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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汉潜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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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汉潜唐昌临安区委宣传部和钱江晚报联合推出有石，有路，石、路均在寺内；有溪，有人，溪、人犹在图里。腰系一方鸡血石印章，沾着徽杭古道的尘泥，山里有寺，轻踏进去——寂照寺；溪水印寺影，影下於潜女，女唤家人归，田间地头，袅袅展开——耕织图。走在寺庙里的人叫苏轼，给《耕织图》做下底子的人叫刁璹。两人为至交，那个时候苏轼是杭州通判，刁璹是於潜县令。两人相见的这一年应当是公元1073年，王安石正在变法，“青苗法”正在全国推行。苏轼由富阳、新登方向进入於潜，写下《於潜女》。於潜和昌化，自古一山同系、二水相汇。这样想着，苏轼又由於潜经紫薇岭入昌化，于是有了东坡林和三贤堂。开篇语从吴越国时的繁盛往昔，到徽商的商业鼎盛，由浙入皖，过千秋关到宁国，过昱岭关到绩溪，中间隔着几百年；从钱塘而去歙县，中间隔着一个清凉峰。清凉峰的西面是绩溪，清凉峰的东面是於潜、临安和昌化。现在的临安就是由古时的於潜、临安和昌化三县合并而来。於潜县和昌化县极为古老，有掰着指头数不过来的千年历史。这样的县被撤销的原委大抵和综合发展有关。但有些人有一个误解：一定是临安县更有积淀和底子，所以才“吸纳”了其他地域，犹如湖泊之于溪流。其实不尽然。临安建县始于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时名为临水县，直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临安作为县名被固定下来。於潜县则要早得多。《汉书》讲到丹扬郡时说，明确“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扬”，领“县十七”，“於朁（朁音潜）”便是其中之一，这一年是公元前109年。这个於潜非常有意思，临安和昌化竟都曾是它的辖地。唐武德七年（624年）时置潜州，领於潜、临水两县。唐垂拱二年（686年）时，不知何故，朝廷决定将它分一部分出来置“紫溪县”——这，就是后来昌化县的雏形。之后复置唐山县（后改名吴昌县），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改吴昌县为昌化县——这样过了近1000年——1958年，“先来”的於潜县被撤销并入了“后有”的昌化县——再两年后，昌化县与临安县合并。於潜之于昌化，昌化之于临安，个中故事密密绵绵，不可分割。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於潜和昌化一定是翻读临安绕不过去的重要章节，自古至今，它们都是炬光的存在——没有於潜和昌化，其实就没有临安，没了临安的杭州也就缺了一页。所以，要单独说一说於潜，单独聊一聊昌化——在“吴越名城·幸福临安”的大背景里，想必包括於潜和昌化在内的临安会在接下来5年里一路风调雨顺、高歌猛进。今天，继“遇见吴越国”“遇见青山湖”“遇见天目山”之后，临安区委宣传部和钱江晚报推出“遇见”系列第四季——《遇见汉潜唐昌》。遇见的，可能是楼异之子的笔纸，齐璜的鸡血石印章，可能是满腔抱负东逝后的归隐落寞，还可能是古时的祈祥塔、古意的河桥、氤氲的湍口……遇见，总是美丽的；再见，总是欢喜的。为了和临安的一次次遇见而心喜，为了和将来的再见而期待。我们拥抱这个时间的临近，我们同时也期待这个时间的来临：临水临山遇临安，初来再来见未来。一於潜和昌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从完整中分，再到两分中合，兜兜转转走了近1300年。说起来有些羞愧，我在很长一段时光里只知道於潜是西天目山脚的一个小镇，有工业，主产雷竹笋，竟不知於潜是个古县，置县2000多年。先“於潜县”而知的是“於潜令”。二十年前，在“打杂”一本族谱的编撰中，我读到了《戏於潜令毛长官》——当时只认为能入苏轼诗词的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诗中的“毛长官”叫毛国华，任於潜令时接待过到於潜“捕蝗”的苏轼。毛国华家势显赫，光其近世先祖里就有过毛延邺、毛可游、毛文琠三位尚书。但他本人却未曾中过功名，受父兄荫而入仕，长期沉寂下僚。虽曾为令于八闽诸县，但花甲之年调任於潜时依然只是县令。他是一个才智极高、治绩斐然的人，但名不达于上庭，声不播于名士。一直到熙宁七年八月。当月二十七日，苏轼扑蝗於潜，晤县令毛国华，与国华及县尉方武游明智寺，访辩才，遂宿西菩山。东坡还杭后为此赋诗，在士林中广泛流传，于是毛国华声名远播。后调任婺州观察推官，但很快受苏轼“乌台诗案”累而去官。毛国华的仕途远近，其实从他的朋友圈就能看出：早期在宣城时交友梅圣俞，后期在於潜令上交友刁璹、晁补之、参寥子、辩才等。众人都是不善钻营，性情耿介，或勿求于人之人，和“左右逢源之圆滑”的官场格格不入，注定走不太远。另一个“格格不入”的人是毛国华的前任刁璹——不仅写得了诗，还治得了县——他把一个於潜县治理得惠风和畅、“鹅闲犬休”。苏轼在考察属县官员的政绩时，给的评价很高：“我来观政问风谣，皆云吠犬足生氂。但恐此翁一旦舍此去，长使山人索寞溪女啼。”一个是才智极高的毛国华，一个是让山人索寞溪女啼哭的刁璹，他们在精神上领着后辈和继任者，并渐渐把於潜变成了一个田稼桑穑的农耕天堂。二刁璹辞官於潜令60年后，楼璹来了。同为“璹”名，刁璹生息了一个县，楼璹则是把这个县画成了一幅画。假如你生活在八九百年前的南宋，又假如那一年的那一天，你正巧站在於潜往都城临安的路旁，那么，你就可能碰见：一队人马正疾驰在前往都城的官道上，领头的正是於潜令楼璹。他“因课劝农桑成效显著而得上闻”，所以受到高宗的召见——楼璹特意带上了《耕织图》。宋高宗看到《耕织图》后龙颜大悦、倍加赞赏，即“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于是《耕织图》名声大振，摹本流传于几乎各州、县府的立墙——之后，此图被多次临摹，开创了以图配诗、普及农书的先河，是人类史上第一部农业科普读物。楼璹这样既能埋下头苦干，又能抬起头看方向的地方官，就此打开了一扇课农之窗。三最近几年，写了一些和古代文化有关的文字。很头痛的一件事就是查县志、翻宗谱。古文没有标点，晦涩难懂。好在，翻得多了也就知道这些古籍的编撰规律。《於潜县志》完全不一样，自南宋始，《耕织图》就占据了几乎所有当地县志的首页——没有哪个编撰者不认为这些图对于於潜是一个提纲挈领的存在。论说耕织，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更为自然和天真，它就是和於潜一岭之隔的昌化。公元1073年春的一天，昌化令陆元长在紫薇岭上接到了苏轼——7里紫薇岭向外不远就是於潜，长岭翻过就是昌化县城。陆令闲聊，说“吾昌古郡边邑，远离州治……乃州治九县之末也。”而苏轼却不以为确，说“山高而水长，地僻而风古……唐昌何不佳境也！”但昌化给我最深的印象，反倒是另一个故事，它冲击、震荡了我四十年的人间经历思绪。宋代，古昌化县览川有章姓兄弟二人，均无子嗣。眼看而立之年已过，哥哥不得已领养了一个族中男孩，改其名为章栩。不曾料想章栩未及垂髫，妻子就得孕生子并取名叫章诩。见此情景，弟弟上门跟哥哥商量：你既然已经生了章诩，不如把领养的儿子给我吧。哥哥就去跟妻子商量，妻子却说：“没生的时候便去领养他，生了便把他丢弃，人家会怎么看我呢？”弟弟再三请求，嫂嫂便说：“那就把我的亲生儿子过继于你。”弟不敢受，哥嫂十分坚持，最后亲生儿子过继给了小叔。后来章栩章诩兄弟成人成家，章栩有子二：章樵、章槱；章诩有子二：章铸、章鑑。四子均中进士，章家也就成了名门。很多人考证过，这个故事竟然不是诓人的——以章樵为例，确有其人——为南宋宁宗嘉定元年进士，知吴县，通判常州，监登闻鼓院。章槱是开禧元年进士，家创义塾，延名师，四方负笈日众，学者咸称为南塾先生。今天写这个故事出来，没有特别的含义，只是想把它当成昌化文化的一个证明——它不只有於潜的农桑，千百年来，它还培育了独属自己的仁和。四於潜和昌化，从来都没有真正分开割裂过，无论百十千年。即使地域一再分合，人物往来依然密密如斯。犹如“浙西大峡谷”，汉时属丹扬郡於潜县，唐垂拱二年属紫溪县（昌化），大历二年（767年）又并入於潜县，北宋太平兴国三年，改吴昌县为昌化县，1960年撤销昌化县，与临安合并……但，无论如何归属，大峡谷依然是大峡谷，镌刻的是时间，接纳的是一个又一个从於潜来到昌化去，或者从徽州走到杭州来的生活。悠悠时光里留下的是名称，比如紫薇岭、徽杭古道、荆州，比如千秋关、昱岭关，比如百里河桥、唐昌佳境和《耕织图》。

