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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北京文化论坛——首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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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台湾)中台科技大学
(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
(日本)大東文化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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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91 北京,卫生部医学科研管理研究所
200235,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2002年国际住房与规划联合会第46届世界大会组委会
2004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组织委员会
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2021动物致伤防治高峰论坛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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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Ju Universit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院
Philosophy Department,Peking University
Ro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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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15765条数据
一句话新闻
报纸
◆2015年12月31日,副市长汪树槐带领市文广新局负责人前往三苏祠检查元旦节前文物保护及改造工程建设情况。
2016-01-01
元朝鲁渊的两幅墨宝
报纸
◆余利归书画是重要的地方文献之一。2013年,县政协与县档案局合作征集淳安历代书画作品编辑出版了《千岛湖书画拾粹》,想当年与各级档案馆、图书馆及有关单位发函联系、现场翻拍,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采集了书画历史文献,取得了良好效果。也就是这项工作,激发了自己对书画文献的兴趣,不时加以关注。实际上,由于条件限制,搜集地方文献总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疏漏,做一个有心人,就能在文山文海中有所发现,可以拾遗捡漏。最近,笔者就发现了两幅元朝淳安人鲁渊的手迹,一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一幅在日本。宋苏轼书《画记》卷鲁渊题跋鲁渊题跋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纸本宋苏轼书《画记》卷。本卷轴由北宋苏轼所书《画记》及元、明两朝文人题跋合成。《画记》前有明朝董其昌题跋。《画记》后有元朝宇文公谅、鲁渊题跋,卷后有明朝周天球、王穉登、董其昌题跋。据董其昌题跋,当时卷轴由“昭彦”收藏。清光绪三十四年,寄居北京的杭县人金梁(字息侯)著录盛京(沈阳)故宫翔凤阁所藏书画,编辑成书,名为《盛京故宫书画录》,共七册。第二册卷之属二著录了《宋苏轼书[画记]卷》,其内容与台北故宫藏卷相对应。苏轼《画记》又作《净因院画记》,是北宋元丰三年苏轼为汴京(开封)净因院僧道臻写的一篇小记,行书。苏轼此记阐述了绘画表现“常形”与“常理”的辩证关系,肯定了文同(与可)竹木画艺术成就,并讲述了写这篇画记的原由。此前(熙宁年间),梓州梓潼郡永泰县(四川绵阳盐亭县)人,苏轼从表兄文同(与可),曾为净因院作画,后文同改任陵阳,与苏轼一道向道臻告别,又为之作画。元丰初年,文同就任湖州。元丰二年,文同在陈州(河南淮阳县)病逝。元丰三年,道臻请苏轼作此记,具有纪念意义。《画记》卷轴有元朝宇文公谅、鲁渊题跋。宇文公谅是湖州吴兴人。鲁渊登进士第,任职华亭,此后曾避乱于湖州,与宇文公谅相友善。宇文公谅题跋于元至正十九年己亥四月。鲁渊生平《自序》载,“明年己亥(至正十九年,1359),以校文来杭。丞相授湖州归安尹,辞弗就。复归苕[湖州别称],迁花城[湖州归安县花溪]之保真院,从门生沈原昭[沈梦鳞]之请也。六月,子梁来,而母夫人以去年三月三日卒,旅次终丧,痛哉。十月由苕之松,主夏士文氏。”可知鲁渊当时也在湖州,鲁渊在湖州披阅《画记》后作题跋。鲁渊题云:急雨苕溪小系船,手披翰墨忆坡仙,故家文物今煨烬,抚卷题诗一慨然。曲阜鲁渊。鲁渊是元朝诗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鲁渊诗集。这首《画记》诗未收录,可以补遗。《元人草玄阁次韵诗》册鲁渊诗本诗见日本出版的《书品》第90号《元人草玄阁次韵诗》。《书品》有日语杨维桢小传及诗册介绍,影印手迹及中文释文。诗册无杨维桢诗,只存元十八家所题21首诗,合缀成册。末载清端方、任斋二跋。关于元人次韵杨维桢草玄阁诗,清代吴郡吴升撰《大观录》元明诸贤法书卷九下有著录《草玄阁诗诸名家和韵册》。其《杨廉夫草书选评诗卷》后小传:公名维祯,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人,流寓华亭,官江西儒学提举。诗文雄富,淹贯经史,天性耿介,人称之为铁史。行草书豪爽可喜,如其为人也。此卷元黄签本,款署抱遗叟者,亦公之别自号也。曰示陈壁者,松江人,以才学知名仕为郴州判官。铁崖门人也。又《草玄阁和韵大册》,张经以下十八家,并知名士。《杨廉夫草玄阁诗诸名家和韵大册》,诗俱七言律,凡二十一幅。附和韵作者:张经、书巢生张枢、巢松翁陆居仁、曲阜鲁渊、龚显忠、璜溪吕恒、沈钦、海上张宰、诸生林静、门生贝阙、门生陈元善、诸生张程、门生陈壁、诸生张稷、击壤生沈雍、容城生陈善、诸生三山林世济、学生吕恂。又200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张珩著《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影印本,其书法三著录《元人次韵杨维桢草玄阁诗册》。