物，遮掩着一条条竹径通向幽微，通向主人营造的意境与心境。此外，还有一株荔枝，不知是不是从岭南移栽来的，也是东坡先生钟爱之物。花木寄托着先生的精神和情怀，见证了先生的际遇，弥漫在空气中的芬芳，自然也就有了先生的味道。此外，还有酒的味道，茶的味道……但说到底，东坡味道最终还是要落脚到人。这些年，有不少人想把苏东坡这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神化，但好像都没成功，因为他的人性、人情、人间烟火太浓重了。苏东坡身上有十足的人气，这人气是人间真气，千年不散，流布至今，传送着“千古一人”的人生况味。东坡味道中，当然也少不了美食的味道。抽象味道与具象味道的融合，构成了东坡味道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结合，这个味道就完满了。别以为苏东坡是美食家就顿顿大鱼大肉、海味山珍。其实，在生活窘迫时，也就一碟白萝卜、一盆白水菜、一碗白米饭凑合着果腹，但凑合也是有味道的，被他乐呵呵地称之为“三白饭”。“三白饭”已经成为今天一些人养生减肥的宝典，成了餐桌上的“新宠”。三苏祠里供奉着苏东坡的一位始祖，是苏氏家谱可以考证的第一人，是唐代有名的文学家，苏轼是他的第十代孙。由此看来，家学渊源对后世有着难以抗拒的遗传作用。更为有趣的是，这位始祖居然就叫——“苏、味、道”！这太巧合了，巧合得让人觉得苏东坡没有千古不散的独特而美妙的味道都不行，也巧合得让我不做一篇“味道”的文章也不行。这就是余味吧。余味，难以忘怀。

