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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植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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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植树节,植树造林的传统却早已有之。从春秋时期开始,就有关于植树的记载。在如今的一些著名旅游景点,我们还能看到古人种植并生长至今的古树,如5000年树龄的黄帝手植柏、仓颉手植柏,2600年的老子手植银杏,1300年的李白手植银杏等等。历朝历代的诗人不仅喜爱植树,还留下了许多植树诗。其中,文采斐然的苏东坡不仅是文学家和政治家,还是一位“绿化大师”。他曾在多地任职,每到一地都不忘植树,为后世留下了不少人文景观。凤翔东湖柳嘉祐六年(1061),朝廷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这是他走上仕途后第一次赴地方任职。24岁的苏轼被任命为太守的助手,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苏轼协助太守尽职处理政务,体察民情,治理水灾,减轻赋税,样样干得都很出色。作为文人雅士,苏轼在工作之余常到凤翔四处游玩,饮酒赋诗。苏轼老家巴蜀之地,山清水秀,“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一人在外,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好在城东有饮凤池,“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每到此游览都有回到家乡的感觉,所以苏轼有了治理饮凤池的打算。据《凤翔县志》记载,到任第二年苏轼就带领民众疏浚水池,开渠引城西北的凤凰泉水注入池内,在池中种植莲藕,在岸上栽植柳树,建亭修桥,筑楼成阁,并改名为“东湖”。每到夏季,湖内荷叶田田,莲花怒放,岸上亭台水榭,垂柳依依。苏轼在其《凤翔八观》中把东湖作为一景,写道:“蜿蜒苍石螭,蟠拏据湖心。倒腹吐流水,奔注为重深。清风荡微波,渺渺平无音。”苏轼东湖植柳带了个好头,后来历任官员、名人雅士多在此栽植柳树,作诗吟诵,岸边柳树成荫,枝叶婆娑,成为东湖一大景观。当地人称“东湖柳、西凤酒、姑娘手”为“凤翔三绝”。现在人们为纪念苏轼在东湖岸边立石碑一通,上书“东坡植柳处”。西湖苏堤春晓元祐四年(1089),苏轼任杭州太守,这是他第二次来杭州任职,与上次不同,这次是杭州的“一把手”。可是苏轼刚到任,就遇上杭州大旱,饥馑瘟疫一起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又得到赐给剃度和尚的度牒,换成大米来救济饥饿的百姓。此时的西湖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理,杂草丛生,湖水干枯,葑田已占西湖之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上任第二年,苏轼上书朝廷,要求疏浚西湖。凭着朝廷给他的100道僧人“度牒”,采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募民开湖,花了20多万人工清除湖中杂草,挖走淤泥,并废物利用,用杂草和淤泥筑起了一条长堤。《宋史·苏轼传》记载:“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画图,杭人名为‘苏公堤’。”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旁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每逢阳春三月,堤上绿柳如烟、红桃如雾,游人漫步堤上,看晓雾中西湖苏醒,岸上花红柳绿,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心旷神怡,称之为“苏堤春晓”。苏轼有诗描写道:“我在钱塘拓湖渌,大堤士女急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南宋时这里为人们常年游赏的地方,尤其是清明节期间游人如织,成为繁华闹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苏轼为杭州西湖留下了“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问柳花”的醉人景色。定州东坡双槐元祐八年(1093)九月,苏轼任定州太守。他到定州任职尽管仅有半年时间,却留下了许多勤政爱民的业绩:整顿军纪、疏通民意、引进稻种、整编秧歌,当然也少不了植树造林。在北方的树木中,苏东坡最喜槐树,这种树木质坚实,枝叶茂盛,夏季花香满园,清雅宜人,严冬季节耐寒抗雪。苏轼曾有《槐》诗云:“忆我初来时,草木向衰歇。高槐虽经秋,晚蝉犹抱叶。淹留未云几,离离见疏荚。栖鸦寒不去,哀叫饱啄雪。破巢带空枝,疏影挂残月。岂无两翅羽,伴我此愁绝。”正因为苏轼喜爱槐树,他在定州文庙前院亲手栽种了两棵槐树。这两棵槐树东西并立,历经近千年而不衰,被称为“东坡双槐”。春夏时节,枝繁叶茂、浓荫蔽日,茂密的树冠直径都在10米开外,似两个巨大的绿色伞盖,阵阵槐花清香时而袭来。居东者树根凸露,如巨大的龙爪匍匐于地,躯干粗大,五六个人手拉手不能合围。居西者躯干分裂成板条状的两部分各向东西,中空,七八岁的小孩在里面可卧可立。《定州志》记载,“东者葱郁如舞凤”,“西者虬枝如神龙”,因此又叫“龙凤双槐”。2014年国家森防总站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美丽中国——人文古树保健行动”。按照“外观形象奇特、历史积淀厚重、应用前景广阔”的标准,从征集的众多人文古树中遴选100株,作为国家级人文古树保健对象。“东坡双槐”成功入选“中华人文古树保护名录”。植松三万悼爱妻元祐元年(1086),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他的朋友贾讷也将到他的故乡眉州做官,苏轼作诗《送贾讷倅眉》:“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松三万栽。父老得书知我在,小轩临水为君开。试看一一龙蛇活,更听萧萧风雨哀。便与甘棠同不剪,苍髯白甲待归来。”诗中提到的“老翁山”即是苏洵与程夫人的墓地所在,苏轼的亡妻王弗也葬于此。苏轼委托贾讷看顾父母、妻子坟园和问候家乡父老,对故土的眷恋之情跃然纸上。“手植青松三万栽”正是20年前安葬亡妻王弗时所栽,此时应该是枝干盘曲,郁郁葱葱,发出阵阵松涛了。至和元年(1054),十八岁的苏轼与年方十六的王弗结婚。王弗贤德温淑,侍亲甚孝,是苏轼的贤内助。二人婚后情深意笃,恩爱有加。王弗在治平二年(1065)卒于京师开封,葬于眉州东北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距苏洵夫妇墓西北八步。王弗去世,对苏轼是巨大的身心打击,成为一生之痛。苏轼满含深情撰写《亡妻王氏墓志铭》,表达了自己失去爱妻和贤内助的深切悲痛。他在结尾感叹:“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呜呼哀哉!”心情沉重的苏轼为纪念亡妻,在墓地的山岗上栽植松树三万株。“三万株”虽是虚指,也可见苏轼在山上栽植松树规模之大,松柏青翠满山岗,表达了他对妻子深深的思念之情,寄托着浓浓的哀思。熙宁八年(1075),苏轼来到密州任太守,这一年正月二十,一个冷清孤寂之夜,他梦见了爱妻王弗和山岗上茂密的松树。醒后,苏轼回想梦景,往日与妻子恩爱的情形历历在目,他不禁泪湿衣襟,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悼亡词《江城子》。此词情意缠绵,字字血泪,表现了绵绵不尽的哀伤和思念。词的下阕记述梦境,抒发了苏轼对亡妻执着不舍的深情:“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全词思致委婉,境界层出,情调凄凉哀婉,成为悼亡诗词的绝唱。

郑学富

2022-03-11
苏轼的文学批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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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是针对和因应当时文坛的现状与问题而展开的，无不体现出当时的时代精神和对文学的价值诉求，一个时代的文坛生态、文学风气的健康维系与发展，离不开这样的批评，而这正是好的文学批评之社会和文化职能所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我们看来，苏轼的文学批评正是体现了既是引领作用，又有匡正时弊指向的好的批评。苏轼的文学批评散见于他的古文、书信、序跋等之中，无不立意高远、主旨突出、意蕴丰厚。唐人李翱在《答朱载言》中有云：“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辞胜，辞胜则文公。”我们认为好的文学批评文章应该做到如李翱所说的这样，而苏轼的文学批评便达到了这般境界。文章应当“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苏轼反复强调文章应当“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应当做到“言必中当世之过”，以“有补于国”。苏轼的这种文学价值思想也体现在他的批评观之中。在《答乔舍人启》中，苏轼这样讲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慨慷，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则西晋无可用之士。”苏轼这里所言之“文章”包括散文与诗歌。在这里，苏轼继承了杨雄、王充及苏洵的有关思想，以“华采”即形式因素为“末”节，以“体用”即作品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功能为首要。