《笔记》载,鲁渊次韵杨维桢诗帖诗载在《元人次韵杨维桢草玄阁诗册》第六幅,楷书,凡八行,书法虞永兴,颇俊雅可喜。据相关介绍,“草玄阁”在杨维桢松江邸内,元末至正二十三年(1363),维桢六十八岁时筑营,当年清明节后五日,新筑既成。祝酒席上,十八家见诗而次韵和之。清初,诗册属梁清标旧藏,旋入乾隆帝秘府。嘉庆以后再出世间,清末归景贤,继转长白端方处。后流入日本,今为高岛氏槐安居之珍藏物。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康熙间淳安训导鲍楹编辑的《青溪鲁道原先生诗集》。《全元诗》据此整理了鲁渊诗集,其中有《用杨铁崖韵》,即所传《元人次韵杨维桢草玄阁诗册》第六幅诗。两者文字有出入,《全元诗》据《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所载手迹做了修改。鲁渊次杨维桢草玄阁诗如下:奉和铁崖尊先生高韵并希印可曲阜鲁渊载拜忆昔琼林锡宴回,五云瑞色遶瑶台。十年南国旌旗合,万里中原烟雾开。聴鸐云间豪士老,骑鲸海上谪仙来。一声铁篴歌鹦鹉,七十年来心尚孩。印鉴:鲁渊道原本斋
2023-05-09
游惠州西湖东坡纪念馆
报纸
张春发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四川)人。北宋伟大的文人,诗、词、书、文、画均有很深的造诣。在散文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绘画方面以擅长墨竹、梅、兰等著名,书法方面又是唐宋四大家之一。他的一生仕途曲折,历经磨难,多次遭到流放。直至晚年,还被贬逐流放到“饮食不具,药石无有”的海南儋州,赦归的次年便病死于客乡江苏常州。他的诗词文采,如行云流水,“行如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雄浑博大,豪迈激昂,风格多样。或豪放壮丽,或飘逸洒脱,或清新隽秀,或深婉缠绵,都能随心所欲,挥洒自如,而“极天下之工”。还是学童的时候,受家庭的影响,自幼就特别喜欢拜读苏轼诗词和文章。也正是因为他的一句诗词“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当年的我年少轻狂,毅然背起行囊,像一块浮萍来到了南粤这块广袤的充满神奇的土地。而且,一住就是十几年。当然,对于一个举目无亲,漂泊至此的游子来说,个中的滋味以及酸甜苦辣也就只有自己知道了。一个偶然的机会,于朋友之邀,游惠州西湖。在此之前,只知道杭州有个西湖,而许仙和白娘子的美丽传说,也造就了杭州西湖的誉满天下。来惠州西湖的路上,听同行的朋友说,惠州的西湖也可以和杭州的西湖相媲美的,因为惠州的西湖曾经有一个伟大的词人在此地居住过,这个人就是北宋最伟大的文豪巨匠苏轼。公元1094年4月,北宋朝廷先是就定州(今属河北)太守印上,罢免了他的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的职务。紧接着,便是追一官,又取消了他的定州太守的职务,依前左承议郎知英州(今广东的英德)军州事,再接着,又被降为左承议郎。同年6月,苏轼在赴英州途经安徽当涂时,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这个时候,苏轼已是59岁的年纪了,体弱多病,生计困难。从遥远的北方边地到达岭南的英州、惠州。四五千里之遥,而且两地的气候温差极大,民俗风情之别样,可以想象得出,在那个久远的年代,对于这样的一个老人来说,困难是多么的极大。即使这样,在承受着仕途失意和体弱多病的双重压力下,他都没有忘记黎民百姓的疾苦。在流放英州和惠州的路上,途经河南汤阴时,目睹当时严重的灾情,他仍然以诗词来为之呼吁,为之叹息:“朔野方赤地,河瑌但黄尘。秋霖暗豆荚,夏旱臞麦人。”以此来反映黎民百姓的疾苦。同样是在公元1094年的6月7日,苏轼在赴惠州的路上,路过庐陵时,看到了曾安止所作的《乐谱》,就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和苏辙十四年前游历武昌时所见到的秧马来,触景生情,随即作了诗一首《秧马歌》把它放在了《乐谱》的书末。他用了大量的生动而又贴切的比喻,极为具体而形象地向人们介绍了秧马这种半机械化式插秧机的形状、功用和特点,以此来指导老百姓在农业上的耕作。同年10月2日,苏轼从遥远的定州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惠州。惠州,位于岭南,自古以来都是历代朝廷流放罪臣的地方。那时的岭南,被人们称之为“蛮夷之地,瘴疠之乡”,条件极为艰苦恶劣。但当苏轼一到惠州,他看到这里山青水秀,民风淳朴。觉得似曾相识,甚至连鸡犬对他都像久别的主人一样别后重逢。于是,即兴写出了《十月二日初到惠州》一首诗:“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轼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此时的苏轼已经把惠州当成了自己的故乡了,可见此情的深厚。到了惠州以后,他先是寓居在合江楼,后又迁至于嘉祐寺。最后在乡邻的帮助下,在白鹤峰上建造了一座新居,买了几亩地,打了一口水井,过起了隐士田园般的生活。在惠州,由于民风淳朴,山青水秀,风景宜人,唤起了苏轼创作的灵感的源泉。此间,他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最具有代表性的当首推《荔枝叹》了。这部作品一开始从东汉和文帝交州(今广州市)进贡荔枝开始,写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从涪州(今四川涪陵)进贡荔枝不惜劳民伤财,以“我愿天公怜赤子”的诗句揭露了统治者的黑暗,呐喊出了黎民百姓在丰收之年,一样遭受饥饿的痛苦心声。公元1096年,惠州瘴厉流行。他的爱妾朝云(苏轼一生之中的最后一个伴侣)和另一个女仆相继染上瘴厉身亡。苏轼悲痛欲绝,曾在《朝云墓志铭》中写道:朝云聪慧讲义气,23年来一直侍奉我,始终相敬如宾,忠敬如一,并作了3首诗来悼念朝云。公元1097年4月17日,苏轼再次接诏流放到海南琼州(今海南海口),4月19日,苏轼满怀沧桑离别了居住了3年之久的惠州,这时他已是62岁的老人了。纵观苏轼在惠州的3年里,尽管是被流放于此地,但苏轼为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思想一直在激励着他,博罗的一次大火,全城尽毁,苏轼带头募捐赈灾。兴建惠州的东西两桥,使惠州东西两城连为一体。为惠州百姓配药治病,建立地方型诊所,使老百姓有病可医。大力推广农业的先进技术、农具等,解决了广州饮用淡水,真正造福了一方百姓。漫步于惠州西湖上的苏东坡纪念馆,膜拜于苏轼的塑像面前,就像在与一位尊者促膝长谈。在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感悟人生的真谛。我想,惠州的西湖,也正是因为有了苏轼这样的一代文豪巨匠在此地居住过,才正是惠州西湖水不在深,有龙则精的,以至于今天的惠州西湖上的游人如织,川流不息的缘故吧!
