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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以养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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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童子佩觽（笔名）的新作《走近苏轼》已由黄山书社出版，该书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丛书，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于一体，以苏轼之诗文为明线，以其人生轨迹为暗线，双线交织于特定的历史时空，多角度地探究分析苏轼之形象，为我们展现了一代文豪苏轼的人格魅力。该书语言典雅、文风清新，璀璨着智慧之光芒，张扬着自由之精神，散发着人文之气息，蕴含着教育之情怀，寄托着传承千载精粹、增强文化自信之宏愿。本版从即日起将对该书稿内容进行选登，以飨读者，丰富文化素养，提高审美品位。“诗书传家久，孝悌立根基。”苏轼出身于书香之家，自幼深受良好家风的熏陶、儒家思想的涵养，宅心仁厚，崇德尚贤。恪守孝悌，是其仁德根基；致君尧舜，为其美政理想。苏轼早年怀有强烈的济世报国之心，曾先后任职于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卓有政绩。他的诗文多取材于“具体的政治忧患”意识，风格豪放、雄浑。他以民为本，疾呼“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他忧国忧民，感慨“此生忽忽忧患里，清境过眼能须臾”；他渴望建功，高歌“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然而，此时的苏轼，由于性格率真，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并写下了许多政治讽刺诗，终被人构陷，遭遇“乌台诗案”，身陷囹圄。一苏轼出生于眉州眉山，具体位置不详，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出生于一个殷实的书香之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常呼赤脚婢，雨中撷园蔬。（苏轼《答任师中家汉公》）透过诗中的“赤脚婢”“四库书”等意象，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家庭状况：生活富足，书香浓郁。在这个“书香之家”里，苏轼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受到了良好的家风熏陶。他的父亲苏洵（字明允，号老泉），是北宋著名的散文家，擅长政论，笔势雄健。据说，苏洵在年少时，是不喜欢读书的，经常游历四方，但到了27岁时，由于受到夫人程氏的影响，开始发奋读书。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苏轼出生时，苏洵28岁，正在家闭门读书。苏洵后悔荒废了少年时光，对孩子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常常给苏轼安排具体的功课，并严厉督查，以至苏轼六十多岁时，还梦到小时候被父亲检查读书的情景。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余，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挂钩鱼。（苏轼《夜梦》）这首诗很有趣：一天夜晚，苏轼梦见儿时的事。在梦里，苏轼与小伙伴们玩得正开心，突然，听说父亲要检查作业，吓得赶紧跑回家，抓紧完成父亲布置的学习任务。按照学习计划，他当天应该读完《春秋》这部书，但由于贪玩，才读到桓公、庄公部分。因担心父亲责罚，他提心吊胆，感觉自己就像一条嘴里挂着鱼钩的小鱼，非常害怕。可见，在督促孩子读书方面，苏洵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正是由于苏洵的严格，苏轼从小就饱读诗书。苏轼的母亲程氏（去世后，被朝廷追封为“武阳君”），秀外慧中、知书达理、深明大义。夫人喜读书，皆识其大义。（司马光《苏主簿程夫人墓志铭》）二苏轼年少时，正好赶上苏洵进京赶考，游学四方，所以程氏就挑起教育苏轼的担子。苏轼小时候，自家的院落中，竹柏相映，花草丛生，许多鸟儿筑巢于此。程氏宅心仁厚，常常叮嘱家人爱护鸟雀。几年的时间，鸟雀甚至把鸟巢筑在花木的低枝上，人们低头就可以看到巢里的小鸟。有一种叫桐花凤的鸟，每天在院子里时飞时憩。这种鸟非常机警，很少与人亲近，而在苏家，却不怕人。村民见到这种情景，都感到非常奇怪。少时所居书堂前，有竹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数年间，皆巢于低枝，其鷇可俯而窥。又有桐花凤，四五日翔集其间，此鸟羽毛至为珍异难见，而能驯扰，殊不畏人。闾里间见之，以为异事。此无他，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苏轼《记先夫人不残鸟雀》）在这篇寓言散文里，苏轼通过讲述母亲武阳君禁止孩子及婢仆捕鸟的故事，描写了鸟与人和谐相处的情景，突出了母亲的仁爱之心。后来，苏轼踏入仕途，始终坚守以民为本的思想，仁爱百姓。这与其母武阳君对他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程氏不仅期望孩子具有仁爱之心，更期望孩子能够成长为一个正直之人。有一次，程氏给苏轼读《后汉书·范滂传》：东汉末年，朝政混乱，范滂因抨击时弊，遭奸人陷害。临刑前，范滂劝其母不要悲伤，而他的母亲却说：“今天，我儿得到的是与李膺、杜密一样的好名声，我还有什么好悲伤的呢？”程夫人读到这儿，长叹一声，表达了对范滂及其母亲的景仰之情。此时，幼小的苏轼动情地说：“母亲，我长大了，也要做像范滂那样的人，您允许吗？”程夫人听后，感动不已，对年幼的苏轼说：“如果你能做范滂那样的人，难道我就不能做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宋史·苏轼传》）三程夫人教育孩子，不仅以名士的高尚情操感化孩子，而且以日常的饮食习惯教化孩子。据说，程夫人曾要求苏轼兄弟每餐食用“三白”，即一撮（白）盐、一碟（白）萝卜、一碗（白）米饭，为的是让孩子养成清白正直的品行。因此，多年后，苏轼虽然命途多舛，但始终坚守正道，不在逆境面前屈服。苏轼8岁时，就读于“天庆观”，师承道士张易简。一日，有位儒生拜谒张易简，当着苏轼的面，声情并茂地朗读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庆历圣德颂》，是北宋学者石介写的。读完后，他的老师和这位儒生非常激动，对文中提到的范仲淹等名士赞不绝口。年幼的苏轼从未见过老师如此激动，非常诧异。心想：“老师平时教导我们‘得悟道者，常清净矣’，今日咋了？”儒生走后，苏轼向老师请教：“先生，范仲淹等人何以让您如此激动？”张易简说：“孩子，并非为师悟道不深，实乃范仲淹等人皆是当朝重臣，人中豪杰，革新代表。有此等贤臣，我大宋可兴矣！”苏轼听后，对这些名士顿生仰慕之情，立志成为国之栋梁。后来，苏轼和欧阳修等人有过交往，唯独没有见过范仲淹。因此，他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中写道：“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表达了自幼对范仲淹的仰慕之情。在父母、恩师的培养下，苏轼自幼勤奋好学，博通经史。他信仰儒家思想，崇敬忠良之人，树立了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远大理想。

2023-06-09
