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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和他的眉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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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56年春天，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离开家乡眉州，穿剑阁，越秦岭，前往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担任礼部考试主考官的是名满天下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当他看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不禁大加赞赏：“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谦逊地表示自己可以退出文坛了，以便让这个年轻人出人头地，并预言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在那个“五十少进士”的年代，年轻的苏轼和苏辙一同中了进士，实属罕见。而在等级和难度都要高于科举的制科考试中，苏家两兄弟再次脱颖而出，令宋仁宗喜出望外，他兴奋地对皇后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儿子如此优秀，父亲也不逊色。生于名门的苏洵也是文坛巨匠，他虽大器晚成，“二十七始发愤”，亦写得一手“博辩宏伟”“精深有味”的好文章。苏门三父子，占据“唐宋八大家”之三席，让人不得不好奇：是什么样的山水、家风，滋养出这样才华横溢、超群拔俗的父与子？眉州苏家：一门父子三词客眉山建置始于南齐建武三年（公元496年），古称眉州。唐《通义志》云：“山不高而秀，水不深而清。”它地处岷江畔，邻近峨眉山，山川风物，钟灵毓秀。如今穿行在眉山市区，古色古香的建筑和充满书卷味的街名，无不彰显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东坡湖滨高高耸立的远景楼，建成于2004年，青瓦白檐，庄重古朴，其主楼高13层，两侧名曰“超然阁”“醉月阁”的副楼，也有5层之高，是目前全国最高大的仿古建筑群之一。历史上，远景楼最早是北宋眉州知州黎希声主持修建的，始建于公元1078年，此后历经元明清三代，多次重建又屡屡被损毁。当年，黎希声特邀在外宦游的苏轼为家乡这座楼作《眉州远景楼记》。苏轼在文中写道：“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三代、汉、唐之遗风，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可见，眉州人自古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眉山的读书人多，历史上取得大成就的人也多。如东汉的杨涣，开凿了全世界第一条人工隧道；三国两晋时期的文学家李密，以一曲《陈情表》感动天下；唐代僧人可朋，出口成章，留下诗篇无数，才情堪比李白……宋代的眉山，是当时全国雕版印刷书籍的三大中心之一。这里还有“建于唐之开元，毁于五代前蜀，重建于宋”的孙氏书楼，是当时藏书最多、历史最悠久的私家图书馆。据统计，两宋年间，眉山共有886人考取进士，史称“八百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进士之乡”。如此浓厚的文化氛围，为“三苏”的耀世登场创造了极佳的外部环境。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北宋眉州最为繁华的一条“商业街”——纱縠行。今天三苏祠的前身，就是苏母程夫人在纱縠行租下的一间用以经营丝布生意的宅子。让我们来梳理一下眉州苏家的历史脉络——据说眉州苏家的先祖名为苏味道，河北栾城人，在唐武则天时官至宰相，留下过一些著名的诗作。神龙政变时，苏味道被贬为眉州刺史，后迁益州（今成都），他的一个儿子定居于眉山，便是眉州苏家之始。宋代眉州有三大家族：程家、石家、苏家。苏轼的曾祖父苏杲，善于生产经营，但从不聚敛财富，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乐善好施，做了好事从不张扬。苏轼的爷爷苏序为人仗义，有一年饥荒席卷眉山，他立即拿出存粮无偿救济饥民，颇受乡民们称赞。苏序爱读书，一生写了上千首诗，苏洵评价他的诗，虽不工整，但深求其表里洞然，豁达明快。苏序非常重视儿孙辈的学习，购置了大量书籍，他说：“吾欲子孙读书，不愿富。”苏轼曾言自己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环境中。苏轼的两个伯父都十分喜爱读书，二伯父苏涣于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考得进士及第。据记载，在宋初数十年间，眉山只有孙堪举进士，但未显而亡。苏涣此次进士及第，将要成为朝廷命官，对乡里产生了巨大影响。人们皆以苏家为榜样，劝子孙读书，一时州县学风盛行。苏轼的父亲苏洵，年少时不好学，喜游历四方，直到27岁才幡然悔悟，开始发愤读书。故而到苏轼、苏辙两兄弟读书之时，三苏父子常常一起读书、一起讨论。而苏母程夫人，出生于眉州望族程家，父亲为大理寺丞程文应，祖父为摄录参军程仁霸。她自幼熟读诗书，性情慈仁。更难能可贵的是，虽出自富贵人家，程夫人在苏洵尚未挑起当家之责时，为了养家，毅然把自己的嫁妆、首饰都卖了，在纱縠行租了铺面，经营布匹生意。同时，程夫人教子有方，重视言传身教。苏辙《坟院记》说，程夫人“生而志节不群，好读书，通古今，知其治乱得失之故”，可谓品位超群。一切皆有迹可循。是眉州重文崇礼的风尚，是苏家世代诗书的传承，哺育滋长了“三苏”的才情与风骨，让世人得以领略这“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的卓然风采。大起大落：旷世无双苏东坡“三苏”在文学上都有很高造诣，尤其是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秋的巅峰人物，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极高成就。他的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的词开豪放一派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的散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不仅如此，苏轼在政治上，也怀着一腔拳拳报国之心。然而，他的直率、倔强与狂放，为日后的仕途带来了异乎寻常的坎坷波折。进士及第之后，在欧阳修的赏识之下，苏轼声名大噪，不料此时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遂与苏辙一道随父回乡奔丧，直到三年守丧期满，父子三人才再度同行赴京。公元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一二等皆虚设，实际最高等级为第三等，在苏轼之前尚无人获取第三等），为“百年第一”。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为选拔非常人才而特设的一种考试，制科出身，荣耀加倍于进士及第。由此，苏轼被授予大理评事、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签判的官职。怀着“致君尧舜”的崇高信念，25岁的苏轼带着妻子王弗和尚在襁褓中的长子苏迈，抵达凤翔任所。一路所见，皆是民不聊生的破败景象，他写下“谁怜屋破眠无处，坐觉村饥语不嚣”的诗句，立志要做一些有益百姓的事情。在凤翔任职的三年，苏轼关心农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忧同喜。公元1065年，苏轼解任还朝，参加馆阁考试，又以最高的“三等”入选，授直史馆（编修国史机关的官员），得以饱览宫中收藏的各种珍本图书、名人手迹和传世名画。仅仅数月之后，不幸突然降临，夫人王弗病逝。苏轼悲恸不已，即便在十年之后，他还在梦见王弗的那个夜晚，提笔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字里行间都是深情。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也与世长辞，苏轼与苏辙扶柩还乡，依礼制守孝。公元1068年，守丧期满，兄弟俩第三次前往京师，还朝复官。苏轼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从此再也没有回到生他养他的故土。这一回，与他同行的还有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她是王弗的堂妹。王闰之陪伴苏轼经历了他人生起伏最大的25年。当时，年方二十的宋神宗，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深感屈辱，决心锐意求治。他启用王安石为副宰相，颁布和实行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保甲法等一系列新法，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由于过于激进，变法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大批元老重臣的极力反对，苏轼也坚定地站在了反变法派一边。