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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雅堂、大雅文化内涵与黄庭坚书刻杜诗之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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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希平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题为《大雅堂杜甫两川夔峡诗选》，由四川丹棱县老年诗书研究会大雅堂研究课题组的一批杜甫景仰者精心编选、细加注释而成，书稿完成付印之时，恰逢诗圣杜甫诞辰1300周年。编选者付出的艰辛的劳动和心血，可以说是以实际行动对诗圣杜甫最好的纪念，馨香一瓣，挚情悠悠，绵邈久远。此书的编撰，与四川丹棱重建大雅堂工作交相辉映，旨在弘扬杜甫诗风，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国大雅文化精神内涵，同时也展现了四川丹棱人民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建设和谐美好大雅家园的决心，令人感佩不已，心生敬意。一、大雅堂的由来与大雅文化基本内涵自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逃离动乱的长安秦陇地区入蜀，到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离开夔州（重庆奉节）出三峡赴湖湘，诗圣杜甫在四川巴蜀地区生活了9个年头，创作了近900首诗篇，占其一生所传约1400多首诗篇近三分之二。不仅数量众多，杜甫两川夔峡诗在思想内容向深度广度扩展和艺术升华，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高度，代表其诗歌最高成就，为后世诗坛所宝重，研究追仿者代有其人。那么，杜甫两川夔峡诗与四川丹棱大雅堂，其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不能不说到宋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黄庭坚，正是由于其倡导和实质性的支持，才使二者产生了十分紧密的联系。北宋绍圣初（1095），一生景仰杜甫的黄庭坚贬谪到了四川。黄庭坚被后人列为江西诗派“三宗”之首，杜甫则被奉为“一祖”，入蜀后他对杜诗尤其是杜甫两川夔峡诗有了更深的认识和体会，认为是真正的大雅之音，准备将其全部书写刻石。这一愿望得到四川丹棱名士杨素翁的热烈响应，由其募善工刻成诗碑三百方，杨素翁又出资修建堂宇加以保护，黄庭坚为之命名为“大雅堂”。在此期间，黄庭坚先后作序、文记叙其事。《刻杜子美巴蜀诗序》记载此事来历云：自予谪居黔州，欲属一奇士而有力者，尽刻杜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而目前所见，碌碌不能办事，以故未尝发于口。丹棱杨素翁拏扁舟，蹴犍为，略陵云，下郁邬，访余于戎州。闻之，欣然请攻坚石，募善工，约以丹棱之麦三食新而毕，作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悉书遗之。此西川之盛事，亦使来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其后又作《大雅堂记》，更对其良苦用心及其深远意义作了详细的说明，其文曰：丹棱杨素翁，英伟人也。其在州闾乡党有侠气，不少假借人，然以礼义不以财力称长雄也。闻余欲尽书杜子美两川夔峡诸诗，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粲然向余请从事焉；又欲作高屋广楹庇此石，因请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耶！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汩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然入其门耶！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于大雅堂中。后生可畏，安知无涣然冰释于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书。说到大雅堂，一般人自然会想到“难登大雅之堂”的成语，字面意思是说难于登上大雅的厅堂，往往用来比喻文艺作品粗俗不堪，难于到达雅正之人的标准，不能通过其鉴赏法眼。同时又可引申为未见过大场面或不配参与大场面者。黄庭坚的大雅堂固然也含有此意，但又远远不止如此简单。这不单单是由于黄庭坚和杨素翁第一个将厅堂以“大雅”命名，使大雅堂由一个比喻性词语变为气势恢弘的建筑，更由于这客观具体的物质存在本身所承载着无比丰富的文化内涵，杜甫两川夔峡诗所蕴含的民族文化诗学与中国大雅文化精神，使其意义远远超出文学史范畴。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川丹棱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丹棱大雅堂，已具有大雅文化乃至正宗中国文化标志的性质。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大雅文化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演变予以简单的回顾和梳理。在黄庭坚之前，大雅之堂确实是一个早已有之而又较为抽象的形容词。其来源应该有两个方面，一是大雅文化精神内涵，二是学问进展程度的比喻，所谓升堂入室。前者出自《诗经》，后者出自《论语》，皆由儒学密切相关，由此发端而逐渐演化为中国文化精神层面主流之意识。大雅之意滥觞于中华文学之源《诗经》，“雅”本为《诗经》六义之一，人们有多种解释，首先是“正”的意思，雅乐为规范的“正声”，不同于其他的地方音乐。或谓“雅”即“夏”也，指周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此外还有音乐典雅之意。其实皆有所关联，具有正宗规范的含义。大雅还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含义，与诗经六义中的“风”即国风紧紧相连，其意更加明白，内涵尤为丰富深刻，《诗大序》曰：“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即是说诗歌吟咏一个邦国的事，表现作者一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是说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四方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讨论的是王政之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大小之别，所以又可分有小雅和大雅。这是典型的儒家文化的宣言，风和雅一体，都缘于事，情动于中，关乎于风化。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而雅包括的范围更广，天下王政。由于儒家文化的强调，诗歌的价值和功能也因此受到无比重视，“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所谓诗言志，诗关教化，诗无邪也。同时还必须讲究艺术和方法，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结合比兴手法形成典雅含蓄的风格，从而达到以诗干预时政，美刺讽喻的效果，经过屈原离骚与汉魏乐府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关注民生、心系天下的风雅精神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意识，追求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文质彬彬，完美结合，大雅与风骚，成为评判文学成就优劣的最高标准。大雅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仁爱与忠义。二、历代对大雅文化的不懈追求与杜诗作为典范之传承弘扬数千年来，文人士大夫继承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为大雅文化的传承而欢欣鼓舞，为大雅精神的悖离缺失而痛苦嗟叹，梦寐思服，孜孜以求。礼赞不已，吟咏不绝。江淹《杂体诗嵇中散康言志》有“大雅明庇身。庄生悟无为。”自然也不乏附庸风雅者，如石崇就曾专门以大雅为题而作过《大雅吟》。作为中国诗坛的珠穆朗玛峰，一部唐诗的发展史可以说是追求大雅，追求至善至美的心灵史。大诗人李白有著名的《古风》59首，其第一首开宗明义地写道：“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其三十五又称“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正集中地体现了这一情绪，表达其不懈追求和志向。李白批评前代文风“陈王徒作赋，神女岂同归。好色伤大雅，多为世所讥。”（《感兴六首》其二），在《鸣皋歌，送岑征君》中则表达其“扫梁园之群英，振大雅于东洛”的期盼和自信。