此与苏洵论文不为“惊世绝俗之谈”，专主文“施之于今”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以体用为本”是为了实现文章“有补于国”的价值目的，而为了做到“有补于国”，就必须秉持“有为而作”的写作态度，“言必中当世之过”，以充分发扬文章的社会批判功能。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序》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这一文章观：“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凫绎先生即当时国子监直讲颜太初，为颜渊四十七世孙。苏轼认为文学必须充分发挥对社会现实的药石作用，此之为“有为而作”，并且明确批判那种“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的“贵华而贱实”倾向。要真正做到“有为而作”，就必须树立正确的写作目的，就是要敢于申发己见，抒发真情，而不是阿言媚性、炫才自售。苏轼曾言：“去岁在都下，见一医工，颇艺而穷，慨然谓仆曰：‘人所以药为？端为病耳。若欲以适口，则莫若刍豢，何以药为？’今孙氏、刘氏，皆以药显，孙氏期于治病，不择甘苦；而刘氏专务适口……而刘氏富倍孙氏，此何理也？使君斯文，恐未必售于世，然售不售，岂吾侪所当挂口哉？”苏轼在这里以医喻文，借医工之口所讲的“期于治病，不择甘苦”与“专务适口”实际上指两种截然不同的批评态度，体现了他对于什么样的文学批评才是好的批评的看法。苏轼还在一系列的议论中申言了同样的观点，如云：“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与王庠书》）“战国之际，其言语文章，虽不能尽通于圣人，而皆卓然，尽于可用。”（《东坡应诏集》卷一）“酌古以御今，有意于济世之实用，而不志于耳目之观美。”（《答虔倅俞括奉议书》）均属是焉。从文学思想的层面来看，苏轼讲“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等，在观念上实际更接近柳宗元所提倡的“辅时及物之道”。苏轼的这种文学批评观实际上与宋代的田锡、苏洵、王安石等人有相近之处。田锡论文重视经世致用的作用，欧阳修曾评价苏洵的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薄于古而通于今，实有用之言”（《苏明允墓志铭》）。可见，苏轼的文学批评精神“以体用为本”“有为而作”与田锡、苏洵的文学主张有相互贯通之处。王安石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要之以适用为本”（《上人书》），此与苏轼略有相似之处，但苏轼论文，重功用，也重辞章，而王则重事功而轻文辞，如云：“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与祖择之书》），两人的文学批评观因此而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故当王安石因极端的重功用而在科举中罢诗赋而改试语义，按照自己的主张“使学者归一”，苏轼激烈地加以反对，这实际上是两种文学批评精神之间的冲突。“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苏轼在《答谢民师推官书》中这样讲道：“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言称是在转述欧阳修的意见，但考之于现存的《欧阳文中公文集》，仅卷四十一《苏代文集序》有云：“斯文，金玉也。”聊聊数字，语焉不详，所以视之为苏轼自己之言而托之于欧公亦未尝不可。不过欧苏之间在批评观念方面有同气相求之处也是不争的事实，欧阳修曾在《记旧本韩文后》中云：“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而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苏轼的“文有定价”说实际上是由此而发展来的。在《答毛滂书》中苏轼这样讲道：“世间唯名实不可欺。文章如金石，各有定价。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夫所能抑扬。”又在《太息送秦少章》中云：“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价，岂可以爱憎口舌贵贱之欤？”苏轼认为，“名实不可欺”，文章之优劣决定于其“实”，而不决定于一时的“爱憎口舌”，以及文人同伙之间过度的抑扬褒贬。这是因为天下文章之“品目高下”，并非一己之抑扬所能左右；“一夫”之抑扬，“先进”之“汲引”，可以暂时“信于世”，但最终得到社会和历史的承认还需大众的知音许誉。当然，“一夫”和“先进”们的奖掖不是没有作用，但是要做到使其抑扬褒贬符之“实”、符之“众口”，也并非易事。苏轼在分析了文学批评中所存在的“名”与“实”、“一夫”与“众口”、“一时”与“久远”等关系之后，认为文章之好坏高下的裁定只取决于“实”、“众口”、时间的检验，而非为其他。是为“唯名实不可欺”。苏轼的这些言语，主要是针对当时文坛的不正批评之风而亮出自己的批评态度，意在提倡开展健康的文学批评，并且提出了如何衡量文章优劣的标准，或曰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的批评伦理准则。苏轼反复强调批评应该尽可能地趋同于文章之“实”和“众口”，他所鄙视的仅仅是那些靠诋恶起家，以“取合一时”而混迹于评坛，或欲以一己之偏嗜凌于大众和时间之上的“与草木同腐”的所谓“批评”。苏轼所言并非是鄙视批评本身，因此不能成为文家拒斥批评之口实。苏轼的文有“定价”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东阳《麓堂诗话》云：“文章如精金美玉，须经百炼千选而后见。”赵执信《题幼子庆赋稿》云：“夫文章声色，自有定价，妙绝一时，脍炙人口，未必皆佳构。”均为援引苏轼之言而来。当然，对于苏轼此说，也有持不同之见者，如陈善在《扪虱新话》中就说：“文章似无定价，殆是由人所见为高下耳……所谓‘文章如精金美玉，自由定价，不可口舌增损’者，殆虚语耳。”又，薛雪《一瓢诗话》云：“诗文无定价，一则眼力不齐，嗜好各别，一则阿私所好，爱而忘丑。如某之与某，或心知，或亲串，必将其声价逢人说项，极口揄扬，美则牵合归之，疵则宛转掩之。”其实，这两种言说之间并不存在难以弥合的矛盾，苏轼的“定价”说重文章之“实”，相信文章的客观价值之存在，而“无定价”说则是从文学接受、文学批评中客观存在着种种难能尽以消除的种种局限或弊端而立论，两说之间不存在不可弥合之对立，就建立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这一点而言，我们对这两种说法当合而观之才是。对“浮巧轻媚，丛错采绣”文风的深刻批判苏轼在进士及第后给欧阳修的谢恩书《谢欧阳内翰书》中言：“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在这里，苏轼明确地发表了自己对当时文风的看法，他指出文坛存在两种弊端，一是“浮巧轻媚，丛错采绣”，再就是艰深“怪僻”。有宋以来，当朝者虽然多次就学风文风问题发布诏命，复古劝学，但实际上制而不止，如在欧阳修前曾主持过贡举的张方平就说道：“迩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戒饬，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宋史·选举志一》）但是，就在不惜用行政手段清除西昆体的败劣文风之时，又产生了新的文弊，即古文运动中出现了追逐奇险古怪的不良倾向，如尹洙、石介等人在反对西昆派之同时，却在自己的古文写作中又追逐“怪语”“新语”，结果“辞涩言苦”，难能卒读，故苏轼云“余风未殄，新弊复作”。所以宋代古文运动发展到欧阳修、苏轼，实际上承担着双重任务，即在继续清除西昆体余弊之同时，又需要抵制古文运动中新出现的追逐奇险古怪的不良倾向。苏轼在批评中反复倡导以“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文风来取代那种“浮巧轻媚，丛错采绣”的不良文风。苏轼主张要以西汉为楷式，他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之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辞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眉山远景楼记》）苏氏父子为文不学“时文”，而追慕汉代贾谊、陆贽、司马迁等人，不仅对他们的思想崇尚不已，对他们的文章所代表的秦汉风力更心向往之，推之为文章所能达到的极境。苏轼多有这方面的言谈，如云：“某官受材秀杰，秉德纯忠。蔚然西汉之文，深厚尔雅展矣。”（《贺蒋发运启》）“贯六经百子之学，焕三代两汉之词。”（《贺时宰启》）“何去非文章，议论实有过人，笔势雄健，得秦汉间风力。”（《进何去非备论状》）总之，他认为秦汉风力是与华靡、怪涩文风对立的文化和艺术精神，应使之重新流贯于时代的文学体躯之中。苏轼强调“以西汉文辞为宗师”，并非如后来的明代前后七子那样，形成为一种复古主义的口号，而是为宋代的散文艺术发展确定一个参照物。主张恢复两汉风力，影响了苏轼对于文章批评理论的一系列看法，如他主张弘扬秦汉文化精神，以质朴自然为理想的风格范则的文风观念，与从陈子昂开始，唐宋古文运动中屡加倡导，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指导思想的追慕秦汉风格的思潮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在古代知识分子个体意识中较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认同心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问题，并非仅是有文艺思潮的性质，值得深思。（作者：党圣元，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

党圣元

2022-02-14