本报首席记者鲍亚飞

2022-01-04
南丰拜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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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映勤（天津）到江西南丰，不能不拜一拜曾巩，曾巩对南丰的意义大焉、重焉。在南丰，到处都有他的遗迹，想躲都躲不开。曾氏祠堂、曾巩纪念馆、曾巩文化园、曾巩的读书岩和墨池等等。今年是曾巩诞辰一千周年，一座城和一个人联系得如此紧密，千年盛传，世代纪念，这在文化名人中是不多见的。南丰是曾巩的故乡，到他39岁考中进士之前，基本上都在这里生活。南丰的山水，南丰的文化，滋养着他从乡野走向庙堂，从江西走向全国。千年光阴，他这颗巨星仍然熠熠发光，照亮中国文学的版图。到南丰之前，虽然知道曾巩的大名，但对他几无了解。唐宋八大家，中国散文最强劲的一支队伍，曾南丰名列其中，为地方文化擎起一面大旗。正是这面大旗的召唤，我来到这里。都说人杰地灵，南丰这片热土孕育出众多人才，其实名人更是提升地方知名度的一块金字招牌，南丰因为曾巩而享誉全国，两者交相辉映，珠璧同灿。我到南丰，心怀敬仰，自然要拜一拜文定公，走近先生或走进先生。在南丰曾巩文化园的广场，我与曾氏后人及各界群众共同缅怀礼敬先贤；在盱水河畔，我流连在祠堂、岩洞、墨池前，心中默想着先生当年苦读诗书的情景；在曾巩纪念馆，我对文定公的生平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南丰的日子，我追寻着曾巩的足迹，仿佛时光穿越，往事越千年，心中想象着他在这里度过的日子。曾巩在南丰的日子，也许并不美好。物质上他是贫穷的，始终在为生计操劳奔波。他出身于官宦家庭，按说应该生活优裕富足，至少是衣食无虞。他的祖父曾致尧为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南丰考取的第一位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户部郎中，为北宋一代名臣。曾致尧虽身居高位，却性格刚正，为政清廉，出仕多年家里并没有积累下多少财富。曾巩的父亲曾易山为其祖父的第五子，也考取了进士，多年出任官职，在曾巩出生时即为知县，但他为人正直，不善敛财，家里的经济状况始终并不富裕。曾巩的青年时期，父亲因得罪上司被罢官，曾家竟困难到“无田以食，无屋可居”的地步。总体来讲，曾巩在南丰，长期生活在拮据困顿之中，养家的重任压在肩上，使他的大部分心力用于养家糊口。曾家是个大家庭，同父异母的哥哥考中进士后，死于回乡途中。他上有继母，下有四个弟弟、九个妹妹、两个侄子需要抚养，“宦学婚嫁，一出其力”，家庭负担之重可想而知。但是曾巩宁可自苦，也不卸责任，操劳苦作，独当家事。他在《南轩记》中写道：“吾之役于物，或田于食，或野于宿。”为生活所迫，有时在田地里吃饭，在野外住宿，为经营家人口食，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即使这样，家人也无法顿顿吃上粗食淡饭，常有冻饿之虑。我们从两个细节可以看到他当年的境遇之艰难。曾巩结婚成家的时候已经32岁，古人早婚，千年前的32岁，绝对属于大龄剩男，如果不是因为家贫，不是因为家累，他不可能错过婚期。曾巩天资聪明，幼读诗书，脱口能诵。12岁试作《六论》，提笔立成。居于乡邑，早有才名，但是直到23岁才第一次赴京赶考。三次落第，复得重病，39岁年近中年时才如愿以偿，考中进士。他跌磕蹭蹬的科举之路，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家庭负担过重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曾巩在南丰的日子，更多的还是快乐与幸运。他虽然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财产家业，但是沿袭了曾家耕读的传统和纯正的家风。曾家祖辈世代都是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以报效国家，在曾氏家族已然蔚成风气，深厚的儒学根底造就了曾家后代人才辈出，曾巩祖孙三代在77年中共出了19位进士，祖父致尧辈7人，父亲易占辈6人，曾巩同辈6人。这样的书宦人家不仅在江西南丰，就是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固然，因经济所迫，曾巩过的是半耕半读的生活，躬耕以养家立命,读书为修身养性，即使贫困交加，身处困境，但他耳濡目染，传承家风，一心向学，矢志不渝，于磨难中锲而不舍，埋头苦读，最终成就大业，从南丰走向全国。南丰古城也称琴城，因形状与古琴相似而得名。曾文定公祠就坐落在城郊琴城南门渣坑村的半山腰上，坡下的盱水河汨汨流淌，波澜不惊；山上草木茂盛，郁郁葱葱。山水之间，亭台掩映。举目眺望，迎面是一座古旧的牌坊，上书“曾文定公祠”五个大字。拾阶而上，穿过牌坊仅数米，从青瓦红墙的院门进入，便是祠堂，规模虽不大，却庄重典雅，朴素大方。房子是新建的，旧址是建于明代的“读书岩祠堂”，里面有无真迹遗物不得而知，面相清癯的曾巩注视着远方，以供后学追思缅怀。沿着曾巩的足迹从祠堂下坡，不远处即是他当年读书的地方，名为读书岩。这其实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岩洞，面积不大，长宽约三米，高约二米，内有石桌、石凳和小洞，相传为曾氏兄弟读书的地方。岩洞依山傍水，景色秀美。洞外绿树成荫，江水潺潺；洞内环境幽静，凉爽宜人。曾巩当年为什么离家过江和兄弟跑到这里来读书？概因家里条件不好之故，那时的南丰一定是夏天闷热冬天阴冷，而洞里冬暖夏凉，适合读书。随着曾巩的声名远播，后人在此岩洞前构筑亭子，以激励后人凭吊先贤。方亭古雅大方，挂有楹联匾额，为读书岩增色不少。从读书岩拾阶而下，不远处的石壁上刻有紫红色“墨池”二字。相传南宋的大儒朱熹因仰慕曾巩，游览至此，听说曾氏兄弟在此石泉下涮笔洗砚，心有所感，写下“墨池”二字。曾巩的文章，最为著名的便是《墨池记》，借临川王羲之洗笔之事，表达他的观点——成功不是天生的，是不懈努力的结果。“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写王羲之其实就是写他自己，面对生活的磨难，仕途的艰阻，永不放弃，始终为着心中的理想奋斗。曾巩就是执著坚守、勤奋成才的典范。读书岩、墨池就是激励后学埋头苦读的最好见证。曾巩出自南丰，却属于全国。他的文名是源于唐宋八大家，外地人对他的了解与其政绩大小、如何做人关系不大，只知道他的文章写得好。有哪些好？哪篇好？说心里话，多数国人不甚了了。实话实说，曾巩名列八大家之末，名气逊于前面七位。提到唐宋八大家，读过初中的大多记得住韩柳欧王加三苏，最容易忘的是曾巩。他的大名我当然记得，但有过什么名文名句，实在是不清楚。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篇《岳阳楼记》，王勃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绝唱《滕王阁序》，柳欧苏王皆有经典传世。与他们相比，曾巩的文章虽然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收录最多，共有128篇，但是名气似乎不如他人。苏洵、苏辙也许名实不符，沾了苏轼的光，但无论如何，曾巩的确是少了一些让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名篇名作。自古文章以质胜，从来无关多与寡。曾巩的文章肯定是好的，他生前已博得重名，欧阳修说他是群鸟中的雄鹰，“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百鸟而一鹗。”王安石更是评价道：“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到明清两代，曾巩的文学地位如日中天，只是到了近现代，他的声名、影响才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其实，用不着为先生鸣不平，即便就算排在后面，曾巩也是百年难遇的大文豪。唐宋两朝凡600年，能以文章名列前八，其才华、其功力自然不可小觑。以我之浅薄无知，曾公文章未曾读过，不知为不知，不敢妄加评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到了一定层次，文学作品实在难分高下。时过境迁，人们的欣赏口味、审美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名次的前后说明不了问题。我心目中的曾巩，远不是政声卓著、关心百姓的清官廉吏，也不是功成名就、彪炳显赫的古文大家，而是在南丰逆境中安贫乐道、坚韧刻苦的一介书生，是“出门两脚泥,回家灯下读”的顽强拼搏、勇于担当的士子文人。在南丰，他经历了家境窘困、父亲罢官、科考失利、身染重病、父兄去世、生活潦倒、田间劳作、乡野苦读等一系列人生坎坷，但是他始终潜心研读，勤奋上进，励志坚守，不改初心。读书岩中，先生端坐案后，手执书卷，凝眉深思。洞中空无一人，石桌石椅犹在，但我不敢落座，先生在此专心研读，岂容外人打扰。南丰拜曾巩，时间短促，对他为官多年的政绩印象不深，也不甚了解他诗文的价值与贡献，我更看重他在南丰成长时期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个普通人如何成功的人生传奇，一部励志的奋斗史，为家庭付出，不推卸责任；为学业坚持，苦读圣贤书。抱定目标，执著奋进，义无反顾，永不言弃，无论身处何等逆境，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持之以恒，就有成功的可能，这是我到南丰从文定公身上得到的一点感悟。