2017-10-17
苏轼是否到过栾城
报纸
□郭俊岭杨梅山栾城(今石家庄市栾城区)是唐宋八大家中“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祖籍所在地。苏轼,号东坡居士,后人亦称其为苏东坡。苏东坡对祖籍栾城充满了怀念之情,作文、作诗常言自己是赵郡苏轼(注:唐宋时期,栾城是赵郡的一个属县)。截至目前,留存后世的史料尚未找到苏轼专程到栾城访祖寻根的记载。但据考证,苏轼确实到过栾城,曾踏上了祖籍栾城这块热土。根据史料记载,从夏代至宋代,河北境内早就形成了一条南通河南省、北达北京的南北大道。而这条大道一直都是从栾城境内经过的。这条大道的历代名称虽然不一样,但走向是一致的。从河南入河北境,均从这一南北驿道经过,栾城驿是来往必经的重要驿站,唐末诗人杜荀鹤从洛阳赴真定(今石家庄正定),曾在栾城驿住宿,作有《宿栾城驿却寄常山张书记》:“一更更尽到三更,吟破离心句不成。数树秋风满庭月,忆君时复下阶行。”苏轼途经栾城的相关记载据考证,苏轼一生中,曾两次踏上祖籍栾城的土地。第一次是他在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赴定州上任时,途经故土;第二次是在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罢定州任南贬时,途经栾城。苏轼赴定州任从汴京出发,是元祐八年(1093年)阴历九月二十六(公历10月3日),到定州的时间是元祐八年十二月十三(1094年1月2日)。途经栾城的时间是元祐八年十月二十(1093年11月11日)。苏轼赴定州北行路线,是循汴京至幽州的官马大道,路过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拜访了运使谢卿材(字仲适),送王古(字敏仲)使辽。因为苏轼过相州后,必须循路过栾城的官马大道北行,所以必经栾城。苏轼从定州出发南行的路线,仍然是他赴定州上任时的路线。苏轼从定州南贬,比赴定州上任所用的时间更短。从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初三(公历5月19日)出发,星夜兼程,于当年闰四月十五(公历5月31日)抵汴京(今开封市)。途中,苏轼过真定,真定人褚承亮“以文谒之,(苏轼)大为赞赏”(孔凡礼《苏轼年谱》),此时当为闰四月初四(公历5月20日)。苏轼应于闰四月初五(公历5月21日)经过栾城,闰四月初六(公历5月22日)经赵州过柏乡、临城,在临城作诗《临城道中作》,今抄录如下:“予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今将适岭表,颇以是为恨。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忽悟叹曰:吾南迁其速反乎?退之《衡山》之样也。书以付迈,使志之。”“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路过栾城,苏轼为何没有留下作品苏轼曾两次路过祖籍栾城,可惜的是,他在故土未留下任何作品。这是为什么呢?看看当时苏轼身处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家庭情况就知道了。1092年,宋哲宗元祐七年,苏轼仕途达到顶峰,以兵部尚书主持完皇帝的郊祀大典后,进官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此时,哲宗皇帝亲自主持朝政,而支持“元祐更化”的太皇太后高氏让权,一场政治斗争、人事变更的暴风雨骤然而起。苏轼意识到形势将变,自己必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果然,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朝廷内部党争加剧,右相苏颂和中书侍郎范百禄被左相吕大防及其同党攻击而去职。吕大防等为了阻挠官居要职、对他的权力威胁最大的苏氏兄弟填补右相的空缺,同御史董敦逸、黄庆基连上七状告苏轼、苏辙兄弟,对苏轼、苏辙进行突然袭击。太皇太后高氏为了平息事端,六月欲调苏轼知定州。苏轼当时心系江南,妻子王闰之重病在身,所以乞免定州,请求改任越州,未允。八月初一(公历8月25日),苏轼妻子王闰之不幸病逝,年仅46岁。八月初二,苏轼作文致祭,殡于京师。八月十六(公历9月9日),太皇太后高氏有疾。九月初三(公历9月26日),太皇太后高氏卒,苏轼失去了了解他、重视他并支持他的坚强后盾。九月十三(公历10月6日),太皇太后高氏停灵期间,尚未御垂拱殿的哲宗皇帝即迫不及待地诏命苏轼以端明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而此时距王闰之去世也仅仅43天,按中国古代的丧葬习俗来说,还不满百日。这种打击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从苏轼九月十四所写给苏辙的诗《东府雨中别子由》,可以看出苏轼当时的愤懑心情:“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官场失意,贤妻亡故,东坡的心情是极度悲愤、沉重和孤独的。苏轼赴任时的心情如此,离定州南返时的心情更是如此。尽管苏轼在定州任上忠于职守,加强吏治,一改定州以往颓风,取得令人瞩目的治绩。但朝中恢复熙宁、元丰新法,打击元祐大臣的政变在哲宗的支持下甚嚣尘上,有步骤有预谋地大清洗开始了。元祐九年(1094年)二月,户部尚书李清臣升为中书侍郎,兵部尚书邓温伯升为尚书右丞。李、邓二人首先倡议恢复神宗时的新法,要破元祐大臣的“朋党”,逼迫吕大防让出相位。三月,李清臣为哲宗撰策试士题,以邪说煽惑群听,苏辙义愤劾论其事,被哲宗罢去端明殿学士,知汝州。四月,新人疾上,攻击元祐大臣司马光、文彦博、梁焘、范祖禹等,煽动章惇等进行报复,并怂恿哲宗改元以顺天意,于是将元祐九年改为绍圣元年。章惇陡升左相,并且把大清洗的矛头直指苏轼,诬蔑苏轼曾讪谤先帝。闰四月初三,苏轼接到“依前左朝奉郎,责知英州军州事”的诏令。因“告命火急,治装星夜就道”,到真定,又接重新论罪的新命,认为对苏轼的处理太轻,“告下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苏轼就是在这种挖空心思地人为迫害、步步紧逼的情况下跨过祖籍的土地。除了心情郁闷外,苏轼在栾城未留下作品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就是恶劣的天气。据苏轼《谢运使仲适座上送王敏仲北使》记述:“冲风振河朔,飞雾失太行。相逢不相识,下马须眉黄。”说明苏轼赴定州途中一到相州,便碰上了大风、大雾和沙尘暴天气。大雾弥漫,飞沙走石,望不见太行山,人们互相走近,还不能认出对方,满脸胡子被沙尘沾得灰黄如土,不成人样。这种天气一直持续到苏轼到达定州。苏轼《临城道中作》小引:“余初赴中山,连日风埃,未尝了了见太行也。”“过临城、内丘,天气忽清彻。西望太行,草木可数,冈峦北走,崖谷秀杰。”也就是说,苏轼南返过栾城时,正值天气阴霾昏暗,且皇命所催,星夜兼程,栾城南北仅20多公里,北与正定相邻,南与赵县接壤,赵县西南入柏乡、临城界,一片平原,很难分辨县界。到临城、内丘,天气才放晴。这期间,苏轼没有心情,客观上也不允许他在栾城停留,祭奠先祖坟墓。但无论怎样说,苏轼一生中两次经过祖籍栾城,却没能在那里停留、留下作品,是令人遗憾的。
