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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国际数字科技博物馆论坛秘书处
2018’中国土地资源科学创新与发展暨倪绍祥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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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15765条数据
族谱可信度究竟如何
报纸
最近,短跑健将苏炳添是苏轼第29代孙的新闻不胫而走,苏氏宗族长表示确有此事,并称苏炳添曾回乡祭祖。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苏轼研究专家周裕锴表示:“苏轼后人较多,在现代苏姓人中,肯定有人是他的后代,但要准确判断比较难……”那么,族谱的可信度究竟如何呢?苏氏族谱有不靠谱之处史学家葛剑雄曾说:“传世的家谱大多是清代和民国时期修的,明代的已经不多,此前的基本没有,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16世纪以后,少数可上溯到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极个别才能推算得更早。”苏家有族谱,1987年曾发现一部,共12卷,25万字。但谱序中最早一篇是苏东坡第21代孙苏再渔1742年写的,跨度太大。该谱称“苏氏之先,出于高阳”,即五帝之一颛顼,夏时得姓于昆吾樊。可苏轼的父亲苏洵修家谱时尚且感叹“呜呼!高祖之上不可详矣”,夏代无文字,后人是怎么知道的?可见此谱并不靠谱。民间族谱不准确、生编硬造并不奇怪,尤其明清时有谱师、谱匠,会“专业造假”。不过,这些谱中也保留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信息,且蕴含着巨大的精神价值。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谱的真假无需外人议论,只要族人诚心面对,即合修谱本意。司马迁曾参考诸侯谱牒目前公认最早的族谱是周代《世本》,约在公元前234年—公元前228年写成,原书已佚,今存辑本。记录了帝王、诸侯、大夫的家族世系。据考证,《世本》应出自小史(官名)之手。小史作为“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的官员,专门记录贵族血脉传承,即谱牒,确保王族婚姻门当户对,避免近亲结婚,并为选定继承人、安排祭祀等,提供佐证。谱牒最初只能王家编修,普通贵族家都没有。秦统一六国后,六国旧族凋零殆尽,相关史料亦星散,司马迁写《史记》时,只能“唯三代上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可见,他利用过诸侯谱牒中的史料。汉代时,氏族谱逐渐替代了谱牒,编辑也走向标准化。一是通过图表,辅以文字,标出家族世系的传承;二是通过叙述,记录家族世系的传承。南宋历史学家郑樵曾说:“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民间谱师一年只干一单活直到魏晋南北朝时,私家之谱才出现井喷式增长。学者仓修良在《家谱概述》中认为,这与魏晋南北朝重门阀制度有关。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社会大兴避讳之风。这从谱学家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的佳话中可见一斑。宋代出现平民家谱,此时家谱已无选官、婚姻等作用,精神伦理价值成主导,以欧阳修、苏洵体例最著称。二人都主张“断自可见之世”,每五代一图,“下到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避免繁复。欧阳修的体例是表格式,每一行是一代;苏洵的体例近似树状图,被称为“垂珠式”。明清平民家谱数量激增,质量却不太好,许多出自谱师、谱匠之手。据学者车兴明考察,在浙江瑞安、福建宁化、江西吉安等地,至今仍有谱师,主业是印刷。当地家族三十年修一次谱,族长请谱师到宗族祠堂工作并居住,选吉日“开谱局”,即将4万多木活字的检字盘在祠堂中摆好。修谱需一年。修谱师须检字、排版、印刷,还要会写文章,一个家族几千人,要一一确认名字。经验丰富的修谱师会提出建议,比如闽粤一些客家人本属小姓,来源不清,便建议说是东汉末年,或“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时迁入,其中多贵族后裔,即“攀古人之显者而祖之,系无所承,即向壁虚造不可知之人”。但史学家葛剑雄指出,当时南迁不大可能跑这么远,也不可能近千年还没融入当地,是刻意与重大历史事件挂钩,不可尽信。(摘编自《北京晚报》)下一篇关闭本页
2022-08-29
苏轼抄写的《归去来兮辞》藏在故宫
报纸
通过这些散文苏东坡进入陶渊明的内心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点。苏东坡原本就出身于农家,假如他不曾离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场与文场两条战线上尽得风流,他或许会在故乡眉州继承祖业,去经营自家的土地,最多成为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此时,他在官场上转了一圈,结局还是回到土地上,做一介农夫。好像一切都不曾开始,就已结束。但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夫。对于一个农夫来说,田野家园,构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而对苏东坡来说,田野即使大面积地控制了他的视线,在他的心里也只占了一个角落。他的心里还有诗,有梦,有一个更加深厚和广阔的精神空间等待他去完成。他的精神半径是无限的。公元4世纪的东晋,有一个诗人,曾经当过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但这一串威赫的名声拴不住他的心,终于,他当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归隐在鄱阳湖边一个名叫斜川的地方,写下《归园田居》等诗歌,和《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这些不朽的散文。陶渊明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早就如雷贯耳,在苏东坡的时代亦不例外。