2020-11-04
我读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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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期间，雨水不断，河水泛滥，汛情不断传来，叫人忧心。我不由得想到故乡徐州，由此又想到近日读过的王水照、崔铭合著的《苏轼传》，里面苏轼在徐州治水的那一段。于是打开书，再读。1077年4月，苏轼任徐州知府。那正是徐州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同年8月徐州遭遇罕见的洪涝。暴雨连日，黄河大堤在河南澶州决口，徐州位于黄河下游，洪水席卷而来，水困徐州城下，水位高达两丈八。苏轼登上城墙视察水情，只见城外浊浪翻滚，洪水与城墙顶端仅有三寸之差，随时都可漫过城墙，将徐州淹没。苏轼后来在《答吕梁仲屯田》一诗里描述当时的情况，“黄河西来初不觉，但讶清泗奔流浑。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可见水势汹涌，形势急迫。面对这一切，苏轼沉着果敢，采取一系列措施，组织民众，火速加固城墙，安抚百姓，确保徐州无恙。他本人也抱定人在城在的决心，并喊出“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的豪言壮语。即使洪水淹没城区，苏轼也决心像汉代东郡太守王尊一样，以身填堤。我一口气读到这里，很受感动。他荡气回肠的喊声，惊天动地。那些日子，苏轼整天身披蓑衣，脚穿草鞋，指挥着民众抗洪抢险。尽管身心交瘁，忧心如焚，但在众人面前，他永远乐观自信，像一面旗帜，给人坚定的信念，鼓舞着人们顽强奋战。历经70多天惊心动魄的苦战，洪水渐渐消退，黄河回归故道，向东入海。徐州城保住了。这事过去了近千年。对徐州人来说，苏轼不仅仅是大诗人、大文学家，他还是抗洪英雄。他为徐州做过很多好事情：抗洪水、建黄楼、祈雨劝农、抗春旱等等，深受徐州民众的爱戴和感念。苏轼在徐州任知府两年，处理政事之外，他与新朋老友游遍徐州，作诗论画。徐州是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文人荟萃。苏轼是每次聚会的中心，他用自己独特的性格魅力和学问吸引了各地的文人。秦观从高邮来到徐州，专程拜谒苏轼。秦观在诗中说“我独不愿万户侯，惟愿一识苏徐州”。苏轼非常欣赏秦观，称许他“谓是古人许莫测，新诗说尽万物情”，表现出提携后辈的极大热情。后来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是“苏门四学士”，日后皆成为北宋文坛上的璀璨明星。那时的苏轼正值年富力强之时，百姓爱戴，宾客盈门，士林敬重，再加上政绩突出，苏轼在徐州的生活还是比较顺心舒畅的。苏轼生活中有着许多诗和远方，有时繁花似锦，有时遍地荆棘，更多的是泥泞小路，风雨兼程。这本书里，《自题金山画像》这首诗，给我印象很深。这首诗是苏轼66岁时在真州所作。在金山寺，藏有北宋著名画家李公麟所画苏轼像一幅。诗人看着当年自己的画像，再看看垂垂老矣的自己，感慨万千，自题一首六言绝句。诗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的晚年作品，写于去世前两个月。我想这是他老年的一种心境。诗的前两句有一种人生失意的哀愁和被迫漂泊的无奈。诗里没有了以往的气势恢宏，激情豪迈，读得苍凉、心酸。诗的后两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黄州惠州儋州，这三个地方就是苏轼三次被贬谪之地。他在这三个地方过了十多年的贬谪生活。说到“功业”，那应该是苏轼心中的一个痛。但他没有抱怨，而以调侃轻松的口吻总结了他的功业。在老年时回首往事，苏轼竟能这么心平气和地看待一切过往和恩怨，足以见出他的超然与洒脱，这正是一个智者的旷达。我很喜欢苏轼的《定风波》，那是贬谪黄州时写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每次读这首诗，都会带有不同的感受。有时我会想到在徐州，瓢泼大雨中，身穿蓑衣草鞋走在城墙上，指挥抗击洪水的苏轼。那个个子高高的四川人一生都在风雨中坚定自信地走着，不躲闪，不畏惧，他吟啸前行，从容淡定。他在雨中，在路上，在诗里，行走了一生，留给我们无数感动和取之不尽的文学宝藏。

2021-10-22
云舟光影中，缱绻一城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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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瑾观众船中坐、船在湖中游、戏在身边演，3月24日晚，云龙湖畔苏公塔前，光影璀璨中，云舟穿行，由徐州市文旅集团出品的大型湖岛实景演出《彭城风华》进行了彩排。被出品方称为“中国首部大型湖岛实景演出”“淮海经济区首个大型水上夜游项目”的《彭城风华》，将于3月30日正式开演。徐州又一大型文旅项目的问世，令人期待。在诗意的苏轼文化山水长卷中，受邀嘉宾和媒体记者分乘两船，进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水上行浸式夜游体验。准备两年填补徐州拳头夜游产品空缺“徐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自然山水优美，但徐州旅游的拳头产品太少、夜间旅游产品空白一直是我们的遗憾。《彭城风华》夜游项目的推出，将成为展示徐州深厚历史文化和自然山水的一张新名片。”彩排之前，记者采访了市文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强。留住游客、带动夜间消费，离不开丰富的夜游产品。张强说：“自近年云龙湖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市文旅集团党委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主动担当、积极作为，谋划了云龙湖经营运营提升方案，擦新擦亮徐州云龙湖的超级IP名片。”“《彭城风华》是扎根徐州文化的作品，之于徐州是独一无二的，之于徐州人乃至全国游客，能够产生无限共鸣。”张强介绍，《彭城风华》沿着苏轼在徐州任知州两年的故事线，以云龙山水为实景空间，将声、光、电、水、火、雾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和演员的真实表演相融合，让现实实景、文化艺术与人结合，将经典的文化故事再现到观众面前。经过近两年的策划、创作，随着今年的排练，《彭城风华》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口碑，让张强充满自信：“《彭城风华》颠覆了传统的大剧场、大场面、大投资、演员人海战术等旅游演艺模式，打造的是一幅苏轼徐州时期活化的繁华彭城盛景，通过苏轼的视角,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徐州，让市民和游客重新认识到，在徐州这片大地上，不仅有楚风汉韵的豪放，还有细腻的、唯美的宋风雅韵。”坚持产品创新，聚焦长远发展，张强表示：“随着《彭城风华》项目的推进，目前市文旅集团正在谋划云龙湖周边相关项目，精准对接‘夜游+’等市场客群和消费需求，积极推动徐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穿越千年走进快哉徐州中的诗情画境作为华夏九州之一，徐州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值得说的故事太多。讲好一城故事，富有才情的苏轼，是徐州不二选的“代言人”。24日黄昏，暮色渐浓，湖南路与湖东路交会处的彭城风华游客中心彩灯齐亮，应邀而来的嘉宾集于灯光斑斓的亭台楼阁间，等待“苏徐州”现身。晚7时整，老年“苏轼”与青年“苏轼”在“明月几时有”的圆月形彩灯门内，发出了“此心安处是吾乡”“快哉徐州”的感叹，由此拉开《彭城风华》大戏。借苏轼诗词命名的“快哉号”“邀月号”两艘128座观演游船缓缓驶动，两船之侧的一叶扁舟上，“苏轼”意气风发地行进在赴任途中。“北宋时期，苏轼被任命为徐州知州，弟弟苏辙千里相送，苏轼在徐州两年间，抗洪、冶铁、劝农耕桑，在徐州的云龙山水间留下如诗如画的苏轼足迹和人文佳话……”身着宋代服饰的船娘向游客娓娓道来。荷风岛前，船上游客跟随弃舟登岛的苏轼身影，通过水岸环境舞台，领略彭城的风情、风俗、风韵，浸染一场跨越千年山湖的东方美学，感受彭城的风华岁月。气势恢宏的抗洪史诗，倾情呈现了900多年前苏轼在徐州带领百姓守城的传奇故事。现场的水雾以及抗洪之后百姓同欢的烟火热气，扑面而来。3.3公里航线，8幕场景，“快哉彭韵、雅哉彭风、壮哉彭情、恋哉彭梦”4个篇章，再现了千年鹤舞、彭城长歌。晚8时许，演出尾声，从荷风岛方向打出的“彭城风华”灯影映照在云龙山上。此时的云龙湖北岸，高低错落的楼宇倒映在湖面，尽展一城繁华。“明月几时月，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坐在记者身后的一位年轻爸爸问女儿会背苏轼的哪些诗词，一个稚嫩的声音随之响起。量身定制打造独属于彭城的文旅大片千帆阅尽后，《彭城风华》在游客心中留下了令人回味的“风华”。对于《彭城风华》项目的名称，制作人徐武江这样解释：“彭城，是苏轼千年回眸时此情此景的‘因梦生戏’，是经历千秋波澜后万世安澜的千秋盛世。风华，是千古文豪的风华，也是故事呈现的现代艺术与历史故事相碰撞的先锋表达。”《彭城风华》引入3个时空沉浸式的演艺设计，通过时光隧道等一系列处理，联系老年苏轼、在徐州到任时期的青年苏轼和现代人的互动，新的体验尝试让“抢鲜”观看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摄不停，在朋友圈分享。演出中，剧组应用当代艺术语言、科技交互，立体演绎诗词、古画中的彭城故事，打造出下雪、下雨等场景，巧妙结合了演出情境的变化，加深了游客身临其境的体验。怎样根据云龙湖的水域特点，特别是以荷风岛为主舞台区域，量身定制出这些特效？在演出后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彭城风华》项目团队为解决方案实施中的种种难题，创新思变，最终收获了良好的效果。“剧组采用了升降机械、水景特效、移动车台等形式，营造多元变化的演出环境，让游客在同一个舞台上，体验月亮升起的唯美、黄楼建成后的恢宏、洪水来袭时的肆虐。”市文旅集团《彭城风华》项目负责人丁永全介绍。“很荣幸能在国家5A级景区的演出中扮演青年苏轼。”来自济宁的舞蹈演员陈进告诉记者，“上学时便喜爱读苏轼的诗词，扮演苏轼让我更深地走进人物内心，感受他的爱民情怀和旷达人生，我也通过演出，进一步认识到徐州文化底蕴的深厚。”据悉，除了“快哉号”“邀月号”之外，《彭城风华》还有“逍遥号”“放鹤号”共4艘游船，以船为席，诚邀广大游客共赏一城风华。