琼崖无限事都聚一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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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刊特约撰稿周泉根图/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编者按在海南文明历史的演进中，唐宋上承两伏波所开、冼夫人所定的江山基础，下启明清琼州人文日新、粲然大备的瀛海胜景，可谓海南文化的播种期、培育期。而其主要的播种者、培育者便是那些万里投荒的贬官们。贬官文化也因此成了海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海口“五公祠”则是贬官文化的集中展览馆。“古今多少事，雅聚一祠中”。藉今年海口市政府批准海口五公祠较大规模改造扩建之契机，海南周刊从本期起陆续推出“五公祠”史话系列专题：将军引弓、伏波开琼———两伏波与伏波祠”、“功成北阙、魂断南溟———五公之一李德裕”、“海南万古真吾乡———苏轼与苏公祠”、“我泛鲸波岂足悲———五公之二李纲”、“气作山河壮本朝———五公之三赵鼎”、“十年忧患扫还空———五公之四李光”、“崎岖万里天涯路———五公之五胡铨”以及五公祠建筑名物笔谈等，以飨读者。从河之南、淮之南到周之南、召之南，再到江之南、岭之南，又从江之南、岭之南到海之南以及北回线那边的日之南，“南”就像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边界，一圈一圈地往外荡漾传播。站在中原往南眺望，“海之南”有中华宝岛的“南溟奇甸”，“日之南”有美丽的天涯海角和辽阔的蔚蓝海疆。周代只是荒服之表、秦皇之世亦不过象郡外徼的海之南、日之南，今天已然万国宾朋纷至沓来。那么，海南是如何从孤悬海外的炎炎遐方，到明清两代竟有“海滨邹鲁”之艳誉，今天又进一步变成万众登临的旅游胜地呢？这与海南的贬官文化息息相关。贬官文化：海南历史文化的关键要素流贬乃是中国古代法治和吏治的重要惩罚手段。据《尚书·尧典》载，帝尧就曾“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作为一种手段，“流”与“贬”有区别，兹不计较。但“流”最初的立法精神是“放”，以前只是替代性的执行手段，直到西周流放才成为一种独立的刑法。自西周以后，流贬的故事便不绝于史，且流贬之地也随中原政权的统治圈的扩大而与朝递远。王权之鞭长所及便是流人贬官之足迹所届。屈原放逐，不韦迁蜀；屈贾谊于长沙，窜杨纶与天涯，皆童蒙习闻。而今天史籍所见，贬谪海南的第一人乃是隋宗室滕穆王杨纶。随后李唐代隋，李孝恭、李靖于武德四年（621年）率军南下。次年，冼夫人之孙冯盎接受招抚，岭南遂归于一统。海南大规模流贬的历史也自此掀开，万里投荒、凄风苦雨，一直到明中才渐渐结束。珠崖山水入图画，几度谪人学士家。两伏波开琼后，冼夫人再抚而定之，中原文化随之北风南渐。但这期间海南蛮荒无文，仅见“朱庐执刲”四字还只是印章，且到隋代才有第一个名姓俱全的岛籍人物王万全见诸史册。可以这么说，唐以前中原礼乐文化对海南影响非常小。《太平广记》载：“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太平广记》卷261《南海祭文宣王》）另据明代海南历史名人钟芳记载：“自唐以前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明·钟芳《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钟筠溪集·记》）可见，当时岛上没有学校，岛民也不知孔孟为何许人也。但到了明清，却文化灿烂，仅有明一代，举人595人，进士62人，几乎可与一些中原江南望郡相埒。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中间主要隔着唐宋，而唐宋正是大量贬官谪琼的历史。据笔者检索各类正史、方志、笔记、典志、家谱、碑铭等史料，发现仅唐朝流贬海南的官吏就有近七十个，且多数为高官宗室，宰相则不下十五人。综合五代宋元，明文史载的贬官不下一百三十个，且不少是道德典范、文章巨擘。我们可以说，唐宋是海南文化由蛮荒到焕然的过渡阶段，而唐宋贬官是海南文化关键播种者和主要的培育人。海南本土诗文始见于篇籍要到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才出现，而这篇文献也正是贬谪儋州吉安县（今昌江县）县丞王义方的祷海之词。他也是史料可查考的海南历史上的第一个教育者。据载，王义方安全抵达昌江后，目睹田野荒芜、道路梗塞，人民梗悍不驯，无礼法秩序。以传播儒学为己任的他，上任后便召集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说服各黎峒首领，举可造之才入学，教化荒俗。（《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三《王义方传》）可以这么说，贬官文化是海南历史文化的关键要素。而“五公祠”则是贬官文化的集中展览馆。“五公祠”：贬官文化集中展览馆五公祠位于海口市海府路与红城湖路交汇处，是一组古建筑群的总称。这组古迹群是自北宋绍圣四年（1097）苏东坡被贬来琼借寓金粟庵（即今五公祠内）留存遗迹以来，宋、元、明、清及民国历朝不断在其周围毁兴、迁改、增建、重修的结果。今天广义的五公祠包括：海南第一楼（又称“五公祠”）、学圃堂、观稼堂、西斋(即“五公精舍”)、东斋、苏公祠、两伏波祠、泂酌亭、浮粟泉、琼园和新建的五公祠陈列馆。内有数量不一的井泉、雕塑、碑刻、牌坊及古钟、铜炮等文物。我和周娟受现任馆长张健平先生之邀请制作的“海南历史名人百贤展”和“渡琼始祖展”常年在西斋和观稼堂展出。环境清幽，草木滋荣，美舍河从中蜿蜒穿过，西南角一些泉眼，经年地无声惜细流。占地面积6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五次大维修。今年海口市政府又批准其较大规模的改造扩建，这也正是我们做“五公祠”史话系列的缘起。狭义的“五公祠”只是特指“海南第一楼”。这种语境下，“五公”也就只特指唐代的李德裕和宋代的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五个贬官了。而宽泛意义的五公祠则是一组建筑群。建筑群的真正地理依托、文化背景则是东南的千载府城、北边的龙歧村和西边的红城湖。太多的祭祀纪念性建筑在这一带随着历史打转，诸如二贤祠、五贤祠、九贤祠、十贤祠都出现过。红城湖南畔就曾经有规模较大的祭祀苏轼、邱濬和海瑞的三贤祠。而两伏波庙据《正德琼台志》记载本“在郡城北六里龙岐村”。民国五年（1916年）琼崖道尹朱为潮才将其迁建于今五公祠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原本是清嘉庆年间自府城迁来的昭忠祠的基址。昭忠祠主要本是祭奠海南历代阵亡将士英灵的。即使是迁建这里的两伏波祠也曾为照顾中越关系而被实用主义地改成另一主题的纪念馆。总之，今天的五公祠，其中所祀英魂，除五公之外还有两伏波和苏轼父子，这九位名贤背后，又有众多乡贤、名宦和无名将士。而这一切，加上那些名人、琼公展以及各有身世的文物、碑刻，一并凝缩成一个象征性的概念“五公”。所以，“五公祠”承载的是整个海之南、甚至日之南的纷繁复杂的历史信息。正如海南学者曾庆江先生在与笔者合著的《海南历代贬官研究》一书中所说：“苏公祠里供奉的苏轼和五公祠里供奉的‘五公’，加上历代的碑刻，反映了一部千年的海南文化史。”这部文化史之所以最后能象征性地凝聚在五个贬官身上，也说明了贬官之于海南文化的意义和分量。海南贬官文化的核心精神两伏波、苏轼和五公，他们在时空上虽然相互处在历史的错层，但却可以在他们之间的精神联系中看出贬谪文化所维系的历史大线索。苏轼贬琼途次徐闻时，就径往二伏波庙祭拜祈祷，三年后，遇赦北归又到琼州府城北郊的龙岐村再拜岛上的伏波庙。平安北归后还写下了《伏波将军庙碑记》一文。后来贬谪海南的李纲也祭祀祈祷伏波庙，还在自书的《武威庙碑阴记》记载了苏轼做碑记的事：“故翰林学士承旨苏公谪儋耳，既北归，作《汉伏波将军庙碑》，言两伏波皆有功于岭表，庙食海上，为往来济者指南。辞意瑰伟。”李纲祭祀伏波的同时，也是在缅怀苏轼。虽都写于雷州，事却皆在琼州。李德裕贬谪途行至汨罗水时赋“远谪南荒一病身，停舟暂吊汨罗人”以凭吊屈原。（李德裕《汨罗》，《全唐诗》卷475—131）到海南后又吊宪宗朝因“二王八司马”事件被贬珠崖的宰相韦执谊。而李德裕在崖州无人拯恤的窘境，又被后来南宋的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提及，并将他与南宋初贬谪海南的宰相赵鼎做比较。（《李卫公别集》卷六和《容斋随笔》卷第一）李纲在往返海南的途中也著文纪念李德裕。五公之一的李光一方面充分肯定前辈苏轼等劝学的成效，使琼州“学者彬彬，不殊闽浙”，（李光《迁建儋州学记》）且疏浚礼赞苏轼的“指凿二泉”，并说“地偏无俗辙，景胜赖前贤”（《泂酌亭》），“非苏公一顾之重，则斯泉之委于荒榛蔓草间，饮牛羊而产蛙鲋矣”（《琼州双泉记》）。同时，还同情并景仰同贬海南的赵鼎那光风霁月的情操，说：“幽人一枕梦魂清，风鼓寒潮夜有声。海色天容本澄静，年来应为不平鸣。”（《次韵赵丞相海鸣》）李光还不断与同在天涯的胡铨酬唱共勉，甚至因此被加重处罚，移往昌化军安置。胡铨则以主战派的同僚知己的心态给李光写了《寄参政李光》：“海风飘荡水云飞，黎婺山高日上迟。千里孤身一壶酒，此情唯有故人知。”他还直接拜访过李光，并写有《别琼州和李参政韵》：“肯悔从前一念差，崖州前定复何嗟。万山行尽逢黎母，双井浑疑似若耶。行止非人十载梦，废兴有命一浮家。此行所得诚多矣，更愿从公泛此槎。”胡铨这种无怨无悔，以能与李光同贬海南为愿的刚健气息，绝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之间互相安慰取暖，或者涸辙之鲋的相濡以沫，而是一种大丈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士君子不可不弘毅的写照。陆游曾记载李光与其父陆宰共饭时的壮烈言行，李光说：“谪命下，青鞋布袜行矣，岂能作儿女态耶！”说话时“目如炬，声如钟，其英伟刚毅之气，使人兴起”。（陆游《跋李庄简公家书》）我们讲述李德裕、苏轼等对屈原、两伏波、韦执谊等人凭吊，讲述赵鼎、李纲、李光、胡铨对李德裕、苏轼的景仰和彼此之间的共勉，乃是要指出，这些人之间有一种精神联系，有一股共同的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坚持理想、弘毅坚韧的血气，并最终形成了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就是海南的贬官文化的核心精神。