何永康

2018-12-01
苏洵苏轼与雅州（下）

报纸

□赵良冶文/图双凤楼与苏轼关系忙完举荐事，雷简夫了却心愿，陪同苏洵父子游览名胜古迹，从城内魁星楼、观音寺到城外高颐墓、周公庙、金凤寺，逐一走遍。阴雨天，到州署小坐，一杯香茗说古谈今，甚是投缘。转眼十来天，苏洵辞别雷简夫返家。当年金秋，苏轼、苏辙顺利通过地方推举，取得参加礼部大考资格。苏洵信心满满，带两个儿子赶赴汴京，途经成都。张方平知道后，虽与欧阳修政见不同，仍然再次写下举荐书，直截了当地说：此事非您这位文坛泰斗不可！嘉祐二年（1057年）二月，不出所料，苏轼、苏辙金榜题名。尤其苏轼文章，让主考官欧阳修眼前一亮，如孩童般欣喜若狂，在给文友梅尧臣的信中戏谑：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拒绝科场厮杀的苏洵，欧阳修慧眼识珠，特意上奏宋仁宗《荐布衣苏洵状》，夸赞其人其文，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就任前夕，苏洵特意写下《答雷太简书》，向远方友人雷简夫一吐衷肠。许多话发乎内心，而身边又无可以倾诉的人，如文中所云：“可为太简道，不可与流俗人言也。”这封书信，收入《嘉祐集》。雷简夫病故，苏洵很是伤感，为之撰写墓志铭，以示缅怀。由于雷简夫、张方平竭尽全力，欧阳修唯才是举，默默无闻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从此天下扬名，文章流传千古。中国古代文学史赫赫有名的“唐宋八大家”，苏洵父子占其三。后世仰慕先贤，足迹所至，修缮或新起楼台，以资纪念。典籍当然不会缺席，纷纷补记一笔，雅州自不例外，尤其雷简夫荐“三苏”。州署內的贤范堂、四经楼、双凤堂，皆与苏洵父子相关。历经沧桑，古迹早就消失殆尽；何模何样，典籍记载简略，就连我父亲等老一辈都不清楚。幸运的是，清乾隆四年（1739年），官修《雅州府志·古迹》里面，有所提及。关乎贤范堂，记有“绘宋雷简夫、‘三苏’像，壁间刻雷简夫荐‘三苏’书”。仅此而已，查不到更多资料。其中荐“三苏”之说，我认同曹宏先生观点：提法不准确。细读雷简夫3封举荐书，推荐对象仅苏洵一人，与苏轼、苏辙毫不相干。当年雅州之行，苏洵带上两个儿子，无非让年轻人游历地方，增长见识。宋代科举制度，读书人只有经殿试中进士后，才能做官。两次以上不中，确有才华，知州以上官员可向朝廷举荐，当一个小官。唯有苏洵，符合这个规定，苏轼、苏辙兄弟除科举这条路，别无他途。可以肯定，雷简夫荐的是苏洵，而非“三苏”！《雅州府志》提及的四经楼，又名四经堂，内有“苏轼、苏辙墨迹”，内容不详。幸好，我父亲记起早年间，家中藏有书法家李景福作品，写的恰是清朝诗人金朝觐《四经楼怀古》：依山起楼作高势，倚楼看山成远观。四围竹树尤茂密，置身直出绿云端。……金朝觐是锦州义县人，进士出身，与林则徐同榜，为东北地区著名诗人。两百年前，担任雅州府辖下荥经县知县，雅州府衙门常来常往。四经楼景致，亲眼所见，笔下气势不凡，接下来描述的苍坪山，与我年少时一个样。而今人们，认定的四经楼原址，纯属张冠李戴。此处乃慈云庵，位于菩提街拐角处，距清道光碑刻“东坡昆仲读书处——四经堂旧址”100多米，不在同一地方。我小时候，慈云庵的住持姓张，大家都称呼她“张和尚”，我也跟着这么叫。虽上了年纪，张和尚依然衣着整洁，喜欢伺弄花草，给人超凡脱俗之感。菩萨没了，但石缸里的鱼活得上好，含笑、栀子、黄葛兰枝叶茂盛，花开时香气四溢。双凤堂的记载，《雅州府志》描写相对清楚，为“宋知州樊汝霖为苏轼、苏辙建”。考其年代，樊汝霖乃温州永嘉县人，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中进士，以后出任雅州知州。得知雷简夫与苏洵父子交往事，心生敬意，于州厅后院苏轼、苏辙读书处，修造双凤堂。近些年，双凤楼越传越邪乎，竟说苏轼兄弟楼中苦读3年，终有所成。说法过于离谱，明显与权威的《苏轼年谱》对不上，听听就好。