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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健字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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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美禄按照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健者，“伉也”，表示刚强有力的意思。作为一个常用汉字，健字源远流长，在金文中就出现了，《周易》中也有“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名言。可见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章书写中，健字使用频繁，并没有什么禁区。但是，南宋诗评家严羽却为健字的使用设立了禁区。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说：“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若诗辩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还自视甚高地指出，“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根未点地处也。”严羽认为诗歌不能以健字来进行评价，诗歌评价，与其说“健”，不如说“雄”，虽然二者差别细微，但是不能不加以分辨。严羽既认为以健字论诗违和，又对诗歌劲健的特点不予认同。“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在严羽看来，苏轼、黄庭坚诗歌笔力劲健，但毕竟如子路事夫子，好勇过人而无所取材；相比较而言，盛唐诗人“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终究胜出一筹。严羽的观点不乏嗣响。清代诗评家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也说：“诗人笔太豪健，往往短于言情。”“即如悼亡诗，必缠绵婉转，方称合作。东坡之哭朝云，味同嚼蜡：笔能刚而不能柔故也。”诗歌表达应该“婉转附物，怊怅切情”，袁枚认为诗笔太豪健，则与感情抒发相妨害，并举出苏轼悼念王朝云诗作为证据。1094年，苏轼被南贬惠州，侍妾中只有王朝云愿意随行。后朝云殁于惠州，葬在棲禅寺松林中。苏轼悼念朝云诗共两首，一首是《朝云诗》，一首是《悼朝云》。有道是诗无达诂，这两首悼亡诗质量如何，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言之成理，本无须定评于一尊的。但是袁枚讥其味同爵蜡，没有动人的情致，且归罪于苏轼诗笔太过豪健，“能刚而不能柔”，缺乏必要的从容与犹夷。袁枚的观点可谓是对严羽的隔代应和，他们对苏轼诗歌偏至的看法也如出一辙。严羽认为以健字论诗有违和之嫌，但是文学史上以健论诗者并不乏人。在理论上，唐代诗论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就列有“劲健”品：“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司空图以印象批评的方式论诗，虽然受众在理解上未必趋同，但他对劲健的推重则是很明显的。在批评实践上，以“健”字论诗的不在少数，姑且举几个名人的例子。杜甫曾多次以“健”字评论诗人。《八哀诗》论李邕云：“忆昔李公存，词林有根柢。声华当健笔，洒落富清制。”《戏为六绝句》论庾信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王夫之也说：“宫体盛时，即有庾子山之歌行，健笔纵横，不屑烟花簇凑。”再如赵翼评论苏轼云：“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这些大家的批评实践中都用到了“健”字，评论者觉得适宜，读者也没有违和之感。就是严羽自己，在《沧浪诗话》中也说：“诗之品有九：曰高，曰古，曰深，曰远，曰长，曰雄浑，曰飘逸，曰悲壮，曰凄婉。”“其大概有二：曰优游不迫，曰沉着痛快。”严羽把诗歌风格概括为九种，并指出它们总体上可以划归为“优游不迫”和“沉着痛快”两种类型，而所谓“沉着痛快”，其实就寓含有劲健的意味。既然创作实际中劲健的特性客观存在，为什么就不能相应地进行理论概括呢？其实，严羽在《沁园春·为董叔宏赋溪庄》词中称赞文章润色之功时也道：“健笔纵横为发扬，还添得，石屏诗句，一段风光。”由此看来，严羽的创作实践与自己的理论主张之间存在着一个偏离角。严羽不宜以健字论诗的观点，和刘禹锡故事有得一比。刘禹锡字梦得，唐代著名诗人。据宋代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糕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宋子京（祁）以为不然。故子京《九日食糕》有咏云：‘飙馆轻霜拂曙袍，糗餐花饮斗分曹。刘郎不敢题糕字，虚负诗中一世豪。’遂为古本绝唱。‘糗饵粉餈’，糕类也，出《周礼》。‘诗豪’，白乐天目梦得云。”这意思是说，刘禹锡作诗连个“糕”字都不敢用，有负于他“诗豪”的声名。其实《周礼》中已有糕之实，只是无糕之名；所指客观存在，能指尚付缺如而已。刘禹锡搁笔，是因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畏缩所致。严羽认为不宜以“健”字论诗，或许是无胆无勇，或许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总之是得出了一个不正确的结论。“文章一道，本摅写挥洒乐事，反若有物焉以桎梏之，无处非碍矣。”以为“健”字论诗违和，故避而不用，是文学评论中自我设限，有画地为牢之嫌，也使得笔墨不能自由舒张。鲁迅曾主张“拿来主义”，要求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沉着，勇猛，有辨别”，并指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对于我们为人为文，都是一种有益的启示。明乎此，健字不宜论诗之说可以休矣。

2021-12-03
苏轼用《日日出东门》回应别人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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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学他写诗得先去御史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东坡已经习惯了自己的农民生活——鸡鸣即起，日落而息。每一天的日子，几乎都在复制着前一天。他臣服于大自然的钟表，而不必再遵从朝廷的作息。但那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的心里，很多微妙的变化在时间中发生着，就像酒，在时间中一点点地发酵、演变。他白天在田间劳作，身边总带着一只酒壶，累了，就咂上一口，困了，就歪倒在地上，晕晕乎乎地进入梦乡。日暮时分，他收拾好农具，穿过田野，走回城里的住处临皋亭，过城门时，守城士卒都知道这位满面尘土的老农是一个大诗人、大学问家，只是对他为何沦落至此心存不解，有时还会拿他开几句玩笑，苏东坡也不解释，只是跟着他们开玩笑。后来，他写下一首《日日出东门》。这诗，后来收进了他的诗集，守城士卒们想必未曾读过：悬知百岁后，父老说故侯。古来贤达人，此路谁不由。