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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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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大佛（网络图片）乐山大佛位于四川省乐山市，雕凿在凌云山的岩壁上，俯视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气势雄伟。大佛取弥勒佛坐像造型，在三江汇流峭壁人工凿刻而成，又名凌云大佛。进入景区，向乐山大佛景点走去的路上有许多石壁上雕刻的佛像和红色字，其中有关苏东坡的石刻字特别惹眼，一路观额匾赏苏轼文风。观赏乐山大佛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走九曲栈道，另一种是坐游船。我们一行四人，为了近距离观赏大佛，选择了走九曲栈道，用心去感受这一段仿佛是凡间和仙界的距离。曲栈道在大佛右侧的石壁上，栈道的起点在凌云寺前，我们沿着凿于唐朝的九曲栈道前行，慢慢观摩，自上而下盘旋九曲，这“九曲栈道”是与修建佛像时同时开凿的。栈道第一折处的经变图雕刻精细，形象生动，人物丰腴、端庄，线条优美，并刻有楼台亭塔，是研究唐代建筑和石刻艺术的宝贵资料。栈道最宽处1.45米，最窄处0.6米，共217米级石阶，迂回而下，可到大佛脚底，沿途崖壁上也有许多石刻佛龛，里面陈列着神态各异的佛像，红砂岩质的雕像在岁月无情的侵蚀下，很多已经风化得看不清原本的真面目了，模糊的轮廓中依稀可见当年精美的模样。行在险峻的栈道上，能够从上而下近距离全方位观看大佛美景，感受佛像就在眼前的视觉震撼。大佛巍峨壮观，号称“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正身高71米，头就有15米，上面雕刻着1000多个发髻。单单是一个脚背就宽约9米，长11米，可围坐上百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一座石刻弥勒佛坐像，也是唐代摩崖造像中的艺术精品之一。大佛左右侧的崖壁上，还有两尊身高十余米的护法天王石刻，一个手持戈戟，怒目而视，一个身着战袍，呼之欲出。再加上数百石刻佛龛，形成了庞大的佛教石刻艺术群。抬头仰望，佛像体态雄伟而不失端庄，威严却又从容淡定，嘴角微微拉伸，恍若阳光普照下的微笑，平视隔江相望的乐山城，接受一双双来自人类或崇拜或惊叹的眼神。大佛的脚下便是三江汇流处，原本汹涌的江水在大佛充满包容性目光的注视下，出奇地平静缓和下来。因为乐山大佛本是修来镇水的，大概这种正襟危坐的坐式，能够显出坦然淡定的气概，带给行船的人战胜激流险滩的勇气和信心吧！乐山大佛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当时闽江、大渡河汇合处水流直冲凌云山脚，势不可挡，洪水季节水势更猛，往往使过往船只触壁翻沉。凌云寺的名僧海通为造福众生，一来想使石块坠江减缓水势，二来想借助神力消除水患，于是发起修造大佛的工程。当时募集的人力、物力、财力远及江淮流域，在善男信女和朝廷的资助下，历时90年才告成功。乐山大佛具有一套设计巧妙、隐而不见的排水系统，对保护大佛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大佛的造型具有浓厚的中国色彩，是中原佛教艺术的扩展和发扬。其面部眉清目秀，温文尔雅，将男性的庄严与女性的祥和融为一体，呈现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面容。“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只有看到乐山大佛，才会真正懂得这句话的含义。而亲近大佛时，我们的心灵便不由自主变得澄澈透明，洗尽铅华，返璞归真。乐山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双手抚膝，临江危坐，屹立千百年，俯视三江汇流而过，坐看人世沧桑变化。这个佛教圣地的魅力当然不仅这些，乐山有独特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又是一个地灵人杰的文化之乡，宋代大文豪“三苏”就是乐山人。这“三苏”就是继“三曹”之后文学家族的典型代表——苏洵、苏轼、苏辙，其中最有人文性和娱乐性的毫无疑问是大文豪苏轼………“天府之国”四川，既是水的家园，又是山的国度。峨眉山、青城山、贡嘎山、四姑娘山、稻城三神山………这些名山都令人留连忘返，而最撼动我内心的是凌云山，乐山大佛就座落在此山，大佛背后的乌尤山、凌云山、龟城山构成的山形，就好似一尊巨型睡佛，形成了＂佛中有佛＂的奇观，是自然造就的奇迹，与人工凿刻的乐山大佛相互辉映，永不停息地为世人演绎着最美的风景。

张廷秀

2018-01-25
谁似我醉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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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干林大宋元佑七年新年刚过，大地回春，暖风和煦。颍州的官河码头上，苏轼伫立船头，挥别前来为他送行的父老乡亲——刚刚在此任职半年的他，接到朝廷诏令，调任扬州知府。尽管人生颠沛流离，仕途险象环生，但苏轼这次来扬州任职的心情还是十分愉悦的，因为他的得意门生、“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正在扬州任通判。加上扬州又是他的恩师欧阳修曾经任职之所，尚有遗迹平山堂在此。“每到平山忆醉翁”，苏东坡此次履新扬州，人未入城，就有了诗句，因为这里有故事。嘉佑二年（1057）那一场科举考试，史称“嘉佑贡举”，主持嘉佑贡举的是当时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此次科考中，苏轼、苏辙弟兄俩双双考中进士。欧阳修大喜，说苏轼“他日文章定独步天下”。又说“再过30年，世人只知‘三苏’而不知吾”。由于嘉佑贡举中欧阳修对苏轼的提携，欧苏之间的师生之情从此传为佳话。这首《西江月·平山堂》就是苏轼第三次到平山堂写下的: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风。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也许冥冥之中有感应，《西江月·平山堂》写出不久，苏轼的命运就卷入了一场政治漩涡，这就是乌台诗案。苏轼对此飞来横祸，猝不及防。面对着自己从一个朝廷大臣，顷刻之间变成了阶下囚这一残酷现实，毫无思想准备，内心也感觉到十分沮丧。转眼过了长江，来到了扬州，这是苏轼第四次经过扬州，而且是作为一个罪臣经过扬州。参与办理“乌台诗案”的苏轼政敌们，本想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幸好众人相救，才将苏轼的性命保下，判处发配黄州。元丰七年正月，一直惦记着苏轼的神宗皇帝，突然亲手书札：“苏轼黜居思咎，阅岁兹深；人才难得，不忍终弃。”并诏令将苏轼调任汝州团练副使。苏轼得诏，立即乘船由黄州沿江东下，他上庐山、过湖口、留金陵，一路诗文喷薄，一路旧友新朋。经过“乌台诗案”的惊魂，黄州四年的贬谪，苏轼对官场已心生畏惧，其归隐常州阳羡（宜兴）的想法更加强烈。他揣着赴任汝州的诏书，一路逶迤，前往任所报道。但一路上又反复向朝廷请求，“欲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为了等到皇上的恩准，他故意在扬州拖延了一个多月，朝廷仍无音信，苏轼只好继续北行。苏轼真心不想去汝州赴任，因而一路蹭蹬，于元丰八年二月到达南都（今商丘）。在南都住不到了一个月，苏轼终于等到了皇上同意他到常州居住的诏令。卜居阳羡的十年梦想，一朝得以实现，东坡居士是由衷欣喜的。但自己未满五十岁就退出政坛，这对年轻时代“有奋厉当世之志”的苏轼来说，多少也有些黯然。但来不及多想，还是快快收拾行囊归阳羡。于是他沿运河南下，四月中旬第六次经行扬州。“无官一身轻”苏轼，在扬州多住了些日子，并在竹西寺作赋《归宜兴留题竹西寺》绝句三首。苏轼在他朝思暮想的阳羡山中过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然而，这种超然物外、无忧无虑的日子没过几天，苏轼便嗅到朝中风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朝廷要员们，时常惦记着苏轼。果然，六月底，朝廷便下诏苏轼，“以朝奉郎起知登州（蓬莱）军事州。”这对苏轼来说，又是一个“过山车”式的消息。本以为今生今世就过着“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田”的生活而老死于阳羡了，没想到朝廷又要启用他。于是，苏轼又身不由己地再一次被卷进那令他生畏的宦海中。元丰八年（1085）七月下旬，苏轼从阳羡启程北上，前往登州，八月中旬到达扬州。苏轼去石塔寺拜访了择老，留诗《将赴文登，过广陵，而择老移住石塔，相送竹西亭下，留诗为别》：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还逢惠照师。我亦化身东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在扬州勾留数日，继续北行，至邵伯暂住。虽然经过“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已对官场险恶，宦海沉浮有着痛彻心扉的感悟。但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情怀依然在苏轼的血脉中偾张。朝廷对他的重新启用，不仅为他洗白了“乌台诗案”的沉冤，而且又给予了他效忠朝廷、经善天下的机会。然而，到任登州才五天，却又接到新的任命，朝廷以礼部郎中召苏轼还朝。苏轼被重新启用后，官阶快速提升，本来就引起了同僚们的嫉妒，加上朝中党派纷争严重，而苏轼又“满肚子的不合时宜”，在党争的旋涡中进退维谷。为了回避矛盾，苏轼仍然请求外放任职。在他一再要求下，于元祐四年（1089）三月，被批准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浙西路兵马钤辖兼杭州知州。