至于“题汉嘉双凤堂”碑，年代最晚，镌刻于1920年。当时，大邑县人傅春宣，负责“南道法院”事务期间，寄住地即原雅州州署原址。尽管衙门面目全非，但《雅州府志》有记载，清道光年间碑刻赫然在目，触碰了这位读书人敏感的神经。既是往昔苏轼兄弟读书地，不妨筑一小巧、雅致的建筑，以寄托自己对先贤的景仰。完工之日，傅春宣亲笔书就碑记，并赋诗一首。原因不明，这一建筑很快销声匿迹，除了这通碑，方志中未留任何痕迹。苏轼、苏辙在此读书否，三五天还是十天半月，不得而知。民国初期版《雅安县志》为证此事，县志中增添东坡池、苏公井、东坡画竹石刻等古迹，纯属无中生有。东坡画竹石刻，据说立于“三苏”读书、居住的地方。以后，此碑下落不明，仅有一张拓片作证据。其实，稍微细致观察，就能看出问题所在。苏轼画竹名闻天下，就这张拓片风格而言，气韵生动，碑刻不可视为伪作。只是，所拓东坡画竹石刻，下方“绍圣元年三月”的题款，露出了破绽。略通中国文学史的人都清楚，绍圣元年即公元1094年，苏轼在京师遭受对手政治打压，贬官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说是出任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其实等于变相流放，远离蜀地的苏轼，不可能此刻为雅州留下墨宝。独“东坡琴台”碑刻，没有落款，查不出具体年代。想来刻碑人知道，苏轼写下几十首琴诗，古琴随他度过风雨人生，结下不解之缘，故立此碑。虽然《宋史》无记载，但苏轼游历雅州除方志有记，还有亲笔诗句可证。反观苏洵、苏辙，则未留下与雅州相关的诗词。雅州的白鱼与紫笋往事千年，可以想见，弱冠之年的苏轼入住雅州，常常游历地方。步出北门，碧水清波青衣江；放眼眺望，云里雾里是蒙顶山。既为显客，食丙穴鱼，品蒙顶茶，雷简夫待若上宾。雅州之行，少年苏轼印象深刻，挥之不去。那时的苏轼胸怀大志，朝君王安天下，鸿鹄志高远。不过，苏轼毕竟书生意气，禀性耿直，遇事直言，里外不落好。好在里外不落好，贬谪四方，浪迹天涯过程中，一代大师云端高耸，成为宋词领军人物。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履职期间，疏浚西湖筑苏堤，赈济饥荒防治瘟疫，政绩卓著。春天的杭州，水光潋滟，堤桃岸柳，苏轼偶得闲暇，乘画舫饱览湖光山色。游兴正浓，忽忆友人蔡子华索要诗文，多次书信催讨。低头沉思，抚今追昔，往事不堪回首。端起茶杯，回想起蒙顶茶清香四溢，久藏心底的雅州情结，随《寄蔡子华》诗喷涌而出，内中有这么两句：江南春尽水如天，愁断西湖春水船。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诗中白鱼，即丙穴鱼，产于青衣江流域，肉嫩味鲜。早在唐代，杜甫就写下“鱼知丙穴由来美”诗句，称其天下美味。至于紫笋，南宋陆游诗句中，也曾多次提及，极赞其美，并在诗后附文解释：紫笋，蒙顶之上者，其味尤重。遥忆当年雅州，桃花汛起，青衣水涨，人欢鱼跃，江上渔舟点点；蒙顶山耸翠，茶园满目新绿，村姑采茶，笑语五峰回荡。白鱼美，紫笋香，青衣江边小路上，渔翁叫卖，茶农吆喝，一派春光入画来。佳肴香茗，人们顾不上讨价还价，争相抢购，热闹非常。美哉白鱼，美哉紫笋。时过境迁，西子湖中，往事历历在目。苏轼诗意豁然开朗，留下青衣江畔那永远的春天，留下对白鱼、紫笋永久的怀念。这边刚理出个头绪，又有消息传来：为方便雅安市民出行，苍坪山即将挖隧道，洞口就在原来的第五小学。2006年秋，雅安市文管所将碑刻移至高颐阙，暂且存放。几年后，移交雨城区文物部门，搬到城西藏茶村，安放长亭之中。对于苏洵父子雅州之行，蒋蓝先生兴趣极大，当晚与我交流后，第二天又去往几处地方，一一踏勘。文物古迹是文明的标志，人类的精神财富。《雅州府志·古迹》说得好：残碑断碣，先民之心血犹存；倒榭荒台，往哲之精神不敝。往事已矣，苏洵靠文章，苏轼、苏辙凭真才实学，天底下没有捷径可走。遍识天下字，尽读人间书，“三苏”如此，我辈当以此自勉！