意思是说，他走的这条路，古来圣贤都走过。没有人可以抄近道。那时的他，已经从幽怨与激愤中走出来，走进一个更加宽广、温暖、亲切、平坦的人生境界里。一个人的高贵，不是体现为惊世骇俗，而是体现为宠辱不惊、安然自立。他热爱生命，不是爱它的绚丽、耀眼，而是爱它的平静、坦荡、绵长。苏东坡诗词里的那份幽默、超拔、豪迈，别人是学不来的。谁想学，得先去御史台坐牢，再去黄州种地。十个世纪以后，一位名叫顾城的诗人写了一句诗，可以被看作是对这种文化人格的回应。他说：人可生如蚁而美如神。但种地这事，也不太靠谱，因为城外那片东坡，虽然一直无人耕种，但毕竟是官地，不知什么时候，官府就要收回。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苏东坡决定购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三月里，苏东坡在友人们的陪伴下，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前往黄州东南三十里外的沙湖看田——据说在那里，有着大片的肥田沃土。那一天，行至半途，突然下起了雨，人们惊呼着躲避，只有苏东坡定在原处，丝毫没有闪躲。在他看来，这荒郊野外，根本没有躲雨的地方，倒不如干脆让大雨浇个痛快。在这镇定与沉默中，那些四散奔跑的人显得那么滑稽可笑。没过多久，雨停了，阳光把那些湿透的枝叶照亮，在上面镀上一层桐油似的光，也一点点地晒干他身上的袍子，让他浑身痒痒的。就在这急剧变化的阴晴里，刚刚被浇成落汤鸡的苏东坡，口中幽幽地吟出一阕《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千古名作《资治通鉴》的一纸草稿宋代，在理学诞生的前夜，中国已经出现了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分离的现象。于是，在北宋出现了一种对称的情况：一方面，是皇帝不断收紧他的政治权力，强化汴京作为政治中心的意义；另一方面，一批以道德理想相标榜的士大夫却相聚在洛阳，在那里设坛讲学，著书立说、交游饮酒、高谈阔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写了一部《洛阳名园记》，记录了洛阳当时的十七座名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司马光的独乐园。从朝廷急流勇退的司马光，就在这里编写他的千古名作《资治通鉴》，只不过这部书那时的名字，还叫“通志”，后来宋英宗把它改成了“资治通鉴”。那是一部浩繁的著作，困乏时，司马光有时一个人，有时也唤来三五友人，在园林里游赏消遣。在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依然可以搜寻出司马光撰写《资治通鉴》的一纸草稿，后人把它精心裱成手卷，给它起名“通鉴稿”。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先生推断，这页手稿，应作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之后，那正是司马光与王安石闹别扭，隐居洛阳的那段时光。不要说在今天，即使在乾隆的时代，这页纸也被奉为稀世珍宝，被乾隆皇帝庄重地编入了皇家的书画收藏名录——《石渠宝笈初编》。司马光亲笔书写的墨稿，虽只有一页，却足以抵御时代变换给记忆造成的残缺，让我们重温那个年代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于是，世纪的洛阳，这座牡丹之城，大腕云集，书册琳琅，琴音袅袅，白衣飘飘，实为一座风雅之城，俨然帝国文化上的首都。知识分子一心要做“帝师”，让文化的力量影响政治操作，甚至上升为国家伦理，而皇帝则一心要化“师”为“吏”，把知识分子训练成听命于己的技术官僚。这样的暗中角力，余波却传递不到山高水远的黄州。此时的苏东坡，内心一片澄碧。他意识到，在那些虚无高蹈的文章策论之外，这世界上还绝然存在着另外一种文字，它不是为朝廷，为帝王写的，而是为心，为一个人最真实的存在而写的。这是一种拒绝了格式化、远离了宫殿的装饰效果，因而更朴素、更诚实，也更干净的文字，它也因这份透明，而不为时空所阻，在千人万人的心头回旋。一个人只有敢于面对自己，才能真正面对众人。苏东坡在孤独中与世界对话，他的思念与感伤，他的快乐与凄凉，他生命中所有能够承受和不能承受的轻和重，都化成一池萍碎、二分尘土，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留在他的词与字里，远隔千载，依旧脉络清晰。苏东坡所写的每一个字，都与文化权力无关。他是一位纯然的歌者，一位“起舞弄清影”的舞者，一招一式都听从内心的意志。而宋词，尽管早已由流行乐坛转入高尚文人之手，在苏东坡之前，已有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这些名家垫底，但从《花间集》至柳永，始终不脱“词为艳科”的范围，被视为“小道”“小技”，与诗文相比，低人一等。王安石做参知政事时，也对词持以鄙薄态度。柳永也以词而落第。到了苏东坡手里，词才真正冲破了“艳科”的藩篱，与诗一样，成为言志与载道的文学形式。北宋胡寅《酒边词序》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元好问《新轩乐府引》云：“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叶嘉莹先生说：“一直到了苏氏的出现，才开始用这种合乐而歌的词的形式，来正式抒写自己的怀抱志意，使词之诗化达到了一种高峰的成就。”北宋文坛三大领袖师出同门唯有苏东坡团队最具文艺范儿苏东坡文学世界里的那些摒弃了华词丽句，而看上去质朴平静，内部却蕴含着强烈的生命力度的文字，让我想起俄罗斯土地上的托尔斯泰。作家格非这样形容托尔斯泰：“杰作犹如大动物，它们通常都有平静的外貌。这个说法用于列夫·托尔斯泰似乎是再恰当不过了。我感到托尔斯泰的作品仿佛一头大象，显得安静而笨拙，沉稳而有力。托尔斯泰从不屑于玩弄叙事上的小花招，也不热衷所谓的‘形式感’，更不会去追求什么别出心裁的叙述风格。他的形式自然而优美，叙事雍容大度，气派不凡，即便他很少人为地设置什么叙事圈套、情节的悬念，但他的作品自始至终都充满了紧张感；他的语言不事雕琢，简洁、朴实但却优雅而不失分寸。所有上述这些特征，都是伟大才华的标志，说它是浑然天成，也不为过。”我们完全可以用相同的话来理解苏东坡。真正提升了宋代精神的品质，带动了宋代艺术风气的，不是高堂华屋里的名人大腕儿，却是置身青灯孤馆、野店鸡号中的苏东坡。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皆可雄视千年，为宋朝代言。这，或许是命运给他的一种别样的补偿。不理解苏东坡，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宋代。苏东坡后来成了北宋文坛三大领袖之一。星光熠熠的北宋文坛，第一任领袖是苏惟演，第二任领袖是苏惟演的学生欧阳修，第三任领袖就是欧阳修的学生苏东坡。但前两个文人集团同时也是政治集团，唯有苏东坡领导的团队是一个最具文艺范儿的团体，苏东坡也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坛盟主。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但无论怎样，我们应当对那些陷害苏东坡的小人们心存感激，因为没有他们，苏东坡就会像他们一样，隐没在朝堂的阴影里，正因有了他们，文学史上的那个苏东坡才能被后人看见。《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作者：祝勇出版社：浦睿文化·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年7月定价：78.00

2017-10-01
