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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陵小学：我和苏轼有个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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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圆中秋，情醉东坡”，在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延陵小学的孩子们再度亮相东坡公园诗文朗诵会，与市民共缅文豪苏轼，共抒中秋情思。身着国学服的孩子手持折扇，水袖轻甩，踏步徐徐，缓缓吟诵苏轼名词《鹧鸪天》……表演将诵读和舞蹈相结合，别有雅趣，台下观众报以阵阵掌声。延陵小学与东坡公园相邻，学校借力这位大文豪，提炼内涵、开发课程、设计活动，让孩子们在“东坡文化”中立德树人。东坡好课堂，各年级都有选择学校自2013年开始受邀参加全国“东坡学校”与东坡文化交流活动，组织教师赴湖北黄冈、江苏宜兴听课参观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学校尝试开发实施了“东坡文化”校本课程，三年级的孩子讲讲“苏东坡与常州的故事”，体会苏轼和常州的情缘；四年级的孩子诵读苏东坡的诗词，感受诗词韵律美；五年级的学生“走进苏轼生平”，了解文学大家的事迹；六年级学生“品读苏轼诗词意境”，浅略体悟东坡豪迈词风。该课程的实施让学生更接近中国古典文化，多样化的课堂形式更是让孩子们感受到“归去，满是情怀满是乐”的美丽。给苏东坡设计QQ签名，朋友圈学校还外聘“老师”，请进东坡公园仰苏阁的工作人员，为学生带来东坡文化大餐，将孩子们感兴趣的美食、歌曲、动画结合在东坡事例的讲解中，孩子们积极参与。师生也常常相约半月岛、古书院、品名家诗词。同时，组织孩子分批走进东坡公园担任志愿者，在实践中学习与体验。四（3）班的周琦老师说：“和东坡公园的合作活动让苏东坡不再是图片上捋着胡须，只会吟诗作对的古人，而是近在咫尺、实实在在、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物。孩子们还给苏东坡设计了QQ签名，朋友圈，用现代的方式了解优秀的传统文化。”东坡小明星，坡仙“范”可以有学校每学期举办“苏轼诗词诵读大赛”，有自选篇目表演朗诵，有必选篇目抽背，有加试题理解诗词内涵，有整班集体诵读……该活动已成为每年秋季的经典。六年级的张恬说：“我已经四次参加学校的‘诗词大赛’，还参加过学校的梦坡书社、苏轼与旅游、苏轼与美食等活动研究，让我感觉苏轼真是个有趣又厉害的人，也感受到古典诗词的美丽。现在我和小伙伴们课间都爱上了玩飞花令。”学校还挖掘“东坡精神”中的“仁爱、乐观、勤奋、博学”人文精神，成为德育体系的一部分，开展“东坡小明星”评选表彰活动，设计梅、兰、竹、菊四星晋级卡，进行表彰，包括学习、才艺、品德、体育多个方面，从多维度肯定学生进步，倡导学生人人要有坡仙“范”。陆敏副校长表示：现在的孩子看动漫、追明星，离传统的东西似乎越来越远，提炼东坡精神，学习“东坡范”，让现代元素融入传统文化精神，孩子们乐于参与，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陆振烨王芳文图

2017-10-17
国学教育：宋词与中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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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经过盛、中、晚唐的充分开掘后，创作愈来愈呈现出程式化的特点。当此之际，“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的“词”迅速崛起，它沿着晚唐诗坛巨擘李商隐重主观、重心灵世界、重表达纤细情感的创作思路，以“长短句”的新形式，再一次为中国古典文学开疆拓土。王国维先生所谓“词者之真”，便是肯定宋词对心灵与情感世界前所未有的开拓与表现。那些细美幽约、辞短情长的句子，千载之下仍令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与动容。宋词中的亲情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家庭、重视亲情，宋词对此多有表现。试观《沁园春·孤馆灯青》下阙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据小序，该词系苏轼“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苏辙）”，当时兄弟二人已七年未见。苏轼先是深情回忆了嘉祐年间与弟弟初至汴京的情景，“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以西晋文坛陆机、陆云兄弟自况，“胸中万卷”化用杜甫名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同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意。凡此种种，何等意气风发。然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便是苏轼历尽世事沧桑、宦海沉浮后的甘苦之言，如此推心置腹之语也唯有与胞弟倾诉。末句“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同其《洗儿》“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之意，东坡不愿至亲之人再为世俗的标准所羁绊，而仅以身体康健、优游容与相期。短短58字，包含三层意思，却又无不指向手足深情。同样写手足情而被誉为千古佳构的还有《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下阙云：“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该词作于苏轼密州知州任上，时值中秋佳节，皓月当空，词人与胞弟苏辙却无缘得见，只能通过饮酒填词抒发思念之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以极平淡之语道出千古共通之理，余韵悠长。末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则突破时间的局限与空间的阻隔，让一轮皓月把“各在天一涯”的亲人连结起来。此时，它已不再是简单指代特定个体间的情愫，而是月映万川，化作对天下离人的共同祝愿。时至今日，《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仍为全球华人所广泛传诵。如果说前两首词作都是讲血浓于水的思念，那么辛弃疾的《清平乐·村居》则主要着眼于亲人相处的日常。“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短短数语，一个温馨的五口之家跃然纸上，老夫妇阅尽世事而感情弥笃，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着，大儿子在溪边田地劳作，二儿子编织新的鸡笼，最小的孩子卧在小溪边上剥莲蓬吃。安宁的田园，和谐的家庭，平静的画面，这正是最普遍却也最珍贵的天伦乐趣与人间滋味。宋词中的友情友情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情感。自许“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柳永为人狂简，“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但每逢夜深人静，他也会轻吟“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竞留连”，感慨“别来迅景如梭，旧游似梦，烟水程何限。念名利，憔悴长萦绊。追往事、空惨愁颜”。看来，往昔与朋友共度的时光是柳永心中不多的美好回忆之一。“太平宰相”晏殊词作雍容，多写闲雅情调与旷达怀抱，然一涉友人远行，则云“画阁魂消，高楼目断，斜阳只送平波远。无穷无尽是离愁，天涯地角寻思遍”。词人毫不掩饰友人离去后的怅惘与孤独，他那无尽的思念超越了时空的界限，誓将陪伴好友行遍天涯海角。“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苏轼一生多苦难而少欢愉，困顿之中，他愈加感受到友情的珍贵。试观其《南乡子·送述古》云：“回首乱山横，不见居人只见城。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归路晚风清，一枕初寒梦不成。