疫情暴发时苏轼和曾巩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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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像□李开周一宋朝人对瘟疫非常恐惧假如我们乘坐一台时光机，“啾”的一声回到宋朝，回到大年初一那天凌晨，回到随便哪一户平民百姓的家门口，我们将会看到如下镜头。这户人家的男主人早早起床，走到门外，贴门神，贴春联。然后，他操起一把铁铲，在门前空地上刨一个小小的土坑，往坑里填埋三样东西。哪三样？蛇、豆子、鸡蛋。蛇是假蛇，用面团捏的。豆子是熟豆子，鸡蛋也是熟鸡蛋。这个男人一边填土，一边嘟嘟囔囔地念叨着咒语：“蛇行则疫行，豆生则疫行，鸡子生则疫行。”（陈元靓《岁时广记》）这个男人说，如果蛇能爬出来，豆子能出苗，鸡蛋能孵出小鸡，那就让瘟疫降临吧！面蛇会爬吗？不会。熟豆能出苗吗？不能。煮熟的鸡蛋可以孵小鸡吗？不可以。所以，这句咒语隐含着一个美好的愿望：人间永远风调雨顺，瘟疫永远不会来临，除非面蛇能爬走，熟豆能出苗，熟蛋能孵出小鸡。该咒语与古诗里那句传唱至今的爱情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咱们永远相守，不离不弃，除非山峰消失，江水枯竭，冬天打雷，夏天下雪，天地合在一起。我们应该还能看出，宋朝人对瘟疫非常恐惧，却无力应对。您想啊，如果瘟疫不可怕，如果有对付瘟疫的可靠法子，怎么会在春节早晨挖坑念咒呢？只有束手无策的时候，人类才会求助于巫术。古代中国任何一个朝代都闹过瘟疫，宋朝当然也不例外。翻开《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一书，里面有对宋朝瘟疫的不完全统计：963年，湖南疫。975年，南土卑湿，秋暑多疫。992年，都城大疫。994年，京师疫。997年，江南多疾疫。1003年，京城疫。1010年，陕西民疫。1019年，燕地疾疫。1033年，南方大旱，人多流亡，因饥成疫。1049年，河北疫。1051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1054年，京师大疫。1060年，京师民疫。1075年，南方大疫，两浙无论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你看，每隔几年或者十几年，就会有一个地方暴发瘟疫，而每次瘟疫暴发，都会带走大量生命。“一州有死十余万人”，“死者十有五六”，多么惊人的死亡数字！《宋史·孝义列传》里面载有死于瘟疫的具体事例，今日读来，相当凄惨。事例一，杭州百姓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时疫死”，只剩下范法先一个人。但他也被感染了，已经进入危重状态，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无力掩埋亲人的尸体。幸亏同族亲属范叔孙出手相助，给范法先送来了药物和食物，并将死去的那七口人予以安葬。事例二，江苏吴兴百姓吴逵，“系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群从小功之亲，男女死者十三人。”一场瘟疫袭来，仅仅吴逵一家就有十三口人遭难。吴逵本人也去鬼门关走了一遭，“逵时病困，邻里以苇席裹之，埋于村侧。既而逵疾得瘳，亲属皆尽。”吴逵昏迷不醒，邻居以为他死了，用芦席把他裹起来，草草浅埋在村口。过了几天，吴逵竟然苏醒，从墓穴里爬出，但是他的亲人全都不在了，只剩下他一个，孤苦伶仃活在世上。看到这样的案例，我们应该体会得到，疫情中的死亡并不只是数字和图表，那是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是一场又一场撕心裂肺并且绝望无助的人间惨剧。二官员救灾抗疫的榜样宋朝没有显微镜，人们意识不到瘟疫是由病菌和病毒造成的，但他们一定注意到了瘟疫的传染性，他们意识到接触感染者和死者是一件风险很高的行为，很可能让自己也染上瘟疫。《宋史·孝义列传》描述了这样的现象：“亲邻畏远，莫敢营视。……丧尸经月不收。”亲戚和邻居害怕感染，不敢探望病者，不敢埋葬死者，有的人死了，尸体在家停放一个月，都没人敢去安葬。某个地方有了灾荒，当地百姓为了活命，会向别处逃难，俗称“逃荒”。某个地方有了瘟疫，当地百姓为了避免感染，也会向别处迁徙，史称“逃疫”。逃疫能让一部分外逃者避开瘟疫，但是外逃者当中必然有人已经感染，他们会将瘟疫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口染上瘟疫。北宋大臣富弼是《岳阳楼记》作者范仲淹的门生，也是“似曾相识燕归来”作者晏殊的女婿，此人总结过民众四散逃疫和官府救灾不当的后果：“前此救灾者，皆聚民城郭中，为粥食之，蒸为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数日，不得粥而仆，名为救之，而实杀之。”（《宋史·富弼传》）以前官府救灾，在城里定点施粥，让难民都来领取。结果呢？难民大量聚集，瘟疫迅速传播，有的人正排队领粥，排着排着，突然倒地不起，染疫而死。用这样愚蠢的办法赈济灾民，弊大于利，后患无穷，名义上是救人，实际上是杀人。富弼在河北当官时，黄河决口，几万人死于滔滔洪水，待洪水退去，尸体来不及掩埋，引发一场瘟疫。富弼不敢把逃荒和逃疫的难民聚集到城里，他采取了相对科学的措施：“得公私庐舍十余万区，散处其人。”（苏轼《富郑公神道碑》）临时征用空闲的公房和民房，共十万多间，让难民分散居住。“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同前）暂时开放国有山林和国有湖泊，让难民进去砍伐和捕捞，渡过无衣无食的难关。“死者为大冢葬之，目曰丛冢。”将无人掩埋的尸体搜集起来，集中掩埋，减少传染源。《宋史·富弼传》对此有高度评价：“自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富弼的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救灾抗疫的指南。范仲淹有一个小表弟，名叫滕元发，此人在山东郓城当官，听说安徽和河南闹瘟疫，预感到将有大量逃疫者来到他的辖地避难。他的做法与富弼相近：“先度城外废营地，召谕富室，使出力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间，并灶器用皆具，民至如归。”（《宋史·滕元发传》）先在郓城郊区征用一批废弃的军营，然后让当地富人捐款建房，一晚上就在废弃营地上建起两千多间简易窝棚，窝棚里还砌了灶台，备了家具。逃疫者来到郓城，不必进城，在这些窝棚里就地安置，分散隔离，就像回到自己家一样。三一位知县的担当滕元发与苏东坡是至交好友，苏东坡去杭州当官，正赶上杭州闹瘟疫，苏东坡是如何应对的呢？《宋史·苏轼传》是这么写的：“多作饘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准备大量的米粥和中药，派差役陪着医生去各个社区送饭送药。“复发橐中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待之。”（同前）又自掏腰包，捐出黄金五十两，建造隔离点，名为“病坊”，让症状明显的感染者去病坊居住，官方供应饮食。我们知道，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家曾巩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文章写得好，在抗疫方面也积极果断，条理分明。查《宋史·曾巩传》：“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亭、传，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来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书其全失、多寡为殿最。”江西暴发瘟疫，曾巩命令各县、各乡、各村和官道上各个国营招待所，统统置办药物，供病人取用。他还把衙门里的房子腾出来，让无人照顾的病人居住，由官府提供饮食和被褥，并派医生诊治。这些医生可以得到奖励，谁治愈的病人多，谁得到的奖励就多。苏东坡的父亲是苏洵，苏洵年轻时为了做官，曾经向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田况上书，而田况有一个侄子，名叫田昼，曾经在河南淮阳担任知县。淮阳暴发瘟疫，人人纷纷逃难，连田昼的副手都跑了。但是田昼坚守岗位，“日挟医问病者药之，遇疾卒，淮阳人祀以为土神。”（《宋史·田昼传》）每天都带着医生去给感染者治疗，结果连他也染上瘟疫，不幸殉职。淮阳人感激他，爱戴他，瘟疫过后，给他建了一座祠堂，把他当成土地神来供养。用现在的话讲，田昼这位亲民官，属于最美的逆行者。四有人味儿的好皇帝臣子如此尽心抗疫，宋朝皇帝表现又如何呢？《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仁宗在位时，京城开封暴发瘟疫，仁宗让太医研制药物，太医说需要犀牛角，仁宗就让太医从宫廷仓库里拿。一个太监说：“这里面有一只通天犀，陛下还是把它留着吧。”仁宗说：“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亲手把那只通天犀捣碎，让太医做成了药物。放在古代中国，这样的皇帝实在算得上一个有人味儿的好皇帝。犀牛角对瘟疫有疗效吗？未必。宋仁宗还颁布过一部《庆历善救方》，里面收录了许多据说可以抗疫的奇方，那些方子真的有效吗？也未必。坦白讲，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古埃及，都曾经发展出自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但是当瘟疫降临，没有任何一个古代文明有能力通过医药来治愈多数患者。在漫长的人类进化史上，真正能与瘟疫抗衡并且使人延续至今的法宝，不是掺杂了玄想和巫术的传统医学，而是每一种动物族群都具备的自体免疫力。甭说古代，就算到了今天，现代医学突飞猛进，但我们在随时都会变异的病菌和病毒面前，仍然感到有心无力。迄今为止，全世界对付瘟疫的可靠方法，仍然是尽可能将感染者与没有被感染的民众隔离开，断开传播链条，再用现代医学手段帮助感染者自愈。五太原知府好心办坏事回过头来继续说宋朝。由于治疗手段的落后，由于卫生观念的愚昧，由于古代官府动员能力的不足，由于没有现代通讯技术和监测技术的配合，宋朝皇帝再仁德，宋朝官员再尽心，也不可能治愈大部分感染者，他们甚至无法开展一场全面的隔离工作。所以，每一场瘟疫都伴随着巨大的死亡规模，官方最后要做的环节，往往是收尸。北宋前期，京城开封设有“福田院”，既收养孤寡和弃婴，也埋葬无主的尸体。北宋末年，蔡京执政，增设“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居养院收养孤寡，安济坊收治病人，漏泽园掩埋尸体。这些机构被宋徽宗推广到全国，强迫各州各县都要兴办，但是当时的国力绝对无法支撑举国一体的官办慈善，再加上官员权力缺乏制衡，基层官吏上下其手，各地的居养院和安济坊往往徒具形式，唯独漏泽园开支较小，还能正常运转。