苏轼号“东坡居士”竟与忠县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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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白居易，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在古时忠州东坡种树的故事。“所谓东坡即是忠州东边的一个小山坡。”忠县本土文化研究者林亚才说，在东坡，白居易亲自种下桃树、木莲、荔枝等，他在诗中用“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来形容自己对东坡的喜爱。可你知道吗？“东坡”还承载了一段跨越时空的仰慕之情，这位仰慕者就是宋代大诗人苏轼，而他仰慕的对象正是白居易。1059年，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赴京做官时，船过忠州，苏轼久闻白居易在忠州做过刺史，执意停船登岸一游。20年后，他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在一片荒野上，他像白居易一样辛勤躬耕，并自号“东坡居士”。重庆师范大学鲜于煌教授介绍，1079年，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为此，苏轼相当苦闷。其间，苏轼在诗文中多次提到白居易，他在文章中写道：“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某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州……出处老少，大略相似。”“苏轼可以说是白居易的‘铁粉’。”林亚才认为，学界不少专家推测，他既然来到忠州，一定去过东坡缅怀偶像。从古至今，学界对“东坡居士”来自于白居易的东坡都持肯定态度。如宋代文学家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说，“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源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现代研究苏东坡的著名学者陈迩东也在《苏东坡诗词选》中表示，东坡是“作者对于前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忠州东坡垦地种花的一种仰慕和趋步。”如今，忠县还保留着一条名为“东坡路”的老街。黄昏时分，暑热渐退，我们穿过老街中段一座高3米多的老城门，再往前走了不到5分钟，便见一坡长而陡的石梯，当地人称之为“苏家梯子”。看着石梯上来来往往的路人，林亚才说，“这坡石梯的名字是老百姓为了纪念白居易和苏轼而起，每踩一步好像都能踏出诗的韵律来。”

2017-08-09
菜蔬知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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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苏轼作《梦南轩》是1093年八月十一日，此时诗人已不在扬州太守任上，返回了朝廷，等待新的任命。至九月，他将北上赴任定州，莫非苏轼自知这段短暂的时间里难得如此安闲，才在梦境里无所拘束，纵横驰骋，文思泉涌，才会在醒来后意犹未尽，再来一个回笼觉吗？这一回，无琐事缠身，苏轼的心境也如脱笼之鹄自由飘飞，故乡眉山老家的菜圃是要看个遍的。夏日清晨，风柔柳梢，各种菜蔬满眼葱翠：芬芳浓郁的胡荽，色泽清新的芹菜，肥嫩的芥蓝等等似乎期盼着苏轼的归来。每一片叶子、每一枝茎子无不透着他的点滴汗水。万千情丝犹如飞雨润泽，与每一种菜蔬轻吟低唱。我懂蔬菜意，蔬菜知我心。即使来了一点雨，苏轼也不忘牵挂那些菜园里的蔬菜，《雨后行菜圃》云：“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谁能视火候，小灶当自养。”美食家，再平常的菜蔬，也能调制出舌尖上的美味，令人垂涎。在故乡菜园转悠累了，他去菜园畔的南轩小憩。何以取名“南轩”呢？非方位那么简单吧？李白当年曾作诗《南轩松》，以“何当凌云霄，直上数千尺”明志，前辈的思想超越时空，苏轼菜圃取名南轩，闲暇之余，内心涌动着渴望实现人生理想的抱负。苏轼为何喜欢菜蔬？他在《苏沈良方·养生记》云：“能淡食而徐饱者，当有大益。吾在黄冈见牧羊者，必驱之瘠土，云草短而有味，羊得细嚼，则肥而无疾。羊犹尔，况人乎？”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羊吃草而肥，草木之奇足以令人倾慕。苏轼自己何不效法呢？生活简单了，心思淡定淡定再淡定，自然便会馈赠于人。苏轼不仅说说而已，还亲自辟田种菜。在《苏轼文集·卷三十》里他有过这样一番描述:“吾借王参军地种菜，不及半亩，而吾与过子终年饱菜，夜半饮醉，无以解酒，辄撷菜煮之。味含土膏，气饱风露，虽粱肉不能及也。人生须底物而更贪耶。”这是诗人在海角天涯之地儋州的生活写照，几把蔬菜暖了他的乡愁，也带给他深切的人生思考。生活简单未尝不是一件乐事。苏轼钟爱菜蔬由来已久，为此还写了不少诗歌，寄予情思。《春菜》:“蔓菁宿根已生叶，韭牙戴土拳如蕨，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点青蒿凉饼滑。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波棱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江豚那忍说”。春风绿了郊田，各种各样的菜蔬冒出来，即使蔓菁叶子、韭芽怎样的柔嫩弱小，也不惧寒风冷霜，顽强生长。当然美食家苏轼岂能错过一展厨艺的光影呢？香荠白鱼、青蒿梁饼的风味至今已经飘了千年，苏轼与菜蔬的文化风情依然暖意流淌。我懂菜蔬意，菜蔬知我心。

路军

2020-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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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茶当配好茶器。什么样的茶器，才能衬出春茶的诗意滋味？唐人手中的碧瓯，宋人钟爱的兔毫，明人赞不绝口的紫砂壶、白瓷盏……每样茶器背后，都藏着春茶的文化，茶人的智慧。茶器衬出茶的诗意滋味◎刘青皓月当空，一位道人独坐山洞之中，摇一把白羽扇，读一卷《黄庭经》，饮一盏刚刚煎好的香茶。俗世间的纷纷扰扰，被抛诸脑后，简直入了神仙境界。这是晚唐诗人温庭筠《西陵道士茶歌》中描写的情景。诗中那盏以“绿尘愁草春江色”的茶，加上“涧花入井水味香”的井水，所煎煮出的茶汤“疏香皓齿有余味”，令人神往。温庭筠生活的唐代，茶已经是最流行的一种饮料。按照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记载，时人采茶、品茶，独重春茶。温庭筠诗中的茶色碧绿如“愁草”，必然是春日所采之佳茶。唐人采茶后制成茶饼，经炙烤、冷却后碾罗成末，经水“三沸”，煮成茶汤，是为“煎茶法”。温庭筠是精通茶事之人，他在《采茶录》中，记录了煎茶高手李约煎茶时的小技巧：“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火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始则鱼目散布，微微有声：中则四边泉涌，累累连珠：终则腾波鼓浪，水气全消，此谓老汤。三沸之法，非活火不能成也。”无论炙烤茶饼、还是煮水，都须用有焰的炭火。只要有客人前来，这位高手李约都会“竟日热火，执持茶器弗倦”，为客人献上盏盏香茶。看来，在唐代饮春茶，除了得懂煎茶之法，还得会用茶器。