今夜残灯斜照处，荧荧。秋雨晴时泪不晴。”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与陈述古共事两年有余，感情深厚，后陈述古调赴南都，苏轼作此词相送。上阕“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山塔不过词人移情之物，意在点出作者曾亲迎述古、如今复为之饯行的事实，流露出光阴易逝、倏聚忽散之感；另一方面，山塔亭亭耸立，迎来送往，然终为无情之物，不解人世变迁，以此更衬托出词人送别友人的感伤。下阕佳处在以秋寒写友人离去后的凄清，衬托出词人内心的孤寂。末句“秋雨晴时泪不晴”更是妙生笔端，以对比手法突出了作者对友人的深情。宋词中的爱情宋词是“爱情文学”的百花园。“凤髻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词人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新妇的音容笑貌，“前段态，后段情”，这是诗词里难得一见的婚后生活画面；“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这是望眼欲穿的期盼；“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这是刻骨铭心的思念；“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这是此生不换的坚守；“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这是势要冲破现实阻挠的炽热。“空有相怜意，未有相怜计”，“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柳永揭示了爱情里的无奈；“记得小蘋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晏几道浅吟着爱情中的怅惘；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更是向世人展示了何谓矢志不渝的梦魂相守：“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这首《江城子》千百年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概括出某种人类共通的情感体验，即刻骨铭心的相思、痛摧肝肠的离别与生死不渝的忠贞。苏轼在词中“不完全是即兴式的有感而发，而是从原发的情感状态中超越出来”，把他对妻子的思念作为一个对象来重新认识。正是这种“平静的回忆”的介入，使词人的情感得以构造与重塑，从而达到了自我与社会的统一，从“小我”的情感走向人类“大我”。因此，《江城子》既是个性情感的自然流露，又同时表现了人类情感的本质。宋词中的家国情宋词中的家国情更是令人动容。安土重迁，古今所同，羁旅倦客晏几道听杜鹃啼鸣，恍惚间觉“声声只道不如归”，惟惜“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人行千里，不忘根本，周邦彦处人生上升期，意气风发，犹云“故乡遥，何日去？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眷怀乡土之外，还有对祖国自然与人文景观的由衷赞叹。试观潘阆《酒泉子》云：“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钱塘江大潮的盛况如在目前。复观柳永《望海潮》云：“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词人以鸟瞰式的全景构图法，为我们徐徐展开一幅北宋王朝上升期的宏伟历史画卷。举凡“东南形胜，三吴都会”“参差十万人家”“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千骑拥高牙”等句，或虚指，或实写，然无不字句铿锵、纵横捭阖，“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前人推许此词“承平气象，形容曲尽”，允为不刊之论。《望海潮》中国泰民安的盛世气象从此成为国人心中永远的美好映象，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国家的繁荣、民族的昌盛砥砺奋进。宋词之所以能成为词体的最高典范，原因之一就是它进一步深入心灵与情感世界，传达出异彩纷呈的人生体验和心理感受。每一首传唱至今的宋词佳构都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历的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共鸣。借用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话来说，宋词“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它在我们身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过漫漫的长夜”。(据《中国纪检监察报》)

2018-12-11
倒霉太子和滑头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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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从空中俯瞰隋唐时期的洛阳城，那一个个排列整齐的里坊，就像一个个方方正正的相框，框着人情冷暖、世事浮华。城的西南部有一个宣风坊。它紧挨定鼎门大街，离皇宫不远，是隋唐洛阳城内的超高档小区。洛阳隋唐史专家王恺说，宣风坊旧址大致在今洛龙区安乐镇大杨树村一带——若从如今的洛阳桥到定鼎门遗址画一条直线，宣风坊大致就位于这条线的中段偏西。它的大小跟隋唐洛阳城内的其他里坊差不多，东西长四五百米，南北长四五百米。宣风坊的“业主”皆非等闲之辈。隋唐几百年间，入住宣风坊的大人物一茬接一茬，比较出名的几个，如太子李重俊、宰相苏味道等，都与武则天有关。01“模棱宰相”的处世哲学苏味道的宅第，在宣风坊的西北部。老苏是武则天执政时期的宰相，懂政治，懂文学，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是当时洛阳城中的头面人物。他文采出众，与李峤、崔融、杜审言——杜甫的爷爷并称“文章四友”，而且文学基因强大，北宋大文豪苏洵、苏轼、苏辙都是他的后人。苏味道的作品传世不多，我们可以通过《正月十五夜》这首诗管中窥豹。隋唐时期，每逢正月十五，洛阳端门内外张灯结彩。相传，某年元宵夜，苏味道和朋友们结伴赏灯，随口吟出了这首好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把东都夜景描绘得美轮美奂。谁能想到，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却得了一个不太体面的绰号——“模棱宰相”。后人都道老苏为人太圆滑，有些瞧不起他。那时，武则天为了稳固政权，任用酷吏打压异己，洛阳的政治环境相当复杂，京城内人人自危。苏味道明哲保身，浑水摸鱼，很多同僚都倒台了，他的官帽却戴得稳稳当当。有人请他喝酒，向他讨教成功之道。他喝得飘飘然，推心置腹，倾囊相授：处理事情不要太早下决断。搞那么明白干吗？万一搞错了，反而会被上头追究责任。最好是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不明确表态，这样谁都抓不着你的小辫子。成语“模棱两可”便源于此。苏味道过了一段好日子。不过，“模棱两可”并不总是管用，武则天死后，苏味道被新皇帝撵出洛阳，贬到了四川眉州。许多年后，他的后裔子孙“三苏”进京赶考，路过洛阳，留恋洛城春色，梦想在洛阳买房置业，定居在此。02“倒霉太子”的绝地反击李重俊是女皇武则天的孙子、唐中宗李显的儿子。他原本住在宣风坊，当上太子后，搬出了这个里坊。李太子有点儿倒霉：他的亲妈是出身低微的宫女，老早就去世了；他的后妈韦后霸道狠毒，总想效仿武则天，跟闺女安乐公主轮番当女皇。这样一来，拥有皇位合法继承权的太子李重俊就成了母女俩的眼中钉。她们不把李重俊放在眼里，人前人后羞辱他。安乐公主在老公武崇训的煽动下，甚至想设计废了李重俊。李重俊气昏了头，领兵造反，杀了妹夫武崇训及其父武三思，直扑皇宫，然而大仇未报身先死，他自己反而被砍了头。03“文坛老宿”的传世咏唱武则天定都洛阳后，位置绝佳的宣风坊一度成为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心仪的黄金小区，“文坛老宿”李峤就住在坊中。李峤为人正直，爱憎分明。酷吏来俊臣在洛阳大兴冤狱、构陷大臣狄仁杰时，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武则天欣赏他的人品和才学，任命他当了宰相。史载，李峤才思泉涌，而且长寿，“文章四友”中的其他人过世后，他成了洛阳的文坛领袖，被誉为“文坛老宿”。他的咏物诗写得工致贴切，“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至今为人传颂。宣风坊中还有一个安国寺。安国寺的前身是隋代杨文思的宅院。唐代名相宗楚客、太子李重俊也在这座宅院里安过家。李重俊当上太子后，搬出了宣风坊，把旧宅改建成崇因尼寺，后改名为安国寺。唐宋时期，安国寺牡丹冠绝一时。北宋大文豪司马光在洛阳工作时，曾前往宣风坊安国寺赏花，写诗盛赞“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土沃得春多。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写道，安国寺有数十万株牡丹，每逢花开，洛城男女老少纷纷来此赏花、买花，宣风坊中热闹非凡。不管他们把古代的园林说得多好，现在的洛阳人也不会羡慕：如今的洛阳遍地花园，处处美景，惹多少外地人羡慕！