谪琼贬官并非没有罪有应得者，但唐宋时期的海南仍是非常落后蛮荒之地，流放左降海南者，往往是巨大政治事件中的失败者。巨大政治事件往往牵涉到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皇权、相权、主权、民生等等，身处各种权力集团交织的漩涡中心的位高权重者的弄潮儿难免要沉覆于风口浪尖。而在皇权专制的时代，注定多数是正面人物遭遇政治坎陷。海南的贬官中，有宗室，有宰相，多至几十位，这些大人物遭贬的背景多是集中在唐宋两朝大的政治巨变时期，如“中宗复辟”、“韦后擅权”、“安史之乱”、“两税制改革”、“永贞革新”、“牛李党争”、“反宦官斗争”，“宋初皇储之争”、“庆历改革”、“熙宁变法”、“两宋战和之争”等等。正是因为“改革元勋多首罪”，才有了“崖州地望重”的说法。流贬崖州司户的北宋宰相丁谓回去后，曾与人论天下州郡，他开玩笑说，堂堂宰相去做崖州司户，可见崖州最雄盛。（《宋稗类钞》卷六）这玩笑话其实别有道理。在各种权利斗争中的失败者，往往位置越高，被打击的力度也越大，就流放而言，也就流放得最远。唐宋君王非寡恩琼崖人民有奇缘宦海波翻，贬途迢递，贬谪者心路也同样复杂多面。我们不妨从李德裕一唱三叹的委屈之作《谪岭南道中作》中探悉总结之，诗云：“岭水争分路转迷，桄榔椰叶暗蛮溪。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五月畲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潮鸡。不堪肠断思乡处，红槿花中越鸟啼。”（《全唐诗》卷475）与柳宗元贬后的诗句“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岭南江行》，《全唐诗》卷352）一样，都是语涉双关，言在此而意在彼。诗中的毒雾、蛇草、沙虫等等显然都别有所指。这种寓意繁重、旨意遥深的笔法，正是流贬者失落、离恨、忧惧、谴责、怀乡、迷茫、坚韧和弘毅等复杂心理的体现！当代中国鲜有的具有原创思考力的张志扬教授曾有过一段诗性而哲理的感慨，大意是说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然而，这些贬谪往事，显然不是那么轻松的。他们的苦难心路于海南文化发展而言，显得格外的弥足珍贵。海口五公祠的一副对联“唐宋君王非寡恩，琼崖人民有奇缘”，也正道出了贬官文化的另一种解读维度，即千年的沧桑、贬官的坚韧却换来了海南的文明飞跃。这千年往事象征性地浓缩在这五公身上。“唐嗟末造，宋恨偏安，天地几人才？置诸海外”，他们“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此志”。这种历史意气，又凝聚在这“琼台胜景”、“瀛海人文”的五公祠里，“道契前贤，教兴后学，乾坤留正气，在此楼中”，“先其所忧，后其所乐，但愿群才奋起，莫负斯楼”。（上引四句乃五公祠对联）岂能忘怀，岂敢辜负！借用张宣题倪云林画的诗句“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我们不妨说“琼台多少事，都聚一祠中”。海口五公祠内浮粟泉

2012-04-23
从巴蜀到天下：苏东坡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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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眉山三苏祠考察时指出，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苏东坡是从眉山走向天下，并且享有广泛国际声誉的巴蜀文化名人。近千年来，苏东坡不仅留下数量丰富的著述文章，也涵育了我们民族奋砺坚韧的品格气质和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象，成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典范。从苏家故宅的家庭教育，到为官执政的守其初心，再到东坡文化的对外传播，都为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生动案例。□戴路优良家风润泽后人●从读书蜀中到闻名天下，我们可以看到苏家故宅家庭教育的奠基作用，年少的读书经历为苏轼一生的知识结构奠定了坚实基础北宋庆历二年，辽国重兵压境，宋辽战争一触即发，富弼临危受命，代表宋廷与辽帝谈判交涉，最终平息了战争风波。40多年后，苏轼在朝廷的指派下为功臣富弼撰写神道碑，开篇就记录下富弼劝说辽帝的言辞：“北朝与中国通好，则人主专其利，而臣下无所获。若用兵，则利归臣下，而人主任其祸。”富弼劝辽帝不要轻易开战，一旦打起仗来，国家的人马物资都会受到损害，而唯一得到好处的是那些升官领赏的臣子，他们可以从战争中谋取个人利益。这些让辽帝打消出兵念头的说辞，在苏轼年少时就留下深刻记忆。根据宋人《清波杂志》的记载，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曾经一起阅读富弼的《使北语录》，在读到富弼劝说辽帝的话语时，父子三人都感叹他把道理讲得很明白，切中要害。苏洵接着向两个儿子提问，在富弼之前是否有人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苏轼马上回答说，汉代的严安就这样讲过，只是不如富弼讲得明白。苏轼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少的读书经历为他一生的知识结构奠定了坚实基础。三苏祠是在苏家故宅的基础上修建的，苏轼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苏辙《次韵子瞻感旧见寄》云：“结发皆读书，明月入我牖。纵横万余卷，临纸但挥手。”月下读书成为父子三人共同的人生记忆。苏洵也经常指导两个儿子的文章创作。苏轼幼年撰写《却鼠刀铭》，苏辙创作《缸砚赋》，苏洵都极为称赞，让儿子把佳作钉在居所的墙壁之上。苏洵写过一篇《名二子说》，介绍了为两个儿子取名的意图。“轼”与“辙”都跟车有关，“轼”的本义是车厢前面的横木，它在车上所处的位置较高，扶着横木可以高瞻远瞩，所以苏轼字子瞻。辙是车轮碾过的痕迹，有车就有辙，“天下之车，莫不由辙”，所以苏辙字子由。轼和辙的方位正好一高一下，正如《左传》所说“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之所以取“轼”，是苏洵担心儿子不能修饰和表现自己，结果苏轼一生恰好是豪放不羁、才华横溢，但却为自己引来很多祸患，屡遭贬谪。之所以叫“辙”，是因所处的位置比较谦卑，这样反倒具有一种安全感，因为即使车倒马翻，也不会危及车辙，它能够在吉凶祸福之间保全自己。结合苏辙的个性，他是冲和淡泊、深沉不露，正如车轮的痕迹，而在仕途上，他也比苏轼走得更加顺利，能够更好地避免祸患。从苏洵取名字的寓意看，他已经预示了两个儿子一生的发展轨迹。北宋时有人给苏辙写信时说道：“父子以文章冠世，迈渊、云、司马之才。”这是从整体上称赞三苏父子的文学才华超过了汉代擅长作赋的王褒、扬雄、司马相如。从文章学术的系统性看，三苏既一脉相承又相互补充。以经部著作为例，苏洵主要致力于易学和礼学，著有《易传》和《太常因革礼》。苏洵作《易传》没有完成就去世了，苏轼便接着父亲作，所以又有《东坡易传》。苏轼在经学方面除了《周易》，还重点研究《尚书》和《论语》，所以著有《书传》和《论语说》。而苏辙也有《论语拾遗》，可以算作对东坡《论语说》的补充。除此之外，在父亲和哥哥没有专门研究的《诗经》《春秋》《孟子》方面，苏辙又有自己的见解，著有《诗集传》《春秋集解》《孟子解》，算是对父兄学术的一种补充。北宋文学大家欧阳修曾经感叹：“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从读书蜀中到闻名天下，我们可以看到苏家故宅家庭教育的奠基作用。砥砺初心经世济民●苏轼的初心就是回归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初心，做到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这是我们今天治国理政应该汲取的精神资源苏轼元祐六年五月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道：“臣若贪得患失，随世俯仰，改其常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联系上下文看，苏轼的初心就是正言直行、坚守原则。在这篇奏议当中，苏轼强调“危言危行，独立不回”，坚持“直道而事人”，反对随世沉浮，始终不改“常度”。我们知道，儒家士大夫的处世原则就是坚持自身操守，而士大夫的原则和操守又构成国家纲纪的基础，所谓“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苏轼回顾了步入仕途以来的主要经历，不管是王安石新党执政还是司马光旧党上台，他都坚持为官的基本原则，绝不苟合流俗。虽然饱受政敌攻击、历经官场起伏，但始终不能动摇他对初心的坚持，概括起来，就是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首先是回归初心，对理想执著。元丰六年，苏轼在给弟弟苏辙的诗歌《初秋寄子由》中写道：“百川日夜逝，物我相随去。