漏泽园收埋尸体，搞的是土葬，民间收埋则流行火葬。南宋志怪小说集《夷坚志》有云：“江吴之俗，指伤寒为疫疬，病死气才绝，不敢时刻留，……至秋，将火葬。”江南地气潮湿，气候温暖，病菌很容易传播，造成大面积瘟疫，谁家有人病死，不招魂，不换衣，不小敛，不做铭旌和魂帛，直接盖棺，钉死，抬到外面，秋后火葬。《宋文鉴》也记载：“或以恶疾而死，俗云有种，虑染其后者而焚之。”如果某人死于瘟疫，他的亲属就会说他身上藏着“病种”，必须火葬，否则病种会逃出，让亲属得病。咱们现代人都有这个常识：火葬之时，大部分病毒、病菌和寄生虫都会随着死者的躯体化为灰烬，确实有助于卫生，确实有助于抗疫。可惜的是，一些迂腐不化的宋朝士大夫可不懂这个常识，以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为例，他当太原知府时，“其境土狭民众，惜地不葬，纯仁遣僚属收无主烬骨，别男女异穴，葬者三千余。”（《宋史·范纯仁传》）太原人多地少，老百姓珍惜土地，不愿土葬，只搞火葬。范存仁作为正宗儒家门徒，从意识形态上认为火葬不好，烧毁父母身体，简直十恶不赦。所以他派下属到民间访查，凡是火葬的，把骨灰搜集起来，官府出资，埋入墓地。他在太原干了一任知府，埋葬了三千多个死者的骨灰。上述故事见于《宋史》，修撰《宋史》的人是将范存仁当做好官来歌颂的。站在经济和卫生的角度看，范存仁为了维护土葬的旧习，不但害得太原又损失一大片耕地，而且还会让瘟疫传播得更快。像他这种官员，就属于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本版统筹/梁力本版制图/黄洁玲

李开周

2020-02-22
别郑州葬郏县大苏小苏夜雨对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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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盛夏文李康洪波摄影苏轼河南多处留情：飞鸿雪泥、西园雅集、吾家山苏轼在河南多地，留有遗迹，赋就诗篇。公元1056年农历四月，苏轼苏辙兄弟俩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出川入京应试。行至陕县北崤道二陵，马累死，三人骑驴到渑池，百里谷间，泥泞不堪，行进艰难。此地后称“二苏进京赶考骑驴道”，这是“三苏”首进中原。若干年后，苏轼回忆此事，寄了一首诗给弟弟，这便是《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前四句一气贯穿，自由舒卷，次联“飞鸿雪泥”比喻巧妙，透露出亦庄亦禅的人生哲学。后四句于怀旧中展望未来，意境阔远。全诗圆转流走，涌动着散文气脉，是大苏诗歌名作之一。1061年十一月，苏轼离京赴任凤翔。苏辙辞商州军事推官，留京侍父，兄弟二人平生第一次离别。小苏送行，一直送到离开封一百四十里的郑州。郑州西门外，兄弟难舍难分。当年的郑州西门，如今是郑州二七广场一带。苏轼望着弟弟雪地瘦马独返开封，头在低陷的古道上隐现起伏。苏东坡因此写作《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凄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1069年二月，苏轼回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判馆告院，后权开封府推官。他处理政务“决断精明、声闻亦远”。神宗皇帝大办元宵节，下旨减价购浙灯四千盏。苏轼上书道，陛下为供后宫玩乐，夺百姓饭碗，失圣上爱民宗旨，望收回成命。建议一切从俭。神宗采纳了苏轼建议。到了北宋元祐年间，东坡文坛盟主地位确立，驸马王诜、大苏小苏、黄庭坚、米芾、李公麟、晁补之等十六人在王诜府第西园雅集，李公麟作画，米芾为记，史称“西园雅集”。此次雅集，和“兰亭雅集”并称，均为文坛盛事。李公麟即席作画，名《李公麟西园雅集卷》，潇洒、隽逸，成为经典之作。历代名家纷纷摹绘，“西园雅集”，成为古代人物画家的常见画题。1071年七月，大苏去杭州做官，小苏贬做陈州（今淮阳县）教授。大苏常去弟弟家小住，最长的一次住过七十余天。这样的朝夕相处，之后令大苏渴想终生。大苏爱淮阳龙湖，在《次韵子由柳湖感物》中写道：“惟有柳湖万株柳，清阴与子供朝昏。”小苏身材高大而住宅小破，大苏写诗调侃：“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调侃中满蕴深情。哥哥要走，弟弟一送送到二百里外颍州。大苏写下一篇长长的《颍州初别子由》：“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始我来宛丘，牵衣舞儿童。便知有此恨，留我过秋风。秋风亦已过，别恨终无穷……”兄弟俩淮阳共度中秋，龙湖升起明月，令大苏念念不忘。数年后，大苏写出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1080年冬日，苏东坡来到信阳光山净居寺，留下了《游净居寺诗并序》。诗云：“十载游名山，自制山中衣。愿言毕婚嫁，携手老翠微。不悟俗缘在，夫身蹈危机。刑名非夙学，陷阱损积威。遂恐生死隔，永与云山违。今日复何日，芒鞋自轻飞……愿从二圣往，一洗千劫非。徘徊竹溪月，空翠摇烟霏。钟声自送客，出谷犹依依。回首吾家山，岁晚将焉归？”净居寺建于大苏山小苏山之间，当地老百姓又多姓“苏”，地理上的“三苏”，暗合了文学史上的“三苏”。苏东坡油然生亲近心，认此地为“吾家山”。回到“吾家山”，他倾诉自我经历及感慨。离开“吾家山”，他纠结沉郁的心境放松了。自光山抵黄州后，苏轼心境更豁达敞亮，创作进入巅峰。这一切，都由“吾家山”及“净居寺”滋养。学者曹辛华称“净居寺是苏轼的灵魂家园”，不过分。谒墓东坡苏园听雨澄澈清凉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常州。苏东坡迅速衰弱，呼吸觉气短。根据风俗，家人在他鼻尖上放块棉花，好看呼吸。全家人都聚在屋里。维琳方丈离他很近，对他耳朵讲：“现在，要想来生。”他轻声道：“西天也许有，空想前往，又有何用？”好友钱世雄对苏东坡说：“你最好还要做如是想。”苏东坡最后的话是：“勉强想就错了。”儿子苏迈走上去请示遗教，苏东坡一言不发，去了。终年六十六岁。半月前，他曾给维琳方丈写信：“岭南万里不能死，而归宿田野，遂有不起之忧，岂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细故尔，无只道者。”逝前十日的七月十八日，苏轼将三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儿子道，子由（苏辙）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苏轼甘愿选择的葬地，就是河南的郏县。2017年4月25日下午，春雨，我们抵达郏县三苏园。三苏坟，简朴。三座坟冢由东北向西南一字排开，东北第一墓为苏轼墓，中间为苏洵衣冠冢，西南为苏辙墓。森森柏树环抱三座坟冢，树干均向西南方倾斜。郏县人传说是三苏品德感动草木，草木皆随其心意所向，遥望家乡四川眉山县，因此称其“思乡柏”。此刻，春雨沙沙沙，滴落柏树针叶上，只有极细微声响。苏园听雨，曾是古代郏县十景之一。相传是因陵园内古柏成林，每当夜深人静、山风来袭，柏树林中会发出一种下雨之声。清代郏县县令张笃行拜谒三苏坟，夜深人静时忽听雨声大作，开门看时但见月明如昼，遂填词留念：“风声瑟瑟，雨声哗哗，风大不鼓衣，雨大而不湿襟。”此刻我们“苏园听雨”，内心一片澄澈清凉。苏园盘桓近三个小时，入园时，春雨霏霏。出园时，雨，竟停了。这场雨，好似为了谒墓东坡，特意下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为何葬郏？“夜雨对床”是大苏小苏终生夙愿三苏园区，是大园子里套着三苏墓园，入门处一直往北走到底，才是三苏墓园。入门处，是新建纪念馆，建筑有分寸，无过分夸饰，馆内资料翔实。自纪念馆向北是大广场，立着今人所塑东坡中年布衣像，正气凛然过了头。像周边，是大片如烟如雾蓝色小花，花太“西方”，味道不对。过布衣像再向北，是神道，有几棵老松老柏，满系祈福红绳。神道两侧有神兽,还有羊、马等，被摩挲得滑溜溜，有家常况味。神道尽头是园中园三苏墓园。入得墓园门，迎面是简朴牌坊，上写联语：“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这是大苏在开封蹲103天冤狱时写给小苏的。牌坊后，是三间小享堂，朴素的黑漆柱挑出门廊。入室内，因为雨天，光线极微，隐约见四壁嵌有多块石碑。过享堂再往西行，才是我们上文所述三苏墓所在地了。环视三苏墓园，基本是明清原貌，清净简朴，岁月的沉淀，给它增加了一份沧桑沉静的美感。疑问涌上我心头：依苏东坡身前身后名，这墓园还是过分简朴了，这是为什么呢？1100年，宋徽宗登基，新皇太后摄政。谪居海南雷州的大苏，遇赦，他接到可以自由定居的命令，起程北上。小苏苦劝他，去许昌和自己比邻而居。但大苏慑于政治风云莫测，选择常州，并于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最终客逝于此。大苏一生漂泊，足迹几达半个中国。常州与宜兴，他都很喜欢。常州他还购置了田产。他逝后，即便不回四川眉山，也可葬于常州或宜兴。为何会葬在偏僻的河南郏县？根本原因，是兄弟情义高于一切。小苏无论把葬地选在哪，苏东坡都会前往相随。“夜雨对床”是两人终生夙愿。在郏县，小苏选了两块地，一块是自家原有，一处是需要花十缗钱再买，自家原有的那块，原本是给苏辙之子苏远妻黄氏安排的葬地。苏东坡给弟弟表示：“葬地，弟请一面果决。八郎妇（苏远妻）能用，吾无不可用也。更破十缗买地，何如留作丧事，千万莫循俗也。”这是苏东坡五月份（1101年）给弟弟写的信，他同年七月病逝，第二年，就归葬郏县自家田地里。“事实上，兄弟二人，为省下十缗钱反复掂量。可想见当年苏轼的丧事多么凄凉，低沉和无奈。那是在没有官府任何赞助情况下，纯属私家的丧事活动。”郏县文史工作者乔建功著文道。问题来了，大苏丧事，为何这般凄凉？政治风云波谲云诡，苏东坡逝后还未下葬，就被追贬官职，一撸到底。弟弟也降职。在之后元祐党碑上，兄弟两人两度榜上有名，苏东坡两次被列为待制以上官员的首恶，对他们的学术著作诏令“毁书绝版”，可以说是“剥夺一切政治权利”。这种背景下，葬事仓促暗淡，可想而知了。大苏在人生最低谷，选择了郏县。但郏县人视“三苏坟”如宝，历代精心呵护。在这座简朴的墓园里，大苏小苏终于实现了“夜雨对床”的终生梦想了。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从宋代至今天，从中国到国外，苏东坡魅力恒在。