张丽娜

2022-05-19
古今“外号”谁最多众人齐指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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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因为他太有名了，不只是宋朝人，就是后人也经常会给他起一个外号，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苏轼一个人就有差不多七十个称谓。常山赵子龙放在唐朝，应该称其为赵常山，就像韩愈的韩昌黎（郡望），柳宗元的柳河东（籍贯）。要是在宋朝，估计就该是赵一身是胆或者赵长坂坡了。此处参见欧阳修的醉翁和苏轼的苏东坡。不过，宋朝士大夫轻视武夫，不是什么文化人的赵云不管他长得帅不帅，他的外号很可能只是叫做赵大枪。宋朝的史料中，使铁锏的就叫张铁锏（张玉），而更多的是郑大刀、刘大刀等，连完整的名字都没留下。而文人士大夫，那外号可就多了，外号不算是什么贬义，包含了别号、自称、绰号等等。尤其是苏轼，他太有名了，不只是宋朝人，就是后人也经常会给他起一个外号，有研究者粗略统计过，苏轼一个人就有差不多七十个称谓。唐宋文人“外号”很多由作品而来和李白杜甫等一个时代乃至后来的诗家们都挺无奈的，因为诗仙诗圣连诗鬼都有了，甚至还有“诗天子”，所以关于褒美的文人雅号只能另辟蹊跷。既然夸不了那么神圣高大上的，就从夸其作品这小处着手吧。“长笛一声人倚楼”，作者赵嘏就被称为“赵倚楼”。郑谷则因为一首《鹧鸪》而成了“郑鹧鸪”。韦庄有名作《秦妇吟》，所以被称为韦秦妇？不是，是“秦妇吟秀才”，感觉作品比人有名似的。唐朝有雅号总结了文人的诗作特点的。比如“许浑千首湿”。就因为他的诗中多写水。而初唐四杰中，一篇檄文让武则天呼头疼的骆宾王，因为他的文作中特别喜欢用数字表达，所以被称为“算博士”。另一位杨炯，这个雅号就不太雅，“点鬼簿”，意思是说他的诗里，总用一堆死去的古人名作排比句。乾隆这个十全老人能写诗吧，估计比不上唐朝末期的诗人王仁裕，王诗人写诗写了一万首，人称—“诗窑”，就是诗歌也能批量生产的意思。通常来说，唐宋文人还是愿意别人用自家的得意诗作来雅称自己的。张先的词《一丛花》中有：“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欧阳修非常喜爱，当张先登门造访时，欧阳修就称他为“桃杏嫁东风郎中”（当时张的官职为郎中）。苏东坡给弟子秦观起外号“山抹徽云君”，出自秦观的“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秦观的女婿叫范元实，一次酒宴上，有人问他能解曲不，范元实颇为骄傲地回答：我是山抹微云君的女婿，你说我能不会吗。再看看宋朝其他名作。“试问闲愁都几许？”一首青玉案成就了贺铸贺梅子。“只寄得相思一点。”张炎作《孤雁》词被称为“张孤雁”。无独有偶，鲍当作《孤雁》诗，就成了“鲍孤雁”。而张炎还有“回首池塘青欲遍，绝似梦中芳草。”词咏春水，又得名“张春水”。大宋朝还有位“红杏尚书”——宋祁。“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就是他的名作，所以被冠以红杏之名。六大家的“外号”都有啥？宋祁曾与欧阳修合著《新唐书》，有人说“红杏尚书”就是欧阳修送给他的。欧阳修起的名都挺怪，自己不到四十，就自称“醉翁”，送给写下范仲淹一个外号是“穷塞主”，其理由是：“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欧阳修的别称比较单调，醉翁之外就是他另一自号“六一居士”，别人因此尊称他为“六一老”或“六一翁”。和欧阳修岁数差不了多少的苏洵，《三字经》里称他“苏老泉”。不过，和苏轼时代最近的叶梦得早就说了，苏东坡晚年自号老泉山人。所以还是“老苏”算是苏洵的专用别称了。苏辙的话，肯定是“子由”了。宠弟狂魔苏轼笔下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子由”，也就是苏辙的字。曾巩确实是八大家里比较透明的，算得上别名的就是“曾南丰”了，和柳宗元被称“柳河东”一样，南丰是曾巩老家。王安石的别称和他的政治立场有关。“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是为“三不足”，王安石也被称为“三不足相公”。不过这三不足是他的政敌总结的，王安石自己不承认说过。还有个“拗相公”也是说王安石锐意变法，时有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王安石还有个自号就是“半山”。古代文人在名和字之外常有“号”。赵匡胤也有个号，叫“铁衣士”，大概是表扬自己一条齐眉棍打下四十军州。宋徽宗则自号“教主道君皇帝”，结果这位有道明君被金人带去“北狩”了。宋徽宗还曾下旨从文化上消灭已死二年的苏轼，“天下碑碣榜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不过，外号就有七十来个的苏轼身后名岂是一个亡国皇帝能毁掉的。苏轼的别号你知道有多少？因为数量众多且五花八门，所以从苏轼的这些称谓可以看成古代文人别号的来源的分类汇总。古代文人的称谓主要有名、字、号、斋、排行等几大类型。古人的字、号、斋，是所有人都可以直呼的，只不过晚辈们，往往会加上“公”“翁”等，表示对其的尊重。首先看自称也就是号。苏轼自号东坡居士，是因为仰慕白居易，所以也将自己在黄州种的地命名为白居易诗中的东坡。也就有了他自称过的东坡老、东坡病叟、东坡翁。而东坡旁筑玉堂，他又自号“玉堂仙”。苏轼儒释道都有涉及，所以又曾自号铁冠道人和戒和尚。从海南岛被赦免后，苏轼被任命管理成都玉局观，他就又自称“玉局老”。因为老家是四川眉山，他也曾自号“眉阳居士”，而苏氏祖坟旁有一老翁泉，所以他又自号“老泉山人”。再者就是古人常常以姓加上籍贯或任官地为别称。因为老家是眉山，所以苏轼被称为“眉山公”“苏眉州”和“苏眉阳”。而根据他的任官地，就有“苏杭州”“苏徐州”等等了。就连他被贬之地，也成了他的称谓，如“苏黄州”“苏儋州”。还有就是加官职也是别称的一种，比如“苏太史”“苏礼部”等，比较有特点的是“苏贤良”，这个不是说他的品行。而是苏轼曾应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此科非常难考取，北宋直到苏轼时，考入优等的，也不过两人。再有的就是朋友们给他起的绰号和后人们对他的尊称了。这就包括长帽翁、秃鬓翁、白发兄、笠履翁、苏大胡子等。“长帽翁”是因他喜欢戴高高的长帽。“笠展翁”，则是因为他喜欢戴斗笠、登木屐、执手杖。晚辈后人尊称则有“坡仙”“苏仙”“苏公”“坡公”或“坡老”等。其他的还有狂副使、老农夫、雪浪翁、苏端明、西湖长、白发兄、香案吏、思无邪斋、德有邻室、毗陵先生、髯苏、髯公、髯翁、文星、奎宿、妙喜老人等。当然更高档的是“诗神”“词圣”，而最正式的尊称就是带上苏轼的谥号了，也就是称其苏文忠公。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外号都是苏轼起的文忠这个仅次于“文”和“文正”的文臣谥号是南宋高宗给苏轼的，而在苏轼活着的时候，虽然文学上被皇帝们喜爱，但是却一直没给他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甚至为了苦其心志，越贬越远。当然这与苏轼在政见上不肯与任何人妥协有关。像曾巩那样不妥协也不吭声也没关系，苏轼却是深得韩愈“不平则鸣”的真传，看不顺眼就要表态。就说起外号这事，司马光和王安石代表旧党新党争得热火朝天的。司马光说王安石是“拗相公”。本是旧党阵营的苏轼就说司马光你也差不多，就是一犟“司马牛”。转过头又给王安石起外号——“三不足”。等旧党获胜了，苏轼又给司马光起了个外号——“鳖厮踢”，鳖就是甲鱼，遇到事就知道往泥里钻，而钻的时候腿总是小腿乱踢，苏轼的意思就是说司马光固执得可笑。苏轼和朋友在一起更是火力全开。有个研究历史的叫刘贡父，因为生病，眉毛快掉光了，而且鼻梁也断了。喝喝酒苏轼就引用了刘邦的大风歌来说刘贡父，“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壮士兮守鼻梁”，刘贡父此后就有外号“刘眉飞扬”。河东狮吼也是苏轼这传出来的，就为了笑话他朋友陈季常是个“妻管严”。说他媳妇一喊，陈季常拐棍都拿不住了。对自己家人，苏轼也不客气，他叫他二儿子“长头儿”。就是脸长，当然这个该是遗传吧。呵呵。一笑。此处非敷衍，而是苏轼书信中挺喜欢写“呵呵”的。在写了“老夫聊发少年狂”那首《江城子》后，苏轼给朋友写信，“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傲娇之气跃然纸上，令人不禁莞尔。“今天教你做一道汤，做好后喊你媳妇一起吃，呵呵”。“我只要睡舒服了，写东西那才叫顺溜，呵呵”。不知道称他“苏呵呵”会不会被他的粉丝打死。林语堂曾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辽沈晚报主任记者李振村