那段时光里,陶渊明成了苏东坡最好的对话者。他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时间把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诗人越推越远,但在苏东坡的心里,他们越来越近。或许,只有在黄州,在此际,苏东坡才能如此深入地进入陶渊明的内心。苏东坡喜欢陶渊明,是因为他并不纯然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种审美的态度,来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过这个“世”,不同于那个“世”。在陶渊明心里,这个“世”更加真实、丰沛和生动,风日流丽、鱼跃鸢飞、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蕴含着人生中不能错过的美。生命就像树枝上一枚已熟软的杏子,剥开果皮,果肉流动的汁液鲜活芳香,散发着阳光的热度。陶渊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远看着它,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位田野里质朴无华的农民,不仅开辟了中国山水文学之美,也成就了中国士大夫人生与人格之美,让自然、生活与人,彼此相合。在黄州苏轼曾反复抄写《归去来兮辞》七个世纪以后,在黄州,在人间最孤寂的角落,苏东坡真正读懂了陶渊明,就像两片隔了无数个季节的叶子,隔着几百年的风雨,却脉络相通,纹路相合。张炜说:“他们都是出入‘丛林’(指官场丛林)之人,都是身处绝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爱酒、爱诗、爱书、爱友人、爱自然之人。”苏东坡一遍遍地抄写《归去来兮辞》。时至今日,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打量这件手稿原迹,仍见湿润冲淡之气在往昔书墨之间流动回转。那是他在书写自己的前世——他在词里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写字的时候,他就成了陶渊明,而黄州东坡,就是昔日的斜川。清末民初大学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写道: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在天高地远的黄州,使疲于奔命的苏东坡有了一个喘息和自省的机会。自幼饱读诗书,一心报效朝廷,充溢他胸襟的,是对功业的欲望和渴求,就是像诸葛亮那样,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去匡扶社稷,安定天下苍生,而那个被他报效的朝廷,却始终像一块质地均匀的石头,拒绝一切改变。到头来,改变的只有苏东坡自己,在小人堆里穿梭,在文字狱里出生入死,人到中年,就已经白发苍苍。在黄州,他给李端叔写信。他说: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那时的他不一定会意识到,自己虽与王安石政见相左,骨子里却是一路货色——他们都患上了“圣人病”,觉得自己就是那根可以撬动地球的杠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根根的杠杆接连报废,包括他的恩师欧阳修,历经忧患之后,头发已经完全白了,终年牙痛,已经脱落了好几颗牙,眼睛也几近失明,自况“弱胫零丁,兀如槁木”,出知亳州、蔡州后,以体弱为由,不止一次地自请退休,从此不再在政坛上露面。而自己,自以为才大无边,最终却几乎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因此,在苏东坡看来,自己一根筋似的为皇帝写谏书,全是扯淡。他以为话多是一个优点,以为话多就可以改变世界,但他所有的词语,要么在人间蒸发了,要么变成利箭,反射到自己身上,让自己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于是,黄州,这座山重水远的小城的意义竟发生了奇特的转变。对于苏东坡来说,它不再是一个困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来说,苏东坡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涯过客。他们相互接纳,彼此成全,成为对方历史和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一个丰盈的生命与一片博大的土地相遇,必然会演绎出最完美的历史传奇。苏东坡在黄金期作出“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在黄州,由奏折、策论、攻讦、辩解所编织成的语言密度,被大江大河所稀释。在去除语言之后,世界显得格外空旷和透明。留给苏东坡的语言,只有诗词尺牍。这段岁月,是苏东坡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词兴起于唐而盛于宋。唐朝的城市保留着古老的坊市制,也就是居民区与商业区用坊墙隔离,街道不准摆摊开店,要做生意,只能到东、西二市。到了宋朝,坊市制瓦解,居民区与商业区混为一体,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商业的繁荣,尤其是茶楼酒肆的兴旺,导致了添欢凑趣的词演唱成为日常行为,并进而升级为都市文娱生活的重要内容。苏东坡当年初入汴京,就曾被京城坊间的轻吟浅唱所吸引,也多次在尺牍中表达过对柳永的倾慕,但他当时还无意于词的创作,所以,在苏东坡的早期作品中,似乎找不出作词的记录。他的志向,在于那些关乎国家治乱安危的宏文策论,似乎只有它们,才是文章的“正道”,而小词小令,都是文人们遣兴抒怀的游戏笔墨,是流行歌曲,他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才称得上是他那一时期的得意之作。只不过得意之作给他带来的,只有无尽的失意。当他被外放杭州,尤其是被贬黄州后,被压抑的自我才被唤醒,那份“超旷之襟怀”才得以激发,他这才发现那些游戏笔墨,才更贴近人的生命欲求。他不像主持庆历新政失败的范仲淹那样,处江湖之远还不忘其君,他认为那也是一种谄媚。他不想做理想的人质,把自己逼得无路可走,而是用一个更大的世界来包容自己,那个世界里,有清风明月,有白芷秋兰。叶嘉莹先生说,苏东坡在杭州和密州尝试写词,这种“诗化的词遂进入了一种更纯熟的境界,而终于在他贬官黄州之后,达到了他自己之词作的质量的高峰”。有一次,苏东坡问一名客人:“我的词作比柳永如何?”那位客人回答说:“这哪里能够相比?”苏东坡吃惊地问:“这怎么说?”那客人不慌不忙地说:“您的词作,必须让关西大汉怀抱铜琵琶,手握大铁板,高唱‘大江东去’。柳永的词作却需要一个二八年华的小女子拈着红牙拍板,细细地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苏东坡听后,不禁抚掌大笑。在黄州的清风竹林间,苏东坡骤然梦醒。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辽阔。