张瑾

2023-03-26
洪厚甜以楷入书渐入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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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眉山的三苏祠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明代改宅为祠祭祀三苏，是民众拜祭三杰的场所。著名书家洪厚甜经半月准备，于5月19日花3小时一口气创作完成了《苏祠重光——三苏祠灾后维修记》。他坦言，由于三苏祠是蜀中乃至全国极负盛名之人文景观，受托书写碑文时，压力巨大。作品成碑，高2.2米、宽1.1米。在书写过程中，追求北魏楷书技术与唐楷技术的融通，拓展和丰富楷书的笔墨语言是洪厚甜创作实践的方向。“迄今为止，这是我最满意的一块碑。”他说。洪厚甜希望通过此碑来展现自己的书法面貌和艺术追求：立足于楷书、在包容了北魏的雄强朴厚和隋唐的精丽典雅之后的娴熟穿越，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成都商报记者谢礼恒实习生冯川幸摄影记者张直洪厚甜，号净堂，1963年生于四川什邡。师从李良栋、蒲宏湘、张海、陈振濂、何应辉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楷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美术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四川省政协书画研究院专职副院长兼秘书长，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正书专业委员会主任。2007年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兰亭七子”之一；2009年获“翁同和书法大奖”；2010年被评为“中国十大青年书法家”；2012年受中央数字电视书画频道邀请作《洪厚甜楷书教学》八十讲系列讲座；2013年入选中国书法家协会“三名工程”。自学书法相当于自杀洪厚甜自1980年始拜师学艺，作为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书家，如今已成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和一般的四川书家不同，他曾是一个起点很低、高中差半年毕业后来到餐厅当厨师却仍然强烈渴求文化的年轻人。洪厚甜对当年厨师生涯里的苦习记忆犹新：每月要值10天班，夜里，餐室的老鼠脚下乱窜，他趴在八仙桌上写字。家里空间极窄，睡觉时得把堆在床上的书搬到旁边的桌上，第二天习练再搬回去。狭间苦学，一经数年。洪厚甜的幸运在于，一开始学习书法就有老师。他曾经说过，书法自学相当于自杀。由齐白石再传弟子李良栋、蒲宏湘两位启蒙，洪厚甜又于1980年-1990年跟随书法学科建设第一人陈振濂系统地学习书法教育学、书法美学，并每年跟陈老师从事教学、教育活动。这段经历真正奠定了他现在的基础。后来在河南书法函授院，张海教他隶书和《龙门二十品》，他又从这些开始写碑。1996年，他开始在名家何应辉的工作室学习，一待便是10年。班上十来个同学，每周到何老师的工作室上一次课，而他是每月到何老师家里单独上一次课，何老师出差也带着他。当时何老师问他，“厚甜你跟着我想学什么？”他说，“我想学两个东西，一个是汉碑，一个是‘二王’。”何老师很高兴，因为秦汉是质，“二王”则需要非常细腻的技巧技术。洪厚甜学书从唐楷入手，之后对篆书、汉隶和魏碑有系统的学习，经过了三十多年积淀，他愈来愈感到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主要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一，丰富的人生阅历。如果没有几十年的体验，一般人的艺术是不能够能称之为艺术的。二，具备深厚的文化积淀。在丰富的人生阅历里，一定要将所想所悟上升至文化的高度才有价值。三，最重要的莫过于精湛的技艺，书法离开技艺便不能成为书法。一流的技艺好比一面高清的镜子，所有的学问、学养都要靠它照出来，由它来记录。推动当代楷书向前发展洪厚甜以自己的创作为径，出入楷法，醉心于“二王”的逸韵、秦汉的大度，透过格局，造境和技法三扇窗，探看书法世界的瑰丽与雄奇，这种认知使得他能够忘掉书体的分别，轻松穿越于魏碑和唐楷之间。而在书写中，他以褚遂良为本又兼具《石门铭》的放纵，“墓志”的精致以及“造像记”的奇崛。洪厚甜认为，相较于楷书，其他书体都有外在的炫耀，“行草书依靠节奏感，篆隶书依靠整体感，而楷书如老僧诵经的木鱼声，在舒缓中超越了一切依附。而跨越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对于书法学术方面的精准定义与书法艺术教育，均具有重要意义。”为何选择楷书开悟？洪厚甜自解，一，唐以来楷书的发展呈现低沉状态，不是没有突破的可能，而是没有找到突破点。看到北魏和唐代的局限，才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希望。第二，古代大书家对民间不太关注。那时文人士大夫真正感兴趣的是碑板，不知道有甲骨文，也没有看过汉简，关注的是王羲之的正统书法。现在的优势在于，我们的书法史，不光是一块碑，与这块碑相关联的全部学术资料均梳理得非常清晰。第三，篆隶书的学习对楷书学习的贡献价值。很多人说楷书是其他书体的基础，洪厚甜向来反对这种说法，篆隶书解决的是书法本身“质”的问题，行草书解决的是点画变成有机体或从有机体中断开的问题，楷书则是两个技术体系的叠加。唯有两个体系都吃透，才有话语权来谈楷书。洪厚甜敏锐地看到了楷书的局限性，在他眼里这也同样意味着当代楷书实现里程碑式历史价值的机遇：“楷书方面我所做的努力，都是为了最后能够推动楷书前进一步，才能把我们这一代人在专业领域中的全部智慧融入。可能没有太多书家像我这样，在这么长的时段里，以实现个人楷书的全面积累为目标完成所谓实践。”书法有无法预知的美洪厚甜作楷书有三想：一是以篆隶之线质入楷，破楷书因描绘点画形状而致轻薄之弊；二是结字因势生形，增加字形大小落差、字势参差错动，破楷书结字易板结之弊；三是以字的错动而引发行与行挤压生势，破楷书章法静态易、动态难，机械易、鲜活难之弊。“有人写字，总是胸有成竹，我做不到。书法有无法预知的美，就像人打喷嚏，次次不同。每次落笔，都是心与世界的沟通。”洪厚甜说，“当风吹过，也有书法在里面。”他常爱跟友人说，“学书莫求速成，一根火柴就能点响的只有爆竹”“艺术是面镜子，人照镜子是为了看清自己，不是为了看镜子”“想到高处去，没有梯子不行，有梯子不爬也不行”“书理通禅，得‘应无所住’”“不能只写一种书体，只写一种书体的人容易成为祥林嫂”……在他看来，“经典的碑帖就如乐谱，而书法家则是使乐谱焕发出蓬勃生命力的演奏家。当然，乐谱和音乐是不能画等号的。乐谱无生命，须得演奏家在演奏时赋予它生命。同理，支撑我笔下线条的不仅仅是我书写的技术，更多的是我对于世界的理解，我的审美和情感，甚至是我的生命。”这里边又蕴含着多少书法之外的“书道”？个中滋味，不尽待言。对于当代艺术的历史责任，洪厚甜认为，那其实就是一些睡醒的人所感受到的压力。“大家都躺着睡觉时，谁坐了起来谁就是大师。”洪厚甜喜欢比喻，一如他喜欢镜像，在里面他能够看到时代、人心，看到艺术作品的价值——即以艺术独特的形式所呈现出来并永久保留下来的绝对真实的历史价值。