苏轼五月启程赴杭，六月十二日到达扬州，这是苏轼第八次经过扬州。苏轼这次能再到杭州任职，真是天随人愿。但美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苏轼在杭州任期已满。元祐六年（1089）二月，苏轼被诏令还朝。苏轼很不情愿，多次请求继续外放，但却未得恩准。苏轼只好将家眷留在杭州，只身赶赴京城。四月四日夜，苏轼从润州过江来到扬州，这是苏轼第九次经过扬州。扬州知州王存设酒相待，此时的苏轼，人虽然离开了杭州，但心仍在江南。且看他到达扬州后写的这首《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尊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珠帘十里卷香风。花开又花谢，离恨几千重。轻舸渡江连夜到，一时惊笑衰容。语音犹自带吴侬。夜阑对酒处，依旧梦魂中。苏轼的请辞未得到朝廷批准，于是在扬州稍事停留，便继续北上。苏轼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朝中，正如他所担心的一样，到任没几天，朝中针对苏轼的风波又起，而且这次风波与扬州有关。苏轼在第六次经过扬州时，曾在竹西寺作赋。其中有一首是：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这本是当时苏轼听了老百姓对新皇帝哲宗的赞扬，而抒发内心情怀诗句。但是，以侍御史贾易、御史中丞赵君锡为首的苏轼政敌们，企图再制造一次“乌台诗案”，他们无中生有地说，苏轼这首诗中的“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是对当时神宗皇帝去世幸灾乐祸。苏轼感到朝中环境太险恶，再度坚决要求外放。在他一再坚持下，朝廷同意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颍州。在颍州任上才半年，元祐七年（1092）初，又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事州。苏轼在扬州任职期间，忠于职守，执政为民。他交名流，访古迹。与晁补之等文人墨客“曾共广陵花下醉”，诗酒人生，风雅卓然。苏轼在扬州的文学活动，最有价值的是在此开始了他的《和陶诗》的创作。苏轼“和陶诗”总共134首，从扬州到惠州、儋州，一发不可收地写下如此数量繁多的类型作品。最早的20首，就是在扬州完成的，余皆作于岭海之间。也就是说，苏轼的“和陶诗系列”起笔于扬州。苏轼在扬州任上，是他人生观的重要转变时期。如果说“乌台诗案”将苏轼变成了苏东坡，那么，扬州任上“和陶诗”系列，则标志着由“看破红尘”的苏东坡，向“天人合一”的苏东坡转变。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重要的思想转变，才使得后来苏轼在面对人生再度遭受厄运时，显得从容不迫，应付裕如。苏轼的一生，是宦海沉浮的一生，是诗酒风流的一生，是清廉高洁的一生，也是与扬州情缘笃厚的一生。不信你听听他第三次经过扬州时写下的这首《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美人微笑转星眸。月华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

2023-07-26
人文东坡大美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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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茂林在雕刻匾联。刘茂林雕刻匾联。苏喜亮书写。书写中的苏喜亮。兰涌正手工制作龙眼酥。东坡园龙眼酥。李长青为正在创作中的作品《东坡家族》塑像。李长青作品《茶馆》。编者按：人文东坡，大美非遗。再现东坡遗风的苏裔苏体书法，惟妙惟肖的钦斋泥塑，精美绝伦的刘氏匾联木刻技艺，旧时味道的东坡园龙眼酥……一项项令人拍案称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历经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洗礼，依然迸发出绚丽的光芒，承载着东坡人民的乡情。6月9日是我国第13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地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果，让广大群众感受非遗魅力，本报特推出“人文东坡大美非遗”特别报道。刘氏匾联木刻技艺传承“刘一刀”【非遗档案】刘氏匾联木刻技艺兴起于清代光绪年间，发展至今，已逾百年。当时，眉州木刻师刘天缘经过数年的经验积累，掌握精湛的木刻技艺，继而远近闻名，被亲切地称为“刘一刀”。他将毕生技艺传授给儿子刘凌辉，儿子又传给孙子刘茂林。如今，刘茂林为刘氏匾联木刻技艺第三代传人，并继承了“刘一刀”的名号。刘氏匾联木刻技艺历经百年的创新发展形成了手工刻、土漆、贴金技艺。2009年，刘氏匾联木刻技艺被列入东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6年，刘氏匾联木刻技艺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刘氏匾联木刻技艺第三代传承人，今年58岁的刘茂林已有50余年的匾联木刻经验。1990年，他子承父业，成为刘氏匾联木刻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同年，又成为“三苏祠”的匾联木刻师。从事木刻五十余载，他以身为东坡人为傲，致力于以精湛的木刻技艺，传播东坡诗书文化，并将刘氏匾联木刻技艺传承和发扬光大。承继祖业钻研木刻传扬三苏文化在刘茂林的木刻堂里，堆放着各种木刻工具、木板和一些木刻成品。其中，仅用于雕刻的刀具就多达50多把，包括圆口刀、细口刀、平铲刀等，刀具大小不一，形状也各异。“雕刻时要根据每个字的下笔、收笔、重笔，该雕深的要雕深，该浅则浅。”他说，学习匾联木刻技艺需要不断地琢磨，熟方能生巧。而经过五十余年历练，他已经能娴熟地根据不同字的大小、笔画，采用不同刀具，利用直刀、斜刀、平铲等不同刀法，雕刻出神形兼备的字样。出于对苏东坡的喜爱，多年来，刘茂林制作了许多苏东坡诗词的拓片，深受国内外游客的喜爱。而如今漫步三苏祠，也处处可见他的作品：大门顶部的匾额“三苏祠”、门楣的楹联“北宋高文名父子，南州胜迹古祠堂”“克绍箕裘一代文章三父子，堪称楷模千秋万代永馨香”等都是刘茂林的得意之作。“木刻技艺是诗书的重要载体，能用自己的技艺，将苏东坡的诗词、绘画表现出来，受到大家的喜爱，我很开心。”他说。不忘技艺坚守传统技艺打磨、上灰、刮灰、磨砂、拓字、打刀路……据刘茂林介绍，一块匾联的出炉需要经过20多道工序，每个步骤都是纯手工制作，所以非常慢。“就‘三苏祠’那三个字的匾联，我连续用了三个多月才完成。”他说。五十多年来，刘茂林始终专注于传统匾联木刻技艺的传承和保护，至今仍坚持用传统土漆雕刻，后又创新发展形成了手工刻、土漆、贴金技艺。“虽然手工技法复杂、耗时，但是其古朴、经久耐用的特点，是现代产品无法比拟的。”在他看来，每件拿来雕刻的作品都是精品，在雕刻时，唯有尽可能地原貌展现书法的精气神，才能对得起书法家的艺术。“匾联木刻技艺不只属于我们家，它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刘茂林说，目前，自己正慢慢将手艺传给儿子和徒弟，并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学习这项技艺，弘扬三苏文化。苏裔苏体书法还原东坡书貌【非遗档案】苏裔苏体书法源于北宋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居宋代“四大书法家”之首。其代表作《寒食帖》与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唐代颜真卿《祭侄稿》合称为“天下三大行书”，是中国自古而今行书书法的三座高峰。“苏体书法”经苏东坡后裔代代相传，历经900余年而不失本真，活态记录了“苏裔苏体书法”传承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文学和艺术价值。苏喜亮（苏东坡36代世孙）为现在苏裔苏体书法传承人。2013年，苏裔苏体书法被列入东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4年，苏裔苏体书法被列入眉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苏东坡是尚意书风的代表人物，他追求尚意的书法风格取向，影响了他身后的每一代人。作为苏东坡的36代世孙，苏喜亮一生酷爱书法，尤喜好祖宗书法及诗文，他的书法处处再现东坡墨迹遗风，达到情至、形至、神至。妙笔生花还原东坡书貌历代书法家的成长都得经过“经典崇拜——临摹同化——原创出新”这样一个过程，苏喜亮也不例外。40年来，他潜心研究苏体，在书法上，他同祖宗一样，遍临诸家名帖，重点研习祖书，从易到难，重形尚神，力求布局、笔墨、气韵皆妙，渐由“入帖”到“出帖”，使之处处再现东坡墨迹遗风，达到情至、形至、神至。苏喜亮认为，三苏父子书法厚实圆润之线条，轻快柔韧之行笔，姿态横生之雅致，有法无法之真谛。特别是苏东坡的字，墨丰笔润，传统中透发着无穷妙机。似乎随心所欲，但又变化无常。“学书法是努力和天赋的综合过程，学习东坡书法的难度就更大了。要悟透苏东坡的书艺真谛，首先要建立在对东坡先生的解读和了解上。”他说，东坡先生的字是随着他一生的坎坷遭遇而变化，是先生心灵的写照、感情的宣泄，此正是临先生文章风流之所在。腹中锦绣传承苏体书法苏喜亮始终遵循“学古但不泥古”的创作原则，他的字继承了苏体多姿多形的特长，书风意蕴内敛，含蓄苍劲，神态温文尔雅。不少行家评价其书法，看似平实、朴素，但有一股汪洋浩荡的气息，神龙变化不可测，给人以“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美感，深得东坡先生书法之真传。凭着对苏家祖宗的那份真情、激情和豪情，他发自内心执着地热爱先生的字。他刻印一方：“我写祖书”，意在不随波逐流，至死不渝地追随先辈，并自作一联：“千秋风流苏轼字，万古绝唱东坡词”，常年悬挂在居室，告诫自己，活到老学到老。