2017-09-30
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旷达之旅
报纸
□高昌《诗品》中有“著手成春”的说法,作为旅行达人,大诗人苏轼仿佛有“著足成春”的魔法。凡他踏足之处,总有文学的芬芳荡漾:眉州、汴梁、凤翔、黄州、颍州、杭州……一个个地名,在苏轼身后,化成了一座座流芳后世的人文地标。后世文人来到这些地方,往往不免感叹“苏轼题诗在上头”。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自然会想起“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到了荔枝累累的惠州,自然会想起“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到了奇峰迭起的壮美匡庐,自然会想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这位“宝藏诗人”的文化魅力,也像庐山风景一样博大精深,引人入胜。庐山、西湖等地成了游人争相打卡的文化胜地,自然有苏轼的功劳。他更加奇绝之处在于,用扛鼎之笔力进行的个人“创造”,以一己之力将一地化作流传千古的人文地标。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在黄州赤壁矶头漫步之时,偶然吟诵出一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居然就可以在公瑾当年破曹的“武赤壁”之外,创造出一个辉耀史册的“文赤壁”。虽然人生之路颇多坎坷,但苏轼以旷达的人生态度,为后世之人如何面对人生低谷,树立了典范。眉山:一门父子三词客四川眉山是苏轼出生地,今有三苏祠,是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的故居。据说为了培养苏轼兄弟,苏洵颇费了一番苦心。他不是逼迫孩子读书,而是在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故意躲在旁边偷偷看书。当这两个孩子跑来问他在干什么时,他故意把书藏了起来,脸上还做出不愿意让他们知道的表情。苏轼和苏辙很好奇,于是就趁苏洵不在家的时候,悄悄地从书房里把书“偷”出来,津津有味地读个不停。从此他们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后来苏洵又告诉他们“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培养他们树立高远的志向,指导他们写文章,引导他们读《春秋》《论语》等书。嘉祐二年(1057年),48岁的苏洵带着20岁的苏轼、18岁的苏辙一起从四川出发,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诗人欧阳修,副考官是诗人梅尧臣。他们对苏家父子诗文非常喜欢,尤其对苏轼最为赞赏,欧阳修称赞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从此,苏轼走出眉山,逐渐扬名天下。太白山: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从政之初,在陕西太白山下做凤翔判官。弟弟苏辙写诗为他送行,苏轼回赠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四句诗,后来被概括成了“雪泥鸿爪”这一成语。太白山是秦岭山脉主峰,而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分界线,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古人认为太白山是一座神山,还给太白山的山神封了封号。唐朝时叫神应公,宋朝时把山神“级别”降了一级,改封为惠民侯。苏轼到此任职时,遇到一场大旱灾。他动员太守一起到太白山上举行祈雨仪式,他还亲自写了一篇《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也是凑巧,他们举行完仪式在回城的路上时,天上就翻滚起了黑云,苏轼高兴地写了一首《真兴寺阁祷雨》,当夜果真下了一场蒙蒙细雨,略微缓解了一点旱象,但是还不足以解除整个旱灾。苏轼很纳闷儿,问了百姓才知道,山神的“级别”从唐朝的“公”降级为了宋朝的“侯”。苏轼认为朝廷给山神降了“级别”——“使其昔公而侯”,所以得罪了神仙,于是就给朝廷起草了一封《乞封太白山神状》。恰在此时,天上开始突降大雨,而且连降三天!苏轼高兴地把府衙的一个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专门写了篇《喜雨亭记》。后来,朝廷依照苏轼的请求,又给山神恢复了“级别”。这里的“祈雨得雨”,当然只是美丽的传说和附会,但也反映了人们对苏轼的喜爱。陕西凤翔东湖至今仍有喜雨亭,亭中立有一碑,上刻苏轼撰写的《喜雨亭记》。超然台: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在山东密州(治所为今诸城),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由时任密州太守苏轼带领当地人在一处北魏废弃土台的基础上修葺而成,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道:“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节,苏轼就是在密州度过的。那个夜晚,苏轼在超然台上通宵畅饮,直至天明,随后乘兴写下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抒发对弟弟苏辙的深情思念。《水调歌头》本是词牌,原是可以配乐演唱的,只可惜古乐失传了。上世纪80年代,这首词又由作曲家重新谱曲,众多知名歌手先后演唱,年年在中秋晚会上唱响,几乎成了中国人中秋节的“节歌”。南宋学者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苏轼在密州只生活了两年时间,又动身前往徐州赴任。他身后的超然台饱经风雨,几经兴废,并于2009年底得以重建。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黄州当一个小小的团练副使,生活境况变得非常艰苦。