2000年，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评出12人为“千年英雄人物”，苏东坡是其中之一。美国旧金山教堂里，《明月几时有》是合唱团固定曲目。日本东京汤岛圣堂（孔庙）每月第三个星期，都有一次苏东坡讲堂。日本荣丰斋书法教室里，学生临摹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至于中国人对他的感情，林语堂曾说：“每个中国人一谈到苏东坡，都会不自觉地露出一抹微笑。”林语堂和苏东坡，是隔代知己，两人有相似的心灵质地。他用英文写的《苏东坡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长篇传记开标立范之作”。林语堂在书中道：“苏东坡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百姓的朋友，是大文豪，是大书法家，是创新的画家，是造酒试验家，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者，是瑜伽修行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酒仙，是厚道的法官，是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是月下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但是这些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貌……”“他宏大、复杂而又精妙、细致，像迷宫，像曲径交叉的花园。”作家祝勇曾抱怨道，“苏东坡让我迷失，语无伦次。”当西方文化隐在中世纪的幽暗里，中国在宋代迎来自己的“文艺复兴”。这个时代，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舒展，所有艺术种类的变化都在苏东坡身上汇拢交织。总而言之，大苏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做菜煮肉喝酒泡妞耍帅，样样精通。数千字篇幅想写透大苏，是妄想。我个人更感兴趣的，是他的个性。王尔德曾言，我没有敌人，我所有的朋友都恨我。从这个层面而言，苏东坡段位不知高他多少。苏东坡曾对弟弟道：“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看一个人的气度，可看他和所谓“敌人”的相处。他和王安石，是所谓“政敌”。但中年后两人金陵相会，唱和诗词，艺术弥合了两人间的鸿沟。离别时，王安石感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他光风霁月，恨事不恨人，骂人不妒人。做人豁达到这份儿上，以至于极致贬谪经历，只有他能承受。他一生多次被贬，最糟糕的一次，是他晚年被贬到海南。在海南，断了粮，只能以各种野菜充饥，他兴致勃勃地研究“菜汤料理”。在海南，居无室病无药，他“段子手”本色毕露，说，京师国医手中，死人甚多。此地没医生，好幸运呀好幸运。最终他在六十岁遇上大赦，从海南回到中原。除了他，也没谁了。唐宋，李贺、贾岛、杜甫、白居易、陆游等，一个比一个骨感，瘦诗人一抓一把。宋代陈与义说：“夕英岂不腴，骚人自难肥。”老是百爪挠心、脏腑焦灼的，很难胖起来。胖诗人少，伟大的胖诗人更少。苏轼的胖，因稀少显得珍贵。苏东坡有一首《宝山昼睡》诗：“七尺颀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他说自己身高七尺腰围十围，虽是夸大，却也夫子自道出自己是个高大的胖子。诗的后两句更借自己的大肚皮来说事儿，表达自己的心胸。苏轼胖，有部分原因是家族体质遗传，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个性造就。被贬时不说了，生死关头，他依然。回到1079年的开封御史台监狱里，有一天晚上，大苏的小牢房里来了个人，往地上扔个枕头就躺下了。当夜，大苏呼呼大睡。第二天一早，陌生人走了。原来他是皇帝派来察看苏东坡的。皇帝感叹，命悬一线，还能坦然入眠，苏东坡，没毛病。这样的苏东坡，“心平而气和，故虽老而体胖”。我们只能感叹，苏东坡，你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好看的胖子。

2017-08-17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在新的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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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6月8日，习近平在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省长黄强陪同下，先后来到眉山、宜宾等地，深入农村、文物保护单位、学校、企业等进行调研。6月1日，四川雅安发生6.1级地震，习近平当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四川省委和省政府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安抚遇难者家属，及时救治受伤群众，安排好受灾群众生活，注意防范次生灾害，抓好灾后重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有关部门立即启动国家地震三级应急响应，四川省委和省政府迅速组织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抢通生命通道，全力以赴做好伤员救治工作，及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目前灾区群众绝大多数已返回家园，四川终止了省级地震三级应急响应，转入恢复重建阶段。考察期间，习近平十分牵挂受伤人员的救治和灾区人民生产生活，详细了解抗震救灾进展情况，叮嘱四川省委和省政府继续做好伤员救治，加强受灾群众心理疏导，做好遇难者善后处理及其家属安抚工作，稳妥安置受灾群众，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要做好恢复重建规划，抓紧实施，帮助受灾群众尽早恢复正常生产生活。8日上午，习近平来到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考察调研。永丰村依托水稻产业和技术优势，建成了全省规模最大的水稻新品种新技术中试基地。在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习近平听取村整体情况介绍，对他们坚持粮食种植助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做法表示肯定。习近平强调，成都平原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要严守耕地红线，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把粮食生产抓紧抓牢，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习近平走进试验田，察看水稻长势。农技人员向总书记介绍水稻试验育种和种植推广情况。习近平指出，水稻良种育种周期长，需要反复试验筛选，我国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付出了艰辛努力，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老百姓丰衣足食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推进农业现代化，既要靠农业专家，也要靠广大农民。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积极发展绿色农业、生态农业、高效农业。我们有信心、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习近平十分关心推进乡村振兴情况。他步行察看永丰村污水处理池和村容村貌，考察村卫生站，详细了解该村改善人居环境、做好农村疫情防控等情况。习近平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要加强乡村卫生体系建设，保障好广大农民群众基本医疗。要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好，团结带领乡亲们脱贫之后接续推进乡村振兴。离开村子时，总书记同村民们亲切道别。习近平对乡亲们说，中国共产党执政，就是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步步向前推进，全心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办好，让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在眉山市中心城区，坐落着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三苏祠。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8日下午，习近平来到宜宾市考察。长江、金沙江、岷江在宜宾市主城区交汇，形成了三江汇流的壮阔景象。宜宾依水而建，有“万里长江第一城”的美誉，经过多年持续整治，三江六岸的岸线更美了，变成了人民群众喜爱的亲水岸线公园。习近平来到三江口，眺望三江交汇处，听取当地推进长江流域生态修复保护、实施长江水域禁捕退捕等情况介绍。习近平指出，保护好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是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前提，也是守护好中华文明摇篮的必然要求。四川地处长江上游，要增强大局意识，牢固树立上游意识，坚定不移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方针，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守护好这一江清水。