在整个唐诗中，以大雅为准绳的咏叹和礼赞不绝如缕。或自述其怀抱志向：“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孟郊《出东门》“落落出俗韵，琅琅大雅词。”——孟郊《答友人》“残篇续大雅，稚子托诸生。”——方干《过朱协律故山》或以之表达对名篇佳作的赞美欣赏：如王建《送张籍归江东》：“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杜荀鹤《读友人诗》：“君诗通大雅，吟觉古风生。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再如“能搜大雅句，不似小乘人。”——裴说《湖外寄处宾上人》“一室贮琴尊，诗皆大雅言。”——齐己《过陈陶处士故居》“礼乐中朝贵，文章大雅存。”——徐凝《送李补阙归朝》此外还有惭愧自谦之词：刘得仁《山中舒怀寄上丁学士》“五字投精鉴，惭非大雅词。”陆龟蒙《奉酬袭美先辈吴中苦雨一百韵》“歌谣非大雅，捃摭为小说。”可见大雅一词作为诗歌标准的性质。这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最直接传承并弘扬大雅精神者无疑是诗圣杜甫。与李白一样，诗圣屡屡呃声叹息，为大雅内涵的失落：“大雅何寥阔，斯人尚典刑。交期余潦倒，材力尔精灵。”（《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凡三十韵》）；殚精竭虑，为恢复弘扬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咏怀古迹五首》其五）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出口不凡，英气逼人的少年壮志，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的暮年悲歌，穷年忧黎民，避胡哀王孙。民胞物与，关爱天下，干预时政的精神贯穿始终，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如宋人胡宗愈《成都草堂诗碑序》所评：“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在诗歌艺术方面，杜甫同样继承创新，“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新唐书本传》）如元禛所评“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杜工部墓系铭》）真正具有集古今诗歌之大成的意义，谓其为古今第一诗人可也。星移斗转，岁月变迁，在对杜诗的接受过程中，后人对其精神内涵理解愈益深入，愈益敬佩和推崇。杜甫的地位亦愈见崇高，不仅被推为独一无二的诗中圣哲，有关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的研究逐步形成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杜诗学，被当代学者称其为民族的文化诗学（林继中《杜诗学——民族的文化诗学》），其意义已经远远不限于文学，也早已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体现着中国主体文化精神。历代评论者汗牛充栋，赞语不计其数，而闻一多先生一句概括性的评价似乎以最为凝练精确，影响广泛，得到普遍认可。在爱国诗人、民主斗士之外，闻先生另一个常被人忽视的身份是学者，其实这也是他十分重要的身份，他以数十年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对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整理，即使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也未曾一刻歇息，是一位涉猎领域广博、建树创获颇丰、在二十世纪影响深远的国学大师。他的学术生涯是从唐诗起步，第一篇文章便选中了杜甫，可见杜甫对他创作研究与人生的深刻影响。在这篇题为《杜甫》的传记文中，闻一多先生称杜甫是中国“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里的庄严、瑰丽、永久其实就是善、美和真的同义语，闻一多先生是以诗意的语言赞美杜诗将人间正气、社会良知、至情至性艺术性的完美统一，诗圣杜甫作为真善美的化身，具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艺术震撼力，可以担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也”的历史重任，无愧真正大雅的代表。李白、杜甫之后，人们每每叹息风雅道丧，大雅之音传人难觅，大雅文化难以为继。白居易《采石墓》：“渚苹溪草犹堪荐，大雅遗风不可闻。王建《寄李益少监兼送张实游幽州》：“大雅废已久，人伦失其常方干《寄杭州于郎中》：“大雅篇章无弟子，高门世业有公卿。”晚唐五代开始，人们提到杜甫，便将其与大雅文化紧密相连，视为大雅文化的嫡传之人。更有人通过对杜甫的怀念，表达对大雅复兴的急切期待之情。如唐人赵鸿《杜甫同谷茅茨》：t“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继，全生此地孤。孤云飞鸟什，空勒旧山隅。”晚唐裴说《经杜工部坟》说的更是态度决绝：“骚人久不出，安得国风清。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皇天高莫问，白酒恨难平。悒怏寒江上，谁人知此情。”杜甫作为大雅文化代表的地位由此可以想见。由五代到宋初，诗坛流行所谓太学体、晚唐体、西昆体，堆砌典故，追逐辞藻绮丽典雅，实则脱离现实，与真正的大雅传统渐行渐远，故杜甫也不再被主流文坛所提及，直到北宋中叶这种情况才逐渐改观。情绪延续到宋代，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中人们对杜甫精神理解的愈益深化，便有了王安石的《杜甫画像》诗中淋漓尽致的情感宣泄：“吾观少陵诗，为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死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恨不能与杜甫生于同时，这与晚唐裴说《经杜工部坟》“拟掘孤坟破，重教大雅生”的态度相近，但王安石作为宋代的政治家，却有了对杜甫人伦精神更为深刻的体悟，因而感情真挚，令人慨叹。宋代文化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出生于四川眉州的大文豪苏东坡，与王安石同为唐宋八大家，对杜甫同样十分尊崇，其评价对宋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为友人王定国诗集所做叙中，苏轼明确指出：“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王定国诗集叙》）又将杜甫作为中国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者，其《书吴道子画后》谓“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在《次韵张安道读杜诗》中，苏东坡系统地梳理了杜诗对大雅传统的恢复振兴，对其诗歌特色成就与丰功伟绩予以高度评价。“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辗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苏轼在此所作看似是一首唱和之作，但却是表达了由衷的见解。原作者张安道名方平，安道乃其字也。曾任参知政事，在西蜀任职时与三苏相识，苏轼对其十分尊敬，终身为师友。颇有见识，四库馆臣评其“能灼见事理，劓断明决，”其论事之文“豪爽畅达，洞如龟鉴。”张方平原作《读杜工部诗》云：“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金晶神鼎重，玉气霁虹高。”对杜甫的评价与苏轼认识相近，故而引起共鸣，一拍即合，相得益彰。苏轼的座师欧阳修亦有《堂中画像探题得杜子美》：“风雅久寂寞，吾思见其人。杜君诗之豪，来者孰比伦。生为一身穷，死也万世珍。”均以杜诗为雅音之代表。

2016-09-27