他将苏东坡装在心里、融进血液里，提笔就来，挥墨而就。他临摹的作品有《黄州寒食贴》《楚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三十多幅作品。笔墨精妙，气韵精到，不少人看到都拍手称奇。在谈及苏体书法传承的问题时，苏喜亮表示，教书育人传承苏体艺术，也是将东坡文化发扬光大的一种方式。他自1987年开始教学书法，常告诉学生，所写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验证，今天看它是美的，三年后再看它仍然赏心悦目才行。只有这样，才能笔墨精妙，气韵精到，处处再现东坡墨迹遗风，达到“姿态横生，不矜而妍，不束而严，不轶而豪”。“东坡园”龙眼酥坚守旧时味道【非遗档案】东坡园龙眼酥制作技艺历史悠久，项目传承历史追溯至百年。清末，现东坡区张坎镇方河村人兰银山，其制作的千层饼（龙眼酥）远近闻名，每逢佳节，除了供自家人食用，还作为礼品赠送邻里乡親，后将此技艺传子兰绍怀；新中国成立后，兰绍怀又将此技艺传子兰俊超，兰俊超经不断学习改良，将祖传的千层饼（龙眼酥）逐渐成形，后取名东坡园龙眼酥。据说，当时的“园”为“缘”，寓意为与东坡有缘的意思，后更名为东坡园龙眼酥。本世纪初，兰俊超将其子兰涌按家族传承代数列为第五代传承人，即为当代传人。2016年，东坡园龙眼酥制作技艺列入东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7年，东坡园龙眼酥制作技艺被列入眉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相传，龙眼酥是苏东坡最爱吃的点心，他曾有诗句描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饴”“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龙眼酥从最初的诗词歌赋演化成现实生活中的普通糕点，又从糕点技艺演化成民间特色美食，兰家人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6月1日，位于东坡区松江镇的“东坡园食品”内飘出阵阵香味，东坡园龙眼酥第四代传承人兰俊超和其子第五代传承人兰涌正忙着制作龙眼酥。“这是老祖宗传下的手艺，传统的东西不能丢。”兰俊超说。匠心汇聚五代相传做眉山味道兰俊超日复一日地做着龙眼酥已有30多年。儿子兰涌从小跟在父亲身边，看着父亲精心制作各种美食，耳濡目染之下也很早学会揉面、擀面皮，做些简单的制作工艺。而为了将家传的手艺传承，大学毕业后，他更回到眉山，全身心投入家业中。“龙眼酥馅心包括黑、白芝麻、花椒和上好的花生，炒熟后将其碾碎，再加入白砂糖和熟面粉，最后猪油捣匀成泥。其中，花生是龙眼酥馅心最重要的食材。”拿起盛满龙眼酥馅心的面盆，兰涌向记者介绍道。手工制作龙眼酥讲究大小均匀、层次分明。兰涌介绍，除了馅心，面皮的制作比较复杂，需用两种面团，用油水面团包油酥面团，擀成条状，再卷成圆筒，做成酥胚。再待猪油烧至80度，放入酥胚，用小火浸炸到起层发硬，龙眼酥就可以出锅了。尝一口，入口化渣、甜淡适中，油而不腻，方为上品。百年坚守保留旧时味道龙眼酥在眉山人心目中，是流传在时光里挥之不去的老味道。而吃过东坡园龙眼酥的人都说，这里的味道跟儿时一样。这离不开兰俊超父子用最传统的手工技法制作龙眼酥的坚持。“择其巧者习之以传，将其真技一脉相承。”兰涌觉得，以追求完美、传承的态度才能延续龙眼酥的文化与品质。对于祖传配方，兰涌没有动过心思想要改变。“大街上，西式点心随处可见，但传统的未必找得到。这些传统糕点很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我们不会让这种旧时的味道消失。”他说。但在制作工艺上，他却费尽心思，为改良单一口味，相继开发出黑芝麻、椒盐、玫瑰、绿豆，花生，红豆等多个品种。谈及技艺传承，兰涌表示，目前，自己正收集整理东坡园龙眼酥制作技艺，准备编辑出版传统技艺教材。“条件合适的时候，打算开设东坡园龙眼酥制作技艺讲座、技艺传习、技艺陈列室等。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东坡园龙眼酥制作技艺知名度，将这份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去。”他说。钦斋泥塑一片痴心塑泥魂【非遗档案】钦斋泥塑发源于清道光年间。仁寿（古时称陵州）区域内张家桥栗林坡斑竹湾有一民间艺人李有春（号钦斋），文武双全，雅玩丹青，尤擅泥塑。因其有一间名为“钦斋”的书房，便将泥塑技艺命名为“钦斋泥塑”，是为钦斋泥塑第一传人。钦斋泥塑手艺历经数代，传到了李长青父亲手里。1995年，李长青继承父业，将钦斋泥塑发扬光大，并在2009年举家搬到眉山市，成立“眉山阿帝雕塑艺术有限公司”。2015年，钦斋泥塑被列为东坡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6年，钦斋泥塑被列入眉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36岁的李长青是一名80后。受家传技艺影响，他从小喜爱泥塑，凭着对艺术的执着和热情，历经多年学习，成为颇负盛名的青年雕塑家。一团团红泥，经过他的手仿佛被注入了灵魂和生命，他创作的泥塑作品，每一件都栩栩如生，似乎向人们讲述着一段或老或新的故事。弃“学”游学认定一生所向李长青自幼便喜爱泥塑，立志要考美术学院雕塑系。但事与愿违，他阴差阳错地考上了装潢设计专业。入学一年后，李长青选择了退学。有教授欣赏他的才华和勇气，便将他推荐到世界级雕塑大家王官乙、龙德辉大师的雕塑进修班学习。在进修班学习一年后，他又开始四处游学，到一些名校旁听自己喜欢的课程，并着力在雕塑、写诗、摄影等方面苦学深钻。而经过几年游学，李长青最终认定，雕塑是自己的一生所向。2008年，李长青回到眉山创业，并注册了一家雕塑公司。他以表现群众生活中最朴素的元素为雕塑对象，往往凭着个人审美直觉、从情感出发进行创作。几年下来，其雕塑作品颇负盛名：2014年，他的作品《书先生》入围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同年，其首次参展之作《白石老人》囊括中国工艺美术界最高荣誉“百花奖”和第九届中国海峡艺博会金奖；2015年9月，作品《戏班》荣获“看四川民间文艺创作工程展”优秀奖（最高奖）；2016年1月，作品荣获第五届四川省青年美展雕塑类最高奖……慢功细活雕出大文章在制作雕塑过程中，李长青既讲究捕捉雕塑对象的特征，又注重对雕塑对象进行立体观察，总是深入了解所塑对象，再动手雕刻其风骨。以他日前刚完成的国学大师南怀瑾造像的工作为例：为了完美地创作出作品，他曾数度前往南怀瑾青年时曾闭关的乐山五通桥多宝寺。期间，他频阅南怀瑾传记，比对数百幅其遗像，并观看了十多部相关纪录片。为了更深入南怀瑾的衣着状态，他甚至特意购置了三件民国长衫，每日着其穿街过巷。功夫不负有心人，历时一年多，他终于使南先生儒雅、佛性、仙气三种气质跃然于铜胎之上。“咚咚咚……”采访中，在富有节奏感的韵律中，李长青挥拳锤打泥土块，并在泥土中加入棉花反复搓揉。其后，经过练泥、画稿、搭架、上大泥、细刻等工序，一团红泥赫然成就了一尊栩栩如生的泥塑作品。本版文图由见习记者罗端采写

2018-06-07
踏过险径是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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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蔡元藻在我国古代影响最为深广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有这么几句话：“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它的意思就是说：苏老泉这个人，已经二十七岁了，才开始发愤读书。他的年纪已经很大，尚且悔恨读书太迟，于是发愤苦读，终于读成了一名文学家。你们后生小辈，要趁早想一想，应该如何向他学习呀！这里说的苏老泉，就是北宋时期有名的文学家苏洵。他就是苏东坡的父亲。他与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样，也是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四川眉山县人。他家境殷实，生活优裕。他有三弟兄，大哥，二哥都已进士及笫，二哥还在朝廷做官。他排行第三，是父母最小的儿子。苏洵与他两个哥哥一样，也是六七岁就上学了。他天资颕异，思维敏捷，都说他是块读书求学的好材料。但是，他生性内向，沉默寡言，性格古怪，不爱读书，就喜欢跟那些浪荡子弟游玩。对于学业，他一直不专心，不用功。因此，他几次参加乡试科考，都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当时的科举考试，有一套固定的规矩和形式。要达到那些要求，就必须下一番苦功夫，就必须强记某些经典的篇章、段落和名言警句，必须强记某些史实、典故和某些字、词、句的准确解读。可是，由于他不用功读书，该记的没记住，该理解的没弄懂，应知应会的他也没学到手。再加上他写的文章不合时尚，不对主考官的口味，作的诗也不能吸引主考官的眼球，所以他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落榜。时光如百驹过隙，苏洵一晃就20岁了。这时他已婚娶。岳丈家是邻近的青神县一家富豪。贤妻程氏自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仅知书识礼，而且学识不浅。他们已有三个孩子，前两个不幸夭折了，只有眼前的一个女儿，名唤八娘，虽然生得聪明乖巧，很是可爱，但他还是想生一个男孩。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12月19日，他终于如愿以偿，一个大胖小子就降临在他的名下。这，就是后来的苏东坡。两年之后，他又生一个男孩，这就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在这段岁月里，苏洵对自己上学读书，求取功名这件事，有过反复深入的思考。他认为，自己读书用功不够，功底太浅，所以久考不中，这是事实。但那种科考制度，也确实让人不可捉摸，难以应对。你防东他打西，你防西他又击东。为此疲于奔命，却很难取胜。