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苏轼不断发表意见，非议新法，与变法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令原本十分欣赏他的宋神宗产生不悦之感。公元1071年，苏轼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绝妙好诗，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后来，他先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任知州。在地方任职时，他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这期间，他进一步了解到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于是写了大量诗文予以批评和讽谏。上任湖州知州才3个月，43岁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苏轼被指控在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之意。“乌台诗案”给苏轼以沉重打击，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湖北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低微的职位，苏轼一度变得心灰意冷。郁闷之中，他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面对汹涌波涛，追忆三国英雄，激发了他内心的豪情与力量，让他喊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从此，《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奠定了他在文坛不可撼动的地位。在黄州期间，由于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为帮补生计，苏轼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犁田种菜，自号“东坡居士”，这就是“苏东坡”的由来。从庙堂之上，到田间地头，他在绝境中逐渐蜕变。“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首脍炙人口的《定风波》，作于苏轼到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他那不畏风雨、笑傲人生的豁达豪迈之情跃然而出。也是在谪居黄州的第三个年头，他写下《黄州寒食二首》，人称《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苏轼因之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重要一席。黄州之贬，有如炼狱，却也成就了一个全新的“苏东坡”。短短4年间，他写出众多经典之作，完成了思想和艺术的升华和飞跃，臻于超脱旷达之境界，从政治低谷走上了文坛巅峰。公元1084年，苏轼收到朝廷诏令，“人才实难，不忍终弃”一行字，显示了皇上对他的眷顾。苏轼怀有深厚的“忠君爱国”思想，不因坎坷际遇而心怀怨恨。此后他先后在常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等地任职，并被调回朝廷任翰林学士承旨、兵部尚书、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高官。公元1089年，苏轼第二次到杭州时，遇旱灾和瘟疫。作为杭州太守，他想方设法筹粮救济饥民，办病坊收治有病的百姓。他还主持疏浚西湖，修筑了一条长堤。后人为怀念苏轼浚湖筑堤的政绩，将这条南北长堤称为苏堤。“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晚年的苏轼把自己平生的功业归于三个被贬的地方，似含辛酸怅然，却于自嘲中透露出笑看风雨的洒脱淡然。他的一生经历几起几落，晚年因新党执政曾被一贬再贬，从偏远的惠州到更加边远荒凉的儋州（今海南儋州）。在惠州的两年多时间里，苏轼关心民生疾苦，揭露时政黑暗，多次劝说地方官吏为民办事，深受惠州百姓的爱戴，并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的名句，展现出他一贯的乐观豁达。在儋州，他办学堂，教民读书，人们一直把他看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对他怀有深深的崇敬，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桥的名称流传至今。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

2021-02-25
苏轼如何为书家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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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朝虹隋代智永是王羲之七世孙，号“永禅师”，相传曾作真、草《千字文》，是王氏家法的正宗传人。但唐代书评家对他的书法评价普遍不高。初唐李嗣真在《书后品》中称：“智永精熟过人，惜无奇态矣”，将其列入中品之中等；张怀瓘《书断》评价：“智永章草、草书入妙，隶入能”，离最高等级“神品”还有段距离，并综合评价他“气调下于欧（阳询）、虞（世南），精熟过于羊（欣）、薄（绍之）”。一改前人对智永书法评价较低的局面，是苏轼在书法史上做的著名翻案之一。在唐代的书法品评体系中，最为看重的是法度。书家在法度的框架下，不能只有传承而没有创新。智永在历史传说中虽然留下了诸如“铁门槛”“退笔冢”等刻苦工书的事迹，但在唐代书法史上，却只剩得一副拘泥和守成的面貌，想要为他翻案其实很难。何况苏轼本来就不是一个守成的人。他显然也不能表扬智永守旧。和唐人不一样的是，他发现了智永的闪光点：“永禅师欲存王氏典刑，以为百家法祖，故举用旧法，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人家王氏的祖宗已经是全天下书家的祖宗了，至于“出新意求变态”，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是苏轼为智永翻案的第一步，以不必要“出新意”改变了智永不会“出新意”的形象。但是，即使技艺精熟且能“出新意求变态”的艺术家，苏轼就一定会推崇吗？也未必。他曾经称赞吴道子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吴道子代表了唐代绘画特别是人物画的最高成就，有新意有法度，天才挥洒，可谓天下独步。但另一处，他又批评吴道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祍无间言。”苏轼另立王维为标杆，称王维才是让他不自觉想送上膝盖的那个，而吴道子只是一个“画工”。不过这时的表述很含混且文学化，一褒一贬颇有些任性。在另一则对智永的评价中，他正式提出了这个标准：“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趣。”（《书唐氏六家书后》）“能”不是终点，只是基础；“能”也不是最难的，难的是“不逞能”，是“疏淡”。这是苏轼对智永翻案的第二步，将智永的书法视为“淡”的典范，并用陶渊明（彭泽）的诗作为比照，一下拔高了智永的江湖地位。陶渊明是苏轼极为喜爱的诗人，而且越到老越喜欢。黄庭坚称苏轼“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渊明诗在苏轼生活中像吃饭一样重要；最后一次被贬海南，苏轼不仅随身携带渊明诗集，而且最终完成了124首“和陶诗”，他写信告诉弟弟苏辙：“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在众多诗人中他只倾慕陶渊明。渊明于他，不仅是诗艺的楷模，更是他人生的导师兼知己：“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是爱诗及诗人，还是爱诗人及诗？在苏轼心中，陶渊明不是一般的隐士。他不是敬渊明不慕名利，也不是敬渊明为官清廉，因为那些都是从外部的评价。苏轼是把陶渊明想象成他自己，所以他慕渊明任性洒脱的人生态度：“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这是在宦海浮沉、有太多身不由己的文人士大夫最为渴慕的境界。和这样的人生态度相应，陶渊明的创作态度是“散缓不收”的，他的诗歌中没有激烈的情感起伏，他不着急抒情、表态，也不着急让读者懂得、赞叹，甚至不着急把诗写得像那些优美的诗，以至于被钟嵘差评。他的诗看不出任何来自外在的写作压力。苏轼说，这就是精能之至，这就是“淡”。而苏轼在为智永开脱后，总结了一句“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这是说不应该在旧的法度体系中评价智永的书法，他的美妙之处已经在你们所能认识到的法度之外了！并最后总结道“云下欧（阳询）、虞（世南），殆非至论”，彻底扭转了张怀瓘的结论。这是苏轼为智永翻案的第三步。至此，苏轼完成了对智永书评的翻案。从书法史来看，苏轼通过对智永书艺的肯定，批评了中唐以来书法过于强调技法翻新的恶劣趋势。的确，如果比较智永的楷书与中唐之后颜柳的楷书，就会发现后者在点、钩、转折、挑剔方面装饰意味浓厚，笔画两端的顿挫明显，回锋刻意，远不如智永的用笔干净利落。苏轼的翻案影响了后世对于智永的评价。同时，苏轼由对智永书评所树立“反造疏淡”的特点，创造了书评及艺评的新标准，它是“精能之至”的，但又在“法度之外”，它既是技艺的精湛绝伦，又要由不俗的人品来保证。对智永书艺的重评，只是苏轼日常翻案的一则。以他在文艺领域中的翻案之多，苏轼今天可能会被称为“杠精”，而且，他周围还有一大群“杠精”朋友们，如王安石、欧阳修、黄庭坚等，都是翻案高手。（据《光明日报》，有删节。）