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创历史新高。习近平十分关心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来到宜宾学院考察调研，察看毕业生创新创业代表作品展示，了解学校开展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工作。学校招聘大厅内，正在举行企业招聘宣讲会，习近平向教师、学生、企业负责人了解企业招工的需求和毕业生签约率等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当前正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阶段，要进一步挖掘岗位资源，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学校、企业和有关部门要抓好学生就业签约落实工作，尤其要把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有残疾的、较长时间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帮扶对象。习近平对同学们说，幸福生活是靠劳动创造的，大家要保持平实之心，客观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热爱劳动，脚踏实地，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他勉励同学们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随后，习近平考察了极米光电有限公司。他走进公司展厅和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加强自主创新、产品研发销售、带动就业和当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出台纾困帮扶政策等情况。习近平强调，推进科技创新，要在各领域积极培育高精尖特企业，打造更多“隐形冠军”，形成科技创新体集群。在车间外广场上，习近平同企业员工们亲切交流。习近平强调，我国是制造大国，要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向制造强国转变。中国要强大，各领域各方面都要强起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会面临许多激流险滩，要勇于迎接各种风险挑战。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切成就都要通过我们共同拼搏来取得。大家都是“80后”、“90后”，正当其时，要有事业心、责任感，努力奋斗，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时，大家一定会为“强国圆梦、功成有我”而感到自豪。考察途中，习近平指出，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要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决克服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做好就业、社会保障、贫困群众帮扶等方面的工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保持人心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坚持就是胜利，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坚定信心，排除干扰，克服麻痹思想，抓紧抓实疫情防控重点工作，坚决巩固住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习近平强调，近期，我国一些地方发生洪涝地质灾害。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提前做好各种应急准备，全面提高灾害防御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灾害发生后，要迅速组织力量抢险救灾，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在做好抢险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丁薛祥、刘鹤、陈希、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9日上午，习近平在成都亲切接见驻蓉部队大校以上领导干部和建制团主官，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驻蓉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并同大家合影留念。许其亮陪同接见。

2022-06-10
苏轼笔下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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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先生，一生大起大落。先是在他21岁（农历虚岁）的时候，与弟弟苏辙同时考取进士，名扬天下，光耀门庭。那时的他，少年得志，是那样的意气风发。他曾官居高位，又曾经身陷囹圄。无论身在什么处境，其完满的人格、美妙的文章，时而如滔滔大河或飞溅的瀑布，时而如涓涓细流或顽皮的水滴，时而如从崎岖山间无畏地冲下来的清泉，时而如平静的湖面或宽广的大海。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如水”的理念，在他的人生中、文笔里，得到了集中体现。苏轼一生与水有缘，且是一位治水名人。那些在天地间流淌着的自然之水，那些在典籍中荡漾着的精神之水，经他的心灵涵养、孕育后，又从他那神奇的笔端流泻到纸上的文字之“水”，是那样的晶莹剔透，饱含情感，内涵深长，给我许多感动与启示。他在《滟滪堆赋》中写道：“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大意是说，水是最有规律的，江河浩大与大海深邃，都可以让人们去揣度；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千变万化而又具有自然界的规律。这段话，既是对水的赞美，也是苏轼对水流之中包含的道德理念、人格模式的赞赏与追求。他在《泛颖》诗中吟道：“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你看他新到一个地方去就职，十天里就有九天去到河边，在汤汤流水边，他身形矫健，心情灵动，与民同乐，生动地表达出他亲近水流时所感到的惬意和满心欢喜。苏轼在《仁宗皇帝御书颂》中说：“君子如水，随物赋形。”他认为“君子”的进退出入，应该具有一种灵活机动的态度，“古之君子，有绝俗而高，有择地而泰者……其在穷也，能知舍；其在通也，能知用。”这里体现了苏轼一生追求的人格理想，与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有相似之处。苏轼常常借“水”来表达出自己的人格追求，也借水来自我慰藉。苏轼在谪居黄州、惠州、澹州之际，正处在人生挫折、心情痛苦的境地，这三个地方的江河或湖海都使他流连忘返。他从流水的无穷变化，有智有量、随遇而安、外柔内刚的秉性中，获得了极大的慰藉与鼓舞。只要看到水，似乎就看到了人生的希望，找到了淘洗烦恼的工具。苏轼在《东坡易传》中说：“所遇有难易，然而未尝不志于行者，是水之心也……故水之所以至柔而能胜物者，维不以力争而以心通也。不以力争，故柔外；以心通，故刚中。”由此我觉得，苏轼“君子如水”人格的主要内涵，概括起来就是“柔外刚中”。柔外，并非逢迎，柔其外形是为了进退出入灵活变化；刚在其中，是指面对困难要毫无畏惧之心，要有必达之志。东坡先生62岁时，曾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偏僻的海南儋州，但他却在这里办起学堂，让很多人不远千里、追随至此。这种似水的不畏艰险，顺势而为，让人感叹。每个人的人生必有起伏坎坷，当那些时候来临时，我们不妨想想苏东坡笔下的“流水”。苏轼写下了许多如水一般自然流畅、多姿多彩的文章。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这段话，生动地概括了苏轼“万斛泉源”一般充沛的文思、丰富的题材，以及自然流畅、摇曳多姿和浑然天成的文章风格。每每通过阅读，我总能时不时地用他笔下流出来的美妙之“水”，一次次启迪自己的心灵。当捧读苏轼留下的许多诗文，无论是《前赤壁赋》中那“逝者如斯夫，而未尝往也”的“空明”之水，还是《喜雨亭记》里那忧国忧民的雨水；无论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还是《记承天寺夜游》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所呈现出来的月光如水的空灵美妙的境界……在这些不同体裁、不同长短的传世名作的字里行间，处处有润人心目的水光晶莹，浸满了“上善若水”一般灵动而美好的魂魄。

2022-05-11
