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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逍遥游思想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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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以其诙谐诡怪的语言,恣意倘佯的意趣,表达了乱世之人的生存困境及解脱之道——精神自由,千百年来,深得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推崇,历代学者多有阐发。陈鼓应先生在《庄子浅说》中认为,庄子的思想是深入人性,切中时弊,彻察动乱的;庄子正视人类不幸的际遇,又能体味人心不安的感受,对于饱经创伤的心灵,尤能给予莫大的慰藉。认为庄子给人构造的是一个没有疲惫奔波,也没有恐怖空虚,更没有压迫痛苦的自由世界。他认为,庄子的逍遥游境界就是顺应自然,是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文章从三个部分说明。本文第一部分重点分析庄子逍遥游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从庄子所处的时代背景、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以及庄子的人生际遇等三个方面分析庄子逍遥游思想产生的原因。动荡的时局使得处于该时代的百姓及士人生活极不稳定,人们急于寻求一种精神寄托,特别是士人对于动荡时代所产生的无可奈何的情绪,促使他们寻求一种自由的生活方式,这是庄子逍遥游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其次,学术思想的空前繁荣,诸子百家的争奇斗艳给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氛围,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产生也吸收和借鉴了其他思想家的理论成果。再次,庄子个人的生活际遇是庄子逍遥游思想直接原因。文章第二部分重点分析逍遥游思想与庄子的自由观。通过对庄子逍遥游思想的解读,笔者认为,庄子的自由观思想至少具备以下三点内涵:首先,庄子的自由是摆脱肉体束缚的自由,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正是因为个人生命的有限性,所以才要超脱生死与肉体的束缚,不要让生死问题与肉体问题影响到自己对自由的追求。其次,庄子的自由思想是一种绝对的精神自由。庄子重视个人精神的解脱,认为只有在精神上的超越才能达到自由的状态。再次,庄子反对名利观,认为导致个人生活受束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世俗名利观,名与利的观念使得人们放弃原本拥有的自由而去追求外在世俗的东西,这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真正的自由应该放下名利观念,不被世俗束缚,追求自己本然的生活状态。文章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庄子自由观及逍遥游的内在矛盾。逍遥游境界是庄子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庄子认为,要达到逍遥游的境界就必做到齐物。“齐物论”包含齐物与齐论两个意思。庄子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品性和感情,看起来千差万别,归根结底是齐一的,这就是“齐物”。庄子还认为人们的各种看法和观点,看起来也是千差万别的,但世间万物即是齐一的,言论归根结底也应是齐一的,没有所谓是非和不同,这就是“齐论”。达到逍遥游的境界之所以要齐物,是因为导致人们不能逍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彼此的差别,这种差别与对立极大地限制了人类肉体与思想的自由性。最后分析庄子逍遥游思想当中无我与为我、养生与齐生死、精神的自由与现实的束缚等三对概念之间的矛盾以及庄子的解决方式。

傅逍逍
《庄子》与《伊索寓言》中的篇章隐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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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被看成是通过跨域映射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认知工具。寓言,作为一种认知工具把人们普遍知晓的某些生活现象,通过一个具体形象的故事,表达某种抽象的道德教诲、社会责任或政治真理。“寓言”的概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指“寓言故事”,这种意义上的“寓言”是一种文学体裁,如西方传统意义上的寓言标本《伊索寓言》;另一种是指“寄寓之言”,即一种语言形式,这种寓言是说理的辅助,如中国先秦诸子寓言代表道家经典《庄子》。