2021-05-22
苏东坡的精神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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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书者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是苏东坡劝人读书的名句，他本人的作品也是当得起这一待遇的。东坡著作自北宋以来，一直广受读者喜爱。从《中国丛书综录》可知，苏轼诗文集有30种收入37部丛书，这在宋人中无疑是最多的。没收入丛书的诗文集也不在少数，如《巴蜀全书》子项目《苏轼著述考》，仅著录东坡各类作品的目录和序跋，就达290余万字，可见东坡作品受欢迎之程度。东坡作品如此受青睐，与其成就全面、作品精湛、人品高洁分不开。他是宋诗的代表性作家，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他开创了豪放词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是北宋文坛领袖，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名列“唐宋八大家”；他在书法方面是“宋四家”之一；在绘画方面，他提出了写意的“士人画”（即“文人画”）理论；在医药养生方面，后人将其作品与沈括的药方、文章合编为《苏沈良方》……当然，还有人们熟悉的东坡肉等美食，以及以东坡为题材的智慧幽默轶事等等。因此，时至自媒体发达、快餐文化泛滥的当下，东坡作品仍然是人们持久喜爱的精品。东坡“志”“气”，源自经学《宋史》本传评价苏轼说：“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看来“文章”只是与“器识”“议论”“政事”并列的四个要素之一。成为其“四要素”得到最佳发挥和根本保证的还有“志”与“气”。如果说东坡“文章”似花朵，“议论”似枝叶，“器识”如果实，“政事”如树干的话，那么东坡的“节义”“志气”则是使东坡精神文化之树常青的根柢。那么，这些根柢又植于何种土壤呢？与东坡相倚相知的弟弟苏辙所作的《东坡先生墓志铭》已为我们揭秘：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东坡的“议论”“文章”皆得益于贾谊、陆贽等汉唐政论；而其“迈往之气”则得益于《庄子》等道家风骨以及著作。至于“器识”“政事”“节义”与“特立之志”，亦有其来路。苏辙《东坡墓志铭》又载：“先君晩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云云。可知东坡在诗文词外，还著有《易传》《书传》《论语说》三部经学著作。《庄子》有云：“《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六经”是中华士人接受情感培育、政事启蒙、行为示范、艺术熏陶、哲学思考和秩序教育的教科书，是中国读书人奠定人生信仰和价值观、知识体系和基本技能、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的必读之书。东坡以天纵之才、深邃之思来阐释它们，自然是精彩迭出，故苏辙将它们摆在苏轼诗文词等作品的前面，还特别赞叹三书具有能使“千载微言焕然可知”“时发孔氏之秘”和“推明上古绝学”的功效，这无疑也彰显出东坡学术、节义和志气的根柢所在。三十年后，渐有知者由于元祐党禁的关系，上述三部经学著作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传播。苏轼从海南辗转北归，至常州病危时，将三书托付好友钱济明，由于当时形势严峻，他慎重嘱咐：“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愿勿以示人，三十年后会有知者。”估计自己“身后”三十年会有人重视。正所谓“金无久蔽，珠不暗投”，是金子总会发光。在他去世后五年，因雷击崇德殿“元祐党人”碑，宋徽宗放松了对苏轼等人的禁锢。一时之间，从朝廷到民间，人们纷纷收集散落的苏轼手稿，使手稿达到片纸寸金的地步，此时《东坡易传》（易名《毗陵易传》）、《东坡书传》逐渐有刻本行世。到了“三十年后”的南宋初年，标榜宋室中兴的高宗皇帝亦喜读苏轼诗文，允许“元祐党人”子弟恢复原有“恩例”，曾经被明令禁止的苏轼诗文也大量刊刻行世，重视其经学著作的“知者”也越来越多，林之奇、朱熹、夏僎、蔡沈等对《书传》大加称引，其《易传》《论语说》也时时见引于南宋同类经注之中，不过人们对三书的刊刻却并不热心。直到明朝后期，焦竑等才欲辑刻三苏经学著作，当他托人入蜀访书时，东坡经学三书只得到《易传》刻本一种，《书传》尚是抄本，《论语说》竟然失传了。于是东坡只有《易传》《书传》在万历年间与苏辙的《诗集传》《春秋集解》《老子解》《论语拾遗》《孟子说》等刻成《两苏经解》；入清又抄入《四库全书》，刻入《津逮秘书》《学津讨源》等丛书。可是在前述30余种苏轼文集中，却直接忽略了经解的存在，无论晚清眉山刻《三苏大全集》，还是近时辑印的各种《苏东坡全集》，都没有其经学著作的踪影，以至于人们因不明东坡学术与精神的来源，而误将其归结为源自道家或佛家，不无遗憾。近年来，东坡经学逐步得到出版界的重视。2001年，语文出版社曾出版曾枣庄、舒大刚主编的《三苏全书》20册，将三苏父子诗文辞赋、经史子集，兼及假托疑似的文献，以至历代点评资料统统收录，让人们在欣赏三苏父子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对其经学成果初有接触。继而在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了舒大刚、李文泽主编《三苏经解辑校》繁体字本二册，对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的经论、经解进行系统收集和整理，初步满足了人们追寻苏氏父子学术根柢之需求。惟全惟富，干壮根深在三苏父子中，成就最全面、思想最深邃、成果最丰富的，当数“千古一人”苏东坡。因此，将东坡所有著述汇聚在一起，进行系统整理和编录，使之呈现出枝繁叶茂、干壮根深的状况，更有利于对东坡精神进行系统把握和整体认识。因此，便有了这套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苏东坡全集》。全集之要义，在于“齐全”。套书共八册，前六册为东坡的诗集、词集、文集，第七册为经学著作（《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第八册为笔记野史（《东坡志林》《仇池笔记》《东坡手泽》及作为附编的《苏沈良方》《艾子杂说》《杂纂二续》《渔樵闲话录》《调谑编》《问答录》等）。此外，我们还利用编纂《全宋文》和《巴蜀全书》的成果，继续对苏轼诗文进行辑佚，使其成为目前市面上收录东坡作品门类最全、作品最齐的读本。全集之可贵，在于重要文献之“稀见”。苏轼的诗文词、笔记、经解，此前虽有整理，但多分散。此次集中在一起，而且按文学、经解、笔记、杂说的顺序排列，具有由花果而识其根干，由根干而散及其他的效果。尤其是久已散佚的《论语说》，此次也从宋代以来各种文献引录中，点滴钩稽、集腋成裘，初步恢复其原貌。又如《东坡志林》的传世版本，有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之别，本次整理除收录五卷本的内容之外，也附录了十二卷本多出的各条，内容更为全面，读者使用也更为方便。全集之悦目，在于主次分明、庄谐备至。第一至七册是正编，属于苏轼自撰诗文和著作，是庄严的东坡学术；第八册的附编，则是谐趣的东坡文化。如《苏沈良方》汇集东坡、沈括有关药方、养生的文章，其中部分养生之法至今仍为人们所运用；《艾子杂说》《杂纂二续》等几种，多是托名东坡的作品，大体反映了苏东坡风趣幽默的文化风格（其中《艾子杂说》被认为确系东坡之作）；《调谑编》则是后人编集的苏东坡的趣闻轶事；《问答录》记录的则是东坡与佛印的故事，也许多不可靠，却流传甚广，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苏东坡在民间的文化形象。汇编这一套《全集》，对我们重构一个完整的东坡形象，突显鲜活的东坡、文化的东坡、信仰的东坡、灵魂的东坡，大致能提供一份完整的文献支撑。如果借由这些文献，追溯东坡之“器识”“议论”“文章”“政事”，与乎“特立之志”“迈往之气”所植根的文化土壤，从而将东坡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则是吾等《全集》编者虽劳犹荣之幸。（作者：舒大刚，系四川大学教授）

舒大刚

2021-10-04