赵良冶文图

2022-05-24
苏辙使辽时畏寒喜喝粥

报纸

木叶山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干坤信广大，一气均美恶。胡为独穷陋，意似鄙夷落。民生亦复尔，垢污不知怍。君看齐鲁间，桑柘皆沃若。麦秋载万箱，蚕老簇千箔。余粱及狗彘，衣被遍城郭。天工本何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尧舜仁，独不施礼乐。曾任北宋宰相、“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来过东北，就今日辽宁地域而言，专家考证的结论是：苏辙到过辽宁建平。在《辽灭渤海国进军与回师路线考——由辽军所历诸州及山川确定行军路线、兼论夫余王城及渤海夫余府地望》一文中，资深考古学家冯永谦考证过苏辙等北宋使臣的入辽路线：宋使一般自河南开封（北宋首都，当时叫汴梁）出发，过雄州（河北雄县）界关，不久到达古北口，然后入辽境。在宋绶的《虏中风俗》中明确提到“过惠州，……过七十里，过榆林馆。”这个惠州，即今辽宁省建平县八家子镇邹家湾村，目前尚存辽城址。不过，对宋绶、苏辙等宋使提到的有关大辽圣山“木叶山”的具体方位，冯永谦不予认同，按他的实地考察，木叶山乃今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境内的海金山。辽宋和好之后，两国使节往来极其频繁，远超此前各代。在众多来使中，包括大量“明星级”人物：路振、宋绶、韩琦、宋祁、苏颂、包拯、富弼、余靖、沈括、刘敞、彭汝砺……这其中就包括苏辙。在苏辙的使辽诗中，有一首是写给兄长苏轼的（《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从中可知：苏辙当时正患有肺病，不得不多穿衣裳（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难？），并需熬制草药来喝（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灵火煮铅丹）。据学者周峰的研究，祖籍四川眉山、体弱多病的苏辙不仅适应不了古代辽宁（含今内蒙古赤峰）一带寒冷多风的天气，还吃不惯契丹人的牛羊肉。苏辙在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辽道宗大安五年）出使辽朝，在其《奉使契丹二十八首》中的《渡桑干》一诗中就写到：“会同出入凡十口，腥膻酸薄不可食。羊修乳粥差便人，风隧沙场不宜客。”可见，在苏辙眼中，契丹腥膻特色的饮食是难以入口的，而羊修乳粥则尚可品尝。苏辙独喜羊修乳粥在赤峰学者王玉亭看来，苏辙认可“羊修乳粥”是有说道的，因为这种粥里加了一种当地特产：铁脚菜。同样出使过辽国的北宋使臣王钦臣这样记载道：“北人馈客以乳粥。亦北荒之珍。彼中有铁脚草，采取阴干，投之沸汤中，顷之，茎叶，舒卷如生。”王玉亭介绍说，赤峰林东镇辽帝夏捺钵之地的老爷洞沟里盛产“铁脚菜”，当地人称其为“野鸡翅”，是一种蕨类野菜，以这种菜为主料所做的菜品，是当年辽国御厨做给苏辙等宋朝使臣食用的一道名菜。这种菜的嫩茎无论是炖、炒、熘，都鲜香无比，若把铁脚菜的嫩茎晒干，冬季炖肉，则类似南方的霉干菜，用铁脚菜干菜做汤、炖豆腐、炖肉，堪称人间美味。据传，沈括等宋朝使臣当年吃到这种菜，食欲大动竟眉飞色舞！辽朝皇帝接待苏辙等北宋使臣所用的餐具，精美而华贵。如文木器（漆器），漆器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贵族豪门所享用的，平民是接触不到的。又如玻璃器、黄金扣器，玻璃器皿在今天是司空见惯之物，然而在当时则是十分罕有和珍贵之物。易碎的玻璃制品万里迢迢地从伊斯兰运到辽，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在款待宋使的宴会上，所用杯盘都是玻璃制品，由此可想契丹贵族生活的奢华程度，以及给宋使造成的心理震撼。苏辙、王钦若等人出使辽朝时，还亲眼目睹了平生未曾见过的精美玉杯，“昔使契丹，戎主觞（shāng，古代称酒杯）客，悉以玉杯，其精妙，殆未尝见也。”忧虑古代辽“草原沙化”苏辙出使辽国时，记录下一条重要信息：在辽代，草原沙化问题已相当严重了。有专家提出：苏辙，很可能是历史上关注“古代辽宁环保问题的第一人”！苏辙写过一首名为《木叶山》诗：奚田可耕凿，辽土直沙漠。蓬棘不复生，条干何由作。兹山亦沙阜，短短见丛薄。冰霜叶堕尽，鸟兽纷无托。在苏辙眼中，传说中水草丰美的木叶山变成了沙丘，连比较耐旱的植物如扎蓬棵都难以生长，何况乔木？以至于鸟兽连个藏身的地方都没有。无休止、无节制的开垦放牧是导致古辽土地沙化的元凶。据北宋赴辽使臣苏颂记载，契丹的牛马多得要用山谷沟壑为单位来计算，契丹人牧羊“以千百为群，纵其自就水草，无复栏栅，而生息极繁。”“契丹马群，动以千数……纵其自逐水草。”尤其是胡羊，就是现代山羊的祖先，更是山林草场的杀手。因土地的不断沙化，导致风灾、旱灾、雹灾、洪水泛滥等一系列自然灾难的接连爆发，特别是极其可怕的沙尘暴。辽清宁五年（1059年），滦水县令王鼎在自家庭院休息，忽然一股暴风袭来，“举卧榻空中……须臾，榻复故处，风遂止。”据《辽史》记载：辽朝中期，有个官员叫勃鲁里，一次，他带几十人外出公干，突然“天地晦冥”，尘土遮住了阳光，大风将43个人卷起来“飞旋空中”，飘到数里之外，勃鲁里幸免于难。木叶山终成不毛之地这种破坏行动在近现代依然屡见不鲜。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在《胡杨之地》一文描述了令人揪心的破坏场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蒙古语意为“红柳”的速亥之地（地处二连盆地）到处是黄羊、蒙古野驴、还有藏羚羊（蒙古语称其为“奥仁嘎”），这里曾是一片湿地，是花与鸟的天堂，是走兽的乐园。但不知何故，竟兴起了“打黄羊”之风，甚至用冲锋枪打，整整打了20年！那些年，每天都有枪声，枪声停了，黄羊、鹤、野鸭子、兔子、狐狸，什么都没了。动物没了，然后是植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成千上万的人来内蒙古草原挖“发菜”，草原上黑压压的全是挖发菜的人，有人挖、有人收、有人运，据说运到东南亚一带能卖上好价钱……经过如此惨烈持久的人为破坏，这一带的土地最终见不到土，只剩下沙子，没有飞鸟，没有层层叠叠的雨云，连蜥蜴爬过的痕迹都看不到，作家感叹道：“地，已经死去很多年！”曾经风光秀美、传唱浪漫爱情的木叶山，如今却变为这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岁月变迁、世事沧桑，木叶山下，历史发出一声凝重的叹息。辽沈晚报主任记者张松