2016-07-23
苏颂宅周边北宋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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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柱苏颂落户润州城苏颂，祖籍福建同安。1046年（宋仁宗庆历6年），27岁的江宁知县苏颂葬父苏绅于镇江京岘山西北原，便在润州（镇江）落下根。1046-1048年，苏颂为父守孝，乡贤刁景纯伸出了援手。苏颂曾记其事：“予营居有年矣，初惟得一山麓，地甚窄。刁景纯学士割柳南数亩相助，其后又买十余契，方稍完。考其旧址，皆南唐林太师仁肇故园宅。”宋元志书载：苏颂宅在（乌风岭）朱方门外一里，属化隆坊。今正东路中段，考古发现有范公桥遗址。元《至顺镇江志》载：“苏公桥，在范公桥东南。”“林公桥，在苏公桥南。”诗僧仲殊在《南徐好·苏学士宅绿杨村》中写了苏宅位置：在苏公桥旁。苏宅极为普通，但藏书万卷，原丹徒县尉叶梦得从苏颂那里得到了很多教益。经综合考证和实地调研，苏颂宅在今镇江酒海街社区东北角朝阳门住宅小区与何家巷何家大院一带。1084年，苏颂任职光禄大夫、吏部侍郎时，遭遇母亲陈夫人之丧，神宗皇帝“遗中贵人唁劳，赐白金千两。”苏颂丁忧去官，葬母润州。1092年，苏颂任尚书右丞相后，“请于朝，以润（镇江）之因胜院为坟寺，且乞以‘因胜报亲禅院’为额。”宋《嘉定镇江志》载：“故相魏国公苏颂祠，在因胜报亲院。”“在府治之南三里”，因胜报亲院，唐朝为著名的妙喜寺，南唐曰慈云，宋朝改因胜。遗址在唐宋罗城东南角，即今江苏科技大学社区内。苏颂担任右相，多次请辞，翌年担任扬州太守，得以与吏部精通算术的韩公廉在润州合作，共同完成了《新仪象法要》。1097年，苏颂致仕回到润州宅，1101年五月二十日病逝于家中，葬五洲山东北阜。据《墓志铭》载：“前薨一日，犹接对宾客，临终神色不乱。”苏颂博学多才，深通天文、历算、生物、医药等学科，是北宋政治家、科学家、生物家、文学家，中国历史名人。苏颂落籍镇江后，子孙也在镇江，今镇江市区、大路、高资仍有其后人居住。苏颂与同宗挚友苏轼苏颂与宋代大文豪苏轼，惺惺相惜。苏颂长苏轼16岁，二人同宗，互称叔侄，苏颂实现了落户镇江的愿望，苏轼曾先后对润州知州许遵、林希说过，要在蒜山置田造屋，终老于斯。他赠给金山长老佛印的诗曰：“问我此身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苏轼12次路过镇江，并把玉带赠给金山寺，但因“乌台诗案”而遭李定等迫害；知制诰苏颂也因“三舍人议案”，八次封还神宗的御批，拒绝“李定从州县幕职骤升御史台”，而遭撤职羁押；二苏同关一狱，苏颂写诗邀约苏轼：“他日得归江海去，相期来访蒜山东。”1084年苏颂母亲陈氏去世，苏轼恰好从流放地黄州赴汝州上任，他前往润州吊陈夫人之丧，并作陈夫人挽词。1092年苏颂为右相，苏辙为门下侍郎，苏轼为兵部尚书兼侍读，顶住“朋党”非议，执政为民。1101年五月二十日，苏颂无疾而逝，此时，苏轼遇朝廷大赦，从岭南北返。六月十二日，苏轼渡江过润，病中的他命子为苏颂奔丧，召僧徒荐之，做功德院。八月二十四日，苏轼在常州去世，葬在汝州郏城县。苏颂宅周边宋代名人在苏颂宅周边及宋代润州城，与苏颂同时代的中国历史名人有：宅西陈升之，苏颂父丧前后，为镇江军节度使，“依山建亭榭，州亦修青阳城楼”。苏氏后人每次经过先人墓地，“郡设鼓楼于楼上，又宅前开沟通城外，自此运河水涨正与坟相望。”苏家人对陈升之此举都非常感激。神宗即位拜陈为相，因其母病故，葬五洲山守孝，1074年在朝廷任枢密使，不久因病解职。他在今酒海街附近建了所规模宏大的园林，园池楼馆绵延一二百丈。《梦溪笔谈》惋惜地说：“宅成已疾，唯肩舆一登西楼而已。”陈死后葬五洲山。宅南曾布，1057年，苏颂迁殿中丞，除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校正医书馆，与欧阳修任主考的进士苏轼、苏澈同住京都西岗，与同科进士曾巩、曾布相厚，并将妹（后称延安夫人）许配给曾布。曾布是王安石变法重要助手，1101年徽宗命曾为右仆射（即右相），后独当国政。1102年闰六月，曾布罢为观文殿大学士，知润州，住所在今江科大附属小学。为纪念死去的母亲，曾布在任右相时，用薪俸在金山寺建了双塔荐慈荐寿，明代日本画僧雪舟飞扬，绘金山二塔，称之大唐。曾布后裔住丹阳司徒，2018年春曾到句容空青山曾布墓祭奠。宅北刁景纯，在京师为诸王宫教授40年，宾客无少长，均热情接待。他从不登权要之门，时人称他为刁学士。1059年出任两浙转运使，后任判三司盐铁院，又出知扬州等，1068年告老回润修葺自家园林藏春坞。其遗址在范公桥东丁家巷（现并为中营街）。北宋名人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王存、苏轼、苏颂等是他家常客，对他都很敬爱。苏绅死，苏颂在镇江守孝，刁景纯割柳南数亩相助；刁死后葬丹徒辛丰横山凹白兔山，苏轼有哭刁景纯诗，并在刁墓周边李庄游玩，后人称李庄为苏游村且沿用至今。宅西北沈括（1031－1095），沈括父沈周曾知润州军州事。沈括积极参加王安石变法，历任司天监、翰林学士、权三司使等职，后被贬，1088到1995年，他到润州朱方门外筑梦溪园定居，并在此写成《梦溪笔谈》。现代英国著名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者李约瑟博士称此书是“十一世纪的科学坐标”。苏颂设计制造“水运仪象台”的直接起因就是为了纠正更换已经朽坏的沈括“熙宁浑仪”之陋。梦溪园为镇江市文保单位，沈括死后葬原籍。晚年住城内王家巷的王存，丹阳人，著有北宋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丹阳练湖之滨有王存房产和故居。1099年润州知府龚原邀垂暮之年的苏颂、王存等到东园集会，苏颂写诗道：喜奉笑言挥尘柄，却惭衰朽倚琼枝，定知此会人间少，五十年才一再期。王存死后，葬原丹徒县义理乡仙风里。1087年定居润州的米芾，徽宗时召为书画学博士。他在润有三住所，一在北固山米老庵，二在四牌楼道署街，三在今南山。米氏父子山水画自成一家，开创了独特风格，被称为“米氏云山”。死后先葬丹徒长山，现丹徒区建有米芾书法公园，后墓移到黄鹤山，现为镇江市文保单位。苏颂任尚书左丞相后，“请于朝，以润（镇江）之因胜院为坟寺，且乞以‘因胜报亲禅院’为额”，米芾为其写跋。苏颂宅西宗泽，任地方官时因出言反对徽宗赵佶与金联盟攻辽，得罪羁置而定居润州石达桥南（今南门大街花巷西），其间，其妻陈氏死，他葬妻于京岘山东北。后宗泽被起用，任开封府尹，东京留守，他召集民间武装，重用名将岳飞，屡次打败金兵。临终前高呼三声过河。其子宗颕和部将岳飞护柩回镇江，与陈氏合葬。京岘山宗泽墓仍在，是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镇江知府辛弃疾的岳父是反金义士范邦彦(1096-1169)，任镇江府通判时，举家从新息迁居京口，子孙遂定居京口，世称京口范氏。辛范两家过从甚密，范公将爱女许配给辛。辛将女儿嫁给范孙。范邦彦病逝后，辛弃疾夫妇亦葬范于京岘山南。

