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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肝胆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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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来，于坚顺江东下，又溯流而上，去往苏轼抵达过的地方。苏轼所到之处，以诗会友，以大地为擘画之处。于坚写昆明，写建水，写巴黎，甚至写印度，都不稀奇。昆明是他的故乡，建水是他寄托古典乡愁的地方，巴黎是他一次又一次朝圣的世界艺术之都，印度是他的神性之旅的目的地。这些都是城市。但写人，于坚只写了苏轼。于坚以一只乌鸦开篇，在很多时候，乌鸦象征着死亡、恐惧和厄运。但在远古时代，乌鸦是一种吉祥鸟、报喜鸟，被认为是与太阳相关的鸟类。在苏轼的年代，乌鸦或还被称为神鸟。诗人于坚用一只乌鸦掠过云层，飞向地平线的镜头语言，将我们带回到900多年前的开封。他要去见诗人苏轼所在的开封。“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相互劝酬。”“万街千巷，尽皆繁盛浩闹。”从书中引用的《东京梦华录》的片断不难看出，于坚还是要从城市着手的，要从当年繁盛日久的大宋京城开封说起。“天空、大地、人生，其乐融融。在世，生活，生活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创造已达极致。此后的中国生活，都将以此为榜样了。”语境忽转，于坚道出乌鸦来自开封的御史台，也作“乌台”。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苏轼在此被关押。900年后，于坚来到开封，乌台早已沦为尘土，开封城到处在拆迁，“中国有形的故乡已经成为抽象的乡愁”。繁闹仍在，却少了东京风物，少了悲怆却豪迈的诗人。苏轼一生中到过太多地方。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弟同中进士，离开眉山去京都。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乌台诗案”坐牢103天，贬去黄州做团练副使，写下《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由黄州改迁汝州团练副使，过九江时写下《题西林壁》。宋哲宗即位后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宗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病卒于常州，后葬于汝州，实现与弟弟苏辙相聚的愿望，且寄思乡之念，因汝州神似故土眉山。苏轼的一生跌宕起伏，不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死后27年才恢复官职，宋高宗时追赠太师，宋孝宗时追谥“文忠”。“留诗不忍写，苦泪渍纸笔。”（苏轼《晓至巴河口迎子由》）即使如此，他仍活成了我们向往的“远方”。诗人于坚要去朝圣苏轼的故乡眉山，这是他的夙愿。朝圣之路“结结实实地蜿蜒在大地上，无论那是耶路撒冷、麦加、梵蒂冈、瓦拉纳西，还是曲阜、秭归、江油……人们必须越过河流、山岗、树木、村庄、果园、集镇、城市，最后抵达某个地址”。于坚用诗人惯有的语言去描述苏轼笔下的故土，“也许那块圣地在千秋万代之后，面目全非，原址随风而去。但那块地还在，天空还在，盐巴还在；某种诞生过圣者的气象、氛围、土色、味道、日光、星光还在……‘明月夜，短松冈’（苏轼《江城子》）还在；‘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还在；‘缺月挂疏桐’（苏轼《卜算子》）还在……”他看到三苏祠一墙之隔，苏家的邻居们躺在藤椅上纳凉，打麻将，喝茶，喝豆花，附近的饭馆里卖着东坡肉。大概这就是生活吧。苏轼的文章令人大觉大悟，总是热爱着生活。这些悉数被于坚用相机摄下，放在书中。文图结合，正是他近年致力的一种现代“文章”，以摄影代画，并主张现代写作要回到“文”。文人，就是写一切，不拘形式，随物赋形。这是于坚对“文人”一词的认识：以文章为世界文身。《在东坡那边：苏轼记》诞生之前，于坚浏览了千年来关于苏轼的文章、传记和逸事等。“历史试图塑造一部苏轼传奇，流放者、直谏之臣、坚贞不二的丈夫、慈祥的兄长等等，我则对苏轼如何作为中国中世纪的最后一位文人更感兴趣。”因为同为诗人，同为文人，于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四十年来，于坚顺江东下，又溯流而上，去往苏轼抵达过的地方。苏轼所到之处，以诗会友，以大地为擘画之处。这种思想影响了后人，也影响了当下的诗人于坚。于坚写道：“今日诗人之间的交往，差不多还是这样。写诗，那就是朋友，即刻肝胆相照。我们每每谈及苏轼，大家语气之间似乎都有一个动作，就像基督徒提到圣父圣子之名那样要合个十字，只是没做出来而已。”“寓居杭州的诗人方闲海也打的穿过杭州城来看我……我们在酒吧里长谈，没有提到苏轼。”没有提到苏轼，但各自心里都住着一个苏轼。

孙衍

2021-08-25
问翁大庾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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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苏东坡的名句“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使大庾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著名历史节点。唐宋时期，瘴疠之地岭南是被贬官员的流放地，据典籍记载，唐朝有200多位官员被贬岭南，其中宰相49人次，宋代则有400多人次，包括张九龄、宋之问、牛僧儒、李德裕、刘长卿、韩愈、寇准、苏东坡、苏辙、蔡确、章、黄庭坚等历史名人，他们从大庾岭上走过，在大庾岭上镌刻下130多块诗碑，编织成一部独特的古代官场谪迁史。如今的大庾岭上，千载白云无心出岫，唯历史老人遗世独立，作者沿着苏东坡的足迹“问翁大庾岭”，力图复活历史老人记忆深处的文化精魂。曾经的攀援，都是一种作别。历史与远方，在大庾岭一步步接近传奇。在中国地理上，南北的分界线是以秦岭作为“北岭”标志的，而“南岭”则是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五岭”集结。跨越赣粤两省的大庾岭，一直居于“五岭”的要冲。从2000多年前秦朝在“五岭”开山筑“三关”（横浦关、阳山关、湟鸡谷关）开始，横浦关就成了控制大庾岭要扼的险关。“秦时梅鋗，汉代庾胜，在此筑工事，御百越；陈朝开国皇帝在此建基地，图中原……”历史上的王权变更、农民起义，以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无疑是引发中原氏族纷纷南迁的动因。于是，“南扼交广，西拒湖湘，处江西上游，拊岭南之项背”的大庾岭，既成古代军事的重要隘口，又是客家南迁的主要通道。大庾旧志上说，岭名的由来与两个人有关，“以庾胜戍守”名为大庾岭，“以梅鋗得名”亦称梅岭。皇城与边地，庙堂与江湖，是皇宫主人和权贵政治打压拓展的疆场，边地也成为被贬官吏人生的沦陷之所。他们的谪迁是人生履历上另起一行的长途，而大庾岭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如果时间可以倒退，从大庾岭拾阶而上，总能与历史上一个个迁客骚人不期而遇。是他们在大庾岭留下的足迹与诗篇，让跨越赣粤两省的通道有了文化地理上的核心内容，甚至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儋州回来的苏东坡曾在大庾岭上张望：“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沿着大庾岭的隐秘通道，将一个个被贬官吏串联起来，俨如一部官场谪迁史。一大庾岭的岭石深陷，鹅卵石与青石相互挤压，一如层层叠起的冰裂纹，而大庾岭的记忆不会断裂。那岭间石缝中倔强生长的车前子，岭边青翠欲滴的梅树、香枫、松树，还有络绎不绝的行人，就是最好的明证。我到大庾岭是2016年清明前的一天，与张九龄奉旨督率民工修筑大庾岭驿道已隔了1300多年。从秦代开始设立横浦关，再到唐代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动工修筑，此前大庾岭有多少次兵毁与修复，因找不到确切的文字，只能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了。张九龄是广东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长安二年（702年），登进士第。应该说，张九龄人生的主要伯乐是唐代开元名相张悦。如果张悦不是因直言得罪了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被流放到岭南，他就不可能在韶州认识张九龄。一位是官至宰相的朝中重臣，文人领袖，一位是刚刚授予校勘典籍的校书郎。从文章“有如轻缣素练”，能“济时适用”这样的评价，可见张悦对张九龄的赏识与器重。然而，秉性耿直、刚正不阿的张九龄，入阁不久就因“奏章直言”得罪了权臣，正当准备一展抱负的时候，他却被贬了。此前，张九龄的另一位恩师沈佺期已被流放灌州（今四川省都江堰一带）。当时的韶州、大庾，都是始兴郡的管辖范围。卷起铺盖回家的张九龄，一路上目睹了父老乡亲在大庾岭肩挑背驮运送物资的艰辛。延和元年（712年），李隆基受禅即位，他“励精图治”“改革朝政”，罢免了一批奸臣。就在朝廷急需人才之际，唐玄宗“举天下文藻之士，亲自策问”，张九龄“对策优等”，升为左拾遗（类似于如今的监察部官员）。张九龄虽然出生在官宦之家，心里却装着百姓疾苦。他走马上任，就把岭南人民期盼打通大庾岭的愿望与自己的设想写成奏章启奏皇上。开元四年（716年）唐玄宗不仅批准了他的奏请，还任命他为“修路使臣”，全权负责开凿大庾岭。众所周知，赣江既是江西最大的河流，亦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之一，同时也是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间流程最长的河流。把赣江之源的章水与贡水合二为一，就成了赣江的“赣”字。而章水作为赣江的西源，它就源自赣、粤交界的大庾岭。章水北流大庾（大余）、南康两县县境之后，在赣州与东源贡水汇合，始称赣江。