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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的旷达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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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诗品》中有“著手成春”的说法，作为旅行达人，大诗人苏轼仿佛有“著足成春”的魔法。凡他踏足之处，总有文学的芬芳荡漾：眉州、汴梁、凤翔、黄州、颍州、杭州……一个个地名，在苏轼身后，化成了一座座流芳后世的人文地标。后世文人来到这些地方，往往不免感叹“苏轼题诗在上头”。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自然会想起“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到了荔枝累累的惠州，自然会想起“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到了奇峰迭起的壮美匡庐，自然会想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这位“宝藏诗人”的文化魅力，也像庐山风景一样博大精深，引人入胜。庐山、西湖等地成了游人争相打卡的文化胜地，自然有苏轼的功劳。他更加奇绝之处在于，用扛鼎之笔力进行的个人“创造”，以一己之力将一地化作流传千古的人文地标。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他在黄州赤壁矶头漫步之时，偶然吟诵出一首“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居然就可以在公瑾当年破曹的“武赤壁”之外，创造出一个辉耀史册的“文赤壁”。虽然人生之路颇多坎坷，但苏轼以旷达的人生态度，为后世之人如何面对人生低谷，树立了典范。眉山：一门父子三词客四川眉山是苏轼出生地，今有三苏祠，是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的故居。据说为了培养苏轼兄弟，苏洵颇费了一番苦心。他不是逼迫孩子读书，而是在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故意躲在旁边偷偷看书。当这两个孩子跑来问他在干什么时，他故意把书藏了起来，脸上还做出不愿意让他们知道的表情。苏轼和苏辙很好奇，于是就趁苏洵不在家的时候，悄悄地从书房里把书“偷”出来，津津有味地读个不停。从此他们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后来苏洵又告诉他们“士生于世，治气养心，无恶于身”，培养他们树立高远的志向，指导他们写文章，引导他们读《春秋》《论语》等书。嘉祐二年（1057年），48岁的苏洵带着20岁的苏轼、18岁的苏辙一起从四川出发，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诗人欧阳修，副考官是诗人梅尧臣。他们对苏家父子诗文非常喜欢，尤其对苏轼最为赞赏，欧阳修称赞苏轼“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从此，苏轼走出眉山，逐渐扬名天下。太白山：应似飞鸿踏雪泥苏轼从政之初，在陕西太白山下做凤翔判官。弟弟苏辙写诗为他送行，苏轼回赠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四句诗，后来被概括成了“雪泥鸿爪”这一成语。太白山是秦岭山脉主峰，而秦岭是我国南北方分界线，也是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古人认为太白山是一座神山，还给太白山的山神封了封号。唐朝时叫神应公，宋朝时把山神“级别”降了一级，改封为惠民侯。苏轼到此任职时，遇到一场大旱灾。他动员太守一起到太白山上举行祈雨仪式，他还亲自写了一篇《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也是凑巧，他们举行完仪式在回城的路上时，天上就翻滚起了黑云，苏轼高兴地写了一首《真兴寺阁祷雨》，当夜果真下了一场蒙蒙细雨，略微缓解了一点旱象，但是还不足以解除整个旱灾。苏轼很纳闷儿，问了百姓才知道，山神的“级别”从唐朝的“公”降级为了宋朝的“侯”。苏轼认为朝廷给山神降了“级别”——“使其昔公而侯”，所以得罪了神仙，于是就给朝廷起草了一封《乞封太白山神状》。恰在此时，天上开始突降大雨，而且连降三天！苏轼高兴地把府衙的一个亭子命名为“喜雨亭”，还专门写了篇《喜雨亭记》。后来，朝廷依照苏轼的请求，又给山神恢复了“级别”。这里的“祈雨得雨”，当然只是美丽的传说和附会，但也反映了人们对苏轼的喜爱。陕西凤翔东湖至今仍有喜雨亭，亭中立有一碑，上刻苏轼撰写的《喜雨亭记》。超然台：无所往而不乐超然台在山东密州（治所为今诸城），熙宁八年（1075年）八月，由时任密州太守苏轼带领当地人在一处北魏废弃土台的基础上修葺而成，苏轼在《超然台记》中写道：“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熙宁九年（1076年）的中秋节，苏轼就是在密州度过的。那个夜晚，苏轼在超然台上通宵畅饮，直至天明，随后乘兴写下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抒发对弟弟苏辙的深情思念。《水调歌头》本是词牌，原是可以配乐演唱的，只可惜古乐失传了。上世纪80年代，这首词又由作曲家重新谱曲，众多知名歌手先后演唱，年年在中秋晚会上唱响，几乎成了中国人中秋节的“节歌”。南宋学者胡仔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苏轼在密州只生活了两年时间，又动身前往徐州赴任。他身后的超然台饱经风雨，几经兴废，并于2009年底得以重建。黄州：自笑平生为口忙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到黄州当一个小小的团练副使，生活境况变得非常艰苦。好在顶头上司徐君猷太守很欣赏苏轼的才华。苏轼在给徐写的词中说“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可见其境遇的凄苦。但苏轼在逆境中有“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他在黄州期间写下不少经典之作，最著名的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另外还有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后来，徐太守接到调令，被调往湖南上任了。“每岁之春，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饮酒于竹间亭，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公既去郡，寺僧继连请名……”也就是说，安国寺的僧人为表达对太守的追慕，请苏东坡为他们经常相聚的小亭取个名字，苏轼便题写了“遗爱”二字，后来又写了一篇《遗爱亭记》。20世纪90年代，黄冈建设中将老城区东郊的东湖、西湖、菱角湖连在一起开发，当地人将“遗爱”之名挪于湖名。从此黄州不仅有著名的东坡赤壁，还有了名为遗爱湖的东坡文化园。湖畔有碑林，中间是苏轼的寒食帖：“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苍劲苍凉，笔气纵横，势若奔雷。