欧阳修与苏轼姻亲关系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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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元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与“三苏”有知遇之恩。苏洵是欧阳修向朝廷举荐为官的，苏轼和苏辙是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时选拔出来的。苏轼与欧阳修的师生之情最为深厚，一生都追慕欧阳修。事实上，两个大文豪之间还有一层鲜为人知的姻亲关系，即苏轼之子迎娶了欧阳修之孙女。欧苏两家联姻，起意于苏轼。在《祭迨妇欧阳氏文》中，苏轼说：“昔先君与太师文忠公恩义之重，宜结婚姻，以永世好。”元丰八年（1085年），苏轼被召回朝。据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颍州）》之言，当时“叔、季在朝，如见公（欧阳修）颜”。因欧阳修有四子，分别为发、奕、棐、辩；又因古人常以伯、仲、叔、季为兄弟排行，所以欧阳修的四子分别字伯和、仲纯、叔弼、季默。因此，苏轼所言的“叔”是指欧阳棐，“季”是指欧阳辩。也就是说，当时的苏轼与欧阳棐、欧阳辩同朝为官，素有往来。元祐初年（1086年），苏轼在京师拜见欧阳修夫人薛氏，并向薛夫人提出联姻的想法，即“敢以中子，请婚叔氏”。因苏轼有三子，长子苏迈、中子苏迨、幼子苏过。所以苏轼是为苏迨请婚于欧阳棐。苏迨虽少时多病，但聪颖异常，且有父亲的“旷达”之风，故苏轼颇赏其诗，于是作主将其联姻于欧家。鉴于两家数十年亦师亦友的亲密关系，年已古稀的薛夫人当即应允了这门婚事，同意将尚待婚配的欧阳棐之女十四娘许配给苏迨。这门亲事也就这样定了下来。同年，苏轼为欧阳修已故长子欧阳发、次子欧阳奕写的《祭欧阳仲纯父文》《祭欧阳伯和父文》两篇祭文，皆称欧阳发和欧阳奕为“父”，即以儿子苏迨的辈分相称。但因其时苏迨尚未取得功名，且两人年龄尚小，还未将十四娘迎娶过门。元祐四年（1089年），也就是苏欧两家定亲三年后，薛夫人不及为孙女十四娘主办婚事，便离开了人世。知杭州的苏轼随后便作《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以表缅怀；苏辙亦作《欧阳文忠公夫人薛氏墓志铭》，以表记铭。其时，苏迨与十四娘虽未完婚，但两家已互称亲家。如元祐五年（1090年），苏轼在杭州任上，便有《与欧阳亲家母一首》的书简往来，并在筹划苏迨与十四娘的婚事。苏轼在信中告知亲家母（欧阳棐之妻），说苏迨已经顺利通过了乡试，中得了举人，即将到京师参加次年的会试，并计划在会试之后到颍州（今安徽阜阳）与十四娘成婚。考虑到亲家公欧阳棐因母丧还在忧病之中，苏轼便建议亲家母请他人代为主婚。之所以要到颍州去完婚，那是因为欧阳修致仕后居于颍州，其子孙也随居于此。因欧阳修及其夫人分别于1072年和1089年离世，其次子欧阳奕、长子欧阳发又分别于1078年和1085年英年早逝。所以，当时颍州的欧家实为欧阳棐和欧阳辩两兄弟之居所。元祐六年（1091年）三月，苏迨在礼部会试中遗憾落榜。稍后未久，苏迨便按父母之意，到颍州迎娶十四娘，两人正式成亲，了却了两家多年来的一个心愿。说来也巧，苏迨完婚数月后，即元祐六年（1091年）八月，苏轼由杭州改知颍州，刚到任颍州的九月一日，再作《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并亲往致祭。苏家和欧家由异地走到了同城，苏轼感到十分高兴，在给亲家公欧阳棐的书简《与友人一首》中言：“老媳妇附此起居。老嫂县君亲家母得事左右，痴幼或有不至，提诲也。”十四娘嫁入苏氏家门后，也表现出了大家闺秀的风范。正如苏轼之评价：“自汝之归，夫妇如宾，娣姒谐睦，事上接下，动有家法。”苏轼对此儿媳表示十分满意。因互为亲家的特殊关系，故苏轼知颍州的短短半年里，与欧家的交往更加密切。他时常念及欧阳棐、欧阳辩两兄弟，如九月，苏轼到颍州之初，终日泛舟，流连于西湖之上，故作《泛颖》诗：“陈、赵、两欧阳，同参天人师。”陈指州学教授陈师道，赵指通判赵德麟。同月，作诗《复次前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寄给欧阳兄弟，云：“共寻两欧阳，伐薪照黄昏。”他们也常在一起饮酒赋诗，留下了大量的唱和诗歌。此外，知颖的日子里，苏轼还为欧阳修孙辈们的赴任送行作诗。欧苏两亲家的亲密关系昭然可见。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苏轼离开颍州，改知扬州。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元祐八年（1093年），也就是苏迨与十四娘成婚两年后，十四娘却产后患病。关于此事，苏轼的门生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还有记载：“东坡先生居闾阖门外白家巷中。一夕，次子迨之妇欧阳氏，文忠公孙，棐之女，产后因病为祟所凭。”不久，十四娘便撒手人寰。十四娘的意外离去，令苏家上下悲痛万分，他们难以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作为家公的苏轼则不顾流俗，开一代新风，为儿媳写下了《祭迨妇欧阳氏文》，他悲恸道：“谓当百年，治我后事。云何奄忽，一旦至此，使我白首，乃反哭汝，命也奈何！呜呼哀哉。”十四娘的灵柩与同年去世的苏轼夫人王闰之灵柩一起，寄放在了开封城西的惠济寺中。后来，苏轼被贬惠州、儋州等边荒之地长达七年之久。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被召回朝的苏轼因病在归途中去世。崇宁元年（1102年），苏迈前往开封，先将王闰之和十四娘的灵柩从开封运到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上瑞里的广庆寺待葬。六月，苏过从常州护苏轼灵柩抵达后，与王闰之合葬于郏城县钧台乡上瑞里，并另行安葬了十四娘。

2022-01-21
酿中山松醪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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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轼定州故事三十品之九）苏轼之中山松酪酒大约酿成于元祐八年腊月，因此前苏轼从来没有提到过，而次年，即绍圣元年正月苏轼有了中山松酪寄雄州守王崇拯的记载。因此，此酒当于上年腊月酿成。苏轼一生爱酒，酒几乎陪伴了他的大半生，尤其到晚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日欲把盏即醉，殆不可一日无此君”，但只是酒量很小，仅有“三焦叶”罢了。苏轼“不能饮”，但“好饮”、“喜人饮”、“喜酿酒”。苏试一生中自酿过蜜酒、桂酒、真一酒、天门冬酒、万家春酒、罗浮春酒、酴萺酒等多种酒品，还把其酿酒经验加以提炼、总结，著成《东坡酒经》一文，对酒品的创新和酿制工艺的改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苏轼在黄州时，曾酿蜜酒，《东坡志林》卷八还具体记载了以蜜酿酒之法：“予作蜜酒，格与真水乱。每米一斗用蒸饼面二两半，饼子一两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三日尝看，味当极辣且硬，则以一斗米炊饭投之，若甜软则每投更入曲与饼各半两。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入水少为佳。”苏轼为我国酿酒业及酒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苏轼一生爱松，对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他的心里，“郁郁苍苍真道友”，松树是知己同道。苏轼在赴定州的路上，见兵士们赤足涉水、松明照路的情景，十分惋惜本为“千岁之质”的松树被斤斧“摧而为薪”，便想物尽其用，发挥其酿酒、“药石”之功能。至定州后，苏轼组织匠人用松枝和黑龙泉水“制中山之松醪”，并作名篇《中山松醪赋》传世。中山松醪酒酿成之后，苏轼自然要与好友同享，除去请同僚李之仪、孙敏行、曾仲锡、滕兴公等一醉方休外，还派专人去雄州给雄州知州兼朝廷引进使王崇拯送去中山松醪，并作七律一首向他介绍了该酒，祝他像仙鹤一样健康长寿。苏轼《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诗文如下：郁郁苍髯千岁姿，肯来杯酒作儿嬉。流芳不待龟巢叶，（唐人以荷叶为酒杯，谓之碧筒酒。）扫白聊烦鹤踏枝。醉里便成攲雪舞，醒时与作啸风辞。马军走送非无意，玉帐人闲合有诗。之后，中山松醪酒声名大振，一度成了皇家御酒，深得皇帝及后妃们的喜爱。享有“一口品三酒(米酒、药酒、白酒)，五味(醇味、松香味、蜜味、酸味、苦味)归一盅”的赞誉。历代文人多有诗纪念苏轼所酿中山松醪酒。中山松醪含有丰富的营养，含有21种氨基酸，其中包括有特中未知氨基酸，而人体自身不能合成必须依靠食物摄取8种必需氨其酸黄酒都具备，故被誉为“液体蛋糕”。中山松醪酒经苏轼1093年创酿后，历经南宋、元、明、清长盛不衰。到民国初年，该酒达到空前的繁荣，有了专门生产该酒的永泰昌商号。1915年，中山松醪酒同茅台酒一起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赛，荣获金奖，一举成名，从此便有了“南有茅台，北有松醪”的美誉。中山松醪酒是中国古代酒文化的历史结晶，可谓世界酒中瑰宝。中国酒界国宝级权威专家秦含章老前辈为“中山松醪酒”题诗：“东坡镇守在中山，取醪点松酿酒还。低度幽雅似锦酒，古方新传治病患。”现今，“中山松醪酒”已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产品品牌和文化品牌，已将“东坡酒文化”发扬光大，造福于社会和百姓。（未完待续）

2022-05-26