由长江入鄱阳湖，至赣江溯章水，就抵达大庾岭南麓，而翻过大庾岭北麓，经浈江、珠江，直接可以通往海外，这样一条“黄金水道”却让大庾岭梗阻了。张九龄心里比谁都清楚，只要打通了大庾岭这道天然屏障，就等于贯通了赣粤两省，打开了南北大通道。有多少官兵，又有多少工匠与民众，参加了1300多年前大庾岭上那场史无前例的凿路工程？根本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在当地的地方志书上，我只看到了大庾岭海拔746米，赣江与珠江两个漕运终点之间的距离是40公里，而这个海拔与里程恰恰是张九龄需要打通的通道。相对于张九龄63年的人生历程，他用1年多时间创造了自己人生乃至中国交通史上的一个奇迹——大庾岭驿道是我国南方现存最长、保存最为完好的古驿道，被誉为“古代的京广线”。“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转输以之化劳，高深为之失险。”(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序》）大庾岭的开通，在中国交通史上已经超出了一条驿道本身的价值，作为“海上丝绸（陶瓷）之路”陆路的节点，无疑促进了“海上丝绸（陶瓷）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南来车马北来船”，南北交通的便利，使赣州一跃成为长江、珠江、闽江三大流域的交通枢纽，广州因此成为外贸港口。像水波纹一样漫开的历史画面里，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商队蜂拥而至，丝绸、瓷器、茶叶、海盐等，经过驿道南调北运，出现了“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的景象，唐代最为繁盛的时候，活跃着外商10万人。我到达“南安东山大码头”，正赶上春汛，章水不仅失去了往日的清澈，已经很难找到“海上丝绸（陶瓷）之路”中转码头的迹象了，只有滔滔的江水向着赣江奔腾而去。好在，我在大庾岭石壁凿开的驿道，发现了两处明显的凹坑，一如石壁上的水凼，那是马蹄踏出来的蹄痕。这样的蹄痕，远比一眼深井更具时间刻度。大庾岭蜿蜒，一路上都是有关张九龄与夫人李氏开凿驿道的传奇故事。宦海沉浮，张九龄的一生，远比开凿驿道坎坷得多。后来，由于恩师张悦遭弹劾罢相，张九龄受到牵连。他任宰相期间，举荐失察又被降职……至于谥号文献，那是张九龄辞世后唐玄宗追封的尊荣了。当然，在赣粤两地，人们对张九龄追怀的方式很多，我在大庾岭张文献公祠感受到最多的是时光回溯的意义。在无数拜谒者心中，张文献公一如神。二“他不是被贬官，就是奔波在被贬官的路上。”或许，这是后人对苏轼官场最为到位的评价了。43岁的苏轼在调任湖州知州时，写给皇上的一封《湖州谢上表》，让“新党”抓住辫子，引发了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乌台诗案”。这一年，苏轼到湖州上任才3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此案受牵连者多达数十人。从此，漂浮不定，一贬再贬，几乎成了苏轼官场的常态。甚至，还有坐牢、被砍头的危险。相对于百姓与社稷的苦难，相对于父母与妻子的伤离，苏轼对这样的打击，以及所有的困顿迷惑都可以一笔带过。然而，苏轼骨子里是一位纯粹的诗人，尽管经历了“乌台诗案”那样的大难，他的生活中也不能没有诗的表达。宋绍圣元年（1094年）的6月，年近六旬的苏轼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他途经大庾岭时挥毫写下了《过大庾岭》：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此时的苏轼把家安置在阳羡(今江苏宜兴)，只带着侍妾朝云和儿子苏过南下。《过大庾岭》是苏轼与龙泉寺住持谈经说佛之后所作，从诗中不难读出他当时把被贬以来的阴霾心情化之殆尽、一吐为快的心情。其实，苏轼被贬过大庾岭，只是初唐时期诗人宋之问的追随者。早于苏轼300多年前，宋之问因宫廷政变受牵连而获罪，他被贬钦州（今广西钦州市）途经大庾岭时，在《度大庾岭》中写道：“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山雨初含霁，江云欲变霞。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他还有一首《题大庾岭北驿》也是表达同样的忧伤：“阳月南飞雁，传闻此地回。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江静潮初落，林昏瘴不开。明朝望乡处，应见陇头梅。”宋之问在诗中期盼着回乡的那一天，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两年后被唐玄宗李隆基赐死于贬所。宋之问与苏轼，都是唐宋杰出诗人的代表，他们有着同样的境遇，而诗中所表达的心境却是殊异的。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赵煦病逝，宋徽宗赵佶嗣位，大赦天下。苏轼接到从岭南调回廉州安置的通知，已是次年的春天了。这一年，苏轼已经65岁高龄了。然而，苏轼不顾年事已高，一路风雨兼程又到了大庾岭，当他入住客栈再次与店主相遇，千般喟叹万般感慨集于诗中：“鹤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赠岭上老人》）7年被贬岭南的磨难，让苏轼的胡须都熬白了，个中的困苦从他写给朋友的信中可以找到答案：“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所，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想到因为自己而受到牵连被贬谪黔州(今四川彭水)的“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还有被贬谪筠州（今四川宜宾市筠连县）的弟弟苏辙，更是老泪纵横。然而，苏轼还不忘以自己的经历勉励弟弟，他在给苏辙的诗中写到:“七年来往我何堪，又试曹溪一勺甘。梦里似曾迁海外，醉中不觉到江南……投章献策谩多谈，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数行清泪岭云南……山林瘴雾老难堪，归去中原荼亦甘。有命谁怜终返北，无心却笑亦巢南……”（《度梅岭寄子由》）好事偏偏多磨。苏轼归心似箭，却遇“水涸待舟”。也正是这样的机缘，苏轼在大庾岭留下了“大江东去几千里，庾岭南来第一州”的绝唱。建中靖国元年的7月（1101年），一代文豪苏轼还没有等到复任，就在常州（今属江苏）途中辞世了。据考，苏轼一生写过2700多首诗，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跻身“唐宋八大家”。“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这是苏轼对自己一生的慨叹。大庾岭驿道旁那棵“东坡树”，挺立、苍翠，春风与树叶交织的声响，一如神谕。三“山岭山麓花不同，北枝花落南枝始。”我到大庾岭错过了梅花竞放的时节，只有从张九成的诗中去寻找了。我想，除了当地人，还有谁能够比张九成对大庾岭的梅花更有发言权呢？因为，他谪居大庾14年。张九成在宋绍兴二年(1132年)登进士第，能够被宋高宗钦点为状元，可谓才华横溢。尤为可贵的是，他对上司不体察民情滥捕百姓，不仅能够表示强烈不满，与之争执之后还能够“弃官而走”，做到心无旁骛“闭门讲学”。后来，张九成能够任宗正少卿，直至礼部侍郎兼权刑部侍郎，除了他的人品与才华，也离不开宰相赵鼎的多次举荐。赵鼎是张九成的伯乐，而被罢相后，亦成了张九成被贬的主要根源。有时，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宋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九成与苏轼一样，以“谤讪朝廷”为由被贬。大庾，古称横浦，是南安军治。张九成从被贬谪居南安军的那天起，他就搬进了大庾城西的宝界寺读书。于是，宝界寺有幸，多了一位“横浦居士”。“夜久余当起”，“大哉黄卷中，日与圣贤对。”这是张九成“寓居城中寺”读史籍、儒书、佛典的写照。想必，张九成的心路历程从儒家的“拿得起”，到佛家的“放得下”，也经历了一定的过程。一个人的“出世”“入世”，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张九成却做到了。他还在卧室兼书房的窗户前种下几根竹子，起名“竹轩”。“吾诵书而有味，考古而有得，仰首而见，俯首而听，如笙箫之在云表，如圣哲之居一堂。爽气在前，清荫满几，陶陶然不知孰为我，孰为竹，孰为耻，孰为不耻。盎盎如春，醺醺如醉，子亦知此乐乎？”（张九成《竹轩记》）张九成如此爱竹和爱书的性情，应与“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苏轼有得一比吧？从大庾县城到大庾岭下的梅山村，约莫20里路程。在张九成寓居大庾的14年里，他曾经多少次去大庾岭赏梅，是个未知数。“其节劲，其气清，其韵高，冒霜雪而坚贞，延风月而清淑。”对梅花有独到领悟的，张九成应算得上一个。他在《十二月二十四夜赋梅花》的诗中写道：“我来岭下已七年，梅花日日斗清妍。诗才有限思无尽，空把花枝叹晚烟。颇怪此花岚瘴里，独抱高洁何娟娟。苦如灵均佩兰芷，远如元亮当醉眠。真香秀色看不足，雪花冰霰相后先。平生明明复皦皦，一嗅霜蕊知其天。固安冷落甘蛮蜑，不务轻举巢神仙。他年若许中原去，携汝同住西湖边。更寻和靖庙何许，相与澹泊春风前。”虽然，这只是我读到的张九成一首以梅寄情的七言诗，却感到他写得如此的情真意切。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高居相位十九年之久的秦桧病死，张九成才被“朝廷重新诏用，起任温州知府”。这一年，63岁的张九成，已是白发苍苍，在一步一回首中，透出的是他对谪居之所大庾的依恋与不舍。毋庸置疑，是政治的逆境，人生的低谷，成就了张九成在文学、经学上的高峰。14年谪居南安（大庾），张九成以“横浦居士”的身份在宝界寺写下了许多诗文、书稿，留存的《横浦集》（20卷）就是他在宝界寺创作成果的总汇。因他创办书院，讲授经史，其学派被称为“横浦学派”。宝界寺的梵音远播，而我在故纸中找到了张九成。一位爱梅爱竹的清瘦老人的面孔，逐渐显现出来。四在明代的“三大才子”中，解缙相比杨慎与徐渭，生命历程要短暂得多，他却因为大庾岭多了一层厚度与质感。虽然，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是写给蜀汉贤臣诸葛亮的，但面对滔滔的章水，我不禁有了这两句诗的联想。