郭俊岭 杨梅山
2023-05-07
心安即是归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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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其超“解衣欲睡,月色入户”。农历月初月中,家里的瓷砖地面,总会反射出从窗口映进来的大月亮!此时,苏轼“明月几时有”的呼唤,就会在心中悄然响起……爱好文学、书法的人,莫不尊崇苏轼:我自己起笔名“崇轼”;出行或旅游时,凡有机会总设法踏上苏轼生活过的土地,追寻他洒脱飘逸的踪迹。知父莫若女,在北京工作的孩子,得知故宫举办苏轼文物特展,邀我去参观。可惜,疫情期间,不敢轻举妄动,便让孩子替我观展,多多拍照,多作记录。女儿为慰我未能亲赴盛宴的遗憾,还为我订购一册《千古风流人物》。最近,书快递到手。这部被称为“大红袍”的16开本,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亲切和旷达,信步来到我的面前,引我走进文学巨匠的人生,迎来柿红熟透、银杏泛黄的“新年好景”。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出生了。他虽天资聪颖,才华横溢,但在政治上却没有得意过。“乌台诗案”带来一场无妄之灾,导致他一再贬谪。远离庙堂,流放蛮荒之地,亲人的接连去世,有家不能回的疏离,醉汉的无礼冲撞,朋友怕受牵连的躲避……让内心充满抱负的苏轼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贬到黄州,好友王巩带着侍女寓娘从岭南来看望他。席间,这位聪慧的女子歌声相伴。歌罢,苏轼问寓娘:岭南的风土狂暴恶劣,你的歌声为何如此清凉美妙?寓娘答曰:“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大受感动:失去官职何妨,心安才是归处。他写下《海棠》一诗直抒胸臆:“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从“东风”“崇光”“香雾”“高烛”“红妆”这些明丽的意象中,分明表达了诗人的达观和胸襟。人们喜爱苏轼,不仅仅因为他的才学,更因为他面对苦难逆境的豁达与超然。“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他屡遭牢狱之灾,仕途遭遇毁灭性打击,却能在竹柳泉涧环绕的陋室里,找到仰慕已久的陶渊明式生活方式。在一块朝东的山坡上种了10亩地,打井筑坝,养鱼植树。在酒足饭饱后,倚于几上,观看白云江水,若有思而无所思,感受万物之丰沛,愉悦地自称“东坡居士”。公元1076年的中秋节,苏轼因思念7年未见的弟弟苏辙而信笔写下:“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语涉对宇宙与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他放浪山水:“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一次,他和朋友们出游遇雨,友人感到很狼狈,他却写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被贬黄州的第二年,写下被称为千古至文的《前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同样是月圆之夜的佳作,《前赤壁赋》相比于《明月几时有》得到了升华,把人们的关注从自己的有限转向造物者的无限,仿佛是一部交响曲宏大圆满的结尾,拨开人们心中的云翳,透进一线天光。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性情,力求自我超脱。他对民生的关注,亦颇受后世敬仰。公元1077年秋,徐州大水围城,苏轼组织徐州军民修筑了一条防洪长堤,“徐人至今思焉”。在杭州,苏轼到任后第二年便率众疏浚西湖,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挖出的淤泥被用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为此,“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村西鸡”,欢庆不已。过年时,杭州百姓抬猪担酒来给他拜年。苏轼指点家人将猪肉切成方块,烧得红酥,然后分送给大家吃,人称东坡肉。我和家人在北京下馆子必去眉州东坡酒楼点一道东坡肘子。苏轼被贬惠州,写了一首《食荔枝》:“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被贬到儋州,吃到生蚝,还写信给小儿子苏过,分享美味。到达登州,为渤海鲍鱼作《鳆鱼行》……从黄州的雪堂,到惠州的德有邻堂、儋州的桄榔庵,再到登州的蓬莱阁,不论走到哪里,不论条件多么艰苦,苏轼都努力营建诗意的栖居之所。他在蓬莱留下了洋洋洒洒的《海市诗》;鉴定吴道子的人物画,笔走龙蛇写下了《题吴道子画后》……调回京城,不忘百姓嘱托,还向朝廷递了两个报告《乞罢登莱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清代诗人瞻拜蓬莱阁上的“苏公祠”后写道:“果然日与山海对,公爱此间我爱公。”在苏轼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场景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他极擅将感性的感受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古人写秋景,大多萧索苍凉,苏轼却一反常情,在元祐五年(1090)的深秋写出了“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昂扬感,令人眼前一亮。苏轼写下的传世佳作和他在人生逆旅中的旷达精神,早已传布四方。作为创作了无数名篇的大文豪、开一代风气的书法家,苏轼的影响力横贯中外,穿越古今,其“进亦忧,退亦忧”的济世情怀,更成为后世推崇的楷模。苏轼“心安即是归处”的人生信仰,捍卫了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意识,那种自觉、自信和坚守,打造出非凡的人格魅力。他或许不曾想到,900多年过去,他的声名非但没有被历史的巨浪淹没,反而日益闪烁着耀眼的光彩。“今月曾经照古人,今人也见古时月”。月是故乡明,可今年春节月圆之时,因疫情困扰,在北京的两个女儿将第一次无法回家与父母团聚!虽心有戚戚焉,但苏轼心安与归处的握手,劝慰着相距近千年的我们:“聚时欣欣然,珍惜;别时坦坦然,珍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成为今年春节相互祝福的范式。