与其如此受磨，还不如弃绝功名，托身学术，著书立说，以言立世。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妻子程氏合盘托出，程氏见他有志向学，不再浪荡游玩，立即表示赞同。她说：我终于等来了你的这些话！我终于看到了我期望中的夫婿苏洵！从明天起，家里的大事小事都不用你管，一切由我承担。你只管读好你的书，顺便辅导和督促两个孩子的学业就行了。我相信，再过十年八年，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现在你才二十七岁，到那时，也还未进不惑之年，正值血气方刚，大可作为的时候。夫君，我就等你这一天了！从这以后，苏洵谢绝与他素所往来的游荡少年，闭门谢客，发愤读书。他先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典籍，包括经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还有“三礼”，还有，《周易》、《春秋》、《左传》，以及《说文解字》等书找出来，一本一本地读。这些书他大部分都读过，只是有的没读熟，有的没读懂，现在从头再读，毎本都读七八遍。其中《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中的风诗部分，都能背诵。接着他又把史书如《史记》、《汉书》之类翻出来认真阅读。对其中那些著名的人物传记，也反复读四五遍。对有些精彩段落，还读到大体能背诵的程度。接着他先后将子部书和集部书又陆续找来认真仔细地阅读。其中，他对孙子和孙膑那两部兵法读得更细，领会更深。对楚辞和乐府诗歌也大都读得能够背诵。此外，他对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汉初的黄老之学，魏晋的玄学，也有所涉猎。苏洵在发愤苦读之初，曾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定，那就是五年之内，封存笔墨纸砚，不写任何文章，待五年之后，再视当时情况而定。而今已过六年，苏洵就常常感到“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试出而书之，已而再三读之，浑浑乎觉其来之易也。”从此，苏洵边读边写，在几年之间，他就先后写了若干系列文章，如《权术》、《几策》、《衡论》，还有《六经论》、《洪范论》、《史论》等等。可惜，这些文章大部分都已散佚，现在存世的仅百余篇。由于他的这些文章见解独到，文风高古，清新流畅，特色鲜明，很受一般读书人的追捧。有人说，《三字经》中关于“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的说法不准确。说苏老泉发愤读书是二十五岁，不是二十七岁。这是苏老泉自己说的。诚然，苏老泉是说过类似的话。他在第一次《上欧阳内翰书》中说，“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他这里说的是二十五岁“始知”读书，而不是说二十五岁“始发愤”读书。他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也仅仅是比他此前“昔予少年，游荡不学”（苏洵《嘉祐集。祭亡妻文》）好一点。但是由于他这时仗着自己脑子聪敏，记忆力也强，竟认为“读书并非难事”，还认为别人并不比自己高明，结果那年他出应乡试举人，却又一次落第。这次失败，才使他痛自检讨，才有他愤然将几百篇旧稿一火而焚之的故事。当他真的下决心认真读书，发愤苦读时，实则己是二十七岁了。所以他逝世后，欧阳修给他作墓志铭，张方平作墓表，以及宋史本传，都说他“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再说，《三字经》成书于南宋，距苏老泉生活的年代仅隔数十年，《三字经》的作者，相传为王应麟，也是一名大儒，在治学方面，是有基本素养的。他绝不会把道听途说的，未经核实的人和事，写进一部启蒙后代的重要读物中去。因此，“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应该是可信无疑的。公元1056年，饱读诗书的苏洵，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决定赴京赶考。他们先到成都，拜谒当时的益州太守张方平，受到赏识和尊重，张方平还为他们父子三人给欧阳修写了推介信。然后，苏洵父子又前往四川的雅安，又得到雅安太守雷简夫给欧阳修推荐苏氏父子的亲笔信。于是苏洵父子三人走梓潼、剑阁、阆中，经米仓道，进入陕南，再折头向东，抵达京师汴梁。到京师后，苏洵就带着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介绍信，带着他的两个儿子，还带着他那一大叠文章，前去拜谒欧阳修。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又是朝廷高官，天子近臣，而苏洵乃穷乡僻壤的一介布衣，却受到欧阳修的热情接待，令苏氏父子终生感激不尽。会面后，欧阳修很坦诚地表示：文章，要先看看再说，如果优秀，他定当举荐。至于两个儿子，他要求作好应考准备，待明年春季开科考试时就去应考。希望考出好成绩，双双高中。送走苏洵父子后，欧阳修就开始翻阅苏洵的文稿。他一篇没看完就认为这是难得的好文章。阅读带来的愉悦和兴奋，促使他一篇又一篇地读下去，直至深夜。最后他很激动地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没想到，在祖国西南的偏僻乡村，竟有这样的饱学之士，竟写出这样好的文章。他从全部文稿中精选出最优秀的22篇给仁宗皇帝送去，想让皇帝也高兴高兴。宋仁宗读过之后，果然感叹不已。他要求欧阳修把这类人才尽量地选拔出来，为国效力。苏洵的这些文章，皇帝看罢又传给大臣们看。大臣们一看，也是个个惊喜，人人称赞。一时间，整个京城的士大夫们都在盛赞苏氏文章，苏洵的名气陡然大增。第二年，科举考试开始。苏轼苏辙双双应试，结果双双进士及第。后来又经礼部考试，苏轼苏辙又被双双授予了官职。经过欧阳修和宰相韩琦的举荐和斡旋，苏洵也终于被朝廷破格录用，担任了秘书省校书郎，与陈州项城令薛辟一起，负责礼书《太常因革礼》的修纂。历经数年，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部书的修纂，共计100卷。他现今还存世的著作，有《嘉祐集》15卷，《谥法》3卷。像苏洵这样，科考失利后，退而发愤苦读，最终成就功业者，远远不止他一人。然而在功成名就之后的辉煌，名望和影响，那就少有人可比了。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了唐宋散文八大家中的一员。唐宋两朝仅此八大家，他老苏及其两个儿子就占了三家，何其难得啊！若干年后，又形成了“三苏父子”的称喟。而类似的称喟，在中国历史上还只有汉末曹魏时期的曹操、曹丕、曹植以其诗文出众，史称“三曹父子”。从“三曹父子”到“三苏父子”经过了八百年，而从“三苏父子”到如今，已经九百多年了，还不见有那家父子三人都是文墨大家的范例出现。而且“三苏父子”比起“三曹父子”来，至少在文化方面的影响要深远得多。所有这些，恐怕当年的苏老泉做梦也没想到过吧。

2016-02-21
走进东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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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我与盖龙云将军相识于历史小说。他喜欢读我写的历史小说，我佩服他身膺重任还能博览群书，因此而成为君子之交。前几天，他由柳州来长沙，拿出一部研究苏轼的文稿，要我给他看看。这令我深感惊讶。我绝没有想到，一位部队的领导干部，居然也可以在业余时间里做潜心文史的冷寂学者。在一座清静的部队营房里，他对我说起与苏轼的一段“奇遇”———当年，苏轼由海南岛北返途中，在雷州半岛今遂溪县双村，与村人陈梦英结下友谊。临别时，苏轼送陈十亩田，作为陈氏族人的读书之资，又赠陈汉渠阁瓦砚台一方。陈氏家族谨遵苏轼所嘱，耕读传家，并将砚台世代相递，奉为至宝。此砚不幸在晚清丢失，后在民国时期由外人重金购得送回陈氏家族。陈族建“还砚亭”以纪此情，并定下族规：今后哪家有人考上大学，砚台则存于哪家。将军得知此事，执意要一睹这方宝砚。陈氏族人为其真情所感，将这方秘不示人的祖传砚台拿出，让他一饱眼福。苏轼生前喜以砚台赠人，但时代久远，存世者已极少。这方砚台能保存至今，实为异事。将军见砚，如见苏轼。他捐赠万元现金及部分书籍以谢陈族，勉励他们弘扬家族世代相袭的优良传统。更为奇特的是，不久双村人打算兴建一处用于接待客人的公房，竟然在地基下挖出两千枚民国初年银元，折合市价约一百八十万元，远近为之轰动。人间真的有奇缘！我被将军对苏轼的挚爱所感动，即便是出乎此，我也要将眼前这部书稿好好地读一读。苏轼号东坡，在诗、词、文、书诸多领域里都有极高的成就，像他这样集各种所长于一身的巨人，在我国五千年的文化史上没有几个，而且他人品高洁，胸襟宽阔。近千年来，苏东坡三个字，成为中华文化闪闪发光的符号，深受国人的敬仰与爱戴。古往今来，研究东坡的著作汗牛充栋。作为一个带兵的人，作者选择东坡的政论文，以品读与浅析的方式来诠释东坡，实属难能可贵。今人看东坡，多认为他是诗词大家、文章大家、书法大家，甚至也有不少人还认为他是一位美食大家、养生大家。这当然都不错，但究其实，东坡首先是一位政治家。他自己的人生规划，也首先是做一个为国为民有实际贡献的政治人物。当然，这是在儒学教育下中国士人的主流选择，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做到，东坡做到了。东坡一生的政治抱负、政治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政论文中，应该说，政论文是东坡诗文的重点和精华。作者选取东坡三十八篇政论文，在每篇文章后面，以注释、翻译、背景介绍与浅析三个部分来展开自己的学术研究。注释准确、译文畅达，这两个部分贯注了作者大量心血，而作者更大的心血是用在背景介绍与浅析这个部分中。这个部分是本书的重心和亮点之所在。凭借对东坡研究的精深，作者通过背景介绍，清晰地勾勒东坡六十六年的人生历程。我们将三十八篇文章后面的背景介绍联缀起来，就是东坡的一部传记。我们在此中看到一个鲜活丰满的东坡形象，我们在分享作者研究成果的过程中，轻轻松松地读了一部东坡传。