出生在江西吉水的解缙，17岁进士及第，甫一入仕就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恩宠。从朱元璋对解缙“义则君臣，恩则父子，当知无不言”的话中，不难想象君臣之间的关系。解缙直言不讳，先后呈上了《大庖西封事》《太平石策》的奏折，建议“厉行文治，正风俗，兴学校，省冗官，宽刑罚，轻徭薄赋，依法治国”等，还得到了朱元璋的赞赏。正是解缙的直言为官场所忌，屡遭贬黜。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解缙因上疏为李善长辩冤，以及《论袁泰奸黠状》，直接被革职回家。后来虽被起用，主持编修《太祖实录》《永乐大典》，但在永乐四年（1406）被诬为“廷试阅卷不公”，贬为广西布政司参议，不久又发配到交趾（今越南一带）。接二连三的挫折，并没有改变解缙的秉性。永乐八年（1410）夏天，解缙同广西布政司检讨（编修史官）王称从工作地出发，经广东、江西到南京奏事，他看到大庾岭南麓遭遇大旱，田地龟裂，水稻无法栽插，心如刀割。一问南安府知府，已经两个月没有下雨了。而在大庾岭北麓的南雄地带，根本就没有干旱的迹象。经过走访，一个大胆的设想在解缙心中形成：借鉴京杭大运河的做法，凿穿大庾岭，在章江与浈江之间开通一条运河，水源调配、货物运输等都会迎刃而解。问题是，开凿运河工程浩大，没有皇上同意，根本没有动工的可能。解缙把开凿运河的事放在心中，抑或对家人同事说说倒也无妨，可他偏偏把想说想做的事写成奏疏，向皇上朱棣说了。明摆着，解缙这是把自己的脑袋往铡刀的刀口上送。想想，朱棣正在北方兴建京城，解缙上疏要求拨付银两开凿赣粤边界的大庾岭水运，不等于要割皇上的心头肉吗？何况，解缙还得罪了没有立成太子的朱高煦。加上朱高煦在朱棣面前搬弄是非，说解缙“私观太子”“无人臣礼”，更是惹怒了皇上。结果可想而知，解缙不仅自己锒铛入狱，还牵连了朝廷大臣10多人。解缙从永乐八年（1410）入狱，受尽了各种酷刑，依然威武不屈。与他入狱的同僚高得抃、王汝玉、李贯等人先后病死于狱中。5年后的寒冬，解缙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年说过“天下不可一日无我，我则不可一日少解缙”的朱棣，会让他万劫不复——被狱吏灌醉活埋雪中。那一年，解缙年仅47岁。解缙罹难后，他家中财产被抄没，妻子儿女，以及宗族还被流放辽东（今辽宁省和吉林省一带）。大庾岭上的梅花，如何飘落也飘落不到前世了，而梅花傲骨的花魂仍在。五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汤显祖在南安府后花园听到“梅树还魂”的灵异故事，成就了他“玉茗堂四梦”（临川四梦）之一的《牡丹亭》。那是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汤显祖任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时，以《论辅臣科臣疏》奏疏，严词弹劾首辅申时行，以及科臣杨文举、胡汝宁，揭露他们“窃盗威柄、贪赃枉法、刻掠饥民”。同时，还疏文对万历登基20年的政治作了抨击。汤显祖此举可谓“太岁头上动土”，后果是惹怒了神宗朱翊钧，一道圣旨把汤显祖贬谪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任典史。汤显祖途经大庾岭时，在南安府后花园看到伙计在砍一棵梅树，受好奇心驱使上前探问。原来，府内一位小姐在花园与心上人幽会，被她父亲发现后棒打鸳鸯。小姐为情所困，忧郁成疾，香消玉殒，葬于梅树之下。后来的故事就超出了汤显祖想象的边界了：每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梅树的树叶就会嗖嗖作响，依稀还有女人“还我魂来”的凄惨叫声；新任太守为了免遭梦魇之苦，雇人将园中又粗又大的梅树砍了。是幻觉，还是虚构？汤显祖不会去探究，他关注更多的是故事本身的传奇。不过，此行只是给汤显祖的创作埋下了一个伏笔。当时，正是枫叶飘红的秋季。走在大庾岭上的汤显祖，从南安府后花园为情所困忧郁而死的小姐，再想到自己的清贫自守与宦海浮沉，心潮难抑，一首《秋发庾岭》的五言律诗脱口而出：“枫叶沾秋影，凉蝉隐夕晖。梧云初暗霭，花露欲霏微。岭色随行棹，江光满客衣。徘徊今夜月，孤鹊正南飞。”他把自己受到的宠辱，还有内心的孤独与不平都藏在了短短诗行中。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申时行“首鼠两端”引起“群臣激愤”而倒台，汤显祖才得到重新起用，调升浙江遂昌县知县。当他“北返重越大庾岭”，在“南安驿馆得知章江水涸”，为有更多的时间以圆“还魂一梦”而感到兴奋。恰恰是在这个时候，汤显祖遇到了当年一起赴京会试的好友谭一召，而谭一召又是大庾人，他与汤显祖一样，“上疏得罪权臣，被贬”。多年的挚友相聚一起，没有把酒言欢，而是来到南安府后花园，围绕“梅树还魂”的故事进行叙谈。谭一召知道，汤显祖之前有戏剧作品《紫钗记》问世，他如此迷恋“梅树还魂”故事必有缘由。那一天，汤显祖与谭一召对各自的处境只字未谈，话题只有“梅树还魂”故事的延伸与拓展：“后来，太守之女托梦路经南安赴京会考的书生，许以终身。书生中魁，掘墓寻美，小姐得以还魂团圆。”一个“因情而死，又因情而复生”的故事梗概，就这样在交谈中形成。汤显祖还给女主人公起了一个惊艳的名字——杜丽娘。汤显祖在浙江遂昌县任知县5年，“政绩斐然，却因压制豪强，触怒权贵而招致上司的非议和地方势力的反对”。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49岁的汤显祖忍无可忍，“愤而弃官归里”。他回到家乡临川的第一件事，就是投入到魂牵梦绕的《牡丹亭》的创作中。从贫寒书生柳梦梅梦见花园梅树下的杜丽娘开始，两人在牡丹亭畔幽会，再到还魂幽会，以及起死回生终成眷属的传奇故事，汤显祖先后酝酿与孵化了8年，而进入惊世骇俗的创作还用了1年多时间。《牡丹亭》一剧的脱稿，已是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秋天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与其说这是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对情与理的发问，倒不如说是《牡丹亭》的创作谈。戏剧的魅力在于能够“展现人类最真实、最隐秘的情感与思考”。世界戏剧日刚过，我循着汤显祖的足迹，来到了戏剧《牡丹亭》故事的发源地——大庾南安府后花园（今大余县牡丹亭公园），凭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漫步园内，尽管有“牡丹亭、绿荫亭、蕉龙亭、舒啸阁、芍药栏、梳妆台、玉池、玉池精舍、梅花观、丽娘冢”十大景观，且与“南安东山大码头”连通，而我只记住了牡丹亭的一幅联文：“光照临川笔，春分庾岭梅。”在当地，牡丹亭究竟始建于哪一个年代已经失考，我看到的八角形重檐的牡丹亭，是上世纪90年代重建的仿古建筑。然而，还有多少的历史记忆在这里保存与复活呢？！春雨淅沥，百草生发，章江如诉。六关楼寂然，时空穿越。在关楼下，我一脚跨两省，仿佛自己的脚印与大庾岭上的迁客骚人的足迹有了重叠。而关楼上题刻的“南粤雄关”、“岭南第一关”，以及“梅止行人渴，关防暴客来”联文，都是历史的参照与隐喻。我在大庾岭上的叩访，只是我用心行走与追寻的方式之一。无疑，这样的行走让旅行多了一层文化上的意义。那些春游的师生，往返的旅人都已离去，而走过大庾岭的一个个迁客骚人呢，只有在孤寂中唤醒。张九龄、宋之问、刘长卿、韩愈、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汤显祖、袁枚等历代名人，都在大庾岭留下了诗作，仅在《大余县志·艺文》中就收集了名人诗作200多首，而刻于大庾岭上的诗碑就有130多块。当然，不排除还有被时间包裹抑或湮没的。“问翁大庾岭头住，曾见南迁几个回？”想着这么久远的诗句，我在大庾岭上的脚步不由走得更慢了。

2016-05-27
秋谒三苏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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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捏刀笔，免不了要读读东坡先生的诗文。先生的诗文逸态横生，如行云流水般的斐然文采，常令我醉倒。怀着对这位文坛骄子的崇敬之心，秋日，我来到了四川眉山县的三苏祠拜谒。三苏祠是苏洵及其二子苏轼、苏辙的祀祠，位于眉山县城内。它的主体建筑是传统的中轴对称式，自南大门而入，过前厅，进飨殿，转启贤殿，达木假山堂、济美堂。两侧厢房对称，周围亭榭台阁密布，声注潺潺，林木葱茏妖娆，幽篁苍翠，给人一种静穆清幽的感觉。三苏祠内的塑像颇为可观，令人驻足叹赏不已。飨殿正中的三苏彩塑令人肃然起敬：苏洵居中，苏氏兄弟分列左右，神情风采与前人评价三苏诗文的风格——“凝冻老泉，豪放东坡，冲雅颖滨”甚为契合。再稍转一处，是披风榭水池上的东坡盘陀坐像。飨殿固然供奉三苏，无可置否。而祠内置木假山堂，则是后人爱屋及乌所至。传说苏家门前有木假山三峰，苏洵曾作《木假山记》，以表达喜悦之情。元代改三苏故宅为祠堂时，后人景仰三苏之节操以及宏学，或许是敬重三苏“萃父子兄弟于一门，集八家唐宋占三席”之意，以木假山而置之。其实，以三座高峰喻三苏为中国文学之巅也不为过。三苏祠内的联文，可算是一绝。对联的内容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赞颂联，如“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另一类是即景联，是赞美三苏祠的优美景致的，如“墨池烟润花间露，茗鼎香浮竹外红”。除去以上的对联外，尚有一些集句联，如“酒后剧谭犹激烈；花前归思自飞翻”。有一对联是当代苏轼研究专家陈迩冬先生集东坡词和朱德诗句而成，联云：“千里共婵娟，飞来三白鹭；一门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上联两句分别集自苏轼的词，下联化用朱德1963年游三苏祠时所赋诗句，可谓珠联璧合，惟妙惟肖。

2009-10-16