2020-12-09
邺瓦铜雀砚流传千年的神话

报纸

汉铜雀瓦砚正、背面图□贾海仲邺瓦，邺城的建筑构件，陶泥烧制，遍布乡野，何以一瓦难求？翻阅词典，宋代韩琦、苏轼、王安石等一批文人骚客，多留诗词称赞“邺瓦铜雀砚”。在宋代，邺瓦的名贵可以说“一枚不换百金颁”，铜雀瓦砚在文人的心目中是那么的芳香四溢。邺瓦、铜雀砚，千载盛名，余韵久远……一北宋治平元年即公元1064年，在凤翔任职的苏轼收到弟弟苏辙寄来的一方砚台，告诉哥哥这是长安新出的砚台，其质如石。苏辙宽慰哥哥苏轼不要追风，不要迷恋“邺瓦铜雀砚”，并赋诗写道：“岂必魏人胜近世，强推铜雀没骊山”。苏轼看到来信和寄来的砚台，给弟弟苏辙回信一封，赋诗一首《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澄泥砚》，表达自己的看法：“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岂知好事王夫子，采自临潼绣领山。”苏轼告诉弟弟苏辙临潼骊山的瓦砚也不错，写道：“封题寄去吾无用，近日从戎拟学班”。可见，“邺瓦铜雀砚”在宋代的追风潮相当了得。喜爱砚台，文人皆然，那么苏轼见过流行的“邺瓦铜雀砚”吗？翻开苏轼文集，有关砚台的题铭有二十七篇，其中就为黄庭坚写过“铜雀砚铭”。他在《黄鲁直铜雀砚铭》中结合自己多灾多难的身世，说自己就像漳水河畔的陶泥，反复抟和揉搓，多遭磨难，一旦成型，就失去自己的本质。“漳滨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与真隔”。在宋代，邺瓦铜雀砚的“追风族”不在少数，秘书省校书郎章望之就是其中之一，他因伯父丞相章得象的关系到朝内秘书省任职，听说韩琦到相州为知州，就向韩琦索要“邺瓦”，韩琦“遗基坏地遍坑窟，始获一瓦全元淳”，韩琦毫不吝啬地送给了章望之，“吾才寡陋不足称，思与好古能文人。好古能文今者谁，武宁秘书章表民”。表民是章望之的字。“追风族”不只一个，“打发”了章望之，又来了个陈舜俞。陈舜俞是嘉祐四年（1059年）制科第一，和欧阳修、苏东坡、司马光交往甚密，听说韩琦到相州为官，向韩琦索要邺瓦铜雀砚，这次真让韩琦做了难，韩琦说：“必须完者始称珍，何殊巨海寻三岛。”“况乎此物出坏陶，千耕万斸常翻搅”。哪里还能找到完整的邺瓦呀？没有办法，韩琦找了块瓦片寄给了陈舜俞，并宽慰他“君不见镇圭尺二瑁四寸，大小虽异皆君宝”，即使这一小块邺瓦也是宝贝。邺城的古瓦在文人墨客引起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此后宋代的杨万里、梅尧臣、陈与义、赵文、李邴、舒岳祥、刘克庄、许及之、刘敞等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对邺瓦铜雀砚推崇到极致，或诗或词，或赋或铭，借古讽今也好，托物言志也罢，邺瓦铜雀砚成为他们抒发情感的突破口，也成了争相拥有的佼佼物，一时间风行朝野，弥漫庙堂，更是酒肆宴饮、词笺互答的炫耀噱头。此风一起，流行千年。元代的刘因、傅若金、艾性夫等，明朝的唐之淳、沈周、毛纪等，清代的宋书升等均写文评述邺瓦铜雀砚，就连清代皇帝乾隆也写过《铜雀瓦砚歌》，可见邺瓦铜雀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西清砚谱》是清乾隆年间钦定的皇家砚谱。乾隆怕大内珍藏砚台年代久远而无记录，恐有遗失，命内廷侍臣于敏中、梁国治等人对陈列乾清宫东暖阁的241款陶、石砚台“甄别优劣，缮录正本”，其中开篇收录的“汉铜雀瓦砚”就有六款，可见邺瓦铜雀砚弥足珍贵。二何为“砚”？东汉末年刘熙编著的《释名》中说：“砚，研也。”细磨之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砚，石滑也。”前者是说砚的作用，细磨墨条，后者是说砚的材质，石性滑利。作为文房四宝之一的“砚”，也就是在光滑的石头上“研”——研墨，为书写创造条件，为书写文字搞好服务。何为好砚?从砚台的实用功能来说，“下墨”“发墨”是衡量砚材好坏的重要标准。下墨是指通过研磨，墨块在“砚台上”开发速度，发墨是指墨中的碳分子和水分子融合的细腻程度，发墨好的生光发艳，使用起来旋转流畅。所以说下墨讲求快慢，发墨讲求粗细，下墨发墨均佳才是好砚台。中国在唐朝时评出四大名砚：端砚、歙砚、洮砚和澄泥砚，其中澄泥砚就属于“陶砚”。端砚、歙砚、洮砚为天然石砚，既然为天然石砚，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存在天然的瑕疵。而人工合成的澄泥砚就不同了，经过能工巧匠的精心研发，扬长避短，在“下墨”“发墨”上下功夫，天人合一，生产的澄泥砚兼顾三款名贵石砚的特点：质坚耐磨，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厉寒不冰，终于得到了文人墨客的认可，跻身名砚之列，成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从此澄泥砚“陶砚”名扬天下，并被书家独爱而收藏。当然，邺城建城之初邺瓦还达不到澄泥砚的标准，但邺城宫殿上的瓦极其讲究。在烧制殿瓦时，邺城的工匠选择漳河里从西山冲刷沉淀下来的千年泥沙，经过反复淘洗、仔细滤过，泥胚中加入特殊配方，如黄丹、云母、磨细的石末等，托模成型，烧制成瓦。为防止殿瓦久雨渗漏，阴生苔藓，创造性地在殿瓦仰面覆于核桃油，使邺城殿瓦油灰发亮，庄严厚重，独具神采。再加上严格的三级监工，瓦上都留有“三级者，军主、瓦匠、匠”，各有其职的名字。邺城殿瓦繁琐工艺和特殊配方已经不逊于澄泥砚的制作。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云：“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人制此砚，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稀滤过，加胡桃油方埏填之，故与众瓦有异焉。”这就是邺瓦铜雀砚的特殊之处。三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托声名动世人。这是王安石的《相州古瓦砚》。铜雀瓦砚是否“尚托虚名”？从铜雀台的建造史上或许能窥出端疑。铜雀台始于曹魏，后赵石虎“增其旧制，竭尽豪侈”，北齐高洋又“征劳役三十万”对铜雀台及其他宫殿进行扩建和修缮，因此铜雀台及邺城其他宫殿一直反复建设中，“又有兴和天保纪年者，是东魏北齐继续营作邺都所用瓦。好古者琢刻为砚，取其不渗，易于得墨”。韩琦诗中提到的昭阳殿瓦就是邺南城宫殿瓦，“数百年来取为砚，墨光烂发波成轮”。可见邺瓦铜雀砚绝不是枉托虚名。邺城是不寻常的帝都，战火连绵，朝代更易，宫殿檐瓦又是极易碎损之物，邺城及铜雀台瓦毕竟优于其他陶制砖瓦，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殿瓦就成了抢手货，再加上后人对“建安文化”的推崇，铜雀台又是建安文学的兴盛之处，铜雀瓦砚自然就成为文人墨客关注的焦点，争相讨求的追风潮让被漳河水冲刷的邺城残破构件——邺瓦，不堪重负，于是仿制之风盛行。欧阳修在《砚谱》中说：“相州古瓦诚佳，然少真者，盖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状作瓦埋土中，久而斫以为砚。”宋·米芾《砚史·陶砚》中说：“相州土人自制陶砚，在铜雀上。以熟绢二重淘泥澄之，取极细者，燔为砚。有色绿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埴为水纹，其理细滑，着墨不费笔，但微渗。”由于仿制的邺瓦铜雀砚未在漳河百年浸润，所以“微渗”。说到邺瓦铜雀砚“微渗”，还有一个有趣故事，《宋朝事实类苑》记载，书法家徐铉爱好古砚，听说邺地耕农常拾得铜雀台古瓦，于是亲自把邺城的县令叫来欲求一方，县令不负托付，寻得两块。徐铉十分高兴，“即注水，将试墨，瓦瘗土中，枯燥甚，得水即渗尽。又注之，随竭，湆湆有声啧啧焉。铉笑曰：‘岂铜雀之渴乎？’”现在临漳沿用古法开发出邺瓦铜雀砚，“以墐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於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乾，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生产出“邺瓦铜雀砚”系列，得到专家和制砚大师的高度评价，其“触之若童肌，扣之若金声”，具有“体重而轻，质刚而柔，摸之寂寞无纤响，按之如小儿肌肤，温软嫩而不滑”之特点，更有“秀面多姿，呵气研墨，发墨不损笔毫”的长处。成为馈赠亲友、自家收藏的珍品。