古代名人笔下的白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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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picResCount=0;□刘永加近日，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发布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全球濒危物种红色目录更新报告，宣布白鲟灭绝，长江鲟野外灭绝。然而，在古代名人的笔下却留下了不少鲟鱼的踪影。鲟鱼最早叫鲔长江白鲟，又名象鼻鱼、琴鱼、朝剑鱼，在古代又被称为鲔。春秋时期，《诗经·周颂》有诗：“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鳣有鲔，鲦鲿鰋鲤。以享以祀，以介景福。”就是说鳣鱼和鲔鱼，鲦鲿和鰋鲤，都是用来祭祀先祖，求得福祉的。而“鲔”，正是白鲟。在《礼记》中也有：“天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鱼品多矣，荐必以鲔，为其特大者，谓之王鲔以此”的记载，王鲔就是一种特别大的白鲟，是特供品，献祭给祖先和鬼神，以保佑来年的风调雨顺。可见最早的时候，鲟鱼多是用来祭祀，足见其珍贵性。对于鲔鱼，三国吴陆机在《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解释道：“鲔鱼，色青黑，头小而尖，似铁兜鍪，口在颔下，其甲可以磨姜，大者不过七八尺。大者为王鲔，小者为叔鲔。”鲟鱼在古代还被称为鱏鱼，东汉著名经学家马融不仅博览典雅，精核数术，还性好音律，鼓琴吹笛，曾写下了《长笛赋》，其中就写到过鲟鱼：“鱏鱼喁於水裔，仰驷马而舞玄鹤。”在《淮南子》中有：“瓠巴鼓琴，鱏鱼出听。”后来《淮南子》另外版本将“鱏鱼”写作“淫鱼”，汉代高诱为其注释：“淫鱼长头身相半，长丈余，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颌下，似鬲狱鱼，而身无鱼鳞，出江中。”在《后汉书·马援传》中注鱏鱼口在颔下合﹐故《论衡》作鱏鱼。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也写到过：“吹洞箫，发櫂讴，感鱏鱼，动阳侯。”西晋刘逵注解说：“鱏鱼，出江中，头与身正半，口在腹下。”清李元《蠕范·物名》也写了：“曰秦皇鱼，长五六尺，腹胃有胡鹿刀塑之狀，出东海，与鱏鱼同名异种。”这些名人笔下的鱏鱼就是鲟鱼。白鲟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自宜宾至长江口的干支流中，钱塘江和黄河下游也有发现，春季溯江产卵。白鲟的长相很独特，它的身体呈梭形，前部稍平扁，中段粗壮，后部略侧扁。头极长，头长超过体长的一半，其上布有梅花状的陷器。吻的头部腹面，能自由伸缩。古书上有“鲔口在颌下，长鼻软骨者也”的记载，概括了将白鲟的生态特征。白鲟上下颌有尖细的小齿；吻须一对，短小，位于腹面。眼小，有细小须一对，位于吻的腹面。口裂大，弧形，具伸缩性，位于头部腹面。头、体背部和尾鳍呈青灰色，腹部白色。苏轼陆游看到过鲟鱼鲟鱼种类很多，除了长江里的白鲟、中华鲟，还有匙吻鲟，其吻长剑状，前端狭而平扁，基部肥厚。分布于长江干流，黄海、东海沿岸亦有发现，古时更能达到汾渭盆地。俗话说：“千斤腊子，万斤象。”千斤腊子指的是中华鲟，万斤象指的是白鲟。白鲟最大个体可达到7米，体重908公斤，被列入“世界十种最大的淡水鱼”。到了宋代，鲟鱼更是频频进入文人的视野，大诗人苏轼有《渼陂鱼（陂在鄠县）》一诗，写道：“霜筠细破为双掩，中有长鱼如卧剑。紫荇穿腮气惨凄，红鳞照坐光磨闪。携来虽远鬣尚动，烹不待熟指先染。坐客相看为解颜，香粳饱送如填堑。早岁尝为荆渚客，黄鱼屡食沙头店。滨江易采不复珍，盈尺辄弃无乃僭。”其中有“长鱼如卧剑”，写的就是白鲟，因为白鲟的吻就犹如长剑一般。而后面所写的黄鱼，则是指长江的中华鲟。“早岁尚为荆诸客，黄鱼屡食沙头店。”苏轼在嘉佑四年(1059)冬，同父苏询、弟苏辙自眉州顺三峡出川，取道荆沙、襄阳而赴汴梁，在荆沙逗留时，正是中华鲟溯江而上，到金沙江一带产卵的时期，苏轼在荆沙多次吃到了这种鱼，即是硕大无比十分珍贵的中华鲟。而南宋大诗人陆游，于乾道五年（1170）被朝廷任命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他顺长江而下入川任职时，曾写了著名长篇日记《入蜀记》，其中他明确记载了自己两次看到长江里的鲟鱼。陆游在九华山附近的海根港（今安徽贵池县江段名），见到“巨鱼十数，色苍白，大如黄犊，出没水中，每出，水辄激起，沸白成浪，真壮观也。”根据陆游的记载来看，这应该是中华鲟，因为中华鲟最大体长可达七八米多，青黄色，腹白色，的确像陆游所看到的“黄犊”。中华鲟这是近代的一种学名，在古代不叫中华鲟，而且它的地方俗名颇多，如黄鱼、大腊子、玉版鱼、含光鱼等。晋代郭璞曾为《尔雅》作注：“鳣，大鱼，似鱏而短鼻，口在额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陆游还记载：离开鄂州后，“过谢家矶、金鸡洑……洑中有聚落，如小县。出鲟鱼，居民率以卖鮓为业。”这次，陆游专门记载看到的是鲟鱼，说明鲟鱼游到了水面。陆游两次看到鲟鱼，可见在宋代时长江中华鲟已经很常见了。据陆矶《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记载，这种鲟鱼，身形似龙，大者千余斤，肉可蒸为肉羹，又可为鮓，鱼子可以为酱。所以，陆游看到当地人们以捕捉鲟鱼，制作鱼子酱为业。古代鲟鱼是美味并具有药效白鲟与中华鲟一样，个体大，肉味鲜腴，且富含脂肪和高蛋白。正是由于其营养丰富，所以历来被人们视为食用珍品，江苏、上海一带把鲥、枪（白鲟）、鮠和甲（中华鲟）列为淡水四大名鱼。此外白鲟与中华鲟的药用价值也很高。明医学家李时珍对鲟鱼有专门的记载，有《本草纲目·鳞四·鲟鱼》专条，其中写道：“其状如鳣而背上无甲。其色青碧，腹下色白。其鼻长与身等，口在颌下，食而不饮。颊下有青斑纹，如梅花状，尾歧如丙。肉色纯白。食之补虚益气，令人肥健。”清代的诗人王士祯曾顺江而下，游历三峡，看到当地有捕卖鲟鱼的习俗，他在《西陵竹枝词》其中一首写道：“金钗系接髻丫枋，叉系年年聚此乡。江上夕阳归去晚，白苹花老卖鲟鳇。”“枋”是捕鱼的木栅器具，中华鲟每秋末冬初上溯西陵峡，到重庆以上江段和金沙江下游产卵，而后又顺江而下，白苹花开的季节正是捕卖鲟鱼的大好时机。清代作家罗宏备《峡中竹枝词》也写到此事，“九月鲟鳇上峡游，千钱一夜买矶收。家家解食生鱼子，一丈身长五尺头。”，可见在古代，捕卖食用鲟鱼，并制作鱼子酱是寻常的事，也说明那时鲟鱼是很常见的，易于捕捉到的。古代白鲟的形象也常出现在汉画像石及绘画上，在成都博物馆藏汉画像石上刻画了一条白鲟，形态逼真，特别是尖尖的、长长的鼻子。这证明在汉代，当地老百姓已对这种长鼻怪鱼非常熟悉了。而出土于距今3000多年的金沙遗址，也有两件刻画着鱼纹的金带，长长的吻部，前端往上翘，是夸张化的白鲟形象。明代画家郑重，是今安徽歙县人，长期居住在南京，他有幅名画叫《搜山图》，其中就生动地画出了白鲟的形象，因为他是长江沿岸的人，常能见到江中的白鲟，所以能生动画出白鲟像。现存的白鲟第一张照片是清同治十年（1871）外国人约翰·汤姆逊游览长江时拍摄的。1994年3月，我国曾发行过长江白鲟纪念邮票，一套四张，最大一张的票面是50分，这说明在28年前，白鲟在我国还是常见的。白鲟最后一次露面2003年1月24日，人们最后一次见到白鲟是在四川宜宾。这尾白鲟是在长江涪溪口一个乱石头积水处，被渔民刘龙华误捕。游到渔网中的白鲟受了惊吓，四处乱撞。当时宜宾市水产渔政局工作人员听闻后立刻赶到现场，看到三米多长的白鲟宛如一头牛，被套在渔船旁边，头部有一道二十公分长的伤口，尾鳍部分有擦伤。他们立即向长江水产研究所报告，协助从武汉而来的专家开展救助工作，在进行一系列的医疗救治后，第四天白鲟已恢复精神，专家们亲手将它放回长江。为了科研需要，他们在这头白鲟的鱼鳍上安装了声纳跟踪器，开始不断有信号传来，再后来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从1983年开始，我国已经禁止商业捕捞，同时为了解决中华鲟无法繁殖的问题，葛洲坝集团所属的中华鲟研究所当年起实施人工繁殖放流。1989年，长江白鲟、中华鲟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002年，长江下游地区开始试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禁渔期。2021年1月1日，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进入十年禁渔期。同年，《长江保护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规定相继出台。我国禁渔政策自实施后就有成效，2021年11月第五届中国现代渔业暨渔业科技博览会“长江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论坛”发布的相关初步监测结果表明，长江常见鱼类资源有恢复的趋势，长江生态环境尚存的小型受威胁鱼类种群有恢复的迹象。抚今追昔，白鲟作为长江特有物种，是距今1.5亿年前的白垩纪残存下来的极少数远古鱼类之一，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它的灭绝的确令人非常遗憾！这也启示人们必须花更大力气保护好长江的野生鱼类，否则的话，今后我们只能到古代名人的文字绘画中去寻觅鲟鱼的踪影了。

刘永加

2022-08-03