2021-02-07
鲜美荠菜入诗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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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春风送暖,阳光和煦,草长莺飞,正是荠菜等野菜茁壮成长的时节。这时,不少市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郊外,三三两两地去挖水灵灵的荠菜。在民间有这么一句俗语:“三月三,荠菜赛金丹。”荠菜在诸多野菜中口感和味道绝佳,是野菜中的上品。三四月的荠菜最是新鲜,炒个鸡蛋,凉拌个豆腐,或是包个饺子,吃下去都是满口留香。不光现代人对荠菜情有独钟,古代人对荠菜也有着饱满的热情。荠菜被写入诗中,最早见于《诗经》,其中《邶风·谷风》写道:“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足以证明国人食用荠菜的历史源远流长。北宋的苏轼不仅是大文豪,还是一位美食家。他了解每种食物的妙处,并亲自下厨。说起“东坡肉”“东坡肘子”,大家都不陌生吧?苏轼还做过一种汤,美其名曰“东坡羹”,主要食材便是荠菜。据说苏轼很爱吃荠菜,被贬谪黄州的时候,还“时绕麦田求野荠”。回家之后,把采来的荠菜淘洗干净,和米粉、姜末等一起炖成羹汤,鲜美得很,得名“东坡羹”。苏轼在《春菜》一诗里写道:“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意思是说蔓菁抽叶,韭菜破土,菠菜已老,青蒿、茵陈蒿和甘菊味道清苦,而鲜嫩翠绿的荠菜,铺在新鲜的清蒸白鱼上,别有一番风味。苏轼对荠菜的喜爱跃然纸上。范仲淹、辛弃疾也是荠菜爱好者。北宋诗人范仲淹,“少与友人在长白山僧舍修学,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盛之,经宿遂凝,刀割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荠菜十数茎于盂,暖而啖之”。这就是《粟粥荠菜》的故事。从上可以看出,范仲淹对荠菜等野菜腌制的咸菜有着特殊而浓厚的情感,从而写出了“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的豪情。南宋词人辛弃疾在《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壁》里写道:“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后落群鸦。”意思是说春天来临,恬静的平原生机勃勃,白色的荠菜花开满了田野;新耕的土地散发着泥土的幽香,又适逢贵如油的春雨落下,群鸦在新翻的土地上快乐地觅食。辛弃疾又在《鹧鸪天·代人赋》里写道:“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意思是说城市中的桃花和李花虽然华丽,但害怕风雨吹打,只有长满了溪边的荠菜花不畏风雨、蓬勃向上,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春天。陆游、郑板桥也对荠菜钟爱有加。陆游曾写过《食荠三首》。他在第一首中写道:“日日思归饱蕨薇,春来荠美忽忘归。传夸真欲嫌茶苦,自笑何时得瓠肥?”道出了陆游对荠菜的迷恋程度;在第三首中写道:“小著盐醯助滋味,微加姜桂发精神。风炉歙钵穷家活,妙诀何曾肯授人。”简简单单一碗荠菜配佐料,陆游吃起来也是趣味盎然。郑板桥不仅是书画家,还是一位诗人。郑板桥在《题画诗》中写道:“三春荠菜饶有味,九熟樱桃最有名。清兴不辜诸酒伴,令人忘却异乡情。”郑板桥对荠菜的钟爱亦是溢于言表。拥抱着大地的荠菜,从《诗经》一路走来,数不胜数的文人雅士纷纷为它吟诗作赋,把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熬制在荠菜的滋味里。“人间有味是清欢。”有荠菜作陪,有诗为伴,生活更有味,世间更美好!
2023-04-09
王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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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北京》主创与《夜莺》导演在北京电影节之夜酒会合影。(左一为王明生)本报记者余毅王明生携《夜北京》戛纳抢镜法国戛纳,当地时间5月19日,第6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中国之夜”如约而至。这个每年戛纳电影节期间人气最旺、媒体关注度最高的Party,邀请了不少电影界名流前来参加。电影《夜北京》出品人王明生、张珈铭,导演邰敏受邀出席,并与《黑客帝国》监制等国际影人一同畅聊合作,积极推进中外合资片。此外,《夜北京》众主创人员还受邀出席了北京电影节戛纳答谢酒会,并偶遇执导《夜莺》的著名导演费利普·弥勒,大家畅谈中外影片合拍事宜。当地时间5月20日下午2点的媒体见面会暨答谢酒会上,王明生等主创人员一同以该片首场官方发布会的形式亮相。《黑客帝国》制片人AndrewMason、奥斯卡最佳影片《撞车》制片人MarkHarris以及英国WestEndPictures等企业嘉宾和众多中外媒体受邀出席,为该片站台助阵。在当地时间5月20日下午5点半,《夜北京》主创齐齐亮相戛纳红毯,并荣登戛纳红毯LED大屏幕。王明生等3位主创携手法国著名演员LauraWeissbecker白露娜(代表作《十二生肖》《凡尔赛宫》等)和法国演员SoniaDufeu索妮雅·杜芙等亮相,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据悉,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中国代表,除了贾樟柯带领的《山河故人》之外,张珈铭、王明生带领的《夜北京》主创,更是唯一一个官方电影团队正面并显示在电影宫大屏幕上的团队,外媒对于《夜北京》这个题材影片也寄予了高度的期待。弘扬传统文化的商会副会长1971年出生的王明生是仁寿县人。1997年,毕业后就在成都工作的王明生被一家深圳的台湾企业相中,并前往深圳工作。后来,他又进入了一家国际知名企业工作。当时,该企业只有3个职位空缺,却吸引了200多人前来竞争,脱颖而出的王明生在这家企业工作了7年。