贾海仲

2023-01-28
倒影回声话屈原

报纸

又到端午节。看罢杨雨新著《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眼前浮现的是，一位清癯飘逸的风雨夜行人，在这传统的节日里永恒而坚定地走着。两千多年来，作为中华民族之魂，屈原是一个常说常新、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从汉代开始，历朝历代无数的读者和学者，被屈原那神奇瑰丽的文字所征服，被他深厚而浪漫的内心情感所感动，试图深入到他那丰富而曲折、高贵而执着的精神世界。司马迁就曾引用淮南王刘安的话，如此评价屈原的人格精神：“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在屈原身后，贾谊、李白、杜甫、苏轼、元好问……这些文学家，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屈原的精神：有的拥有浪漫文采，有的坚持正道直行，有的体现着深沉的家国忧思，有的发扬了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怀才不遇、发愤抒情——屈原与贾谊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纪念屈原、对屈原的思想进行反思的文章，是西汉初年文学家贾谊所作的《吊屈原赋》。为什么这第一篇关于屈原的文字，是由贾谊来完成呢？原因其实很简单，贾谊（前200—前168）的生平经历与屈原极为相似。首先，贾谊也是才华横溢，并且少年得志。十八岁时就因为诗文辞赋而声名远扬，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二十出头，又被汉文帝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是当时朝中最年轻、最引人注目的高官。贾谊提出了不少加强中央集权、推动政治变革的真知灼见，汉代初年变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出自贾谊之手，“其说皆自贾生发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文帝对他颇为信任，几乎是言听计从。其次，贾谊也曾遭到贬谪。也许是贾谊的年轻气盛、风头太健，加上他又颇有恃才自傲的诗人气质，引起了朝中大臣们的不满，被汉文帝贬出长安，任命为长沙王太傅。这里正是当年屈原被贬谪时无数次徘徊、痛哭过的地方。在赴任途中，贾谊满怀悲愤地写下了经典名作《吊屈原赋》，借哀悼屈原所遭受的不公，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表达对现实污浊、贤臣遭嫉的不平。在《吊屈原赋》中，贾谊怀才不遇的怨愤溢于言表。贾谊出生于公元前200年，距离屈原生活的时代不过几十年，对屈原的生平和作品应该都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才会对屈原的命运产生如此惺惺相惜的情感。长沙四年之后，贾谊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尽管回到了京城，但汉文帝这次召他回来，却不再将他当成是政治上的左膀右臂，而只是把他当成一介文人来看待。贾谊满怀美好的政治理想，再也没有了实现的机会。不久，梁怀王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认为自己是梁怀王的老师，他意外惨死，自己没有尽到老师的责任，也哀伤而死，死时年仅三十三岁。说来也巧，贾谊和屈原一样，不但少年得志，当过朝廷高官，深受君王信任，又都有过被贬谪的经历，而且都还当过“老师”。从这一点相似的遭遇，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楚怀王也好，汉文帝也好，对屈原和贾谊的才华都是非常欣赏的，因此，让他们当“老师”，教授君王最亲近的王室子弟，可以说是对他们的信任。然而，对于胸怀远大政治理想的屈原和贾谊而言，这种“人事安排”无疑是对他们的致命打击。对于贾谊的这一段遭遇，唐代大诗人李商隐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七言绝句哀叹贾谊的怀才不遇：“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宣室是汉代皇宫未央宫的正殿，汉文帝就是在这里重新召见了曾被他贬谪到长沙的贾谊。皇帝在宣室召见，礼遇之隆重，求贤若渴之殷切，这对一个被长期贬谪的臣子来说，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恩宠！然而“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向贾谊垂询的并不是富国强兵的治国之策，却是虚无荒诞的鬼神之事。这对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言，该是多大的讽刺？同样负有绝世才华，同样拥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同样遭受嫉妒和贬谪，又同样曾经被召回朝廷，却从此远离政治中心，不能为国计民生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生命，这是贾谊与屈原的共同之处，也是贾谊以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屈原产生的隔代共鸣，“屈贾精神”甚至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有如此相似的经历，司马迁才把屈原和贾谊合写在一篇《屈原贾生列传》之中，“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浪漫华彩、爱国忧思——屈原与李白、杜甫号称中国诗歌黄金时代的唐朝，出现了两位巨星——李白与杜甫。李白号称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杜甫则被公认为是现实主义诗人的典范。这两位诗坛巨星，既是诗坛知己，又都是屈原的忠实崇拜者与追随者。李白曾在《古风·大雅久不作》诗中高吟：“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这四句诗回忆起了屈原以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雅正之声已经越来越微弱，世风颓靡，幸亏有屈原这样的“骚人”，用他那慷慨哀怨的诗篇，延续了早已衰微的大雅之声。李白正是感慨于初唐诗坛浮华颓靡的风气，希望以屈骚风骨来振兴诗坛气象。李白自己的创作，也以浪漫的构思、华丽的文采著称，他的诗篇融合上天入地的神话想象以及历史穿越，完全冲破了现实的牢笼，构筑了一个如仙如幻的诗意世界，这就使得李白也许比历史上的任何诗人都更接近屈原的神采，也难怪李白会高吟着“屈平词赋悬日月”的诗句，希望能像屈原那样以浪漫瑰丽的辞章流芳后世。试看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这几句：“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与《离骚》中“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的浪漫华彩何等惊人地相似这两段诗分别是李白和屈原“梦游”或“仙游”时呈现的景象：鸾、凤、龙、虎是他们的车驾，风、雷、云、霓是他们的侍从，他们日夜不停地驰骋，只是为了追求内心中最美的世界——那是他们执着不舍的理想。李白在诗的最后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与屈原在《离骚》中感叹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其精神实质又是何等惊人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继承的不仅仅是屈原浪漫不羁的文采，也继承了屈原桀骜不驯的风骨。与诗仙李白的浪漫华彩相比，“诗圣”杜甫更多的是继承了屈骚深沉的爱国忧思。杜甫曾说过自己的理想是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样的美政理想和屈原可谓一脉相承。屈原多次在他的诗篇中提到对尧、舜的追慕，例如他在《离骚》中说：“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屈原多么希望楚怀王能向尧、舜学习，使楚国的发展走上正道。