颍州西湖访欧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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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立新一“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这是苏轼对颍州西湖的赞誉，《大清一统志》说：“颍州西湖闻名天下，亭台之胜，觞咏之繁，可与杭州西湖媲美。”颍州西湖，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西郊，它兴于唐，盛于宋，明正德《颍州志》里记载：颍州西湖，在州西北二里外，湖长十里，广三里。初夏，我游颍州西湖，正赶上蒙蒙细雨，烟水西湖别有一番意境。一入景区，大片的原野，宽阔的湖面扑面而来，面积大到难以置信。成片成片的菊花，将原野涂成了金黄色。道路两旁是一块块两米多高的朱红色的铁框，一共有13块。框中皆崩挂着一条浅黄的布塑，分别写着欧阳修的13首《采桑子》。公元1071年欧阳修退居颍州，极爱颍州西湖的他写下13首《采桑子》，首首都说西湖好，称赞“汝阴西湖，天下胜绝”。并说，泛舟西湖，人在舟中便是仙。颍州西湖上有很多拱形桥，第一座便是春深桥，桥名取自于《采桑子·春深雨过西湖好》，站在桥上，眼前碧水茫茫，柳绿花多色，水草繁茂，细风斜雨，湖之初美好尽现。下春深桥，向前步行七八分钟，眼前便出现了一条长两公里多的长堤，名为苏堤。苏轼喜欢筑堤兴修农田水利，造福于当地人民，杭州、颍州、惠州的西湖都有苏堤。他任颍州知州时，利用颍水与西湖的资源，疏浚西湖，挖出的泥土堆成的大堤，便被后人命名为苏堤。苏轼是喜欢颍州西湖的，有多喜欢呢？他在《泛颍》中是这样说的：“我性喜临水，得颍意甚奇，到官十日来，九日河之湄。”跟喜欢杭州、惠州西湖不同，苏轼爱颍州西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老师欧阳修曾在颍州做过知州，一生去过颍州多次，晚年又归隐于颍州西湖旁的“六一堂”，终于颍州西湖上的湖心州。苏轼曾在颍州西湖住了近一个月，专门看望陪伴老师。后来他也来颍州当知州，师徒二人先后在同一地方做官，且都是在仕途不太顺的情况下，与颍州西湖结下情缘，古今都实属罕见。二我沿着苏堤，朝东北方向一路前行。由于当日非周末，又下着细雨，所以景区里的游人不是很多，刚刚适合游览追思。在我的身边，是一望无垠的湖面，碧波万顷。湖边长着很多高高细细的香蒲草，随风摆动，湿地上芦苇成荡，不时能听到“扑通”一声响，是鱼儿在湖中快乐地翻腾呢。芦苇荡里则时不时有鹤、鹭、雁、野鸭等飞起游过，野趣十足。青草地、柳树林、绣线菊……一路相随，满眼尽是无边的绿、澄清的水，让人心旷神怡，临波踏堤，耳边是轻柔古朴的古琴之声，时不时加进树上之鸟的叫声，路上有亭有阁，有石桌石椅，可休可坐。途中有一景点名为“碧波在望”，因颍州西湖是平原上的湖，所以从近至远，均无半点遮挡，“渺渺平湖碧玉”。很远处的跨湖大桥和三十多米高的清莲阁，在烟雨之中，隐约可见，犹如海市蜃楼。继续朝前行，只见湖边一斜依绿树草坪上的巨型长方形白布，上有一行绿字：颍州西湖月夜泛舟，听琴一首，东坡居士。有苏轼的《夜泛西湖》为证：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可以想象西湖夜景之美。再前行便是飞盖桥，此桥为欧阳修在颍州当知州时所建，乃一廊桥，盖在湖面之上，桥曲栏朱，是颍州西湖上“三诗桥”之一，欧阳修有诗：“鸣驺入远树，飞盖渡长桥。水阔鹭双起，波明鱼自跳。”飞盖桥真乃“诗桥”，桥上全是诗，用绿字行楷，佳句妙词连篇，刻在一道道横梁之上，令人拍案叫绝！来回都有，两侧亦有。原来，古时颍州西湖四时景色俱佳，吸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来此吟诗作画，留下了近300首（篇）诗词文章，其中唐宋八大家就占到了4人，还有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而名气较大的晏殊、欧阳修、苏轼、吕公著均来当过颍州知州，贡献出来的名篇更多，仅欧苏二人加起来就有近两百首。湖光水色，水光湖色，凭栏而望，水天一色，名篇在侧，好不美哉！从飞盖桥上折回，朝南去便是撷芳园，该园呈岛形，园中角楼湖亭，楼亭旁百花盛放，水面上有荷叶片片，只是荷花开还尚需时日。三遗憾的是因黄河泛滥，历史上古颍州西湖已不复存在了，经安徽省人民政府同意，1998年以来，阜阳市开始在颍州西湖旧址以西的三十里河重建西湖，经过二十多年的精心规划和建设，一个崭新的西湖已呈现在世人眼前。新颍州西湖风景名胜区规划总面积为24.32平方公里，周长11.5公里，湖面约5.74平方公里。遗憾的是，我未来得及乘船泛舟湖上，感受不了“轻舟短棹西湖好，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的美好意境，游览的也只是颍州西湖的南湖，清涟阁、九曲桥、会老堂等所在的北湖，都未及去看。虽只看了一部分颍州，但我已深深爱上了它，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跟欧阳修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欧阳修最爱颍州西湖，王安石变法出现问题后，宋神宗决定起用他，但历事三朝，窍位二府的欧阳修，已有了强烈的退隐之心，他写了辞职信，表示自己老矣，不愿再出山。1071年，欧阳修被允，回到他魂牵梦萦的颍州——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决定将颍州选为退隐养老之地，“予自广陵得请来颍，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于时慨然已有终焉之意也”。“十载荣华贪国宠，一生忧患损天真。颍人莫怪归来晚，新向君前乞得身”。这是欧阳修历经宠辱后的心声，回到颍州，他开始“筑室买田清颍尾”“独结茅庐颍水西”，并整理自己的文集，泛舟湖上。当年9月，苏轼、苏辙二兄弟来到颍州拜望老师，师徒们游览西湖，饮酒赋诗，并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交接——欧阳修让苏轼接任他的“文宗之位”，把引导、发展和繁荣文学的重任托付给苏轼。多年前他就预言，未来的文坛属于苏轼，到时将不会有人记得自己了。交代完了后事，整理好了自己的文章，欧阳修感到大限将至，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伤感得很：“冷雨涨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鲜鲜对高阁。”醉翁去矣。公元1091年9月，已是文宗的苏轼出任颍州知州，到任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恰逢好友、音乐家崔闲来访，几人一起泛舟湖上，苏轼让崔闲抚琴弹唱《醉翁吟》，怀念老师，事后，苏轼用大楷写下了这首名诗，并请名匠镌刻于石上，立碑于西湖书院，后被屡屡拓印翻刻：白露下众草，碧空卷微云，孤光为谁来？似为我与君。水天浮四坐，河汉落酒樽，使我冰雪肠，不受曲蘖醺。尚恨琴有弦，出鱼乱湖纹，哀弹本旧曲，妙耳非昔闻。良时失俯仰，此见宁朝昏，悬知一生中，道眼无由浑。又一晚，苏轼泛舟西湖之上，听到有歌妓在吟唱欧阳修在此地的旧作《木兰花令》，他情不能自禁，想起了已去世了20年的老师，随即写了附和之词：……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草头秋露流珠滑。三五盈盈还二八。与余同是识翁人，惟有西湖波底月。苏轼错了，人们并没有忘记那位自称醉翁的大文豪，今年五一，颍州西湖部分风景区对外开放，游人如织，一天进入景区的游人达到2万，只得临时采取限流措施。我想，游人络绎不绝，大都是冲着欧苏诗词文章的绵绵余韵而来，我在湖边看到一些年轻人穿着宋代的服饰在打卡拍照，还有些在销售颍州西湖的文创产品，让欧苏再度活泛生动了起来。返程，我们走了环西湖大道，路上处处皆有写有欧苏诗词的旗帜，迎风飘展，每一首都能直抵心灵的最深处。万顷颍州西湖之波，凝聚诗文千载，涵养颍人的精神田园，近水楼台先得月，颍州人何其有幸，皖人何其有福！苏堤飞盖桥

徐立新

2023-07-03
张氏：湛江最早的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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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湛江姓氏，首先要搞清楚几个问题：最早的湛江人？最早的湛江姓氏？湛江人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这些都是市民关心的。其实，从遂溪鲤鱼墩遗址被发掘，那一片片贝壳就可以触摸到湛江人7000多年的历史。从秦汉起，每朝都有大量徙民南迁和军人落藉湛江，本土人和外来人，构成了湛江人，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姓氏。1鲤鱼墩遗址：7000年前便有“湛江人”最早的“湛江人”出现在什么时候？根据可靠资料证实，湛江最早有人生活是在7000年前，即新石器时代中期。这个证物就是1983年发现的遂溪江洪鲤鱼墩遗址。鲤鱼墩遗址位于遂溪县江洪镇北草村委会东边角村鲤鱼墩，南与雷州仅一江之隔。该墩在东边角村的东南部，两者相距约百米，因形似鲤鱼而得名，面积约1200平方米。鲤鱼墩遗址由遂溪县博物馆1983年文物普查时发现，1991年确立为湛江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来，经国家、省、市、县各级部门的考察，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层5层，屈肢葬墓8个，房子2座，遗址出土了陶、石、蚌器一批，以及大量的锛、网坠、石锤、石砧、石饼、石拍和贝壳堆积等，这为文物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经考古专家多年的考古研究，论证鲤鱼墩遗存年代较早，文化面貌富有特色，是距今7000年至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遗址。鲤鱼墩遗址，不仅是遂溪最早的村落遗址，也是雷州半岛第一村。2张氏：湛江目前有文字佐证的最早姓氏众所周知，中国最古老的姓是“姬”姓。姬姓的族人是黄帝的嫡系后裔，这个姓氏具有将近5000年的悠久历史。那么，在湛江200多个姓氏中，最早的姓氏是哪个呢？1995年，徐闻县海安镇广安村汉墓出土一枚“张已印”铜章，长宽1.2厘米，残高0.8厘米，印文小篆，刀刻细腻，经专家鉴定是西汉末年新莽时期的私印，时间在公元9年至公元20年。印主姓张，是目前发现有文字佐证的湛江最早姓氏。徐闻张氏生活的年代，中原早已广泛有张姓，如西周周宣王的贤臣张仲；战国时主张连横六国抗秦的张仪；秦末辅助刘邦的得力谋士张良；汉初出使西域的张骞等名人都是姓张。徐闻在西汉时，已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大量北人南下，当中有张姓不足为奇。