在《茶经》中，采茶、制茶的工具被称为“茶具”，而煮茶、饮茶的器物，被称为“茶器”。早期，茶器和一般饮食器并无区别，唐时，饮茶有了专属的方式、独特的情趣，专门为茶而设计的茶器，也应运而生。仅是获得煎茶的“活火”，就需要许多工具：生火的风炉、装炭的筥、敲炭的炭檛、夹炭拨火的火筴……难怪在《茶经》中，茶器竟有二十多种。1987年，陕西法门寺地宫开启，一批埋藏地下千余年的精美唐代皇家茶器，呈现在世人面前。唐人煎饮春茶的种种细节，也有了切实的模样：以“茶碾子”碾碎从“银笼子”里取出的茶饼：用鸟羽轻轻拂拢碾槽内的茶末，再放入“茶罗子”中细细筛过，这才得到精致的“绿尘”——茶叶未。初沸水中，加入“银盐台”里的盐调味：水再沸后，先取出一瓢备用，再用竹夹搅动沸水，以“银则”取茶叶末倒入旋涡之中：第三沸时，倒入刚才舀出的水，使水不再沸腾，茶便算煮好了。煮好的茶，需分入茶碗，供人品味。陆羽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次，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经陆羽鉴定，最能衬托煎茶茶色的茶碗，是越州窑和岳州窑生产的青瓷，“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至于当时同样出名的邢窑白瓷，因为衬得茶色偏红，略输青瓷一筹。越窑的茶碗造型也好，“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美观与实用兼具。新采春茶，以煎茶法烹调，盛入青瓷茶碗中。这样一碗香茗，才称得上“疏香皓齿有余味”，令温庭筠和西陵道士“更觉鹤心通杏冥”。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为湖北黄冈（那时的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苏轼收入很不高，—家大小十多口人的生活，陷入困顿之中。这时，黄州通判马正卿伸出了援手。他为苏轼申请了一片荒废的旧营地耕种，这就是“黄州东坡”。苏轼是个爱茶之人，既然有了田地，若是再种几株茶树，岂不更好？说做就做。苏轼向好友大冶长老讨要来桃花茶，种在东坡。初春时节，乞来的茶树已冒新芽，望着自己辛勤的劳动成果，苏轼不由想起当年曾经品尝过的春茶佳品——建茶。一曲《水调歌头》一气呵成：“已过几番雨，前夜一声雷。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结就紫云堆。轻动黄金碾，飞起绿尘埃。老龙团，真凤髓，点将来。兔毫盏里，霎时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宋人饮茶之法较唐时为之一变，不再尚“煎”，而重“点”。故而苏轼要将“龙团”“凤髓”等贡茶都“点将来”。点茶之法，茶叶末不是直接注入沸水中，而是放在茶盏内，沸水则盛在汤瓶里。点茶时，先将少量沸水注入茶盏，将茶叶来调成膏状，再不断注水，同时用茶筅连续搅动，泛起汤花。苏轼点春茶，没有选择备受唐人好评的越窑青瓷，却要用“兔毫盏”，这也是应点茶之需。宋代陶瓷工艺发达，各种釉色的茶盏都有。令“兔毫盏”异军突起的，是曾任福建路转运使、懂茶爱茶的蔡襄。蔡襄撰有《茶录》，其中写道：“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黑色盏面衬托着白色汤花，而丝兔毫又与汤色遥相呼应，以此盏饮春茶。而在苏轼心中，无论是极品贡茶，还是自家炮制的桃花茶，都不妨在“兔毫盏里”“点将来”。一盏春茶，足以去睡意，得清凉，如入仙境。1391年农历九月，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一纸诏令：“罢造龙团，唯采茶芽以进。”明朝初年，朝廷的贡茶延续宋代传统，由福建地区上贡特制饼茶，即“龙团”。但自元代以来，人们饮茶的风俗，已经渐渐发生了改变：散茶越来越受重视。元末明初的诗人杨维桢著有《煮茶梦记》，写自己“命小芸童汲白莲泉，燃槁湘竹，授以凌霄芽，为饮供”。凌霄芽就是一类芽状散茶。饮用散茶，不再研磨茶末，而是直接用水冲泡，是为“瀹饮之法”，就是用滚水泡茶。散茶以炒茶甚至直接晾晒代替了蒸茶制饼，制作工序简洁，也更能保持茶叶的本味。朱元璋罢贡团茶，改贡散茶，既标榜了爱惜民力，又顺应了时代潮流，一举两得。由于瀹饮之法只需“汲泉置鼎，一瀹便啜”，唐宋时饮用春茶所用的碾、罗、茶筅等茶器，便不再适用。“鼎”就是其中之一。“鼎”是煮水器，可单煮水，也可将散茶放入同煮，功能与唐代煮水的茶器鍑、宋代的汤瓶类似。文人墨客在品味春茶时偏爱“石鼎”，比如元末诗人叶颐就有诗曰：“石鼎煮春茶，瑶杯斟紫霞。”在鼎的基础上，煮水器又发展为“壶”。茶壶对造型有要求：宜小不宜大，器型小则水易沸腾，冲泡茶叶才能不过火。最为人所称道的茶壶是紫砂壶。紫砂陶器，兴盛于明代，与散茶的流行相辅桐咸。紫砂茶壶“泡茶不走味，贮茶不变色”，能够保留春茶的色香味，的确是适宜的茶器。如今，人们开始青睐更方便欣赏春茶姿态和茶色的茶器：玻璃杯。唐代已有琉璃茶盏和茶托。可惜当时琉璃的透明度不高，不能与瓷器媲美。但随着玻璃制造业的发达，玻璃茶器的透明度和光泽度都得到提升，足以为春茶增色。试想，玻璃杯中，春茶或浮或沉，叶片渐渐展开，恰如风姿袅袅的美人，起舞弄影。饮春茶，择美器，古往今来的审美与智慧，都体现在这一茶一器之上。饮春茶，你选什么茶器？

2020-04-02
文章名动汴京苏轼的梦想自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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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动汴京苏轼的梦想自此开启现代开封仍保留古老气息。开封州桥遗址壁画“石刻海马瑞兽图”。金榜题名之地河南开封900多年前的汴京开封，位于皇城正南门和内城之间有一座400米长的“州桥”，常年人声鼎沸。这里是王公大臣经御街前往宫里上朝之地，也是历届科举放榜之地。1057年3月，在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殿试中，来自四川眉州的22岁青年苏轼，和弟弟苏辙双双进士及第。苏轼活了66岁，荣辱皆尝，仕途曲折，一生辗转多地，而开封对于他来说则是生命中最为关键的一站。在这里，他金榜题名，名震京师。也是在这里，他身陷囹圄，度过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可以说，汴京岁月给苏轼的一生奠定了基调。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吴德玉纪陈杰河南开封摄影报道21岁从蜀地奔赴汴京才华终被看见四川眉州，自古文脉昌盛，孕奇蓄秀。苏轼与弟弟苏辙生于诗书之家，在父母的精心栽培下，读书学礼，一心想实现人生价值。苏轼的伯父、苏洵二哥苏涣，在苏轼出生前10年（1024年）登进士第，是家族的骄傲。身为一名读书人，又有长辈榜样在前，在苏轼心里，不会少了人生志向。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3月，虚岁21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朝着京城——远离蜀地几千里的开封进发，踏上赶考之路。他们先从眉州到成都、阆州（今四川阆中），溯嘉陵江至川北，自金牛道入褒斜谷，再经扶风和长安，出关中，过渑池，一路穿山越岭，终至京师。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苏轼与弟弟苏辙参加了礼部举行的“省试”，大文豪欧阳修任主考官。苏轼此次考试所作文章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判卷的诗人梅尧臣第一个惊喜地发现了它，连忙推荐给欧阳修。欧阳修读了也大为惊异，“以为异人”，打算把此文作者录为第一名。