惟有宿昔心，依然守故处。”他回忆起与弟弟一起在汴京城外的怀远驿读书备考的场景。面对时间的流逝，不变的是始终坚守的“宿昔心”。这个“宿昔心”，就是读书人学以致用、兼济天下的抱负。在苏轼八岁的时候，他到乡校读书，这一年是宋仁宗的庆历三年，著名的庆历新政就在这年开始，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是这场新政中的活跃人物。当时有人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歌颂朝堂上人才济济的局面，所谓“选人之精，得人之多，进人之速，用人之尽”，令人叹为观止。有一天，苏轼在学校里听到老师和一个长辈在讨论这首诗，这个朋友刚刚从京城回来，把庆历新政的消息带回眉山。苏轼在一旁悄悄地听，很快就能背诵这首《庆历圣德诗》。诗中一共歌颂了参与庆历新政的十一位重要大臣，苏轼就很好奇地向老师打听他们的事迹。老师说：“小孩子打听这些干嘛？”苏轼还是穷追不舍，他说：“这些人都是天上的神仙吗？如果是神仙，我就不过问了。如果就是凡人，我为什么不可以了解呢？”老师觉得年纪轻轻的苏轼很不一般，就把《庆历圣德诗》中十一位大臣的事迹一一告知，并且强调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个人是最了不起的。所以年幼的苏轼虽然没跟他们见过面，但早已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苏轼评价欧阳修时说道：“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这是对庆历士风的高度评价。那么在仁宗朝，哪些具体的人才政策促成了这样的局面？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制举考试。宋仁宗天圣七年，皇帝下诏设立“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茂材异等”等九科，统称为制举的“天圣九科”。苏轼在夸赞仁宗皇帝广纳天下英才时说：“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万人之英乎？盖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举而得富弼，再举而得公。”仁宗朝很多名臣都参加过这个制举考试。制举应试是“诵说古今，考论是非”，就是要对历史和现实能提出独到见解和对策。从这个角度看，苏轼的初心与仁宗朝“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士风密切相关，这是他初入仕途的理想与抱负。其次是不负初心，以百姓为念。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强调“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不负心”的具体表现就是贴近民众，关注民生。他在《谏买浙灯状》指出：“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强调皇帝为民父母，要照顾卖灯百姓的衣食大计，不要减价降酬，与民争利。在与司马光争辩兵役法规的利弊时，苏轼也将民众疾苦作为政策调整的出发点，既反对“免役”的聚敛民财，又担心“差役”造成贪吏滑胥欺压百姓，其论事议政的出发点就是民众的基本生活。他强调役法不能给百姓增加负担，要以百姓喜悦、人情安定为考量标准。在地方官任上，苏轼也始终以方便民众为施政的中心。如在密州实行“给田募役法”，旨在“因法以便民”。徐州遭遇洪水时，身为地方长官的苏轼亲上一线，穿着防水鞋具，驻扎在城楼上，指挥抗洪工作。当洪水漫延、冲毁民居时，苏轼又命令熟悉水性的人划船装载粮食，救民于水火之中。水退之后，苏轼又积极争取朝廷支援，加固徐州的城墙和堤坝，筑牢防洪工程，维系百姓生活的安稳。“民益亲”体现出百姓对苏轼的爱戴，也是对他“不负初心”、心系民生最好的回馈。第三是砥砺初心，对国家负责。苏轼《谢翰林学士表二首》之二曰：“敢不激昂晚节，砥砺初心。虽洪造之难酬，尽微生而后已。”在其他上奏的场合，苏轼也多次强调这一点。如《谢宣召入院状二首》之一：“知人材之难得，采虚名而用臣。敢不益励初心，力图后效。”这个需要不断磨炼的初心就是不附和、不苟合，始终对君主尽忠、对国家负责的立朝大节。“表”是以臣禀君的上行文体，表的进呈有一个君臣对话的语境。在这里，“君”是“臣”施展才能，经世济国的重要保证，因为“得君行道”是每一个读书人追求的理想。同时，“君”又是国家的代表，臣僚效忠君主，并非只为君主个人，而是为了民众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可以说，苏东坡砥砺的“初心”，不是为一人一朝，而是为天下万世。要保持“初心”的一以贯之，就必须时刻自我检视、不断淬砺磨练。在《送俞节推》中他感叹“异时多良士，末路丧初心”，指出“我生不有命，其肯枉尺寻”。要做到“不丧初心”，不为外在环境所异化和遮蔽，就必须砥砺节操，历久弥坚。“苏文忠公”有一个“忠”字，这个“忠”就是不因朝廷的政策调整而改变，不因个人的仕途起伏而动摇，坚持独立政见，怀道义以正君心，以天下为己任。后人在评价苏轼时往往称赞其忠义之气，如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云：“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在黄庭坚看来，苏轼的忠义气节已不限于在朝期间。在“西掖銮坡”“岌岌堂堂”的风光时刻，苏轼当然有上述君臣对话语境中“初心”；但在政治失意、遭遇贬官的磨难时刻，即使有“鲲鲸之波”的危险，苏轼仍然不改初心，不因自己仕途的变化而改变对国家、对天下的忠义之心。这种初心尤其需要磨练。总之，苏轼的初心就是回归初心、不负初心、砥砺初心，做到对理想执著、以百姓为念、向国家负责，这是我们今天治国理政应该汲取的精神资源。东坡文化影响深远●从古代“苏海”到现代“苏学”，东坡文化的序列和谱系不断拓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苏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典范，东坡文化的影响力集中体现在古代朝鲜半岛和日本所处的东亚汉文化圈。从北宋神宗朝开始，苏轼的作品就已流传到高丽，其后对王氏高丽、李氏朝鲜文坛形成深远影响。高丽文人崔滋指出：“今观眉叟诗，或有七五字从东坡集中来，观文顺公诗，无四五字夺东坡语，其豪迈之气、富瞻之体，直与东坡吻合。”谈到高丽文坛李仁老、李奎报对苏轼的模仿，李朝文人金宗直更指出苏东坡在文坛风气变化中的重要影响：“宗直自学诗以来，往往得吾东人诗而读之，名家者不啻数百，而其格律无虑三变，罗季及丽初专袭晚唐；丽之中叶专学东坡，迨其叔世，益齐诸名公，稍稍变其旧习，裁以雅正，以迄于盛朝之文明，犹循其轨辙焉。”如金宗直所言，从高丽朝中叶开始，苏东坡成为文人模仿的典范。南宋时期，苏轼的著述传播到日本。镰仓、室町时代的五山禅僧将讲读苏诗作为学习汉文化的重要手段。苏轼诗歌在五山禅僧群体中有诸多注本，包括瑞溪周凤《脞说》、太岳周崇《翰苑遗芳》、一韩智翃《焦雨余滴》、万里集九《天下白》等，这四部合在一起称为《四河入海》。到江户和明治时期，苏轼诗文的各种选集和评注本更是层出不穷。例如，赖山阳曾编《韩苏诗钞》，以“东坡本色”评价苏诗与苏文，并对三苏的古文风格进行对比。除了著述形态，苏东坡的图画、墨迹等也同样受到日本古代文人的喜爱，引发了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例如，苏东坡墨迹《黄州寒食诗帖》与《李白仙诗卷》在东洋的展览，就激发了日本文人举办“寿苏会”的热情，让东坡生日腊月十九日这一天成为东亚汉文化圈纪念苏轼的重要时间点。而苏东坡的《赤壁赋》也同样走出国门，受到日本、朝鲜等文人的普遍效仿。“赤壁何须问出处”，作为东坡文化的重要符号，赤壁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景观。20世纪以来，苏轼引发西方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其成果包括年谱、传记、版本研究、译本、选本、作品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绘画与书法研究、戏剧研究等。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苏东坡传》为人所熟知，而美国汉学家贺巧治的《苏轼传》则从苏辙所撰墓志铭出发，勾勒了苏轼一生的详尽资料。此外，艾朗诺、管佩达、唐凯琳、包弼德、傅君劢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同样值得重视。从巴蜀到天下，从中国到世界，从古代“苏海”到现代“苏学”，东坡文化的序列和谱系不断拓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苏轼研究中心副主任）

戴路

2022-06-20