2020-12-29
放逐与回归（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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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委曲《厚货财》两篇强调“节用以廉取”（节流），与王安石强调开源不同。苏轼指责朝廷对“天下之利，莫不尽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关有征，市有租，盐铁有榷，酒有课，茶有算，则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尽用矣”（《省费用》）。为了节流，苏轼主张：一、取消郊祀赏赐与佛老宫观“岁给以巨万计”的大量费用；二、裁减冗官；三、裁减冗兵。《训兵旅》三篇和《策断》三篇，都是为了抵御辽与西夏侵扰、防止人民反抗而提出的强军措施。在《策别安万民·教战守》中，苏轼已经描述过：“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士大夫也口不言兵，“以为生事扰民”。特别是“缘边之民，西顾而战栗。牧马之士，不敢弯弓而北向。吏士未战而先期于败”（《策别训兵旅·蓄材用》）。这样的民风士气，怎么能战斗呢？故而他主张“使平民皆习于兵”“使士大夫尊尚武勇，习讲兵法”。他还反对募兵制，提出“兵出于农”，兵农合一。他认为对辽与西夏，应采取主动，“示之以不惮，形之以好战”（《策断》一）。就是说，你越怕打，对方越要打；不怕打，做出打的姿态，反而可能打不起来。苏轼这次应制科试，“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一点也不拐弯抹角。甚至指责仁宗无所作为，“未知勤”“未得御臣之术”，指责“大臣不过遵用故事，小臣不过谨守簿书，上下相安，以苟岁月”；并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御试制科策》）。他自认这些看法都是自己独立思考的结果，凡他不赞成的，“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虽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悦于世也”（《上曾丞相书》）。确实，无论是持重老臣，还是激进新派，都“不悦”。据《苏诗总案》载，对苏轼的《进策》，“韩琦亦不善，王安石尤嫉之”。当时韩琦为相，王安石任知制诰。这里再提一提苏辙。虽然他比哥哥老成持重，但目下正处于“少年喜事，诚有意于功名”（苏辙《谢两发运启》）的阶段，加以皇帝亲临监考，“是日晚，仁宗自延和步入崇政，过所试幄前。瞻望天表，最为亲近”（苏辙《追记侍迩英讲四绝自注》），而且策问题目是讲仁宗有忧惧之心，希望直言朝政得失，便以为“方今群公在朝，以君子长者自处，而优容天下彦圣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无患”（苏辙《上曾参政书》），于是便以赤子之忱，直言极谏：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陛下正相反，“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听人讲，“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无度，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如久而不止，将蹈三代及汉、唐末世的“女宠之害”。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3-05
苏轼给惠州带来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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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广东省惠州市，最先想到什么？苏东坡、惠州西湖、罗浮山……苏轼，这位宋代大文豪，当年因政治失意，被贬谪到惠州这个南方小城。从此，他成了惠州这个城市的文化名片。“一从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清代诗人江逢辰的这句话，概括出了惠州人的文化自信，那是苏东坡留给这座城市的千年荣光。苦涩心境苏轼的惠州缘起在中国文化中，苏轼是人气十足的大文豪，但他的人生却并不如意。因卷入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争，苏轼一生跌宕起伏，仕途十分坎坷。他曾三次在朝廷为官，春风得意时八个月内被擢升三次，官至兵部尚书和吏部尚书；失意时三次遭贬外放、颠沛流离，直到生命终结。千年之后回望这位历史伟人，仍令人唏嘘不已。想当年，从蜀地眉山走出来的青年才俊苏轼，凭着横溢的才华，仕途也顺利了几年。不过，因其张扬的个性，终因文获罪，第一次跌到了人生低谷。政局变幻，元祐八年（1093年），掌权的北宋宣仁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这是苏轼又一段坎坷历程的开始。哲宗启用新党，尽逐元祐大臣。本就站在新旧两派之间的苏轼，难免遭受排挤。绍圣元年（1094年），在政敌报复下，苏轼被冠以“讥讪先朝”的罪名，贬为“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这一年他已经59岁，颠沛流离的贬谪路上，未免心情灰暗。祸不单行，就在他前往英州的路上，再次被贬为“远宁军（今广东普宁）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他只得脚步踉跄着继续南行。不过，灰暗的南行路上，还是有一抹亮光的。虽然遭贬，但他毕竟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一路上倾慕者不少。尤其在清远，他遇到了顾秀才。顾秀才听说他的被贬之地，向他热情地介绍了“惠州风物之美”。失意之人易满足，那一刻的惊喜，让苏轼溢于言表。他写诗记录：“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住玉堂仙。”对惠州的“向往”使他开始有了陶渊明挂冠归隐的欢快，他还准备着要去罗浮山寻访葛洪！在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之后，苏轼终于到达惠州。还没下船，热情的惠州人已聚在码头欢迎他。当时的惠州主政者詹范对他也很不错，把当时接待朝廷官员的“合江楼”给苏轼住。惠州没有辜负他的向往，他也对此表达了欣慰和欢喜。“海山葱曨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就这样，惠州幸运地迎来了给本地文化带来无限荣光的大诗人。寄情山水西湖畔的乐与痛大文豪的到来，惠州另一个文化符号也开始闪亮，那就是西湖。向逆境中的苏轼敞开温暖怀抱的，不止有此地的官员及淳朴善良的惠州百姓，还有风光秀美的惠州西湖。当时还不叫“西湖”，而叫丰湖。苏轼曾任杭州太守，杭州西湖的美名和大文豪的声名相得益彰。多年后带着杭州西湖美好记忆的苏轼来到惠州，也喜欢上了比杭州西湖大两倍的惠州丰湖，丰湖边留下了他密密匝匝的足迹。他不仅白天游湖，兴致一来，夜晚也出游，这写进了他的诗文：“予尝夜起登合江楼，或与客游丰湖，入栖禅寺，叩罗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晓乃归。”并诗云“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后人云：“东坡到处有西湖”。而惠州西湖的得名，其实就和苏轼有关。惠州丰湖位于惠州老城之西，苏东坡习惯地称之为西湖。刚到惠州不久，他就在一次游湖后，颇带醉意地写道：“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赠昙秀》诗云：“人间胜绝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西湖北望三千里，大堤冉冉横秋水。”