杜甫生活在唐朝安史之乱前后，正是大唐皇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诗人经历了社会的动荡，自己也在漂泊贫寒中度过一生，对家庭、国家的忧思之情都是刻骨铭心的。还有惊人巧合的是，屈原在秦楚战乱之时流浪江南，形容枯槁，最终自沉于汨罗江；杜甫晚年也是因为战乱所迫，流离失所，悲苦憔悴，最终客死于寒冷的湘江之上。杜甫是自觉学习屈骚精神的伟大诗人，他曾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甫认为，要写出真正的好诗，不能步南朝齐梁浮艳诗风的后尘，而应该学习屈原、宋玉的文采与风骨，使诗歌美的形式与内容兼备。作为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从杜甫沉郁顿挫与慷慨悲歌中，我们无疑能清晰地看到屈原的身影。高寒理想，隔世知音——屈原与苏轼宋代有一首著名的词，大概每个中国人都能背诵甚至都能演唱，这就是每年中秋节我们都会想起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作者正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苏轼同样有从政治国的抱负，却也同样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半辈子都是在贬谪与流放当中度过的。也许苏轼对待人生比屈原多了几分洒脱与旷达，多了几分超脱与豪迈，然而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极高寒的理想”的坚持，是至情率性的个性独立。这首《明月几时有》据说是在中秋节的夜里，苏轼喝得酩酊大醉，醒来之后写下的，并寄给了他的弟弟。词表面上是借月圆之时来表达对亲人的思念，但实际是苏轼借月的高寒来抒发自己高寒的理想。坚持理想也许不是一件太难的事，但是“极高寒的理想”，意味着这种理想往往不能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往往要高于一般人的追求，也意味着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磨难。但是屈原也好，苏轼也好，都没有放弃：“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据说连当时的皇帝宋神宗读到这几句的时候，都忍不住感动地说：“苏轼终是爱君。”其实，苏轼深切依恋和追求的，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的感情也不仅仅是“爱君”的热忱，更是他超出常人的理想，是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追寻，是对人间至情的珍爱——“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从这一点上说，苏轼的“我欲乘风归去”，与屈原在《离骚》中上天入地的遨游与追寻，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而“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种对于人生苦难的深切同情，又与屈原的生命追问惺惺相惜。苏轼确实是屈原的隔世知音，他不仅写过《屈原塔》诗，还写过《屈原庙赋》，他认为屈原的《离骚》，可“与日月争光”。如果要评选古往今来屈原最忠实的铁杆“粉丝”，就凭这一句话，苏轼当居其首。香草美人、至爱真情——屈原与元好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中赤练仙子李莫愁反复低吟的两句词，因电视剧的红极一时而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词句。这首词就是金代词人元好问的名作《摸鱼儿·雁丘词》中的开头两句：“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这首词确实是一首描写爱情的经典作品，不过，它写的爱情，不是发生在人身上，而是发生在一对大雁身上。词的上半部分是就事论事，描写大雁的悲壮爱情：“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词的下片，词人笔锋陡转，带领我们在爱情之外展开了更丰富的遐思。“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难道是大雁至死不渝的爱情让老天都产生了妒忌吗？大雁的壮烈情怀，和那些莺莺燕燕不一样。这样的爱情，不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归于黄土。正因为坚贞的爱情具有崇高的价值，词人才会想到要垒起一座“雁丘”，让千秋万代之后当“骚人”们经过这里时，还会为大雁的爱情而“狂歌痛饮”。“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整首雁丘词都是在围绕这两句追问，一层一层铺垫出词人的答案：到底什么才是“至情”。那么，这首描写大雁爱情的《摸鱼儿·雁丘词》，与屈原又有什么关系呢？除了元好问在词中提到的《招魂》、《山鬼》都是屈原楚辞的名篇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什么联系吗？当然有！元好问提到《招魂》，提到《山鬼》，绝不仅仅是为了渲染大雁的爱情，而是因为在元好问心中，屈原的至情与大雁的至情在本质上是完全相通的。有人在读到元好问的这首词之后，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大千世界，一情场也。”（陈廷焯《词则·别调集》卷3）大雁有大雁的“情场”，屈原也有屈原的“情场”。大雁的爱，是坚贞的伴侣之爱；屈原的爱，则是坚贞的家国之爱。屈原开创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开创了用爱情来象征家国之情的先例，从此之后，中国的爱情诗，大多都留下了君国之情的烙印，以男女之情来比拟君臣之情，甚至成为了“爱情诗”的一种传统写法和解读方法。以至于有很多爱情诗，也许本来真的只是吟咏爱情，但很多读者却也能从中读出家国君臣的含义，到后来这甚至成了一首好诗词的评价准则。朱彝尊曾这么说：“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子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见《陈纬云红盐词序》，《曝书亭集》卷40，《四部丛刊初编》本）《离骚》、“变雅”，都是强调真正的好诗词应该是诗人、词人在“不得志”时的悲情爆发，是诗人寄托情感的文学载体。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词》，同样也可以做这样的解读。他用大雁殉情的故事作引子，表面上在抒发世间“痴儿女”缠绵悱恻的爱情，其实还是元好问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元好问生活在金、元之交，曾在金朝做官，金朝灭亡之后，他隐居不仕，是一位遗民文人，前人评价他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清赵翼《题元遗山集》）。朝代更替，国家兴亡，却成就了元好问这样历经沧桑苦难的大诗人。而他作为遗民诗人，不与新朝合作的气节，坚守人格独立的选择，又何尝不是当年屈原痴情于祖国的精神再现呢？“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这两句诗，可以用来评元好问，也完全可以用来评价屈原。爱情与家国之情，性质或许不同，情感的坚贞与深刻却是可以相通的。虽然屈原在生前是孤独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然而，在千秋万代之后，屈原却拥有了一批又一批最优秀的知音。魂兮归来！屈原的灵魂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在一代又一代思想家与文学家的光芒中，在泱泱大国多灾多难的振兴道路中，我们始终能看到屈原行走不息的身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是一盏与日月齐光的明灯，是我们上下求索的方向和力量。（《魂兮归来——听杨雨讲屈原》，杨雨/著，中华书局2013年6月第一版）