在西汉印章上落款，玺是君主或地方诸侯专用；章为将军用；印是一般官人或商人用。广安村汉墓出土铜印的同时，还有汉陶罐、陶钵；汉铜镜、铜钱等陪葬物，由此推测，张氏是外来移民的可能性很大。西汉时，徐闻到底有多少个姓，目前还没有资料可考，但张姓应属最早的姓氏之一。3雷州半岛被称为“南蛮之地”雷州半岛古时被称为“南蛮之地”。雷州半岛的先民，绝大部分是从中原一路迁徙而来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4世纪初（西晋末年）。记者考究史料发现，“南蛮之地”泛指古中国最南方的地区，即如今南粤一带。古中国的南方并不像如今珠三角地区如此繁华，且不适合大面积开垦耕种粮食。由于南粤一带群山环绕，野生动物富饶，所以“南蛮之地”的“蛮子”多以狩猎、打渔等方式生存。由于当时南粤农业的落后与人口的稀少，所以古时惩罚罪犯与贪官的“发放边疆”一罚中，发往“南蛮”也是选项之内。到东汉末年，中原长期战乱，南方相对稳定，百姓纷纷南迁，不少人到了雷州半岛。雷州，先秦有壮苗瑶竂黎侗等少数民族居住。秦后汉族南迁，成多民族融合之地。唐贞观年间，启用土著陈文玉出任刺史，他精察吏治，政教并行，使雷民安居乐业。他辞世后，雷民纪念其德政昭彰，立“雷祖祠”以祀。随后，形成早期的卜居村落一姓，如晋朝雷州榜山村的谢姓，隋朝雷州英灵村的陈姓，宋代遂溪的苏二村黄姓、麻章程村的程姓等，其中英灵村是唐朝雷州首任刺史，誉为雷祖陈文玉的出生地；苏二村是宋代大文豪三苏中的两苏，苏轼、苏辙兄弟曾到过的纪念地，是有名的村落。4让人又爱又恨的姓氏湛江姓氏的分布五花八门，有的一条村甚至一个镇几乎都是一个姓，人数过万；有的一条村却有几十个姓，人数悬殊很大。例如，遂溪县黄略镇，王姓人口一万多人，集中在黄略大村和以大村为轴心的五个村。村名冠镇名，又以一姓为最突出，在全国属罕见。麻章区太平镇通明港村，有7000多人居住，历史上是水师驻地，各朝都有军人落籍，形成多姓杂姓，目前有49个姓氏，最多时期达57个，如此多的姓氏汇聚一村，在全国也属罕有。村中建有李、何、黄、吴4个祠堂，其他姓氏没有祠堂，各姓氏彼此和睦相处、平等相待，被评为湛江市特色文化村。湛江姓氏中，有的姓非常少，也很特别，属独门偏姓。在遂溪县有姓“乡沙古”的，有姓“菜草潭”的，还有姓“三洋青”、姓“暴遂城”、姓“西杨柑”的；有不少姓还是怪姓，无从可考来由。全国最稀的姓之一——“脱”姓在遂溪县就有分布。遂溪还有的偏姓，由动词构成，姓名被别人叫起来十分尴尬，如“打”姓、“削”姓以及“磨”姓，呼名字为“打某某”、“削某某”、“磨某某”，似乎是恶作剧。有的偏姓不要说不会念，连电脑也打不出来，湛江户籍工作人员在办理身份证就遇到“”姓，要专门为其合成一个字。而有些姓读音或者写法相似，常常出现混淆，如“黄”姓与“王”姓粤语同音，“符”与“苻”写法相似。湛江市赤坎某厂有位偏姓“宫”的老职工，全厂男性都称他“老宫”，“老宫”与“老公”同音。徐闻县大黄生山水村“卞”姓乡民，都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有名人卞和发现和氏璧而自豪，但他们的姓常被人叫错为“下”、“卡”或不会念而尴尬，往往需要一番口舌更正或介绍才行。近年来，国家把“国”姓统一为“郭”姓。在湛江福利院里，孩子们却保留了“国”姓，每次向人介绍都要强调自己姓“国”而不是“郭”，他们是为了纪念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的国家。在廉江，分布着“刘傅”姓人，这是个很有渊源的姓氏。“刘傅”姓的祖先是皇帝裔孙大由的后代傅鸾，傅鸾的儿子傅丽川命途多舛，竟沦落到无依无靠的地步，幸得无子继后刘荣将其抚养成人。傅丽川为报答刘氏养育之恩，遂改名为傅刘丽川，后又改为“刘傅”，这一姓氏最终流传至今。但这个姓氏偏僻，鲜有人知道。广东有位作家叫“刘傅永坚”，他发表作品时，经常被编辑误解成是“刘傅”和“永坚”两个人。按汉字的笔划计算，湛江的姓氏笔划，最少是乙姓，只有一画，最多是瞿姓，共有18画。湛江人数最多的一个姓为陈姓。记者陈文富特约通讯员骆国和通讯员蔡晓琪莫云丹

陈文富骆国和蔡晓琪莫云丹

2011-11-27
只有苏轼敢在科举中杜撰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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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尧臣悄悄把苏轼叫到一边。“老弟，你策论中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什么书？我和欧阳大人都没见过。”苏轼说：“不是典故，是我自己临时杜撰，想当然也。”梅尧臣哑然，改天和欧阳修一说，欧阳修放声大笑。敢在如此重要的考试场合忽悠全体考官，说明苏轼极度自信并且不走寻常路，这正是成为一代宗师的基本条件。苏轼科举中杜撰典故忽悠了全体考官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考试结束后，主考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尧臣等人对着一份试卷不知如何是好。试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这位考生引用了一个大家都没见过的典故。欧阳修问梅尧臣等人：“你们真的没有见过这个典故？”梅尧臣等摇头。梅尧臣字圣俞，欧阳修开玩笑说：“圣俞兄，你和皋陶同为‘尧臣’，连你也没听过这个典故，说明这位考生可能是自己杜撰。”梅尧臣说：“这可不一定。进士考试如此重要，我认为没人会拿自己的前程开玩笑，胡编乱造典故。这位考生学问渊博，雄辩滔滔，他很可能看过一些我们都没注意的古书。”欧阳修自言自语：“要是有一台过目不忘的机器，可以把所有的古书都装进去，查询典故的时候只需搜索几个关键词就能找到原始出处，那该有多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场的一位李姓考官牢牢记住这件事，回去赶紧立下遗嘱，千年之后他的子孙依靠开发中文搜索引擎一度成为中国首富。如果不考虑那个大家都没印象的典故，这篇文章肯定是所有考生作文的翘楚。欧阳修接着问：“我想把这位考生定为状元，你们什么意见？”梅圣俞说：“这个考生才气纵横，完全可以定为状元。”另一位考官不赞成，他说：“万一这个典故真是由他杜撰，我们作为考官不能分辨反而把他录为状元，只怕会成为千古笑谈。”宋朝进士考试为了防范舞弊，所有试卷在评阅前都请书吏重抄一遍，所以谁也不知道这份试卷的真正主人。欧阳修最后同意把这位考生录取为第二名。除了担心考生杜撰典故，他还怀疑这篇文章出自南丰曾巩之手。曾巩是他的门生，他必须避嫌。考试结果公布之后，大家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苏轼的弟弟苏辙同时考中进士。嘉祐二年进士考试的主考是欧阳修，考生除了曾巩和大苏小苏，还有苏氏兄弟的父亲苏洵。也就是说这次考试唐宋八大家有五位参与，绝对是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事。三苏父子一夜成名之后，带着自己的文集分别拜访欧阳修、梅尧臣等考官。到了梅尧臣家，梅尧臣悄悄把苏轼叫到一边。“老弟，你策论中那个皋陶杀人的典故出自什么书？我和欧阳大人都没见过。”苏轼说：“不是典故，是我自己临时杜撰，想当然也。”梅尧臣哑然，改天和欧阳修一说，欧阳修放声大笑。敢在如此重要的考试场合忽悠全体考官，说明苏轼极度自信并且不走寻常路，这正是成为一代宗师的基本条件。欧阳修后来在给梅尧臣写信的时候承认，“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他还对自己的儿子欧阳棐说，你记住我的话，有苏轼在，三十年后世人就不会再提起我了。苏东坡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让西湖定名嘉祐六年苏轼兄弟又双双通过制科考试。宋朝的进士考试比唐朝简单，但制科考试却堪称史上最严。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经过初试筛选，皇帝亲自出题并监督整个过程。南北两宋总共三百多年的历史，进士考试录取了超过四万名进士，而制科考试只进行过22次，成功通过的不过41人，是进士的千分之一。苏氏兄弟的同年进士一共有九百人，其中曾巩、曾布兄弟后来也大名鼎鼎，曾巩名列唐宋八大家，曾布官至宰相位极人臣，但是因为制科考试甄选太严录取太难，他们根本没有报名。宋朝制科取士和进士及第同样分为五等，不过制科考试的第一和第二等是虚设的荣誉等级，所以苏东坡虽然被考官定为第三等，但已经是王朝建立以来最好的成绩。此时距离北宋开国正好一百年，所以人称“百年第一”。苏辙也被考官之一的司马光定为三等，但其他考官认为他出言不逊，最后由皇帝钦定为四等。宋仁宗回到后宫对曹皇后说今天为后世子孙得到了两个可以做宰相的人才。曹皇后的祖父是宋朝开国大将曹彬。苏洵虽然没有考中进士，但欧阳修把他的《权书》《衡论》等二十二篇文章进献朝廷，士大夫争相传诵。三苏父子一夜之间天下知名。苏轼十九岁和王弗结婚，二十二岁金榜题名，二十六岁通过制科考试。正当他春风得意的时候，他的母亲程夫人、年仅二十七岁的爱妻王弗和父亲苏洵在几年之内相继病故。苏轼兄弟为了奔丧守灵，在故乡眉山和京城开封之间疲于奔命。王弗的堂妹王闰之长得和姐姐一模一样，苏轼忍不住频频张望，于是在苏氏兄弟回京之前，当年那个负责传递情书的小姑娘自己做了新娘。苏轼通过制科考试后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召试学士院，通过考试后以殿中丞直史馆，也就是以殿中丞的身份在史馆值班。久闻大名的宋英宗认为让苏轼参加考试是多此一举，考试是为了判断能否胜任，“如轼有不能邪？”后来苏东坡做中书舍人知制诰的时候，终于得到免试的待遇。宋英宗在位仅四年就去世了。