同时，借助对北宋历史的熟悉，作者描绘出东坡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云图画。它以政治斗争为主线，展开着诸如君臣遇合、士大夫交往、官场与民间的关系，以及人情、友情、爱情等人生百态，让我们似乎看到了另一幅《清明上河图》。如此写背景介绍，使得这部书的可读性很强。这应该是本书最显著的特色。在浅析这个部分里，作者不仅以通透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分析所选的文章，而且于为文布局中，时见精彩。世人于东坡，更多的是喜爱，用心研究者却不多。作者对东坡是下过苦功夫的，他认定东坡“有儒家之骨，却没有失去真性；有道家之血，却没有消极避世；有佛学之魂，却没有厌倦人生。他将三者奇迹般地融为了一体，拥有最完美的人格。”儒骨道血佛魂共同组成最完美的人格。这种认识，源于对东坡最深刻的研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浅析中处处见出作者对东坡评论的精到，但作者也并未对东坡一味揄扬。在《论商鞅》的浅析中，他写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公正而论，苏轼的这篇《论商鞅》明显带有个人感情因素。”“不过是借题发挥，意在批评王安石的熙宁改革。历史上但凡改革一般都有激进盲目之弊，如王安石的熙宁改革由于过激也确实造成了一定混乱，但因此而把商鞅、桑弘羊的治国主张比作寒食散，而予以全盘否定就不妥了。”浅析中还有不少精辟文字，让人读后或心智开豁，或心情舒畅，如：“人才之未用难用，要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万家忧乐挂心头’是检验一个官员政治品德最基本的尺度。”“美好的生活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恬静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都要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我在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常常想，作者能有这等精当的认识，一方面固然得益于他的学识，但可能更多的是得益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作者说：“世上总有这样的人，因为看得透，所以不躁；因为想得远，所以不妄；因为站得高，所以不傲；因为行得正，所以不惧。”又如在议论宋神宗与王安石这对君臣时，作者写下这样一段话：“像神宗、王安石，都有始终如一的品德，二十年如一日，自古不曾有。可能是君和臣只知道有国，只知道有民，而不知有自己的私情，而谋事的见识，做事的勇猛，都足以相辅。因此才能相交融洽，始终不分离。”对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关系的剖析，若没有自己的亲身体验，是难以做到如此入微的。尤为难得的是，作者能在浅析中恰到好处地借古喻今，使得这部品读能够成为今天的史鉴。如“物所以能累人者，是因为你执意要获得它的缘故。”“君子爱物应‘寓意’而不‘留意’，倘若沉湎其中，也就离灾祸不远了。”“人在官场四处宦游，不要把自己和声名太当回事。”这样的句子，在书中随处可见，俯首即拾，它透露出作者的正义感与责任心，也让我们读出本书的时代性。行云流水，晓畅亮澈，是这部书的文字特色。最有意思的是，作者善于用今人熟悉的语境来解释历史，使得文句不仅畅达，更有趣味。如“创立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当于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他奉命起草敕书，类似于今天某位要人的悼词”。“实际上待遇没变，就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但这毕竟也是一个变化。汝州是靠近东京开封和西京洛阳的中原经济发达地区，从一个相对偏僻的地方调到这里来，就像今天从贵州把一个干部调到广东、浙江沿海发达地区。你能说这不是重视或是重用？更重要的是，这反映出了最高领导层对苏轼看法的转变。”每读到这样的句子，我常常会心一笑。五十年前，初诵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便无端激起我一个青涩少年的豪情壮志；五十年后再读东坡，心灵与“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极有共鸣。这就是东坡，如星空般浩瀚，为大海般深邃，什么时候读他，你都会大有收益。读读这部东坡品读吧，它不是枯燥书斋里的学究考据，它浸透的是实干家的人生阅识，它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进同是实干家的东坡世界。(编者按：本文为唐浩明为盖龙云新著《烟雨任平生———品读苏东坡》所作的序。)◎唐浩明，作家,著有历史小说《曾国藩》《张之洞》等。

唐浩明

2019-01-23
苏轼的《题西林壁》是一挥而就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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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热爱文学写作，且才气横溢，曾自称：“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苏轼作诗，无论身处何种场合，无论面对何种题目，都是随意挥洒，一气呵成，时人对此无不叹服，试看几个例子。黄庭坚回忆苏轼说：“元祐中锁试礼部，每来见过，案上纸不择精粗，书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龠已烂醉，不辞谢而就卧，鼻鼾如雷。少焉苏醒，落笔如风雨，虽谑弄皆有义味，真神仙中人！”（《题东坡字后》）张嘉甫回忆苏轼在扬州平山堂当众赋词的情形是：“时红妆成轮，名士堵立，看其落笔。置笔，目送万里，殆欲仙去尔！”（释惠洪《跋东坡平山堂词》）朱弁记载元丰末年苏轼在金陵会晤王安石，相将出游山寺，王安石见案上有一大砚，乃提议集古人诗句以咏此砚。“东坡应声曰：‘轼请先道一句。’因大唱曰：‘巧匠斫山骨。’荆公沉思良久，无以续之。”（《曲洧旧闻》卷五）“巧匠斫山骨”是唐人刘师服《石鼎联句》中之句，苏轼借用以咏石砚，精确无比。然而凡事总有例外，苏轼的题壁诗并非都是一挥而就的即兴之作，《题西林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值得我们细读深思。与庐山神交已久苏轼《自记庐山诗》云：“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往来山南北十馀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诗尽于此矣。”此文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是记录《题西林壁》创作背景的第一手材料。根据后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补充如下史实：是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四月二十四日，苏轼在友人道潜（参寥）等人的陪同下从北麓进入庐山。草草游览了开先寺和圆通禅院，苏轼便匆匆下山，前往筠州看望胞弟苏辙。十来天以后，苏轼离开筠州，于五月十二日前后从南麓重入庐山，陪同游览的除了道潜，还有从润州专程赶来的佛印（了元）。此时苏轼心情比较轻松，便从容地游赏了许多名胜，直到六月初才离开。所以苏轼游览庐山实有两次，第一次是匆匆而过，对庐山美景仅有惊鸿一瞥。当时苏轼急于前往筠州而心思未宁，又觉得庐山美不胜收、咏不胜咏，暂时不想写诗。那三首五绝，其一是写入山后所遇僧众欢迎的情景，作为一个久被贬斥之人，诗人自多感慨，并非专咏庐山。其二的一、二句是说庐山诸峰林立，傲然高耸，难以亲近。第三句“要识庐山面”句后有作者自注：“山南，山面也。”意即庐山的南面才是其正面，而苏轼初入庐山是从背面进山的。三、四句意谓须待与庐山互相熟悉成为“故人”之后，方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第三首自称与庐山神交已久，如今终于亲至山中。后二首诗也没有直接描写庐山，而是说愿意花费时日来了解庐山，其中隐然含有《题西林壁》的意旨。及至第二次进入庐山，苏轼才得以从容游赏，对诸多胜景逐一细观，还为其中最称幽美的两个景点漱玉亭与三峡桥写了两首篇幅较长的五言古诗（前一首共十六句，后一首共二十句）。经过一番盘桓，最后来到名扬四海的庐山名刹东林寺，与长老照觉禅师谈禅题偈，次日至西林寺作诗题壁。此时苏轼已对庐山相当熟悉，此诗可以视为他畅游庐山后的总结性题咏。此外，苏轼对庐山的了解并非始于此时，其父苏洵早年云游四方，曾在庐山盘桓，苏辙《赠景福顺长老》诗“序”云：“辙幼侍先君，闻尝游庐山，过圆通，见讷禅师，留连久之。”苏轼入山后途经圆通禅院，次日适逢苏洵忌日，苏轼乃手写一偈赠予长老仙公，且于诗题中称“院有蜀僧宣逮，事讷长老，识先君云”。可以推知苏轼幼时也曾从父亲口中听说过庐山，且向往已久。况且苏轼早在黄州时就曾接到正在庐山开先寺的佛印来信，请他撰写《云居山记》，两人从此缔交，信使往来不绝。苏轼给佛印的书信今存十五通，其一中称庐山为“名山”，其三中说到“见约游山”。佛印给苏轼的信今已不存，但不难想见其中当有涉及庐山的内容。苏轼入山后还曾携带着前辈文人所著的《庐山记》“且行且读”，他对庐山的地理、历史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毫无疑问，当苏轼来到西林寺挥毫题壁时，对于庐山的理性认识也会渗透到文本中来。“一字不落理障”上文引述苏轼《自记庐山诗》中所录的《题西林壁》，次句作“远近高低无一同”，当是初稿如此。也许是传闻异辞，也可能是苏轼后来有所修订，此句的末三字有几种异文，或作“无不同”“总不同”“各不同”，以最后一种最为通行。我们先据此分析文本。首二句写游山所见。庐山七岭是由西往东横向排列的，游人眺望庐山，横看则山岭延绵不绝，侧看则峰峦突起，耸入云端。