苏轼自称“老饕”，在《初到黄州》一诗中说“自笑平生为口忙”。确实，他除了诗文独步天下，同时也是知名美食家，有不少美食的发明都与他有关，其中最著名的恐怕要数东坡肉，后来又被演变成东坡肘子。在黄州，苏轼写了一篇《猪肉颂》，详细描述了猪肉的做法：“净洗铛，少着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也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儋州：兹游奇绝冠平生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十七日，已经年过花甲的苏东坡被贬为琼州别驾、昌化军（今儋州）安置。他回望家山，悲凉写道：“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尽管瘴疠横生，虫兽横行，苏轼还是很快就适应了环境，他注《尚书》，制松墨，做姜羹，吃生蚝……称“兹游奇绝冠平生”。另外，他还教当地农人凿井开泉和垦荒耕种，并在载酒堂开始了一番卓有成效的文化苦旅。在儋州，他自建了桄榔庵作为住所，又得乡人之助，建起了一座载酒堂。堂名出自汉扬雄载酒问字的典故。苏东坡在这里除了“携酒会饮于堂”，还设帐授学，敷扬文教，创造了“琼之有士始于儋”的人文奇迹。“载酒堂”后世被改建为东坡书院，历经多次重建和修缮，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载酒堂悬挂的匾额是清人所书，堂中塑有东坡讲学的彩色雕塑，左右有好友黎子云和儿子苏过听学，耳畔仿佛还能听到东坡先生的吟哦之声……1101年，苏轼遇赦北返，途中写下感叹：“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数月后，他病逝于常州，享年64岁。经过近千年历史，苏轼留下的人文地标，依然熠熠生辉。（作者高昌系《中国文化报》专刊中心主任、《中华诗词》杂志主编）

高昌

2023-12-22
湖州的前后“六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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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余方德从唐代开始，文人集会的形式基本形成，更形成了以地域为中心的特点。而在湖州，除了浙西联唱，前后“六客会”也是一次重要的文人雅集。作为湖州地方文化史上不可忽略的事件，前后“六客会”，又与苏轼两次来湖有关。不用说，那已是九百多年前宋代的事了。前“六客会”东道主是李常。李常，字公择，南康建昌（今江西南城县）人。少时读书于庐山白石僧舍，手自抄书，几至两目尽盲。经名医调治复明后，登上进士榜，将自己手抄的九千卷书，藏老家，苏轼为其作《李氏山房藏书记》。宋熙宁初，李常任秘阁校理，不脱学人本色。熙宁七年（1074年）三月知湖州，九年三月移知齐州。后曾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史中丞等职。李常知湖州半年后的九月，苏东坡（当时还称苏轼）任杭州通判三年期满，奉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而调任杭州知州的杨绘仅两个月又奉调京城入翰林。杨绘是四川绵竹人，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两人同乡又同治理杭州，时间虽短，却已难舍难分。两人离杭同舟，张先、陈舜俞相约前去拜访湖州知州李常，四人以舟载酒，一路同舟而来。张先，湖州人并不陌生，他原本就是湖州人，字子野，词坛称其为张三影。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与欧阳修同年同榜进士。皇祐二年（1050年），被誉为北宋词初祖的晏殊知西安，特邀张先做他的通判，诗词唱和、相互影响，名震南北。其后，张先又知渝州、虢州、安陆，因词有名，人称“张安陆”，累官至都官郎中。在京城除晏殊，欧阳修外，他还常与宋祁、王安石、苏轼往来，退隐后在湖州、杭州都有故宅，便往来于湖、杭之间。苏轼称他为师友，在他离世不久，专门撰《祭张子野文》。1995年，中国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的竞价拍得张先的《十咏图》国宝，更让世人大惊：湖州张先不仅是著名词人，而且还是一位画坛高手。他是湖州人的骄傲。陈舜俞，字令举，也是湖州人，宋庆历六年（1046年）进士，又举制科第一，苏轼一直很欣赏他的才学，称“其学术才能兼百人之器”。苏轼《鹊桥仙·七夕》就是为陈舜俞而作，称两人“相逢一醉是前缘”，又有许多和陈舜俞往来之词。但陈舜俞却是“朝中无人”，虽在熙宁间以都官员外郎身份做了山阴县令，因不奉行青苗法被降职为南康军监酒税。陈不奉职，弃官隐居秀州（今浙江嘉兴）白牛村，自号“白牛居士”，后五年而卒。另有一位贬官的湖州人刘述为会见苏轼专门从苏州赶来。刘述字孝叔，乃张先父张维“南园六老会”成员之一刘余庆的侄子，神宗时曾任侍御史，苏轼通判杭州任上曾与其会于虎丘。王安石行新法，刘述攻之，终以此贬知江州。时居提举崇禧观闲职，寄情山水之间。李常见友朋自四方来，欣喜万分，六人就相聚在霅溪西岸湖州馆驿码头旁之碧澜堂，在歌妓试喉、琴弦合奏声中饮酒欢宴，赋诗填词。碧澜堂在子城南一百步，霅溪之西岸，唐大中四年（850年）由刺史杜牧所建。北宋陈尧佑有《湖州碧澜堂》诗：“苕溪清浅霅溪斜，碧玉光寒照万家。谁向月明终夜听，洞庭渔笛隔芦花。”作为来往官员上下码头的休憩之所，碧澜堂又称接官厅。历代文人荟萃，吟诗洒墨，极一时文会之盛。两宋时期，无论是君臣还是文人士大夫之间，他们用以遣兴的手段之一便是作词唱词。李常好酒好客，也适逢生子做三朝（三天），贵客临门，他一边分赠洗儿钱和玉果，一边运用各种方式营造轻松愉快的氛围，从而使客人尽情地享受做客的乐趣，而歌词于酒席歌筵中让歌伎弹唱，承担了娱宾遣兴的重要功能。张先作为年长而又极享文名的词人，在六客中占有前辈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东道主的李常自然首先请张先老先生作词。张先也不推辞，作《定风波》记此次宴集。前有序：霅溪席上，同会者六人：杨元素侍读，刘孝叔吏部，苏子瞻、李公择二学士，陈令举贤良。词曰：西阁名臣奉诏行。南床吏部锦衣荣。中有瀛仙宾与主。相遇。平津选首更神清。溪上玉楼同宴喜。欢醉。对堤杯叶惜秋英。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这就是留传千古的前“六客词”。张先率先创作后，其他人纷纷各自挥毫续之，唱和了大量饯别词。如苏轼作《定风波·送元素》，苏轼与张先各赋《南乡子》词以及苏轼作《减字木兰花（过吴兴，李公择生子，三日会客，作此词戏之）》赠李常，陈舜俞赋《菩萨蛮》，苏轼和《菩萨蛮·席上和陈令举》，李常和其他名人也应同时赋有诸多词作。这六位都是进士，苏轼、李常、杨绘三位都先后任翰林学士，陈舜俞还得制科第一，《宋史》中均有列传的人物在湖州连日欢聚，而且是无政治目的的文人雅集，饮酒畅叙，歌妓弹唱、城内游玩……一次高规格的六人欢聚，连苏轼后来写信给周开祖也说：“寻自杭至吴兴见公择（李常）而元素（杨绘）、子野（张先）、孝叔（刘述）、令举（陈舜俞）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开祖不在坐为恨。”这就是有名的前六客会，地方志、宋人笔记、东坡全集均有记录。前六客会还有个尾声。在湖州三四天相聚还兴犹未尽，李常便调官船，在船上摆上宴席和笔墨纸砚。此时歌妓已由名曲改唱张先、苏轼、杨绘等人的词作，使得一行人情绪更加高昂亢奋，一直泛舟至与湖州毗邻的淞江（今江苏吴江松陵镇）。