苏子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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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何以让君是眉山客，黄州几度游。涓涓江水逝，漠漠暮烟收。明月圆依旧，洞箫响未休。星悬试剑石，露滴散花洲。眺望南亭上，徘徊古寺头。东方风邈邈，箬谷草悠悠。世路蜉蝣态，人生蟋蟀秋。怜君成两赋，为我破千愁。陶柳忘兴废，吴台尽土丘。文章那有用，凭贯斗和牛。何以让，生卒年不详，字师仁，号环斗，四川雅安人，举人出身，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任武昌知县。苏轼游西山，登吴王岘，发现有座废亭，经考证，知是三国孙权遗迹，于是亲自捐资，扩地重建，因此地为九曲岭，山路曲折，并取“羊肠九曲”之义，命名为“九曲亭”。此亭原在西山樊口一侧，苏轼的弟弟苏辙有《九曲亭记》记其事。风雨侵蚀，若干年后亭废。据《寿昌乘·古迹》篇记载，大约南宋时在灵泉寺不远处易地重建，称之为“怀苏亭”。清张之洞重修，仍称“九曲亭”。后世为纪念苏轼，名苏子遗亭，为武昌八景之一。此诗以“九曲亭”为立足点，以“苏子”游黄州、武昌（今鄂州）西山的行踪为线索，描绘了两地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抒发了对苏轼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流露出人生短暂的感慨。诗的前八句，主要是写苏轼的黄州之游和西山之游。苏轼是四川眉山人，北宋元丰三年（1081），谪居黄州，寄情山水，泛舟赤壁。五百年了，缓缓流淌的江水，不舍昼夜，无语东流；寂静无声的晚烟，渐渐消散，收起烟幕。然而，当年苏轼曾泛舟的赤壁一带，江上的明月依旧高悬；客人吹响的洞箫似乎余音袅袅，还未散去。西山之上，闪烁的星星依旧悬挂在天空，照耀着吴王试剑石；晶莹的露水还洒在吴王散花洲上。明月、洞箫，苏轼《赤壁赋》中有“月出于东山之上”及“客有吹洞箫者”等名句。试剑石，在西山中峰剑石山之巅，据《舆地纪胜》记载：“试剑石在樊山上，其石中断，相传为吴王试剑于此。”散花洲，即吴王散花滩，在城北江边。相传孙权曾于此地迎接赤壁大捷归来的吴军将士，并向他们散花祝捷，故名。从“眺望南亭上”到结尾，即景抒情。诗人从眼前吹来的遥远不凡的东风，箬谷里从容自在的青草，想到了世路人生真如草木昆虫一样，生命是何其短暂，而大自然却是永恒的。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虽然不能增加其长度，但是可以增加其宽度与厚度。像苏轼这样的文人，在遭受人生挫折的时候，还留下了《赤壁赋》这样的名作，为我们拂去了人生的忧愁。陶公柳依然郁郁葱葱，似乎忘记了朝代的更迭与衰败，当年吴王台却成了一堆土丘。苏轼的那些名噪一时的文章虽然没有什么用处，可是那文章的光芒直射到斗宿和牛宿二星。诗人以“吴台”反衬“陶柳”，对自然、对人生、对生命进行深入思考，从而深化了诗的意境，抒发了对苏轼的怀念之情。本诗是一首五言排律，其特点是除首尾两联外，中间的每一联都要求对仗，句法、韵律与律诗一样严格，押韵也要求用平声韵，每联都押，一韵到底，中间不能换韵。（余国民）

2019-06-26
苏轼把困苦的日子过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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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吴限手记我们为何惊喜本报记者吴限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从心底里泛出“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兴奋。它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却依然墨色如新，那份浓郁的诗意未减分毫。我特别想知道，当年苏轼在贬谪途中写下这件作品时，是怎样的一番心境？采访结束，我再一次被这件国宝的曲折经历所震撼，为我能欣赏到这件历经朝代的更迭、战火的洗礼而幸存下来的国宝感到幸运。确实，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民族文化宝库，每一件文物的生命轨迹都让人为之叹服。我们应该感谢无私捐赠国宝的刘刚，我们更不应该忘记那些为寻找国宝、守护国宝而默默付出的文博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默默付出和无私捐赠，我们今天才有了一睹旷世国宝风采的机会。杨仁恺曾说：“国宝的沉浮和历史的沉浮是一样的，乱世里流失，盛世里才能回归。没有国家的强大，就没有文化的复兴。”我深以为然。《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就像一座宝库，不同的人在其中会得到不一样的宝物。不过，他们获得的喜悦应该是一样的：只要能够见其真身，就已经心满意足了。杨仁恺当年在第一次观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真迹后，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他当时非同寻常的“满足感”：“此两赋既能直观其笔墨酣畅，而文辞又铮铮有声，如此国宝，岂能以金钱论价哉！”我们今天有幸见到这件历经磨难而回归的国宝，赏玩追摹，想到当年帝王得到它时的欣喜，大概也不过如此。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对国宝承载的人文价值有着更深刻的认知：“我们经过了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都缩短了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应该放慢脚步，思考我们是谁，整个民族的认知是什么，谁能给予我们精神上的滋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让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孩子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更是如此。基于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馆藏文物中，甄选了这些文物，希望通过此次展览让观众对文物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有更深刻的体悟，同时也让更多人爱上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宝。”作为参与此次报道的记者，我感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国宝本身并不会说话，这就需要我们记者深入地挖掘、解读出文物背后的故事以及文物本身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内涵。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做到以这些文物为连接点，激活“唐宋八大家”的“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带领观众认识、触碰文物所承载的民族文化自信。提示TISHI在辽博“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展出了一件国宝——《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手卷，此卷是苏轼手书的两篇赋文，为目前所见苏轼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一篇，讲述的是苏轼被贬后，自己酿酒的方法和酒文化。而作为吉林省博物院镇院之宝，围绕《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的流传、发现、鉴定、入藏有着不同寻常的曲折经历。被贬路上誊写两篇名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以下简称“《洞庭中山》二赋”）由7张白麻纸接装而成长卷，横306.3厘米、纵28.3厘米。《洞庭春色赋》在前，有苏轼行书32行287字；《中山松醪赋》在后，有苏轼行书35行312字，两赋末端为苏轼自题跋文，10行85字，前后总计684字。该作品书写于1094年，那一年苏轼59岁。他在被贬岭南时因雨受阻于襄邑(今河南睢县)，当即兴致勃勃，挥毫将以前写过的《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誊写于手卷上。《洞庭中山》二赋既是写酒，又是抒怀，抒发因仕途坎坷而郁结在心中的不平。文章豪放畅达，想象丰富，书法沉雄劲健，一气呵成，珠联璧合，堪称双绝。据吉林省博物院陈列部主任张磊介绍，作为“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上颇具分量的一件展品，《洞庭中山》二赋是第一次与辽宁观众见面。展品在辽宁省博物馆只展出20天。苏轼《洞庭中山》二赋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呢？“要是只看题目，你会不会以为是在写景？”