2005年,他走上了自主创业之路,先后创立了明旺达公司、歌腾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王明生加入广东省四川眉山商会,并担任副会长。“他是一个弘扬传统文化的副会长,在各方面非常富有正能量,完全可以带领商会内想在文化产业方面创业的会员企业,向前更好地发展。”介绍到王明生时,广东省四川眉山商会执行会长郑毅这样说道。从文化底蕴深厚的东坡故里走出去的王明生,不仅建议商会多开展一些针对会员及其子女的传统文化讲座活动。他管理的企业,也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在公司的年会上,王明生带领员工集体背诵《弟子规》;每周一早上,王明生会花1个小时的时间,对员工进行传统文化的培训,讲授简单的如《弟子规》、《增广贤文》等国学课程……公司员工在听了他的国学培训后,不仅得到了自我提升,对父母、家人也更关心。不少父母甚至打电话到公司感谢公司的培训,让他们的子女明显变得更懂事、孝顺。大家在学习中有收获,学习的氛围也更加浓厚。在王明生看来,需要花钱的培训通常都是相关技能的培训,主要应对的是生存;而传统文化,则可增加人的智慧,让人终生受益,同时个人修养也能得到提高,身边人也会受益。半路出道的眉山电影人说到亮相戛纳的电影《夜北京》,也许有很多人会说,太远,不知道。如果说到电影《找个高富帅?》肯定有很多人会恍然大悟。没错,那部让仁寿天梯、远景楼、三苏祠、湖滨路、苏轼公园等诸多眉山元素出现在全国观众眼前的电影正是王明生投资拍摄的。他借用电影,将家乡眉山的历史、文化和美丽风光展现在大屏幕上,更好地进行宣传。影片是王明生对眉山父老乡亲的献礼,更蕴含着他对故乡的缱绻深情。作为一名电影人,王明生是半路出道,因被电视剧《亲亲中国爹娘》的孝感元素所打动,他选择出任该剧制片人。投资拍摄了这一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以慈孝为主题,感恩、励志、奉献元素贯穿全剧,颂扬客家文化,弘扬客家精神,唱响时代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震撼洗涤心灵的电视连续剧。随后,王明生专门注资成立了深圳前海泰东文明传媒有限公司,正式进军影视文化行业。由该公司投资的片子《鹰笛·雪莲》也将于暑期档正式在天下院线公映。由其联手金蔷薇影视投资摄制的《七分爱》、《诡面少女》等项目也将在近期陆续启动。他是戛纳红毯上抢镜的电影主创之一,谁曾想他是半路出道的电影人;他是商会副会长,却爱好传统文化。他,就是日前携电影《夜北京》在第68届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光彩的广东省四川眉山商会副会长王明生。
2015-05-25
苏轼筠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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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梅西北宋文、书、画三栖大文豪苏轼(字东坡)曾到访过筠州(治所在今高安市),看望其贬谪筠州任监盐酒税的胞弟苏辙(字子由),逗留时间长达十天之久。苏轼工书法、绘画,更会做文章,但政治上保守。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当宰相,实行变法,大刀阔斧进行各种改革。苏东坡却作诗反对,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犯"谤讪朝政罪",被捕入狱,十二月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四月,朝廷又命他从黄州移汝州(今河南临汝县)。任职交接期间,他从黄州出发,顺路到庐山游览了一番后,又挤时间前来高安与弟弟苏辙团聚。苏轼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于元丰七年四月底来到高安。兄弟相见,万分感慨。十天之间,苏辙陪伴兄长游览当地山川古刹,寻访名仕贤达,留下千古名篇和民谣佳话。骨肉相亲竟也暂时忘情山水,消解了官场上的一些失意心情。“同梦堂”传佳话苏轼自黄州,经分宁(今九江修水)、奉新,来到高安。他到了奉新,致信苏辙,说他“已至奉新”,不久便可“旦夕相见”。此时,苏辙正携好友和尚云庵(住洞山寺)和聪慧(住圣寿寺)同住建山寺,三人都做了个“迎五祖戒和尚”同样的梦。一说起这件事,都拍手大笑道:“异哉,世间果有同梦之人!”不久,苏辙便接到苏轼从奉新的来信。于是,三人便前往奉新迎接。他们同苏轼见面了,寒暄中聊起三人同梦这件事,苏轼也觉得奇怪。因三人中有两个僧人说梦话,不禁引起苏辙也说起梦见僧人的笑话来。苏轼说:“我母亲曾对我说过,在她诞我之前夕,曾梦见一位独眼僧人来我家投宿,及我七八岁时,亦曾梦过自己是。”苏轼话音刚落,云庵和尚似有所悟,立刻站起来说:“禅宗五祖的徒弟戒和尚,正是一只眼睛,且又是陕右人。他暮年时来到高安大愚寺,以后圆寂在这里,到现在已五十年了。”说到这里,他问苏轼今岁多大。苏轼答曰:“四十有九。”云庵又说:“八九不离十,你今年也可说是五十岁了。我们三人同梦,‘迎五祖戒和尚’不就是迎接你东坡吗!”这一席话,说得四人捧腹大笑。此后,苏轼在给云庵与佛印的书信中,也就往往自称“戒和尚”。后来,当地居士便筹款在建山寺悬挂“同梦堂”匾额,且将寺旁的一座桥叫做“一笑桥”。寻访高僧贤达苏轼到达筠州的时间是元丰七年四月二十九日。在筠州期间,除同弟弟苏辙一家促膝谈心外,便是游览壮丽的山川,走访苏辙在高安的故旧。端午节那天,苏轼携同三个侄子去真如寺(今大愚寺)看望苏辙的僧友聪慧禅师。聪慧是四川绵竹人,本姓王,喜吟咏。他来筠州后,常住真如、开善、圣寿三道场。苏辙寓居筠州时,因与他是同乡,加上自己官场失意,思想消极颓废,同他来往甚密。苏轼与聪慧说诗论道,高谈阔论了一通后,心情特别舒畅,即兴写了首诗《端午游真如寺》。诗中说,他同聪慧“高谈付梁罗,诗律到阿虎”。这样纵情畅谈,谈得很投机,因而“归来一调笑,慰此长龃龉”。同时,也表露出他同苏辙一家团聚后,既“快作西川语”,又“心与菖蜀苦”,反映出他那种甘苦参半、无可奈何的心声。公元前118年,长沙定王子刘拾建成侯在高安县城锦南侧筑金沙台,作为游观之所。金沙台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个叫刘平伯的人,此人“以敦朴持家,以诗书课子,睦族协邻”,时人尊为长者。苏辙被贬谪到高安后,得知他是个“贤士”,常常于公务之余,泛舟去他家拜访,诗酒唱和。经苏辙引荐,苏轼在高安期间也挤时间去拜访了刘平伯。临别,苏轼还挥笔画了四幅墨竹图作赠,并赋诗一首。诗曰:雨后东风渐转和,扣门迁客一经过。王孙采地空壁,长者芳声动薜萝。正尔谪居怀北阙,聊同笑语说东坡。山林台阁原无异,促席论心酌叵罗。据《金沙刘氏家谱》保管人说,东坡赠与刘平伯的墨竹图到民国时还存在,只是后因当地清溪村人将这画“用为质品”而失传了。现筠阳街道聂圩行政村有块石板,上刻“甘露亭”三个大字,行草、飞白,遒劲有力,传说为东坡访平伯时所书。
2020-03-19