再后来，他的诗文中屡屡出现“西湖”叫法。南宋之后，人们普遍将惠州丰湖称为“西湖”。曾写出《东坡寓惠集》的明代大学者张萱诗云：“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亦自东坡公”。惠州西湖因苏轼得名，也因苏轼而扬名。经他诗文传扬，惠州西湖完成了从“民生工程”到“风景名胜”再到“文化遗存”的升华与过渡。其实在历史上，与惠州西湖有关的名人数不胜数，名声较大的有杨万里、文天祥、黄遵宪、丘逢甲等，但要说对惠州西湖影响最大者，还是苏轼。当然，苏轼在惠州的日子并不都是诗意的。对他打击最大的，就是他的爱妾王朝云的病逝。在他被流放前，前两任妻子均已去世，王朝云名义上是他的侍妾，实际上是颠沛流离中照顾他生活、给他心灵慰藉的人。怀着内心的悲苦和孤独，苏轼将王朝云葬在了惠州西湖边的孤山上。还有个不如意的事，就是善待他的主官詹范要调离，增添了他贬谪生活的感伤。想着新来的地方官未必会对自己这么好，加上朝局变化，他几乎“心灰意冷”，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打算，决心搬出合江楼，“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白鹤峰的“苏东坡故居”，在全国范围内来说，是唯一有据可考东坡亲自筹建的房子。虽然地面建筑屡经破坏，但故址一直明确，至今“东坡井”等历史遗存犹在。

2021-04-03
“学陶”与“和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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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以苏轼的文学成就，要说“独好”谁的作品，尤其是在诗歌方面，那简直是将此人捧上天了。因为东坡先生本身在唐宋八大家中已经独领风骚了，能入他法眼的屈指可数，让他老人家“独好”的，可谓高人中的高人，高手中的高手了。此人是谁呢？苏轼曾说，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过也。苏东坡已经将陶诗置于李杜之上，这种评价简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苏轼终生视陶渊明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爱其诗，慕其人，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崇拜陶渊明，简直五体投地、无以复加。他身体不舒服时，就找陶渊明的诗来读，但每次只读一篇，因为陶渊明的诗很少，他怕读完了，以后就没有用来排忧遣闷的了。这在苏轼《东坡题跋·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中是有记载的：“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唯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在取东坡居士这个号之前，他曾给自己取了一个与陶渊明有关系的号“鏖糟陂里陶靖节”，“陶靖节”就是陶渊明。这个名号由于生僻拗口又太长所以没有叫起来。他在《与王定国书》里说了这件事，“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其实在苏轼之前，陶渊明就有一位“铁粉”，就是梁武帝萧衍长子昭明太子萧统。如果没有昭明太子，陶渊明有可能被埋没。他一直为陶渊明摇旗呐喊，不仅写了《陶渊明集序》，还专门写了《陶渊明传》，对陶倍加赞赏。在昭明太子的基础上，北齐杨休之又编写了十卷本《陶渊明集》，内容更加充实。按理，朋友的朋友就该是朋友吧，昭明太子是“陶粉”，苏东坡也是“陶粉”，两人应该惺惺相惜吧？当然，昭明太子要比苏东坡年长好几百年，根本没见过这位“同好”的小老弟，自然无法与东坡相惜了。可东坡虽为晚生，却不但没惺惺相惜，甚至还对昭明太子很有意见。因为昭明太子萧统虽然呕心沥血搜集《陶渊明集》，却在序文中因《闲情赋》非议了陶渊明一句，结果呢，就被苏轼终身拉了黑，连带萧统领衔编纂的《文选》，都被他左挑毛病右挑不是。陶潜得粉丝如此，也是一种另类的有幸吧。此前，陶渊明只有一个粉丝，是苏轼一下子将其抬高到了独一无二的地步，甚至顶礼膜拜；是苏轼发现“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发掘了陶诗在极其平淡质朴的形象意境中所呈现出的美和艺术巅峰。苏轼对陶诗的推崇，本质是对陶渊明为人的推崇，是对这位老前辈人生观价值观的推崇。“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对于人生的空幻、禅悟、淡漠、奉儒家而入佛道，评世事而作玄思，求超脱反困顿，欲排遣反戏谑的极其复杂、矛盾、困苦的艺术体现，他的那种退避社会和厌弃世俗的人生理想和人生态度，恰恰暗合了陶渊明的极端愤俗的人生理念，也只有陶潜最合乎苏东坡的理想标准了。陶渊明归园田居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着苏轼，他也像陶渊明一样，饮酒、游赏、躬耕，在这种田园生活中寻求着心灵上的自适。苏轼在一首《江城子》中说：“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说陶渊明是他的前生。在《陶骥子骏佚老堂二首》中说：“渊明吾所师，夫子仍其后。”苏轼将这位东晋时代的大诗人私淑为自己的老师。在对陶渊明的学习中，一方面是对陶渊明精神自由的推崇，一方面是对其美学风格和人生境界的向往。在写给苏辙的信中说：“渊明形神似我”。他对陶渊明不仅是出于诗风的倾慕，也有着人格上的真心膜拜。东坡晚年非常推崇陶渊明，除了仰慕渊明淡雅飘逸的诗风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羡慕欣赏陶渊明无可比拟的性情直率，感情真挚。陶渊明在临终时说：“吾少而穷，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东坡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轼一生推崇、师法陶渊明，“学陶”与“和陶”，但不是简单趋同和模仿，而是以陶渊明为知己，这点尤为值得称道。

2019-10-11
欧阳修的醉与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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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醉与醒（四）欧阳修像《集古录跋》卷（局部）欧阳修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祝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宋代文人贬谪的高峰，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和艺术史创作的高峰。范仲淹被贬知邓州，写下了《岳阳楼记》；苏舜钦被开除公职，扁舟南游，旅于吴中，写下《沧浪亭记》；欧阳修被贬知滁州，写下了《醉翁亭记》。《岳阳楼记》《沧浪亭记》《醉翁亭记》，中国散文史上这著名的“三记”，居然都写于同一时期，而且都与贬谪、削籍这些倒霉的事有关。贬谪地亦是精神再生之地这些宋代文人的贬谪之地，也因此不再是他们临时待过的一个地方，而是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再生之地。欧阳修自号“醉翁”，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黄庭坚自号“涪翁”（黄庭坚另一号为“山谷道人”，是他在赴任太和知县时取的），都是以贬谪之地为自己命名，以此来表达对它们的纪念。这些贬谪之地、流放之所，也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圣地。对中国现代作家，故乡是最重要的，无论来自绍兴的鲁迅，来自湘西的沈从文，来自呼兰河的萧红，故乡都是最重要的文学资源。宋代艺术家一生创作的原动力则来自贬谪之地，他们的故乡，如欧阳修的庐陵、苏东坡的眉山、黄庭坚的修水，却很少引起注意，对他们政治和艺术生涯的影响，也不及贬所。故乡是他们生命的原发地，贬谪之地却成了他们生命的“二级火箭”，直接决定了他们飞行的高度。在贬谪之地，他们脱胎换骨，变成了那个最好的自己。这是贬所的风水所养，是艰苦的环境所炼，也是他们的内心所修。欧阳修在醉翁亭里饮酒，与此同时，在长江中下游的姑苏城里，他的好友苏舜钦也在沧浪亭里饮酒。那时没有手机，不通微信，他们却在酒的倒影里看见了彼此。