张磊接着说，“其实‘洞庭春色’和‘中山松醪’是两种黄酒的名称，苏轼在这件作品里写的是这两种黄酒的酿造方法以及酒文化。”为什么像苏轼这样一位大才子，用了近700字的笔墨去写酒、颂酒，对中国的酒文化这么情有独钟呢？1080年，45岁的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半年，幸得范镇等人营救，才被释放出狱，被贬黄州。到了黄州后，他心如止水，把贵贱、毁誉、得失乃至生死都置之度外，于是他游山水、烹美食、酿酒……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评价：“苏轼的一生本就拥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散文作家，他是士大夫，也是酿酒实验家……”苏轼不但喝酒，还尝试酿酒。在黄州，他酿过蜜酒；在颍州，酿过天门冬酒；在惠州，酿过桂酒；在海南，为了去除三尸虫，轻身益气，他酿了天门冬酒发放给当地人饮用。这种酒在唐代就有，据唐人王焘《外台秘要》说，天门冬酒“疗五脏六腑大风，洞泄虚弱，五劳七伤，症结滞气，冷热诸风痫恶疾，耳聋头风，四肢拘挛猥退，历节风，万病皆主之，久服延年轻身，齿落更生发。”后来，苏轼总结多年酿酒经验还写了《东坡酒经》。“洞庭春色”是以黄柑酿就的一种酒，为安定郡王所发明。自唐开始，酒也称“春”。因为当时还没有掌握现代的蒸馏技术，所以那时候造出来的酒，不仅酒精度低，而且色也不纯，颜色呈黄绿色，很像早春嫩芽初发的颜色，就以春代称酒。如古籍中提到的金陵春、竹叶春、曲米春、抛青春、梨花春、若下春、石冻春、土窟春、烧春、松醪春等都是酒名。苏轼在赋中所写的“洞庭春”是宋代时的一种酒。苏轼不仅有《洞庭春色赋》，他还写过《洞庭春色诗》，说这酒“瓶开香浮座，盏凸光照牖”，足见他对这种酒的喜欢。在定州任上，苏轼开始酿中山松醪酒，并写下《中山松醪赋》。他对松醪酒进行了创新，通过烹煮松节取出枝中脂，跟黍米、麦子一起煮熟，然后以此为原料酿酒。酿出的酒，味道甘甜，余味略苦，酒体幽雅，独具风味。据说，苏轼喝了自酿的松醪酒，可以把拐杖扔了走路，也不用小童每天捶背按摩了。《中山松醪赋》就是讲述他酿中山松醪酒的经过。在中国古代，给中山松醪酒作赋的，只有苏东坡一人。豁达超脱的人生态度受后人仰慕苏轼的一生，历经坎坷。绍圣元年（1094年）四月，苏轼被取消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职称号，罢免了定州知州的官职，被贬往更偏远的岭南地区。在《洞庭中山》二赋长卷的自题中，苏轼这样写道：“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予，戏为作赋。后予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以赋之。以其事同而文类，故录为一卷。绍圣元年闰四月廿一日，将适岭表，遇大雨，留襄邑书此。东坡居士记。”此处记述了苏轼写此卷的时间和成因。十几年来，张磊和他的同事们整天研究苏轼，这也让他成为研究苏轼以及苏轼书法的专家。他告诉记者。苏轼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却把日子过成诗，与山水相亲，与佳肴美食相伴，一生豁达、淡雅。说起书法的特点，他说：“在宋代的书坛，苏轼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行书、楷书得力于李邕、颜真卿和杨凝式而能自成一家。后人把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北宋四大家’。现今尚能见到的苏轼真迹原本已不多了。”“苏轼在书写《洞庭中山》二赋之时59岁，正是笔力鼎盛、老辣之时。整幅长卷结体短肥，笔意相通，闲雅飘逸。有人评其字‘如棉裹铁’，又如‘老熊当道’，在平实、朴素中汪洋浩荡。展现出的是一种悠然自得、不温不火，看破红尘、参透生死的超脱，很难相信这种恬淡的心境，出自于一位贬谪途中的犯人之手。”张磊说。当年的苏轼怎么也想不到，他在被贬途中即兴书写的长卷，历经近千年竟让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清乾隆皇帝十分喜爱《洞庭中山》二赋，曾4次在此卷上题跋，赞曰：“精气盘郁豪楮间，首尾丽富，信东坡书中所不多觏。”此外，该卷拖尾处有元人张孔孙，明人黄蒙、李东阳、王辞登、王世懋、王世贞、张孝思的题跋和题诗。明代书法大家张孝思题赞二赋跋曰：“此二赋经营下笔，结构严整，郁屈瑰丽之气，回翔顿挫之姿，真如狮蹲虎踞。”明代书画鉴藏家王世贞则称：“此不惟以古雅胜，且姿态百出，而结构谨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观者毋以墨猪迹之可也。”国宝曾失踪30多年宋代苏轼的墨迹何以跨越近千年的时光，“闯关东”成为今天吉林省博物院镇院之宝呢？据史料记载，苏轼《洞庭中山》二赋成卷之后，曾由金末元初时郭仲日所收藏，到了明代，先后由郑达、李东阳、陈朋思等人递藏，清代又由梁清标、张应甲、安仪周等人所得，乾隆时入藏清内府，刻入《三希堂法帖》。溥仪出宫时将此卷携出，藏于长春伪皇宫，1945年遭哄抢，部分书画流失。1952年，吉林省博物馆成立以后，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清宫散佚书画进行调查、寻访、征集，经过业务人员的不懈努力，一部分散佚书画已陆续收归国有，但流传有序的宋代苏轼《洞庭中山》二赋却始终没有下落。1981年12月上旬的一天，吉林省博物馆收到了吉林市书画家金意庵的来信。信中告知，苏轼《洞庭中山》二赋墨迹在吉林市一名叫刘刚的中学教师家中。吉林省博物馆立即派人前往吉林市联系此事。当刘刚把所藏的苏轼手卷徐徐展开时，在场的专家们无不欣喜若狂，那自然天成、得心应手的清新字迹，那白麻质地、气色如新的七纸接装，那66枚鉴赏收藏的朱印，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此卷除前隔水、引首在散佚时被人撕掉，正文首行略有残缺外，其余皆完好无损。经调查得知，刘刚的父亲刘忠汉系伪满洲皇宫的下级军官。1945年8月的一个夜晚，溥仪丢下他的皇帝宝座和伪皇宫小白楼内收藏的1300多件国宝落荒而逃。当天晚上，伪皇宫的禁卫军拥至小白楼，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许多珍贵的绢本字画被撕裂，装书的囊匣和珍藏善本册页散落了一地……当时，刘忠汉在混乱中得到了一幅被撕断了的手卷和几件伪皇宫内的餐具，他慌忙地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并叮嘱妻子，一定要好好保存。战乱时，刘忠汉匆忙离开长春，从此杳无音信。交到刘忠汉妻子手上的长卷就是苏轼当年在大雨中书写的，为一代又一代文人雅士、帝王将相所倾倒的《洞庭中山》二赋，刘忠汉妻子精心保存了3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之后，出于对国家重要文物的保护，刘刚拿出珍藏多年的手卷请人鉴定。当他得知该卷是苏轼的手书真迹后，主动提出要捐献给国家。1983年1月26日，吉林省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入藏仪式，并奖励了刘刚及为此件国宝回归作出贡献的相关人员。苏轼手卷重现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国内书画界。为了确定《洞庭中山》二赋的真实性，1983年6月23日，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刘九庵和副院长肖正文专程来长春鉴赏国宝。他们共同鉴定此卷墨迹为苏轼真迹无疑，同时确定了它就是当年溥仪从故宫盗出来、1954年又在长春伪皇宫遗失的那件国宝。“张墨李笺成五合，精光照眼一惊呼。”徐邦达先生这样描述他看见苏轼墨迹重现的喜悦。（辽博供图）

吴限手记

2020-12-16
三秋遗韵：六一堂里的“尊贵接待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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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欧阳修，皖人最容易想起他的《醉翁亭记》，并知道这个“醉翁”就是欧阳修，文学史上称他“号醉翁”。是的，这篇里程碑似的散文，就诞生在安徽的滁州。事实上，欧阳修还有个“号”，是他晚年使用的，叫“六一居士”。那么，什么是“号”？欧阳修一个人弄了两个“号”，可见这与居民身份证不是一码事，这又是怎么回事？细究起来，这两个“号”不仅有来历，而且都与酒有关，尤其是“六一居士”以及以这个“号”命名的“六一堂”，充满着颍州酒的气息。说说古人的名、字和号首先需要声明的，是中国古人说的“名字”，与我们现在说的“名字”，在概念上是不一样的。在古人看来，“姓名”只包含姓和名，而不涉及“字”。字，一般是对“名”的解释，或者是在意义上对“名”的补充。欧阳修，字永叔。修，长的意思，如茂林修篁，指树林茂密，竹林高大。修，又有学习、锻炼的意思，如进修、修身养性。在“欧阳修”这个姓名中，“修”的意思，显然是取后一种。“永叔”，叔的意思是“少”、“小”，年幼的意思。在排行里面，有伯仲叔季，“叔”列第三。“永叔”，即永远是小辈的，当然需要学习、锻炼了。由于字与名的意思常常相互表里，因此字又称“表字”。苏轼，姓苏名轼，字子瞻。轼，车厢前面的横木把手。一眼就能看见的。瞻，向前看或向上看。其意自明。他的弟弟苏辙，姓苏名辙，字子由。轼、辙，都是“车”部，兄弟俩嘛。辙，车轮碾压留下的痕迹，车辙是也。由，顺从，听从，所谓信马由缰。车轮碾过去，留下的车痕是由不得痕迹自己作主的。