杭州“父母官”苏轼曾住“楼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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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住房问题就是一个让百姓苦恼的社会热点。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古代各个朝廷和政府也想出了不少法子。秦至唐官员住房，朝廷不管说起中国古代的住房制度，最有趣的，当属官员的住房问题。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朝廷官员根本不敢奢望有自己的房子。秦朝官员的工资，实行“秩石制”，直接发粮食当工资。官员职位越大，也仅仅意味着，他能领到更多的粮食，并没有其他特权。从西晋开始，为了优待官员，才正式按照官品占田。然而，皇上给的地，和官员任职的地方常常不一致；而且按照唐朝末年之前的规矩，一旦官员退休，在职时的俸禄一律停发，这地也得还给皇帝。因此，在皇上临时给的地上盖房子、到最后又给别人住的那种傻事，当然没人肯干。为了省却许多麻烦，更是为了办公的需要，许多官员就直接把家安在了条件相对优越的衙署里——或者叫机关宿舍更合适。异地做官，则举家搬迁到新宿舍。如果不幸被淘汰出官场，那就想办法另谋生路或者回老家过日子。唐末以后，退休的官员有幸能领到一半的俸禄，但退休后的住房问题，朝廷和政府还是不管。南宋官员休官，不在任职地居住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古代政府官员一退休就无家可归。有些人家里本来就有土地，从来都不用发愁住房问题；皇帝高兴了，也会给官员赏赐土地和房屋；另外，假公济私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晋书》中就有这样的记载，说先前的官员调任，将官府借给他和家属居住的官邸据为私有，新官上任，只得重建。到了宋代，官员想占用公家的房子难度就大了。当时的制度规定，凡州军常例之外的财务，不能由地方擅自决定，需要事先禀报代表中央财政的转运司，申核上奏。比如，北宋元祐年间，苏轼担任杭州知州时，就给中央政府上了一道《祈赐度牒修廨宇状》。苏轼称，杭州的官员用房，多是五代时期留下的建筑，“皆珍材巨木，号称雄丽。自后百余年间，官司既无力修换，又不忍拆为小屋，风雨腐坏，日就颓毁。”至于那官员办公用房到底坏到什么样子，苏轼说，房屋都成了“楼歪歪”，“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及问得通判职官等，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苏轼派人核查计算，要把官员办公用房和宿舍都修好，需要4万余贯钱。于是，他“乞支赐度牒二百道，及且权依旧数支公使钱五百贯。”宋代时期，苦于苛捐杂税，很多人纷纷涌往寺院出家。要出家需要政府的认证，也就是要有一个身份证明——度牒，而官府则按照一定的人口比例颁发度牒。因此，当时度牒成为“有价证券”，可以卖钱170贯。苏轼向中央要200道度牒，大概能卖到34000贯，再加上按惯例从财政支取的500贯，勉强凑够修缮费用。宋朝的政府机关大院，虽然破旧了点，但比一般的百姓住房还是要好很多。不过，和前朝一样，官员一旦退休，就得让出住房。至于退休后该住哪里，皇帝是不管的，皇帝操心的，倒是官员退休后，不该住在哪儿。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五代时期，如何“拆违”和官员们比起来，五代时期对黎民百姓的住房，限制政策算是少的。因此，老百姓如果手头有钱，造间房子也不算很难；胆子大的人，常常占用公家的土地造房子，未经合法审批就公然入住了。例如，《五代会要》卷二十六中记载，当时在很多城市里，都有百姓侵占公共用地私自盖房的事。因为这种现象很多，官府也不敢强行制止，怕招来民怨，但是如果不闻不问，越来越多的市民效仿，那显然也不行。该怎么解决呢？后唐明宗时期颁布了一道诏令，京城闲置的空地，让老百姓公开竞标购买，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然后他就可以合法地盖房子了。至于百姓已经盖好的“违建”，该拆还是该留，官府也给出了标准，“诸坊巷道两边，当须通得车牛，如有小街巷，亦须通得车马来往，此外并不得辄有侵占。”对于一些虽然合法，但按照新规定又算是占用了公共用地的民居，则实行人性化的拆迁安置，“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拿着卖房子的钱，市民可以另行购买土地和房屋。如此政策，朝廷和官府虽然要为一部分人的拆迁安置掏钱，但是通过出让闲置土地，获得的收益远大于损失。而且，百姓原本不合法的“违章”建筑，通过有效的行政手段，也就“合法”了。这种怀柔政策，不失为解决百姓住房问题的良策。宋朝官府用招标方式出售公房到了宋代，朝廷不光卖地，也开始卖房子。如过去有些人触犯刑律，满门抄斩，家里的房子自然充公。也有些人，家里人丁不旺，成了绝户，于是房子也会被拿来充公。此外，像连年欠税不缴、长期逃亡外地的人家，房子都有可能被官府没收。宋朝官府为了杜绝公房出售出现贪污，专门设计了一种招标制度——让所有购房者到一个地方书面投标，过一段时间再开标，看谁出的价最高，就把房子卖给谁。宋朝官府公开招标的时候，会在衙门口贴一告示，上写房屋坐落、房屋间数、投标地点、投标期限等等内容。投标期限有长有短，长的两个月，短的一个月。为了防止个别购房者不守信用，宋朝官府要求竞标人拿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如果自己没有房子，就得找人作保，有抵押有担保，然后才可以参加竞标。这样一来，购房者必须理性出价，不然就会吃亏。客观上，宋朝政府的政策，兼顾到了社会最底层的人。例如，北宋官府在京城开封设了四家“福田院”，每家福田院都有几百间住房，凡是逃荒入京的流民、赤贫破家的市民、无人奉养的老人，都有资格在里面免费居住，而且提供免费伙食和免费医疗。到了南宋，福田院没有了，官府又开设了分工更加明确的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其中安济坊的功能是慈善医疗，漏泽园的功能是安葬无人认领的尸体，居养院的功能则是住房保障。这个措施一直延续到南宋中叶。白雁据《快报》

2011-01-17
谁能与你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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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亮没结婚前，因为羡慕夫妻之间真挚的深情，很是喜欢苏轼的《江城子·乙卯年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儿子四岁时，参加图书馆举办的诗歌朗诵赛，朗诵的正是这首词。对小孩子来说，《江城子》有些长，虽然顺利地把整首词背了下来，节奏也对，气息也对，但是终究没能获奖。事后分析，诗歌选错了，孩子不知道苏轼的痛苦。反倒是我，又向前走了一步。后来，读《江城子》的时候我一个人流过泪。再后来，不太敢读《江城子》，有些畏惧，为人父母的日子久了，隐约感觉世间的每一对夫妻都可能是苏轼他们，但我确切地知道世间所有夫妻都不想成为苏轼他们。十多年前一个栀子花开满校园的日子，晨光熹微，晨鸟脆鸣，我带着孩子们晨读，读史铁生先生《秋天的怀念》。读着读着，不由入了境，声音渐渐哽咽，当读到“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那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凉在教室里四处弥漫，我已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当时勉强读完，模糊的视野中好多的孩子泪眼婆娑，有几个抽噎得快缓不过气来。我有些惊慌，怕哭坏了孩子，努力寻思着哪个止噎偏方能用。但就在这些孩子中间，有几个男孩很是突兀，他们的脸上没有泪痕，他们眼睛迷茫、四处张望，他们不知道老师和同学为什么会哭。2020年的春天，进房间看到妻子一个人在默默啜泣，我急问什么事，妻子指着我写的一段文字说不出话来。这段文字写的是今年春天的花事，我和同事聊天时曾经谈过这些花，同事哈哈大笑说我这个人真有趣。妻子看到我把这些花写得如此斑斓，那段日子的真实经历却是几度崩溃，又强自……黑夜如此漫长，黑得看不到尽头。妻子止不住地落泪，我被她弄得鼻子发酸，执手相看泪眼，默默无言。事后想想，不能与喜乐的同乐，不能与哀哭的同哭，是因为没有走过同一条道路。没有共鸣，就没有同情。许多的抑郁，这个时代的病。今天你不同情他们，将来谁会为你同情？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谁能与我同情？谁能与我同行？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注定。

2020-06-28