好在顶头上司徐君猷太守很欣赏苏轼的才华。苏轼在给徐写的词中说“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可见其境遇的凄苦。但苏轼在逆境中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他在黄州期间写下不少经典之作,最著名的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另外还有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后来,徐太守接到调令,被调往湖南上任了。“每岁之春,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饮酒于竹间亭,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公既去郡,寺僧继连请名……”也就是说,安国寺的僧人为表达对太守的追慕,请苏东坡为他们经常相聚的小亭取个名字,苏轼便题写了“遗爱”二字,后来又写了一篇《遗爱亭记》。20世纪90年代,黄冈建设中将老城区东郊的东湖、西湖、菱角湖连在一起开发,当地人将“遗爱”之名挪于湖名。从此黄州不仅有著名的东坡赤壁,还有了名为遗爱湖的东坡文化园。湖畔有碑林,中间是苏轼的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苍劲苍凉,笔气纵横,势若奔雷。苏轼自称“老饕”,在《初到黄州》一诗中说“自笑平生为口忙”。确实,他除了诗文独步天下,同时也是知名美食家,有不少美食的发明都与他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东坡肉,后来又被演变成东坡肘子。在黄州,苏轼写了一篇《猪肉颂》,详细描述了猪肉的做法:“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也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儋州:兹游奇绝冠平生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已经年过花甲的苏东坡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今儋州)安置。他回望家山,悲凉写道:“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尽管瘴疠横生,虫兽横行,苏轼还是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他注《尚书》,制松墨,做姜羹,吃生蚝……称“兹游奇绝冠平生”。另外,他还教当地农人凿井开泉和垦荒耕种,并在载酒堂开始了一番卓有成效的文化苦旅。在儋州,他自建了桄榔庵作为住所,又得乡人之助,建起了一座载酒堂。堂名出自汉扬雄载酒问字的典故。苏东坡在这里除了“携酒会饮于堂”,还设帐授学,敷扬文教,创造了“琼之有士始于儋”的人文奇迹。“载酒堂”后世被改建为东坡书院,历经多次重建和修缮,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载酒堂悬挂的匾额是清人所书,堂中塑有东坡讲学的彩色雕塑,左右有好友黎子云和儿子苏过听学,耳畔仿佛还能听到东坡先生的吟哦之声……1101年,苏轼遇赦北返,途中写下感叹:“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数月后,他病逝于常州,享年64岁。经过近千年历史,苏轼留下的人文地标,依然熠熠生辉。(作者高昌系《中国文化报》专刊中心主任、《中华诗词》杂志主编)
高昌
2023-12-22
《记承天寺夜游》里,苏轼为何而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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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间听一位老师讲解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觉得有些偏颇,回去又仔细翻看了一遍《东坡志林》。只见那原文仅八十四个字,且明白如话:“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文中场景里,有几个关键词。先是时间。这是宋神宗元丰六年,即公元1083年,当时距作者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有四年了,苏轼在之前一年写了前后《赤壁赋》。夜游当夜,是十月十二日的夜,苏轼与张怀民看到的是什么月?是尚未圆满的初冬寒月。再是同游之人与地点。史载,张怀民于该年早些时候也被贬到黄州,寓居在黄州城外的承天寺。这几个关键词构成的背景,是解读此文的要害。因为言简意远,历代对《记承天寺夜游》有不同解法,一般人多认为苏子此文旨在说“闲”,是妙手偶得,是借月抒怀,咀嚼情绪,渲染一种虽遭贬谪却得闲适无为之乐的心态。张怀民只是就近拉来的陪衬人。其实不然,此文的精彩正在张怀民的身上。您看,此时苏轼戴罪贬职黄州已是四年,以他的通脱性情,如果仍对宦海失足耿耿于怀,未免太看不透,这样“闲怨”还要写出来发泄出来,更未免太小家子气了,那是殷浩而不是苏轼。黄州月下数年,苏子多有徘徊,为何一直没有写下这样记游文字?据苏轼的年谱记载,这夜他其实还去看望了一位痛风发作的老友,感慨酒色害人,却一个字也没有“随手”录入文中,可见此文并非偶得,而是有刻意有取舍有营造的。文人笔下往往如此,即使有诸般月色,但若没有斯人同赏,便只是自顾骋怀而已,欣喜不得落脚处,最后只好收于碣石潇湘、荷塘江南那样的残念。明月在天,树影在地,此境在金庸所构,给了刘正风和曲洋的《笑傲江湖》绝唱和鸣;此境在苏轼所营,便去找怀民,说起临江风得“快哉”之乐;此境在阮籍所遇,则夜半起坐弹琴,琴声如孤鸿萦绕北林,却无君子相知相和;此境在梦枕貘处,就有了晴明身边同行的博雅,博雅善音,犹古时伯牙,月下吹奏名笛叶二,连林中众妖怪也听得痴了;自古便有伯牙、子期相知相得的典故,到后人冯梦龙演绎“摔琴谢知音”故事,偏要说那伯牙乘舟鼓琴时,恰是“中秋之夜,雨止云开”,又偏有此境出来。这些月色,正是起兴的引子。此文略略数句,却有若干情境文意交叠其下。你看他说月色南堂入户,说他去承天寺寻怀民,说怀民亦未寝呢,说空明,说藻荇,说竹柏,说这说那,到底在说什么?有人说此文妙处,在于无一字写月,却处处都是月色,其实,开篇即有“月色入户”,最后又反问“何夜无月”,写月不少了,而且这夜并非圆月,有什么可多写的?《围城》里主角们去三闾大学途中曾踏月散步,也是个寒夜,那月亮“原来还有一边没满,像被打耳光的脸肿着一边”,不好看的呀,硬写出来只能是这一类。既然重点不是写月,那就是重在写人,重在得遇知音。苏轼曾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但闲人与闲人之间不一样,一个闲人跟两个闲人的氛围更不一样,好月常有,知音难求。苏轼早已从被贬的心境里走出来了,所以见月色欣然起行,关键是怀民呢?怀民亦未寝!他也走出来了。苏轼在承天寺月下最高兴的,是有“闲人如吾两人”,没有寻到张怀民,便没有这篇文字。只是苏子文法高妙,藏镜不着痕迹,后人若只在字面上用力,结果只能是解得偏出了。《东坡志林》里又有一篇《儋耳夜书》,写的是苏轼六十二岁时,在海南岛一个正月十五良月佳夜受邀夜游之事,但那次游得不好,只是随着几个俗人去看了一圈热闹,心里不爽,于是他回来落笔时,连这几个人的名字都没有留。