若是分别从远处和近处看庐山，则诸峰千姿百态，气势各不相同。后二句抒游山所感。为什么不能认清庐山的真实面目？只因为身处在重峦叠嶂、云雾缭绕的山中。也就是说，只有远离庐山，跳出重重峰岭的遮蔽，才能把握庐山的总体面貌。全诗并未具体描写庐山的秀丽风光，却堪称庐山的总评和定评。读者公认这是一首哲理诗，历来被视为宋代理趣诗的代表。长期以来，人们在分析宋代的理趣诗时常把“理”字看成重点，仿佛理趣诗的价值就在于诗歌中蕴含着某种精妙的哲理，从而具有认识价值或思想意义。其实不然。理趣诗固须蕴含哲理，但更须具备趣味，二者缺一不可。比如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几乎篇篇与理有关，但是诗味寡淡，不算是优秀的理趣诗。又如杨万里的有些七绝趣味盎然，但所包蕴的哲理简单浅薄，也不算是优秀的理趣诗。苏轼才是理趣诗的大家，《题西林壁》就是一个范例。此诗的优点不在描绘庐山的具体面貌，而是总结出所有登览大山者的普遍体验，把深刻的人生哲理寄寓其中，闪耀着智慧的火花。近一千年来，中国人在登山时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一首诗。此诗究竟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前两句告诉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能够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执着于一己之见，就像盲人摸象，往往只能认识到事物的一个片面。后两句更深一层：纵然一直在变换角度，依然不能认识庐山的真实面目，因为一丘一壑，一峰一峦，都在庐山之中，得知一隅，却很难窥其全貌。也就是说，即使并不局限于一个角度，能够换位思考，依然不能看透事物的本来面目。人应该跳出自己所处的立场，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与观察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才能看清事情的原始本末，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黄庭坚读此诗后慨叹说：“此老于般若横说竖说，了无剩语。非其笔端有口，安能吐此不传之妙哉！”（惠洪《冷斋夜话》卷七）佛家所谓“般若”，是指理解一切事物的大智慧，黄庭坚认为这首诗中就蕴含着这样的大智慧。清人陈衍更明确地说：“此诗有新思想，似未经人道过。”（《宋诗精华录》卷二）的确，前人虽已表述过类似的意思，比如汉代的《盐铁论》中说过“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唐人白居易也有“觉悟因旁喻，迷执由当局”的诗句（《和梦游春诗》），但是远远不如此诗所说得那样精警。此诗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不但说出了一个精警的哲理，而且把这个哲理表达得如此的清晰、准确、生动。苏轼不但避开了逻辑的论证，而且省略了他要表述的哲理自身，前两句是叙事：诗人身入庐山，四处揽胜，发现庐山的面貌竟是移步换景，千姿百态。后两句仿佛是说理，但依然是就事论事，只字不离游览庐山之事。也就是说，全诗每句每字都在叙述游览庐山的经过，表面上确是一首游览之诗，但精深的哲理却不着形迹地表露无遗。借用前人的话说，可谓“一字不落理障”！正因如此，此诗所蕴含的哲理就是寄寓在诗歌意象中的深层意义，就是诉诸读者体悟的言外之意，它不但真切灵动使读者易于领会，而且意蕴丰富使读者联想无穷。此诗的写作方式确是在西林寺中对客挥毫，表面上就是一首即兴题壁之作，但事实上这是苏轼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全面考察之后对庐山的整体认识，其中蕴含的哲理更是他平生哲学思考的理论升华，是诗人厚积薄发、水到渠成的一次灵感喷发，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入思考。本报综合

2023-05-26
那些和祝丰亭有关的人和事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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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杨霄第一次去祝丰亭，是小时候去舅舅家玩，表弟神神秘秘地和我说：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然后带上邻居家的小伙伴们一起前往祝丰亭附近的一个小山头。记得那是个灰蒙蒙的天气，身边树枝都是光秃秃的，荒草随风发出“沙沙”的声响，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埋在草丛中的坟头。一行人好不容易爬到山顶，表弟把我拉到一棵大树下，树下有一口废弃的大水缸，神神叨叨地说：“你看。”我随着他手指的方向，往缸里一看，心头瞬间一颤。残缺的缸里面没有水，盛着土还有腐烂的落叶，土里埋着一个脏兮兮的骷髅头，旁边还有两根白骨，那一瞬间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表弟在一旁悄咪咪地说：“你别怕，我经常来这玩，有时候晚上还能见到绿色的鬼火呢。”从那以后，祝丰亭在我记忆中多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在很多金华人的记忆里，祝丰亭也有着神秘色彩。多年前，祝丰亭的灵异故事流行一时。这大约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祝丰亭一度为公墓所在地有关。灵异故事是无稽的，而祝丰亭作为曾经的墓葬地，也是金华不少名人的最后栖息之所。2019年，《金华晚报》刊登了《“苏孟”“雅苏”有由来，苏辙后裔在金华沉浮印记》一文，作者为金华市婺城区文物管理办公室原主任、文博副研究馆员刘金发。文中写道：1991年10月下旬，金华汽车修造厂祝丰亭工地内，在挖地基时，掘到了两座并列着的“夫妻坟”。墓碑碑文书写者是元朝画家李衎。碑文上刻着：“先君姓苏，讳垲，字伯清，晚号书隐。颖滨先生魏国文定公六世孙，世居眉山。文定公长子工部侍郎，涌泉翁讳迟，宋建炎间守婺。因家焉，尊祖讳诵朝清郎，知濠州军事……”碑文中所提到的先君，是苏辙六世孙。刘金发告诉记者，以前，金华整个城市没有现在这么大，东关和北苑在当时都算是比较偏僻的郊区。前些年，在北苑、东关一带发现了几处北宋墓葬，文物部门进行了考古发掘。从墓制及部分出土文物推断为北宋。因北宋墓葬的发现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可推断为北宋以来的墓葬区，民间叫“官山”，类似今天的公墓区。据载，祝丰亭南侧曾经有过一座庄严肃穆、石马石坊相伴的胡大海之墓。胡大海是明朝初期的著名将领，早年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为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王朝做出了卓越贡献。胡大海被害于八咏楼，被追封为“越国公”。百姓为了纪念他，在祝丰亭旁筑了一座墓地，并立了“忠烈坊”。也有人认为，祝丰亭或为聂小倩与宁采臣故事发生地。《聂小倩》开头写道，“适赴金华，至北郭，解装兰若”，祝丰亭正是在金华城的北部。1942年5月24日，浙赣战役打响后，从武义迂回进攻金华的日军，包围了雅畈镇罗芳桥村，将转移此地的金华地方法院院长陆宝铎与其他17名司法人员残忍杀害，这就是“罗芳桥惨案”。1945年，被残害司法人员的墓地迁至祝丰亭，建立了“浙江金华战时殉难司法人员公墓”。……《金华城老街巷》一书记载，祝丰亭这里，以前有一路亭，该建筑呈半圆，门洞上书额“祝丰亭”，意为祈盼谷物年年丰收。行人从南北三开间中穿堂而过，内墙角设长条石，供路人歇脚或遮风挡雨。早期不知何时建，旧制“祝丰亭”为后城里（五星）村民李兆松等众多村民捐资重建。之后更改为歇山顶式屋面水泥砖木亭，不知何时被拆毁。往事已消散在历史烟尘中。现如今的祝丰亭，高楼巍然耸立，车辆川流不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杨霄

2023-03-14
以俗为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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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曾说：“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棘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此诗人之奇也。”（《再次韵并引》）南宋初年，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三引述此说，后来成为江西诗派重要的诗学理论。然而此说实出自苏轼，他于熙宁八年（1075）《题柳子厚诗二首》云：“诗须要有为而作，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可见，“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是苏轼论诗之语，但诗学史自来对此忽略了。我们如果比较苏轼与黄庭坚诗的书写特点，则不难见到苏轼诗是以俗为雅见长，黄庭坚诗则以故为新取胜。苏轼曾对一位诗僧谈诗法时说：“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竹坡诗话》）冲口而出的“常言”实为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的口语或通俗的语言。苏轼认为使用常言，遵循艺术法度，此即是诗歌创作的奥秘所在。这补足了他对“以俗为雅”的解释。中国古典诗体的艺术形式发展至宋代已出现明显的雅正倾向，苏轼提出“以俗为雅”非常有助于诗艺的创新和宋诗特色的形成，这意味着对唐诗所建立的范式的破坏。