这是一种别样的相逢，玉液琼浆，让他们身隔万里却心神相通。所以苏舜钦说：“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觞是酒器，用来指代饮酒）；所以欧阳修说：“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所以苏舜钦把《沧浪亭记》寄给欧阳修，欧阳修写下七言古体诗《沧浪亭》回应。最后几句，我以为是对他们心路历程的极佳总结：崎岖世路欲脱去，反以身试蛟龙渊。岂如扁舟任飘兀，红蕖渌浪摇醉眠。丈夫身在岂长弃？新诗美酒聊穷年。虽然不许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间传。散文笑傲古今是宋初文坛盟主“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醉翁亭记》）此等绝美文字，是欧阳修在滁州“修”来的。欧阳修不只“修”身、“修”心，还“修”亭。没有滁州，欧阳修就不会“修”醉翁亭；“修”了醉翁亭，欧阳修才会写下《醉翁亭记》；写下《醉翁亭记》，欧阳“修”才真正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欧阳修”。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要感谢宋仁宗，感谢贬谪，感谢他生命中所有的挫折。当然，他最该感谢的，是滁州。他其实还应该感谢自己，因为他的精神世界，已经随着命运的变化发生了变化。滁州的欧阳修，已不再是汴京的欧阳修。搞艺术犹如谈恋爱，在适合的地点，在适合的时机，遇到了适合的人，才孕育出了这样适合的文字。唐宋八大家，是散文的八大家。若说词，欧阳修不如他的晚辈苏东坡、辛弃疾有浩荡之气；若说书法，也比不上苏、黄、米、蔡。但欧阳修的散文绝对可以纵横四海、笑傲古今。唐宋八大家中，唐朝占两位，即韩愈、柳宗元；宋朝占六位，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八位中，欧阳修是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在他的前面，站着韩愈、柳宗元，他们破骈为散，“文起八代之衰”，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和“词必己出”的独创精神。欧阳修则把这样一种文体精神带入宋代，醉心于清新流畅、平易自然的风格，一个写作者内心世界的丰赡与深厚，是从文字里流出来的，无须靠艰涩古奥、装腔作势的文句来吓唬人。写作者的内心深厚了，表达反而云淡风轻。《醉翁亭记》里，我们看见了滁州的山、水、云、树，也看见了欧阳修自己。中国古典诗词曲研究家郑骞先生说：“上古以至中古，文化的各方面都到唐宋作结束。就像一个大湖，上游的水都注入这个湖，下游的水也都是由这个湖流出去的。而到了宋朝，这个湖才完全汇聚成功，唐时还未完备。”假如宋代是一个大湖，欧阳修就是湖边的一个池塘，平静、深厚，不浮躁，不喧嚣，无风不起浪，有风也不起什么大浪。但韩愈、柳宗元的文脉流过来，汇聚到他这里，与山水风物相结合，与他的魂魄精气相结合，自成了一种气派，又经过他，分蘖出许多支流，让后人在最大面积上得到恩惠。宋朝的“六大家”，乃至宋初的文坛，欧阳修无疑是核心，是盟主，是灵魂人物。有他的招引，散文“六大家”才能齐聚北宋文坛，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史上最辉煌的记忆。书法敦厚中见凌厉自成一家南宋时，曾有人买到《醉翁亭记》手稿，发现文章开头曾用几十字描写滁州四面有山的环境气氛，最后全部涂抹掉，只留“环滁皆山也”五字，极其简洁有力，可见欧阳修把“务去陈言”落到了实处。也正因如此，当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苏洵携二子（苏轼、苏辙）入汴京应试，谒见当时已是翰林学士的欧阳修，欧阳修一见苏洵文章，就心生欢喜。第二年苏轼、苏辙、曾巩参加科举考试，作为主考官的欧阳修见到苏轼的试卷（因糊名制，阅卷时还不知考生名字），就眼前一亮。那一年，苏轼第二、曾巩第三、苏辙第五。苏轼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回信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来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还说“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着我”，意思是三十年后就没人知道我，只知道苏轼了。而王安石，是曾巩介绍给欧阳修，才步入北宋政坛的，王安石也说：“非先生（指欧阳修）无足知我也。”可惜的是，欧阳修的墨迹，南宋人看得到，如今可见的，却只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灼艾帖》，辽宁省博物馆藏《自书诗文稿》，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集古录跋》、《上恩帖》等，屈指可数了。其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灼艾帖》，是欧阳修给长子欧阳发的信札。帖中“见发言”，不是他看见了什么，要发言，这“发”，就是欧阳发，“发言”，就是欧阳发说的话；“灼艾”，是艾灸，中医疗法之一，通过燃烧艾绒熏灸人体一定的穴位。《宋史》曰：“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据介绍，“彼时，他听长子欧阳发说，故人有恙，曾经灼艾治疗，便书帖询问身体近况如何，并邀故人相见，当面一起聊聊天。”有这么一段评述，深得我心：“这一卷《灼艾帖》，想必也是带着酒意写下来的。顿挫起伏，转折迂回，像风一样无形，像水一样波浪，绵如虬枝，细如卧蚕，豪气里带着柔情，从容里带着迫切，思相见，思相见，不知故人何时来。”“书法上，他称不上大家。但年少时芦荻作笔，在地上习字，笃之弥深，也有独到见解：不能专师一家，模拟古人，而贵在得意忘形，自成一家之体，否则沦为书奴。”欧阳修书法，敦厚中见凌厉，练达中见机趣。苏东坡评说欧阳修书法时用了八个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一如他的散文，更如他的本人。所以见欧阳修的书法，就像看见了欧阳修：苍颜白发，清眸丰颊，手执酒壶，坐在众人中间，一杯复一杯地畅饮，那么的烂漫自由。等酒壶里空了，起身欲寻，一个趔趄，碰落一树梨花雪。《故宫的书法风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祝勇

2022-03-21
“一蓑烟雨任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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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王丽静你见过苏轼、苏辙、苏迈、苏过四人的书法作品同时展出吗？近日，台北故宫博物院“人气国宝展”第二档国宝重磅来袭,展出了《苏氏一门法书》，为大家呈现了一场苏氏家族的书法盛宴，直接引发了书法圈新一轮的热度。在这其中，尤以苏轼的五封信札最为夺目，其信中都写了什么内容，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苏轼在这段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波折……这五封信札看似只有寥寥数语，却与当时苏轼的处境和心境一一对应，呈现出他人生不同时期的真实心声——这五封信札都是苏轼写给杜氏家族的信，每封信都是寥寥数字，但却为我们展示了苏轼早、中、晚不同时期的书法风格。早期，苏轼意气风发，书法字体清秀，风格沿袭“二王”一脉。到了中期，他的书法风格随着心境的改变，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少了晋人的清逸，多了些颜真卿和杨凝式的“雄强”，书法也从二王书风转向了“尚意”书风。晚期，苏轼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他的书法更加成熟稳重，情感也于笔尖自然流露。年少名动京师意气风发锋芒毕露苏轼是大文豪苏洵的儿子，从小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他二十一岁便登进士第，被当时的主考官欧阳修赏识，欧阳修曾预言苏轼的文章必将“独步天下”。因欧阳修的褒奖，苏轼刚出道就名动京师，事业可谓顺风顺水。此时的他充满了理想和抱负，一腔热血，要报效朝廷。治平二年（1065年）正月，他刚结束凤翔的三年任期，调回京城负责编修国史，虽然没有实权，但也是文人们向往的清闲官职。在此期间他接触了宫中所收藏的大量墨迹珍品，其中就有二王的书法。三十岁的苏轼意气风发、锋芒毕露，他的书法与他当年的性格很像，字体清秀取法二王，有着晋人尺牍的风貌。