2018-07-07
“哪吒”的读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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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汉译佛经《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真言》《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仪轨》中,有所谓“那吒”或“那吒太子”的记载。宋人苏辙《那吒》诗云:“北方天王有狂子。”北方毗沙门天王或北方天王是佛教护法神“四大天王”之一,那吒或那吒太子即他的第三个儿子。后来,毗沙门被中国化,成了“托塔李天王”,那吒也就顺势变为李天王之子“哪吒”。在梵文里,那吒并非全名,而是“那吒俱伐罗”(Nalakūvara,又译作“那吒矩韈罗”)的省称;其开头音节为na,比较固定。但今天的汉语方言对“哪吒”却有着纷纭的发音,四川称之为“拿抓”或“拿扎”,广东称“拿砸”,浙江称“挪扎”,江苏称“闹赵”;此外,还有“辣砸”“罗抓”“鹅扎”“落咋”“泥渣”“梨渍”等稀奇古怪的发音。然而对比梵文原词,凡是念na的方言都是符合原音的。晚综
2019-09-18
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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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检阅守军(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十二)元祐八年十一月始,苏轼开始大举整顿军纪。宋代的定州为北方军事重镇,地位至关重要。当时的定州绝非太平无事,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和《与孙知损运使书》中均谈到契丹入境劫掠,“如涉无人之境”,“捕监官吏拱手相视”。边地已是“军政坏驰,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前守不敢谁何”。边备松弛,将骄卒惰,军纪涣散,军校贪污,克扣粮饷。军中盗窃军需“恣意典卖”者有之,“采斫禁山,开耕为田”,公开收税者有之,酗酒赌博尤为突出。军队还不时有逃亡者,甚至“聚为盗贼”。正如苏轼所说,“出守中山,谓有缓带之乐,而边政颓坏,不堪开眼,颇费锄治”,“承平百年烽燧冷”。苏轼决心从整顿军政入手,严明军纪,惩治了一批违法乱纪之人,“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恶”,对盗窃军需、放债取息、聚众赌博等违法事件,亦“依法勘断”,分别处理,并明令“禁止饮博”。经过整顿,“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稍衰,盗贼亦稀”,深得民心。绍圣元年适逢春天大检阅,苏轼命令全按旧有的规章制度,主帅穿平常的服装到帐中来,将校官吏穿军装供给使令。副总管王光祖自认为是老将,觉得这样做很耻辱,假装生病不来。苏轼叫来书吏,让他起草奏章,王光祖惧怕而出来参加阅军,检阅结束,没有一个怠慢的人。苏轼还对都统石曼华等违法乱纪的高层官员进行严厉处置。对千夫长戈振飞等一批苛扣军饷、聚众赌博、放债取息、执法犯法的中下级军官“付狱按治”。对少数罪大恶极者“摔首斩之”。正法之举大得民心。苏轼举行了自庆历末韩琦帅定后中断了四十多年的阅兵典礼,军威大振,官民称快。访弓箭社(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十三)宋仁宗时,庞籍守定州,因俗立法,将便民组织为弓箭社,置社长、副社长统领,配合地方政府守边卫民,甚是得用。弓箭社是由地方招募的乡民组成的武装力量,弓箭社的乡兵们“带弓而锄,佩剑而樵”,一边耕作,一边御寇,遇有紧急战况,击鼓相召,成为维护边防安危的重要武装组织。但在熙宁变法期间,因推行保甲法,弓箭社大为削弱。苏轼到任后,通过查巡研究,了解到便民日常生活很不安全,常有契丹、恶兵、盗贼抢劫骚扰便民,且捕盗官兵往往不能治。而弓箭社的人户,都是当地的乡民,自幼与强虏为邻,熟悉地方动静,自力保卫自家骨肉,祖宗坟墓,日夜巡逻探问不息,因此,地方衙门的巡检县尉,皆依弓箭社人为耳目,为臂肘。他们熟练武艺,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不但保境安良,遇有贼寇,人自为战,契丹人也很害怕他们。于是,连上二疏,建议朝廷回复弓箭社的建制。因朝党争日益白热化,朝廷内外乱成一片,结果,“奏上皆不报”。现录苏轼对边民和弓箭社微服私访、调查研究后,向朝廷诉说的一段话:“陈奏如前,我发现西山下面,定州和保州之间,山势开阔,一马平川,没有池塘之险,澶渊之战,辽人就是在这里侵入的。现在本路只有战士二万五千九百多人,分开屯扎在八个州、军,如果情况紧急,坚守尚且不能,更何况打仗呢?有人认为保甲之众危急之时可以依赖,我则认为保甲之众只是一些平民百姓,集训只有一个月时间,武艺没办法精熟,再加上平时从公家这里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每年得到的按赏钱物,不能补偿集训一个月的费用,一旦把他们赶上战场,恐怕不能保全。只有弓箭社民户所处都是些兵家必争之地,世代相传,从初成年就与敌人作战。如果朝廷答应按我的奏请办理,对这些人稍微优待一点,既免去科配折变,间或免役赎罪,每年以五十缗钱奖励其特别优秀者,深表朝廷及将帅的恩义。那么这三万多人,真的可以长久依靠了。现在抄录到嘉祐四年庞籍奏请获圣旨批准的事情,同时计算出本路的两州三军弓箭社数目及其人数,以及免除科配折变每年和买费用钱数,连同免去冬训所节省的奖赏钱物数目,一并写在前面,同时画出一幅地图,贴出沿边一面及各社分布的位置随状献上。恳求圣上详加斟酌后实施。谨录奏闻,恭候圣旨”。苏轼还写信给河北路转运使孙知损说:“到文安北部边城,好像进入无人防守的地区,这种现象值得忧虑。