苏轼革新宋词的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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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供图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我国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全能”作家。他于诗、文、词、赋都有极高造诣，而在词史上的独特作用与地位，尤为引人注目。清末词学家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二有云：“有宋熙丰间，词学称极盛。苏长公提倡风雅，为一代山斗。”可见，苏轼对宋词的革新与发展功不可没。在苏轼以前，北宋词坛上，是婉约派占据统治地位，内容大抵以写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离愁别绪之类为主，被囿于“艳科”的樊篱之中。其间，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此虽有所矫革和突破，但未成风气，影响不大。一旦横绝一世的文学巨匠苏轼闯入词的领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有勇气也有能力冲破这种传统的狭小的框架，使词成为士大夫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词风也随之一变。南宋初年的胡寅在《酒边词序》中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这段话虽然贬柳词及前人词太过，却确实指出了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杰出贡献。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对词的革新，不是局部的，而是多方面的。开拓题材，放大词境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对题材的开拓和词境的放大上。比之晚唐五代及北宋初期的词，苏词真有“一先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新轩乐府引》）。他将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进而推之于词的领域，用词的形式表现诗文的传统题材，诸如咏史怀古、政治时事、山水田园、赠答伤悼等，无一不可入词，使词“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辰翁《须溪集·辛稼轩词序》）。试看他的名作《江城子·密州出猎》，这首诗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冬季，苏轼在密州任知州时写的。作品通过出猎盛况的生动描写，抒发了作者为国杀敌的雄心壮志。全词上片写出猎，下片写壮志，不但场面壮观、气氛热烈，而且格调高亢、笔力健劲，所取意象亦大异于婉约词人，与苏轼其他豪放词相比，它最早把词中历来香而软的儿女柔情，换成了报国立功、同仇敌忾的英雄气，为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爱国词开了先路。再看堪称古今绝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为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写的。当时他以被管制者的身份游长江边的赤鼻矶，因这里也曾被传作三国时周瑜大败曹操的赤壁，于是浮想联翩，面对着浩瀚的大江发思古之幽情，缅怀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并借以抒发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抱负和报国无门的苦衷。上片即地写景，为风流人物作铺垫；下片抒写周瑜业绩和自己的感慨。词中不仅把写景、抒情、议论熔为一炉，而且把幻想和现实、过去和现在自然地结合于一体，其内容之丰富，意境之高远，气势之恢宏，在词中是空前的。苏轼不仅在词中写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表现出一种慷慨豪迈的精神，给人以感奋的力量，而且也喜欢去写自己所领悟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意趣，表现出一种高逸旷达的胸襟，给人以启迪。如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中秋的《水调歌头》，当时，苏轼在密州（今山东诸城）任知州，政治上失意，与在齐州（今山东济南）任掌书记的胞弟苏辙分别已有七年而不得团聚。中秋之夜，对月抒怀，故作此词。词上片由中秋赏月起兴，引出“天上宫阙”“琼楼玉宇”“乘风归去”的奇思遐想；但又恐“高处不胜寒”，还不如就在人间“起舞弄清影”。想出世却又积极入世，表现出他对生活的热爱。下片对月怀人。词人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月的圆缺与人的离合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由望月转到怨月，进而又替月开解，最后从宇宙人生之理中获得解脱，以共赏明月作为心灵的慰藉。全词构思奇丽，笔调洒脱，情理兼胜，因此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除上述两类题材外，苏轼还开始了描写农村的词。如他在徐州写的五首《浣溪沙》，不仅描绘了农村的景色，而且反映了农事和民风，是一幅幅纯朴自然而又清新秀丽的农村风景画和风俗画，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泥土芳香。这在五代以来的文人词中是很少见的。变革词风，改造词体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还体现在对词风的改变上。随着题材、词境的拓大，苏轼对词的艺术表现手法也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表现在词风上，苏轼一方面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的婉约缠绵的词风，另一方面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开创了一种与传统曲子词迥然不同的新风貌，即人们常说的“豪放”。不可否认，苏轼开始写短调曾受欧阳修影响，后作长调时，亦受柳永的影响。但他在高峰面前，不是向上攀登，而是另辟蹊径，建造另一座高峰。他改变词风，就是从力辟柳词开始的。他在写成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后，曾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密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可见，苏轼对自己的词有别于“柳七郎风味”，颇为自喜自负。他有意于柳永之外另开境界，树起“自是一家”的旗帜。在今存的300多首苏词中，尽管真正称得上“激昂排宕”（夏敬观语）、“句句警拔”（苏轼语）、“横放杰出”（晁补之语）的豪放词作并不多，但它们却给北宋词坛带来了新的生机，“指出向上一路”（王灼《碧鸡漫志》）。如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就“须关西大汉，弹铜琵琶、铁绰板”来歌唱，由此可见其“豪放”。如果说“豪”和“放”是一个方面的两头，那么他的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则偏于“放”这一头（参见陈迩冬《宋词纵谈》）。这首词对月怀人，天上人间，一任想象纵横驰骋，最后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希求作结，体现出词人洒脱的性格和旷达的胸怀。又如他的《念奴娇·中秋》，虽然较《水调歌头》稍逊，但同样写得狂放不羁、洒脱飘逸。除豪放、旷达而外，苏词中还有不少的婉约词也写得十分出色。如他那首题为“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的《江城子》，写对亡妻的悼念，风格委婉，真挚感人。又如题为“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水龙吟》，是他咏物词的名篇。作品从写花中引出女子的愁思，“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写得幽怨缠绵，清丽舒徐，就是与宋词中最出色的婉约词相比亦毫不逊色。由此可见，苏词虽以豪放为主调，但又呈现着丰富多彩的风格。苏轼在词风上另一个方面的革新，就是使词风“雅化”。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因为他开创“豪放”词风的功绩，光焰夺目，引人注意；相形之下，“雅化”词风就不大为人所重视了。其实，苏词的“雅化”，影响也同样深远：他基本上结束了“婉约”词中雅、俗并存的局面，而使它向文人士大夫趣味的“雅化”方向发展，从此“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徐度《却扫编》卷下）。至南宋，出现了姜夔等人的雅词，从中更可以看出苏词的影响。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还表现在对词体的改造和提高上。词本起源于民间，继而流入青楼，始终不脱“艳科”范围，被视为玩物小道。尤其是在特别重视“道统”的宋人眼中，词的地位更显得低下。但苏轼一出，词在他的笔下发出了奇光异彩，人们便不得不对它刮目相待了。有人云：词至东坡，其体始尊。可谓中肯之论。这种情况，突出表现在苏轼的“以诗为词”。苏轼对各种文学样式，考虑得最多的是它们之间的相通之处，所谓“诗画本一律”（《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他认为词应该取得和诗同等的地位、同等的功能，而词人则应该致力于对词的改造和提高。他自己努力实践，也鼓励朋友们这样做。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他同时代的北宋词人如黄庭坚、贺铸，稍后如周邦彦等都能摆脱晚唐五代乃至柳永绮丽轻倩、狭窄单调的风格，使词的意境和情调大为拓展。而南渡以后，特别是与苏并称“苏、辛词”的辛弃疾以及陆游、陈亮等为数众多的爱国词人，更无一不是继承东坡以词言志咏怀的传统和革新精神而取得光辉成就的。王灼所谓“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则明确道出了苏轼对词的开拓和创新之功。