寓言都与隐喻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寓意的产生是由一个概念认知模型向另一个概念认知模型映射,基础是源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某种程度上看,寓言是一个经过严密构思,有着完整结构,被放大了的隐喻。寓言的隐喻不是就某一个词、某一个短语或某一个句子而言,也不只限于一个形象,而是覆盖整篇寓言,所以它是一种扩展式隐喻,是语篇隐喻。从宏观上看即大的语境看来,庄子寓言是宣扬道家思想的,各篇寓言故事构成了源域,庄子的道家哲学思想构成了目标域;从微观语篇即上下文来看,每个作为源域的寓言故事有一个寓意,其寓意构成了小的目标域,而这个寓意不都是点明的,需要在语境中推理。同样的,在《伊索寓言》中,每个寓言故事和寓意的产生体现了一个映射的过程,而其中多则寓言故事结合起来也能体现一定的哲理。此外,篇章隐喻在《庄子》和《伊索寓言》中发挥着劝说解释、篇章构建等重要的作用。对隐喻和寓言及其关系的研究历来受到语言学家和修辞学家的关注。他们提出了许多不同观点。基于认知隐喻、语篇分析理论和文本研究,文中笔者对于本文的篇章隐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和标准,并选取《庄子》和《伊索寓言》两部寓言作品中“人性的扭曲”和“处世之道”共有的两个典型主题,以隐喻映射为基础对比分析两部作品中隐喻在宏观语篇构建和微观语篇构建,探究隐喻在各自语篇建构中的运作机制及规律,并基于比较研究,发现二者语篇构建的相同点,发现篇章隐喻在两部寓言作品中的特点和功能上存在着相似之处：首先,寓言故事构成了源域,要表达的主题或寓意构成目标域从而构成了映射关系;其次,源域是显而易见的,而目标域是隐含的;再次,两部作品中的篇章隐喻都体现了解释、劝说、篇章构建的功能。通过上述分析,希望对篇章隐喻的认知研究以及寓言文本乃至其他文学体裁的解读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辛羽
乌台诗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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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是对苏轼的专题研究.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与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又是一场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事出有因,然而查无实据,不同的人因目的不同而对涉案诗文有着不同的阐释.台谏确实是在搞逼供,然而苏轼并未屈招.该文对此展开全面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乌台诗案的前后、内外多方位观照,主要运用统计学与阐释学的方法,力图客观公正地描述乌台诗案,从而加深对苏轼其人其作的把握,并对文字狱有一个具体而明晰的认识.第一章是对乌台诗案的概述,简介诗案发生的前因后果.第二章从诗案兴办者——台谏的角度进行探讨.第三章从诗案受害者——苏轼的角度进行分析:第四章分析了乌台诗案对苏轼个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精神上与创作上的,集中体现在黄州期间作品的内容、风格、体裁的变化上.乌台诗案更开启了苏轼后半生接连不断的文祸,影响深远.第五章勾勒了宋人及后人对乌台诗案的各种看法,这些看法既是他们对涉案诗文的阐释,又是乌台诗案一种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周克勤
苏轼咏物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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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文坛上，苏轼是不容忽视的重量级人物。作为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苏轼的文学作品研究也一直是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在苏轼现存的二千七百余首诗中，咏物诗有275题390首，占其诗歌总数的14%，本文研究的便是苏轼的这部分诗歌。关于苏轼咏物诗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对苏轼咏物诗展开研究是有意义的。　　本文共有五个部分：一章绪论、三章正文部分和一章小结。　　绪论共有两节。第一节是“研究现状概述”，主要对目前苏轼咏物诗研究现状进行简单概述;第二节是“研究对象界定与研究方法”，对咏物诗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同时对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简要说明。　　第一章主要阐述苏轼咏物诗分类及其时空分布特点。根据苏轼人生经历将咏物诗分为四个阶段，同时对苏轼咏物诗的时间分布、地域特征展开讨论。根据绪论中的咏物诗界定标准，将苏轼咏物诗进行内容上的分类。