舍舟上岸，一行人登上淞江的垂虹亭，已是夕阳西下黄昏来临之时。夜置酒畅饮于垂虹亭上，继续饮唱。赏月欢娱，兴致淋漓。第二天，苏东坡依依北上，他与张先、李常、陈舜俞等人惜别，都情深难舍。尤其是桑榆暮年的张先，他深知自己来日无多，生离可能即为死别，在苏轼登舟时，不觉老泪纵横，双手紧抓着苏轼的手不放。刘述随苏轼同舟回苏州。苏轼和杨绘同舟到京口分手，官场险恶，这次欢聚都在升职途中。想不到他俩再见面时，都遭贬，竟相遇在当时是荒芜之地的黄州……苏轼本来计划，利用这次调差机会，绕道济南（苏辙在济南任通判）探望弟弟，看看新生侄子虎儿，兄弟情深，已有三年未见。因为在湖州“六客”相会耽误的时间太多，只好取消兄弟相会的事儿，赶往密州上任了。后“六客会”后六客会在时间和人物上都有争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和有的宋人笔记说，后六客会发生在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赴杭州知州任时有六客之会，而且东道主是张仲谋即张昌言，应该说这两者都有误。先说东道主。东道主是张仲谋不错，但仲谋是字，不是名，他大名张询，并非叫昌言。湖州历代方志记载清晰：张询，字仲谋，浦城（今属福建省）人。元祐六年到八年，为湖州知州事。他是元祐六年二月到任的，七月苏轼来顺理成章。而施氏年谱认为张仲谋即张昌言，误。昌言名问，任给事中，曾相度河北水利，卒于元祐二年，未任过湖州职，也未到过湖州，根本不可能于元祐四年或者元祐六年主持六客会。但最近读一本苏东坡新传中，仍将后“六客会”安于元祐四年，苏轼赴杭州知州任上，还写道“伤心旧地，罪官重来”之句，看来实有辨清后“六客会”时间、人物的必要。经考，后六客会时间应是元祐六年七月，是苏轼由知杭州迁吏部尚书，顺道考察太湖水灾而到湖州，也是他最后一次到湖州，方志、宋人笔记，东坡记述也是清楚的。不光东道主张询是元祐六年二月到湖州任上的，而东坡也是七月来湖的，时间吻合。据宋人笔记载：苏轼是认识和熟悉张询（字仲谋）的，他原本是苏轼贬黄州时黄州知州徐君默的妻舅，刚由福建路转运使转任湖州知州。曹辅也与苏轼相识较早，其余三客刘季孙、苏固、张弼，均是苏轼任杭州知州后认识并结交的朋友，不可能在苏轼赴杭州任时就相知成客，突然聚会湖州。除东道主张仲谋外，其余四客是：曹辅，字子方，海陵（今江苏泰州），一说华州人。官提点广南西路刑狱、福建转运使。与苏轼相识较早。多次陪苏轼在杭郊视察游览，时应召由闽经杭州回京，与他同行。刘季孙，字景文，开封祥符人。曾官至京城枢密院事，时为两浙兵马都监，驻杭州。曾拨兵丁助苏轼治理西湖。喜文学，又是苏轼诗友。苏坚，字伯固，丹阳人。曾官至铅山县令、西安通判，现改为临濮县主簿监杭州商税。曾为苏轼治理西湖献策，叙尊苏轼为叔，交往最久。后来，东坡谪海南北归时，伯固专程在韶关南华寺等候迎接。张弼，字秉道，杭州人。似无官衔，所以之前同刘季孙、苏固陪苏轼到德清夜游半月泉时，在半月泉石刻上没有题名。曾随苏轼视察杭州新河，苏轼诗中累称其“髯张”。他送苏轼北上，直到润州（镇江）分手。由此可见，刘季孙、苏坚、张弼都曾协助苏轼治理过西湖和杭州新河，是以杭州的属下、诗友身份伴送东坡北上的。苏东坡这次到湖州已是白发苍颜，55岁的人了。他少了些风流倜傥，多了些伤感凄凉。他在离开杭州想到湖州来之前，得知前六客会东道主李常突然在庐山过世的消息。而在此之前，他陆陆续续地听到前“六客会”中的张先、陈舜俞、刘述都先后离开了人世，他老是感叹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对极了，十五年时光，真的比流水还快啊！张先，这个要我叫他张三影的人活得最大。人说七十古来稀，他却活了88岁；他和比他小17岁的刘孝叔（述）竟同年携手而去。陈舜俞那个才子没有遇上好年代，一生不得志啊，竟于前几年在秀州（今嘉兴）不声不响地走了。”刘季孙也感慨地说：“朝廷中只知道争权夺利，相互攻击，那容得下人才啊！好在人世间两样东西对人是公平的，一是时间，二是死亡。不论你有才无才，官做多大，该老得老，该死得死啊！”苏轼被贬黄州时，黄州知州徐君默给了他多方照顾，比如那块东坡地，就是徐知州批准给他耕种的，不仅让他养家糊口，还产生了东坡居士这个名字，从此“苏东坡”响过了“苏轼”，一直为天下人知。徐知州有大恩啊，苏东坡对恩人的妻舅倍感亲切。作为东道主的张询，便请苏东坡也来一首《定风波》，苏东坡没有推辞，但词写得哀婉，情绪也低沉，他写道：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这是留传后“六客会”的证词！苏东坡写好后，引起“五星”的一阵欢呼，称赞他写得好。东坡却说：“张先词最后说，也该傍有老人星。我开头就写五星一老斗光芒。老，老人星，十五年前是张先，15年后即是我东坡也。”五客附词不少，聚会也有三四天时间，但却多了点公事酬酢、师生情离之味。苏东坡更多的是关心湖州灾情和水利建设，没有进入那种欢饮忘归、兴致淋漓的境地。当然，除苏东坡之外，后六客中的五位，也没列入《宋史》列传。但无论怎么说，苏东坡除任为湖州知州外，这两次来湖都是载入史册的，对宣传湖州是浓重的一笔，而前后“六客”，虽有几位湖州人，只因都客居在外，因苏东坡之缘而来湖城聚会，对湖州人来说都是“客”啊。

2014年9月20日 A12：A12－南太湖文史稿件来源：湖州晚报

2014-09-22
“五日登州府” 何以传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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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丰八年，被流放黄州苦闷煎熬六年之久的苏轼，终于得到起用，被安排到登州（今山东蓬莱）任知府，却又在五日后接到朝廷提拔诏命。在他离开登州之后，当地百姓修建苏公祠，立起众多苏公碑，还刻有《乞罢登莱榷盐状》，至今还流传着“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佳话。短短五天的任期，为何能让当地百姓如此怀念，使苏轼在登州的足迹成为永恒？政绩不分任内任外，而在真心为民。登州沿海历来是重要的产盐之地。当时，登州府灶户（盐民）煮盐为生，老百姓的食盐本来可以从灶户那里买，而榷盐制度规定，灶户所产的盐只能卖给官方，所有百姓不得不食用高价的官盐。在此地当官仅五日的苏轼，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不再过问此事。然而，他卸任后又驻留了十余日去调查研究体察民情，即使是离任登州还继续为登州老百姓办实事。苏轼刚刚到京城，就奋笔疾书上奏朝廷《乞罢登莱榷盐状》为民请命，请求废除登州榷盐制度，准予蓬莱沿海一带“灶户以煮盐为生，百姓赖灶户食盐”，为蓬莱百姓争得了不食官盐的优惠政策，充分展现出他勤于政事、关注民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政绩观。政绩不论任职长短，而在惜时尽责。在短短的五天登州太守任上，苏轼没有临时观念，没有因为时间短暂认为难有作为，也没有因为干出政绩也是后任的就躺平，更没有在卸任时四处游山玩水，而是惜时如金，竭尽所能体察海防和民情。在《乞罢登莱榷盐状》中，苏轼陈述了“登州、莱州百姓食官盐，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的调查结论，提出了灶户直接卖盐给百姓，官府只收盐税的办法。同时，苏轼通过实地查访，掌握了登州屯兵戍守的具体情况，在《登州召还议水军状》中指出当时海防武备松弛，屯兵多有外调的严重问题，表达了他深恐“兵势分弱，以启戎心”的忧虑，提出了固定驻军、教习水军的建议。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情怀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无疑是打在苏轼从政为官政绩观的内心烙印。