但欧阳修又怀疑作者可能是其门下曾巩，为了避嫌，于是放在第二。后来才发现不是曾巩，而是眉州苏轼。1057年3月，宋仁宗亲自主持“殿试”，苏轼与弟弟都位列进士榜，其中苏轼位列第六，弟弟苏辙排名稍微靠后。欧阳修是苏轼的主考官，两人便有了师生之谊。按惯例，苏轼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谢欧阳内翰书》。这封信与一般的泛泛感谢不同，苏轼明确表示，他要追随欧阳修，力整当时浮华萎靡的文风。1061年8月，在朝廷为选拔“非常之才”而不定期举行的制科考试中，苏轼成绩卓异。消息传开，名动京师。《宋史·苏轼传》记载，宋仁宗在读过苏轼与苏辙兄弟的试卷后，大为赞赏，欣喜不已，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这一年，苏轼虚岁26岁。11世纪的大宋都城州桥一带最繁华开封是一座历尽沧桑的古城。20世纪80年代，人们在开封龙亭一带清淤时吃惊地发现：地下3-12米处，竟然重叠了6座古城——3座国都，即战国魏都大梁、北宋首都汴京、金朝首都汴梁；2座省城，即明、清的河南省会开封；1座唐代重镇，即汴州。让苏轼念兹在兹的大宋首都，如今埋在开封地下约8米处，不过，靠着遗址考古、文艺作品和传承不绝的记忆，我们依然可以“寻找”苏东坡，并感受到他所奋斗过、哭过的11世纪大宋都城。2023年2月2日，从苏东坡家乡四川赶来的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开封闹市区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的“北宋东京城州桥遗址”，亲眼见证文献上传说已久的开封地下“城摞城”在眼前展开，体验“一河览古今一桥望千年”的历史地理奇观。在曾被黄河水多次洗刷过的河道堤岸上，北宋大型浮雕石壁，骏马奔腾、仙鹤飞舞、祥云环绕，艺术造诣高超，也让人从侧面感受到北宋汴京在物质和精神文化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唐代长安有东市和西市两个商业区，以供商贸之需。到了宋代，这种坊市分离（老百姓的生活区和商人的贸易区分处不同街区）的结构被打破，整个汴京成了无处不成市的商业都会。而且宋代以前，商业只准白天进行，夜里一律禁止，称为宵禁。这种传统到了北宋也被打破。作为开封城最繁华的州桥一带，每到节庆之日，人流摩肩接踵，灯火璀璨，直到夜半三更。“两岸夹歌楼，明月光相射”，“州桥明月”跻身汴京八景之一。宋宰相王安石无数次经御街往宫里上朝，他的诗里写过州桥明月：“州桥踏月想山椒，回首哀湍未觉遥。今夜重闻旧呜咽，却看山月话州桥。”“这里是北宋时期汴京最核心的地带，在汴京多年的苏轼，路过州桥的时候，很可能看到过这些石壁上的精美作品。”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三营说。考试名动京师22年后，苏轼迎来了他人生第一次重大挫折。1079年，因为被认为写诗讽刺朝廷，正在湖州任知州的苏轼，被拘捕送至汴京，关押在御史台审理。由于御史台又称为“乌台”，所以这场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从这个角度来说，州桥是苏轼人生的最高和最低点的见证地之一。”王三营说。北宋是士大夫的乐园苏轼遇到好时代苏轼是罕见天才，但天才也离不开土壤。苏轼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个适合梦想开花的时代。他出生成长、进京赶考的时间，正处于宋朝第四位皇帝、一向有“仁君”之誉的宋仁宗当政时期。在宋仁宗执政期间，天下太平，能人辈出，“唐宋八大家”中有六位（欧阳修、“三苏”、王安石、曾巩）登上历史舞台。而在哲学界，周敦颐、邵雍、张载、程灏、程颐，思想深邃，大放异彩。政治界豪杰则有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主导“元祐更化”的司马光等“旧党”中人，也都是人中龙凤。宋代最聪明的两位科学家苏颂和沈括，也都成长于这一时期。作家柏杨曾说过，北宋是士大夫的乐园。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这样分析了北宋的时代特征，尤其是其中浓郁的人文空气：“宋朝脱胎于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为避免悲剧重演，宋代开国之初，宋太祖就确立了文人治国的政治方略。宋仁宗赵祯13岁登基，是北宋的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他忠实执行宋太祖重文轻武、偃武修文、文治靖国的‘祖宗之法’，还进一步改革台谏、科举等制度。应该说北宋时期有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给文人士大夫带来充分的才能发挥空间，从而滋生出群星灿烂的时代。”苏轼身上有一种“纯真”后人不应该放弃喜欢苏轼的人，都能从其作品和人生经历中，感受到其身上有一种清澈和纯真。这种性格有天赋的成分、家庭的熏陶，也跟他在青年时代在汴京获得的巨大肯定、赞美分不开。在汴京，年少的他在父亲、弟弟的陪伴下，经科举而顺利出仕，并获得宋仁宗、欧阳修君臣赏识。在这里，他欣赏过当时在世界范围内都称得上美景的“州桥明月”，体验过京城的繁华。这些美好的过往汇成积极的能量，给他人生打下很好的底色。虽然他在开封饱尝过100多天的牢狱之灾，之后更是多次被贬，甚至被流放到遥远的海南岛，但他始终没有失去那份清澈和纯真。他在仕途不顺之时保持旷达，并在艺术创作上多点开花，实现了人生价值。其人生，其艺术，也成为滋养后世的启发，带给无数人在黑暗中保持天真的坚韧力量。900多年后的2021年6月6日上午，河南大学举行2021届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作为宋史研究专家，程民生代表该校教师发表毕业寄语，其中提到“纯真”和“善良”，一些句子在网上被广为传播。“无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老板，千万不要泯灭与生俱来的善良，不要丢掉藏在心底的纯真，因为，那是作为人的基因和理由。纯真能辟油腻，善良能辟什么？善良能辟邪。”2023年2月2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面对面采访时，谈到“纯真辟油腻”这句话，程民生说：“纯真指的是不受污染，儿童时期天真活泼的东西，我们不应该放弃。在苏轼身上，就有这种纯真。”（感谢开封日报报业集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本文的支持）

2023-02-13
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成千万级IP 文化基因融入巴蜀儿女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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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成千万级IP文化基因融入巴蜀儿女血液李敬泽做客名人大讲堂解读杜甫。阿来做客名人大讲堂解读苏东坡。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德玉大禹、李冰、落下闳、扬雄、诸葛亮、武则天、李白、杜甫、苏轼、杨慎……2017年2月，四川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坚持创新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吸收外来，坚持把握导向、立足学术、着眼传承，率先启动实施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示范引领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2017年6月，经过调研摸底、市州申报、专家评审、工程领导小组审定，从全省各地推选的144名历史名人中，推出了首批10位四川历史名人。