从诗词有别看苏词之不足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在词的题材、风格、音律、体制等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与创新，为词的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他的词作也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苏轼是罕见的文艺全才，他对各种文学样式都精通，诗、词、散文、书画无所不工。但他过于强调各种文体的相通，这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个性发展的。他认为情与志相通，所以以词言志。他对词是一种突破，同时又是一种回归，即向“言志”的正统文学诗文靠拢。他所开拓的词的领域，是以损害词的抒情体性为代价的。他自身的创作习惯如用典、搬用前人诗文，使其词缺乏比兴，缺乏形象，其中隐括《穆天子传》的《戚氏》一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南宋辛弃疾写词也爱“掉书袋”，就是从苏轼那里学来的，并且更为严重，使词几乎成了案头文学。苏轼写词还喜欢集句、回文，如他有三首《南乡子》为集句，七首《菩萨蛮》为回文词，而这些词没有丰富的内容，更无境界可言，近于文学游戏。不难看出，苏轼是把写诗的习惯带到词里来了。但作为“天才”，苏轼也能写出好词。如和韵词，人称是戴着双重“脚镣”跳舞，很难写好，而苏轼却有佳作传世，如《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就是一首咏物的名篇，被称为苏词中言情绮丽的代表作。章词写杨花，虽能曲尽其妙，但只把它作为烘托离思的旁衬之物，不如苏词中的杨花有形有神，因而抒情也就不如苏词深至委婉，而且，和韵比原韵还要受更多束缚，所以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东坡《水龙吟》咏杨花，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但和韵词多带有游戏形式，对词的创作有弊而无利。这种做法，是因难见巧。“巧”不是文学创作的极诣，其结果是给词的创作带来所谓杂体。至南宋辛弃疾、陈亮等人，词体异化的现象更为严重。此外，苏轼有的词议论过多，或缺少情韵，这显然是受宋诗议论化倾向的影响，其后果也是不好的。因此，我们在肯定苏轼对词坛的建树与贡献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其所存在的疵病。（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原副院长）

潘裕民

2023-05-12
李白诗话汝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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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自昌文/图今年3月，汝州获得“中国诗歌之城”称号。7月22日，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等单位公布了“读李白游神州”中华文化主题旅游线路，李白游中原是三条线路之一。8月11日下午，汝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场科科长张晓燕来电，让我把李白与汝州地域相关的诗梳理一下，完善李白游中原的线路，并把各市县上报的李白诗电子档发给我作参考。这是一个很容易也很难的选题，因为李白是“大唐之音”的领军人物，他的很多诗其时间、场景都存在争议。李白本身就是个神秘的人物，连出生地都存在争议，其年谱国内就有6个版本。我看到了中央宣传部学习强国·河南日报农村版强国号、河南日报客户端·乡村振兴频道推送的《话说汝山（下篇）》，遂想到“李白诗话汝山”或可以解决李白游中原诗中诸多辖地的争议。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李白是个神秘的人物，其家世、家族皆不详。《新唐书》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按照这个说法李白与李唐诸王同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辈族弟。亦有说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长安元年（701），李白出生于唐剑南道绵州（巴西郡）昌隆青莲乡。李白五岁，发蒙读书始于是年。《上安州裴长史书》云：“五岁诵六甲。”开元三年（715），15岁的李白已有诗赋多首，得到一些社会名流的推崇与奖掖。李白在四川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好剑术，喜任侠。在四川，李白结识了道友元丹丘，两人成为一生一世的好朋友。元丹丘也是个神秘的人物，生卒年不详，因李白的诗而名扬。开元十三年（725），25岁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离开故乡而踏上远游的征途。《初出城留别》：朝从紫禁归，暮出青门去。勿言城东陌，便是江南路。扬鞭簇车马，挥手辞亲故。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步入青壮年的李白出川，想寻个心安之处，实则心存建功立业、心怀天下的入仕情怀。在唐代虽然有了完美的科举制度，但著名的官员推荐非常重要，包括参加科举。李白在四川虽然名气很大，但没有获得什么进士之类的头衔，想得到重用是很难的，他出川行走，就是想结交名人，求得被推荐的机会。当然，找个合适的地方，先有个家也是要务。李白出川应与元丹丘一同，元丹丘年龄应与李白年龄相仿，与李白有着同样的抱负。隋代信奉佛教，大唐开国之初，有着鲜卑血统的李氏家族，担心儒生对其“蛮夷”出身有所排斥，就把道教尊奉的祖先老子李耳奉为祖先，同时大力推行道教，以求全国人民的认同感。李渊亲到国子监宣布：道教第一，儒学第二，佛教第三。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得到道教的支持，继位后进一步尊道抑佛。武氏主政，崇佛抑道，佛教盛行。李隆基登基后为了拨乱反正，大兴道教，给李耳加了“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等尊号，使社会风尚发生了很大变化。李白、元丹丘寻仙求道本受当时风尚的影响，此次出川有很大的政治目的。留宝马于门外步金梯于阁上开元十四年（726），李白二十六岁。春往扬州，冬离扬州北游汝州，至安陆（今湖北省孝感辖市）。途经陈州时与李邕相识，结识孟浩然。李白这次北上汝州的目的还是洛阳，是寻找入仕的机会。开元五年至二十五年的20年间，因关中常发生地震或旱灾，长安缺吃少穿，满朝文武不得不先后6次迁都在洛阳长时间办公，玄宗是在洛阳创造了开元盛世。开元年间，全国300多个州分为辅、雄、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有“四辅”“六雄”“十望”“十紧”之称。四辅州是环卫长安的同州、华州、岐州、蒲州，六雄州在边关要地。望州以下按管辖地域、人口、经济实力等划分。汝州为十个望州之一，排名第二位。唐承隋制，汝州最多时管7县，分别是梁（今汝州东部）、叶、襄城、郏城、鲁山、龙兴（今宝丰）、临汝（今汝州西部含汝阳县大部）。同样，汝州是7县共同的汝州，但州治驻梁县城（今汝州城）。唐代在州以上还设有“道”的行政区，前期是监察机构而非正式行政机构。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兴起，道成为事实上的地方行政机构，并伴随各地节度使，成为藩镇割据的开始。汝州因守护着洛阳的南部门户。会昌四年（844）汝州升为二等雄州，这是唐代汝州历史地位最高的时期。唐代汝州属都畿道，辖河南府、汝州两个府州。伏牛山以北、中条山以南，崤山、熊耳山以东，中牟、叶县等地以西为辖地。汝州在唐代是个好地方，任职的官员级别较高，贬职的中央官员多选择汝州任职。比如帮助李隆基登基的宰相崔日用、为玄宗传位肃宗写诏书的中书舍人贾至等贬为汝州任刺史。许多官员名人在这里置地建宅，比如宋之问在外方山置有陆浑山庄；宰相权德舆的哥哥权南仲就“耕凿汝山下，退然安困蒙”；洛阳诗人祖咏在箕山建有汝坟山庄。唐代汝州地控宛（南阳）洛（阳）、许（昌）洛诸多要道，李白行走中原多从汝州辖地经过。这次北游汝州留下的诗有哪些？众说不一。李白一路写诗或题诗很少写时间，不像宋代苏轼把时间写得清清楚楚，不让后人考证耗费精力。或许苏轼修正了李白的缺失。从时间和空间来讲应该是《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等，但不少资料认为这些诗写于731年，与丹丘生在嵩山的交往是同期。个人认同开元十四年之说，因为诗中没有提到嵩山和丹丘生字样。李白汝州龙兴阁时是可以望见嵩山的。不管怎样，这几首诗是李白走汝山时所写，时间留个存疑吧。《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有人认为作于安陆，有人认为作于汝州，与《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同个时期，因为序中与李白的从弟相伴。如果是作于汝州，当在汝州西南的杨楼镇的石太街村一带，属外方山域，是襄宛洛古道经过的地方，汝州旧有八景之一的“春日桃园”就在石太街一带。向北不远就是崆峒山。《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夫槿荣芳园，蝉啸珍木，盖纪乎南火之月也。可以处台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顺此意也，遂卜精胜，得乎龙兴。留宝马于门外，步金梯于阁上。渐出轩户，遐瞻云天，晴山翠远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乡路，还疑梦中；开襟危栏，宛若空外。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起予者谁？得我二季。当挥尔凤藻，挹予霞觞，与白云老兄，俱莫负古人也。《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也有汝州和沔州两个版本。支持“沔州”说的认为汝州没江。