这兄弟俩的老爸是苏洵，早就知道这两个儿子中，老大性格比较外向，隐藏不深，就像车厢前面的横木把手，一目了然；老二软和点，顺从点，叫他咋的就咋的。可见，这两个名字起得是很有学问的。名和字，也有意义相反的，最有名的就是朱熹，字元晦；韩愈，字退之。“熹”是天亮，“晦”是黑夜；“愈”是进，与“退”的意思正好相反。在名、字当中，自称以名，称人以字。名，是一个人出世就可以有的；字，是成年时，家族中有学问、有地位、有身望的人起的。用古人的话说，叫“幼名，冠字”，即小时候就有名；行冠礼了，表示男子成熟了，可以戴帽子了，才有字。以字称人，表示尊重、敬重。苏轼曾作《题永叔会老堂》，欧阳修是他的老师，他当然不宜直呼其名“修”，所以称其字“永叔”，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号”，是古人在名、字之外的称呼。有的是自称，也有的是别人起的。在意义上，一般与名、字没有什么联系，是一个人的别称，所以又称“别号”。东晋达人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唐朝诗人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女革命家、斗士秋瑾自号“竞雄”。唐宋时期，由于佛教在中国的盛行，读书人以“居士”为号的不少，除了刚刚提到的“东坡居士”、“香山居士”，还有李白，叫“青莲居士”；李清照叫“易安居士”。道教盛行时，又有大批“道人”出现了，如赵孟頫叫“雪松道人”，姜夔叫“白石道人”，苏轼又号“铁冠道人”，等等。有的人有几个号，像我们现在要说的欧阳修，自号“醉翁”之后，又给自己取了个号，叫“六一居士”。欧阳修的号与六一堂北宋庆历五年（1045）八月，欧阳修因“涉嫌”外甥女张氏案而被降职为滁州知州。这起案件调查的结果，是欧阳修没有这回事，但由于侦办这起案件的人，是欧阳修曾经得罪过的谏官，最终以欧阳修“企图侵占”外甥女财产罪而将他降职了。到滁州之后，他发现这里四面是山，而且林壑优美，写了名垂不朽的散文《醉翁亭记》。在写琅琊山时，称：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明确交代“醉翁”是其“自号”，而且声明“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山水，在滁州百姓的丰衣足食、欢声笑语。“醉翁”之名很快远扬。宰相富弼闻讯写了一首诗寄给欧阳修，曰：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称欧阳修是个“醉道不醉酒”的醉翁，可谓欧公知音。欧阳修自号“醉翁”时，年方四十；实际状况，是个整日醉醺醺的、年轻的白头翁。其自号“六一居士”时，是时隔二十四年的事。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朝廷宰相虚位以待欧阳修，朝廷内外都这么风传，宋神宗也确实对他眷顾有加，但欧阳修“心志已衰，精神并耗，虽未伏枕，实一行尸”，健康状态一塌糊涂，多次递交辞职报告。这样，宋神宗也就未再勉强这位衰病的老臣，就让他去蔡州当太守了。蔡州，即现在的河南汝南，距离欧阳修思慕已久的颍州很近。对此，欧阳修是很高兴的。赴任途中，他先到颍州逗留了一个多月，写了一篇《六一居士传》，文曰：有客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可见，六一居士，是指家中有“六个一”：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遗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到了蔡州之后，欧阳修压根儿就没有在此久留之意，近在咫尺的颍州，几乎成了他朝思暮想的乐园。他告诉友人说：丰乐山前一醉翁，余龄有几百忧攻。……明年今日如寻我，颍水东西问老农。没有朝廷的任何调动信息，他老人家就“预言”一年后的今天，他就在“颍水东西”了。“归心似箭”，简直昭然若揭了。是的，自打“六一居士”诞生，颍水西堂就有了“六一堂”；六一堂里，有一个漫卷诗书的疯狂居士；这个居士是谁？“欲知颍州新居士，即是滁山旧醉翁”。这个新居士也醉酒，但醉的不是滁州的酿泉之酒，而是西湖边的“醉三秋酒”。御酒驾到六一堂回到颍州的六一堂，欧阳修身心解脱了。西湖之畔，人们经常能看见他羽衣鹤氅，手拄拐杖，一派仙风道骨。“谁如颍水闲居士，十顷西湖一钓竿”，还时不时地在西湖钓鱼，悠闲自在。远在庙堂之上的宋神宗，没有忘记欧阳修，派人给他送来了养老“礼物”：衣一袭，金腰带一条，银器一百五十两，绢一百五十匹，米面羊酒等。急流勇退、回到颍州的欧阳修，门前车水马龙，客人络绎不绝。六一堂里的招待宴席上，除了有天子送来的御酒，更多的是颍州地产酒。六一堂里的欧阳修，日子过得真的像个仙人。“春寒拥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每天早上可以睡到日晒三竿起床，像法师一样闲坐忘言，燃上一炷清香，闲适惬意。客人来了，是他被人诬陷时，敢于为他向朝廷说公道话的赵槩。赵槩是北宋仁宗、神宗都很器重的大臣，去世后辈赠“太子太师”的人物，对他来说，所谓“名酒”、“御酒”当然不足奇，欧阳修拿出颍州的“醉三秋酒”，陪着赵老干上一大盅。欧阳修是无酒即无诗、有酒就有诗。六一堂里的“醉三秋酒”，成了老太守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也是六一堂里的尊贵“接待品”。颍州酒文化【之五】（未完待续）

2019-01-04
岷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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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宽学从古柏沿岷江下行，逐个的码头我都比较熟悉。山水人文，民情风俗，历史遗存，作为独立的个体可以说十知七八。这是一份十分美好的记忆储存。为了更加的丰富这种美好，我和好友一大清早从古柏乘船出发，“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一一点数，顺风顺水去宜宾。古柏镇位于宜宾市叙州区中部，东与观音镇、李场镇、隆兴乡接壤，南与屏山县屏山镇相邻，西与蕨溪镇隔岷江相望，北与泥溪镇相连。古柏的街道略带几分古意，丝丝细雨追随着我们穿街而行。来到码头，雨丝已洒了我们一头一身。我们并没埋怨，当看见一条条丝线斜斜地织入烟波浩渺的岷江时，心中反而生出了无限的惬意，“我看岷江多妩媚，料岷江看我应如是”。船行数里，一幢一幢的小楼在翠竹林中若隐若现，这一片坝子叫宣化坝。宣化坝很有来头，它是“宜宾”的前身。隋朝末年，南安（今乐山）在此置县；唐天宝元年（742年），以少数民族“慕义来宾”（或说唐王朝少数民族“以义宾服”）之意，改为义宾；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976年），宋代第二个皇帝赵匡义继位，“义宾”之“义”犯讳，于是按《孟子》“义者宜也”句意，把义宾改为“宜宾”。可以清晰地看出，现在的“宜宾”就是从这块坝子演变而来的。一片宽阔的水，一条一线的潮，透过一层纱一样的雾霭，纵深的地方出现了鳞次栉比的楼房，俨然是一座城市的做派。那就是蕨溪。蕨溪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门前一条岷江水。滔滔的岷江孕育了杨家坝、永乐坝、筒车坝、拦口坝、赵家坝、黄天坝等众多的冲积坝，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叶子烟、花生、玉米、甘蔗，还有近几年新兴起来的绿色农业、花卉苗木等经济作物。勤劳的蕨溪人叫做什么来着？叫做赚了个盆满钵满。身后一座大黄山———现在改名叫天宫山，但我还是习惯叫它黄山。黄山是大凉山的余脉，最高峰天宫堂海拔1400余米，是宜宾县的最高峰。最最晴好的天气，站在峰顶，可以北眺自贡，西望乐山，南看宜宾。黄山是省级风景名胜区，景色优美，气候宜人，四季可游。宜宾绿茶闻名于世，毛尖原料多出于此。大山大河铸就了蕨溪的富足、大气与豪迈。再行一段，远山依旧烟雨朦胧，近岸平坝倒是历历可辨，左为缸坪，右是真溪。缸坪，有缸之坪，真溪，却不是真的在说一条溪。相传，有一个大财主叫李真溪，财产众多，富甲一方。这一天，他来到一座小山之上，举目一望，目及之处，佳木成林，良田万顷。喜之不禁：“方圆百里的土地我买下了。”并用自己的名字命了名。从此，这一片土地就叫做真溪。自真溪而下，岷江南岸绵延了一座苍翠的山崖直达高场境内。此山现在叫凤凰山，但当地人还是沿袭了以前的叫法———丁发岩。中国人取名字讲究一个寓意，现在改名叫凤凰山是因为屏山新县城迁建于此，讲的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而以前叫丁发岩，是讲求一个人丁兴旺，多子多福。真的是时代不相同，各有各的主旋律。屏山新县城到了。岷江之滨，红白相间的小区一排排整齐排列。楼房都不是很高，六七层的样子。江景洋房，枕水而眠，想来居住在里面的人都能美梦成真。渐渐的，天气开始放晴，岷江北岸的红石岩穿透了茂密的翠绿后逐渐地显露出来。这似乎是在发信号提醒我们：黄伞石、丹山碧水、关刀溪、蜀王兵栏即将来临。与高场隔江相望，有一条溪流在这里注入岷江。交汇之处，建有几排旧屋，居住三五人家。悬崖之上，有一块岩石突兀出来，上大下小，色彩赤黄，形似巨伞，故名黄伞石。这里自古就有人类繁衍生息，汉代崖墓便是明证。江岸边的崖壁上并排着三个墓室，门洞大开，墓门两侧依崖处凿有双阙，两中柱上刻着斗拱，刻文清晰，线条优美。此崖墓群（含黄泥巴坡、印子坡和喳口崖坡，共计182座崖墓），2006年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远远望去，岷江北岸仿佛停泊了一条巨大的红色大船。船身浮于清江之上，船舷、船舱、驾驶楼等轮廓分明。蓄势以待，拟鸣笛起航。