这些曾经生活在四川的历史名人，以他们的学识、节操和独有的精神，受到后人们的尊崇，并成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华夏文明、巴蜀儿女的血液之中。三年来，围绕他们创新举办名人大讲堂12期，邀请李敬泽、郦波、于丹等名家深入解读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线上线下总观看量达1500万人次，成为千万级别的文化大IP。加强研究阐释推动文化研究“强”起来发掘历史名人的文化研究是重中之中。建强研究机构，按照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标准，依托四川大学、省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建成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研究中心10家，通过课题研究、学术研讨等方式，推动历史名人文化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聚强研究人才，按照巩固提升、新建培育的工作方式，依托名人申报地、文保单位和科研机构，建成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研究会10个，聚集一批学识渊博、造诣精深的文化人才，凝聚各方力量推动历史名人文化普及传承。做强研究成果，先后发布《大禹文化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研究》等160余项课题，编辑出版《四川历史名人经典研究文丛》（10册）和《四川历史名人研究新论》（10册），推出《三苏研究丛刊》《百年扬雄研究综录》等50余部学术著作。加强保护利用推动文化遗存“实”起来如何丰富历史名人的文化遗存？让今人有更多的机会深入了解他们的丰功伟绩。有部门加强文献整理，建好用好省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杜甫草堂国家级古籍技艺传习中心等文献修复机构，让历史名人著作的孤本、善本、珍本“焕发生机”。立足原创、新创、精创，整理出版《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文献丛书》（20册）等一批文献资料。创建传习基地，按照巩固完善、优化提升、规划建设的思路，分类别规划建设历史名人博物馆，高标准巩固武侯祠、杜甫草堂、三苏祠等博物馆，高规格提升李白纪念馆、皇泽寺、杨升庵博物馆等，高标准规划扬雄博物馆、大禹纪念馆等，在科学保护历史名人遗址遗迹基础上，建成一批优秀传统文化传习基地和主题教育实践基地。加强教育普及推动文化普及“火”起来推动名人文化进课堂，将大禹治水、李冰治水、诸葛亮治蜀等历史名人事迹纳入地方课程教材内容，在全省中小学广泛使用，并鼓励学校开设传统文化兴趣课、选修课，普及传习名人文化的时代价值。成都、泸州、眉山等首批历史名人申报地创建了一批历史名人主题特色学校，将历史名人文化纳入学校校本课程和网络课程体系。推动名人文化进校园，建好用好多元校园文化阵地，广泛开展以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为主题的文化讲座、经典诵读和主题实践等文化传承活动。东坡小学、草堂小学等学校将历史名人文化融入办校理念、校园活动、行为规范、阵地建设等，让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师生一种体验性、浸润式的文化熏染和生活方式。推动名人文化“研学”，依托名人博物馆、纪念馆、传习基地，建设青少年中华文化社会实践（实习）阵地，组织学校与其加强共建共享，创新开展系列“文教融合”社会实践活动。加强宣传推广推动文化传播“兴”起来各出版社推出了系列普及读物，结合少年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和阅读特点，编辑出版《四川历史名人图画故事书》（10册）、《四川历史名人传记丛书》（10册）、《四川历史名人历史小说》（10册）、《四川历史名人与巴蜀名胜连环画丛书》（20册）等读物，有的已经在首届天府书展闪亮登场。组建由学者、作家、记者组成的创作团队，合力撰写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普及读本，传递历史名人文化的当代价值。构筑一批传习平台，创新举办名人大讲堂12期，邀请李敬泽、郦波、于丹等名家深入解读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线上线下总观看量达1500万人次，成为千万级别的文化大IP。组织高校、文博机构开展以首批四川历史名人为主题的系列文化讲座，“草堂一课”、中华优秀文化系列讲座之“四川十大历史名人”等一批文化传习活动形成影响，获得广泛参与和各界好评。丰富传播推广手段，以微视角为切入口，将生动的人物形象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相结合，创作推出“四川历史名人篇”系列微视作品，在腾讯、优酷、搜狐等新媒体平台推出，广泛宣传推广历史名人及其文化价值。按照删繁就简、突出主题、符合史实、画面精美的思路，制作推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宣传片，在全省户外LED大屏、地铁车载电视、公交车载电视等平台滚动推送，产生广泛影响。加强创新发展推动文化传承“活”起来将历史名人的生平融入文艺创作，深入挖掘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创作推出话剧《苏东坡》、川剧《诗酒太白》《落下闳》、歌剧《杨升庵》、交响乐组曲《少陵草堂》等一批优秀文艺作品。规划创作一批名人文化主题影视作品，电影《鏖战定军山》、动画片《少年东坡》和首批四川历史名人系列纪录片等作品制作生产正有序推进。融入文旅发展，整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旅游资源，依托名人故居、博物馆、纪念馆等，精心打造历史名人文化深度游、揽胜游、专题游等文旅产品，推出“共饮一江水·问学苏东坡”等四川历史名人“研学游”路线，实现旅以文兴、文以旅传。融入文创研发，打通文物文博文创事业链产业链，鼓励引导文化文物单位与社会力量深度合作，形成以杜甫草堂文创馆、武侯祠文创馆、三苏祠文创街区等为代表的文创产业发展业态，研发生产一批具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图书、游戏、动漫、纪念品等优秀文创产品，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加强交流合作推动文化名片“亮”起来构筑学术研讨高地，围绕四川历史名人的思想、文化、功绩等，采取主题演讲、专家评论、座谈交流等方式，先后举办西道孔子·首批四川历史名人扬雄高峰论坛、纪念杨升庵诞辰530周年全国学术论坛、第12届落下闳国际天文学研讨会暨首届落下闳文化论坛、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与李冰研究国际论坛、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等20余场大型学术研讨会以及上百场小型学术会议、讲座，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理论成果。打造文化活动品牌，结合区域资源和文化特色，策划举办东坡文化节、诗圣文化节、李白文化节、落下闳春节文化博览会等一批富有时代气息、体现文化内涵、具有价值导向的品牌节庆活动。创新打造的“东坡文化节”，首次聚齐全国18个东坡遗址遗迹地城市代表和13省市72所东坡学校校长共商东坡文化传承发展大计，并邀请来自19个国家（地区）的海外嘉宾和苏学研究专家共同研讨东坡文化时代价值，成为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品牌。