风波不断《功甫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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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涛索赔3065元故宫专家:《功甫帖》之争引发侵权案在长久以来关于《功甫帖》真伪的争论中,多方业内人士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注册拍卖师,北京天问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季涛,先后发表多篇文章,从真伪讨论到对博物馆专家是否应在市场上做鉴定和评估及专家在企业兼职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4月,季涛称一个ID为“Mr让阿让”的新浪微博账户从今年1月11日起,多次对其发表了蓄意谩骂、贬损、侮辱名誉的言论。季涛表示经过查找,发现该微博的博主是就职于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的书画鉴定家杨丹霞。当月,季涛将杨丹霞告上法院,要求删除侵权微博,公开道歉,同时索赔经济损失3065元。5月26日下午,双方均由代理人出庭参加诉讼。被告认为,杨丹霞的言论并不构成对季涛的名誉侵权,其发表这些言论只是基于对季涛歪曲事实误导公众行为的义愤,主观上并无过错。此外,从字面上分析,杨丹霞的言论在正常的批评范围内,不属于法律所述的“侮辱诽谤”,季涛作为公众人物,也应当对相关言论承受一定的容忍义务。当天,由于双方争议较大,法官放弃调解。此案将于6月19日再次开庭。故宫专家:《功甫帖》是开门假的东西法庭上杨丹霞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在声明中,她感谢了季涛,“是他的起诉打破了我对刘益谦承诺不公开表态的魔咒”,“借机让公众能够了解,到底是谁,一直在撒谎”。此前藏家颜明曾发致刘益谦的公开信,称《功甫帖》拍卖前曾帮刘益谦咨询故宫和上博专家意见,并转达了专家一致看假的意见。而杨丹霞的说明中也提到在拍卖前,她已通过颜明转告刘益谦“不看真”,也与其顾问朱绍良多次表示疑点较多应当慎重。“凡是见过苏轼真迹的人、对宋代书法有研究的人、练过几年毛笔字的人,只要他的眼睛没毛病,平心静气、不带私心杂念来看这件《功甫帖》,其结论与我没什么不同。”杨丹霞在声明中称:“今年元旦,刘益谦当天中午12点多打我手机,问我现在上博的文章出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建议他退货,他说:‘不能退呀!我这个《功甫帖》回来,区里领导向市里打了报告,政府替我交了进关的钱,我现在退,怎么退呀?’随即他又提出,1月2日让人把《功甫帖》送到我家来,让我研究几天,然后看能不能写篇文章质疑上博专家在《中国文物报》上的论文。我拒绝了,因为《功甫帖》是开门假的东西。但考虑到古玩行业的行规和他收藏家的面子,我向他郑重表态:虽然不替他写文章,但也不会在公开场合以‘故宫杨丹霞’的身份对《功甫帖》说不好。”至于为何通过匿名微博发声,杨丹霞称有两个原因:一是“曾答应刘益谦不公开以故宫专家的身份表态”,二是因为,随着事件发展,“网上陆续出现了李路平、季涛、朱绍良等人捏造、转发上博曾藏《功甫帖》、钟银兰老师故意说假的谣言”,“除了抹黑上博,有人企图将这种恶劣手段用到故宫”,杨丹霞认为“某些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一定要说这件《功甫帖》就是真苏轼,也不关我事;但造谣可耻、可恶,必须要有人揭穿他们”。“但现在,我的好意似乎被解读、歪曲成道德败坏地穿马甲骂人了。”杨丹霞说。刘益谦:《功甫帖》是一面“照妖镜”季涛与杨丹霞的官司,不仅仅是名誉权之争,事件的关键全然围绕着《功甫帖》而来。29日,刘益谦以《我所知道的杨丹霞》为题,发表了新的声明。刘益谦表示,他与杨丹霞并无深交,在《功甫帖》引发争议,上海博物馆的钟银兰研究员等撰文称其是“双勾廓填”的伪作后,他在北京朋友的推荐下给杨丹霞打了一个电话,“(我)问她对《功甫帖》的看法,她说不看好,问她为什么不看好,她又说不出具体的理由,只是劝我退货。我说我已经请故宫的权威老专家看过原作了,他认为是真迹,想请她也看看原作,哪怕她同意上博专家的‘双勾廓填’说,也可以写文章说明为什么是‘双勾廓填’。她说不看原作,又说以前没有对《功甫帖》发表意见,以后也不发表意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反复说上博‘钟老师’还是有眼光的,她自己看画也很有经验。”针对杨丹霞声明中提及的刘益谦不愿退货的理由,刘益谦也否认了她的说法:“《功甫帖》完全是依据国家保税区相关政策入关的,我们也是履行了正常的法律程序才得以借展的。我怎么会因为计较正常的入关程序问题而去丢买低级假货这个更大的面子?”“我曾经在微信中戏称《功甫帖》是一面‘照妖镜’,多少人在它面前显出了原形。如今《功甫帖》就静静地挂在龙美术馆,四周是这次论辩双方的观点以及历代著录文字和实物的陈列,还有高清放大图片的展示。通过这次论辩,虽然我心中对《功甫帖》已有了明确的判断,但是我仍然希望这个展览是客观冷静的。无论持何种观点、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以来看看,其结果是无论是强化你的原有观点,还是改变你的固有判断,我希望都是由衷的,而不是强加的。”刘益谦表示。[链接]为何博物馆不许专家入市《功甫帖》的真伪之辩在社会上反响之大,几乎是改革开放以来该领域中最大的,一碗水为何会越搅越浑?这与博物馆专家向来不介入市场的“成规”被突然打破有关。1962年,国有文物局组织了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拟对全国各地所藏中国古代书画作全面系统的鉴定。1983年,成立了7人鉴定小组,谢稚柳任组长,组员有启功、徐邦达、杨仁恺、刘九庵、傅熹年、谢辰生。他们历时8年,共鉴定了8万余件中国古代书画,编入《中国古代书画目录》,该书已成为业界的经典。随着老一辈鉴定家们纷纷仙逝,基本上能对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一言九鼎的人都已成为了绝响。但近年中国艺术品市场飞速发展,古代书画鉴定的供需矛盾也格外突出,各种利益掺杂,渐渐地造成专家在市场上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因此,学术界只能对市场关门,故宫等国有博物馆规定,工作人员未经许可,不得以单位名义在外从事文物鉴定工作。
2014-05-31