陈虎

2013-06-14
《襄阳乐歌》与刘道产

报纸

□段明贵刘道产，彭城郡吕县（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南朝宋大臣——太尉咨议参军刘简的儿子。初为辅国参军、无锡县令，袭封晋安县侯。出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先后担任梁、直、皇、雍四州刺史。元嘉十三年，进号辅国将军。元嘉十九年（442年）去世，追赠征虏将军，谥号为“襄侯”。在襄阳历史上，由于政绩突出，受到人们赞扬的地方官不少。但是，能被人专门创作诗歌来歌颂的，恐怕只有襄阳太守刘道产了。作《襄阳乐歌》颂扬贤太守刘道产是南朝刘氏家族中少有的循吏。“循吏”是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史记》专设《循吏列传》。《宋书》《南史》《通典》《资治通鉴》均把刘道产视为循吏而记述。元嘉三年（426年），刘道产升任梁、南秦二州刺史，后任雍州（治所在襄阳）刺史，兼领宁蛮校尉、襄阳太守。刘道产富有政治才干，政声很好，在担任雍州刺史期间，政绩尤其显著。雍州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不服从汉族政权的统治，经常闹事，成为当地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刘道产到任以后，对少数民族善加安抚体恤，让这些少数民族心悦诚服，放弃深山中的旧居，搬到沔水（汉水）沿岸居住，全都归顺朝廷，开始了新的生活。一时间，雍州地区百姓乐业，民户丰赡，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歌颂刘道产政绩的《襄阳乐歌》也应时而生，广为流传。可惜，由于多种原因，南朝《襄阳乐歌》已佚。但从宋代苏轼的《襄阳乐》中，还可以略窥一斑：使君未来襄阳愁，提戈入市裹毡裘。自从毡裘南渡沔，襄阳无事多春游。襄阳春游何乐许，岘山之阳汉江浦。使君朱旆来翻翻，人道使君似羊杜。道边逢人问洛阳，中原苦战春田荒。北人闻道襄阳乐，目送飞鸿应断肠。歌中说，刘太守没有到来之前，襄阳一带百姓愁苦。自从太守到来之后，襄阳百姓就安居乐业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可以高高兴兴地出来游玩。岘山的南边，汉水的江边，都是春游的好去处。太守的红色旗子迎风招展，人们都说，他的功劳可以和羊祜、杜预相比。在路上随便找个人问问洛阳的情况，回答是中原一带饱受战争苦难，春耕春种时田地却一片荒芜。北方的人听说襄阳是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看到天上飞过的大雁，也免不了为漂泊不定而痛断肝肠。诗中的“使君”，是汉代对太守、刺史的称呼。汉以后用于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先生。本诗中的使君，指的就是襄阳太守刘道产。对于刘道产在襄阳的政绩，苏东坡一连用了三个对比来概括。他先拿刘道产到襄阳前后做对比：原来是“襄阳愁”，刘道产来后是“多春游”；接着又用刘道产和羊祜、杜预来对比，“人道使君似羊杜”，二者虽是不同朝代的襄阳官员，但同样都是政绩显赫，为人称道；最后，以襄阳和洛阳做对比，一边是“襄阳乐”，一边是“春田荒”。这三个对比，有纵向比较，有横向比较，还有和同为襄阳地方官员的相互比较，雄辩地说明，襄阳之所以“乐”，正因为有了像刘道产这样的好官。乐府戏曲中有《襄阳乐》，还有《襄阳歌》，有人曾把《襄阳乐歌》归于《襄阳乐》，也有人把它归于《襄阳歌》。其实这两种做法都不妥。《襄阳乐》《襄阳歌》和《襄阳乐歌》是乐府戏曲中三个独立的曲种。有人在记载刘道产事迹时，将《襄阳乐歌》省略为《襄阳歌》，混淆了二者的区别。有人将《襄阳乐歌》说成是《襄阳乐》，也是因为不懂二者各自的内涵。《襄阳乐歌》的“乐”是快乐、安乐、享乐之“乐”，而《襄阳乐》之乐，虽也有快乐、安乐、享乐之意，但主要还是指音乐、乐曲之“乐”。《襄阳乐歌》不是《襄阳乐》，也不是《襄阳歌》，而是专为歌颂刘道产而创作的又一种乐府戏曲。太守刘公子千年未可忘苏氏兄弟是中国历史上兄弟情谊深厚的典范。两人在政治上观点一致，在文学上也经常相互唱和。哥哥写了赞扬刘道产的诗，弟弟自然不会缺席。苏辙也和了一首《襄阳乐》，以表达与哥哥相同的观点：谁言襄阳苦，歌者乐襄阳。太守刘公子，千年未可忘。刘公一去岁时改，惟有州南汉水长。汉水南流岘山碧，种稻耕田泥没尺。里人种麦满高原，长使越人耕大泽。泽中多水原上干，越人为种楚人食。火耕水耨古常然，汉水鱼多去满船。长有行人知此乐，来买槎头缩项鳊。苏辙在诗中说，是谁在说襄阳苦，我说应该是襄阳乐。襄阳刘太守，千年过去仍然让人们难以忘记。人事和岁月虽已发生变化，但汉江水仍在不停地流淌。清清的汉水，碧绿的岘山，说明这里山清水秀：田中淤泥，深达尺余，说明这里农田肥沃，适合稻子生长；高原上种满了小麦，水田里栽满了水稻，说明太守治理有方，农家勤劳；该有水的地方有水，该干燥的地方干燥，说明这里农田设施完善，水旱无虞；自己耕种自己收获，说明这里生活祥和，安居乐业。种庄稼的人在旱地、水田忙碌，汉水中打鱼船也是鱼儿满舱。来来往往的人都知道襄阳是一个好地方，他们路过这里，都要购买襄阳特产缩项鳊。如果说苏轼是着眼于宏观，以纵横对比的大视野来赞颂刘道产的政绩，歌颂襄阳之乐；那么，苏辙则是着眼于微观，用具体事例来给予佐证。襄阳地处南北交汇之地，既有水田，又有旱地；既种小麦，又种水稻；既有越人，又有楚人；苏辙以写实的手法，描绘出一幅地肥水美、人勤粮丰的“襄阳乐”图卷。“太守刘公子，千年未可忘。”一个一心一意为人民做好事的官员，与青山同在，与绿水长存，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刘道产就是这样一位名垂千秋的好官。美誉传雍州谥名曰“襄侯”据史载，刘道产是彭城郡吕县（今江苏省徐州市）人。南朝宋名臣。最初任辅国参军。在任无锡县令期间，以才干著称。宋武帝刘裕命他为中军行参军。景平元年（423年），任宁远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黄公生、任肃之、张石之等人，伙同蜀王谯纵的余党，以及姻亲侯揽、罗奥等人，招引白水氐人，谋划起兵作乱。刘道产剿灭黄公生等二十一家，以怀柔之策，宽恕了其余同党。元嘉三年（426年），督梁、南秦二州诸军事，任宁远将军，西戎校尉，梁、直二州刺史。刘道产在任刺史期间有良好的政声，关中流民先后有许多人离开汉川归附于他。六年，刘道产上表设置陇西、宋康二郡，也由他治理。七年，刘道产任后军将军。次年，迁任竟陵王刘义宣左将军咨议参军，持节，督雍、梁、南秦三州六郡诸军事，后迁宁远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襄阳太守。十三年，进号辅国将军。刘道产政绩最辉煌的时期，是在襄阳雍州刺史任上。他去世以后，老百姓都穿着丧服哭着为他送行。他的灵柩运回时，许多少数民族百姓也穿着丧服，一面大声哭泣着，一面跟在灵柩后面追赶，一直送到沔口（今汉口），场面极其感人。刘道产去世后，被追赠为征虏将军，谥号“襄侯”。历史评价南朝梁沈约《宋书》：（刘道产）“善于临民，在雍部政绩尤著……百姓乐业，民户丰赡，由此有《襄阳乐歌》。”唐杜佑《通典》：“裴子野《宋略》称晋安侯刘道产为襄阳太守，有善政，百姓乐业，人户丰赡，蛮夷顺服，悉缘沔而居。由此歌之，号《襄阳乐》。”唐李延寿《南史》：“简之子道产……后为雍州刺史、领宁蛮校尉，加都督，兼襄阳太守。善于临职，在雍部政绩尤著，蛮夷前后不受化者皆顺服，百姓乐业，由此有《襄阳乐歌》，自道产始也。”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道产善为政，民安其业，小大丰赡，由是民间有《襄阳乐歌》。山蛮前后不可制者皆出，缘沔为村落，户口殷盛。及卒，蛮追送至沔口。”

段明贵

2022-12-16

到底了

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