唐宋汝州城中有龙兴寺，唐建中四年（783），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汝州，朝廷派颜真卿到李希烈军中招抚，被叛军勒死在龙兴寺中。宋绍圣元年（1094）四月二十一日，苏辙因“以汉武比先朝”之罪，由门下侍郎贬至汝州任知州。苏辙发现龙兴寺华严殿损坏严重，殿壁上的吴道子画有毁坏的危险，便捐资重修了这个大殿和吴画。苏辙到汝州看望弟弟，看到修葺一新画殿，应惠真方丈之请，挥笔写下了《汝州龙兴寺修吴画殿记》，并赠送《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长诗。李白和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是雨后晴明的傍晚，天空通透，汝州城周翠绿的环山清晰可见，近处的汝水碧绿，在暮色中缓缓流向天边，与青山融为一体。汝水古称汝阳江，汝江，宝丰县的汝河南岸有汝江寺。“晴山翠远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是对环汝皆山的真实描述，是在汝州城中可以看到的自然场景，是摄影家和画家喜欢的画面。汝地名山和古迹很多，比如黄帝问道的崆峒山，许由隐居的箕山，大禹治水的禹王山、码头崖，严光研药的富春山等，还要访汝州及辖县的官员。不是十天半月能看完和访全的。在汝州李白送别从弟后，继续行走汝山，于这年秋天沿伊阙道来到龙门香山住下，写下了《秋夜宿龙门香山寺奉寄王方城十七丈奉国莹上人从弟幼成令问》：朝发汝海东，暮栖龙门中。水寒夕波急，木落秋山空。望极九霄迥，赏幽万壑通。目皓沙上月，心清松下风。玉斗横网户，银河耿花宫。兴在趣方逸，欢馀情未终。凤驾忆王子，虎溪怀远公。桂枝坐萧瑟，棣华不复同。流恨寄伊水，盈盈焉可穷。李白在洛阳行走很久，结交了不少诗友酒友，直到冬天还在《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遥通汝海月不隔嵩丘云开元十五年，27岁的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寿山，在元演等人的帮助下与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结婚，成为豪门家的上门女婿。在安陆他不断结交名人，希望能得到重用。开元十八年，已近而立之年的李白，曾多次谒见本州裴长史，终为所拒。这年夏天，李白决定去长安碰碰运气，因为满朝文武又随玄宗迁回长安办公。这次李白北上走的是伏牛山商於道，在南阳创作了《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游南阳清泠泉》等诗，结识了处士岑勋。过终南山后，寓居在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别馆，想结识玄宗妹妹玉真公主。在长安见到宰相张说，并结识其子张垍，又谒见了多位王公大臣。但均没有自己满意的结果。开元十九年初夏，李白来到洛阳，因为玄宗很快就要迁都洛阳了。从留下诗篇来看，这次洛阳之行，李白多在洛阳、汝州所在都畿道域内，停留的时间较长，创作的诗歌也多，著名的有《行路难之一》《春夜洛城闻笛》《梁甫吟》等。闻李白在洛阳，丹丘生来到嵩箕山修道，岑夫子来外方山的鸣皋山隐居。李白也多次与丹丘生相会谈志饮酒诗和。《题元丹丘颍阳山居》丹丘家于颍阳，新卜别业。其地北倚马岭，连峰嵩丘，南瞻鹿台，极目汝海，云岩映郁，有佳致焉。白从之游，故有此作。仙游渡颍水，访隐同元君。忽遗苍生望，独与洪崖群。卜地初晦迹，兴言且成文。却顾北山断，前瞻南岭分。遥通汝海月，不隔嵩丘云。之子合逸趣，而我钦清芬。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益愿狎青鸟，拂衣栖江濆。诗中北倚的马岭山，属豫西箕山山脉，在汝州、登封、伊川三县之间。山南属伊川半坡镇何村、白窑村，与汝州夏店镇关帝庙村相邻。马岭山东西横卧，东西两端有阙口连通南北，称东西石门，东石门现属登封市颍阳镇的王堂村，是颍阳通往汝州的近道，也是秦汉时期宛洛古道的近道。西石门又称鼎子关，是伊川通往汝州的近道，也为秦汉时期宛洛古道的辅道。站在马岭山上，可能看到汝州名山鹿台山，越过山脊线，可以看到汝州郡城。汝海，指宽阔的汝河，也为汝州的别称。马岭山为颍河与汝河的分水岭。东西石门南流的雨水为汝河支流荆河的源头，荆河一路南行汇入汝河。宛洛道就沿荆河行，在汝州西的七里村与伊阙道东路相会，向东再南通往南阳。通过石门的宛洛古道，随着隋代洛阳城的西移，伊阙道成为宛洛道的主道。这里虽然车马渐稀，仍是南北交往和南来访嵩山的近道。丹丘生把新居选在这里，目的不言而喻。李白与丹丘生饮酒，高兴地唱起《元丹丘歌》：元丹丘，爱神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长周旋。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我知尔游心无穷。一次，李白在山居独酌，想到好朋友韦六，于是写诗寄之。《北山独酌寄韦六》：巢父将许由，未闻买山隐。道存迹自高，何惮去人近。纷吾下兹岭，地闲喧亦泯。门横群岫开，水凿众泉引。屏高而在云，窦深莫能准。川光昼昏凝，林气夕凄紧。于焉摘朱果，兼得养玄牝。坐月观宝书，拂霜弄瑶轸。倾壶事幽酌，顾影还独尽。念君风尘游，傲尔令自哂。汝山是道教的发祥地，奇人怪事甚多。古有广成子居崆峒山，活了1200多岁仍童颜不改，黄帝曾三次拜师求教养生和治国之术。李白和丹丘生在汝山行走中就遇到了不知多少岁的女道士焦炼师和食菖蒲养生的老者。《赠嵩山焦炼师》：嵩丘有神人焦炼师者，不知何许妇人也，又云生于齐梁时。其年貌可称五六十，常胎息绝谷，居少室庐，游行若飞，倏忽万里。世或传其入东海，登蓬莱，竟莫能测其往也。余访道少室，尽登三十六峰，闻风有寄，洒翰遥赠。二室凌青天，三花含紫烟。中有蓬海客，宛疑麻姑仙。道在喧莫染，迹高想已绵。时餐金鹅蕊，屡读青苔篇。八极恣游憩，九垓长周旋。下瓢酌颍水，舞鹤来伊川。还归空山上，独拂秋霞眠。萝月挂朝镜，松风鸣夜弦。潜光隐嵩岳，炼魄栖云幄。霓裳何飘飖，风吹转绵邈。愿同西王母，下顾东方朔。紫书傥可传，铭骨誓相学。记《嵩山采菖蒲者》：神仙多古貌，双耳下垂肩。嵩岳逢汉武，疑是九嶷仙。我来采菖蒲，服食可延年。言终忽不见，灭影入云烟。喻帝竟莫悟，终归茂陵田。汝山汝水菖蒲众多，菖蒲能延年益寿，汝人当研究研究如何食之。李白久在洛阳，思家安陆，再次来到嵩阳与元丹丘告别，丹丘邀他把家迁到嵩南做邻居。李白确有此意，在《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并序》中，畅想移家后“拙妻好乘鸾，娇女爱飞鹤。提携访神仙，从此炼金药”。的神仙生活。约在开元二十年秋，李白告别丹丘生，沿荆河南下，走宛洛古道南下安陆，这次走的应是宛洛道汝州段的东路，因为是外方山东域路平且直的近道。李白这次的汝山之行就这样结束了。（作者为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汝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风穴寺探秘》《汝瓷的前世今生》等书）

尚自昌文图

2023-08-25
南宋泉州太守书法手卷拍出59.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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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李旭东（泉州市青年书协常务理事）张志团（福建拍卖界人士）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古代书画拍卖会上，南宋时曾任泉州太守的蔡襄手书的一幅书法手卷拍出59.3万元。蔡襄在这件书法作品上写了啥？其书法价值有多高？本期收藏茶座请到了我市书法界、拍卖界的两位嘉宾，就此展开了话题。苏轼曾收藏该墨宝记者：请介绍一下这件书法作品的创作年代。张志团：这件书法的尺寸为25cmx116cm，约2.61平尺。这幅书法具体创作于哪一年？从作者本人的题识中不难找到答案。“皇祐元年秋八月望日，游湖上归。同诸僚友饮舟中。既返寓邸，时月色满池，因书唐人李濋华赋以寄余兴耳。”可见，这件书法作于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的农历八月十五，是蔡襄与同僚从湖上游玩归来后，趁兴提笔挥毫而就。该拍品原为日本著名收藏家长尾甲所持有，系从海外回流的宋人墨宝真迹。从该书法的鉴藏印上可得知，这件书法曾先后为苏轼、张徵、伯颜不花、宇文公谅、王用臣等人所收藏。与蔡襄同一时期的苏轼还在书法后题跋，称蔡襄的字“书以君谟为第一”，并留下了一方“东坡居士老泉山人”的鉴藏印。皇帝也是他的“粉丝”记者:蔡襄的书法有何特点，其书法价值又有多高?李旭东:说起宋代书法，就不得不提起“苏黄米蔡”四大书家。在书法史上，蔡襄与苏轼、黄庭坚、米芾相齐名，推崇他书艺的人不仅包括苏轼、欧阳修等书法名家，还包括了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史载，同一时期的苏轼曾赞誉蔡襄书法“为本朝第一”，宋仁宗也非常喜欢蔡襄的书法，曾屡次诏令蔡襄书碑，但都为蔡襄所拒。从书法风格上看，苏轼丰腴跌宕，黄庭坚纵横拗崛，米芾俊迈豪放，而蔡襄书法则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蔡襄的传世作品并不多，目前保存下来的蔡襄墨迹仅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以及《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等寥寥几件，分别被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本报记者张非

2015-01-29
常州单独成卷《毗陵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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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多达15卷的《苏轼全传》即将出版。其中，常州将独立成卷《苏轼全传·常州卷·毗陵我里》。这一卷由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职工、我市苏学专家邵玉健执笔完成。这一卷正文共12个章节，约15万字，重点展示苏轼在常州地区留下的足迹、诗文创作以及与常州籍人士的交往与深厚友谊，描述一代大文豪与常州的文缘、情缘。书中精选与苏轼密切相关的遗址胜迹图片，为全书增色不少。邵玉健长期从事苏轼研究，为了写好这一卷，他研究了数百万字资料，包括苏轼年谱、苏轼诗文以及大量的地方文献等，花了两年时间精心撰写、修改，“希望能较全面地展示苏东坡的人格魅力、诗文艺术，让更多人了解他与常州的渊源、对常州的眷恋”。据了解，《苏轼全传》共15卷，约200万字，是由四川省眉山市政府重点打造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以苏轼人生轨迹为主线，以苏轼为官和贬谪地为主，一地一卷。其中，常州作为苏轼终老之地，独立成卷。苏轼生于四川眉山，一生颠沛流离，与常州结下不解之缘，先后10多次来到常州，并终老于此，留下与常州有关的诗66首、词10首、散文103篇，对常州的地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我市在苏东坡终老地——藤花旧馆设立苏东坡纪念馆，东坡公园内也有仰苏阁、舣舟亭、御碑亭、东坡洗砚池等纪念苏东坡景点。（陈荣春吴冬冬）