2018-11-30
苏东坡与东阳水乐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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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梅兰北宋熙宁六年（1073），苏东坡作《东阳水乐亭》，副题是“为东阳令王都官概作。”王概，字公操，左蜀人（今四川东部）。熙宁三年（1070）以都官员外郎身份任东阳县令。水乐亭，建在西岘峰的岘峰禅院（后改金轮寺）下，亭旁有乐源瀑。王概性宁静，为政崇文尚礼，简易为治，民知向学。他“下车听讼，庭无留滞”。公事之余有暇，就寄情于山水。他登临岘山，写了《九日登岘山》：“昔日龙山有胜游，曾携壶酒岘峰头。欢逢又见黄花好，醉插都忘白发羞。戴令可嫌无惠爱，陶公应笑未归休。登高此地成狂赋，才谢当年沈隐侯。”诗中戴令指戴叔伦，曾任东阳县令；陶公是陶渊明；沈隐侯是沈约，曾任东阳郡守。他读刘禹锡诗“东阳本是佳山水”之句，知道这七言诗是唐宝历三年（827）东阳县令于兴宗画了涵碧图向刘禹锡乞而得之，不禁生出和于兴宗县令竞美的心理：“东阳难道除了涵碧亭，就没奇景可寻？”熙宁三年（1070）秋，王概率僚吏出县南数里，登上西岘峰的岘峰禅院。寺下两山对峙，有飞泉数丈界山而落，淙石逗磴，泠然有清浊高下相应之声。王概徘徊良久，欣喜若狂：“这不正是南磳之水吗？”“南磳之水”源出唐元结的《水乐说》：“元子于山中尤所耽爱者，有水乐。水乐，是南磳之悬水，淙淙然闻之多久，于耳尤便。”寺僧见王概坐石弄泉，久久不愿离去，就在当年冬十二月，出资构筑一亭于涧上，王概命名为“水乐亭”，意为使天下人知有水乐之乐。每有闲暇，王概就带上随从，备上美酒佳肴，配上管箫琴瑟，在水乐亭演奏，让众宾客欣赏。游兴期间，王概总觉得丝竹管弦之乐与水乐天然之胜间缺少点诗意，于是效法于兴宗做法——画图乞诗。恰逢王概的四川老乡、大文豪苏东坡于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任杭州通判。1073年，王县令就画了“水乐亭”图，向苏轼求诗。苏轼不仅欣然允诺，挥笔写下了《东阳水乐亭》，而且其弟苏辙也作《和水乐亭》诗篇，盛赞水乐亭之胜。王概以水乐作亭名，慕名士风流，尽自家欢心，与政治家国并无多大干系。可苏轼的诗借水乐亭之名慷慨陈事，操笔生波。苏东坡著书，有八面受敌之说。他狂放不羁，直言无隐。他上书皇帝，正面申论；写诗兴叹，委婉讽谏。观《东阳水乐亭》，可知其大概。诗歌一开篇，苏东坡就借他人遗事，嘲讽朝廷乱象。“君不学白公引泾东注渭，五斗黄泥一钟水；又不学哥舒横行西海头，归来羯鼓打凉州。”诗中所言战国时期所修的白公渠，引泾水注渭，泾水浊而渭水清，世人都说有利，苏东坡却唱反调，说是“五斗黄泥一钟水”。“引泾入渭”意在影射王安石执政，行新法，急求国库生利。当时西戎北狄虎视眈眈，国境堪忧；国内冗官冗兵冗费严重，官员浮滥成灾，危机四伏。而水利也成为盘剥对象，苏轼感叹朝廷一味图水利而无远忧。他在诗中问：为何不效法唐朝名将哥舒翰，擂着羯鼓横刀勒马上前线杀敌去？接着苏东坡对水乐之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向空山石壁下，爱此有声无调之清流。流泉无弦石无窍，强名水乐人人笑。惯见山僧已厌听，多情海月空留照。”在绝壁空山下，这自在流淌的泉水，有声无调，纵然号称水乐，其节奏也是由人工修整出来的，甚感无趣。那些遁入空门的山僧已经习以为常，水乐之声早已听厌了，只有多情的明月依旧朗照。在诗的最后，苏轼引用多种音乐典故，来说明这有声无调水流的无趣。“洞庭不复来轩辕，至今鱼龙舞钧天。闻道磬襄东入海，遗声恐在海山间。锵然涧谷含宫徵，节奏未成君独喜。不须写入薰风弦，纵有此声无此耳。”当年洞庭湖轩辕宫气势磅礴，至今已成鱼龙舞；听说掌教演奏磬钟等乐器的襄，也因避世出居海边。苏轼批评王概，即使在涧谷间加上锵锵弦鸣乐曲之声，也只能是节奏未成的音乐。你县令一个人喜欢的水乐，不要当作欢娱节目强加给民众，也没必要当作仙乐来欣赏。苏轼的诗是告诫王概：不可凭一己之见和个人志趣劳民伤财，要尊重自然，更要有以“民乐为乐”的襟怀。而苏辙的《和子瞻东阳水乐亭歌》是应景的题赠之作：“君不见武安堂上立曲旃，官高利厚多忧患。又不见夏侯好妓贫无力，帘箔为衣人莫识。两人操行虽不同，辛苦经营实如一。不如君家激水石中流，听之有声百无忧。笙竽窈眇度溪谷，琴筑凄咽穿林丘。高人处世多淡泊，泉声过耳皆为乐。退食委蛇石上眠，幽音断续床前作。正如古人乐易多欢娱，积土为鼓块为桴。但能复作太古意，君家水乐真有余。”苏东坡之诗虽有讽喻之意，但因名人效应影响深远，在东阳水乐亭废之时，杭州有好事者将苏氏之诗刻于杭州南山的水乐洞，仍存有旧题东阳之字，一时传为笑话。可见名人之争古即有之。王信（约1137—1194），字诚之，丽水人。官至中书舍人、礼部尚书、给事，时有“落笔妙天下”之褒。其诗《飞瀑》就记载了东阳水乐亭与苏东坡的这段逸事，也算是给此事“一锤定音”：“闻道东阳水乐亭，一经坡句万年声。我来石洞得飞瀑，谁赋新诗留美名。平地有雷鸣不断，半天无雨势如倾。欲知山水醉翁意，且请主人迟酒行。”东阳水乐亭自苏门俩兄弟题诗后，曹冠、胡的传、卢永章、李德举等题和甚多，其他名人名作也不少。元代天历二年（1329）秋月，县尹赵铉在水乐亭原址建了新亭，并买了碑石重新刻苏东坡诗于亭中。元明以来，金轮寺日渐荒落，古迹灵泉亦湮没。明代万历辛丑年（1601），乡宦卢洪诏移建水乐亭至东岘峰滴水岩东边。到了清代乾隆甲申年（1764），知县李德举又移建水乐亭于水竹坞紫云岩下，将二苏诗及自己的和诗《又次东坡韵》勒石于亭中。水乐亭在水竹坞复建之初，游人如织。但随着世事变迁，水乐亭最终荡然无存，唯有原西岘峰水乐亭旁的乐源瀑飞流不息，而苏东坡的诗，更如一方戒尺，警世有声。附：《水乐亭》诗选曹冠《燕喜词》：谈韶太简古，燕赵多哇淫。何如对泉流，终日闻清音。琮琤漱鸣玉，镗鎝铿奏金。既非湘灵瑟，且异濮水琴。松声迭相和，听之豁烦襟。眉山风骚将，郢唱高古今。小碑晦层巘，嗟哉鲜窥临。感慨企前躅，发兴赓讴吟。期攀涌泉思，力探学海深。斯言非率尔，贤达方知心。曹冠，东阳人。南宋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乾道己丑进士，曾任郴州知县，以奉朝大夫赐金紫致仕。胡的传《和东坡诗》：君不见彭蠡石钟船夜泊，噌吰镗鞳有声如乐作。身亲视听方决疑，乃是兹山空中水石自相搏。又不见钱塘水乐名亦彰，洞中声韵合宫商。岘山细流更清绝，宜佳山水称东阳。咸池大韶久矣废，闻声如在唐虞世。击石拊石合自然，一洗淫哇空郑卫。泉流石下险故鸣，滔滔莫遏蒙之亨。萦回本自灵源出，挠之不浊终自清。古亭起废因诗久，高才谁寄苏公后。千载人寻水乐来，好名好山同不朽。胡的传，元代贡生，东阳人。曾任月泉书院山长。卢永章《怀古》：我望南磳高，着屐频倚徙。忽闻金石音，错杂涧之里。飞丝复非竹，声从太古始。大者含宫商，细者成角徵。羽声更慷慨，听之令公喜。厥名曰水乐，草亭遗旧址。问谁辟奥区，太原贲王氏。时因鸣琴暇，癖爱佳山水。悠然聆鸣泉，流连勿能已。山僧亦可人，构亭得双美。觞咏临石栏，琴筑出舄履。人兴一何豪，水波一何绮。即此如洞庭，邈不知尘市。王侯致复佳，邮寄诸名士。乞词寿山灵，石鼓文同拟。掀髯有长公，调拂烟霞起。彼唱此复和，颖滨苏李子。下递黄与曹，珠玉灿连比。我为仰空山，独向寒崖倚。海月犹多情，昔人长往矣。胜事不再逢，芳躅杳难企。好风或徐来，湍流转旑旎。林籁间泉声，诗韵参差是。茫茫百感交，谁复能遣此。云水荡胸怀，目竭暮山紫。达观游天化，自声即有耳。一往具深情，短歌续巴里。卢永章，清朝东阳人，工于诗。楼上层、周显训都是他门下之秀。周显训《和东坡韵》：君不见人生嗜好分泾渭，仁者乐山智者水。安得振衣山水名胜最上头，目空四海穷九州。我游西湖山水窟，曾听飞来峰侧冷泉流。冷泉混沌凿破窍，好事山僧真堪笑。何如东阳水乐亭，乐奏空山斜日照。朅从北辙回南辕，乍离尘网思乐天。谷口珠帘淙淙发，韵入虚无缥缈间。古来妙音尚清徵，元鹤和鸣亦知喜。曷若无弦太古音，洗尽人间筝琶耳。周显训，东阳人。清乾隆三十年拔贡肄业国子监，期满任龙泉训导。有诗名。楼上层《咏水乐亭》：日暮独凭栏，危亭落照间。飞泉喷石齿，清响遏云关。两耳寒如洗，孤心浩自闲。更寻萧寺去，余韵满空山。楼上层，东阳凤山人，清乾隆五十四年拔贡。有诗名。李德举《又次东坡韵》：君不忆西渡黄河连泾渭，群山高泻建瓴水；又不忆南来风送杨子头，八月听潮过杭州。是皆汹涌喧钟鼓，何如岘山对峙夹清流。飞崖逗磴淙石窍，拟之南磳君莫笑。乐奏深山人不知，惟余明月松边照。截竹吹律自轩辕，此间水乐作自天。云璈曲罢仙人去，遗响仍留崖谷间。我生性不辩宫徵，到此不觉心神喜，王君名亭仿元君，古人先得我心耳。李德举，冀州武邑人，乾隆二十七年以举人来东阳任知县。