吴德玉

2020-06-08
“硬发展”立千古 “软发展”润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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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眉山，经典诵读。本报记者古良驹/文张忠苹/图改革开放40年来，在“润物无声”中，眉山不断打造“软”文化的“硬”实力，为建设繁荣富裕美好眉山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力量、道德滋养和文化支撑。文化再造眉山城改革开放40年，文化再造眉山城。多年前，眉山城区单调、简朴，是一个以小青瓦平房建筑为主的城区，中心城区不过“九街十八巷”。老眉山人对此记忆深刻，街道矗立在片片农田之间。据了解，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原眉山县城眉山镇仅有23条街巷，街巷名称普通平凡，没有一条与苏东坡生平有关。如今，从成乐高速出口古城门楼进眉山，独具中华古典建筑气质的斗拱灯相伴而行，东坡文化的历史荣光与现代城市的朝气完美融合。眉山传承东坡文化，首先体现在城市规划上。按照“产城一体、文城一体、景城一体”思路，眉山编制了《东坡文化布局总体规划》等11个城市规划文件，绘制具有浓郁东坡文化特色的城市发展蓝图——古城门楼、古城墙、三苏祠等城市地标的重塑、恢复和维修，“两宋荣光”眉州大道、东坡宋城、眉州公馆和九巷十坊等城市文化街区的打造，东坡城市湿地公园、苏轼公园、苏辙公园、苏洵公园、苏母公园等靓丽景观的建成，进一步彰显了城市文化特色，提升了城市品位。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眉山完成三苏祠建祠以来最大规模的古建维修和眉州古城墙北段维修保护工程，三苏祠灾后文物抢救保护工程被评为“第三届全国十佳优秀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三苏祠入选“天府十大文化地标”。全市文物单位“国保”数量增至13处、“省保”达34处；全市“非遗”项目增至189个，青神竹编成功入选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创建为国家级版权示范区，眉山市文物保护局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文物局共同授予“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称号。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眉山城区之外，县域城市文化格局初显。东坡区建成了泡菜博物馆、泡菜风情街，彭山区建成了千亩滨江文化体育湿地公园，仁寿县中央水体公园、洪雅县“引青入城”工程中充分植入文化元素，丹棱县建成了大雅堂文化公园，青神县建成了江湾神木园、竹文化湿地公园，涌现出柳江、江口、高庙、高家等一批特色文化乡镇。通过设立专项资金，眉山助力文化产业投资，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率进入全省第一方阵。引进中铁文旅、云南城投等战略投资者，合作开发黑龙滩、瓦屋山、彭祖山等自然文化遗迹。投资400亿元的中铁黑龙滩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项目推进有力，七里坪景区康养项目在省内外产生广泛影响……文化重塑眉山人陆续到来的全国性文化会节，在对外塑造眉山人文化新形象的同时，也在改变眉山人的内心。今年4月，东坡故里眉山迎来了首个马拉松比赛。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名选手在眉山开启了一场绿色“跑马”之旅。去年以来，眉山文化节会持续不断，高质量高水平举办第八届东坡文化节暨首届四川音乐周、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颁奖活动、第九届中国泡菜博览会、“瓦屋山杯”中国国际友城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中国第九届竹文化节、“万科杯”眉山东坡国际半程马拉松赛等重大节会活动，全方位展示了“生态眉山、开放眉山、文明眉山、幸福眉山”的城市形象，有力提升了眉山城市美誉度和东坡文化影响力。9月28日—10月3日，2018眉山东坡文化国际学术高峰论坛暨四川音乐周活动在眉山举行。各界人士围绕“东坡文化与新时代的开放合作”，以“东坡文化+”为理念，以音乐艺术为媒介，突出国际性、开放性和学术性，深挖东坡精神和东坡文化的新时期价值。与会期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张志烈表示，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四川的苏东坡研究在不断进步，眉山的苏东坡研究也在不断进步，每次到眉山来，每次到三苏祠来，都有新感受。对苏东坡的研究越进步，对传统文化的贡献就越大。陆续走出去的眉山文化品牌，在对外推广眉山文化的同时，也在吸引着全国乃至全球对于眉山新发展的关注。文化如何“走出去”？眉山实施东坡文化作品翻译工程，与国际知名出版商合作，将长篇历史小说《苏东坡》（徐棻著）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组织编撰出版并多语种翻译《苏轼诗词文赋100篇》普及读本。积极参与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

2018-12-16
开封汴京：北宋之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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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炎生盛唐过后，又起纷争，诸侯豪强，瓜分神州。英雄出世，一统天下，宋祖建宋，汴京定都。——题记公元960年2月，宋太祖赵匡胤在开封汴京建立大宋王朝，接着又南下北上，先后平定南方吴越、南唐、南汉，南平、后蜀，北方的北汉等割据小国。到公元979年，自晚唐安史之乱以来两百多年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又归一统。自此，自汉朝、唐朝之后，又一个顶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封建王朝——大宋王朝开始谱写新的篇章。大宋王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占据319年。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127年在开封汴京定都的152年间，称北宋，公元1127年迁都临安(杭州)，到1279年被元朝灭亡的167年间，称为南宋。大宋王朝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宋朝在当时不仅是世界大国，也是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封建强国。