北宋后期诗坛即有诗人发现并高度肯定了苏轼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朱弁《风月堂诗话》载：（参寥）尝与客评诗。客曰：“世间故实小说，有可以入诗者，有不可以入诗者，惟东坡全不拣择，入手使用。如街谈巷说、鄙里之言，一经坡手，似神仙点瓦砾为黄金，自有妙处。”参寥曰：“老坡牙颊间别有一副炉鞲也，他人岂可学耶？”释道潜（参寥子）是苏轼的友人，他认为使用世间俗语以至街谈巷说入诗，只有苏轼能够熔铸，以俗为雅；这不是一般诗人可以做到的。我们纵观苏轼的诗作，他在创作实践中确实以此为创新，成功地实现了以俗为雅的诗学宗旨。以日常口语入诗，使诗歌通俗自然，极为流畅，这是苏诗中常见的。苏轼《题沈君琴》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此诗通俗易解。《洗儿戏作》云：“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此乃戏语，以常言写来，更具自我嘲讽意义。苏轼晚年在惠州谪所，作《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二首》，其一云：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剑铓山。中原北望无归日，邻火村舂自往还。诗的首两句是冲口而出的常言，叙述凡庸生活细事，但诗意的发展出人意料，深刻地表现了贬谪于岭南的痛苦心情。此是以常言与典雅诗意结合的范例。此外如“千人耕种万人食，一年辛苦一春闲”（《和子由蚕市》），“使我有名全是酒，从他作病且忘忧”（《六月七日泊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寄诗》），“我似老牛鞭不动，雨滑泥深四蹄重”（《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皆粲然可观子》），当我们细品这些以通俗常言写的诗句，它们虽然浅俗，却有很深的人生意义。在诗史上以通俗明白的常言入诗并不足奇，而以俗事、俗物入诗则是苏轼的大胆尝试。苏诗《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表现苏轼在杭州任时对雨中服劳役的民众的深深同情，诗有云：“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缨。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苏轼自述：“言百姓劳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劳民，转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无异鸭与猪。又言某亦在泥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若归田岂至此哉！”（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诗中所描述的民众在泥水里劳动如鸭与猪之投泥，长官与牛羊在狭道上争路，这皆是不雅的粗劣的俗事。此外如《秧马歌》咏插秧农具：“我有桐马手自提，头尻轩昂腹肋低。背如覆瓦去角圭，以我两足为四蹄。”《除夕访子野吃烧竽戏作》：“松风溜溜作春寒，伴我饥肠响夜阑。牛粪火中烧芋子，山人更吃懒残残。”以上诗中的“两足四蹄”“牛粪烧芋”“懒残”等意象皆是极不雅的和极不美的粗恶事物，但苏轼却使用了这些意象。在苏诗中我们易于见到方言土语或戏言的使用，若非作者加以自注或时人的说明，我们便难了解它们的含义。周紫芝记述：“东坡在黄州时，尝赴何秀才会，食油果甚酥。因问主人，此名为何。主人对以无名。东坡又问为甚酥，坐客皆曰：‘是可以为名矣。’又潘长官以东坡不能饮，每为设醴，坡笑曰：‘此必错著水也。’他日忽思油果，作小诗求之云：‘野饮花前万事无，腰间惟系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竹坡诗话》）“错著水”与“为甚酥”是苏轼一时的戏言，竟以入诗。王直方记述：“顾子敦有顾屠之号，以其肥伟也。故东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诗》云：‘我友顾子敦，躯胆多雄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经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酾酒会邻里。’至于云‘平生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语也。”（《苕溪渔隐丛话》）诗中“磨刀向猪羊”和“批敕手”皆是当时屠宰行业的行业语，苏轼以之与友人相戏。苏门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记述：“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意头”意为心意，“巴鼻”意为来由：它们皆是宋时方言俗语。此外如“诗句对君难出手”（《李颀秀才善画山，以两轴见寄，仍有诗，次韵答之》），句中“出手”为卖出或脱手之意。“厨中蒸粟堆饭瓮，大杓取便酸生涎”（《和蒋夔寄茶》），作者自注：“山东喜食粟饭，饮酸酱。”又山东人埋肉于饭下而食，谓之饭瓮。“连车载酒来，不饮外酒嫌其村”（《答王巩》），“村”为宋人俗语，为粗俗之意。“不怕飞蚊如立豹”（《次韵孙秘丞见赠》），作者自注：“湖州多蚊蚋，豹脚尤毒。”豹脚乃一种蚊子。“溪边布谷儿，劝我脱破袴”（《五禽言》其二），作者自注：“土人谓布谷为脱却破袴。”“毛空暗春泽，针水闻好语”（《东坡八首》其四），作者自注：“蜀人谓细雨为雨毛。稻初生时，农夫相语稻针出矣。”苏诗使用民间方言土语及戏语入诗，这是诗史上出现的很奇特的现象。苏轼使用生活中通俗的常言，使用俗事俗物，以及使用方言土语和戏语的例子，皆可说明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存在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这些诗句虽然俗气，甚至粗俗，但我们了解其写作的具体环境和所表达的诗意之后，则可见到在俗的表象之后有一种宋人的风雅情趣。此种情形并非苏诗的个别现象，我们还可在苏轼许多博雅深奥的诗篇里见到某些粗俗的意象。如苏轼通判杭州时作的五古长篇《监试呈诸试官》之第一段：“我本山中人，苦寒盗寸廪。文辞虽少作，勉强非天禀。既得旋废忘，懒惰今十稔。麻衣如再著，墨水真可饮。每闻科诏下，白汗如流渖。”诗甚典雅，又具自嘲，如“麻衣”“墨水”两句似俗语而实有出处，而“白汗”则是俗语。以俗为雅是苏轼诗的基本的艺术倾向。南宋后期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里指责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和以议论为诗，认为这是诗弊，有违诗体之特性。苏轼和黄庭坚与唐代诗人比较，他们确实存在以文字、才学和议论为诗的现象，而且较为严重，造成他们作品的博雅艰深的特点。自严羽批评之后，这成为后世诗学家攻击与否定宋诗的重要理论依据，并展开长期的唐宋诗优劣之争。然而严羽以来之论诗者都忽视了苏轼、黄庭坚及江西派诗人存在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以及在此风的影响下出现的许多通俗的白话诗。因此由苏轼开启的以俗为雅的艺术倾向，很值得我们关注，并应引起我们对宋诗艺术特征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张承凤，作者单位：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张承凤

2016-08-12
苏轼与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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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文瑞苏轼两次经过赣南，与虔州、南康、上犹、大余等地有过诸多交集，时间跨度三个月左右，有记载交往过的人物二十余人，涉及诗文数十篇（首），给赣南留下了一笔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财富。挖掘、整理苏轼在赣南的历史行迹，并在此基础上，明晰苏轼对赣南的贡献，是当下苏学研究者应当思考的一个问题。由于苏轼在赣南时间较短，且身处谪放时期，缺乏稳定的时间、空间与个人情绪，苏轼无法调动可能的力量，所以没有对虔州进行事关民生的物事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南谪时间匆忙，十月初要赶着抵达贬所，一路匆匆而过，赣南各地如蜻蜓点水，苏轼只留下少些诗文；北归时间充裕，苏轼却已年老体弱，且北归心切，也无心于地方物事的思考与建设，且虔州老太守霍汉英面和心不和，不可能助力苏轼，新太守江公著二月才来，三月苏轼便离了虔州，时间上来不及。关于这一点，虔州与苏轼流谪惠州情况截然不同。惠州是苏轼贬谪目的地，也即朝廷安排给他的安身处。苏轼至惠州后，侧面了解到北归的可能性几无，遂把他乡当故乡，安心于惠州的生活，他甚至是倾其所有在白鹤峰购地筑了新居以终老于此。另外，谪惠期间，苏轼身处的政治空间小，环境也相对宽松，两任惠州知府詹太守、方太守均是自己的老友，苏轼便趁机利用来广东担任提刑的表兄程正辅这层亲戚关系的权力，鼓动惠州詹太守组织兵民疏浚了西湖，形成了惠州千年不衰的这处美丽风景。另外，予以晚年苏轼以巨大人生安慰的爱妾王朝云病逝于惠州，也令苏轼对惠州有了非同一般的情感。至于苏轼为官或贬谪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均因为身处时间相对较长，苏轼多有物事方面的建设与成果，如杭州、密州、黄州、宜兴、儋州等地。因此，笔者以为，苏轼对虔州(含南安军)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文化与精神层面。归纳起来，或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奠定了城市旅游基础。