宋神宗继位，后世习惯把司马光、欧阳修和苏氏兄弟划为旧党和保守派，其实当时差不多所有知名官员都是保守派。苏轼对新帝上任后的政治斗争不感兴趣，所以请求外放离京。熙宁四年（1071年），三十四岁的苏轼做了杭州通判。通判名义上可以和知州“同判”政务，实际上就是一闲职。他当时就想要疏浚西湖，可是没人把他的建议当回事。闲暇时苏轼常去西湖漫游，他那几首和西湖有关的著名诗词就写在做通判期间。“故乡无此好湖山”，他开始有了归隐江南的打算。在所有歌咏西湖的诗词中，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超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和柳永的《望海潮》后来居上。柳永的《望海潮》曾经引发战争，苏轼的这首诗却让西湖定名定性。现在大家都以为西湖的名字和西施有关，杭州也被称为美女之城，其实春秋战国时西湖根本没有形成。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狩猎射杀一条狼后来才知道那是狼犬这年冬天苏轼带领军警出城祈雨狩猎，他亲自射杀一条老狼，当即填了一首《江城子》，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吹笛击鼓以为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左牵黄，右擎苍”是指牵着猎狗举着苍鹰。“孙郎”指三国东吴孙权，据《三国志·吴志》记载：“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凌亭。”“冯唐”是西汉大臣，主张赦免虚报军功的云中太守魏尚，汉文帝听从他的建议并派他持节云中。过了一段时间，苏轼想起自己打猎的雄姿，希望通判再次组织“军训”。通判推三阻四不肯答应。苏轼反复追问。通判只好承认上次的猎物都是当地百姓的家畜家禽，那条老狼实际是里正的狼犬。苏轼从此再也没有了打猎的雅兴。熙宁九年苏轼调任徐州刺史。中秋节这天，苏轼欢饮达旦。他和苏辙兄弟情深，如此美好的夜晚自然会填词问候。不过他主要是感慨人生，所以说“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水调歌头》“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继制科考试百年第一、《饮湖上初晴后雨》西湖诗词第一、《江城子》悼亡词第一之后，苏轼再次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2018-03-08
苏炳添是苏轼后代登上微博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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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亚洲“短跑一哥”苏炳添是苏轼后代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记者发现，主持该微博话题的是一名粉丝上千万、名为“北岛”的加V博主，其认证为知名情感博主，IP属地为河北。8月9日18时35分该博主发布消息称，“苏炳添是苏轼后代，原来优秀也是一脉相承的，苏轼是大文学家，苏炳添是运动健将，苏家的基因真的很牛。”记者注意到，该博主同时发布的配图显示，“苏炳添是苏轼后代”这一消息疑来自其网络查询。随后，记者尝试联系该博主，希望求证其具体的消息来源，但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其回复。8月10日，记者联系上苏炳添老家中山市古镇古一村村委会，一工作人员称村上不清楚，并未考究。当地苏氏祖祠理事会会长则告诉记者，根据族谱记载，苏炳添确系苏东坡29代孙。对此，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刘清泉表示，“苏炳添是苏轼后代”说法从现有史料证据上来说，尚待考证。在他看来，许多族谱即便是祖传，但因年代跨度久远、记录中断等原因，也未必全部可信。据澎湃新闻

2022-08-11
面对人生沉浮，苏轼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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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人生沉浮，苏轼怎么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周鼎：善待当下9月26日下午，三苏祠博物馆迎来“东坡大家讲”名家系列讲座第七讲，川大教师周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解苏轼沉浮的一生。雷远东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9月26日下午，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内，东坡盘陀像处传来朗朗诵读声。在“东坡大家讲”名家系列讲座第七讲中，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首届十大最受欢迎教师周鼎，以“问汝平生功业”为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苏轼沉浮的一生娓娓道来，并与大家齐诵《念奴娇·赤壁怀古》，氛围感十足。“不同”“不随”“强己力行”性格成政治悲剧的因素之一“在讲苏轼的贬谪生活之前，我希望把苏轼放在一个更为具体的时空里。苏轼的出现，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因为他生活在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讲座伊始，周鼎老师率先讲述了北宋的政治环境，称“北宋政治在让你热血沸腾的同时，又往往喜欢带给你扼腕叹息的遗憾”。接着，他从神宗变法中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治立场问题，引申出苏轼作为“温和的改革派”的“不同”“不随”和“强己力行”。“一次一次的改革引发了激烈的党争，站错了队就可能错过自己政治的前途，而这恰恰就是苏轼一生政治悲剧的来源。”周鼎非常欣赏苏轼的个性及思想特征。“苏轼认为，真正的好文章应该像森林一样，有多种生态，他拥有跟我们现在人一样的多元价值观，你好他也好，各美其美。同时他又始终坚持人格的独立，这个后果也意味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疏远到政坛边缘。可是苏轼又是一个强己力行的人，他希望能为国家、为朝廷、为人民办实事，这也成了他政治悲剧的诸多因素之一。”随后，周鼎从苏轼调任湖州太守讲起，“虽然是在地方上当官，但苏轼的名气太大了，全国知名，就像现在的顶流网红，每写一首诗都能引起很大的反响。”尽管居江湖之远，但苏轼一直心系庙堂，常常借助诗文发声。“从杭州到密州、徐州，再到湖州，看上去很顺，但对苏轼而言，都是巨大的挫败。无论是他的自我期许，还是朝廷最初对他的期待，都没达到。他不满，朝廷也不满，矛盾越来越大。”宋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按惯例给皇帝写谢表，感谢知遇之恩。然而，这篇《湖州谢上表》，尤其“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四句，却成了御史言官们攻击他的导火索，从而引发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也是普通人从“幽人”到“数米而炊”“一个公认的天才、做了多年地方官的好干部，被从湖州抓到了御史台的大牢。而他的罪状大多数都来自写给朋友的诗和信，他最害怕的是牵连别人。”从名满天下的士大夫，到“不得签书公事”的团练副使，从仕宦到囚徒，从繁华京师到偏僻小城，苏轼成了寄居定惠院里的“幽人”，可谓“寂寞沙洲冷”。在周鼎的讲解中，苏轼并非从贬谪一开始就变得豁达、豪放。“他来黄州有两种情绪，一是悔恨，二是不能让朋友来同情自己。这恰恰也是一种创伤应激反应，沉浸在被贬谪中不能自拔。”初到黄州，苏轼也曾遭遇了非常现实的问题，甚至要“数米而炊”。为了节流，全家每日生活费不能超过150文钱——月初拿出4500文钱，分成30串吊在屋梁上，每天早晨取下一串作为日常开销。“东坡是苏轼这一生最惨的地方，是人生最低谷。他却把最低谷的地方作为了自己的名号，大家喊了一千年。苏轼成为真正的自己的地方，不在别处，正在东坡。”在黄州，苏轼礼佛、修道、练养生诀，同时，他的思想和心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周鼎以《黄州雪堂记》为例，“这里带着他常有的一种悔过情绪，他已经开始批判自己的前半生了，这种巨大变化首先理解为一种逃离，在《雪堂记》里，他否定了这种逃离，又肯定了这种逃离。不是想要逃离这个世界，而是要逃离这个世界所追求的功名富贵。”周鼎又通过《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强调这种“逃离”，“悔恨和强颜欢笑积累下来的心灵创伤，会带给人巨大痛苦。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借酒浇愁，要么找个机会逃离，可是这是一条死路。真正的超越是要坚持走下去，但这条路不是向外在的世界去逃离，而是要勇敢地穿越内心的小径，走向心灵最幽暗的地方，去看清楚自己究竟是谁。”