“忠恕仁厚”出自苏轼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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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平前几天小女新波来家，拿出一张《富阳日报》让我看看，说报上提及太平村王氏家庙里日本学者远藤隆吉赠送的“忠恕仁厚”匾额，以及家父王乃秋与郁达夫先生的旧事。因为这件事情与家父有关，小女特地过来向我问及事情来由与经过。拜读了报纸上登载的蒋增福先生《一块匾额记荣辱》一文后，不由得也想来说两句，算是做点补充。我是文中提到日本友人远藤隆吉去天钟山时，与郁达夫先生一起同行的太平村人王乃秋的小儿子，解放前居住在富阳下街城隍庙对面的罗宅。家父曾任奉化市警察局长，后辞职回乡在太平村创办了私塾改制新兴教育的槐荫小学，曾请郁养吾先生的女儿郁新民在槐荫小学任课。年幼时父亲常带我去相隔不远的郁养吾先生家作客。后来才知道父亲与郁达夫先生是同窗好友，父亲小达夫先生二岁。由于这层关系我们成了郁家的常客。关于蒋增福先生文中提到的匾额，儿时曾听父亲说是一个日本友人代弟弟去天钟山上观音娘娘殿求子，下山时在山脚捡到一只小小的红鞋子，后如愿怀孕得子，生下孩子后为还愿赠送的（传说天钟禅院的师父会在沿路柴草丛林里藏好小鞋子，求子的香客有缘捡到红鞋子会生男孩，捡到绿鞋子生女孩）。因天钟山求子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在观音殿求子下山后必须去王家祠堂拜祭列祖列宗才能灵验，所以后来赠送的匾额就挂在王氏家庙里了。王姓起源于周王朝王子晋的后裔，王姓既系皇族又属相门之后，故王家祠堂又称“王氏家庙”。我退休后，于2007年主持修续了《富春太平王氏宗谱》。我开始关注宗族事务，同时也了解了一些关于日本文学士远藤隆吉赠送的“忠恕仁厚”匾额的事情。“忠恕仁厚”出自苏轼为宋朝王佑父子写的《三槐堂铭》一文，此文收录于《古文观止》，太平王氏将其尊为家训。太平王氏家庙议事厅正壁现在还置有苏轼《三槐堂铭》的条屏。2014年富阳文物馆出资为太平村王氏家庙进行抢救性修缮，房子修好后与改革开放后修复的所有匾额有些不相配套，遂由原村书记王玉华牵头筹募资金，由我负责翻新所有匾额。《一块匾额记荣辱》作者蒋先生与其女儿的合影即是以翻新后的“忠恕仁厚”匾额为背景的。此匾额长225厘米﹑宽90厘米，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缺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使得它的坎坷经历有多个版本，蒋先生所述乃其中之一。日本文学士远藤隆吉因慕富春美景，由郁达夫和郁养吾兄弟俩陪同来太平作客，由先家父陪同一游天中禅院。求子还愿，送匾额入王氏家庙，这是主线。我保存有改革开放后翻修的“忠恕仁厚”匾额的相片和写真版。此写真版是我当时为准备翻新匾额而拍下的。红线吊着的白色木条长50厘米，用做相片复制写真时的参照物，由木条来印证仿真制品的具体尺寸。从当时的情况看，“厚”字与落款为原物，其余部分则在文革时因“破四旧”而造成缺损。家父那时虽已驾鹤西去，但我家还是因为这块匾额而受到牵连。中日建交后，太平王观聪先生的女儿王水萍带日本客人来王氏家庙参观，发现这块匾额并被重视。据说破损部分由本村贤达王贤才先生根据记忆描摹修补完整，与原先的匾额真迹无异，从现在悬挂的复制匾额也看不出修补的痕迹。（蒋增福先生《一块匾额记荣辱》一文原载8月24日《富阳日报》“达夫弄·发现”）

2017-09-12
苏轼徐州抗洪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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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赴徐州任太守。上任不久，便遇到洪水围城，苏轼率领军民奋力抗洪，城池安然无恙，百姓生命财产得以保全。细阅史料，苏轼抗洪举措，值得今人借鉴。徐州地处淮河的支流沂、沭、泗诸水的下游，黄河和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东南有骆马湖，西北有微山湖，地势低洼，境内河流纵横交错，湖沼星罗棋布，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熙宁十年七月十七日，黄河决堤，河南濮阳至山东西南部一带，皆为泽国，灾情严重。苏轼得知这一讯息后，知道洪水不日即可抵达徐州，于是他启动防洪预案，立即采取四项措施：一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苏轼立即全民动员，组织民众拿上挖土、运土的工具，修补堵塞河堤上的洞穴隐患，并储存大量的土石、刍茭、柴草，以备抗洪之用。二是安定民心。八月二十一日，洪水如脱缰的野马，波涛汹涌，奔流而至徐州，淹到徐州的东、西、北门。此时，徐州又连降暴雨，水位急速上涨，“彭门城下，水二丈八尺”。危机之际，城内人心惶惶，一些富户欲携家带口出城躲避。面对迫在眉睫的严峻形势，苏轼一面加固城墙，防止洪水破墙而入；一面安定民心，他派出救济人员，让习水性的人驾舟船散发干粮，保证百姓洪涝期间不饿肚子，稳定波动的社会情绪。苏轼亲自做那些想出城避水的豪绅大户的思想工作，诚恳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出城，全城百姓都会动摇，百姓会倾城而出，还有谁和我一起抗洪守城？如果洪水进城，你们的家产也将不复存在。请你们放心，有我在，洪水决不能冲毁城墙。”苏轼斩钉截铁的语言和义薄云天的豪情，打消了这些人的顾虑，他们决心留在城内，与百姓一起抗洪保城。三是求助于军队。宋朝的禁军直属朝廷枢密院指挥，地方官员无权调动。险情紧急，如果再向朝廷奏报请调军队，路途遥远已来不及，更何况当时水围城池已无法出城。为增强抗洪力量，无奈之下，苏轼亲赴军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动员禁军主动积极参加抗洪。苏轼对卒长说：“洪水已经包围了徐州城，全城百姓命悬一线，已是千钧一发之际，你们虽然是禁军，不属于我调遣，但是希望你们能助我一臂之力，共抗洪害，保民平安。”卒长也被苏轼感动，毅然说道：“太守尚且不躲避洪水，临危不惧，我辈小人，理应效命。”于是，卒长带领士卒与百姓日夜奋战，在城东南抢修起一道长堤，头起戏马台，尾连着城墙，长达九百八十四丈，高一丈，厚两丈，将凶猛的洪水阻挡在城外。四是与民同甘共苦。抗洪期间，苏轼在城墙上搭起草庐，既是办公地点，又是夜宿之所，“夜闻沙岸鸣瓮盎，晓看雪浪浮鹏鲲”。他脱去官服，身穿布衣，脚蹬草鞋，抱着“坐观入市卷闾井，吏民走尽余王尊”的决心，誓与徐州共存亡，和军民一起奋战在抗洪第一线，多次过家门而不入。在军民的共同抵御下，十月初五，洪水退却，徐州转危为安。“旋呼歌舞杂诙笑，不惜饮釂空瓶盆”，全城民众欢声雷动。苏轼奋不顾身抗洪的事迹传到朝廷后，皇帝下旨称赞他：“亲率官吏，驱督兵夫，救护城壁。一城生齿，并仓库庐舍，得免漂没之害。”得到上下赞颂的苏轼没有被荣誉冲昏头脑，他清醒地认识到徐州防洪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为了今后洪水不再泛滥成灾，百姓能安居乐业，他又做了两件事：一是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又请求征调明年夫役增筑“外小城”，以加固内城。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次年二月，朝廷拨与苏轼三万贯，一千八百米粮，七千二百个员工用于防洪堤坝建设。二是修筑黄楼纪念抗洪胜利。苏轼看到徐州东门是防洪的要冲，不仅要把城门筑得牢不可破，而且还要在此建一座黄楼，以镇水患。按照五行之说，黄代表土，水来土掩。水灾刚过，木石匮乏，为了不增加百姓困难，苏轼便下令将官府内一处废旧建筑拆除，修建起一座百尺高的黄楼。神宗元丰元年（1078）九月初九重阳节，黄楼落成，全城同庆，官民欢呼雀跃。此情此景，苏轼感慨万千，赋诗《九日黄楼作》，其中写道：“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红粉陋，终胜泥中事锹锸。”

讷言

2023-08-21
解读《犍为王氏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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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苏轼与犍为王氏书楼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嘉佑四年（1059年）第二次赴京的途中，这次苏轼携全家包括妻子王氏自眉山沿岷江长江而下，同年十二月到达江陵，1060年2月到达京城。在这次赴京途中苏轼路过犍为第一次见到了王氏书楼，写下了《犍为王氏书楼》一诗并收入三苏父子亲自编辑的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合著的诗文集《南行集》。四川历来有藏书之风，犍为王氏为藏书世家，当年的王氏书楼是犍为一处非常宏伟的建筑，正是苏轼这首诗确证了犍为在宋代就出现了有记载的私人藏书机构，在中国的藏书史上，犍为由于苏轼诗而被载入了史册。苏轼《犍为王氏书楼》全文如下：树林幽翠满山谷，楼观突兀起江滨。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江边日出红雾散，绮窗画阁青氛氲。山猿悲啸谷泉响，野鸟嘐戛岩花春。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先登搏战事斩级，区区何者为三坟。