以苏轼题《虔州八境诗及序》为源起，之后南谪、北归一系列名胜景点诗文的写作，催生了虔州八境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形成，并构就了之后赣州成为江南历史名城的最重要文化内容的精华部分，也成为今天城市文化旅游最重要的内涵之所在。如郁孤台、马祖岩与尘外亭、八境台、通天岩、章贡台、十八滩与夏浒、慈云寺与慈云塔、廉泉及夜话亭、上犹小逻口阳氏故里、南康苏步街、浮石蕉溪茶等等。其二，奠定了赣南教育地位。以苏轼撰《南安军学记》为标志，继之前王安石撰《虔州学记》和之后杨万里撰《赣县学记》，赣南在两宋时期成为全国郡县治学的榜样与楷模，表现在郡县主官主动、积极地建设学宫，并亲力亲为，或讲学或捐俸，或大胆使用学子。苏轼评价“南安军学，甲于江西”，一举奠定赣南教育的崇高地位。苏轼之后，赣南教育愈显强劲，郡（军）学、县学及书院、私学勃发，有宋一代，书院达11所，科举有成人士299人。其三，肯定了赣南盛出人才。以苏轼对阳孝本、李存、田辟三位当时的著名隐士，以及对宁都孙立节、孙志康、孙志举、崔甲等文学之士的尊重与诗赞为案例，显示出苏轼对地方贤士、学者人才的高度关注与主动抬举。“岂必崆峒秀，为国产隽民”，虔州之士，多有风范，自苏轼肯定后，虔州人物为国人刮目相看。几年后，崔甲京试未进三榜，朝廷仍以恩赐进士的形式将其收入人才库。因为苏轼推崇孙氏及崔甲，宁都一邑人才极丰，仅宋代一朝，便涌现进士84人。其四，肯定了赣南人精神高度。以苏轼对孙立节撰《刚说》一文为发端，苏轼通过对孙立节刚直不阿的为政、为官情操的表彰，从而树立了以孙立节为代表的赣南士子具有时代高度与国家情怀的精神高度。孙立节之后，赣南历代科举有成人士，为政一方，有政声，显节操，清廉之官层出不穷，如明代大余进士刘永离任时万余兵民徒步相送；明代宁都进士曾就义离任时士民“歌诵不止，如别父母”；清代安远进士唐学海离任时士民“制屏帐衣伞争送”；清代石城进士温必联离任时士民“攀辕卧辙，不绝于途”；清代长宁进士钟荣光离任时百姓“或攀辕话别，或失声痛哭”，长宁进士曾行崧离任时百姓自发前来送行，道路两旁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绵延数里。其五，示范了真诚处世形象。以苏轼对虔州水南钟棐的肯定，对虔州帖画收藏家吕倚的关怀，对术士谢晋臣的回敬，对秀才王子直的感激，对道士王正彦的诗谢，对佛僧显荣、明鉴、惟湜、元师等的交往，无不显现苏轼对身份高低不等、贵贱不一的各式人众，均体现出一种贯穿其一生的真诚交往的姿态。这种为人姿态起到了一种示范意义，让太守、通判、朝奉等士大夫及自己的子侄们受染，也让民间百姓广为传颂。亲民态度深入民心的结果，赢得更多更久远的敬重，虔人攻陷惠州时，尽焚城池，独留白鹤峰，更烹羊祭苏轼，便是一例。

龚文瑞

2018-09-07
苏轼遇赦北还魂归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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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驾崩。宋哲宗登基之后，高太后执政，支持熙宁变法的改革派遭到打压。作为新政的反对者，苏轼重新被朝廷启用。好景不长。元祐八年（1093），随着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革派再次走到权力中央。苏轼一连多次遭到贬官。绍圣四年（1097），六十二岁的苏轼被贬儋州，弟弟苏辙也被贬雷州。途中，兄弟俩在滕州得以会面。这次相会，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儋州位于海南岛，苏轼实际上等于遭到流放。宋徽宗即位之后，大赦天下，苏轼终于结束了自己长达七年的贬谪生涯，得以北还。苏辙当时定居颍昌，也就是河南许昌的东边。他多次给兄长写信，邀请苏轼到颍昌来，希望兄弟俩晚年能够相聚一处。苏轼又何尝不想与苏辙“同归林下，夜雨对床”呢。可苏轼已看透官场险恶，厌倦了政治风波，考虑到颍昌距离京师开封太近，为了躲避政治漩涡，苏轼决定定居常州。苏轼选择在常州安度晚年，一是因为常州距离京城较远，二是他曾经在常州为官，熟悉当地民风民情。事实上，苏轼也曾一度想在润州安度晚年。苏轼在真州的时候曾给佛印写信，云：“某方议买刘氏田，成否未可知。须更留数日，携家入山，决矣。”此事未寝。苏轼在《书浮玉买田》一文里记道：“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而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浮玉指金山，元公即佛印。由此可见，苏轼一度想依金山择田而居。苏轼还写有一首诗，寄与佛印。诗中这样写道：“问我此身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蒜山地属金山，这里是理想的求田问舍之所。在诗里，苏轼强烈地表达了自己想在蒜山购买田地，终老于斯的念头。可惜的是，他的这一心愿最终没能实现。在《书田》一文里，苏轼愤懑地写道：“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稻田，以充饘粥耳。而所至访问，终不可得。岂吾道方艰难时无适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虽一饱，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耶？”苏轼此语，着实令人掬一把同情之泪。建中靖国元年（1101），遇赦北还的苏轼再一次经过润州，他又专程去了金山寺。金山寺风景依旧，回想当年自己和柳子玉、宝觉禅师共游金山寺的往事，一转眼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真正恍若隔世。在寺里，苏轼看到了好友李公麟所画的“东坡像”。回首跌宕起伏的一生，苏轼不禁心潮难平，感慨万千，他遂写下《自题金山画像》这首诗。诗里这样写道：“心是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所说的这三个地方，都是他政治最为失意之时，遭到贬官的处所。苏轼所处的时代，正逢新旧党争争斗不断。正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之下，苏轼一次次遭到贬官，一次次遭受迫害。因为乌台诗案，他甚至差一点送了命。尽管宦海浮沉，漂泊万里，可是历尽忧患的苏轼，时时刻刻以国计民生为己任，为百姓做了大量好事，为中国古代士大夫立下了一座人格的丰碑。在璀璨的文化名人群星里，苏轼当之无愧的是最为光辉夺目的那一颗。苏轼北还经过润州时，担任润州知府的是王觌。王觌是苏轼的老朋友，据《嘉定镇江志》，王觌于“建中靖国元年，再自翰林学士除职守润”。王觌亲自到郊外迎接苏轼。据宋范正敏《遁斋闲览》记载，两人见面之后，王觌关切地问起海南的风土人情。苏轼回答说：“风土极善，人情不恶。某离开昌化时，有数十父老皆携酒馔，直至舟次相送，执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与内翰相别后，不知何时再得来相见？”从这番对答里，我们也能从侧面了解到，尽管被贬至那么偏远的地方，苏轼仍然一心为民，为百姓办了很多实事，深受百姓爱戴。苏轼的外甥柳闳居住在北固山下。柳闳字展如，系苏轼堂妹之子，其父即柳子玉。柳闳和舅舅苏轼见面之后，虚心地向舅舅讨教做文章的学问。据《梁溪漫志》记载，苏轼“出文一卷，示之曰：‘此吾在岭南所作也，甥试次第之。’展如曰：‘《天庆观乳泉赋》词意高妙，当在第一；《钟子翼哀词》别出新格，次之；他文称是。舅老笔，甥敢优劣邪？’坡叹息以为知言。”柳闳弟柳闢早亡，柳闳为弟手书《楞伽经》，苏轼亲自为经文作跋。苏轼的堂妹以及妹婿柳子玉其时都已不在人世，葬于润州。苏轼亲自到堂妹及妹婿墓前祭奠，写下了感人肺腑的祭文。祭文写道：“我归自南，宿草再易。哭堕其目，泉壤咫尺！”哀哀之情，令人动容。离开润州之后，苏轼暂住江北真州，筹措在常州买房购地之事。这时候苏轼已身染重病。于是，他想到金山寺作一场水陆法会。这年六月，苏轼再一次来到润州。在船上，他已昏昏沉沉，几度昏迷。到润州之后，苏轼因重病缠身，“自太守以下皆不能见”。苏轼来到金山寺，在这里举办水陆法会，并亲自撰写《醮上帝青词》。当时米芾居住在北固山。苏轼邀请米芾来参加水陆法会。正巧米芾脚上长了个疮，没办法行走，错过了这次法会。米芾为此曾写诗一首，题曰《东坡居士作水陆于金山，相招，足疮不能往，作此以寄之》。这时候，又传来苏颂病故的噩耗。苏轼身染重病，不能亲自前往，于是派儿子叔党到苏颂府第吊唁。第二天，苏颂的后人前来探望苏轼，苏轼侧卧于床，一时间老泪纵横。据《云麓漫钞》记载：“时章子厚丞相有海康之行，其子援尚留京口，以书抵先生。”章子厚即章惇，昔年和苏轼关系很好。章惇荣升丞相掌权之后，曾迫害过苏轼。此时章惇亦遭流放雷州。章惇之子章援系苏轼门生。他给苏轼写信，反复叙求见之意，同时希望苏轼能勿念其父旧恶，为之回护，使朝廷消弭其父之罪，使得“东归田里，保养垂年”。接到章援书信之后，苏轼作书以答，云：“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虽以病重之故，苏轼未与章援会面，但在信里，苏轼对章惇昔日所为表示了宽谅，并赠援“白朮方”，以备章惇之用。一切是非恩怨，得失荣辱，在苏轼看来，已成过眼云烟。离开润州之后，苏轼乘船回到常州。短短一个多月，苏轼就病逝在了那里。一代巨星，就此陨落。病重之时，苏轼强撑病体，给弟弟苏辙修书一封，叮嘱后事：“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意思是说，我死之后，一定要将我葬在嵩山下，弟弟你要亲自为我写墓志铭。临终之时，苏辙不在身边，苏轼十分难过。他说：“惟吾子由，自再贬及归，不及一见而诀，此痛难堪！”听说兄长的凶讯，远在颍昌的苏辙哀痛至极，昏倒在地，整整三天没有进食，哭泣不已。苏轼的灵柩运到河南时，苏辙有病在身，未能亲自迎丧。他遵从兄长遗命，将其葬在嵩山之南。登上高冈，苏辙纵目远望，不禁泪雨滂沱，不胜其悲。他除了遵从兄长嘱托，写下《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外，还连写《祭亡兄端明文》《再祭亡兄端明文》，表达心中的哀哀之情。

2017-10-20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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