政绩不在四处周全，而在去私立公。在苏轼结束短暂任期即将进京赴任之际，面对食盐官营专卖制度这个棘手问题，按理他没必要费尽周折去触及一些权贵既得利益，给自己招惹是非，尤其是他刚刚从贬谪之处重新起用，更忌节外生枝殃及来之不易的仕途机遇。然而苏轼并没有明哲保身、顾及私念，搞四处周全，当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增加人人说好的政绩印象分，而是心系“国之大者”，站在克己奉公、报国为民的立场上，将个人得失、官场进退全都抛诸脑后。正是苏轼这种一心为公、公而忘私的政绩取向，革新了榷盐制度，极大改善了登州百姓民生。也促成了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使登州边海防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清代盐政碑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榷盐书，为民图休息，土人至今祀之，盖非以文章祀，实以治绩也。”这也揭示了苏轼能留下“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政绩的历史密码。政绩事关民心向背，事关事业兴衰。苏轼“五日登州府”的政绩观，印证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古今共同信条，也激励为官从政者根植于心、践之于行。

2023-11-03
《兰亭序》中的老寿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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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在《兰亭序》中，只提到一个人——彭祖。“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的“彭”，指的就是彭祖。彭祖，又名篯铿（jiānkēng）、彭铿，是彭、钱、韦姓的共同始祖，一位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上古人物。徐州古称彭城，因尧封彭祖得名。今天，徐州尚存彭祖楼、彭祖井等文化遗迹。武夷山，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因彭祖与儿子彭武、彭夷隐居于此得名。四川彭山县（今眉山市彭山区），因彭祖山得名。至今，彭祖山尚有彭祖祠和彭祖墓。彭祖为尧臣。《史记》载，彭祖是黄帝的八世孙，与禹、皋陶等，“自尧时而皆举用”。彭祖现身兰亭，是因为长寿。据说他活了八百岁，后世视其为长寿的象征。“彭”，长寿，“殇”，夭折，“齐彭殇为妄作”正取此意。彭祖长寿是真，但寿八百应为谬传。《竹书纪年》说，武丁四十三年，王师灭大彭。孔广森在《列子》注中也说，商君武丁（“司母戊”鼎的主人戊的丈夫）灭了大彭国。是大彭国享国八百年，而不是彭祖活了八百岁。鱼羊鲜长寿，离不开养生。彭祖善于养生，是有籍可考的第一位名厨。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写道：“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话说尧帝时期，洪水泛滥。尧帝带领族人治水，突然有一天积劳成疾，生命垂危。此时，彭祖为其作了一道野鸡汤，救了尧帝的命。彭祖也因此被尧封于大彭。相传，彭祖有个小儿子爱捕鱼。彭祖恐其落水，屡次阻止。一次，为了避免小儿子被责骂，妻子就将他偷偷捕来的鱼藏在羊肉中烧煮，不料鲜香扑鼻。于是，字典里多了一个字——“鲜”，徐州添了一道菜——羊方藏鱼。八面玲珑徐州的彭祖祠原来位于徐州城东北隅，又叫彭祖楼或彭祖庙。北魏时，徐州刺史元延明将它迁建于城垣东北角上。此楼位于汴、泗交汇处，用郦道元的话说：“耸望川原，极目清野，斯为佳处也”。苏轼有诗云：水绕彭祖楼，山围马戏台。古来豪杰地，千载有余哀……彭祖楼不仅景色美，建筑结构也应十分精致，成语“八面玲珑”就是拜彭祖楼所赐。《赋得彭祖楼送杨宗德归徐州幕》卢纶四户八窗明，玲珑逼上清。外栏黄鹄下，中柱紫芝生……彭祖观井“伯益作井”，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在原始社会，井代表清洁稳定的水源。彭祖到彭地，第一件事是率众凿井。据传，徐州的彭祖井，是彭祖受封大彭国后开凿的第一口水井，并因此披上神秘外衣。相传此井泉如玉液，常饮此泉可以长寿。明朝一诗人马惠曾为“彭祖井”赋诗一首：古井城边不记年，名留彭祖世相传。玉沉汲虎人何在，金鼎蟠龙客已仙。秋石苔浸秋雨积，梧桐叶落晚风旋。谁能更把寒泉浚，一饮须教寿八千。北京国子监，有一块明朝万历丁丑年（1577年）镌刻的《彭祖观井图》石碑，上面刻有彭祖观井的画像。在这张图里，彭祖站在一棵柳树下，腰间系一根绳子连着柳树，由书童搀扶躬身观井。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神态栩栩如生。图左上方有宋陈端题名，赞扬彭祖处事小心谨慎，希望后世效法彭祖。可惜，几百年过去，此碑仅存拓片。东晋重臣蔡谟（mó），也是一个十分谨慎的人。据《晋书·蔡谟传》载：“性尤笃慎，每事必为过防。故时人云：蔡公过浮航，脱带腰舟。”说是蔡谟坐船，都会解下衣带捆住船。这便是“蔡公过航”的典故。“彭祖观井”也好，“蔡公过航”也罢，说的都是小心驶得万年船。“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珍惜生命才能热爱生活。司马相如在《谏猎书》中说：“明者远见于未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此“谏”当鉴！气功导引术《庄子》称彭祖的养生秘术为“导引行气术”。后世道经《太清导引养生经》中有“彭祖导引图”。虽然今天我们已无法得知彭祖导引术的具体内容，但从历史文物中也可窥知一二。20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气功图谱。天津博物馆的藏品行气玉佩铭，是最早谈到行气的法书。行气玉佩铭原为李鸿章的后代李公木所藏，据考为战国后期的作品。其45字铭文，记述了行气过程——“深则蓄，蓄则伸，伸则下，下则定……”行气玉佩铭应为手杖的杖首，其铭文文字优美，文体流畅，是战国玉器中不可多得的精品，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文字学价值。彭祖擅烹雉鸡羹，苏轼发明东坡肉。彭祖终老的地方（眉山市彭山区），是苏轼出生的地方（四川眉山）。彭祖封国的地方，是苏轼主政的地方（徐州太守）。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似乎有着某种穿越时空的精神契合。《江城子·别徐州》苏轼“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离别，是人生常态，流落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志在四方：《和子由渑池怀旧》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一部《彭祖经》，是老寿星留在雪泥上的鸿爪，值得大家阅读。一杯雪泥酒，勾兑着人生的过往，需要独自品味。“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2021-08-21