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古人不见悲世俗，回首苍山空白云。诗意浅释：整诗前半部分写景，后半部分抒情。第一句诗描述了诗人坐在船上航行于树林茂密的山谷之中，远远看过去一座楼观出现在江边，非常的显眼。“楼观突兀起江滨”一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王氏书楼是当时犍为的一座标志性建筑。第二句是对前一句的说明，指出有人说这座江边楼观就是过去王氏的藏书之处，当年藏书万卷的地方现在已成为落满尘埃的遗迹。第三句指出当时的时间为早上日出雾散之后，作者看清了王氏书楼的真面貌“绮窗画阁青氛氲”。第四句对书楼附近的景色进行了描述，当时的书楼附近猿啸鸟鸣，风景秀丽。第五句作者询问书楼主人的下落，有人告诉他主人已从军远征去了，但为何坐拥万卷却又从军，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之谜。第六句是作者在得知藏书人已从军后所发出的感慨，感慨楼主人已成为“攻城先登，陷阵却敌”的先锋（《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不再做藏书之事。“三坟”是中国最早的书籍，指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这里泛指书籍。第七、八句作者认为书生其实也有自己的战场，不用亲自上阵杀敌，可以像诸葛武侯那样指挥军队，表达了自己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情，但又流露出一丝失望之情“回首苍山空白云”。在这首诗中苏轼并不知道王氏书楼的主人是谁，他更没有料到在二十年后被贬黄州时会与书楼的主人相识并结下一段深厚的友谊，在孤寂失意时为他带来朋友的温暖。也许是因缘巧合，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一年他在写给秦观的一封回信《答秦太虚书》记述了自己初贬黄州时的生活，里面记载了他与王氏之间的交往情况：“所居对岸武昌，山水绝佳，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数日不厌。”这时的苏轼应该是已经知道王氏书楼主人的身份了，并与王氏结成朋友。苏轼在《季常帖》中对王氏有描述：“一夜寻黄居束《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揭，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王君”就是秀才王齐万。王文诰《苏诗总案》：“王齐万，字子辩，嘉州犍为人，乃齐愈字文甫之弟。”王齐愈，字文甫，宋代词人，犍为人，两兄弟与苏轼交往颇密。苏轼自己在《定风波》一词前写到“元丰六年七月六日王文甫家饮酿白酒，大醉”。他还赠对联给王齐万“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苏轼与王氏兄弟的情意相当的深厚，他被贬黄州能得一知已是万幸，所以他在离开黄州时写下了两篇充满深情的文章《别王文甫子辩》和《再书赠王文甫》用以辞别老友：《别王文甫子辩》：“仆以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黄州，时家在南都，独与儿子迈来郡中，无一人旧识者。时时策杖至江上，望云涛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余日，有长而髯者，惠然见过，乃文甫之弟子辩。留语半日，云：‘迫寒食，且归车湖。’仆送之江上，微风细雨，叶舟横江而去。仆登夏隩尾高丘以望之，仿佛见舟及武昌，乃还。尔后遂相往来。及今四周岁，相过殆百数，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浮屠不三宿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2014-06-30
我和皮埃尔一起的1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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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采访法国嘉宾让—皮埃尔·朗日里耶的任务后，我立刻感到一片迷茫，既不懂法语，英语也糟糕，如何沟通？如何采访？当晚连夜上网搜索了有关皮埃尔的信息，网上有关他的新闻寥寥无几，只知道他在2000年的时候，撰写了一篇有关大文豪苏东坡的长篇报道，苏东坡因此也被法国《世界报》评选为全世界十二位千年英雄当中唯一的一名中国人。11月21日早上7点，我们便从眉山出发前往黑龙潭长岛洲际酒店接皮埃尔，结果我们在酒店大堂等了足足15分钟，他才匆匆上车。后来我们才知道，酒店的工作人员忘了给他送早餐到房间，而他本人则按照之前跟工作人员的约定，一直在房间里等着早餐。而对于自己迟到的事情，皮埃尔上车后就一直让翻译给我们致歉，这也让我对这位来自法兰西的同行多了几分莫名的好感。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位法兰西客人，同时也向他多多宣传眉山，一路上，我都在通过翻译不断地跟他介绍沿途的风景和眉山的人文历史，而他对此也非常感兴趣，兴奋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不停地问道：岷江、青衣江它们最终流向哪里？是不是都流向了扬子江（扬子江就是长江翻译成英语的另一种叫法）。虽然语言不通，但这并没有阻碍我和他的沟通交流，反倒是让我对他的了解和好感又增加了不少。到了柳江古镇，这位来自浪漫国度的外国友人就不停地夸赞古镇风景优美。而在曾家大院听说了那两棵有关凄美爱情的荔枝树故事后，皮埃尔更是在荔枝树下停顿了好一会儿，也许他是在心里默默地为早逝的女主人感到惋惜，抑或是对男主人对女主人的痴情而感动吧。下午两点过，皮埃尔来到了三苏纪念馆进行参观，可能是痴迷苏东坡太深，尽管纪念馆的讲解员是用中文在边走边讲，但他却听得格外认真，而且一直不停地跟翻译问东问西。原本安排30分钟的参观，最后因为皮埃尔的原因，被延长了近半个小时。而在参观三苏祠的时候，同样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三苏塑像、苏家古井、黄荆条、苏家荔枝树……对于苏家古宅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看得认真，问得明白，听得仔细，感觉他似乎要把眼前看到的一切都统统打包，装进脑袋带回法国，生怕漏下了什么以免抱憾终身。在苏东坡盘陀坐像下，皮埃尔跟眉山的三位本土苏学专家以苏东坡为媒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的跨国对话。而在这个对话上，皮埃尔也首度对苏东坡家乡的人道出了当年苏东坡被法国《世界报》评为“千年英雄”的始末。原来他刚开始也并不熟悉苏东坡，而是通过中国朋友介绍才对苏东坡这个千古奇人产生了兴趣，进而开始研究苏东坡，并且撰写了一篇长篇大作来向西方人详细介绍这位来自遥远中国的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也因为这篇文章被法国《世界报》推选为千年英雄。11个小时的采访时间结束了，就要和新闻界的老前辈皮埃尔告别了。突然想到，千年英雄苏东坡能被更多的西方人认识和了解，可以说是跟皮埃尔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他作为记者认真严谨的态度，对苏东坡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查阅、考证，最终才撰写出了备受全世界关注的《苏东坡：无可救药的文人——全球“千年十二豪杰”评传》，而通过他的报道，苏东坡也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知晓和喜欢，甚至连法国前总统希拉克也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苏迷”。

2017-12-08