严梅兰

2020-07-29
惟我独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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亓龙宋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六月，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丞相章惇在对苏轼下了三道贬书之后，又严令他不许坐官船，只能走旱路到贬所惠州。苏轼一路劳顿，九月翻越大庾岭，抵达南雄时听说当地祗元村有个龙泉寺，寺内有口龙泉井，慕名前往游览，受到龙泉寺住持盛情款待。他与住持长老一见如故，谈经说佛，把被贬以来的阴霾心情化之殆尽，一吐为快，直到日落都不忍离去，于是提笔在龙泉寺钟上题《过大庾岭》一首，诗云：“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静。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大庾岭，也称梅岭，是我国古代沟通江南与岭南的要塞。这里自古以来又被称为华夷的分界，即中原腹地和南部边陲的分野，也是文明和蛮荒的界限。因为到了大庾岭，再往南就是岭南烟瘴之地。唐宋时期，岭南是被贬官员的流放地，据典籍记载，唐朝有200多位官员被贬岭南，宋代则有400多人次。贬谪之人来到这里就等于走出中原、辞别故国，难免产生去国怀乡之感，大都胸中郁闷、黯然神伤。苏轼是宋代贬至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他的《过大庾岭》，却写出了另外一番心境。尤其是“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使人读到了他的老而弥坚、正气凛然。《庄子·内篇·德充符》云：“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意思是说，各种树木都受命于地，但只有松树、柏树无论冬夏都郁郁青青；每个人都受命于天，但只有虞舜道德品行最为端正。苏轼在诗中既以佛教空虚学说解脱痛苦，又以道教长生之术养生，并且抒发了自己高雅、纯洁的浩然正气。年已59岁的苏轼觉得自己曾在那个污秽不堪的红尘世界中度过了几十年，而今终于消除了忠而见谤的怨愤之心，也泯灭了垂老远谪的悲愁之感。虽然饱经忧患，但心境却是澄澈安详的。此刻他决心斩断前缘，追求精神上的新生，以了生死、忘宠辱的旷达态度对待不幸的命运。应当说，苏轼自幼饱读诗书，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少年时即以东汉“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范滂为榜样激励自己，“奋厉有当世志”。二十二岁考中进士便有建功立业的崇高理想，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立志做一个风节凛然、敢作敢为的好官。但他的一生却宦海沉浮，屡遭贬谪，忧患频仍，坎坷多舛。他曾在地方任过八个州的知州，在朝中任过皇帝的秘书和老师，先后担任过吏部、兵部和礼部尚书，也曾多次被贬谪流放。不论处于何等境遇，苏轼都坚守一身正气。在皇帝身边工作，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事君不以私”，力尽“尊主”之责。尤其是任职史馆和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写过很多激扬清议的政论文章和奏议表章，全面分析了宋朝当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提出了许多利国利民的正确主张，彰显出忠君报国的赤胆忠心。其《和陶咏三良》诗云：“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苏轼曾在给小皇帝宋哲宗的一道表章里说，倘若他不采纳臣子的忠言，自己宁愿做“医卜执枝之流，薄书奔走之吏”，也不愿在朝中做侍读学士。苏轼始终把国家和百姓利益放在首位，直言敢谏、据理力争。王安石当政时，他对厉行新法持反对态度，强调注重法令的实际效果。司马光为相后，他又对全面废除新法持不同意见，认为应当比较利害，对一些实践证明效果好的新法可以继续施行。结果，他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都不落好，多次受到排挤和打击。担任地方官时，苏轼“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极尽“泽民”之任，所到之处，都留下卓著的政绩，受到百姓的称赞和爱戴。任密州知州，他率领民众灭蝗减灾，为民缉盜，收养弃婴，抵制苛政。任徐州知州，他带领军民筑堤抗洪，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庐于城上，过家不入”，最终取得抗洪的胜利。任杭州知州，他平抑粮价，疏浚西湖，修复六井，兴修水利，创建公立医院为百姓治病。在颍州和扬州知州任上，他为民请命，减免积欠，赈济灾民。即使仅仅担任五天的登州知州，他也体恤民情，关心百姓疾苦，在离任登州前往京城的路上还以前登州知州的身份，写下《乞罢登州榷盐状》和《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两道奏折，促使朝廷下达了在登州废止食盐官卖的章程，这项造福百姓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这短短五天时间，留下了“五日登州府，千年苏东坡”的佳话。即使在政治失意、生活困窘的贬谪时期，苏轼仍然心系民瘼，关注民生，自言“虽废弃未敢忘为国家虑也。”在黄州听有溺死初生婴儿的野蛮风俗，他上书太守，希望官方出面，禁止溺婴恶俗。同时又成立救儿会，动员富人捐钱，他自己也每年捐出十缗钱。在惠州他向当地政府建议依谷物市价向农民征税，帮助农民改良农具，并且热心参与当地的卫生、饮水等公益事业，还捐款资助建桥。在海南儋州他建立书院免费讲学，传播中原文化，培养黎民子弟。一直到晚年，苏轼仍然秉持浩然正气。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他在《千秋岁·次韵少游》词中写道：“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能难改。”表达了对自己理想和气节百折不挠的坚守。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苏轼受诏北归，再次途经大庾岭，写下《过岭寄子由》。诗云：“投章献策谩多谈，能雪冤忠死亦甘。一片丹心天日下，数行清泪岭云南。”苏轼之所以能够做到“惟我独也正”，是因为他善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他在宋元祐年间为颂扬韩愈功绩而作的《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对浩然正气作了描述和评论，认为这种正气寓于寻常之中，充满在天地之间，突然遇到它，王公会失去他们的显贵，晋国、楚国会失去他们的富有，张良、陈平会失去他们的才智，孟贲、夏育会失去他们的勇敢，张仪、苏秦会失去他们的辩才。它“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忘”。“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即使身处逆境，他也仍以执着的信念弘扬浩然正气。其《与李公择书》云：“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这种浩然正气，来源于心正。苏轼在《东坡易传》中指出：“养其正心而待其自胜也，此圣人之功也。”其《东坡书传》亦云：“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得也。”就连论述书法，苏轼也强调心正。其《书唐氏六家书后》云：“心正则笔正，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意思是说，只有品行端正，下笔写字才会书法纯正。这不仅是劝谏，道理本应如此。世上的小人，字虽然写得工巧，而字的神态总带有献媚之态。“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虽然有不自谦之嫌，但的确符合苏轼一生的作为。后人对他也作过如是评价。苏轼去世后，其门人李廌在祭文中写道：“皇天后土，知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这一联语当时传播天下，“士大夫称其词赅而美”，说明为当时士人所认同。陆游评价苏轼：“公不以一生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