苏轼的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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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76年八月，苏轼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第40个中秋。那一年的中秋，月亮很圆，像一面立体的明镜悬挂在浩瀚的天体之上。对于天性浪漫潇洒的苏轼来说，中秋月圆之夜，美食不能少，美酒不能少，文朋诗友更不能少。那天晚上，苏轼与亲朋好友欢饮达旦，豪迈又忧伤。幻想中的琼楼玉宇与现实中的朱阁绮户交织在他的眼前。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群山披上了白纱，树木沐浴在牛乳之中，大地呈现出静穆之美。只是圆月不解人意，像欢快的孩童，转朱阁，低绮户，让诗人彻夜无眠。半醉半醒的苏轼，或者是亦醉亦醒的苏轼，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时，苏轼在密州，是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被贬谪至此的。遭受贬谪后的苏轼，因为有儒、释、道三家思想打底，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中，他形成了自己特殊的人生观，故而其人生态度不同寻常。忧伤之中含通达，通达之中有超然。肉体凡胎的苏轼，与佛系的苏轼和仙气飘飘的苏轼合而为一，成了一个另类的文化符号，活跃在中华艺术的宝库里。此前一年，也就是1075年，在密州，他壮怀激烈，意气风发，搞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狩猎活动，惹得全城百姓倾城而出。那一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气概他的行为，犹如驰骋沙场的武将，大有当年孙郎射虎的风范。酒酣胸张之后，他挥笔写下《江城子·密州出猎》，其中就有“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言壮语。猛虎要杀，天狼须射，只是，这样的宏伟抱负，于他而言，只能是一个梦想。梦醒后的苏轼，又一次回到被贬谪的现实中来。所以，在1076年的中秋月圆之夜，苏轼怀着复杂难名的心情，同朋友们饮酒赏月伤离别。这一年，他的弟弟苏辙在齐州为官，兄弟二人已有七年未曾见面。兄弟间的离别，仕途上的失意，让他陷入痛苦之中：一方面，消极遁世，想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另一方面，宽慰自己，不应有恨，悲欢离合，自古难全，只要所念之人健康长久，即便相隔千里，也会同沐一轮明月。第二年，兄弟二人终于相见，并且一起在徐州过了中秋。苏轼为此写了一首《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暮云，清寒，玉盘高挂，在诗人心中却非好夜。苏辙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徐州中秋》：“离别一何久，七度过中秋。去年东武今夕，明月不胜愁。岂意彭城山下，同泛清河古汴，船上载凉州。鼓吹助清赏，鸿雁起汀洲。坐中客，翠羽帔，紫绮裘。素娥无赖，西去曾不为人留。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词中虽有美好回忆，亦有高朋满座，美酒笙箫，但难敌离别与忧愁。兄弟两人在离别七年之后的月圆之夜相聚，彼此诗文唱和，面对人生中的聚少离多，他们都是分外伤感。无论苏轼的《阳关曲》，还是苏辙的《水调歌头》，都在表达一种“明月明日何处看”的忧伤。月圆人不圆，月圆终究是残缺。1078年，是苏轼在徐州为官的第二年，这一年中秋，他却病倒了。病中对月感怀，更加思念弟弟，于是写下三首五言诗。溶溶月光之中，想起去年中秋与弟弟同在徐州观月，如今却天各一方，“回顾坐上人，聚散如流萍”。洒脱达观的苏轼，面对亲人离散，也是这般脆弱伤感。所谓人生豪迈，终究是抵不住兄弟别离之伤。“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这寄托了相思的月，这象征着团圆的月，从古到今，一直就都在撕扯着你我感伤易碎的心。洒脱豪迈的苏轼，在兄弟聚散上也是如此多愁善感，何况你我。是不是因为我们太过在乎，故而面对明月如此多愁善感？照亮过苏轼的明月，现在依然照亮着我们；忧伤过苏轼的明月，也依然会忧伤我们。从杜甫感慨“月是故乡明”，到邓丽君歌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在我们心中的分量一直没有变。变了的，只是大家对感情的态度。1079年，苏轼被卷入“乌台诗案”，经历了生死考验，同年被贬黄州。在黄州，苏轼生死突围，涅槃再生，写出了名垂千古的“赤壁”系列诗文。这些诗文，无论文学性还是思想性，都是震古烁今，也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个豁达大度洒脱乐观的苏轼。可是，在这一时期写中秋的几首诗词中，只要一涉及兄弟离别，依然是多愁善感。“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起舞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在感受苏轼悲伤情感的同时，我们也分外清晰地感受到了他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就像我们无法忘记他的豪放洒脱一样，我们同样忘不掉他的天真烂漫真性情。天真烂漫真性情，是苏轼悬挂在我们心中的一面明镜。

2023-09-29
苏东坡：梦中却到龙泓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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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念文苏轼与乐山的联系，除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外，并无多少见诸史籍。尽管如此，乐山人对这位文化巨擘，仍然怀有特殊的感情：为他建楼，为他塑像；镌刻他的诗文，演绎他的故事。直到今天，乐山境内还能寻到与他有关的纪念遗迹不下10处。每每谈及这位大师，犹如谈及自家亲人，乐山人总是一脸自豪。苏轼自号“东坡居士”，生于眉州（今眉山市），长于眉州。苏轼所在的北宋，眉州与嘉州（今乐山市）是各自独立的行政区。从南北朝至今1500多年，眉州与嘉州时分时合，两地的辖区也多有交集。即便是在10多年前，眉州的区县还全部归属于乐山管辖。由此可见，乐山人把苏轼当作乡亲来纪念，并非为了攀附名人。除了地缘情结的关系，乐山人对于苏东坡，更看重他写的一首诗，一首送别友人的古体诗。在这首诗中，不仅能读出晚年东坡的豁达与彻悟，更能深切地体味诗人对嘉州的一往情深：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虚名无用今白首，梦中却到龙泓口。浮云轩冕何足言，惟有江山难入手。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难解道，请君看月时登楼。谈笑万事真何有，一时付与东岩酒。归来还受一大钱，好意莫违黄发叟。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时任杭州太守的苏东坡，得知好友张伯温即将赴任嘉州太守，羡慕之情油然而生。