本章为了直观呈现苏轼咏物诗数量上的相关信息，采用表格展示咏物诗相关数据。　　第二章主要探讨苏轼咏物诗艺术特征，分为四小节：第一节“诗理交融、趣味横生”，简要分析咏物诗的趣味性;第二节“传形之神、重在神似”，探讨苏轼在咏物时如何处理形似与神似的问题;第三节“以俗为雅、别开生面”，研究苏轼在咏物诗创作中诗歌语言通俗化、题材世俗化的现象;第四节“巧妙用典、言简义丰”，结合宋代历史背景，浅要阐述苏轼咏物诗中典故与诗意有机融合的特征。　　第三章主要阐述苏轼咏物诗与《诗经》以及《离骚》的艺术渊源。本章分为两节，分别阐述苏轼咏物诗艺术手法对《诗经》和屈骚咏物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探讨苏轼咏物诗对《诗经》赋、比、兴，以及对屈原香草美人意象、借物喻人手法的传承。　　小结主要探讨苏轼咏物诗中所反映的宋代文化，从苏轼咏物诗的创作背景和诗作相关特质中反推咏物诗与时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苏轼咏物诗中所体现的审美观念与精神气质正是宋代文化在具体文学作品中的反映。研究苏轼咏物诗，有利于体会宋代文人审美观念，感受宋代社会生活文化相关特质。

钟诚
从《老子注》看王弼的贵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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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思想的产生无法摆脱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王弼的贵无论思想正是产生于政权争斗与社会矛盾日趋激烈的魏晋时代。而在魏晋玄学中，虽然并没有出现“本体”一词，但在玄学思想的理论奠基人王弼的思想中已有“以无为本”和“以无为体”的本体论思想。　　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一，在对儒道思想继承的同时，又有自己的理论创新。他认为，万物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即“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多种多样的世界万物，就是这个本体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然而贵“无”又绝非废“有”。王弼的哲学体系就是以贵无为核心，并且由这个“无”本体出发，贯彻于人事、境界，从各个方面来论证这个命题。于本体则论以无为本、以有为用，于人事则以崇本举末为核心。以得意忘象为方法论，以“名教”出于“自然”为社会价值观，以圣人体无、圣人有情谈及境界，因此王弼的贵无论哲学并非脱离现实的空论，而是紧扣社会现实。而《老子注》作为王弼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通过对于《老子》创造性的解读，完全体现其以无为本的思想核心。　　本文将上溯前人所论及的“无”之含义，从“无”“有”入手贯穿论析王弼的贵无论思想体系，由本体、人事、境界三方面对其贵无思想进行剖析。

杨旭
宋代官方佛教祈雨仪式及相关文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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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宋之后，由于中央政权对佛教的支持，佛教在译经种类、僧尼数量、寺院经济等方面均得到长足的发展，佛教仪式也开始更加地丰富化、程式化，并且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祈雨仪式便是其中一类。本文主要以宋代官方主办佛教祈雨仪式为中心，探究佛教内道场祈雨所用的佛教经典与真言、祈雨法和举行地点，以及官办佛教祈雨仪式相关的斋文、疏文、榜文、牒文、祭文、祝文等仪式文体。　　本文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结合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所记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的佛教内道场祈雨，从祈雨仪式所用佛教经典与真言、祈雨方法以及仪式举办地点三个方面对内道场佛教祈雨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以官方佛教祈雨仪式为中心，梳理并探究佛教祈雨斋文、疏文的内容结构、撰草及其应用。　　第三部分，对宋代佛教祈雨道场中出现的其他四类仪式文体（榜文、牒文、祭文、祝文）分别进行研究。

李思颖