2017-03-07
文化+美食三苏祠“吃货东坡”系列美食产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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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殷勇）8月29日，眉山三苏祠“吃货东坡”系列美食产品正式发布，一场主播带货直播秀也随即在东坡水街热闹上演。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气主播走进东坡水街，现场试吃，直播带货。同时，不少市民和游客也争相线下品尝和购买东坡美食。记者从发布活动现场获悉，为传承东坡文化，三苏祠联合眉山东坡宋城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精心开发了“吃货东坡”系列美食产品。此次亮相的产品以卤味为主，有卤鸡爪、卤鸡翅、卤鸭脖，同时还有东坡泡菜系列产品，能满足不同顾客的需求。“苏东坡是我们眉山的名片，如何更立体地推广东坡文化，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三苏祠博物馆副馆长周云容表示，此次“吃货东坡”系列美食产品发布活动是我市结合美食与文化，传播东坡文化的又一次创新尝试。

殷勇

2020-09-02
唐宋派对王安石散文经典化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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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为代表的唐宋派兴起。唐宋派文道合一与师法唐宋相结合的文学主张，极大提升了唐宋散文的地位，对王安石散文而言更是如此。唐宋派古文选本对王安石散文经典属性的全面挖掘，及归有光、茅坤等人对王安石散文的学习，是王安石散文经典地位得以在明代确立的关键。追求刚健峭拔的为文风格唐顺之的《文编》与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唐宋派具有代表性的古文选本，集中反映了唐宋派文人的古文思想，对当时及后世读者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尤其对王安石散文经典化的意义十分重大。《文编》是唐顺之于嘉靖年间选成的古文选本。唐顺之选《文编》的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为文之法度。正如四库馆臣对《文编》的评价：“标举脉络，批导窾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固当以此编为门径矣。”基于对法度的追求，唐顺之选王安石文53篇，包括表、札、论、书、杂著、启、序、记、祭文、墓表、墓志铭11种文体。在选文的同时，唐顺之也进一步从学理上分析了王安石散文的艺术特质。他认为，王安石散文有别于“唐宋八大家”中另七家的最本质之处在于“遒紧”，即刚健与严谨。如其评王安石《上人书》曰“半山文字其长在遒紧”，评《上田正言书》时称此文“直而劲”。此外，唐顺之认为，简洁、峭拔也是王安石散文较为突出的风格，如“中论避寇端州事，比欧阳公为简”的《秘阁校理丁君墓志铭》。唐顺之启发读书人，追求刚健严谨、峻峭凝练之风，当学王安石文。可以说，唐顺之的评价较精准地概括出王安石散文的风格特征，而《文编》的另一重要意义则是直接影响了茅坤对唐宋文的认识，促进了茅氏对王安石散文经典性的发现与揭示。倡扬情真简劲的写作特征茅坤于明万历七年（1579）编选成书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是后世研习唐宋八大家”散文最重要的参考选本之一。作为唐宋派的重要代表，茅坤的古文理论受唐顺之影响较深，他对王安石散文的接受，较唐宋派的其他人更为深入。虽然他对王安石的学术颇有微词，但对王安石散文艺术价值的评价颇高。将韩、柳、欧、曾、王、三苏并称为八大家，并非自茅坤始，明初朱右所编的八先生文集》便已见“唐宋八大家”的雏形，但朱右选本早已散佚，唐顺之的文编》也是以这八家为体例加以编选的。茅坤继承了朱右和唐顺之的选本体例，对此八家的散文加以选取，编订成书。由于茅坤的选本流传较广，因此他被认为是最早命名“唐宋八大家”的人，“唐宋八大家”的称号也由此正式得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唐宋八大家文钞》曰：“八家全集浩博，学者遍读为难，书肆选本，又漏略过甚。坤所选录，尚得烦简之中。集中评语虽所见未深，而亦足为初学之门径。一二百年以来，家弦户诵，固亦有由矣。”文钞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茅坤看来，王安石散文“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往往一言、一字便能“从神解中点缀风刺”，这样的特质古今少有。基于此，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选王安石散文16卷211篇。他对王安石散文风格特征的揭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情真。茅坤认为，情感真挚而激越是王安石散文的重要特质，王安石所作的墓志铭、祭文、奏表等都蕴含着真挚的情感。他写的范仲淹祭文使人读之无不“涕洟呜咽”，其《祭王回深甫文》交深而言戚，可裂肺肝”。《祭欧阳文忠公文》更被茅坤誉为“欧阳公祭文当以此为第一”。茅坤所选王安石的35篇表”，也多表现出真挚而丰沛的情感。同时，茅坤极为重视对王安石散文以虚达情表达方式的揭示。所谓“虚”，是相对于“实”而言的。“实”是在墓志铭这类文体中惯常的手法，在墓志铭中作者往往以墓主的生平事迹为重点书写内容。王安石则不同，他所作的墓志铭经常通篇没有详细的事迹，代之以一种深沉而浓烈的情感表达，这是王安石以虚达情的特殊方式。第二，简劲。茅坤赞赏王安石散文言语简洁又刚健有力，而“简洁”“遒劲”的关键点在于王安石行文往往委婉曲折，让人“览之如游峭壁邃谷”，常“令人神解而兴不穷”，应接不暇而心驰神往，这是欧阳修和苏轼不及王安石的地方。例如，其《原过》篇“文不踰三百字，而转折变化不穷”，从《读孔子世家》篇更可看到“荆公短文字转折有绝似太史公处”。第三，有法。除情真和简劲外，茅坤还认为王安石散文的结构严谨有序。茅坤论文讲求法度，注重文章的结构，这也是他称颂王安石散文之处。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最能说明这一点。该文万余言，是王安石变法的宣言书，论事虽繁，但文章各部分分工却都井然有序，相互连接，“如提百万之兵，而钩考部曲，无一不贯”。第四，本自经术。经术是指对儒家经典加以阐释和应用的方法。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以经术取士代替诗赋取士，作《三经新义》，为举子提供学习指导书。南宋学者陈善认为，宋代文章有三个变化，王安石以经术为本，苏轼以议论为本，程颢、程颐则以性理为本。茅坤亦言“荆公之文本经术处多”“荆公学本经术，故其记文多以经术为案”，可以说找到了解读王安石散文的门径。以王安石散文为学习典范唐宋派文人中，王慎中与唐顺之以学欧阳修与曾巩散文为主，对于王安石凌厉峭拔、言简旨远的文风，欣赏多于借鉴，而茅坤与归有光为文受王安石影响较大。归有光主张文道合一，倡导师法唐宋文，他的文章受王安石散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王安石“文短气长”风格的接受。归有光云：“文章简短，难得气长。惟王半山《读孟尝君传》、韩退之《送董邵南序》内有许多转折，读之不觉气短，真妙手也。”王安石文短气长的文风，被归有光借鉴并发展，演化为“言短旨远”的风格，这在归有光怀念亲友的抒情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归氏家道衰落，到归有光一代早已不复往日辉煌。他八岁丧母，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十四岁应童子试，屡试不第，六十岁才考中三甲进士。坎坷的经历使他对生命和人生的体悟更为深刻，无论是对母亲的怀念，还是对妻儿的思念，抑或是对友人的追忆，其情感都是浓烈而细腻的。但归有光并未选择以长篇大段的绵长形式来叙述，而是以简洁凝练的方式来表达思念。以《寒花葬志》为例，这是归有光为妻子魏孺人的侍女寒花所写的墓志铭，短短112字，却婉转多情，令人感动。无怪乎明人王锡爵称归有光“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除《寒花葬志》外，归有光很多文章都有“言短旨远”的特点，如写友人张自新的《张自新传》、怀念丧子的《思子亭记》等，无不简洁凝练、婉转多情。这些文章的选材和立意，虽不同于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但归有光与王安石散文“言简旨远”的风格却是一致的。茅坤对“唐宋八大家”的文章皆有所借鉴，他对王安石散文的接受以杂著为主。这一点可从茅坤《读班固汉书古今人物表》与王安石《读孔子世家》二文的对读中看出，二者立意一致，皆是告诫世人应辩证对待史书。不仅如此，茅坤的历史人物翻案类文章，与王安石的此类文章更是一脉相承，如茅坤为周亚夫翻案所作的《读亚夫传》与王安石翻案文章《读刺客传》《读柳宗元传》，立意、行文、论证都极为相似。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典作家与其作品都经受了多重考验。明代以前，王安石散文的传播并不顺利，受熙宁变法的影响，赞赏者有之，贬损者亦很多，且多以感性评价为主，学理层面的分析较少。明代以来，王安石散文的艺术价值得到更为理性的揭示，这主要得益于唐宋派对王安石散文的接受。可以说，唐宋派的古文选本及古文创作对王安石散文的接受与借鉴，在王安石散文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系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化传承视域下王安石文章经典化传播与当代价值”（TJZWQN19-003）阶段性成果）（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传媒学院）