想到魂牵梦绕的峨眉山月、平羌三峡、龙泓口与东岩酒、凌云山与碧津楼，想到青少年时期在那儿度过的美好时光，不由得情动于衷，文思泉涌，写下了这首传世经典《送张嘉州》。年少之时，苏轼从故乡眉州顺岷江而下，来到青神县境的瑞草桥，跟随先生王方读书。瑞草桥所在的那段岷江，紧邻下游的平羌三峡和凌云大佛，水流平缓，清澈见底，当地人称“玻璃江”；岷江东岸的中岩寺，山高林密，溪水绕殿，有“川南第一林泉”之美誉。在这里，苏轼不仅学到了先生的学问，而且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演绎出一段“唤鱼联姻”的佳话。仁宗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年仅20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由水路辗转进京应试。船行至三江汇流处，父子3人为嘉州的山水所陶醉，观景揽胜，逗留数日，并分别写下《初发嘉州》的诗作。这是苏轼首次与嘉州结缘。此后不久，苏轼母亲病故，返乡治丧，并为母亲守孝三年。闲暇之余，再度游历嘉州胜迹：龙泓借宿，凌云载酒，苏稽稽古，板桥泛舟；流连于楼台亭榭，纵情于绿水青山。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父亲苏洵去世，苏轼扶柩回乡，为父守孝。其间，苏轼的游踪遍及眉、嘉，特别是雄险奇秀的峨眉山，更是令这位青年才俊诗情喷发。他泼墨挥毫，为龙门飞瀑题字，为白水寺洞作诗；他抒写在洞中的人生感悟，感叹金顶的广寒世界：“但得身闲便是仙，眼前黑白漫纷然”，“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成都如井底”。从仁宗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被任命为凤翔判官（相当于助理知县），到哲宗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出任杭州太守，其间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4朝皇帝，苏轼在官场也几经浮沉。因为对王安石操之过急的变法新政持有异议，苏轼由京官被贬为杭州通判（太守副职）。因为被奸佞诬告“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以文字毁谤君相”，身陷囹圄，被酷刑侍候100余天，险些被砍头。好在有高太后求情，王安石发话，神宗皇帝也还算清醒，苏轼才得以死里逃生。几十年的宦海浮沉，见识了太多的权臣宵小，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苏轼对官场已心生厌倦，不再奢求仕途显贵。孤寂苦闷之时，难免会追怀了无牵挂的青葱岁月，难免会思念千里之外的故土亲人。“忆弟恨如云不散，望乡心切雨难开”；每遇朋友入蜀为官，总要作诗相赠，以解乡愁：“不羡三刀梦蜀都,聊将八咏继东吴。卧看古佛凌云阁，敕赐诗人明月湖……”眼下的苏轼为高太后器重，安排他补了杭州太守的美缺，但苏轼的心里并不快乐，仍然向往着嘉州的山水：“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显赫尊贵的“万户侯”，他不屑一顾；位高权重的“韩荆州”，他无心巴结。只想做个嘉州太守，回到龙泓渡口，豪饮东岩老酒；邀朋结友三江泛舟，凌云山前把酒临风。什么功名利禄，什么达官显贵，一切都是过眼云烟。半生的追逐，如今只剩下银丝满头。人生难得是江山美景，特别是李白吟唱的峨眉山月，平羌江水；那倩影，那秋意，那江天一色的明丽与辽阔，不登高楼如何能体味？只可惜，如此美景自己现在无福消受，只能寄希望于将为嘉州太守的张伯温兄，能够像当年的会稽太守刘宠一样，清正廉洁，造福一方。将来离任之际，也得获得嘉州百姓的礼敬与馈赠。经过近千年的吟诵与传唱，《送张嘉州》一诗历久弥新，已经成为名城乐山的文化名片，深深地烙印在人们心中。

石念文

2014-01-12
茶与健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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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清和唐代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写道:“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吕温是贞元十四年的进士,从时间顺序上看,吕温写此文时,陆羽的《茶经》已经问世。唐代歌咏茶宴的诗文很多,但能够细致描述茶的汤色的并不多见。吕温在序文中以茶代酒的“殷凝琥珀之色”,无疑是因蒸青、炙烤、煎煮等因素造成的茶汤氧化现象。但是,更多的色素,可能来源于添加的茱萸、橘皮等辛温辅料煮出的色泽。吕温,世称吕衡州,出身于书香望族、官宦世家,非一般的才俊大儒,少年时已“誉动朝端,声驰毂下”。他是唐代中后期天才的进步政治家、文学家,与刘禹锡、柳宗元颇为交好。柳宗元在哭吕温中年遽殒时,曾有“生平意最亲”的哀伤。从以吕温为代表的社会名流的饮茶方式,可以窥见,在《茶经》问世伊始,陆羽推崇的煎茶清饮方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普及和受人追捧,至多是“小荷才露尖尖角”。陆羽推崇的茶的清饮方式,也并非是他本人的原创。北宋苏轼《试院煎茶》诗有:“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其弟苏辙《和子瞻煎茶》诗有:“煎茶旧法出西蜀,水声火候犹能谙。”苏轼兄弟本是西蜀人,对家乡煎茶的发展历程,自然比较熟悉。昔时李生,是指唐代的李约,他与陆羽切磋诧异、相较水品,且都一生未婚。温庭筠《采茶录》记载:“李约,汧公子也。一生不近粉黛,性辨茶。尝曰:茶须缓火炙,活火煎。活火,谓炭之有焰者。当使汤无妄沸,庶可养茶。”李约有山林之致,坐间悉雅士,识度清旷,弹琴煮茗,首倡活火煎茶,可见李生对煎茶技艺追求的精益求精。今日潞公,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彦博,出将入相五十余载。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后的第一封信,就是写给文潞公的。苏轼的《和潞公超然台次韵》诗:有对自己人生“身微空志大,交浅屡言深”的深刻反省。文彦博在细品四川蒙顶茶后,曾写下:“旧谱最称蒙顶味,露芽云液胜醍醐。”黄庭坚的《满庭芳·茶》,其中有:“纤纤捧,研膏溅乳,金缕鹧鸪斑。”就是他与文潞公品茶后,有感而发写下的传世名句,读来别有一种繁华落尽见真淳的韵味。陆羽的《茶经》,在描述茶汤即将煎成的状态时,曾引用了西晋杜育《荈赋》的“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这基本可以证明,陆羽的煎茶手法与《荈赋》中煎茶方式的一致性。《荈赋》又有:“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这说明杜育用的煎茶之水,舀取的是四川岷江的汩汩清流。结合苏轼兄弟诗中对煎茶的探讨,基本可以证实,最早利用茶的巴蜀地区,才是中国煎茶法的发源地,且在时间上不应晚于西晋。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写道:“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寝,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从封演记载的“到处煮饮”可以看出,在唐代中国北方的饮茶方式,还是以煮茶为主。这就是苏辙诗中强调的“不学南方与北方”的“北方”。诗僧皎然是陆羽的老师,他的茶诗中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这是唐诗中最早描述煎茶的诗句。另有一首是《饮茶诮崔石使君》,诗云:“越人遗我剡溪茶,采得金芽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在皎然的两首茶诗中,其中对煎茶的描述,与陆羽《茶经》的煎茶技法是高度类似的。