千年惠州故事 从“木鹅传说”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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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鹅岭下有苏东坡书法“鹅”字吴大海摄惠州府城地形就像一只鹅,朝京门是鹅嘴,十字街是鹅头,朱紫巷是鹅颈,以下是鹅体和鹅尾何志成提供从飞鹅岭上俯瞰惠州城罗志明摄策划统筹/陈骁鹏夏杨文/羊城晚报记者吴大海古往今来,凡是历史名城,多半有古老又美丽的神话传说与之相伴,广州有“五羊传说”,而惠州,则有“木鹅传说”。传说中,有一位仙人骑着木鹅从北方飞来,看见惠州山清水秀,便降落西湖中不愿离去,木鹅化作一座山岭卧于湖畔。虽然传说中没有言明仙人名讳和到惠时间,但据专家考证,此传说是由南北朝谢灵运“梦游罗浮”演变而来。仙人的原型其实就是千余年前的南朝诗人谢灵运,他乘着鹅形木船到惠,在此“羽化登仙”。早在隋唐时期,鹅城传说就已在惠州广为流传,居民们甚至不会在城中打井,因为害怕伤到脚下这大鹅的背部。2018年,“鹅城传说”被纳入惠州市第七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壹“鹅城”文字最早见于苏轼笔下北宋绍圣三年(1096年),寓惠已有一段时日的苏轼在惠州水东白鹤峰为新居举行上梁仪式。一时间,“道俗来观,里闾助作”,苏轼的新居内热闹非凡。他乘兴提笔,创作出了大名鼎鼎的《白鹤新居上梁文》。这篇文章的开头,就用了“鹅城”二字:“鹅城万室,错居二水之间;鹤观一峰,独立千岩之上。海山浮动而出没,仙圣飞腾而来往。”这是惠州别称“鹅城”见诸文字的最早记录。根据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惠州文史学者何志成考证,这名句中的“仙圣飞腾”所指的就是“木鹅仙城”。苏辙之孙苏籀也在《跋惠州芳华洲刻石》中称:“鹅城,左江右湖,想其城如提坊,民如雁鹜,屋如舟舫,树如菰蒲,故有古牓嘉名,造物特发其秘。”南宋王象之所撰的《舆地纪胜》中,也提到了鹅城传说的故事:“仙人乘木鹅至此,古称鹅岭,因建城……至今称惠阳曰鹅城、鹅岭。”贰传说出自南朝谢灵运典故“王象之没有说明‘仙人’的名字和‘乘木鹅至此’的时间,根据惠州的古老传说,惠州古称‘鹅城’,是从南北朝谢灵运‘梦游罗浮’典故中演变而来。”何志成介绍,谢灵运是南朝刘宋阳夏人,宋文帝时因行为放纵流徙广州,不久又因谋反罪在广州被杀。在广州期间,谢灵运有一天夜梦罗浮,醒来后感而作《罗浮山赋》,最后几句曰:“发潜梦于永夜,若愬波而乘桴;越扶屿之细涨,上增龙之合流;鼓兰枻而水宿,杖桂策以山游。”何志成说,谢灵运按照梦境的启示,乘着一只两头竖起的小木船(即传说中的木鹅)从广州出发,游完罗浮后至增江(今属增城)与龙江(东江古称)交汇处,再朔龙江而上,来到古惠州。古语有云:“无水不东流。”何志成介绍,道教认为,逆水乃“仙源福地”,而龙江(即今天的东江)恰恰就是一条由东往西流的“逆水”,故谢灵运游览罗浮后,接着又乘坐小木船来到这块“仙源福地”。那时古惠州城江、湖连成一片,水天茫茫,仅有梌山、方山、南山等几座小山立在水中央,谢灵运来此,只能在小船里过夜。根据传说,第二天,谢灵运爬上一个小山游玩,并在那里飞升,留下的那只木鹅(小船)就是现在的鹅岭。事实上,谢灵运在广州被诛,大概因为后人讳说其事,演绎了这个传说。入隋后,隋文帝在这块木鹅变成的陆地上设立了循州(惠州古称)总管府,开创了惠州成为州(府)治的历史。叁“木鹅传说”隋唐就已流传清初,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水语》中说:“惠州城中亦无井,民皆汲东江以饮,堪舆家谓惠称鹅城,乃飞鹅之地,不可穿井以伤鹅背,致人民不安,此甚妄也。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不可以井,仅郡廨有一井,可汲而饮云。”何志成认为,古代的“鹅背”之说和屈大均的“地咸”之说都并非隋唐惠州府、县两城无井的原因,这实际上是因为惠州城区四面紧靠江湖,一般居民无需打井汲水。“这段记述至少可以说明,‘鹅城’的传说早在隋、唐两朝就已在民间流传。”何志成分析,当时惠州郡城内只有循州总管府前凿有一井,此井俗称“隋井”,位于今惠城区中山公园内。当年,这口井的井水就专供官府饮用,而居民只饮用江、湖之水的情况也大概可信。“木鹅传说”源远流长,影响颇大。当年隋文帝在广东设立的另一个总管府——广州总管府也与惠州一样,拥有美好的传说。据传,东周末年,五位仙人骑着口含谷穗的五只羊降临楚庭(广州古称),仙人把谷穗赠给州人,祝州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后隐去,而那五只羊便化为石羊,此后广州遂称“羊城”。“惠州的‘鹅城’传说和广州的‘羊城’传说异曲同工,美丽动人,千古传颂。”何志成说。肆“惠州要做好‘鹅城’文章”木鹅传说流传千年,为何关于飞鹅岭的诗句远比泗洲塔、朝云墓等的少?对此何志成分析,这是因为飞鹅岭向来是军事重地,文人墨客难以靠近,自然难以走近感受并尽兴创作。然而,虽然只能远观,但飞鹅岭毕竟是神话中仙人所骑乘木鹅所化,甚至被惠州人神话为“龙脉”。何志成介绍,据明朝叶萼所撰惠州西湖《全湖大势记》中记载,西湖诸山之脉,皆宗白云嶂。东出为石埭山、为大岭山、为望天螺、为佛子凹、为飞鹅岭,又由飞鹅后峰分枝,伏草坪穿湖入城,屈起于银岗岭,因此飞鹅岭为“郡龙入城首脉”。作为“郡龙入城首脉”,飞鹅岭历来受到保护,破坏它似乎会遭到“报应”。据光绪《惠州府志》记载,飞鹅岭位踞城南,可以俯瞰城中,清初惠州镇守刘国轩为了守御惠州城,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五月在飞鹅岭造炮台,掘堑沟一百五十丈,深、广各六尺。“龙脉”被毁,惠州城内官员便相继发生变故,当时惠镇副将刘成良、提督王可臣、知府李可成都在任内辞世。当然,这应该只是巧合。但古人很相信,为此,时惠州翰林龚章、郡绅叶维阳、府学训导卫金章、举人叶自发、贡生刘奇暨郡邑绅衿等,在康熙十二年十月共同捐资,填补飞鹅岭堑沟,由郡绅刘奇董其事,恢复飞鹅岭这“郡龙入城首脉”。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当时决定惠州北门为主攻,西门和飞鹅岭为助攻,选址下角文星塔后方高地和飞鹅岭后山丘为炮兵阵地。为此,东征军在飞鹅岭大掘堑沟,“郡龙入城首脉”再次中断。“古城规划,要彰显出它的时空感,惠州是一座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可是你到惠州走一走,却会感觉这是一个现代城市。”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理事、惠州民俗学者林慧文认为,目前惠州对“木鹅传说”的发掘还不够,这是惠州重要的特色和文化资源,飞鹅岭应成为惠州重要的地标和图腾。林慧文说,惠州应做好“鹅城”文章,首要做好飞鹅岭的规划,进一步体现出它的魅力与特色。
吴大海
20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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