朝廷对此已经注意,兵将长期骄纵疏懒,本应警戒振作他们,即使这样,也要过数年才能见效。唯有最靠边境地区弓箭社的射手非常厉害,是敌人所害怕的。因为屡屡把他们召集起来训练一个月之久,村堡几乎就空了,官府和百姓都为此惴惴不安。北方的敌人也往往观察时机生出侵扰之心,弓箭社的人也苦于集训的劳民伤财。这些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作战技能,都和敌人的长处相同,那里是他们家人坟墓所在地,自然人人会为自己而战,不必忧虑他们不操练武艺。应该永远免除他们的冬季训练,还应当用优惠政策来鼓舞奖励他们。防备御敌的策略,只有好好培养弓箭社,并稍稍给以优惠,激励他们来对付小规模的侵扰,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希望能免除民户的折变税,这个数量也不大。再设立一些闲散名目,来奖励弓箭社的头领。另外还希望恢复收取贸易税,及时差遣僚属去办理,花费钱粮不多,并就地赏赐弓箭社中那些武艺高强的人”。(未完待续)
2022-06-16
苏轼到底是不是大长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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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苏轼的容貌,一直有着各种争议,对此,苏轼自己是这样描述的:我嘛,堂堂七尺男儿,的确有那么一点儿小肚子,但“目若新生之犊,身如不系之舟”。脸长不长的不重要,也就是家族遗传,颧骨高了点儿,以至于去上班的时候,大家问都不用问就知道我和我表弟是亲戚。甚至有人看着临在墙上的剪影,仅凭高颧骨这一点就知道是我了。“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宝山昼睡》“长身自昔传甥舅,寿骨遥知是弟兄。(予与君皆寿骨贯耳,班列中多指予二人不问而知其为中表也。)”——《表弟程德孺生日》“吾尝于灯下顾自见颊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吾也。目与颧颊似,余无不似者。”——《传神记》关于苏轼的外貌和颜值,他的“铁粉”弟弟苏辙说:哥哥身材挺拔,玉树临风。(“颀然仲与叔”——《次韵子瞻寄贺生日》)他的朋友黄庭坚一个劲儿地夸他眉眼生得好,如云月一般柔顺明净。(“眉目云开月静”——《东坡先生真赞》)他的弟子孔武仲对他稍微有点“老师滤镜”,夸他面相非凡,眉清目秀。(“华严长者貌古奇,紫瞳烨烨双秀眉。”——《谒苏子瞻因寄》)他的忘年之交米芾则是这么讲的:咱们有一说一,东坡的体形还是很匀称的。眼睛也不小,炯炯有神,就是脸形稍长,有点像圭,上尖下方的。(“玉立如山老健身”“方瞳正碧貌如圭”——《苏东坡挽诗五首》)综上,苏轼的外貌特点大致可以总结为四点:个子高,有点小肚子,颧骨高,眼睛明亮有神。有人说还差一点,印象中他胡子挺多的,后世好多画里是这么画的。但是,后人画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首先,我们从文字资料来看,宋人笔记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一个资深的谐音梗爱好者,有一天秦观在他家做客,却被人打趣说胡子多。秦观很机智,借用了《论语·子罕》中“君子多乎(胡)哉”来回应,表示“多胡”是君子的特征之一。苏轼听了这话,就接了一句《子路篇》里的“小人樊(繁)须也”,调侃说小人才有“繁须”。(秦少游在东坡坐中,或调其多髯者。少游曰:“君子多乎哉。”东坡笑曰:“小人樊须也。”——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如果苏轼也是大胡子的话,那他多半是不会跟别人一起这么逗秦观的,由此可知,他的胡子应当不是浓密型。那么传世的东坡画像中,就当属胡须量相对较少者更接近他的真实相貌。再从图像资料看,根据苏轼自己的诗文记载,当时共有五个人曾为他画过像,他们分别是画师李公麟、秀才何充、妙善和尚、道士李德柔,还有他的族侄表祥和尚,遗憾的是,这五人的作品未能传世。不过,和他属于同一时代的乔仲常,却留下了这样一幅苏轼画像。在他的笔下,苏轼就是一个胡须不多、眉清目朗、面长而奇、颧骨较高、身材修长、体态潇洒的小老头儿,这些形貌特征与文献中的记载基本吻合。画里的苏轼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都明显高于友人,这就说明他自称的“七尺”(换算下来是个接近两米的大高个儿)水分不会太高。而且在高宗亲书、御前“首席画家”马和之创作的《赤壁后游图》中,苏轼的胡子也只是正常分量。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苏轼形象的“官方认定”,如此看来,苏轼并非像后人所画的那样是满脸的大胡子。在元人赵孟頫的笔下,苏轼的胡子也不多,只不过头身比几乎被“压缩”到了1∶5,看起来不足“七尺”。后世有很多画家创作过表现苏轼与友人聚会的西园雅集图,而那一系列的作品中,苏轼大都是以一个戴着高筒短檐乌纱帽,留着中等偏浓的胡须,有点微胖的形象出现。到了明朝,朱之蕃临摹了传为李公麟某个版本的《东坡笠屐图》,并在画的右上端题曰:东坡一日谒黎子云,途中值雨,乃于农家假篛笠木屐,戴履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吠,东坡谓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右李伯时写像,上有此数语题识。偶然琐事,率尔片言。粉墨载之,未播人间。与巧显融,宁直迍邅。人中之龙,仙中之仙。景止高风,有托而传。万历己未四月四日朱之蕃临并志以赞。说是苏东坡被贬在儋州(今海南)的三年(1097-1100)多时间里,以苦为乐,结交了一批朋友,为当地做了不少好事,还有诸多逸闻趣事为人津津乐道。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苏东坡前往黎子云家拜访,回去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他就从农户家借了笠和屐,他头上戴笠、脚下踩屐的特殊装扮引得当地妇女、小孩哈哈大笑。那之后,海南岛上就流传着“东坡笠屐”的美谈。上文说过,李公麟给苏轼画过像是被苏轼本人记录在册的。那是苏轼北归路过金山寺时,见到了十年前李公麟在墙上为自己画的像,他感慨万千题下了“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们二人是好友,李公麟又是当时最著名的画家,所以如果朱之蕃临的那幅苏轼像当真是李公麟所作,那么这一版“有点肚子,方长脸,有胡子但不多”的苏轼应当是最贴合他本人形貌的。据《北京青年报》
2023-08-18