静清和

2018-12-23
放逐与回归（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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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黄州温馨的乡味，抚慰苏轼受伤的心灵。而现世的感慨，又寄寓于同时所作的《万松亭诗叙》中：“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而松之存者不及三四。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故作是诗。”诗中“天公不救斧斤厄”句，自有其深意。“天公”应读作“朝廷”。仿佛是天意安排，旧友正在路上等他，像梅，似溪，如松。二十五日，“山上有白马青盖来迎者”。原来是陈公弼的公子陈慥，现隐居岐亭，特地出迎二十五里。陈慥字季常，别号龙丘子，也是四川眉山人，在凤翔即与苏轼订交，可谓同乡故友了。苏轼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他在岐亭留住五日，作《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二首》。其二为：“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朱陈村在徐州萧县，苏轼知徐时，曾到过与朱陈村毗邻的杏花村。这首诗直刺时政，一无所隐，出狱时“平生文字为吾累”的誓言，又被苏轼抛诸脑后了。明代都穆在《南濠诗话》中说：朱陈村在徐州丰县东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质。一村唯朱陈二姓，世为婚姻。白乐天有《朱陈村诗》三十四韵。“予每诵之，则尘襟为之一洒，恨不生长其地。后读坡翁《朱陈村嫁娶图》诗……则宋之朱陈，已非唐时之旧，若以今视之，又不知其何如也。”一首小诗竟能打破后人的“桃源”梦想，实在功不可没。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尽管他已成为“不得签书公事”的变相囚徒，还是给神宗呈上《到黄州谢表》，表示要“蔬食没齿，杜门思愆，深悟积年之非”，而自己“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弃物”。据说神宗读到“无官可削，抚己知危”这两句时，笑曰：“畏吃棒邪！”（见徐度《却埽编》）以下臣的遭际取乐。幸好苏轼这些话只是例行公事的敷衍文章，并未那样低首下心，现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洗心革面。在《初到黄州》诗中，我们见到了诗人的本色：“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为口忙”有多层含义：为糊口而出仕，因口祸而获罪，兼指“鱼美”“笋香”的口福。二句看似诙谐，实则沉痛。苏轼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墓志铭》），及壮被视为宰相之器。二十多年后，不仅没有功成名遂，反而蹉跌至此。“员外”，定额以外的散官。“水曹郎”，隶属于水部的郎官。梁朝何逊、唐代张籍、南唐孟宾于等都任过此职。苏轼借这种巧合加以发挥。“不妨”“例作”，牢骚之中带点幽默放达。宋代惯例，官吏俸禄，有一部分是实物支付。而苏轼的检校官一职，得到的多是公家卖酒后民间退回的酒袋（压酒囊）。这两句表面上自惭尸位素餐，实际上既是诗人苦中作乐的自嘲，也是对朝中权贵的讥讽。江西高校出版社

洪亮著

2019-05-24
最豪迈的苏东坡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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蟆颐观流传着苏洵求子的故事。那么为什么蟆颐观会建立一座苏东坡雕塑呢？它又是在何时建立的呢？何道长向记者娓娓道来苏东坡与蟆颐观的渊源，以及修建苏东坡雕塑的故事。原来，蟆颐观又叫重瞳观，传说是重瞳仙翁的道场。重瞳仙翁叫陆修静，据说是陶渊明的挚友。他的眼睛和西楚霸王项羽一样，共有四个瞳仁，所以叫“重瞳仙翁”，又叫“四目仙翁”。五代时期，眉山人张远霄在蟆颐山得到陆修静亲传道法，以弹弓击退疫病，得道修仙，当地百姓敬为“张仙”，并挂像祭拜。《续文献通考》记载，张仙是指四川仙人张远霄，可为人消灾避邪且助人得子。《历代神仙通鉴》记载张仙以弹弓逐打凶神“天狗”，保护世人生儿育女的能力。北宋散文家苏洵也曾到蟆颐观求子。据苏洵《题张仙画像》记载，他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求了一幅张仙的画像，时常奉祀，数年之间竟然得了两个儿子，也即是苏轼和苏辙。不仅如此，童年时期的苏轼、苏辙两兄弟也常到蟆颐观游玩，并在主持张易简道长的教诲下读书写字，后来两兄弟同一年科举考试，在同一考场上双双高中进士，一时轰动朝野。正是基于苏东坡与蟆颐观密切的关系，1999年，何道长打算在蟆颐观后面的挂榜山建一座眉山人皆可看见的苏东坡雕塑，让苏东坡守护眉山，守护眉山人，他的想法得到了其好友的一致赞同，纷纷捐钱捐物。为了能建一个与众不同的苏东坡雕塑，他们一方面向全国征集稿件，一方面到苏东坡去过的杭州、海南等地参观，并征集全国各地朋友的意见，最终选定以“把酒问青天”为主题。选定主题后，何道长和朋友们又思索着该用什么样的材质了。“苏东坡清廉一生，不能用花哨的材质，要用好的材质让苏东坡永垂不朽。”经过一番思考，何道长最终选定了当年最好的青铜来铸造苏东坡雕塑。一切准备就绪后，请来了专业的施工团队，开来了吊车，几十名工人日夜加工，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苏东坡雕塑，整个雕塑高达20米，其中基座约15米，主体苏东坡像高约5米，由于经费有限，原计划在雕塑周围建的广场没有修建起来。由于道家讲究“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当年冬季的一天，何道长和参与建设的人们简短地为苏东坡雕塑举行了揭幕仪式。虽是如此，蟆颐观建造起宏伟苏东坡雕塑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不少人前来与苏东坡雕像合影，随着时间的流逝，它是那样自然地与眉山融为一体，看过它的人们总会在不经意间留下会心的微笑，这或者就是建设者们的初衷吧。

2018-02-25