苏轼的阅读与写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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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在66岁的人生中，共创作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各种文章4800篇，极其高产，且名篇佳作举不胜举，并都达到了各个领域的顶尖水平，是继李白、杜甫之后成就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文学家。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天下文宗”，不能不说是得益于他的阅读与写作之道。苏轼勤于读书、善于读书。苏轼天分虽高，却极其勤奋，从小便每天挑灯夜读，倦极才睡，这样的习惯坚持了一生。他曾道：“旧书不厌百回读”“著书不复窥园葵”。苏轼幼时家中极富，曾写诗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他不仅翻来覆去地熟读，还反反复复地抄写。每读一部经典，他都从头抄到尾。苏轼青年时，张方平问苏洵他儿子在看什么书，苏洵答，苏轼正重读《汉书》。张方平也是个天分极高的文学家，素有过目不忘之能，不以为然地说，书哪用得着看两遍？苏洵回到家，告诉了苏轼这件事。苏轼笑道：“老先生大概不知道还有看三遍《汉书》的人。”苏轼名满天下之后，依然勤奋如昔，抄书不止。被贬到黄州时，有一天，州学教授朱载上拜访苏轼，家僮通报后迟迟不见主人出来，半晌才见苏轼匆匆从内室出来，道歉说是因为做每日之功课耽误了。朱载上好奇地问何为每日之功课，苏轼回答说：“抄《汉书》。”朱载上吃了一惊，说道：“凭先生的天赋，开卷一览定能终身不忘，怎么还要用手抄这种费力的办法呢？”苏轼说：“并非如此。我读《汉书》，到今天为止已经手抄了三遍。最初是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第二次两个字为题，现在则只用一个字。”朱载上肃然离席，请求说：“不知先生所抄的书稿，能否让我见识见识？”苏轼命人从内室取来一册，朱载上翻看，不解其意。苏轼说：“足下试举题中一字。”朱载上于是随便找出一个字，苏轼应声背诵数百字，无一字差错。朱载上又任意挑了几个字，都是如此。朱载上惊叹不已，叹服说：“先生真谪仙才也！”后来朱载上回去之后，告诉儿子朱新仲这件事，并感叹道：“东坡先生尚且如此勤奋，你我不过中等才智，岂可不勤奋读书耶！”朱新仲后来又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儿子朱辂，以此教育他。苏轼被贬到海南儋州之时，苏辙女婿王庠写信向苏轼请教读书之法，苏轼便回了一封信《又答王庠书》，简洁地回答了他的问题：“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如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他皆彷此。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苏轼认为求学并无捷径，唯有坚持与积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书海茫茫无涯，因此读书必须要有目标，不能兼收尽取。在这里，苏轼提出了“八面受敌”读书法，就是每次读书的时候，只应该集中注意一个问题，将之完整读完，然后再换一个角度，围绕另一个问题，再读一遍。这样读了一遍又一遍，就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入学习。方法虽然看起来有点儿笨，但可以学得极为扎实，学成之后就能全面掌握书中要义，经得住各方面的考验，与那些蜻蜓点水、泛泛而谈的读书人不可同日而语。和勤于读书一样，苏轼也勤于写作，但他从未把写作当作谋取声名的工具，而是视其为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他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他的写作是为了展现自己的真心，而不是迎合世俗或者获取利益，坎坷的境遇、丰富的经历，无不化作了他笔下充满艺术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写作就是他的真正生命，写作治愈了心灵，写作升华了灵魂。文学向来有“诗教”与“性灵”两大传统，但“诗教”向来为主流，道德教化被认为是文学创作应有之责，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但苏轼却发挥了文学之“性灵”，文学可娱情悦性，涤荡心灵，治愈灵魂，万事万物，只要感动人心，便可进入笔下，也就是“无一事不可入诗”“无一事不可入词”。他的诗歌题材极为广泛，他写天空、海洋、湖泊，也写花草、昆虫、茶酒，几乎没有他不写的。他的文风也多样化，既有汪洋恣肆、自由驰骋之作，也有清丽婉约、空灵超逸之作。诗词文章已经成为苏轼的灵魂载体，读他的文字，可以看到他自己。即使是写小的题材，苏轼也能以小见大，对其赋予大的意境和格局，引申出深刻的道理来。比如《邵伯梵行寺山茶》：“山茶相对阿谁栽？细雨无人我独来。说似与君君不会，烂红如火雪中开。”那浴雪而开、举重若轻的山茶花，不就是君子铮铮傲骨的象征，不就是苏轼本人风骨的写照？苏轼的审美态度为后人提供了富有启迪意义的审美范式，以他的审美眼光看来，万物有灵且美，皆可成为写作的对象。而他也善于发现美，并将其写入诗文。苏轼创作力极其旺盛，仿佛时刻都有灵感，信手就能成文。他在《自评文》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意思是说，我的文章犹如有一万斛水的泉源一样，随处都会涌出来，如同在平地上汩汩滔滔的流水，一天流一千里也不难。等到它遇到山石之物，能随之高低宛转，随着物体的形状而变化。能遇到什么，事前不能知道。所知道的，常常是文思该继续的时候就继续，该停止的时候就停止。这段文论中，苏轼表明了自己一贯强调的“自然”追求，这一追求主要是继承自父亲苏洵。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看法：“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自然”之外，苏轼还提倡“平淡”。苏轼在《与二郎侄》的信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苏轼青年时仰慕李白、韩愈，喜作议论、文风纵横，虽令欧阳修推崇，却为王安石所不喜。但苏轼中年之后，则极力推崇陶渊明与柳宗元淡泊、简古的文风，认为其平淡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和至美的意境：“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在他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将陶渊明推为诗人中最杰出者，因此他独好陶诗：“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不过苏轼并不赞成年轻人学写作一开始就走这种风格，应该什么年龄就写什么风格的文字，因此他在指导侄子作文时建议可先取他少年时的策论学习：“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这种“平淡”并非表面的平淡，而是在有过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具备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的技艺后的“平淡”，如同冰封之海面，看似平静，然而冰面之下，有汪洋肆意的暗流涌动，是文学创作的至高境界。（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文学院教师）

张觅

2023-06-28
成竹在胸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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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吴军北宋大文豪苏东坡除了在文学、书法上有超凡脱俗的造诣之外，他还喜欢并擅长绘画。苏东坡在绘画上继承前人的长处，又创新出了写意的墨竹和士人画，这与当时李思训等画家细描金边、添红上绿的画法形成了鲜明对比。苏东坡喜欢竹子。他栽竹、赏竹，提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生活主张。他也喜欢画竹，以黑色墨汁的浓淡来描绘竹子，形神兼备、别具一格。关于画竹，苏东坡说：“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乎竹间，偃息乎竹阴。”意思是要想画好竹子，必须要经常和竹子在一起，仔细观察，才能使竹子的特点了然于心，才能“成竹于胸中”，画出栩栩如生的竹子。苏东坡画的竹子苍劲、生动，给人俊朗之感。他尤其擅长画以月色为背景的竹子——月光下，那隐隐约约的竹叶，或洋溢着一片静谧，或在风雨中飘摇，或微微地摇曳，神韵无穷，令人遐想无限。文人状物，总关乎情。苏东坡由人生际遇而引发的感叹和对生活的思考，也折射在他画的竹子上。苏东坡自出仕到病逝常州，其间曾三次分别被贬黄州、惠州、儋州。他在诗中写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次被贬的人生际遇，使苏东坡从踌躇满志欲报效朝廷，到豁达超然而物我两忘，这种思想的变化导致了苏东坡在创作上的变化。他画的竹便从“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远大抱负，变成了“疏疏帘外竹，浏浏竹间雨。窗扉静无尘，几砚寒生雾”的安闲，以及“累尽吾何言，风来竹自啸”的恬淡和“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的超然，真的是“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但是，不论处境、心态如何变化，始终不变的，是他对竹子的那份钟爱。说起苏东坡画竹，必须说一说苏东坡的忘年交文同。文同，字与可，是当时有名的画家，善于画竹。文与可和苏东坡因爱竹而结为好友。苏东坡拜文与可为师，学习画竹，两人感情甚笃。元丰二年（1079年）正月，文与可去湖州任职，病死在路上。当年七月七日，苏轼在湖州晒书画，看到文与可为他画的“筼筜谷偃竹”，失声痛哭，悲痛之中，写下了《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以纪念友人。尽管文与可没有到湖州任上，后人依然把他称作“文湖州”，他也被尊为“湖州竹派”开创者，影响后世近千年。受文与可的影响，苏东坡画的墨竹并不以形见长，而是以不俗之气来打动别人。苏东坡曾说：“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对此，黄庭坚评论说：“东坡画竹多成林棘，是其所短，无一点俗气，是其所长。”可谓有见地之评价。还有一件关于苏东坡画竹的趣事。苏东坡在杭州做刺史的时候，一天，他审一个案子，原告诉被告借钱不还，被告辩称借的钱在立夏前购买了一批扇子来卖，没想到过了端午节天气还很凉，没人来买扇子，这几天又是阴雨天，扇子放在箱里都霉坏了，实在没有银子还钱。