苏轼的《宝月帖》就书于治平二年（1065年），是他写给杜叔元的信札，只有四行，共四十二个字，也是目前苏轼传世最早的墨迹，此时还未形成苏轼“石压蛤蟆”的独特风格。这一年，苏轼的父亲苏洵编撰了一百卷的《太常因革礼》特别忙，而且这时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时间给朋友杜叔元写信问候。他收到了苏轼堂兄宝月的来信，宝月在信中提到了杜叔元。而且杜叔元的儿子杜道源刚任监簿一职时，他也没有来得及祝贺，于是苏洵让儿子苏轼帮忙给杜叔元写了这封信。就在这一年，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因病去世，年仅二十七岁，留下了不满七岁的儿子苏迈。王弗十六岁就嫁给了苏轼，她经常帮助性格直爽的苏轼辨明人情是非，是苏轼的得力助手。二人性格互补，相互依赖。王弗在去世前仍然不忘叮嘱苏轼要听其父亲苏洵的话，防止被歹人算计。在王弗去世十年后的一个夜晚，苏轼梦到了王弗，梦醒后写下了“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在妻子王弗去世后的第二年四月，苏轼的父亲苏洵也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于是苏轼和苏辙两兄弟护送苏洵的灵柩回四川眉山老家，为父守孝三年。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四川老家，因为他此后的生命中，将降临那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重获新生苏轼变成了“东坡居士”“乌台诗案”让苏轼在狱中遭受百般折磨，两个多月的审讯让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到了极大的凌辱和摧残，就连隔壁关押的狱友都看不下去了。在狱中，他写下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的绝命诗。在苏轼被囚禁一百三十天后，神宗大赦天下，他终于活着走出了牢房。明明知道“平生文字为吾累”，但苏轼出狱后的第一件事，还是作诗。“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看似苏轼很洒脱，实则他是在安慰自己，人生在世犹如匆匆过客，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要过好余下的日子。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家家户户都沉浸在喜庆中，苏轼却在冰天雪地中启程前往被贬之地——黄州，他也做好了此后都在黄州生活的准备。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一日，苏轼到了黄州，一切都是那样的凄凉。因为被贬担任虚职，没有俸禄，没有像样的住所，他只能借住到当地的定惠院中跟着和尚们吃斋。此时的苏轼还没有从“乌台诗案”的阴影中走出来。他曾受众人追捧，充满理想和抱负，不用为生活奔波，如今却因为文字被关在监狱里差点死去。苏轼将自己封闭起来，不知道接下来的人生应该怎样过。只有到了夜深人静，他才会一个人悄悄出门走走，一个人闲逛、发呆、自言自语，成为他的日常。就在这段时间里，他给好友杜道源写了一封信，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啜茶帖》。他邀请杜道源见个面，一起喝喝茶，有点事想和他商量。顺便问候了杜道源的儿子杜孟坚。苏家和杜家关系一直都很好，苏轼虽被贬，但身边一直珍藏着杜道源的父亲杜叔元送自己的诸葛笔。《京酒帖》也是此时所做。两封信都只有寥寥数语。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不敢再随便写东西给朋友，害怕他们再次被牵连。在饮酒后所写的草书《梅花诗帖》风格完全不同，《梅花诗帖》能够感受到苏轼经历了生死后，在极度压抑的状态下内心的突然释然，用笔大开大合，酣畅淋漓。同样是寥寥几字却气势逼人。而这两封信札与《梅花诗帖》相比却显得格外平静，或许此时的苏轼已经开始慢慢适应了黄州的生活。苏轼将信寄出后不久，杜道源就来到了黄州定惠院，他也是苏轼被贬黄州后第一个来看他的老朋友。杜道源的到来给苏轼极大的安慰，而且还带着苏轼去了武昌散心。这一年其实也是苏轼最痛苦的一年，身边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他在自我疗伤中慢慢地走了出来，开始面对当下的生活，接触周围的人和事。黄州被贬的五年是苏轼的高产期，也是苏轼重获新生的五年。在这五年里，他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不仅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三月七日》，更有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帖》。如果没有“乌台诗案”，没有黄州被贬的五年，就不会有苏轼那么多了不起的作品，就不会有苏东坡“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东坡居士。环境和心境的改变影响着苏轼的书法风格，他的行书也从二王书风向“尚意”书风转变，少了晋人的清逸，多了些颜真卿和杨凝式的“雄强”。在《啜茶帖》和《京酒帖》中也多了草书的灵动，用笔更加奔放。如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所写：“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酬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至于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苏轼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书写用笔厚重，点画厚实，字体“肥扁”。“纷华去尽返璞归真”豁达乐观面对颠沛流离的人生苏轼一生起起落落，从离开黄州到被贬惠州的这段时间里，留下了许多墨迹。元祐八年（1093年），五十八岁的苏轼在京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苏轼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去世了。王闰之与苏轼一起经历了乌台诗案、黄州被贬，在苏轼最痛苦的时候一直陪伴在他左右。妻子王闰之的去世让苏轼肝肠寸断“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尊丈帖》就写于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的妻子王闰之去世不久后。这时的朝廷也是动荡不安，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苏轼已经准备前往定州上任。他在信中写道“近以中妇丧亡，公私纷冗，殊无聊也”。苏轼到定州没多久就再次被贬。正如人们所说：“苏轼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绍圣元年（1094年），五十九岁的苏轼在准备前往被贬之地惠州前，给杜道源孙子杜唐弼写了这封《令子帖》。他在信中写道：“这里有一些钱，是用来祭奠道源的。因为我到处漂泊，不能帮太多忙，深表歉意，希望不要责怪我。”当年那个不顾一切，去黄州看苏轼的老友杜道源也离世了。此时的苏轼到处漂泊，只能寄上一些祭奠的钱。他的心情非常不好，在忙乱中将“患难”二字也写颠倒了。在政治风暴中经历无数次沉浮的苏轼，面对再次被贬，他的内心已经非常坦然。从苏轼给好友的信中可以看到，他的书法延续了黄州之后的风格，更加成熟，也更趋于平淡。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的四月，苏轼给友人杜孟坚写信，发出了“怀仰世契，感怅不已”的感慨。三个月后的一天，苏轼便离开了人世，这封信成为他人生中最后一件书法，这便是《江上帖》。“纷华去尽返璞归真”苏轼晚年的书法是后人无法企及的。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写：“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哲理高度。”“大起大落是他的人生，宠辱不惊是他的气魄。”曾经那个富有旷世才华、满怀理想的少年苏轼，一次次被卷入政治风波，他用豁达和乐观，面对颠沛流离的人生，用不同时期的书法，书写着人生的经历。当你身处逆境时不妨看看苏轼的书法，听听他的故事，读读苏轼的那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的人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在一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学习一下苏轼的豁达。快乐也好，悲哀也好，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何不乐观面对每一天。