北宋院体、文人和禅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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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尤其是北宋是我国绘画史上的巅峰时期,它不仅在艺术实践上继承和发扬了唐、五代在人物、花鸟和山水等各个画科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传统,更重要的是,它完成了中国绘画美学的历史总结和体系构建,为宋代以后中国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艺术格局,也为其发展演变设定了基本的艺术路向。因此宋代绘画尤其是北宋绘画在中国画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前人的论文和论著在揭示和复原北宋绘画笔墨技法等技术构成方面,着力较多,研究也较为充分,但对于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北宋绘画内在的精神本质、深层的美学结构以及它们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似乎并未成为此领域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在理论深度上似乎尚待突破,而这正是本文不避艰难并力求有所创新的地方。本文的章节设置共分七个部分。绪论部分针对本文的选题意义和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其概念界定、研究方法三个方面进行说明。院体画、文人画和禅画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彼此独立的关系,而是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叠。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综合运用美术史、美学史、思想史方法,对三种画体的笔墨技法特点、各自的绘画美学理念、终极审美诉求及其思想根源,逐一进行梳理和论证。第一章“北宋绘画概述”旨在从宏观上把握北宋绘画的整体面貌和历史特征。本章分为四节:第一节结合北宋“崇雅卑俗”的文艺美学倾向论述绘画领域“崇雅卑俗”的时代总特征。第二节根据北宋绘画论著的相关论述说明其在绘画题材上的日益完备与绘画技法的日趋成熟。第三节在简要回顾和梳理中国绘画形神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北宋绘画多元化的价值追求以及超越化的形神论(即象意论)进行论证,并着力对象意论“不求形似”的深层美学成因进行了扼要分析。第四节重点探讨北宋写意绘画的出现滞后于中国尚意美学的深层原因,指出中国绘画从先秦到魏晋的写实化进程是由思维和艺术的内在运动规律决定的,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写实化进程压倒了魏晋以来艺术的“意”化即主观化进程,并对北宋绘画以“形神兼备”为主要诉求的绘画美学产生了深刻的惯性影响。第二章将院体画、文人画、禅画三种画体的代表性画家及其作品,按照人物画、花鸟畜兽画和山水画分门别类,从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考释各个画家的笔墨特点和绘画风格,并主要结合北宋时人的作品描述与美术评论,评价其艺术成就。考虑到篇幅的限制,本文对每一位代表性画家只选择一幅作品进行描述和分析。这必然会挂一漏万,无法全面揭示代表性画家的作品面貌和艺术风格,这是本文引以为憾的地方。聊以自慰的是,本章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如对“徐黄异体”这一问题的爬梳和论证(本文将其穿插在对黄居案绘画的艺术分析部分)、对赵孟頫关于王居正《纺车图》和易元吉《猴猫图》的品鉴评价的不同看法等。第三章首先界定真境、情境和理境这三个层境的绘画美学内涵,并分别与院体画、文人画和禅画建立大致的对应关系。然后依据北宋画论著作和相关画史资料,将北宋画家、画论家关于这三个美学层境的相关观点析理并罗列出来,并对欧阳修、苏轼二人的绘画美学思想进行较为详尽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真情理三境的交叉递进关系,重点剖析庄子“物我合一”的审美观照方式与禅宗“物我双泯”的审美观照方式对“情境”绘画与“理境”绘画的对应关系和内在影响。此外,本章还将真情理三境绘画美学与“逸神妙能”的绘画品评体系进行对比研究。“神妙能”三品属于“真境”美学范畴,此三品的认识论基础是北宋理学对“物之理”(非“性之理”)的重视和强调。而其中的“神品”由于是画家在“物我合一”的审美观照方式和创作状态下完成的,所以有偏于表现“物之神”和偏于表现主体性灵两种微观差别,偏于前者的属于“真”范畴,偏于后者的属于“情境”范畴,所以“神品”(或称神格)绘画处于“真境”与“情境”的交叉地带。“逸品”问题则更为复杂,本文通过研究唐宋之际“逸格”绘画的两次转型,揭示出唐代逸品画的“重情”倾向和庄子美学特征以及北宋写意性“逸格”绘画的“情理(性之理)并重”倾向与庄禅美学特质。因此北宋转型后的“逸格”绘画实际涵盖着“情境”与“理境”两个绘画范畴。这也从逻辑上论证了中国真、情、理三境交叉递进的绘画美学体系完成于北宋中期之后这一结论。第四章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对北宋诸儒的“情”观念和“理”观念进行梳理和总结,以便为“情境”和“理境”绘画美学寻找到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石。