持其本心 不负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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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祖应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眉山三苏祠考察时强调要做好东坡文化的研究传承。要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干净做事,廉洁从政。东坡文化转型重构于黄州,熔铸成熟于黄州,开宗立派于黄州。苏东坡清正廉洁的故事,已在黄州百姓心中留下“不思量,自难忘”的文化记忆。有如梅玉荣之《婉拒富商赠礼》、罗与之的《苏东坡买水》、邱风之《武昌罢官席》,一篇篇无不体现苏东坡清风正气的君子风范。所谓“清正”,被封建士大夫奉为立身处世的君子之道,是自古以来为文人君子的道德准则。应该说,苏东坡是时只是一介“不得签书公事”的闲职编管人员,但他无论为官为民,仍“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知其不肖之躯,未死之间,犹可以洗濯磨治,复入于道德之场”。“虽怀坎懔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实乃“挺然不倚,视退如进。持其本心,不负尧舜”。写于雪堂门窗的三十二字四道警言“四戒”,不仅体现了苏东坡以史为鉴、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的养生防病之道,而且也充分显示了他尊道贵德的高度自觉,其清正廉洁、守身如玉的节操历历在目。他将“四戒”写在不论坐卧都能看得见的地方,时刻提醒自己: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浓,命曰“腐肠之药”。出入都用车轿代步,名叫“下肢瘫痪的征兆”;幽深的房屋和阴凉的宫殿,名叫“感寒受热的媒介”;美女佳人,名叫“砍人性命的斧头”;美味饮食,名叫“腐蚀肠胃的毒药”。苏东坡在被贬黄州的困境下,书“四戒”,以“使坐起见之,寝食念之”,念念不忘自警自律的生动范例,不仅印证了古人“仁者寿”的箴言,也成为苏东坡“人生有定分”哲学,即“处世得安稳无病,粗衣饱饭,不造冤业,乃为至足”的注解。写于元丰五年正月的《雪堂记》,是苏东坡思想和人生观的里程碑;是“苏轼”与“东坡”不同人格个性的重要分水岭。没有“东坡”的躬耕,就没有“雪堂”;没有“雪堂”,就没有东坡居士;没有东坡居士,就没有文化符号意义上的黄州。总之,想要深度理解苏东坡在黄州的人生,《雪堂记》是不可能绕过去的一篇。在《雪堂记》作者笔下,东坡居士不会逃避士人的职责与义务,只在回避名利争夺的机锋。眼下,他就选择回到老百姓当中做个普通的识字“农夫”,他决定在嗜欲深重的人世间,随缘自适,豁达率真地活下去。《雪堂记》中说得好:“势利不足以为籓也,名誉不足以为籓也,阴阳不足以为籓也,人道不足以为籓也。……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权势利禄不足以称为籓篱,名声赞誉不足以称为籓篱,阴阳寒暑不足以称为籓篱,人世道德不足以称为籓篱。……游历是为了适意,南望是为了寄托情怀。心意适应了游历,感情适应了眺望,那么心意顺畅感情流露,忘掉了纯真的道。其阐明的处世哲学:“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诚然,《雪堂记》是苏东坡建构儒释道禅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石;是他“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德而忘名”,寓意于物,清正廉洁贬谪文化之根。苏东坡谪居黄州五年间,受到前后三位郡守的特别关照,还与府衙的僚属相交甚欢。如曾任著作佐郎、时任监酒的乐京、主簿唐年、黄州通判孟震等,都有脍炙人口的交友故事。尤其是孟震的“君子泉”(位于东坡赤壁右旁),至今黄州人还口耳相传。黄州通判孟震居室庭院中有一泉眼,“泉水清澈,大旱不竭,大雨不溢”,感其孟君笃学清正,“克有常德,信于朋友”,朝中士大夫谓之“孟君子”。苏东坡对孟震之风节感同身受,曰:“真不忝此名也。”故将其泉名之曰“君子泉”。苏辙于欣喜中为孟震作《君子泉铭》,东坡题跋其后。经苏轼、苏辙为其撰文彰显其德的“君子精神”,已成为千古美谈。苏东坡何以对孟震的这一泉眼如此看重?“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有诗赞曰:“云梦泽南君子泉,水无名字托人贤。”此泉不仅因孟君子而得名,更是穷不忘道,释然自勉,以平生名义为至重,常怀“复入于道德之场”“不得复为君子乎”清正廉洁东坡精神之写照。黄州贬谪时期清明正直的东坡,对孟震君子的惜爱,真乃“自古英雄惜英雄,惺惺相惜两相知”。苏东坡敏锐地看到君子磨砺,重在养成“无私”的品质。他认为“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苏东坡说,他从黄州迁往汝州时,也承蒙别人给他很多馈赠。当时他穷得像乞丐,尚且辞谢不受。于今虽为识字的“扶犁叟”,岂能冒然接受,受之则若饕餮然。信哉斯信!这就是苏东坡“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君子品格,这就是“非其有,然后为冤业”“澹然无求,抱洁没身”的东坡清正风骨。东坡文化蕴含的清风正气,历久弥新,光照古今。
2022-07-16
我昔尝为径山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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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昔尝为径山客,至今诗笔余山色”。在杭州余杭径山镇的双溪畔,我读到这句镌于石头、落款为苏轼的诗,不禁停下脚步。我在手机上查,确定这句诗真是苏轼的手笔,而此“径山”,也确是我此时置身的余杭径山。如果没有“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世人关于西湖的想象难以灵动;如果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后人关于赤壁的怀想也许不够壮阔。而径山,与其他这些胜地,因着苏轼笔墨而处同一序列。辛丑之夏,我与同行者说:“先前对径山还真陌生,没想到苏轼留过诗,那就不是径山的名气不够,而是我孤陋寡闻了。”通常,每接近一个地方,我会搜索相应的人文信号。而径山,我却疏忽了,只是觉着一个乡镇名为径山,想必是有一座名为“径”的山。