苏东坡皱皱眉头，命被告回家去拿来二十把白折扇。苏东坡将折扇一把一把打开，摊在桌上，提笔在那些扇子上画上竹子。画好后，苏东坡让被告把画好的扇子拿到门口喊：“苏轼画的画，一两银子买一把”，说只要这样喊，扇子马上就能卖掉，如此可以卖二十两银子，十两拿来还债，另外十两拿去另作其他生意。果然，二十把折扇立刻就卖完了。看来，苏东坡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画家。苏东坡画的竹子中，还有红色的，称为“朱竹”。据说有一天，苏东坡画兴勃发，很想画竹子，但身边没有墨，于是随手拿朱砂当墨，就画出朱竹来。后来人家问他，世间只有绿竹，哪来的朱竹？苏东坡回答：“世间原本无墨竹，有人用墨画了墨竹，才有了墨竹，既然可以用墨画竹子，怎不可以用朱砂来画朱竹？”这体现了苏东坡不重形似的绘画主张，这种绘画主张形成了后来文人“逸笔草草，聊以自娱，非求人赏”的艺术理论。正如林语堂的评价：苏东坡的画很有特色，与米芾等北宋画家共同确立的画法弥漫着简洁、明快的写意神韵。苏东坡喜欢和朋友一起吟诗、绘画，而且，他喜欢和朋友共同创作完成同一幅画。苏东坡曾经和李公麟、黄庭坚、苏辙共同创作过一幅画，苏东坡画山石，李公麟画松柏，黄庭坚和苏辙题诗作序。有一次，苏东坡参加在王诜的驸马府里的西园的一次诗画聚会，史书上称之为“西园会”。当时，有十六位名士参加了这次聚会，除了苏东坡之外，还有王诜、米芾、李龙眠、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等。大家先是畅谈诗画的创作技艺，探讨创作方法，然后开始自由发挥，分工合作，充满了热烈而友好的欢笑声。李龙眠用画笔描绘了当时的盛况，将参加此次创作聚会的十六个人都画了下来，由米芾作细描，苏东坡等人作序、署名、题诗等。这幅珍贵的画至今保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苏东坡喜欢参禅研佛，他还把受佛理启发而来的心得转化到他的艺术创作上。可以说，佛教对苏东坡的书画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东坡不仅善画竹子，还善于画佛教人物，清朝有《东坡画应身弥勒赞》：“相传始作以寄少游（秦观），卿上人得于少游之家。”意思是说苏东坡画过弥勒佛像给秦少游（秦观）。苏东坡借用佛教思想来丰富与诠释书画，这是书画艺术审美自觉的需要。同时，他的书画还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苏东坡的书画虽然很值钱，但他从不以此赚钱。不过，有人求他写字画画的时候，他只要高兴，就当场挥毫，慷慨相赠。据公开资料介绍，苏东坡传世画作仅存两幅，一幅是《枯木怪石图》，已于抗战时期流入日本，另一幅就是《潇湘竹石图》，历经几番波折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在《枯木怪石图》上，画了一块大石头，压着一棵干枯的弯树，树根旁长了一丛小草，石头缝里长了几丛嫩竹。这幅画上有和苏东坡同时代的刘良佐、米芾的题字，从题字中知道是苏东坡所画。关于这幅画，黄庭坚、米芾说苏东坡胸中有盘郁之气，也就是不平之气，所以就故意把枯木画得非常怪，是借此发泄怒气的。从苏东坡的人生沉浮来看，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潇湘竹石图》采用长卷式构图，整幅画作以潇湘二水的交汇点为中心，远山烟水，风雨瘦竹，近水与云水、蹲石与远山、筱竹与烟树产生强烈对比，让人在窄窄画幅内如阅千里江山。《潇湘竹石图》卷末端题有“轼为莘老作”五字款识。明代庐陵人吴勤考证，画作为苏轼在黄州时赠予孙莘老的墨宝，落款中的“莘老”，即孙觉，东坡同年进士。孙觉与苏东坡在政治上观点相同，思想也非常接近，后来与苏东坡一起横遭政治迫害。苏东坡认为，诗与画是相通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作为“文人画”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他对中国宋朝以后的绘画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不可抹杀的功绩。

2022-05-12
地市州旅游局局长现场导游邀你畅游四川大美金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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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旅游盛会必须参加”，“我们将呈现最美的四川金秋”“国庆黄金周即可来畅游美景”，“这将是一个城市的旅游狂欢”，……昨日，宜宾、内江、南充、达州、绵阳、眉山等四川各地市州旅游局纷纷表示，将率队参加由成都商报联合四川省旅游局主办，四川省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和成都市旅游协会旅行社分会协办的2012秋季天府国际旅游节。据悉，各地除将踊跃参与旅游节期间的大型街头旅游展、图片摄影展、旅游看片会、现场民俗表演、现场旅游团购、现场抽奖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外，各地旅游局长还将纷纷亮相成都宽窄巷子东广场街头展现场，和市民面对面，现场当导游邀大家畅游四川。南充激情动感人文休闲精彩一箩筐南充旅游景点众多，其中不少已为大家所熟悉。不过，这个国庆，南充还有一系列节目让你大饱眼福；而花卉展游赏、摄影比赛、真人CS游戏、急速60秒—挑战凌云飞翼等互动活动让你充分体验南充之旅的激情和休闲；而祈福、登高等内容则能让你心灵平静，彻底放松。针对这个中秋国庆超长假期，阆中古城、凌云山风景区、张飞庙等景点都已经做好准备，送上祈福游、山水生态游、都市休闲游、红色寻迹游、乡情体验游、猎奇探险游等多条主题鲜明、风格迥异的短途旅游线路。达州游万源八台山赏大竹五峰山竹海昨日，达州旅游局已开始“拉客”：国庆到达州，生态宜人，山川秀美。据悉，达州各种自然、人文景观异彩纷呈，宣汉罗家坝巴人文化遗址堪与“三星堆”媲美；渠县汉阙堪称我国古代文化瑰宝；万源八台山、花萼山雄奇壮丽、幽深高远，有“川东峨眉”之美称；宣汉百里峡堪与长江三峡媲美，有“不是三峡胜似三峡”之美誉；大竹五峰山竹海连绵万余亩，相传为“天下竹林之根”。宜宾长江第一城酒香景美陶醉游宜宾，因金沙江、岷江在此汇合，长江至此始称“长江”，故宜宾也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国庆游宜宾，美酒美食美景一样都不能少。多次入选著名电影外景地的绿色海洋———蜀南竹海，在秋季将更显宁静。而兴文石海，将呈现出让人为之惊叹的另一种“海”景。西部大峡谷温泉，让你在山青、峡急、水险的神奇河谷中好好放松身心。而神州琼液五粮液厂区，则会让你浸润在醇厚的酒香中。宜宾美食众多，豆腐干、宜宾燃面、风味腊肉……玩好吃好将是国庆游宜宾缺一不可的安排。绵阳畅游药王谷享中医药养生之旅绵阳旅游局此次隆重推出了药王谷景区。据悉，药王谷是我国首个将中医药养生与旅游相结合的国医健康调理旅游度假区，从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旅游和中药市场的空白。今年中秋国庆8天大假，游客不仅可以畅游景区，还将欣赏到历经半年酝酿后首次推出的大型意境表演晚会—————《药王出巡》，阵容强大，中药历史演绎。国庆中秋期间将每晚演出，只要当天进入景区的游客均可免费欣赏。另外，中秋国庆还将推出药王谷特色中医药养生调理旅游超值套餐。眉山畅游三苏祠登顶老峨山眉山是“千古第一文人”苏东坡的家乡，眉山因苏东坡而闻名天下，苏东坡给了眉山这个名字以丰富的内涵。国庆来到眉山，一定要畅游三苏祠，同时也有充足的时间将仁寿、彭山、洪雅、丹棱、青神的美景美食一网打尽。不仅可以领略三苏文化，可以登顶老峨山收获金秋，采摘野生酸枣、核桃、板栗、猕猴桃等山果，现场炒制山货。还可在澄怀湖乘竹筏、脚踏船出湖观光渔猎、套鸭子，徒步沿峨山仙境小溪搬螃蟹、摸鱼儿、品尝原汁原味的野生美食。资阳到安岳石刻观“东方维纳斯”国庆到资阳享一次文化之旅。资阳人文古迹较为丰富，特别是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宋的安岳石刻，以“古、多、精、美”被誉为“我国古代雕刻又一伟大宝库”，有唐宋时期雕刻的石刻145处10万余尊，3米以上的石刻造像50余尊，经文40多万字。高三米，雕技精湛的紫竹观音尤其值得一看，被誉为“东方的维纳斯”。此外还有资阳半月山大佛、河东大佛，简阳石景山“人头石”、“张飞营”，乐至陈毅故居、报国寺等名胜古迹。简阳三岔湖大小岛屿113个，湖面开阔，值得黄金周大家前往全家休闲娱乐。内江张大千故里游访遍名胜古迹以“大千故里、书画之乡”的美名享誉全国的内江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国庆来到著名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的故乡，不仅仅能领略大千风采，更能访遍名胜古迹。内江拥有旅游景区28处、旅游景点180多处。其中资中重龙山－白云峡、隆昌古宇湖值得一游，资中铁佛镇、罗泉镇更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市内张大千纪念馆、西林寺、圣水寺、三元塔、喻培伦大将军纪念馆、长江森林公园，资中文庙、武庙、清代一条街，隆昌牌坊群、云顶寨，威远三湖－白牛寨等风景区及名胜古迹均驰名省内外。成都商报记者王荣梁乃丹图据各地旅游局

2012-09-05
苏轼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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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刚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苏轼十讲》以10个主题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与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在作品与文献中捭阖出入，并作精妙讲解，是一部披沙拣金的“苏轼新传”。

2019-09-07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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