以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为代表的宋儒对中国传统“情论”的继承、发扬与重塑,重新确立和凸显了人的主体感性、世间情感在传统儒家那里天然具有的本体价值,从而为“情境”绘画美学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将宋儒的“理”观念分为“物之理”与“性之理”两个层面,二者分别是“真境”绘画和“理境”绘画的认识论根源。而宋儒通过对道家(以庄子为主)和佛禅的借鉴、吸收与熔铸,从本体论上沟通了儒家之“理”、道家之“道”以及佛禅“性空之理”,从实践修养论上沟通了儒家的“中”、“诚”、道家的“守静致虚”以及佛禅的止观定慧之学,实现了对“理”的重新定义与内涵构建,完成了对庄禅的融汇和吸收,从而为“理境”绘画美学的成立奠定了思想根基。在此章的最后一节“情境向理境超越的制约因素”中,本文指出儒家的中庸原则、“中和”观念仍居于儒、道、禅三教融汇的美学格局的核心地位,过于自由的笔墨挥洒,对个体情感因素的过分排斥,突破了中庸观的美学底线,所以以“禅画”为代表的“理境”绘画并没有获得普遍的价值认同,这种重视和谐与均衡的文化艺术心理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情境绘画向理境绘画的升进。第五章主要针对文人画的核心美学构成展开论述。文人画是中国传统绘画体系中至为重要的部分,它与“情境”绘画相对应,是连接“真境”绘画与“理境”绘画的中心环节。庄禅互补是文人画的美学基础与核心美学结构,一方面,庄与禅在“情”与“理”上各有侧重,而文人画在绘画美学层境上正是“情境“与“理境”并重的。另一方面,庄禅在“悟”与“证”上的区别与互补对传统绘画美学产生了至为关键的影响,庄与禅在“悟”终极指向、主体条件、开悟方式、悟的层次和辨证方式上存在明显的不同,这些因素对绘画美学的影响,本文分别以“解衣磅礴”和《袁安卧雪图》的内在意蕴、北宋绘画美学对画家人格人品的强调以及对画工的轻视、黄庭坚的相关题跋、文人画和禅画的“法度观”等例证分别予以解析和论证。对于庄与禅在“证”上的不同,本文除从哲学之证与宗教之证展开论述外,还主要以“自然”和“自由”两个概念作为区分二者的关键,庄子的美学进路存在由自然——自由的逻辑升进结构,虽存在一定的内向超越特征,但“以道为本”的外向超越是其根本。禅宗则否定一切对本心、自性造成束缚和禁锢的一切外在因素,以绝对自由为美学超越指向。庄与禅的这种区别,也并非是绝对的,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而北宋禅宗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儒和庄的认同和吸收,这种世俗化了的禅宗至少从外在形式上肯定了儒道的世间感性和现实情感的合理性。反映在绘画上,庄禅的融合与互补为“情境”绘画与“理境”绘画互相认同与紧密结合打下了牢固的美学理论基础,促进了强调抒发世间情感的文人画和强调“理趣”的禅画的进一步发展,在促进情境与理境绘画发展的同时,也拉开了与以实用装饰为目的的院体画(非精品)和民间绘画的美学距离,这是北宋绘画“崇雅卑俗”的总体美学倾向产生的根本内因。

孔涛
《史记》的中下层人物形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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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一书体大思精，规模宏巨，司马迁在《史记》的人物传记中记载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中大部分都是贵族阶级，但不可忽略的是这其中也记载了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人物事迹，这一部分实乃史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之不可绕行的重大科目。更生动的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和地位，更能突出表现司马迁进步的历史观。本文以《史记》中的中下层人物形象为研究对象，从文学角度对涉及到的诸多小人物形象进行综合分析。正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上对司马迁在《史记》中的社会中下层人物提炼和把握;第二部分着重对《史记》中的典型中下层人物形象，条分缕析，予以考评;第三部分对《史记》中描写中下层人物形象的语言特点作抽象概括。缕析可知，史公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对中下层人物形象的高超把握和艺术塑造，既合乎历史实情，又具有艺术的审美特征，既是史著的典范，又是文学创作的范本。他所塑造的这一大批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底层人物形象，彰显了他们不屈的气节和优良的美德，而且为后世熟知、传诵，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和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和人文风尚。

郭春雨