周鼎还借由苏轼与朋友之间的通信内容表示，“我们没必要去主动地表彰苦难、追求苦难，但是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却可以认识到，正是苦难剥掉了我们身上华丽的袍服，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最本真的自己，这也许就是苦难的意义。”儒释道三合一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讲座过程中，周鼎结合多首苏轼作品，解读贬谪困境中的苏轼，是如何形成了超然物外的哲思，并重点讲述了苏轼对儒释道三家的诠释融合。“苏轼为什么可以作为中国文化集大成者的代表，是因为他对于中国文化的‘体认’都做得非常优秀。‘体认’这两个字各有各的含义，体是体验，认是认知。在他的眼里，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是平等的，三者相当于三条大江，尽管航道可能不一样，但最终都汇向了智慧的大海，他公正地对待所有伟大的智慧。”在苏轼身上，周鼎看到了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即“三教合一”。“按照古人的话，儒家思想用来指导人与人的关系，佛教思想用来解决灵魂的问题，道教思想则用来面对肉体的问题。所以古代世界的人，除了受到物质生活水平的限制以外，在思想上他们比我们更加自洽、圆满。如果他们拥有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水平，他们的幸福感一定比我们强很多。”周鼎认为，苏轼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让他最终超越痛苦，“中国文化的底色是善生，善生是什么？善待生命，善待你当下的生命。这种善生的观念，让当下的人生获得幸福，跟现代文明遥相呼应。这种把当下的生命加以珍惜的传统，是让苏轼在黄州超越苦难最重要的思想来源。”重新梳理“赤壁三绝唱”于人生细微处发现本我讲座中，周鼎还重新梳理了苏轼的“赤壁三绝唱”。“这三首作品的写作时间其实是有争议的，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直到现在学者们还不能完全确定。”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逻辑，周鼎先带领现场观众一起朗诵《念奴娇·赤壁怀古》，称“这首豪放词的代表，所表达的情绪是一种绝望，豪放的绝望。这个绝望源自什么？人生的短暂和渺小。如果人生如此短暂，无法去超越时光的冲刷，我们活着到底追求什么？如果成为英雄建功立业和成为凡夫俗子过得庸庸碌碌，两者之间迟早都会被时光如大江一样冲刷得干干净净，躺平也好内卷也好，有区别吗？这首词，先给了我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问自己人生到底该追求什么”。而答案就在《前赤壁赋》中。“明白了寿命的长短取决于怎么看它，更重要的是寿命的长短是依赖于横向的比较，和内在的比较，内在是什么？天然的我、本真的我。所以去思考生命的长与短毫无意义，更重要的思考是要超越长与短、富与贵、美与丑，去找到更本真的我，这才是活着的意义。怎么去感受到更本真的我？用眼睛和耳朵与这个世界相遇，成就了此刻你的体验、你的感悟，这才是最重要的。”在周鼎看来，“东坡肉”的发明就是苏轼超越苦难的智慧，学会在人生细微处去发现本真的我的体现。而在惠州、儋州的经历，更是苏轼找到本我后的智慧体现。这一点，在《自题金山画像》中也有所展示。周鼎解释，“‘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中，‘灰之木’和‘不系之舟’均出自《庄子》，不被世间得失荣辱所影响，任随命运的沉浮，四海为家。‘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能这段人生对苏轼来说是最有意思的，也是最有成就的，因为在三次被贬谪的地方，他超越了苦难，他领悟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成就了自身的智慧。”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荀超

2023-09-27
大量东坡文献史料将入驻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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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惠州市博物馆发出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文献学术中心征集启事，得到中国苏轼研究会、北京苏轼文化研究会、惠州慈云图书馆、惠州东坡文化协会及海南儋州、四川眉山、湖北黄冈、山东诸城、江苏徐州、常州等单位及各地苏轼文化研究者大力支持与关注。据悉，中国苏轼研究会刘清泉特地寄来有关苏轼书籍、研究成果汇编等资料图书100多本；中国台湾专门研究苏东坡的学者李常生，自费100多万元，多次从中国台湾往返大陆重走苏轼行踪路线，今年已70多岁的他，得知这一消息后，表示愿意把自己历年来收集有关东坡的书籍30多箱全部捐给惠州；潮州苏锦和通过邮箱，提供了清陈明卿太史订正的《苏文忠公全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末文盛堂刊原版本影印电子版），共32册75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已征集到有关东坡的古代文献电子版约70种640多册，共计约2000余卷，涵盖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的20多种清代之前各种版本的文献史料。另有实体书350种约500本，从林语堂1947年著的第一本外文版的《苏东坡传》，到目前正式出版的各类版本的《苏东坡传》《东坡评说》等，所有这些文献史料及书籍，都将在惠州东坡纪念馆汇集。据了解，惠州市博物馆将依托已经建成的惠州苏东坡祠、苏东坡纪念馆，在东坡纪念馆内打造一个全国最重要的东坡学术文献信息中心，所有资料信息将免费提供给读者查询参阅。纵观历代苏东坡历代文献史料，体现的不仅是东坡学术文化，从不同版本的古籍中，也可窥见宋、元、明清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东坡文献的构建，对今后惠州东坡祠、东坡纪念馆的传承发展、学术探讨和史料、资料查阅都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惠州市博物馆正在不断充实完善各类史料图书，工作人员也正在统计整理文献目录、计划编印史料清单，谋划阅读空间，准备便于观众阅读的古籍史料查询设备，有望尽快对外开放。

2022-06-03
坚持不懈苦学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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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像。【核心提示】苏辙的一生是努力的一生，更是传奇的一生！苏辙的资质不如其父兄，而且身体还不好，但他有大志向，一直坚持学习，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十九岁进士及第，可谓少年得志。对此，苏辙并没有沾沾自喜，更是加强了对自己的要求，努力锤炼文章，使其强化了“沉静简爱”“老成持痛”的性格禀赋，养成“汪洋淡泊”的文章风格，并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本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苏辙，一起去探知他苦学成才的故事。坚持苦学畅游浩瀚书海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二月十二日，苏辙出生在眉山苏家，父亲苏洵为他取名为辙，其兄苏轼已经三岁了，少时，兄弟俩从小就跟着父亲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只是，苏辙从小身体素质就不如其兄苏轼，体质瘦弱，他患有胸疾和哮喘，后来又患上了肠炎，可以说是一个病体之身，但他不仅活了下来，而且还处处流露出了好学的秉性。“幼而无师，授业先君。兄敏我愚，赖以有闻。”“子瞻既冠而学成，先君命辙师焉。”在苏辙看来，他没有父亲苏洵、兄长苏轼那样的天纵之才，必须通过勤学苦读才真正有所收获。而这也作为一种原动力，始终促使着苏辙好学上进。而翻阅苏辙的诗文，有很多回忆年幼时刻苦学习的记录，而细品这些学习记录，也不难看出他的心路历程。也可以看出苏辙、苏轼小时候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南轩”书屋中度过的，一本接着一本地读着经史之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很少走出书斋外出游玩，交结朋友。“惟我与兄，出处昔同。幼学无师，先君是从。游戏图书，寤寐其中。”他所有的乐趣都在书中，连做梦都在读书。为了读书，苏辙不仅谢绝宾客，长年在书屋读书，更是到了除学习之外任何事物均不管，并且茫然无知的程度。这对于一个患病少年来说，能够持之以恒，坚持学习已属不易，但苏辙并不满足自己的现状，而是一直在进行反思。苏辙的童年、少年，几乎都在书斋中度过的，虽然他并不是读死书之人，却仍有不足，他成年后，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因从小就缺乏坚实的生活体验，会导致行文虚浮的现象。这其实也是苏辙善于发现、弥补自己不足的表现，他这一态度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而他总结的自己的学习经验，更是为天下学子提供了学习的典范。嘉佑五年，苏辙年仅二十二岁，他写的《上两制大臣书》一文中详细介绍了他十年苦读的历程和学习经验，实际上就是一个较为全面的学习总结。一开始，苏辙只是对文章作了大致了解，着重研读经书的文义，没有太大的收获，也没有感受到文章的奇妙，后来，他认真探讨推敲各家对这些经义的“传”和“疏”，还对比着各家说法，继续研读经书，才发现文章的奥妙。靠着这样的学习方法，苏辙和其父兄一起发愤苦读，“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为学识、思想、政治、道德上的成熟及苏辙能成为“一时之杰，百世所宗”的历史名人奠定了基础。