“一门三苏”与“一门三汤”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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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这里的“三苏”，特指眉山“一门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这里的“三汤”，特指安岳“一门三父子”——汤佐、汤绍恩、汤绍夔（汤佐为汤绍恩父亲，汤绍夔系汤佐内侄、汤绍恩堂弟）。在一定意义上，西眉“三苏”与东普“三汤”分别是宋明两朝“东普西眉”的代表，具有“三星璀璨”共性，属于“东普西眉”文化概念研究范畴的延伸，是四川人物研究的一个新命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宋代历时319年。特别是北宋，文化登峰造极，诚如著名学者陈寅恪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宋之世”，全国“一门三杰”或“一门数杰”的文化现象蔚然大观。明代历时276年，较之宋代的319年，仅少43年。然而，明代属于科考范畴的“一门三杰”数量和影响却与宋代相去甚远，几乎不能同日而语。据《眉山市人物志》统计，眉山明朝进士为63人，其中眉山县29人、仁寿县13人、彭山县4人、丹棱县7人、青神县10人。这个总数字63人，比起宋代进士的1169人，尽管只有约十八分之一，但亦耀眼于蜀地一隅了，特别是眉山县的进士人数29人。至于进士有传入《明史》者寥若晨星，查《眉州属志·艺文志·列传》（卷13）悉知，仅有青神县余自俊。据清康熙《安岳县志·进士》（卷2）统计，安岳明朝进士16人（含武进士1人）。其数量虽系眉山县29人的约二分之一，但有一个瞩目点却为眉山县所不及，即安岳进士中的汤佐、汤绍恩构筑了“一门父子”的风景线。一门父子同为进士的现象，在科举时代被视为“殊”。这个“殊”，在明代四川寥寥无几。尤其是汤绍恩不但为进士，而且传入《明史·循吏传》，为国字号历史人物。“一门三苏”饮誉古今中外，因有若干研究成果，故此不赘言。至于“一门三汤”，在清康熙、乾隆、道光《安岳县志·衣冠盛事》中，对汤佐、汤绍恩、汤绍夔分别有“父子进士坊”和“兄弟同科坊”等记载，即汤佐、汤绍恩父子同为进士，汤绍恩、汤绍夔兄弟同科举人，佐证了明代安岳“一门三汤”具有的珍稀性。除明代安岳在正街立汤氏“父子进士坊”，还建有汤公祠，为重堂递进，颇具规模。因世事变迁，汤公祠后移建黉宫西，清嘉庆移建文昌宫，今移建圆觉洞。鉴于上述，特把“一门三苏”与“一门三汤”作对应比较研究，尤其是苏轼与汤绍恩的。具体如下。苏洵与汤佐苏洵（1009—1066），享年57岁。大器晚成，以文学著称，擅长散文，尤其擅长政论，北宋文学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并以文学著称于世，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传入《宋史》。汤佐（1466—1525），享年59岁。科考学霸，连登甲科，为明弘治六年（1493）进士，官拜奉政大夫（属于政治人物）及南京户部福建清吏司主事，诗文并茂，治《礼记》，尤其擅长政论，清道光《安岳县志》中辑录有其诗文，并有“孝、友兼全才，谞独步”记载。囿于旧志脱页，其传不存。苏辙与汤绍夔苏辙（1039—1112），进士，官拜宰相，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传入《宋史》。汤绍夔（生卒年不详），举人，官拜县令，擅长散文。苏轼与汤绍恩苏轼（1037—1101），其评价在历史上乃至中外，可谓车装斗载。其影响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特别是林语堂称他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人物”。苏轼还具有世界性。在2000年的评选中，法国《世界报》公布苏轼为公元1001—2000年间的“千年英雄”。囿于汤绍恩建功立业主要在浙江绍兴，加之认知不够、宣传力度不够等原因，相比苏轼的知名度，汤绍恩岂止输一筹，几乎为四川人所不知晓。然而，汤绍恩的确是一位可以与苏轼作相对比较研究的历史人物，特别是从“东普西眉”延伸的角度（有关汤绍恩的具体介绍和评价，详见笔者著《汤绍恩述评》和发表于报刊的文章）。汤绍恩（1499—1595），明嘉靖十四年（1535）至二十年（1542）任浙江绍兴知府，累迁山东右布政使。其评价体系有《汤神事实录》《两川间气引》《庙堂雅量引》《功全禹迹引》《修明礼乐引》《振举纲维引》《黉序春风引》《闾阎冬日引》《诚感商霖引》《三代遗才引》《冰蘖清操引》《南巡请封引》（又名《海滨耆士引》《请封汤神奏折》）《朱公再叙》《永思集记》等专文，赞誉有“公缵禹功”“功全禹迹”“禹稷同功”“缵禹之绪”“智侔神禹”“洞开缵禹绪”“功垂禹绩侔”“一方之神禹”“公之恩泽，洵不在禹下”“夏后无双”“泽留万世”等。苏轼与汤绍恩虽然不属同一朝代，但后世对汤绍恩却有“三代遗才”的评价，似乎不逊苏轼。特别是《两川间气引》从地灵人杰角度，直接把“三苏”奇才伟气“得眉山之秀”，与汤绍恩“全其美德和廻不可及的文章政事”均源自“钟其（普州）秀气”而相提并论。这在一定意义上，汤绍恩堪称明代的“苏轼”，与苏轼具有若干相似性。具体比较如下。1.文学方面：他们文心雕龙，“腹有诗书气自华”，均擅长诗文，有相当文学造诣和影响，注重文道并重。在圈内，他们一个（苏轼）是负有盛名的“大学士”，著述车装斗载；一个（汤绍恩）是圈类名响的“夫子”（清康熙、乾隆、道光《安岳县志》中，辑录汤绍恩文章达6篇，数量冠《安岳县志》之首，可见作者心灵旨趣和后世推崇。遗憾的是，汤绍恩的诗文大多散失，影响了后世对他文学贡献的具体评价）。颇巧的是，二人均有诗存于绍兴，即苏轼有《中秋看潮》《书王晋卿画》《游兰亭》等诗，汤绍恩有《马太守庙》《自题肖像》等诗。其诗指向虽异，但各具千秋。2.书法方面：从书法结体与舒张看，他们一个雄踞宋代“苏黄米蔡”之首，风格融王羲之、颜真卿等神韵于一体；一个在明代有“汤体”风韵，风格融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诸家法书之根脉和苏轼遗风，淳厚笃定、劲气内敛，较之“苏体”竟不乏“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云水风度和万千气象。3.清廉方面：他们清以修身，廉以养德，均系赋性清约、质任自然、节俭自律的楷模。一个（苏轼）写有《节饮食说》，为日常生活准则；一个（汤绍恩）行为方式《明史》有证，“性俭素，内服疏布，外以父遗故袍袭之。”更有甚者，《程孺人传》说汤绍恩是“除图书之外，萧然无一长物”。绍兴清廉馆有对汤绍恩的专门介绍。4.执政方面：他们同为良牧，一个曾任杭州太守，一个曾任绍兴太守，均德政一方、造福一地，治邑不乏烹小鲜之才（特别是汤绍恩，进入《明史》“循吏”序列，即地方模范官员范畴，为明朝地方官少有）。其中，苏轼入《宋史·列传》，汤绍恩入《明史·循吏传》，均为“国字号”历史人物。二人分别有“民者，天下之本”“民心之天”等深刻的民本思想和主张，并有“位不满德才”的愤懑等。他俩一个曾身任“三部尚书”（吏部、兵部、礼部尚书）要职，不乏政治主张；一个曾身任封疆大吏——山东右布政使，为“三代之英”，有庙堂雅量、宰相之才，诚如史学家毛翼在《庙堂雅量引》所言“与韩魏公相为上下。”毛翼甚至还认为，汤绍恩不逊曾提携苏轼的一代名相王安石，故有“安石雅量，不得专美于前”之说。5.治水方面：他们均系历史治水名人，并同有在浙江治水经历。异曲同工的是，他们均留有关于“堤”的风景线和故事。其中，苏轼在杭州留有“苏公堤”（亦称“苏堤”），为今西湖十景之一的“苏堤春晓”，时坊间为他建有生祠；汤绍恩在绍兴创建三江应宿闸，节江治海，公缵禹功，由清康熙、雍正、咸丰、同治四任皇帝敕封，春秋祭祀，有封“汤神”“浙海之神”之誉，留有“汤公堤”（亦称“汤堤”），为古代绍兴八景之一的“汤堤绿荫”，时坊间为他建有生祠。2019年，在国家水利部公布的全国第一批“历史治水名人”里，苏轼名列其中。在绍兴博物馆3000余年的28件“绍兴历史大事记”中，明代仅列有汤绍恩主持修建的三江闸，堪称绍兴明代断代史“封面”。笔者曾把汤绍恩与历史上著名治水人物李冰、马臻比较，结论是他们各怀千秋，不分伯仲。6.经历方面：他们均为进士，有贬谪生涯，系一度失意为“宦游人”。其为官路线，主要在浙江、湖北、山东、江苏等地。颇巧的是，江苏既是苏轼赴命朝廷的终点即病逝于斯，又是汤绍恩为官的起点，构成了令人遐想万千的“连接点”。7.境界方面：他们均有相似抱负和政治行为，有崇高的人文理想和情怀，等等。8.纪念建筑方面：眉山有三苏祠，塑有苏轼像；安岳古有汤公祠、今县城紫竹公园有汤绍恩石刻像。他们任职所在地，均有刻像或塑像。眉山有以苏轼命名的东坡大道、东坡印象水街等，绍兴有以汤绍恩命名的汤公路、汤公社区等。9.后世赞颂方面（民谣）：对于苏轼，坊间流传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歌谣，揭示了“苏文”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特殊价值，即比喻熟读和浅读“苏文”是吃“羊肉”与吃“菜根”的分水岭。对于汤绍恩，坊间不仅流传有“旱为虐，暵其修。汤为霖，年大有”“三江之山，维其嵂兮；三江之水，维其泌兮；比户讴歌，公之力兮”等民谣，而且还有《颂汤侯德政歌》“泰山巅，高于天；长江水，清见底。功名如山水，万古留青史”，并辑录于清词人暨《明史》修纂者朱彝尊所编《明诗综》，表达了百姓对汤绍恩民本思想和德政的高度评价，传递了其功名永在山水间的信息。从这些歌谣中，足见苏轼、汤绍恩植根民心、功在民心……从上述“一门三苏”与“一门三汤”比较研究中，特别是苏轼与汤绍恩的比较研究，可见他们人生经历、文化品质、禀赋特性等方面的诸多趋同性。他们分别出类拔萃于宋代的眉山、明代的安岳。对其比较研究，目前虽然属于初级阶段，但大体构成了比较研究框架，有助于“东普西眉”延伸讨论，有助于对汤绍恩的再认识，有助于开启创意思维和拓展四川历史名人研究，有助于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优化成德眉资中的“眉资”同城化发展。当然，这也是本文的意义之所在。

汪毅

2023-05-19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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