其经济文化多方面的成就，不仅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并且对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举世闻名的中国“四大发明”而言，其中印刷术、火药、指南针三项，开发应用的主要阶段都在宋代。宋朝在世界上最早发行纸币，又是海上贸易大国之一。宋朝向世界其它国家输入大批原料，而输出大批手工业制成品。宋代社会生产迅猛发展，其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的发展水平，大大超过唐朝，成为战国秦汉以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又一高峰期。宋代的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教育等方面的综合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哲学方面有“程朱理学”，史学方面有《资治通鉴》，教育方面有“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应天、嵩阳）。文学方面，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的文章风格清新、自然流畅，开创一代文风；苏轼、陆游、辛弃疾、李清照的诗、词意境高远，洒脱豪放，独领词坛风骚；书画方面，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的书法自由放达，高胜绝人；张泽端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人物众多，场景浩大，真真实实描绘宋代都城开封汴京的空前繁荣景象，生动自然，栩栩如生。可以这样说，宋代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是空前的。宋代的繁荣，不能忘记宋代的开国元勋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生于公元927年，卒于公元976年，涿郡(今河北涿州)人。其父赵弘殷，行伍出身，历任五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禁军高级将领，家住洛阳，赵匡胤即生于洛阳夹马营。因受家庭和当时社会尚武风气的影响，赵匡胤自小喜欢武艺，精于学文。青年时，他曾赋《咏日》诗，以言已志：“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叟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表达自己远大的抱负与豪情壮志。后汉时，赵匡胤应募从军，投奔在枢密使郭威帐下。后汉乾祐四年(公元951年)，郭威于澶州(今河南濮阳)发动兵变，统领所部闯入开封，后汉隐帝为乱军所杀，郭威遂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此次政变，赵匡胤积极参与，并拥戴郭威为帝(是为周太祖)，功绩显著。郭威称帝后，任命赵匡胤为东西班行首，典掌禁军。郭威养子柴荣(原为周太祖皇后柴氏之侄)任开封府府尹后，又改授赵匡胤为开封府马直军使。郭威病故，柴荣继位，不久又升任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成为禁军高级将领。后周显德六年(公元595年)，柴荣病危之际，为防范皇族内部争权夺利而导致政变的发生，下诏，将郭威之女婿、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免除军职，而以赵匡胤接替，使之掌握禁军大权，以辅佐幼主柴宗训。这一年，后周世宗柴荣(又称郭荣)病逝，其7岁之子柴宗训继立为帝，是为恭帝。世宗统一北方大业未尽，“主少国疑”，文武群臣忧虑重重，朝廷内外惶恐不安。这样，职掌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未完待续）

2018-03-29
沉浸式体验三苏家风家教《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6月8日三苏祠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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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眉山日报全媒体记者杨鹏）“家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的延伸，《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这个展览从人物入手，以苏轼父子的人生经历来展现三苏家风家教，以他们的心路历程去展现家国情怀，为今后策划此类展览开辟了新的视角，让后人可以从多维度去了解三苏父子。”5月19日，在福建博物院举办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策展人论坛上，三苏祠博物馆文博馆员，同时也是《中国有三苏——眉山苏氏的家国情怀》主题展策展人之一的翟晓楠，分享完自己的策展小记后，活动评委会专家、北京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超英对三苏祠此次的策展作出了如上评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此次展览，在众多博物馆同行的帮助指导下，我们这次展览的各项工作都在如期推进，6月8日三苏祠一定会为大家呈现出一台既有艺术性又有时代价值的三苏家风家教主题展。”三苏祠博物馆馆长陈仲文介绍，该展览从2022年8月开始启动筹备，经过9个多月的全力推进，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此次展览6月8日将在三苏祠正式开展，除了有三苏祠自有的文物，还将展出来自上海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四川宋瓷博物馆等11家博物馆借展的一批珍贵文物，涵盖瓷器、陶器、石器、金银器、铜器、玉器、书法、绘画、古籍、碑帖等110余件（组），尽可能从多方位呈现三苏父子家风家教与家国情怀，展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取向。“我们这次的展览与其他文博类展览相比，有三个‘新’，第一个新是全国首个以三苏家风家教为主题的展出；第二个新是全国首个空间串联室内展厅与三苏祠古建园林的展览，第三个新是全国首个以现代多媒体手段展示三苏父子家国情怀的沉浸式展览”。据陈仲文介绍，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而苏氏一门流传给后人的深厚家风和爱国热情，在凸显三苏父子家风家教启迪性灵和家国情怀浸润古今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此次展览，三苏祠通过深入研究《嘉祐集》《苏轼全集校注》《栾城集》《宋史》等三苏父子相关的重要文献，充分利用宋代文学、史学、考古发现、眉山地域文化研究成果、文物等，将从三苏父子生活的时代与地域、人生经历，多角度、多维度、深层次阐释三苏“裕人约己吾家世”的深厚家风，“忠诚为国始终忧”的爱国热情。

杨鹏

2023-05-20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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