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意象——以胡人、胡马、胡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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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与域外交流日益频繁,大量的域外物品被源源不断地传输至中国中原地区。唐朝实行开放的国策,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使得唐代社会胡风大盛。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大量的唐诗作品都写到了外来文明,杜甫的诗亦不例外,据我们统计,在杜甫一千四百余首诗歌中约有四百首涉及外来文明。杜诗被称为“诗史”,阅读杜诗能够了解外来文明在唐朝的传播情况,开放的社会风气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以及杜甫对外来文明的书写偏好。目前学界对于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本文试图对杜甫诗歌书写的外来文明的种类及数量进行全面检索与统计,并以杜甫书写频次较高、情感意涵较为丰富的胡人、胡马、胡乐三类外来文明意象为中心,深入分析其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绪论部分阐述选题意义,学界目前关于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与文化关系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等。主体部分共有三章:第一章将外来文明分为自然物产和文化事象,对应介绍了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的书写情况,分析了外来文明进入杜甫视野的途径。第二章重点论述了杜甫书写胡人、胡马、胡乐的情感意涵。将胡人按照身份分为边地杂居胡人、唐朝蕃将及边疆民族,探讨了杜甫对待不同类型胡人的情感态度;杜甫笔下的胡马则有抒发自身的理想、赞誉他人等多种象征意义;胡乐主要表达了战争之音、思乡之音以及送友之音这三类情感。第三章总结了杜甫外来文明书写的艺术特色,与盛唐诗人李白、岑参的诗等进行了对比,并谈及了时代背景与诗人个人因素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杜甫书写外来文明的相关诗歌,具有激愤的情感特征,多用白描手法增强诗歌现实性,诗歌中多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动词搭配,并巧妙运用了借代和比喻的修辞手法增加诗歌艺术效果。总的来说,外来文明扩大了杜甫的诗歌创作题材,也丰富了杜甫的诗歌创作艺术,杜甫诗歌中的外来文明书写客观反映了唐朝的胡化风尚,胡化风气渗入到诗歌创作中,对杜甫诗歌产生了深刻影响,为杜甫诗歌增添了别样的美学风貌。

刘婧怡
《诗经》与《楚辞》语气词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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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和《楚辞》均是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诗经》主要反映了西周至春秋时代北方的语言现象，《楚辞》反映了战国末期南方楚地的语言现象。两部作品的语气词都非常丰富。由于《诗经》和《楚辞》产生的地域不同，时代也有很大的差别，使得两部作品在语气词的使用上具有很大不同。本文对《诗经》、《楚辞》中的语气词进行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以期探求出先秦时期诗歌中语气词的特点，同时也对先秦时期诗歌与散文中的语气词的异同之处作了初步比较，并从历时的角度描绘出先秦时期语气词发展的历史轨迹。　　全文分为六章：　　第一章，依据语气词在句中的位置，将《诗经》、《楚辞》中的语气词划分为句首、句中、句尾三类，对《诗经》、《楚辞》中语气词的分布情况进行概括说明，并从时、地及其他因素对《诗经》和《楚辞》语气词系统各自的特点进行说明。　　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分别对《诗经》、《楚辞》中的句首、句中、句尾语气词进行比较研究，构建了《诗经》、《楚辞》中的句首语气词系统、句中语气词系统和句尾语气词系统，并对句首、句中和句尾语气词的用法加以分析。　　第五章，先对《诗经》和《楚辞》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语气词“兮”分别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诗经》、《楚辞》两部作品中“兮”的使用特点进行比较。　　第六章，主要概括了先秦散文语气词的使用特点，考察了以《论语》、《荀子》为代表的先秦散文与诗歌中的语气词的异同，通过《论语》和《诗经》语气词使用情况的比较，《荀子》和《楚辞》语气词的使用情况的比较，初步地揭示了先秦时期诗歌和散文在语气词的使用方面的共同之处和相异之点。

申欣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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