以“径”为山名,我判断有两个缘由,一是这座山不好登临,二是这座山不得不登临。山与径,联想开来,内涵是无比丰富的。莫名其妙,我就想起座右铭:“书山有路勤为径”。读到苏轼诗句的刹那,我如受电击,突然意识到径山在历史深处的某种显赫与端庄。“至今诗笔余山色”,从诗句判断,在那里的“客居”生活,甚至长期影响、浸润了他的写作,也就是说,苏轼辉煌的诗词巨产离不开径山的一份贡献。有苏轼对径山的这番评价,谁还能小觑径山?我怪自己的浅薄,“有眼不识径山”。“我昔尝为径山客”。显然,苏轼与径山是“老交情”了。我查了查,此句出自苏轼的诗作《送渊师归径山》,诗中提及当时情形“溪城六月”,湖州别名“霅溪”,“溪城”乃霅溪之城。在湖州的遭际,大概是苏轼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皇帝派他到湖州当太守,他按常规作“答谢词”。结果,有人从他的“答谢词”里勾连出对朝廷不满的弦外音,遂成“乌台诗案”,差点要了他的命。但在案发前,澄慧禅师有意离开径山寺,到湖州将想法告诉苏轼。苏轼写下《送渊师归径山》,说径山如何好,劝慰澄慧禅师安心留在径山:“师住此山三十年,妙语应须得山骨。”径山寺的僧人与苏轼怎么会熟到这个份上?有点不可思议,但以诗为证:“山中故人知我至,争来问讯今何似。”苏轼与径山的交情,得从苏轼初任杭州通判时算起。那年,苏轼差不多35岁。当时他是被“下放”到杭州,且不是“主要领导”。豁达如苏轼,倒也乐得逍遥,在杭州工作之余到处寻友访僧、寄情山水。就这样,在径山写下第一首径山诗《游径山》,“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苏轼写径山的诗,我能读到的至少十首——《自径山回,得吕察推诗,用其韵招之,宿湖上》《径山道中次韵答周长官兼赠苏寺丞》《再游径山》《初自径山归,述古召饮介亭,以病先起》……可见径山在苏轼心中的分量。经“乌台诗案”,苏轼流落各地。在黄州时,径山寺派僧人到黄州求碑文,他爽快应了。他得唐代释迦佛像,也托人送给径山寺。从海南归,径山寺维琳大师得悉他在常州,就赶来探望。苏轼感动之余,落笔一首《答径山维琳长老》“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径山是一部读不尽的书,吸引苏轼的,不止于自然之山,还有禅与茶,还有人世暖意。余杭的同仁津津乐道,说径山寺系唐代古刹,在宋代被列为“江南五山十刹”之首。宋元明,日本僧人谒径山者络绎不绝。随同佛学漂洋过海的,还有茶道。唐时煮茶,宋时点茶,明时泡茶。如今时尚的日本抹茶,据说就是径山寺“点茶”流去日本后的“出口转内销”。我相信,径山寺是名不虚传的。在径山镇,现存有陆羽泉,据称陆羽曾在此泉一侧筑舍写《茶经》。我曾在湖州长兴水口顾渚村见有纪念陆羽的场所,亦称《茶经》著述处。此“顾渚”,即苏轼“千金买断顾渚春”的顾渚。我想,一部经典之作应不是于一时一地所写,多地遗迹乃属正常。陆羽在《茶经》曾记述余姚茶事:“余姚人虞洪入山采茗……”可见,此著之旁搜博采。湖州、径山,苏轼与陆羽因笔墨或行迹,在三地交集。如此种种,禅茶一味,似有暗合。
2021-09-09
三苏祠里访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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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祠里访三苏□邱海文“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名为《自题金山画像》的诗,是苏轼在润州(今江苏镇江)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两个月后,苏轼病逝于常州。这首绝命诗,苏轼用自嘲之语总结一生,让人唏嘘不已。近日,我来到东坡故里,近距离触摸这位艺术巨匠曾经生活过的足迹。在岷江河畔眉山市中心城区纱縠行南街,有一处红墙环绕的庭院,这里是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的故居,即三苏祠。从南大门走进祠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两棵高大笔直的银杏树;右侧围墙处,一棵上千年的黄葛树树干皲裂,枝繁叶茂。前厅、殿堂三进四合院,是典型的清代四川古建筑群。堂廊相接,古木扶疏,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堂馆亭榭掩映在翠竹浓阴中。这里有苏洵等十多人的塑像,还供奉着苏氏历代先祖位,有木假山堂、古井、洗砚池、荔枝树等遗迹,以及三苏父子大量的手迹和印拓的诗文字画。披风榭处的溪畔石上,苏轼塑像斜倚散坐,长髯自然飘逸,神情平和悠远。三苏父子以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辉煌的文学成就,同登“唐宋八大家”之列。苏洵27岁时才发奋读书,终成大家。由于他坚持淳朴文风以及良好的家风,造就了两个富有文学天才的儿子。苏轼其名“轼”意为车前扶手,苏辙名中“辙”指车碾过的印痕,苏洵希望两个儿子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相互扶持。苏轼、苏辙一起长大,求学入仕,深厚的亲情和友情持续了一生。在父母离世后,兄弟俩相依为命,虽然漂泊四方相隔天涯,却心意相通,在困境中用诗歌相互劝慰。苏轼因思念弟弟,曾在中秋节发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感慨。乌台诗案后,苏轼获罪,皇帝一怒之下准备杀了苏轼,苏辙用乌纱帽换取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苏轼死后葬在河南汝州(今郏县),苏辙不忍兄长独眠他乡,死后也葬在此地与兄长做伴。二人虽无法落叶归根,却也实现了“夜雨对床”的承诺。站在苏轼石像前,品味他“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襟怀,我想,正是一代代像苏轼一样的知识分子,以国家前途命运为己任,同情民间疾苦,立身操守,光明磊落,中华民族才能生生不息,源远流长。在四川中江县广福镇的玉河边,古时的铜山县也有三苏,分别是北宋四川第一个状元、参政知事苏易简,其孙书法家苏舜元和爱国诗人苏舜钦,后世称其为“铜山三苏”。铜山三苏要早眉山三苏数十年,三人中,尤以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先驱苏舜钦为甚,其与宋诗开山祖师梅尧臣合称“苏梅”,曾在苏州购置庭院修建沧浪亭。
邱海文
2022-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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