2021-04-19
打造岭南东坡文化中心首届岭南东坡人文论坛在惠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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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3日至24日，由广东省惠州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山大学哲学系、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文物局）、中山大学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育研究中心、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共同举办的首届岭南东坡人文论坛“苏轼与宋学”学术研讨会在惠州成功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各高校近50位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本次研讨会有什么亮点？取得了什么成果？对东坡寓惠文化传承发扬带来什么启示？亮点纷呈学者多、规格高、汇集思想成果本次研讨会以大会报告、分论坛、圆桌论坛等形式进行，形式多样。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研讨会学者多、规格高，据统计，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各高校近50位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包括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禅宗与中国文化研究院创院院长冯达文，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杨国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开，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舒大刚等学术大咖。本次研讨会内容丰富，设置了苏轼的经学研究，苏轼与儒释道三学，蜀学、洛学与新学，苏轼诗词研究，苏轼与惠州文化五个分论题，有21位专家学者作专题主旨报告发言，包括《人本、情本、民本：苏东坡的家国哲学》（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舒大刚），《宋学的三重意义》（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景海峰），《“天高皇帝远”：苏轼谪惠期间的广东地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苏轼笔墨里的庄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郑开），《苏轼的道家之缘》（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华），《苏轼进士科名次问题再议》（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系曹家齐）等，还有近10位专家学者参与圆桌论坛讨论发言。惠州本地文史专家及各地苏学爱好者120余人亦列席会议，参与讨论。据介绍，本次研讨会编撰形成了《首届岭南东坡人文论坛“苏轼与宋学”论文集》，汇集了高校学者、专家和惠州本地文史专家的苏学研究论文共22篇，成为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思想成果。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对苏轼学术思想的研究，助力惠州东坡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焕发岭南名郡时尚魅力，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落地生根。有益启示推动“岭南东坡人文论坛”常态化冯达文认为，苏轼堪称“天才式”“全才式”文学家，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音乐等方面均有着极高造诣，也是为“文名”所掩的重要思想家。“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以苏氏父子为代表人物的“蜀学”是与荆公新学、司马光朔学、二程理学、张载关学等并立的重要宋学流派。苏轼是中国儒释道文化的人格缩影，是一座令后人“仰之弥高，钻之弥深”的文化高峰。惠州是苏轼跌宕起伏之生命旅程的重要一站。在惠州的两年零八个月，是苏轼诗文创作的高峰期之一，也是他一生思想的重要转变期。“苏轼一生历典八州，为什么独独偏爱惠州？原来，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完成‘东坡三书’（《易传》《书传》《论语说》）之地。”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书华表示，苏轼之学形成于黄州时期，成熟于惠州时期，完成于儋州时期。惠州是苏轼的福地，是惠州成就了作为学者、思想家的苏轼。同时，苏轼也成就了惠州。“苏轼到惠州后，看到的是春，如‘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生机一片。”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华认为，从苏轼寓惠这个事件，可以看出苏轼所受当地风物人情的影响，尤其是罗浮仙山给他的艺术灵感；从他在岭南的社会交往活动，以及他与道教的一些特殊机缘，也能看出苏轼的人格与艺术创造风格。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会议以前沿视野探寻东坡文化的魅力，深度挖掘东坡文化的内在价值，对惠州东坡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惠州正围绕“打造岭南东坡文化中心”目标，着力推动“苏轼与两宋惠州文化发展战略”落地，建设苏学研究区域性高地、岭南东坡文化传播主要策源地，加强西湖、罗浮山人文精神的呈现，整合提升合江楼、惠州苏东坡祠、嘉祐寺，通过寿苏会、东坡粉丝大会等平台，持续打造“不辞长作岭南人”IP，以“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启动为契机，全面打造东坡文化旅游首选目的地。同时，惠州也将推动“岭南东坡人文论坛”常态化，打造惠州文化传承发展品牌，切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东坡惠缘惠州深入挖掘保护传承东坡文化苏轼寓居惠州两年零八个月，时间虽短，他的足迹遍及西湖、汤泉白水山、罗浮山。他在惠州的活动成为惠州深厚人文底蕴的重要构成，他主持修筑的苏堤与杭州西湖苏堤齐名，他写下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以及后人写的“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成为千古佳句，为惠州留下一大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寓惠的两年零八个月时间里，苏轼整顿心灵、为民谋福、寄情山水、快意文章，对惠州产生了无法用时间丈量的影响。苏轼之于惠州，互相成就，互相孕育，可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他用如椽巨笔点化惠州湖山，惠州西湖成为唯一由他命名的西湖；他修撰了《易传》《论语说》《书传》等经学著作，实现了其立德立功立言的士大夫追求；他将南下失意转化为笔下的感悟哲思，写下《蝶恋花》《记游松风亭》等千古名篇；他把超凡脱俗的文人才气转化为为民请命的民本情怀，做了大量有口皆碑的民生实事；他发明了“羊蝎子”，酿造了真一酒，使惠州成为苏轼“美食地图”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提出了不贪为我宝、思我无所思的价值追求，留下了丰富的廉洁文化资源；他的足迹遍布惠州，留下了白鹤新居、合江楼、嘉祐寺等近20处珍贵苏迹，使惠州成为苏迹最多的城市之一。他在惠创作了587篇诗词文章，离开惠州后，又引发了洋洋大观的颂苏文潮，带来了“天下不敢小惠州”的美誉，在惠成熟的东坡思想，不仅受到“湖上五先生”等惠州后学敬仰，更在菊坡学派、江门学派等岭南文脉中延续传承。近年来，惠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东坡文化的传承发展。保护了东坡井、王朝云墓、苏堤和东坡传说等一批文物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投入2.3亿元建设涵盖苏东坡祠核心区、东坡纪念馆区、东坡粮仓文化艺术创意区及游园休闲景观区的惠州东坡文化园区，制作了一席美味的“东坡家宴”，持续打响惠州“东坡家宴”品牌，成功举办了东坡文化节、东坡粉丝大会、寿苏会等东坡文化活动，作为重要城市积极参与“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题游径”建设，深度擦亮东坡旅游名城品牌。

2023-12-29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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