2016-07-17
《木石图》是苏轼真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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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石图》谈晟广在秋拍前曾近距离观摩《木石图》11月26日晚，佳士得香港2018秋拍中，北宋文豪苏轼的《木石图》（又称《枯木怪石图》）以4.636亿港元成交，刷新中国古代书画拍卖最高历史纪录。《木石图》描绘了一株枯木和一颗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有几株矮竹，整幅画“若鱼龙起伏之势”。这件作品没有苏轼名款，但画后附有刘良佐、米芾等人的题跋，它是非常少见的“苏米合璧”之作。从这能看出此画的珍贵。甚至有说法认为，《木石图》是苏轼的唯一真迹。其实，在国内，还有几幅传为苏轼的作品，但历来说法不一。不管如何，那几件作品都不如《木石图》受到如此的关注，这也与《木石图》的坎坷旅程有莫大关系：整幅手卷上所见的41枚鉴藏印分别来自南宋、元、明的收藏家，唯独在清代，没有任何文献记载。直到北洋政府时期，这幅画才重新被提及。1937年，此画又流入日本，被日本著名藏家阿部房次郎所藏。时隔八十余年，这幅古画终于回归祖国。《木石图》拍出天价后，关于它的真假，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不少专家学者从它的流传、题跋等角度，展开了论争。清华大学谈晟广博士，通过还原北宋时期的历史语境，为人们审视这幅作品提供了新的视角。早在今年8月，当《木石图》确定参加佳士得秋拍的消息传出来时，就在艺术界掀起过一股热潮。当时正在撰写《墨竹小史》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谈晟广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15年前，他在写关于苏轼画作的硕士论文时，苦于没有可以参照的资料，只能浅尝辄止。如今，《木石图》现身，谈晟广“不禁为之一振”。因为机缘巧合，他也得以到香港近距离观赏《木石图》原作。当“亲密”接触原作后，他对于这幅画的看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这是到目前为止，最为接近苏轼的原作，至少目前，我们还找不到它是伪作的铁证。”谈晟广抛开围绕着这幅画的题跋以及藏印等方面的论争，直接从《木石图》这幅画本身说起。《木石图》的画面非常简单：一株枯木，屹立于形状怪异的石头旁，怪石后伸出星点矮竹。这是非常典型的“枯木墨竹”题材。根据文献记载，苏轼常以类似题材入画，他对这一题材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苏轼喜爱墨竹是受同时代的艺术大家文同（1018-1079）的影响。人们熟知的成语“胸有成竹”，就是源自苏轼对文同画竹的评价。墨竹当兴起于唐代，“墨竹自兴起，就带有强烈的仙道观念属性，而文同和苏轼同样深受道教的濡染。”竹子在数千年前，就被看做是龙的象征。东晋时期葛洪《神仙传》和《后汉书·方术列传》都记载了这样一个“竹龙互化”的故事：东汉汝南（今属河南）人费长房跟随仙翁学道未果而被遣归，仙翁赠其一根竹杖，费长房骑着它，一会便回到了家里，他又按照仙翁的说法，将竹杖投入到葛陂（竹丛）之中，费长房回头一看，杖化成一条龙飞去。这个故事在后世的很多诗文中被化用。因为竹的特殊意义，墨竹的形成和流传，可能和道教中的祈雨仪式有关。曾有明确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少府监冯绍正开始画龙求雨。唐穆宗长庆三年（823）季夏，京兆大旱，韩愈向竹林神求雨，作《祭曲江龙》和《祭竹林神文》二文。由于竹与龙之间的天然联系，比如竹笋被称为“龙孙”，后来渐渐在艺术作品中，以竹代龙。文同，号石室先生，石室就是仙室之意，他还与道士交游，服用丹药。文同如此虔诚，爱画竹可以理解，那么苏轼呢？谈晟广说，虽然苏轼受儒佛思想很深，但实际上，他从小便受到道教的濡染。苏轼八岁时，即以道士张易简为师，成年后，苏轼思想中一直带有浓重的道教倾向，也保持着与众多道士的往来。这幅《木石图》正是苏轼送给镇江一位冯姓道士的。同样，枯木也有非常强的仙道观念。在北宋时，“张骞乘槎（chá，枯树枝之意）过黄河源”的神话传说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典故。黄河源被认为是“天河”，枯槎便被视为龙的化身（龙角形似枯木）。北宋时，经文同之手，枯木与墨竹成为仙道思想的表现形式，苏轼将其定型。1080年，因为乌台诗案，苏轼被贬来到黄州。有一次，米芾路过黄州看望苏轼，“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枝竹，一枯树，一怪石，见与。”枯木、怪石以及竹子，开始成为苏轼失意之时借绘画抒发胸中块垒的常用意象。在不断的创作中，苏轼在画枯木墨竹图时，涌现出“前者未有此体也”的感受。根据同时代文人的记载，苏轼虽受文同的影响，但他的画法与文同又有区别，苏轼更喜欢以遣兴的方式来画竹，因此当时有人评论，“戏笔作枯株竹石，虽出一时取适，而绝去古今画格，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苏轼的枯木墨竹开始自成一派。谈晟广说，“用这上面句话来形容《木石图》，非常贴切。但尚不能以此确定这就是东坡原作。只有将《木石图》放在枯木墨竹题材的传承中来观察，才能了解这幅画是东坡原作的可信度到底有多大。”苏轼去世后不久，宋徽宗下召，苏轼“片纸只字，焚毁勿存”，“苏学”在北宋末期遭遇了巨大阻难。1127年，金军在攻破开封之后，收集了很多苏轼等人的文集、墨迹。此后，金代的北方，成为“苏学”的大兴之地，而南宋，成为程朱理学的主要阵地，后世有所谓“苏学盛于北，程学盛于南”之说。王庭筠（1151或1156-1202）是金朝极具代表性的文人，他的诗和墨竹皆学苏轼，他也被称做“金源之苏东坡”，王庭筠在艺术史上颇有盛名的《幽竹枯槎图》（现藏日本京都有邻馆），便是宋金元期间枯木墨竹题材承上启下的重要画作。金朝于1234年败亡后，蒙元时代的北方汉人基本承袭了北宋和金朝的文化和思想。在北方出生、成长的高克恭（1248-1310）和李衎（1245-1320）的艺术创作受王庭筠的影响，枯木墨竹这一谱系也得以延续。南宋灭亡后，高克恭和李衎南下为官，他们在艺术中所追求的源于王庭筠的旨趣，也伴随着他们政治影响逐渐扩大。与此同时，赵孟頫应召北上，他在京师参加北人的雅集，拓宽了视野，成为他后来艺术创作观念转变的因素之一。1300年，元代著名书法家鲜于枢在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上作跋，赵孟頫也作跋一篇。受该画的启发，赵孟頫创作了《秀石疏林图》，他在自题中提出了闻名后世的“书画同源”理论。谈晟广介绍，现存可信的赵孟頫枯木竹石题材约有10件左右，无一不是以书法入画：石头用近乎草书的线条写出，古木便似笔力遒劲的篆书，竹子则像缓缓写出的隶书。枯木墨竹题材，经北宋文同、苏轼和金代王庭筠，到元代赵孟頫形成一个分水岭：在赵孟頫之前，有恣纵而无法度，纯游戏之作，如苏轼和王庭筠；在赵孟頫之后，艺术家便自觉地运用书写性线条以书入画。有了这种流传体系，再来看世面上如今传为苏轼的其他作品，就会发现《潇湘竹石图》（现藏中国美术馆，上世纪八十年代被认定为真迹，后来学界提出不同意见）的竹石，石头近乎飞白，竹子如八分写出，书写性太强；《六君子图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中传为苏轼的《枯木丛篠》，画面虽然缺少书写性，但过于拘泥、死板，不太符合宋人文献记载的苏轼墨竹“一点成月，一抹成蛇”的曲尽妙趣；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传为苏轼的《古柏图》，徐邦达先生认为画法略为接近赵孟頫。只有《木石图》，技法性较弱，既符合苏轼所说的“前者未有此体也”，又符合宋人记载的苏轼墨竹的游戏性，且绝无赵孟頫以后墨竹的书写性。至此，谈晟广有一种畅然之感，“在整个枯木竹石题材的谱系中，《木石图》的时代坐标无疑是最早的，我们是否有理由相信，这或许就是苏轼的原作呢？即便不是苏轼的原作，它能够如此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也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值得好好研究。”姜宝君

2018-12-03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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