文图王丽静

2022-07-10
那一个月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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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君那一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年前，一场大雪覆盖了黄河两岸。大年初一这天，陈雪尚未消融，漫天飞雪就再次飞临。一大早，心如死灰的苏轼带着长子苏迈从南薰门出了汴梁城，城门外，就是那条通往南方的驿道。两天之前，苏轼刚刚从御史台监狱出狱，当然不是无罪释放，而是结案被贬。史料没有记载苏轼父子是怎么上的路，综合分析，估计最大可能是租一辆带箱顶的牛车。这样既省钱省力，又能御寒。驿道之上雪厚半尺，拉车的老牛在车把式的吆喝声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艰难地在雪地里行走，木质车轮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一个落魄文人，此时是否还依然峨冠博带，我们不得而知……他们的目的地是一千里外的黄州。而此时的苏轼刚刚经过一百多天的牢狱之苦，两天时间只够擦拭干净身上的血迹，根本来不及养好遍体的鳞伤。无论是莫须有的“托事以讽”“诋毁朝政”，还是“乌台”之内的“垢辱通宵不忍闻”,对于羸弱的文官苏轼来说无疑都是惨痛的记忆。驿道荒凉，数里无人，道路两旁，皑皑白雪覆盖了大地上的一切……低矮逼仄的车厢内，父子二人蜷缩在一条破棉被里，愁眉不展，相对无言。那路途必定阴冷、晦暗、潮湿、泥泞，如同心绪。前十七天，是八百里平原颠簸，史书上对此没有任何记载，苏轼自己也未留下只言片语。也许一路之上，他都在默默消化“诗案”的阴影，疗养身心的伤恸。正月十八这天，苏轼父子乘坐的牛车终于到达了淮河北岸，随着车把式的一声吆喝，牛车缓缓停下。苏轼在苏迈的搀扶下慢慢挪下牛车，待站定之后，一抬头，两人就看到了河对岸的濮公山。它二百多米的海拔却也足以震撼到苏轼了，我想这一定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念与向往。那也许是一个朝阳初升的早晨，但更有可能是一个夕阳西下的黄昏。苏轼驻足山下，仔细聆听，继而循着晨钟或暮鼓之声，登临山顶的道观。此时山下的淮河之上，是断不会有千帆竞渡和渔舟唱晚的，但极有可能有朝阳云海或濮山夕照。即使什么都没有，也不妨碍苏轼眼中、心里自带的想象与风景。也许只是一晚，也许是三两日。苏轼得以在濮公山道观里小住，并在某次小酌或痛饮之后品尝到了正宗的信阳毛尖。那个接纳和款待了苏轼的道长的信息全无，但他一定是一个有学问懂茶道的人。淮水汤汤，毛尖吐绿。几杯茶下肚，苏轼的愁眉渐展，愁肠渐舒。于是，那位有心的道长不失时机地向苏轼提出求赐墨宝，并殷勤地亲自展纸研磨。苏轼也欣然允诺，他起身捻须，略作沉吟，挥毫写下“东南第一峰”和“淮南茶，信阳第一”的千古绝笔。虽有些过誉，但倒也贴切。也许苏轼是想以此充作宿资、酒钱？二十岁高中进士，三十岁就盛名远播的大文豪是有这个本钱的，对于濮公山和信阳毛尖来说，都可谓是天地际遇。此时的苏轼手中必定有一张神宗皇帝赵顼的圣旨，抑或是尚书省的判决文牍。圣旨或文牍上一定有类似“即刻离京，限期到任”的字样。这从他腊月二十九出狱，只在汴梁待了一天，大年初一就匆匆上路这一点就可见一斑。此时苏轼的家眷应该还在湖州，汴梁城里只有专程赶来为他四处奔走的苏迈。从湖州知府到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是从市长降为了武装部副部长。而且，作为犯官，他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是没有俸禄，非诏不得擅离黄州，且不得签署任何公文的。对于这个结果，前半生一直顺风顺水的苏轼一定是羞愤难当。总之，在1079年的那个腊月里，苏轼的生死全在赵顼的一念之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写诗招祸这事儿在文人地位很高的宋朝居然也会发生！看来，胡说八道历来都是为统治阶级所不允许的。从统治阶级的座上宾到阶下囚，也许正是这种人生的巨大反差让苏轼痛定思痛，并最终在黄州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慨叹。濮公山虽好，但却不能久留。依依惜别了那位不知名的道长之后，苏轼父子登上牛车再次上路。此时的苏轼感觉心里已经轻松了许多。继续向南，估摸只需一天行程，父子二人就能够到达光州净居寺。猜想，从汴梁出发的时候，他们必定没能做路途攻略，但濮公山上的道长一定会为他指点迷津，甚或有可能为他修书一封。彼时的净居寺经过1022年的重修，寺房和僧侣双双过千。虽说距苏轼到来已过去了58年，但因为王朝尚未更迭，净居寺应该还有模有样。对于净居寺来说，为了这次相遇，它已经静静地等候了四百多年。在前后落差几十米的两座山峰之间的空地上，净居寺终于等来了它的苦主、导师、尘缘。那两座山，前面矮的叫小苏山，后面高的叫大苏山。从山脚拾级而上，到寺前大概有一百多米的距离，由于山路循山势而建，在攀登的过程中，寺院便时隐时现在郁郁葱葱的林木之间，其间还需要绕行一处占地三十余亩的大堰。寺前的唐柏身披白雪，傲然挺立。我想，这应该是苏轼沿途能够看到的为数不多的绿色吧？待走上最后一级台阶，抬头便是宋真宗赵恒题赐的匾额“敕赐梵天寺”。寺门前，住持居仁法师或许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里了，二人双手合十，互执佛家礼。至此，苏轼离黄州已经不足二百里了。史载，苏轼二月初一到达黄州，也就是说，按照他之前十七天走了八百里的速度计算，他应该在净居寺小住了几天，我想这一定与居仁大和尚的反复挽留有关。再有就是当苏轼得知两座山的山名，以及建寺者“遇三苏则住”的传说之后，他停住了匆忙的脚步。停留，是心的召唤。地理上的“三苏”，暗合了他与父亲、弟弟在文坛上的“三苏”之名，这让苏轼心生亲近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他与居仁大和尚焚香礼佛，品茗论道，通宵达旦。寺院里悠长的钟磬声、诵经声，以及淡淡的香火气息，似乎都是一种拥抱和释放。也许正是在净居寺小住的这几日，苏轼的心灵得到了慰藉，使他得以放下前事，并重新思考余生。这是一种修行的力量，苏轼在净居寺获得了佛的指引——放下，豁达。这个北宋最伟大的文学家在这里彻底走出了心头的阴霾，并重拾信心与勇气。他独自穿行在大、小苏山之间，读书，问茶，礼佛。大、小苏山也以清风、明月、茶香接纳了这个远方游子。苏轼在这里前后创作了十余首诗、词及杂记，其中以《游净居寺》一诗流传最广。在这首五言诗的序言中，苏轼用一百多字，讲述了净居寺的历史沿革及其在佛界的地位。而诗名虽为《游净居寺》，但在整个诗歌中描写“游”的成分却远没有个人的“感悟”多。纵观全诗，诗人写得从容不迫。一种身处“吾家山”的安全感，让诗人敞开了关闭已久的心扉，他酣畅淋漓倾诉自我经历及感慨，表达出皈依的愿望。但现实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左右着他，让他身不由己。虽然自知终将离去，但面对前路，他已经做好了从容应对的准备。最后他还表达了终究还要回来的想法。因为只有这里，才是自己心灵的栖居地。纵观全诗，可以说，苏轼在这首诗里重新找回了那个才华外露的自己。有相聚就有别离，苏轼最终在钟声之中不得不放下执念，奔赴他命中注定的人生“东坡”。我在脑海里搜寻苏轼离开净居寺时的画面：面对送行的居仁及僧众，苏轼一定是长揖及地，并久久不愿起身。他要答谢的不仅仅是几日的盘桓，而且还有一份真挚的情谊。居仁和众僧双手合十还礼，依恋不舍地问道：“施主，何时再来？”苏轼起身指了指身后的银杏树，朗声答道：“待银杏叶落，定归。”苏轼没有食言，在黄州期间，他曾多次返回净居寺，并带来了黄庭坚、张耒等北宋文坛大家，以及诸多佛家高僧，他们与已经华丽转身为“苏东坡”的苏轼在净居寺尽情地吟诗作画，也逍遥在山水之间，并共同构建完成了一段千古佳话。很多次登临濮公山，谒拜净居寺。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两个地方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地理、地貌，以及建筑上的变化，但那段佳话一直都在。我的到达并不仅仅因为风景，而是内心深处被一种诗性感召，我只是在反复找寻苏轼有可能在940年前落下的灵感、佳句、感悟……

2020-07-09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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