2021-02-08
苏轼的养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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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宋代文学家、书画家、美食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一生颠沛流离，命运坎坷，却依然活到了65岁，这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古代算是高寿了。从他的生活细节中，不仅可以读懂其人生的追求，还可以感悟其善于养生的高深智慧。苏轼善于利用各种食材的不同习性，取得延年益寿的效果。他在《东坡杂记》里，记载了一则常年服食生姜延寿的轶事。话说他在杭州做官时，有一天到净慈寺去游玩，并拜见了方丈。这位方丈年逾八十，仍然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苏轼十分好奇，问他有何妙方可以延年益寿。方丈微笑着说：“老衲每日用带皮嫩姜切片，温开水送服，已食四十余年矣。”原来这老和尚有服食姜片的嗜好。随后，苏轼在文章里多次提到自己“食姜”或“食姜粥”，并赞叹说“甚美”。这是因为生姜可益脾胃，散风寒，预防心肌梗死，均有特殊作用。苏轼在《东坡志林》里，记载了一则关于芋头的趣事。他说有一天他儿子苏迈突发奇想，用山芋做了一碗玉糁羮，他尝过以后，觉得“色香味皆奇绝”“人间绝无此味也”。从此他对芋头推崇备至。芋头除了味道鲜美外，还有药用的价值。芋头用于食疗，可治中气不足，久服能补肝胃，添精益髓，丰润肌肤。除了芋头，苏轼还喜吃桂圆，并专门为此而写了《桂圆颂》，而桂圆性温味甘，益心脾，补气血，具有良好的滋养补益作用。苏轼官场屡遭失意，每一次被贬谪，他就被迫到一个新地方去上任。但无论到哪里，他总是能给自己找到快乐，因为他可以到处游玩，享受江山风月。他还把他的游迹写进了文章里，并流传千古。这种寄情山水的情怀，也是苏轼疏解压力的重要方式，是他养生的另一个妙法。其实，浏览山水的过程，也就是步行锻炼、登山涉河的过程。这既可锻炼身体，又能怡情养性，十分符合苏轼的“劳逸结合”的养生理论。苏轼还给朋友写过一个养生方子，说是从战国流传下来的，但“吾服之有效”。《东坡志林》里记载了这则逸事，话说苏轼的好友张鹗，求问东坡先生在养生方面的秘笈。苏轼想了想，提笔写下了几句话：“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意思是说，人不应该考虑太多功名利禄、荣辱过失，而要潇洒大度；还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不要养成过于讲求安逸的习惯；要晚吃饭少吃肉。这四味“长寿药”，实际上是对情志、睡眠、运动、饮食四个方面的养生建议。苏轼在养生上推崇小桥流水式的清净之道。在《东坡志林》中的《养生说》一文中，他写自己静坐养生的过程，“惟在摄身，使如木偶”，意思是要像木偶那样纹丝不动。在黄州谪居期间，他更是闲居看书，研读佛经，在安国寺的茂林修竹、破池亭榭中，寻得清净之所，隔几天就去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这令他有“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快乐。这种以清净安命的养生之道，在苏轼中年以后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苏轼还提倡书法养生。在他看来，书法不仅可以调节精神情绪，本身也是一种肢体锻炼。写书法时要求凝神静气，力贯纸背，执笔人其实是在纸上做着各种肢体运动。尽管这种运动很舒缓，但效果却十分明显，而且适合人们长期练习。正因为书法有这等妙用，所以人们一直把练习书法推为养生的妙法。苏轼的养生经，给了现代人最好的启迪：养生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还要付诸实践，并持之以恒。

高中梅

2015-09-16
从公已觉十年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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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秋，苏东坡赴汝州上任途中，拜访罢相后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两人相见甚欢，唱和颇多，《次荆公韵四绝》是当时的唱和佳作。近日翻阅《苏轼诗集》，细品苏东坡《次荆公韵四绝》之三：“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此诗，反映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位文学家惺惺相惜，一笑泯恩仇，读后感慨万千。但是，想到人们“以讹传讹”，说王安石把苏东坡贬谪黄州、惠州、儋州，觉得有话要说。元丰二年（1079年），暮春时节，苏东坡从徐州赴湖州上任途中，按惯例写的《湖州谢表》有两句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政派”小人跳起来，指证苏东坡有四条“言论罪”，宋神宗下旨查办苏东坡。他七月入狱，受审4个月，无法定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乌台诗案”。但是，老百姓传说，苏东坡看到王安石咏菊诗前两句：“西风昨夜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就续写后两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王安石很恼火，把苏东坡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明人冯梦龙编写的《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也记有因“菊花落瓣”之争，王安石把苏东坡贬到黄州之事。这些传说和记载都没有事实根据。事实上，苏东坡被贬黄州之时,王安石已不在朝廷中枢执政。1076年，56岁的王安石被罢相，任判江宁府，退居半山园；1078年，58岁的王安石被封为舒国公，不太管朝廷之事。1079年当苏东坡因“乌台诗案”入狱时，退居二线的王安石上书皇帝为苏东坡求情：“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正如王水照、崔铭在《苏轼传》中记述的一样：“元丰二年苏轼身陷台狱，王安石已不在其位仍仗义执言，上书营救。”苏东坡贬谪儋州，老百姓的传说中也冤枉王安石，说是苏东坡在王安石的书房看到王安石诗句“明月当空叫，五犬卧花心”，认为不合事理，遂提笔改成了“明月当空照，五犬卧花阴”。王安石回来后，发现诗句被改，就哂笑苏东坡见闻不广，把他贬到儋州。这非常荒唐，因为苏东坡是1097年62岁时被贬到儋州，而王安石已于1086年在金陵去世。这类传说，不仅在老百姓中流传，就是在政府的网站上都转载过。我在一个省级政府的网站看过一篇名叫《狗仔花》的文章。说是“九百年前的一个夏日，宋代宰相王安石为苏东坡贬谪广东饯行，即兴赋诗一首，其中有‘明月当空叫，五狗卧花蕊’一句。”这也很荒唐。因为，苏东坡被贬惠州是绍圣元年（1094年），此时王安石已去世8年了。把苏东坡贬到惠州和儋州的，是和他同科中进、同年到凤翔当官的章惇。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蔡京等人以“讥讪先朝”威名为由，把已经59岁的苏东坡贬为英州知事。六月，苏东坡还在赴英州的路上，又遭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苏东坡在惠州写了一首诗《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首诗传到京城，宰相章惇笑道“苏子瞻竟然如此快活。”于是把他贬到南荒儋州。当然，苏东坡与王安石之间真的有相互对立的经历。我作过一些粗浅的研究，可以肯定，苏东坡对王安石的反感，最早来自于他父亲苏洵的影响。他父亲苏洵无心科举也无心官场，对朝廷上呼风唤雨的王安石等人，非常的鄙夷不屑，写了著名的《辨奸论》。而苏东坡和王安石对着干，那是因为他和司马光等人对王安石的变法有截然不同的主张。他多次上书神宗皇帝，论述新法之弊端，对新法进行激烈、全面的攻击，要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反对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和农田水利法等，甚至直说“王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事情发展到文人之间勾心斗角，在王安石提出科举新法，神宗下诏讨论时，东坡独持异论，公开反对。对于苏东坡的针锋相对，王安石给予以牙还牙般的回击。嘉祐六年（1061）苏轼、苏辙举制科时，王安石拒绝为苏辙撰写任命制书。朝廷编修《中书条例》，宋神宗对王安石说：“朕想调苏轼修《中书条例》，卿以为如何？”王安石毫不讳言地说：“苏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素有歧异，不宜担当此任。”朝中元老重臣范镇推荐苏东坡担任谏官，王安石通过担任御史的姻家谢景温，弹劾苏东坡回四川奔父丧之时，多占船位，贩卖私盐和苏木。此事查无证据，纯属“莫须有”。对于苏、王之争，我曾从他们的思想实质上作过思考，认为他们主要是“为政”思想理念上的冲撞。苏东坡持有“民本思想”，认为“新法”太过，伤害“民生”；而王安石为的是“社稷”，要实现“富国强兵”。但是，他们在思想理念上冲撞到势不两立之时，作为有良知的人，也会有一定的反省。反省最多的应该是苏东坡，因此，司马光任宰相后欲全废王安石新法时，苏东坡主张对新法“较量利害，参用所长”，对“免役法”如何存利去害，与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王安石也有反省，苏东坡贬居黄州后，他始终默默地关注着这位比他年轻十五岁的当代英才，每当碰到从黄州来的熟人，就急着追问：“子瞻近日有何妙语？”就这样，出现了金陵相会的感人一幕。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记载：苏公自黄移汝，过金陵，见王荆公。公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公。”这句话，道出了胸怀坦荡荡而不戚戚。蔡绦《西清诗话》记载：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公叹息语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这不是一般的感叹，而是心神的相通与相惜。过后不久，苏东坡在给王安石的信中渴望再次相见：“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还托付王安石重视秦观：“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从公已觉十年迟”。这是久经风霜、性情纯厚的苏东坡深情地对王安石说一声：十年前我就应该追随您！此时，北宋盛事增添了许多光彩，也让后人知道什么才是伟人的胸襟和情怀。

■ 李秀贤

2023-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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