来到近前，只见“船舷”的左侧长有几百米，高上百米。直立陡峭，似刀削斧劈过一般。整座山崖色泽如丹，灿若云霞。此处便是著名的丹山碧水。丹崖上，唐、宋、明、清历代雕凿了数十尊佛像。佛像个头较小，但都生动传神。我最喜欢的是立于最上头的书法“丹山碧水”。“丹山碧水”四字系明代四川巡抚乔璧星所题，字体扁平，雄浑有力。整幅作品与山相连，与水相依，山、水、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就是这个地方，历代文人雅士不遗余力地予以赞美：岑参有诗云，“峡口秋水壮，沙边且停桡。奔涛振石壁，峰势如动摇”；苏轼则写“朦胧含高峰，晃荡射峭壁。横去忽飘散，翠树纷历历”；尹伸有“一岭方百里，削平独南面……陡然绝壁间，雕刻穹炳换。千佛尽一身，慈容各分散”；张问陶则感叹“丹山碧水好画图，一江金翠影模糊”……要想爬到“红色大船”顶上去看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整座山崖不与其他山体相连，四周都是深沟（有人认为它是四川最大的独立岩石）。岩顶上旧时为古寨子，下行一点，就是关刀溪，溪边有一条山路蜿蜒盘曲而上，崎岖坎坷，仅容一人通行。不是英雄不能上。接下去，就是牛口坝到了。我们本想像苏轼、苏辙一样，停下来歇歇脚，住一宿，晚上和村民们搞一个联欢会，也顺带写一首诗《夜泊牛口》或《牛口见月》。无奈满船的乘客不答应，我们只得望望靠在江边的打鱼船，望望翠竹丛中的新房屋，望望满布滩涂的芦苇花，然后随船停在了南岸的喜捷。喜捷已没有了当年的雄姿。历史上的繁华水码头几近萧条，近20年又由一个行政区演变成一个镇，如今又成为为一个社区办事处，更是一派衰败的景象，但一湾阔水映衬着青山和街道，虽是残存，几分风韵犹在。思坡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明朝以前叫渡口场，明末改称大顺场，民国时才正式定名为思坡。北宋时，苏东坡和黄庭坚是挚友。在宜宾人的传说中（当然传说并不作真），黄庭坚贬谪戎州（今宜宾）后，邀请苏东坡来此一游。苏东坡是眉州（今眉山）人，一年后，在返乡省亲返回京城时，决定取道岷江乘船到戎。黄庭坚得到这个消息后，欢喜不已。时时等，天天盼，等待的过程中更是越发的思念苏东坡。怀揣着这份思念之情，黄庭坚在苏东坡到来时必须经过的孔道上，见亭阁书题“思坡亭”，见溪流书题“思坡溪”，见桥梁书题“思坡桥”……为了记住黄庭坚的这份思念，更为了纪念两位大文豪、大书法家的倾情一会，“思坡”二字便定格成了这个地名。船过苏黄相聚过的“会诗沟”，看见了北岸起伏的山峦中一处灿烂的红石崖，那便是“蜀王兵栏”（俗称“红岩子”）。“兵栏”，就是兵器架。崖壁上几无草木，却布满了斑斑斓斓的色痕，远看似插着许多巨大的刀、枪、剑、戟。真的像一个偌大无比的兵器架。传说中，崖壁上的刀光剑影映入岷江之中，令那些从下游游来的大鱼望而生畏，视为“雷池”，不敢越此而上。似乎是要为这个传说作印证，像“腊子鱼”（即中华鲟）那样的大鱼，在岷江中真的见不到，只有金沙江中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很“神奇”。江面越来越宽，两岸已没有了山丘的阻拦，菜坝耕种着大片的蔬菜地，旧州坝的天空飘起了“五粮液”的白烟。宜宾，我们来也。庙儿嘴上的白塔，庙儿嘴下的大佛，保佑着宜宾的一方平安。岷江行，从古柏到宜宾，单个的点很美。今天的航行，把这些单个的点连接了起来，这就像一颗颗光彩夺目的珍珠，把它们穿接成一串项链之后更加熠熠生辉。（图据网络，请摄影者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郑宽学

2019-10-31
雅量与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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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茂近几年阅读《宋史》,尤其让我感佩的,是北宋君臣的雅量与襟怀。因为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相对公平,士人们得以保持相对独立的人格,所以大臣们犯颜直谏,无所顾忌,加之皇帝大度包容,既不刚愎自用,也不钳制言论,这就保证了北宋朝廷在大多数时间里都是风清气正的。其中,广为传颂的是宋太宗与寇准的故事。一日,寇准奏事,一语不合,太宗怒,欲起身离开。寇准居然放胆拉住皇帝的衣裳,让他再次坐下来,事情谈妥了才退下去。对此,皇帝不仅不生气,反而嘉奖寇准,说:“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相比寇准的行为冒犯,苏辙的言语冒犯更让宋仁宗难堪。苏辙在参加殿试策问考试时,考虑到皇帝年纪大了,有怠政倾向,于是在文章中无所顾忌,极言得失,不仅指责仁宗耽于女色、赏赐没有限度,而且批评他治国理政没有远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忧乐之节易矣。”苏辙以为逆龙鳞必遭黜落,但考官司马光建议给第三等,考官胡宿表示反对,认为苏辙对皇上不恭。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因苏辙批评财政,自觉惶恐,不发表意见。岂知宋仁宗雅量过人,“以直言招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为我何?”认为皇帝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言行如一,大度容人。最后,宰相做了妥协,给苏辙下等成绩了事。既照顾了皇帝面子,又为国家留住了人才。皇帝有容忍的雅量,大臣们自然上行下效,极力保护青年后进。北宋宰相王曙为人庄重严肃,律己严,对下属亦严。他担任西京留守时,属官欧阳修、尹洙等人恃才傲物,喜欢饮酒游玩。前任钱惟演对他们很迁就,年轻气盛的欧阳修、尹洙等人难免得寸进尺,不知收敛。王曙看不过去了,声色俱厉地申饬他们道:“诸君纵酒过度,独不知寇莱公晚年之祸邪!”没想到欧阳修反唇相讥:“以修闻之,莱公正坐老而不知止尔!”影射王曙年纪大了还不懂得隐退,贪恋权位。寇准不是别人,正是王曙的老泰山,欧阳修当然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说话如此直白,近乎当面打脸。年轻后辈如此跟长官讲话,太放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王曙完全可以让欧阳修靠边站,没想到他只是默然不应,甚至没有发怒。等王曙高居枢密使一职后,首先推荐欧阳修到馆阁任职。王曙的雅量显然影响了欧阳修的为人与做官,等到他执掌朝政的时候,也推荐并重用王安石、苏轼、曾巩等才俊。前辈大臣虽然注重奖掖后进,但并不是无原则地纵容,而是在制度框架内让青年才俊慢慢历练,不让他们如火箭般蹿升,因为这不利于年轻人成长。宋英宗做藩王时就仰慕苏轼的才华,认为他有宰相之资,继承大统后,打算依唐朝旧例召苏轼入翰林院草拟制诰,这是通向宰相位置的捷径,进士趋之若鹜。宰相韩琦表示反对,认为苏轼虽然才能杰出,抱负远大,但不能升得太快,要慢慢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他,都希望朝廷使用他,再加以重用,如此则所有人都无异议。如果提前委以重任,天下士人未必心服口服,甚至可能使苏轼受到牵累。英宗仍然不死心:“且与修注如何?”韩琦不依不饶:“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贴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仍然不死心,“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韩琦坚持认为不能给苏轼开绿灯,最终苏轼参加考试,写了两篇论,成绩位列三等,授予直史馆的职位。论理,韩琦阻挡了苏轼晋升,使苏轼走了一条相对漫长的仕进之路,苏轼应该埋怨韩琦才合理。但苏轼在获悉原委时,说了一句公道话:“公可谓爱人以德矣。”他认为韩琦按照道德标准爱护人,没有偏私,没有恶意。无论是世俗意义上的“受害人”苏轼,还是“挡道者”韩琦,他们的襟怀都是博大宽广的。尤其让人感佩的是,一些年轻大臣不拿原则做交易,坚持独立人格,反对政治依附,能同退不愿同进。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升任参知政事,与富弼、韩琦共同执政,推行改革,但遭到保守派势力强烈反对。欧阳修不仅明确支持改革,还撰写《朋党论》《与高司谏书》表明立场。在给高若讷的信中,欧阳修言辞激烈地揭露他虚伪、谄媚的本质,讽刺他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高若讷恼羞成怒,将书信直接上交皇帝,欧阳修因攻击言官获罪,被贬夷陵令。范仲淹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后,拟任欧阳修为掌书记,欧阳修并不领情,推辞道:“昔者之举,岂以为己利哉?同其退不同其进可也。”范仲淹是当朝名臣,是士人仰慕的正人君子,欧阳修追随他,并不辱没自己,为什么拒绝呢?事实上,欧阳修虽然为所谓的“君子之朋”唱赞歌,但如果到范仲淹手下工作,难免给人瓜田李下之嫌,授人以柄,予人口实,这对坚持独立人格的欧阳修来说,是无法接受的。专制时代,官场推崇站队政治,只有跟对人才有好前程。欧阳修却置官场前程于不顾,坚守儒家伦理,秉持独立人格,不做政治交易,此等襟怀让人自叹弗如。

雨茂

2020-10-13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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