千秋雪月共苏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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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山人,生于公元1040年,名天骥,字圣途，徐州人氏。他满腹才华却不愿做官，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隐居云龙山西麓黄茅冈，自号云龙山人，以躬耕自资，奉养父母。他养了两只鹤，早晨放出，傍晚招回。人们习惯称他为张山人。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来徐州任知州，结识了张山人，不但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写出了千古传诵的《放鹤亭记》和《登云龙山》诗,以及若干首歌颂云龙山美丽风光的动人诗篇，为彰显徐州的历史文化增添了耀眼的光彩。苏轼任职徐州期间，和张山人交往的次数至少在十二次以上。今天，通过苏轼在徐州的诗作，一起感受他和张山人的友谊。一第一次是熙宁十年（1077）八月，彭城大水之前，具体时间约是八月十日至十四日之间的某一天。他写了一首诗记述其事，题为《过云龙山人张天骥》：郊原雨初足，风日清且好。病守亦欣然，肩舆白门道。荒田咽蛩蚓，村巷悬梨枣。下有幽人居，闭门空雀噪。西风高正厉，落叶纷可扫。孤童卧斜日，病马放秋草。墟里通有无，垣墙任摧倒。君家本冠盖，丝竹闹邻保。脱身声利中，道德自濯澡。躬耕抱羸疾，奉养百岁老。诗书膏吻頰，菽水媚翁媪。饥寒天随子，杞菊自撷芼。慈孝董邵南，鸡狗相乳抱。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故山岂敢忘，但恐迫华皓。从君好种秫，斗酒时自劳。诗中“病守”指作者自己，“幽人”指张山人。“墟里通有无，垣墙任摧倒”，说明张山人虽然隐居在云龙山，却并没有与世隔绝。日常所需要到集市上去交换，住屋围墙损坏也无需恢复，因为和邻里关系融洽，不需做任何防范。“饥寒天随子，杞菊自撷芼。慈孝董邵南，鸡狗相乳抱。”作者以唐朝的陆龟蒙和董邵南两位隐居高士比喻张山人。从诗的标题可以看出，苏轼这次登云龙山，主要目的是访张山人。他通过实地观察，认为张山人是和陆龟蒙、董邵南一样的高洁之士，因此，他以热情洋溢的诗句表达了对张山人的羡慕和赞颂。诗的末尾六句表达了作者想早日归隐，和张山人一样过隐居生活的心情。二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元丰元年（1078）二月末的一天。这年的寒食节（二月十九日），苏轼的好友李公择由齐州（今济南）知州调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赴任途中路过徐州，前来看望苏轼。李公择可能也是从苏轼的介绍中得知张山人的情况，很想去见一见。由于苏轼比较忙，他没有要求苏轼陪同，决定单独前往。但他的行动计划还是被苏轼知道了。于是，苏轼放下手中之事，带了几个歌妓，陪李公择一同登山。张山人虽未见过李公择，但早已闻知李公择大名，如今他在苏轼的陪同下亲自过访，让张山人惊喜异常。这次访张山人，李公择写了诗，苏轼也写了诗，题为《闻公择过云龙张山人，辄往从之，公择有诗，戏用其韵》，全文如下：我生固多忧，肉食尝苦墨。轩然就一笑，犹得好饮力。闻君过云龙，对酒两静默。急携清歌女，出郭未及昃。一欢难力致，邂逅有胜特。喧蜂集晚花，乱雀啄虫棘。山人乐此耳，寂寞谁侍侧。何当求好人，聊使治腰襋。使君自孤偾，此理谁相直。不如学养生，一气服千息。昃（音则）,日西斜。“出郭未及昃”意为出发时太阳尚未偏西。“好人”在此指好女人。“腰襋”指衣服，“腰”，意为裤子；“襋”（音吉），衣领，代指上衣。“何当求好人，聊使治腰襋”：何不找一个好女人，帮助做一些料理衣服等的家务事呢？偾（音奋），“自孤偾”，坚持己见。从诗中可以看出，李公择和苏轼对张山人都非常关心，苏轼执意要为他做媒成家，但张山人婉拒了苏轼的好意，坚持独身而一心炼养气功。三第三次见面，是同年四月末五月初。前一年的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河南濮阳）决口，洪水淹没了不少地方。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到徐州城边时，被城南的高山所阻，水位继续上涨。九月九日，水穿城下。九月二十一日，城外水深达两丈九尺，高出城内地面一丈多，彭城危在旦夕。苏轼带领全城军民奋不顾身抗洪，几十天不回家，住在城墙上的棚子里，指挥抗洪大军修建防洪大堤。经过七十余天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洪胜利，保住了徐州城池。为此，苏轼受到了朝廷嘉奖，也获得了徐州人民的爱戴。大水损毁了张山人的房屋，大水过后，他在故居之东重盖新居，在新居旁边又盖了一座亭子。他养了两只鹤，每天清早把鹤从亭子上放出去，傍晚时再招回来。苏轼听说张山人新居建成，就邀了几位僚属访张山人。苏轼的到来，张山人自然喜出望外，尽力招待。当天，苏轼兴致很高，在席上和张山人及僚属们分韵作诗。由于已经快喝醉了，诗自然没有作完，只好回家后继续作。他一共写了四首诗，先写了《访张山人得山中字二首》：鱼龙随水落，猿鹤喜君还。旧隐丘墟外，新堂紫翠间。野麋驯杖履，幽桂出榛菅。洒扫门前路，山公亦爱山。万木锁云龙，天留与戴公。路迷山向背，人在瀼西东。荠麦余春雪，樱桃落晚风。入城都不记，归路醉眠中。这两首诗，前一首写去程，后一首写回程。在第一首中苏轼以“山公”自比。晋代山简好嬉游，爱饮酒。苏轼也是一个好嬉游，爱饮酒的人。张山人可能事先已得到他要来访的消息，一早就将门前的道路打扫干净。在第二首中，则以张山人比“戴公”，“戴公”指南朝宋时名士戴顒，戴顒曾住剡县、桐庐等地名山，后移居京口黄鹄山。“万木锁云龙”，说明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年间，云龙山已是一处树木繁茂、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旅游胜地。苏轼不愧是作诗高手，这两首诗除了满足押韵要求以外，第一首恰好以“山”字结尾，第二首恰好以“中”字结尾，没有一定的功力，是难以做到这一点的。接着，他又写了一首《游张山人园》：壁间一轴烟箩子，盆里千枝锦被堆。惯与先生为酒伴，不嫌刺史亦颜开。纤纤入麦黄花乱，飒飒催诗白雨来。闻道君家好井水，归轩乞得满瓶回。苏轼虽然和张山人见面的次数并不算多，由于张山人和他的父亲、母亲均深受道家哲学的影响，苏轼是集儒、道、佛于一身的饱学之士，他的启蒙老师就是四川有名的道士张易简，苏轼从小就深受道家的影响，加上入仕以后，政治上屡遭挫折，更助长了他放达旷逸的性格。因此，他和张山人之间十分投缘，可以说，每次与张山人相会都是他最开心的时候。“惯与先生为酒伴，不嫌刺史亦颜开”正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诗起首两句写了作者进张山人新居时所见。壁上挂着一幅仙人画像（传说中学仙得道的人被称为“烟箩子”），花盆里盛开着蔷薇花。诗结尾写到，苏轼不但喜欢张山人，也喜爱张山人园的井水。据考证，该井就是现在云龙山顶的饮鹤泉，古时称为石佛井，水质清纯甘美，甚至有饮后能治愈疾病的传说。苏轼是一个既好饮酒、也爱喝茶的人，好茶需要好水烹，“归轩乞得满瓶回”，可见苏轼当时的喜悦之情。最后，他写了一首《题云龙草堂石磬》，描写在张山人新居内见到的情况：折为督邮腰，悬作山人室。殊非濮上音，信是泗滨石。石磬是古代石制乐器，形状如矩，酷似人弯腰。“折为督邮腰”，作者以此联想到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代指县官俸禄）而向督邮弯腰的典故，借以赞颂张山人的高尚品格。“悬作山人室”，此石磬悬挂起来，就像张山人的居室一样空旷而清净。诗后两句说，如果不是因为它能产生美丽动听的音乐，我就把它当成是泗水之滨所产的润滑如脂、击打声清扬悦耳的磬石了。（未完待续）谭敦容/文

202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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